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大学生奋力投入造反潮流，造成其迅猛和暴烈的文化背景早已不应是黑箱问题。多年的历史和政治教育，清晰地划出一条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红线，农民起义有理。可歌可泣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抗日的历史，充份说明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可贵的了。革命传统教育给一代人最深刻的，莫过于多年来共产党宣传崇尚的民主革命的精神激情了。60年代正是二战后亚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阶段，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吉隆滩入侵，使得青年学生民主民族解放的热血沸腾，叹息苏共民主激情之花的凋谢。其间，毛泽东主席连珠炮似的声明一一发表：反对美帝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斗争（63．8．8）；反对美吴集团侵略屠杀越南南方人民（63．6．29）；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帝爱国斗争（64．1．12）；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64．1．27）……直到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68．4．16）。毛为支持亚非拉人民民主斗争，曾数次登上天安门，大学生一次次从海淀游行到天安门；从中共的领导到虔诚的学生，谁也没有想到这民族民主情绪的激化，正是在预演文化革命，或者可能继续强化文革。人们没有注意到，18世纪一批参加和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的贵族青年，积极投身法兰西本土的反专制体制的革命。大学生从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汲取了争自由反压迫的理念。
但是，对封建地主阶级和那时代时髦的政治敌人——帝修反的造反有理，为何会迁怒于教养自己的革命党呢？为何共产党自己教育培养的学生，会把对传统意义上的敌人的反抗，借用来对抗至今仍歌颂——比为母亲的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党呢？从社会心理看，青年人是在对父母至亲无明发火，无理取闹吗？
事实上毛在激励传统民主主义激情的同时，一直在鼓动造反。他难以与广大学生接触，却鼓励正在求学的侄儿女反抗学校的不合理规定，甚至造反。64年以来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支持了学生的不满。65年11月，在（去上海）路过济南的火车上，他对人说不要怕造反，他自己也是造反的，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就可以造反。66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即毛在3月30日与康生、江青、张春桥批判“二月提纲”时，专讲了中央不对头，地方可以攻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8月1日，他回信清华附中红卫兵，申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8月5日亲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愤怒指责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对群众——突出是大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毛在7月下旬与中央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时，批评中央派出的工作组阻碍了革命，实际上帮了反革命，有的坐山观虎斗，看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打电话电报，限制学生上北京告状。对于运动，毛主张可以电话电报通讯联络，可以派人到中央，这是党章早就规定允许了的。他在“炮打司令部”前一天，对中央常委说，自己命令学生起来革命，学生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从这次镇压学生革命行动，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1]
学生很快找到毛在延安时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迅即宣传开来，震撼了千万红卫兵和党的领导人的心灵。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笔者来到北京，顺便看望一位老革命的干亲；她讲到自己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经历，用工人革命家的语言告诉我，“自盘古开天，没见过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自己当权以后，还鼓励造反有理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作到，只有毛主席能够作到。也只有毛主席才最了解你们青年人”。我明白，当时她努力想跟上运动；只有中共这真正革命的党才能始终支持革命造反，听后不禁热泪滚滚而下。
毛泽东几年来所说的造反，从吹吹风发展到公开的有明确目标的鼓动。他推动了对所谓50天“资反路线”的批判。这里当然不是讨论毛泽东是非的地方，也不是分辨这一批判是否荒谬的处所。
这里仅仅记录造反学生心目中的造反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
必须首先承认的是，大学生被时尚的政治文化熏陶，在文革一开始，他们决没想到反对共产党，也决不会反对共产党；6月初学生的大多数欢迎工作组，高年级学生自己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搞运动。他们以为通过工作组可以领导学校的运动，不让所谓黑帮仍然有权，破坏文革运动。如“波澜乍起”[12]中武汉水院类型的应属正态分布的多数。但是，北京的院校集中反映了上层有分歧。清华大学工作组进校接管党委职权后，竟出现112人被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局面；工作组要控制混乱形势，其作为受到一些师生抵制。[13]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引导打倒老院长高元贵，部份学生反对，导致与工作队的冲突。[12]实际上工作组的政治倾向受制于其派出机关，中央各部或各省省委准备保谁或抛出谁，决定了工作组的取舍。6月，刘少奇对刘涛说“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五十几所学校有9所反工作组，带普遍性。今天需明白的是：上级党委并不一定都是准备保护高校领导的，许多地方党委早就准备舍车保帅，或者借机惩治过去似乎不太买帐的关系不融洽的学校领导。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校长就是被抛出来的；广东中山医学院的第一书记柯麟，被广东省委抛出罢官，7月3日《羊城晚报》公开报导，并称省委早就察觉了柯麟、刘志明黑帮。柯原属广东地方干部，通过派工作队打击他，无非使陶铸反地方主义的极左做法获得了文革的合法地位。青年人逆反心理强，一些造反学生后来反而同情受上级打击的校领导。诚然，并非工作组都是真心要打所谓黑帮的；总的看，学校和上级党委，都倾向于打击知识分子和平时不大合拍的干部，乃至不听话的学生。造反学生在文革初火热的气氛中，眼睛始终盯着党的领导的某些人。工作组以引导为名，怀疑限制和打击最先起来批评学院领导的人，甚至打击还未能批评党委，仅仅是对运动作法稍有不同意见和不满的人。在造反的学生看来，不是学生先入为主的反对了工作组，而是毛主席指责的“镇压”逼得莘莘学子上了梁山。
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精神这时尚未传达到学生，但学生自发地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左派，对上级党委如中央已批判的原北京市委那样压制左派非常不满。中央发社论，“撕开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本来是批所谓资产阶级观念批彭真的，学生恰恰是从批所谓“三家村”和“四家店”，得出自己的体验，在初次感受的大规模政治压制里，要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安全。他们认为自己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组织不同观点的议论，受到限制；他们要求政治的一律平等，人人都能参加文化革命，但一批人一开始就觉得受歧视，似乎革命只是一部份钦定左派的专利；他们要求政治安全，反对监视和迫害，反对运动一开始就散布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抓右派，担心秋后算帐。一大批造反活跃学生，在党委和工作组的威慑下，的确感受到毛泽东斥之为白色的恐怖。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初，在他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意念里，在他们一度激荡的民主革命的本能里，奇异地迸发出受压迫的平民，对第三等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怀念。他们一方面坚持多年来政治教养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方面情不自禁臆想人性；人道的原始要求，油然而生。他们对“人道的烽火燃遍整个欧洲”并不熟悉，也不知马克思说过，这种共产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象毛那样读过卢梭，对于人权，他们从小只平凡认为“打人是侵犯人权”。他们也绝不知道，在1966年6－8月，他们本能上拥护的，居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髦人权教义。
也可能大家在批判资产阶级以来，真忘了1789年“人权宣言”讲的：“当人民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蹂躏的时候，对人民来说，起义是神圣不容争辩的义务”；罗伯斯庇尔为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的草案，就有：“一切政治组合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自然权利，并发展其一切才能”；“人的首要的权利是具备保持其生存和自由的权利”；“这些权利平等地属于所有的人”。[14]非常有趣的是，造反学生在真正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旗前，实际上首先要回味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想实现的东西。他们为人权而抗争；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出现反抗工作组和学校党委的倾向和爆炸形势，部份学生如大家不断赞扬的那样，终于造反起义了。刘少奇最初担心的就是学生私下串联，会形成难以控制的结社；而马克思早就研究了法国革命和欧洲古代民主民族革命的关联，起义的权利是93年宪法的“最大胆创造之一“，而起义权在西班牙718年的古法典就已明确，“叫Privileg
io de la Union（结社权）”。[15]红卫兵的产生，特别是造反战斗队及红卫兵的产生，意味着反传统的结社起义权利的滥觞。
