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社会与集体性政治行为具有相当的同一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性。而政治文化导向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冲出单纯的个体水平，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对集体政治行为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反映在政治文化的社会政治行为趋同或存异的消解能力。”［66］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与畸形政治文化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是“文革”延续十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群众性社会政治行为的互动过程中。
现代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
（1）处于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中的个体行为间存在着互动，其方式有暗示、感染、模仿等。
“文革”采用“大民主”的运动方式，从参与主体来说，它是典型的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
“文革”中连续不断的对“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的批斗运动，给参加者以强烈的直接暗示：不要违背主导政治文化的要求。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容易接受这种无需说服、无需讲道理的暗示。处于群众运动中的个体容易受其他个体与群体氛围的感染，从而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人特别是为群众认同的某种行为或情绪。
感染实质上是情绪的传递交流，相似性是感染的基本条件与心理基础。
这里的相似性包括：情境相似、态度价值观相似、社会地位相似几方面。［67］“文革”中群众社会性运动为群众行为中的感染提供了情境方面的相似性。“文革”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为之提供了社会政治态度、政治心理与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至于政治主体社会地位的相似性前面已作了大体说明。
处于群众社会性运动中的个体，在被他人和群体感染的同时，也会以自己的行动与情绪感染他人。这样，同一群体中不同个体间相互感染，相互模仿，激起强烈的情绪，引起行为上的共振，导致非理性政治行为发生。
从反面讲，群体中具备强大个性、足以抵制暗示、传染、不去模仿他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68］“文革”时，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的政治主体（尤其是政治个体和群体）具有相似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没有独立的政治理性判断能力，这使得他们在情绪与行为方式上更易相互感染、模仿、认同，导致群情激愤和行为共振，造成破坏性后果。
（2）社会性群众行为容易产生群体压力，群体中大多数个体行为与意见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使群体内个体成员自觉不自觉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这种力量就是群体压力。
在“文革”群众性行为运动中，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是大多数个体意见行为一致的深层基础。导源于“文革”政治文化的多数意见与行为造成的群体压力十分强大。因为，一方面它以强制性权力或武力为后盾。“文革”中群众派性斗争中，权力特别是武力造成的群体性压力是具有强烈的镇慑作用。另一方面政治个体浓重的政治依附意识，难以违抗群体压力，从而屈从于它，参与到群众运动中去，找到群体归属感与心理安全感，同时，政治个体也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政治个性与政治自我。
（3）群体行为中的典型心理。
① 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是“文革”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会引起从众性政治行为。从众政治行为往往表现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政治运动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文革”时种种运动之所以能够一哄而起，短时期内吸引众多的人参加，从众心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笔者的伯父谈及自己参加“红卫兵”大串连运动的感受时说：“看到别人去北京串连，我和几个同学也就去了，哪里知道什么是‘走资派’啊！很多人都和我们的情况一样。”［69］
② 匿名心理。
即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他往往就觉得自己所属的群体活动的责任是分散的，包括自己在内的作用任何个人都不必为整个群体的行为负任何责任，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群体盛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70］这种心理最易导致破坏性群众运动。作为一场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与运动中的匿名心理导致的群体性破坏性行为密切相关。
实际上，社会政治运动中存在的行为互动、从众匿名等心理作用、群体压力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例如，从众心理与行为受到群体压力、感染、暗示、模仿、匿名心理的强化，又会强化它们。群体政治行为产生的群体压力也会加重从众心理。
“文革”时依附型政治文化使它们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相互作用更强大。在畸形政治文化与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的互动作用下，政治文化上层与下层之间、不同政治主体之间发生了政治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政治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上的共振，运动频率相近，运动幅度增大，共同推动着“文革”沿着畸形政治文化设定的方向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单个或少数政治个体、政治组织不可能扭转“文革”的方向，阻挡它的前进。正如胡耀邦在1972年时说的：“‘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71］
（三）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有限性
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是由于畸形政治文化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没有直接的社会进步性可言，合法性的根基主要取决于政治统治结果，如果政治统治违背了社会政治发展规律，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
