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出版：人民出版社
　　中国全史分卷《清代史》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目录
　　第081卷　清代政治史
　　第082卷　清代经济史
　　第083卷　清代军事史
　　第084卷　清代思想史
　　第085卷　清代宗教史
　　第086卷　清代习俗史
　　第087卷　清代科技史
　　第088卷　清代教育史
　　第089卷　清代文学史
　　第090卷　清代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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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81/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清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清朝是满族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1644　年3　月清军入关，至1911　年辛亥革命，历时267　年。若从努尔哈赤创立"大金"算起，则历经295　个春秋。
　　本卷记叙了满族的勃兴与后金的初创、清朝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康乾盛世"、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近代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清代政治概述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统一了女真各部，在东北地区创建了与明朝抗衡的满洲贵族政权。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之后，清军于1644　年3　月挥师入关，镇压了农民起义，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清朝全面接受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对广大汉族地区推行严厉镇压和安抚怀柔的两手政策，迅速稳定了统治秩序。接着又陆续翦除南明残余势力，平息了吴三桂叛乱，顺利解决台湾回归问题，确立了一统天下。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随即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赋役关系，经济迅速恢复，呈现出"康乾盛世"这样百余年的社会安定局面。为了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清朝制定了恰当的民族政策，果断地平息了蒙古、西藏等上层统治者的分裂民族的叛乱，捍卫了国家的统一。
　　清中叶，封建社会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发展，阶级矛盾激化，出现了川陕等五省红阳教组织的农民大起义。起义被镇压以后，清王朝也从它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清活动接连不断地发生，一个庞大的王朝危机四伏。
　　正当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没落日益暴露之时，以英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自1840　年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社会逐步地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在内外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起义犹如雪上加霜，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维新变法和革命显示了该阶级的力量。为了挽回败局，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推行新政，以重新收揽民心，但这并非是一剂良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终于再度集结力量，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在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导致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封建王朝虽然被推翻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却没有得到缓解。这两对矛盾仍然是困扰中华民族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
　　二、满族的勃兴与清王朝的建立（一）满族的崛起及其社会结构1．爱新觉罗的先世和建州女真的迁徙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资格很老的民族之一。居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可上溯到先秦的肃慎、两汉的邑娄、魏晋南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宋元以来的女真（辽时称女直，避兴宗耶律宗真之讳）。虽说上述部族不尽专为满族的先祖，但包括满族的先世在内是毫无疑义的。而满族名称的出现，约在17　世纪前期，与清朝的建立几乎同时。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满族的先民就和中原地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约在公元前11　世纪，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取得胜利之时，肃慎人"贡楛矢石砮"，以表祝贺，尔后交往增多。到了东周时期，周景王姬贵说："肃慎、燕、亳，吾之北土也。"①汉唐时期仍与中原王朝保存朝贡、贸易往来。唐代开元时，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地方政权。12　世纪初，女真建立金朝，之后将都城由上京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郊阿城）迁到中都（今北京），统治中国北方长达百年之久。后为蒙古汗国所灭。明朝初年，女真族分成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建州原为唐代渤海国的地名，在牡丹江流域，故城名为斡朵里（今吉林敦化县）。海西即海西江，今松花江上游。东海女真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直到东海之滨。明朝人称建州、海西为熟女真，叫东海女真为生女真，这主要依据他们经济发展状况相区别的。三部女真几经辗转迁徙，建州女真南下定居在苏子河、浑河流域。海西女真也由北向南迁徙，其中一部分移居辽宁开原边外，分为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合称"海西四部"，又叫"滬伦四部"。东海女真则仍生活在黑龙江中、下游一带。
　　这时的建州部有两位酋长，一个叫阿哈出，明政府封他为建州卫指挥使，赐姓李，名曰李思诚。一个叫童猛哥帖木儿（又称猛特穆），清朝统治者称他为直系祖先。童猛哥帖木儿通过阿哈出与明朝联系。明政府授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擢为都督。"童"即汉姓"佟"，猛哥帖木儿又是蒙古名字，可见建州女真与周边汉蒙等民族交往之深，互相影响之大。明成祖永乐年间，东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经常发生战争。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迁移。宣德时期，童猛哥帖木儿为东海女真杀害。其弟凡察，其子童仓、董山率部西迁，经佟家江（今浑江），进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于呼兰哈达山（又叫烟筒山）下，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筑城定居下来。正统时期，明政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孙子李满柱为建州卫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三卫"之称由此而来。建州三卫是明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既管军事，又理民政，"抚绥属部"，"看守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袭，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担各种义务。"有所征调，闻使即从，无敢违期"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极所云："我祖宗与明朝看边，忠顺有年。"这生动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卫
　　①　《左传》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真。
　　所的密切关系。
　　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十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打乌拉，斥责其首领布占泰时指出："天生爱新觉罗，曾被谁责辱？汝试言之！百世以前，汝或不知。十世以来，汝岂不知？"②努尔哈赤这段话为查明爱新觉罗世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百世以前"不去说它，"十世以来"，参照文献记载，从猛特穆到努尔哈赤之父塔石六代相袭，是清楚的。猛特穆以上四代，已知有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其后有范嗏、挥厚。这中间似乎缺一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述：布库里雍顺"历数世居"，其子孙暴虐，部属遂叛。攻破斡朵里城，尽杀其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范嗏，脱身走"，一只神鹊棲于头上，追兵以为枯木。范嗏得免于死。从上述"历数世"、"子孙内有一幼儿"等字样分析，布库里雍顺和范嗏之间，仍有一代，即布库里雍顺之子，范嗏之父。此人叫什么名字？待考。这样爱新觉罗的世系应为：布库里雍顺（始祖）--（？）--范嗏--挥厚--猛特穆（肇祖）--充善（即董山）--石报奇（童仓子）--福满（兴祖）--觉常刚（景祖）--塔石（显祖）--努尔哈赤。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时，误杀了城内劝降与救亲的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和父亲塔石。事后，努尔哈赤严厉地质问明朝边官为何诛杀他的无辜父祖。明政府无奈颁给敕书30　道，马30　匹，以示抚慰，并授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封龙虎将军。每年给银800　两，蟒缎15　疋。然而，这个"凤眼大耳、面如冠玉"的努尔哈赤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万历十一年（1583　年）五月，时年25　岁的努尔哈赤以其父遗留下来的13　副铠甲起兵，开始了他的宏图大业。
　　2．明朝对东北女真的管辖和建州女真的社会发展明初，太祖朱元璋颇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1370年），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八年（1375　年），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理辽东25　卫，138　所，二州一盟。永乐七年（1409　年），在黑龙江特林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所辖的著名卫所有建州卫、海西卫、兀者卫、囊哈儿卫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尔儿干都司进行慰问与巡视，增进了边区民族与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永乐十八年（1420　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从洪武到正统年间，先后在东起库页岛，西至斡难河，北自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等广阔地区，建置了184　卫。这对东北边疆的开发建设，以及边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东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长、首领充当卫所长官，申明职守，给予敕书，又称玺书。"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各卫所要对明政府履行各项义务。"时以朝贡"，卫所官员要定期进京述职，奏报地方治乱。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从开原入京朝贡，贡品主要有人参、貂皮、海东青、马匹、珍珠等地方名贵土特产。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①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女真。
　　明政府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而是按朝贡者官爵的高低给予优赏和回赐。经济上，开设马市，给予"勘合"（凭证），持"勘合"可与中央政府进行贸易互市。明政府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开原设两个马市。广宁专与蒙古贸易，开原则与女真三部互市。15　世纪中叶，迁至赫图阿拉的建州女真经济有了长足的增长，多次请求官府专开贸易市场。天顺八年（1464　年），明政府在抚顺开关，设马市，专与建州女真进行贸易，活跃了建州的经济生活。另外，朝贡也是进行货物交换的极好机会。嘉靖十五年（1536　年），有2140　余名女真贡使来京，贡毕方物后，明政府分别赏赐贡使。按规定：都督给彩缎四，折钞绢二，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都指挥给彩缎二，折钞绢一，绢四，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指挥给彩缎一，折钞绢一，绢四，素紵丝衣一，靴袜一；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给彩缎一，折钞绢一，绢四，靴袜一。回赐，马一匹，给彩缎二匹，折钞绢一；貂皮四张，给绢一匹①。贡使带来的多余物品，还可到京城指定的官、私市上进行交易，换取必要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上述一些措施推进了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定居赫图阿拉地区后，建州两个酋长的后裔已逐渐地汇合在一起，各方面力量有所加强。因接近于汉族地区，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到了16世纪后期，建州女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表现在铁器的生产制造进步很快。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铁农具，狩猎和军队要用大批的铁武器。过去的铁工具主要是靠与明朝和朝鲜贸易得来。这时，开始"货大明铁自造"。"始炒铁，开金银矿"。赫图阿拉"北门外有铁匠居之"，"银、铁、草、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①。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解决了"男无铧铲，女无针剪"的铁制品短缺的社会问题。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大量地精造兵器，甚至将明朝输入的铁农具和铁锅等熔炼，铸成兵甲。从弓矢、刀枪、甲胄，到军用器械，无不锐利精良。克服了过去兵器歪弱钝弊、不堪射刺的毛病。冶铁制铁是手工业中的重要部门。这个部门的发展反映了建州女真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建州女真南迁后，受到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开始由狩猎、采集经济向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过渡，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万历年间，汉族农业操作技术和牛耕等已在建州地区推广，女真人居住地，"无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②。农业生产呈现大发展的景象。"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③。"田土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收一石"④。而采集生产成为了副业。所采人参、东珠等土特产品，与粮食一样可以用于交换。因而，"所济甚众，民用益饶"。
　　农业、采集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除抚顺开关外，又增设清河、宽甸、叆阳等处关口互市。建州人用人参、明珠、黑狐、玄狐、猞猁狲、虎豹、水獭等珍贵兽皮，及马匹、松籽、蜂蜜等产品，换回缎布、农具、铁锅等生产和生活用品。建州女真有专门从事与汉人和朝鲜人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叫作"商胡"。他们往来于建州、明朝与朝鲜之间，交易产
　　①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十一，给赐二、东北夷。
　　①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②　《朝鲜李朝实灵》卷七十一。
　　③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④　《朝鲜李朝实灵》卷七十一。
　　品。商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起初人参的加工是"以水浸润"，这种办法使人参不易保存，不仅售价低，而且一停市就腐烂。这时，他们改进了加工工艺，采用放糖、煮熟、晒干的办法，容易保存，"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在马市上，购参商人云集。互市贸易，以通商贾，"满洲民殷国富"。
　　3．满族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结构女真族（满族）的部落是由若干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成的。狩猎生产时，或以部落，或以氏族为单位进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氏族中出现了"牛录"（汉意为箭）这一新型的组织形式。"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牛录厄真"①。牛录这种形式既是狩猎组织，又是对外作战单位。随着女真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多，生产资料如耕地、牲畜、工具等私有制产生了。氏族制的解体和阶级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同时进行着。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牛录则正式成为军事组织。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整顿社会组织。牛录成为八旗的最基层单位。从16　世纪末到17　世纪初，八旗的总首领是努尔哈赤，旗主皆由他的子侄充当，而从固山额真至牛录额真都是由贵族，或过去的氏族长担任的。贵族拥有大片的田庄，众多的奴隶和牲畜。万历四十年（1612　年），努尔哈赤一次给其长子褚英、二子代善各"部众五千户，牲畜八百群，银一万两"②。此外，还有早期归附努尔哈赤，并随其南征北战屡立功劳的勋臣，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等人，封他们官爵，赐予土地、奴仆等丰厚的财产。这些贵族、贝勒、勋臣就构成了满族社会的奴隶主集团。平民是八旗的兵卒，过去氏族的一般成员。满语称"诸申"，又叫"伊尔根"。他们是贵族的"管下人"，有部分私有财产，如土地、奴婢、牲畜等，数量有限。平民中还包括其他归降的部落族寨的士兵与百姓。对于奴隶主贵族来说，平民是他们的部属，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平民要为贝勒、额真当兵出征，交纳赋税，"使臣驿马"，"巡视边疆"等多项差役。平民的自由民地位也在不断地变化，大部分平民越发贫困。朝鲜使臣申忠一在《建州图录》中记载：诸申"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获"。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曾下令："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造仓积粮。"①《满洲老档秘录》也记述："每牛录出十男四牛。"平民随时要为首领、贵族出劳动力，耗用自己的财产，加上对他们的种种限制，多数平民的地位和生活状况在下降，不少人陷入贫困的境地。这个问题曾引起皇太极的关注，颁布谕旨："凡贫穷者，则又给予妻室、奴仆、庄田、牛马、衣食赡养。"②然而，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的是广大奴隶，或奴仆，满语叫作"包衣阿哈"、"阿哈"。奴隶，或奴仆，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1）由诸申转化而来。平民犯罪，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三，辽宁大学历史系译本。下同。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②　《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沦为奴隶。或穷困欠债，将妻子儿女典卖为奴。（2）家生奴婢。包衣阿哈世代为奴，其所生子女仍为奴，亦称"家生子"。他们的生活、婚嫁、居住，都要由主人来安排。（3）战争掠夺俘虏为奴。这种奴隶，或奴仆，占大多数。初期女真族各部落之间互相征伐，掠取对方人口为奴。尔后，抢掠汉人、朝鲜人作奴隶，为数不少，主要用于农耕。奴隶、奴仆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馈赠，亦可以买卖。沈阳开城地区就是一处贩卖奴仆的市场。早期时，一个奴隶可以换30　疋布，或15　头牛。奴隶无任何人身自由，时常被主人打骂凌辱，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有压迫，就有反抗。清初八旗奴仆的大量逃亡，酿成所谓的"逃人事件"，其原因即在此。
　　万历年间，建州女真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奴隶主占有制，仍保留着浓厚的奴隶社会习俗。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夫人）死去时，"四婢殉之，宰牛马各一百"。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后和两妃均被逼殉葬，奴婢随葬的就更多了。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帝玄烨方下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婢随主殉葬。从此，人殉的陋习被取消了。
　　包衣阿哈（奴仆）主要在主人家从事内务劳动。而大批的奴隶则在庄田上从事农业耕作。八旗的农庄叫拖克索。《清文鉴》解释说："田耕的人所住的地方叫拖克索。"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申忠一到达建州时，见到六座"农庄"，每庄设有管庄人，监督阿哈生产。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掠夺为奴的人口大量增加，拖克索内阿哈的数量也多起来。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　年），上自努尔哈赤、贝勒，下至额真，皆有奴婢农庄。有的农庄"多至五十余所"。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　年），努尔哈赤一次就从托克索抽调阿哈800　人去浑河收打粮食。可知耕田阿哈数目的遽增。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的贝勒、额真以剥削阿哈为生。"奴隶耕作，以输其主"①。"仆夫力耕，以供其主，不敢自私"②。阿哈的劳动所获绝大部分被主人剥夺了。这一切表明，在满族社会中，贵族、勋臣、额真是统治阶级；诸申，尤其阿哈，是被剥削阶级。正如努尔哈赤所言："若无阿哈，主何以为生？若无诸申，贝勒何以为生？"①这种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是努尔哈赤建立奴隶制政权的根基。
　　①　《建州闻见录》。
　　②　金梁：《满洲老档秘录》上编，太祖谕厚待仆夫。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二）后金建国和与明分庭抗礼1．统一女真各部的历史使命明代后期，女真三部的迁徙逐渐地稳定下来。建州所属的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董）鄂部、哲陈部五部，长白山所属的讷殷部、鸭绿江部、珠舍里部三部，皆建州旧部，散处辽沈东北，即定居在抚顺东，至鸭绿江、长白山一带。海西四部的哈达、叶赫二部居住在开原、铁岭地区。因哈达靠近明在当地所设的马市广顺关，哈达又有"南关"之称。而叶赫挨近明在当地所设的马市镇北关，叶赫亦有"北关"之名。辉发、乌拉二部则定居在吉林地带。东海三部，即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与其他少数民族仍留居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以东黑龙江流域，及濒临东海之地。这一时期，明朝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明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削弱。女真各部蜂起，"各主其方，争相雄长，强凌弱，众暴寡"，"世相仇敌"②。各部之间相互征讨，甚至骨肉相残，多年战乱不已。
　　年轻有为的努尔哈赤凭着自己的胆略才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肩负起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事业是先从建州本部开始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将兵围攻仇敌苏克素护河部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而逃，努尔哈赤获兵百人，旗开得胜。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战争的序幕。次年六月，又率兵500　人进攻董鄂部的翁鄂洛城。努尔哈赤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终于拿下此城。接着，又攻占了兆佳城、玛多■寨，制服了佟家江流域的董鄂部。十三年，努尔哈赤进攻浑河部的界凡、栋嘉、萨尔浒三城。力挫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800　余人。翌年，再下贝珲城，降伏了浑河部。努尔哈赤乘胜攻克鄂勒珲城，杀掉仇人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也归顺了。十五年（1587　年），努尔哈赤又征服了哲陈部。转年又克完颜部。努尔哈赤用了五年时间统一建州五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突起，使女真别部遐迩詟忌。他们已觉察努尔哈赤志向颇大，尤其是滬伦四部已感建州对自己构成威胁。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满太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因达礼，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纳殷九部，组兵3　万，分兵三路，向建州发动进攻。面对危急的形势，努尔哈赤镇静自若。他分析了联军的内部矛盾，指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其争先督战者，必其贝勒。我以逸待劳，伤其贝勒一二人，彼众自溃。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①努尔哈赤满怀信心地激励将士，在古勒山据险列阵，诱敌深入，集中重兵打歼灭战，击杀叶赫首领布斋，联军溃败四散。努尔哈赤乘势北上追击，"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千"②，生擒乌拉贝勒布占泰。古勒山大捷，使努尔哈赤军威大震。表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已经成为女真族中较强悍的一支。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①　《清太祖实录》卷二。
　　②　《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古勒山战役坚定了努尔哈赤完成统一女真事业的信心，加速了统一海西四部、东海女真的步伐。努尔哈赤挥军边区，征服了朱舍里、讷殷二部。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灭掉哈达部，活捉其首领蒙格布禄。三十五年（1607年），兼并了辉发。四十一年（1613　年），又吃掉乌拉。四十六年（1619年），最后剪除叶赫，统一了滬伦四部。与此同时，先后征服了散居在乌苏里江、松花江上游、绥芬河流域、牡丹江流域、黑龙江中游一带的东海女真窝集部属的瓦尔喀部、虎尔哈部等。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派遣扈尔汉将兵攻取位于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兼并了这一地区的赫哲族和费雅喀等使犬部及分布于外兴安岭以南、乌第河流域的鄂温克、鄂伦春等使鹿部。努尔哈赤"威行施东诸部"。
　　努尔哈赤用了34　年的时间，以兼并战争，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将四分五裂的女真族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民族体--满族。这对本民族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努尔哈赤是满族的民族英雄。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力量单薄。但他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统一女真的使命。究其原因，客观上，明朝内部矛盾的加剧，万历十七年（1589　年），播州土司造反，打了十余年的仗。万历二十年（1592　年），宁夏少数民族起义；同年抗倭战争，持续了7　年之久。明朝顾不上东北，努尔哈赤有了发展良机。女真社会的发展要求统一，结束战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由。而努尔哈赤施行的一套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统一战争中，他始终坚持"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对滬伦四部则交攻结合。针对明朝、蒙古、朝鲜包围之势，则利用矛盾，争取主动。努尔哈赤与明朝仍保持密切的交往，取得明廷信任和支持。为了表示诚意，他多次亲自赴京朝贡。明政府表彰他"忠顺好学，看边效力"。对蒙古捐弃前嫌，通过联姻，建起亲善关系。科尔沁、札鲁特部归附建州就是一例。对朝鲜亦采用拉拢手段，目的是为统一战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措施在统一战争中屡屡奏效。另外，努尔哈赤勇敢善战，身先士卒，也是致胜的重要原因。在攻打董鄂部的翁鄂洛城时，他身中几箭，血流至足，仍坚持作战，鼓舞了将士斗志。同时，努尔哈赤又能礼贤下士，优待俘虏，归降日多。"诸部始合为一"。女真族的统一为努尔哈赤脱明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大金"政权的建立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便开始了筹措政权的建设。
　　修筑城池，初设权力机构。万历十五年（1587　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三道河平岗土垒方里，"筑城三层，起建楼台"，修葺"汗王殿"。俗称此城费阿拉（旧老城）。同年六月，定国政，草拟法令，制定管理措施。"凡作乱、盗窃、欺诈，悉行严禁"①。费阿拉城是一座既无雉堞、射台，又无隔台、壕子的简陋小城。居此十六年，已经不能适应建州部的发展。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到赫图阿拉，在苏子河与嘉哈河汇合处的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城高7　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有内外两城，努尔哈赤及其亲贵居住内城，八旗兵扎营外城。奴隶、奴仆则居城内，铁匠等工匠分居各城门外。此城俗称老城。它是建州部政治、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努尔哈赤进攻辽沈地区的牢固基地。