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已流传出许多毛对限制人民政治自由的批评，学生才见到一年前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毛说：“资产阶级天赋人权，那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16]造反学生抵制所谓“50天”的斗争，就是自认为争取起码的革命权的斗争。
在北京，学生与工作组的冲突起于66年6月初，邮电学院屡屡驱逐工作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强烈抵制工作组的行径，6月26日校园出现保工作组的游行，次日，工作组组织了浩大的斗争蒯大富行动。7月3日刘少奇亲自指示刘涛斗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对刘少奇表示强烈不满。21日陈伯达亲自支持蒯反工作组；接着，陈和江青又到北京大学公开支持聂元梓反对工作组。7月28日北大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宣告受上层支持的造反派对工作组（实质是对刘少奇）的初步胜利。8月23日，地院造反派学生一千人前往地质部静坐，要求揪斗工作组组长，毛表示了支持：8月24日北航造反学生静坐国防科委，又得到毛的支持，毛指示：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10月8日10日，农机学院、石油学院造反学生都通过造工作组的反，实现了夺取广播站和夺取运动的主导权。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组织省市领导去广州学习形势后，对省市1．5万干部动员（6月5日），从“四清”工作队和省市机关抽调干部2402人，进驻宣传文教单位。7月31日也抛出郑州大学校长王培育。工作组和有些学校党委也错误的打击了贴大字报的学生。但是，刘建勋从8届11中全会回郑，省委立即按中央指示，于16日撤出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少数派的指示精神，省委决定支持群众组织中的少数派”，并以刘的名义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南地区的河南，一开始就走上另一条文革的道路。[17]
湖北的运动，5－7月都在王任重和省委严格控制下发展，一举横扫上起李达，下至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甚至高中学生）；并颇有独创地逮捕了百余名学生。王任重后来检查披露，刘少奇6月10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运动可能和57年差不多，要打三、四十万右派分子。学生反对省委工作组的想法，还仅仅埋藏在心里。7月底王根据北京形势变化，紧急电话指示在学生中的“反右”“反干扰”刹车。8－9月，大学生受北京影响，开始质疑省委前一阶段的方向，造反派不仅仅赶工作组，而且开始炮打省委；省长张体学组织了保卫省委的红卫兵，并且乘敞蓬车，着绿军装检阅了维护党的传统秩序的红卫兵。（参考武汉《革命造反报》）
湖南的运动，也在省委领导下进行。6月16日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毛在当日恰好住进韶山滴水洞。省委点了一些大学领导和教师的名，“派进各单位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会同原单位领导，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组织斗争。长沙等五市重点批斗三千多人，甚至逼死人命。8月，湖南大学学生走上街头，并和长沙市委组织的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生冲突。9月，炮打各级党委形成热潮。中央决定调回张平化继任第一书记。然而，“刚从毛泽东身边回来的张平化，也并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应该打击谁和依靠谁。他仍然沿袭过去的斗争经验，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和此前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来领导这场运动”，“将前段揭发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喊炮打各级司令部的人，当作这次运动的对象”。全省大抓右派“黑鬼”，在新的白色恐怖下，造反学生、教师和干部工人赴京告状，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8]
到10月，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学生渐渐了解刘少奇在不得已的检讨中流露出的惆怅，刘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之后，别人仍然在犯同样的错误。（刘1967年7月给北京建工学院写的检查，说“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人从坚信无产阶级专政原理出发，显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犯错误去镇压群众。江青在11月27日送审的文稿，谈到这个问题，原文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毛加写了一段文字：“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份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19]江和毛改过的这一段话，当时造反学生认为完全符合实际；即便后来批判走资派和批资反路线压根儿就已变成荒谬，但没有学生认为，锋芒对准学生反会成为神圣。毛没有想到的是从反“资反路线”得到正名的大学生，今后竟会重拾所谓“资反”的压制人的武器。
到了大学生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凝聚造反的革命歌曲居然是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在5月，学生还是有组织地唱“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几乎是又一次反右的文化激励；但是，在文革一次次压制和镇压面前，青年人一把抓住凝聚共产革命党人的国际歌，他们在领会革命前辈的文化及心态；他们并不饥寒交迫，三年的困难日子已经过去，每月伙食费提升到13．5元，他们从事文化学习，军事体育和进一步发挥剩余精力都得到必要保证。但在思想和政治上，他们中有人感到自己仍是奴隶，是受罪的人，他们批判资反路线，就是为真理而斗争。他们甚至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比先辈参加的革命更为伟大的一次当代革命。他们也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就救世主，实质上，他们已经把党分裂成两半，有一个真正革命的代表自己利益的共产党，还有一个不愿革命不能代表自己利益解救不了自己的党；他们把党委以及党委派出的工作组指为工人运动责骂的虚伪的救世主，说明造反学生极左的观念，已不仅仅是鄙弃西方政治文化意识的“from，for，to”人民，而已对时政表示某种怀疑。
红卫兵从崇拜中共到革命造反，必然有一次痛苦的自我超越；至少要超越57年反右投下的阴影。诚然，这一超越早在学习“九评”，参加农村“四清”，和响应“到江湖河海去”的号召搏击恶浪时，就已暗暗积聚了能量。所以在“50天”阶段，“在毛没有公开他的姿态之前，群众动员就已经开始失控了。如果毛没有否定中央委员会的代理领导，没有认可红卫兵，党有可能在当年夏季将形势控制住。但是，群众反对代理领导这一机会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20]中共搬起革命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我们崇尚多年的革命（农民革命、法国革命、十月革命……）所必然导致的暴烈。
从农民起义沿袭而来，从民主革命继承而至。学生不可避免用暴力推动了对党和国家政权的造反。费正清认为，红卫兵“是在人怂恿下，在带有农民劣根性的舆论气氛中才胡作所为的。……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一脉相承……它代表了毛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1949年以后，群众参与政治等于打开了地狱之门，毛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次全面‘算总账’”。[21]有一点是大学生没估计到的，刘少奇忿忿不平的问题接踵出现：先是工作组，后来是党委自己，后来由军队出面，后来是造反学生自己也参加的一部份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在运动中执行了压制一部份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没有摆脱这一政治文化定式；甚至红卫兵自己，一旦掌权，也迫不急待地压制，镇压其他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学生，有的还没有掌权，就已经积极参与镇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运动。或许，大家都把政权当作了名副其实的镇压之权。红卫兵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左倾，起来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地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雄辩理由下进行的。本来十分理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观念，意外地却变得荒谬。使人想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评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恐怖成了荒谬”。只要是想问题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都已在现实生活和冥冥思考中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一次次询问一些当年比较自觉的红卫兵，想问题的红卫兵，如果让红卫兵上台将会如何？他们承认，他们“将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因为大学生的主要愿望就是为共产党的更加革命化而奋斗。文革的一个悲剧也正在这里，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学生，都避免不了这一政治历史的向心力。我们的全民族义无返顾地顺着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迹，走向极端革命的顶点。三十年后，能因为一代大学生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演出过这场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悲剧，去指责什么或者掩盖什么呢？
注释：
[1]《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1989，Ｐ84
[2]《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Ｐ74
[3]同上，Ｐ89
[4]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1999
[5]《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Ｐ165
[6]同上，Ｐ338－344
[7]同1
[8]同2
[9]同3
[10]同2Ｐ117——
