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文化层次较低的国度里，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能否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动力，关键在于这种观念能否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以及这种观念所反映的内容是否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矛盾和焦点问题。60年代中期，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基层官僚主义直接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对于不懈追求平均主义的农民来说，官僚主义者无疑就象旧社会的地主和豪绅阶级，是他们遭受不平等和压在他们头上的新的“大山”，“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④。这种平均主义观念和官僚主义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当时广大民众心中所关注的主要焦点问题。对平均主义价值取向的追求则使他们认为，只有来一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将各级官僚主义彻底打倒，才能走进经济上没有剥削、政治上人人平等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⑤。所以，在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虽然他错误地把官僚主义现象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并凭空捏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但是将基层的官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来定性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却契合了广大民众的心态。当毛泽东号召和支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平均主义价值观念所蕴藏的巨大动力，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合法”渠道。广大民众在这种“宁患寡，决不可患不均”的思想的驱使下，积极而热情地投入了“文革”的强大洪流。
二、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
一位外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只有毛泽东而没有别的任何人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能够将“文化大革命”之火迅即点燃，并将它维持10年之久。此话并非信口雌黄。在“文革”发动前夕，中国数亿民众对毛泽东的虔诚和信仰，使毛泽东拥有他人望尘莫及的巨大政治资源，而这种政治资源，既有毛泽东自身魅力所产生的影响效应，也不乏各种个人崇拜所演绎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依然坚持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并在中共八大上作出了“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⑥。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巨大的成就使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平环境条件下生存危机的消减，使他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当他的主张和意志在党内遇到阻力时，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威不够所致，于是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发生了由原来对个人崇拜的反对到对个人崇拜欣赏的思想转变。就毛泽东得以形成个人崇拜的因素而言，是极其复杂的。究其原因，有如下6个方面。
第一，巨大的历史功绩是其进行个人崇拜的政治资源。熟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否认，历史的时势造就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而在三位伟人之中，毛泽东的功绩尤为显著。在他的领导之下，创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挫折中转危为安。在他的卓越指挥下，仅用了3年时间，便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洗涤了中华民族百年挨打屈辱的历史，将中国领向了一个新世纪的起点。这些特殊的贡献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实质上演变成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含义，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已被人们罩上了“救世主”的光环。
第二，超凡魅力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中，虽不乏群星璀灿的领导人物，但能象毛泽东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却绝无仅有。这种超凡魅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伟大的人格。在毛泽东的身上潜藏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伟大革命家的气概：重振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感、献身祖国的民族精神、追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虚怀若谷的宽广心胸和历史伟人的恢弘气度。
其次，卓越的才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道路。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料敌如神、所向披靡。作为非凡的政治家，他成功地解决了党内党外的重要政治问题，其对敌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中国革命所孕育出来的最杰出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杰出才干，使党的广大干部为之折服，使中国的一般民众为之倾倒。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⑦。在毛泽东的这种超凡魅力影响下，极易唤起中国民众将其神化的情绪。
第三，集权政体的作用。无论任何政治设施，都是在人们一定的政治意识指导下建立的。但这些政治设施一旦确立之后，又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促进或制约人们政治观念的发展。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集权政体之下的个人崇拜有两种现象：
其一，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而进行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其他领导人物已无力实施某项政治主张，他们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达到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意图。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分析说：“他们借助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利用他的语录来促进他们希望建成的非毛泽东主义的体制进程。”⑧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⑨。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的真实心理。这种个人崇拜，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的需要。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已遭破坏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曲折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贯彻自己的主张。
其二，为实现某种政治野心而进行的个人崇拜。权力是崇拜的基础。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党的领袖掌握着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所以，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命运的升迁或衰落。这种权力运行的特点必然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他们通过鼓吹个人崇拜达到谋取个人政治野心的捷径。1958年夏，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0）。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1）。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最有力、最有影响的当数林彪。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他在军队系统中开始推行突出政治，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林彪、康生等人在党内身居要职，又披着“学得最好”、“举得最高”、党的“理论权威”等外衣，因此，他们的个人崇拜活动起到了蛊惑人心的煽动作用。