　　由于统一战争的发展，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归附的人口日益增多。设置官吏，管理政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大臣5　人，扎尔固齐10　人，佐理国事。"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①。并规定，凡判断民人讼狱，先经扎尔固齐（都堂）审问，后入告五大臣，五大臣复审，报告诸贝勒，众议奏明，由努尔哈赤裁决。此外，还有分管庶务的官吏，如掌管仓库的拨什库，管理文书的巴克什，后一般称为笔帖式。为了选拔人才，充实权力机构，努尔哈赤还定下选取官吏的标准："不要看出身，要看心术正，大才能的任用。不要看门第，要看德才，充任大臣。"②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政权建置已初见端倪。创制满文，一统文字。女真族原有自己的大小女真文字。明中期，女真文逐渐衰落不用。努尔哈赤时，与蒙古文移往来，必习蒙古文，译蒙古语。同时又受汉族文化影响，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③。女真族的逐步统一，单凭蒙古文字和汉字与周边民族交往，没有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已深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对外交往，于是，下令创制本民族文字--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汉意为博士）额尔德尼和噶盖借助蒙古文字编造国语。二人面有难色。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之念蒙古字，学与不学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并释例启发："写阿字下合一个妈字，此非'阿妈'（父也）乎？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母也）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①噶盖缘事伏法。额尔德尼遵循努尔哈赤指授，参照蒙古字母，根据满族语音，创制满文，即"无圈点"满文，或称"老满文"。然而，老满文仍未克服与蒙古文语音假借和字母混用的弊病，人名、地名易出差错，使用不便。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受皇太极之命，改造老满文，在原有12　字头上"酌加圈点"，又增添了拼写汉语等语音的10　个特殊字母。这样，满文音义明晓，不易错乱。改造后的满文叫"有圈点"满文，也称新满文。满文的创制与使用有力地巩固了新聚合的满族共同体。也是满族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整顿社会组织，确立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大部分后，努尔哈赤开始整顿女真社会组织。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他曾对生产和军事组织的牛录进行了调整，参酌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度，将部众每300　人立一牛录额真管属，先建黄、白、红、蓝四旗。因队伍不断地扩大，牛录人数增加，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社会组织，将众"乃析为八"。即把原有四旗扩展到八旗，添置的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并将八旗作为制度确立下来，规定：300　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固山额真一人，副职梅勒额真二人。每旗兵力7500　人。八旗制度是满洲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其尊者，无事则为公卿，有事则为将帅"。
　　①　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一。
　　③　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①　《满洲实录》卷二。
　　"其卑者，时而耕于野，时而蒐于郊"①。努尔哈赤是满族的总头目，也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八旗的领属皆由他和子孙分任。努尔哈赤领正黄、镶黄二旗，如中军制，设精锐卫队巴牙喇兵五千余骑，加强王权。另外六旗，其次子代善领正红、镶红二旗，五子莽古尔泰领镶蓝旗，侄儿阿敏领正蓝旗，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尽管八旗多次易主，但诸旗权始终控制在努尔哈赤及其子弟手中。努尔哈赤将统领八旗的子侄称为"八和硕贝勒"，凡有军国大事，努尔哈赤下令八和硕贝勒，通过总理旗务的固山额真（后称都统），再经甲喇额真（后称参领），直达所属牛录。牛录额真（后称佐领）下设副职代子2　人，章京4　人，村领催4　人。4　名章京分领300　男子编的塔坦（村寨），无论做何事，去何处，4　塔坦人按班轮值，同工、同差、同行走。这就是八旗自上而下的较严密的组织系统。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将满族人都编织在八旗之中。八旗制度的完善为努尔哈赤建国作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1616　年2　月17　日），58　岁的努尔哈赤宣布"大金"（史称后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这一天，诸贝勒率群臣跪拜朝贺，上尊号"抚育诸国英明汗"。从此，努尔哈赤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开始了同明朝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3．挺进辽沈和迁都盛京万历年间，明朝政治腐败，官僚冗泛，办事效率低下。财政匮乏，入不敷出，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边疆武备废坏、战乱不息。阁臣张居正力图改革弊端，振兴朝纲，但已无力拯救明王朝这座"将圮而未圮"的腐朽大厦。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　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公开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1）明无端起隙边陲，杀害我祖、父；（2）明保护和支持叶赫；（3）明负盟约，责我擅杀，拘我使者；（4）叶赫因明支持，将已聘我之女，改嫁蒙古；（5）我世代在柴河、三岔、抚安三路分守疆土，耕田艺谷，明不容收割；（6）偏袒叶赫，肆意凌侮建州；（7）为哈达、叶赫撑腰，独构怨于我，倒置是非。"七大恨"是明朝对建州女真多年欺凌的控诉书，也是后金讨伐明朝的檄文。
　　在誓师的前三个月，努尔哈赤就已令八旗将士秣马厉兵，"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①。誓师结束，努尔哈赤即令分兵两路攻明。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四旗兵迅速地拿下东州、马根丹二城。努尔哈赤领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右翼四旗兵攻打抚顺。明守将游击李永芳以城降。努尔哈赤并给当时在抚顺城做生意的山东、山西、苏杭等地的商人钱财及"七大恨"文，让他们回去，广造舆论。这时，三城周围五百余台堡随之降附。明广宁总兵
　　①　金德纯：《旗军志》张潮题辞。
　　①　《清太祖实录》卷五。
　　张承荫、辽阳副将颇相廷、海州参将蒲世芳奉命率1　万兵前来镇压。遭到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所率八旗兵的袭击，阵斩张承荫、颇相廷、蒲世芳及游击5　人，千总、把总50　余人，获马千余匹，铠甲7000　副。五月，再次征明，连克抚安、花豹冲、三岔儿等大小11　堡。七月，进雅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城守副将邹储贤领兵1　万固守城池，城上千门大炮同发，滚木雷石齐下，八旗兵冒石矢，树云梯登城。邹储贤及守军不支，皆战死，清河城破。转而移兵消灭叶赫。又在近明之地界凡筑城，为西向伐明的后援之所。后金在东北地区势力不断扩大，次年正月，努尔哈赤通过明使李继学向万历皇帝朱翊钧提出四项罢兵的条件：（1）为辽人之罪正名，撤走边兵，解释清楚"七大恨"；（2）"崇以王位"，承认为王；（3）抚顺、开原原有敕书仍昭旧给予；（4）输给彩币三千、黄金三百、白银三千。明政府没有答复。努尔哈赤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已使明政府备感"辽左覆兵陨将，虏势日张"，"边事十分危急"。明朝决定调兵遣将，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　年），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多年来，辽东边备不修，兵马懦弱，"朽戟钝戈，金鼓不响"，每遇兵事，士卒股栗腕战，毫无战斗力。于是，调福建、浙江、陕西、四川、甘肃8　万余兵到辽东，又征用叶赫、朝鲜兵万余人，云集辽沈，以期捣平后金，"以雪败亡之恥"。经过数月的筹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从开原出，经三岔口，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出抚顺关向西，直驱赫图阿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帅。出清河，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兵刘铤指挥，出宽甸，从东面捣后。明兵四路计9　万余众，号称47　万，来势汹汹，大有犁庭扫穴之势。
　　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采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首先，以八旗精锐迎击欲立首功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双方对峙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努尔哈赤利用杜松派兵袭击界凡之时，猛攻萨尔浒明军，明兵溃败，勇而无谋、刚愎自用的杜松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将兵北至尚间崖，击败马林部，马林逃往开原，叶赫兵仓惶撤退。这时，努尔哈赤回师南下，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岗，围歼刘铤东路军，刘铤阵亡，姜功烈所部朝鲜兵投降。杨镐闻知三路军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努尔哈赤用了5　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明军文武将吏死者310　多人，士兵身亡者45800　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兴亡的关键一仗。当年六月，后金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努尔哈赤由防御转入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萨尔浒战役后，明政府为了扭转其在辽东的颓势，以熟谙边情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廷弼代替杨镐经略辽东。熊廷弼一到任，"令严法行"，斩逃将刘遇节等，诛杀贪将陈伦等，整饬营伍，督造战车，治火器，浚壕修葺城池。集十余万军队，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数月守备大固"。熊廷弼所到之处，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辽东边备加强，使后金一年多不敢轻举妄动。不久，熊廷弼被把持朝政的阉党弹劾罢官。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　年），努尔哈赤乘机起兵，直攻沈阳。守城总兵贺世贤指挥军民死守力战，世贤身中十余箭死，沈阳城陷落。后金军又长驱南下，猛攻辽阳城。辽东经略袁应泰督战固守城池，后金兵冒着炮火突入西城。城破在即，袁应泰自焚于城东北镇远楼。辽阳失陷，后金又接连攻克河东三河堡等50　多寨，及古城、新甸、宽甸、永甸、长甸、海州、金州、复州、盖州等70　余城。辽沈战役是继萨尔浒之战后的又一次大胜利，使后金在辽东站稳了脚跟，对清朝开国意义重大。
　　后金吞并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后，叶赫首领布扬左曾向明政府报告：今天建州又侵我叶赫，其意欲削平诸国，即侵明，"取辽东以建国都"。布扬左的分析很准确。随着统一女真战争的深入，努尔哈赤将都城由费阿拉迁移到赫图阿拉，在城东土山建佛寺、玉皇等七大庙。这象征后金国家规模已初具。在西进辽沈时，在距沈阳200　里的界凡筑城架屋，将家属搬来，在此练兵牧马，兴师攻明。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　年），努尔哈赤又率部从界凡迁移萨尔浒城。一年之内，拔沈阳，取辽阳，广阔的辽东地区尽为后金所据。
　　进入辽沈地区，如何巩固和扩大战果？努尔哈赤决计将其统治中心西迁，并选中了辽东首府辽阳为都城。辽阳是辽东地区历史名城、政治中心，城大，年久失修。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　年），努尔哈赤遂定在城东太子河畔修建宫室，命名东京。于是，搬迁家眷，并将赫图阿拉景、显二祖陵也迁葬于城东的杨鲁山（后又迁回）。以此地为永久都城。然而，迫于四周局势，努尔哈赤在东京辽阳居住四载，席不暇暖，又亟谋迁都沈阳。理由沈阳地理位置重要，向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又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攻朝鲜，自清河路可进。另外，浑河、苏克素护河上游伐木，顺流而下，可以修宫室，用柴薪。山近兽多，又可出猎；河中水族，亦可捕取。尽管不少人对再迁沈阳持不同看法，努尔哈赤仍力排众议，选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沈阳为都城。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　年）三月，努尔哈赤放弃辽阳，迁都沈阳，定名盛京。在一年半内，修筑了汗宫、八角殿（大政殿）、八旗亭（十王亭）。这些建筑物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举行朝政和典礼的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八角象征八旗。八旗亭分置大政殿东西两侧，代表八旗两翼十位固山执政王。这样的建筑设计与布局充分地反映了清初开国的规模与其组织结构。后经皇太极扩建，宫阙、太庙、衙署、学宫，及兴文教的孔庙、倡忠义的关帝庙、笼络蒙古的喇嘛庙实胜寺等一一建备。沈阳成为"周围九里，八门已戴，方隅截然"的帝都。为清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4．宁远受挫与努尔哈赤之死后金占据辽东地区后，继续开拓辽西。努尔哈赤甚至说："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①这说明努尔哈赤已立下同明朝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进取辽西自然不在话下。
　　辽东失陷后，明政府走马换将加强辽西防御。袁应泰阵亡后，天启帝朱由校以薛国用为经略，薛国用称病不能任事。又重新起用熊廷弼。他提出"三方布置策"，即集中兵力守广宁，派登州（今山东蓬莱）、天津水师袭击辽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一。
　　东沿海。但此议得不到朝廷支持。熊廷弼身为经略，而指挥实权却掌握在驻地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中。"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山海关）无一卒"②。熊廷弼徒有经略虚号而已。素不习兵的王化贞将十余万军队沿辽河分扎六营，一字排开。他还把收复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蒙古林丹汗出兵和降后金的明将"反正"上。错误的主张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　年），努尔哈赤一举拿下广宁，王化贞踉跄出逃，熊廷弼无奈焚烧庐舍，退入关内。二人一并下狱议罪。不久，熊廷弼被诬弃市，传首九边。被称为"胆小鬼"的王在晋出任辽东，主张放弃关外，把关外防务全部交给蒙古，自己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一重关，设兵驻守，坐此观望。王在晋的消极防御，遭到部将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曾说："予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广宁之西，地当要冲，主张在此筑城，修山海关的屏障。他的建议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未久，孙承宗督师蓟辽，大力整顿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命袁崇焕、祖大寿等修筑宁远城，派兵驻守，重点防御。同时，修固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数十处城堡，恢复了四百余里弃地。四年间，后金未敢轻进辽西。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　年）九月，孙承宗被魏忠贤解职，阉党分子高第上任辽东，尽拆孙承宗所建锦州至杏山等处防御工事，丢弃辎重，撤退全部军民，"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拒不从命，对高第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不必去！"①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乘机率八旗兵直驱辽西。13　万大军，旌旗剑戟如林，一路前后如流。十九日，直逼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袁崇焕。他斩钉截铁地说："当死守，岂有降理！"努尔哈赤指挥大军轮番攻城，八旗兵裹铁牌，勾梯攻城，蜂拥而上。袁崇焕用红夷火炮杀敌，城上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搏斗，一次次杀退八旗兵的猛攻。后金伤亡很重。二十六日，努尔哈赤败退而去。宁远大捷是明对后金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阻止了努尔哈赤占领全辽的战略计划，保卫了山海关一带的安宁。25　岁起兵的努尔哈赤，驰骋沙场40　多年，无往而不胜。宁远战败，使他悒悒不乐，当年七月，背生毒疽。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盛京郊外叆鸡堡，终年68　岁。
　　②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①　以上引文俱见《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三）皇太极的政治革新与明清战和1．汗位之争和皇太极称帝在创立八旗时，努尔哈赤也试图立子建储位。受汉族地主阶级宗法制度的影响，努尔哈赤立长子褚英为接班人。然而，褚英"心胸狭隘"，"心术不正"，使诸兄弟、大臣们均不和睦。努尔哈赤不想将执政大权交给他。褚英怀恨在心，多次诅咒出征的父亲打败仗。努尔哈赤将他废弃，幽禁高墙。恐褚英存在会危及国家，在后金建国前一年，将他处死。长子不成器，并没有泯灭努尔哈赤"立储"之心。后金开国后，又立次子代善。因代善与父汗大福晋关系暖昧被举发，又逼其子硕讬险些逃奔明朝，努尔哈赤决意不将汗权交予代善。在汗位继承上，满族也效法北方的契丹、蒙古等民族的"幼子守产"制度，实行"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制。努尔哈赤特别喜爱大妃阿巴亥所生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年少的"未分家子"。他去世后，将所属的两黄旗留给了三兄弟。努尔哈赤也曾设想让多尔衮继承汗位，由代善辅政。13　岁的多尔衮毕竟年少，很难独掌汗权。汗位便由分家子皇太极承袭。尔后，多尔衮多次报怨："太宗（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究根源即此。
　　两次立储未成，年过花甲的努尔哈赤欲求一种妥善的移交汗位的方案。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　年）九月，他想在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子侄中，立八王为八和硕贝勒，共商议国政，将汗置于八和硕贝勒监督之下。此想法尚未成熟。次年二月，努尔哈赤指令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协助父汗"佐理国政"。四人"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分值月贝勒掌理"①。他多次训诫子孙中的"不善者"、"作乱者"，也深感四大贝勒轮流执政，仍会使诸兄弟觊觎汗位，社稷不宁。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　年）三月，努尔哈赤确定了汗位继承方案。他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恃之人"。"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另择有德者立之"。"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奸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②。这种立储之法，从选嗣的标准，到汗的权力等都作了规定，将汗权、旗（主）权并列，都纳入八王、八家、八分的八旗制度之中。努尔哈赤晚年，所实行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八和硕贝勒"各置官属，朝会燕饷，皆异其礼，钖赉均及，是为八分"③。这种体制是在八旗制度基础之上的军事民主联合体，是旗主分权共治的。努尔哈赤赋予这种体制两重使命，一是八王共同治国；二是八王有拥立、监督、更换大汗的权力，汗与旗主是并列的。这种作法在一定历史时期稳定后金的政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努尔哈赤谢世的当年十月，诸贝勒推举皇太极"嗣父皇登大位"。遵父临终旨意，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南面坐受"朝拜，共商国是。当时八和硕贝勒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行政上，四大贝勒平起平坐，共同裁决军国大计，无君臣体统。经济上，有人必八家分养，土地必八家分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③　光绪《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
　　据。即使一人寸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不容于贝勒，"事事制肘"。军事上，各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势力均衡，汗无指挥权。皇太极有"一汗虚名"，实无异一旗贝勒。
　　面对着"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的形势，皇太极深感汗权与旗权之间矛盾严重，不利于汗权集中。于是，他决心改变四大贝勒俱面南坐的制度，开辟"南面独坐"的蹊径。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　年）三月，皇太极抓住阿敏不与明军交战，弃水平四城而归的过失，宣布他十六大罪状，将其免死幽禁。这样，四大贝勒掌权变为"三尊佛"执政。代善乖巧地提出让皇太极中坐，他与莽古尔泰侍坐两侧，"以昭至尊之体"。次年，莽古尔泰因大凌河之役顶撞皇太极，"抽刃出鞘"，被革去大贝勒，降为诸贝勒之列。尔后，莽古尔泰病死，又以密谋"要夺御位"，追夺封爵，并收缴了他的正蓝旗。代善则誓表忠贞。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　年），皇太极"一体独尊"的希冀实现了。
　　2．皇太极的政治改革与后金封建化皇太极即汗位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调解八旗内部矛盾，提高大汗的地位，加速政权封建化，使后金更加适应即将到来的与明朝全面抗争的新形势。
　　削弱八和硕贝勒旗权，扩编八旗，加强大汗集权。皇太极称汗伊始，就着手削减诸王旗权，断然提高固山额真的地位和职权，命他们参议军国大事，总理旗务。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　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议定启奏，各领本旗兵行。凡国中大小事，皆听稽察"。并两次设十六大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出兵驻防，以时调遣，仍审理词讼"①。皇太极设置八大臣、十六大臣，使他们入则赞襄庙谟，出则办理国事。这无疑是在"共议国政"的体制上打进了一个楔子。扩大了汗的统治基础。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旧制，以诸贝勒代理月值。剥夺三大贝勒的部分权力。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又颁布《离主条例》，规定：凡牛录属下人，或奴仆有讦告其主私行采猎，隐匿出征所获，擅杀人命，奸污属下妇女，战士有功不报，压制申诉等项属实者，准予离主。这些条例的颁行，是对八旗首领的监督与限制。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637　年）四月，又命"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以此改变八和硕贝勒少数人执政的局面。
　　"黄色是汗"，"黄衣称朕"。八旗创立时，两黄旗由努尔哈赤自将。
　　黄色为汗所专用，是八旗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太极身为白旗旗主，这对摆脱"八王共治"的羁绊、实现"钦承宸断"十分不利。皇太极在"不削夺皇考所予户口"的条件下，大胆地变易旗帜，将自领的两白旗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属的两黄旗更换旗帜，即皇太极将两黄旗，三兄弟则领两白旗，在不伤原旗筋骨的情况下，三大贝勒默许，年少的三兄弟也易接受。皇太极又将莽古尔泰的正蓝旗收归己有。从此，他独领两黄一蓝三旗，在八旗中实力最强。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　年），皇太极将喀尔喀、察哈尔蒙古壮丁编为蒙古八旗。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　年），在原汉军的基础上，编立
　　①　以上引文见俱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一。
　　汉军八旗。清代八旗满、蒙、汉共二十四旗，八旗体制至此完备了。从天命十一年到崇德七年，皇太极用了16　年时间，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包括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日本海，及贝加尔湖地区。改编新附之民，"审户比丁，列于军伍"。并设佐领、骁骑校等分驻其地。东北地区的统一，使后金无后患之忧。
　　皇太极整顿八旗，加强汗权，为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
　　"参汉酌金"，完善国家机构。皇太极着手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建设，目的是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日臻完善。指导思想是"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①。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09　年），设立翻译典籍、记注政史的文馆，命儒臣分值。巴克什达海、刚林等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吴巴什等掌记本朝得失。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撰拟表章；内秘书院，掌拟外国往来文移、敕谕、祭文；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兴衰，给汗及汗子、亲王讲解经史，拟立制度。各院由大学士一人主管，下设学士、主事等官，分别由满、蒙古、汉人充任。他们也直接参与国家决策的制定，内三院成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　年）八月，皇太极仿照明制，设定官制。建置了国家主要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贝勒兼任主管，下设满承政2　员、蒙古承政1　员、汉承政1　员，参政8　员，启心郎1　员。参政以下各官员各部数额不一。尔后，皇太极又下令"停止贝勒领部院事"②。将六部之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　年），又设都察院，掌管监察之权。若汗有"奢侈无度"，"误杀功臣"，"逸乐畋猎"，"荒耽酒色"，"不理政事"，"弃忠良，任奸宄"，要直谏无隐；若贝勒、大臣有"废职业"，"黩货偷安"，"朝会轻慢"，而"部臣容隐"，可指参。上自汗，下至贝勒、部院大臣等皆在都察院劝谏、纠察范围之中。为了更好地解决北方民族问题，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　年），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专门负责掌理内外蒙古等民族事务，巩固满蒙联盟。
　　改革调整后的国家机关有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虽说这时旗权仍很重，但随皇太极改革的深化，汗权的强化，国家的权力已逐渐地向以汗为首的三院八衙门倾斜。这是后金封建化的必然趋势。在官制建置的同时，一套封建等级名分制度也随之确立。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　年）。皇太极下令官民服制，从衣冠样式、色彩、图案、布质按等级不同而各异，区别尊卑贵贱。护军以上官员方可着缎服，其余人等衣布，非汗所赐黑狐帽、五爪龙、明黄、杏黄、金黄、紫色等一律禁用。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　年），又厘定武职满名等级：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三等总兵官为三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代子为骁骑校，章京为小拔什库，旗长为护军校。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　年），又立宗室名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
　　①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②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
　　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多罗额驸、固山额驸。"等级名号，皆有定制，昭然不紊"①。后金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的确立是其政权封建化的标志之一。
　　在政治革新中，皇太极注重选拔人才，量才录用，充实国家机构。他指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下令"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①。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并谕各家毋得阻拦。努尔哈赤时，察出明朝绅衿，尽行处死，当时诸生隐匿脱逃者300　余人。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　年）九月，考试儒生录取200　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　年）三月，又考录汉人生员，一等16　人，二等31　人，三等181　人。皇太极治国"以人才为本"，命满、汉、蒙古各官荐举"深知灼见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量才录用"②。从努尔哈赤的"戮儒"到皇太极重用儒生，人才观念发生了变化。皇太极大力选拔人才，汉族仕人增多，改变了后金政权的组成成分，扩大阶级基础。诸如鲍承先、宁完我、高士俊、高鸿中、马光远、张存仁等都成为皇太极的股肱之臣，为后金政权建设作出贡献。
　　随着后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发展，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　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次年四月，诸贝勒、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及藩部蒙古恭请上尊号。管吏部和硕贝勒多尔衮手捧满字表文一道，科尔沁属土谢图汗济农达礼手捧蒙字表文一道，都元帅孔有德手捧汉字表文一道，率诸贝勒、大臣等诣阙劝进。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建立了。表明皇太极誓与明朝抗衡，廓清宇内，统一中国的志向。
　　3．东侵朝鲜与兼并蒙古皇太极称汗后，后金仍面临着明朝、朝鲜、蒙古三面包围之势。他清醒地看到，与明朝抗争，必须先解决好朝鲜、蒙古问题，以免腹背受敌，进退维谷。李氏朝鲜国早在十四世纪九十年代与明朝就建立了藩属关系，两国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万历二十年（1592　年），日本丰臣秀吉率领15　万大军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王都汉城沦陷，李氏王朝频临亡国的边缘。国王李昖请求援助，明朝立即发兵，抗倭援朝。经过朝中军民的7　年抗战，终于击退了日本侵略者。朝鲜与明朝关系更加亲密。努尔哈赤兴兵反明，朝鲜自然地站在明朝一边。明朝则利用朝鲜长期以来的友善联系，声势相倚，又与登州（今山东蓬莱）音息时通，援助有济，以此来牵制后金。努尔哈赤生前也曾试图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他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明朝一起打日本，结果被拒绝了。皇太极也主动与朝鲜修好，借以切断明和朝鲜的联系。但几经努力，皆未如愿。于是，皇太极决定用武力征服朝鲜。
　　后金大规模地入侵朝鲜有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　年）正月。皇太极乘朝鲜内乱之机，发兵朝鲜。他对出征将领面授方略："朝鲜
　　①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攻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依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得，则并取之。"①这次东征目的明确，一是要降服朝鲜，二是要拔掉驻扎皮岛明将毛文龙这根钉子。二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率领八旗兵3　万余人，跨过鸭绿江，攻下义州，遣兵直捣毛文龙部所居的铁山一带，毛文龙没有准备，败退皮岛。阿敏挥军南下，连克定州、宣州、郭山，向旧都平壤进发。二十六日，后金兵临平壤，城中巡抚、总兵等官员及兵民弃城而去。后金兵渡大同江，驻扎中和。这时，逃往江华岛的朝鲜国王李倧派使臣二人前来议和。阿敏历数朝鲜国"七大不是"，限期五日，速来媾和，违约，大军鼓行而前。二月初五日，后金兵抵黄州城。七日，移师平山城，以待和议。阿敏派副将刘兴祚领10　人轻舟达江华岛，劝说朝鲜国王李倧，断绝与明朝交往，以王族弟原昌君李觉为质，每年朝鲜国给后金贡纳财物。在后金军事压力下，刘兴祚、库尔緾代表后金与朝鲜王大臣定誓于江华岛，签定了"江都和约"。阿敏仍令纵掠三日，"财物人畜，悉行驱载"。阿敏又以未参加会盟为由，在平壤同朝鲜王弟李觉再次誓盟，其内容有：朝鲜国王应进后金汗礼品，像对待明朝使臣一样礼遇后金使者，不得修筑城池，操练兵马，与后金为敌，不得容留后金逃人。若违约，后金再次征讨。这次东侵朝鲜，后金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解除了来自朝鲜和皮岛毛文龙的威胁，打破了弧形包围圈。
