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综述 王小平
“文革”初期的文化部集训 莽东鸿
“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金立鑫
50－60年代大学生与其特定时期政治文化的关系 漂木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历史渊源 李月军、赵永红
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 李月军
论试“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 张明军
试论文革前我党的文化革命 王承就、范碧鸿
文革期间的地下青年 诗歌写作 未知
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 徐贲
文革中的地下诗歌 汪剑钊
文化：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 未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 张明军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 王毅
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 李月军、侯尤玲
政治文化与文革公开文学 董建辉
“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综述 王小平
关于“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许多学者都从不同侧面进行分析与论述。
就“文革”发动的起因而言，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张明军研究了“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指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构成了民众参与“文革”的驱动力；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奠定了“文革”发动的重要政治资源；“革命的斗争哲学”构筑了“文革”发动的思想基础；“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文革”发动的理论基础；从众心理的影响，对民众参与“文革”具有重要的助动作用。
此外，从政治信息传输与交换体制角度分析，张明军认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是构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一个因素。首先，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意识；其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再次，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另外，王毅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第五十期发表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一文，指出导致“中央”文革产生方式及其成员构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感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常规权力体制在贯彻和强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的个人意志又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的强烈抑制；另一方面，亦在于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和“变成法西斯党”危险的警惕。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种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从早年的喜爱绿林小说到晚年对“宋江投降”的批判，他一生始终伴随着对国家体制的强烈“造反情结”，这对判断国家制度的性质和发动“文革”有重大影响。所以后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首要目的就在于“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李月军、赵永红则分析了“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历史渊源，认为封建政治文化的沉淀、新民主主义战时政治文化、“文革”前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现实形态、苏（俄）政治文化与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是“文革”政治文化的四个基本历史来源。
可以说，“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是对这些政治文化演变趋势的放大与进行错误价值引导的必然结果。此外，李月军也对“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进行了论述，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关于政治文化对“文革”的影响，李月军认为政治文化对“文革”起到支撑与推延的作用，一方面，当时畸形政治文化赋予不合理的政治社会运行以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治文化造就了“文革”所需的政治主体。
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这些作用都必须以政治主体为中介，通过支配其政治行为与活动来实现。
再者，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转化为“文革”的持久性。
“文革”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带来的却是长时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徐贲则探讨了”文革”期间中国政治文化的两个显见要素：作为社会心理现象的恐惧和作为政治压迫形式的暴力。在文中作者要着重讨论的是“文革”特定政治文化中恐惧和暴力的表现形态，以及它们与当时政治权力的特殊权威形式的关系；沙叶新认为“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也可被描述成一种“检讨”文化。“文革”时代，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莽东鸿通过对““文革””初期的文化部集训进行描述展现了“文革”政治文化，指出1966年6-7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
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实为保护牛鬼蛇神；有学者对“文革”语言进行社会文化心理的分析，比如金立鑫试图从语言的一些基本属性出发建立言语交际中的条件原则、诚意原则、文化原则、平和原则、准确原则，并且尝试用这些原则简要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语言现象；也有人从诗歌、剪纸、美术、笑话等途径去展现”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比如在反映”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的诗歌方面：“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王安忆《隐居的时代》），“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芒克《十月的献诗?；诗》)。“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黄翔说：“有人殉道、殉教；我殉诗。/我徘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独白于生与死之中；/……诗的路，不仅是我的脚走出来的，也是我的头撞出来的。/……一个两脚兽在浩瀚的星空下问：我是谁？”“诗是狮子，怒吼在思想的荒原上”；其次“文革”笑话比如：
1、革命语录一对夫妻闹离婚，找到革委会主任处。妻子咬着牙说：“下定决心，坚决离婚。”丈夫接着说：“排除万难，将就两年。”主任最后表示：“抓革命，促生产，你俩的闲事我不管。”
2、天安门 一老农向往北京天安门久矣，然只在宣传画上见过。ｎ年后，终有缘一见，大为失望：怎么不发光呢？等等。