第四，领袖的自我欣赏。如果仅有崇拜者的狂热鼓噪，而没有被崇拜者的认可和欣赏，这样的个人崇拜可以产生，但不会泛滥盛行。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是不知道搞个人崇拜的危害。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使他对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他的观念中，某种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搞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搞点个人崇拜。1970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12）。据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记载，毛泽东曾这样评论苏联的个人崇拜：“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为完全没有个人崇拜”。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垮台是缺少个人崇拜所致，要维持政治权威，就必须进行个人崇拜。
第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契合。对任何一位领袖人物的崇拜，必须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之下，方能显出奇特的效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皇权观念和个人崇拜有相通和契合之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决定了在毛泽东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个民族领袖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传统合法的认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支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真实地道出了几亿翻身人民的心声，体现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传统合法性最高程度的认可。这种传统合法性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之一，即对圣王明君的渴求。在大多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在真诚地把新中国作为“上符天道、下合人欲”的新朝代来接受和追随的同时，也把毛泽东作为人民的圣明君主来理解和崇拜。
第六，单一舆论和巨大功绩的互动效应。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意识领域控制的同时，也重点加强了对领袖个人的宣传力度。毛泽东的巨大功绩，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领袖”一词的理解上产生了独特的含义。他们没有将“领袖”作为列宁原意上的“领袖集体”来认识，而将“领袖”仅指毛泽东一人。在多次场合下，刘少奇对人们称其为“刘主席”，并将其与“毛主席”并列表示了反对。怀有勃勃野心的林彪，应该说十分清楚新闻报道对他的广为宣传，为日后赢得社会政治资源，进而进行篡党夺权的重要意义。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谙，使他也不得不强调只宣传毛泽东一人。他在1967年6月16日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中指出：“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13）。对毛泽东个人的过分宣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而对毛泽东所立下的巨大丰功伟绩的认知和折服，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从而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滚雪球”的效应。
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加剧，毛泽东逐渐成为唯一的精神领袖，成为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于一身、可以号令一切的最高权威。60年代中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已使人们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已被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观念、情感和价值取向所覆盖，在他们的头脑中已形成了“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模式。所以，当1966年毛泽东振臂号召发动“文革”时，人民群众虽然对“文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理解和对“踢开党委闹革命”仍然存在着忧虑，但在“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思维模式支配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运动的行列。
三、“左”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的发动，都必须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得以展开，“文革”也不例外。1957年国际上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事件，使我党改变了中央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于是，政治思想战线出现了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的言论，党内开始出现了“左”的错误观念。在“左”倾错误观点从产生到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有两次会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批判的同时，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直接引伸到党内，从而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论点埋下了种子。二是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基本路线”，使“左”倾错误理论逐步系统化、完备化。
随着“左”倾错误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主宰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思想领域的各个层次。在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在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又反转过来为“左”倾理论提供了“依据”。随着党内“三家村”被揪出来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被发现，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已迫在眉睫。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所忠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着被“颠覆”的可能性。所以，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理论的指导下，在继续革命的神圣使命支配下，广大群众踊跃地投入了这场错误的运动实践。
四、“革命的斗争哲学”
“革命”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充满号召力的概念，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迅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以其特有的“魔力”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这些奇迹又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热情。面对共和国“一穷二白”的状态，曾用革命手段成功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民众，又同样希冀用超常规的变革方式迅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在此种热情的支配下，革命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方式转为化解社会各个矛盾的普遍方式具有了必然性。因此，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所有制革命外，又有了生产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等。持续不断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对政治运动参与的积极性。
