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六年，川东起义军首领徐天德、王廷诏战死，起义军分散为6　支，至嘉庆九年陆续被镇压。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县战败，樊人杰和500　名起义军战士牺牲，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困，跳崖殉难。
　　在清廷自诩胜利在望时，潜伏南山老林之中的苟朝九等部起义军，联合被遣散回籍、谋生无路的乡勇，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利用奇袭、埋伏和化装成清军的办法打击敌人。清仁宗诏令额勒登保以钦差大臣赴陕西，会同德楞泰、杨遇春进剿。直至十年正月，苟朝九战败牺牲。这次大起义至此失败了。
　　嘉庆帝亲政之前，一切剿捕起义事宜均由太上皇乾隆帝亲自调度指挥。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帝临死前拉着嘉庆帝的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恨"。嘉庆帝亲政后，处治了大学士和珅和达州知州、武昌府同知等贪官，将"官逼民反"的罪责归之于他们，以息民愤。与此同时，他又集中了川、楚、豫、陕、甘五省兵力，先后又抽调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兵，火器军资，不计其数，所耗军饷在2　万万两白银以上。嘉庆帝还先后将没有作战能力和战场失利的督抚、将军等，或处死，或革职充军。他为了瓦解起义军，亲自撰定《邪教说》一篇，把"习教"和"谋逆"加以区别，声称习教者只要安静守法，朝廷绝不禁止。这些措施，虽不能马上奏效，但对起义军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由于起义军比较分散，长时期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和军事部署，更没有更高的革命目标，而且内部支派林立，各自流动作战，结果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成为它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
　　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渔民的起义　乾隆中后期，东南沿海渔民在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下，无以为生，许多人被迫下海为"盗"。当时，浙江、福建海面就有凤尾帮、水澳帮等"海盗"组织，从事劫掠活动。
　　蔡牵，福建同安县人，自幼丧失父母，以弹棉花为业。乾隆五十九年，福建连年灾荒，他无以为生，遂下海为"盗"。开始时在闽浙洋面倏东倏西，劫掠商人、富户，不断遭到清军水师的追击。
　　嘉庆七年（1802　年）五月初，蔡牵率众突然袭击厦门的门户大担、二担岛清军营讯，揭开东南沿海渔民反清起义的序幕。此后，蔡牵运用飘忽不定的流动战术，不断对清军发起攻击。清廷鉴于蔡牵艇高船大，水师无法靠近，于是命水师提督李长庚督造大舰，配以重炮，从而加强了水师的实力，屡次击败蔡牵。
　　蔡牵屡受重创，认识到单靠流寇主义，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决定夺取台湾，将其作为自己生身立命的基础。于是，他一方面派人与台湾的反清起义领袖洪老四等人联络，另一方面加紧作战前准备。嘉庆十年十一月中旬，蔡牵率部在淡水登陆，击败清军。接着，他发布文告，称"镇海王"，刊用"王印正大光明"印信，以号召台湾人民。这时，台湾南北两路起义军在洪老四等带领下纷纷响应。他们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攻占了凤山县城，包围了台湾府城和嘉义县城，蔡牵还命令用沉舟填塞鹿耳门，以阻止清军增援船队的前进。
　　十一年正月，李长庚率领清军增援船队赶到，蔡牵急忙撤兵台湾府城，前去迎敌。李长庚占据有利地形，将蔡牵困在北汕。幸风浪将鹿耳门沉船掀出海面，阻挡了清军行进路线，使蔡牵从容突围，于五月驶回闽浙洋面。在清军和台湾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洪老四等领导的起义军宣告失败。
　　此后，蔡牵的反清起义在闽浙洋面又坚持了4　年之久，其间击毙了镇压起义的刽子手李长庚，给清廷以极大震动。直至嘉庆十四年八月，蔡牵在一次战斗中，因坐船被清军炮火击中，为不当俘虏而将己船沉于海，从而壮烈牺牲。这次起义也就彻底失败了。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　年，癸酉年）九月，京畿和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起义分为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两个战场。其中，京畿百余名起义军打进了被称为"固若金汤"的紫禁城，给予清廷以极大震动。史称"癸酉之变"，或"紫禁城之变"。
　　天理教是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和直鲁豫三省以部分震卦教、离卦教和巽卦教为主的八卦教的联合体，是由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创立的。它的基本群众是贫苦农民和小生产者，也有少量的小地主和下层官吏。起义前，教首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广泛宣传打天下的思想，扬言星象示变，有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乾坤即将扭转，为起义制造"天意"的依据。嘉庆十七年正月，他们聚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应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①，并决定，李文成按时在河南滑县起义，河南、山东、直隶同时揭旗造反后，立即直趋京畿；林清则在京城内响应，与李文成等里应外合，占领清朝统治中心。
　　嘉庆十八年八月底九月初，由于滑县天理教徒人多势众，铸造军械机密失泄，李文成、牛亮臣被知县强克■逮捕入狱。九月初七日，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宋元成率5　千教徒提前起义，一举攻下滑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强克■逃到封邱后被迫自杀。接着，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帐后树一面大旗，上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个大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又攻下了附近的军事据点桃源、南湖，以及屯粮要地道口镇，与滑县形成犄角之势。与此同时，河南的浚县、直隶的长垣、山东的定陶和曹县等地的天理教徒也纷纷响应，起义声势十分浩大。
　　李文成提前起义，由于清军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林清对此毫无所知，仍按原计划进攻紫禁城。十五日一早，参加起义的京畿200　多名天理教徒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由太监接应，夺门入宫。冲进东华门的5　名起义者，很快即遭擒杀；冲进西华门的30　余名起义者，一直打到隆宗门，并企图越墙进入养心殿。这时正在尚书房读书的皇次子■宁（即后来的道光帝），闻变戎装上阵，登城垣，以鸟枪射击起义者。午后，留京的礼亲王昭梿等人带兵由神武门增援，又临时将准备派往滑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县镇压李文成起义的千余名火器营官兵调入宫中，最后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围猎，闻讯马上启程回京，并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英和回京后，派人逮捕了林清和太监。九月十八日，嘉庆帝草拟了"罪己诏"，哀叹这次起义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第二天回京后，又感慨地说："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①这是清朝统治中国170　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哀叹。二十三日，他又在中南海亲自审讯了林清和太监，并处决了他们。嘉庆帝在镇压京畿天理教起义的同时，惧怕8　年前已被扑灭的红阳教起义重演，一方面急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扑灭起义烈火，另一方面把习教和"谋逆"严加区别，借以瓦解起义力量。
　　从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在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攻击下，直鲁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起义地盘只剩下滑城、道日、桃源，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十月二十一日，清军击败了道口起义军，冯克善在混战中杀开一条血路，奔赴山东，企图联络当地教徒以支援起义。不幸，当他走至直隶献县时被知县逮捕，解往北京处死。十一月二十日，李文成在战略转移中，被清军包围在辉县西北60　里的司寨。经过一天的激战，李文成力竭，举火自焚，壮烈牺牲。十二月十二日，那彦成督兵攻陷了滑城，大元帅宋元成和李文成妻张氏英勇战死，军师牛亮臣等被俘牺牲。清军入城后，不仅对起义者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而且灭绝人性地滥杀无辜，滑城百姓"惧祸投缳者无虚室，溺死者无虚井"①，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
　　滑城的陷落，标志着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的战火最后熄灭了。陕西岐山三才峡木工起义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陕西岐山三才峡地方爆发了由万五领导的木工起义。
　　陕西岐山县地处南山老林地区。自乾隆中期以来，各地破产的农民纷纷来此开荒度日；一些商人见有利可图，也来此开设木厂、铁厂，用包谷雇佣工人。嘉庆十八年，岐山一带阴雨连绵，包谷歉收，致使许多木工缺食。他们在万五的带领下向雇主借粮遭拒绝。于是，走头无路的三才峡木工跟随万五起义。嘉庆帝得知消息后，急令陕甘总督长龄率1500　人，星夜赶到陕西。不久，李文成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迅速增调兵力增援长龄。他命令长龄和清军将领，不准对起义军进行招抚，定要武力镇压，并声言，谁要暗行招抚之事，就不配作大清国的臣子。嘉庆十九年正月，当万五率起义军转移到周至县山中时，误入清军埋伏圈，万五被俘牺牲。二月，三才峡木工的反清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
　　4．道光时期的反清起义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
　　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西之变》。
　　①　赵如椿：《黎阳闻见录》。
　　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赵金龙，湖南永州锦田瑶族人，以种地为生。他与常宁县瑶族人赵福才"以巫鬼神其众"①，颇为当地瑶人信服。这次起义是由当地瑶族人与天地会众的纠纷事件引发的。
　　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牛、谷。于是赵金龙在道光十一年（1831　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700　余人，在两河口杀死20　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起义军300　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
　　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
　　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断绝，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6000　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　道光十五年（1835　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总当家"，该教"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①，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被绞决。
　　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道光二年，韩鉴收曹顺为徒。十四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折。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30　余人全部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摘心至祭"。
　　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起义已失败。
　　（三）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1．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的侵略正当清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之时，欧洲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7　世纪中叶，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西欧主要国家陆续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18　世纪初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了开拓世界市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殖民主义侵略。1776　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大为缩小，英国殖民主义者便把目光由大西洋移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势力也在扩展。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推崇西方，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1715-1725年），以西方为模式建立了军事制度，用西式武器装备了军队；推行重商主义，在俄国建立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参政院；推广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但在总体上仍然保留着农奴制度。1721　年10　月22　日，彼得一世正式将国名定为俄罗斯帝国。1762　年，女皇叶卡特琳娜登基，经帕维尔一世、亚利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一世的60　年间，俄国的农奴制度开始解体、工业资本出现并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促使1861　年俄国最终废除了农奴制，形成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在对外侵略方面不甘心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积极向亚洲扩张。东亚的日本18　世纪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18　世纪后期在许多生产部门陆续出现了工场手工业，到19　世纪中叶，工场手工业增加到267　家，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天宝年间（1830-1843　年），各藩和幕府先后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有些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如采用洋枪洋炮、用西洋方式练兵、发展海洋技术、鼓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创办西式企业。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思潮正在发展，最终导致了1868　年的明治维新。
　　西欧资本主义和沙俄向亚洲的推进分南、中、北三路。南路是经印度洋、太平洋向南亚和东南亚推进。首先是英国同法国争夺南亚。1600　年英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工具。1639　年、1668　年、1696年东印度公司分别建立了马德拉斯、孟买、加尔格达三个管区，各设省督管辖。这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建立的间接统治。1757　年，英国击败了法国支持下的孟加拉首领西拉杰，扶植了傀儡政权，取得孟加拉24　县的包税权，1758　年东印度公司正式设立孟加拉管区。1761　年英国把法国在南亚的势力驱赶到沿海五城。176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荷兰支持下的孟加拉、敖德、阿富汗联军，巩固了对孟加拉的统治，取得了对敖德领土的统治权。1773　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将南亚由东印度公司管辖变为由英国政府管辖，英国政府派总督驻加尔格达，对南亚实行直接统治。1784　年，英国颁布法令，成立由英王任命的管理局管理南亚行政。英国在南亚的直接统治最终确立。印度成为英国向东推进的基地。在亚洲的太平洋沿岸，荷兰和法国分别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1602　年荷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入侵印度尼西亚。1800　年，荷兰政府解散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尼西亚改归荷兰政府直接统治。1806　年，法国拿破仑帝国统治了荷兰，法国势力延伸到印度尼西亚。被法国推翻的荷兰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帮助英国占领荷兰的殖民地。法国为了防止英国占领爪哇便任命了驻印度尼西尼总督。1811　年英国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英荷签订条约，规定荷兰若获得独立便恢复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拿破仑帝国崩溃，荷兰重新独立，荷兰又重新取得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菲律宾从1570　年以来就在西班牙的统治下，19　世纪中期，菲律宾人民不断举行反荷斗争，最终导致美国乘虚而入，1898　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取代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法国把侵略亚洲的重点放在印度支那。1771　年，越南归仁府西山村发生了阮氏三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逃往暹罗的越南统治者在法国主教百禄多的诱使下1787　年同法国签割让土地、允许法国垄断越南贸易的条约。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大大缩小之后，便着力扩大在印度支那的统治。1817　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1787　年条约，受到拒绝。1858　年法国正式发动了侵越战争，此后逐渐取得了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
　　英、法、俄三国在向亚洲推进的中路极力争夺西亚和中亚。伊朗当西亚之冲，俄国企图在西亚和中亚扩大领地，法国企图从西亚打开通往印度的陆路通道，英国想扼制法国从陆路东进，并同俄国争夺南高加索一带。因而，英、法、俄三国首先展开了争夺伊朗的斗争。1797　年，法国试图同伊朗建立反英同盟，未能达到目的。1800　年英国与伊朗缔约，规定不许法国进入伊朗和波斯湾沿岸。1804　年俄国与伊朗发生战争，1807　年法国与伊朗签约，共同反对俄英。同年，法伊关系破裂，伊朗又与英恢复谈判，1809　年英国与伊朗缔约，规定伊朗同法国及一切反英国家断交。1813　年，伊朗战败，俄伊缔约，伊朗将格鲁吉亚地区割让俄国，俄国海军独享里海海域的制海权。1826　年，第二次伊俄战争爆发，伊朗再次战败，被迫放弃其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利。俄国在西亚全面击败了英法势力，逐渐向中亚推进。清嘉庆、道光之际，俄国势力推进到巴尔喀什湖西岸一带，居住在湖西的许多哈萨克牧民被迫迁徙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境内。英国在西亚的失利导致其以海路为中心向南亚东亚推进。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扩大对阿富汗和缅甸等国的侵略。
　　在北路，俄国凭借地理优势经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独自向中国推进。俄国一方面制定了占领整个黑龙江地区的军事计划，企图把势力发展太平洋西岸，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另一方面，以中亚为基地攫取我国西北地区的领土。
　　这种形势表明，在清嘉庆、道光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对中国形成了一个有缺口的包围圈。俄国占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个包围圈就更严密了。　1868　年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就完全被资本主义及其殖民地所包围，中国处在四面临敌的状况。早期最大的威胁来自俄国和英国。
　　2．俄国图谋侵占我国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从来未打消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条约墨迹未干，俄皇彼得一世（1682-1725　年在位）就确定了抢占黑龙江口的目标，并打算亲自到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考察。雍正五年（1732　年）签定《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俄方代表萨瓦建议把中国人清除出黑龙江。雍正十一年，俄臣郎克从北京返回俄途中就给俄皇提出书面建议：趁中国的准噶尔部叛乱，不失时机地把俄国边界推向黑龙江。乾隆五年（1740　年）俄皇政府提出一个"备忘录"，叫嚷要修改《尼布楚条约》。乾隆十八年（1753　年）俄皇政府正式向清政府的理藩院提出"黑龙江问题"。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俄国正式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叶卡特琳娜上台后，制定了对中国作战计划，成立了对华作战指挥中心"特别军事委员会"。嘉庆、道光年间，俄国侵华势力主张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叫嚣更为露骨，还不断地派人到黑龙江流域勘测地形、绘制地图、搜集情报，论证黑龙江流域从来不是中国领土等，加紧入侵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西部边界，俄国不断地吞食中国领土。大约在乾隆中叶，俄国边界向东推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至沙宾达巴哈一线，开始同中国接壤。此后，俄国势力不断向中国境内移动，设标树栅、建房筑屋、开垦耕地、建立渔场。乾隆二十四年（1685　年）、二十八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1700　年），清朝边防部队多次驱除俄人出境，并采取一系列加强边防措施，将三年一巡的卡伦改为每年一巡。道光二年（1822　年）俄皇颁布《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正式并吞了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北的哈萨克草原，并且扬言继续把边界向东推进。道光五年，俄国军队闯入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领土，建造房屋，企图永久驻扎。由于清政府的据理力争，俄军被迫撤离出境。
　　3．英国企图打开中国国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被英国视为极大的商品市场和廉价的原料供应地。英国取得南亚地区的统治权之后就开始寻求打开中国国门之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从事对华贸易的主要工具。雍正、乾隆之际，英国对华贸易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居于首位。以各国出入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的商船计算，乾隆十六年（1751　年）英国商船约占半数，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英国商船已占七成。英国从中国主要进口茶和丝织品，而英国的商品很难打入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因而英国对华贸易连年出现逆差。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便极力在中国谋取贸易特权。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携带英王国书率领700　多人的使团出使中国。英国要求中国允许其政府派商务机构常驻北京，允许其在北京建立商馆直接从事贸易，要中国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各割出一小块地方归其商人居住并存贮货物，要求对英国商品减税。乾隆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戛尔尼，给予优厚的礼遇，但拒绝了英国的一切要求。英国的要求没有达到，便寻机占领澳门。澳门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被葡萄牙以欺骗的手段强行租界，但澳门的主权始终毫无争议的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嘉庆七年（1802　年），英国借口防止法国攻占澳门派六艘兵舰停泊在澳门附近，企图寻机进驻澳门。广东地方政府发现后立即令其出境。嘉庆十一年（1806　年），法国吞并葡萄牙，英国借口以保护澳门，派海军高级将领率13　艘军舰开往澳门海面，公然登陆，分兵占领澳门各要塞的炮台。他们致书两广总督表示抵御法国，保护英、葡与中国的贸易，协助中国官军清剿海盗。两广总督明确警告英国：澳门是中国领土，不是葡萄牙领土，法国胆敢侵犯，自能抵抗，与英军无关。勒令英舰撤离。英军置之不理，澳门商民惊恐不安，关门停业。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连忙在海面封锁布防。英军悍然派三艘军舰闯入虎门，闯入珠江，直抵广州。碣石镇总兵官派水师截断珠江航道，迫使英舰撤出珠江。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英军向葡萄牙索要60　万元军费，然后撤出澳门。从此之后，英军则无视中国主权，经常派军舰出入虎门海域。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再次派使来华，亦不得要领而归。
　　道光初年，美国的对华贸易有所发展，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有力竞争对手。道光十三年（1833　年），英国为了加强对华贸易，英王任命律劳卑为贸易监督到广东，代表英国政府综理各商对华贸易，不久又废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从此，中英之间的贸易升格为政府间的交涉。第一任贸易监督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农历六月抵澳门，他无视中国主权，乘军舰直抵黄埔内港，又改乘商船不经通报和允许直抵广州。广州当局拒绝交涉，令其先回澳门，正式履行进入广州的手续，律劳卑拒不接受。广州当局被迫暂时中断中英贸易。八月初五日，律劳卑率两艘军舰突破虎门炮台直抵黄埔，蛮横煊耀武力。两广总督卢坤调集水陆诸军封锁律劳卑所住商馆。十九日，律劳卑中暑生病，英舰被迫退出广州。九月初九日，律劳卑病死澳门。继任贸易监督鲁宾逊虽不敢在广州海域乱闯，却上书英王，建议不必与中国广州当局交涉，强行占据珠江口外一小岛做为根据地。道光十六年（1836　年）英国废除贸易监督制度，将驻广东的贸易监督改为驻广东领事。第一任英国领事义律就任不久就向英国当局建议，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英国的侵华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只是在等待时机，寻找借口而已。
　　五、清王朝的末路（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1．资本主义列强频繁发动的侵华战争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　年），英国政府为实现商业扩张和保护鸦片贸易，出兵侵华，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方向转折。
　　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已有长久的贸易关系。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对外来工业品的排斥抵抗，加以清政府对中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英国的棉毛织物及金属制品大都难于找到销路。因而，在正常商品的交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以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情况而论，嘉庆末年至道光初期，中国输英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即约值1000　万银元。同期英国输华工业品，各项价值总和，年均不过200　万左右，只及茶价的五分之一。工业品的输出有限和贸易上的巨大逆差，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所不容。于是，英国一方面借助于毒品走私，用贩卖鸦片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状态；同时采取其它方式，争取中国商品市场的对英开放。
　　乾隆、嘉庆时，英国政府就两次遣使来华，企图通过谈判使清政府放弃闭关政策，未能如愿。道光十四年（1834　年），英国取消其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实行对华"自由贸易"，从而，对打开中国门户有了愈加迫切的需要。为此，英国政府派律劳卑做驻华商务监督，令其就便寻找机会，再作外交试探。律劳卑于当年赴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举违反清朝对外通商成规，遭到拒绝。这次交涉失败，英国资产阶级便纷纷鼓噪战争，在华英商并向当局提交了武装侵华的具体计划。英国政府也决计诉诸武力，只是认为尚无适当借口，不得不有所等待。就在此后不久，中国兴起了禁烟运动。
　　鸦片作为毒品被西方侵略者输入中国已非一日，但起初数量不大。自从英国加入这种贸易，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后，英属印度政府制定了大量种植以对华倾销的鸦片政策，鸦片便潮涌而入。嘉庆时，每年平均已高达5000　箱，到鸦片战争前夕，更增至4　万多箱。其结果，不但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而且导致数以亿计的白银外流，并由此引起银价腾贵、商业停滞、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清朝统治也受到极大威胁：官吏兵丁纵私受贿、吸毒成风，造成官僚机构全面腐化、军队战斗力丧失；白银的流出，致使财政陷入危机。鸦片祸患到了如此地步，清朝当局不能不考虑制止。经过内部弛禁与严禁两派的争论，从道光十八年（1838　年）起，清政府厉行禁烟，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领导禁烟斗争。
　　林则徐（1785-1850　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当时清朝大吏中少有的为官廉正、又有远见、主张对现实政治有所改革的进步官员，也是禁烟派的主要代表。此前在湖广总督任上，上书痛陈鸦片之害，力主禁烟，为道光皇帝所接受。及英军入侵，又组织抗战，成为抵抗派的首领。道光十九年（1839　年）春，林则徐抵达广州，整顿水师，缉查烟贩，以严正果断的措施，粉碎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阻挠破坏，迫使英美商人交出鸦片2　万余箱共237　万多斤。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　月3　日至25　日），将所缴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正义壮举，引起全世界注目，是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
　　中国政府的严厉禁烟，对英国的打击是至为沉重的。因为，在英国输华物品的总值中，鸦片占到50％以上。英国靠鸦片贸易掠夺的中国白银，除弥补逆差之外，每年还有数百万两的余额。所以，尽管内部有人担心，用禁烟问题作出兵口实，会过分裸露政府的不道德，英国当局还是迫不及待，借此发动了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自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　年6　月）正式爆发，时断时续，绵延了两年多。其间，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率官兵奋勇御敌，致以身殉。广州三元里及江浙等地沿海群众也自发抵抗，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然而，清廷腐败已久，充斥于政府的，是琦善、奕山等一大批妥协投降势力，抗战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组织与支持。相反，战事初起，清廷为求罢兵议和，即将抵抗派的中坚林则徐革职处分。这就注定了战争的失败。因此，人数不足2　万的英军，得以攻掠沿海、进犯长江。而当英军兵舰逼近南京时，清政府便彻底屈服，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　年8　月29　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香港；赔款2100　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货税须与英方共同议定；废除"公行"制度，许英商同任何中国商人贸易。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所加条款，影响至巨的有：英人在华犯法，须交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办理，中国无权判决，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中国如给予其它国家特权利益，应准英人均沾，这就是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
