12日上午10点半，日军三个轰炸机队的29架飞机从运城机场起飞，直扑兰州。由于领航判断失误，先遣的河岛轰炸机队的9架飞机，全部向北偏航，将兰州东北约一百公里外的祖厉河，误认为兰州以南的洮河，将靖远县城误认为兰州，便将54枚50公斤级炸弹全部投了下去。
其余20架轰炸机于下午2点到达兰州上空，展开轰炸。担任空中阻击的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直到这时才发现市区内有大量烟尘升起，而日军机群的位置竟比自己更高，于是纷纷提升高度追击日机，但为时已晚，未能创下战绩。全体飞行员觉得脸上无光，憋着一口气，准备下次与日机大战一场。
几天后，日军第一飞行团决定发动该年度对兰州的第二次空袭。作战任务除河岛轰炸机队改为袭击兰州西机场外，其他两个机队任务不变。
20日12点45分，日军30架轰炸机先后起飞。下午3点40分，服部机队的9架轰炸机升到四千米高度，排列成三个品字形，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中国空军战斗机总队部总队长毛源初率领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的12架苏制И-15和И-16战斗机拦截攻击。第五大队的岑泽级大队长，首先将日军领队机击落。接着，日军僚机被第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击中坠毁。陈耀南死死咬住三架日机射击，直到看见日机落地着火为止。
下午3点50分，日军第二梯队田中机队的12架轰炸机，刚刚进入兰州空域，便遭到苏联空军志愿队14架战斗机的围攻。日军机群慌忙将144枚50公斤级的炸弹胡乱投下，夺路而逃。
日军第三梯队河岛机队的9架轰炸机，在兰州城内和西古城机场投弹完毕，正要返航，在机场东北角被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拦住，双方展开空中激战。
这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8架日机，白塔山的苏罗通高射炮击落1架，苏联志愿队损失1架飞机。日军向上司谎报击落中国飞机36架。而上司信以为真，根据这项离谱的战绩进行评估，认为兰州的中国空军力量已经瓦解，于是将第三次攻击目标从机场改为兰州市中区的中国第八战区长官公署。
23日，日军发动第三次空袭。他们改变花样，在发动进攻前一个半小时，以上次轰炸中受到重创的服部机队执行佯攻，轰炸兰州以东约二百六十公里的平凉，然后轰炸宝鸡，企图迫使兰州地区的中国战机提前升高，消耗油料，日军河岛机队和田中机队再乘机轰炸兰州。
河岛机队8架轰炸机和佐濑育三第六十机队的12架轰炸机，从运城出发，分别于下午2点53分和2点54分侵入兰州上空。中国空军第十五中队的3架苏制И-15战斗机，分别由余平想副队长和李德标、陈崇文驾驶，首先冲向日军机群。接着，第十七中队和苏联志愿队的28架战机从四面八方向日军机群展开攻击。
日军机群见势不妙，立即丢下炸弹返航。佐濑机队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具有转弯灵活和速度上的优势，遍体鳞伤地逃出遭到围攻的空域。河岛机队的意制菲亚特BR-20型轰炸机却很笨重，遭到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的沉重打击。这一仗，中国空军击落6架日机，击伤其余的所有日机，对其中一架射中了153发子弹。
中国空军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李逸侪先生，事后在《中国航空掌故》里提到此战：“兰州这两天空战，为我国空军八年抗战，历次空战中，创立了歼敌最多的辉煌战果。”
1-35兰州空战中被击落的日机残骸，イ式重爆的特征依稀可辨
中国空军并收集被击落的日机残骸，在兰州举办祝捷展览，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这一仗，打断了日本陆航第十二战队的脊梁骨，也彻底打掉了日本陆军对于意大利洋大人的信心。此后，日本正式通知意大利方面，取消后续定购100架イ式重爆的合同。这种曾被日本陆军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此后再也没有亮出什么光彩，悄然离开了远东的战争舞台。
这一年5月16日，藤田雄藏的葬礼在东京正式举行，他的学生饭沼驾驶航研机环绕空中，作为对他的送行。出席葬礼的多是身穿军服的陆军人员。
藤田曾经的梦想，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提起。一年半以后，饭沼被日军征兵，战死马来亚。
这，也算给天皇号事件，彻底地画了一个句号吧。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1）
战锦州——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
东北军这个名字，在西安事变之前，一直与九一八的耻辱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支军队是“一枪未放”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然而，随着抗日史料的发掘，我们渐渐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中，尽管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杜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根据日军纪录，中国方面的黑龙江省政府，一直到1933年初才撤入苏联境内，九一八事变后于国境内足足坚持抵抗了一年零四个月。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七千官兵。
即便是张学良将军在辽宁南部的本部部队，尽管由于节节后退最终不战放弃锦州深受责难，但也曾与日军展开过作战，有些战斗还颇为激烈。这些战斗，由于东北军整体的退缩而鲜为人知。1931年冬季，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的铁甲列车部队在锦州以北发生的连续战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抵抗一度阻止了日军对锦州的攻击。
2－１这是一辆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装甲列车，从日军服饰看是在七七事变以后的战斗中被俘的，怀疑为平绥线上阎锡山军在平地泉放弃的原“湖北号”装甲列车。根据考证，在锦州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很可能是它的姊妹车。
《日本近代战争史》在第三部“满洲事变”一章中记载了这次罕见的战斗，内容如下：
本庄司令官认为不能坐视支那驻屯军遭到围歼的危险而不顾（译者注：指的是当时中日两军在天津发生的冲突，日军以此借口试图攻击侵占锦州），因此决定尽快击破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军，控制山海关一线。在此决断之下，（关东军司令部）下令第二师团除留一部于齐齐哈尔以外，全军向辽西转向攻击。
11月26日午后8时，混成第四旅团占领新民，部队继续向西开进。
27日晨，以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搭乘装甲列车为前部，混成第四旅团乘四列军列随后出发，计划午后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从奉天向锦州进发。
27日晨9时左右，与从锦州方面开来的中国装甲列车部队遭遇，双方爆发战斗。双方都用装甲列车上装载的火炮向对方猛烈开火。中国军队最终后退……攻击锦州的行动暂时中止。
而《朝日新闻》，随关东军南下的随军记者长谷川也在27日用特急专电的方式对这次战斗进行了连续的报道：
26日夜，在天津中日两军交战的消息传来，关东军司令部紧急编成装甲列车部队，二十七日晨，沿北宁线进发攻击锦州。5时33分，装甲列车从奉天出发，7时30分渡某河，8时与正肃清张学良公安队的我方斥候部队汇合，继续前进。（译者注：以上均为日本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个小时）
皇军以装甲列车开道，沿北宁线精神抖擞地向锦州前进。
27日上午10时，在北宁线白旗堡车站，皇军与敌人装甲列车发生战斗，战斗中敌人的装甲列车后退，追击的皇军在大虎山东侧与中国援军一六四团（译者注：当时中国军队前线并无一六四团，疑为东北军第十二旅六三四团或第十九旅六五四团）发生激战。
在大虎山以东双方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
中国军队控制大虎山车站。
日本军与中国军进行了罕见的装甲列车对战，尽管击退了敌人，但是在关东军的撤退命令下，退出大虎山，撤回巨流河、新民、白旗堡一带。
尽管日军描述中仿佛打退了中国军队在装甲列车掩护下的反击，但此后日军迟迟不动，始终与东北军对峙于大虎山一线。12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了攻占锦州，向陆军省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和增配重炮、山炮的要求。
2－２苏制装甲列车
装甲列车，是一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注意的武器，它依靠铁道进行机动，由多节装备大炮，机枪和装甲的车厢组成。由于它既有强大的火力与机动性防御性，又可以运载足够的步兵，在坦克发展成熟之前，装甲列车堪称陆地战争中最有威力的武器。装甲列车在苏波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大显身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日、波等国也都装备有成建制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战争中起到一定作用。然而，与海上遭到淘汰的战列舰相似，随着航空兵力的发展，装甲列车也成为现代陆地战争中的恐龙，逐渐蜕变为对铁道和要塞进行保护的装甲炮台，并渐渐从各国军队中消失。在东方战场上，装甲列车之间的对战更是罕见。大概，这就是日方将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写入战争史的原因吧。
然而，当我根据日方纪录查找当时战斗的记录时，却发现当时中国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并非仅此一次。在锦州陷落前，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对日作战中十分活跃，曾起到相当重大的作用。
而通过对战斗细节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双方使用的装甲列车，各是怎样的来源，拥有怎样的装备。
二
2－３在和东北军马占山部作战中，被马部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可以看到它的机车颇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九一八事变后的战斗中，日军与东北军装甲列车相比战斗力实际上略逊一筹。
对于11月27日发生的这次战斗，中方也有纪录，阻击日军南下的中方部队主力，并非东北军正规军，而是项青山、耿纪周、王显臣所部义勇军，主力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项青山部。
在《九一八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辑）中，东北军装甲列车参战的过程如下：
11月27日上午９时许，日军混成第四旅团先头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的配合下，开抵新民境内的青岗子附近，当即遭到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抗日义勇军的阻击，被击毙多人。时有东北军的一辆装甲车滞留在白旗堡（今大红旗）附近，经义勇军动员，装甲车的爱国士兵也参加了阻击敌人的战斗。义勇军以装甲车做掩护奋力抵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战斗从上午９时一直打到下午３时，义勇军杀伤大量敌人后，主动撤出，日军始进入绕阳河车站。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2）
另一个接近的说法是当日清晨，日军一列铁甲列车突然行驶至白旗堡南方的饶阳河车站，并令停在该站的东北军“中山号”铁甲列车撤出车站，给日军铁甲列车让路。“中山号”未予理睬。日军铁甲列车随即向“中山号”开炮射击，“中山号”即开炮还击，以76毫米野炮击中日军铁甲列车，日军大尉指挥官板仓至被击毙。不久，日军另两辆铁甲列车开来增援，“中山号”后退到大虎山车站。日本国际情报社出的《满洲?上海大事变画史》第18页中间记载，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的装甲列车于（11月）27日晨9点半左右经过白旗堡向饶阳河驿前进途中，在前方500米远出现8辆（指8节吧）中国的装甲列车。中方先开炮，日军任代理大队长的板仓大尉战死，日军还召来飞行队助战，激战约两小时后中方列车向打虎山方向撤离，沿途破坏线路和桥梁，日军列车则追至饶阳河驿。
这次战斗之后，1931年12月23日，日军再次进攻锦州的时候，从营口方向沿沟营线进军的日军第二师团，曾再次与东北军的铁甲列车部队发生连续的战斗，日军依靠飞机逼退中国装甲列车。这次战斗，东北军参加作战的铁甲列车部队，在记录中称之为“东北军十九旅护路队刘汉山铁甲车队”。
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这列装甲列车，是否和在饶阳河击毙板仓大尉的为同一列车？如果不是，东北军在锦州前线到底有几列装甲列车在活动。