“文革”政治统治导致灾难性后果使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缺少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所以，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有限的。
1 、畸形政治文化自身的内在矛盾
第一，反主体性。
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内在原动力的大小最终由其主体实际利益需求决定。离开了政治主体的实际利益需求，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持久的动力之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2］“文革”政治文化是一种脱离了政治主体现实利益的宗教式文化形态，主张“一切由政治挂帅”，单用“抓革命”来“促生产”，摒弃物质刺激，并剥夺政治主体最基本的合法政治权益，希望通过政治运动本身来激发与保持政治主体的政治热情，从而陷入了禁欲主义的政治道德歧路。其反主体性昭然若揭，如政治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急剧萎缩，政治文化泛化导致独立道德人格的极度缺失与集体政治意识对个体政治自我意识的有效取代（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专制权力意识对社会权利意识的有效取代，这都是有违人的本性与利益需求的。
显然，“文革”政治文化把自己存在发展的基本动力与基础抽空。畸形政治文化的这种无根性与反主体性，注定了它自身存在深刻的矛盾，从产生之时它内部就生长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政治文化泛化又导致全社会性认同的错误政治价值取向付诸实践，全社会为之付出了沉痛代价，这必然会加速反主体性这一内在矛盾的激化，也缩短了畸形政治文化走向灭亡的进程。
尽管主导政治文化主体也通过各种手段强化畸形政治文化，使之为“文革”在一定时期内提供合法性，但是，这种反主体性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实践——“文革”提供的合法性是缺乏利益基础的，是难以长久维系的。
“文革”时期，统治效果也是反主体的，而畸形政治文化却使人们将它认作是合理的，是适合主体发展利益的。这二者间的矛盾最终是不可调和的，只能导致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讲，前者对后者具有最终决定作用。因为“统治的‘效果’是产生和维持合法性的保证。”［73］所以，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结果必然是畸形政治文化走向灭亡。这是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有限性的自身内部根源。
第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
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把那些看起来无可置疑的理想和价值推到极端，才产生了文革的邪恶与野蛮”。［74］“文革”政治文化之所以使“文革”成为“文革”不仅在于它把自己设想的空想性政治理想（军事共产主义理想）推向极端性，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主体把空想性政治理想当作可能实现的现实来接受，并以此为蓝本来解读社会政治现实，作为政治行动依据，以之改造现实世界。
“文革”的悲剧恰恰发生在政治文化所构筑的内心理想世界与社会现实世界的接壤处。当社会政治主体将政治理想付诸政治实践时，空想性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文化之间过大的张力便开始起作用。现实政治社会基础与政治文化不能为政治理想提供可行性素材，人们在空想性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一切活动都是畸形政治文化向政治实践领域的侵入和扩张，这样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充当了“文革”政治社会运动的弗弗西斯。他们所能借助的政治文化是现实的政治文化，而现实的畸形政治文化只能把美好但空想性政治理想无情地拉回到现实中来，美好的理想变为错误。
这见之于政治社会实践则是动机与结果间的种种悖论：以乱求治只能导致乱、追求民主却带来专制、想建设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可能实现的只是军事共产主义等等。是这种种悖论构成了“文革”的特色。
在空想性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强烈反差之间，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迷茫之中。因为，“一种良好的价值观，一旦被绝对意识形态化，它所造就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可逾越的反差，形成了人的制造物对人性的泯杀，势必引起人们对理想追逐的惶惑，造成苟且现状的窘迫。”［75］
然而，在自身本能利益需求等种种因素的支配下，人们最终还是要在困惑中反思，逐步走出窘迫状态，放弃不切实际的空想。民谣《打着红旗去要饭》正是这种窘迫状态的反映，也表明民众对政治空想的嘲讽与初步觉醒。而当民众觉醒到来之日，就是畸形政治文化灭亡之日，也是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终结之日。
第三，内部结构性矛盾。
如前所述，“文革”政治文化具有单一结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保守性、排他性、封闭性。
封闭性政治文化的自我强化功能是其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也是这种化功能加速了畸形政治文化的灭亡。
本来，相对的封闭和适度的隔离是一个政治文化系统区别于其它政治文化系统的必要前提。但“文革”政治文化却将之推向绝对，过分的封闭性吞噬了适度封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为“当爱国主义和政治忠诚被误认为是排斥世界文化价值时就会产生歪曲了的和政治上有害的文化理想”。［76］
具体来讲，畸形政治文化的排他性、封闭性成为在政治文化结构层面上导致政治文化系统活力减退的重要原因。
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与系统以及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的破缺（差异）与涨落（动态性差异）是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形成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如果系统没有差异“也就没有活力了，不能发展了。系统要有活力，要向组织程度更高的方向演化，就要有涨落和破缺……”［77］。
主导政治文化与各种亚政治文化之间的适度差异、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适度差异，是彼此进行交流，使整个政治文化系统保持适度矛盾、充满活力的基本前提。