　　清政府签约求和的先例一开，欧美国家争相而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法两国仅以恫吓之劳，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除未获割地赔款，得到了同英国一样的侵略权益，并且各有扩大。诸如美国兵船可任意往来中国通商港口、许法国天主教公开传教等规定，均为前此条约所未有。这以后，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借"利益均沾"名义，取得了各种对华特权。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敞开了门户。
　　从此，西方势力不断深入，把原来独立自主的古老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以为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中国这一广阔市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十余年，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除开头二三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随后即呈迟滞状态。其原因，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抵抗力顽强坚韧，非一记重炮所能轰毁。此外，英国及其它外商的鸦片走私日甚一日，中国白银被源源掠走，这也削弱了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对华贸易的不景气，是前订条约限制太多所至，因而希望全面修改，以进一步攫夺侵华特权。
　　咸丰四年和咸丰六年（1854、1856　年），英、法、美三国一致行动，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都被拒绝。侵略者自然不甘就此罢休。就在咸丰六年九月，英国借广东水师在本属中国人所有、为行不法而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船上拘捕海盗一事，蓄意干涉和挑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法国也借口此前天主教神甫马赖私入广西被杀，与英国联合出兵。英法联军于咸丰七年（1857　年）秋末组成，随即攻占广州，将两广总督叶名琛俘送印度，而留巡抚柏贵等人作傀儡，实行殖民统治。之后沿海北上，于咸丰八年四月（1858　年5　月）攻陷大沽口，迫使清政府分别同英、法及参与侵略的美、俄专使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二年，英、法代表来华换约时，因拒走清方指定的进京路线，并以所携舰队袭击大沽炮台，为清朝守军所重创。于是，英法重组联军，再启战端。咸丰十年九月（1860　年10　月），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肆行抢劫破坏，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一炬化为废墟。清政府屈辱投降，与英、法、俄三国又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以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借战争迫签上述条约，获得了一大批新的侵华权利。其中，《天津条约》及其补充条款规定有：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传教；修改税则，实行世界少有的低税率；由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北京条约》除承认以上条约的全部内容，要点还有：开放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给英国；赔偿英、法兵费各800　万两。沙俄获利最多，于享受他国权益之外，还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这包括：咸丰八年四月（1858　年5　月），逼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60　多万平方公里；通过《北京条约》，把中国乌苏里江以东、连同库页岛在内约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统吞并；四年后，又据强加于《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逼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霸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河山。中国主权沦丧，莫此为甚。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不止于中国的丧权失地。由于英法联军的进入北京，还促使清廷政权发生了利于外国侵略的变动。当时，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其弟恭亲王奕在北京谈判。外国侵略者以咸丰皇帝及其身边的亲信重臣心存疑忌、不够顺从，对曲意求和的奕刻意笼络和培植，希望清朝大权能归这类人掌握。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　年8　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遣诏以六岁的载淳继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作摄理朝政的"顾命大臣"。奕被排除在外。载淳生母慈禧太后有极强的权力欲望，想夺取最高统治权，于是同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奕合谋，于当年九月（1861　年11　月）回到北京时发动政变，免除八大臣职务，并处死为首的肃顺等三人。所列八人罪状，是"不能尽心和议"，一开始就表明了慈禧之流向外国侵略者的投靠。政变后，改原用祺祥年号为同治。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兼掌军机处和新设立的总　理衙门。慈禧与名分尊于自己的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但实权尽操于慈禧之手。从此，清政府在慈禧掌管下，对外国侵略者予取予求，卖尽国家而不计。外国侵略者则登堂入室，再无障碍。中国之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一大关键。
　　中法战争　从同治末年起，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西方列强为分割领土和建立独占性的海外市场，对中国沿边蚕食鲸吞，展开了激烈争夺。光绪九年到十一年（1883　至1885　年）由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所引起的中法战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中最为重大的事件。
　　法国久蓄并吞越南以入中国西南边疆，进而伸张势力于中国腹地的侵略野心。同治初期，法国占领了越南南部诸省，之后探明越南北圻的红河可通航至云南境内，便加紧向北部推进，以实现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扩张。同治末年以后，法军侵入到红河三角洲一带。但由于刘永福所率广西天地会起义军旧部与越南军民并肩抵抗，侵略者屡受挫折，难于进展。光绪九年，越南王室内讧，法军于是乘机攻其首都，胁迫越南统治者投降。通过逼签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随即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军队及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开放云南边界。至此，中法间的直接冲突已经无法避免。
　　当越南北部危急时，越南政府曾多次向清廷求助。中国面临着法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同越南又是友好邻邦，有着长期形成的密切藩属关系，论情论势，都不容中国坐视旁观。这样，清政府派出了部分军队，进驻于越南北圻，并嘉奖原为政府敌人的刘永福，赏以官衔。但实际上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法的勇气，无论派兵前还是出兵后，一直未断谋求妥协，致使临敌军将全无斗志。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　年12　月），法军发起进攻，除刘永福的黑旗军以抗战无援致败，驻越清军大都不战而逃。短短二三个月的时间，侵略者就已逼近中国疆界。
　　前方清军的溃败，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慈禧太后归罪于奕，撤换了以他为首的所有军机大臣。随后，将朝堂上不谙军旅、却向喜言战的张佩纶等所谓清流派人物派赴海防前线。慈禧的举措并非意在抗法，前者出于政争的需要，后者则为减少求和的阻力。所以，人事变动后的清政府照旧妥协，于光绪十年四月（1884　年5　月）由李鸿章作代表，订立《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统治，中国退兵。
　　条约达成，清政府以为从此事了。但仅过月余，法军即攻击驻在北越谅山，因未得命令而一时没有撤离的清军，再度挑起战争。这一次，战争扩展到了中国本土。清政府起初仍无战意，直到这年七月（1884　年8　月），泊于马尾港的福建水师遭法舰偷袭而全军覆没，才被迫对法宣战。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定海受挫，退据澎湖。在越南北部，战事分东西两路进行。开始，东路清军节节败退，至次年二月（1885　年3　月），老将冯子才任各军统帅，自镇南关奋力反攻，一举收复谅山等地。西路黑旗军也大败法军于临洮，夺回十数州县。法军全线崩溃，震动之大，致令法国内阁倒台。
　　但军事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清廷政治上的腐败。谅山大捷之前，清政府已在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操纵下，派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潜赴巴黎谈判。及前方奏捷，清政府竟视为求和的绝好机会，就在清军获胜的当月（1885　年4　月），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订立停战协定，接着下令撤兵。同年四月（1885年6　月），又由李鸿章签订中法《越南条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所订一切条约；中法双方勘定中越边界；法国在滇、桂两省得有开埠通商特权。法国不胜而胜，达到了发动战争的全部目的。
　　清政府用辉煌的胜利换取屈辱的和约，后果不只是法国势力得以侵入中国西南，更为严重的，是刺激了所有列强的侵华胃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后十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又大举侵略朝鲜和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以吞灭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确立了武力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在为此而炮制的"大陆政策"中，日本定有具体方案，计划分五期依次征服中国台湾、朝鲜、中国满蒙、全中国、全世界。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入犯台湾，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虽未得逞，却利用清政府的颟顸与妥协，吞并了琉球。此后，日本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通过光绪二年（1876　年）和光绪八年（1882　年）两次逼订不平等条约，初步实现了对朝鲜的控制。
　　朝鲜同越南一样，与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友好藩属关系，中国本应保护。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搞所谓"以夷制夷"，把欧、美国家一一引介到朝鲜来。这种引狼拒虎的办法，除为西方势力提供掠夺之便，根本挡不住日本侵略的深入。光绪十年（1884　年），日本策动朝鲜政变未遂，便转而要挟清政府，于次年（1885　年）订立条约，规定以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如此约文，无异于肯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为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预伏了借口。而在此前后，日本已接连制定扩军计划，全力准备对中国一战。
　　光绪二十年（1894　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国王求援于清政府。日本决定乘机发动战争，于是设置圈套，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诡称日本"必无他意"①。及少量清军开抵朝鲜牙山，大批日军随即进占汉城、仁川一带。因起义军很快被朝鲜当局招抚，清政府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意在激化中日矛盾，制造决裂。日本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清廷内部就此出现帝后两党分歧。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主张备战抗敌，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则寄望于列强的干涉。主持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听命于操有实权的后党，一次又一次地乞求欧美各国调停，直到最后落空，才被迫向朝鲜增调军队，但为时已晚。六月二十三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方式，于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并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其间清政府不失一切机会求和，对抗战始终抱着消极态度，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失败的结果。战争开始后，入朝鲜的清军被置于平壤，不筹战守，及日军来攻，将领左宝贵以身殉国，而主帅却下令撤退，一气逃过鸭绿江。八月十八日的黄海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因经费被清朝统治者挪用于享受挥霍，成军后再无改进，炮位、航速不及日舰，战斗中蒙受严重损失，只是由于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士的舍身杀敌，才给敌舰以重创。但北洋舰队此后即奉令移驻威海卫港内，再不准出海，制海权于是尽归日本。九月末，日军侵入中国东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连、旅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及辽南诸多要地。次年正月（1895　年2　月），坐困威海卫的北洋舰队遭日军围歼，全军覆没。至二月中旬，清军在山海关外溃败，清政府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以求降。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　年4　月17　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条款是：1．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3．赔偿日本军费2　亿两；4．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此外还有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及给日本最惠国待遇等规定。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二），第546　页。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恶果。其中割地一项，直接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由于沙俄对中国东北久怀领土野心，中日刚一签约，它便拉拢法国与德国，用中国加赔3000　万两作条件，逼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随后，俄、法、德三国即为"干涉还辽"勒索"报酬"，分别"租借"了中国的旅大、广州湾和胶州湾。英国不甘他国争先，同时强租了威海卫和九龙两地。战后不数年，中国沿海港湾就被列强抢占殆尽，沿边乃至内地大部分领土也被它们分割为势力范围，中国已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其它约款同样影响至巨。准许外国人在华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外国资本从此汹汹而入，使中国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更为致命的摧残和打击。而数额巨大的赔款，既底定了日本后来再次侵华的基础，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从而造成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全面依附。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后急剧加深的亡国危机，激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反侵略斗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把斗争推向高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矛头主要指向在中国横行不法的外国教会势力，但也连及帝国主义其它形式的侵略。义和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首起山东，后来遍及北方广大省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本质上是仇视的，但因统治集团内部分歧，所以时"剿"时"抚"，对策摇摆不定。而义和团则得以乘间发展，到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时，仅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就多达十余万人。清政府不能实力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便合伙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　年6　月），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及部分清军的沉重打击。八国集结重兵，进一步扩大侵略规模。侵略者打进了国门，清廷内部就和战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慈禧太后采纳端王载漪等人的意见，颁诏对各国"宣战"，并下令招集义和团、"借御外侮"。慈禧太后出此举措，动机别有所在。原来，两年前她通过戊戌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几次谋废光绪皇帝，都以列强反对而未果。半年前选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也不为列强所承认。慈禧太后对此已深为不满，及八国侵华开始，又接到各国要其归政于光绪皇帝的谎报，对列强就更加怨恨，因而发出上述谕旨，想利用义和团同列强的相抗一抒怨气。如此用心，预示了真诚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最终会被出卖。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宣战"上谕刚下，慈禧就派人向外国使馆求和，作出要相机自行剿办义和团的表示。对当时南方各省督抚拒不执行"宣战"令，伙同帝国主义搞所谓"东南互保"，清廷则非但不加斥责，反而给予肯定。清政府不是假抗战就是真妥协，义和团徒以血肉之躯，自然阻挡不住八国联军的侵略势头。先是天津陷入敌手，到七月二十日，北京也被占领。接着，八国联军分路攻掠，相继侵占山海关、保定、张家口等地。这期间，沙俄还单独出动军队，抢占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当北京陷落时，慈禧仓皇逃往西安。此前她已向侵略者乞降，亡命途中又发布严剿义和团的上谕。于是，清军掉转枪口，追随侵略者，将义和团运动彻底扑灭。但议和谈判并没有就此开始，原因是侵略者之间在要不要爪分中国等问题上互有矛盾，一时未能解决。直到最后才达成一致，公认以美国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原则，即形式上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①。并决定继续维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这样，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　月7　日），清政府同侵华八国及使馆受到攻击的比、西、荷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条款是：（一）中国赔款银4.5　亿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9.82　亿两，以关税、盐税及各地厘金偿付；（二）在北京东交民巷专设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大沽炮台完全拆毁；（三）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
　　《辛丑条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主权一次全面性的大剥夺，而慈禧太后仅仅因为列强还容许清政府名义上的存在，竟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表明，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2．清朝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清朝政权　外国列强用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征服了清朝统治者，成为中国的主宰。而清王朝虽然名目依旧，但性质已改，变成受侵略者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或乘战胜之威，或援引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多达500　个以上的不平等条约，全面攘夺中国主权。它们强割和"租借"了地域广大的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不受中国管辖的"租界"，实行纯粹的殖民地制度。它们还把持了中国海关，并享有"协定关税"及在中国修筑铁路、开办厂矿企业、开设银行、发行钞票等诸多权力，从而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和金融财政，使中国的经济命脉尽操其手。军事上，它们不但可以派舰任意往来中国的领海、港口与内河，甚至驻军于京师重地，将清政府置于武力监控之下。而渗入中国各地的西方传教士，则以种种方式进行奴化宣传，从思想文化上配合列强的侵略。此外，由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中国的治外法权已被剥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逞凶肆虐、乃至横暴官府，清政府也莫敢奈何。仅此一端，即可见清政府这时的地位。
　　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性质，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清政府同帝国主义驻华使团的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公使相继入驻北京。作为侵华列强的代表，他们以征服者自居，直接控制清政府，随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以内政为例，同治元年（1862　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因案降调，英法公使竟接连照会清朝当局，提出质问。又比如，清政府颁布一切涉及外事问题的法律法令，均须事先征得外交使团同意，否则无效。外交使团俨然成了清王朝的"太上皇"。而清政府一如傀儡，凡事听从摆布。这方面，"蒲安臣使团"的派遣堪称典型。同治七年（1868　年），清政府首次正式派使节出访欧、美，组成了所谓"中国使团"。但为首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连左、右协理，也分由英籍和法籍人员担当。蒲安臣率团先到美国，未经清政府授权，就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条约，许给美国招骗华工、扩大在华传教等侵略权益。其后到欧洲，又应允保护各国侵华利益的要求。由此发端，清政府后来的任何重大外交活动，无不有外国人参与和操纵。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00　年），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四），第14　页。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又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继续维持着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阻遏中国社会的进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中国长期处于衰败落后、受人宰割的状态。所以，列强入侵后的清王朝，尽管政权形式与先前无大差别，而实际上已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政权。
　　清朝政府买办化的组织机构　与清朝政权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相一致，清政府的组织机构也不断调整变化。就初期情况而言，主要是下述机构的增置：其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是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外交机构，于咸丰十一年（1861　年）应外国侵略者的要求设立。清政府以往闭关锁国，无所谓外交，鸦片战争后才被迫同列强建立关系。但对外交涉事务一直由地方官员兼办，先后委之于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附加衔名也只是"五口通商大臣"，不具鲜明的外交色彩。这自然不适合外国侵略的需要。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各国公使进入北京，便敦促清政府改变这样的外交机制，成立中央一级的专门外交机关，以便于控制清政府。当时，留在北京的奕为侵略者所驯服，并想乘机同肃顺争权，因而就此奏报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获得批准，遂有总理衙门之设。
　　总理衙门的体制仿照军机处，设总理大臣若干，分为三等。首席例从亲王、郡王等皇族简派，恭亲王奕即为首任领衔大臣。其余或由军机大臣兼领，或在内阁及各部院满汉大臣中选任。下属办事司员为章京，按满汉各半的原则，分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及额外章京四级。这些官员都属兼职。其内部机构，则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和司务厅、档案房。总理衙门名义上专办外交事务，但实际职权范围极广，举凡订约、通商、关税、海防、军务、传教、华工乃至筑路、开矿、办厂、通邮等等，无不归其所管，成了总揽一切"洋务"的总机关。因此，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政府原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掌起了很大变化，有的权力削减，有的形同虚设。就连执掌军国大计的军机处，这时也只管内部事件，实权远不如以往之大。
　　总理衙门存在了整整40　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改称外务部。其间它在外国侵略者的操纵指示下，通过签订条约及其它"洋务"活动，出卖了大量国家民族利益。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曾斥之为"卖地卖民之店铺"①，就深刻揭露了清政府这一机构的买办性。
　　其二、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清政府设置的海关机构，名义上从属总理衙门，实际上自始即由外国侵略者直接掌管，完全独立行事。
　　早在咸丰三年（1853　年），外国侵略者就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次年又强迫上海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由英、法、美三国领事各派一人做税务司，组成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英方代表总负其责。咸丰八年（1858　年），英、法等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迫签条约，规定中国各口海关"划一办理"、由外国人"帮办税务"，第二年即强令清政府执行，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及总理衙门成立，当年（1861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45　页。年）便正式设立总税务司署，初在上海，四年后迁至北京。从此，中国海关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
　　总税务司署的建制，是内设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及内债基金处、造册处（设在上海）、驻外办事处（设在伦敦），下属各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税务司的身份，本属清政府海关监督的助理，但实际上只对总税务司负责，且权力远在监督之上。自设税务司后，各口海关本为行政首长的监督，仅仅掌管"常关"、即内地关税一项，后来并规定，海关附近50里以内的常关税收，也归税务司所管。
　　总税务司一职，自设总税务司署那年起，始终由英人赫德一人占据。他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之久，至死始卸任，时间正是清朝灭亡之年。在任期间，赫德不但独霸中国海关的用人、行政、财务等大权，为本国及其它列强的对华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利用清政府对海关收入的日益依赖，支配中国政治，全面插手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清政府也言听计从，其信任程度，就连与英国在内的外国侵略者订立条约，都要依靠赫德的"忠告"，乃至求其协助。中法战争时，清政府胜而求和，就是受赫德直接操纵。于此可见，总税务司对清政府的影响之大，非列强的外交使团所能比。
　　除赫德外，总税务司署的科、处主管，各口正、副税务司以及海关所有其它高级职位，也一律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人只能充当不涉机密的一般职员。海关是一国门户，这种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充分显示出清政府的半殖民地属性。
　　其三、南、北洋通商大臣。
　　与成立总理衙门同一时期，清政府在上海和天津分设南、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北洋大臣，分别负责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与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通商、交涉事务。初为专职，后改由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兼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得此兼差，地位较其他总督优崇，因而被当时崛起的湘、淮集团所分占，几乎成为惯例。其中，曾国藩及下属湘系人物连续任南洋大臣近四十年之久。淮系李鸿章则独掌北洋大臣二十八年，职掌除上述之外，还有招商、电报等诸多全国性"洋务"事项，实权为南洋大臣所不及。
　　南、北洋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但制度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依例向总理衙门咨商、或由其代陈而已。所以，帝国主义经常同南、北洋大臣直接交道，通过他们取得侵略特权。这种情况，说明了清政府的买办化已不限于政权上层，同时也反映出清王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削弱。至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终于形成取代清王朝而继续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北洋军阀势力。
