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还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怀疚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塾，蔡元培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学，以及南京的旅宁第一女学，常州的争存女子学堂，广东的移风女学校等。这一时期的女学，多集中在经济、文化和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且多以私人办学为主。因为壬寅学制没有纳入女子教育，这一时期的女学尚缺乏统一明确的章程。
癸卯学制第一次提到了女子教育，把它包括在家庭教育之中。学制的正式公布，对增设女学有所推动。光绪三十年（1904），张之洞在湖北省原设之幼稚园中设立敬节学堂，挑选精通文理之节妇100 名入学；江苏人侯鸿鉴在无锡创办竞志女学，分中学、师范两科；连慈禧太后也准备在中南海内创设女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十八日，慈禧太后面谕学部，要求振兴女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7），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教育这才正式列入教育制度。女子师范学堂的情况，已在"师范教育"一节中有所介绍，这里再介绍一下女子小学堂。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①，分为初等和高等两级；初等与高等并设的称为女子两等小学堂。学生入学年龄，初等为7-10 岁，高等为11-14 岁。初等小学课程设有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等五个科目，此外音乐为随意科；高等小学课程除没有上面五科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四个科目，此外音乐为随意科。初等和高等女子小学堂，修业年限均为四年。以上为本科，另外可依地方情形设半日班及补习班。女子小学堂的设立，必须与男子小学堂分开，不能混合；凡堂长、教习均需以女子充当。
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布，鼓励了女子教育的发展。晚清出版的《中国新女界》发刊词云："近年以来，朝野上下，始从事女子教育问题，通都大埠之间，女校相继成立。虽规模未备，甫具雏形，较诸东西女界，瞠乎其后，然就吾中国论之，不可谓非为吾女界开一新纪元也。"女子初等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391 所，女生人数11，936 人，占初等教育学生总数的2％；女子师范学堂，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安徽、湖北、奉天等地均有设立，仅宣统三年（1911）就设立了7 所，女子师范学生亦有所增加。
清末兴办女子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在质的方面，目的的错误，范围的狭小，程度的低浅，
① 《大清新法令》第七类《教育》。
都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①。这主要表现为：①教育宗旨浸透了轻视妇女、宣扬三从四德的封建陈腐观念，不许违悖"中国懿微"之礼教，不许沾染"末俗放纵"之僻习。所培养的只是能够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没有独立平等的人格。
②与男子教育不平等。按照清廷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清末男女教育完全分开，女子"不必与男子受同等教育"，其学制，小学八年，师范四年，分别比男子同类学堂少一年。女子师范是女子教育的最高机关，女子不能与男子同等享受中学、大学和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偏重于家政，国文、外语、数学等主要学科的学时均少于男校，程度亦低于男校。
4。医学教育我国自办新式医学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时期。同治十年（1871），京师同文馆开设医学、生理学讲座，由英国人德贞任教。光绪七年（1881）开设、光绪二十年（1894）正式奏准成立的天津医学堂（北洋医学堂），是我国自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参见第五章第一节）。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批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惜政变发生，未能实现。光绪二十七年（1901）实行"新政"后，各地医学堂逐渐设立。
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西创办医学堂，陈日新为监督，聘日本医生南雅雄为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办。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实业馆，招收数十人，授中西医学，以后改为医科大学。
光绪三十年（1904），李钟珏在上海公共祖界西区租赁房屋创办女子中西医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迁入上海医院。
光绪三十年（1904），直隶布政使柳生春等奏准创办保定医学堂，聘请教习，招收学生二十人。学习年限为9 年，前3 年教授普通医学，中间3 年学习大方脉、妇科脉、儿科等中医专门学，后3 年再授以西医学。
同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设立四川军医学堂。
次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设军医学堂和马医学堂。
为了鼓励学医，学部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奏陈医学馆学生毕业奖励办法，一律比照中学各生中等奖励作为岁贡。
5。满、蒙、藏、回族的新式教育清末对满、蒙、藏、回族教育也开始注意。
① 《中国教育界》第十八卷第七期。
首先是八旗教育有所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将原满营青梅书院改为八旗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巡抚端方、荆州将军绰哈布将原驻防辅文书院改为中学，八旗义塾归并为小学4 所，官学56 所归并为蒙养学堂10 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将军奏请在成都设驻防小学。同年，蒙古喀尔沁王捐资倡办蒙古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设旗员仕学馆。同年，两江总督端方于京口驻防设中学1 所、小学3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公布《陆军贵胄学堂试办章程》，规定在北京设立陆军贵胄学堂，隶于练兵处，专收王公世爵及四品以上宗室现任二品以上京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学习普通学术及陆军初级军事学，学习期限为5年。同年，学部奏准在京师大学堂增设满蒙文学一门，列于中国文学之前。同年，学部奏请在京师设立满蒙文高等学堂，次年公布学堂章程，规定开设满蒙文科，并附设藏文科，各设正科及预科，以满蒙语文或藏语藏文为主课，辅以各种科学及法政等课，预科二年毕业，正科三年毕业，学完预科后才能升入正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改满蒙官学为蒙小学，后改为高等小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继任者三多增设初等小学1 所，半日学堂3 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热河都统廷杰奏驻防已设初小1 所、蒙学6 所、识字学堂3 所、满蒙文义学4 所。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设立贵胄法政学堂，以造就贵胃法政通才为宗旨，招收宗室、蒙古王公、满汉世爵及其子弟，设正简二科，正科四年毕业，简易科二年毕业。同年，为进一步推行八旗教育，学部奏设八旗学务处，派阿联为总理，恩华为协理，管理八旗各中小学堂一切事宜。宣统二年（1910），学部奏定满蒙文高等学堂及中学堂各科课程。
其次，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学堂，这以川边藏族地区最为明显。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平定川边寺庙上层喇嘛和土司叛乱后，进行改土归流，同时大力兴办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川总督锡良创办藏文学堂，招收文理通顺、身体健壮之学生120 名入学，教授藏文藏语、以及汉文、修身、伦理、英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课程。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藏设汉文传习所、陆军小学堂。同年，护理川督赵尔丰奏请成立关外学务局，派劝学员到各地劝办学堂，采取半强迫办法，凡学龄儿童不入学者罚及家长，学生一切费用皆由学堂供给，学生皆免徭役。此举实施后，川边学堂由光绪三十三年的2 所发展到宣统三年的200 余所，学生由60 人发展到9，000 余人。在这个世世代代没有正式教育的地区，堪称是一大进步。
清代后期，回族传统的经堂教育日益衰落，受新式教育兴起的影响，回民教育也有所改革，倡办了一批新式回民教育机构。光绪末年，童琮在镇江创办穆原学堂，还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回族教育团体--东亚穆民教育总会；蒋森书在南京创办钟英中学；安铭在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张子岐在营口创办小学，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创办的新式学校。王浩然，宛平人，名王宽，幼时接受经堂教育，毕业后充任各地教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国朝觐并考察了国外教育，次年回国，创办了第一所半宗教半普通性质的回民学校--回文师范学堂，地址在北京牛街礼拜寺。经课之外，开设会话、作文及汉文等课，一反过去宗教上层反对青年读汉文书的常规。光绪三十四年，又创立清真第一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招收回族子弟读书。他还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和海淀镇设立了四所附小，不久因故停办，仅存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从经堂教育到新式回民教育，是回族教育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
6。华侨教育中国人侨居海外的历史已有千年，但华侨教育的历史较短。1729 年，在荷印的巴达维亚创办了第一所侨民学校--明成书院。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南游爪哇各地讲学，在八茶罐创办了中华会馆，并附设了中华学堂。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在横滨创办大同学校，专门教育华侨子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推翻清朝政府，也注意在华侨中寻求支持，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仰光创办了中华义学，在教育之外也进行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驻荷兰公使钱念劬特派一位参赞到爪哇调查华侨教育，发觉发展华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钱念劬认为，应该让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因此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允许他遣送21 名学生回国求学。经过多次磋商，端方请准清政府，接受这批学生。是年冬季，由董鸿袆将这批学生送回南京就学。这些学生中文程度很差，生活习惯又与内地学生有许多不同，无法插入普通学校读书。众人建议单独成立一所学校，被端方采纳。当年冬季，即在薛家巷妙相庵设立学堂，聘请了几位教员，开始为学生补习中文。江南提学使陈伯陶替该校起了名字，叫做"暨南"学堂，就是中国文化传到南洋去的意思。这是在国内办的第一所华侨学校。后来发展为暨南大学。
学部成立后，也开始注意在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侨民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奏拟请派员赴美筹办侨民兴学事宜折，计划先在美国试办华侨教育，为清廷所批准。
清末兴办各级各类教育的成绩明显，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自上而下普及教育。新式学堂的设立是由高等、中等再到初等，逐步推广。第二，重视师范教育。第三，实业教育发展迅速。清末各级各类新式教育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式学堂逐步取代科举书院的过程，就是大量士绅转化、资产阶级地位逐步提高、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量传播、近代知识分子群出现并趋于革命化的过程，从而造成了广泛深入的影响。但是，清末各级各类新式教育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从办学宗旨到教学内容，忠君尊孔思想和传统经学仍占统治地位。其次，清政府对学堂控制严密。再次，各学堂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学堂仅是旧式书院的改头换面。最后，科举遗风仍然存在。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清末各级各类教育还远未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
七、留学教育19 世纪60 年代，洋务派引进西方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国内大办洋务教育，但是，在国内兴办洋学堂，仍然不能满足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需要有不仅通晓外语、而且通晓国内外社会和历史情况、具有外交才能的人，而同文馆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学生只会外语，对外国社会情况了解很少，一旦真正接触外交事务，往往笑话百出；国内所设军事学堂，师资难求，设备陈旧，其训练出来的将弁人才，不足以应付强敌。洋务派因此认识到，虽然中国设局制造、开馆教习，似乎已有基础，"无须远涉重洋"，实际上仍须派人亲赴外国学习。奕首先认识到"派出去"比"请进来"的优越性，他说："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①。而曾国藩、李鸿章则进一步指出：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欧美各国学校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学问，十余年便可业成而归，这样，中国就能掌握西人擅长之技，渐图自强了。
同治五年和同治六年，清政府曾先后派斌椿以及志刚、孙家穀等率使团赴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他们看到，西方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掌握对方先进技术，"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余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①。这些感受和体会引起洋务派的重视，而且，斌椿、志刚等人的游历，清除了中国人对远涉重洋的疑虑，增加了派人出国学习的可行性。
同治七年，清政府经蒲安臣之手，与美国订立《中美续增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②这也为后来的赴美留学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终于同意将留学作为一项国策付诸实施，从而开创了留学教育的先河。同治十一年（1872）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其后赴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也相继派出。甲午中日战争后，又出现赴日留学的浪潮。与此同时，自费出国留学也有所发展。留学教育成为国内教育的补充。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五，第32 页。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54 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263 页。
（一）留学美国1。容闳与早期幼童留美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促使洋务派迈出了派遣留学生这一历史性脚步。然而，最初提出留学计划并且竭力促成此事的并非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而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
容闳，字纯甫，道光八年（1828）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南屏镇。道光十五年（1835）随其父到澳门，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道光二十一年（1841）入玛礼逊学校读书，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1847 年1 月）随该校校长美国的布朗博士赴美留学。抵美后，容闳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毕业后，得到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于第二年考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1854），容闳取得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这时，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富裕生活，但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立下宏愿，决心让更多的中国人象自己一样来美国学习，接受西方新式文明的教育，以便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
容闳深知，在中国象他这样一个无权无地位的人，若想实施派遣留学生计划，首先必须把这一方案提到当权者面前，获得他们的认可，因此，咸丰五年（1855 年）容闳回国后谋生取业，始终围绕着实现他的目标。他曾作过律师，当过翻译，经过商，但这些工作根本不可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咸丰十年（1860），容闳曾在南京会见过太平天国领袖干王洪仁玕，欲藉太平天国政府之力，除旧布新，实施其教育计划，然而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容闳的希望又一次化成泡影。就在容闳几近绝望之时，机会终于降临了。同治二年（1863），经友人介绍，容闳结识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并奉曾命赴美国购买机器以筹建机器厂（即后来的江南制造局）。容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由此获得曾的赏识。此后，他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经常往来，同治七年（1868）他通过丁日昌向清政府条陈，请拨官费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但未能实现。同治九年（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前往处理，容闳任翻译。事件了结后，容闳乘机向曾进言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得到曾的首肯。不久，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四大臣联衔上奏此事，得到清廷批准。曾国藩即招容闳到南京，商讨派遣留学生人数、经费、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1871 年9 月3 日），曾、李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共十二条，决定派120 名学生出国，分四批，每批30 名，按年分送。凡年龄在13-20 岁之间，资性聪颖、身家清白的学童，由亲属自愿与地方官签志愿书，考试合格后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一年，方可赴美留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2 页。
学。幼童在国外学习十五年，不得半途而废，学成后亦不准在外国逗留，一律听候官府派用，不准另谋职业。派正副委员二人、翻译一人、汉文教习一人，负责留学生的管理。学生留学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供给。
留学之事议定后，遂于上海成立留美事务所，由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任副委员，并成立预备学校，招收第一批学生。因当时风气未开，中国人仍笃信科举为正途，视出洋为邪门歪道，加之闭塞日久，对外国了解甚少，很少有人愿意让自己年幼的子弟背井离乡、远适异国、十五年不知生死的。是以30 名定额并未招满，容闳只得亲赴香港，在英政府所设的学校中挑选数人，才凑足定额。
30 名幼童在集训一年之后，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日）由陈兰彬率领自沪启航赴美。容闳则于一个月前先行，布置学生住宿诸事。其余三批学生亦于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1875）陆续照预定计划派出。
以上四批幼童到达美国后，都三三两两地分住在美国居民家中，跟美国人学英文、唱歌、跳舞、弹钢琴、绘画，由于朝夕相处，幼童们英语会话水平提高很快。
容闳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于康纳特克省（今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城的森孟纳街上设立了留美事务所办事处。同治十三年（1874），清政府应留学生事务所的请求，在哈特福德城克林街监造一幢大楼，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永久办公之地。第二年春，容闳等人迁往新址，此后幼童即由分散在美国人家中食宿改为集体食宿。
幼童们学习刻苦努力，很快便具备了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条件。进入小学、中学以后，他们与美国同学相处极为友好，而学业上的进步亦使老师感到高兴。中学毕业后，基本上按照洋务派办洋务事业的需要，进入各类专科学校学习物理、机械、开矿、造船、邮电、军事、农业、医学等课程。也有考入大学深造的，如詹天佑和欧阳赓分别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邝荣光、吴仰曾分别考入美国矿务大书院和纽约大学学习矿务。
留美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可塑性极强。他们生活在美国家庭之中，就读于美国学校，耳闻目染，潜移默化，言行举止逐渐被美国的社会风俗所同化，思想观点为美国文化所浸染。他们有的改穿西装，有的剪去长辫，有的跟随美国房东去教堂做礼拜甚至加入基督教；他们不愿读四书五经，不愿行三拜九叩大礼，也不愿背诵《圣谕广训》一类的东西。这些变化，在容闳看来很正常，然而在顽固守旧的陈兰彬等人看来，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陈兰彬常与学生发生冲突，容闳总是居间调停，并为学生辩护。陈兰彬认为容闳偏袒学生，极为不快，二人共事，时有龉龃。光绪二年（1876），陈兰彬就任驻美全权公使，他举荐吴子登任留美事务所监督。吴子登与陈兰彬一样，同是翰林出身，思想守旧，他刚到美国就把留学生召集到华盛顿使署严加训斥。接见时，留学生拒绝向其行跪拜礼，而代之以鞠躬礼，吴子登就大发雷霆，竟然责打学生。到留学事务所就任后，吴子登更是事事吹毛求疵，与学生及容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于是，他连篇累牍地上书朝廷，报告学生的种种"叛逆"行为，并对容闳进行诋毁，说容闳如何不尽职，如何放纵学生，任其放荡淫佚，要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并且说，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为"洋鬼"，不复为卑恭之大清顺民矣！
李鸿章不愿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他认为"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①，因此一面尽力阻止吴子登带学生回国，一面调停吴、容二人之间的关系，这才使留美事务所的工作继续下来。