总之，学者们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尽管研究的方法不同，有理论性的学术探讨，有通过文学作品、艺术去反映、揭示等等，但无一例外他们的工作都加深了我们后人对文革政治文化的了解与感受。
“文革”初期的文化部集训 莽东鸿
1966年6-7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实为保护牛鬼蛇神。
“群英荟萃”
集训班的成员，包括文化部各级部长、局长，各文艺团体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电影导演，以及艺术院校、电影院校的院长、校长、教授，出版社社长、编辑，可谓“群英荟萃”，有人称之“文代会规模”；其中有林默涵、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冯雪峰、田汉、阳翰笙、曹禺、刘白羽、马思聪、叶浅予、萧乾、唐瑜、冯亦代、黄苗子等等。
不少人是从“四清前线”奉召撤回，刚刚返抵北京，就被送到集训班。在山西长治农村搞四清的北影陈强、海默、田方、崔嵬、汪洋、赵子岳、谢芳等人，以及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一批人，都是在回到北京当天，就去了集训班。中央美院叶浅予等人则是刚刚被批斗，被要求次日“在校内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突然被学校送来的。
“学员们”进集训班的时间不尽相同，有6月上旬或中旬的，也有7月的。
集训班主任是不久前从部队调来的文化部副部长颜中仁。各组组长、副组长都是穿军服的军队干部，组长是团级干部。
集训班领导宣布：到这儿来参加集训的人，左中右派都有。后来知道，左派们在集训班内是从事了解情况的。中央音乐学院的17人，除了马思聪一批教授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氵风之外，还有一些行政干部，内中许多人是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事科长也参加了集训。
在开班典礼上，颜中仁说：“你们想回去，可以呀，只要你‘竹筒倒豆子’，下午就可以回去！”还说：“周扬同志本来也是要来的，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得了……”周扬没去，他在天津养病；但房间一直给他留着。
初期生活相当悠闲，开始时，大家在这儿过着一种表面上相当悠闲的日子，颇似开“神仙会”。生活待遇很好，吃住好，气氛也好。这使许多来时胆战心惊的人吃惊。
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白天学习、读书、谈心。中午有午睡，晚上没事。周六放映两部电影，一部是正面的，一部是“反面”的(被批判的“毒草电影”)。闲暇时，有人散步、跑步，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唐瑜回忆，当时“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他还笑着悄悄对孙师毅说：“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
住宿条件也好。两人一室，窗明几净，席梦思床，有服务员拖地板、送开水。一切都很舒服。只是每个房间住的人，全都打乱分住，互不相识，不让同一个单位的人住在一起。
伙食出奇地好，唐瑜的评价是“相当精彩”。每天每人的伙食费虽不过一元，却每天鸡鸭鱼肉不断，应时菜蔬俱全，餐餐都是满桌子的菜，烹调也好。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舒芜回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伙食，就这样，上面还说：‘有的老同志，还可以吃得更好些。’还在忙着为田汉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组织更高级的伙食。”才过两个来星期，陈强在南天河四清时瘦陷下去的两腮，重又丰满了起来。
晚饭后，大家到后园散步、聊天。不时可以听到黄苗子、冯亦代的高声谈笑。赵丹、孙维世他们每天谈谈笑笑，经常在小卖部喝汽水、吃西瓜冰淇淋。
集训班与世隔绝，平常不让出去，但电话可以打。星期天休息，各单位有车接送。
对于这么多名人，特别是大明星，管理、服务人员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态度客客气气。
被贬到四川重庆的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匆忙赶来，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了双凉鞋。他问唐瑜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集训班政委拉唐瑜到过道上说：“不要惹是非，别借。”唐瑜这时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
舒芜很注意观察人们的表现。他看到，不同身份的人，表现各不相同，齐燕铭“可能知道一些上层内情，所以表现得心事重重，整天也不大讲话，显得忧心忡忡，早晨总是一个人找个边边角角的地方，独自打太极拳”。揭发批判与斗争
好景不长。随着外界“文革”形势的发展，集训班里的情况也在迅速变化。这批文化界名人很快就结束了“文革”开展以来，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还算愉快的集体生活。
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很快就贴上了墙壁，过道上琳琅满目。食堂厨师贴出了大字报：“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各单位的周日接送，也变得不那么客气了。后来厨师们做好做歹地继续烧饭，食客们则要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一起吃大锅饭。
一天，人们听说了一条惊人新闻：□□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垮台了！人们议论纷纷。
文化部派人来讲关于周扬的“罪行”，说周扬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宣传家，其实是中国文艺界的头号走资派。马思聪回忆：“此外，又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群反动分子暗藏武器，包围了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当时，尽管我们星期日还可以回家，但是对院外的事情和消息是非常闭塞的。”
开始是边学习边讨论边揭发周扬，没有涉及到自己。
在揭发周扬的过程中，人们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大家争当左派。每天开大会、小会，写大字报，都是冲着别人的。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洁白无瑕；还有人揭发林默涵是抱周扬大腿升官的。
随着《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阮铭、阮若瑛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两篇文章，和《人民日报》7月份连篇累牍发表揭发批判周扬的大块文章以及《大字报选》，夏衍、田汉、阳翰笙及邵荃麟、袁水拍、胡风、冯雪峰、瞿白音、周作人、丁玲、陈企霞等人也被公开点名，揭发对象越来越多。
昨日亲密谈笑之声已经远去。人们提高了警惕，害怕别人牵连自己，或者害怕自己牵连别人。本来互相认识的，这时变得陌生了，见面连头都不点了。夏衍在楼梯口遇见唐瑜，四顾无人，便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人们之间开始揭发、检举，上纲上线。一些人发言的嗓门也大起来了，你大声喊叫，我比你声音更高，最后互相拍桌子，过激的言辞也出来了。大字报把林默涵的名字画成一只带毛的狗。邵荃麟病重，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被说成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在食堂吃饭，吐了一根实在咬不动的肉骨头，被当场斥骂并被喝令把吐的东西重新咽下去。孙维世被扣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
韦君宜回忆：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派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陶钝回忆：我看到大字报天天在增多，我发现过去我没有见过的事在今天有了创造：把被批判的人名上用红墨水打上×，使人名特别明显。如同在旧社会被判处死刑、砍头或枪毙的时候，把背上插标的死囚名子上用红墨勾掉，叫作“用朱”那样，一勾这人就身首异处了。这样打上×，表示这人就是不死也完了。究竟这项发明是谁的创造？是在首都的发明家呢？还是外地的发明传到北京来的呢？有待考证家去考证。
叶浅予回忆：每个单位都有革命积极分子掺合在牛鬼蛇神之中，因而“狗咬狗”的把戏表演得相当认真。除了张贴大字报揭发所谓反动言行，还开过几次斗争会，把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揪出来批判。