　　（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反清大起义1。太平天国的兴起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建立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加速激化，鸦片战争过去不到十年，就爆发了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凭借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协定关税"等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廉价工业品，日益深重地打击着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及农村自然经济，使广大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农民生计无着。外国对华鸦片走私和由此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也日呈加剧之势，至道光末年，一两银价已高涨到2300　多文铜钱。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弥补战费和赔款所造成的财政亏空，又于各省普遍增加捐税和浮收，将漕赋丁银陡然翻成原来的数倍。钱价的下跌和税额的上涨，加以官吏、地主乘机巧取豪夺，使本已困苦不堪的劳动人民背上更加沉重的负担。
　　人民群众无路可走，只有造反一途。战后九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暴动，仅官方文件记载的就有200　多起，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广西存在地主与农民、土著与客家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多种对立，阶级矛盾尖锐而复杂，又地处偏远，清政府统治比较薄弱，因而成为各地反清斗争的总汇之区。有长期反清传统的天地会在广西省内广设山堂，湖南、广东的天地会乃至一些白莲教支派，在起义失利后也转入广西。太平天国兴起前，活跃于广西的天地会起义队伍多达数十部。但天地会组织散漫，纪律也差，且无明确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掀起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表现出与天地会大不相同的特点，所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使各地各族人民零星分散的反抗斗争汇聚为大起义的洪流。
　　洪秀全（1814-1864　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幼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后以家贫辍学，短时间务农后，做了乡村塾师。他曾四次赴广州应试科举，都落第而归。这使洪秀全抑郁不满。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他从一本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中受到启发，创拜上帝教，自称上帝次子，奉命下凡救世。也是塾师的冯云山首先受其洗礼。他们按不拜祖先、邪神的教义，打毁村塾的孔子牌位，结果失去了教席。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到广西传教。因洪秀全这时只是想用宗教改变世道人心，其宣传脱离了穷苦人民的现实要求，因而收效不大。洪秀全于是返回花县，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大同思想揉合在一起，提出隐含政治、经济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他描绘了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但对实现途径，仍归结于个人的修身养性。直到三年后重赴广西，洪秀全才表现出反清思想。他写《原道觉世训》，将人间君主斥为僭越称帝的"阎罗妖"，号召人们把它"击灭"，从而为拜上帝教界定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方向。这期间，冯云山一直在广西活动。他深入到桂平紫荆山，团聚穷苦农民、矿工等下层群众2000　多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正式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并吸收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作骨干，形成领导核心，尊洪秀全为领袖。及洪秀全到来，又共同制定十款天条等宗教条规，作为会众道德与纪律的准则。
　　拜上帝会臻于完善，影响不断扩大。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势力已由紫荆山附近州县发展到广东信宜、高州、清远一带。具体的活动也从破坏神像庙宇，逐步转变为同地主团练的武装对抗。次年夏秋，广西全省遭灾，饥民成群结队，天地会纷起暴动。洪秀全以起义时机成熟，下令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编制队伍。天地会及与土著械斗败北的客家人也成批附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　年1　月11　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近2　万人，分别组成男营和女营。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太平军因领导人偏于保守而处于被动局面。先是在金田周围与清军苦战八个月之久，洪秀全乘激烈的战斗间隙登基称天王。其后攻入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又困据半年多。洪秀全在这里颁诏封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各领东、西、南、北、翼等王位，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制定官制、礼制和军规，并颁行天历，改易正朔。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初步具备了立国规模，但起义刚开始，它就袭用起一整套封建制度，也催使这个政权过早的蜕变和腐化。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清咸丰二年二月，1852　年4　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改取流动作战方针，军事上变为主动。攻桂林不克，即北取全州，冯云山于此役中炮牺牲。此后全军进入湖南，连下道州、郴州等城。继攻长沙，城未下而萧朝贵负伤身亡，太平军于是绕道而进，攻破益阳、岳州（今岳阳），获大批船只，将参加起义队伍的水手组成水营。同年底（1853年1　月），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部队猛增到30　万人。随后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十日，1853　年3　月19　日），太平军攻占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太平天国政权。
　　湘军的乘势崛起　太平天国起义的迅速发展，使清王朝很快陷入统治危机。军费开支浩繁，而国库几近一空如洗，无款可筹。作为清朝统治支柱的八旗和绿营，临敌即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为免遭灭亡，清政府一方面大事搜刮，用加重捐税、铸行大钱、滥发票钞、推广捐纳、创行勒索商民的"厘金"制度等种种办法，支撑濒于崩溃的财政。同时采取军事措施，命令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借以加强对抗太平军的力量。一时间，团练遍及全国。但团练多属乌合之众，经不得战阵。要与太平军相抗，非组织训练有素的正规武装才行。清政府穷于应付，无此余力，曾国藩的湘军则就势而起。
　　曾国藩（1811-1872　年），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1853　年初），因母丧正在原籍守制，奉旨担任团练大臣，督办湖南团练。于是借此名义，组建了一支与团练并不相同的地主武装，也就是湘军。但曾国藩为避自立军队之嫌，名之为湘勇。湘军分为水、陆两种，同于咸丰四年（1854　年）春初建成。起初人数共计17000　多，后来编制不断扩大。湘军的编练略仿明代戚继光成法，具体建制则有下述特点：将领骨干由曾国藩的同学、师生及同乡、亲友中热心功名的读书人充任，意在使有升官机会而肯于卖命；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但对象要以山区或偏僻乡间强壮而落后的农民为主，且需取保具结，以便于控制和指挥；官兵之间有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每营士兵只服从所隶营官，全军则尽归曾国藩一人号令。这种"兵为将有"的制度，一改八旗、绿营兵无专将的旧习，开了清朝兵制改革的先河，而晚清出现拥兵自雄的地方军阀，也是以此为发端。
　　湘军自成军伊始即对太平军作战，并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开头几年里，由于满族权贵对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还存有戒心，其作用尚属有限。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湘军日渐为清朝统治集团所依重，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太平天国的发展与政权建设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扩大胜利，于当年四月（清咸丰三年四月，1853　年5　月）即分兵北伐和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李开芳等统率，自扬州出发，经皖北、河南、山西，转入直隶，仅用五个月时间，就进至天津城郊杨柳青。清廷震动，急调10　倍于太平军的八旗主力堵截。北伐军后援不继，逐步南撤，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四月（清咸丰五年四月，1855　年5　月），终以孤军深入而最后失败。
　　太平军直插清朝心脏地区的北伐，牵制了清军重兵，为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征军沿长江而上，很快攻占了安庆、九江、武汉等重要城市。并连克皖北庐州（今合肥）、桐城等20　多个州县。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1854　年）春，西征军进入湖南，遭到湘军的抵抗和反击，被迫退至九江。同年底，石达开率大军西上增援，于湖口和九江重创湘军。乘胜再克武汉，进军江西。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丰六年，1856　年）上半年，太平军集中兵力，先后击溃了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控制了长江中下游自武汉至镇江等沿江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湖北大部及江苏部分地区，军事上达到极盛时期。
　　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太平天国着手政权建设，为此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施政纲领。这一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并制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即：田分三类九等，依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无分男女，十六岁以上受全份，以下者减半。在此基础上，它还规划出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案：每25家组成一社会基层单位，称为"两"。生产和分配都由"两"统一管理。每户农民既要种田，也要搞家庭副业。收获的农、副产品，除留足食用，剩余部分一律上交每"两"所设的"国库"。综观上述规定，其平分土地和均匀贫富的构想，反映了贫苦农民反对压迫、剥削和追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但社会经济生活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脱离现实，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太平天国实际实行的，基本上还是"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也就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
　　太平天国建立起军政合一的各级政权机关。其结构分为中央、省、郡、县四级。县级以上官员都由将领和王、侯担任。县以下，按照太平军的编制体系把农民及其它群众组织起来，逐级设置官吏，统称"乡官"，一般是由民众推选。每户出一人为伍卒，无事耕作，有警为兵。这种乡官制度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失败。
　　经济、文化等方面，太平天国也多有变革。诸如在军队和政府机关、并一度在天京居民中，实行财产和缴获归公，生活必须品定额配给的"圣库制度"；在天京取消商品交换，推行手工业官营；改革教育和科举，等等。其政策一本平等精神，但大都有悖于客观实际。因此，有些规定于颁行不久即不得不宣布废除，即使保留下来的，也随着太平天国的腐败而名存实亡。2。太平天国的失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它的领导者们贵为王侯将相，依据封建的等级制度而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侵蚀，很快蜕化变质。他们贪于声色，竞逐奢华，并为追求更高的名位和享受而各结宗派，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终至酿成内部的变乱。
　　自定都天京，洪秀全即僻处深宫享乐，不理朝政，设有六部的东王府成了实际总揽一切的最高机关。杨秀清大权在握，又才能出众，为太平天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于是威风张扬，专横无忌，不仅随意凌虐其它诸王，而且经常托名"天父下凡"，挫辱洪秀全，致使上上下下，多衔怨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清咸丰六年七月，1856　年9　月），在西征军取得重大胜利，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也被解除后，杨秀清自恃功高，欲乘机进一步扩大权势，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假意应允，密召韦昌辉和石达开回京筹商对策。韦昌辉对杨秀清久怀不满，早想取而代之，回京后即杀杨秀清及其眷属，并屠杀杨部将士2　万多人。石达开因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也险遭其害，虽本人得脱，但全家都为所杀。石达开自安庆起兵讨韦。洪秀全对韦昌辉已起忧惧，见石部大军压境，便将韦昌辉及其党羽处死，平息了这场历时二个月的内乱。
　　杀韦昌辉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入京辅政。但这时的洪秀全已失去信任外姓的勇气，又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安王、福王，牵制石达开。石达开恐蹈杨韦覆辙，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清咸丰七年，1857　年）率10　余万精锐部队出走，初在江西、福建等地活动，两年后远征西南。至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清同治二年，1863　年），终以孤军流动作战，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由于这次内讧，太平天国失去了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核心，军事力量也严重削弱。清军乘势反扑，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攻天京。湘军则连夺武昌、九江、镇江等地。太平天国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苏的占领区丢失殆尽，形势顿挫。
　　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　太平天国因内部分裂而陷于危局，但客观形势尚可有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迫使清政府处处分兵，相对减少了对太平军的压力。洪秀全思图振作，将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提拔为各军主将。陈玉成、李秀成协同配合，于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八月（清咸丰八年八月，1858　年9　月）再次击溃清军江北大营，横扫苏北清军。两个月后，又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使湘军元气大伤，"全军皆寒"①，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1860　年）夏初，展开天京破围战，清江南大营被一举荡平。太平军乘胜东征，攻占了江苏、浙江大部分州县。
　　军事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太平天国后期，政治上愈加颓败。洪秀全疑忌外姓，只重亲族。其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来到天京，寸功未立而当即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提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主张仿效西方，虽不合于农民战争的实际，毕竟还算有所识见。至于拥据高位的洪氏其它亲属，非贪即庸，绝无德才服众之人。异姓将领对此不满，洪秀全便用滥封王爵以示恩，并借此分散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兵权，以防势力作大。结果不但上下离心，军队也日益涣散。洪秀全本人则越来越求助于宗教迷信。但自经天京事变，将士们目睹那些自称上帝之子的领导人互相残杀，对拜上帝教的信仰已经动摇。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书牍》卷十。
　　外部情况也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重要变化。江南大营和江、浙战场溃败的当年，清廷即改变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态度，由心存疑虑转为完全依靠，先是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接着又授予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全权。曾国藩令其弟曾国荃率部攻安庆，派左宗棠带兵入浙江，使湘军成为同太平军作战的主干。两年后，曾国藩又派李鸿章仿湘军兵制建成淮军，开赴上海，成为江苏战场太平军的劲敌。这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慈禧一伙以政变上台，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湘、淮军与外围侵略者联合起来，太平天国面临更为险恶的斗争局面。
　　自身的败坏和反动力量的加强，决定了太平天国很难再有作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秋，由于李秀成一心经营江、浙，对陈玉成在天京上游的征战不予配合，湘军攻陷了安庆，直逼天京城下。陈玉成北走寿州，被叛徒诱捕牺牲。这前后，李秀成率部三打上海，虽给清军和英、法军队及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以沉重打击，终以天京告急而不得不撤师回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　年）秋冬，李秀成在天京外围与湘军苦战，日久无功。此后仅年余时间，包括苏州、杭州在内的太平天国江、浙占领区，即一一失陷。天京已成孤城，李秀成劝洪秀全"让城别走"，另图发展。奈何洪秀全已全无进取精神，只想困守。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　年7　月19　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此前洪秀全已经病逝。李秀成突围被俘，在囚笼中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最后被曾国藩所杀。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太平军并没有就此全部瓦解，其余部依旧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在长江南北继续坚持了四年的斗争。
　　太平天国顺乎鸦片战争后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而起，前后持续了十八年，势力波及十八省，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无论对清王朝抑或外国侵略者，都给予了沉重打击，因而，虽以失败告终，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3。太平天国影响下的各地起义江南的天地会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各族人民为当时的形势所鼓舞，纷纷揭杆而起，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清斗争高潮。江南各省的天地会及其支派，就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
　　咸丰二年（1852　年），广西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在南宁起义，两年后攻占灌阳，建立了"升平天国"。咸丰五年（1855　年），应太平天国之约北上，拟与太平军会合。因中途为湘军所阻，又返回广西，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告失败。
　　咸丰四年（1854　年），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起义，全省大部分州县的会党都起而响应。起义队伍称"红巾军"，围困广州达半年之久。次年转入广西，于浔州建"大成国"。六年后失败，余众加入了石达开部。
　　天地会系统的起义中，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震动最大。咸丰三年八月（1853　年9　月），刘丽川率众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州县，并建立政权，称"大明太平天国"，表示愿归太平天国统辖。上海是五口通商的首要口岸，也是外国势力的侵华中心，因此，英、法、美等国侵略者立即出面，直接参与镇压。小刀会坚持斗争十七个月，于咸丰五年（1855　年）初突围，刘丽川牺牲，部分起义军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
　　除上述之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也或前或后，都有天地会不同支派的起义。
　　北方的捻军起义　捻军是由清代中叶发源于淮北淝水、涡河流域的民间秘密团体"捻党"转化而来，以破产农民及其它劳苦群众为主要成分。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安徽、河南时，捻党纷起响应。咸丰五年（1855　年），各路捻军会集安徽蒙城雉河集，推毫州（今毫县）捻军首领张乐行为盟主，并统一编制，分黄、白、红、黑、蓝五旗，人数共约10　万。从咸丰七年（1857　年）起，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张乐行初被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受封"沃王"。但他们"听封而不听调"，不出境远征，并保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一种联盟关系。不过，捻军也常常同太平军联合作战，前述太平军三河大捷，就有捻军的参加。
　　同治二年（1863　年），张乐行兵败雉河集，被俘遇难，捻军陷入困境。
　　次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率所部与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会合，被推为首领。赖文光依太平军的兵制整编捻军，并易步为骑，使捻军成为一支约10　万多人的骑兵武装，战斗力大大提高。同治四年（1865　年）夏初，捻军采用流动战术，将清军八旗主力僧格林沁马队引至山东曹州（今菏泽），一举全歼。清政府令曾国藩督湘军重兵进剿，也被击败，又改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淮军围击。同治五年（1866　年）秋，捻军突破运河防线，进入河南，于许州（今许昌）分成东西两部，一部由赖文光、任化邦统带，留在中原，另一部在张宗禹等率领下挺进西北，往联起义回民。
　　分军后，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于豫、鲁、鄂、皖之间。同治六年（1867年），东捻军在湖北大败淮军，但随后遭湘军袭击，退走山东，被淮军围困于登莱一带。赖文光组织突围失利，于次年初率残部南下，在扬州殉难，东捻军覆没。西捻军此时正在陕西同左宗棠湘军争战，得到东捻军危急的消息后，想用攻打北京以解东捻军之围，遂经山西进入直隶。至北京附近，遭清军围截，被迫南撤。同治七年七月（1868　年8　月），西捻军遭淮军与湘军合力围剿，溃败于山东茌平。至此，捻军起义最后失败。
　　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　太平天国兴起后，西南、西北地区的苗、瑶、侗、水、彝、回、布依等诸多民族，都发生了反清起义。其中规模和声势比较大的，则有以下数起。
　　贵州苗民起义。这支起义军由张秀眉领导，咸丰五年（1855　年）于贵州台拱发动后，迅速席卷贵州东南大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十八年。影响所及，省内其它民族也相继竖旗抗清，队伍多达30　余部。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苗民起义遭湘军镇压，张秀眉被俘牺牲。
　　云南回民起义。从咸丰五年（1855　年）起，云南各地回民即纷举义旗抗清，一年后形成两大势力，分别以马如龙和杜文秀为首。马如龙起义于滇东南，但他出身官宦人家，同治元年（1862　年）即被招降，成为清政府"以回攻回"的工具。杜文秀于咸丰六年（1856　年）攻占大理，建立了政权，所到之处减轻赋税，得到回、汉人民的共同拥护，队伍不断扩大，据有50　多个州县。其后多次围攻昆明，因马如龙伙同清军死守，未能攻克。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理遭清军包围，不久陷落。杜文秀服毒后自赴清营而死。
　　陕甘回民起义。同治元年（1862　年），太平军一部攻入汉中，陕西、甘肃回民乘势起义，影响及于青海、新疆。及西捻军入陕西，捻、回互为应援，声势更加浩大。同治七年（1868　年）捻军被扑灭，左宗棠督湘军全力进攻陕甘。同治十年（1871　年）底，金积堡起义军首领投降，部众被湘军悉数杀戮，孑遗无存。同治十二年十月（1873　年11　月），湘军攻破肃州，至此，陕甘回民起义全部失败。
　　4。太平天国打击下的清朝政权变化清王朝依靠种种力量的支撑，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其推动下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一时免于灭亡。然而，经过这场农民战争的打击，其统治地位严重动摇。这不仅表现为原先它所赖以存在的八旗、绿营几被完全摧垮，封建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扫荡。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内部的实际权力发生了转移，汉族地主的权力开始增大，地方权力也明显加重。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前，清朝军权悉由满族权贵掌握，封疆大吏也多是满人。而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军队的主干，清朝武装力量的指挥权由此移易，转到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手中。自湘军和淮军建立后，十多年内向各省军营保举的武职，数达10　余万，仅三品以上者就有1　万多。地方军政长官从此也多数改由湘、淮将领为主的汉人充当，曾氏兄弟、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及李氏兄弟、张树声、刘铭传等一大批人都以军功而身膺疆寄，先后做了总督或巡抚。清朝的总督和巡抚，向为地方最高长官，尤其总督一级，依规定综治军民，职权很重。但事实上，太平天国事起之前，不但各地兵政统由中央管辖，就是民政、财政和司法，也由直隶于中央的各省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分掌，督、抚不过起督率作用，不能随意干预。而自湘、淮将领居于督、抚之位，因手中握有兵权，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起义，又不得不依靠他们，不敢轻易得罪，这些人便借势扩张权力，把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统统把持起来，使原本牵制督、抚权力的两司机构，降同督、抚属员。此后，督、扰专政成为惯例，既便不是湘、淮将领出身的，也都有权编练军队，实掌全省军政。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自此破坏。
　　清朝政权的上述变化，削弱了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也孕育着统治集团内部满汉之间日后矛盾的深化。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又潜伏下清王朝最终覆灭的危机。
　　（三）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1。洋务势力的形成及其派系兴替太平天国时期，清王朝内优外患，遭到人民起义和外来战争的双重打击。一些明敏的实力官僚意识到，要维系清朝统治，传统的措施已难奏效，必须变通办法。通过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借助外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对西方技术的进步有了实际体会，于是提出师法西洋的主张，并大力推行洋务"新政"。此即后人所称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由来。
　　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中央政府中有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汉人督抚。这些洋务官僚各握实权，彼此矛盾，分为不同的派系。而在洋务运动中，各派势力或兴或衰，地位与作用不尽相同。
　　奕为首的满洲系出现最早。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奕等人就搞起洋务活动，建立了总理衙门。北京政变后，奕因支持慈禧上台而一时倍获恩宠，掌握了外朝内廷大权。但为时不长，即遭慈禧疑忌，于同治四年（1865年）被加以植党营私的罪名，丢掉了议政王的名位，权势大跌。此后不断受到慈禧的挫辱打击，政治上已无多大影响。至中法战争时，一切职务都被革除，终于彻底失势。而满洲系中的其他洋务官僚，较有识见的文祥早死，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则平庸无能，所办天津机器局，不久即被李鸿章接管。因此，左右洋务运动的，主要还是厚拥实力的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中，湘系本来最先崛起，但它的扶植者肃顺集团在政变中垮台，曾国藩为避嫌疑，于消灭太平天国后，将湘军主力大部遣散，从而削弱了自身势力。湘系内部也不统一，分成曾系和左系两个宗派。曾国藩先后担任两江和直隶总督，有过较大的权力。但同治九年（1870　年）办理天津教案时，因杀无辜以媚外，遭朝野非议，不到两年即忧悒而死。至于左宗棠，刚刚办起福州船政局，就被调往偏远的西北，任陕甘总督十几年，声望、地位始终没有达到曾国藩那样的高度。相比之下，由湘系派生的淮系首领李鸿章反倒后来居上。
　　李鸿章自成体系比曾国藩晚得多，起初只在湘军帮办营务，咸丰十一年（1861　年）奉曾国藩之命组成淮军，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其后湘军大量裁减，而淮军益加扩充，李鸿章的实力很快超乎曾国藩之上。以此之故，再加李鸿章因素主对外妥协而为各国所支持，使善于弄权的慈禧太后不能不另眼相看，大加依重。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不但独据疆臣中职位最尊的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并兼领北洋大臣、大学士等头衔，清政府的外交、经济、军事诸大权多归把握。因此，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影响最大，成为前期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
　　洋务运动后期，淮系势力渐衰，自成一派的张之洞代之而起。张之洞原属与洋务派相抗的清流派，咸丰十年（1884　年）迁升两广总督，受中法战争的刺激，思想大变，由清流党人转化为洋务官僚。五年后调到湖北，自此任湖广总督达18　年之久，期间办厂、练兵、兴学，多有兴革，成了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2。洋务派的思想体系与活动实践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仿学西方的运动。由于它的推行者们出身经历、文化素养以及心理性格多所差异，加之其参加者不止洋务官僚，还有知识分子、商人和买办，对洋务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具体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就学习西方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洋务派是大体一致的。"借法自强"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们共同的理论与口号。