[11]肖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Ｐ289
[12]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Ｐ101
[13]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Ｐ377
[14]《毛泽东思想万岁》（5），1968，Ｐ266－267
[15]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第10卷，Ｐ494
[16]《毛泽东思想万岁》（5），1968，Ｐ243
[17]《河南省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Ｐ190－192
[18]《当代湖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Ｐ243－246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Ｐ164
[20]王学伦，《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Ｐ203
[21]同上，Ｐ189，引自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历史渊源 李月军、赵永红
［摘 要］封建政治文化的沉淀、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文革”前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现实形态、苏（俄）政治文化与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是“文革”政治文化的四个基本历史来源。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文化 历史渊源
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政治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1］
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与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兼具延续性和变异性双重品格。“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的每个侧面几乎都可以在渐渐远逝的政治文化传统[①][ii]中找到最初的基因与起点。本文认为封建政治文化的沉淀、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文革”前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现实形态、苏（俄）政治文化与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是“文革”政治文化的四个基本历史来源。
一、封建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嬗变
1、封建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家国同构的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政治伦理道德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专制社会结构形成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2］封建文化的这种整体性特征在政治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对伦理道德的高度渗透与控制，伦理道德具有强大的政治教化功能。作为封建主导政治文化，儒学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了忠孝合一，家国合一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这种政治思想又通过家族、封建政治录取机制等途径不断社会化，从而构成了封建政治文化的主体。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联姻衍生或强化了政治文化的其他一系列特征。如政治上的下级对上级的依附感与服从意识；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分离意识（下级对上级的义务多于权利，上级对下级的权力多于义务）；以儒家政治伦理为准绳的政治道德自省自律意识与原罪感致使人们漠视政治权利；政治文化泛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等等。
（2）政治权力本位观。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权力本位是以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泛化，即国家对社会的强控，政治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为前提的。政治泛化就是政治权力以隐形与非隐形的形式控制社会，政治权力表现为无所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快捷、最有价值的生存工具与生活杠杆。这种政治权力的全能表象，是产生政治权力本位观念的直接原因。政治权力全能的实现成为对社会成员的直接感观刺激，导致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学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追求。而在封建人治社会体制下，政治权力与法是合一的，官、权、法在实际运作与人们观念中都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也就具体表现为对皇帝、皇权的盲从、充斥于社会下层的清官意识与对法的敬畏、恐惧。在民众心中，法的全部内涵就是“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最主要的是刑法、刑律，其功用是“治民”、“惩民”，而其保民惩官的功能大多在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比如官僚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时才显现。一般情况下“刑不上大夫”，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对封建法律不平等实质的粉饰。这样对政治权力的恐惧就表现为对法的敬畏，民众的法制意识也就只能表现为这种敬畏，根本不可能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意识，更遑论民主意识。
(3)政治文化的趋同性、排异性。这一特征是由中国特定地理环境、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儒家中庸思想、集权专制政治统治、封建政治文化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具有优越性、包容性等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主要表现是：社会成员对主导政治文化儒学的绝对认同，儒学成为封建政治体系合法性唯一的政治文化来源；崇尚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政治观念。政治文化的趋同性导致其封闭保守和排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华夏中心，天朝独尊，“以夏变夷”等思想紧密相联。这种政治文化在没有受到更高形态的政治文化冲击，其存在的各种条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它的封闭性、保守性、趋同性、排异性具有强大的自我强化功能，不可能轻易发生实质性改变。
(4)政治文化的专制特征。封建社会政治专制体制必然导致专制的政治文化。封建社会中专制政治的泛化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政治文化兼具政治与文化双重性质，但相比较而言，其政治性要比文化性更显著，它本身就属于政治领域，是政治体系的“软件”。这决定了它要比一般的文化形态更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专制政治权力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主导政治文化的绝对霸主地位。儒学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必修课。由于政治文化与道德联姻，家族完全可以看作是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最主要的途径，从而实现主导政治文化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亚政治文化的高度整合，将政治文化异端消灭于萌芽状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不绝于史的文字狱中，首当其冲受到专制政治迫害的是异于执政者政治文化的言论及“异端”知识分子。这些言论对政治权力的运作根本产生不了什么实质性影响。有的学者称其为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的“反智论”［3］。
儒学后期发展为宋明理学，其中心意旨是“存天理，灭人欲”，其剪除异已政治文化的目的昭然若揭。
（5）政治理想均平观。均平思想本来是一种经济观念，但在封建专制条件下，政治权力的利益分配功能极其重要，均平思想也就成为一种政治观念。实现经济上绝对均平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大同社会是最高封建政治理想。由于经济方面均平的实现主要不是靠经济规律的调节实现，而主要借助于权力执行者（权力与执行者是一体化）来操作的，这又为加固中央集权专制，强化政治权力本位观、皇权至上与清官人治意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均平思想还与封建政治等级制度相联。因为，绝对平均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同一等级内的相对平均，不同等级之间则没有什么平均更不可能平等，这又强化了三纲五常等封建等级制度与社会成员的等级、唯上、服从、依附等政治心理意识。历代农民起义都以建立绝对均平社会为最高政治理想，但最终没有走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窠臼，这深刻地说明了均平理想与封建政治制度、等级制度的内在关系。
此外，与封建政治文化以上特征相联系还有政治上的从众心理、被压抑异的政治热情与政治冷漠并存；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封建政治文化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特别明显，“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体制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4］