舞蹈学校的女校长被揪回单位斗争，头发被抓乱，身上泼了墨水。集训班管理人员说：“在这里只是要你们揭发批判，回去可不是洗温水澡，是热水澡等着你们。”舒芜所在的小组组长说，你们回到本单位的群众斗争中去，“会脱掉一层皮的，不过那是资产阶级的臭皮，脱了也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普遍开始焦虑。唐瑜回忆，马思聪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
8月初，集训班结束。在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唐瑜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他认出那台摄影机是他在1951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
人们的离别，凄凄惨惨。黄苗子临走时给唐瑜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
迈出班门进炼狱
各单位陆续来车接人，“如驱猪狗，塞进卡车。”(韦君宜语)
人们回到单位，大都在当天就陷身于“阶级斗争”的烈火之中。
8月3日上午，音院马思聪等人被押上卡车。卡车刚开进学院，就被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包围。马思聪等人立即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每人还被迫拿着一只搪瓷破面盆作为“丧钟”，一面走一面敲打。赵氵风被强迫穿上肥大的羊皮袄。随后，他们被赶着在校园里，在38℃的炎热气温中游街。
8月9日下午，美院运载叶浅予等人的卡车一到学院，“牛鬼蛇神”们立即被押进操场，开批斗会。他们一个个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登上临时搭成的高台。红卫兵每人揪一个。喊完口号，在大礼堂召开批斗“走资派”陈沛的大会。
大概是8月14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行将近20人被汽车运回单位。被斗争一番后，开始“游楼”，韦君宜、许觉民等“走资派”排在前面，每人头上都被扣上一顶又高又尖的纸帽子，萧乾、舒芜这些“牛鬼蛇神”跟在后面。各层楼都挤满了革命群众，一个个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情绪激昂。
北影接人的汽车上刷着大标语：“横扫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车一到，上面就跳下一帮人，把陈强揪上了车，给他套上一件写着“南霸天”的黑背心。在车上他们被造反派勒令跪下，不服的陈强、田方、崔嵬、赵子岳、汪洋、海默一个个都被踢倒在车里……卡车开进北影，立即召开批斗大会。从车上拉下的人都被挂牌，反剪手，由两个造反派扭着，站成一字横排低头示众。曹积三记述，当前的情境，使陈强想起他在戏中扮演的黄世仁和南霸天挨斗的景象，迷惑不解：“怎么自己真的成了专政的对象，乾坤真的倒转了？”
“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金立鑫
语言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它的“社会”性。语言的社会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对语言的制约，这种制约具体反映在语言的发展受社会的制约、语言的使用受社会的制约以及语言对社会的反作用。
语言的另一个重要属性是它的文化属性。语言的文化属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文化对语言的制约。语言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因此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属性，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
语言还有一个重要属性是它的“心理”性。语言的心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心理因素对语言的制约。语言是抽象的，但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言语行为，言语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过程或思维过程。因此人的心理或思维状态决定了人的言语表现，从而决定了语言系统。反过来，人的语言同样会对人的心理或思维产生反作用，制约人的心理过程，制约人的思维过程。
本文试图从以上语言的一些基本属性出发建立言语交际中的条件原则、诚意原则、文化原则、平和原则、准确原则，并且尝试用这些原则简要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语言现象。
１、条件原则和诚意原则
１．１不同的社会由不同的“言语行为规范”。所有生活在这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循这一社会的“言语行为规范”，这一规范的最简要求就是奥斯汀（１９６２）“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条件：
（１）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
（２）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有诚意
（３）说话人不能对自己说的话反悔
实际上，（２）和（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２）可以推导出（３）。因此我们将言语行为理论的三原则简化为二原则。即：“条件原则”和“诚意原则”。
如果说话者不愿意接受并履行这两条言语原则，尽管说话人可能说出了一些话语，但是所有这些话语将是无效的。
对于条件原则，经典的例子是一个有妇之夫对另一个女人说，“你是我的太太”，这样的话语是无效的。因为说话者不具备实施“丈夫”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的无效话语达到一定程度，并且这些无效话语被多数人所接受，即无效话语获得了一定的效度，社会规范将受到严重冲击。
对于诚意原则，要求一个人说话必须有诚意，说假话的后果是使语言失去应有的效度，没有效度的话语就是无效话语。一个社会不可能充斥大量的无效话语。否则语言将失去它组织社会的功能，如果一个社会的无效话语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被多数人所承认，这个社会将产生信任危机。
１．２我们先分析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行为。
“文革”中，所有不正常的话语中，最为严重的是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现象。条件原则要求说话人拥有实施话语内容的权力。否则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两种：一是造成纯粹的无效话语，二是造成抢夺话语权的社会组织混乱。下面是“北京十四中红卫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张“《全国人民书》”的部分内容，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文革中典型的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行为：
“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以下删去约１００字）
“资产阶级老儿们，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着牛仔衫、鸡腿裤、火箭鞋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梳着鸭屁股头发，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处乱窜。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此处删去６０余字）
“所有房主们。。。。。。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房产接收下来。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发出通令：立即没收资产阶级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给利息的作法。（以下删去若干字）