　　第二次征伐朝鲜是在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　年）十二月。出征理由是朝鲜国将丁卯（天聪元年）盟约视为"权许讲和"，"今已永绝"。皇太极指责朝鲜"毁弃盟好"，不得已兴兵讨伐。当月初二日，皇太极率代善、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杜度等，统兵10　万大举东侵，命多尔衮、豪格将左翼满洲三旗、蒙古三旗，由宽甸路奔长山口，入朝鲜境。令多铎、硕讬、尼堪率护军千人，合户部承政马福塔军往围朝鲜国王京汉城。初十日，清军过镇江，连下义州、郭山、定州。十三日，杜度领精骑兵，直驱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线，凡朝鲜与明相邻之地悉行攻略。十四日，岳讬率前锋兵已达平壤。多铎军近逼王京。十六日，朝鲜国王李倧领后妃朝臣撤出王京，驻跸40　里外的南汉山城。清兵即将此城围住。次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到达南汉山。多尔衮军连克昌州、安州、黄州等城。十三日，朝鲜国王李倧奉书请降。二十三日，多尔衮又攻占江华岛，俘获王妃1　人，王子2　人，及臣僚家属。二十八日，双方签定"南汉山规则"。其主要内容有：去掉明朝年号，断绝与明交往；将国王长子和另外一子，及诸臣子或弟作人质，留住盛京；以清朝为正朔，参预清朝的一切重大活动；每年要进贡方物，黄金百两，白金千两，白苧布、细布、绵紬、细麻布，布等成百上千疋，大米万包，及珍贵兽皮、胡椒、腰刀、顺刀、大小纸张、各类蓆子等物若干。
　　清朝两次入侵朝鲜，用武力迫使李氏王朝称臣，建立互市贸易关系，缓解了清朝孤立无援的窘状。同时，两次大举用兵朝鲜，给那里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也给朝鲜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山路海郡，四处杀掠，"子女财富，荡覆无余"。
　　皇太极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也注重争取漠南蒙古，解决征明的北顾之忧。
　　明朝后期，蒙古草原分成三大部落，即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漠南内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
　　蒙古有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25　部，漠北外蒙古有车臣汗部、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3　部，漠西厄鲁特蒙古有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准噶尔4　部。这时，漠南蒙古势力日益强大，占据元朝后裔所居之地，东自吉林，西达贺兰山，南起长城，北至瀚海。其中察哈尔部最为强悍，首领林丹汗拥有8　大营24　部，自称蒙古大汗，"士马强盛，横行南汉"。他们控制了"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的广阔地带，经常骚掠周围诸部。因而，漠南蒙古各部对林丹汗的欺凌十分不满。努尔哈赤起兵辽东，漠南蒙古就成为明朝与后金争取的对象。林丹汗决计依靠明朝，巩固他在漠南蒙古的统治，遏制后金西进。而东结朝鲜，北联蒙古，又是明朝防御后金的战略布署。明朝为了实现"以西夷制东夷"的策略，大力支持林丹汗，每年赏赐丰厚的钱财，时有所加。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　年），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以"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自称，警告后金不要西向，不然，"我将阻止你"。
　　皇太极针对蒙古状况，采用"恩威相济"、征抚并用的方针，积极争取蒙古为同盟军，扩大反明阵线。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　年）十月，察哈尔兵进攻科尔沁珠尔根城。科尔沁蒙古求救于努尔哈赤。尔后，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克什克腾等部先后投奔后金。蒙古草原形势发生了变化。皇太极决定用武力征服察哈尔林丹汗。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　年）二月，后金精骑兵在大凌河上游的敖木村大破察哈尔多罗特部兵，俘获万余人。这时，土默特、喀喇沁部也归顺后金。林丹汗在草原越发陷入孤立境地。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十一月，察哈尔骑兵掠西拉木伦河北的阿鲁部蒙古。皇太极闻讯后，立即派遣贝勒萨哈廉、豪格率500　兵赴援。随后皇太极亲领2000兵赶到，察哈兵退还。次年，后金与归附的蒙古科尔沁、敖汉、奈曼、札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等部骑兵相联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剿察哈尔的军事行动。四月一日，皇太极亲征，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济尔哈朗、多尔衮等率军从盛京出发。十七日，大军到达哈喇木伦河哈纳崖。林丹汗自知不敌，渡黄河西走，奔西土默特部。后金兵越过兴安岭，追到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林丹汗又逃往青海。土默特部顺义王卜失兔子俄木布等率众投降后金，并献明朝赐顺义王印。后金兵乘胜南下，攻略明边镇宣府、大同。后金对察哈尔部的追逐战，震撼了蒙古各部，在草原上树立起后金的声望。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　年），林丹汗病死在青海大草滩。其子额哲仍据守黄河以西地区。次年，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四贝勒西征察哈尔，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和子额哲率众出降，献元朝传国玉玺。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　年），漠南蒙古16　部49　位首领会聚盛京，尊奉皇太极为可汗。皇太极用了近10　年的时间，统一了黑龙江流域，东降朝鲜，西征察哈尔。自东北海滨，迄西北草原，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之部，乃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大元蒙古、朝鲜国"悉入版图"。从此，皇太极便集中全力向明朝发起攻击。
　　4．明清和战及袭扰京畿皇太极即位时，后金"邦家未固"，社会动荡不宁。当地汉人因被掠扰，无粮之家甚多，田园荒芜，多致逃亡。出征男子，"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①。加上三面临敌的局势，后金要巩固和发展，必须争取时间，站稳脚跟，养精蓄锐，待时机成熟，对明宣战，兵进中原。于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皇太极对明采用议和为主的方略。
　　努尔哈赤去世时，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遣傅有爵和李喇嘛前往吊唁，"以觇虚实"。皇太极以礼相待使者，并致书袁崇焕表示和好。还通过朝鲜、蒙古官员向明政府转达后金愿与明重归于好的口信。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致函袁崇焕商讨议和条件。多次信中以明朝为正朔，而隐去"天聪"年号，请求明朝拨给大批物质，甚至提出要划分国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　年），皇太极率军纵掠京畿地区，仍"赍和书致明帝"。在西征察哈尔林丹汗的两年中，也是皇太极与明媾和最频繁的时期，"上疏称臣，求款再四"。目的是稳住明朝，掩饰后金用兵漠南。同样在"议和"招牌的掩护下，皇太极得以出兵朝鲜。对袁崇焕来说，议和也是个缓兵之计，抓紧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河等城堡，使关外400　里，"金汤益固"。崇德年间，皇太极按照既定的战略布署，调整八旗，缓和社会矛盾，经济实力有所增长，特别是解决了朝鲜、蒙古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时，他便放下了"议和"之旗，与明朝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何攻明？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联名奏"进取"大计，提出：直捣京师，割据河北，直抵关门，此断喉之招。先得宁、锦，此剪重枝伐美树之招也。皇太极采纳他们的建策，暂时先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宁远一线，绕道长城，深入明朝腹地，消耗明军力量，牵制关外明兵。早在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在蒙古军的引导下，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而入，攻遵化，克通州，直抵京郊，饱掠东去，攻占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兵分四路攻明，扰掠宣府、大同、应州、朔州、代州等地。崇祯九年（崇德元年）秋，皇太极命阿济格、阿巴泰等将兵由独石口入居庸关，攻下昌平等15　城，绕北京，南下保定、文安等地，俘获人畜19　万。从崇祯二年到十五年，14　年间，清兵先后6　次大肆袭击京畿，铁蹄遍及京城郊外、河北、山西、山东广大地区，所历3　省13　府、29　州、150　余县，攻克城堡299　座，俘虏人口几十万。皇太极多次派兵袭扰关内，打乱了明军山海关内外的防御布署，使明军关内外防守不迭。在此期间，皇太极利用明廷内部矛盾，假借崇祯帝之手杀掉袁崇焕，为清兵夺取辽西搬倒一大障碍。
　　清兵多次攻略明朝腹地，但未能久据得地，重要的原因是咽喉通道山海关尚未打通，辽西宁、锦要地仍由明军固守。崇祯13　年（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派兵攻锦州城，被明守将祖大寿击退。次年春，清兵近逼锦州城外，挖深壕，修垛口，准备长期围困锦州城。四月，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率八旗兵及火炮，轮番攻城。锦州外城蒙古兵投降，清兵占领外城。锦州城危在旦夕，祖大寿火急向朝廷求援。明政府深知锦州战略位置重要，立即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将13　万大军增援锦州。洪承畴"且战且守"，步步为营。在崇祯帝密诏的催促下，洪承畴将粮草囤积于锦州附近的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亲将6　万兵先行，余部随其后。明军气势正盛，在争夺乳峰山战斗中，战败清兵。围锦州的清军告急。皇太极立即统帅3000　精骑，九月二十三日，到达锦州前沿，列阵于松山、杏山一带，阻击洪承畴援军。松山城地处锦州、杏山之间，是宁远、锦州两城的要冲之地。清军深挖战壕，切断松山、
　　①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
　　杏山等要道。并派阿济格领兵袭杀塔山护粮饷明军，夺取笔架山所囤粮草。这时，洪承畴命令乳峰山明军撤向松山，途中两次遭清兵伏击，伤亡惨重。只有吴三桂、王朴等率少数士卒逃入宁远。这次战役，清兵消灭明军50000余人，获马7000　余匹，甲胄9000　多副。清军士气大振。
　　洪承畴无奈，只好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巡抚丘民仰等率万余兵，退守孤城松山。洪承畴等被困城内，突围不成，援军无望，城中将要弹尽粮绝。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　年）三月，为清军内应的副将夏承德引清兵入城，洪承畴被生擒，曹变蛟、王廷臣、丘民仰不屈被杀，松山城失守。洪承畴被押解盛京，后降清。锦州守将祖大寿也以城投降。塔山、杏山二城也为清兵所据。辽西除宁远一孤城为明军所有外，大部分土地为清朝占领。
　　松锦大捷，标志着明清在辽东长期相持阶段的结束，清朝转入战略进攻，志在夺取中原。正如皇太极所分析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①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　年）九月二十一日，52　岁的皇太极"端坐而崩"。谁嗣大位？他未留下遗诏。经过一场剑拔弩张的萧墙争斗后，以睿亲王多尔衮三兄弟为一方，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一方，及以庄妃博尔吉济特氏为首的后妃集团，三方达成妥协方案，将庄妃所生的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年号顺治，由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顺治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满洲贵族已意识到入主中原实与农民军相角逐。立即命多尔衮为主帅，率三分之二的八旗兵入关，开始了长达20　年的统一全国的民族征服战争。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三、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1．山海关之战和定都北京掌握清朝军政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继承太宗的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战略方针，积极准备进攻明朝。顺治元年（1644　年）春，他曾派人去陕西联络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图协谋同力，共灭明朝。但伫待多日，不见回信，后来得悉北京城已被李自成占领，决定利用这一混乱之机，集结倾国兵力，亲自率兵攻占北京，以完成清的一统大业。
　　与此同时，占据北京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为防清兵入关，多次派人招降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但未成功。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于四月十三日率师东征，兵锋所及，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得知农民军前来进攻的消息后，异常焦虑，立即派人向多尔衮乞援。四月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兵进抵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到了吴三桂的乞援信，大喜过望，认为清军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引路人；但对信中提出的以"财帛"和"裂土"为乞援的条件十分不快，立即回书说，清军此次进兵不仅要消灭李自成的农民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确立统治，要吴三桂认清形势，尽早投降清廷，"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①吴三桂接到多尔衮的回信后，感到在李自成大军压境的危急局势面前，只有降清才能保住自己的官爵和富贵，于是一方面在山海关城西石河一带集结军队，设阵布防，对付前来进攻的农民军，另一方面又急修书信，再次派人向多尔衮表达薙发投降的愿望。这样，在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目标之下，满汉官僚地主阶级已相互勾结在一起了。
　　当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第一封乞援信后，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并当机立断，改变了太宗一贯采用的侵明路线（即绕过山海关，越过长城，突入关内），整兵日夜兼程，直接疾驰山海关。
　　然而，李自成对满汉地主阶级的这种联合和勾结缺乏足够的估计，对即将到来的与吴三桂、多尔衮联军的作战更是认识不足，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行动上没有作出任何必要的准备。这就注定了李自成在这场激战中必然失败的结局。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抵达山海关，当即展开攻夺关城的战斗。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之地，形势十分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它以关城为主体，四面各有一辅翼之城，东西名为东罗城、西罗城，南北名为南翼城、北翼城。李自成首先在西罗城前的石河一带，向吴军发起猛烈进攻。经过长达8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大批吴军被歼，死者枕藉，石河防线也被迅速突破。这时，只见农民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向西罗城逼近。明守将眼看抵挡不住，于是设计了一个伪降计，使天真质朴的农民军上当受骗，他们的进攻受到了挫折。与此同时，东罗城和北翼城的明军也陷于农民军的围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
　　困之中，濒临危殆，难以支撑。只有南翼城濒临大海，农民军无法进攻，而未有战事。至晚，激战一天的农民军未能攻克关城，暂且收兵回营，次日再战。
　　当天晚上，多尔衮率领清军，经过了一昼夜200　里的急行军，来到关外15　里处，由于天色昏黑，咫尺难辨，屯兵不进。次日早晨，吴三桂得知清兵已到关前，急不可耐地要抓住这棵救命稻草。于是，他率领当地绅衿和一些亲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围出城，驰往清营，正式向多尔衮薙发称臣，投降了清廷。但是，多谋善断的多尔衮却不肯让清军轻易地投入战斗，而是令吴三桂先行回关，领军出战；由其兄弟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领清军尾随入关，隐蔽在关城之下，相机而动。
　　这时，李自成鉴于山海关城坚难以攻克，已改变战术，停止攻城，而是把6　万大军沿石河西岸摆成一字阵式。这一天，李自成农民军和吴军进行了长达10　个小时的更为激烈的战斗。吴三桂虽然挥军死斗，无奈力不能支，被农民军团团围住，几番冲杀，均不能出围。正当双方战至精疲力竭之时，一直作壁上观的多尔衮看到时机已到，立即命令10　万清军①从阵右猝然杀出。农民军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还未反映过来时，就已处于吴军和清军两面夹击之中，立即陷入困境。不料，这时天公也不作美，农民军刚一接触清军，即狂风大作，阵阵黄埃由远及近，咫尺难辨人影。这些使农民军很快失去战斗力，不战而溃。李自成只得带着余下的农民军战士向关内退却，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不久，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追兵渐渐逼近，李自成只得于三十日退出北京，返回西安。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对交战各方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清军靠坐收渔人之利，击败了农民军这个主要敌人，扫清了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障碍；其次，吴三桂引清兵入室，标志着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和勾结的开始，汉族地　主阶级从中认识到，要想把住自己的富贵和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清廷；再次，农民军的受挫，导致其一蹶不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
　　李自成退出北京的第二天，即五月初二日，尾随而至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到达北京，明朝官僚、地主纷纷开门迎降。多尔衮为尽快建立全国统一政权，需竭力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为此，他提出了"除暴救民"、"复君父仇"的口号，下令全国军民为崇祯帝服丧，官僚地主只要薙发归顺照旧录用，加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归降的地方官加升一级，废除三饷加派等等，以争取和笼络汉族官僚和地主阶级。
　　不久，多尔衮发现，京城内外人民经乱离之后，对清统治者惊疑未定，讹言遍地，而其中最为骇异的，竟有"讹传七八月间东迁者"，这将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于是，他和诸王等商议，认为"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定议建都燕京（今北京），派辅国公吞齐喀等人前往盛京（今沈阳）"迎驾"①。
　　九月十九日，清世祖和满族统治集团抵达北京。十月初一日，世祖祭告
　　①　关于山海关之战中三方兵力数目，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从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之说：农民军六万，明军和乡勇八万，清军至少在十万以上。这次战役"吴、清联军是以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来展开战斗的"（见《明清史论著合集》第55　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
　　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庙"②，即皇帝位，国号仍为"大清"，定都燕京，年号顺治。接着，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接受王公百官的三跪九叩礼，礼成，颁诏天下。诏书一方面把清廷定都燕京说成是"荷天眷"、"顺民情"，另一方面又祈求天地"佑助"，使"我大清皇图永固"①。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政权在全国的确立，从此一个新的皇朝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
　　2．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及其败亡从顺治元年（1644　年）至康熙三年（1664　年）的20　年间，清统治者在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推行了极其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诸如圈占汉人土地，令汉人薙发和改穿满族衣冠，强迫汉人"投充"作满族贵族的奴仆，等等。清军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实行民族屠杀政策，如曾在扬州、桂林、昆明实行屠城，其中就是汉族地主也不能幸免。正是这种民族高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土地兼并等阶级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抗，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二十年战争的主要内容。参加这场斗争的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来势之猛，声威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顺治元年四月，河北三河县农民首先点燃了抗清的火炬。此后，抗清的烈火迅速燃遍了京畿腹地、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包括市民、知识分子、商人及明朝王室和一些官僚地主在内的广大汉族人民，都投入了这场斗争，而农民军是斗争的主体力量。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顺治二年初，清统治者分兵两路，一路由阿济格为主将，降将吴三桂为先锋，另一路由多铎为主将，降将孔有德为先锋，攻入陕西，在潼关大败李自成的农民军，迫使他们放弃西安，南下湖北。四月，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牺牲。与此同时，清廷又派肃亲王豪格率兵进攻四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次年冬，张献忠在川北西充的凤凰山战死。这样，两支庞大的农民军队伍由于骤然失去了统帅，而陷入困境。李自成余部北面有清军的穷追不舍，西面又有明朝镇守湖广的何腾蛟的官军，自成侄李锦被迫奉其妻渡洞庭湖，踞保山寨；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势力所及，仅有成都周围十余县而已。为了摆脱这种危急局面，李定国、孙可望、李锦等人总结了明末农民军流动作战的历史教训，提出只有"翼赞明藩"，才能保住已有地盘，进而抗击清兵，取得胜利。这样，李锦便与明将何腾蛟和瞿式耜，李定国与南明永历王朝联合了起来。农民军联明后，不但改变了聚保山泽、腹背受敌的局面，而且推动了各地的抗清运动，并在抗清斗争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胜利。
　　顺治元年五月中旬，在以史可法为首的明朝官吏的拥戴下，明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政权。这时，清军已大举南下，把兵力驻在河南归德，占领了南北运输交汇点的镇江，进攻扬州。然而在南明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内部却分成了两派，即以史可法、何腾蛟、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投降派。史可法虽积极②　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二。
　　①　《清世祖实录》卷九。
　　抗清，但处处受马士英等人的掣肘，明江北四镇将领也拒不听其指挥。次年四月，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城破被俘，不屈而死。五月，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马士英等被俘，福王小朝廷被颠覆。这样，何腾蛟、瞿式耜也因兵力孤单，感到要抵抗清军就非增强兵力不可。他们看到当时农民军虽处境困境，但兵力雄厚，因而就想依靠农民军建功立业。
　　顺治二年六月，明朝官绅张国维等人，在绍兴拥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朱以海监国，建立了鲁王政权。不久，明礼部尚书黄道周和福建海盗、都督总兵官郑芝龙在福州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了隆武政权。这两个统治集团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以民族利益为重，相反为争"正统"水火不容，各自的内部也勾心斗角，热衷于争权夺势，无法形成统一指挥、配合作战。因此，纵然有张国维、黄道周这样的坚决主张抗清并恢复明朝一统天下的忠臣，也无济于事了。清朝统治者看到这些情况，以军事进攻和分化离间相结合的策略，先后诱降了拥兵自重的鲁王政权的方国安和唐王政权的郑芝龙，接着未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张国维和黄道周的抗清力量，摧毁了鲁王和唐王政权。
　　顺治三年（1646　年）十二月，明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在广东肇庆拥立明神宗之孙朱由榔为帝，建立了永历王朝。这是南明的最后一个小朝廷。永历政权成立时，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四年，清军陷广州，攻肇庆，永历帝南逃两广间。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等从大局出发，自湖南来桂林，与何腾蛟等"分汎防御，桂林以安"①。十一月，又大败清将佟养和于全州等地，佟养和仅以身免。五年，李锦、郝摇旗与何腾蛟、瞿式耜合作，又连续大败清军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而在清军的后方，榆林军、吕梁山地区的起义军和关中的起义军也广泛地发动了攻势，曾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举行了反清起义。南北呼应，势相联结，出现了南明时期的第一个抗清高潮。
　　此后，何、瞿在战斗中先后身亡，李锦病故，抗清力量遭到很大挫折，抗清斗争也转入了低潮。永历政权被迫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逃，投靠了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他们联合后，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高潮。它集中在两个战场上：一是李定国领导的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的西南战场，一是郑成功领导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海上的东南战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农民军为主力的西南战场。
　　顺治九年（1652　年），李定国向清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的西南瑶、亩、僮、彝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并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使清军精锐损失惨重。接着，李定国大举反攻湖南。衡阳一战，击毙了清敬谨亲王尼堪，迅速收复了两广失地，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前所未有的大捷。农民军另一将领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巴东荆襄等地由李锦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等人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
　　当西南战场捷报频传时，东南战场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抗清斗争。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中心，继续进行抗清活动，并多次拒绝了清廷的招降。顺治六年（1649　年）
　　①　钱秉镫：《所知录》卷中，《荆驼逸史》本。
　　八月，郑成功就开始使用永历年号。次年，他又率兵10　万，进攻漳州等地，有力地配合了李定国的抗清斗争。顺治十年，郑成功派张名振率师北上，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十六年五六月间，正当清军大举进攻李定国，云南告急时，郑成功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　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4　州3　府24　县，使清廷大为震动。但是，郑成功为一时的胜利而自喜，没有积极进取，而是拖延一月之久，贻误了战机，使清军赢得了喘息时间。七月下旬，清军抓住郑军将士庆贺郑成功生日而"卸甲饮酒"的有利时机，大败郑军。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这是清初抗清规模中最后一次大战役。它的失败，标志着全国抗清斗争已经进入尾声。
　　李定国在取得了桂林、衡阳大捷后，永历王朝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掌握朝廷内外大权的马吉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孙可望的个人野心，竭力挑拨孙、李的关系。而孙可望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数次逼凌永历帝封他为秦王，同时又寻机杀害了在抗清中有骨气的吴毓贞等18位永历朝臣，大大加深了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矛盾。在农民军内部，由于马吉祥的挑拨离间，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绩由嫉妒发展到仇恨、破坏的地步。清廷很快侦知这一重要情报，于顺治十一年（1854　年）对农民军发动了一次攻势。由于孙可望的竭力破坏，李定国的军队连战皆败，损失惨重，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相继丢失。从此，李定国在西南战场上，对清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悍然发动了对李定国的战争，但由于不得人心，遭致农民军官兵的强烈反对。双方一交火，孙可望军在阵前倒戈，投奔李定国。孙可望见大势己去，仓皇降清，并呈上云南地图，暴露了农民军的军事秘密。
　　顺治十五年（1658　年）春，在孙可望的指引下，清军三路进攻贵州，农民军抵敌不住，全线崩溃，被迫退回云南。这年底，李定国在云南西部磨盘山（今马龙县西北）孤注一掷，设立三层埋伏圈，准备歼灭穷追不舍的清军。但由于叛徒的告密，清军以炮火轰击伏兵，致使李定国的歼敌计划失败，李定国率军撤往滇缅边界，而永历帝则急急如丧家之犬逃往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1661　年），吴三桂率军大举入缅，俘虏了永历帝，并将其带回昆明处死。李定国得知消息，忧愤而亡。历时15　年的永历王朝至此也土崩瓦解了。夔东十三家军当时的处境也非常艰苦。在李来亨、郝摇旗等人领导下，他们在荆襄、川东的丛山峻岭中屯田，种麦植棉，继续坚持斗争。顺治十六年，李来亨等率军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农民军。康熙元年（1662　年），清廷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兵力，集中全力围攻这支抗清队伍。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李来亨等处于孤立无援的极为不利地位。经过一年多的苦战，郝摇旗、刘体纯等主要将领先后牺牲，李来亨等被围困在兴山县西的茅麓山上。此时，李来亨等在人员锐减、弹药粮草奇缺的情况下，依然勇敢地与清军鏖战。直至康熙三年（1664　年）八月初，茅麓山被清军攻破，李来亨全家举火自焚，所部3　万余人或死或散，无一人投降，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
　　至此，长达20　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抗清斗争结束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获得了巩固。
　　从表面上看来，农民军联明抗清以失败而告终结，农民军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举也已化为泡影，然而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清统治者从中认识到，在汉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不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顺治时期，就有限度地采取了一些争取人心的措施。顺治死后，即位的康熙帝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指出："久乱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汤火之中，沛公入关，首行宽大之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心既归，王业根本已定于此。"①因此，康熙帝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孜孜求治，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于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社会局面。