封建政治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具有其历史的合理内核与政治价值时代指向，如民本主义、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内圣外王等。尽管在封建时代它们具体表现为为民作主、爱国等于忠君、忧皇权专制之患、内省为治君主之国等。在这里，对封建政治文化的具体历史效用不是考察的对象，本文想说明的是封建政治文化特别是它的价值指向整体上根本不再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却可能为现代国家主义或专制政治体制提供某些可利用的政治文化资源。因为，封建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不能不在可能的条件下按自身规律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并作用于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
2、封建政治文化在近现代的传承
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是我们考察封建政治文化在近现代演变的基本背景。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还没有完全从封建社会末期的烂泥中拔出后脚，前脚却已步入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的沼泽，并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中苦苦挣扎了一个世纪。随着中国社会从封建主义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的变迁与时代主题的转换，原有的一元政治文化裂变为多元政治文化，形成了帝国主义政治文化、封建主义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包括官僚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民族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并存纷争的格局。此外，还有从西方涌进的各种其他政治文化思潮。这一切构成了近现代史上的色彩斑驳而庞杂的政治文化景观。具有前述特征的封建政治文化虽然受到其它政治文化的冲击，但依然在多元政治文化格局中得以苟延残喘，并主宰着大多数普通群众的心理意识，作为主导政治文化发挥着作用。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政治文化的性质、结构最终是由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没有完成对封建社会的实质性超越。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十分孱弱，没有能力清除作为封建政治文化存在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受到打击并开始解体，但没有实质性改变。与此相适应，封建政治文化也以各种或明或暗的形式得以传承。
第二，中国近现代多元格局的政治文化中，没有哪一种反封建性政治文化能够获得政治制度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它们所依靠的政治经济力量没有上升为社会的统治地位。在中国，一种政治文化形态没有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支持不可能得到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成为主导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行为。近现代社会中，基于经济政治多元化基础上的多元性政治文化格局对封建政治文化遗留程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封建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没有受到具有反封建性政治文化的实质性冲击而发生根本动摇。尽管近现代史上各种反封建政治文化思潮层出不穷，但它们大多传播范围有限，仅局限于知识阶层，中国知识分子的无根性（即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与经济政治地位，尽管独立人格是他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使得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只有借助其他实力阶级的政权力量才可能成为主导政治文化，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可是，近现代史上清朝、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国民政府都实行专制政治统治，它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以反封建的政治文化作为其主导政治文化，相反还都以各种变相手段遏力推行封建政治文化。从清廷的“中体西用”、“预备立宪”到袁世凯复古尊孔称帝直至国民党的“党治训政”无不如此。同时，在各种政治文化的斗争中，基于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原因，为建设新政治文化的努力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显得不够。比如，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顶峰的辛亥革命建立起的“是一个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政权”，［5］其划时代意义是象征专制传统的封建帝制形式失去了合法性，但就此断定“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除少数政治精英外，一般国民并不知晓民主与共和的真正内涵。辛亥期间革命性政治文化启蒙思潮的影响也局限于沿海沿江地区的大城市，特别是这些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对于农业大国的农村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鲁迅笔下的“华老栓”与“阿Ｑ”便是有力的说明与写照。这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胜利始而以失败终的重要原因。唯其失败，也就没有建立起真正民主的政权与政治制度，其反封建性的民主政治文化也没能得到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支持而成为主导政治文化。从反面讲，传统的封建帝制虽已不容于时代，但非帝制形式专制、独裁的存在也颇能说明问题。陈独秀对此有独道而深刻的见解，他发表文章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国民根本之进步”。“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6］所以，“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在人们回顾这些功不可没的现代化的努力的时候，也往往只能追忆那令人激动不已的慷慨陈词，而很少能数得出几种政权与制度建设的成果”［7］。这说明近现代史上的新型反封建政治文化建设多流于言论与形式，没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与权力的支持，最终没能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政治文化。
第三，时代主题对政治文化启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是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尽管五四运动时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当时条件下，仅从思想的角度批判封建政治文化是很不够的。况且，当时用以批判封建政治文化的启蒙武器外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急迫的革命没能为对之实行转换提供可能，其是否适合中国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使得五四时期武装革命与自由民主两种政治文化启蒙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尽管救亡是双方都在考虑的主题），政治文化启蒙出现了转向，即由援自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启蒙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式启蒙。自由主义的启蒙因与历史主题要求相距太远而被视为不合法，受到来自革命政治文化与封建政治文化的双重抵制、重压、批判。新民主主义革命式启蒙总体上是在相对封闭而又激烈的战争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带有很浓重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它没有吸收自由民主启蒙的合理成分作为自己的基础，多带有宣传鼓动、激进特征。因为，非此不足以聚集起政治觉悟很低的革命主力军来完成急迫的政治革命任务。也正因如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政治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样，具有强大稳定性和自我修复功能的封建政治文化在心理与思维层面上得以保留。总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反封建政治文化对封建政治文化的冲击作用是有限的。
由于“除非社会中出现的某种亚政治文化能够迅速上升为起主导作用的或起主要影响的政治文化倾向，才会促进新的政治文化类型出现”。［8］但近现代史上新型反封建的亚政治文化上升为主导政治文化的充要条件不具备，致使封建政治文化得以较完整的保留。
二、战时政治文化的生长环境与基本特征
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封建政治文化发起了又一次冲击，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特征。由于战争的特殊要求使之在反封建政治文化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封建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吻合性。
1、生长环境
（1）经济环境：自然经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主要在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革命，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且均分土地恰恰迎合了农民的绝对平均心理与利益要求，才激发出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在当时战争条件下，相当封闭的自然经济非但没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阻力，经过中共的改造（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却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支持。“大生产”运动便是典型的例证。但这种自然经济不可能产生根本上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政治文化，相反，它还为封建政治文化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为与封建政治文化对立的是民主政治文化，后者要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为其基础。所以，这种自然经济既对封建政治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是借助政治、暴力手段完成的），但却不可能是根本性冲击。