　　"借法自强"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出发点。洋务派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正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奇变"，处今之世，要想国家"自立"，出路首在"自强"，外国的态度，全视中国自身的强弱而定；而自强之道，则在讲求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尽窥其中奥秘，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师其所能，夺其所恃"①。毫无疑问，洋务运动初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清朝统治阶级眼前的威胁主要是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反清起义，因而，洋务派的"自强"势必包含消弥内乱的动机。但它有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当然，由于洋务的兴办对外国多有依赖，清政府和大部分洋务官僚又畏惧外国的强大而遇事妥协，后一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仿学西方的准则。所谓"中学"，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至于"西学"的概念，洋务派一般都以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为限，只有少数人后来扩大了识见范围，对西方政治表现出一定兴趣。洋务派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把维护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作为治国兴邦的根本和基础，而将西学的引进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三十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求强"的口号下集中举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求富"，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1861　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到甲午战争时，各地先后建成兵工厂共20　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治四年（1865　年）李鸿章在上海、南京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以及同治五年、六年、光绪十五年（1889　年）由左宗棠、崇厚、张之洞分别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这些工厂各被不同的洋务派系所控制，视如私产，但都属官办，其经费来自国库；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投入市场交换；经营管理也沿用官府工业的传统制度，因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质。不过，它们引用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并雇佣工人劳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中国的近代化不无开创之功。
　　在创立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是用近代方法训练陆军，至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受到震动，开始筹建新式海军。光绪元年（1875　年），清政府计划以十年时间建成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水师，先从北洋入手。光绪十年（1884　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次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以会办大臣而握海军衙门的实权，为加强淮系势力，把经费主要用于北洋海军的扩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五），第119　页。
　　充。光绪十四年（1888　年），北洋舰队正式编成，拥有舰只25　艘，内中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七艘巡洋舰，在三支海军中实力最强。同军事工业一样，海军也被洋务官僚各自看成私有，战争中互不应援，福建水师和北洋舰队在中法、中日战争时的相继覆没，无不受此影响。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军队的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诸多困难，鉴于西方国家因工业发达而富强，于是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借作"求强"途径。同治十一年（1872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民用企业由此发端。到甲午战前，洋务派所办开矿、冶炼、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20　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1878　年）、五年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　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这类企业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少数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就其性质而言，它们的资金多以私人投资为主，工人自由招雇，产品投放市场，生产旨在追求利润，所以，基本上已属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但受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这类企业又带有明显的封建属性，经营管理上的官僚政治色彩十分浓重。洋务官僚独掌企业支配权，商股无权参与领导；企业运营须服从清政府的要求；企业营利得向清政府不时"报效"。加上某种企业一旦建立，洋务官僚往往借官势造成垄断，所有这些，都束缚和阻碍着民用企业的发展。
　　出于兴办上述事业的需要，在此期间洋务派还建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文书刊。这对传播自然科学和造就科技人材，无疑是有利的。像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就出自这时所派的留学生。
　　3。清政府内部关于洋务问题的矛盾与斗争顽固派同洋务派的对立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存在一股极端守旧的政治势力。他们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满洲贵族为代表，主张维持一切传统的封建秩序，仇视任何外来的新事物，被人们称作顽固派。洋务派每有兴革，无不遭到他们的竭力抵制。双方围绕开设天文算学馆和兴筑铁路的斗争，就是两个典型事例。
　　同治五年（1866　年），奕等人奏请在此前创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学，聘请洋员任教。倭仁带头坚决反对，说立国的根本，不在权谋技艺，而在齐一人心、崇尚礼义。古往今来，从无凭恃技术而能振起衰弱的。若为求得一点外国末技而令知书识礼之人师事夷人，将使正气不伸，邪气愈炽，用不了几年，中国人就会全都归心于外国，"变而从夷"。他还提出，如果非要学习天文、算学不可，也用不着洋人教习，中国"天下之大，不患无才"①。奕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并以倭仁既知有此人才为由，上奏让他主持馆事。清政府表示同意，倭仁只得借故推托。天文算学馆最后算是建立起来了，但由于顽固派的煽惑，报考者为数寥寥。
　　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起，洋务派就倡修铁路。顽固派群起而攻，力加阻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第30　页。
　　止。他们说修建铁路将破坏田园、庐墓、风水，于民不便，并针对洋务派有关火车迅速便捷的宣传，提出铁路一旦修通，外国入寇就会朝发而夕至，很快深入中国腹地，这不啻开门揖盗。双方就此争论了近十年时间，直到光绪七年（1881　年），李鸿章才修成一条长仅11　公里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而通车时，顽固派仍不罢休，竟要禁止使用机车牵引，说是那会震动山川龙脉，使诸神不宁。其思想之愚昧，于此可见一斑。
　　清政府内部会有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同慈禧太后的精心操纵是分不开的。慈禧弄权有术。为维系大清王朝和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力，她一方面依靠洋务派，允许他们兴办洋务事业；但同时又纵容顽固派攻击洋务活动，使洋务派不敢随心所欲，以免他们的势力过于膨胀、难以驾驭。同治末年后所谓"清流派"的出现，就是慈禧有意培植洋务派对立面的结果。当时，慈禧为限制洋务派，特别是奕为首的一伙，将顽固派代表人物李鸿藻派充军机大臣。李鸿藻于是借身居高位之便，聚结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一批言官，形成一股政治派别。他们放言高论，讥评时政，斥洋务派为"浊流"，而以"清流"自命。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就是利用这批人的主战"清议"，将政敌奕彻底打下了台。及目的达到，慈禧回过头来又一一整治清流党人，只对转化为洋务派的张之洞另眼看待，保留了他的地位，而其用心，则在用以牵制李鸿章，以防后者独专洋务大权。李鸿章对慈禧的以上做法深为不满，以至私下里大发牢骚，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早点亲政，取代慈禧。
　　海防与塞防之争　同治十三年（1874　年）起，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清朝统治集团就加强海防还是加强塞防，展开了一场论争。分歧的双方主要是在洋务派之间，顽固派则借机大发一通反对洋务的议论。
　　洋务活动开展未久，浩罕国（今中亚乌兹别克境内）军事首领阿古柏利用新疆各地反清起事后的割据混战，于同治四年（1865　年）武装入侵，相继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英、俄两国为使阿古柏变成各自的傀儡，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争相对其进行拉拢。由于阿古柏更多地倾向于英国，沙俄便在同治十年（1871　年）直接出兵，强占了伊犁。整个新疆面临着被割裂出去的危险，而日本这时又侵犯台湾，造成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同时告急。清政府就此讨论，内部争论因之而起。李鸿章是"海防"论的代表。他以海防、塞防力难兼顾为理由，建议停撤西北各军，将筹边经费移作海防之饷；并主张放弃新疆，让阿古柏等或如云、贵的苗瑶土司自成部落，或如越南、朝鲜那样"略奉正朔"，做为中国的藩属。这种论调，同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对清政府的游说如出一辙。左宗棠代表"塞防"论者，不过，他并不是不重视海防，而是认为海防和塞防应该并重，二者不可偏废。他强烈反对的，是李鸿章自撤藩篱，拱手出让领土的荒谬之见，认为新疆不复，则会后患无穷，因而力主全力西征。为此，他还表示不辞艰苦，愿意身当其任。左宗棠得到文祥等人的支持，最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以上争论情况说明，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左宗棠不同于惯取妥协态度的李鸿章。事实也是如此。光绪二年至光绪四年（1876　年到1878　年），左宗棠亲率大军出师新疆，收复了天山南北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其间英国为挽救阿古柏的败亡，出面干涉，左宗棠痛加驳斥，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新疆失地的大部归复，为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光绪七年（1881　年），同持加强塞防之议的曾纪泽与俄国往复辩论，据理力争，终于改订前此崇厚所签《交还伊犁条约》，新订中俄《伊犁条约》虽未尽数收回俄国侵占之地，损失毕竟减少了2　万多平方公里。其后经左宗棠建议筹划，清政府于光绪十年（1884　年）在新疆建立行省，使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自此更加密切。
　　4．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洋务企业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突破，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发生。同治八年（1869　年）上海发昌机器厂改手工为车床，同治十一年（1872　年）华侨商人陈启源于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缫丝厂，标志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开端，差不多是与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同时起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途径，主要是一部分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自办近代工矿企业。以中小型为主的一些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企业向纯粹商办方向的转化，也占一定比重。此外还有从旧式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演变为新式企业的，但数量不多，这是因为，在外资打击下，多数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都遭破产命运。
　　从同治八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　年），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共有100　多家，大都集中于缫丝、火柴、印刷、面粉、轧花等轻工业及小型采矿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很少。其中，缫丝业在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就比较发达，从原料、工人、经验各方面都有基础，所以发展最快。尤其广州地区，这一时期采用机器生产的缫丝厂多达60　来家，成为民族资本缫丝业的中心。上海也有这类企业出现，不过，由于这时上海已成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附近江、浙一带盛产的生丝原料多被外国掠走，因而发展不及广州，机器缫丝厂仅6家而已。
　　无论哪类民族资本的企业，一般都投资很少，规模不大。大部分企业的资本是在10　万两以下，甚至只有几千两。而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许多工厂，只是部分程序使用机器，更多的还是依靠手工操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加以当时中国社会高利贷利息和地租剥削率极高，货币持有者对放债和购置土地更感兴趣；中国自身又缺乏累积社会资金的银行机构，从而使得民族资本在资金来源上十分短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力量脆弱，自始即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外国资本及其在华企业，凭借资金雄厚和技术先进的优势，加以取得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大量掠夺原料，廉价倾销商品，对中国民族工业极力打击和排挤。而中国民族工业不仅在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上受到巨大压力，还因技术、资金乃至原料、市场不得不依赖外国，往往被外资所控制。中国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束缚和摧残也十分严重。甲午战争以前，商办的私人企业一直未被政府正式认可，并因此而时遭封禁。繁苛的厘捐杂税，无穷的摊派勒索，更是任何民族资本企业所难以幸免。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道路艰难曲折，发展极其缓慢。
　　资产阶级的产生极其类别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分为官控和民营两类，中国资产阶级也就相应地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
　　官僚资产阶级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控制洋务企业的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就是这个阶级的早期代表。他们恃仗权势，以各种方式吞蚀商股，化官产为私有，并使所属企业享受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得到的特权，由此造成自身资本和财富的迅速膨胀。又借官势实行垄断，压制和排斥民营企业，从而成为阻碍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反动势力。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除前述私营新式企业的各类人，还包括投资洋务企业的多数"商股"，他们的基本成分也是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依经济力量的强弱，这个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一般说来，由官僚、买办、地主转化而来的，其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发展，优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资本家，前者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则属于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都是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尽管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所进行的维新与革命运动，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无产阶级的诞生与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是晚清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五口通商地区，使当地的自然经济日遭破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求生计，或入外资在华企业做工，或充口岸码头工人及外国轮船海员，第一批产业工人即由此诞生。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到光绪二十年（1894　年），除码头工人没有统计数字外，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约计10　万。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多集中于沿海少数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四地，其产业工人约占全国总数的80％，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还多。不仅集中于大城市，还集中于大企业。光绪二十年时，全国雇工500　人以上的中外厂矿有39　个，雇佣工人共计6.2　万，占了当时全部产业工人的62％。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有利于自身的组织和团结，给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时，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与压迫。无论哪类企业的工人，都是在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以极长的工时而挣极低的工资。不但生活艰难困苦，法律上也无任何权利保障。大批厂矿普遍实行封建把头制度，企业主们还利用封建的行会、行帮，对工人严加管制、随意惩罚。其残酷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有其比的。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断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或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或针对本国业主及封建势力的压榨与凌虐，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先进的阶级。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前，它还处于自发状态，没有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直到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完成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领导任务。
　　（四）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1．维新派的思想渊源与嬗变早期的维新思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要求变法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运动的发生，有着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而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则远在运动兴起之前，是鸦片战争以来进步的思想家们对中外情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家，堪称维新思想的先驱者。鸦片战争时期，有鉴于外国入侵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他们积极了解西方，寻求强国御侮的途径。其中，林则徐开倡导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主持编译了《四洲志》。魏源则在此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建议设厂制造轮船、枪炮，并以此为起点，进而发展民用工业。而龚自珍以其思想的敏锐和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发出了调整君臣关系、变革用人制度等改良政治的"更法"要求。他们的这些思想，涉及到维新派关于改变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这两大课题，因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龚、魏二人，大受后来维新派的推崇。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提倡的向西方学习，重点是在工艺技术，而非自然科学理论，更非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吁求改革，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同维新派的思想又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冯桂芬，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战后不久，他著成《校邠庐抗议》一书，将中国与西方作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落后于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如西方之处。由此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自办新式工业等一系列主张。并要求许士民自由上书皇帝，府县以下官员由乡民公举和监督，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倾向。冯桂芬在政治上仍属地主阶级改革派，但他的思想比龚、魏等人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而成为维新派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前奏。他的《校邠庐抗议》深受维新派重视，戊戌变法前刊布流传甚广。
　　同治末年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汤震、何启、胡礼垣等。这些人，多数是从洋务派及地主知识分子分化而来，因而开始阶段的思想还有较多的旧痕迹。自中法战争失败起，他们的认识水平显著变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有了明显的资产阶级特征。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反对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主张，但识见深浅大不相同。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注意的，主要是外国进行军事及经济侵略的现实。而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则开始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们认识到，外国强加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规定，以及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剥夺，后患无穷。因此坚决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谈判修改，取消外国在华的这些特权。
　　其次，要求变法，全面学习西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内容有二。一是提出"商战"的口号，主张实行"重商"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的经济掠夺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要立国自强以抵制外国侵略，最重要的莫过于振兴商务。因此，他们反对清政府限制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如同西方那样提高工商地位，对民族工商业力加扶持。二是突破封建专制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他们通过中外对比，初步认识到君主专制阻碍着国家的富强，认为昏君失政、佞臣弄权、草民积怨和民气不振，皆由此出，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种弊端。但他们又不赞成取消君权，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权力偏下，也有结党营私及遇事推托不决等诸多流弊。因而，他们主张在保留君权的前提下设立议院，使"君民共主"，以避两极之偏。显而易见，他们所要的"议院"不过是归属于君权之下的议政机构，而非体现民权的立法机关，这同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有重大差距。
　　早期维新思想家刚从旧营垒脱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还重，因而思想主张多有局限，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经过他们的努力而形成的一股维新思潮，为稍后而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了重要准备。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康有为（1858-1927　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饱受传统儒学教育，年过二十以后始从《海国图志》入手，涉猎西学书籍，由此获得西方社会政治与自然科学的启蒙知识。就对资本主义的实际了解而言，康有为本不如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但由于他立志改革，一经接触西学，即致力于变法理论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又使自己的活动一开始就具有实践性，因此能够超越前人和同辈，成为维新领袖。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着手撰写《人类公理》，即《大同书》的初稿，其内容虽主要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代表康有为对现实的主张，但反映出他已动念于国家的改造。光绪十四年（1888　年），康有为赴京应会试，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强邻四逼"的形势，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危亡。这是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的开端。光绪十七年（1891　年）起，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培养出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其间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由此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光绪十七年。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概予否定，说成是西汉刘歆为帮新朝王莽篡汉而编造的"伪经"，与孔子无关，应称"新学"。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立脚点，促使人们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据产生怀疑，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理论。
　　《孔子改制考》于光绪十八年（1892　年）写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布。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刻意制造历史根据，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古代改革家，以证明变法维新"合乎古训"、不违圣人之教。进而借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提出和论证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不同，故都因时变革；而人类社会必然要沿"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依次演变递进，愈变愈好。他还牵强附会，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分别指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时代，并强调当时中国须经维新由君主专制而进入君主立宪的必要。康有为对历史演进的划分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主张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这就直接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敬天法祖"的思想。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护身符，并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的理论和根据，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厚。然而，他依变法的需要而对儒家经典任意取舍和发挥，在当时又是不可多见的大胆之举。因此，《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立即在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并以此而招致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被强令毁版。
　　2．"公车上书"与维新派群体的结成以著名的"公车上书"为标志，变法维新由一种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
　　维新派则自此结社"合群"，逐步形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以积极的活动实践，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