　　3．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体制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在这个政权中，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皇权高度集中；竭力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对汉族地主进行笼络和控制。
　　八旗制度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　八旗制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由于八旗在开始时每一个旗都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旗权即是政权，旗主就是君主，本旗人都是他的臣仆，因此皇权集中的过程，就是与旗权相斗争的过程。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剥夺了他们处理本旗政务的权力。太宗时期，皇太极掌握了除两红旗之外的六个旗，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顺治时期，又重演了皇太极夺旗的斗争。顺治八年（1651　年），多尔衮死后，清世祖进行打击报复，夺了正白旗和正兰旗，自己掌握了四个旗（两黄和正白、正兰旗）。康熙、雍正时期，清廷进一步采取了许多削弱旗权的措施。康熙帝在各旗中设立都统和副都统，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各旗旗主无权干预旗务。康熙帝晚年还派皇子管理旗务，加强了对各旗的控制。雍正帝即位后，更明确规定，各旗属下旗人只能直接听命于皇帝，旗主对旗下人不得擅自治罪，而必须奏明皇帝后由刑部处理。这样，到雍正时期，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专制主义中央政权权力，只有通过一整套官僚机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贯彻和执行。清承明制。清初，中央行政机构大都仿自明代，但其机构官员由满汉分授，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则是满官，汉官不过唯唯诺诺而已。
　　清初，最高的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国议"，其成员都是满族权贵。一切军国大事均由他们商讨和决定。这种政治体制与中央集权相牴牾，因此康熙帝亲政、特别是他在清除权臣鳌拜之后，竭力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和有关资料推测，康熙帝于康熙九年（1670　年）前后在乾清门右阶下设立了南书房。从表面来看，南书房是才品兼优的翰林词臣（他们入值后称"南书房行走"）为皇帝讲书、陪作诗词和习书法之所。实际上，这些翰林词臣由于为皇帝所信任，经常参与政务，受命起草诏旨，因而成为皇帝的亲信和顾问。这样，南书房自然也就成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和顾问处。这是康熙帝加强中央集权、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个重要措施。
　　雍正七年（1729　年）三月，雍正帝鉴于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设立了军需房，当时只是一个专办军旅粮糈事务的临时性机构。次年四五月间，雍正帝将军需房改为军机房，统办西北用兵的军机事务，职权扩大。后来，在军事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杂件·南书房记注》。
　　实践中雍正帝发现，军机房办事缜密，人员精干，有利于皇权集中，于是在雍正十年将军机房改名为军机处。这时的军机处已不再单纯地筹办军务，而是替皇帝承写密旨，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若干名，一般由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只能秉承皇帝意旨办事，裁决权完全出自皇帝。皇帝颁布的命令和指示由军机处直接传达给地方的督抚，称为"字寄"，又因军机处位居内廷，故还称为"廷寄"；皇帝批阅后的大臣奏折，称为朱批奏折，朱批奏折也交由军机处办理，军机处要将此件另录一份，称作录副，然后再交由内阁传有关衙门办理。从此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名无实，满族权贵的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被明令取消。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
　　承袭明制的中央政治机构清承明制，有内阁和六部。内阁是由内三院发展而来。顺治十五年（1658　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兼殿阁衔，共分四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二阁（文渊阁、东阁），乾隆时期减去中和殿，增加体仁阁，于是成为三殿三阁。内阁虽是清廷的一个重要机构，位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内阁大学士权力不重，特别是军机处建立后，他们仅是一种名誉而已。
　　内阁的主要任务是票拟，或称票签。清代官员向皇帝奏事，一般是公事用题本，加印；私事用奏本，不加印。题本主要经由内阁办理，其程序是：内阁接本后拆封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题本上一角均贴有一张黄纸条，称贴黄；内阁将处理意见写在黄纸条上，进呈皇帝批览，称为票拟。清代的六部同明代一样，也设吏、户、礼、兵、刑、工部，每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侍郎各二人，以下属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清初，各部院印务都由满官掌管，官权也握在满官之手。顺治十六年，顺治帝下令，今后各部尚书、侍郎，谁受事在先，就由谁来掌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汉官的地位。六部尚书均无权直接向地方官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旨。
　　各部的职掌，总括而言如下：吏部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政令，并铨叙品秩，稽考功过，以定赏罚升降；户部管全国的土田、户籍、赋税、钱谷；礼部管吉（祭祀）、嘉（庆典与册封）、军（征伐）、宾（接待）、凶（丧葬）以及学校、科举；兵部管全国武职官吏的任免、考核以及马政、邮传；刑部处理全国的刑事案件，制定律令；工部负责全国工程（建筑、水利）事务，鼓铸钱币。
　　清代还仿效明代，以盛京（今沈阳）为"陪都"，置户、礼、兵、刑、工五部，无吏部（文官考核权归中央吏部），各部无尚书，只设侍郎，均由满人担任。五部分别掌管盛京的财赋、祭祀、军队武职官的铨选、旗人及边外蒙古的案件、营缮工程事务等。
　　明朝重任"言官"，即六科给事中和都察御史，他们能上书言事，评论朝政。雍正元年（1724　年）雍正帝以六科给事中改隶都察院，削弱六科的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朝臣的监察，有助于皇帝的集权。
　　清代还接受了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定都北京后即设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顺治时，在十三衙门前立有铁牌，一经发现宦官干政和交结官吏，立即处斩。顺治十八年（1661　年），清廷撤消十三衙门，以其事隶内务府。自此，宦官专政之弊革除。
　　地方行政组织　清代地方行政区分为一般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两种。
　　清代一般行政区通称为"直省"，康熙年间全国有18　行省，光绪末年为23　行省。其地方行政机关为省、道、府、县4　级。
　　省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总督和巡抚是最高军政长官，属封疆大吏。总督一般管辖数省，巡抚只管一省。他们的辅助官员为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司法刑狱。
　　道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介于省和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道员原为藩臬二司的派遣官，分守道和巡道两种。守道有固定的管辖区，主管钱谷政务；巡道分巡所管区域，掌理刑名事务。
　　府的长官为知府，管理一府民、刑、财政及统辖所属州县的长官，下设同知、通判等官。州（厅）和府本属同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州（厅）因为分直隶州、直隶厅和散州、散厅，故直隶州、直隶厅属府一级。州设知州，厅设同知。
　　州、厅（一般指散州、散厅）和县是清代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州的长官方知州，厅的长官为同知或通判，县的长官为知县。他们管理州（厅）、县的一应事务，与其他官吏相比最为接近百姓，将朝廷的政令直接贯彻到百姓之中，故习称为"父母官"。
　　清廷为统治人民和监视人民，在全国实行保甲制（或称保甲法）。它虽是城乡的一种基层组织，但不是正式的行政系统。按规定，每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甲。每户门上均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并入官府册籍，以便稽查。
　　特别行政区是：京师和顺天府、盛京的奉天府和各少数民族地区。
　　京师（北京）是清廷的神经中枢，设有九门提督，统领八旗步军营及绿营马步兵，保卫清廷的安全。另外设有都察院五城御史，管京师的缉盗、诉讼诸事。
　　京畿地区设顺天府，统领大兴、宛平二京县，设府尹一人、府丞一人。
　　盛京地区设奉天府，设府尹、府丞各一人。
　　（二）清朝政权的巩固和加强1．削平三藩之乱康熙三年（1664　年），虽然农民军的"联明抗清"运动遭到了最后的失败，清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但当时南方有"三藩"势力割据数省；东南沿海有郑成功的势力，并占据着台湾；西北边疆则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显然，不清除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就不会巩固，国家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
　　"三藩"是指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明清之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趁明朝土崩瓦解之机，先后率所部降清，均被封为王。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1662　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
　　三藩形成的这种割据势力，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从康熙元年至八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三藩势力更得到了迅速发展。政治上，他们名义上隶属清廷，实则独霸一方，自行其事，并广泛收罗党羽，独揽人事、财政大权。其中，吴三桂最为跋扈。他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干预。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西选"，使"西选之官几满天下"①。军事上，三藩各拥重兵。据推测，他们的兵额总数约10　万人，相当于八旗兵的一半。吴三桂在云南边陲不断寻衅，竭力扩张势力，如在灭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之后，随即占领了水西地区。经济上，三藩霸占田土，苛派加耗。吴三桂在云南的田　庄星罗棋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②。尚可喜在广东海州、花山一带有数处"王庄"。他们还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租赋。吴三桂在他霸占的田庄里所征收的赋税，一般超过民赋的十数倍。耿精忠统治下的福建农民，其处境也相当凄惨："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①尚可喜和他的儿子尚之信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白银数十万两。
　　对于三藩的种种罪恶行径，康熙帝感到极为忧虑。他把三藩和河务、漕运作为急待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将其写成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康熙八年，康熙帝亲政之后，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严禁各藩王属下商人在各省贸易，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足见他已把拔除三藩这个清廷身上的毒瘤列入了议事日程。
　　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三月，尚可喜上书清廷，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撤退。吴三桂、耿精忠为试探朝旨，也先后上书假意请撤，皆被允准。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尚之信、耿精
　　①　《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②　《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①　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艺文》。
　　忠和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孤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等人，纷纷举兵响应。郑经甚至致书吴三桂说："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②公开表示欲与吴三桂合作抗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总之，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面对三藩的变乱，康熙帝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圣祖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吴应熊，以斩断吴三桂和朝廷大臣的联系；停撤尚、耿二藩，对耿精忠在京居住的兄弟予以宽容。此后，当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帝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成是"无知被惑"，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皇帝，始终不谕地信任和依靠他们，决不会食言。第二，在军事上制定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一方面又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衮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了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并派人联络尚之信、耿精忠、王辅臣，数月之间控制了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用兵之术天下无双，因此在攻下醴陵之后，即不思进取，命令军队不得渡过长江，企图压迫清廷和谈。但是，康熙帝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备战：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在多次专敕慰勉王辅臣失败后，加封忠于清廷的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和西宁将军王进宝为靖逆将军、左都督和都督同知，令他们率军先后攻克安定（今安西）、河州（今临夏）、巩昌（今陇西）、兰州、延安等地。王辅臣在平凉集结兵力，负隅顽抗。康熙帝再派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赴陕西征讨。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图海在平凉大败王辅臣军，王穷蹙乞降，康熙帝下诏赦其罪。在此之前，康熙帝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既割断了多尔济与吴三桂的联系，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维持了青海地区的安定。这就使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了产。
　　耿精忠变乱后，曾进攻浙西，但因浙督李之芳全力抵御，未能得逞。后又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攻占了广东十个郡中的四个郡。康熙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而互相攻杀之时，大败精忠，并迫使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在清军接连打击之下，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福建为清军收复。
　　广西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江，为吴三桂擒杀。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次年五年，广东尚之信在清镇南将军莽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走投无路，也投降了清军。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和广东的援助后，其势也只剩云、贵、川、湘4　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更使得人民怨声载道，以至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周"。八月，清军压境，吴三桂气绝而亡。次年初，清军先后攻克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赵良栋、莽依图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云南。二十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②　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大获全胜。三桂孙世璠自杀，余党马宝等被擒，械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藩均以复明为号召，因而这场变乱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但实际上，吴三桂等人却未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就无多大的反应；江南、西南、西北的响应者多为汉族官僚地主；在广大的人民和下层兵士中，不仅没有出现顺治年间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清景象，相反斥责三藩搞分裂的呼声愈益高涨。如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清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①。原来支持三藩变乱的郑经，此时也察觉出三桂等人的狼子野心，痛斥说："我在海外数十年，奉称明号。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家皆我敌国也。"②这就充分说明，三藩之乱是为维护他们的割据分裂局面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的。
　　三藩之乱后，清廷的统治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加强：参加变乱的各藩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如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东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则被分别编入正黄、镶黄、正白、正兰旗汉军旗下，王辅臣的部队全被裁掉；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了整肃。三藩变乱后，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被废止，举官用人大权归于中央政府。另外康熙帝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减轻广大下层群众的负担，从而使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尽快从战争所造成的衰敝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2．争取和统一台湾康熙元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民族高压政策与民族征服战争，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郑氏政权，奉明朝正朔，同时大力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台湾人民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支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清朝统治者在全国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不久，郑成功病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已相继垮台，农民军余部也被消灭，长达20　年之久的全国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圣祖亲掌大权后，接受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根据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符合全国各民族利益的政策，社会开始走向安定稳固、休养生息的新时期，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然而，郑氏政权统治下的台湾，此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在争权夺势中取得胜利，继成功统治台湾。郑经即位后，继续奉早已不存在的明朝正朔，反对清朝。郑经家族利用特权，纷纷霸占田土，租佃盘剥，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台湾到处呈现井里萧条的景象，社会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同时，由于郑氏政权与清廷长期对峙，"舟楫不得越澎湖尺寸"①，使台湾与大陆存在几百年的经济往来中断了。历来依靠内地供应的
　　①　王钺：《水西纪略》。
　　②　抱阳生：《吴三桂始末》，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五。
　　①　康熙《诸罗县志》卷八，《风俗》。
　　铁、布、帛、木柴和手工业品，这时均不能到台，致使高山族人民只能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产量日渐低下，米价腾贵，民不堪命，人心思乱。在这种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为此，郑氏家族和将士及人民向清廷投诚的络绎不绝。据史载，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3985员、食粮兵40962　名、归农官弁兵民64230　名口、眷属人役63000　余名口、大小船900　余只"②。另外，人民反对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层出不穷。
　　康熙帝自康熙八年亲政以后，就矢志统一台湾。为此，他把争取郑氏作为清廷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从康熙二年到十六年，清廷数次派人招抚郑经。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分裂的立场，向清廷要求台湾"如琉球、朝鲜例"，即与清廷保持属国关系，被拒绝。康熙帝严正指出，郑经是中国人，台湾居民大多来自福建，台湾必须归附于大陆。
　　康熙帝在招抚郑经失败后，一方面指令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进行招抚，另一方面又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担负起恢复地方，统一台湾的重任。姚启圣和后来受命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都忠实执行了圣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姚启圣上任后，首先将郑军将领刘国轩逐出漳州、泉州，割断了闽人和郑军的联系，其次在漳州设立"修来馆"，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不论职位大小，一律按品级升用，给予重奖。很快，郑氏政权的五员大将廖琠等人和一些名将以所部降清，从而大大削弱了郑军实力。他还故意通过道士与刘国轩书信往来，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的四分五裂。接着，姚启圣收复了海澄、厦门、金门，迫使郑经退守台湾，而留刘国轩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　年），郑经死去，幼子郑克塽即位，大权操在权臣冯锡范手中。郑氏政权内部尔虞我诈，局面更加混乱不安。康熙帝得报，立即委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军进取澎湖、台湾。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取台湾的门户澎湖，则胜势可居其半；然后大军压境，"遣员宣朝廷德意"①，台湾便可不劳而定。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六月率军进攻澎湖。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二十二日，施琅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施琅身先士卒，清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经过7　个小时的海上鏖战，郑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台湾。清军遂占领了澎湖36　岛。
　　六月二十三日，郑军在澎湖失利的消息传到了台湾，郑氏集团震慑无措。郑克塽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骥为首的一些人，主张弃台，奔吕宋，继续反清；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指出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澎湖已失，人心涣散，大势已去，应顺从天意，归附清廷。在冯锡范的支持之下，郑克塽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随即遣使赴闽与姚启圣谈判。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立即给郑克塽下了一道敕谕，耐心开②　《清圣祖实录》卷十二。
　　①　施琅：《靖海纪事》卷下。
　　导他说："尔等果能悔罪投诚，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得所。"①七月初，郑克塽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听从安置。郑克塽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作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对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冯锡圭等到达澎湖，奉表归降。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廷。康熙帝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节，即席欣然赋诗，盛赞祖国的统一："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廷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开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②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十三日到达台湾，一路上受到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为清军引路，送水送饭。十八日，郑克塽率领冯锡范、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
　　清廷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将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迎到北京，封官赐宅；对于郑氏广大官兵，愿意入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给予屯田、种牛，安置在山东、河南等地。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圣祖又下诏说，郑成功不同于三藩，并非"叛臣贼子"，令将其父子两柩归葬故地南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又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8　千，设澎湖副将一员、兵2　千。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而且密切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这对于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3．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奠定清廷在削平三藩之乱和翦除台湾割据势力之后，便集中力量向天山南北路、青海、西藏、云贵边区和四川西北部发展，以最后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平定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统治者通过赐爵、联姻等方式，使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迅速脱离明朝，转而归附了清朝；喀尔喀蒙古三部（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也遣使朝贡，与清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均起了促进的作用。而居住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广大地区的厄鲁特蒙古，由于距中原地区最远，与其他蒙古各部相比，经济比较落后。大约在明朝后期，厄鲁特蒙古已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他们不仅和比邻的喀尔喀蒙古经常发生冲突和争斗，而且内部也常因争夺牧场、牲畜而发生纠纷。
　　康熙初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势力迅速崛起。他用血腥手段吞并厄鲁特四部，控制着天山南北，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构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二。
　　②　《康熙御制文集》卷三十八下。
　　成了清朝一统大业的又一个严重的障碍。
　　随着准噶尔部的日渐强盛，噶尔丹的野心和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九月，他在沙俄殖民者的支持和怂恿下，悍然发动了对喀尔喀蒙古土谢图部的进攻。当时，土谢图部正在全力抗击沙俄侵略者，对噶尔丹的突然袭击全无准备，双方一交火，即全线崩溃。他们丢弃了马驼牛羊、庐帐器物，携妻带子向南迁徙。一路之上，死者枕藉，惨不忍睹。这时，沙俄侵略者却趁机向其上层人士威逼利诱，竭力要他们投靠俄国，以求庇护，但是，一向有爱国之心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坚定地认为蒙古各部的风俗习惯、思想信仰均与中原地区相同，断然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诱降，一方面火速派人向清廷求援，另一方面率各部内迁至科尔沁草原一带。康熙帝得报，立即派人征调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的仓粮，星夜前往散发，同时又划出水草善地供其牧放马驼牛羊和生息。这就使沙俄侵略者诱降喀尔喀蒙古的阴谋可耻地破了产。