（2）战时政治环境：战争双方高度对立。即敌我阶级阵线分明，双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是你死我活式的斗争，有浓重二元绝对对立色彩。这种战时政治环境不能不对当时政治文化产生深重的影响。
（3）体制环境：战时高度集中的领导决策体制。这种体制一般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个人利益绝对服从集体利益等等。毫无疑问这在战争年代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实行这种体制才能调动有限资源，保证革命战争需要与决策迅捷地得以执行，但是这种体制也极易产生绝对服从、依附等政治意识与心理，特别是当一元化领导者的重大决策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时候，更易如此。例如，李维汉剖析自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意识时回忆说“我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渐逐渐发展到这个程度，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正确的，什么问题都希望他说一句话”［9］。
（4）文化环境：为政治服务的战时文化。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突显成为战时文化的一大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文艺领域提出“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号，强调“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艺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此外，还存在把文化大众化理解为文化创作完全服从低层次群众需求，以及仅仅把文化当作进行群众动员的手段的倾向。这其中潜伏着政治文化泛化与专制的基本动因。
2、基本特征
革命战争时期的特定环境铸就了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1）阶级斗争思想占绝对主导地位。革命战争环境中，存在二元对立的现实：敌我阵营之间界限分明，矛盾尖锐，非武力解决不可。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一种政治理论来指导这种敌我间的殊死斗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正适应了这种要求。问题在于中国革命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是根据中国革命实际需要进行了主体价值选择与改造的，即中国化。中国革命战争中二元对立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革命者接受的主要是最适合中国革命需要，最能给中国革命以指导的那部分，即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0］这虽然不能代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但阶级斗争确实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极其合适的理论依据与有效的途径，从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11］
（2）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这种政治思维模式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现实、政治文化格局密切相关。其实它早就存在，如果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看作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发展总体思路，那么无论“师夷”的底蕴如何变化，其“制夷”取向中包含的中西对立的政治文化观是显见的。只是它在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与本文主题——“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联系更紧密、更直接。中国革命二元对立的现实、长期剧烈的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见之于人们的主观就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在这里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趋向，进而将后两者与唯心、剥削划等号。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更为明显。正如施拉姆教授指出的：“现代中国的历史状况使人难以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信念”。［12］
（3）个人绝对服从集体。战时，“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具有很高的价值。持消极态度必遭到反对，而且还会带来麻烦，因为它是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反应。”［13］(P75)因为，人们把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看作是实现个人幸福、自由、平等等权益的基础与前提，并为此承受牺牲自己一切的压力。战争环境中的集体利益需要完全压倒了个人利益需要，每个参加者都必须绝对服从集体需要而贡献自己的所有。这被当作一种高尚的政治行为，而内化于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意识之中。
（4）政治文化泛化的倾向。战争环境要求以政党的政治思想理论来统一革命群众的思想行动，革命型政治文化也就深入到了革命群众的心灵，为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精神力量来凝聚有限的物质力量，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在这里，政治文化的精神要求与物质条件并不对应，甚至物质条件愈困乏，政治文化的精神要求就愈严格，政治军事组织愈有凝聚力。这是非常时期中的特殊生存所需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但这其中也潜伏着易将政治文化的精神作用扩大化、绝对化代替一切的隐患。这在延安整风时，对文艺界的过度革命化的要求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已初露端睨。同时，革命政治文化的泛化倾向还表现在革命政治文化道德化方面。
（5）英雄崇拜对象由群体转向政治领袖个人。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广大群众对中共的衷心拥戴、敬仰之情与日俱增。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对中共的感情，其对象有从中共向中共中央集体再向毛泽东个人集中的倾向。“共产党是咱穷人的亲人”、“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表现的自然是人民对中共整体的崇敬。中共领导集团则更具有魅力与传奇色彩，成为人民心中崇拜的英雄群体。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批颂扬中共领导成员作品。如《毛泽东的旗帜》、《朱德歌》、《陈毅同志》、《记贺龙将军》等等。对毛泽东的颂扬尤烈，毛泽东作为党的政治军事领导核心逐步被置于集体之上、之前。创作于1942年后经润色加工的歌曲《东方红》把对毛泽东的歌颂放在对共产党的歌颂之前。以前的“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已被歌词中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代替。透过文字上的变动，我们可以窥见到当时普通大众的政治文化心理不自觉的变化，其崇拜意识中的英雄已由中共、中共领导集体向中共政治领袖毛泽东个人倾斜。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欢呼声则可以看作是党内个人崇拜思想意识的萌芽。这其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既以毛泽东个人超凡的魅力和功绩为客观基础，又与人们传统的“救星”心理和政治依附意识有关，还有社会革命现实等因素的催化作用。本来，相对于神灵崇拜、偶像崇拜来说，英雄崇拜把崇拜对象从神拉回到现世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不小的进步。然而，当英雄崇拜的对象指向个人时，极易在“晕轮效应”与“马太效应”等心理机制和其他因素作用下，将被崇拜者个人推向神坛，最终导致宗教式的个人崇拜。
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对封建政治文化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封建政治文化的若干内核如忧患意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心理倾向、大一统的集体观念等都在战时体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其政治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然而，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也正是其潜在的非合理性所在。如政治对文化的高度控制，强调集体政治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政治利益的倾向等等，它们的战时合理性是不可否认的。但对未来来讲，如果不能对之实现实质性的转换，那么其战时合理性就极可能被发展到极端而成为非合理性。因为，战时政治文化的合理性来源于它对当时存在条件的适用性，这又是其潜在的局限性所在。当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与其他因素成功地改变了这些存在条件时，也就破坏了其自身的适用性与合理性的现实基础。如果不能依据已变迁的时代具体要求完成实质性转换，其合理性就会向非合理性转化，甚至成为社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建国后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在建国后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战时政治文化各方面不同程度的遗留与影响。
三、“文革”前新中国政治文化的建设难题与演进趋势