在革命热情的鼓动下，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构成了建国以来极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到“文革”发动前夕，各种全党全国性质的政治运动大小不下50余次（14）。政治运动的频繁发生，客观上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社会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处于程度不同的震荡之中；二是群众在政治运动中对革命和阶级斗争产生了普遍的认同感，萌生了革命和斗争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所以，当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再次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时，虽然一般民众对当时“革命”所指的具体对象不甚明确，但是他们仍欣然地接受了这一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15）。革命即意味着前进，
斗争即意味着发展，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在斗争中打倒各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和将中国带入美好的明天。
五、从众心理的作用
在缺乏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具有从众的心理作用。所谓从众心理，一般是指人们盲目地追随多数人行动的心理状态。从本质上分析，从众心理所反映的是一种思想的贫困。当面对无法抗拒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时，当背道而驰便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测或受到损失时，人们便自然地将多数人认可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选择的重要依据。因为，在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的情况下，多数人的选择似乎更具安全感。
导致从众的思想贫困来源于对知识的轻视。在一个文盲占较高比重的国度里，对知识的尊重和普及是促使国民从愚昧、盲从转向理性、科学思维的最为重要的手段。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文革”发动前的长达9年之中，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全国知识分子的身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创伤。之后连绵不断的“文化批判”运动，使上至造诣高深、学识渊博，下至一般的知识分子被打倒。在知识传播者不能正常发挥传播作用的环境下，国民因知识的缺少而导致的思想贫困难以有根本的改观。这种思想贫困，与其说体现为存在着不准思考的社会强制，毋宁说人们只能盲从；与其说人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毋宁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判断力；与其说人们只能按照一个模式思维，毋宁说人们已经忘记了理性的逻辑思维。
思想的贫困在社会生活中必然呈现出无知和愚昧，无知、愚昧与个人崇拜的结合则又必然表现出对被崇拜者的盲从，而盲从的行为对部分人来说又将引发从众现象的产生。60年代中期狂热的个人崇拜，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由毛泽东决定什么，就宣传什么、维护什么和批判什么的宣传运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个人成了决定国家政治、文化的内容、取向和范围的主体。当他振臂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时，一部分人在其“最高指示”的鼓舞下，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高昂气势把昔日各级“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打翻在地时，另一部分人则在从众心理的安全作用推动下，也加入了内乱的狂潮。
注释：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②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3年5月29日。
③《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页。
④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⑤《徐水人民公社颂》，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
⑥《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81页。
⑧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
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⑩11）金春明：《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2）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94页。
14）万福义：《政治运动方式浅析》，《理论动态》第841期。
15）《解放军报》1966年7月20日。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091)
试论文革前我党的文化革命 王承就、范碧鸿
(广西民族学院政法学院，广西南宁536)
[摘 要]至文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文化革命进行了艰辛探索。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
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经历了一个由先进文化取代腐朽落后的旧文化到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的文化建设，再到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的嬗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得与失，是我们进行当今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财富。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前；文化革命；中共第一代领导
一、毛泽东对于文化的科学界定
文化的内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P663-664)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的本质的基本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将文化看作一种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即观念的上层建筑。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基本上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界定文化的。
2。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首先，政治、经济决定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P694)离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治、经济的性质决定着文化的性质，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决定着文化的变化发展的方向。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1](P664)其次，文化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一定的文化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新文化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P695)在革命前，新文化是新政治革命、新经济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创建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二、文化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文化革命的含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且包括文化革命：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P663)所谓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1](P699)。毋庸置疑，这里的文化革命是指通过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实现文化领域从旧到新的变革。具体地说，通过创建和弘扬新民主主义文化去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并最终战胜、取代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革命的概念共使用15次，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2。