　　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内迁，使清廷认识到，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北方边境的屏障就有崩溃的危险。于是一方面行文噶尔丹，命令他撤出喀尔喀地方，另一方面又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增强力量。然而，噶尔丹对清廷的命令阳奉阴违，自恃有沙俄撑腰，更加有恃无恐。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五月，他又在沙俄的支持和怂恿下，驱兵攻入内蒙古。这时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一日不灭，边境一日不得安宁。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三次亲征漠北，先后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南境）、昭莫多等地大败噶尔丹，歼其精锐，使其一蹶不振。三十六年二月，噶尔丹在清军的围困中粮尽援绝、众叛亲离，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被迫仰药自杀。康熙末年，由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治下的准噶尔部，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又渐渐强大起来了。策妄阿拉布坦首先驱兵占领了南疆，很快就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他又亲自率兵攻入西藏，占领拉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于是，清廷又被迫进行"驱准保藏"的斗争。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前往征讨。次年，圣祖又册封了新的达赖六世，派兵护送入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清将延信、噶尔弼自青海和四川两路入藏，在藏族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进军非常顺利、迅速，并击败了策妄阿拉布坦。九月中，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六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随后，清廷在拉萨派驻兵马、设立驿站，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治理西藏。这样，策妄阿拉布坦企图吞并西藏，分裂祖国的阴谋也破了产。
　　雍正元年（1723　年），被清廷封为亲王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封建主罗卜藏丹津，在策妄阿拉布坦的煽动下，公开武装反清。雍正帝急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征讨。年羹尧驻军西宁，截断叛军入藏通路及其与准噶尔的联系。次年二月，罗卜藏丹津势穷力竭，逃到了准噶尔部。于是，清廷在青海设立土司，又派驻办事大臣，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和统治。
　　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后，清廷屡次要策妄阿拉布坦交出此人，均被拒绝。这说明能否战胜准噶尔是清廷完成一统大业的关键所在。起先想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但因准部毫无诚意而未获任何结果。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立，雍正帝认为时机已到，决心以武力解决准部问题。经过一番紧张而繁　忙的准备，七年三月，雍正帝下令两路征讨准噶尔。经过长达五年的战争，清军虽然消灭了敌方的一些兵力，但总的说来胜少而败多，己方经济、军事力量消耗太大，雍正帝感到长此下去，与己不利，于是主动提出议和。至此，准噶尔问题半途而废，清廷的隐患未能得到根除。乾隆帝即位后，立刻把平定准部作为其祖、父未竟的事业。还在世宗丧期，他就指令额驸策棱必须亲自坐镇前线，时刻注视着准噶尔的动向。乾隆十年（1745　年），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部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策妄阿拉布坦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在争斗中失败，于乾隆十九年（1754　年）降清，被封亲王。在此前后，准噶尔部一些上层人士和广大贫苦牧民，急切期望尽早结束混乱局面，向往统一。这更增强了乾隆帝尽早解决准部的决心。乾隆二十年（1755　年）春，清廷两路进军，准噶尔军望风投降，不战自溃，准噶尔首领达瓦齐被俘，被乾隆帝赦免，并封为亲王，住居北京。此后，阿睦尔撒纳无理地要求清廷承认他为厄鲁特四部总汗，暴露了他阴谋吞并厄鲁特四部的野心。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阿睦尔撒纳便在当年九月公开举起反清的大旗。二十二年，清军又分两路进剿，声势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眼见大势已去，仓皇逃至俄国避难，后死在那里。这样，长达数十年的准噶尔部叛乱，终被清廷平定。接着，清廷就在伊犁等地分驻将军、参赞大臣等，巩固了对天山北麓的统治。
　　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　居住在天山南路的主要民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雍正时期，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统治了天山南北麓，将不服其统治的维吾尔族首领玛罕木特囚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1755　年），达瓦齐被清军俘获，玛罕木特（其时已故去）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即大小和卓木获得释放。波罗尼都返叶尔羌，继为首领，霍集占仍居伊犁。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之后，霍集占逃归叶尔羌，与波罗尼都密谋摆脱清廷的统治，于当年举起了反清大旗。双方相持了一年有余，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夏，清军两路大举进剿。一路由将军兆惠率领，进攻喀什噶尔；另一路则由将军富德率领，进攻叶尔羌。沿途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大小和卓木的同族额色尹、图尔都（即清史上有名的香妃的五叔和兄）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在清军的有力打击和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援下，大小和卓木的军队全部被歼灭，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在仓皇逃窜中，也被同族人擒杀。清廷在最终取得了平定大小和卓木的胜利后，设立伊犁将军，成为统辖天山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又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隶属于伊犁将军。至此，清廷牢固地确立了对天山南北两麓的统治。改土归流与平定大小金川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曾大量地由当地各部族酋长担任地方官吏，史称土官或土司。明朝一代和清朝初期，一些土司日益强盛，割据一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抗。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康熙帝即位后，对此问题曾予以注视，但未提到议事日程。雍正四年（1726　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从雍正四年至九年，在湖广、贵州、云南、广西、四川5　省广袤数千里的范围内，裁撤大量土司，代之以流官。至雍正十三年（1735　年），县、长官司以上的土司被改流者达60　多个①。这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清朝的一统大业，均有进步意义。
　　乾隆年间还有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对巩固清朝的一统大业，也有促进
　　①　参见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二辑。
　　作用。大小金川地处四川西北部，为藏族聚居地。四周万山丛矗，形势十分险峻，居民均住在石碉中。康熙五年（1666　年），土司嘉勒巴归附清廷。雍正五年，清廷授予其孙莎罗奔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二年（1747　年），势力日渐强大的莎罗奔率兵攻击邻近两土司。清廷派云贵总督张广泗前往征讨，但因道路险阻，始终未获大捷。次年，清廷加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无谋略，一味令军队强攻碉卡，结果损兵折将，又因其位高而盛气凌人，与张广泗不和。清军进攻三个月，"未得寸进"。乾隆帝怒斩张广泗，赐讷亲军前死，改命大学士傅恒督师。傅恒到任后，调集邻省兵马，两路进剿，连克敌碉卡。莎罗奔恐惧乞降，乾隆帝赦免其罪，仍为土司。
　　数年以后，莎罗奔的侄子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务。他不断侵扰小金川和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土司再次征讨大金川。但阿尔泰不积极进取，反而采取姑息养奸之策，使大小金川释仇联结，"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①五年后，乾隆帝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前往督师。温福采用以碉攻碉之策，白白折损了不少兵力而无功。乾隆帝再派阿桂督师，并征调健锐、火器二营精锐兵力进剿。三十八年（1773　年）十月，清军克小金川，接着移师猛攻大金川。至四十一年（1776　年）才将大金川平定。大小金川平，清廷在此设懋功厅（后改为县），四川西北部各土司也逐渐改土归流。清廷在这一带的统治最终确立了。
　　中央政府对西藏统辖的加强　雍正五年西藏封建贵族阿尔布巴发动叛乱，杀害了康济鼐，又率兵进攻后藏，为颇罗鼐击败。之后，清廷升颇罗鼐为郡王，统理西藏事务。同时，又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墨特承袭郡王爵位后，分裂祖国的野心迅速地膨胀。他企图勾结准噶尔，共同反清，西藏的形势顷刻间变得十分严峻。清廷得此消息，即派四川总督策凌和提督岳钟琪入藏平叛。但他们还未进藏，达赖喇嘛已将叛乱平息。随后，清廷对西藏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废止了郡王的封授，在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地方事务的噶厦，它由四名噶隆组成，每一个人都无全权处理政务之权。这样，达赖喇嘛的地位提高，成为西藏宗教和行政事务的双重首脑；而西藏封建主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之后，清廷还规定，遇有达赖去世和幼龄达赖执政时，由驻藏大臣摄政。由此，驻藏大臣的权力也获得了提高。这对西藏局势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清军击退了尼泊尔廓尔喀族人的入侵。此役的起因和经过如下：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至承德，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优礼有加，赏赐他的金银不下数十万金，还有大量的珠宝、磁器、玉帛、架裟等，总价值颇为可观，充分显示了中央政府加强内地同藏族友好的愿望。不料，六世班禅因患天花在北京西黄寺圆寂，这笔巨额财富被他的兄弟仲巴呼图克图所独吞。他的另一个兄弟沙玛尔巴气忿不过，于是竟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在乾隆五十六年勾引廓尔喀军队入后藏日喀则。廓尔喀军队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廷得报，即派福康安率军入藏，在达赖喇嘛和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之下，所向披靡，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很快将侵略者逐出境，并乘胜越出国门，直至廓尔喀统治者求和，方撤兵回藏。应该说，这是一次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对稳定西藏的社会秩序、捍卫民族尊严有重要的意义。
　　此后，清廷为了进一步削弱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统治权力，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再次对西藏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其中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决策者；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的亲临监视下，集众喇嘛采取"金奔巴瓶"抽签来决定。这样，乾隆时期就奠定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乌第河和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至巴尔克什湖和葱岭，南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东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4．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清朝统治者在定都北京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巩固封建统治。
　　对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笼络　清统治者入关后，除了废止圈地、三饷加派、减免税粮、奖励垦荒和兴修水利，即从经济上减轻汉族地主、富户的负担外，还竭力从政治上笼络汉族官僚地主。
　　广泛招徕明朝官吏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就宣布：原明朝各衙门官吏，凡归顺者均照旧录用。明朝官吏冯铨、陈名夏等降清后，都曾官至大学士。中央各部也都有汉官佐理政务。地方官吏中，督抚在康熙时期多为满人，但汉官的比例却逐渐上升。乾隆时，已满汉各半。府以下官吏则大多为汉族地主。
　　实行捐纳制度。康熙时，清廷规定地主士绅及其子弟可以捐银得官。乾隆时则具体规定为文官可捐至道、府官，武官可捐至游击。
　　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康熙七年（1668　年），清廷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八股时文考试科举士人，成为有清一代定制。以后还不断扩充科举取士名额。
　　开设"博学鸿儒"特科。康熙十七年一月，康熙帝下令在北京开设博学鸿儒科，要内外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来京，皇帝亲试录用。次年春，录取了50　人，均在翰林院供职。由于这50　人都是当时儒学名流，因而标志着汉族知识界已跪拜在清统治者的脚下了。
　　尊崇孔子，"崇儒重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把尊孔作为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顺治帝到京后，立即遣官祭"先师孔子"。顺治二年，清廷为孔子加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九年，世祖又颁布诏谕，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下来。此外，统治者还大力访求和编纂图书，大肆宣扬忠君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借以束缚人们的思想，使之心甘情愿地为清朝统治服务。
　　大力笼络蒙古王公。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就采取了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方针政策；入关之后，继续加强满蒙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清朝皇室和蒙古王公世代联姻，赐给蒙古王公封爵和大量赏赉，允许他们定期进京朝贡和贸易。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年在内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牧场内划地为界，建立了木兰围场，以行围打猎为名，联系蒙古王公贵族。康熙四十年以后，清廷在热河（今承德）开始建行宫。五十年，热河行宫正宫建成，康熙帝亲题"避暑山庄"四字。从此，热河行宫成为联系"生身"蒙古王公（即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的处所。另外，清统治者还建立了外八庙，均为宏伟壮丽的喇嘛庙。这是利用蒙古信奉的喇嘛教，作为对蒙古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这些措施，对于密切蒙古王公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都有进步意义。难怪清高宗说，它的作用超过了万里长城。因为长城对蒙古"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而清廷的这些措施对蒙古"恩益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①。
　　八旗常备兵制的建立　清朝统治者是以"马上得天下"，即以军事征服统一全国的。因此，他们把军队视作维护封建政权存在的根本，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总数约为20　余万人。其中，满洲八旗是清朝最主要、最基本的武装力量。
　　从拱卫形式来看，八旗兵又分禁卫兵（又称京营，或称禁旅八旗）、驻防兵（又称驻防八旗）。禁卫兵又分郎卫和兵卫。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旗人子弟中挑选出来的侍卫，负责保卫紫禁城各门，称为郎卫。守卫京师内九门、外七门的八旗兵，称为兵卫。兵卫军种繁多，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都是八旗兵中战斗力最强的军种。郎卫和兵卫总数约有10　万人。另外的10　余万人驻防于全国各城市，称为驻防八旗。无论是禁卫兵，还是驻防兵，平时都是稽查"盗贼"，防范人民；而当遇有反清活动、人民起义发生时，则立即进行军事镇压。
　　八旗兵外，还有绿旗兵，清初总数在60　万人左右。它是由招募的汉人和收编来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与八旗兵一样，都是维护清朝统治、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暴力工具。
　　大清律的制定和颁行　法律与军队一样，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清朝入关前，虽陆续颁布一些治罪条文，然而都是根据时势制定的，还没有一部成　文法。清廷定都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刑部及有关部门均依《大明律》办案断狱，同时加紧制定一部新的法典。顺治四年（1647　年），颁布了《大清律》。但是，它的条目多抄自《大明律》，所以，《大清律》只可看作是《大明律》的易名。康熙、雍正时，清廷又多次加以修订，于雍正六年（1728　年）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乾隆五年（1740　年），清廷终于修成了一部完整的法典《大清律例》，正如有的史家所说："大清律可以说是集历代刑法的大成。"①《大清律》把"谋反"和"谋大逆"作为"十恶"之首，予以坚决镇压。清代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和骨干分子，被生擒后均遭到了"凌迟枭首传示"、"剉尸枭首传示"、"斩绞"等酷刑，即使10　岁的孩子也不予宽恕，都是有力的证明。至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即使无任何政治目的，也在严加取缔之列，其头目也要受到斩绞或流放。在清朝极端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没有任何的言论、行动自由，稍有不慎，就遭到残酷镇压。
　　①　和珅：乾隆《热河志》卷二十一。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第290　页。
　　对反清思潮的警惕与镇压　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该时期统治阶级思想的集中反映。由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特　别注意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此，他们对汉族地主阶级中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都采取严厉的镇压。
　　箝制反满言论。清入关后，对凡是不利于满族贵族专政的言论，均予严厉取缔和坚决打击。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詹事府少詹李呈祥因上"辨明满汉疏"而被流徙盛京一事了。顺治十年（1653　年）二月，李呈祥上疏要求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官。顺治帝对此极为不满，予以严厉斥责，满官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纷纷参劾他。结果，刑部拟定斩决。顺治帝为平息汉官不满情绪，从宽免死，流徙盛京。
　　查禁、销毁和删改"违碍"书籍。清统治者为了压抑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防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流传，还千方百计对书籍进行甄别和处理。顺治十六年，清廷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全辨》等书焚毁，开了查禁和焚书的先例。乾隆中叶，乾隆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机，对全国现存的书籍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全面的检查，将其中不利于满族贵族统治，如在叙述明清关系史时，凡涉及清朝先世受明廷册封、揭露清军南下时屠城和烧杀劫掠暴行等史书、地方志书、传奇小说、戏曲杂文等，或进行查禁，或实行销毁，或进行删改。据章太炎先生统计，乾隆时被焚毁的书籍近3000　余种，六七万卷以上，书的种类几乎与《四库全书》所收之书相同。大兴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还利用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恶劣手法，从挑剔文字入手，罗织罪状，而屡兴大狱。"庄廷■明史案"是清代历史上的第一起较大规模的文字冤狱。康熙二年（1663　年），浙江富户庄廷■将明末人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当作自己的作品，并请人增添和补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二朝及南明史事，该书奉南明小朝廷为正朔，公开诋毁清统治者。被人告发后，清廷将已死的庄廷■开棺戮尸，杀害了其弟及有关人士200　余人。雍正朝的文字狱，株连范围进一步扩大，即除了竭力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外，还被雍正帝用作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如大将军年羹尧是雍正帝夺取皇位的功臣，雍正帝即位后，为摆脱受政敌攻击的窘境，有意杀其灭口。于是借年羹尧奏折内将"朝乾夕惕"错写为"夕惕朝乾"，定其"不臣"之罪。雍正朝的文字狱，其最大的一起是雍正六年的曾静、张熙案。曾静派其门徒张熙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希望他效法祖先岳飞起兵反清。岳钟琪向世宗告发此事。清廷在审案中，查出曾静的反清活动是受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思想影响，于是把矛头集中在吕留良的子孙、门徒等。结果，死去多年的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其他有关人士分别被处以斩决、流放。雍正帝在处理此案中，还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公开批驳吕留良极力阐述的华夷之辨，指出满洲人就是中国人，满汉实为一体，不应分为华夷之别；至于能否为天下君主，要看其是否有德。雍正帝认为，从这两点来说，自己完全有资格做中国的皇帝。应该指出，雍正帝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打击自己的政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他的这些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有助于促进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及维护国家的统一。
　　乾隆朝的文字狱，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案件次数激增，株连范围更广，惩治程度更严酷。许多案件都是因对文字过分苛求挑剔，以至于把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要东拉西扯在一起。如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被抄家后在其文章中发现一句"为帝者师"，乾隆帝便认为他狂妄自大，俨然以皇帝的师傅自居，将他处绞。
　　文字狱的出现和发展，表明了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民族高压政策，达到了极点。它在清代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人们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被迫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在故纸堆中寻找出路。这就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探讨，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
　　（三）"康乾盛世"
　　1．皇权的巩固铲除权臣　顺治十八年（1661　年），圣祖康熙帝玄烨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帝即位时年方8　岁，照例由大臣辅政。鉴于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独揽大权的教训，康熙帝的辅政大臣选择4　位，而且全是外姓重臣，避免任用皇帝宗室的长辈，使4　大臣互相制约，防止一人独揽大权。4位辅政大臣是：正黄旗人索尼、正白旗人苏克萨哈、镶黄旗人遏必隆和鳌拜。规定，凡属军国大事，先由4　大臣议定，再奏太皇太后裁决，将最高权力控制在皇室。但是，4　大臣的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平衡。最初，索尼的权势稍重，凡大臣奏事都经索尼启奏，皇帝的批答也由索尼执朱笔代拟。但是，索尼历经四朝，此时已年老体衰，精力不足，难负重任。苏克萨哈虽年富力强，但爵位低于遏必隆和鳌拜，而且他所在的正白旗随着多尔衮的被纠劾而势力大衰，缺乏强大的后盾。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两人互相勾结排斥索、苏。鳌拜战功卓著，气势逼人，遏必隆每多迎合于他，于是鳌拜的权势渐重。鳌拜利用大权安插党羽，把持朝廷重要部门，排斥异己，擅杀朝廷重臣，也不把太皇太后放在眼里，渐渐形成独揽朝权之势。康熙六年，辅政大臣索尼奏请玄烨亲政，朝廷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索尼便病故。是年七月，太皇太后颁布康熙帝亲政的谕旨，但鳌拜却不肯交出大权，仍然无视皇权，我行我素。索尼死后，苏克萨哈自知自己势单力孤，便上奏辞职还权，意在引导鳌拜等也一同辞职。鳌拜与苏克萨哈一向有隙，他觉察到苏克萨哈的作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罗列苏克萨哈24　条罪状，要求康熙帝将其处死。康熙帝深知鳌拜要铲除异己，不予准奏。权倾一时的鳌拜便上殿见君，攘臂挥拳地逼迫康熙帝准奏。在鳌拜的威逼下，康熙帝不得不处死苏克萨哈。此后，鳌拜的气焰更为炽烈。康熙帝在太皇太后的授意之下，设计除掉鳌拜。他以儿童好玩耍的志趣为由，选数百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上三旗健儿到宫中摔跤比武，暗地里却部署宫中擒鳌拜的大计。康熙八年（1669　年）五月十六日，康熙召鳌拜进宫，令数百少儿将其生擒。同时，部署信赖的大臣在宫外将鳌拜的党羽一网打尽。从此，康熙将失落的皇权收归己有。在处理鳌拜的事件中，康熙帝以十五六岁的冲龄安排得如此稳妥果断，不露丝毫破绽，在朝野内外传为美谈。从此康熙帝被朝臣们视为一代英主，皇权空前巩固。
　　封匣立储　从努尔哈赤称汗到雍正皇帝即位，清王朝内部出现了四次君位继承问题。努尔哈赤病逝之时，并未明确确立汗位继承制度，以至出现四大贝勒联合执政的局面。随着后金政权的迅速封建化，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合议制政体已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皇太极经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将权力集中于一人，但仍未确定皇位继承法。皇太极死后，皇族内部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几乎酿成互相残杀的惨剧，只是由于大敌当前才形成调和，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即位将皇位继承问题向前推进一步，它事实上确定了皇位继承的两个原则：即彻底废除了带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合议制政体，皇位继承　人必须是先帝之子。但是，究竟如何在皇子中确立太子，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均未得到完满解决。顺治帝得天花而死时年仅24　岁，8　个皇子有4　个早殤，其余尚在年幼，不存在着争夺继承权问题。福临之所以在临终前册立玄烨为太子，只是因为玄烨出过天花，具有终身免疫力。至康熙朝则不然。康熙帝8　岁登基，69　岁而殁，在位61　年，生皇子35　人，其中有20　个长大成人，个个精明强干、超群拔类，都具备继承皇位的能力。而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储位最终未明确，致使诸皇子明争暗斗、拉党结派，皇族内部极不安宁。康熙帝也因之心力交瘁，晚年不靖。雍正帝胤禛即位，吸取康熙朝立储的教训，创立秘密立储法，其法为：皇帝亲自撰写册立太子的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密封藏于匣内，置于殿内"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另一份密封交内府收藏，以备核对。这样做既避免了储位久虚，皇子彼此争斗、互相残杀，又可使已立为太子的皇子不致骄横日盛。此后，封匣立储法成为有清一代定制，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翦除朋党　朋党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在朝中形成的任用私党、排斥异己、把持政府和舆论的有势力的官僚集团。朋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康雍乾三朝对抑制皇权的朋党势力给以严厉打击。
　　康熙朝主要的朋党势力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明珠，满洲正黄旗人，因力主裁撤三藩有功，受到康熙帝的重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长期把持朝政。大学士勒德洪、余国柱，尚书佛伦、葛思泰、侍朗傅腊塔等人皆其私党，控制会推、票拟、选用都抚藩臬等大权，九卿官员皆迎合之。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列举明珠八大罪状，并云"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传谕百官，指出明珠的罪行是，一人持议于前，众徒附合于后，百官任用不得其人，皆因其植党纳贿所致。诏令革去明珠、勒德洪大学士之职，交内大臣酌用，将余国柱革职、佛伦等解职，铲除了明珠集团。同明珠集团对立并互相攻讦的是以徐乾学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徐乾学，江南昆山人，以文学著称，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皆奉其为盟主。明珠被免后，徐乾学势力雀起。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湖北巡抚张汧诬告徐乾学受贿，徐乾学以辞职为抗议，康熙帝借此机会准其辞去刑部尚书之职，改任书馆总裁这一清望之职。接着，郭琇等弹劾高士奇、王鸿绪植党营私，高士奇辞　去詹事府少詹事之职，王鸿绪辞去左都御史之职，都获准离京致仕。这样，徐乾学之党也被瓦解。噶礼，满洲贵族，在朝廷内外广结私党，尚书张鹏翮、穆和伦、张廷枢、侍郎赫寿、总督阿山等俱为其党。康熙五十年（1707）噶礼在两江总督任内主持江南乡试，与副考官赵晋营私舞弊，引起江南考生大哗。江南巡抚张伯行弹劾噶礼欺君，噶礼却反劾张伯年失职。噶礼的党徒在审理此案时都判噶礼无罪，将张伯行革职处以徒刑。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暴露了噶礼党羽之多且密。康熙帝力排重议，将噶礼罢免，恢复张伯行原职，沉重打击噶礼党羽。
　　雍正朝主要处理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宗室结党案。雍正帝胤禛即位后，在争夺皇位继承权中失败的诸皇子不服，其中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威望最高，对皇权威胁最大。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都麇集在胤禩的大旗下。雍正帝即位之初御制《朋党论》一文，指出"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唯知有君，则其情固结而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严厉禁止朝廷内外结为私党。并且对大臣说："朋党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诛"，形成一种结党必诛的气氛。为了防止诸王串通一气，雍正帝采取分化政策，封胤禩为和硕廉亲王，令其与一向顺从自己的怡亲王胤祥（康熙13　子）等同理政务；削去胤禵大将军职，降为郡王，调往遵化守陵；将胤禟发往西宁，旋削去贝子头衔，胤■也被削除郡王衔。雍正三年（1725　年），胤禩、胤■互通密信的事被告发，雍正帝对朝臣公布其罪状，并表示以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同年将胤禵降为固山贝子。雍正四年，时机成熟，雍正帝宣布将胤禩、胤禟开除宗籍，将胤禩更名"阿其那"（汉意为狗），胤禟更名"塞黑斯"（汉意为猪）。胤禩被拘入高墙，胤禟被发往保定。不久，两人病死。接着拘捕胤禵、胤■。雍正八年，从未参与朋党之争的康熙第三子胤祉也被削爵，死于拘所。受宗室朋党案牵连的数10　名宗室、贵族、显官或被革职，或被降级。雍正帝的异己势力完全被清除。