第二个，日军也有装甲列车，但明显这两次战斗中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第一次战斗中，日军吃了亏而且被迫中止前进（日方也有说是当时日本为了给美英调停面子暂停，但是其在其他战线的进攻从无中止，所以这种说法不甚可信）。第二次战斗中，日军明显没有信心与中国进行装甲列车的对战，而动用预先准备好的野战炮兵与飞机助战，才将中国铁甲列车击退。日本当时已经是工业国家，远比中国科技先进，为何中国的铁甲列车会略胜一筹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
根据我的判断，当时在锦州前线，中国方面至少有三列装甲列车，而在饶阳河参战的“中山号”铁甲列车，与在田庄台地抗日军的并不是同一列。
之所以判断饶阳河与田庄台作战的装甲列车不同，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根据记载，刘汉山铁甲列车是奉命配属第十九旅行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沟营线。而饶阳河与白旗堡都属于北宁线，11月23日之战时，在这里组织防御的东北军部队并不是第十九旅，而是第二十旅。
第二，28日，在沟营线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再次与日军在盘山交火，地点在大洼南4公里处。根据张学良31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此战十分凶险，东北军的这列装甲列车负伤且被切断后路，险些被俘。当时的记录显示，这列装甲列车共有4节（辆）。然而，根据日军记录，在饶阳河与日军交手的列车，却有8节（辆），似有不同。
第三，28日，沟营线东北军装甲列车与日军交火。而同时，日军沿北宁线第二次攻击饶阳河的时候，中国方面“装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炸断车站东段铁桥，阻敌前进。由此可见，这几天中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在北宁线和沟营线各有战斗，看来似乎是分属不同列车。
根据金先所写的《锦州失陷经过》，有北宁线战斗紧急的时候，“东北军荣臻参谋长乃抽调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方。这个“沈瑞礼铁甲车一中队”，据考是一列8节装甲列车，所以推测它可能就是11月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那列车。12月，第二十旅移防南下，它有可能是随二十旅一齐撤退到二线的。
不过，锦州前线应该还有第三列装甲列车，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也许就是这第三列装甲列车。
这是因为，东北军在锦州丢掉了一列装甲列车。同样在金先的文中，他提到1932年1月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因为被日军轰炸，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而被俘。这列装甲列车被俘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也曾报道。
然而，在金先文中，提到东北军撤退时，“原驻沟帮子及前方之铁甲车队，均于31日晚及1日先后过滦州”。由此可见，在撤退入关的东北军中，当时至少还有两列铁甲列车。
这样，可以推断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装甲列车，至少有三列。
那么，为何这几次战斗日军的装甲列车都没有讨到便宜呢？——确切地说，日军也曾经出动骑兵和炮兵攻击，同样没有讨到便宜，中国的装甲列车最后是败于日军飞机之手。
这就要从两军装甲列车的不同来源来说了，简单地说，要在动物界，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属于“公狮子”，而关东军的装甲列车，属于“母狮子”。
何解？
外一篇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布防
写到中日装甲列车在锦州前线的战斗，为了清晰地再现此战的原貌，有必要对当时的敌我态势，特别是东北军的布防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事实上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并未能迅速控制整个东三省。东北三个省中，马占山以代省主席、黑省警备司令名义督黑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部控制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吉林驻军8个旅中，赵毅二十二旅、李杜二十四旅、张作舟二十五旅、邢占清二十六旅、丁超二十九旅，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冯占海皆起兵抗日，不肯附逆。东北江防舰队组织炮队参战。即便日军控制最严的辽宁省，也仅有中部地区沦陷，54个县中，东边道通化等23县在动摇不定的于芷山控制之下（于芷山降日后，唐聚伍据此地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兵力十余万，曾收复东边道21个县），西部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14县则与关内联成一体，在张学良的直接控制之下。辽北的彰武、法库等地也在东北军手中。而各地义军蜂起，连日本长期经营的“关东州”大连，当时都有赵国文、秋世显等领导的“大连抗日放火团”积极活动。附逆伪军稍有风吹草动即反戈相向，东北地区日军的统治极不稳定，形势尚大有可为。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3）
而此时关内国民党政府中，亦并非完全消极，不乏力主支持张学良抗战者。9月21日，陈诚等将领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张，表示“国难之际，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26日，陆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通电各军长官，要求各路部队誓率所部“武装同志”作外交之后盾。
要是不看历史文献，真想不出陈诚还有这样血气的一面。
对张学良来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力主的“通过国联交涉”方针，似乎也颇有进展，国际联盟列强大多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在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态度似有软化。10月初，日本公使芳泽在国联发言，有相机归还奉天，将沈阳警务给中国，除两处步哨外撤军等说法。10月22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军并在11月16日前撤完。11月1日，国民政府甚至指派顾维钧、张群、张作相、刘哲为东北接收专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的东北行政。这种表面的“进展”，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根本就不予信任，认为第一，国联的决议没有实施能力；第二，日本军部的强硬早已不是日本文官政府所能控制。事实上这种观点很快就得到证实。10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战果，仅战利品就达到8，000万元，炮235门，枪17万支，日本举国欢腾，天皇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形势根本已经不具备日本撤军的可能。
然而，在这种昙花一现的好转情况下，张学良一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振作。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10月初，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率长官公署在北平人员到锦州办公。辽西地区，原有驻扎义县的张廷枢第十二旅、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和刘翰东的炮兵第八旅共计两万余守军。当时，由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作为灵魂人物的有力协调，辽西地区在最初的混乱后开始呈现稳定，政府机构重新开始运作。这时，张学良又调常经武第二十旅，以及张树森骑兵第三旅，装甲列车各部进驻辽西，加上黄显声所部三个骑兵公安总队，辽西地区东北军的总兵力上升到近五万人。
根据当时的情况，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的，主要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
锦州附近的地形，情况如下：锦州扼辽西走廊咽喉，南面与山海关相连，是狭窄的沿海走廊，也是当时辽西部队与关内的连接通道，是守军的后方，要点是锦西、绥中。锦州通过义县与属于热河的朝阳也有铁路相通，但这个方向没有日军，所以基本不需要设防。
锦州向北，有铁路通沈阳，这条北宁线铁路是日军来犯的重点方向。锦州北侧第一道天然防线为大凌河。
大凌河向北，是第二个支撑点——北宁铁路和沟营铁路的交汇点沟帮子。日军可以从两条线路进攻沟帮子，一路是从沈阳沿北宁线南下，途中要经过新民、白旗堡、绕阳河、厉家窝堡、打（大）虎山；另一路是从日军已经占领的营口，经过沟营线西犯。途中要经过田庄台、大洼、盘山、胡家窝堡。这些据点，当时日军都没有控制。
那么，东北军是怎样布防的呢？
根据救国会秘书朱焕阶的回忆，最初组织锦州布防的，是从沈阳撤退下来的黄显声。黄到达锦州后，立即与第十二旅张廷枢联系，沿大凌河布防，以他带来的三个骑兵公安总队与从通辽调来的骑兵第三旅维持辽西地区治安。
显然，此时东北军本部还没有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前线将领应付紧急情况的布防，目的是如果日军南下，在大凌河对其进行阻击，以等待援军出关。张廷枢所部是东北军精锐，直接放在前线说明此时东北军顾不上保存实力了。他是张作相的儿子，与黄显声同属少壮派，所以黄调得动他。骑三旅应该是奉张学良的命令紧急赶来，骑兵不适合防御，因此放在后方。另外两支当时在辽西的部队，布防中没有提到，我推测这是因为刘瀚东部炮八旅为炮兵，机动不利，无法紧急应变。而孙德荃部第十九旅是汤玉麟的部队，张学良与汤玉麟关系微妙，所以黄显声不能调动它。
这个布防是在27日张学良下令辽宁省政府移驻锦州之前完成的。
不过，这倒是一个真要打的架势，说明东北军关外将领当时认为后续发展应该是东北军主力出关，不把日军赶走，也要和它碰一碰。
实际上，日军此时兵力并不充裕，并没有能力迅速犯锦。当时日军在东北的主力为第二师团（包括三、四两个混成旅团和直属部队），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大连警备旅团和六个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以及若干由当地日本侨民、退伍军人组成的“自警团”。这些兵力中，大连警备旅团是看守关东军老巢的，专事防守没有出动。第二师团北上攻击吉林、黑龙江，第三十九旅团在沈阳周围警戒，六个独立大队看守铁道并占领沿线城镇。对锦州日军只有少量部队和伪军骚扰窜犯。此后，一直到11中旬，日军始终与马占山部在江桥－齐齐哈尔线激战。因此，直到11月下旬，日军并未对北宁线用兵。但东北军方面也没有进行反攻。
这时，双方部署都有些调整变化。
中国方面，由于沈阳沦陷，群情激奋，地方豪强，绿林武装纷纷起事，或拥兵自保，或起兵抗日，黄显声乘机收编各部，在辽西很快得到能战部队万人，增强了前线兵力。张学良下令增援的第二十旅也赶到锦州，装甲车队应该也是这时候出关的。
此时东北军的布防，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只能通过猜测。在双方对峙前线，东北军有三个番号出现。沟营线上第十九旅曾多次与日军前哨发生冲突。11月下旬日军通过北宁线进攻白旗堡的时候，报告中称与第二十旅发生战斗，而救国军一部在黑山一带曾与骑兵第三旅发生冲突。同时，第十二旅官员多次出现在锦州的公开活动中。据此，我推测到11月下旬，东北军把防线前推，北宁线上到达绕阳河一线，警戒线推到白旗堡，但不及新民，沟营线上清除凌印青、张学成伪军后推进到大洼，警戒线推到田庄台。前线以铁路分界，沟营线为第十九旅警戒，北宁线为第二十旅警戒，骑兵第三旅为前方机动兵团。这时，中方有两列装甲列车在前线参加作战，一列为刘汉山中队，配属第十九旅巡逻沟营线。一列可能是沈瑞礼中队（未确定），配属第二十旅巡逻北宁线。第十二旅部队回防锦州。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4）
这些东北军正规部队基本只是固守原防，没有发动过主动进攻。活跃在外围的部队，是黄显声的骑兵公安总队（打击伪军）和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军）。北宁线上11月23日在新民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与日军发生过战斗，沟营线上义勇军反攻过营口。
从这个布局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与战术思想。
锦州的防守是一个面对沈阳的半同心圆，里强外弱。把东北军精锐第十二旅撤回锦州（张廷枢本人一直不在前线，直到12月22日才到锦州），比较不那么精锐的第十九旅和第二十旅放在前方，但是尽量避免和日军接触，而正规军和日军之间的是非正规军的义勇军和公安队。更多的东北军关内部队按兵不动。