　　"公车上书"发生在光绪二十年三月末（1895　年5　月初），起因于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订立。当时，举国沸腾，群情激愤。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于是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　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康有为亲自起草万言书稿，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指出对日割地赔款将会丧失人心，导致列强灭亡中国的恶果。就此，他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并特别强调："改变祖宗成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要求光绪皇帝采取措施，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发展工商业；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由各省士民公举"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国家大政。这些建议，使本来属于封建士大夫的"公车上书"，带上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虽然这次上书因顽固派官僚的阻抑未能递达皇帝手中，但被传抄印刷，流布全国，摧动起势不可挡的变法潮流。康有为也因此而声名大振，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未去就职，而是致力于变法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就在这年六月（1895　年7　月），康有为在北京刊印《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译介西学，鼓吹变法，意在开通风气，为建立团体预作准备。次月，由康有为发起、帝党官员文廷式出面，正式成立了北京强学会，推时任户部主事的陈炽为会长。会员数十人，定期集会演讲。这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但成员不尽是维新派，一些政府官员，如洋务派的张之洞、刘坤一及道员袁世凯等，都捐资列名。李鸿章本想助款参加，因名声不好而未被接纳。英、法、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具名加入，且为会中活跃分子。强学会的组成，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一样，体现着维新派政治上的软弱。此后不久康有为去上海办强学分会和《强学报》，依旧是借重于张之洞。当然，权势者的支持便于维新势力的壮大，所以两地的强学会一时颇有声势。守旧势力对此大为忌恨，时间不长，清政府即以"植党营私"的罪名将强学会查封。
　　清政府解散了强学会，并没有遏制住维新力量的聚集和维新活动的开展。相反，维新派以更加高涨的热情鼓荡变法，在全国各地大办学会和报刊、学堂，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总数已达300　余所。其中，这年春天由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不但定有详细章程，并明确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及会员权利，成为一个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全国性爱国团体，表明维新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开始走向成熟。
　　在维新派中，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是影响突出的佼佼者，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1873-1929　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7　岁中举，后入"万木草堂"就学，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　年8　月），维新派黄遵宪、汪康年等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任主笔。他在报上连续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发挥师说，用进化论观点阐述改革的必要，一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倡导"兴民权"。他认为，君主专制是中国致弱的根源，要兴邦图治，必须改行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系统阐发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思想，其论著不但内容新颖，而且论调激昂，"笔端常带感情"，文字也流畅通俗，因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深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风靡各地，梁启超也成为名闻天下的政论家和宣传家。
　　严复（1854-1921　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　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在那里接触和研究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两年后回国，初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的南北两大喉舌。这之前，他已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随后翻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用加按语的办法，引伸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指出中国处于当今"弱肉强食"的世界，如不变法图强，将被优胜劣败这一"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国灭种。此译著陆续刊载于《国闻报》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替代中国传统的变易观，震聋发聩，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乃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谭嗣同（1865-1898　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庭。青少年时倜傥不羁，鄙视科举，热心西学。中日甲午战败，谭嗣同深受刺激，主张变法，并在家乡倡办算学馆，开湖南新学之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结识梁启超，推服康有为，自称私淑弟子。同年开始撰著《仁学》一书，书中盛赞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痛揭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的罪恶，并提出了"冲决网罗"的大胆口号。次年到长沙，协助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等一批康门弟子主持和任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春，又与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倡设全省规模的南学会，每周集会探讨变法途径；并创办《湘报》，大造变法舆论。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努力，加上当地官员的倾向进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3．戊戌变法的发生与失败百日维新的出台与戊戌政变的发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狂潮陡然加剧。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空前高涨。此前继"公车上书"后，康有为曾于当年连上两书，因无结果，对上书本已冷淡。这时以局势紧迫，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劝其仿效日本，速行变法，并出言尖刻，指出若不及时求变，皇上及诸臣非但再想歌舞湖山而不可得，就连求为长安布衣也无可能。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广泛联络各省在京官员和士大夫，分别建立粤学会、闽学会等以保本省为名目的地方团体。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用"保国、保种、保教"作号召，组成了前已述及的保国会。不久，又借德国士兵侵侮山东即墨孔庙事件，发动了有2000多在京应试举人参加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受这些活动的激励，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春天，京城及外地一时呈现"人思自奋，家议维新"①的局面。
　　维新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有着爱国思想的光绪皇帝受到鼓舞，决心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依靠维新派变法革新，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皇帝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总理衙门大臣会见康有为，征询变法意见。之后令康有为具折详奏，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进呈。
　　康有为应诏，随即呈递了名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的上清帝第六书。书中从"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出发，建议取法日本、全面改革，并提出三条纲领性变法措施，即：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开制度局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依康有为的构想，制度局有更张政策、"重立法典"之权，类同立法机关的议院。制度局之下，中央设法律、税计、工务、农商等十二局，地方则按道、县分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作为新政执行机构。康有为这时不再提向所坚持的设议院、立宪法等主张，主要是鉴于守旧势力太大，不得不有所改变。
　　在康有为上第六书前后，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表现得十分张狂。
　　他们大骂维新派是"乱成法"的叛逆，要求处死康有为，甚至发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反动叫嚣。保国会刚刚集会三次，就因荣禄等人以杀头究办会员相威胁而无形消散。光绪皇帝要军机大臣就开制度局拿出实施办法，守旧官僚们向慈禧太后请旨，公然抗命不遵。后党顽固派的态度指示了风向，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从而有恃无恐。湖南的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人物就煽动闹事，冲击南学会，捣毁《湘报》馆，将维新分子逐出省境，致使湖南维新运动在变法前夕陷于沉寂。洋务派官僚也随风转舵，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激烈攻击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政治主张。
　　面对顽固派的压力，光绪皇帝依然决定变法，于农历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11　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从这天起始，变法进行了103　天，故史称"百日维新"。其间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提议，并权衡利害，颁布了一大批除旧布新的政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并准各地自由开设学会、报馆；裁汰冗员，精减行政机构；准旗民自谋生计。经济上提倡商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国家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商务局、商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军事上裁减绿营，精练新军，准备采行征兵制。文教上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改各地书院为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上述诏令并没有反映出维新派的全部要求，特别是维新派关于开制度局及停废厘金制度等建议，都未涉及。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不能容。他们对新政命令或公开抵制，或消极对抗，使变法上谕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代表顽固派的后党集团，更是自变法伊始就筹谋扼杀变法的政变。四月二十七日，即变法诏令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谕旨，一是
　　①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69　页。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中坚翁同龢开缺回籍，意在割断帝党与维新派的联系，使光绪皇帝无所依靠；二是规定二品以上大员受新职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借此使用人大权重归慈禧掌握；三是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分掌的北洋三军，使后党控制了京津的兵权。
　　对于顽固派的阻抗新政，光绪皇帝进行了反击。七月中旬，他将压制下属上书的礼部六名尚书、侍郎一并革职，提拔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人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机密。这样一来，变法进入高潮，而新旧两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京、津之间，慈禧和荣禄不断派人往来密谋，废黜光绪的传言随之而起。政变风声日紧，光绪皇帝密诏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等人无计可想，密奏光绪，请重用在天津小站统带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光绪皇帝依议召袁世凯进见，破格授以侍郎。谭嗣同随后往劝袁世凯举兵救驾，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结果被袁世凯告密出卖。其实，维新派拉拢袁世凯的举动早已引起顽固派的警惕，加以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维新派露有借重其人之意，后党集团更感到政变再不能拖延。因此，在袁世凯叛卖维新派之前，后党集团已议定政变的最后步骤。八月四日，慈禧自颐和园赶回皇宫，预为布置。八月六日（9　月21　日），正式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将光绪软禁，并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国，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百日维新淹没在血腥恐怖中，新政成果仅存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影响　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封建传统又根深蒂固，从而革新与守旧之间阶级力量的对比相差悬殊，变法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但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政治、思想的不成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戊戌变法在民族危亡关头匆忙出台，准备不足在所难免。但作为变法的领导者和指导者，还是应该尽量做到整体规划、统筹安排。而变法期间，短短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布的变法上谕几近200　道，既未虑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也无补救措施，而且步骤零乱，没有主次先后和轻重缓急之分。结果，一开始就造成整个社会的震荡不安，招致各阶层守旧势力的同时反抗。即以裁汰冗员和政府机构而论，这涉及政治体制和旧有官员的出路，阻力本来就大，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对被裁人员如何措置又无下文，致使这批人无论守旧程度深浅，都痛诋变法，站到了后党一边。所以当时人认为，政变的发生，首先就在于裁官。再比如，数百万旗人久惯寄生生活，而变法中一纸准旗人自谋生计的规定，骤然取消了他们作为统治民族的这种特权，不能不引发矛盾，加之康有为提出改国号、易正朔、断发易服、满汉不分等要求，使这些人大受刺激，因而反应强烈，直至牵动满族统治集团。仅此一项，就决定了变法必败无疑。康、梁总结变法夭折的原因，都提到"满汉之争"，殊不知这一情况的引起，同他们自己的思虑不周大有干系。所有这些，说明长于书斋的维新党人缺少政治经验，即使人数再多，也未必就能成就变法事业。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又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它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但以维新派的奔走呼号和流血牺牲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将救亡图存同独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改革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使传统的爱国主义在内容上得到深化；他们所提出的大兴工商实业、保护民族经济，特别是制定宪法、张大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超过了此前所有改革思想家，从而在更为深刻的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其次，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作用。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并以此为武器，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稍后的事实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大都受到过维新思想的启迪。由戊戌维新开启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最大贡献。
　　4．维新运动的最后结局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以保皇会为组织形式，在"勤王"的名义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策划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也是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幕。
　　戊戌政变后不久，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与专程赶来的唐才常共同拟定计划，准备在两广地区和长江流域起兵。为此，康有为决定以华侨为对象，广筹经费。光绪二十五年六月（1899　年7　月），康有为到加拿大，联络当地侨领，成立起保皇会。保皇会以"忠君爱国"为宗旨，把救光绪同"变法救中国"紧相联系，符合当时大多数海外侨胞渴求中国进步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时日不多即星罗棋布于日本、南洋、美洲、夏威夷、澳洲及香港、澳门等地，会众多达数十万。康有为等人借此团体大力开展宣传，向华侨劝捐助饷，到起义失败时，募集资金约30　万左右。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康门骨干奉命加紧组织国内力量。唐才常负责长江流域。他联络维新志士，交结会党领袖，于上海成立"正气会"，后改称"自立会"，并以会党群众为基础，组成"自立军"，又称"勤王军"。与此同时，负责两广的徐勤等人也以各种途径，网罗了这一地区大部分会党首领及绿林豪客。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华，康有为指示借机发难。七月初，唐才常邀集在上海的维新派和社会名流，倡设"国会"，称"中国议会"，揭出不承认满清政府统治、拥护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的纲领。七月中，自立军一支在安徽大通竖旗举事，旋被扑灭。这前后，唐才常等几次运动张之洞，欲拥其据两湖"独立"。张之洞未置可否，但到七月底，突然采取行动，派兵包围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捕杀唐才常等起义领导人。自立军未及全面发动即告失败，两广勤王队伍也悄然瓦解。这次"勤王"活动的失败，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一大转折。
　　自此，革命开始取代维新，逐步成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维新派也从此分化，一些人日益转向革命的立场。
　　（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与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1．清政府的重行"新政"
　　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了戊戌变法，但时隔两年，她自己也打起"变法"
　　的旗号。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中得罪了帝国主义，想借此讨好列强，以便在它们的支持下，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继续维持反动统治。
　　光绪二十六年末（1901　年初），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以清廷名义，发布"变法"上谕。次年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领衔、李鸿章等人参与，作为"新政"的统筹机构。从这时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采取了多项"新政"措施，兴革较大的，有下述四个方面：其一、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依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首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继而裁撤冗衙，云南、湖北、广东等巡抚衙门陆续撤销。同时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以整饬吏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开始修改律例，取消凌迟、枭首等苛刑，轻犯或以工代罚，或收容习艺。
　　其二、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宣布"变法"次年，下令裁减绿营、练勇，停止武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总掌全国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公所，主管地方练兵。此后制定营规、营制，确定军制以镇（师）为单位，并规划在全国训练36　镇新军。这先后，由袁世凯在天津首发其端，各省相继组建巡警，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
　　其三、提倡商办实业。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商务规章，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并对投资工商业及有发明创造者，分别等第，给予官衔等奖励。
　　其四、改革文化教育，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到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期间，要求各地按省、府、县三级分设大、中、小学堂，并制定了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还多次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并定出奖励办法，无论官费、自费，学成归国者，一律按学业程度赏以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光绪三十一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
　　清政府举办"新政"，原意是在维护和加强自身统治。但因以上措施有不少确具改革性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至于清政府的本来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由于清政府为解决"新政"经费而增加名目繁多的新捐税，各级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其苦，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新政"的另一个结果，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乘势崛起。这也是清政府始料所不及的。袁世凯于戊戌变法时卖主求荣，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随后镇压义和团运动，又为帝国主义所赏识。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地位虽高于其它疆臣，但这时的实力还不大。清政府推行"新政"，给了袁世凯迅速扩张势力的机会。次年，袁世凯奉命参与督办新政事务。不久练兵处成立，名义上奕劻为首，实则袁世凯把持一切。他就此之便，于光绪三十一年最先练成北洋6　镇新军，而直到清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总共才编成16　镇。袁世凯还广集党羽，安插亲信，使军政、警政、邮政、路矿等大权尽归北洋，从此成为手握重兵的最大军阀官僚。袁世凯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但清王朝日后的命运也为其所摆弄。
　　2．"预备立宪"的提出与立宪派的响应清政府"变法"期间，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它们借清政府实行"新政"，不但派出大批洋员，在中国军、政、商、学各方面占据要津，以"顾问"之名而行全面控制；而且疯狂扩大资本输出，掠夺航运、路矿权利，大量开办工厂，并垄断金融系统，尽操中国经济命脉。与此同时，列强之间还对在华权益展开了激烈争夺。日俄战争就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事件。
　　沙皇俄国于八国联军侵华时趁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虽遭其它列强反对和清政府的反复交涉，迟迟不肯撤兵，企图永久霸占。这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的既定政策尖锐冲突。光绪三十年到三十一年（1904　年至1905　年），日、俄间终于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进行，日本得英、美两国支持，最后打败俄国。双方签订条约，沙俄将其在南满特权，包括旅大租借地和长春至旅顺口的南满铁路，都转让给日本。腐朽的清政府无视国家尊严，战争中宣称"局外中立"，战争后又承认俄、日对中国主权的私相授受。
　　日俄战争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不同的反响。其中，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们特别看重日本战胜俄国的事实，普遍认为这个亚洲小国所以能够挫败欧洲大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立宪制度。从而，他们更加卖力地鼓吹立宪，并以此积极运动政府有关当局。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以洋务官僚和驻外公使为主的一些人，也就此提出"立宪"的要求和建议。这时候，革命的风潮激荡不已，清政府无计消除，于是用"预备立宪"的表示，作对付舆论和革命的办法。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六、七月间，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作"立宪"准备。五大臣于十一月成行，分赴日本和欧美国家，半年后回国，提出立宪有巩固皇位、减轻外患、消弥内乱三大好处。经过亲贵重臣的一番争论，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　年9　月）正式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激起资产阶级上层的极大热情。就在当年十一月（1906　年12　月），原来的维新名士、壮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联合汤寿潜（即早期维新思想家汤震）等人，在上海组成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广东的丘逢甲等，各在本地成立了"宪政筹备会"、"宪政会"、"自治会"等同类团体。亡命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倍感鼓舞，立时将保皇会改以"国民宪政会"名目（旋又改称"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并于次年九月（1907　年10　月）在日本建立"政闻社"，随设总部于上海。这些人大造立宪声势，国内海外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立宪运动。张謇和梁启超影响最大，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3．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举措与结果名为立宪实则集权的官制改革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际活动，由改革官制开始。就在发布"仿行宪政"上谕的次日，清廷做出"从官制入手"的决定。月余之后，首先颁定中央官制，确定设置十一个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巡警部改）、度支部（户部改）、礼部（太常、光禄、鸿胪等寺并入）、学部、陆军部（兵部改）、法部（刑部改）、农工商部（工、商部合并）、邮传部（新设）、理藩部（理藩院改）。此外，三法司除刑部改法部，大理寺也改为大理院，都察院仍旧。并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和军谘府。后在宣统年间又设海军部，并改礼部为典礼院。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　月），变更地方官制，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增置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各省设立审判厅。
　　官制改革徒有其表，无非将几个旧衙门换以新名，再添设一、二新机构做些点缀。然而，清政府此举却深怀用心，那就是借此消弱汉族官僚、尤其汉族地方大吏的权势，加强满洲贵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官制改革之先，清廷就规定禁例，对专制统治中枢的军机处照旧保留，不许稍有所改；直关皇家的宗人府、八旗、太监诸事也不得涉及。至中央官制出笼，清政府口头上表示各部官员的任命"不分满汉"，而事实上先前各部满汉平分的成例不复存在，变成了满七汉四，而且，地位重要的外务、陆军、度支等部俱由皇族亲贵执掌。改革后的地方官制，督抚向有的军、财两权，分别收归于陆军部和度支部。在这一过程中，拥有实力的汉族大吏如袁世凯等，曾企图仿效君主立宪模式，对官制做些实质性的改革，意在谋取更大权力，打破满洲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这当然办不到。清政府不但彻底否决了由袁世凯暗中主使制定、内容包括取消军机处和设立责任内阁的改制方案，还立时打击袁世凯本人，革去其八项兼差并迫使交出4　镇新军。随后又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袁世凯与另一厚拥势力的地方总督张之洞内调中央，使成空头人物。
　　清政府假"预备立宪"之名而行满洲贵族集权之实，非但未能达到强化清朝统治的目的，反而使原本追随其统治的汉族官僚产生离心倾向，造成满清王朝的益加孤立。
　　不情愿的资本主义法规移植　清政府对立宪没有诚意，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一面借报章大发议论，批评清政府的拖延不动，同时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早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七月（1908　年8　月），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宪政公会、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团体，邀集各省立宪派代表到北京，发动大规模请愿上书。有的省份，其请愿书上签名者多达2　万人。清政府试图把立宪派的呼声压下去，拿政闻社开刀，以其内有梁启超等"要犯"而下令查禁。但立宪派未被吓退，声势反倒越来越大。一些地方督抚和朝廷臣僚也以各地人心浮动而奏请加快立宪步调。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这年八月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
　　《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内容分为"君上大权"、"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四项。第一项为正文，其余都属附录。从表面上看，《钦定宪法大纲》许给了臣民某些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财产及居住不容侵犯；还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这在中国专制制度史上确实不曾有过。然而，大纲的真正立意所在，是要确保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它的"君上大权"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总揽司法、统帅军队、宣战媾和等种种大权。显然，这同君主专制并无若何差别，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