“上述条令，自张贴日起，即时生效！若有违犯上述条令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北京十四中红卫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段由一群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写成的《告全国人民书》中所使用的六个“不许”以及大量的命令式言语行为，与话语者的身份和权限不符。说话人并不具备行使这一行为的权力。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具有夺权性质的话语只能算作无效话语。受话者可以不必理睬。但是，如果说话人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语行为上，同时还将言语内容付诸行动，并未得到社会力量的抵制，那么夺权话语就可能成为事实，可怕的事件就会发生。事实上，文革的悲剧就在于大部分人默认了这种话语强权。
１．３再来分析违背诚意原则的言语行为。
违背诚意原则，有时候并不是人们的初衷，更多的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原始的违背诚意原则的原因恐怕是慑于一种权威或心理高压。孩子撒谎通常与父母的高压有关。文革中的政治高压造成了一代中国社会群体的“集体说谎症”。即使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也同样不能幸免：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事实上，邓小平当时完全是言不由衷。这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
这种集体说谎症不仅造成了时代的悲剧，也严重影响了文革以后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现在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话语者几乎都在违背这一原则，它造成了整个民族文化的异化，造成民族品格的灾难。实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中形成的一大怪异就是言必称“最高指示”，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而实际上说话人并不真的要实行语录中的内容。就连一对恋人申请结婚，也要先说上一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实际上很可能这两个人是同乡，结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结婚。但是必须这样说。这样的行为形成风气，后果便是践踏了人最基本的诚实，人人言而无信。一个社会多数人说假话，或者在公开场合一定说假话，并且形成一种“规则”，这是极其可怕的。这一负面影响集中反映在干部身上：台上说的与台下说的、当面说的与背后说的可能完全不同。文革的这
一流毒至今影响着中国社会。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的阴暗面，包括贪污腐败无不与这种违背诚意原则的言语行为有关。
有作者批评近年来的一些流行歌曲“不是源于真切的感受，而是源于某种方向性的引导和趋奉，”例如“‘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陈红演唱《喜乐年华》）‘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解晓东演唱《咱老百姓》），‘昨日你过年才包饺子，今天我天天过新年’（李殊演唱《中国在改变》），‘福到千万家，家家都是一幅画；安居乐业享天伦，国泰民安满中华’。（金彪、杨洋演唱《福到千万家》），‘四海同庆恭喜发财心呀心相通，花也红心也红富贵在手中’（尹相杰、于文华演唱《满堂红》）。”这些词作者似乎根本看不见“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和五千万的贫困人口问题。还在那儿反复狂呼“高兴”，虚伪加上蛮横，最终声嘶力竭。”“加上词作本身粗陋低劣，所以使人怎么听怎么觉得是‘那个空呀，那个假，那个浅呀，那个傻！’”
从这些现象上我们看到了丑陋的文革语言假话、空话、大话的翻版。
２、文化对应原则
文化对应原则指的是文化范式和语言系统的对应关系。不同的文化范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系统的结构，同样不同的文化圈有自己的言语行为方式。我们将这种原则称为“文化对应原则”。
不同的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相应的文化模式。典型的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例如东方文化中谦虚和自贬容易让人接受，是一种美德；而西方文化普遍接受鼓励和赞扬。长幼有序、等级观念在东方有由几千年的传统，而西方普遍接受个人自由和平等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谈不上好坏优劣。
不同的文化模式有相应的语言系统与之对应。这种文化模式进入了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词汇系统。它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典型的日本人或韩国人对他的长辈用不带有敬体形式的言语方式。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美国人用东方言语交际形式对他的下司说话。
一个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文化范式，不太容易改变。虽然东西方文化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因此，现代社会对偶尔违背传统文化范式的言语行为大多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在东西方文化完全交融之前，违背传统文化范式，仍然是很难接受的。如果一个社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突破传统文化范式的言语行为，它预示这一社会系统出现了问题，和可能伴随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来看看当时只有二十来岁的谭力夫在文革中的一次集会上演讲的结尾：
“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一百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群众：毛主席！）你看，这还怕什么？（大笑，热烈鼓掌）有人说共青团要打烂，连党也算上，该砸烂的就砸烂（掌声）。连这个学校我看都得砸烂！（热烈鼓掌）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热烈鼓掌）
（谭力夫：在８．２０辩论会上的发言，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
从上面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而又狂妄的“风流”人物。他漠视任何权威，把大言不惭当作气势豪爽。东方文化的那种温文尔雅、有礼有节荡然无存。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才可能出现践踏师道尊严、斯文扫地、摧残千年礼仪文化的惨剧。于是我们在下面看到的是又一次“打倒孔家店”的场面：
“打倒“孔家店”！火烧“孔家店”！把孔“泰王”拉下马来，砸它个稀巴烂！我们要把一切旧势力的代表打倒，什么周公、鲁公；什么宗圣、复圣；什么圣谕，什么钦赐，统统见鬼去吧！”
（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就是要骑在“圣人”的头上拉屎拉尿！
（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００支队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４日）
这样的言语行为完全和中国古典文化、和东方的儒家文化完全不同。可以算作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典背叛。这种背叛的后果是造成文化断裂和信仰危机。对一个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来说是一种难性。
３、平和原则
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其多数成员的心态是相对平和的。不平心态不可能不存在，但是不平心态不应该占社会的多数。平和心态表现为平和的言语形式，反之，不平和的心态往往表现为过分激烈的言语行为。同样，一个社会不可能不出现激烈的言语行为，问题是当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时，言语激烈形式的分布和频率就成为我们考察这一社会的重要指标。当激烈的言语形式达到一定频率，分布达到足够的平面，整个社会必定出现一种非正常的心理倾斜，其内部组织将出现相应的变化。
心理平和原则还包括语言单位的使用几率。一个社会往往有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这些都是语言的时代特征。但是当一些反映社会热点的语言单位的使用几率超过正常范围，这也说明社会群体的心态发生了严重倾斜，与之共生的是一些不正常的社会行为。
文革中严重违背心理平和原则的语言现象就是“语言暴力”。至今为止还让人心有余悸的语言就是：