这是一个毫无进取心的消极防守阵势，可见东北军上层当时连反攻收复沈阳的姿态都没有，对锦州的防务也敷衍了事而已。尤其是1931年10月到11月日军与马占山在江省激战的时候，锦州方面东北军毫无动静。反而是12月日军进攻锦州，极端困难的马占山电请张学良反攻，于26日令苑崇古、程志远、吴松林旅进攻齐克铁路，牵制日军攻锦。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7日，白旗堡－绕阳河战斗后，北宁线上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却不见了，直到12月30日，才有铁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再次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从12月31日张学良给国民政府关于锦州撤退的电报中，或许可以看出原委——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原驻锦州绥中一带之我军，为十二旅及二十旅。十九旅则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驻锦州绥中一带之第十二旅，首先转移……至于前线掩护撤退之第十九旅，于３０日退出大凌河”。撤退过程中，荣臻曾下令沈瑞礼指挥的装甲列车行动。根据张的电报，驻扎沟帮子及锦州的装甲列车，分别于31日和来年１月1日撤退到滦州。
综合可见，在11月下旬打退日军进攻后，东北军在锦州曾经再次调整部署，却并没有加强前方防御。相反，将前方北宁线，沟营线全部交给第十九旅，把第二十旅退守锦州－大凌河（包括沈瑞礼部的装甲列车），第十二旅，干脆退到了靠近山海关的绥中，已经摆开了要跑的架势！
可见，随着日军的不断深入，东北军正规军本部节节后退，保存实力和避免接触的迹象十分明显。而张学良拒绝给新收编的部队正规军番号，并且取消了吉黑原东北军部队的番号，试图借此避免给日方口实，结果却是日方正好名正言顺地宣称东北没有中国的政府力量，自己是在“剿匪”。
这期间，日军曾进行过两次进攻。第一次，是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独混第三十九旅团为主，11月26日沿北宁线进攻。由于义勇军为主的中国部队在大虎山、白旗堡一带的顽强抵抗，也包括装甲列车部队的参战，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在锦州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暂停了攻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国内求援。双方对峙于饶阳河一带。
12月24日，得到增援的日军再次开始攻击。这次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二十师团，从沈阳沿北宁线攻击饶阳河、大虎山一线，一路为第二师团，独混第八旅团等部，从营口沿沟营线进攻田庄台、盘山一线，都有装甲列车和坦克部队参战，并携带重炮。张学良举棋不定，打退敌军的时候仅仅消极防守，面对优势敌军的时候又想保存实力，缺乏固守决心，致使前线和日军对峙的主要是装备训练不足的义勇军部队，渐渐失利。东北军正规军参战的，只有第十九旅一部、骑三旅一部，除了装甲车队以外，大多意志不坚。
两路日军会师沟帮子，而后沿走廊南下，攻大凌河直趋锦州。
29日，在关外的东北军开始总撤退，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自此，锦州之战结束。
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日军得以集中力量，将关外东北军旧部各个击破。先破吉林丁超、李杜等在哈尔滨的抵抗，再逼降马占山，而后攻破苏炳文，最后回师击破唐聚伍。至此，东北军在关外的原有力量丧失殆尽。
刘伯承元帅所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大体如此。
了解了双方的攻守态势，才能够比较好地理解这次战斗中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情况。所以，不揣繁琐，把这段情况介绍出来。
有人用“实力悬殊，无奈撤退”形容东北军在锦州的表现。然而，看当时的史料，心中颇为黯然。
日军进入锦州，尽管汉奸纷纷来迎，但日军认为他们资望都不够。于是将生病的县长谷金声抓来，令其维持地方。谷坚不就职以至大哭。第二天，日军又把谷抓去。
当时在场的县府工作员刘梦九回忆：
一个日军队长、一个朝鲜翻译，问谷三个问题。第一，日军来了你们欢迎不欢迎？谷答：不欢迎。第二，张学良好不好？谷答：好。第三，奉军在东北很扰民，是不是？谷答：没有。
日军队长不悦，又说：“日军来了是为了救东北的百姓，你们因何不欢迎？”谷说：“我是地方官，只愿地方安静，没有军队才好。不但日军，就是中国军到锦州，我也不欢迎。”
日军说：“张学良为人很坏，东北人民怨声载道，你因何说他好？”
谷说：“他是我们的长官，我认为他是好。你们日本人也一样，能说长官不好吗？”
日军说：“听说张学良的军队很骚扰地方，坑害百姓，我们都调查属实了，你因何说没有？”
谷说：“我是文官专管地方事，他们军队的事没有告诉我，有无扰民我不知道，所以说没有。”
日军欲再问，谷说：“天已黑了，没事可送我们回城。”
谷金声后来还是在伪满作过西丰知县，算是汉奸的人。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5）
看到此处，没有对谷金声气节的钦佩，没有对敌人的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国家沦丧时一个普通人无路可走的愤懑悲哀——你让他怎么办？我们的兵没看见敌人就跑得影子都找不着了，你让他有什么脸面跟敌人哪怕说出一句硬话呢？
忽然想起一个人。
也是“朝廷”下令撤军，他却不肯走，死死地守住了一座城。他活着的时候，敌人始终没有看到山海关。
大明朝辽东那么多大将大官，就他一个人不肯走，留下来守了宁远城。
那些大将大官们没有人谈。
只有人谈他，直到今天。
赞扬他的人却越来越少。
有人考证他守住了一座城也没打死多少敌人，是夸大冒功；有人考证他不守，敌人也强弩之末了，根本不会打过来；有人考证他要是跑回山海关，国家的防线可以少几百里，节省大量国防经费，他干脆就是汉奸……
这个人就叫袁崇焕。
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你说他什么都好，两件事你否不了。
第一件，有他在，就有宁远城，敌人就看不到山海关！
第二件，东北军撤退的时候，万千大军就是没有一个袁崇焕！
三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军都曾广泛使用装甲列车作战，双方战绩各有千秋。不过，尽管在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工业水平，军事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但要说起拿装甲列车作战，中国方面并不输给日本。日军在战争前期甚至多少有些回避装甲列车之间的对战，应该说是有一点锦州之战的后遗症在里面。
2－４日军装甲列车，注意其两侧的机枪塔，加上探照灯的效果，对于袭击铁道的游击队还是很有作用的。
数量少的中国装甲列车能打到这个水平，与双方战车的设计与历史渊源大有关系。可以说，中国装甲列车，是按照公狮子的模式设计的，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是按照母狮子的模式设计的。
公狮子和母狮子有怎样的区别呢？
在非洲，动物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成群活动的狮子中，通常只有一头成年公狮子，却有成群的母狮。真正负责狩猎的，是母狮子，它们用集群追击的方式攻击斑马和羚羊，公狮子却很少出动。从身体结构而言，公狮子身材笨重，跑动不快，也不适合参加这种狩猎。
那么，公狮子平时做什么呢？
人们发现，其实公狮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要负责与进入自己地盘的任何其他公狮子或大型猛兽搏斗，将其驱逐。如果没有公狮子，狮群就没有自己的猎场。
公狮子与母狮子交手，则母狮子必然吃亏。其原因就在于，虽然都是猛兽，但公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肉食兽的，而母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草食兽的，双方交手，公狮子自然会占上风。
这就和中日两国的装甲列车的情况有点儿相似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和敌方装甲列车作战的，而日本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支援步兵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锦州之战中两国装甲列车的渊源吧。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特别是锦州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装甲列车，究竟来自何方呢？
2－５国民党军使用的“中山号”装甲列车，推测这就是在兰封大战土肥原师团的两列装甲列车之一。
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坦克和飞机主宰战争还是一种新概念（对，新概念，不是新东方），在中国的将军们眼里，装甲列车是一种更加熟悉的重型武器，因此备受重视。据史料而论，中国曾经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作战的部队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此外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
这几支部队的装甲列车来历各不相同，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相同，大多数却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北边的那个邻居——苏俄。
2－６苏俄装甲列车图样，中国的装甲列车设计与此类似。
苏俄素来重视装甲列车的使用，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波战争等战斗中多次使用装甲列车进行作战。由于当时苏俄的主要对手是西方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各国，所以双方的战斗中装甲列车的对战时有出现。因此，苏俄的装甲列车在设计上对此很是重视。
或许正因为处在同一环境，西方坦克的发展也比较早地考虑到了与对方坦克的作战。而日本所在的亚洲地区，由于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工业国，原料物资又比较短缺，因此日本整个二战期间，其装甲部队的主要设计思想都是打对方的步兵和堡垒，其装甲列车也受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几路人马中，构成最简单的应属宋哲元二十九军的装甲列车。宋部曾有一列装甲列车在七七事变后于保定北平间活动，后被日军俘获。宋哲元部脱胎于冯玉祥建立的西北军，冯玉祥1926年曾从苏联获得装甲列车图纸，加以简化后自行生产过数列，组建装甲列车旅，由梁方企、耿耀张担任正副旅长，在1931年中原大战中曾经很出过风头。中原大战失败，梁耿都投入蒋介石门下，这支装甲列车部队也大部损失。但至少有一列随宋哲元部北撤。推测起来，应该就是在保定以北被俘的这一列了。
在日本《不许可写真集》中有日军拍摄的这列列车照片，看来颇为简陋，是覆盖钢甲的闷罐子车，似未安装火炮，更应称作“装甲运兵列车”。不过西北军装备低劣，这已经是难得的重武器了。
蒋介石中央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抗战中活动频繁，徐州会战中曾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台儿庄会战后期，中国装甲列车在炮兵和步兵配合下揭开反攻序幕，在这种类似恐龙的装甲怪物面前，日军尽管拥有八九式、九五式、九四式等坦克和装甲车，但打起来像面对巨犀的恶狼，无从下口，只好且战且退。在装甲列车的掩护下，中国军队攻占台儿庄北日军多个据点，战果辉煌。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6）
豫东战役中，中央军的装甲部队与土肥原部队交过手，攻占兰封火车站。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黄河殇》中这样描述此战：“由于豫东战事日趋激烈，兰封火车站反复争夺拉锯，中国大本营命令铁甲列车十万火急星夜驰援，决心予敌致命一击。为防止暴露目标，铁甲列车实行灯火管制，沿途车站也一律实行戒严……铁甲列车在黎明前的夜色掩护下悄悄抵达兰封前线……东方既白，曙光刚刚染红天际，两条钢铁巨龙突然出现在惊惶失措的日本人面前。本来日本人已经在路轨上设置许多障碍，铁道两侧还筑有坚固的地堡和沙袋工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中国军队竟然开来两列庞然大物的铁甲列车。铁甲列车不仅装甲坚固火力强大，而且前端装有专门对付路障的清障器，所以毫不费力就突破敌人封锁，把敌人苦心经营的防线统统碾得粉碎……当天，一面国旗终于高高地飘扬在兰封火车站上空。”
平汉线上的中国装甲列车，曾在石家庄附近与日军装甲列车发生战斗，并击落日军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一架。
在各次战役中，蒋介石等高级指挥官也多使用装甲列车作为机动司令部。
中央军的装甲列车，来源有三：
第一，是黄埔军校建立的时候，苏联赠送的一列铁甲列车（一说两列）。1924年，这列铁甲列车组成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从担任过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所述来看，这两列装甲列车还比较简陋，炮塔中只有机枪而没有炮，官兵在从车厢侧面的装甲射击口射击时还要脚踏长凳。这两列装甲列车的作用，更像是孙中山的移动指挥部，所属一百多名官兵，也多来自帅府卫队。有趣的是，这样一支护卫国民党总理的八三四一式部队，却是共产党当家，后来发展成共产党第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叶挺的独立团。直到这次四川地震，这支部队在解放军中的后身还在四川参加抗震救灾呢！