　　宪法大纲公布后三个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帝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摄政。较之慈禧太后在时，载沣执政后更重集权。他首先罢黜袁世凯，令其回籍。随后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陆海军大元帅，派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将军权集中皇族手里。对政府各部主官也加大皇族比重，使皇室贵胄在中央占了压倒优势。由于此前清廷曾发过筹设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上谕，载沣虽无心立宪，但不能不虚为敷衍。这样，"预备立宪"中又有了这两种机构的开设。
　　各省谘议局同在宣统元年（1909　年）成立，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分别担任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议长。依规定，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行政兴革、预决算、税法、所负义务等事。但所议事项，须经督抚同意方可生效，也就是只能建言以备采纳，并无监督和牵制督抚之权，这同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是不能相比的。尽管如此，谘议局议员由选举产生的方式，立宪派取得议论政治的合法地位，对封建专制毕竟是一种突破。而且，立宪派利用这一合法机构，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并发起收回路、矿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缘此而逐步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势力，都大不利于清朝统治。这些进步的方面，自然是多在清廷意料之外，非其诏设谘议局的初衷。
　　资政院于宣统二年八月（1910　年10　月）正式成立，由贝子溥伦、侍郎沈家本分任正、副总裁，共设200　议席。议员半为钦定，半由各省谘议局推选。资政院职权有议定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制定和修改法律、弹劾大臣等等，貌似资产阶级议会。但同谘议局一样，其议决事项仍须请旨定夺。既使规定的权力，在载沣为首的满洲亲贵集团压制下也多难行施。不过，因为立宪派占有半数席位，正、副总裁又不太守旧，资政院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如开议后不时同清廷抗争，支持和发动国会请愿，都给清政府造成被动。4．立宪派幻想的破灭宣统元年诏令开设谘议局后，立宪派忙于张罗议员选举，对清廷用漫长的九年拖延立宪，一时顾不上做出太大反应。及各省谘议局成立，立宪派头面人物各成议长，便拾续此前做法，再次开展上书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从这年十二月（1910　年1　月）到宣统二年九月（1910　年10月），由张謇发起，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请愿。前两次均告失败，至第三次，资政院参与其间，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政府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　年）召开国会，并立即设立责任内阁。部分请愿代表就此罢手，其余多数仍不满意，计划继续请愿施压，因遭清廷禁阻而未成。
　　宣统三年四月（1911　年5　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取消旧内阁和军机处。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下设十部，各部官员不再称尚书、侍郎，概用大臣称号。阁员共计13　名，汉族仅得4　席，满族多至9人，其中又有7　人属于皇室，因被称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本想借立宪改变皇室贵族专权，分享政治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又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上书请愿，要求内阁改组。清政府加以拒绝，并将请愿代表逐出北京。至此，立宪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一些人开始随风向而转，投向革命派一边。而清政府则因借立宪而行皇室集权的阴谋充分暴露，彻底成了举国喊打的孤家寡人。及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再颁较带立宪意味的《十九信条》，不但无人肯信，而且为时已晚。
　　（六）资产阶级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孙中山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萌动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萌发于维新运动兴起之际，义和团运动后渐成潮流。而孙中山则是这一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　年），名文，字逸仙，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人称中山先生，遂以此为号。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在家乡读过三年私塾，12　岁投奔侨居檀香山的大哥孙眉，在那里的英、美两所教会中学读书五年。之后相继求学于广州、香港，光绪十八年（1892　年）于香港雅丽医院的西医书院毕业后，即在澳门和广州行医。
　　孙中山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又生逢列强侵入、清廷腐败的时代，求学时期就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中法战争前后，他与同窗密友时发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赞扬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并以"洪秀全第二"自许，表现出一定的反清倾向。不过，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就其基本思想来说，还没有超出维新派的范畴。光绪二十年（1894　年）夏，他曾通过郑观应、王韬等人的帮助，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不涉民主要求的"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项主张，并强调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①，与革命显有距离。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投降妥协面目很快暴露无遗。面对民族的危急存亡和举国激愤的民情，孙中山终于走向革命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　年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动员关怀祖国命运的华侨，组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揭示清政府反动昏聩所导致的严重民族危机，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次年正月（1895　年2　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于吸收会员的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首次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朝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香港兴中会总部建立当年，孙中山即着手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及清军，计划于重阳节（1895　年10　月6　日）在广州起义。因谋事不周，起义未及举行，就被当局镇压，70　多人被捕，兴中会重要成员陆皓东牺牲。这时候，维新变法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追求进步的人们大都醉心于此，所以这次起义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受到通缉，逃往日本，随即转赴檀香山和美洲大陆，次年（1896　年）又到英国伦敦。抵达伦敦未久，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派人绑架，准备秘密押运回国，后经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奔走营救，获得释放。经过这次蒙难，孙中山开始以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而知名于国际。在欧美期间，孙中山认真考察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成熟。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　年10　月），孙中山又策划发动了广东惠州起义。起义由兴中会骨干郑士良负责，以会党为主力。起义军2　万人，在惠州三洲田打响，沿海岸向厦门方向进发，因粮械无继，血战半月后解散。对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8　页。
　　这次起义的失败，爱国之士恨其不成，多表惋惜，这反映了资产阶级运动的潮向由维新开始转到革命。
　　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及其向革命的转变　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
　　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新式学校迅猛增加，出国留学蔚成风气。其中，留学生以赴日本者为最。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留日学生不过100　余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已达1300人，两年后更增至8000　多。留学欧美的较少，也有数千。至于入国内学堂的，据对光绪二十九年的估计，不下数万。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思想日益资产阶级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
　　与旧式文人不同，新生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进步，政治敏感。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他们满怀救国热情，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并由此而纷纷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和领导力量。
　　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起，由留日学生发端，新型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建立爱国团体，进行政治性活动。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章炳鳞在日本倡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已表现出反清革命的倾向，学界风潮也接踵而兴。而继后发生的"拒法"、"拒俄"运动和"《苏报》案"，则成了大批新知识分子由爱国而向革命转变的关键环节。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　年4　月），广西巡抚王之春用出卖民族权益换取法国军队镇压会党起义，留日学生和"中国教育会"先后发起集会，通电抗争。爱国知识分子还就此发表文章，直指清政府是卖国魁首，表示出推翻清廷的强烈愿望。
　　拒俄运动紧接拒法运动爆发，同在这年三月，导火线是沙俄拒不按期撤走八国联军侵华时入占中国东北的军队，并提出扩大侵略的无理要求，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上海各界人士率先集会抗议，北京、湖北、江西等地学生罢课示威，予以响应。与此同时，留日学生集会于东京，主张对俄开战，还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学生军"），表示愿为国家效命抗敌。清政府对此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又密令各省督抚，对回国运动抗俄的学生代表随时查拿处死。爱国而遭压制和迫害，这使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刺激。学生运动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反清成为与爱国紧相联系的内容。同年四月留日学生黄兴等人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就把实行反清的"民族主义"定为立会宗旨，随后并派会员归国策动起义。拒俄运动后两个月，清政府制造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苏报》原系倾向于维新的上海小报，名气平平。及爱国学潮兴起，它挺身支持，刊文鼓荡，自此为东南学界所注目。稍后蔡元培等成立"爱国学社"，《苏报》为学社师生提供发表言论的园地，政治倾向益趋激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苏报》连续刊载放言革命的文章，特别是摘登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以大量篇幅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清政府深为忌恨，于这年五月串通上海租界工部局，将《苏报》及爱国学社一并查封，并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邹容自投监狱，备受折磨，两年后死于狱中。清政府伙同外国势力摧残进步力量，激起国人义愤，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趋向革命。
　　众多知识分子由爱国而走上革命道路，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初步形成。
　　革命思潮的传播与革命团体的涌现　革命派知识分子自始即重视宣传，于初步形成时期在国内外创办了多家报刊，并编译出版了一批书籍，大力鼓吹"排满革命"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尤其光绪二十九年起，一些原属维新派或带有维新色彩的刊物也转向革命，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在此期间，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和鼓动家，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即为其中的杰出者。
　　章炳麟（1869-1936　年），号太炎，浙江余姚人。维新运动时曾参与变法宣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反对自立军拥光绪复辟，与维新派彻底决裂，自此倡言革命排满，不遗余力。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驳康有为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斥责光绪皇帝是"未辨菽麦"的小丑，称颂革命为改造国家之"良药"，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起了很大作用。
　　邹容（1885-1905　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幼年时受维新运动影响，即关心国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留学日本，隔年回到上海，发表《革命军》，热情讴歌革命，颂扬民主，号召打倒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清王朝，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提出了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开创"中华共和国"的主张。此书的问世，对知识界震动巨大，一版再版，销量居革命宣传品第一。
　　陈天华（1875-1905　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写成《猛回头》、《警世钟》，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阐发民主革命的道理，号召各阶层人民共同争取国家独立，推翻"洋人的朝廷"。这两本小册子采用白话文和说唱形式，不但深深打动了知识界，在下层群众中也广为流传。
　　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派在组织上的联系，以新型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团体接连出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底（1904　年2　月中），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黄兴（1874-1916　年），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光绪二十七年（1902　年）以武昌两湖书院高材生被张之洞选派日本留学。次年参加拒俄运动，愤于清廷压制爱国，趋归革命，于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到湖南，筹组革命团体。所创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有会员500　余人，建会后即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不久事泄，黄兴亡走日本，组织也未受大损。同年六月（1904　年7　月），湖北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成员多为湖北新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个团体与华兴会原订同时起事，因后者事败而受牵连，遭到破坏，但后来"日知会"又在它的基础上成立。同年十月，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此会成员主要是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及会党，另有商人、工匠和少数地主士绅。因其成份较杂，内部宗旨颇多歧异，而以排满复汉占主导地位。除这三个团体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小团体出现于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区。所有这些团体各有自身特点，但在反清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共同之处。它们的产生与扩大，使革命派日渐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势力。
　　2．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与革命运动的开展同盟会的成立与三民主义的提出　独立分散的团体形不成强大力量，形势的发展有待于统一政党的领导。孙中山为此作了积极努力。
　　自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往来奔波于南洋和欧美各国间，广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强了同华侨、会党和知识分子中革命派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逐渐被广大革命派所了解，成了最具号召力的革命领袖。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夏，孙中山自欧洲回到日本，倡议并筹划建立统一组织，得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和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的赞同。七月二十日（8　月20　日），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到会100　多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推孙中山为总理，并组成领导机构，设总部于东京。同盟会的成员，最初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有其他阶层加入，但前一类仍占大多数。
　　同盟会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规模，它的成立，使革命派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有力地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年九月（1905　年10　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思是推翻满族当权的清王朝，建立汉族当权的统一民族国家。无庸讳言，内中夹杂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所针对的，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孙中山曾就此做过解释，指出反满并非尽灭满族，只是反对祸害汉人的满洲人，说明不同于狭隘的种族复仇。他还把反满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起来，认为非先推倒满洲政府，无以避免瓜分之祸，更见其出发点是在争取国家独立。当时，清王朝对内实行阶级和民族压迫，对外已成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所以，民族主义这一口号受到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拥护。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也就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中国人民受君主专制的重压几千年，代之以民主共和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因而这一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尽管孙中山和同盟会所设想的民主共和国只属于资产阶级，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也无实现的可能，这种主张的提出，仍不失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其基本内容，是用"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的办法限制对土地的垄断。具体方法是将私人土地划定价格，买卖时如有上涨，超过原定地价的部分归于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土地国有的办法。孙中山的本意，是想以此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与对立，以避免革命成功后又发生新的革命，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将创立民国的"政治革命"同西方国家劳动阶级正在开展的"社会革命"一齐完成。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显然带有浓厚的空想成份，但它表达了对劳苦群众的真挚同情，也触及到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封建土地问题，因而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详细阐述的比较完备的民主革命政纲，在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但它有重大缺陷，既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明确提出摧毁整个封建势力，而只重反满。因此，它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这决定了资产阶级最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革命派对立宪派的论战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有相当一段时间，革命派同立宪派前身的维新派思想分野不清。戊戌变法之前之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曾两度与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谋求联合，只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两派各搞"勤王"和起义时，康、梁同孙中山争夺会党，并把檀香山兴中会员拉入保皇会，双方组织联系方告中断。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以前，两派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决裂。其后随着革命思潮的兴起，两派开始张帜对抗。及至同盟会成立，康、梁保皇会以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益加坚持君主立宪主张而大攻同盟会纲领。革命派组织力量，全面反击。这样，从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1905　年至1907　年），双方各以创办于东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要不要排满革命、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及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这三个问题。
　　首先，立宪派宣称，排满革命会招致国家内乱和外国干涉，要"爱国"
　　就不应排满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反动腐朽，是中国民变蜂起、遭人侵略的根源，要爱国就必须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革命派对清政府罪行和本质的揭露是深刻的，但对关键问题的回答显得十分幼稚。他们提出，只要把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使之"有秩序"地进行，符合国际法，不搞触犯外国利益的"野蛮排外"，就可以防止"群众暴动"，避免外国的干涉和瓜分。这种天真幻想的理论，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对立宪派的反驳也是无力的。
　　其次，立宪派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具备行使共和政治的能力，因而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们以各种事实为例，指出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也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有出路。并指出，中国国民才智不下于欧美民族，只要摆脱专制压迫，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最后，立宪派对同盟会的"平均地权"表示了最为坚决的反对。他们说土地私有乃天经地义，"土地国有"则违背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会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危及"国本"。革命派驳辩说，土地为生产要素，不当私有，同为一国之民而土地多寡不均，是"地权失平"，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只能靠土地国有政策，也只有如此，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旗帜鲜明，但失之于理论混乱，一些人往往把"平均地权"当作社会主义纲领来宣传，结果被梁启超所抓住，讽刺革命派不识社会主义为何物。
　　这场论战，革命派方面阵容强大，革命的宣传又和当时剧烈动荡的阶级斗争形势相适应，因而占了压倒优势。而立宪派几乎主要由梁启超一人操刀握笔，很快不支。梁启超两次向《民报》试探言和，均遭拒绝。最后《新民丛报》停刊，论战随之结束。
　　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第二年起，革命派便开展武装斗争，接连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等人联络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的会党，发动了首次起义。起义军以会党首领龚春台名义发布檄文，宣布起义宗旨是破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这次起义得到贫苦农民、煤矿工人及部分清军响应，队伍达3　万多人，攻占数州县后始被清军重兵镇压下去。
　　继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六次发动了两广和云南沿边的起义，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　年5　月）潮州黄冈起义，五月惠州七女湖起义，八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十一月镇南关起义，次年二月（1908　年3　月）钦州马笃山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基本上都是依靠会党，群众基础不广，准备也不充分，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所以旋起旋败。
　　在同盟会组织一系列起义的这段时间，光复会革命党人也在浙江和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起，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家秋瑾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组成光复军，并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次年，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与任职安徽巡警学堂及巡警处的徐锡麟约定同时举事。五月末，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失败后被俘就义。大通学堂以此暴露，秋瑾也被捕壮烈牺牲。次年十月（1908　年11　月），熊成基又率部分新军在安庆发难，事败后只身逃亡。这两次起义与同盟会都有一定联系。秋瑾本具同盟会身份，熊成基后来也成同盟会员。以上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一时沉寂。原因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就因内部对三民主义纲领意见不同而有所涣散；对孙中山只重南方沿边起义，原华兴会中的一些人也持异议。随着起义连连失败，同盟会中的派别矛盾不断加深。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两湖、四川部分同盟会员另组"共进会"。加入同盟会的陶成章等人本来就以原光复会名义单独活动，这时更闹分裂，于宣统二年（1910　年）建立光复会总部。其间还几次出现倒孙风潮，这都分散了组织起义的精力。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斗争形势呈现空前发展局面，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乘机而动，在广州又发动了两次起义。第一次广州新军起义是在宣统二年正月（1910　年2　月），仓促而发，旋起旋败。第二次即著名的"黄花岗之役"，宣统三年三月（1911　年4　月）由同盟会负责人黄兴亲自发动，一度攻占总督衙门，因属单纯军事冒险，最后也失败了。这次起义牺牲100　多人，多为孙中山调自各省的重要骨干，同盟会领导力量由此大为削弱。但这些烈士献身理想的壮烈事迹和精神，振奋了全国的人心。
　　3．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风潮　光绪二十七年（1910　年）以后，各地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发展，到宣统时已呈全面高涨的形势。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遍及全国，少数民族起义和清军哗变事件也时有发生。反对帝国主义掠夺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声势最大，往往数省人民一致行动，并因此而取得了一定胜利。各种斗争的风起云涌，说明全国广大群众已对现实充满了反抗情绪。一遇适当时机，就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宣统三年四月（1911　年5　月），清政府在成立"皇族内阁"后，颁布了一道"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随后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才收回自办的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重又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这一倒行逆施的卖国行为，立时触发了整个社会久已积蓄的不满。全国各地，无处不起抗议声浪。相关四省的各阶层人民尤难容忍，由立宪派发起，纷纷罢市、罢课、罢工，集会游行，很快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保路运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属四川规模最大，斗争也最为激烈。这年五月（1911年6　月），川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召开会议，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全省响应。七月初，成都全城罢市、罢课，随即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数千万人卷入了运动。立宪派尽力把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但清政府高压激变。七月中旬，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张澜等，并枪杀请愿群众，造成震动全国的成都血案。于是矛盾激化。革命党人乘机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起义，并一度包围省城。八月四日（9　月25　日），主持四川同盟会的吴永珊（吴玉章）等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革命党人首先突破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由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　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的新势头，使各省革命党人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而武昌起义的爆发，则成了各省云响影从的号炮。