就亚政治文化而言，它在整个政治文化结构中对主导政治文化有一定矫正作用。这种作用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能否得到适当地发挥受到主导政治文化和整个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当作为代表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取向的亚政治文化以比较明显的形式凸显而与主导政治文化发生矛盾时，主导政治文化如果能够正视这种差异，对之进行较客观的分析，进而从这种矛盾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就能为政治运行和政治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然而，纵观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政治文化建设历程，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主观地扩大了这种差异，认为亚政治文化、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已经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对之进行围歼。
这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系统中各要素与各子系统趋同，相互之间的差异性锐减，特别是泯灭了主导政治文化与亚政治文化间的合理性差异，形成了单一性结构的政治文化模式。对异族外来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更是采取绝对的拒绝、排斥、打击的态度。
畸形政治文化绝对化了的封闭性虽然大大减少了亚政治文化和外来异质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与本土政治文化的干扰，但这是以主导政治文化、整个政治文化系统乃至政治社会系统动力资源的极大损耗为代价的。因为，主导政治文化夸大自己与亚政治文化、异质政治文化间的差别，并以强制方式取代它们，以此来消除政治文化系统各要素间必要适度差异性与张力，使主导政治文化与亚政治文化、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不可能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彼此吸收对方包含的有益于自己的能量与信息。
可见，“文革”政治文化的排他性与封闭性是主导政治文化与整个政治文化系统丧失运动发展的持久动力的重要原因。随着政治文化系统活力的减退，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也逐步减弱，直到完全丧失。
贯穿于“文革”始终的政治动乱、代表正确与错误政治文化力量之间的斗争就是以上诸种政治文化内部矛盾的现实反映。
2 、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丧失了根本合理性
从实践对认识的作用来说，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文革”时期的畸形政治文化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发展、完善，并接受政治实践检验的。前面讲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主要就是说明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如何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
一场社会政治实践运动，只有具备了世俗社会政治价值合法性与客观历史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才能具有永不衰竭的动力。就主体参与范围来说，“文革”是一场阶段性社会运动，但是从整个社会运动发展进程来看，其实质却是以阶段性社会运动出现的“反社会运动”。因为“如果一个运动以追求绝对的均质、追求整合——即使以人民之名进行的整合——等为名，企图排除少数，无论这个少数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这个运动便同社会运动相反。”［78］
“文革”恰恰是一场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绝对均质（整个社会文化、行为对主导政治文化、行为的绝对尊从）、排除掌握真理的少数的运动。它在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足以证明其反社会性与反客观历史性。
适应“文革”运动而产生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只是世俗政治价值（由于政治文化的泛化，政治价值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社会价值）的合法性（即符合政治主体共同的政治观念准则或政治行为规范），这主要表现为它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上。也就是说，“文革”的政治实践主要是靠畸形政治文化提供的合法性来支撑的。
然而，这种世俗政治价值的合法性与客观历史的合理性是违背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所遵循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畸形政治文化泛化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实质上为少数人的政治意志欺骗、支配，表面上“少数服从多数”，实则是恰恰相反，多数服从另一些少数。
客观历史合理性则遵循“社会进步”的原则，它是任何人都逆转不了的。尽管二者都可能为社会政治运行提供合法性，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根本性、总体性的决定作用，是衡量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与政治实践合法性的最终尺度。
从客观历史合理性要求来衡量，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政治实践提供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是错误的。这种合法性只在“文革”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实际上导致的是社会倒退与社会专制。它把非历史合理性当作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它受客观历史合理性的终极支配，又与之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导致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有限，并最终消逝的又一内在原因。
既然作为畸形政治文化实践基础的“文革”本身是不具有社会进步作用，不具有客观历史合理性，那么，它所塑造的畸形政治文化，也不可能具有历史客观合理性。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也没有实践根基。同时，泛化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全面的合法性，它与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深入社会方方面面。这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对客观历史合理性的取代程度愈高，它与客观历史合理性的接触面愈大，接触程度愈深，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愈容易激化。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减弱的速度也会因此而加快。
由于畸形政治文化自身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政治实践的反社会性，使得它们在各自自我否定的同时，彼此也由同向度的相互支持向不同向度的相互否定转化，这也使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不断衰竭。