火烧×××、踏平×××、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言辞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当时在全国几乎随处可见。
我甚至见过“油煎×××”的标语。所用言辞之激烈，可谓旷世空前。
再请看下面的例子：
“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００支队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４日）
“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
（《兵团战报》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为了革命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闯！我们现在要起来为革命造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动派的反，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造阻挡通向共产主义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飞速向前发展，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就在我们眼前！”
（北京十四中红卫军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００支队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４日）激烈的言辞反映了一种激烈的、甚至是被扭曲的狂热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通常会出现过激的行动，其直接后果就是物质和肉体上的伤害。文革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校舍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自杀、被杀的知识分子无以计数。这样的历史悲剧实在值得后人借鉴。
４、准确原则
“自我论证性”的意思是说话人对自己的话语可以做出相应的论证。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其主体的语言表述不是隐讳的、空泛的、甚至不讲理的。相反，它应该是实在的、可见的、所指边界清晰的、可论证的。否则，便成为一种语言暴力。如果社会大量充斥前者，则是社会机体不健全的表现。这种言语形式不仅表现在篇章结构中，也会反映的在语言的词汇系统中。对一些模糊性词汇的创造或不适当的使用都可能加深这一社会矛盾。
这一原则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法规的健全、个人的自信和相当高度的安全感。如果社会成员之间严重缺乏以上所说的几个社会基本条件，直接反映在言语交际上就是言语的空洞、隐讳和无理证明。
４．１无理证明
记得文革中有一首歌颂文革的歌曲，开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这是比较典型的无理证明：“好，就是好”。
再请看下面的例子：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
这些也是无理证明。说话人凭什么说“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又凭什么说“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至于“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更是不用证明的。无理证明是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语言强权。
无力证明的另一种变体是大量地违反充足理由。下面的例子：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他们第一个特徵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付主席”。
（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００支队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
在这里，贬低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就成了“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证据。这也是一种语言强权。４．２空泛言语行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这种言语形式司空见惯。最多的是见于大幅标语，例如：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问题是这样的话语通常缺乏主语，在一个句子中有明确的行为动词，但是没有确定施事主语，那么惟一可以推定的就是“一切人”。但是如果做出这样的推定又是错误的，因为他肯定不包括对立面的人，也不包括无力实施这一行为的人。那么，这一施事主语又是指称什么呢？这样的语法结构在文革中铺天盖地，它甚至我们已经麻木了一代国人的神经。即使是文革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在，出现类似语法结构相同的标语，也已经不容易被人们所警觉。人们已经忘记了“提出话语的权力、实施话语的对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学问题了。这种隐去话语所有权、话语实施人的言语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对一个民族始终保持清醒的判断力是相当有害的。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常常见到一些领导干部，开口就是“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如果你问起他这个“。。。。。。理论伟大旗帜”的内容是什么，他绝对可能一脸茫然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是一种典型的无实质性内容的空话。偏偏这些空话说得最多的人受上级领导的青睐。这不能不说是文革的后遗症。、空话至今仍然被人们沿用的翻版常见的是“大力提高”“认真加强”“坚决贯彻”“坚决拥护”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没有量上的规定，语义模糊，弹性很大。“大力”“认真”“坚决”如何定义？语言学家无法给出一个语义特征集。如果一个社会绝对欢迎空话，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语义空泛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革中“我们”的使用。事实上到后来，“我们”已经成为为自己壮胆同时又推卸责任的一种方法。虽然在一般的言语表述中，“我们”可以用来表达谦虚，但在文革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似乎更应该有勇气承担责任。只有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才能做到职责分明。“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们”。
言语空泛的另一个例子是：“有关部门”中的“有关”，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一到了“有关”方面，就全没有了。没有人负责。当前要消除文革遗风，要改革的一个环节就是在我们的文件中消除“有关部门”，将它背后蕴涵的真名对象公之于众，责权分明，以提高工作效率。
看似豪情的大话。领导干部好大喜功，为了讨好上级说大话，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到了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看看下面的例子：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００支队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
短短的几行字接连用了“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震撼世界的”“雷霆万钧之力”“气吞山河”这样大词，这种思维方式跟“三年超英国”、“解放全人类”、“亩产万斤粮”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语言除了欺骗人民，讨好上级，最后自欺欺人外，还鼓励了自我膨胀的心理，最后走向沙文主义。
４．４言语隐讳
政治高压的一个后果出了造成假话之外，另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言语隐讳。有两种情况，一是少说话，让人不得要领；二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或者有话不直接说，绕着弯子，有的就故意就用个模糊词，同样让人不得要领。有些典型的词已经被大家所接受，例如：组织问题、个人问题、生活问题、进步了，如此等等。