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9)1921)：以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运动前期其参加者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从六三运动开始，不但有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作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五四运动既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第二个时期(1921)1927)：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组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报纸杂志为阵地，共同宣传反帝主张，反对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反对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并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旧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农村掀起了一个大变动。再加上苏联的帮助，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第三个时期(1927)1937)：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用武力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方面实行反革命的思想文化统制，企图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肃清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影响。面对反革命的思想文化统制，共产党立即着手恢复和建立党的宣传阵地，创办了多种党刊党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真相，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党继续战斗。革命文化工作者也陆续聚集起来，成立了左联、剧联、社联、教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新书，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10月，基本上结束了军阀混战的蒋介石开始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围剿工农红军和左翼文化阵营。文化方面，对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查禁进步书刊，用法西斯恐怖手段逮捕、拘禁和秘密处死左翼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同时，鼓吹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出版了大批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书刊。面对文化围剿，左翼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1](P702)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1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立即得到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响应，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和热烈支持。随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抗日文艺兴盛起来，宣告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彻底破产。苏区文化发展，从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文化反围剿。的组成部分。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创办各种报刊，创作革命歌曲、戏剧等苏区文艺，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开办小学、夜学、识字班等使苏区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形成了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得到发展。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如官兵平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纯洁了党和红军，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时，苏区的文化队伍跟随红军到了陕北。1936年以后，他们和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大批文化工作者一道，将苏区文化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文化。
第四个时期(1937)1945)：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时期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范围更扩大了，上层阶级中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抗日文化区分为延安文化和国统区文化两大互动的实践区域，其共同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延安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组织各种文艺团体，创办文艺刊物，运用戏剧、歌咏等各种文艺形式，讴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文艺工作者逐渐转变小资产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坚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坚持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原则，使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多样的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丰富了军民的文化生活，激励了军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国民党统治区，七七事变后，文化界人士立即行动起来，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为抗战而宣传、奔走、呼号。抗战刚开始，上海成为全国救亡文化运动的中心。上海、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抗日救亡文化的中心，并达到一个极盛时期。各种抗战文化团体相继成立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文艺工作者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深入前线、农村和工厂，创作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宣传抗战、歌颂抗战的报告文学、诗歌、戏剧、通俗文学、小说、电影、音乐和美术等文艺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武汉失守后，重庆成为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于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摧残抗战文化，迫害进步文化人士。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地联合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利用戏剧演出、纪念活动等形式反对文化专制政策和汉奸文化，使得抗战中后期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进一步取得重大成绩，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使进步力量更加团结和壮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为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中心任务服务，是新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虽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曾出现过偏差，但总体上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前进方向，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文化军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从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革命