综上所述，畸形政治文化是“文革”政治实践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并为之塑造着特定的政治主体，提供着主体动力。然而，由于畸形政治文化自身不断积累着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它支持的政治实践——“文革”就不可能具有任何的直接社会进步性。所以，它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也就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简言之，畸形政治文化的双重性是“文革”得以延续十年之久，但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的深层原因。
作为一场政治社会性运动（就主体参与范围来说），“文革”不仅严重扭曲了政治文化的结构、性质、功能，而且破坏了政治文化生存与再生环境，给新时期政治文化建设留下了一系列难题。
比如，原有主导政治文化的合法性锐减，新型主导政治文化急待重建，但又不能完全抛弃原有政治文化传统（主要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政治思想与权威的问题）；大众在对原有政治文化失去信任以后，大众文化出现空白，大众政治文化大面塌陷，社会政治信仰幻灭，政治价值标准缺失，政治态度极度冷漠；同时，“文革”政治文化因其“超稳定性”而沉淀于社会成员的内心深处，构成政治文化重建的深层障碍，还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等。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
［2］［55］孙正甲著《政治文化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 版，第6 、48-51 页。
［3］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9 月第1 版，第501—502 页。
［4］这里的“法”主要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之“法”，而主要是指非法律的“集体公认的标准和价值”。参见吕元礼、谢志强著《权力与个性》，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 版，第6 页。
［5］［59］（美）加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 G。 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 版，第29、40页。
［6］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8 月第1 版第231-261 页。
［7］参见（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4 月第1 版，第61-100页。
［8］［17］（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 月第1 版，第30-31 、75页。
［9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5 月第1 版，第280 页。
［10］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载《青年》第1 卷第5 号。
［11］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及其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载《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3 期。
［12］［62］［65］［66］王卓君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 版，第171 、152、153 、151页。
［13］石光树：《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载《百年潮》1999年第5 期，第8 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 月第2 版，第148 7 页。
［15］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 月第1 版，第155 页。
［16］详见（美）施拉姆著：《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 月第1 版，第52—6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 月第1 版，第8-11页。
［19］文聿著：《中国“左”祸》，朝花出版社1993年2 月第1 版，第178 页。
［20］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 期。
［21］资料来源：1999年4 月29日，作者与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谈话。
［22］［53］王火著：《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 月第1 版，第3 、5 ，79页。
［23］［75］王海光著：《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 月第1 版，第52-53 、2 页。
［24］［29］嵇文甫著：《学习毛主席著作存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6 月第1 版，第15-16 、2 页。
［25］《人民日报》1949-10-1-①。
［26］周励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0 页。
［27］《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 月第1 版，第810 页。
［28］梁梁执笔：《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载《中国青年》1986年第6 期。
［30］《学理论》1966年第3 期第2 页。
［31］乐黛云：《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4 期。
［32］转自李宝俊：《历史的抉择：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 期。
［3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个层次：
1 、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
2 、政治性组织；
3 、国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参见汪玉凯等著：《政治主体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 页。
［34］王人博，程燎原著：《论法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 页。
［35］［38］（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１998 年12月第2 版，第80、112 页。
［36］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版，第82页。
［37］张涛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6 月第1 版，第233 页。