这列铁甲列车共有6节，前面是披挂铁甲的火车头，后拖5辆铁甲车。各车厢均有装甲，两侧开有高低不同的长条形射击窗口，中间一辆顶端有旋转炮塔。
此列车未见参加抗战，应是到抗战时期已经老旧淘汰。
第二，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德国购买了两列装甲列车，命名为“中山一号”和“中山二号”，据说曾经有所仿制，是国民党军中央装甲列车纵队（斯烈指挥）的主力。徐州会战和豫东会战中参战的，应该就是这两车或它们的仿制姊妹车。
这种装甲列车是怎样的呢？按照1937年冬乘坐过该车北上的人员回忆，这列装甲列车共有5节，最前面一节是炮车，首尾各有一门平射炮，中央顶上是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第二节是防空车，装一门苏罗通高平两用炮，放置在车厢里；第三节是指挥车，也可作司令部，前后都有望台；第四节是运兵车，装载一连步兵；第五节是装甲火车头。中山一号车车长名叫冯庸，营长阶级。
2－７德国装甲列车，推测中山一号的炮车外形和它应该是相同的。
那么，德国的装甲列车与苏俄有关系吗？当然有了。德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次俘获俄军装甲列车，对其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并吸取其技术。二战中德军使用的装甲列车都有苏俄设计笨重，坚固的风格。
第三，北伐军到上海时，闸北铁路机车厂的工人在沈干城等组织设计下，紧急改造6列装甲列车供北伐军使用，曾与孙传芳所部在松江等地交火。
这6列车是在车厢中放置火炮，外包装甲制成的简易装甲列车。根据当时战报，1931年中原大战的时候，第一师代师长徐廷瑶（长城抗战名将，国民党军装甲部队之父）曾亲率其中一列挂上大铁钩冲向冯阎军阵内，试图捕捉对方的装甲列车，结果被炮火击毁，自己也负了伤。
这几列装甲列车中，推测可能有两列参加了对日作战。
九一八事变一年之后发生的淞沪抗战中，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曾暗藏两列装甲列车在上海北站内，准备在日军进攻时作为杀手锏使用。可惜仅仅使用了一次就由于汉奸告密暴露目标，遭日军轰炸被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时日军轰炸机威力不大，被轻易炸毁说明其不似专门设计的装甲列车，更像改造产品。因为尚未发现上海当时制造其他装甲列车的纪录，十九路军从广东北上的时候也没有携带装甲列车，所以很可能使用的就是这批闸北铁路机车厂产品中的两列。
十九路军使用的装甲列车还有一种来源可能，就是从孙传芳所部缴获的。孙传芳部本没有装甲列车，但1925年秋，他在与张宗昌部交战中缴获过张部白俄军团的装甲列车，并俘虏了在车上的张部总指挥施从滨。孙传芳部在北伐战争中被歼灭，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又被国民党军缴获，保留在上海并被十九路军使用。然而，美国人丹?赫尔曼写过一本书叫做《白肤色中国官员》，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孙传芳部一列装甲列车的最后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毁，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
阎锡山和张学良部抗战中使用的装甲列车，概出同源，都要追溯到“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上。
四
2－８日军保留下来的一张珍贵照片，在锦州作战中装甲列车遭到义勇军袭击，日军下车迎战。
总的来说，义勇军对铁路线的攻击远不如八路军活跃。这是因为大多数义勇军部队起兵目的在于保卫乡土，主动进攻和协调组织比较差，这也是义勇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张宗昌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粗鄙无识，忘恩负义的轶事俯拾皆是。就这么一个粗人、混人、不仗义的人，居然凭着一副好身板和匹夫之勇干到总司令、督军，部下十个军，张宗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笑柄。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7）
然而，要说张宗昌就是一个混人，也不够全面。1995年到山东某部驻地，称老营盘，实乃兵家必争要隘，尚残存夯土旧工事寨墙残址，恰在军事禁区的最要紧之处。一打听，竟然是张宗昌修的。可见老张对用兵也颇有些无师自通的灵巧。而说到中国装甲列车的使用，张宗昌可算是老祖宗，不但会用而且会造。他的装甲列车部队使用白俄雇佣军，也是一大特色。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员构成，张宗昌部装甲列车的设计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
张宗昌的装甲列车部队如何形成，发展与车辆情况，这里不再赘叙。这支部队装备的车辆，后来分别成为东北军、孙传芳军和阎锡山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主力——这种不可多得的重武器没人会轻易将其抛弃的。
孙传芳在击溃施从滨一役中缴获了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因为是截断铁路迫其缴械，车辆没有损坏，可以继续服役。《白肤色中国官员》中描述在上海被摧毁的装甲列车，大概就是此车。当时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全面合作，装甲列车这样的重武器也提供上海守军使用。唯孙与张宗昌战斗中所得装甲列车似不仅一列，其余列车命运则不详。
文中提到“湖北号”装甲列车投奔阎锡山。但是，湖北号的轨距宽，无法在山西的窄轨铁路上运行，故此进不了大同，始终在晋省外活动。1937年日军在平地泉缴获晋绥军装甲列车一列，怀疑即此车。
张宗昌装甲列车部队的主力，则归了东北军。1928年，奉军不敌北伐军，意图出关自守，与奉系合作的直鲁联军，包括张宗昌和褚玉璞部战败后退到滦河一带恰好夹在北伐军白崇禧部和张学良之间。张、褚最初意图随张学良出关。但张学良深知张宗昌反复无常，部队纪律极差，所以不肯同意，提出张宗昌等离开部队，直鲁联军缩编为四个师才可以出关的条件。张宗昌不肯，先试图绕过张学良与白崇禧媾和，失败后又试图走杨宇霆的门路压张学良就范，都不能成功。最终冒险起事讨奉，被张学良轻易击溃。此时，文献中有纪录其所部五列装甲列车开到古冶都被缴械。而锦州战斗中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沈瑞礼所部为“古冶铁甲车”，由来即是在此。不过此时车上作战的已经都是中国官兵，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列车部队早已被缴械遣散了。
2－９日军在东北作战中缴获的小型铁道装甲车，估计丁超支援马占山的“铁甲车”与此类似
在缴获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前，东北军也使用装甲列车，但只是普通列车加挂钢甲而已，战斗力不强，甚至有人把张作霖被炸时乘坐的蓝钢列车也称作装甲列车。此外，中东路护路司令部还有少量小型装甲巡道车。1932年，起兵抗日的护路司令丁超曾派两辆“铁甲车”增援马占山，就是这种小型装甲巡道车。
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其特点是使用俄国设计，在前后炮车中间设置机车，指挥车和两节运兵车（有时不挂），列车首尾则各有一台装载铁轨等铁路抢修器材的防雷破障平板车。从此后在沟营线的战斗来看，张学良部东北军使用的装甲列车确实首尾都保留了这样的平板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装备，刘汉山的铁甲列车在盘山作战中才能全身而退，否则难免被俘的危险。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最初并无此物，直到百团大战时护路部队被“扒路军”打惨了，才意识到其价值。笔者在大阪日本桥旧书店曾得到一本上世纪60年代旧杂志，内有华北日军装甲列车加挂平板修理车和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摧毁的装甲列车照片
相对于中国方面，日军在九一八前后使用的装甲列车远不是这样正规。当时日军在东北地区通过“满铁”控制铁路线，虽有若干装甲车辆，但第一次大规模装备装甲列车，则是九一八事变后，由满铁职工在沈阳紧急改造了6列装甲列车。
2－１０日军使用的装甲列车，重炮是只能向前射击的。
这种紧急改造的装甲列车，被称作“前卫装甲列车”，由装备105毫米重炮的首车，顶部装有75毫米轻炮的观察车，加挂装甲的机车，指挥车与运兵车组成，运兵车可加挂达十几节，车身涂有迷彩。这也是锦州战斗中日军使用的车辆，其驾驶人员不是正规士兵，而是由经过军事训练的满铁职员组织的“义勇队”。日军经过实战发现，装甲列车既能运兵，又是活动堡垒与火力支撑点，还可以担任指挥部，的确很有价值，但中日装甲列车的战斗中日车略逊于中方。
对比双方的设计，可以发现日军装甲列车的缺点。
第一，火力不及中方。尽管日军装甲列车装备有比中方口径更大的105毫米重炮，但这种重炮是固定的，只能向列车正前方射击。中方列车上的火炮，装备在旋转炮塔之中，整列车有四座炮塔，都可以转向任一方向射击，火力强度远大于日军。
第二，防御不及中方。日军列车装甲设计上主要针对步兵武器，机车只有两侧装置部分装甲，首车的重炮舱是向前开放的，发现这样容易遭受伤亡的日军只能在重炮两侧垒置沙袋作为辅助防卫措施，聊胜于无，其75毫米轻炮是半敞开炮塔，只有正面有装甲。
第三，机动不及中方。日军的机车是临时调用1C2客车车头，带动装甲列车马力不足。中方只挂一到两节运兵车，而日方挂运兵车达十余节，一旦发生战斗日车目标大，顾虑多，不免在战术动作上有前怕狼后怕虎的问题。
对比于中方俄式装甲列车，可以看出日军的装甲列车，其主要设计目的在于对抗敌方步兵和固定堡垒，为己方步兵提供掩护，有些布置炫耀大于实用。
针对这些问题，关东军重新进行了设计，开始紧急新造战斗力更强的装甲列车，这种战斗车辆由陆军技术本部设计，性能良好，称为“临时装甲列车”，这种列车有12节，但是1933年5月完工的时候锦州的战事早已结束。在华北和八路军作战的装甲列车，即是此类。后来日方更开发了用于和苏联作战的九四型装甲列车，是俨然活动炮台的庞然大物，也可算是日本装甲列车发展的极致。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8）
2－１１日军所谓“临时装甲列车”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的一个月，锦州前线战事沉寂，除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时而发起小规模的战斗外，双方始终没有大的交火。蒋、张试图通过国际联盟与日军谈判恢复东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实际上，这一个月的时间，日军正处在对占领地区的消化与观望中，并试图了解中国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应对反应。这中间，日军不断增兵，收编伪军，扩大在东北的军事力量。12月初，马占山曾反攻齐齐哈尔，关东军担心张学良与马占山发动南北夹攻的反击。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亲自乘缴获东北军的保贞式飞机前往锦州，进行侦察和轰炸。由于这种飞机并非轰炸机，石原的所谓轰炸是用手将迫击炮弹从窗口丢出进行的。对这样的轰炸锦州方面反应十分消极。加上对其他情报的分析，石原断定，张学良根本无意收复沈阳。因此，日军集中力量全力攻击马占山军，马力不能支，反攻部队打到省城以北23公里处的铁桥终于难以为继，被迫向东败退。
12月下旬，日军认为马占山的残军已经不足为患，遂转移兵力再攻锦州。这次进攻锦州，日军兵分两路，由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组成北路军，从奉天经新立屯、大虎山攻锦，由第二师团组成南路军，从营口经田庄台、大洼、盘山攻锦，两路会师地点为沟帮子，此后共同攻击锦州以北中国军队最后防线大凌河。此时张学良由于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对继任的孙科等人缺乏信心，已经着意放弃锦州，因此作战并不积极，在第一线的部队只有第十九旅和骑兵第三旅一部，其余均为训练，装备均不足的义勇军。
只是前方一线将士对张的想法并不了解，因此在日军进攻前期，受到的抵抗依然颇为激烈。
2－１２日军进攻锦州时使用的装甲列车全貌
12月23日，双方装甲列车在田庄台再次爆发战斗。
这一天，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装甲列车巡视沟营线到达田庄台南魏家沟时，发现日前被义勇军破坏的铁道处，日军一辆装甲列车正在督促工人进行修路。发现中国装甲列车，日军装甲列车当即发炮攻击。中国方面不甘示弱，随即还击，战斗打响。
此战，依然体现出中日装甲列车设计上的优劣。日军装甲列车这次没有挂轻炮车，由于火炮安装角度的原因，只来得及发射两炮就无法对准目标，而中国装甲列车已经还击八发。但是，这次日军没有撤退，而是使用了新的战术——在双方装甲列车相互炮击的时候，其跟进的步兵迅速抢占阵地，放列火炮对中国装甲列车开始射击。
这一意料不到的战术动作，使东北军颇为吃惊，因此迅速脱离战场，日军乘机攻占田庄台。
张学良在24日至马占山的电报中详述了这一战斗：
漾（23日电头代码）午后1时，我甲车巡查沟营路线，至田庄台南魏家沟铁路破坏处附近，适有日甲车一列，计装甲车一辆，载炮，拦门刃挖有枪眼之铁棚车二辆，载日兵五十余名，进至该处，保护工人百余名修复铁路。见我甲车开至，当即发炮二响。我甲车为自卫计，还击八响。2时许，日方于甲车之后，增步兵四百余名，附炮七门，另以骑兵百余攻我左翼，步兵多名，攻我右翼。我军竭力抵御，激战移时至40分，我驻守田庄台镇之步兵不支北退。日步、骑、炮兵四、五百名携大炮十余门，速将该镇占据，我甲车仍在车站坚持中。
败退下来的刘汉山检查一番，却发现日军的步兵炮对装甲列车没有造成什么损伤，全车运转正常。于是，不甘心的东北军官兵在田庄台北扬旗外以装甲列车为中心集中起来占领阵地，向锦州催促援军，伺机收复这一辽西军事要点。