这些文革语言的后遗症集中反映在领导干部的言语生活中。典型的是言语程式化，从“老几条”来到“老几条”去，讲的尽是原则性道理和难以操作的号召或规定，味同嚼蜡，毫无生气，更缺乏新意。更有的人在大会上不会自己讲话，也不敢讲自己的话，总是拿着准备好的稿子照念不误。甚至读起稿子来还结结巴巴，时有错漏。有的同志连开个小会，连讲几分钟话，也无法离开讲稿半步。
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投入和所要表达的意思之间有一个恰当的“量价”关系。如果一个人对要表达的意思所投入的语言量（或曰：言语成本）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标准，就属于一种非正常现象。言语隐讳属于一种远远高于或低于正常标准量的语言投入行为。这两种行为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降低言语交际的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在整体上发生了类似的偏差，就属于一种不正常现象。清代末年的“文字狱”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整体的缄默。相反的情况则是言之无物，说了半天听话人仍然不知所云。在这样的社会中，听话人要想听懂领导的话，必须练就一种特殊的本领，要学会从话中听话，听出弦外之音。这种极大地浪费时间精力的交际方式已经成为官场上的一种象征。想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了有话不直说的境地，这样社交是多么的可怕。
一点余言语言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理论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大意是人的语言会对思维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如果说语言和思维是相互相成的，为什么语言不会对思维产生影响？由于理论思维主要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一种语言模式使用久了，势必对思维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不彻底清除文革语言对我们的恶劣影响，如果这个民族继续充斥大量的大话、假话、套话、空话、无效话语，甚至用语无恐不用其极，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的下降，整个民族将缺乏信任，产生信任危机，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组织和效率。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诸多弊端包括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长期的不到肃清，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如果再不清除这种恶劣的言语方式，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最为耻辱的一章。
50－60年代大学生与其特定时期政治文化的关系 漂木
众所周知，50年代毛泽东著作在当时大学生中影响面很小，学生中的党员很少，高校的党委负责制尚未确定，可以说，学生与中共关系不如60年代密切。与文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57年大学生无从从中共高层得到一系列明确指示，鼓动起来造反，学生主要是从本能出发。他们那时与中共官员很少能有文革中那样的空前绝后的勾通互动。
不过林希翎是个特例。林希翎16岁参加解放军，受共产党正统的教育，50年代初的社会，给了她优厚的政治文化地位。56年大学风潮来临时，据说她正与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秘书谈恋爱，当时轰动一时的是林希翎要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抄本，据说抄本就是在该秘书处偷出来的。更让人注意的是，美籍华人杨中美的《胡耀邦传略》中写道，胡耀邦自己证实，他曾与林希翎在57年交谈了四个小时，指出林的个人主义意识占统治地位，“她不听我的意见，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后来会遭到逮捕。”[1]这是迄今见到的唯一的57年学生领袖与青年工作要人有过的接触。此外，据说胡耀邦5月24日接见北大几位团员代表的讲话，被右派学生歪曲发挥为中央因鸣放出现分裂，在大学生中造成影响。北大谭天荣大字报就说“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领导起来……。”[2]毛批示有关材料“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57年中共中央内部认识分歧，已在后来海内外研究里被阐明。
而谭天荣的说法，66、67年由蒯大富们发出回响。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激进的红卫兵，每到文革发展关头，自认为“敌军围困万千重”，出现如同18世纪法国的“祖国在危急中”的局面，总公开宣扬中央内部斗争激烈，要准备和毛主席一起再上井冈山。57年还仅仅是大学生的猜测，文革里的这种谣传就决非无中生有，毛自己，特别是江青就多次吹风，让精神已非常紧张的红卫兵和民众对党的分裂要有准备。
57年右派学生，如北大王存心，提出人大制度“没有把第一种领导（意为行政性）给予共产党”，“实际上不论共产党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权。[3]这一典型的学生右派认识对共产党的执政的文化性质提出了怀疑。
66年的大学生，没有去思考这种问题，他们造反之初，恰恰是纯真地以为在努力维护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胡耀邦与57年大学生自由化的纠葛，看来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不过他这个人的品质、风范的一贯，可见一斑。
一、上一代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和英雄崇拜
由于历史的局限，57年学生与中共的勾通，时间与空间的延展性都无可与文革相比。文革贯穿了中共力图组织和控制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联），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互动，派别的产生和党群的陷入，革委会夺权反夺权，学生的政治参与及其和党组织党员的思想文化关联勾通，远远超过了文革前的17年。本质上，是共产党多年的政治教育，造就了一代理想青年。其次，从57年后完善的政治文化衍生而来的所谓极左路线和反抗，促使学生与上层政治及各级官员勾通互动。
毛的鼓励动员，“要关心国家大事”，使得学生的个人反抗，很快汇聚成当代“勤王义师”，冲击党的思想组织，摧散各级机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实质上是毛组织的思想文化起义（行动和形式上往往又派生暴力），在当时的中国，哪怕是主观上非常温和的政治文化起义，必然导致夺权。在运动初，仅仅是诸如蒯大富少数造反中坚看到这一点。后来，文革派的主导性宣传高度肯定夺权，造反学生力图进入新产生的共产党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文革的火线进党，就成了主客观的必然。
所以，66年大学生与毛泽东、中共的关系，超出用“密切”二字的概括。
首先这里应提出所谓对毛的个人崇拜问题。一代人对毛的信仰崇拜，不能脱离他们生在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长在中共红旗下的背景。一代人听闻甚至目睹了国民党政治、军事的溃败。笔者就在启蒙认字之前，惊闻渣滓洞的枪声，目睹“国军”一夜抢劫后的鸟兽散，也提前文化革命17年带上“八角帽的”毛泽东像章；亲见刘伯承、邓小平检阅解放军入城式。共产党和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是由胜利的革命战争客观地也不可置疑地确定的。在中学时分，这一代学生，洋溢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情：“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党及革命的感情，与“党和列宁”融为一体。
斯诺的《毛泽东自传》（抗战时印刷的土纸版本），曾在部份干部、知识分子子弟中传阅。这部口述传记，文革中才被红卫兵大量翻印流传。60年代还一些其他传记，比如李锐写的毛的青少年时代。这些读物，使一代人与早年的毛在心灵上相通；为在神州大地上去理解甚至拥戴晚年的毛，打下了潜在的基础。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代表人物周泉缨（毛在68．7．28接见五大领袖时提到他），他在当年已对文革极左、中央文革表示某种公开不满；但在30年之后，他居然仍认为“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毛是共产党内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4]