［39］［47］张鸣，乐群主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8 月第1 版，第6 、14、39、2 页。
［40］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花出版社1993年第1 版，第30页。
［41］于东升：《孤寂而冷漠的花朵——且说样板戏》，载《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1 期。
［42］李炳印：《“文化大革命”时期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载《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4 期。
［43］秦晓鹰著：《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 月第1 版，第119-120 页。
［44］郭笙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6 月第1 版，第36、38页。
［45］（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 月第1 版，第31页。
［46］［63］［64］（英）J。密尔著，张友谊等译：《论自由》，外文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 版，第115 、5 、5 页。
［48］洛伊宁格尔著，王山译：《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转自张博树著：《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 版，第227 页。
［49］王毅：《“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 页。
［50］（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的地位》，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6 月第1 版，第309 页。
［51］柳建辉：《“文化大革命”初期党中央健康力量抵制“左”倾错误的四次重大斗争》，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6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第124-145 页。
［52］黄金南等著：《系统哲学》，东方出版社1992年9 月第1 版，第147页。
［54］故宫博物院编辑：《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文物出版社1974 年5 月，第1 版，前言。
［56］《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红旗》1967年11月6 日社论。
［57］王景伦著：《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7 月第1 版，第257 页。
［58］陈明洋：《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载《南方周末》1999-7-30-⑦。
［60］（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等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１月第1 版，第335 、331 页。
［61］J。Rothschild：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omtemporary， in B。 Benitch（ed）Ligitimation of Regimes ， Beverly Hill ： Sage Publications Inc，1979， P38。
［67］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 月第1 版，第328 页。
［68］（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 月第1 版，第21页。
［69］资料来源：1999年7 月28日，作者与其伯父的谈话。
［70］参见朱永新，袁振国著：《政治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 版，第172 页；（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 月第1 版，译序第11页
［71］罗：《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载《南方周末》1999-7-16-④。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 页。
［73］（印度）莱恩。N。夏梅：《论毛泽东的权力、权威及合法性概念》，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6 月第1版，第181 页。
［74］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 X页。
［76］（苏）B。 B。 姆什韦尼耶拉泽著，王浦劬等译：《政治现实与政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 版，第296 页。
［77］湛垦华著：《系统科学的哲学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 月第1 版，第20页。
［78］（法）杜阑：《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
作者简介：
李月军（1973－ ），男，汉族，山东茌平人，法学硕士，199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西安政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政治学理论。邮政编码：100091，联系电话：010－66767459
侯尤玲（1972－ ），女，汉族，山东郯城人，历史学硕士，199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唐山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女权理论。邮政编码：100091，联系电话：010—66767459
政治文化与文革公开文学 董建辉
（山东师范人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
摘要：
文革中的群众崇拜和普遍压抑的畸形形态，促使群众心理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心理倾向，表现为小人精神和生命压抑。文革文学中的性压制替代性地转化为残酷的破坏性和对病态荣誉、义务的追逐，进而转变为狂热的宗教激动。文革文学的价值认定和表现手段呈现出远古巫术的特点，主要显现为神性崇拜和公众驱邪，分化为图腾和禁忌，使文革文学具有了神话性。
关键词： 群众崇拜；普遍压抑；法西斯主义心理；性压制；巫术
文革公开文学(以下简称文革文学)是文革时期公开出版发行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可和推动的文学创作。文革文学的核心观念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文革极端甚至畸形的政治话语霸权，使文革文学成为政治文化的随从，工具理性的附庸。当我们撇开政治文化的普泛化表面化的一般特征，就会发现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并不仅仅是生硬的强制浮夸的聒噪和苍白的叫喊，其内涵异常丰富，包含了狂热群众运动而形成的群众崇拜，批判压制人的生命欲望而形成的普遍压抑和性禁锢，甚至与久远的巫术思维、图腾、禁忌有着诸多的相似和联系。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的这些独特内涵在文革文学中显露无遗，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革文学的深层律动，呈现出迥异特点。