第二天，日军发现中国装甲列车依然在车站附近，当即调动炮兵进行攻击。由于日军训练精良，炮火十分猛烈，连续发炮七十余，东北军装甲列车即中弹十余发。刘汉山见势不妙，连忙开车，一直退到田庄台北8里处才停下来检查伤势。
结果是……这十余发步兵炮的炮弹，并不能穿透装甲，只是给装甲列车搔了搔痒痒，一点儿像样的损伤都没有！
刘汉山车长看到日军的“新战术”对自己没什么效果，顿时胆气大振，当即下令打回去，反攻田庄台！
由此可见，当时东北军下层官兵，并不是对日军非常畏惧，例如这个指挥装甲列车的刘汉山，虽然一退再退，骨子里倒是条汉子，一旦有机会并不是不敢打。刘汉山锦州失陷后不满不抵抗政策投了义勇军，继续在关外和日军作战，下落不明。
24日午后3点30分，东北军装甲列车反攻田庄台，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火。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正规军极少数的几次主动进攻之一。
五
中国铁甲列车偕第十九旅六五五团一部反攻田庄台的战斗，中方记录一度使日军撤离田庄台车站，而日军虽然并无这方面的纪录，《朝日新闻》却在报道中有趣地出现了两次攻占田庄台车站的新闻。试想，如果没有失守，怎么会第二次攻占呢？总不会是日军在练双手互搏。
这一战日军装甲列车没有参战。根据《辽宁省文史资料》第30辑记载，日军步兵在上午与东北军铁甲列车的炮战中，曾将车站南端铁道炸断数节。如此一来，在车站以南的日军装甲列车自然无法进入车站支援步兵了，可说作茧自缚。
但是中国军队这次反攻的成果几乎瞬间就丢失殆尽，因为日军为东北军装甲列车准备的克星终于出现。
关东军进攻锦州的正式命令，是在24日正午下达的，其中命令第4条是“军飞行队应于进攻开始后以主力协同第二师团作战”，这支飞行队，包括独立飞行第八中队、第九中队24日已经到达沈阳，归军飞行队长指挥，已经做好了配合第二师团从营口进攻的准备，也标示了日军这次的主攻方向在南不在北。
从军事角度看，石原莞尔制订的这个一南一北，虚实结合，前后呼应的作战计划（《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颇为出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出色的作战计划真正使俏眉眼作给瞎子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在整个第二次锦州防御作战中，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东北军，从京奉线到沟营线几百里正面上，除了铁甲列车部队以外，只有一个汤玉麟部的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其他部队的番号除了“转进”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由此，东北军放弃锦州的作战方略已经呼之欲出了。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9）
其实，在反攻田庄台的战斗中，铁甲列车上的官兵已经注意到有一架日军飞机参战，但因为认为日机是侦察机，东北军并未在意。
4时30分，日军飞机数架对中国装甲列车突然发动攻击。这次的攻击，因为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令东北军官兵猝不及防——张学良致马占山等电报中纪录“4时半，日军掷炸弹五六枚，一弹中我机车。我甲车遂再退二里，日方复将车站占据”。
这一战东北军装甲列车带伤撤退，官兵们发现坚盔厚甲的战车在空中打击面前原来不堪一击。但日军也没有扩大战果，估计是第一次用飞机打装甲列车，也有些作实验的意味。
败退下来的东北军沿铁路撤退，在盘山与日军对峙。这时，义勇军项青山部反攻营口，迫使日军第二师团回援，使南线战况稍微缓解。
2－１３东北的“胡子”
项青山出身绿林，报号“忠义”，骁勇善战。根据孙辉宇先生的《新市街见闻》记载，他这次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到激烈的时候，营口的日军兵力不够，连警察马队都出动了。战后日军还特意请来了“本愿寺”的和尚与高级军警官员七八十人，在营口“大衙门”后院给被打死的日本警察念经开吊。
其实项青山兵力并不多，而且缺乏重武器，打营口并没有足够实力（不足三千，而且由几支队伍临时组成）。他只是当久了“胡子”，自有一套打仗的招数，用他不多的马队绕着营口快速游走，造成浩大声势，不时突进去捞一把，使留守日军顾此失彼。这时候日军还真没和东北“胡子”怎么交过手，被打得被动万分，竟认为项部有“四五万人”，第二师团被迫抽调北上的佐藤支队回援保护营口，项青山却已经率部回盘山了。
当时锦州人有顺口溜赞颂项青山：“青山老北风（萨注：老北风指的是另一个参加义勇军的绿林好汉张海天），成心把日坑，活捉凌司令（萨注：指汉奸凌青印），枪崩日本兵……”项青山后率部入关，张学良曾赠送他一块镶有自己照片的怀表，并将其所部改编为一个旅，项任旅长。
可惜这样一员猛将，后来的结局却是窝囊得不能再窝囊。入关后不久，在一次部队乘火车调动时，项旅的列车出发以后，项违反铁路安全规定，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手抓着车厢侧面的扶手，身体倾出车外向后眺望（目的不明）。不料路边突然出现一块标牌，列车高速行驶中项与这块标牌相撞当即身亡。
从他的这个死法，可以推断项活着时候肯定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
但是，东北军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前线防御，而是坐等敌军来攻。这期间唯一积极向日军反攻的东北军将领，是处境极为艰难的马占山。为了掩护南线，马占山26日以苑崇谷、吴松林、程志远三个多为新兵的骑兵旅突袭齐克铁路，并电请张学良下令反攻。同一天，南京国民党执监委召开紧急大会讨论锦州问题，广东一派力主东北军统统出关反攻，蒋、张亲自带兵去东北，华北交给阎锡山管理；南京一派认为这是借刀杀人，有人乘机收渔翁之利坚决反对。双方吵成一团，最终除了电令张学良坚决抵抗外没有其他结果。
28日，整顿完毕的日军第二师团再次出击，正午12时进至盘山与田庄台之间的大洼，再次与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铁甲列车相遇，双方发生战斗。但是，这次日军不再纠缠，一面开炮阻击，一面立即招飞机来参战。
实际上，24日的战斗后，日军已经发现，对付装甲列车最好的武器，就是飞机。这是因为装甲列车缺乏防空武器，而且只能沿铁路行进，加速减速也比较困难。因此，对于飞机来说属于准固定目标，命中率很高。同时，由于依赖铁路，即便没有击中铁甲列车，只要炸中其前后的铁轨，铁甲列车就失去了机动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日军此前数日已经不断派飞机出击，寻找东北军铁甲列车进行攻击。26日，日机识别错误，在大洼以东误击602次旅客列车，炸毁票车一节。
28日午后4时，日机6架对刘汉山铁甲列车发动猛攻，这下子终于打中了装甲列车的软肋。
在《辽宁文史资料》九一八专辑中，对此战的纪录是：
4时，日飞机6架向铁甲车投弹，铁甲车炮塔被击歪旋转柄颈，并炸翻材料平车两辆，前后铁轨都被炸毁”随后，日军派出骑兵，从两侧包抄东北军装甲列车，防止中国军队抢修铁路，试图将其缴获。经车上官兵和六五五团援军奋力抵抗，才将日军逐退。这一列重伤的装甲列车已经失去作战能力，但在中国官兵疯狂的抢修努力下，终于在29日得以摆脱日军封锁，沿修复的铁道拖回盘山车站。
张学良31日至南京政府电报，曾描述这次战斗——“28日下午6时30分，我铁甲车在田家坟南修复被毁铁路，敌见我军不能移动，即以8门大炮由我左侧集中射击，并有大批骑兵突进包围。我铁甲车枪炮发射过多，机件已失效力。敌接近时，我官兵及掩护队奋勇肉搏，酣战多时，约10时左右我援军赶到，一面御敌一面掩护工作。29日早3时，将甲车挂回盘山车站……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10）
日军当日上午又飞来盘山车站轰炸，负伤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匆忙向沟帮子方向退却，退守胡家窝棚（这个地方，看过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的朋友可能有印象，1948年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在这儿扎下指挥部，结果被摸上来的三纵一营解放军打了个掏心战，通讯系统大乱，就此走向覆亡）。
与此同时，在大虎山一线，敌第八旅团也发动进攻。这里，中方作战纪录不全，一方面称装甲列车部队进行了抵抗，一方面又称参战的仅为“装甲车掩护队”，破坏铁道后也向沟帮子后撤，这样他们也可能是刘汉山装甲列车留在此处的警卫部队。此时大虎山前线东北军有无装甲列车，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日军也没有在这里与中方装甲列车的交战纪录。
2－１４日军用染色技术“制造”的彩色装甲列车照片，这是“前卫装甲列车”上后方开放的轻炮车。
2－１５这是用沙袋加强防御的重炮车
同日，东北军主力开始从锦州向关内撤退，荣臻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为由，下令锦州周围部队后撤关内，仅留黄显生部三个公安大队作象征性的防守。24日荣曾到北平面见张学良请示方略，撤退的命令应该是做好的预案。
东北军撤退中，在大凌河曾因为遭到轰炸机车损坏，损失装甲列车一列，日本《朝日新闻》也记录了炸毁和俘虏这列装甲列车的消息。但是，由于作战中荣臻曾令“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线，使我无法判断这列被击毁的列车，到底是撤退下来的刘汉山铁甲列车呢，还是增援上去的沈瑞礼铁甲列车。
金先先生《锦州沦陷经过》中，对于沈瑞礼铁甲列车的纪录，暴露了真相——他记述道，1932年元旦下午，日军海军陆战队约一营兵力登陆天桥厂方向，向小凌河攻击前进，荣臻随即派沈部与张廷枢第十二旅两个步兵团增援反击。
这段话看来很正常，但如果看看地图和当时的纪录，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谎言。
第一，日本海军在锦州战役中并没有参战纪录，所谓日本海军一个营登陆进攻小凌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第二，天桥厂在锦州以南，而当时日军进攻部队，在沟帮子会合后都在锦州以北，敌人从北向南进攻锦州，锦州守军却向南增援，虽说地球是圆的吧，不免有些滑稽。
第三，张廷枢的部队，是最早从锦州撤退的。张学良31日致国民政府电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驻锦州绥中的第12旅首先转移，移驻开平昌黎一带，共分乘兵车八列，于30日午后三时第一列到滦”。既然如此，1932年1月1日，锦州又怎能再变出一个有两个步兵团的张廷枢旅来？
这里有个推测，那就是所谓沈瑞礼中队的增援，无非是为锦州撤退找一个“腹背受敌”的借口而已。根据张学良的电报，锦州的铁甲车队在31日晚和1932年1月1日先后过滦州，是不可能真正调上前线去的。
那么，在大凌河被击毁的东北军铁甲列车，只能是刘汉山车了，该车随东北军掩护部队步步后撤，30日胡家窝棚失守，31日沟帮子失守。锦州县志记载，31日8时，日机8架轰炸沟帮子，投弹50，炸毁铁道，装甲列车1，死伤官兵37人。可能该车被炸毁后依然得以退到大凌河，因此还有记录曰“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被俘”。锦州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就此落幕。
2-16日本《朝日新闻》曾登出被俘装甲列车照片，但经过鉴定拍摄的实际是日军装甲列车，估计是东北军装甲列车损坏太大，拍照效果不佳。其照片今天在日本《朝日新闻》网上还可以看到，犹在以讹传讹。
锦州一战中，装甲列车部队的奋战，可算东北军的一个亮点。但是，也暴露了装甲列车的弱点。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也曾多次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交战，日军则屡屡出动轰炸机对抗，大约，就是吸取了锦州之战的经验教训。
捍卫我们尊严的事儿（下）
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1）
火焚巨兽——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
上
很早就注意到在日文资料中，提到过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曾袭击过日军战车部队，并给日军刚刚装备的制式主力战车八九式中型坦克造成相当损失。可惜，这段记载语焉不详，而且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至今没能找到相应的纪录。
说起这次战斗，需要谈到日军战车发展的一个创举。前面提到，日军装甲部队发展比较落后。但是，它也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较早地在战车动力上采用柴油发动机代替了汽油发动机。这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战车动力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世界装甲车辆，大多都采用柴油发动机。最早采用柴油机的日军坦克，是1934年7月定型的八九式乙型中型坦克，它采用一台三菱A-6120VD气冷式柴油发动机代替了八九式甲型的戴姆勒118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
3－１日本八九式甲型中型坦克，是日本第一种制式主力战车，全重12.7吨，装备57毫米短加农炮一门，机枪两挺，其中一挺装在炮塔上，方向与火炮相反，形如辫子。这种独特的设计也被下一代日军主战坦克九七式采用。
八九式坦克，一般被认为脱胎于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而根据有“日本战车之父”之称的原已未生中将回忆，这种坦克的设计综合了维克斯C型战车和此前超重失败的日本“第一号战车”的特点。这种战车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中排不上号，但在中国战场堪称巨兽，中国军队除了从印度打回来的远征军中装备有美式M3、M4坦克，整个抗战期间还没有比它更重的战车。