综观今古，大学生难免有“千古一帝”的冥想。恰如施拉姆所言：“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形成一种混合或者说兼收并蓄的政治文化，把领袖看作‘天子’这一传统观念，在这种文化中仍占据重要地位”。[5]某种意义上的崇拜，脱离不了60年代在“帝修反”的政治围剿中，中国“独立寒秋”的“光荣孤立”的文化心态背景。1963年得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白皮书，书中述及斯大林时代的大屠杀和迫害，已不会造成笔者震惊，相反的，倒是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留下了永生的印象：“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下来了。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我在文革中反复品味了这绝对正确的话，思考专制者言不其终的悲剧；而当时不一定思考这问题的热情的红卫兵，他们坚持的恰恰是这未读过的信义，投身自信不朽的壮丽的事业。他们并不如现在文人评诉的那样，是盲目追随专制崇拜。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最先被中央领导公开提出，有共产国际的解散的客观背景，而60年代中共试图重组国际共运大业，是激励新一代青年崇拜升级的必要充份环境。应当承认，大学生对批判斯大林而产生的疑惑，已被中共批评苏共的第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所压抑，林彪煽起的崇拜热也一度蒙蔽了青年人。
所以，大学生在60年代意识形态升温过程中，被培养和滋长了对毛的崇拜，文革运动本身，更在政治的大潮下，锤练了这种崇拜，并推向顶点。需要强调的是，寻觅觉悟的大学生，是按自己的理解去崇拜毛泽东的。后来不少学生对毛的敬仰和佩服，是出自内心，特别是出自内心理念对时兴的政治理念的一种思考和趋近。运动中他们读了毛泽东著作，特别读了尚未发表的文献，他们自觉的去靠拢毛，去捉摸党内斗争。这就是一代人早熟的也是畸型的政治青春。要强调的是，与其说红卫兵当时陷入一种宗教性的狂热，不如说他们在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心中的毛泽东，他们用毛与共产党的形像，表达出自己内心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不成熟的理念倾向。那时有支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可以说，多数学生还是出自内心唱这支歌的，他们用毛泽东这一文化观念，来标志了自己追求的正义，来拥戴一种保护普通民众和保护自己的偶象；他们曾显示出赤子的虔诚。这也是参加过文化革命的大学生对当年那段历史不得不沉默的一个原因，丰富的文化内涵，很难用一个政治概念就可以概括了完结得了的。对学生群众的领袖崇拜的概化型否定，多少也是出于一种“藐视群氓”的认识，低估了青年人认知过程里的主观作用。
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使一代人从反思浸透自己血液和心灵的法国启蒙思想、大革命，想到更多；想到从小崇尚的苏联十月革命，想到自己曾全力以赴的文化革命。西方文革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某些思路可资借鉴。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认为毛是卢梭和雅各宾主义的好学生；而卢梭为普通的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解说，不需要与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直接接触，这些倾向可以自行其路。而毛，“一个能够确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的人，已经成了我们所提及的这个思想体系的承担者”。[6]作者坚持西方观点，卢梭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卢梭认为，只有当个人的意愿通过某种途径融于整体意愿时，个人自己的道德潜在性才能得以实现。黑格尔和马克思从大革命掘取思想源泉，马克思找到整体美德的社会承担者——工业无产阶级；但他把不确定的、复杂的技术经济和道德进步融为一体。列宁则使政治问题又回到舞台中央。作者认为列宁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共同意愿。“他不断对准他自己的党，发现它的缺陷。这个机构已经很难再代替领袖的位置了”。到毛的文化革命时期，“第一是领袖和机构的问题，完全是新的比例关系，第二是卢梭主义者对道德的强调再次占据了明显的支配地位”。[6]不论作者的推理和表述如何，只要我们冷静地反思自己心灵深处的卢梭形像，对法国大革命和苏联革命的概括，哪怕是皮毛的折射和印象，西方学者的这种认识，是比较切合我们一代人的道德——革命取向实际的。文化革命在我们心中，无论是文革前史还是文革正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道德革命；毛泽东主席，则成了实现我们崇尚的传统美德的精神领袖。毛在青年时读了卢梭的书，毛的红卫兵也确有其人读过《民约论》，当年什么也难看明白；但今天这一代要重读卢梭的话，终会觉察了当年大学生拥戴的文革和她的领袖的观念，和二百年前的老卢梭，意念是何等的相通：“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新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份，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份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社会契约论》第二卷）
文革中，造反的大学生们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中共这么靠近。相应地，他们用刘少奇、走资派的文化、政治观念，来代表了自己反感的社会不公正。显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刘和所谓走资派，是极其幼稚和不公正的。到不惑、知天命时，当年的红卫兵倘能面对新的社会不公，或许他们会认为，当年所谓的走资派，比起80、90年代的社会蠹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完全被歪曲和冤枉了。
从自由主义来面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57年北大右派学生严仲强就有萌芽态的看法，“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下而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7]类似的情绪，也在60年代的大学生的一部份人中暗暗的弥漫，相对于高温的文革意识形态热潮，这仅是一种潜流，但恰恰是这一潜意识，涌动汇入红卫兵拥护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潮。诚然，红卫兵表述方式不同，他们竭力回避容易被混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观念的名词，而采用时髦的文革批判武器。
显然，所谓个人崇拜并不如某些文人描述的那样，成为红卫兵政治文化的首要特征。对于一场亿万民众参加的运动，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革命，单纯用个人迷信、个人感召力去解释，是肤浅的。在《晚年的毛泽东》一书中，王绍光关于文革的座谈，就认为：“文革前群众心理，主要是当时的高度集中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主要的。”“老百姓却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按毛泽东的真正思想来的。实际上，各社会集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当时至少有两个毛泽东。……扩大点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毛泽东。说受蒙蔽，在大家都相信毛泽东这个角度讲是对的。但，你又不是受别的蒙蔽，是你自己有这个内心需要。”[8]
海外研究认为：毛本人无疑会宣称，在与党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斗争中，他别无他法，唯有把他自己的威信和领袖的超凡魅力押在天平上。而且，他会提出如果有人要铲除官僚主义狂妄自大的优越感，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倡人民也能了解的简单思想以及推广一种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