1。从建国到1958年大跃进前的文化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蓬蓬勃勃地在各条战线上开展清除旧社会遗毒、建设新生活的伟大斗争。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等推动下，国民经济迅速恢复。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在全国铺开。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与此极不适应，文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8%以上。为此，文化革命成为当时的一个紧迫任务。195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援引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的有关论述，指出：-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2](P28-37)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讲，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1957年3月又说，从革命转到建设，就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P57-63)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消除文盲之类的表述。这些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无疑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革命不同，它主要指的是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进行文化建设。实践中，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对旧有学校的改造和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如工农速成学校等，以保证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扫除文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这时的文化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相比，明显地淡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战斗性质弱化，不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而是适应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推进科学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个时期所直接论述的文化革命似乎并不包括对旧有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的改造等文化改革。但从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看，则是其应有之义。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4](P318)可见，文化改革也就是文化革命。
2。大跃进期间文化革命的嬗变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所讲的文化革命指的还是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工作。但6月就有了新的变化，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说：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使我国工农群众知识化，同时使我国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既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现象，也消灭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5]这样，文化革命便是指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分子的劳动化与思想改造。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党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高度重视及对其艰巨性、长期性的认识不足，反映了当时急于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倾向和人们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即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真正劳动。1960年文化革命的内涵再次发生变化。6月1日陆定一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祝词时，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同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亦强调：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文化革命的基本核心。显而易见，此时的文化革命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而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工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其地位则由核心趋向边缘。这种变化是与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认识和实践分不开的，是其在文化上的再现。理论上的变化必然引导实际运作过程的改变。在工农群众知识化与知识分子劳动化思想的指引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积极动员与帮助，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文化学习和创作高潮。扫盲，创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工农业余学校，创作新民歌、撰写革命回忆录与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工农兵学哲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为实现文化革命的大跃进，提出三五年内或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消灭文盲，普及中等教育、大学教育等，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口号，大搞赛诗会、诗歌擂台，要建设诗歌乡、诗歌村，每县出若干个郭沫若等。同时，实行知识分子经常性地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在直接的工农业生产中改造自己的思想。
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利用新闻媒体在全社会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二是在专业文化领域内，开展兴无灭资的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要求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审视文化、学术问题，通过打歼灭战来实现跃进。大跃进时期文化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变化是与当时的形势、党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发生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进行经济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因而扫盲和文化普及、工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大跃进的发展及其高潮的到来，文化方面的跃进也随之而来庐山会议及其后的反右倾斗争，使意识形态领域中谁胜谁负的斗争被置于文化革命的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文化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变化折射出当时我们党在认识上的一些缺陷，如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和对体力劳动意义的片面夸大等；也反映了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文化活动的种种弊端，如粗制滥造，简单而流于形式，忽视文化工作的规律等这一切无疑都是当前及今后精神文明建设可供借鉴的宝贵财富。3。1961~1966年文革前的文化革命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由大跃进转向大调整。国民经济调整之时，政治文化领域的调整也逐步展开。随着调整的展开，指导思想上左的、具有鲜明大跃进色彩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很少被提及，作为实际的运动亦几乎偃旗息鼓。