3－２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日本曾经进口两辆这种战车，主要用于研究。可以看到八九式与它外观有几分相似。中国也曾进口若干维克斯6吨半战车，在淞沪战役中使用与日军作战,可惜没有实现仿制国产。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原乙未生《日本战车发展史》中，记载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节约燃料，第二则是“吸取第一次上海事变八九式坦克作战中汽油发动机生存力低，容易起火的战训”。
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就是我国常说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闸北，驻防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击毙敌第七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少将，活捉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在日文资料中介绍此战时，对“支那精锐十九路军”的评价始终多有敬畏。
林大八曾经担任过吉林特务机关长、张作相的“吉林督军署总顾问”，是日军里的中国通，死后被敬为“军神林联队长”。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中国阵亡的日军将领，他的死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那就是林大八阵亡于3月1日，日军第三次总攻的前线阵地，是被机枪击中身亡的。对面的中国军队，一半是十九路军，一半是中央军第五军，所以林大八到底是死在了哪支中国军队手里，至今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
由于钢产量不足，加上日本陆军坚持白刃战第一的作战思想，日军战车从设计上就被作为步兵支持武器。装甲薄、火力弱、战术落后的日军战车只有在和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作战时可以耍耍威风，在太平洋战争和对苏作战中则屡屡被打得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军使用的战车始终评价不高。
其实，即便是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当时也曾经给日军战车部队沉重打击，八路军山东部队就曾在曹各庄用得意的诱敌深入战术，歼灭过一支配属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执行扫荡任务的日军战车部队，日本《春兵团的战斗》一书中曾描述过这次战斗。
既然改装柴油发动机是吸取战训，说明一二八事变的战斗中鬼子的坦克部队肯定吃了咱们不小的亏。
然而，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并没有摧毁日军中型坦克的纪录。从战斗中的记录看，中国军队有击中击毁日军战车的战例。但从描述看，大多应该是日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轻型装甲车。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第五军，都缺乏能击穿八九式10－17毫米装甲的有效武器。八九式坦克重量12吨，如果放在欧洲闪电战的战场上只能算是三流装备，但在当时的亚洲战场堪称庞然大物，几年以后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威力最大的英制6吨半战车也只有它一半的重量。如果真的曾将其摧毁，中方应有纪录。
中方的资料没有找到，日方的资料呢？
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一书，被认为对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描述比较详细客观，包括空闲少佐被俘，日军侦察机被中国高炮击落等作战细节都有专文介绍。他在书中描述过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击毁日军装甲车的战斗，提到八九式坦克左侧前方有一个大观察窗是设计的败笔。因为中国军队在八九式坦克面前吃亏后，曾组织神枪手专门瞄着这个地方打，杀伤日军车内人员。
八九式坦克左侧的确有一个观察窗，是个窗套窗的设计，想法是行军时候开大窗，作战的时候开小窗。想法虽好，无奈那个小窗视野实在太窄，战场上日军多不得不打开大窗以利观察，结果成了这种坦克的阿喀硫斯之踵。
3－３日军八九式甲型战车，可以看到其车体左侧的观察窗（机枪旁），发展到乙型的时候，这种坦克正面装甲改成了完整的一块，而不是这样的上下分层状，观察窗也缩小了，而且放在了右侧，这是区分八九式甲乙型别的要点。从照片上由此可以判断，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中型坦克，即为八九式乙型。
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2）
遗憾的是，儿岛襄也没有纪录中国军队在这一战中曾摧毁过八九式中型坦克。
莫非是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战斗？
中
然而，根据日军作战纪录，在上海战场，确曾损失了两辆八九式坦克。日军在上海投入的八九式坦克隶属于独立第二战车中队，指挥官重见伊三雄大尉（这名有点儿耳熟吗？你要是熟悉太平洋战争史，有这种可能。1944年此人被击毙于菲律宾，当时已经是中将坦克旅团长，为日军装甲部队战争中死亡职务最高的将领。）日军对八九式这种当时的新式武器，抱有试验和检验的目的。因此，这个独立第二战车中队装备两种坦克——日本国产的八九式坦克五辆、法国进口的雷诺NC战车十辆，以便对比两种坦克的实战能力。到淞沪协定签署的时候，该中队的八九式坦克只剩了三辆。
3-4日军在上海使用的雷诺-NC战车，为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处理库存物资，这批库存物资中国东北军张作霖部也曾购买。
另外两辆哪儿去了呢？若是简单的遭到中国军队的人员杀伤，甚至击穿其装甲薄弱部位，并不能将这样的巨兽摧毁。战场上中国军队并无俘虏这种坦克的纪录。所以，即便曾将其击伤，日军坦克也肯定逃了回去。而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使其享受从花名册上除名的待遇的。
一定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才会让一向好面子的日军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相应纪录，似乎更像是日本陆军打了窝囊仗以后，一贯的维护脸面做法。
再查！
再次的查找甚至找到了这次战争中日军对雷诺坦克与八九式坦克战场性能对比的报告。
根据日本方面的看法，八九式坦克的表现，比雷诺战车要好。其主要优点，第一是性能稳定，第二是火力强大。性能稳定是因为雷诺坦克的毛病太多，故障频出，经常开到中国军队的阵地前就“立往生”了，成为死靶子。而火力强大则是因为它装备了57毫米短管加农炮。八九式坦克的57毫米短加农炮基本没有打击装甲目标的能力，却适合摧毁固定的机枪掩体等目标。日军纪录中提到一条经验，即战车上装备火炮比装备射速高的机枪更有价值，面对对方以机枪据守的阵地，如果也用机枪对射一般会形成对峙，但如果轰上一炮对方通常就失去斗志而丢掉阵地了。俗话说“老兵怕枪，新兵怕炮”，十九路军倒不是新兵，但是基本没有重武器作战经验，日军的这条战斗总结有一定道理。
3－５一二八事变中的日军八九式坦克
其实，这种战车的设计并不怎么出色，造型笨重，布满硕大铆钉的车体宛若巨型蟾蜍，作战中在山西原平第一次遇到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的中国军队姜玉贞旅，被打得落花流水，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招牌人物百武俊吉大尉当场阵亡（同时还阵亡了另外两个战车中队长）。
这个百武俊吉和重见伊三雄是日军早期战车部队中最出色的两个指挥官，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独立战车中队的中队长。如果百武不死，估计到太平洋战争和重见一样，也能混个装甲旅团的旅团长了。这种八九式战车在上海受到好评，关键原因还是它的设计重点恰好适合当地战场。例如，它17毫米的正面铆接装甲如果被平射炮击中很容易被摧毁，可基本没有平射炮的中国军队，其轻武器却无法击穿这种装甲；它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动作迟缓，连日本士兵都讥笑其为“铁牛部队”而不是自称的“铁狮子部队”，但这个速度伴随步兵前进正好够用。
不过，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八九式坦克遭到攻击损失的纪录。
这样，萨也基本死了心，估计即便真有这样的战斗，也已经陨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谁想无心插柳，日前到大阪日本桥吃“锦鸭料理”，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右厢有个小书店，便随手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一册2002年第3期的《丸》杂志（总683期），里面有个《日本装甲战斗车辆》的特辑，有一篇装甲兵专家三味由纪雄的文章（P76）恰好提到了这次战斗，证明这并非子虚乌有，日军的八九式战车确实在战斗中吃了中国军队的苦头。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八九式战车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内容颇为枯燥，但是谈到促使日军为这种战车开发柴油发动机时，提到其原因之一是一二八事变中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证明了其汽油发动机的生存力不足。
按照文中的描述，这次战斗是日军的后方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奇袭，交火中日军的一个战车停车场也遭到打击。这时，日军在该车场的战车都处于“保管”即维护状态，无法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炮弹也没有命中日军战车，但还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军队用迫击炮猛烈攻击了慌乱中的日军，其中一发炮弹恰好命中战车队列附近一辆两轮带斗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立即被摧毁并起火燃烧，而烈火沿着地面的汽油滴迹延烧开来，停放在一旁的八九式战车也被引燃殉爆。
89-2.jpg淞沪战场上让日军胆寒的中国迫击炮兵
区区百余字，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具体被摧毁了几辆八九式坦克，但战斗过程描述得颇为清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次战斗让日军痛下决心，开发柴油机动力的主力战车。
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4）
然而中国当时在前线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战车部队，也不曾提到在这次作战中有战车部队和日军交手。难道是日军看花了眼，把第五军的卡车当成了装甲车？
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所说的并非克鲁斯丁装甲车，而是卡登?洛伊德（carden-loyd）两栖装甲车。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的时候曾从英国进口了24辆，1929年交出了18辆给新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手中的另外6辆不知所终，或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由于税警总团不属于正规军，它的战史比较混乱，缺乏这方面记载也是可能的。
3－１０中国军队的卡登?洛伊德战车，水陆两用，可惜装甲太薄弱，总重量只有2.5吨，考虑到十九路军曾靠机枪手榴弹就收拾了同为2.5吨的日军装甲车，这种战车在实战中作用不会太大。
根据十九路军的作战史料，此战颇有可能是发生在2月15日的夜袭钱家湾战斗。
2月中旬，日军久留米旅团等援军到达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十九路军在顾家宅等地与日军反复拉锯，最终依靠各部顽强的抵抗和对江南水网地带的熟悉击退了日军的攻击。15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了清除日军出击据点，指挥所部夜袭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钱家湾，其战况记录如下：
“夜袭钱家湾”的方案在张炎副师长心中已定。晚10时，他亲自带领两个营，悄悄地接近日军宿营地，先摸掉敌人岗哨，由士兵组成的敢死队，人人身上浇满汽油，绑上手榴弹冲向敌营。随着一片爆炸声，敌营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猛攻钱家湾，日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慌不择路，只顾逃命。
--杨文、乃良《一?二八”季家桥之战》