一普遍压抑与法西斯主义心理
1942年5讲话6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将工农兵定尊为新政权的革命主体，将昔日激昂慷慨振臂疾呼的知识分子拉下讲席，成为劳动群众的小学生，进行劳动改造。劳动群众则借运动的波澜一跃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主人，叱咤风云，光芒万丈。这种以国家意识形态领袖权威作指引和护航，以战斗化为策略途径的群众运动，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群众崇拜。它实质上是领袖的思想中长期形成的民粹主义观念的具体化[1](P215)，主要表现为将群众视为一个思想纯洁而富有无限创造力斗争性的整体，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无所不能地解决着中国的任何问题。如果说在文革这场造神运动中，领袖是众人齐心协力造出的最高的神，那群众既是造神者，又是被最高神加封后自认的众神。
群众崇拜的自我膨胀，激起了人们革命到底穷尽革命真理的革命豪情和精神亢奋。然而，他们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高歌猛进遮掩不住其在文化心理上的普遍受压抑，尽管他们对此并未有清醒而自知的体认。人是一种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创造出文化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2](P9)。文革对人的压抑是以人们自愿接受的形式呈现而出的畸形形态。它承接了延安模式中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P2)，以道德乌托邦为信仰目标，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外在浮夸的政治热情和能量，忽视或批判文化和心理上的个性化思想欲念，压制任何与主流话语相抵牾的观念意识，道德教化成为社会控制的最优手段[1](P3)。文革中行使压抑的因素的过于强大、趾高气昂与受压抑因素被宣布为非法被取消所产生的道德羞耻感的悬殊较量，凝结了一段畸形的历史，促就了一个普遍压抑的时期。政治作为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压抑克制着欢欣鼓舞地前来参加政治盛宴的人们。由此，人们不仅在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朝令夕改的政治运动面前战战兢兢、噤若寒蝉，而且在不自觉中沦落为一群毫无自主性独立性的政治符号。
文革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即是通过改造主观世界从而造成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来构成它的进程的[1](P101)。就是说，文革改变促成了群众的心理结构，也正是群众的这种狂热的心理状态支撑和演化着文革本身，群众心理是文革得以发生推动的中介，而它形成的直接诱因是群众崇拜和普遍压抑。前者强调整体的一致性优先性和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以集体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压制来取消自我意识；后者显示了人在意识形态重压下毫无主动性的机械主义的奴化言行，二者的交织结合即是威尔海姆#赖希所提出的群众心理学中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倾向，即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3](P16)。赖希不无偏激地认为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不同于其它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拥护产生的，而且它的兴起承担责任的是群众，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在群众的性格结构之中[3](P7)。这种以偏代全的全称判断显然有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公正性，但其触点却是发人深省和极富启发性的。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群众心理状态的表述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与文革中的群众心理呈现有着极为贴切的契合性。
在赖希看来，人的性格结构分三个层次，一为表层，表现为含蓄、有同情心、负责任、讲道德，但都是虚伪的；二为中层，表现为残忍、好色、贪婪、嫉妒，是原始生物欲望受压抑的副产品，是人的第二动力；三为深层，又叫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勤奋！合作！与人为善。当发自第三层次的自然或社会的良好冲动经过第二层次时，初衷受到扭曲和毒化，在行动上呈现为残酷的破坏性。[3](P3)这就不难理解文革中善良热情！渴望社会进步的群众在造反口号和赤色信念的蛊惑下做出的种种戕害人性的残忍之举，但他们并不能意识到他们行为的残酷性，只是感到了英雄的悲壮和大献赤胆忠心的愉悦。
其实，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3](P4)，并且又能凝结为群体总的心理趋向，其基本精神特征是-小人。精神，小人物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3](P5)。文革中，虽然群众的政治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甚至产生自我崇拜，但其内在精神却倍受政治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压抑，对主流话语和领袖权威，既俯首帖耳的顺从，又无时不在地聆听或渴望权威的指引。群众在精神上既受着政治权威的压制，又满怀虔诚地渴望着它的昭示，二者并行不悖地并存于其内心；同时，心理因遭受普遍压抑而产生的本能反抗情绪，又会借革命信仰和政治口号的堂皇幌子变相地发泄出来，表现为种种理直气壮的造反活动。因此，官方鼓动群众起来造反时，这许许多多的社会不满！愤恨，也包括个人私怨，就为火山爆发般的红卫兵运动准备好了能源[1](P136)。造反在此演化成在革命旗子掩护下的受压抑情感的释放。正是这样一种甘愿奴役、巴望权威、喜欢造反的群众心理，引燃、支持了文革的十年之火。正如红卫兵诗歌所表白的：文化大革命掀起雷霆风暴，红卫兵翻起怒潮急流！/当年我们徒步六千里，金水桥边见到了敬爱的领袖！/能穷革命千里目呵，因为我们登过天安门的城楼；/敢放造反万排炮呵，因为我们和毛主席握过手！/千万张大字报——如刀风箭雨，摧枯拉朽，似枪林剑树，扫荡污垢！叫资产阶级司令部土崩瓦解，叫帝修反复辟梦付诸东流！(刘正《跟着毛主席永远战斗》)。又如海南在《光辉的一周年》中吹响的战斗号角：光辉的历史一页页掀，红色的大字报是造反——造反！/红卫兵怒气冲霄汉，/旧省市委砸它个稀巴烂！/毛主席给咱撑腰咱争气，/誓死捍卫社会主义铁江山！（《战地黄花》）红卫兵在政治一元化的时代语境中遭受的种种压抑和限制，不仅形成了其心理结构的单维性、片面性，而且将各种压抑的情绪转移到对权威的歇斯底里式的痴迷崇拜上，并在暂时性的沉迷满足中蕴藏着造反的动力。