但从1963年开始，特别是进入1964年后，文化革命重被提起并形成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这个时期的文化革命，从内涵上讲主要是指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对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人们心目中，-文化革命。就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就是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其主要战场是专业文化领域[2](P28-37)。在批判小说“刘志丹”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就为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批判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南天霸，搞这套不行。11月他批评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都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此后，他在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中，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文化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6](P259-26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具体领导文化革命运动。随后进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一浪接着一浪，既有对文艺作品、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批判，也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术批判，如哲学上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史学上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和非阶级观点，经济学上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等。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思想在文化工作方面继续发展的表现，是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方针的结果。这种批判，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极大地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正常发展。它不但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看待，而且把某些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甚至把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硬当作反动的东西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且将作家、学者打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日益深入和扩大，被挖出、发现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增多，毛泽东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在此情况下，没有一场彻底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就会有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
1965年11月，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革命便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综观文化革命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文化革命以及作为活动的文化与文化革命实践，始终是同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中心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经济、政治的中心工作的反映，并为其服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阶段是如此，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各阶段更是这样。党有关文化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正确与失误始终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当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时，文化革命所表达的是扫盲、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而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文化革命则转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兴无灭资。可见，文化是社会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要顺利发展，须由正确的经济、政治路线来保证。同时，也应看到正因为过分强调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性，夸大了文化的反作用，忽视了文化固有的规律性，造成了文化革命的曲折发展。认为只要通过群众性的文化革命的方式革掉愚昧无知的命，就可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文化革命去兴无灭资，就能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济上能大跃进，文化方面必然可以大跃进。这是高估了文化革命的作用，机械地理解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深受其害。忽视文化固有规律，对文化自身结构的复杂性、相对性、独立性、共性和阶级性，对文化改造与建设的长期性等问题缺乏深刻认识，导致简单化，难以产生理想效果。有时，甚至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纠缠在一起，混淆不清，错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上纲上线，打击了好人，扰乱了正常的学术活动。这种现象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后都存在，20世纪60年代更为突出，其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当今进行的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借鉴吸收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文化革命中的得与失，以便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让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杨凤城，张永英。评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命[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3)。
[3]陈晋。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梳理与析[J]。毛泽东思想，2002，(3)。
[4]毛泽东选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陆定一。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J]。红旗1958，(7)。
[6]何沁。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出版社，1997。
文革期间的地下青年 诗歌写作 未知
王安忆在《隐居的时代》中这样描述那个年代的青年：“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伪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者这些来路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绝望的青年在散乱的书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尽管物质生活依旧贫困，“那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衰弱，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极度缺乏蛋白质，大脑拒绝工作，罢工了”但是“朋友、书、音乐，对我是如空气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
“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王安忆《隐居的时代》），“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芒克《十月的献诗?；诗》)。这代人失去的太多太多，一个青春时代曾经拥有和应当拥有的，在他们那里都化作了无法挽回的缺失。也许“诗就其实质而言，原就是为弥补人间的缺失而诞生的”。总之，当梦想在现实中陷落，绝望与悲观横亘心头之时，诗歌在悲凉和壮丽的交汇处奇迹般的出现了。