恰在此时，发生了美国国务院拒收中国学生的事件。从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美国掀起了一股排华恶浪，留美学生也受到歧视。光绪六年（1880），当容闳致书美国国务院，要求将部分程度已高的学生送入陆海军学校学习时，美国国务院竟背弃1868 年《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的规定，以极其轻藐之词拒绝说："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
此事发生后，吴子登又乘机兴风作浪，通过陈兰彬上书，奏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②在此情况下，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1881 年6 月8 日），总理衙门奕等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由容闳极力倡导、洋务派出面支持、清政府耗费大量资金而兴起的第一次留学运动，就这样在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和陈兰彬、吴子登等顽固派的破坏下夭折了。
光绪七年（1881 年）夏，除因故中途辍学、病故外洋、以及仍留在美国的26 名外，其余94 名留美学生分三批回国。这些学生中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已从大学毕业，另有60 余人在大专院校就读，其余都还是中学生。幼童们对被迫放弃学业非常不满和忧伤，如温秉忠回忆说："命令下达，对幼童乃一忧伤之日，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幼童们回国后，被分配到江南制造局、上海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福州船政局等处工作或继续学习。多年以后，这批留美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人独立完成全部设计与施工任务的铁路。留美生周万鹏曾主持规划和勘造了宁汉、桂滇等电报干线，并辑录《万国电报通例》一书，由邮传部在国内推广，使中国电政逐渐趋向标准化，还将莫尔斯电报机改为新创的韦斯敦机，使上海电报局趋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留美生邝荣光和吴仰曾是著名的采矿工程师，对中国近代最大的用机械开采的煤矿--开平煤
① 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6 页。
② 《洋务运动》（二），第164-165 页。
矿贡献卓著。又如，留美生欧阳赓曾任中国驻旧金山和驻纽约领事，梁敦彦任过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袁世凯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等等，都是政治和外交界的著名人物。再如，唐国安是清华学堂校长，蔡绍基是北洋大学校长，在教育方面都有所建树。
虽然留美生靠着自身的奋斗，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科技、军事、政治、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人才，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留美教育的半途而废，特别是由于清政府视留美生为"洋鬼子"，歧视和防范他们，致使大批可能出现的人才被断送、被埋没。因此，早期留美教育远远没有收到预期的和应该达到的效果，而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幼童留美开拓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风气，为今后的留学教育开辟了道路。
2。赴美留学的低谷期首次官派留美教育虽然夭折，但风气已开，"种子既播，终不灭亡"。
19 世纪末期，中国陆续有学生自费留美，大多是随同传教士前往。例如，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就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传教士卜舫济的协助下留美的；国民党要人孔祥熙和著名实业家费起鹤则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潞河书院"的美籍教师麦美德赴美的。孔、费入境后，同入欧柏林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又同入耶鲁大学进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人同时学成归国。
这个时期，除自费留学生由传教士携往外，一些地方大臣也开始委托外国传教士携带和照料官费留美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北洋大臣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中选派王宠惠等八人赴美留学，委托著名传教士傅兰雅携往。这是继留美幼童撤回后的首批官费留美生。其中，王宠惠、陈锦涛、张煜全三人在耶鲁大学分别学习法律、政法数学和政治，毕业时，王宠惠获得法律科第一名，毕业典礼上，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词，当地报纸曾竞相报道此事。王宠佑、陆耀廷、胡朝栋三人在卜技利大学分别学习矿务和工程，吴桂龄和严锦镕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法。
此后的六七年间，又有一些地方督抚相继遣送学生留美，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省奏派刘庆云等10 人赴美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洋大学派遣刘瑞恒、蔡远泽等31 人赴美，次年又派马寅初、冯熙运等12 人赴美。在1900-1907 年间，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 余人，还有一些自费生。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游学会，联络各大学的留学生。
3。庚款留美20 世纪初期，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涌向日本留学，其热烈的景象，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一些美国来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认识到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将发生剧变，此时"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①。光绪三十二年（1906），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说："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②。同年，在中国居住长达40 年的美国商人兼传教士斯密斯面谒美国总统罗斯福，力陈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来培植中国留学生的好处。
所谓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被迫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向美国等国所赔偿的战争费用，赔款总额达白银4.5 亿两，本息合计9.8 亿两，其中美国分得3200 多万两，折合美金约2400 多万元。斯密斯即是建议将这笔钱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于将中国的留学潮引向美国。
在斯密斯、詹姆士向总统献策之后，罗斯福于1907 年12 月3 日在美国国会上正式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励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合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才。"1908 年5 月25 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退款兴学"的议案。
1908 年7 月11 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将美国政府"退款兴学"的决定，正式通告给了清政府外务部，指明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中除了所谓"实应赔偿"的1365 万美元外，其余的1078 万美元，从1909 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中国。双方商定，自拨还赔款之年起，初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约100 名赴美游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 名。根据会商结果，外务部和学部于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上《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规定：一、设游美学务处，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送学生及与驻美监督通信等事。二、设肄业馆，延用美国高等初级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三、考选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年龄在15-20岁之间，每年拟取100 名，要求国文通达，英文和专业程度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专院校，由学部和外务部联合在北京招考，同时由各省选取优秀学生送北京复试；另一部分学生年龄在15 岁以下，每年拟取200 名，名额按照各省所负担的赔款数额分配，由各省按定额选送学生。这些学生录取后，先送入肄业馆学习数月或一年，然后通过考试从两部分学生中各选拔出50 名送赴美国留学。未入选的学生，仍留馆肄业。四、津贴在美自费留学生。每年酌拨若干经费为奖赏自费学生之用，多者每年约500 美金，少者100 美金。
① ［美］史密斯：《今日的中国与美国》，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②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105 页。
五、专设驻美学生监督。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由外务部和学部共管，两部合派外务部左丞参议周自齐为总办、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和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为会办。同时，在美设立留学生监督处，由容揆负责。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挑选第一年赴美学生。鉴于当时留日学生人多品杂，失之过滥，清政府在选拔庚款留美学生时比较严格。考试科目有经义、历史、地理、英文、高等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物理、化学等，全国共计600 余人参加考试，初试即淘汰了十分之九，再经复试，最后仅录取了梅贻琦、王世杰等47 人，于同年九月三日（10 月12 日）赴美。宣统二年（1910）又招考第二批学生，这次考试难度更大，考试科目中除中文论说外，其余均须用英文答卷，此外还必须从德文和法文中选考一门第二外语。考试结果，400 名应考者中，录取了竺可桢、胡适等70 名学生，于同年七月至八月间赴美。宣统三年（1911）六月，招考了第三批游美学生，录取了姜立夫、章元善等63 名。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 人，都是20 岁以下的男生，大都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及省立高等学堂。此外，宣统三年，还曾挑选12 名12-13 岁的幼童，于三年后送往美国中学就读。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筹建游美肄业馆，以使庚款学生赴美前有所预备。宣统元年九月（1910 年10 月），清政府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游美肄业馆，次年十一月改名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设有正副监督，均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和会办兼任，美国派一名驻华使馆官员参与清华董事会管理学校。最早招收的一批学生共468 名，除94 名入中等科外，其余均入高等科。宣统三年四月一日（1911 年4 月29 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它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所留学预备学校。
清华学堂的学制为八年，分高等和中等两科，学制各四年。高等科的三、四年级，大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毕业赴美后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学的二、三年级学习。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式以及校纪校规等方面，清华学堂均参照美国学校办理。比如课程设置，上午的课程均仿效美国，设有英文、公民（美国公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等，一律用英文授课，用美国原版教科书；下午才是国学课程，如国文、修身、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伦理学等等，用中文讲授，用中国教科书。在清华，重视美式教育，中文课程不受重视。
美国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兴学，是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在同欧洲各国和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其用心极其深远，但它支持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加强了清政府的亲美倾向，也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使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转向美国，留美教育再度兴起，宣统元年以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宣统二年达到500 多人，宣统三年又增至650人，其中官费207 人，自费443 人。
4。留美女生甲午战前，中国国内女禁未开，女学未兴，一般人家女子深锁闺门，足不出户。然而，却也有四位女子冲出深闺，先后赴美学习，她们就是中国最早出国留学的女留学生。
第一个赴美的是金雅妹。她在同治三年（1864）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一个牧师家庭，后父母双亡，由美国传教士麦嘉缔收为义女。光绪七年（1881），17 岁的金雅妹被义父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毕业的妇女。光绪十四年（1888），金雅妹回到中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光绪三十三年（1907），她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帮助，在天津设立了医科学校，培养医学人才。
第二个赴美的是柯金英。她是福州人，光绪十年（1884）由福州教会医院资助赴美留学。柯金英先入俄亥俄州一所大学学习四年，毕业后又进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四年后毕业，又实习一年，光绪二十年（1894）回国。回国后，柯金英主持教会设立的福州医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她受李鸿章派遣，出席伦敦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第一个妇女代表。次年，她又主持了福州的马可爱医院（后改为协和医院）。
第三个和第四个赴美的是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她们同在美国女传教士侯格办的学塾中学习，光绪十八年（1892）随同回国的女教师侯威赴美留学。二人一同进入密西根大学学医，光绪二十二年（1896）毕业。回国后，二人在江西九江行医。光绪二十六年（1900），石美玉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在九江开办了仁德医院。康爱德也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在南昌建起一座医院。
早期赴美的四位女留学生，是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开端，她们四人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她们的留学，不仅对女子留学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意义，而且对国内女子教育的兴起也有很大促进作用。
甲午以后，留美女生小有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19 名中国女子在美国中等学校就读，全是自费生。与甲午以前的平民女子相比，甲午以后的留美女子多为开明官绅和富商买办家庭的千金小姐。例如，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回国结婚后携妻一同赴美读书。又如，留美出身的宋嘉树将自己的三个女儿霭龄、庆龄、美龄先后送赴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接受了三名来自江苏的官费女生，这是中国女子官费留美之始。宣统二年（1910），中国在美国东部的留学生中，有36 名女生。可见，从深闺步出国门的中国女性在逐渐增多。
（二）留学欧洲1。留学政策的改进清政府派学生赴欧洲留学，是出于创办近代海军的需要。19 世纪60-70 年代，英、法、俄、美、日等国加紧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促使清政府加快建设海军的步伐，但是人才奇缺，技术问题难以解决。为此，洋务派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等学校，培植海军人才，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洋务派官员决定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优秀青年前往欧洲留学。最早建议往欧洲派遣留学生的，是船政大臣沈葆桢。他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1873 年12 月）奏请从福州船政学堂前学堂学法语的学生中选拔若干人赴法，学习"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从后学堂学英语的学生中选拔若干人赴英，学习"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个建议过了月余被批准。光绪元年（1875）冬，沈葆桢乘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回国之便，派五名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参观学习。这五人中，魏瀚、陈兆翱、陈季同是前学堂学制造的，他们被安排在法国马赛、蜡孙两处船厂学造船；刘步蟾、林泰曾是后学堂学驾驶的，他们被安顿于英国高士堡学堂，并在大军舰上实习。虽然他们只是"游历生"，且不久即归国，但仍不失为中国官派学生留学欧洲的开端。
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也乘德国人李劢协回国之便，委托他带领陆军官弁卞长胜等7 人赴德国军事学院学习水陆机械技艺。
以上两批学生只是留欧的开始。这两次派遣规模小、成效少，但为大规模派遣提供了经验教训，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光绪三年（1877）春，李鸿章和沈葆桢等联衔上奏，要求把船政学堂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深造三年，以学习世界上新式水师兵法以及新式轮船的制造方法和驾驶方法。这一次，清政府同意筹集巨资，组织正规的留学。鉴于首次幼童留美因缺乏经验而在政策上出现了许多漏洞，李鸿章等人吸取教训，对留学政策做了许多改进：首先，制定《船政生徒肄业章程》，对学生赴欧留学的组织领导、经费调拨、学习课目、肄业院厂、上舰实习、游历考察、成绩考核、思想督查、学习年限、毕业要求、生活管理、纪律处分等各方面内容都作了翔实而周密的规定。这些严格的规定对日后留欧学习的顺利进行以及取得良好效果都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选任合适的留学生监督，并对之课以重责。早期留美，先后四名正监督都顽固守旧，反对西学。他们造谣诽谤，恶意中伤，极尽破坏之能事，导致了第一次留学事业的夭折。这一次，洋务派决定不再选用满脑子封建纲常名教的官僚，以减少阻力。经李鸿章推荐，清政府任命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为留学生华监督。李凤苞是著名的科学家，究心历算，精通测绘，时任福州船政局总考工，故而当选。李鸿章还推荐了法国人日意格担任洋监督。日意格原任闽厂总督，熟悉船政事务，与学生情谊融洽，且与法国官厂、官学颇多联系，便于安插学生，延请教师。不仅如此，还对两位监督课以重责，规定此次留学所学技艺，必须"极新极巧"，如果仍是老样，"则惟两监督是问"；如留学生多数成绩优异，则两监督有奖；两监督要廉洁奉公、和衷共济。
第三，选拔精当的留学生。第一次派往美国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固然有学习语言快、模仿和接受能力强等优点，但也存在学生过于年幼、独立生活能力差、既无中国学问根底、又无西方科学知识基础等缺陷。因此，此次赴欧留学生的派遣便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沈葆桢、李凤苞等人通过严格考试，从福州船政学堂精心挑选出28 名学生和艺徒。他们年龄在20 岁上下，具备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并且在国内已初步掌握了西方语言文字和西学的基础知识。选送这样的学生出国留学，比选送幼童节省费用，收效迅速，易于管理。
第四，加强对留学生学业的管理。规定每三个月由监督或聘请外国专家考查一次，在留学期满时，由监督全面考核，学成者回国；将成或未成者，可禀请延长学习半年至一年。留学期间，凡一切功课学习、游历见闻、日常生活，都必须详记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考核，并咨送南北洋大臣复核。留学生中如有无故荒废学业，不求进益，有名无实，以及有不良嗜好者，由留学监督追究处理。
第五，注重学以致用。留学生在学习了理论知识后，必须入工厂或兵船实习。学制造的在第二、三学年内，每年入工厂实习两个月；学驾驶的毕业后，上外国兵船实习二年。此外，留学监督可随时带领学生赴工厂、炮台、军舰等处参观，以期学用结合。
留欧海军学生的派遣和管理，反映出清政府留学政策在总结派遣幼童留美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但是，此时的留学政策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即，派遣缺乏长远规划，只是一种应急措施；派遣无定期、无定数；整个洋务运动的二三十年间，先后派遣留学生总计不过二百余人，对偌大的中国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只要求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技术，不鼓励甚至反对留学生广泛全面地吸收西方文化，因而无法造就改革社会、建设国家的高层次人才。
2。船政留欧生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 日），由福州船政学堂挑选出的28 名学生和艺徒，在留学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的率领下，连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乘坐济安号轮船，开赴香港，二月二十二日（4月5 日），由香港乘西国公司船放洋赴欧。
12 名学习驾驶的学生抵达英国后，分成两部分。刘步蟾等6 名学生先上兵船实习，学习枪炮、水雷及布阵方法等知识和技术。另外6 名学生，方伯谦等5 人先人格林尼次官学，学习驾驶理论，后分别上舰实习；严复先入抱士穆德学校，后入格林尼次官学，曾赴法国游历。他是唯一没有上舰实习过的学生。
他们受到了当时条件下比较完善的教育，除了在学校里学习基础知识和在铁甲舰上进行实际训练以外，他们还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国、非洲、印度洋等地，学习操练、防守、行军布阵以及迎敌御敌之法。李凤苞还专门聘请英国和美国教习，向他们传授有关军火、水雷、电气等方面的知识。由于他们虚心求教，学习认真，训练刻苦，最后都达到了舰长的水平。