　　乾隆朝的皇权比较稳固，他所重用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张廷玉都对乾隆帝尽忠尽责。但两人之间的关系龃龉，朝廷大臣分别依附两人，形成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互相攻讦之事时有发生。鄂尔泰，雍正朝旧臣，受托辅佐新帝，乾隆初为军机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晋三等伯、赐号襄勤公，不久又兼任议政大臣，充经筵讲官，加太保，备受眷顾。张廷玉，亦雍正旧臣，与鄂尔泰共同受命辅佐新帝，乾隆初晋三等勤宣伯、加太保，主持军机处工作。张廷玉在朝50　年，长词林27　年，主政24　年，军国大事都参与策划，许多重要文件都出自他手。两大势力势均力敌。乾隆帝25　岁登基，已经成年，他深知鄂、张二党之深固。因为两人系前朝旧臣，又忠心事国，乾隆帝为成就君臣关系之美谈而从来不予深究，他牢牢掌握用人大权，又多次降谕旨引用雍正帝的《朋党论》以戒之。乾隆六年（1741　年）、七年，鄂尔泰、张廷玉分别遭到弹劾，而乾隆帝皆曲为维护。乾隆十年鄂尔泰致仕，不久卒于家。此后张廷玉权势更重。乾隆十四年（1749　年），张廷玉致仕时连续发生几次居傲不谨的事件，被削去伯爵，仅以大学士身份致仕，被朝臣视为晚节未终。同时张廷玉在内阁、军机处的亲信汪由敦也被解职。张廷玉派受到打击后，鄂尔泰派情绪高涨，两派互相斗讦，愈演愈烈。鄂尔泰的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公开宣称自己是鄂尔泰的第一门生，与鄂尔泰之子甘肃巡抚鄂昌遥相唱和，著诗文攻击张廷玉。早有铲除朋党之患的乾隆帝利用胡中藻、鄂昌的诗文大兴文字狱，将胡中藻斩首弃市，赐令鄂昌自尽。同年，张廷玉亦病逝。乾隆帝在颁布处理胡案的谕旨中称鄂、张两派互视为匪类，群小依附，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令大臣们引以为戒。不久，又将鄂尔泰的名字撤出贤良祠，以儆来者。从此之后，鄂张两党销声匿迹。
　　2．边防的稳定扼制沙俄东侵　早在16　世纪中叶，俄国就觊觎西伯利亚一带。明万历九年（1581　年）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脉东进，侵入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得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崇祯十六年（1643　年）十一月，沙俄雅库次克长官派波雅科夫率132　名武装匪徒翻过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中游的达斡尔族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清顺治七年（1650　年），又一支沙俄武装势力在哈巴罗夫的率领下闯入黑龙江沿岸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的辖地，攻占了雅克萨城。次年九月，哈巴罗夫流窜到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村一带掠夺赫哲族人的财产。乌扎拉村居民将沙俄的暴行报告给清政府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海色向朝廷汇报后奉命反击，在乌扎拉村重创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被击伤溃逃。顺治十年，接替哈巴罗夫的斯捷潘诺夫继续入侵黑龙江流域。为了打击入侵者，顺治十一年（1654　年）清廷派轻车都尉明安理达率兵从京师来到黑龙江流域，次年，在松花江下游重创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五年（1658　年），清朝政府军在松花江口一带击毙斯捷潘诺夫，全歼斯捷潘诺夫匪帮。顺治十六年，清军收复雅克萨城。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沙俄势力全部被肃清。但是，沙俄势力仍然盘踞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以清属茂明安部辖地尼布楚城为基地伺机进犯黑龙江流域。康熙八年以后，清廷多次派代表赴尼布楚建议双方协商解决两国争端，但俄方毫无诚意，并乘机扩大侵略，重建雅克萨城，并在精奇里河、恒滚河、乌第河流域建立了一批城堡，大肆掠夺和屠杀中国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沙俄入侵的问题引起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康熙帝亲自巡行东北，对收复失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康熙二十二年，清理藩院致信俄方，严厉警告侵略者，敦促其迅速撤军。但俄方仍增兵不已。清朝中央政府反击侵略者的政策鼓舞了被侵略的各族人民，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侵略者，俄军在黑龙江流域的城堡相继被拔除。俄军退守雅克萨孤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廷决心用武力收复雅克萨城。清军在都统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率领下两次收复雅克萨城，迫使沙俄坐到谈判桌上来。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政府作了妥协，承认沙俄对贝加尔湖以东的土谢图部部分属地和茂明安等部的占领，规定中俄东段边境以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俄国承认整个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扼制了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使东北边界出现了百余年的安宁局面。
　　维护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顽强地维护着民族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先后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少数上层贵族的分裂活动，平息了西藏、青海大农奴主的叛乱和"回部"布那敦、霍集占集团的分裂行为，挫败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维护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在历时一百多年的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康、雍、乾三朝皇帝都表现了远见卓识和政治军事才干。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当准噶尔部上层人物噶尔丹在沙俄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时，康熙帝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反击，并三次亲临前线指挥。第三次亲征时，远达漠北，当叛军远远望见康熙帝御营仪仗便不战自退。康熙帝亲率骑兵从巴彦乌兰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额尔多尼桑图附近）向北追击3　天，奠定了战役的最后胜利。雍正帝继承乃父遗志，在噶尔丹策零再犯内地时，力排众议，采用主战派张廷玉的建议，派傅丹尔驻阿尔泰山，岳钟琪驻巴里坤，巩固了康熙平定准噶尔的胜利。乾隆帝号称"十全老人"，自云在位期间建立十大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回部"布那敦叛乱、大小金川叛乱、台湾林爽文起义、降服缅甸、安南、两次击退廓尔喀入侵。特别是在维护民族统一的战争中，乾隆帝每次都亲选将帅，运筹帷幄，批答奏章，训练士兵。每逢将士出征，他都举行盛大欢送仪式；每取得一次胜利都大赏有功将士；将士凯旋归来，举行隆重的郊迎仪式；在紫禁城内建紫光阁，绘功臣遗像以资供奉。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成为保证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柱。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关系中，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祖国被传为美谈。土尔扈特部原为蒙古的一支，世居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一带，明末被迫西迁，在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过着游牧生活，仍以炎黄子孙自慰。顺治、康熙年间，其首领经常派使者到清廷进贡，表示不忘祖国。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康熙帝派太子侍读学士殷札礼、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中央使者不远万里前往额济勒河慰问土尔扈特部众。康熙五十三年，中央使团到达土部驻地，受到土部首领阿玉奇的隆重接待。阿玉奇一再表示回归祖国的愿望。但是，由于准噶尔部的叛乱，回归之路被阻。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土尔扈特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青壮年被强征入伍，在沙俄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者达七八万人之多。土部受到的民族歧视忍无可忍。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渥巴锡汗召集本部大酋长会议，一致同意重返祖国。十一月，渥巴锡汗率部誓师启程。全部33000　余户，169000　余人突破俄军四道封锁线进入哈萨克境内。因受到哈萨克部阻击，转道布鲁特（葱岭东北）。又受阻，改道哈萨克、布鲁特之边界的戈壁沙漠，水草断绝10　余天，饮马血止渴，于次年六月抵达伊犁一带，历时8　个月，人口损失一半。清朝驻边大臣立即向朝廷汇报土部归来一事。朝廷有人怀疑其归来暗藏诡计，建议拒绝接纳。乾隆帝力排众议，决定收抚土尔扈特部，拨银20　万两，购置生活物资给予救济，拨水草丰盛之处供其游牧，派额驸色有腾尔珠尔前往迎接渥巴锡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赐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并谕修建普陀宗乘之庙，御笔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立于庙中。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政策成为感召各边远民族内向的精神武器。康雍乾三朝的武功和民族政策互相配合，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加强边防海防　清朝版图的边疆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加强边防，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加强中央集权的双重政策。在内外蒙古地区，改造了原有的兀鲁思（大领地）、土绵（万户）、鄂拓克（小领地）制度为扎萨克制（盟旗制）。在内蒙原24　部中设立6　盟49　旗，在外蒙设立4　盟82旗，在厄鲁特蒙古设立8　盟32　旗，在青海厄鲁特蒙古设立29　旗。旗是中央管辖下的县级行政、军事单位，盟不构成旗的上级行政单位，只具有对旗级实行监督的权力。中央驻蒙机构直接对旗行使管理权。在回疆地区，改造了原有的伯克制，各城的阿奇木伯克（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副城主）的世袭制改为流官制，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下级伯克由参赞大臣直接补任。在西藏废除"汗王制"，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驻藏大臣掌握由四噶布伦组成的噶厦（行政会议），对四噶布伦以下各僧俗官员有任免权，掌管边防和边贸大权，由中央政府最后决定达赖和班禅的继承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代表中央分区行使东北军政、民政、边防大权。在内蒙设立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将军，在外蒙设立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在新疆又分南北两路。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在南路设立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在叶尔羌、和阗、乌什、库车、阿克苏、巴里坤、哈密设办事大臣，在吐鲁番设领队大臣。这些将军、都统、大臣代表中央依照有关律令实行统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和边境管理。
　　为了保卫边疆，清政府设立了卡伦和巡边制度。卡伦即哨所，清代卡伦分为三层，内曰常设，外曰移设，再外曰添设。常设卡伦为永久性哨所，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为夏季驻守之地。外卡伦距内卡伦少则数百里、多则千余里。当时最西部的卡伦达巴尔喀什湖地区，最东部卡伦达黑龙江口和外兴安岭。巡边制度系边防地区两个防区之间定期会同，沿边界线进行巡视，并将巡视结果报兵部备案。卡伦和巡边制度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
　　顺治、康熙之际，海防制度趋于完善。将整个海防分为七段：东北、直隶、山东、江南（含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下游防务）、浙江、福建、广东（当时广西无海岸线）。东北海防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的中心设在锦州，东段中心设在旅顺，皆在康熙初年确立。雍正四年旅顺水师增为二营。直隶海防中心在大沽，建于顺治初年，雍正四年于芦家嘴创设天津水师营，沿海各州县设立海墩25　处，分别置兵驻守。直隶水师每年与旅顺水师、登州水师会哨巡逻一次。山东海防以烟台为中心，顺治十一年（1654　年）设水师都督驻于碣石；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又增设胶州、文登、即墨三个沿黄海岸的水师营，归烟台总兵官统辖。江南海防和江防联为一体。清初设镇海大将军驻京口，辖水师营。顺治十四年（1657　年）设水军都督驻崇明、吴淞，从沿海到长江均设有哨汛，到雍正年间共有海江汛哨墩台360　处。浙江海防康熙二年（1663　年）定为钦差大臣巡视，以海宁、定海、镇海、玉环为四海防中心，海岸重点口岸达30　余处。福建海防分为五个段区：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顺治十七年（1660　年）设防，有港口哨所360　余处，重要海岸口岸20　余处，台湾回归后，又在台湾（今台南）、澎湖设防。广东海防以广州为中心，潮州、惠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皆设防。清初有兵船一百数十艘，不足时租用民船，长年巡缉。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在广州海滨修建横当、南山两处炮台。嘉庆五年（1800　年），又在沙角增设炮台1　处。嘉庆十五年（1810　年），设水师提督驻虎门。嘉庆二十年，增设镇远炮台，置炮多具。嘉庆二十二年，建大虎山炮台，置炮32　具。道光十年（1830年），在大角山增设炮台1　处，置炮16　具。道光十五年，在虎门炮台增置6000　斤以上大炮40　具，增设永安、巩固二炮台。道光十九年（1839　年）至二十年林则徐又增设重炮。康熙时定制，由琼州府崖州协水师营负责巡视东沙、西沙、南沙等岛屿。
　　从国防意识来看，康雍乾三朝的边防意识强，守卫国土，保卫边疆；海防意识弱，尚未形成领海意识，重内轻外，重视防止海盗而忽视海外之敌的入侵。
　　3．文教的蔚兴尊崇孔孟程朱之学　皇太极图霸中原之时，就奠定了尊崇汉族文化、取士心得民心的长远方针。摄政王多尔衮继承了这一方针。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取士，录取进士300　人，其中江南籍士子达128　人，笼络了大批原来对清不满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消弭了士子的反清意识，对政局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皇太极、福临的汉文化素养都比较高，康熙帝玄烨从小受父辈薰陶，笃信儒学。亲政之后，更清楚地认识到崇信儒学对稳定满族统治的作用。康熙八年（1669　年），他排除权臣鳌拜的干扰，亲自率领礼部大臣到国子监视学，拜谒孔庙、在辟雍大殿举行临雍大典，表示了对孔学的尊崇。接着又恢复了孔、颜、曾、子、孟后裔之俊秀者选送国子监读书的制度，称为"圣裔监生例"，并亲自挑选了孔门后裔孔兴询等15　人首批入监。他还在宫中特建传心殿，专门祭祀孔子，按时举行祭孔大典。出巡外地，每遇孔庙和学府都要题写额联，利用一切机会作出尊孔姿态。在五经中，他首重《尚书》、《春秋》，认为这两部书是"帝王之道"，"经世之法"。在四书中，他首重《论语》，认为《论语》一书具载"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①。康熙帝自
　　①　《康熙政要》卷八。
　　己亦率先垂范，从康熙九年开始举行日讲和经筵，命讲官讲解经史，还把讲官的讲稿《日讲春秋解义》刊印成册，亲自为之撰写序文，颁发全国。为了运用汉文化进行统治，康熙帝还建立八旗官学、景山官学，令八旗子弟学习五经。为了提高八旗官学的规格，将其直属于国子监，超乎府学县学之上。在孔学的诸多学派中，康熙帝更尊崇程朱理学。他采纳熊赐履的建议，"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用程朱理学排斥一切。康熙帝为什么如此重视理学？因为程朱理学是巩固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学说，系"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民生之柱石"。一时间，程朱理学成为显学，甚至有人提出朱熹所注"四书"为先、而孔子所提倡的原始经典"六经"可缓的观点。康熙帝的倡导，造成了理学的繁荣，其另一方面则扼制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社会思潮中保守思想益重。
　　恢复学校教育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地方官学，顺治初即着手恢复学校，鳌拜辅政时恢复工作受阻，康熙帝主持国政后加快了恢复速度。清初浙江八府的80　多所学校在顺治年间修复或开工修复的学校计40　所，鳌拜辅政时仅恢复6　所，康熙八年至二十五年，浙江八府各州县的学校都得到恢复。在封建社会中，学校历来被视为"贤才之薮、教化之基、学术事功之根底"，学校的兴办对于育才、教化、学术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也吸引了大批士子。但是，由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属物，学校日益成为士子进身的阶梯，空洞的八股文考试方式扼制了实学的发展。雍正年间又倡兴书院，以补学校育才、教化和学术的不足。雍正十一年（1733　年）发布谕旨，令各省建立书院，选择文行兼优之士就读期间，使之躬勤励行，屏去浮嚣奔競之习，成为兴贤育才之一途。谕令发出后，清廷拨给每省帑金千两，筹建书院。直隶建莲池书院、山东建泺源书院、山西建晋阳书院、河南建大梁书院、江苏建钟山书院、江西建豫章书院、浙江建敷文书院、福建建■峰书院、湖北建江汉书院、湖南建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陕西建关中书院、甘肃建兰山书院、四川建锦江书院、广东建端溪书院和越秀书院、广西建秀峰书院和宣城书院、云南建五华书院、贵州建贵山书院。乾隆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书院相当于京师的国子监，乾隆元年的谕旨阐明办书院的原因在于"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这样，在地方的府州县学之上又出现了官办的省级学校。也正因为如此，八股程式也进入书院。书院也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编纂类书丛书　康熙年间，为了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阐发诸子百家精髓，在康熙帝的倡导下编纂了许多宏篇巨著。可贵之处在于编纂的范围远远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比较著名的有古代最完整的字典《康熙字典》，《骈字类编》、《分类字锦》、《佩文韵府》等都堪称文字学的巨著。《渊鉴类函》，系在唐类函的基础上博采诸书而增之，系一部大型类书。《历代赋汇》、《四朝诗》、《御制唐诗》、《历代诗余》、《全唐诗》、《全金诗》等整理了唐宋元明期间的诗篇。除此之外，还超出了历代文人的视野，整理和编纂了涉及社会生活，美术艺术等巨著。徐乾学等撰《古文渊鉴》，收录上起《左传》、下迄两宋时期的有关风化的记载。孙岳颁等纂《佩文斋书画谱》，系谈论书法、画技兼收历代帝王书画及画家传略的美术专著。王清奕的《曲谱》则是专门记载各种戏曲艺术流派及南北曲谱风格的艺术专著。这些书籍的编纂对保存古代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最重要的两部巨书为《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原系康熙三子胤祉的侍读陈梦雷等为胤祉所编的一部类书，原名《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重加编校，历时10　年而无成果。雍正帝命蒋廷锡督率诸臣加速编定，雍正四年，基本按陈梦雷原稿排印。全书1　万卷，目录40　卷，分6　编、32　典、6109　部。一为历象编，分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二为方舆编，分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三为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四为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五为理学编，分为经籍、学行、文学、字学四典；六为经济编，分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每典分为若干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目，分类清晰、内容丰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包，堪称古代百科全书。该书武英殿印本只印行64　部，576　函，分装5000　册，又目录20　册。文字采用聚珍铜字排版印刷，图以铜镂版印制，系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印刷品，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编定的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奉敕开编，四十六年（1782　年）第一份编成，五十二年（1787　年）先后完成7　份，以后又补充一些书籍入内，至五十八年（1793年）全部结束。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有500　多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其事，担任总纂官的纪昀出力最多。书籍的来源分为五种：御制本、内府本、各省採进本，私人进献本，永乐大典本。编定之后按统一规范抄写成书，共写7份，分别收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皇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现存最完整的一份为承德文津阁藏本，共收书3503　种，计79337卷，分装3630　册。同时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著录和未著录而存其目的670O　余种书籍作了全面介绍。北四阁（文源、文渊、文溯、文津）称为内廷四阁，其藏书可供大臣查阅。其余三阁，即南三阁书籍可供士人抄录。《四库全书》的编成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对有史以来当时现存书籍的一次大检阅，当时所见书的一半以上都收录其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失书籍达700　余种。其内容，凡叙述宇宙之内所发生的事项无所不收，是旷古未有的一大文化工程。但编纂《四库全书》的活动本身却是功罪各半的。在编纂工作开始的第二年颁布谕令，要求编纂工作要"杜遏邪言"，凡有"诋触本朝之语"的书籍一律销毁。据估算，查禁销毁的书籍达3　千种左右，六七万卷之多。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毁灭。
　　吸收西洋文化　明清之际，正是西方文化向东传播之时。明末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交游，得益匪浅。其后，徐光启发现按郭守敬大统历计算天时往往不验，便向崇祯帝建议用西洋人汤若望编制新历，因明亡而未竟。清初，多尔衮继续任用汤若望编制新历，受到守旧派人士杨光先的反对。杨光先顽固地宣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盲目排外。鳌拜揽政时，汤若望及十余名随同他编新历的中国官员被杨光先诬告，除汤若望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之下幸免于死，其余皆被处死。科学与偏见的冲突变成政治斗争。康熙帝亲政之后，摒弃世人对西方科学的偏见，采取实验的方法，同时任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和守旧派各自编历，用实验加以证明，最后采用了南怀仁的科学编历法。康熙帝打开国门，广泛招徕有自然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来华，康熙年间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对科学有贡献的达五六十人，他们分别来自日耳曼、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奥地利、匈牙利、墨西哥、波兰、立陶宛等10　多个国家。康熙帝还亲自向南怀仁和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向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等学习天文数学，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西方代数学的人。康熙帝在同西方数学接触的过程中深刻理解西方数学的科学性，他推荐当时中国有名的数学家梅文鼎、孙厚耀、何国兴、明安图等人从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为西方数学传播到中国起到重要作用。他还聘用西方专家测绘地图。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开始用10年时间采取实地测量的方法绘制出第一张科学而准确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测量中第一次用数据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椭圆说的理论，因此，《皇舆全览图》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事件。此外，康熙帝还重视西医，大胆地任用西医为御医。他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广种牛痘。他摒除世俗偏见和封建礼教毅然引进西方的人体解剖图。如此种种，为西方某些近代科学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4．社会的安定康雍乾时期的三位最高统治者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外治武功，内修文治，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
　　调整阶级关系　首先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明末农民起义从根本上摧毁了明宗藩对原有皇庄、官庄、庄田的土地占有权，原来在明宗藩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自然而然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把明宗藩土地视为国有土地，令占有明宗藩土地的农民向政府交纳地价，方承认其土地所有权。未交纳地价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一方面要向政府交纳土地租金，另一方面要向国家交纳田赋。负担不起地价和双重剥削的农民只好将土地撂荒，出现大片荒田。康熙八年（1669　年），下令将明宗藩土地无偿交给耕地农所有，即"免其变价"，"未变价田地，交与该都抚给原耕种之人令其耕种"，承认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康熙九年又规定，耕种明宗藩土地的农民只交纳田赋，不再交纳地租①。这项政策称为"更明田"或"更名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占有关系。停止圈地也是调整土地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清军入关，随之而来的满蒙汉八旗人口如潮般涌入关内。为了解决这批人的生活，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道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内无主荒田，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的土地尽行允许东来的诸王、勋臣、兵丁圈占。次年冬，又颁布第二道圈地令，把河间府、滦州、遵化等府州的无主荒地圈占给八旗人丁耕种。顺治四年正月，颁布第三道圈地令，在直隶42　个府州县内进行大规模圈地。这三次圈地的规模都很大，"分亲王、郡王，以里计；分上三旗及正蓝旗，以数十里计，余四旗以顷计"②。圈地的范围也日益扩大，最初定为直隶的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后又扩大到直隶广平、大名以外的九府72　州县方圆2　千里的范围内。其后随着八旗的移防，圈地范围扩大到山东、山西及江南省的北部（今苏北、皖北）一带。圈地的对象也发生变化，由无主荒地扩大到有主良田。圈地令给北方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变为满洲贵族和八旗的农奴。第三次圈地令下达后，由圈地而引发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顺治四年中，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
　　②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牧场》。
　　清政府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圈地行为仍在继续进行。据统计，停圈令下达后圈占的土地占圈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一左右。康熙五年（1666　年）辅政大臣鳌拜发动了第四次圈地活动。镶黄旗人鳌拜企图把原多尔衮所属正白旗在永平府一带圈占的好地改拨镶黄旗，而另圈新地给正白旗。康熙八年，玄烨清除了鳌拜势力后下令停止圈地，并把当年圈占的土地退还给原主。并且宣布，今后永远不许圈地。从此之后，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才算终止，免使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
　　改革赋役制度　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国家承担两项义务，一是以自己的人身无偿地为政府服劳役。其后，这项劳役逐渐改为代役钱，即用货币顶替劳役，最后转化为丁口税，属人头税范围。为了保证人头税的征收，任何农民不许擅自迁徙和逃亡，违者有法律制裁。人头税实质上是政府用行政强制手段强迫农民依附于封建国家，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是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必须向国家交纳土地税，即田赋。明中叶以来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口税（役）纳入田亩税中征收，这一改革的方向是取消人头税。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未能完全实行，亦未能推广。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清政府实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将康熙五十年应交纳人头税（丁口银）的24621324　人为定额，将这些人应交纳的丁口银总数定为全国应征丁口银的总额，永远不变。以后不必再每年核实人口、年龄以确定征税人数和税额。这项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简化征收丁口银的手续，二是对新增加人口的优惠。但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意义在于缓解了国家对农村人口的人身强制，为实施明代创立的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康熙五十三年，有人建议将丁银摊入田粮内，即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将人口税与土地税合一，以州县为单位，每亩耕地应纳税的理论计算公式是：全县应交纳丁口税总额全县应纳田赋总额全县应交纳的田税总额全县应纳税田亩总数＋这项政策的实质是取消人头税，而将人头税的总额分摊到每亩土地中去，彻底改变数千年来"身有役、田有赋"的传统，变成身无役、田加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多而无田少田农民的经济负担。户部否决了这项建议。但是，由于"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的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存着可行性，四川和广东两省各自实行了这项办法。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帝正式颁布谕令，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项政策在全国基本推行，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行之数千年的人头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松弛，农村人口的迁徙流动不会造成户籍所在地税银的减少，因而人口的流动成为可能，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项政策带来的另一结果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其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从不足一亿增长到咸丰年间的四亿多，以人丁兴旺为标志的社会繁荣达到了顶点。