　　在"九省通衢"的武汉，革命派一向活跃，先后出现过不少革命团体。
　　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组织。这两个团体都以开展新军工作为重点，但一直是分别活动。宣统三年（1911　年）夏，对在南方起义表示不满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于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在长江流域起义，于是推动武汉这个团体商谈合作。不久，文学社和共进会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文学社的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同时制定了起义计划，拟于中秋节（10　月6　日）发动，后以准备不足延期。但八月十八日（10月9　日），起义机关暴露，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离武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按所获名册搜捕党人，形势极其危急。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革命士兵们自行联系，毅然依议发难。
　　八月十九日（10　月10　日）晚，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经过一夜战斗，次日一早即占领了武昌城。汉阳、汉口也在两日之内归于革命士兵掌握。起义进程中，革命士兵们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然而，他们缺乏经验和自信，在组织政府时，错误地认为非请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领衔不行。于是强行拥立刚刚杀害过革命党人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作军政府都督，推立宪派首领、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当民政部长。这样，革命党人用浴血奋战赢来的政权，轻易地就被旧势力所捡取。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最先行动，与武昌起义仅隔12　天，就发动起义，占领长沙，成立了军政府。此后短短一个月，陕、赣、晋、滇、沪、贵、浙、苏、桂、皖、闽、粤相继宣布独立。到九月末（11　月中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总计已有十四个脱离清廷统治。这些省区的独立不全由起义而来，许多是立宪派与旧官僚合谋采取应变措施，用独立的名义抢先抓取政权。江苏巡抚程德全就是更换衙门的旧牌号，摇身一变而成为军政府都督。即使经过起义的，有的也同湖北一样，革命党人自动把政权让给立宪派；有的则因革命党人丧失警惕，在旧势力所搞的政变中将政权失掉。因此，政权真正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只占少数。这种情况说明，就在革命迅速高涨的形势下，已经存在着失败的危机。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随着各省的纷纷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为争夺未来政府的支配权，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形成湖北和江浙两个势力集团。它们分别发出通电，要求各省派代表商讨组织中央政府，但对会议地点和政府所在地问题，一个要在武汉，一个要在上海。最后江浙集团暂时退让。十月十日（11　月30　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当时，袁世凯正对武昌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立宪派和革命派内部产生妥协倾向。所以，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未按规定选举总统，而议决临时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会议尚未结束，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在江、浙、沪三都督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又改到南京开会。会议对总统席位仍持原议，决定临时总统正式选出之前，先举大元帅代行总统职务。于是湖北、江浙两集团又就大元帅人选展开争斗，久不能决。
　　正当代表会议处于僵局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革命党人一致同意由其出任总统席位，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因舆论所向，不得不表示赞同。十一月十日（12　月29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　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　月3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九人名单，组成临时政府。1　月28　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在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中，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虽然副总统和九部总长中有六人都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孙中山拥有最高权力。而且，各部次长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骨干；加以立宪派和旧官僚多持消极态度，不到职任事，部务实归革命党人。起立法作用的参议院，同样也为革命派所掌握。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失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它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帝制时代的终结。
　　南京临时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在其存在的三个月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文化教育的法令。特别是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法律化，这是辛亥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
　　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成立就暴露出这个阶级的弱点。对外，它宣布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幻想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对内，它很少关心广大农民的利益，尤其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种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注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和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
　　4．革命派的妥协与清朝政权的结束清政府的挣扎与袁世凯的起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但北洋军队受开缺后客居漳德的袁世凯暗中操纵，荫昌指挥不灵。帝国主义者要求起用袁世凯，清廷内部的袁世凯势力也发出同样的呼声。摄政王载沣被迫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到前线督师。袁世凯为借势谋取军政大权，以两年前被载沣罢官的同样理由，即"足疾"未愈，拒不受命，继而通过徐世昌，提出组织责任内阁和统掌军权等六项出山条件。这时，张绍曾、吴禄贞等新军将领发动了"滦州兵谏"，清廷在北方的统治也露不稳。迫于形势，载沣不得不如袁所请，于这年九月中旬（1911　年11月初）宣布"皇族内阁"解散，委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另组责任内阁。袁世凯控制了清政府全部军政大权，立即着手稳定北方局势。先是使人暗杀新军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并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免职。随后镇压新军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发动的滦州起义，将王金铭、施从云和策动起义的革命党人白雅雨杀害。
　　与此同时，袁世凯使用武力和谈判两手政策，对付脱离清朝统治的南方政权。他一方面命令北洋军队向革命军猛烈进攻，连陷汉口、汉阳，一方面又几次派人与黎元洪和黄兴联系，以举他为总统作条件，商讨停战议和。黎元洪有意投靠袁世凯，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把他看成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希望他转向革命，推倒清廷。于是就有了前述各省代表会议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的议案。之后袁世凯故意留下一攻即破的武昌不打，转与南方谈判。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南北议和原拟在汉口举行，因江浙集团的反对，改在上海。十月初（11　月下旬），议和谈判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伍廷芳和唐绍仪各为南北代表。谈判中，双方就停战、国体等问题讨价还价。在各国驻上海领事的压力下，停战协议很快达成。而政体一事，究竟采取共和还是立宪，双方意见难于统一，最后商定由各省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对于袁世凯来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本无所谓，他所想的只是把国家政权夺归自己。由于这时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感不快，立即宣布双方所订协议无效，并撤销唐绍仪的代表资格，中断谈判。为迫使南方就范，袁世凯还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叫嚣誓死抵抗共和，赞成君主立宪；并令张勋所部向南进攻，威肋南京。为维护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孙中山主张回击袁世凯，并命将出师北伐。但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处境极其艰难，也不能真正行施号令。帝国主义对孙中山为首的这个政府始终不予承认，还以财政封锁和武装示威催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尽快妥协；南京政府内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张謇为代表，与袁世凯互通声气，而与孙中山大唱反调；革命党人严重分化，许多人革命意志急剧衰退，或但求禄位，或走向堕落。一些人不但自己不再革命，还攻击孙中山"恋栈"、舍不得丢掉总统位置。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让步。此前他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就向袁世凯致电表示过自己"暂时承乏"、"虚位以待"之意，这时又电令伍廷芳向袁世凯重申：只要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临时政府绝不食言。1912　年1　月上旬，汪精卫还代表南方，同唐绍仪缔结了同样内容的密约。
　　袁世凯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实保证，回头即对清廷施压，进行逼宫。1月16　日，他上奏清廷，请开皇族会议决定"帝位去留"。之后称病不朝，而阴使不久前狂叫誓死反对共和的那帮将领再度联名通电，要求皇上立即退位，确定共和政体，并且扬言，如不依此，就率全军将士进京。一部分满洲少壮亲贵组织"宗社党"，试图抗拒，其领袖良粥不久即被人暗杀。外受革命党压力，内被袁世凯把弄，清皇室已经无路可走了。
　　2　月12　日，在得到保留清帝称号、清帝仍可居住紫禁城、民国政府每年拨给皇室400　万元费用等优待条件后，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携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的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礼仪，宣告退位。统治中国260　多年的清王朝，由此寿终正寝。到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又废除清帝年号，将溥仪逐出皇宫。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国家政权落归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袁世凯。自此，辛亥革命催生的中华民国，就只剩下一块空招牌。
　　六、结　语在清代276　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清代前196　年的历史曾创造了晚期封建社会的繁荣，并最后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后51年，在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临着被肢解被瓜分的危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扼制了西方列强的侵华野心，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和"立宪"活动同人民的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他们企图通过所谓"自强"、"自救"措施来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但这一切努力在历史的发展面前只能是徒劳。洋务运动以后兴起的民族近代工业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都企图用自己的蓝图来塑造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维新运动所鼓吹的新思想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继续发展并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新的阶级势力和政治力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壳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些政治力量的发展将逐渐改变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最终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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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82/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清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中国清代经济史》论述了从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入关开始，到宣统三年（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为止，清代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历程。在这26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从长期战乱和破败中得到恢复和调整，以至在乾隆年间出现封建经济的最后一次中兴。然而，中国封建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其繁盛之极即是其衰微之始，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袭下，遭到彻底崩溃和瓦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从清晚期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由此产生。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十分羸弱，而且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击下，难以得到健康成长，但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伟大进程，从此发轫。
　　一、清代经济概述从顺治元年到宣统三年（1644-1911　年），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
　　在这260　多年的时间里，清代经济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清代前期经济、中期经济和晚期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其间，清代经济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由繁荣到衰落的发展变化。当中国封建经济衰败之际，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兴旺之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清代晚期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现代化运动的发端。
　　顺治元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644-1722　年），是清代经济的前期阶段。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由于清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第二代皇帝康熙，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改革措施，特别是抓住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个关键环节，使清代经济从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经济崩溃中得到恢复和调整，并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由于明末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十分严重，再加上满族取得统治地位后，还要解决新的民族矛盾，因此，清代建国初期调整和恢复社会经济的时间，较以往的封建王朝都要迟缓。
　　从雍正元年到道光二十年（1723-1840　年），清代经济进入它的中期阶段。由于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代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出现了清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局面，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这种繁荣局面的取得，其重要原因，在于清政府在这个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在赋税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摊丁入亩"赋税制度的改革，是康熙时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直接延续，它从雍正初年开始，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结束，历时50　多年。它简化了税收的手续，按照土地多少征税，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状况。"摊丁入亩"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赋役制度的改革，它从名义上废除了长达2000　年的人头税，这是封建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削弱的标志。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使早在明中叶就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就在清代经济出现高度繁荣局面的时候，由于封建经济制度的弊端和清王朝的腐败，土地兼并加剧，清代经济从乾隆嘉庆之际开始，出现由盛而衰的转变。由于清前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清代人口的增长，到了清代中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人口的激增，加速了清代经济由盛而衰的过程。当清代封建经济日渐衰微，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到遏制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闭关自守和贫穷落后的大清帝国，自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进攻的重要目标。他们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把中国一步步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贩卖鸦片的特权，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发生中断，清代的经济从此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清晚期经济从道光二十年（1840　年）起，至宣统三年（1911　年）止。
　　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以至最后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过程；是中国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逐渐解体的过程；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机器工业的影响下，开始产生并初步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进一步通过财政搜刮等手段，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封建剥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顽固也是最大的障碍。而太平天国革命，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机器工业，戊戌维新的改革运动，以及一批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提出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则从不同方面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革新力量。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从清晚期开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生了大规模的解体，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不断发展。但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各地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再加上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所以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很不彻底。这个时期，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游离出来的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虽然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没有导致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
　　同样，这一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很不充分，商品市场十分狭小，货币财富积累极不充分，劳动力亦过多剩余。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也只有从国家经营开始，跃过工场手工业阶段，直接通过引进技术的道路产生。走先军事、先重工业，后民用、后轻工业的发展道路。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能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虽然在清末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有了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阻挠，始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破坏与恢复--清前期经济自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开始衰退。到了明末，由土地兼并而引起的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最终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的总爆发。
　　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夏，清军入关，镇压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满族贵族建都北京后，继续破坏生产力，大肆屠杀人民，在北方实行圈地，在南方实行"迁海"，使已经破败的社会经济走上了穷途末路的绝境。清王朝的统治便是建立在这种极度垂危的经济基础之上。残酷的现实使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正视明朝覆亡的教训，他们毕竟是新兴者，有着改革的勇气和胆量，特别是清朝第二代皇帝康熙，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尤其是抓住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关键环节，使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复苏和发展。
　　（一）社会经济的凋敝1．明末社会经济概况明中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社会生产仍旧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内缓慢地前进。受商品生产发展的刺激，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填充自己的欲壑，疯狂地掠夺土地，从而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恶性发展。庄田的不断扩大，使得土地急遽集中，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到弘治十五年（1502　年），全国赋田数从8507623顷减少到4228058　顷，"天下额田，已减强半"①。这种从明朝中叶开始的土地掠夺，到明末时更为严重，花样更多，手段更加狡猾。万历十七年（1589年），潞王朱翊镠得到景王在湖广等地故籍田四万顷②。天启年间，瑞王常浩占有陕西、山西等省庄田三万顷③。遂平与宁国两位公主的庄田也在万顷以上④。大太监魏忠贤也有土地万顷⑤。缙绅地主占地数量也十分惊人，万历年间，松江大学士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⑥，江苏、陕西、河南等地也都出现了占地数千顷，奴仆数百人的大地主。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个体农民所仅有的小块土地，以至于中小地主的私有土地，被强占为大土地所有者的皇庄或庄田，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大量农民破产，江南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佃农占农户9／10　的现象⑦。
　　广大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租佃关系自然相应扩大，而许多非分的经济
　　①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②　《明史》卷一二○，潞王翊鏐传。
　　③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④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⑤　谈迁：《国榷》卷八十八。
　　⑥　《民抄董宦事实》，《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长》第35　册。
　　⑦　《日知录集释》卷十。
　　负担却不断增加。如在苏州府和松江府，明末与洪熙元年（1425　年）相比，地租最多的提高了两倍。地主利用他们对土地的垄断权，更加残酷地剥削压迫佃农，勒租杀害佃农的暴戾行为屡屡发生，不绝于史书。土地兼并愈烈，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量下降了数倍，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由于自耕农破产，官田制度遭到破坏，大土地所有者又千方百计隐漏赋役，使得明政府的赋税来源越来越枯竭。明政府为了弥补空额，只有加重赋役剥削，加派田赋和杂税，再加上地方私派的层出不穷，使得人民无法应付，社会生产难以为继。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除去崇祯八年（1635　年）助饷不计外，三饷前后共征银17454062两，与当时全国田赋的正额几乎相等。田赋加派之外，明朝政府还加派关税、盐课并增收"杂项"。杂项的税目十分广泛，包括卫所屯田银、优免丁粮银、平粜仓谷银、房主税契银、典铺酌分银、抽扣工食银、马夫祗候银以及督抚公费银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征收，那些地方性的私派，更是多如牛毛。明政府还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开始，派太监充当矿盐税使，在全国各地征税，大肆掠夺，使发展中的民间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
　　从万历初年起，明朝政府已处于明显的瘫痪状态，再加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较丰富的物质条件，因此，他们在生活上更加奢侈、淫逸和腐化。仅皇帝的伙食费这一项开支，就从嘉靖时的每年17　万两增加到万历中期的每年30　万两①。封建统治者为了显示威风大兴土木，仅皇宫中三大殿建筑工程的采木一项就费银930　多万两②。如此巨大的宫庭开支，是国家财政收入所难以承受的，更加促使已经枯竭的国家财政陷入全面危机的深渊。统治者为了扭转国家的财政危机，必然加紧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上面提到的田赋加派等赋役剥削的加重，只是其剥夺劳动人民的手段之一。此外，明对清战争的费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消耗等等，也都转嫁给了人民。
　　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政治机构的瘫痪，黄淮长年失修，水患不断发生。
　　广大农民因为生活日益贫困，无力抵御自然灾害，从而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现象。从万历到崇祯的70　多年间，全国出现自然灾害年份较严重的就有60　多个。如崇祯元年（1628　年）陕北大旱，草木枯焦，灾民争相采食山间的蓬草、榆树皮和石粉，甚至"煮人肉以为食"，哀鸿遍野，"死者枕藉，臭气薰天"①。人祸天灾，迫使广大人民死亡逃散，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明政府的残暴统治，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社会经济陷入绝境。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五日，崇祯皇帝命赵士锦盘点国库，存银不满四千两，国库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在城镇，曾经极度繁华的市井衰败。由于明政府的横征暴敛，城镇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手工业生产停滞，商业萧条的局面。如嘉定的外冈镇，在万历初年时还是"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的"雄镇"，到了崇祯年间则"殆不可为镇"②。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萎缩，商人的减少，商品奇缺，物价腾贵。崇祯年间各地的米价，比明中叶时上涨了数倍以至百倍。而统治者为了弥补财政亏