学习制造的学生抵达法国后也作了恰当的安排。郑清濂等3 人进入削浦官学，吴德章等4 人进入多郎官厂，他们学习了制造船身和轮机的理论。两年后，除一人病故外，其他人都取得了总监工官凭。这以后，他们又游历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船厂、轮机厂及熔炼铜铁厂，印证所学理论。另外，光绪元年（1875）曾经留欧的魏瀚和陈兆翱，这时和新留学生一起进入削浦官学，并赴比利时和德国的各大军工厂学习，他们二人的考试成绩屡列上等。
在法国，还有专门学习矿务学的5 名学生。光绪四年（1878），李凤苞将他们送入巴黎矿务学堂。学习期满，他们全都取得了矿务总监工官凭。毕业后，李凤苞带他们到德国的哈次矿区参观。该处矿山集中，设备优良，采法先进，在欧洲首屈一指。留学生们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研究探求淘洗、熔炼的技术，在短短的一周内，走遍了哈次矿区。
第一批留法的还有9 名艺徒。其中刘茂勋等3 人学习制造技艺，陈可会等3 人学习制造鱼雷艇，王桂芳等3 人则学习炼铁、炼钢等。
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欧学生和艺徒大都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他们于光绪五年到光绪六年（1879～1880）间陆续回国。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李鸿章又奏请选派第二届船政学生出洋，赴英、法、德等国学习营造、枪炮、火药、制造、驾驶、鱼雷等技术。这批学生共有10 名，他们在学习期间，对各项知识和技艺莫不详求博览，因此对理论和实践都很精通。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第三届船政出洋学生派出。其中，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各有10 名学生赴英国学习驾驶、测绘和海军公法，另有14 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法国学习造船、土建、法律等。鉴于以往定期3 年，时间短促，学生所学知识不全面，此次将学习制造的学生年限延长3 年，而将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在船的时间由两个月改为六个月。这批学生，学驾驶的于光绪十五年（1889）前后回国，学制造的于光绪十八年（1892）前后回国。
福州船政局曾拟于光绪十九年（1893）派第四批学生赴欧留学，因人事更替等原因，未及举办。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一手创办了数十年的海军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派船政学生留学欧洲一事也就暂时停止了。
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时期几届留欧生的派遣，比较系统和集中，目标明确，方法得当，管理认真，安排细致，要求严格，特别是留欧生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各有专长，所以这一阶段的留学教育是比较成功的。这几批船政留学生陆续回国后，成为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的重要骨干力量，对中国造船工业和海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留欧学生魏瀚、郑清濂、吴德章、李寿田、陈兆翱和杨廉臣等人回国后，成立了福州船政局工程处，改变了福建造船厂过去那种工程技术由洋人把持（同治十三年以前）和封建官僚腐败无知、瞎乱指挥（光绪元年到七年）的局面，使中国造船业进入了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新阶段。从光绪七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81～1898），福州船政局一直主要依靠回国留学生主持。这17 年是船厂生产发展的鼎盛阶段，留学生们共指挥设计建造了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平远（初名龙威）、广乙、广庚、广丙、福靖、通济等多艘兵船。这17 年也是船厂的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留学生们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不断改进造船工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船的排水量由1000 余吨增加到2000 吨以上，轮机马力由750 匹增加到2400 匹；船的式样和性能也不断改善，以前只有铁胁木壳船，后来发展成铁胁铁壳船；以前只有常式兵船，后来增加了航海快船（即高速巡洋舰）和大型双机钢甲船。光绪八年十二月（1883 年1 月）建成下水的开济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巡洋舰；光绪十三年十二月（1888 年1 月）建成下水的龙威号钢甲船，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兵船。这些都充分显示了留欧学生的聪明才智。
在新式海军建设中，留欧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仅在北洋舰队中，就有近二分之一的舰船由留学生担任管带（即舰长），如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林颖启、黄建勋、蒋超英等，分别为定远、镇远、济远、经远、靖远、威远、超勇、澄庆号管带。这些驾驶和指挥人才，成为舰队的核心力量，对北洋舰队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战斗力的提高都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刘步蟾、林泰曾等针对北洋舰队装备不足、训练无方、自卫能力差等问题，写成《西洋兵舰炮台操法大略》的条陈，上奏李鸿章，提出加强舰队建设的合理建议。刘步蟾还参加了《北洋海军章程》的制订工作，由于他熟悉英法等国舰队建制，因此章程中许多规则都出自他之手。
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留学生海军将领和广大官兵一道英勇奋战，血洒疆场。右翼总兵刘步蟾在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整个舰队作战，他镇定自若，机智灵活，指挥炮手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左翼总兵林泰曾勇猛顽强，在镇远号遭到五艘敌舰围攻时毫无俱色，指挥官兵奋勇杀敌。管带黄建勋在超勇号中弹起火沉没后，带领官兵浮沉海中，用长绳相救，最后与舰艇同归于尽，年仅43 岁。管带林永升指挥经远号追击敌舰，不幸被鱼雷击中，船身碎裂，林永升阵亡，年仅42 岁。留欧生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谱写出一曲悲壮的乐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欧生，主要都是军事和技术人才，但是也有个别先行者，对中国近代文化和思想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严复。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洗礼，与西方学术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光绪二十年到三十四年（1894-1908），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将西方各国的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社会学说、科学方法论等介绍到中国，从而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社会启蒙运动的飓风，使中国思想界受到了极大震动。3。实业留欧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明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正式饬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广总督端方奏清派遣学生赴欧学习实业，这个奏折是清政府将留欧重心由军事转向实业的起点。光绪三十年（1904），外务部与学务大臣共同拟订《游学西洋简明章程》六条，对留欧学生的语言、品学、监督及考核等，均作了详细规定，使各省官派留欧有章可循，开始走上正轨。
光绪二十九年（1903）管学大臣张百熙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选派16 人留欧；两江总督张之洞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中选拔8 人赴英学习管轮驾驶，从陆师学堂毕业生中挑选8 人赴德学习陆军；湖广总督端方在湖北各学堂中挑选8 人留德，4 人留俄，24 人留比，均学实业；广东学务处派送2 人留欧。
光绪三十年（1904）四川选募13 名官员士子赴比利时学习路矿，20 名官员分赴欧美学习制造；湖南选派3 人留比学习矿业；山西选派23 名举人留英学习路矿。
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苏选派6 人留英学习兵船驾驶；商部派遣100人留比学习路矿；京师译学馆选拔5 名优等生分赴英、德、法、俄4 国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疆伊犁将军挑选学生20 人留俄；直隶总督袁世凯选派5 人留比，5 人留德。
光绪三十三年（1907）陆军部与法国商定，每年选派15 人入法国陆军大学学习；江苏选派4 人留学奥地利。
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考选20 名学生留学欧美。
宣统二年（1910）邮传部考选12 人留学奥地利。
宣统三年（1911）浙江招考20 人，分送英、德、法、比四国学习实业。
另据清政府驻欧洲各国留学生监督呈报，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前后，中国留欧学生总计约500 余人。其中留法学生140 余人，留英124 人，留德77 人，留俄23 人，留比学生人数不详。
（三）留学日本1。最初的留日学生甲午一战，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将老大的中华帝国打得惨败。消息传来，国人震惊，何以日本在短短几十年内便强盛起来？经过反思，许多人认识到，日本善于学取西洋文化，重视国民教育，实行君主立宪，拥有一支新式军队，因此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得以迅速富强。很多人认为，既然日本原与中国处境相似，却能迅速强盛起来，那么中国亟宜效法日本，以期尽快收到与日本同样的效果。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重心，由此开始从西洋转向日本。
出于这种认识，甲午战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朝首次派遣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 名学生赴日留学。这些学生都是由总理衙门考试选拔出来的，年龄从18 岁到33 岁不等。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将他们交托给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五治郎，由他负起全部教育责任。这就是最初的留日学生。
2。留日政策的制定戊戍变法期间，维新派积极主张派遣学生留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 年6 月1 日），御史杨深秀上《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无费多"①。同月，康有为亦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历东游，速成尤易"，请光绪帝派遣游学。
张之洞也竭力主张向日本学习，派遣留日学生。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撰写的《劝学篇》中，大力倡导留学、尤其是留学日本。由于《劝学篇》受到清政府的赞赏并广为刊布，张之洞的"游西洋不如东洋"的看法，在全国得到响应和执行，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五年（1899），总理衙门议奏"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决定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②。这样，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便作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确立下来。同年七月，总理衙门还议奏了《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对包括日本在内的留学办法做了具体规定。
在此前后，一些地方督抚先后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如南北洋大臣派20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一，第34-35 页。
②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下，第15-17 页。
名，湖北20 名，浙江4 名，费用由各省筹给。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多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颁布一系列鼓励、管理和约束留学生的措施，主要有：其一、中央与地方分派，公费和自费并举。
清政府改变洋务运动时期单一的派遣方式，采取多方派遣的方针，中央各部、地方各省，以及各工商矿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具体情况酌情选派。此外，张之洞、刘坤一等鼓励各省人士自备资斧出洋游学，毕业回国后给以同等待遇，借此节省官费。在清政府的鼓励下，自费留学人数激增，并很快超过官费人数。
其二，制定鼓励留学生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 年10 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所奏《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对在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及程度相等之实业学堂、大学堂、国立大学堂、国家大学院毕业者，分别给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翰林升阶等出身；对原已有出身者，则视其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以功名为诱饵，在当时的确吸引了不少人赴日留学，将其作为进身阶梯。
其三、多派、速成。为鼓励留学，清政府对留学资格不加限制，不问出身，不论学历，以多为贵。留学生中，有六七十岁的老翁，也有仅十余岁的幼童；有新式学堂毕业生，亦有科场旧人；有豪门子弟，也有平民百姓；有缠足女子，亦有蓄发和尚。多数人出国前不懂日语，出国后只能入中小学学习。清政府实行"新政"，改官制急需法政人才，兴学堂急需师范人才，因此向日本大量派遣法政和师范两种"速成"生。这些"速成"生到日本后，集中编班，日本教师用日语授课，由翻译转述。学习时间长则二三年，短则三五月。当时许多青年学子急于求成，趋之若骛。
随着留学规模的扩大，留学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留日生人员混杂，鱼目混珠者日益增多；速成留学，教育水准过低，留学生仅以取得文凭为目的等等。有鉴于此，清政府感到有整顿与限制的必要。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颁布《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通令各省以后派遣留学生，无论官费自费，都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通晓留学国语言，能直接进入国外高等学堂。同年七月，学部又通令各省停止选派速成科留学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与日本文部省商定，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15 年内，每年向特约的5 所日本高等以上学校选送165 名官费生，此项经费由各省分担。以后各省一律停派省费留学生。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下令，以后凡官费留学生一律学习理工科，以此解决学生只学法政的问题。
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培养能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才，但留学生出国后，反清意识日益滋长。清政府深感忧惧，只得对倾向革命的留学生严加防范。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张之洞拟奏的《约束游学生章程》，规定：学生"如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无论所言是否，均属背其本分，应由学堂随时考察防范，不准犯此禁令"；对"妄发议论"的学生，要加以训诫制裁，"如有不遵，即行退学"。还规定，留学生除编辑教科书及翻译所学讲义外，"无论何等著作，但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都必须从严禁阻。
3。日本政府的吸引甲午战后，日本政府染指中国的野心日益增强。为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采取对中国改革施加影响的政策。日本政府认识到，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教育中国留学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的扩张势力于大陆"①。基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对接纳中国留学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例如，同年，矢野文雄以日本政府名义劝诱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并表示提供经费。又如，日本为了使中国学生能顺利学习，在国内开设了弘文学院、成城学校、日华学堂等预备学堂，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等。
4。留日高潮的出现关于留日学生的人数，因所据资料的不同，各种著述说法不一，目前尚无十分确切的统计，现仅就有关资料列举几种：
① 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之矢野龙溪氏》，《成城文艺》第46 期第68-69 页。统计数字出处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人数时间1898 年18 人77 人61 人1899 年207 人143 人1900 年159 人1901 年280 人266 人274 人1902 年500 人727 人608 人1903 年1,000 人1,242 人1,300 人1904 年1,300 人2,557 人2,400 人1905 年8,000 人8,000 人8,000 人1906 年8,000 人6,000 人12,000 人1907 年7,000 人6,797 人10,000 人1908 年4,000 人5,217 人1909 年4,000 人5,266 人3,000 人1910 年3,979 人1911 年3,328 人虽然具体数字有些出入，但还是可以看出：从1901 年到1905 年，仅几年时间，留日学生即由二百多名猛增至八千多名。一年内即有八千多名中国人负笈东渡，求学日本，这不仅是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盛况，也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①。这一留日热潮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清政府将留学作为"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加以组织督导，并制定奖励政策加以鼓励；二是因为日本政府将接纳中国留学生作为对中国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而采取的一项策略；三是因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了新学制，以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了科举制，新式学堂取代了科举考试，从此仕途出身统归学堂，但学堂供不应求，而且"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因此很多人到日本留学；四是因为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的影响，日本战胜强俄，使中国人再次对日本刮目相看，致使留日学生迅速增加；五是因为许多中国人感慨于日本短短几十年便超越欧美，"雄长东方，震铄寰宇"，希望中国能以日本为榜样，激发志气，奋起直追，为寻求自强之道和振兴国家的良方，东渡日本留学。当然也有很多人将留日当作进身仕途的捷径。尽管目的不一，但中国人却将视线一齐投向了日本；六是因为赴日较赴西洋路近费省，加以文字相
①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 年中文版，第393 页。
通、风俗习惯相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生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日本文部省根据清朝驻日公使的要求，颁布《关于清国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引起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二千多人辍学回国，以示抗议；另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采取了限制留学的政策，取代以前的鼓励政策。
5。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社会活动留学生到日本后，大多数因不通日语及学科程度太低等原因，无法直接进入日本学校学习，一般是进入日本人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毕业后，一部分人取得文凭即回国，另一部分再进入日本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进修。
由于留学浪潮年年高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学校纷纷在日本各地开设。
这些学校兼顾大学预科教育及中等程度的教育，有正规的学校，也有私人开设的"学店"。其中比较正规和著名的如下表（根据［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记制表）：校 名创办时间地点创办人简 况成城学校1989 年（光绪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
校长：参谋总长川上操六该校为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1900 年7 月，第一届45 名学生毕业，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后来该校也招收志愿修读文科的学生。1937 年停止。
日华学堂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东京高楠顺次郎）
宏文书院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明冶三十五年）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五治郎①沿革：1896 年嘉纳氏设私塾接收中国首批13 名留学生；1899 年改名亦乐书院；该校即由此发展而来。②学生数：据1906 年的《宏文学院一览》，该校有毕业生1959 人，在校生1615 人，分30 班；原则上集体住宿，上别可走读；1909 年闭校，共有毕业生3810 人。
东亚商业学校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
东京校长：犬养毅沿革：1899 年梁启与横滨华侨等设东京大同学校，亦名高等大同学校，最初学生18人，多为流亡者。后改名清华学校，由犬养毅任校长，1901 年改此名，学生100 余人。
校 名创办时间地点创办人简 况东京同文书院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明治三十五年）
东京东亚同文会实行寄宿制。大正时代（1912 -1926 ）停办。
振武学校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明治三十六年）
东京日本参谋本部专门从事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户山学校的预科教育。中国每年在各省共选100 名学生学习陆军，年龄18 -22 岁，学校经费由中国支付，学习期限开始为一年三个月，后延至三年，该校设有宿舍，实行严格的规律化生活，毕业生：1904年49 名，1905年121 名，1906 年202 名，至1911 年止。
东斌学堂1903 年（或1904 年）
东京寺尾亨博士该校收容被振武学校拒诸门外有革命思想、拟习军事的自费生。
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及普通科1904 年（光绪三十年）（明治三十七年）