3－１１张炎，老粤军出身，曾担任六十一师代理师长，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受到排挤，不肯低头的张炎在国民党系统中备受压制，虽然官至中将，兵马却越带越少，到抗战期间，成了只有几百名民兵的土著司令。1945年，心高气傲的张炎与共产党方面合作，在广东起兵再度反蒋，不幸兵败被杀。
所谓捆绑手榴弹，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出击，当属宣传，这种打法即没有在双方的战史中有所纪录，也不符合战场现实——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冲击过程中如果作滚翻匍匐等动作，很容易被战场上到处都有的明火引燃自焚，根本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还不如手提一桶汽油冲锋更有效些。从战斗描述的敌军阵地遭到破坏情况来看，更像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火炮的攻击，而以当时十九陆军的装备，能够携行冲锋的火炮非迫击炮莫属。这也是一二八事变中仅有的对敌后方阵地实施奇袭的战斗纪录。
考虑到钱家湾正好在战线之后，日军的八九式坦克在这里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作为向前方出击的前进基地和损伤后的修理所比较合理。而日军阵地被袭击后燃烧的纪录，也和日军记载八九式坦克遇袭一战的情形比较吻合。
由于材料的限制，对这次战斗的考证，只能进行到这个程度，但想象一下。
黄浦江畔钱家湾的日军坦克部队前进基地，暗夜中精壮的日军装甲兵们得意洋洋地加油装弹，准备第二天给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双方的枪炮弹不断划过夜空，突然照亮了一支如鬼魅般出现在日军阵地后方，面涂焦油、身背斗笠的中国军队。不等慌乱的日军哨兵做出反应，一阵乱鸦投林式的迫击炮弹从天而降，把日军的前进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被炸散了架的三轮摩托飞上半空，地面上的火焰顺着汽油的滴迹飞卷开来，一道火线直奔正在起动的日军战车油箱。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日军装甲兵的惨叫，巨兽一样的坦克顿时变成了大型火炬，把夜空照得更加灿烂，掩映出远处上海市区楼房大厦的影子……
怎么有一种战争片长镜头的感觉？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1）
上
或许出于对精钢宁折不作钩的叶挺军长之敬佩，在日本考察抗战史料，于新四军的材料颇有偏爱。无奈，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容易找到，盖新四军活动地区，是日军、国军、伪军相争的漩涡中心。相比几方而言，兵力、补给上处于劣势的新四军生存环境更加艰苦。再加日本老兵往往一见共军就称八路，结果颇有些战例发生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却每每归之于“八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有个叫福山琢磨的老头儿，看到年轻人渐渐忘记战争的苦痛，觉得长此以往闹不好又忽悠出一个大东亚圣战来，那可不是玩的。于是，发愿收集资料，写了一套书叫《给孙辈的证言》，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叫作《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里面相当详细地描写了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与新四军之间的战斗。
这位S?J先生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昭和19年（1944）三月六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还有梅村等。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看这段描写，如果对照我国史料来看，我推测，山本一三参战并被俘的，应该是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的车桥之战。此战新四军为打通苏中苏北根据地的交通，利用日军抽调部队参加湘桂作战，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对日军据守的集中五个团展开的攻坚战。
对于车桥之战，在国内看战史资料时，我曾有两点疑惑。第一，车桥一度是江苏省临时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曾在此处办公，而且是日军分割新四军苏中苏北两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但无论中方还是日方史料，战斗打响时都只有一个小队日军，一个大队伪军驻防，兵力何其单薄呢？第二，守敌只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永山加强步兵小队附12名辎重兵），六十余人，为何战果包括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伪军四百五十余人？
从日方的记载，对这两个谜才能略窥端倪。第一个问题不足为问。1943年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车桥后，因此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有韩部原来修筑的土围子工事（日军在车桥最后的据点小围子工事就是当初韩部所修）日军在车桥据点原驻守六十四师团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大队。只是由于豫湘桂作战的需要，日军从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中抽调八个师团参战，地方守备兵力顿时捉襟见肘，这样才将车桥守备日军兵力减少到一个中队。而由于新四军陈挺部在车桥与宝应之间积极进行骚扰活动，日军车桥、宝应守军十分恼怒，3月初调集主要兵力合作进行清剿，此时尚未归建。因此，车桥日军遭到攻击时，正是最为薄弱的时刻。
而攻击60个日军（最后还有二十人左右突围逃生）打出了460的战果，通过山本一三的描述，显然鲜明地带有了新四军指挥官的特色，那就是——围点打援。在行进间的部队远比固守阵地的部队抵抗力为弱，这个战术充分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思路。此战，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叶飞，围点打援是其拿手好戏。此时还仅仅是牛刀小试，到了国共之战的时候，老叶玩这个战术更让国民党的将军们大吃苦头。而国民党将军们始终不悟。叶飞一生最后一次大战是东山岛之战，对上了国民党最狡猾的将军胡琏，当时胡上将已经将守军游梅耀团死死包围，却一心一意集中兵力，忙着在大陆援兵到来前全歼游团，结果被叶飞轻而易举抄了后路。假如胡琏不忙着歼灭游梅耀而是集中兵力伏击叶飞的援兵，又会是怎样结果呢？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国军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学习共军围点打援这个行之有效的战术，至死不悟。
言归正传，从山本一三所部的损失来看，新四军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是可信的。因为日军增援车桥，先后出动了五批人马，都遭到新四军的痛击。很明显新四军是利用了日军分路来援，到达战场的时间差，打了一个缩微版的萨尔浒之战。
日军表面上看几路来援，气势汹汹，实战却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从山本一三所描述的情况看，他所部的日军，应该是从淮阴乘汽车来援的日军笹川大队所部一个中队，也是第一批落入新四军伏击圈的部队。他们被歼灭的战斗，被新四军称为“韩庄战斗”，中方纪录新四军战史对此的纪录是为“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新四军一师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预设地雷区。新四军一师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两百余人。”“遭第一团坚决堵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一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这些，都与山本一三的描述若合符节。而新四军中间一度撤围，并非误以为日军被全歼，而是因为第二批从琏水赶来的日军这时也进入了包围圈，叶飞需要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2）
下
这第二路日军是日军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新四军纪录为“三泽大队”）一部，由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亲自指挥。因为兵力上新四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熟悉地形，日军开路的装甲车陷入泥沼，后续部队被纷纷切断，最终日军山泽大队长被击毙（日本文献的描述非常古怪，这个大队长是“负致命伤”，这个，到底是打死了呢，还是负伤呢？让人没法弄明白，不过从后来军服都丢给新四军了来看，应该是打死了，否则负那样重的伤还要脱衣服，不怕伤风感冒转肺炎吗），其“一杠一朵花”的军服也被新四军缴获，残部掉头逃跑。此后，又有三路从宝应、淮阴等地赶来的日军先后遭到新四军的伏击。从山本一三所部二百余人的命运看，新四军此战歼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尚是个保守数字。
而此战的效果也显然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好处。虽然车桥最后的约二十名日军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击毙，但此后新四军对泾口、曹甸等地日军据点的攻击，就一路顺风，日伪军望风而走，再没有组织像车桥这样大规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战。原因无他，当地日军总共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七八百人，车桥一战被叶飞干掉过半，已经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打一次这样的战斗了。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对他作为新四军俘虏的日子也多有描述。从其文中的蛛丝马迹，我推测这个山本一三，后来应该是在新四军中后来一直担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为日军中尉，所谓S?J，不过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缩写罢了。在日本用这样的缩写，是很难有人猜出他的真实来历的。很多新四军老兵记得山本这个人，他的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联欢会，他都会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为节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俘虏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时候，山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杀报效天皇。这是为什么呢？且看他在书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共产党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翻译到这里，感到有点儿似曾相识，日军中的大阪第四师团颇有这种风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虽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来“大阪商贩”的精神，可以隔代遗传的），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共产党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要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法会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塘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
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的生涯。每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的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半年以后，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作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材料来源很杂，显然新四军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细作。包括我们在高邮湖畔安丰的印刷所的设备，都来自上海。至于我们印的这些东西，则由新四军拿去散发。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