　　消除奴隶制残余　清朝入关前夕，满族社会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特点。满洲贵族及八旗旗丁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内奴和从事耕作的工奴。入关以后，奴隶制残余被带到华北和中原一带。圈地实行的地区，被圈占土地上的农民大量沦为旗地的农奴式的庄客，也有许多沦为家内奴仆。这些人失去了独立的户籍，被编入主人的附属户籍中，失去了独立的编户齐民的地位，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不甘心接受奴隶地位的人大量逃亡，仅顺治三年（1646　年）的几个月内便有数万奴隶逃亡，这些人被称为"逃人"。为了巩固奴隶制残余，顺治三年制定了"逃人法"，规定被抓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主人；收留逃人的人要处以死刑，家产全部没收，窝主同一甲的相邻九户和甲长、乡约各鞭一百，并处以流刑流放到边远地区。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关系的严酷的法律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不仅逃人身受其害，许多编户齐民甚至士大夫之家也往往被指为"窝主"而深受其害。因此，不断地有人建议废除逃人法，但却受到严厉的处罚。康熙年间，满洲贵族渐渐发现逃人法无补于社会，而放松了逃人法的贯彻，将窝主的死刑减为其他刑罚。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将专门追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并入刑部，逃人问题渐渐淡化。与此同时，清政府又调整了官庄旗地依附农奴的政策。康熙年间三次颁令准许旗下壮丁单独开户，使之成为独立的编户齐民。乾隆年间，两次颁布命令，准许旗下壮丁"出旗为民"，并准许出旗的壮丁购买土地，承认其独立拥有自己的经济，旗下壮丁的奴隶或农奴地位基本上得到摆脱，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雍正年间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消除原汉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残余。历史上遗留的奴隶制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奴隶，如乐户、惰户、丐户、疍户；另一类是种姓奴隶，如皖南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山西陕西的乐户相传是燕王朱棣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建文帝时誓死不归附朱棣的势力，朱棣成功后将他们编入教坊乐户，世代不许改业。浙江绍兴府的惰民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的部曲，因反对朱元璋被定惰民，世代承袭贱民户籍。惰户中还有南宋末年坚决反元的南宋将领的后裔，在元初被编入贱民户籍。与惰户身份相同的还有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广州珠江上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的疍民历来不许与平民为伍，不许上岸安家，受岸上居民歧视，不列入齐民户口。这类贱民只许在社会上从事贱业，供社会各阶层驱使而不许反抗的人。安徽的世仆和伴当其来源不可考，此姓世世代代受彼姓役使，彼姓可任意殴打甚至处死此姓，官府不予保护，承认彼户对此户的特权。按着法律规定，上述这些贱民不许改籍，不许隐瞒身份，世代不许改业，不许入官学读书，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做官，不许与良民通婚，良民与之通婚者也失去良民身份转为贱民。雍正元年（1723）四月，朝廷宣布山陕乐户削除贱籍转为良民；九月，解除浙江绍兴惰民贱籍；雍正五年，安徽伴当、世仆开豁为良；雍正七年，宣布疍户与齐民平等；雍正八年，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开豁为良。这些措施消灭了发达地区奴隶制的最后残余，是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是雍正帝推行的开明政策。
　　河道的治理　黄河的安澜历来是社会安定的重要标志：黄河不畅，国无宁日。黄河的安澜反映了君主的贤明，吏治的清正，财力的充盈，民心的安定。宋以前，黄河自是黄河。元以后，国都在北，江南物资全赖运河转输，黄河畅则运河通，治河与漕运息息相关。入清以来，黄河与淮河在下游合流，治黄、治淮、治漕合而为一，事关国脉。顺治十五年（1658　年），黄淮在山阳县（今安徽淮安）境内决口，康熙元年（1662　年），黄淮在原武县（今河南原武县境内）、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市）一带南北岸同时决口。康熙十六年（1677　年）黄淮入海口积淤，河水阻于陆，水流四溢，山阳、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今皆属江苏）7　州县汪洋一片，成为湖区，沟口一带的运河淤为平地，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俱受其害。玄烨任用治水名臣靳辅为河道总督全力治理黄淮。靳辅在幕僚陈潢的协助之下提出本标兼治的"束水攻沙"之法的综合治理方案，前后10　年，黄河水患有所缓和，但离根治，尚需时日。
　　康熙亲政之初，即闻黄河水患、运河受阻、南粮不能北运，颇为焦虑，他把治河、治漕当作大事写在宫中柱上，时刻提醒自己关注河患。统一台湾以后，由于国内战事平息，玄烨开始亲自关注治河工程。康熙二十三年，他第一次南巡至苏州而还，途中多次考察治河情况。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河道总督靳辅与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有严重分歧，玄烨暗中称赞于成龙的方案。其后，靳辅受到攻击被罢官。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开始实行自己的方案，但每每失败，不得不按靳辅的方案进行。玄烨六次南巡，有五次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察治水工程方面。每次视察，都亲临工地，有时甚至亲自测量，提出意见。回京之后，遍览古今治河典籍，研究治河方案。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他亲自设计和指挥了治理永定河的工程，积累了实际经验。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时已对治河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任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他畅论靳辅、于成龙治河方案的弱点，提出自己的方案。而张鹏翮在治河方面没有自己的看法，有关方案均出自康熙帝之手。按着新的方案，拆除一些水闸，导黄河入故道，减少河水往淮河下游的流量，再将黄淮下游的积水引导入海。这个方案是在靳辅方案基础上的改进。当初于成龙攻击靳"束水冲沙"方案，主张在淮河下游开挖河道，导积水入海，结果行不通。玄烨仍用靳辅"束水冲沙"之法，但却以引黄河归故道的方法，减少淮河受水量，使排水大于来水，比较快地收到效果。康熙四十六年（1707）玄烨第六次南巡，此时河道已得到基本整治，虽尚有未尽人意的地方，但河区人民生活基本安定，玄烨心中亦十分满足。这次南巡他高度赞扬靳辅，说他"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靳辅以后的治河大臣的治河方案虽略有变更，但基本按着靳辅的方案进行，即所谓"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夸赞其"有功于漕运民生至大且远"。由于康熙帝的精心治河，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以后的40　年间河道基本畅通，很少发生决口之事。
　　整肃吏治　吏治的整肃是社会安定的标志之一。康雍乾三朝君主都能牢牢把握用人大权，注重吏治的整肃。康熙朝，君主勤于政务，3　次亲征漠北，30　余次巡行塞外，6　次巡视江南，亲临治河工地，给臣子留下一个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康熙帝在用人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慎选官吏、褒奖清官、严惩贪赃。他对于地方官的选择尤为重视，认为地方官是直接统治百姓之官，贪赃无度则会激起民变。在地方官中，他首重督抚之选，认为督抚为各省地方官之首，廉洁与否，关系一方吏治清浊。新任督抚上任前都要受到他亲自接见，称为陛辞，他每次都要告诫他们爱养百姓。康熙帝的人才观十分明确，康熙二十年（1681　年）二月，他接见即将赴任广西巡抚郝浴时说"为外官者以爱养百姓、惩贪奖廉为最重要，务使德胜于才，始可称贵"。明确提出了"德胜于才"的用人思想。德与才的统一在于"惩贪奖廉"。为了奖廉，他多次令有关部门推举清官。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兗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在推举之中。第二次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令从知县知州中挑选一批清廉之士担任监察官员，清苑知县邵嗣尧、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麻城知县赵苍壁，这些人都是有相当廉洁声望的。由于康熙帝办事认真，这两次推举都不存在流于形式和以贪冒清的。康熙四十年（1701　年）又一次命内阁移文给有清廉官声的七八位督抚，让他们推举属下居官清廉的官员。他亲自表彰的清廉官员见之记载的有二三十位之多。他亲口赞扬永宁于成龙"今时清官第一"，彭鹏"居官清正、不爱民财"，张鹏翮"一介不取"等等。君主大事表彰清官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吏治导向。与扬善的同时，康熙帝还严惩贪官。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侍郎宜昌阿、巡抚金傐乘查抄三藩逆臣尚之信家产时，将部分财产归入私室，同时还有侵蚀兵饷、敲诈商人财产的行为。玄烨发现后立即予以严惩。康熙二十五年，惩办贪赃总督蔡毓荣。二十八年，惩办湖北巡抚张汧。道员王永祚分取赃物、道员祖泽清勒索民财等，都受到严厉处分。
　　雍正帝以勤政、俭朴自律、猛严治国著称，在位13　年，吏治整顿，官场相对而言极为清正。雍正帝是以勤政闻名的皇帝，他处理公务一丝不苟，讲求效率，雷厉风行。他审阅各衙门奏章、题本、大臣奏折从不假手他人。据估算，他在位13　年，平均每天阅读40　份奏章、题本，每年达14000　余件，13　年合计约19　万件。经他批示的奏折约在3　万件左右。从他阅读公文和批改奏折的数量来看，他真是一位日理万机的君主。他经常召见大臣谈话，据载，雍正五年（1727　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内他11　次接见大臣，每次三四个人，向他们了解情况。雍正帝身居九五之尊，有享不尽的富贵，但他却提倡节俭，爱惜社会财物。他主张移风易俗，反对用金银等贵重物殉葬，反对浮华的婚嫁，提倡节约粮食，少开烧锅少酿酒。他也能以身作则，用膳时，不丢弃一粒饭粒，还经常告诫大小臣工爱惜五谷。他严于律己，对大臣们的要求也极为严厉，小至签票不符、朝班不齐，大至吏治腐败、财政亏空等事无不严厉要求。在朝廷的各类大政中，他把用人当作最重要的事，"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他甚至认为用人比缉盗还重要，他曾说"治天下急务，首在用贤敷教，次者缉盗安良"①。在用人方面，他最重才能，不拘出身。他主张"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②。他所重用的田文镜、李卫都不是进士出身。田文镜出身于杂职，但他办事认真，遇事会想办法，老成干练，便不拘一格地将他升为巡抚。李卫是靠捐纳得官的，也因办事干练而升任巡抚。雍正帝还把他们治理州县的经验合刊成《钦定州县须知》颁发中外。他整顿吏治不是从个别贪官入手，而是把治贪与财政结合在一起。他深知，财政的亏空是与官吏的贪赃联系在一起的。他登基的第四天便发布上谕，指出财政亏空的严重性。接着发布谕旨，令户部传谕各总督、巡抚，限三年之内将本管财政稽查清楚，凡有亏空，必须如数补足，倘若限期内不完，从重治罪。他接连不断地发出谕令督催。谕令之急、催促之严，令封疆大吏们震惊。在雍正"猛严"的政令下，贪官为之震慑，仅一年多的时间，亏空基本补足。雍正帝还极力保护敢于严厉打击贪官的能臣。田文镜在山西、河南清理钱粮亏空时，整肃吏治，打击贪官。当有人弹劾田文镜的严苛时，雍正帝以"天下巡抚第一"来加以回护，甚至要把弹劾之人判处死刑，逼令他说田文镜好。雍正帝吏治的严明，使官场贪风大为敛迹，在位10　余年出现了少有的吏治清廉、财政充盈的局面。
　　乾隆帝弘历在吏治方面兼采康熙的"宽仁"和雍正的"猛严"，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所谓严，主要是对贪官污吏严。他把贪官污吏比做妨碍庄稼
　　①　《雍正朱批谕旨·范时绎》。
　　②　《雍正朱批谕旨·鄂尔泰》。
　　生长的杂草和残害生灵的鬼狼。乾隆十二年（1747　年）他一次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按常规判以"死缓"时说，判死缓不足以警告其他贪官。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四十七年，他连续处死犯贪污罪的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等高级官员。甚至皇贵妃高佳氏之弟、两淮盐政高恒因贪污也被处死。高佳氏请皇后出面说情，皇后授意其弟傅恒当面向乾隆帝求情，也被拒绝。乾隆帝直截了当地对傅恒说："即使皇后的兄弟犯法，也要严办"。态度之坚决，令国舅战栗失色。不过，在乾隆帝严厉肃贪之时，当时最大的贪官和珅却因善于投其所好而免受处罚，留下了祸根，致使肃贪工作未能进行到底。至乾隆晚年甚至出现贪风日盛的局面。
　　5．经济的繁荣顺治年间到康熙中期的40　年间，是清代社会由动荡恢复为稳定的时期，也是经济由残破恢复常态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经济的繁荣也是构成康雍乾盛世的主要内容之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明万历八年（1580　年）全国耕地面积为7　亿亩，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恢复到五亿五千万亩，尚未达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康雍乾时期，耕地面积逐年扩大。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等资料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耕地面积恢复到6　亿亩，雍正二年（1724　年）耕地面积恢复到七亿二千万亩，超过了万历八年的水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达到七亿八千万亩。另据《清实录》的资料进行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耕地面积为五亿九千万亩，雍正二年（1724　年）为八亿九千万亩。据专家分析，这个数"比较可信"①。也就是说，到雍正年间耕地面积大约比明万历八年增加近2　亿亩，增长幅度为28．57％。
　　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还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新作物的引进。清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同前代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但农业生产技术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双季稻在长江以南亚热带地区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以来江南一年两收制主要是水稻与小麦的双季生产，水稻亩产在肥田沃土地带约为四石五斗左右，小麦亩产为五斗至一石。双季稻取代小麦，肥田沃土地带亩产总计可达六石五斗左右，亩产量提高18-20％。同时，高产作物水稻向北方推广。明万历年间京津地区曾试种水稻，收效不大。康熙年间，水稻种植在京西玉泉山一带、天津府宝坻县、丰润县一带试植成功，为水稻在北方的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雍正五年（1727　年），天津地区的水稻获得大丰收，从根本上改变了京津一带粮食品种结构。一些新作物的引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蕃薯是明末从南洋引进到福建的新作物品种，具有耐旱、高产、生产周期短、适合瘠贫土地生长的特点。清代蕃薯在全国广泛推广，对于提高瘠贫地区粮食单产起到重要作用。与蕃薯推广的同时，玉米的引进也获得成功并得到推广。玉米
　　①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25　页。
　　的特点是耐寒、高产、适合薄田生长，清代玉米在长城以北的推广，使北方高寒地区有了耐寒高产作物，对于塞北土地开发和移民的涌入创造了物质条件。由于玉米的引进，南方山区也有了可供山区耕作高产作物，促进了山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除粮食作物之外，桑、棉、麻、茶、靛、蔗、烟7　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发展。其中桑、棉、麻3　类作物是农本经济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扶植。明初朱元璋规划的农家经济模式是，每一农户种田若干，种桑、棉、麻若干，形成以家庭为单位各类基本生活资料无所不产的模式。他提倡的种植桑、棉、麻不过是加强农家的经济自给性。清代桑、棉、麻的生产则出现了高度商品化的特点。江南地区的桑蚕举世闻名，形成以杭州、嘉兴、湖州为中心的包括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各府在内的江南八府桑蚕饲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桑基鱼塘的立体经营模式，桑蚕业的发展引人注目。此外，在北方和西南地区柞蚕饲养成功，特别是贵州北部地区的柞蚕业与四川盆地的桑蚕业互相促进，形成西南地区的蚕丝业中心。棉花的种植更是遍布黄河上下、大江两岸、湖湘闽广，形成了以松江府为中心的东南产棉区，直隶、山东、河南的北方产棉区，湖北、湖南、江西的中南部产棉区，闽广的南方产棉区。麻的主要品种是苎麻，它作为苎布的生产原料深受市场欢迎。集中产地分布在湖南、江西、粤北、闽西一带山区丘陵地带。茶、靛、蔗、烟4　大作物从其兴起之日就具有浓厚的商品特点。清代取消茶的专卖、茶叶种植和采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产区是福建武夷山，浙江、苏南、豫南、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都有名品出产，产量亦不少。靛蓝作为染料是随着棉布商品化而广泛出现的商品。从直隶（今河北）到两广，从江浙到川贵，可以说无地无之，而集中的产区则在靠近棉布产区的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一带，有些地方出现连片的靛草种植。收获之后，稍事加工成靛，即变成远销的商品。蔗作为制糖原料分布在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浙江、台湾一带，而以四川、广东、台湾为集中产区。烟草是明代引进清代推广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其大面积种植始于福建，闽西的永定是最早的烟草种植基地，其后向湖南、江西发展，湖南的衡阳、江西的玉山都是重要产烟区，乾隆年间更推广到全国，北起黑龙江，南至钦州湾，东起江浙沿海，西至云贵川陇，许多农民甚至弃五谷而种烟草、改良田为烟地。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吸引了大量商业资本下乡收购，农民得到货币的数量显著增长，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许多地区购销两旺、小墟集发展为大市镇，大市镇发展为工商业中心。
　　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康熙初年废除班匠制度，手工业匠人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基本解除，政府允许原来列入"匠籍"的手工业匠人自行开业，促进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清代手工业出现多方位的变化。
　　首先是传统农家手工业的发展。丝织和棉织是传统的农家手工业。由于清代停止向农户征收绢帛、绸锻和棉布，农村的丝织业和棉织迅速向商品化发展。棉布生产遍布产棉区，许多地区家庭主要劳动力（男子）取代辅助劳动力（妇孺）从事棉织业，棉织业由家庭副业变为家庭主业，在全国形成百余个棉织业中心，生产的棉布以全国为市场。丝织业的发展水平高于棉纺织业，在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独立手工业丝织作坊，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大机坊，采用雇工织绸和坊外机户领料加工的两种形式，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有的还形成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有向市镇集中的趋势。其次是以资源为条件的后起的农村手工业，如制糖业和造纸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制糖以甘蔗为原料，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甘蔗收获后，有资本之人在农村就地设厂雇工制造，四川、广东、台湾都广泛采用这种形式生产蔗糖。造纸业以嫩竹为原料，春天取料，超过季节长成壮竹便不能造纸，所以春季有财力的人拼买竹山，雇工采伐，沤竹成浆，铺浆为纸，也都有相当的规模。闽、浙、赣、皖山区盛产嫩竹的地方都成为造纸业的基地，江西的玉山、浙江的龙游往往有富商大贾进山买竹，设厂造纸。第三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金、银、铜、铁、锡、漆器的制造加工为主。广东铸铁业、安徽芜湖的煅铁业、浙江杭州的锡泊加工业都有一定的规模和广泛的市场。尤其是佛山的铁丝线产品系全国独一份的优质产品，畅销全国和海外。第四是原来由官府垄断清代允许民营的手工业行业得到迅速发展。比较著名的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制业，民窑的发展十分瞩目，乾隆时景德镇已发展成为烟火十万家的以瓷器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市镇。四川自贡井盐业的民营盐业吸收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进行井盐生产，生产规模远远超过官营井盐。第五是矿业，银矿、铜矿、锌矿是历来禁止民营的矿业，清代在官府控制下准许民营，在铜、铅、银矿产地比较集中的西南地区民营矿业的发展常常聚集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各类从业人员和寻机出卖劳动力的流民。铁矿和煤矿业是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的矿业，康雍乾时期继续发展。其他产品零星的手工业行业的作坊分布在城乡市镇。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清以前的大商业资本主要集中在盐业。清代前期，米业、烟业、丝绸业、棉布业、茶业、药材业、糖业、矿业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聚积已使盐业商业资本大为逊色。明代山西商帮统治北中国商业、徽州商帮统治南中国商业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直隶帮、山东帮、浙江帮、福建帮、广东帮、四川帮、江西帮商人足迹遍全国。这些商帮以经营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为主，形成的非垄断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徽帮、晋帮盐业资本的垄断利润，某些商帮商业资本的数量超过千万两已不是罕见的。
　　由于商业资本的活动，清代商业流通网已扩大到东北黑龙江流域，西北天山、阿尔泰山一带，西南的前后藏地区，北方达中俄（今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一带。在边远地区形成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如吉林的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黑龙江的卜奎（齐齐哈尔），外蒙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新疆的乌鲁木齐，西藏的拉萨、察木多（昌都）、日喀则，云南的腾越，广西的百色。康熙中叶对内解除海禁以来，沿海港口兴起为商业贸易中心。辽东的营口，直隶的天津，山东的烟台、胶州（今山东青岛），江苏的赣榆（今属连云港地区）、上海，浙江的乍浦、宁波，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台湾（今台湾省台南市），广东的潮州、广州、海口等重要港口都是在康雍乾时期发展起来的。沿边和沿海贸易中心的出现，形成了一个内环中国的商业贸易圈。在次边远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商品集散市场，充当内地到边疆的贸易中转基地，如湘西的洪江镇、大佣所，云南的昭通，川西的打箭炉、松番，青海的玉树，新疆的哈密，甘肃的西宁府丹噶尔厅、宁夏府的石咀山，内蒙的包头、归绥（即归化和绥远西城，在今呼和浩特市），直隶北部的张家口等。这些沿边、沿海、次边远地区的贸易中心同以长江为中轴的横向商业交通干线和以运河、富春江、赣江、北江（珠江水系）为中轴纵向商业交通干线相勾连，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商品流通网，促进着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在全国商业网的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工商业都会，京师北京、直隶天津、山东济宁、江苏江宁（南京）、苏州、扬州、上海、浙江杭州、广东佛山、广州、四川重庆、成都、山西太原、河南开封，湖北汉口都是全国的著名商业都会。这些商业都会的人口大多超过10　万，占地面积大，既是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又是巨大的商品消费中心，同时聚集着门类齐全的手工业行业和商业服务设施。有一些大都会还有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江宁的丝织业、佛山的制铁业，汉口的茶品加工业等等。
　　康雍乾时期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历代王朝，各地各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更为明显。但从总体上看，经济繁荣区的范围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四、社会矛盾的激与清王朝的衰落（一）封建剥削加剧与统治阶级的腐化1．封建剥削的加剧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是一个崩溃的破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又因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100　多年的发展，清朝已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出现了一个繁荣的鼎盛局面。然而，在这鼎盛局面的背后，社会矛盾却在日趋激化和发展。
　　土地集中和兼并极为严重。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掠取土地。康熙时，北方7　省土地已多归缙绅豪富之家，有土地的农民只占十分之三四，其余均沦为佃农。江南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更堪称全国之首。大学士徐乾学在家乡昆山县竟占四千余顷。当地有一句谚语："百年田地转三家"，乾隆时已变为"十年之间，已易数主"，充分说明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乾嘉之际，地主占有土地的数目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军机大臣和珅占地8　千顷，直隶怀柔县一个郝姓大地主占有万顷膏腴之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那彦成，仅在直隶易州一地就占有土地26　顷28　亩。许多封疆大吏、藩臬守令在任期间，都将搜括的钱财，在家乡增产置地。另外，许多商人、高利贷者也凭藉自己手中的大量货币，大放高利贷，以重利盘剥的方式掠取土地。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富户手中，地价随之不断上涨。清初，一亩地不过数钱银子，康熙时已增至数两，乾隆时有的高达20　余两。这就必然造成大批农民无以为生，流离失所，或逃亡他乡。
　　地租高昂和高利贷苛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大部分沦为佃户和佣工，于是地主、富户便乘机提高地租率。到乾隆、嘉庆时期，佃户一般都要将收获物的一半交给地主、富户。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破产后，大都需租借耕具和籽种，以致要将全年收获物的2／3（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4）交给地主、富户。广大农民"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虽获丰收，仅足偿欠"，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①一般佃农在生活上毫无保障，丰年尚不足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则不得不忍受"驴打滚"的高利贷盘剥。有许多地区的地主、高利贷者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出一年，利竟远远地超过了本钱。这样就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
　　差徭繁重。广大农民还要受到清廷和地方政府的徭役、土贡等名目繁多的剥削。例如，京畿和直隶的差徭，向来有大差和杂差两项，一概摊派于民。从表面上看，有按牛驴派的，有按村庄派的，有按牌甲户口派的，也有按地亩派的。但由于地主阶级可以用隐匿土地或其他办法逃避摊派转嫁于农民，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就不能不承担起繁重的差徭。据史载，当时有10　亩土地
　　①　雅尔图：《心政录》卷二。
　　的农民，一年所交的差钱就比正赋多出十倍。如此沉重的差钱，只能逼迫贫苦农民卖田宅及其妻、子，必然使阶级矛盾日渐加深。
　　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水旱、冰雹、风沙、蝗虫之害都是经年长见的现象。当清廷处在上升至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发展生产和救荒赈灾等有效措施，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也相对安稳；但当吏治腐败、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时，自然灾害在人为的作用下就愈益加重，人民生活也会更加困苦。这样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嘉庆六年（1801　年），北京大雨连绵，永定河水急剧涨发，直隶所属各州县民田、庐舍多半被淹。嘉庆帝虽再三下谕旨赈济灾民，而地方官却阳奉阴违，乘机贪污，或侵肥入己，或假手吏胥，从中冒滥，各地饥民领赈者不过十之三四。朝廷每发赈品一次，胥役就利用下乡登名造册之机大索钱文。农民如无处挪借，只得束手待毙；能挪借者，又遭到胥役的百般刁难。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屡屡饿死沟壑。
　　人口急剧增长，耕地不足，人民食不饱腹。乾隆时期，随着社会承平日久，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人口也急剧增长。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以后，人口只有7000　万；乾隆初年，人口增长到1　亿4　千万；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达到3　亿。一方面人口剧增，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致使米价上涨幅度越来越大。例如，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前，每升米仅值7　文，雍正和乾隆初期也不过10　余文，到乾隆五十七年当地大旱时竟增至60　文，几十年间米价竟上涨了六七倍之多。米价的急剧上涨，给地主、商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反过来更加促使贫苦人民食不饱腹，有些人甚至以野菜、树皮、观音土聊且充饥。
　　总之，乾隆中叶以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激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贫苦人民备尝了艰辛、苦难，失业农民流离失所，饥民遍地，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2．统治阶级的愈益腐败乾隆中叶以前，清朝统治已达康乾盛世的顶峰；中叶以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奢侈腐化、巧取豪夺普遍成风。在这种形势之下，作为清朝鼎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不是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是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历史上有名的"乾隆南巡"就是确证。
　　乾隆南巡，就是指乾隆帝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止，先后6　次南下江浙的活动。南巡中，除皇太后、皇后和妃嫔外，还有王公大臣及扈从官兵，总计2500　余人，可谓一支浩浩大军。行军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数百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则用船1000　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蔚为壮观。6　次南巡，耗资惊人。有人估算，除去御驾扈从官兵和地方官吏乘机敲榨勒索的难以计数外，6　次南巡的各项花费总数达2000　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乾隆帝还大肆兴修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28　景，乾隆初扩建为40　景。乾隆十四年，为其母60　寿辰，又修建了清漪园（颐和园前身）。这一工程历时15　年，耗银近450　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在康熙时只有36　景，乾隆时扩充一倍，成为72　景。承德外八庙宏伟的寺庙群中，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3　万两之多。