东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设法政速成科和日语速成科，通过翻译讲授日语、法学和政治学等。1906 年中止速成科，改为三年制的普通科，毕业生可入法政大学预科或大学部继续攻读。学生寄宿。至1908 年，速成科毕业生达1070 人。
经纬学堂1904 年（光绪三十年）（明治三十七年）
东京负责人：木通口秀雄该校是明治大学下属机构。修业期限最短10 个月，最长二年。课目有刑律、警务、师范、商业等科。1910 年停办，六年间入学者2862 人，毕业生1384 人。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明治三十八年）
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修业期限：预科一年，本科二年，补习科若干年。本科分：师范科（物理化学科、博物学科、历史地理科）、政治理财科、商科。1905 年入学者762 人，1907 年850人，1908 年394 人，1910 年停办。
实践女校东京下田歌子全称：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学习期限一年，分师范科和工艺科，课程有：教育、心理、理科、算术、历史、地理、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剌绣、编物、图画等。
东亚女校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明治三十八年）
东京全称：东亚女学校属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设本科、音乐专修科、游戏体操专修科。实行寄宿制。学习年限二年，专修科六个月。课程有：修身、日语、教育、英语、数学、地理、历史、家事、图画、音乐、体操。
留学生完成日语和普通学科课程后，有一部分进一步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毕业人数约为留学人数的十分之一。1901-1911 年毕业于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如下（采自［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13 页）：学校年度一九○一年一九○二年一九○三年一九○四年一九○五年一九○六年一九○七年一九○八年一九○九年一九一○年一九一一年东京帝大1 1 2京都帝大1 2 2东北帝大九州帝大北海道帝大2 6 3 1 2 1大阪帝大4 5 5 8 12 9名古屋帝大1 5台北帝大第一高等学校1 1 2 7 15 46 46 47第二高等学校1 4第三高等学校1 1 2 1第四高等学校第五高等学校1 2第六高等学校4 3 4第七高等学校1 2第八高等学校高校4 校教育4 校4 3 8 18工业18 校4 3 1 8 5 22 32 26商业9 校2 3 1 15 9 16 20医学23 校3 4 9 6 11 19农业11 校1 3 1 2 5 4 4 10 13 15早稻田大学1 2 4 4 12 6 228 196 209 98庆应大学明治大学11 54 127 131 152法政大学中央大学4 2 1 1 7 38 36 36日本大学2 13 44 65 55私大6 校2陆海军21 校39 25 93 254 74 174艺术7 校3女子14 校2 12 2 5 13 13 6合 计40 30 6 109 15 42 57 623 536 682 691有一些留学生仅为混得留学资格，终日嬉戏，不上课听讲，视学校如传舍，借抄讲义，应付考试；但大多数留学生，是为救亡图存而东渡求学的，他们热切求取日本和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鲁迅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①。
留学生在日本，除了游手好闲和"一心只读圣贤书"者，一般都很重视阅读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著译文章，编印报刊，参加留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为了联络感情，激励志节，留日学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成立了励志会。该会成员，最初并无政见分歧，但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逐渐分成两大派。一派以章宗祥、金邦平为代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一派以张继、叶澜为代表，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渐渐地，推翻满清的主张在留学生中占了优势，许多人由赞成君主立宪转向主张革命。
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由励志会会员范源濂、蔡锷等发起，并得到驻日公使及其他方面协助，于次年建成了清国留学生会馆。会馆是留学生的世界，是留学生全体活动的场所，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也是留学生翻译和出版书刊的总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叶澜等组织了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3 至4 月间，拒俄运动高涨时，青年会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夏天时改名为学生军，后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达二百多人，宗旨从"拒俄御侮"发展为"革命排满"。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各省会员多归国宣传共和精神、组织革命团体、策划起义和暗杀等活动。其中，湖南学生黄兴等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浙江学生则于同年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最早的参加者大多是留日学生。冯自由所编《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中，共录960 人，留日学生约占80％。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骨干力量。
6。女子留日学生女子留学日本，发韧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她们是跟随父兄或夫婿一起赴日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女留学生有十余名。当时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实践女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曾给这些女学生亲切的指导。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中国女性留日人数也次第增加，且单身留学者渐多。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夏只身赴日留学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南派20 名女学生留日，攻读速成师范科，
① 《鲁迅全集》，第6 卷，第558 页，《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是清政府首次以官费派遣女留学生。此后，江西派了10 名官费女学生，云南也派了13 名。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 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这一年止，仅东京一地，就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且有留日女生会的组织。为了方便这些女留学生，实践女学校开设了中国女子留学师范科（一年毕业）和工艺速成科（半年毕业），成蹊女学校亦设有一年毕业的速成师范科。女子留日学生的数量虽然仅为男子的1％，但她们的活动同样有很大影响。如秋瑾，留学归国后创办《中国女报》，积极从事民主革命和教育活动，为推翻清朝统治和妇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女子留日，对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国《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的颁布、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也有促进之功。
7。留日学生的巨大贡献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巨大贡献。
对这一点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是有共识的。
首先，留日学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展。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做过如此评价："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辛亥革命前，不少革命活动是在日本策划酝酿的，而许多留日学生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其中许多人成为爱国运动的骨干。留日学生还参加了同盟会举行的多次武装起义，直至辛亥武昌起义。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以至《支那革命外史》的作者北一辉说：留日学生制服简直就是革命军制服。许多留学生还为革命的成功抛头颅、洒热血，如在宣统三年（1911 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就有八人是留日学生。除进行武装起义等活动外，留日学生还发行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译书汇编》发刊起，留日学生出版了《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说》、《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等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报刊。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日学生又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对同盟会民主革命纲领进行宣传和阐释，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创办的《新民丛报》进行论战，宣传革命思想。此外，留日学生还著书立说，阐述革命理论，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影响最大的是陈天华著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著的《革命军》。对于留日学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贡献，孙中山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①。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 页。
第二，留日学生促进了清末教育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留日生中学师范的很多，例如，1903 年3 月至10 月，留日毕业生175 人，其中师范生71 人，约占40.6％；1903 年10 月至1904 年4 月，毕业生288 人，师范生153 人，约占53.1％；1904 年4 月至10 月，毕业生426 人，师范生189 人，约占44.3％。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速派人到外国学习速成科师范及完全科师范以后，各省争相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师范，这些学生回国后大多任教于各地学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生在留学时并未学师范，回国后也担任了教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新式学堂大量兴起而引起的师资不足，对新教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不仅如此，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本和西方各国科学及教育书籍，大量输入国内，为新式学堂提供了大量教材和参考读物。当时留日学生成立的比较著名的译书团体有（根据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304-305 页记述制表）：社名成立时间负责人所办杂志译著类别主要教育译著和教科书译书汇编社光绪二十六年（1900 ）
社长：戢翼翚《译书汇编》政治、法律、文教英国斯宾塞《教育论》、法国卢骚《教育论》、美国如安诺《教育论》、日本中野礼四郎《东西洋教育史》湖南编译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 ）
黄兴、陈范、许直《游学译编》政治、哲学、法律、教育《支那教育问题》、《学校实践管理法》、《美国教育制度》教科书译辑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 ）
陆世芬、陈榥、何燏时欧美和日本的教科书《物理易解》、《新式矿物学》、《平面三角学》以及中学物理、生理、地理、化学、几何等各科教材。
国学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 ）
叶澜、秦毓鎏、汪荣宝自己编著教科书编著《中学读本》、《中学文典》、《中学国史》、《外国史》、《中学本国地理志》、《法制教科书》、《外国地理志》等留日学生翻译出版的教科书，为缺乏教材的中国学堂提供了大量教材；他们翻译出版的日本和西方教育理论书籍，将外国教育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给清末教育界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清末教育改革和发展。
八、外国在华教育外国在华教育包括教会、私人、国家和团体在中国办的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教会教育。教会学校或教会所办的各类教育事业，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最重要也是最大量采用的手段。教会办学，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一应俱全；除普通教育外，还办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应有尽有。为了配合办学，还成立教育会、青年会、书局、印刷机构、发行报纸等。因此可以说，教会办理各类教育事业，有其特殊目的和作用，有一套完整的措施，自成一个独立体系。
（一）外国在华教育的兴起和发展1。教会学校是外国在华教育的开端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玛礼逊对外国在华教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在马六甲创立了以华人为对象的英华书院。他以马六甲为基地经常到中国沿海活动。道光十四年（1834）玛礼逊在中国去世。次年，广州、香港等地的传教士和商人组织了"玛礼逊教育协会"，设立奖学金，供给膳宿费、书本费和津贴，用以吸引中国贫苦儿童入学。道光十九年（1839）玛礼逊教育协会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由美国传教士布朗担任校长。不久，由于当地人民的反对而迁往澳门，改称玛礼逊学校。道光二十二年，玛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同年，玛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也迁往香港。从此之后，外国在华教育开始在中国植根。香港英华书院的教学内容有圣经、英文、中文、算术、几何、代数、生理、地理、历史等。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被迫取消了有关基督教、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通商口岸地区自由传教，教会学校开始进入大陆沿海的通商口岸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到咸丰五年（1855）已有175 名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地区传教，其中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瑞士人等。有些教士一边传教一边办学校。早期的教会学校一般附设在教堂内，以小学教育为主，有相当一部分是女童教育。全校学生仅十几人或几十人，在香港和开放的口岸城市开办。为了招徕学生，教会学校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膳费和路费都由学校供给。招生对象都是穷苦教徒的子弟或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当时比较著名的学校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了一所女子学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缝纫、刺绣等，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其后，又有11 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口和香港开设。
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招收学生30人，同治六年（1867）迁至杭州，易名育英义塾，后又改名为育英书院，分正、预两科，这所学校是之江大学的前身。
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何林斯在福州创办全日学校。
道光二十九年（1849），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圣依纳爵公学，次年开学，后改称徐汇公学，这是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咸丰二年（1852），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何伯森在上海开设英华书院。
咸丰三年（1853），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开办格致书院；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天主堂附设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设立明德学校，先办小学，后扩充为中学。
咸丰十年（1860），美国长老会教士范约翰等在上海创办男塾；次年，范约翰夫人在上海创办女塾。此为清心中学和清心女子中学的前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逐渐深入中国内地，加之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增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又急需人才，因此，教会学校迅速增加。到光绪元年（1875）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 所，学生约2 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 所，学生约6000 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到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增至2000 所，学生达4 万人。这时教会学校已不仅限于免费招收穷苦子弟，而且尽力吸收新兴买办、官僚子弟或其他富家子弟，对他们收取较高的学费。这个时期，教会学校以初等教育为主，学校网日益扩大，势力不断增强。
教会学校所隶属的教派很多，但主要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现分述如下。
2。基督教教会学校据统计，光绪二年（1876），基督教各教派在华所开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已达350 所，具体分类如下表（根据《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77 年大会记录》上海英文本资料制表）：类别数量学生数男日校177 所2991 人男寄宿学校31 所647 人女日校82 所1307 人女寄宿学校39 所794 人传道学校21 所236 人总计350 所5975 人其中比较有名的学校有：同治三年（1864）美国长老会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设立蒙养学堂，开始时只有6 名学生，至同治十二年（1873）止，前后共招收学生85 人，每届六年毕业。同治十二年，该校添办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正斋"，使学校成为包括中学和小学两级制的学堂，至光绪二年（1876）正式定名为文会馆；同治五年（1866），英国浸礼会在青州设立广德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文会馆和广德书院合并，易名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同治三年（1864）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在北京设立育英学堂；美国圣公会在北京创设贝满女学堂。
同治十年（1871）美同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在武昌设立文氏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命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
同年，美国监理会在苏州设立存养书院，光绪五年（1879）改名博习书院，是为东吴大学的前身之一。
光绪五年（1879）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将上海培雅学堂（同治四年设立）和度恩学堂（同治五年设立）合并，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学之初招收学生49 人，第二学期增至71 人。校长初为圣公会会长颜永京，次年由传教士卜舫济继任。书院先后设立文理学部、神学部、医学部和预科。数年以后，有毕业生愿留校进修高等学程者，因此该校于光绪十八年（1892）起开始设大学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第一班学生三人毕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添建大学校舍一所。
光绪七年（1881）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该会又在苏州设立中西书院。此二校亦为东吴大学的前身。
同年，美国圣公会将原上海裨文女塾（道光三十年设立）和文纪女塾（咸丰元年设立）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校，聘黄素娥为校长，招收学生40 余人。
光绪十四年（1888）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在广州创设格致书院，自任"管教"，有学生十余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学校迁往澳门，改名岭南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又迁回广州，以后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
同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傅罗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学生15 人，聘请传教士福开森任院长。此为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
同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美国公理会在河北通县设立潞河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改名为北通州协和大学；民国八年（1919）两校合并，成立燕京大学。
光绪十六年（1890）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在上海筹设中西女塾，次年校舍落成，光绪十八年（1892）正式开学。此为中西女子中学的前身。
光绪十七年（1891）美国传教士在广州茅村设立明心学堂，教育盲童，此为外国人在华设立较早的正式盲人学校。
同年，美国基督会在南京创设基督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长老会在南京设立益智书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校合并为宏育书院，也是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