无产阶级“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4］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没有为社会主义提供所需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一系列全方位的难题。为解决这些难题，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成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基础。它是中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这主要表现在政治结构的宽泛性、经济结构的多样性、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在这种过渡型的社会形态中，经过长期的发展便可能清除封建政治文化，实现对战时政治文化的根本转换，培养起良好的政治文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很快被借助政治强制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形态所替代，社会发展呈现出了跳跃性。这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给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带来全方位的难题，也影响了政治文化的转型与演进趋势。
1、悖论与难题
（1）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文化建设的悖论。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完成，我们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征是消灭商品经济，否认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政治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指挥控制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实际支配权完全分离。新民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与合理性，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其他部分，却将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生产力搁置一边，过早、过快、过急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单一的公有制(实质上是国家所有制)。这种公有制理论上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所有，但实际上却只能由国家或集体代行，国家与集体实际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所有权则主要体现在支配权上。加之，政治体制方面，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所有权和支配权呈现出分离状态，使得国家掌握了对公民的经济支配权。人民对国家政权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政权的支配行使者可以随时对违背主导政治文化意愿的人进行经济限制与惩罚，剥夺那些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生活基本经济来源，迫使其承认主导政治文化的绝对合法性地位。中宣部在给因言获罪的作家丁玲开往北大荒的介绍信中写道：“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15］拿农村高度集中的集体所有制（主要是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来说，由于它建立在农村很低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完全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将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然经济放大为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自然经济。尽管它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实质生产方式。在城市的企业则是政企合一，具有全能性，它可以有效地对个人实施利益分配。从这个角度讲，指令性计划经济与封建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产生生长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相似性，同属于非市场经济形态，不可能为彻底消除封建政治文化和克服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的弊端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指令性计划经济实际上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它是借助政治力量来运作的。这样政权可以通过对物质的强控来控制政治主体及其经济政治活动，从而强化了大众的政治依从意识。同时，平均主义的产品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相差无几，处于一种“共同贫穷”状态，这为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因为，现代政治文化学研究表明，经济地位相近的社会群体易形成相似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可见，指令性计划经济条件下，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强行介入，使得社会成员在经济上依附于国家政治权力，从而极易形成依附型政治文化，这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本质要求是不相符的。
（2）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建设的悖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同时仍旧带有战时政治体制的某些特征。进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向着专断、专制方向发展，成为阻碍政治文化转换与重建的最直接的政治原因。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除了用政治权力直接控制政治系统内的组织、成员外，还将政治权力延伸到经济、思想、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进而控制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成员，这样便形成了全能型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16］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主导内容、性质等完全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实际支配者及其所支持的政治文化，下层政治文化则缺乏合法表达渠道与程序。上层政治文化与整个政治文化之间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上层政治文化不出错误则已，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导致全局性、灾难性后果。因为，在全能政治体制及其所支持的政治文化面前，亚政治文化主体与“普通政治个人的力量是极其弱小的，即使有所觉悟的少数人也根本不可能与整个政治体制对抗”，[①][iii]也就不可能发挥对整个政治文化的矫正纠错功能。亚政治文化与政治个体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政治文化的诸方面，在一定时期内除听任强大的政治制度及其支持的主导政治文化摆布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全能政治体制为整个政治文化的畸形变化提供了政治权力前提，政治权力成为传输上层政治文化，镇制、剪除政治文化异端的强有力工具。一体多元性的政治文化格局不可能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形成，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文化结构的单一发展趋势。同时，就对政治文化的塑造功能来讲，尽管高度政治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所要造就的政治文化的价值指向是根本不同的，但也有相似的功能与要求，如强调亚政治文化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绝对认同与依从；监督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培养政治主体的政治权利意识和独立政治人格等等，这极可能导致封建政治文化的回潮。还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带有浓厚的战时体制的色彩，不利于对战时政治文化实行彻底转换。这些都是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成为建设新型政治文化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难题。
（3）文化发展受到政治强力控制。文化的政治化主要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实现的。从1951年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到“文革”前，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日益加强，批判不断升级，其间的调整基本上是一些权宜之计。接连不断的渗透着政治权力意志的文化批判运动，在红（政治挂帅）与专（业务专长）之间，片面强调前者，甚至用前者代替后者，使亚政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戕害。“文革”前“知识分子早已被搞得人人自危”“感到人的尊严、人的生命、人的安全、人的权利、人的一切都无保障。……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谁也不敢真实地表达这种想法，反倒只能用一种谨慎的、平静的、麻木的、粉饰的态度来对待”。［17］可以想见，在这种心境下，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新型政治文化。这给新型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是民族的大脑，社会的良知，是新文化的呐喊者和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改革者……，知识分子的萎缩，是全民族的萎缩的象征”。［18］他们也是政治文化的主要朔造者、传播者、启蒙者与理性批判者。中国社会跳跃性发展更突显了他们在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而在强权压制下，中国知识阶层生存空间急剧缩小，退出了社会政治活动的实质过程，导致文化界一片凋零，政治文化建设的大文化氛围恶化。
（4）政治文化本身转换的难度。这主要是政治文化尤其是传统政治心理结构的潜在性与稳定性造成的。如前所述，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得封建政治文化积淀而具有持久性与超稳定性，而在近现代史上又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充分冲击与洗礼。改造封建政治文化通常由资本主义社会完成，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形态下却需要在建设新型政治文化的同时来完成这项任务。还有，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因其显著的革命效应，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很大的合法性与历史惯性，却又不完全适应和平建设时期的要求，所以，建设新型政治文化又必须解决对之实现转换的问题。