以刘少奇为靶子批判所谓“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群众落后论”，兴起于批判“资反路线”后，其来由背景不太清楚，很可能有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授意指使，到目前尚未见公开发表的严肃考证与论证。仅是王力回忆1966年12月26日，毛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吃晚饭，毛曾谈到“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歧”。[9]我们需承认的是，大学生热衷于这类批判。大批判冲击了英雄崇拜和政党崇拜，又激活与强化了另一种崇拜。但人们羞于阐述和论证，大批判实际上瓦解了57年来形成与强化的极左的特种政治文化。传统要求青年人忠诚于政治，具体体现为忠于组织和某个人；而文革大学生认为忠诚于意识形态，是对理想、观念的追求，应是一种个体的思维行为，而非一种集体的思维定式。将追求囿于以某人来代表的控制，无异于将意识形态宗教化。这似乎是共产主义的加尔文派与旧教的冲突，贯穿运动初期。毛泽东本人号召造反有理，号召对错误的领导要坚决抵制，其社会效果远远超出对“50天”的造反本身，群众把它引伸到政治生活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生从传统意识下得到了解放。
如果从文革后的校园思想发展来反思当年，大学生是自觉地追求这个自由吗，是否追求了某种自我实现呢。从观念形态看，大学生的躁动，表现出对绝对化意识形态的逆反，甚至当时一批好想问题的学生自发学习马列原作和搜寻西方文化书籍，也就体现出对僵化的原始冲击。但不是自觉追求自我实现，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这些。这是人们还不愿意剖析其真正心理的一代人。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泛滥的一代人。命中注定了他们将两种时代的美感融合在一起了。一个是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式的舍身成仁的革命英雄的理想主义时代（请注意，这些英雄中有几位因出身，或经历、或所谓表现，在英雄事迹发生的当时，并不一定被传统的政治所承认）；一个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的孙行者及梁山水泊侠义式的反封建——从而也是封建、人文参半的英雄主义时代。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人文主义倾向，而几乎又自信这就已经是那理性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的英雄崇拜是多源的，既有毛泽东，也有其他革命导师，甚至也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卢梭、拿破伦。多源崇拜就可能有多元政治文化的兼容，运动中出现所谓多中心论并不奇怪。具体在学习雷锋中，一些人热衷于所谓齿轮和螺丝钉精神，一些人热衷于关心大事和公共效益；到了运动高潮中，有的人鄙视埋头打扫清洁和甘当“驯服工具”，斥之并非雷锋精神，有的人强调造反派不务正业和野心勃勃决非雷锋真谛。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号召我们学雷锋，目的无非是我们能够从英雄形像得到启迪，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但事与多数领袖热望所违，不少造反学生从导师和青年英雄身上的道德所获，恰恰是一种强烈的反潮流精神。在学生的林立山头中，尽管缩影和折射了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特色，但不乏中国传统的绿林豪侠之气，反修防修大旗代换了“替天行道”的理想。但是，百川归海，一代青年找到了（有时是在自己内心中找到）毛泽东，这位永不静止、藐视以往的革命家、历史哲学家和诗人，毛泽东发现、造就、培养了这代青年。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家和一股青春的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要不出一场红卫兵运动，那才是最大的反常！大学生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革命，哪怕是反复与镇压在等待他们。66年7月初，某工科学生在日记中写到：“要向欧阳海同志学习，‘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为了历史列车的畅行，即使有生命危险，也要冲着障碍物上……”。学生认为自己为捍卫革命甘洒热血，而被视为障碍的人物却认为要制止右派翻天。思想冲突和结局将是何等的惨烈。从比较自觉的大学红卫兵当时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他们对17年体制初萌疑惑，并将对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怀疑搅在一起，他们把自以为理解的——从而也是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民主思想大断裂中的某些回响，以及又广泛存在封建意识、小资产阶级狂热、农民与平民的平均主义都混在一起。激起这种思想大激荡的恰是人们未必真正认识的人格化的毛泽东。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依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更为适当。当然他们为这种联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缺乏现代民主的底蕴与教养。
代价的沉重体现在某一方面：一代人纯正的青春被扭曲了。他们狂热的真情和行动并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也受到世界上几乎一切政治势力的攻击。他们的政治初恋虽然深埋心田，但总被这星球上形形色色的政客、墨客耻笑亵渎。另一方面他们会半自觉地引导自己靠拢某种政治文化，无休止地在社会内部追寻失稳，在政党、政府和文化集团里明确批判目标，在自己周围人为地划分政治派别、等级、集团，党同伐异，搞人人自危，群起而攻之，唯我独尊，以我为中心；个别大学生甚至丧失了人格与伦理，这在当时派别斗争和后来武斗里屡见不鲜；尤其可怕的是有的人以政治上出卖同类来换得自我存在（或所谓革命的形像）。斗争反复，“鲜血染红顶子”一语成为时尚的攻击习语，就不奇怪了。红卫兵如果不引导自己去追随党内路线斗争，他们也就没有革命与存在的机会了。有的自觉去靠拢上层斗争中的某一方，自诩“路线觉悟”高，以争得出人头地，成为某种政治文化的工具与牺牲品。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充份地估计到红卫兵的非马克思思想形态的破坏性，他不断地在扼制、规范红卫兵的行动乃至思想言论。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只是要放大学生去打倒刘少奇，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他决不是要他们去摧毁整个党和现行的政治文化。美国著名学者Ｒ．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指出：“毛并不想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查，是对的；如果说它是在造就一个新的政治体制，那是无稽之谈。”造反红卫兵的一个悲剧就是，他们从自发地反对57年型的政治文化开始，到缚上这一文化的战车，最后红卫兵的理念又被这种文化摧毁。[10]
尽管如此，他们不一定都认为自己从众随大流了，他们在已脱离文革运动旋涡之后，仍从毛泽东在党的十大提出的反潮流号召中，看到当年大民主青春峥嵘岁月的回光。但不一定真认识到红卫兵的组织路线与实际运作，并不符合现代民主的政党政治与现代法制。
毛泽东期望的是文化－政治的革命，学生与工人却准备迎接一场社会革命。那么，红卫兵与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是有冲突的。一方面作了工具，另方面又是不驯服的。学生追求平民式乃至是农民式的绝对民主。从66年到68年两年的实际看，大学红卫兵和文革派的中央领导，是既同一又有冲突的，即毛常说的对立统一。毕竟红卫兵与毛泽东已是两代人，红卫兵执着的追求及理论上的混乱，最终仍会与毛泽东产生冲突。著名的7．28接见把问题摊开。红卫兵的反驯服工具、反奴隶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旦启动，惯量之大，不是毛泽东叫停就能作罢的。红卫兵从领袖、政党崇拜转化成对权威的冲击。
运动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仅仅热衷于批判红卫兵政治上的负面与某些丑态现象，回避与掩盖负面的本质和它的馈源，它的文化社会心理，把纯情的青年学生作为风车敌人来批判，显然是肤浅的，失公的，也是对文化革命历史的一种唯心主义。
二、造反有理与革命权利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