光绪十八年（1892）美国美以美会派遣孟存慈到福建创办义塾三所，次年又续办三十余所。课程有《圣经图说》、《天路历程》、《十诫》等，还有教会自编的《三字经》、《四字经》、《五字经》。其他沿海各省教会也先后设立义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在上海设立华英书馆，分英汉两部，为纪念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麦伦书院。
同年，美国南浸礼会柏乐缇女士和吉慧丽，在上海创办桂秀女学，后改名晏摩氏女校。
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甘惠德在杭州创办蕙兰中学。
当时基督教学校设在上海的很多，多为欧美教会所经营，现将其小学和中小学混合学校的情况列表于下（根据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1-22 页资料制表）：小学校名成立年代学生数耶稣教日学校光绪五年50华学校光绪六年75圣玛利亚孤儿院光绪九年（女）56F。C。M。S。耶稣教学校光绪十六年45女子日学校光绪十七年（女）84A。C。M。耶稣教学校光绪十九年100A。P。M。印刷学校光绪十九年20谷克斯学校光绪二十年34粤童学校光绪二十一年16圣约翰青年会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36中国青年会夜学校光绪二十三年428A。B。M。官话学校光绪二十三年50A。P。M。印刷学校光绪二十三年20C。M。S。英华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70锋玛斯学校光绪三十四年（男）160（女）60A。B。M。日学校宣统三年32小学中学混合学校校名成立年代学生数圣约翰预备学校道光二十四年249A。P。M。高等学校咸丰九年160L。M。S。中学校咸丰九年68A。P。M。女学校咸丰十年（女）120圣玛利亚女学校光绪七年（女）206中西女塾光绪十五年（女）251A。B。M。女学校光绪二十二年（女）56明强学堂光绪二十二年60F。C。M。S。耶稣教育会光绪二十三年80中国青年会中学校光绪二十三年402L。M。S 女子中学校光绪二十八年（女）18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国各地所办学校日益增多。为了协调各教派的办学和传教，解决各教派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对中国教育的控制，各教派传教士感到有必要改变从前各自为政、缺乏联系的状态，成立一些联合组织，以促进合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教育会和基督教青年会。
光绪十六年（1890），经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光绪三年（1877）设立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扩充改组为"中华教育会"（或译为"中国教育会"），推选狄考文为首任会长，并规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
中华教育会的宗旨是"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中华教育会：《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 卷第1 号）。换言之，也就是要联合各教派所有教育机构的力量，来控制整个中国教育。中华教育会的任务已不再局限于编写学校教科书，还包括：拟订一个办学指南（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元1895 年首次编辑了教育指南，并在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 年进行了修正）；对全国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交流会、演讲会，交流和推广在华基督教教育的经验、策划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具体措施；定期检查各教会学校办学情况和学生考试成绩，不定期进行一些地区的教会学校的统一考试等等。
中华教育会成立当年，有会员35 人，光绪十九年（1893）有会员73 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有138 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189 人。起初会员均是英美传教士，后来也有华人加入。
光绪十九年（1893），中华教育会利用已有英文杂志《Recorder》中的一部分，刊登教育界的各种意见。光绪三十三年（1907）另外发行一种教育月刊，宣统元年改为教育杂志，后又改为英文教育季报，作为该会的机关杂志。
中华教育会还在各地设立分会，专门研究本区特殊问题。成立最早的是四川、福建、广东等省。在宣统元年（1909）召开的大会上，对此事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凡地方教育会将其章程送交本会审查合格者，本会一律欢迎为分会"（《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基督教青年会"是在美国控制下的一个世界组织。 1844 年创立于伦敦，1855 年在巴黎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其实权操纵在美国手中，协会的经费大半来自美国，总干事的职位多半由美国人担任。1889 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织"北美协会"，并通过这个协会把青年会扩张到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去。
中国最早的青年会都是学校青年会，设在学校内。最早的学校青年会设在福建英华书院内，时间是光绪十一年（1885）。接着山东登州的华北书院和浙江杭州的育英书院里也各自成立了一个。自此逐渐推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北美协会"派遣美国传教士来会理到中国，在天津组织"基督教学生青年会"。以后各地高中以上的教会学校都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各地青年会也都兼办学校。
光绪二十二年（1896），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北美协会"首脑穆德来华，把当时设有青年会组织的教会学校由5 个扩张到27 个，并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组织--"中国基督教学塾幼徒会"（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 年改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由来会理任总干事。于是全国基督教学生团体，就正式成立了。
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青年会成为向青年学生灌输宗教思想的重要组织。福州英华书院的青年会，每周组织一次特别宗教集会，每天早上六时开一次灵修会，"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到附近的地方，传上帝国的真理"。后来，青年会不只设在教会学校中，也有少数设在中国的官立私立学校内。官立学校中第一个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的，是上海的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
青年会对中国官立私立学校发生影响，主要的还不在于直接将青年会设于其中，而在于通过各种活动"感化"官立私立学校的学生。来会理首先在天津组织青年会，就是因为看到天津有国立医学堂、海军学堂、陆军学堂、电报学堂、北洋大学等学校，是清政府开办新教育的一个中心，因此他企图通过青年会的工作，来"感化"这些学校的学生，他认为这无异于"感化"中国未来的领袖。事实上，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组织了许多活动，例如每周开一次英文查经班和定期举行宗教和其他问题的辩论会等。由于青年会的活动，天津各学校的宗教空气相当浓厚。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到一年多时间，仅天津国立医学堂一所学校，就有大批学生变成了"基督徒"。对此，来会理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用非常得意的口吻给茂雷写了一封信，说："现在这个医学堂，却是天津最基督化的学校。比较教会学校或且有过之无不及。试问现在其他官立学校内，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基督徒学生，作这样的基督化工作？"（《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93 页）。学校青年会由学生组成，可算是当时学校里的学生会组织，因此青年会对训练和培养青年学生，是相当重视的。青年会认为，对学生来说，青年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在青年会中所做的工作，所负的责任，就是他们终身事业上最重要的一部分。青年会认为对这些学生领袖加以训练和导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达到目的，青年会全国协会和市会专门为他们开办了夏令大会、干事学校、干事循视团和各种专门讲演等；而在各校，青年会也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会社，更成为学校里唯一的学生团体，负责训练会员们的德、智、体、群四育。
3。天主教教会学校天主教教会在各地所办各级各类学校数目亦十分可观。据统计，光绪四年至五年（1878-1879），仅江南地区就有男校345 所、学生6222 人，女校213 所、学生2791 人。到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897-1898），学生人数增加到16571 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前，仅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便有天主教会所2423 个，住堂58 处，大堂、公堂、小堂1535 处，教民约15 万人，有中等学校30 余所，学生400 余人，初等学校500 所，学生近1 万人，大、小修院十余所，院生约350 人，医院、施药局及育婴堂等数十家。
天主教学校多为法国教会所开办，最重要的学校有徐汇公学、启明女学校、圣方济学校等，都设在上海。
徐汇公学，成立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天主教最重要的学校，前面已经介绍过。
徐汇女子中学，前身是同治六年（1867）法国耶稣会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经言学校。聘法国拯亡会修女圣心和保禄来华任教。该校专收教内女生，以"四书"、书法为主科，另附医科，并注重刺绣、裁缝、扎花等手工。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名为崇德女校，后改称徐汇女子中学。
启明女校，成立于光绪二十年（1904），专收教外女生，课程有国文、法文、英文、理科、算术、音乐、图画、手工、体操等。
圣芳济学校，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法国天主教会设在上海法租界，最初只招收四名外侨儿童，以后陆续增加，光绪六年（1880）开始招收中国儿童，学生达90 人，光绪十年（1884）学生达193 人，迁入虹口新校舍。课程有英文、法文、中文、拉丁文、数学、音乐等，高级班又有哲学与希腊文字。
以上学校均为中学，当时设在上海的天主教会小学详情如下（根据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1 页资料制表）：小学校名成立年代学生数圣若瑟学校道光二十七年（男）65 （女）50六童学校道 光二十七年（男）100 （女）25新闸学校道光二十七年（女）20土山湾孤儿院道光二十九年300圣鲁意学校道光三十年110董家渡学校咸丰二年（男）46 （女）172圣心学校同治五年（男）30 （女）30启明弃儿院不详（男）100 （女）100圣家学校光绪十九年（男）30 （女）206扬子浦学校光绪二十八年（男）6 （女）12嘉兴路学校光绪三十二年（男）12 （女）26同基督教一样，天主教也建立了教会学校的后援组织--公教青年会，用以扶植天主教在华学校。其活动宗旨与基督教青年会大体相同。
4。其他外国在华学校除教会学校外，还有少量外国团体和个人在中国兴办的学校。
在当时的各国租界中，常由租界管理当局开设一些学校，这些学校多与教会有密切关系，有的本身即是教会学校，有的则是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由教士负责教育。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法公童局董事会讨论预算，提议创办法华书塾。选出董事萨坡赛、莫利斯、神父杜纳德等组织监管学校委员会，租赁校址，招收学生100 名，教以法国语言文字和中国书籍，并附设巡捕学习法文夜班。
同年，英国"规矩会"会友在上海设立西童公学，由兰能任校长。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工部局开始设立教育委员会，次年起该校划归工部局管理。
光绪十六年（1890），法国工部局在上海设立中法学校，为小学和中学两级制学校，能容学生250 人。法国工部局将教育权授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教师中，法国传教士6 人，华人10 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驻北京公使和法国驻天津领事向法国圣母文学会和天津紫竹林教堂建议，在天津为中国子弟开设的学校增设法文课。光绪二十三年（1897）改为法国学堂，属法国工部局管辖。后改为天津法汉学校。
除上海、天津的法汉学校外，北京、汉口等大城市也都先后设立同类性质的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工部局创办的华童公学在上海公共租界成立。学生400 人，年龄一般在13-16 岁之间，均不寄宿校内，学费每年40 元，修业年限共八年，课程分英文科和中文科。讲师共18 人，其中英国人3 人。学生成绩优秀者，可参加英国康勃利奇大学（即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宣统三年（1911），上海法公董局创办法国公学，由梅云鹏任校长。
外国在华学校，也有私人办理的。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德国人宝隆在自己开设的上海同济医院内附设同济德文医学堂。医正科设在医院内，医预科及德文科设于法租界。正科五年毕业，预科三年毕业。学科除一切医学与治疗法外，还设德文、法文、汉文、生理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形性学、化学、算学、地理、历史、拉丁文等。这所学校即同济大学的前身（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 年，德国人贝伦子来华，添设工科，改称同济德文医工学校）。
欧美各国在中国开办学校较早，而日本起步较晚，20 世纪初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大力开办学校，进行文化渗透。
根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的记载，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较为重要的学校有：杭州日文学堂（1898）、泉州彰化学堂（1899）、天津东文学堂（1899）、厦门东亚学院（1900）、南京同文书院（1900）、南京本愿寺东文学堂（1901 年左右）、北京东文学社（1901）和上海留学高等预备学堂（1905）等。这些学校除教授日语外，也开设普通学科课程。
实藤氏认为，日本人在中国所设立的最出色的学校是北京东文学社。创议者为日本人中岛裁之，他与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以及吴的侄婿廉泉共同商议，在北京外城前孙公园的锡金会馆设立东文学社，1901 年2 月1 日正式开学，由廉泉任总理，中岛裁之任总教习。东文学社开学之初即招收80名学生，分成两班，有汉学修养的老年及壮年人编入"专门学班"，少年人则入"普通学班"。不久学生即增至280 余人，学社又聘原口新吉等六名日本人，分别担任六个教室的教学工作。1906 年，该校转归直隶学务处管辖，改名为直隶官立中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从沙俄手中夺取中国南满洲的权利后，开始积极地在当地设立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发表《论日本宜设大学于中国东北各省》的文章，对日本于"战后之满洲者，惟偏重于物质，而疏于精神根本之计"，表示"扼腕而痛心"。它建议："为今之计，宜先设大学于奉天，而示以日本学风之模范；乃渐次分设中学、小学于满洲各处，使不越其轨涂。"由此，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各地的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起来，但这主要是清朝灭亡、民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二）外国在华教育的宗旨和作用1。教育宗旨教会学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传教、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首先是用以传教、训练教民和培养传教士的助手。《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便说："教会小学最初设立之宗旨为宣传福音。以后专为教中儿童筹备一种合于教义之健全教育，俾于儿童易受感化之时期中，造成耶稣美德之基础。更进一层，更应为非教中之儿童开一入学之门，以扩充耶教之范围。"又说："中学教育之影响乃在于大部分的中等社会，此中等社会者，盖即目前教堂之所藉以发展得力者也。。。大部分基督教的社会之强健的维持者，乃端由此中学供给之也"（该书卷三，第79-80 页）。
光绪十六年（1890），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讨论到有关基督教教育问题时，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把教会学校比作美国的"西点军校"，是教会传教、战胜敌人非常重要的战略机构。他说："如果教会工作不以我们的教育工作为基础，它就好象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是不牢固的。"他认为教会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和教师，他在"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 年大会"上说："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
实际上，早期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有相当一些人当了教会的牧师和教师。
例如，北京汇文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毕业了五名学生，除一人供职海关外，其余四人都在教会工作；光绪十九年毕业一人，留在教会学校内教书；光绪二十年毕业二人，一人在教会学校教书，一人当牧师；光绪二十一年毕业三人，二人当牧师，一人在海关工作。
教会办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造就知识干部，借以控制中国的各个领域，以及使中国"基督教"化。
在光绪十六年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狄考文宣称："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的《中西教会报》也指出，振兴教会学校，在于"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在华传教士大会报告书则更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在那必将到来的更大的机会来到前，就作好准备；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
这一点，从教会积极兴办大学的目的中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基督教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特殊贡献》一文说："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领袖人才。此种领袖人才，不独要有精深的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人民以后的历史"。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基督化"。《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一文称："必有彻底纯洁的基督教，方足使中国彻底的受基督教化"，教区的增加扩充，教会学校的开设发展，"非基督教之终鹄，不过为达到大目的之一种手段。大目的盖在造成中国为一基督教民族"。
总之，西方各国教会办学的本意是在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的同时，辅以教育手段，从而达到它们完全控制中国的目的。
2。课程设置与教材教会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最主要的是宗教，它是一切学科的中心。
根据光绪二十一年《中国教育指南》的记载，北京贝满女学堂的课程有：四书、女儿经、算术、地理、历史、科学初步、生物、生理学等，但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的。学校把新、旧约圣经的历史和道理都非常仔细地教给学生。其他与《圣经》有关的书，如《真理的权衡》、《基督教信仰的论证》等，也是学生必读的书。
美以美会在镇江开办的女塾的功课章程中，同样以圣经为主要内容。其课程分十二年安排，每一年的首要功课都是圣经，其余还按年分别安排了真理便读、三教问答、天路历程、读教士列传、圣教史记、耶稣圣教复初、天道溯源等课程，让学生学习。
读圣经为教会学校的必修科，因为教士认为："别种学问，少有亏缺尚可原宥，而不知圣教道理，实为教友之耻"。对于教会学校中的宗教科，是有课程标准的。以对小学的要求为例，对圣经的掌握分初级和高级两重标准。
初级标准为：①能背诵六样经、及辅弥撒经，且能领会大意。
②洞明要理六端、天主十诫、圣教四规、七件圣事。
③从小养成儿童热心之习惯、圣事之勤领、爱天主外，又恭敬耶稣圣母圣若瑟护守天神，及他圣人圣女等。
④能辅平常弥撒。
高级标准为：①能诵周年瞻经礼，及一年中通行之各种礼节，耶稣圣母圣人之经文，如能背诵更好。
②耶稣一生之言行，略知其概要，了解教理详解上之道理，及圣教会之简单史略，与古史略。
③从小学得之热心习惯，勤领圣事，及各种敬礼等，需见明其紧要及关系，而发展其超性生命，以固信望爱三德。
④能辅大礼弥撒，能知权付之方法，及预备领受终傅做代父母等之礼节。
教会学校为了宣传宗教、吸引学生和培养干部起见，也注视科学、史地、语言等课程的开设。
在光绪三年（1877）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就已经提出，基督教学校应当注重"科学教育"。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大会上，狄考文又强调说："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我们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上和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
光绪二十二年（1896），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特别强调教会学校要重视科学，因为第一，学习科学可以破除中国的迷信；第二，注意科学可以使教会学校出名；第三，教会学校开设科学课程可以使教会学校毕业生更有能力，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国社会。
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还听取了有关学校各科教学的报告。女传教士派克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学校中是否应当学习自然历史》的报告，她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自然历史可以"说明上帝的力量和上帝对造物的慈爱和照顾。"传教士雷那斯的报告则论述了教会学校开设音乐课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可以"赞美上帝"。
英文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教会学校的必修课。早期的教会学校很少教英文，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反洋教斗争遍及全国，洋文和西学在那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教会学校是否教英语，经常成为争论的问题。一派主张不用英语，而用中文，这样容易与中国人的生活发生联系，也可以避免危险；另一派则主张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传教。在光绪十九年（1893）的中华教育会第一届大会上，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坚持教会学校应当教英语，并主张应当使英语成为东方的语言。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第二届大会上，圣约翰学校校长卜舫济也强调教科书最好用英文课本，并且指出英文如同拉丁文在古罗马时代一样，可以作为"感化蛮族的工具"。从这以后，英语教学逐渐地在教会学校，尤其是在高等学校中普及起来，并成为教师在课堂上讲课通用的语言。