大诗人雪莱曾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歌唱，以安慰自己的寂寞。”青年诗人们要抚慰的不仅是寂寞，还有时代给予的绝望和困顿。他们依之反抗的方式就是以一种自由而纯粹的写作来完成自我精神的救赎。他们用夜莺一样美丽的诗，温暖长期禁锢麻木的心；他们用烈火摧枯拉朽的歌，拣拾起纷乱年代里早已丢失的人的尊严和勇气。
孤立地看，这些诗人像是一个个沉浮在现实浊流中的精神据点，但他们的作品却暗中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精神社区。这个社区存在于现实的反面，在这里，被践踏和粉碎的青春，连同无处落脚的生命激情，都获得了一一救赎的可能。
（一）救赎之一：盗火者与受难
当“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时，一部分人已经在“沉默中爆发”了。感应到时代的苦闷与绝望，诗人内心萌发了怀疑甚至是否定的念头，并进而用他们独立于时代蒙昧之外的思考，批判专制与暴力，直接呈现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诗歌对峙的主题，诗人在这里，充当了盗火者的角色。
黄翔说：“有人殉道、殉教；我殉诗。/我徘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独白于生与死之中；/……诗的路，不仅是我的脚走出来的，也是我的头撞出来的。/……一个两脚兽在浩瀚的星空下问：我是谁？”“诗是狮子，怒吼在思想的荒原上”。
对现实黑暗的深刻体悟使黄翔只能以受难（殉诗）的方式，以异化为兽的方式完成诗人绝望的拯救，以使心灵的安危得到舒解。
时代是贫乏的，思想是不被允许的，个人是被阉割的。然而诗人却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属于“自我”的、“人”的声音。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集中精神方面解说诗人的职能，其中，极力推崇摩罗诗人，其实是异端诗人。他把对主流社会的挑战和对抗看作是自由精神的极致。他这样概括摩罗诗人的共同特色：“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己。”在鲁迅看来，自由精神不是一个民族所固有的，与其说是先天的赐予，毋宁说是斗争的产物。所以，真正的诗人应该是“精神的战士”。黄翔无疑是“中国的摩罗诗人”，它的诗张扬着一种冲决各种苦难堤坝、奔腾不息的生命力，充满着反抗一切禁锢人性和灵魂自由的叛逆精神以及争天抗俗的暴烈的猛士精神。黄翔有一首诗《野兽》：
我是一直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通过野兽与野兽之间相互“践踏”与“被践踏”的命运怪圈的描述，诗人深刻提示了时代的兽性（异化）本质。而当诗人在结尾处迸吐出这样的誓词——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一个早悟的反叛者形象从纠结的兽群中凸显出来，其独异、尖利程度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笔下反暴复仇者“眉间尺”和郭沫若诗中的吞食一切的“天狗”。
黄翔常以诡诘突兀的意向，“大风大雨”式的情绪奔泄，似滚动的雷声般给人以震撼：我看见刺刀和士兵在我的诗行里巡逻
在每一个人的良心里搜索
一种冥顽的、愚昧的、粗暴的力量
压倒一切，控制一切……
你轰吧 炸吧 杀吧 砍吧……人类心灵和肌体上的一切
自然天性
和欲望
永远洗劫不尽 搜索不走！
（黄翔《我看见一场战争》）
作为一个较早的觉醒者，对于黑暗的痛苦体验和感受在黄翔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荒谬的岁月同样让诗人北岛产生了怀疑，北岛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回答》，诗的开头写道：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在那个时代通行，高尚者因为高尚而只能走进坟墓，这就是“文革”年代的特质，而诗人用以“回答”那个罪恶世界的是：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回答》）
1976年，蒙昧与专制依然笼罩着这个国家，诗人北岛以这样决绝的否定态度，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表达了一个觉醒者的立场。抒情主人公“我”，没有欢歌笑语，没有天真浪漫，有的只是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拧眉苦思和拉着架势随时准备慷慨赴死的姿态。他的“自我”带有一种受难色彩，一种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气概：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回答》）
（二）救赎之二：孩子的梦想
也许是童年应有的生活被无情剥夺所致，所以格外渴望寻回失去的童年世界，也格外渴望世界的单纯、温馨、和谐和自由；也许是年轻复杂的心所特有的执著和纯真，在现实的一片残垣断壁上，一些诗人的诗像“无名的小花”：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在/寂寞的人间……诗人们在他们的诗中不知不觉地就暴露着对童年角色的热恋，建构并且固守着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于是“蓝烟紫雾、流水行云，甚至是一个气泡，一道弧线都寄托着诗人追求远离尘世的净美” 。
“小花”虽“无名”却寄透着诗人远离尘世的梦想，这里，顾城无疑是最鲜明的一个。顾城曾经这样回忆：
没有烧的，没有吃的；从远处挑来的水，也是那样苦涩……书呢？自然没有。
我的幻想和我，都变得像枯枝那么脆弱。就在这时候，春天来了。冰柱在台阶上摔碎了，碎成亮晶晶的一片；雪水流出村子，映照着北方深蓝色的苍穹；紫色和绿色的小草，微笑着，在路边出现……
我的灵魂一点点熔化了，变成了诗的溪流和瀑布……
在淮北一个叫作火道的小村子，在那片只有土和干草的荒滩上，在放猪的河水地上，顾城的诗陌生而且不合时宜地破土生长了：
把我的幻影和梦，
放在狭长的贝壳里。
柳枝编成的船蓬，
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
拉紧桅绳
风吹起晨雾的帆，
我开航了。
没有目的，
在蓝天中荡漾。
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
用强光的绳索
一步步，
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
我被风推着
向东向西，
太阳消失在暮色里。
顾城《生命幻想曲》
诗歌写的美丽、晶莹、新奇，如同滴着露珠的野花和闪光的贝壳编成的花篮，而其中却是一个充满苦闷的少年漂泊者的梦幻。诗人不知“到哪里去呵/宇宙是这样的无边。”于是他干脆“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与顾城后来的诗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诗人像“一个任性的孩子”，总是充满那么多固执而简单的想法，天真而浪漫的期待。既然世界纷乱不安，那么为何不“略过病树颓墙。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舒婷：《童话诗人》）“这真是一种稀有的期待，在智慧高远，淡弱烟水的东方传统面前，显得那么简单。”但同时却也为苦涩岁月增添了无限可爱之处。
同样的梦想我们还可以在食指的《相信未来》中找到：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被称为“文革中新诗歌第一人”的食指，用他“像水晶一般的透明”和“明澈如秋水般的”心，固执地用当时诗坛少见的温情字眼写下“相信未来”的梦想。
这首诗歌伴随了一代青年的成长，给他们孤独的放逐岁月以无限温暖和力量。比如之后出现的“白洋淀诗群”，食指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多多语），在他们后来的回忆中都曾提到食指的“启蒙”作用。在我们阅读芒克等人的诗歌时，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在这些诗中，总隐藏着一个任性孤独又纯真的孩子的口吻。这个孩子一面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梦幻般的个人世界中，一面又以他的任性与幻想试图打破成人现实世界的丑陋与压抑：
姑娘，如果你去山里
请找到我的马儿
它是被光偷去的
我的影子
（方含《谣曲》）
我喃喃梦呓
熄灯吧，妈妈
接着讲
你昨天讲到
奥涅金叔叔
（根子 《白洋淀》），
啊，北方的树林
我总是对你恋恋不舍
但母亲在召唤
我要和她一起去收割”
（芒克《我是风》）。
这些诗歌不无虚妄，在现实面前它们甚至不堪一击，但是这澄明透净的诗歌。以其私人的独语，个体的愿望，表达了时代罕见的真实，在这些诗里，时代是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子远远地闪忽在诗的背影中，诗歌更多地表达出一种超越性的美学追求。在这些诗里，诗人的心灵获得暂时的停泊和安然。
（三）救赎之三：颠覆，彻底地颠覆
精神就其本源状态来说是开敞的、澄明的，充沛的，流动飞扬的，然而，不同时代，不
同的民族、阶级和个人中间，难免要发生变异，而可能呈现为浑浊、凝滞、涸寂如茫茫戈壁。作为精神的实际承担者——个人，由于不堪重负而表现或控诉或呻吟或幻想，也可能走向另一面——堕落。（彻底地堕落、颠覆，就像“凤凰涅磐”一样，在灰烬与绝望中得到拯救和新生）
“白洋淀诗群”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诗人宋海泉说：“（他们）用荒诞的诗句表达对错位现实的控诉与抗争，以实现对人性丧失的救赎，但这种救赎不是以受难，而是以沦落。多多在评价芒克的诗时也说“芒克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
政治话语的严罗密网却培养了一批解构、颠覆自身的潜在的离心力量，“白洋淀诗人”（芒克、根子、多多、林莽等）超越了此前诗人对世界作二元对立式的简单价值评判，而以多元的、碎细的、甚至是血腥和暴力的抒写方式深入到时代内层，表达对历史理性虚妄承诺的彻底不信任，并由此转为一种内省式的沉思。
多多有一首短诗——《海》
海，像傍晚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