由上可知，相对于封建社会、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政治文化所依托的整个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没有实现彻底的转变，这成为政治文化的转型与重建的严重障碍。
2、演进与偏轨
建国后的政治文化建设，尽管面临着一系列难题，我们还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建设新型政治文化，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创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宪法，引导人们参加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培养他们的民主政治意识；开展思想改造与党内整风运动批判官僚主义，对政治文化进行整合；等等。但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文革”前政治文化建设在进行了短期的反封建政治文化之后，将反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作为中心任务，对战时政治文化的继承多于改造，没有实现对之的实质性转换，并不断朝着偏离正确轨道的方向发展。
（1）阶级斗争理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1949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十年前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出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尽管建国后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删去了这段话，但建国之初党报发表它，其中的“造反有理”成为后来“文革”中时兴的口号，“文革”期间选编的一些毛泽东文集（如陕西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毛主席文选》）又恢复了原文，这都说明了阶级斗争理论并没有因社会从革命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而放弃。基于种种原因，在以后的十几年中，阶级斗争理论逐步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途径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从而在整个政治文化构成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在“文革”中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成为“文革”的指导理论。
（2）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相适应，战时的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被继承下来，并愈来愈绝对化。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主要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文化与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之间的对立。认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革命“不但反帝反封建，而且根本反资本主义”其关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19］作为观念形态政治文化的表达形式，政治话语呈现出两套对立的体系：一方是穷、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绝对地好……，另一方是富、资产阶级、反革命、资本主义、绝对地坏……，。这两套政治话语体制的对立是二元对立政治思维模式的典型外在表现。“兴无灭资”则是对这种政治思维模式的精炼概括。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是坏的，腐朽的，都应该批判、抛弃；凡是坏的都是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办法，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的派别之间争权夺利、分赃肥私……”。［20］（着重线为作者所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是这种政治思维模式绝对化的典型表现。看不到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合理部分，如关于政治体制运作中包含的分权制衡政权组织原则，只是一种没有阶级性的政权组织形式，不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立的，可以也必须为社会主义所用。全能政治体制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下，这种政治思维模式还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整个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系统的封闭性与盲目排外，以及对亚政治文化的过度控制与扼杀。原本无可厚非的政治文化整合失去了合理性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主要的两方面是：①过度强调反对势力不大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牵扯了大量的注意力，放松了对大量得以传承的封建政治文化和战时政治文化弊端的警惕，逐步发展为将封建政治文化视为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战时政治文化得以大量传承；②社会政治成员政治认知方面的无知与愚昧。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被认为是“黑暗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讲这话的女士20年后到了美国才知道这件事对美国人民意味着什么。［21］
（3）社会主义现实形态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论模式化、固定化。这主要是因为用头脑中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代替现实社会主义，并用之与资本主义的弊端对比所致。我们始终不敢明确承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缺陷，用其本质的优越性来掩盖现实形式的不足，这是我们政治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党的“八大”把我国的主要矛盾定位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要求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2］而没有强调人民对政治权利的需要。这后面隐含着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潜意识，政治权利只要国家政权单纯地自上而下地赐予就可以了。这种意识甚至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时期。
（4）政治文化泛化日趋严重。这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尤其是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对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强力干预与控制。把一些不带或与政治文化联系不紧密的现象涂抹上浓厚的政治文化色彩，政治文化呈扩大之势，开始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在教育领域，由于长期进行以扩大了的阶级斗争、战时革命英雄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主导政治文化灌输，使受教育者完全按照主导政治文化提供的思路看问题。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础。红卫兵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卜大华回忆说：“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可以说：‘阶级斗争’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23］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化也成为政治文化泛化的一大景观。作为当时时代精神道德，雷锋精神中带有明显政治文化色彩，如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等。
（5）政治文化结构的单一发展趋势。在整个政治文化结构中，毛泽东政治思想逐步被置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被说成是“政策法令的灵魂”。所有的“左”倾或右倾大都被认为“是由于没有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一万能的武器”。［24］“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纲。”［25］同时，由于对亚政治文化的过度打击，这使得党内外亚政治文化凋零。典型例子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章伯均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等政治主张定性过高；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正确意见进行激烈的批判。后者自不必多论，前者作为亚政治文化的代表也不无合理之处，“党天下”虽然提法有些不妥，但恰恰指出了当时全能政治体制弊端的根源，即党政不分。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6）个人崇拜意识疯长。主导政治文化的强有力的灌输及“人民救星”式的宣传教育，给人们心中揉合在一起的帝王崇拜与救星崇拜情结注入了现代活力，把个人崇拜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成分（主要是潜意识的依附性政治心理及价值评价模式）深深地嵌入了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的精神与意识之中，导致个人崇拜的政治心理逐步弥漫整个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是亚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的非理性认同，并急剧被其同化，政治个体的依附政治意识得到强化；对用“四大”等群众运动方式进行政治文化建设的认同，轻视法制建设的作用等等。
此外，集体至上、国家至上意识得到强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演进趋势之一。