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年起，教会学校常利用英语学习来吸引中国官僚家庭和富有家庭的子女，从而灌输给学生宗教信仰和亲外崇外的心理。此后，英语就一直成为教会学校的一项重要课程。
教会学校所用的教材，多半由传教士在华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编辑出版，如广学会、浸会书局、汉口圣教书局、圣教书会、圣公会书籍委员会、竞新印书局、中国基督圣教堂局、青年协会书局等；也有直接用英美法等国原版教材的；还有各学校自编的教材。此外，狄考文、林乐知还于光绪三年（1877）专门发起成立了"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原名"益智会"），主要任务就是为各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并规定以宣扬宗教作为编写的"最重要"的原则。大部分编纂委员为英美传教士，如丁韪良、林乐知、韦廉臣、傅兰雅等。该会曾先后编辑过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宗教教学用书有《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圣道问答》、《福音史记课本》、《旧约史记课本》等；自然科学教本有：狄考文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傅兰雅的《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术》、《格致须知》，潘慎文的《八线备旨》，艾约瑟的《重学》，等等。这些教科书除供教会学校应用外，也赠送各传教区私塾使用。中国"教科书"一词即由此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该委员会共出版了教科书59 种，约3 万册，尚有库存1 万5 千册。
3。外国在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办教会学校，其本意是为了传教、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争夺中国青年一代、以及辅助政治军事经济手段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其结果，也确实在这些方面起了一些作用。教会学校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教徒和神职人员，也培养了不少具有亲外崇外心理的青年为他们服务。教会学校几乎控制了中国新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从立案、教育方针到教科书的使用，中国政府都无权过问，这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但是，教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教会办的众多的初等学校，对我国普及教育有所促进；教会办的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很大推动，这些大学设备完善、教授西学，为中国培养出不少著名专家和学者；教会开办的女子学校，有助于推动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中传授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起到了开风气、冲击封建文化、促进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作用；教会学校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教师素质好、管理经验丰富，这对中国自办新式学校也有借鉴和促进作用。
（三）各级各类教会教育1。幼儿教育教会在中国兴办的慈幼事业，最初主要是孤儿院、育婴堂等。最早的教会孤儿院是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开办的土山湾孤儿院，咸丰五年（1855）设立，同治三年（1864）确定收容6-10 岁的孤儿入院。教会孤儿院、育婴堂多附设在教堂内，其确切数目尚无法统计。
有些教会孤儿院、育婴堂设备条件差，照料不善，营养不良，有时出现婴幼儿大量死亡的情况。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成为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个导火线。例如，同治七年（1868），江苏扬州育婴堂内有不少婴儿受虐待致死，罪行败露，群众纷纷辱骂和殴打传教士，最后约有一万人集合起来，捣毁教堂，将婴儿救出。
除孤儿院、育婴堂等外，教会还开办幼稚园。光绪三十一年（1905），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一文，强调中国欲求进步，必自儿童教育始，而幼稚园乃是教育儿童的好场所，他还说："吾闻善诱敌者，即以敌之所以诱人者诱之，然则幼稚之年，正就我范围之时，而亦吾党所宜注意之时也"。因此他呼吁，开设幼稚园，为今日之大事业，"吾党其速为之！"
教会所办幼儿园中，较为有名的一个是苏州慕家花园幼稚园。创设者为美国金振声女士，她创办英华女塾多年，后在校内增设幼稚师范科，又在校园近旁设置幼稚园，具体时间不详。幼稚园有手工、游戏、唱歌、图画、识字等课程，有老师和保姆负责教导和照料儿童，重在发挥儿童天性，不使其受束缚，以及助长儿童学业上的兴趣。
2。初等教育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教会教育的重心在于初级学校，所兴办的学校中，大部分是小学。设立教会小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传教，后来则发展为教育训练儿童，以使他们从小就具备宗教信仰和中国未来"领袖"人物的素质。教会小学的要求是：（甲）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俾其身常健适，并有清洁、合理、活泼、敏慧与端正之生活。（乙）注意养成儿童耶教美德之根本习惯及行动。（丙）予学生以教育上三大要具，即读、写、算三者健全之训练。（丁）发展学生已有之爱国心，使洞悉彼为中国社会一分子之根本义务与权利。（戊）予学生以礼貌上及其他仪式之训练。（《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三，第56-57 页）。
教会小学的问题之一是：入学的学生多，但能够读完的学生往往只有半数。大约市镇学校的情况好些，乡村学校的条件简陋，学生又多来自贫苦家庭，故而许多学生中途辍学。其二是教员问题。许多教会学校毕业生，因为小学教员的地位过低，往往不愿担任。
教会小学设立、发展以及著名小学的情况，本章第一节已经论及。
3。中等教育基督教教会中学的要求是：（甲）使十二岁或十四岁基督教的男女能得受一种教育，足以使其在社会上占一有用的独立的并超出于寻常的位置。似此，每校当不仅供给职业上之训练，而亦必教授一般的处世之智识焉。（乙）表现基督的宗教及其传道救世，改良社会，及为国家服务等之教义。（丙）召集及训练对于基督教事业之成功最有关系之工作者，教员及传教者尤为重要。（丁）使少数有特殊能力者得进受大学教育或职业之训练。（《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三，第79-80 页）。
清末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胚胎时期。香港英华书院可称为基督教中等学校的开端。其后有澳门玛礼逊学校、宁波女塾、宁波崇信义塾等学校。第二个时期为1856 年以后。上海圣约翰书院、福州格致书院、登州文会馆等，皆在此时期开办。女校之中，以广州真光女学、北平贝满女学、上海中西女塾最为著称。第三个时期为戊戌政变以后。这时期里，天津中西书院、辽宁文会中学、太原铭贤中学、汉口博学中学、上海麦伦书院等，皆先后设立。上述学校设立的情况，请参见本章第一节。
第三个时期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渐受国人重视，基督教中学也因时代的需求，逐渐注重英文和科学学科，同时相继提倡西洋中学校中的学生课外活动。第二，这时期里，各基督教学校多提倡工读制。据宣统二年（1910）中国教会年鉴记载，男校中有40％的学生是工读的，女校中有50％，这样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膳费。
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对基督教教育进行批评，如指摘学校过于西洋化、不注重国文、课程欠系统、科目缺实用、教师多无相当的训练，等等。
4。高等教育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多是中小学校，数量少，规模小，虽然办了一些书院，但很少有大学。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各国调整对华策略，采取"以华治华"的战略。他们企图培植一批具有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基督教精神的"高等华人"，以取代崇奉儒学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掌握中国政府的领导权。因此，他们更加重视在中国办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这一时期，教会教育在中国迅猛发展，教会大学不断涌现。
据统计，光绪十五年（1889）时，全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为16，836 人，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已增加到57，683 人，增长3.42 倍；到清朝灭亡时，又增加到13 万多人，与光绪十五年相比增加8 倍多。
由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的着重发展初等教育，变为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的着重发展中高等教育，这是教会教育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转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美国人和不列颠人，双方不约而同的认为小学校比高等学校较为次要。他们坚决主张中国归根到底会很快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假使有一帮受过良好训练的领导人，能够培养起来，尽管人数不多，总比那一班只受拙劣教育麋集于教堂的人们为佳。他们认为这样的领导者，只能在基督教徒的主持下，通过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培养，才能最理想地获得。这就成为他们对这些教育制度作出主要努力的目标。"①根据这种"以华治华"的培养干部的政策，许多教会大学都在这个时期前后建立起来。但除少数是新建学校外，大部分是由原来设置的教会学校改建而成。著名大学有：东吴大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和苏州开办的中西书院合并而成，设在苏州，并在美国田纳西州州政府立案。初由葛赍恩主持校政。开办时，所授课程实际上仅为中学程度，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始招收大学生，开设大学课程。
震旦大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设立于上海。最初名震旦学院，学生仅二十余人，由发起人马相伯任总教习，各科教师由教会委派教士担任。分语文学、致知学（即哲学）、象数学、形性学（格物学）等科。预科一年，本科二年卒业。次年，耶稣会派安徽传教士南从周来上海任震旦学院教务长，南从周任意改变学院章程，院长马相伯辞职，学生大哗，相率离校，震旦学院遂暂行停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震旦学院复课，李问渔任院长，学校设董事会，张謇、李平书等为董事。改肄业期为四年，前二年为附科，第一年以中文教授，第二年以法文教授，至第三年始称本科，教授法文、英文、文学、中外历史地理、哲学、经济学、法学、算学、物理、博物等，第四年分为文理两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震旦大学肄业期增为六年，预科本科各三年。
岭南大学：光绪三十年（1904）岭南学堂由澳门迁回广州，广东各教会正式宣布岭南学堂为广东基督教教育之最高学府。中华基督大学联合会董事会政策委员会宣布，岭南学堂在福建以南踞有此种地位。民国五年即公元1916 年，岭南学校改组为岭南大学，始分文、理两科，后扩组为文、理、农、工、医五学院。
圣约翰大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州立案，其文理科、神学科、医科，可授予与美国大学毕业之同等学位，学制由
① ［美］盖·斯·拉托里特：《在华基督教学校概况》，纽约麦米伦图书公司1929 年版，第624-640 页。原来的三年改为四年。
北京协和医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英国伦敦会创办。不久，美国长老会、内地会、美以美会、以及英国伦敦教会医学会和英格兰教会等五个教会加入办理。这是第一个由英美医务人员在中国合办的医学学校。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了协和医学校，改名为协和医科大学。
浸会大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国南北浸礼会在上海杨浦区创办浸会大学，由美国传教士柏高德充任校长。开办初期，学生仅4 人，设置宗教、国文、英语、格致等课程。民国四年即公元1915 年，上海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实行分科制，设教育、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科。燕京女子大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美国教会设立于北京灯市口佟府夹道。民国八年即公元1919 年合并于燕京大学。
文华大学：宣统元年（1909）由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分神学、文理学、汉学三科。民国十三年即公元1924 年，以文华大学为基础，并入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和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成立华中大学。其后，又有湖南长沙雅礼大学和岳阳湖滨大学并入华中大学。
金陵大学：宣统二年（1910）年冬，由美国基督会、长老会和美以美会联合组建于南京。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汇文书院兴办于光绪十四年（1888），宏育书院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成立后，首任校长为美国传教士包文。宣统三年（1911），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州立案注册，获学位授予权。
华西协合大学：宣统二年（1910），由美以美会、公谊会、浸礼会等联合创办于成都。前身为华西协合中学（光绪三十二年建立）。华西大学首任校长为美以美会传教士毕启，创办初期有教师8 人，学生11 人，分设文、理、教育三科。民国三年即公元1914 年增设医科。
之江大学：宣统三年（1911），由美国长老会兴建于杭州，前身是杭州育英书院。
教会大学得以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传教士的积极推行和清政府的求全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教会大学在当时确有吸引学生之处。教会大学教学设备好，有学术造诣较深的外国教师，重视外语学习，并且容易出国留学，等等。这些条件吸引了多中国学生入学。
20 世纪初教会大学迅速发展，以至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初等学校的学生只占中国学校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高等学校却占中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80％。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官立大学只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三所，教会大学却有十几所之多；并且中国官立大学中也多由传教士任职（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山西大学西斋总理李提摩太，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等），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就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中华教育会"第四届大会上夸耀说："中国政府开设的每一个大的书院中，都有基督教传教士担任首长。"可见教会大学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5。师范教育随着外国在华教育的扩展，外国在华学校日益增多，课程逐渐扩充，师资问题也就出现了。因为这时的各门课程，已经不是外国传教士所能独自承担的了，不能不从中国通新学的人中谋求教员之材。但是这种人才并不能令教会完全满意，因为他们只是在新式学校受过一年以上教育而已，对于新学的内容、教材和教法等，所知极为肤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大都不是教徒，甚至有反对信教的，教会认为让他们任职教会学校，对带动学生信教不利。因此，教会开始考虑开设自己的教会师范学校，专门培养教会学校师资。
教会师范教育起步很晚，至清朝即将灭亡前才有少量师范性质的学科和学校出现。例如，宣统二年（1910）夏，华西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在潼川和南川两处设立暑期师范学校，同年设立成都男子师范。后再成立女子师范。上述二校都属初等师范学校，学生大多自教会高等小学升入，学生的学费及其他费用，大都由教会供给，学生毕业后服务数年作为偿还。
暑期师范学校是为那些已任教员而不愿再重新入学者设立的。教育联合会在暑期特设课程，举行考试，成绩合格者授予教员资格证书。凡欲取得证书的教员，必须在暑期学校学习两期，并有两年授课经历，还必须通过下列课程的考试：一类，教材及教授法，如圣经、汉文、算术、地理、历史、卫生、图画、手工、体育、音乐等；二类，教育研究，如教育概论、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
6。女子教育教会女子学校的设立，始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塾。从这年起至咸丰十年（1860），又有11 所教会女校相继设立于五口商埠。如：道光三十年（1850），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女士在上海西门白云观兴建校舍，设立裨文女塾。学生20 人，均为走读生，是年秋季后，学生改为住宿。是为裨文女子中学的前身。
同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州创办女塾。
咸丰元年（1851），美国圣公会教士琼司女士在上海虹口设立文纪女塾，最初学生仅8 人，均住宿在学校内，以后有所增加。功课方面，以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为主，唯于上午略读浅易圣经与"四书"，其中出色的学生也稍微学一点英文。光绪七年（1881）与裨文女塾合并为圣玛利亚女校。光绪二十六年（1900）第一期学生毕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立琴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添设师范科，学习期限为二年。
咸丰三年（1853），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的夫人在广州开办了一所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
咸丰四年（1854），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创办福州女书院，后来发展为文山女子学校。
咸丰九年（1859），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创办育英女书院。
天主教开设的较为著名的女校有徐汇女中、启明女校等。
教会女子教育，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达到专门学校程度。这一年，协和女学校（即燕京专门学校）始设于北京。同时南京美以美会设立南京妇女专门学校，此校后来让女生与金陵大学的学生同班听讲，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教会女校的培养目标是修女、教师、牧师助理、宗教教育领导者、宣传教义者、青年会书记，以及贤妻良母等。
教会女塾的校规凡十五条，即：择师宜谨慎、规例宜严密、功课宜限定、经书宜审择、讲书宜周详、词章宜渐学、算法宜稍知、书法宜讲求、医理宜稍知、言语宜诚实、大义宜讲明、日用宜整备、衣饰宜俭朴、女工宜熟悉、缠足亦废弛。
7。医学教育随着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医院日益增多，缺乏医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教会认为，若都用外国医生，不仅语言障碍是个大问题，而且经济上也不合算，于是，教会方面便出资创办医学校以造就普通医师人才。
宣统三年（1911）以前，教会创办的医学校有：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广州夏葛医学院、大同医学院、金陵大学医科、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校。
圣约翰大学医学校的发韧，为光绪七年（1881）上海同仁医院一位美国医师文氏在院中组织的医学班。光绪二十二年（1896），圣约翰大学设医学专科，请文氏任校长，学生修业四年，给文凭，但无学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医科学生毕业可得到与美国大学同等的学位，修业年限改为五年。学生实习即在同仁医院。
8。特殊教育教会学校的特殊教育包括工艺教育、残疾人教育和汉语教育等。
教会所谓工艺教育，即在教会学校内开设工艺课，一来手工劳动可以辅助书本教育，二来可以培养学生的技能，利于他们谋生求业，三来让学生作工可以改善贫寒子弟的经济状况。
教会所设工艺科目有：木工、铜工、洗衣、织布、编织、刺绣、园艺、打字、印刷、制糖、造烛、制鞋等等。各地各校根据原料、产品销路以及自身条件等情况，自由选定多种多样的工艺科目。
教会所办残疾人教育，主要是聋哑学校和盲童学校。
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传教士梅理士的夫人耐德，在山东登州开设聋哑学校，按照美国聋哑教授法教育聋哑人。当时风气未开，只有个别贫寒子弟或流离失所的人入学，衣服饮食，皆由学校供给。光绪二十四年（1898），学校迁至烟台，分聋哑男学和女学讲室，总名"启瘖学馆"。
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徐家汇圣母院开设聋哑学校，这是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残疾人学校。原来，圣母院的孤儿中有许多哑巴，圣母院的院长便写信给法国总院，陈述本教区的需要。法国总院便派马尔塞嬷嬷在巴黎学习了一年训导聋哑的知识，然后来到上海。马尔塞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后患霍乱去世，由她的助手朱贞姑继续这项工作。以后，土山湾孤儿院的哑巴前来受教，连非教徒人家的聋哑儿女也送来受教。
盲童学校有光绪十七年（1891）美国传教士在广州设立的明心学堂等。
汉语教育是为来华的外国人举办的，目的在于让他们掌握中国的语言，有兴趣的进而还可以研究中国的语言及文化。
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华北华语学校，就是一所这种性质的学校。外国人在这里学习常用汉字，在一两年内初步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学校还有按学生职业而设的特别功课，分为四类：（1）医生及看护妇，（2）商人，（3）外交界翻译，（4）不属于上述三种者。学生除学普通功课外，还须学习其职业中常用的文字及语言。
此外，还有函授教育。宣统元年（1909）开设的函授学校，直接受中华教育会的管辖，有自己的董事部、校长和教职员。函授学校全年开学，向全国各地的学员进行函授教育。学费低廉，按月纳款。大学和中学的课程完全俱备，小学的课程也有一些。由函授学校修得的学分，可得到一切教会学校的承认。
九、晚清教育思想的活跃（一）开明士绅的教育思想鸦片战争前后，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知识分子，针对当时传统教育空疏腐化的弊病，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改革传统教育的主张。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教育观，成为近代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先驱。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龚自珍、魏源。