　　①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
　　②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
　　①　《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
　　②　殷聘尹：《外冈志》卷一。
　　空，大量发行铜钱，且粗制滥造又促使私钱盛行，结果造成金融混乱，信用呆滞。城镇人口却由于城镇官僚地主的增加，特别是大量破产农民的流入而不断增加，致使城镇人口中非生产人口和失业队伍扩大。那些被生活所迫流入城市的流民，有的卖儿卖女，有的沦为娼妓，依然生活无着。在农村，农业产量急遽下降，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化，到处流离失所，濒临绝境。正是由于全国性的生产萎缩，社会经济的凋敝，广大人民欲生不得，只有揭竿而起，导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明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震撼并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2．满族入关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满族是原居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的后裔。明中叶以后，他们南迁到开原以北、浑河上游一带居住。15　世纪以后，他们先后进入奴隶社会，从狩猎走向耕稼，并使用大量奴隶从事生产。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嘉靖三十八年至天启六年，1559-1626　年），满族的奴隶制又向前迈进一大步。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统治区域扩展到4000　余里，人口增至四五十万，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这时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努尔哈赤统治地区扩大后，首先是耕地面积扩大了，而开原以东，经浑河、苏子河、佟家江，直到鸭绿江边，有许多河谷平原，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很适合农业生产。辽东地区有许多汉民不甘忍受明朝的封建统治，纷纷逃往建州地区谋生。再加上当时被掠去的汉民，也在后金定居。这些汉民流入后金，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同满族人民共同开发这一地区。努尔哈赤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广铁制农具和牛耕，严禁宰杀耕牛，倡导养蚕和播种棉花。因此，建州地区的农作物品种已经比较齐全，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后金满族社会的手工业也迅速发达起来。他们开始掌握冶铁和铸造技术①，开采金、银矿，基本上改变了铁器依赖从明朝和朝鲜输入的状况。手工业中已经有了专业分工①，在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铁匠居住在北门外，专门制造铠甲，而南门外则居住着制造弓箭的匠人②。纺织业、陶瓷业、造船业、建筑业、银器制造业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步，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商业贸易随之繁盛。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本部后，贸易地区和规模逐渐扩大，商品交易取得显著发展。他通过马市和朝贡扩大与明朝的商品交换，万历十六年（1588　年）就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与明朝互市③，用人参、貂皮等土特产品，换取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粮食、布匹、绸缎等生活用品。仅在抚顺马市一处，按照明朝人的估计，努尔哈赤每年通过人参、貂皮的贸易，获利不下数万金④。在大量人参进入市场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商品输出，防止霉变，改进人参的保管技术，采用了"煮熟晒干"的制作方法。随着交换的商品不断
　　①　参见《满洲实录》卷三。
　　①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②　《筹辽硕画》卷一，奴尔哈赤考。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④　《筹辽硕画》卷三。
　　增多和交换区域不断扩大，过去的马市和女真各部落间的狭窄市场被打破，许多以经商为业的女真商人往来于建州、明朝和朝鲜之间。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努尔哈赤于天命元年（1616　年）开始铸币，称为"天命通宝"，也叫"天命汗钱"，并在全辖区通行⑤。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满族奴隶制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族社会由家内奴隶制向庄园奴隶制的过渡时期。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成为女真的最高统治者，他以奴隶制的国家政权机构八旗制度进行统治，既统军、又治民，组织整个社会生产。八旗制度是在氏族公社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牛录是社会生产的基层单位，按制度规定300　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汉语译为旗），其八固山，标以红、黄、蓝、白、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八种不同旗色，故称为八旗。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八旗的士兵是各旗的平民，"出则备战，入则务农"①，每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②。努尔哈赤统治初期，兵无粮饷，民无赋税，这种落后的经济制度，难以适应统一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八旗制度建立后，努尔哈赤改革部落的屯田生产形式，实行牛录屯田和劳役地租。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出丁十人，牛四头，开始在空地耕种③。两年后，为了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他曾想征收赋税，却又怕"向国人征粮作贡献，国人必定困苦"，便规定每一牛录出男丁十名、牛四头，耕种荒地，收获粮谷，充实仓库，并任命十六名大臣，八个巴克什办理记录此项粮食的收发事宜④。各牛录派出屯田的郁是自由民，生产的粮食交给官仓，供后金支用。这种屯田的性质，是自由民向后金提供的劳役，显然包含着封建徭役的因素。
　　努尔哈赤占领沈阳、辽阳地区以后，后金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为了适应辽沈地区汉族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封建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改变后金原有的生产方式。天启元年（1621　年，后金天命六年），即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当年，努尔哈赤便下令实行"计丁授田"制度。将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失的土地30　万日（一日约合土地五亩）收归后金所有，分给八旗士兵。每一男丁分给田地六日，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其纳税的办法，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充兵役。一丁服差役①。对于辽沈地区的汉族居民，也逐步改革政策，缓和将汉民奴隶化的过程，同样采取"计丁授田"的方法，将他们编入贵族田庄中进行生产。把一百日土地的八十日平均分配给十三个男丁自耕自收，维持生计，其余土地则由十三个男丁共同耕种，收获全部交给庄主，男丁还要服徭役②。在"计丁授田"制度下面，尽管生产者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通过贡赋形式，征收租赋合一的赋税及兵役、徭役等，但生产者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有归自己耕种的土⑤　《清文献通考》卷十三。
　　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八册，第765　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三。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地，使生产者有可能从生产物中获得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比奴隶制有了重大的历史进步。
　　皇太极即位后，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大力促进后金的封建化过程。天聪初年，皇太极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十三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八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民，分屯别居，编入民户③。为了进一步削弱旗主贝勒的权力，打击奴隶制，天聪五年（1631　年），皇太极颁发了《离主条例》，明确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允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④。所谓离主，就是奴仆与牛录下人告发主人审实后，按法律制裁主人以应得之罪，而原告可以离开主人，拨与其他牛录。天聪六年，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强调首告离主要重事实，反对诬告，又特别规定除了反叛逃亡而对上不忠外，不许子告父、妻告夫、兄弟同胞相告，即使告实也不许离主。改变了任何人可以相告的传统，接受了汉族封建伦理观念。《离主条例》成为后金政权打击奴隶主的武器，许多奴隶也利用这一条例，争取改变自己的地位。许多奴婢因告主属实转化为农奴，有的则拨与他人为奴。
　　崇德三年（1638　年），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占领辽东时被俘为奴仆的人，起到了削弱奴隶制度的作用。皇太极一面削弱奴隶制，扶植封建制；一面奖励农业生产。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皇太极采取了一些保护汉民生产的措施，如令满汉分屯居住，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豚"等财物①，对缺少耕牛的汉民"给以牛具"，取消以前不许汉民迁移的禁令等等。同时，皇太极也积极鼓励满族参加农业生产。从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即三个男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供给披甲人的生计，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皇太极即位不久就停止了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还实行纳粟赎罪制度，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要求管理屯地的官员讲求"树艺之法"。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在屯监禁军的庄田中，出现了"私赁田"的封建租佃关系②。
　　由于后金政权对封建制的扶植和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满族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封建的农奴制已经基本上取代了奴隶制，完成了满族封建化的过程。尽管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明朝内地已经腐朽，并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对满族地区而言，却是适应满族社会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在满族地区的确立，对清朝能够取代明朝，并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就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清初社会经济的凋敝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
　　④　《清太宗实录》卷九。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
　　②　《沈阳状启》，载《奎章阁丛书》第一册第五二七页。
　　清军入关后，镇压农民起义军。在江南各省，清军先后对南明政权和农民抗清斗争的镇压将近二十年，明末以来的战乱仍在继续。同时，清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民族高压手段，残暴屠杀人民，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顺治二年（1645　年），清军攻破扬州，屠杀十日，死者竟达数十万人①，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繁华古城倾刻成为废墟焦土。同年八月，清军攻陷江阴，"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内外惨死者17200O　余人，仅有几十人幸免于难②。顺治二年，清政府强制推行剃发令，提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并以抗拒剃发为口实，残酷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人民。原来纺织业极为发达的江南苏、松、嘉、湖、杭等地区，经过清军的洗劫，生产极度萎缩，城镇严重毁坏，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
　　清初，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保障八旗士兵的给养，清王朝在经济上实行了大规模的圈地和投充。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圈地令，强行圈占民田，将近京各州县的民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①。此后，又于顺治二年九月，第二次大规模圈占土地，下令将圈占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顺治四年正月，再次下令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　府州县内，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这三次大规模地圈占土地，约占清初圈占土地总数的90％。清初的圈地涉及州县地区81　处，北至开平（今内蒙多伦），西北至张家口，东北至辽阳、海城地区，南至德州，北京附近的直隶地区几乎无一幸免。圈地的数量，有人推算在北京地区约占该地原额民地的82.8％②。全国圈地的总数，因后人所据材料和计算方法的不同，估计的数字有较大差距。一般在15　万顷到22　万顷之间③，而全国耕地面积，到顺治八年（1651　年）时仅为290　万顷。
　　圈地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首先在社会上造成了大批流民，因为圈地令的推行，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满族贵族手中，迫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流亡他乡。清军入关后，仅皇帝所圈占的内务府庄田就达到9000顷，属于各族王公、宗室的庄田达到13300　多顷④。其次，被圈占的良田，分给八旗宗室贵族后，尽管有些土地仍在耕种，但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产量降低，有些良田则被变成牧场，减少了耕地面积。再次，那些被迫"圈换"土地的自耕农，由于生产条件恶化，使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随着圈地的大规模进行，许多丧失土地的汉族农民被迫投向满族统治者为奴，便出现了所谓投充问题。顺治二年，多尔衮多次下令，允许丧失土地的农民投旗为奴，在允许汉人投充满人为奴的幌子下，实行对圈地人民的掠夺。投充有两种方式，一是贫民空身投充，二是汉族地主带田投充。清政府允许满族贵族收投充人，使满洲贵族掠夺土地和占有奴仆合法化，也使大量自耕农和贫农以及他们的子孙降到世袭奴隶或农奴的地位。仅在直隶一省，就约有66　万男丁处于满族贵族的奴役之下①。大量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下
　　①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②　韩菼：《江阴守城记》。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②　参见雷大受：《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
　　③　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第202　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①　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第5　期。降，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此外为了防止投充人逃亡，清政府又施行了严厉的逃人法，又造成许多人员死亡，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破坏。
　　顺治十七年（1660　年），清政府为了防止郑成功从海上与沿海人民联合抗清，实行了大规模迁徒濒海居民的政策，即"迁海"。在此之前，福建沿海少数地区已经采取了迁徙居民入内地的措施。顺治十八年，清政府派出官员到各省去立界，构筑墙垣，发兵戍守。实行迁海政策的范围，北起河北，经山东、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边界的距离，山东为离海40　里，福建是30　里，广东则为50　里。清政府还规定，边界确定之后，限二日内迁走，过期则派兵驱赶，迁走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
　　迁海政策的推行，严重破坏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不愿迁徙或误入界外的沿海居民大批惨死，被迫迁入内地的居民则颠沛流离。大量肥沃的土地抛荒，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由于文献缺少全面的统计数字，据清人的统计，仅广东省的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7　府所属27州县，20　卫所沿海迁界并海港岛州的田地，就有31692　顷①。江苏兴化县白驹场有四座闸口，为防止居民出海，清政府下令填塞，使水利事业遭到严重破坏②。渔业和盐业也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处在沿海界外的民间集市完全被禁毁，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年（1661-1681　年）的20　年间，对外贸易全部中断。所有这些，使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摧残和阻碍。
　　清代初期，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民族矛盾尖锐，再加上清政府实行圈地、"迁海"等弊政，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到处呈现出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原来富庶的湖广地区，变为"弥望千里，绝无人烟"③。四川直到康熙十年（1671　年），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④。中南地区的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⑤。社会经济状况的凋敝，使当时的中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也使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清朝统治者面临极度危难的绝境。
　　①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
　　③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⑤　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奏议》。
　　（二）社会经济的调整与恢复1．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战乱不已，地荒丁亡，生产萎缩，以及由此而来的田赋收入锐减等现实，使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正视明王朝覆亡的教训。为了巩固政权，维持国家的田赋收入，不得不适应既成的现实，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社会经济，调整政策，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条件。
　　从清世祖福临到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从而使垂危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
　　①调整和改革赋税制度清王朝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取得的政权，首先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因为他们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只有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才是巩固清朝统治的唯一途径。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布取消"三饷"加派的命令，并在命令中揭露和抨击"三饷"加派的严重危害。决定"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①，规定赋税的征收，以万历初年的《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顺治三年，清政府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修订完成，以此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从《赋役全书》的规定来看，与明朝万历时期相比，对农民的剥削有所减轻。
　　康熙亲政后，特别是在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以后，进一步采取了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八年（1669　年）开始，清政府以"更名地"的名义，下令将曾为明王朝藩王的土地，"免予变价"，归种地者所有，即实行"更名田"。原来这部分明朝藩产，早在明末农民起义期间，已归农民所有。清政府原想把这项土地分荒、熟"酌量变价"，要求农民购买这些本已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因此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康熙在清除了鳌拜集团之后，下令停止出卖，"将未变价地亩改为民户"，承认了农民对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这些土地坐落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8　省，共有十七、八万顷，数字十分可观，从事这项土地耕种的农民也不在少数。一部分农民对"藩产"土地占有合法化，成为自耕农，可使他们免遭"变价"和"重租"的剥削，从而提高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康熙亲政时，田赋制度承袭前朝，征收赋役也仍以《顺治赋役全书》为据，而当时的土地和人口数字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康熙不仅派遣官员清查地亩，而且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下令重修《顺治赋役全书》，规定删除田赋尾数，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赋税。康熙还进一步对田赋制度和征收手续进行改革。顺治以后，征收赋税使用二联票（旧称"串票"），一联给纳户，一联存在官府。但地方官吏往往将纳户联强留不给，从中贪污自肥。康熙二十八年，清政府将二联改为三联，一联存州县，一联付差役，一联给纳户。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
　　后来又曾实行四联，因手续繁琐，又恢复三联制。还规定在纳税时，如果"官吏指不与填，及无票付执"时，允许民间告发，以监守自盗论处。康熙三十九年，清政府设立滚单法，以防止各级官僚的"私行科派"。滚单，是指催征田赋的一种文件。滚单法就是规定每里中以5　户或10　户为一单位，使用滚单催赋，单上逐户写明田亩数和银米数，以及应分期缴纳的数量和期限，由官府发给甲首，依次催征。纳粮时，粮户亲自缴纳，以免大户包揽从中作弊。这些改革对于营私舞弊和负担不均，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也使农民免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负担，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康熙在调整和整顿田赋制度的同时，重视实行蠲免赋税的政策。康熙初年以后，除自然灾害照例全免外，几乎"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①。据统计，从康熙元年至四十九年，全部蠲免"已逾万万"②。康熙五十年开始，又实行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尽管这些蠲免对封建地主最为有利，但拥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和佃户，其生活和生产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明代的赋役制度是按田亩数和人丁数的原则征收，但地亩数和人丁数变动很大，统计很不准确，这既给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提供了很多便利，也造成了许多负担不均的现象。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清政府日益感到必须进行更大的赋役改革，特别是要消除征收赋役按照地亩数和人丁数双重标准所带来的混乱和弊病。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户口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到达成丁年龄的称为"盛世滋生人丁"，再不承担丁役，永不加赋；人丁遇有减少时，用新增人丁抵补，保持原额不变。这便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一重要措施的实行，并不是取消人丁税，而是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它使农民的负担比较固定，减少了因丁税太重而到处逃亡，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定。这一改革措施，不仅把农民重新吸引到土地上来，而且增加了人口的增长，适应了当时生产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据统计，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与顺治八年（1651　年）相比，人口增长近150％，耕地增长110％，田赋征银增长44％。"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虽然较一条鞭法前进了一步，把赋税的总数固定了下来，但仍未解决负担不均的问题，直到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才使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②鼓励垦荒农业生产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清王朝建立后，农业生产能否恢复与发展，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顺治时期，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使广大农民重新回到荒芜的土地上进行耕种，清政府多次颁发鼓励垦荒的命令。顺治六年（1649　年），规定贫民开垦荒地，承认并确保他们的产权。对于有主的荒田，开始时规定，"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①；顺治十年又补充规定，"原主不能开垦，地方官另行招人耕种，给予印照，永远承业，原主不得妄争"②；顺治十四年又将"永远承业"改为"永为己业"③。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①　《清朝通典》卷一。
　　②　《历史档案》1981　年第2　期。顺治十年十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报任内开封等府垦荒地亩数目事对于垦荒起科的年限，也逐步有所调整。顺治二年，根据原来田地荒熟情况规定，"新垦荒地免租一年"，"原荒之田，三年后起科，原熟而抛荒之田，一年后供赋"④。顺治六年，又将原荒田的起科年限由三年改为六年。实际上各地起科年限不太一致，一般是原荒田三年起科，原熟而抛荒之田一年供赋。顺治时期开始，还实行了以垦荒多寡考核官员的考成制度，保证垦荒政策的推行。如顺治十四年颁布的劝惩条例，规定督、抚官员，一年内主持开垦2000顷以上者，纪录；6000　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官员，垦至1000　顷以上者，纪录；2000　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100　顷以上者，纪录；3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50　顷以上者，纪录；100　顷以上者加升一级。但如果开垦不实，或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①。清政府的这些鼓励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没有战争的省份，确实推动了荒地的开垦。据不完整统计，顺治期间各地垦荒的田亩数，累计达15　万顷。康熙即位以后，充分认识到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鼓励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并鼓励和影响臣属关心和重视农业生产。他亲自种植稻谷，进行实验，并令臣下参观。对当时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地和顺治以来垦荒不利的现象，进一步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必要的措施。康熙八年，清政府正式下达停止圈地的命令，宣布把当年圈占土地退还原主。康熙十年规定：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②对地方官"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迫使地方官千方百计开垦荒地，克服顺治年间考成太宽的问题。康熙十二年开始，清政府修改顺治年间的垦荒政策，将起科年限进一步放宽，从原来最高6　年改为10　年。而且遇上灾荒之年，还可以临时申请延缓起科年限。
　　清政府接连采取鼓励垦荒的政策和措施，使荒地的开发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一些逃亡流浪的无地农民，重新得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全国各地开垦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从顺治八年（1651　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全国耕地面积由2908584　顷增加到8510992　顷，增加了近600　万顷，增长近二倍。
　　③兴修水利自宋元至明清，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交会。由于黄淮长年失修，运河堵塞，从顺治元年至康熙初年，水灾连续不断，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顺治年间大的决口达15　次，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大的决口达67　次之多。顺治十六年（1659　年），归仁堤决口，洪水自翟坝古沟下灌各湖，濒河田舍水深六、七尺。高邮、宝应等城大水月余不退。康熙六年（1667　年），黄河在桃源决口，"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①。
　　洪水不仅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直接威胁清政府的根本利本。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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