政治文化的演进趋势表明，现实政治文化的实质内容逐渐与毛泽东设想的以一体多元为基本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文化相剥离。特别是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上层政治文化已经走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并揉进了某些消极的政治文化传统（如轻视法律，人治意识等）。
四、苏（俄）政治文化与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受到苏（俄）的指导或帮助——尽管中间有过一些曲折。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文化受到苏（俄）政治文化的影响。建国后，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等口号下，我们从苏联学来的不仅仅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还有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建国初期，“最突出的文化现象还是向苏联‘一边倒’，大量强制性地灌输苏俄文化。……这种强制性文化灌输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特别是作为苏共中央文件下达的、充满极左教条的日丹诺夫的三个报告更是如此。”这三个报告将文学定位于“对人们进行政治教育”，“哲学就是要新的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来武装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青年”等极左思想。［26］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泛化、政治对文化的强制、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显见的，这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建国之初的政治文化建设。这种影响后来并没有因中苏关系的恶化而消失，相反，在批判“苏修”过程中，这种政治文化进一步得到强化。
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态势，是二战后国际冷战局势的主要特征。这种现实局势和既有阶级斗争思想、二元对立等政治文化对之的扩大化了的认识相互印证，彼此强化。面对苏美两个对手，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27］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最初的“一边倒”还是后来的到“联美抗苏”都有扩大化了阶级斗争与二元对立政治文化因素在起作用。“文革”中，“解放华盛顿”、“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等社会话语，正是在冷战局势影响下，原有政治文化的一种幻化式放大，也折射出整个社会在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政治文化“梦境”。
导源于封建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文革”前社会主义政治实现形态、受苏（俄）政治文化与国际冷战局势影响的“文革”政治文化传统为“文革”发生制造了政治文化环境，也是为“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畸形变迁不可割弃的脐带。可以说，“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是对这些政治文化演变趋势的放大与进行错误价值引导的必然结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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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 李月军
摘要］“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1］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绝对化的消极作用。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握、利用，成为发动、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他种种政治言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大权，极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４）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仅仅再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
＊＊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个层次：１、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２、政治性组织；３、国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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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试“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 张明军
[摘要]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构成了民众参与“文革”的驱动力；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奠定了“文革”发动的重要政治资源；“革命的斗争哲学”构筑了“文革”发动的思想基础；“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文革”发动的理论基础；从众心理的影响，对民众参与“文革”具有重要的助动作用。
[关键词]“文革”；平均主义；个人崇拜；革命的斗争哲学；“左”倾理论；从众心理
“文革”作为一场历史劫难，在中国广大民众对其没有充分的思考和理解，而且还出现过来自各级党政机关种种“阻力”的情况下，为何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能释放出无穷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如痴如狂、义无反顾地去投身于动乱之中呢？为此我们必须将分析的视角投向“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因素。
一、平均主义价值观念与官僚主义的冲突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文革”发动前夕，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文革”前夕我党在农村开展“四清”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客观原因。这些以特权现象而显示的官僚主义，虽然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民众对“文革”的参与，却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种官僚主义与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冲突。
官僚主义是领导阶层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它“是剥削阶级长期存在的遗产”②。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了因官僚主义而衍生的腐败现象。如建国初期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置等。但是，这些措施多是以“治表”为特征。随着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主义产生的源头长期没有铲除，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在1960年代中期，我国各级党政机构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现象，基层单位尤其严重。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
官僚主义现象从理论上讲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观念具有契合之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官僚主义是专制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显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观念和官僚主义具有相通一面的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另一面，即专制观念的对立物——平均主义则和官僚主义必然产生剧烈的碰撞和冲突。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将农业、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泛基础”③。小农经济的首要特征是它的自给自足性，由此造成了小农经济对内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对外则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因此，维护小生产者利益不受侵犯的种种平均观点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田地”和对理想“大同世界”的追求便自发地油然而生。这种平均主义所要求的是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富、生活上平均使用一切消费品。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小生产者”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但是，由于中国生产力的落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过去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他们在心理上不可能立即消除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组织形式的确立和“大锅饭”体制的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农民思想中残存的平均主义观念。平均主义观念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农民阶级当中。由于我国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断飞跃发展的工业生产中，新增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民，因此，平均主义的思想观念在工人队伍中也颇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