1。龚自珍的教育思想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官场多年，龚自珍敏锐地看出清朝的腐败和统治的危机，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清政府专制统治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为振衰起敝，他提出"更法"、"改图"、"变功令"的改革主张，强调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在文化教育的改革上，他提出：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不拘一格录用人才。他猛烈抨击科举弊端，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可似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且极"①，非改革不可。他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要求培育更多的人才，使腐败黑暗的衰世变成一个有生气的治世。
②恢复今文学，经世致用。他极力反对当时风靡一时的古文经学，反对那种寻章摘句、专事考据、不问政治的不良学风。他要求恢复西汉以前的今文，提倡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学要经世致用。
③学习西学。他主张学习"西洋奇器"的制造以利中国。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他建议林则徐效法西洋，"修整军器"，"讲求火器"，以武力抵抗外侮，使中国成为一个"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国家。龚自珍经世致用的文化教育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影响深远。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②。
2。魏源的教育思想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治学》。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 册，《清代学术概论》。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魂源是龚自珍和林则徐的挚友，他反对外国侵略，主张严禁鸦片；不满清末政治腐败状况，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思想和计划。其中，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以下主张：①废除书法试帖，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认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因此要求以国家之力，正人心，进人才，"人才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道"①。而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因为科举专重书法，以八股取士，害人误国，他说："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章程、讨国故始，舍胥史例案而图许谟、图远猷始"②。
②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他和龚自珍一样，都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反对偏重训诂考据、脱离现实的古文经学。他斥责宋明理学为"俗学"，批评汉学（考据学）禁锢天下聪明智慧。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序文里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文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也就是说，善言心的必须要证之于事，善言人的必须依靠于法，善言古的必须取证于今，善言我的必须依赖于物--做一切学问都应当从现今实际的事物出发。
③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之以制夷"。他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体会到"船坚炮利"的优越性，认为，要想抵抗外国侵略，必须了解夷情，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之以制夷"。他反对当时顽固派把一切西学都看作是"奇技淫巧"，他认为是有用之物，是"奇技"而非"淫巧"，并且主张学习这些"奇技"。为此，他编辑《海国图志》并附录《筹海篇》等，介绍外国史地和其他情况，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的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
① 《魏源集》上册，第166-167 页。
② 魏源：《圣武记》附录第十一卷，《兵制兵饷》。
（二）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教育思想19 世纪60-90 年代，随着近代工业的逐渐产生，一些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不触动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改革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张。他们反对外国侵略，提倡重商主义，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就是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又是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前驱。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何启、胡礼垣、容闳等。在教育方面，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学西学、设学校、改良科举制度等主张。在他们中，教育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冯桂芬和郑观应。
1。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入李鸿章幕，协助其创办上海同文馆。他是林则徐的学生，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学。他在19 世纪60 年代撰写了《改科举议》、《采西学议》、《广取士议》、《停武试议》等文章，提出了改良教育的主张。他的主要观点是：①改科举。他揭露当时科举制度只能"禁锢人生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①。他主张改革科举内容，第一场考经解，以经学为主，附以小学和算学；第二场考策论，以史学为主；第三场考散文、骈体文赋和各体诗，以古学为主。以此来严格挑选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②采西学。冯桂芬认为，中国在四大方面不如外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副不如夷"，因此中国要想自强，必须先向外国学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①。冯桂芬所提倡的"西学"，不仅包括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等。他对算学特别重视，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②。他还建议在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挑选15 岁以下的聪颖儿童，住院学习，聘请西人教授西方语言文字，聘中国名师教授经史等学，借以培养人才。但是，冯桂芬的采西学，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卷，《改科举议》。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制洋器议》。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采西学议》。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亦即"中本西辅"，体现出他思想上的局限性。
③实行义务教育。冯桂芬羡慕西方各国强迫义务教育，例如荷兰做到了"国无游民、无饥民"，瑞典做到了"国无不识字之民"，因此主张推广江浙等省开办善堂、义学、义庄办法，强迫贫民子弟入学，教给他们耕地、种菜和常用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对于15 岁以下儿童不读书的处以罚款，交纳罚款后仍须入堂读书③。
冯桂芬的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维新派奉为先导。
2。郑观应的教育思想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自己也经营贸易，又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他关心时政，"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认为"欲张国势"，就必须改变专制，实行议院制，强调"以商战为主"，指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业"，等等。他为洋务派出过力，而在思想上却与洋务派有分歧，他谴责洋务派学的西学是"舍本图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①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他指出以时文取士有两大弊害，一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埋没了大量人才；二是"锢蔽天下之人材"，扼杀了人们的智慧。因此，他主张文试废时文，武试废弓矢，并且在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他设计西学有三试：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天文、舆地、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他规定录取时，"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而且要求："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
②兴办学校，广植人才。他提倡设立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校，认为学校的设置乃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他借鉴西方把学校分成大中小三等的制度，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他还主张文武分科，文科又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武科又分为陆军、海军二科，各生可"就其质之所近，专习一业"。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主张应以传授自然科学为主，他说："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创造等学，③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收贫民议》。
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
③中学为主，西学为辅。郑观应主张学西学，认为西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但是他所指的西学不完全同于洋务派所说的西学，后者只重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造船制器等工业技术，所以是"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而郑观应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个部分，所谓天学，包括"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所谓地学，包括"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所谓人学，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这就将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等都包括在内，他认为都应该学习。
郑观应还认为，现在西洋各种科学，如化学、重学、光学、气学、电学等，都是中国固有的，都是"中学"，传到西方以后才发展成为"西学"，因此现在中国学"西学"，实际上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就好象养马一样，"取之外厩，纳之内厩"。这种"西学"出自"中学"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非郑观应一人所独有。这种思想有其牵强附会之处，在科学上混淆了"中学"与"西学"的界限，调和了二者的对立与斗争，但是对驳斥顽固派反对学西学的论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郑观应还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是从他的"道本"、"器末"思想出发得出的结论。他把道--孔孟之道视为根本，而把器--物质技术的形器看成是从属于道的，按照这种理解，他认为道是中国的好，因此中学为本，而器是西洋的好，因此西学为末。但是，道与器必须结合，道要通过器才能发扬光大--"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虚实兼备--"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由此可见，郑观应的思想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反对洋务派只重视造船制器等西学之"用"，明确提出效仿西方议会制、实行君主立宪等西学之"体"；另一方面他却仍然将中学视为本，西学视为末，主张："道为本，器为末"。一方面，他强调"器可变"，就是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认为"道不可变"，说明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④提倡义务教育，重视女子教育。郑观应对德国的强迫义务教育非常赞赏，认为德国学校无论大小，均各有次第，乡塾遍布民间，儿童无论贫富贵贱，"自五岁以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郑观应主张应变通采用德国的方法。
郑观应反对男女在受教育上的不平等，他认为女子不就学，是旧礼教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留下的恶习。他赞扬"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他还反对女子缠足，指出：如果把女子缠足的功夫用来入学读书，不用十年时间，女子的聪明才智就不会再比男子低下。他要求颁布禁令，一律不许女子缠足，"违者罪其家长"，并且要求"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
（三）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洋务派在19 世纪60-90 年代，兴办新式学堂，翻译西书，派遣学生留学，实施具有近代科学技术内容的新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洋务人才，作为自强求富的根本；其办学的中心指导思想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以传统的经史儒学、三纲五常为主体，"西学为用"，就是效法西方的科学技术，"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①。"中体西用"，是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教育思想，虽非洋务派首创和独有，但属洋务派论述得最为系统具体，执行得最为坚决彻底。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曾国藩、奕、左宗棠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述过这种思想，而以张之洞的概括最具代表性。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人，是后期洋务派的重要首领。从光绪七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881～1907），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在任内开设了不少新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他供职中枢，兼管学部，主持全国的教育事宜。他对清末教育的影响极大，清末旧教育制度的废除，以及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他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和教育活动密不可分。他的教育思想极为丰富。
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张之洞的基本教育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的重要著作《劝学篇》中有系统论述。《劝学篇》撰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讲中学，外篇讲西学，中学为旧学，西学为新学，因此按照他的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所谓"中学"，张之洞认为主要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这些学问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应放在首位。学生应先从中学得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然后酌采西学有用的地方以补我之不足。他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无其害。"他认为"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如果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立学宗旨为："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种宗旨对清末教育的影响极大。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所谓"西学"，张之洞将其分为"西政"和"西艺"两类，具体内容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他主张"政艺兼学"，而政先于艺，因为"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从张之洞所说的"西政"的具体内容看，他所提倡的"西政"不同于维新派，因为其中没有包括西方的政体。他反对维新派所主张的"政"，即改变君主专制的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他所注意的"西政"仅限于学校、律例、劝工、通商等等。
张之洞阐述"中体西用"思想的《劝学篇》，不仅受到清政府的赞赏和重视，而且受到外国在华传教士的赏识。清政府命"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让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美国传教士渥内基则把它译成英文，在英文《教务杂志》上连续刊载并在纽约出版全文，耶稣会教士还将它译为法文出版。这样，《劝学篇》得以风行海内，而由张之洞概括总结的"中体西用"思想也主导了清末新教育的发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相比，是很大的进步；对于抵制全盘西化，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教育主张相比，则明显暴露出其落后性和保守性，正如鲁迅所揭露的那样："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但是，一个人怎么能"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呢？"①第二，兴办学堂，培养人才。张之洞认为，办洋务是重要的，但人才和人才培养更重要，如果"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队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②。他深有体会地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认为"人才日多，国势日强"。那么如何培养人才呢？张之洞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兴学。他论证说："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③。他探讨西方各国强盛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因此他非常重视兴学，把学校放在"西政"的首位，把兴学作为实施洋务新政的重要措施。为此，张之洞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武昌算术学堂、江南储才学堂、武昌农务学堂、两湖高等学堂、有文普通中学堂、武昌模范小学蒙养院、湖北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以及60 所初等小学堂，等等。
第三，废除科举。张之洞认为，八股取士"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与学堂相比，则更显出以下弊端："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
① 《鲁迅全集》第1 卷，《随感录》四十八、五十四。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十一，《创办粤省水陆师学堂折》。
③ 《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
因此他得出结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①。考虑到遽停科举尚有难处，张之洞等人决定先采取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改革科举内容，即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和小楷；第二步，递减科举中额，每科递减三分之一，计划于十年内减尽。
但是，在变通科举的过程中，张之洞发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则"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这样下去"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张之洞认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于是，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联衔上奏，"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清廷同意此奏，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 年9 月）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②。这样，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起，推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才得废止。
第四，鼓励留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力鼓吹留学。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他举日本为例，认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就在派遣留学生。他说："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张之洞主张游学日本，他列举了去日本留学比去西方留学在四个方面上的优越性：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为中日两国处境相似、风俗相近，而且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易于中国仿行；中国利用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张之洞以留学日本为最佳和首要选择，陆续派遣湖北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实业、师范、法政等，使湖北成为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也是最多的省份。
为了达到既鼓励留学又严格控制学生思想的目的，张之洞先后拟订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和《约束游学生章程》，一方面对于能"循理守法"的留学生，许以举人、进士出身，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对于所谓"妄发议论"的留学生，则加以训诫制裁。