陈顺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5金光大道6内在的创作理路：压抑肉体以突出精神，压抑个人以突出集体，压抑人性以突出党性，这是主要英雄人物形象得以树立起来的-突出。叙述模式。[4](P245)进而道出浩然的创作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根据一套程序制造出来的，是以放弃个体作者的主体性为代价的[4](P253)，获得的却是对主流话语的积极迎合和对领袖权威的诚心颂扬，其结果不仅是对文革前创作的造反，也无意中充当了文革意识形态的造反工具。因此，群众的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趋向不仅促成了文革，而且也以盘根错节或无自觉意识的形式影响导致了文革文学。
二性压制与替代性转化
性欲是人生命中最基本的，破坏力创造力很强的内在欲求，但由于它与文革的道德劝教、权威崇拜背道而驰而遭到最严酷的压制，以维持人们对政治权威的高涨热情。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造成的[3](P26)，并以性禁止性咒骂的方式窒息性的活力，阉割人的生命活性，形成对权威摇尾乞首的性格。文革中，传统的禁欲主义得到进一步的扩张，生命的自然欲望遭受到最恶毒的咒骂攻击和清除，在公开场合谈性色变，文革文学也变成了无性文学。性禁锢和性衰弱构成了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最重要的前提[3](P48)。文革作品中，家庭设置多是单亲的，为主人公创造出良好的无性环境；同时，几千年来的父权制权威主义也强化了性道德的纯洁性和绝对性。样板戏更是如此，在人物的设置上斩断了爱情或性满足的可能性。《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与改霞的蹩脚而短促的两性爱情到文革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感情。在胡尹强的小说《前夕》中，夏剑萍对男主人公方壮涛微微流露出的一点爱情火苗，很快被以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所掐灭；因阶级感情而结合的《西沙儿女》中的阿宝与符海龙，其情感高潮的表现仅仅是在甬道里，悄悄的，紧紧的握了握手。不仅性压制加强了政治反动势力，并使群众个体成为消极的和非政治的，而且它还在人的性格结构中产生了第二种力量——一种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3](P27)。
文革文学全面压制性，但结果往往是欲盖弥彰，后者以各种渠道旁逸斜出，表明着性的本体性和反压抑的顽强。《金光大道》中的高二林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尽管他一天到晚把全部心力都投放到劳动和过日子上，毕竟是一个年华正茂的青年，还有不少余下的精力；而俱乐部恰好是消耗这些精力的场所，俱乐部要垮台了，晚上回到家，除了逗小侄子玩，再没有别的事情做，那可太发闷了。可见，二林的生理需求受到极大的压制，使他发闷。此时，与他同病相怜的钱彩凤出现在他面前，他便不再顾忌她再婚女人的道德身份，大胆地与她谈恋爱，朝黑暗的方向拐去。由于彩凤是阶级敌人冯少怀的小姨子，又是再婚，既不符合政治原则，又不合乎性道德规约，因此受到高大泉等人的厌恶和抵制。二林的合理需求得不到尊重和满足，自己原想结婚后好好跟互助组过日子的愿望也变得渺茫了。内心的强烈要求使他由向高大泉求情、恩准极速逆转成投靠冯少怀，并与彩凤同居，缓解内在欲求的逼迫。然而，这使他既遭受着冯少怀的虐待，又背负上沉重的道德包袱。文革中，人们的性需求受到普遍的压制，但作为生命一部分的生理欲望并没有因此而凝滞、干枯，而是替代性地转化成其它方式表现或发泄出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性生活的残酷化，二是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3](P9)。
前者包含了二林性需要得不到自然满足而萌生的不计其余的反叛性，还应包括因性禁锢而生的残酷性、破坏性，红卫兵激进的造反情绪尤有代表性。@@@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袋当球踢、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闯火海上刀山。一旦真理在握，并受到权威的认可、扶持，这股发自内心深处的强流便会造成太多的现实灾难。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以革命正义的幌子酣畅淋漓地释放着自身的苦闷、压抑，对它压制的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其反压抑力越猛，发泄越烈，破坏性越剧。
如果说高二林们是以非自觉的替代方式为性压制解冻、松绑，那么高大泉们则以自觉抑制的形式有意识地将受压抑的能量引向政治，追逐病态荣誉、义务。对于高大泉、洪雷生、方壮涛、陈大忠、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等这些英雄来说，他们已失去了个性，成为集体的象征符号，随之也失去了私人空间，公共空间成为他们不需要移换布景的全部舞台。他们抑制住了任何私心杂念，把性看作罪恶的深渊而鄙夷不屑，甚至于，作者为了突出他们的高大、光辉形象，将他们与性隔绝，并在情节结构中有意为之。上述七个男英雄人物仅有高大泉和李玉和结婚了，但李玉和的妻子已死，高大泉与妻子保持的是阶级同志式的纯洁关系。谢冕在样板戏中亦发现：可惊的是在这几个戏中所有的女人都没有丈夫。[5](P27)难道他们真的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否。作为人生而有之的生理需求，它是无时不在的，只是主人公以自我压制的方式在主观意识上取消了它的存在，并将其所具有的能量替代性地转移到政治活动和集体行动中。他们以节制和转移私欲的方式无条件地完成政治任务；同时，政治口号、教条已极大地同化和扭曲了他们的心理结构，使其成为政治的符号和工具，其真诚追求义务、责任和荣誉的心理也带上了病态，其英雄形象也必将是外表红亮内在苍白、病态畸形的。
文革中，不仅极端压制性需求，而且还通过打倒批臭的方式严格控制思想资源。当清算了古代的、西方的流毒，批倒了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领袖思想就成为法典，并以钦定语录的形式覆盖到角角落落，贯彻到日常生活，个人崇拜势不可免。/这种狂热的崇拜是-文革。中最明显地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文化现象[6](P156)，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正在隆起着一场/现代宗教运动，主要表现为宗教激动，与性禁锢密切相关，可以说，它们是性压抑进一步转化、替代的结果。
一位红卫兵曾描述了当年天安门接见的场景：。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哭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像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与狂热的红卫兵一样，那些翻身不久的农民们在手捧。红宝书、聆听教诲时，何尝不是心潮澎湃呢？当梁书记向高大泉等人传达〈〈语录〉〉中关于挖私有制根子的精神时，高大泉。那颗被浇了油！加了热的心，腾地升起一股火焰，燃烧起来了。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拳头，心里使劲地说：-根子，这根子，今天我算是找到你了。我要拼出性命来挖！挖！挖！一直到死，也不向你低头啦！。咬牙切齿而又信誓旦旦中流露出宗教化情绪。在〈〈虹南作战史〉〉的主人公洪雷生身上同样可以看到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他们对领袖思想既有愉悦于心的内在激动，又有准宗教性的信仰。。宗教激动是性活动的替代品[3](P11)。这个貌似骇人的命题在主人公无意识中非意愿地逻辑演化着，是性压制对病态义务！荣誉转化替代后的又一次跃进。它是人们对政治教条无保留地服膺和对个人崇拜的积极迎取的综合内化的情感体验，也是正常生理需要的一种畸形呈现。