再后来？
就是加入反战同盟呗，去延安呗，对日军老乡喊话呗，帮着共产党炮打汤司令呗……最后，他是回了日本，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01年，看来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洗脑”？
似乎，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
南京保卫战中两支成功突围的部队
4-1南京战役中日军突破中华门——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这些气势汹汹的日军坦克并未能突破中华门，他们遭到守军用37毫米反坦克炮的反击损失惨重。
我曾写文涉及八十八师在南京战役中坚守雨花台一战，这也是这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的一战。
1937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的南京战役，中国当时有最精锐的四支德械部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和教导总队参战，此战除三十六师因为比较靠近后方保存了部分部队以外，其他基本损失殆尽。此战，中国军队数量基本等同于日军（以当时装备和部队素质，其战斗力应只有日军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多为淞沪战场下来的疲惫之师。以八十八师为例，已经补充了五次，人员素质下降很大，而日军为了攻占中国的首都已经杀红了眼。这样，战败不算意外，但很多部队的损失并不在战场上，是很可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负责防守渡江撤退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因此对到达防地的友军一律视作逃兵。唐生智所在的南京卫戍司令部上午还在命令坚守，下午忽然又下令总撤退，而且命令传达极为仓促，有些主官如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一二八时候也是一员虎将)干脆逃跑了。许多机关和部队根本没接到撤退命令，发现情况不对，纷纷蜂拥渡江，是南京各部在撤退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三十六师和其他部队甚至相互射击，自相践踏，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无谓的伤亡。出城后的部队也完全失去建制，撤退到下关的部队，大部分损失掉了。
但是，这次撤退中，却有两支部队得以较为成功的突围。
第一支，是邓龙光的八十三军（附叶肇六十六军一部），按照撤退的计划，各部主力应该向东方日军来犯方向突围，而这支广东部队奉命打掩护，在最后从下关方向撤退。但是，军长邓龙光看到各部已经混乱不堪，自己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掩护阵地，到了也无从掩护，于是果断率部向东按总计划突围。
应该说唐生智毕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他没有失去勇气和理智的时候，指挥制定的计划还是比较有水平的。日军当时对南京是钳形攻势，东方除了雨花台等强攻的点上以外，空隙很多，从这里突围，的确有出其不意的效果，邓龙光按照这个计划突围，大约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
值得一提的是，邓龙光是个典型的老广，打仗很有闲情逸致的，在前线还要用高丽参煲汤，给自己喝补身子，也给大家喝——他一五六师的老部下回忆，邓龙光部到淞沪的时候，战局已经很不好，刚到阵地就遭到日军猛攻。邓部署防御，然后说明，已经在给大家煲汤，汤好就送到阵地上，一时军心大振——老实说，这个军长滑头得很，广佬煲汤，没有七八个钟头不算靓，这七八个钟头守下来，日军的攻势，也该再而衰，三而竭了吧。
但是此战他很清醒，认识到关键时刻来了，有部下看到邓军长出发前把泡到一半的人参酒都给扔了。
虽然战术对头，还是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八十三军才得以突出重围，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这支广东部队，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之一。此战，邓所部突围部队中仅仅将级军官就阵亡了三名，分别是一五九师少将师长罗策群、第一六〇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其中，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的，冲锋时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是为最后的遗言。
邓龙光部突围，是在12月12日夜间。一般的说法，认为邓龙光部是为南京守军中最后能够成建制突出重围的部队。
4-2南京战役中被中国战车击毁的日军汽车，这辆车上坐的是东京新闻代表团，著名记者浜野嘉夫当场被击毙。
但是，从日文史料中，我们发现，当时能够成功突围的，还有另一支部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贲——第七十四军（也就是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
关于七十四军的突围，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提到该军的两个师中，五十八师一部大约是12日下午随军长俞济时渡江撤离的，五十一师则是王耀武率领经过一夜抢渡，撤出了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然而，在日军纪录中，留在包围圈中的七十四军残部，并没有坐以待毙。该部残存的六千余部队，在第二天向西侧突围，与日军展开激战后，终于得以突围成功。
这段史实并非孤证，可见于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南京到武汉》，以及岗绮溪子的《日中战争问题点检证》第69节“南京战”。
儿岛襄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的：
陷入包围的中国军队反应各不相同，但基本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幕府山中有大约一万名中国溃兵，没有食物也没有斗志，日本军队只派一个联队就轻易地解决了他们的武装……令人吃惊的是13日夜间，一支大约五千人的中国军队向西强行突围，丢弃了大量辎重后冲过日本军的防线。阻挡其前进的一个中队顽强战斗，不幸“全灭”。经过调查，这是中国军最为能战的七十四军所部。追击的部队错误地向西寻找，却因为该部突围后即转向南方而失去踪迹。
岗绮溪子的文章中，则是这样描述：
12月13日早晨，浓雾弥漫，向西侧突围转而南下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与为迂回切断敌退路北上的第六师团四十五联队主力爆发战斗。深夜时分，日本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大半，可说胜负已分，但是这支突围的约六千人的部队攻击依然炽烈，击溃第十一中队的阵地后匆匆逃走。
尽管时间一个讲13日夜间，一个是讲13日拂晓，但战斗的经过大体一致。因此，七十四军部队13日突围并成功，似乎应该是南京守军的最后战斗。而且，由于它选择突围的西方，正是日军重兵所在，战斗一定更加惨烈。失去指挥，面对一个联队强敌，败军阵中依然能团结杀出重围，还顺手消灭日军一个中队，这般打法，充分说明了七十四军的战斗素养，不愧虎贲之名。
只是，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究竟是谁，这支突围后的部队何时何地返回建制，则是中方资料中无法查到的。这是此后多年战乱档案遗失造成的遗憾，还是战时混乱导致未能清楚记载，则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1）
在日本文献中看到对于1939年10月3日中国空军空袭武汉的战斗描述，根据其主要内容可以判断，此战至少击毁击伤日机160架，击毙日军鹿屋航空队副司令官小川弘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淡大佐等多名高级军官。
特别是日方提到，当时在场的日军海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将军在此战中负伤致残。由于他致残后无法继续担任海上任务，原来极有可能由他担任的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司令官职务，改由他的同学，没有航空指挥经验的南云忠一担任。
南云指挥的中途岛战役，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如果是塚原而不是南云担任指挥，日军很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中国空军的轰炸造成意料不到的效果云云。
５－１中国空军包括苏联志愿航空队使用的SB-2快速轻型轰炸机
日本记载翻译如下：
奇袭汉口基地
苏联送给中国的SB-2轰炸机神威大展，于1939年10月大举进袭了日本军占领下的汉口基地。中方趁机而入的背景是此时正值诺门坎事件爆发后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当时日本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正以“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名义驻扎在汉口的空军基地，而且因为汉口机场拥有长达1500米级的跑道，停机坪也很宽敞，所以不仅仅海军，陆军的航空队也使用此机场。1939年9月末，汉口机场除了有140-160架的日本海军战机外，还有日本陆军20架的侦察机和联络机云集于此。可是，他们对中国空军的奇袭攻击完全没有任何察觉。
10月3日凌晨，以12架苏制图SB-2高速轰炸机为主力的轰炸机部队袭来，由于日本方面没有一架战斗机在空中执勤，防空炮火也没有准备，因此中方的SB-2驾驶员得以冷静实施轰炸。第一波轰炸是在6000米高空进行的。由于没有遭到反击，他们又降低到1400米高度实施了第二波轰炸。中方的12架战机虽然没有达到满载的10吨载弹，但全部炸弹都倾泻到了汉口机场。日本方面的飞机由于密集驻扎于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燃起了熊熊大火。据统计日方的损失中，全损至少为60架，另有接近100架左右受伤，汉口机场的大部分飞机都被认定无法起飞。人员伤亡更甚，死伤者多达240名，其中司令官塚原四三（海军少将）负了左手被切断的重伤。九死一生的塚原在治疗中的11月15日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塚原于1921年加入横须贺航空队，进入航空界打拼以后，历任“临时航空技术讲习部员”、“凤翔号副舰长”、“航空总部教育部员”、“航空厂总务部长”、“赤诚号舰长”、“航空总部总务部长”、“第二航空战队司令”、“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等职，始终没离开航空教育与部队勤务。由于塚原丢了一只手（没法再继续在海上指挥舰队），因此无法胜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一职了。实在再也找不到塚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结果只好让虽然与塚原同届毕业（海军3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可见中国此次轰炸在历史拐弯处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看看丢了一只手的塚原，仍旧能继续在军中服役（虽然是被转到预备役去了），就可以了解塚原对于航空界实乃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不是这次轰炸负重伤，未来担任机动部队指挥角色的，将有很大可能性是塚原。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始终奋战在腊包尔航空队最前沿，这也算是对他多少有些补偿吧。
回头再看汉口机场的时候，1938年10月3日那天据说补给飞机将从木更津航空队飞过来，塚原司令及下属军官都集中在战斗指挥所前，正在此时炸弹落下，实在是不走运得紧，以为是自己的飞机而毫无戒备之际愕然……
这次的轰炸除了塚原以外，还直接造成了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川淡、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弘的死亡。汉口机场原本是赛马场，经平整修建的机场。关于这次奇袭，坂井三郎在《天空的武士》一书中以《最倒霉的一天发生的事》为题有详细描述；而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里面只提到中国空军的SB-2等扔下五十余枚炸弹，大多数落入附近水田云云，并未涉及日军飞机所受损失。
——节选自《帝国制空战》，光人社2006年发行。
但在中方的记录中，我找不到1939年10月3日轰炸武汉机场的记录。记录中有苏联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曾经与中国空军一起空袭武汉，而且其殉难经过与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对自己此战中记录的中国空军殿后机过程十分吻合。然而，库里申科的死，很多文献记载是1939年10月14日，如果是那样，与这次空袭就对不上了。
补充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