　　乾隆帝除了自己享乐，还"事太后孝，以天下养"①。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太后60、70、80　寿辰时，清廷举行的喜庆盛典活动一次比一次隆重、热烈，不仅向太后进献大量的金银珠宝、诗文书画、币帛花果等，而且在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的十余里大路上张灯结彩，搭起一座座楼阁，楼内以色绢堆成山岳，用锡箔铺成波涛。每隔一段距离还要设一戏台，内备四方之乐，不时敲打弹奏，游者如入蓬莱仙境。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高宗和皇室挥霍掉了。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和锦衣玉食般的生活，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向奢转化，王公大臣、官僚地主、八旗子弟，奢侈淫糜，挥金如土，腐化日深。与此同时，贪污成风。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招权纳贿，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以官学生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后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深得乾隆帝宠信，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位极人臣，掌握着清廷的内外大权，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二皇帝"。政治上，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曾经行文各省，令凡有奏折先将副本呈交军机处，然后上闻。他还控制官吏铨选大权，任人唯亲，遍置私党，对于不附己者，就在乾隆帝面前进谗言陷害。经济上，和珅为乾隆帝无休止的奢华聚敛钱财。正如著名史学专家邓之诚教授所说：乾隆帝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悉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而州县官又索之于广大劳动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索贿网，最终受害的则是下层群众，而和珅却依靠乾隆帝的倚重、信任，为自己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在乾隆帝和和珅的纵容之下，朝野内外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更趋弥漫。有的史家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连一向号称"清苦"的六部大员，也在挖空心思寻找贪污门路，于是吏部公开收受贿赂，户部吃"平余"（即除赋税和正项钱粮外，另立名目加征的部分），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利用兴建工程渔利，礼部在科举考试时容情受贿。乾隆帝虽然把贪官污吏比同于恶棍奸民，严惩不贷，但各地揭露出来的贪污大案、要案迭出不穷。乾隆时期，在督抚、布政使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黩案中，一次抄没的财产即达数十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冒赈灾银两一案中，除他本人外，因贪赃2　万两银以上而被处死的官吏共达22　人。这种贪污案的屡禁不止，就因为乾隆帝与和珅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源。难怪有人评论说，乾隆帝名为惩贪，而实为纵贪。
　　嘉庆四年（1799　年）正月，乾隆帝去世，子嘉庆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权相和珅革职逮捕，并赐死狱中。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用人大权皆归嘉庆帝，皇权从此得到加强。此后，嘉庆帝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从各方面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安定民心，表现出一个中年帝王的睿智。但是，乾隆帝留下的内创累累的衰败局面已积重难返，将倾之大厦已无法扶正。吏
　　①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
　　治的腐败和地主阶级的奢糜有增无已。嘉庆元年至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勾结州县官吏侵盗白银达31　万余两之多，成为轰动朝野上下的著名案件。嘉庆一朝，皇帝"蠲免恩施"史不绝书，但事实上，嘉庆帝自己也觉察到，这种"恩施"的结果，只填满贪官污吏的腰包，百姓未沾一丝一毫的实惠。清代，官吏的俸银都不高，办公费用短缺，因此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时，都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叫做"陋规"，这是在合法名义之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衙门，都是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基地。嘉庆帝亲政之初，就指出河工耗银数千万两中，已有一部分被各级官吏侵冒。嘉庆二十五年九月，道光帝即位不久即发布清查陋规的谕旨，作为自己锐意整顿吏治、进行改革的第一步。不料，谕旨一下，就引起了整个统治集团的轩然大波。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有的甚至公开叫嚷：陋规并不是一条立法所能限制住的。于是，道光帝向反对派让了步，收回谕旨，奖赏反对清查陋规的官吏，罢免了最初提此建议的军机大臣英和。一场改革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这充分地反映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人对此均已无回天之力了。
　　清廷的财政也日益支绌。顺治时，由于清廷连年进行民族征服战争，财政经常入不敷出。顺治八年三月，银库仅存银20　万两，连付当时官吏的俸银都不够。康熙亲政后，战乱逐渐停息，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恢复，库存银急剧增长。康熙六年（1667　年），库存银只有2488000　余两，五十八年（1719年）已达4700　万余两；雍正八年（1730　年）又增长为6200　万余两；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更达7600　万余两①。但此后由于清廷连年穷兵黩武式的征伐，以及皇室的铺张浪费、官吏的竞相贪污、河工和漕运等巨额耗资，库存渐告匮竭。嘉庆末年，已"实有入不敷出之势"①。于是，统治者采取了各种补救办法，捐纳即为其一。
　　捐纳，就是用钱买官，始于康熙平定三藩时。不过，当时捐官的人数、钱数均很少。从雍正朝始，捐纳成为户部每年正常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嘉庆、道光两朝，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愈来愈严重，清廷更靠捐纳弥补财政不足。于是，官场上到处充斥着以钱买官之人，仕途拥塞不堪。他们到任后，首先想到和要做的便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买官的钱捞回来，然后，再赚取更多的钱财。这种贪黩肥私的行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一是使官场贪黩之风更盛，吏治更趋败坏；二是官吏的聚敛财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更趋拮据；三是官吏的横征巧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八旗兵和绿营兵日渐丧失战斗力。清朝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八旗兵是清政权的支柱。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为巩固政权，竭力使八旗旗人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但历史事实却与他们的愿望相违：由于八旗旗人获得了种种特权，其子弟受到了严重腐蚀，由他们组成的八旗军队也很快腐败起来。八旗兵在衣着方面竞相攀比，谁也不肯落于人后，又往往"耽于口腹"，每月饷银一到手，争相去买酒肉，以图一醉方休。饷银花完后，又将支领的官米，贱价卖给米铺，"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
　　①　《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见《历史档案》1984　年第4　期。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
　　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②，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又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久而久之，娴长骑射的民族特技就逐渐丧失了，八旗军队的质量日趋恶劣，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三藩叛乱时，吴三桂就说过："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①事实也正是这样。康熙十六年，清安亲王岳乐在浏阳将吴军围困，连观战的吴三桂都以为吴军要全军覆没，然而瞬间风云突变，清军刚一交战即纷纷溃败，吴军冲锋向前，如入无人之境，大获全胜而归。这一仗充分暴露了八旗军队的腐败衰弱。
　　清代中叶，随着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恶性发展，八旗兵和绿营兵更趋腐败。八旗和绿营的将领串通地方官争相贪污受贿，过酒肉笙歌的享乐生活，兵士养尊处优，久不操练，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结果，号称精锐的八旗兵竟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十四年（1809　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进行了考核，结果27000　名士兵之中，列为头等的仅有60　名。如此腐败的军队虽不能打仗，但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拐卖妇女儿童上却变本加厉。由此可见，八旗兵和绿营兵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促使清朝武备空虚，并逐渐丧失了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
　　②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040　页。
　　（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1．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清代的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活跃和发展起来了。自京师以至穷乡僻壤，均有它们活动的痕迹。它们中的许多教派，还与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严重地威胁着封建统治。
　　白莲教系统的民间宗教　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高宗时的茅子元。白莲教创立后，尽管它只是一个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的一般宗教组织，但在当时社会动乱不宁的情况下，依然为统治阶级所取缔。元代，它一度成为合法宗教，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持。自明初始，由于太祖朱元璋的严厉诏禁和镇压，白莲教才真正地成为一个民间秘密宗教了①。明末清初以来，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白莲教在各地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兵士、流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逐渐形成了许多支派：罗教、红阳教、八卦教、黄天教、清茶门教、圆顿教等等。它们后来也各自繁衍成一些教派。现在从档案、史书、奏议、文集和地方志中查到的清代民间教派，名目已有100　余种，但这远远不是其全貌。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真正打着"白莲教"旗号的教派已不多见；另外，由于许多民族宗教教派都有反映自己思想信仰的宝卷问世，这就为其它教派的吸收、抄袭创造了条件，从而促使了各教派间的日趋混合。
　　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思想信仰，基本上是由儒、佛、道三家思想所组成，其中，孔孟儒家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三纲五常、特别是朋友之伦常、信义的标榜，都为民间宗教所强调和崇奉。也正是这样，它的思想信仰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它的宗教说教既浅薄而又荒诞不经。但仔细分析，其粗陋的俗言俚语中却又隐藏着下层劳动群众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精华。
　　清代民间宗教思想信仰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龙华三会说（或三阳说）。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都认为，宇宙自开创始至结束止，必须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或称青阳、红阳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龙华初会（也称青阳）由燃灯佛掌管，每年只有6　个月，每日有6　个时辰；龙华二会（也称红阳）由释迦佛掌管，每年有12　个月，每日有12　个时辰；龙华二会末期，劫灾将到，世人都会遭殃，于是弥勒佛下凡，拯救人世，所以三会（又称白阳）时由弥勒佛掌管，每年18　个月，每日18　个时辰。这种不同时期掌权者的更换和年月日的改变，反映了民间宗教改天换地的意图和愿望。
　　把无生老母尊为救世主、人类的救星。民间宗教认为，宇宙最初只是由一股混沌气组成的，无天地，无日月，无人物，犹如一个真空。后来，从真空中化成无生老母来。她不仅是一个创世主、人类的祖先，而且又是一个救世主、人类的大救星，她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地位。每当人世间的儿女受尽种种苦难时，无生老母都会派太上老君、佛祖、佛母等驾驶法船、金船去接他们，以便一同返回天宫，相伴她永享幸福和安乐。把无生老母当作人类的救
　　①　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二辑。
　　星，显然是对封建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皇权的挑战。
　　在清代，每当阶级矛盾尖锐、激化时，一些对现存封建统治极为不满的教首，适应广大下层群众迫切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利用上述思想信仰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以进行反清武装起义。我们看到，从乾隆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六七十年间，白莲教系统的一些教派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使白莲教当之无愧地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
　　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　天地会大约创立于顺治、康熙之际。顺治初年，广东花山、阳平等地的农民军有"都"、"公王"和"总"的称号，内部编制也相当严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知吉凶"的方式："昧旦以浓茶为献，视茶路以知吉凶。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否则内向。"所有这些，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所说："已开了天地会的风气。"①当然，"开了天地会的风气"，并不等于天地会已经创立，但至少说明天地会已在酝酿之中。顺治后期，虽然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已经败亡，但许多有识之士和农民军余部并没有放弃斗争，"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②这里尽管还是没有提及天地会的创立问题，不过"纠众盟誓"已与天地会徒众入会的形式--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相吻合的了。还须值得说明的是，第一，由于代远年湮，顺康时期的档案损失严重，天地会案卷很可能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在顺康时期，我们始终见不到"天地会"的字样出现；第二，天地会创立伊始，保密性极强，这就使人们轻易不能发现它。没有发现的事不等于不存在，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了。
　　那么，天地会到底创立于哪一年呢？天地会内部流传的一首诗很值得注意。该诗说："木阳城内兵马动，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反转山河定太平。"③这首诗中的"太子十三来结义"似乎为天地会创立的时间做了注解。
　　众所周知，农民军"联明抗清"失败后，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也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一些反清志士由于憎恨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依然眷恋明朝，把明思宗的儿子朱三太子作为一面反清的旗帜。顺康之际，朱三太子事件层出不穷。康熙十三年（1674　年），吴三桂、耿精忠等三藩叛乱，给一些不明真相的下层群众、地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重新点燃了"反清复明"的希望之火，于是大江南北纷纷举起反清起义，有的公开打出朱三太子旗号，歃血盟誓。"太子十三来结义"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天地会的创立时间，确应在顺康之际，最迟不应晚于康熙十三年。
　　上首诗中"木立斗世六十年"、"反转山河定太平"二句，反映了天地会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天地会内部流传有"木立斗世清该绝"的诗句，有些学者认为"木立斗世"为十八、六十一、十三、三十二的分写，预示着清朝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十二年灭亡。这种解释与天地会的实质是吻合的。
　　天地会在乾隆时期及其后，为避免被清廷破获和受到严厉镇压，不断更改和变换名称，如添弟会、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洪莲会等。乾嘉时期，
　　①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272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③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五卷。
　　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社也组织了一些反清起义，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的台湾林爽文起义、嘉庆七年（1802　年）广东博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八年江西广昌等地的天地会起义等。其中，除了林爽文起义外，规模、影响都很小，其作用远远比不上白莲教系统的反清起义。直至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反清起义中的作用才越来越大。
　　2．乾隆时期的反清起义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逐渐走向下坡路。这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中国大地到处兴起反清的烽烟。
　　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　清水教是八卦教支派震卦教的易名。乾隆中叶，八卦教震卦教主王中为使本教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余地，将震卦教易名为清水教。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山东寿张县因灾歉收，而地方官却横征暴敛，激起当地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清水教徒王伦在当年八月末发动群众，举行反清起义。几天功夫，队伍达到2　千余人，一举攻克寿张县城，杀死知县，乘胜攻占阳谷、堂邑。起义军所到之处，都没收地主、富户的财物分给贫民，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九月中，起义军击败了清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攻占了山东西北部大运河畔的临清旧城。由于临清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清廷控扼漕运的要地，所以它的失守引起统治者的极度震惊。乾隆帝立即命大学士舒赫德等人率健锐、火器营千余人前往镇压。王伦率领的起义军出城迎敌，因敌众我寡而败回。九月下旬，他们利用城内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抗击清军，直至最后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为时短暂，但却是此后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的序幕，为清朝统治走下坡路，发出了第一个信号。
　　甘肃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甘肃循化（今属青海）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三年后又爆发了由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这两次反清武装起义由两族内部新老教派纷争引起，而清统治者采取扶植老教、镇压新教的策略，激起了两族人民的反抗。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苏四十三率众起义，自称"回王"，在回民的支援下，一直攻到了兰州城下。不久，清西宁将军伍弥泰等率援兵赶到，起义军人少力薄，撤离兰州，退守兰州30　里的华林山一带。
　　五月中，清廷派军机大臣和珅率兵围剿，为起义军所败。乾隆帝再派阿桂率火器营兵增援，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华林山寨被攻破，苏四十三和起义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无一降者。
　　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清廷对撒拉族和回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终于在乾隆四十九年激起了以田五为首的回民起义。
　　当年四月中旬，田五率新教徒举行反清起义，先后进攻靖远、会宁，因力量薄弱而未能占据二城，田五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田五牺牲后，其部下联合通渭的回民攻克了该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千余人前往镇压，妄图一举夺回通渭，不料在行军途中陷入起义军的包围圈中，导致全军覆没。乾隆帝得报，急令福康安和阿桂等人调集重兵，前去围剿。起义军力不能支，全部退守通渭北60　里的起义据点石峰堡。六月底，清军将石峰堡团团围困，并切断了起义军的水源。时当三伏天，七日无雨，起义军口渴难忍，被迫突围而逃，清军四面截杀，无一幸免。至此，田五起义也失败了。
　　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台湾爆发了由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大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从内地到台湾的贪官污吏对当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残暴搜刮。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因"家道贫难"①，随父母兄弟迁至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以种田赶车度日。乾隆四十八年，他加入了天地会。五十一年八月，林爽文在当地吸收贫民入会，大力发展天地会组织。他在会内被称为"大哥"，会员以兄弟相称。天地会势力的大增，引起了彰化地方官吏的极度不安，知县俞峻等率兵抓捕林爽文。于是，林爽文与同伴在各庄招集天地会员举行起义。十一月底，他们攻陷了彰化县城，杀死文武各官。十二月，林爽文又率起义军攻占台湾南路的要冲诸罗县城，并围攻台湾府城，但因清军防守严密而未能攻克。不久，起义军也被迫放弃了诸罗县城。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起义军在大里杙建造土城，设立帅府，公推林爽文为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并再次围攻诸罗县城，将闽浙总督常青困在台湾府城内。当时，整个台湾岛上，起义军声势浩大，南北两路起义军处处相联，而清军各守一方，无法联络。但是，各路起义军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和作战计划，加之缺乏战阵训练，战斗力不强，因而始终不能攻克诸罗县城和台湾府城。
　　九月下旬，清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率增援部队抵达台湾。接着，他指挥清军进攻围困诸罗的起义军，林爽文亲自率领起义军迎战，但寡不敌众，被迫撤离诸罗，退守大里杙。清军在后穷追不舍，林爽文立脚不住，携带家眷一直跑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之中，隐藏了起来。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七，林爽文被搜山的清军俘获，后解送北京，在菜市口凌迟处死。至此，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在坚持了一年零三个多月后终于失败了。
　　湖南贵州苗民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末，湖南、贵州接壤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是清代苗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反抗斗争。这次起义是苗民为了反对汉族地主阶级掠夺土地和高利盘剥而发动的。
　　乾隆五十九年末，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民石柳邓、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苗民石三保、凤凰厅（今凤凰县）吴陇登和吴半生、乾州吴八月等人秘密集会，约定次年正月各地同时举行反清起义。不料起义消息泄露，形势日趋紧张，石柳邓等率众提前起义，围攻松桃等地，各地苗民纷纷响应，霎时间起义军声势浩大。
　　乾隆六十年（1795　年）正月，石柳邓率起义军围攻铜仁府几个清军重要据点。清廷急令云贵总督福康安率军前往镇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军采用飘忽不定的灵活战术，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和走山地如履平地的优势，分兵伏击，屡创清军。
　　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福康安决定兵分三路，全力围剿石柳邓率领的起义军。石柳邓等主动撤退至湖南西部，与石三保等会师。八月，起义军在乾州建立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推举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等为将军。这时，福康安感到，单纯的军事进攻已不可能将起义镇压下去。于是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四），第435　页。又采取了招抚的办法，以金钱和官爵收买了起义军首领吴陇登，先后诱擒了吴八月和石三保，使这次起义遭到重大损失。
　　嘉庆元年（1796　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清廷迫于当时的形势，假意与苗民言和，却集中力量围剿石柳邓。十二月，石柳邓在一次战斗中头部受重伤，不幸牺牲。但起义军依然未向清廷屈服，继续坚持反抗斗争。清廷转而在苗民居住区大量建造碉堡，设立关卡，召募乡勇，一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　年）才最终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3．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乾隆时期，人民的反清起义中，除了王伦起义对清朝腹地略有威胁外，其余的都在边远地区，对清廷构不上"肘腋之患"。而嘉庆时期的反清起义，除了在边远地区外，更扩展到清廷的心脏北京。这说明阶级斗争比以前更为尖锐激烈，清朝的衰败统治已日落西山，再也无法挽回了。
　　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　嘉庆元年，四川、湖北、陕西地区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红阳教大起义，这是鸦片战争前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红阳教的两个支派，即以刘之协为代表的混元教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以宋之清为代表的收元教则是起义的组织、发动者①，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红阳教徒。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在川楚一带活动的收元教首宋之清、齐林等被清廷查获。接着，清廷地方官吏大肆搜捕红阳教徒，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许多农民弃田逃走，盐户也纷纷失业。六十年冬天，刘之协、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红阳教主要教首在湖北襄阳聚会，提出了"官逼民反"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次年三月初十同时举行反清起义，并派人分赴各地准备。这时，在湖北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另一头目被捕，于嘉庆元年正月提前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　万余人。各地纷纷响应，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同年三月，王聪儿、姚之富、樊人杰、张汉潮等率众在襄阳黄龙垱举行武装起义，进攻襄阳、枣阳，起义军人数很快发展到5　万人。四川、陕西两省的高均德、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王廷诏、苟文明等人也率众响应，一时反清起义风起云涌。清廷调兵遣将，派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曹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但起义军很快蔓延到河南、湖北、四川三省。嘉庆二年，王聪儿、姚之富等出河南，攻入陕西。三年，他们回至郧西，为清军所困，跳崖自杀，其余部即与川东起义军结合，继续在各地顽强作战。同一年，川东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清军诱擒至京处死，其他一些首领也先后牺牲。但起义军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沉，往往一个首领牺牲，又涌现出另一个领导人，此伏彼起，领导广大教徒和农民继续斗争。
　　嘉庆五年，起义军过涪江、嘉陵江，袭击川西，成都震动。嘉庆帝得报大怒，痛骂四川总督魁伦无能，赐其死。另一支起义军穿过岷山草原，转战甘肃秦州、岷州。清廷见起义军"愈剿愈炽"，而官军又屡被击败。于是，一面以大量金钱为诱饵，招募乡勇，驱之为先锋，一面又采取"坚壁清野"、"筑塞团练"之法，尽驱乡民入塞，断绝起义军的粮饷接济。在激烈的战斗
　　①　参见许曾重等《刘之协在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张汉潮、高均德等壮烈牺牲。冉天元与徐天德、王登廷等会聚四川，后被清军包围于苍溪，双方开始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决战，结果起义军大胜，歼毙清军副将以下军官20　余名。冉天元联合各路起义军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将主力集中于江油县的马蹄岗，准备用伏击战术全歼德楞泰率领的清军。德楞泰仅率数十亲兵据守山颠，以为必死，可惜当冉天元率众登山即将活捉德楞泰的时候，冉天元因乘马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起义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转胜为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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