张之洞重视兴学育才，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对晚清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开展的每一项重大改革，诸如变科举、改书院、兴学校、派留学、订学制、设学务大臣等，几乎都与他的奏呈有关。
① 《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七，《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② 《光绪政要》第二十七册，卷三十一，《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四）维新派的教育思想甲午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效法西方，实行变法维新，与洋务派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改革教育的问题，维新派同洋务派展开论争，对洋务派的教育主张进行了大胆揭露和猛烈抨击。
在废八股、变科举的问题上，虽然维新派和洋务派都主张变革，但是维新派更为彻底。当时洋务派首领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对于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是知道的，张之洞也曾经说过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但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前却没有真正上奏折请求废除的，这是因为洋务派要"全躯保位惜名"，而不敢率先奏闻，正如梁启超所说，是"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与洋务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新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受到人身攻击，上书光绪帝，要求废八股。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梁启超亦联合在京应试举人一百余人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当即遭到近万名应试举人的攻击，几乎被殴打。当光绪帝下诏废除八股后，"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①。维新派在当时坚决改革旧制度，是具有极大勇气的。在"中学"和"西学"的问题上，虽然维新派和洋务派都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两派对于"中学"和"西学"的理解却有本质上的差别。
洋务派所提倡的"中学"，主要内容是指中国的经史旧学，其核心是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尤其是以"明君臣之纲"为第一要义，其目的无非是伸君权、抑民权，维护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君主立宪政体。他们反对维新派所提倡的民权，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是"无义无君之邪说"①。
维新派所提倡的"中学"，是用变法维新思想解释过的经史之学。他们认为孔子是"改制立法，作六经以治万业"的大圣人②。孔子的思想是"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③。因此，维新派尊崇孔子，实际上是强调进化，反对保守；强调平等，反对专制。维新派还给儒家思想涂上"民权"色彩，主张"兴民权"，反对洋务派的"君权论"；主张"冲决"三纲五常的"罗网"，"冲决"汉学考据、宋学义理和明清八股的"罗网"，而采用有利于维新变法的"中学"。
洋务派学"西学"，主要内容就是"西文"和"西艺"，反对学习"西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三章，《梁启超选集》，第84 页。
① 张之洞：《劝学篇》。
②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论支那宗教改革》。
政"。而维新派所提倡的"西学"，则包括西方的社会政治学和自然科学，即所谓"政学"和"艺学"，康有为规纳为"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在这两者之中，他们对"政学"尤为重视。梁启超指出："今日为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今日中国不思自强则己，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他还批评洋务教育"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亦无几矣"①。总之，维新派与洋务派学西学的不同点在于：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维护万世一系之专制统治；维新派则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而且要学习西方改革社会的政治经济理论，以改变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都是改革教育的先驱，他们都有自己系统而丰富的教育主张。
1。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他的教育主张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重视教育的作用。康有为把教育的作用提得非常高。在他看来，教育比军事更重要，他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②。他指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不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③。康有为还认为教育是人的善恶智愚的决定性因素，主张社会国家如同人性一样，是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改良的。因此，康有为特别重视学校的开民智作用，在《大同书》中他表述，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中，学校教育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这对教育的改革和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都有促进作用。但他也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注重以教育手段来变法，显示出他改良主义的软弱性。
第二，废八股、停武试。如前所述，康有为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病，上书光绪帝，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在晋见光绪帝时，康有为又痛陈八股之害，将割地、赔款、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弱、民贫，都归结为八股所致，促使光绪帝当即同意废除八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1898 年6 月23 日），光绪帝下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同年五月，康有为还上呈了《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学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学校总论》。
② 《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诗文选》，第443 页。
③ 《教学通议》，《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80 页。
校折》，极力主张停止传统无用的弓矢之武试，代之以广设武备学校，来培养兵学人才。康有为废八股、停武试的主张，对改革科举制度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第三，提出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康有为在提倡变科举的同时，极力主张开设学校。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他上《请开学校折》，建议仿效德、日学制，通令全国各省、府、县、乡开设学校。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乡立小学，儿童7 岁入学，学习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毕业，此阶段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儿童14 岁入学，先入初等科学习二年，再入高等科学习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专门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大学分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四科；京师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大学堂。此外，他还建议设立图书仪器馆、师范学堂，撰写课本，制定章程，并主张"非专立学部"不可。这些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得到了部分实现，对于以后的学制也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详细提出了他理想中教育制度的蓝图，在许多地方与上述制度大略相同。又增加了一级，即为3-5 岁的幼儿设立育婴院，以"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要任务，这是清代最早提出的学前教育的主张。康有为希望通过他所设计的四级教育体系，为他的大同社会培育德智体美都具备的新型人才。康有为所拟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最早提出的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新教育制度，虽然有许多空想的成份，但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四，提出了胎教、幼教和女子教育的要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儿童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教之于未成形质以前"；具体做法是为孕妇设立"人本院"，由医生选择最能养胎健体的食品和最宜于孕妇身体的衣履，对孕妇进行修养、音乐、卫生等方面的教育，以保证生出健康聪明的婴儿。这一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意义重大。
对幼儿教育，康有为主张，婴儿出生后即送入公立"育婴院"，三岁后转入公立"慈幼院"受幼稚教育，不需父母抚育。这种观点具有乌托邦性质，不太符合人类天性和社会经济的负担能力，但他首次提出对婴幼儿进行教育，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在女子教育方面，康有为主张"男女同权"、"教育平等"，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入小学、中学和大学。他提出："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大同书》）。他主张女子学成之后，可以为官、为师，"但问才能，不问男女"。康有为提倡女子教育，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无疑是一种突破。第五，提倡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康有为从光绪十七年（1891）起在广州兴办万木草堂教授弟子，"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①。在德育方面，康有为规定学生要做到：格物、克己、励节、慎独、主静、养心、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等。在智育方面，规定有义理、考据、经世、文字等四种学科、十七个学门课程，还有游历、演说、札记等"科外学科"。在体育方面，康有为特别重视兵式体操，这在当时尚属创举，开辟了以后"尚武"教育的先河。在美育方面，康有为让学生进行音乐、舞蹈等训练。总之，康有为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新型的人才。
第六，主张中西兼学。康有为在教学中，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在他所设置的义理学中，既有中国哲学，又有泰西哲学；在考据学中，既有中国经学、史学，又有万国史学、地理学、格致学；在经世之学中，既有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又有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原理学、政治应用学、群学；在文字学中，既有中国词章学，又有外国语言学。此外，对西方自然科学也很重视，"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皆学之。
第七，采用新的教学方法。首先，康有为反对中国传统的"独学"法，认为"独学，则无讲习渐摩之益，则必孤陋而寡闻，勤苦而难成"，他主张学生集体学习，以互相观摩，互相启发。其二，他常用比较法来进行教学，以过去说明现在，以"西学"来证明"中学"，"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其三，他改革了传统的照本宣科、死记硬背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而采用启发教学法。康有为学识渊博，讲课内容均为他平日学术研究的心得，观点新颖，富于启发性，非常受学生欢迎。其四，康有为重视学生自学，经常让学生自己读书，记笔记，他给予辅导答疑，借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其五，康有为挑选一部分学习较好的学生协助他编书，既有益于提高学生的读书和写作能力，又有助于自己编写有关维新变法的著作。其六，康有为在学生中设学长，帮助教师进行教学、管理等工作，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能力。康有为运用这些教学方法，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康有为可说是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导师，其教育思想对清代教育改革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影响。
2。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弟子和得力助手，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他的教育主张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认为教育为变法之本。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变法主要是靠教育来实现，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南海康先生传》。
只有先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体，使中国转弱为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①。进行变法维新，梁启超认为根本目的就是要"抑君权，兴民权"，而要"兴民权"，首先必须"开民智"。他在给陈宝箴的信中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把教育作为变法富强之本，有过高估计教育的力量之处，但在当时，能够重视教育、主张充分发挥教育培养新人、改造社会的作用，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主张教育应有正确的目的。梁启超专门写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论述了确定教育目的的重要性。首先，他指出教育必须有目的，否则，盲目施教，就将成为"鹦鹉闻人笑语而亦学语"，与动物学舌没有区别。其次，他对错误的教育目的进行了批评。他反对传统的养士教育，除了"升官发财"、"谋他日衣食富贵之路"外没有其他目的，这种教育只能使人成为蠹国蠹民的寄生虫；他也反对洋务派的教育宗旨，认为他们只能培养出翻译和技艺人才，认为他们所谓的"培人才"、"开民智"，不过是"培养汉奸之才"，"开奴隶之智"。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就是"以造就国民为目的"。也就是说，教育应当培养出一种具有新精神的国民，使之团结成一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他认为，我国国民有"我国民主特性"，培养我国国民的特性，使之成为有特色的"新民"，就是我国教育应有的目的。他还在《新民说》中指出，培养"新民"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论述了"新民"应具有的品质，如：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进取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他认为教育应为培养新民这些特性而努力。
第三，主张变科举、兴学校。梁启超认为要兴学校，必须变科举，他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①。如前所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梁启超联合在京应试举人一百余人"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建议光绪帝下诏"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梁启超的主张和行动，在清末废八股、变科举的进程中，起了推动作用。
第四，提出全新完整的教育体系。梁启超仿效日本教育制度，根据儿童年龄和身心发展特点，拟订了四个时期的教育方案：5 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和幼稚园教育；6-13 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 岁为少年期，
① 《梁启超选集》，第13 页。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论科举》。
受中学教育或寻常师范及各种实业教育；22-25 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分文、法、医、理、工、农、商、师范等科。
在梁启超所拟定的教育体系中，有几点比较突出：首先，重视儿童教育，要求实施八年义务教育。他反对当时许多人偏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小学教育，认为"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所以他主张："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①。他还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从书籍、功课、教法等方面拟订了详细的施教措施。梁启超主张对6-13 岁的儿童实行八年的义务教育，一方面，"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入学之义务"，"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罪其父母"；另一方面，"团体之市民皆有不得不担任学费之义务。"为实现义务教育，他也从教材、经费、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详细措施。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对后世义务教育的实施也有一定影响。
其次，重视女子教育，倡办女学。梁启超认为女子受教育非常重要，"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证之欧美日本，更知兴女学之必要："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所以要"兴国智民"，应从兴女学始①。梁启超曾在上海《时务报》上撰写《倡设女学堂启》一文，提倡女子教育，还拟订《女学堂试办章程》，这在当时开拓了新风气。
复次，重视师范教育。梁启超是清末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创者，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就撰有一篇《论师范》，提出开办师范学校的主张。他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他看来，"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因此，他竭力提倡设立师范学堂，让师范学堂学生任小学教习，以小学生的成绩来验证师范学堂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对小学教习进行统一考试，择其优异者任大学堂、中学堂教习。
第五，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首先，反对体罚。梁启超反对当时初等教育中盛行体罚--"扑教"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亡国灭种的方法，非尽速加以制止不可。他主张"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他认为，教师应多注意教学方法，对儿童"导之以理，抚之以术"，无需用这种残酷的体罚。其次，选择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方法。他介绍西方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法："先识字，次辩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他建议尽量减少儿童课堂学习的时间，把余下的时间用于进行对儿童身心发展有益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复次，主张学以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教育政策私议》。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倡设女学堂启》。
致用。梁启超认为，如果"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益处也"。所以他主张，学生在校时，应"令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这样"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①。为此，梁启超要求学生，读书则求"切于时局"，穷理则注意"目前事理"，经业则注意"各报所论近事"。
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许多新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为清末建立完整的新教育制度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对后世亦有积极影响。
维新派其他重要人物如谭嗣同、严复等，其教育思想和康有为、梁启超大体类似，这里不再做详细介绍。
① 《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二期。十、结语清代是新旧教育制度的交替时期，新教育制度取代旧教育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果说1902 年颁布的"壬寅学制"标志着新教育制度的诞生，那么从1839 年广州出现的第一所西式教会小学算起，新教育制度取代旧教育制度经过了63 个年头。即使从洋务派1862 年设立同文馆算起，也经历了40 个年头。在这40-60 年间，朝野各界对新教育制度的探讨和在办学实践中的摸索，至少在"西学为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新教育制度取代旧教育制度大有水到渠成之势。尽管洋务派官员仍然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领域却最终出现了"西学为体"的局面。可以说，清末的各个领域的社会变革中，教育制度的变革较之其他领域的变革要深入得多。这种新教育制度虽然还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但新教育制度的科学民主精神是其主流。正是这一特点，为后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尽管这种进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极为缓慢的--创造了文化方面的条件。
本卷的一、二、三、四、十各章为刘秀生撰写，五、六、七、八、九各章为杨雨青撰写。全卷由刘秀生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