黑格尔认为宗教包含着巫术，弗雷泽则相信宗教起源于巫术，但皆认可二者之间的相应关联，特别在逻辑形式和目的上。其实，在文革这场。现代宗教运动中，巫术潜在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三“神性崇拜”与“公众驱邪”
法国学者马伯乐强调过：。我们不应当对巫术这个字眼抱有那种在现代人心目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的鄙夷的看法。古代巫术正是宗教的基础。[7](P81)当我们潜到文革政治文化的深处时，不难发现这个自恃。现代！。进步的文化革命，却处处涌动着巫术的思维和手段。也正是这些内在的原始幼稚规律在极端政治导演下的荒谬律动，才产生出一系列的貌似神圣崇高实则滑稽无聊的。革命举动，将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列维)斯特劳斯的巫术研究为我们思考文革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他在考察那些被巫术诅咒的人或目标时，发现他们不仅被当成似乎是已死的人，而且被当成是将危及整个人群共同体的祸害，在一切活动中，让他们去死，或者举行神圣的仪式把他们幽闭起来。这样，他们便被从他们所有的家庭和社会联系中野蛮地割裂开去，然后被同样的力量排除到生活的世界之外。这使他们陷入了强烈的恐怖之中，并不得不服从共同体对其命运的决定：宣布他已死，并成为宗教仪式和禁忌的对象。在手法上，它极类似于文革文学对阶级敌人的判定，一旦划定为地主恶霸或资产阶级，就会不由分说地被从社会中排除出来，打入另册，生不如死，如<<金光大道>>中的冯歪嘴，<<虹南作战史>>中的赖富财！钱世魁，<<西沙儿女>>中的独眼蟹，<<牛田洋>>中的陶才等。文革文学对阶级敌人的塑造和定位多是作者根据路线方针强行杜撰出来的当时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韦君宜事后道出了一些彼时创作的真相：有一本在当时销了几十万的书，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写的-走资派不准搞机械化，农民积极分子弄了些机械零件来，自己制作了一辆拖拉机。。，，但是，不行，要阶级斗争，那就得把意见不同的对方写成阶级敌人，敌对阶级还要具体破坏，那就更难了。作者想出一个隐藏在地窑里多年的敌人，这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但是，还不行，如何破坏拖拉机？作者从没有见过。我这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作者把作品编圆。于是我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给我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如是，就算我帮助作者深入-生活。了。[8](P163)如此这般地凭空编造，不仅脱离了现实生活，而且反向推导出文学中这种主观性的强制指派的荒谬性。如同巫术的逻辑推演，文革文学中的阶级分析法与非此即彼观念的奇特结合，使文学中的人物设置结构变得豁然开朗，壁垒严明。这其实体现为巫术的两种最基本的表现手段：神圣化和妖魔化。
巫术断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对象，无论是人或神，最终总是从属于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7](P79)。只有懂得咒语和仪式的人靠非人力量成为神人，而那些不服从咒语和仪式的人则被斥之为妖魔，受到咒语的控制。因此，在巫术的世界里，神人与妖魔是对立而生的；在文革文学的空间中，同样既有神人化的高大泉，又有瑟缩发抖的牛鬼蛇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9](P198)这种截然有别的结局分布，实是作者主观态度和方法手段的对立使用使然。文革作品中对此的表现俯拾皆是。
把我们对于神的概念同原始人对于神的概念连接起来的只有一根链条，而且不曾中断过的一根链条[7](P141)。文革文学对英雄人物的神化，其实与巫术中的神性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文革文学对阶级敌人的妖魔化处理也是源自于巫术的公众驱邪。二者互为因果，对举而生在原始人看来，世界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鬼怪，妖怪！鬼魂总在他们的周围飞舞，必须处处提防，不断驱邪。这与文革中时刻提防阶级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首先将阶级敌人化为妖魔，成为同仇敌忾的可憎兽类！妖类，以便毫不怜惜！大张旗鼓地批斗。<<金光大道>>中的周忠将阶级敌人的破坏比做老鼠偷鸡蛋，长虫偷鸡蛋<<虹南作战史>>将赖富财扮作水鬼；<<牛田洋>>中将陶才兽化为鲨鱼，将杜亚民丑化为狗屎上的苍蝇；<<西沙儿女>>将南越当局看作是魔鬼害人虫。样板戏<<红灯记>>中称特务为癞皮狗和毒蛇；<<沙家浜>>的刁德一则毒如蛇蝎狠如狼。然后，组织群众不断地发起政治运动，揪斗阶级敌人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1](P23)。在斗争方式上与原始人的驱邪仪式也极为相似。<<金枝>>记录了加利福尼亚的波莫人的驱邪仪式。二十或三十个人，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身上涂着粗野的颜色，头上顶着小桶装的松脂。他们偷偷地走进附近的山岭。他们都是化装为妖魔的人。有一个报信人爬到公众集会的屋顶上，对人群说了一通话。黄昏时预先约好的信号一起，戴假面具的那些人从山里走来，头上顶的小桶松脂燃烧着，同时做出各种怕人的响声和动作，还有那身奇特的服饰，尽野蛮人所能想出的一切办法来表现妖魔。吓怕了的妇女和孩子都赶快逃命，男人们挤在一个圆圈里，根据火攻妖魔的原则，他们用点燃的火把在空中挥舞，喊着，吼着，向入侵的好杀的妖魔猛冲，于是出现一种可怕的场面，使聚在那里的数以百计的妇女十分害怕，她们尖声高叫，发晕，紧紧抓着她们勇敢的保护者。最后，妖魔还是冲进了公众聚会的屋内，最勇敢的男人们进去和他们谈判。全部闹剧的结尾是男人们鼓足勇气，把妖魔从公众会堂赶走，一阵惊人的吵嚷和假斗的闹声之后，妖魔被赶进山里。[7](P802)如果我们联系到文革文学的人为制作性和编造性，那就会在它与原始驱邪之间找到更多的共同性和关联性，文革文学中的驱妖降魔大略可以看作是古老驱邪仪式的当代表演。文革诗歌中多有表现：兽恋兽禽恋禽，林贼捧的死-圣人。。兴妖作怪念黑经，害党害国害人民。贫下中农举铁拳，砸烂-孔庙。驱妖魂。(高爱莲<<砸烂孔庙驱妖魂>>)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虹南作战史>>中的捉鬼情节。青年妇女杨桂囡和孩子在回家经过施家宅的破竹园时，被水鬼吓病，互助组决定捉鬼。于是，洪雷生组织村里的民兵，拿着各种工具，将水鬼团团围住，把这个黑血直冒的水鬼赖富财制服。虽然驱邪和捉鬼的道具和服饰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程式和过程几无二致。
神圣化和妖魔化相当鲜明地凸现了文革文学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思维，其进一步演化的结果便是图腾与禁忌。
正如几个样板戏中的女人没有丈夫一样，文革文学的另一个奇特现象即是文革代表性小说中的男主人皆没有父亲。高大泉！朱铁汉！洪雷生！张作田(<<牛田洋>>)！方壮涛们只有一个慈母，父亲都不在人世。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表象，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和原因呢？对于文革文学而言，在作品中为主人公设置一个父亲是自找麻烦的！棘手的：将之安排为阶级敌人显然是不可能的；设置成梁三老汉式的中间人物或富裕中农，会拖主人公的后退；塑造成英雄形象，又会遮掩！减弱儿子的光彩，突出不了主要英雄人物。只有避开父亲，只安排一个陪衬性的沧桑而又温顺的母亲，才能为主人公浓墨重彩的涂染提供宽大的空间。当父亲这个压制型的人物被先前清除后，英雄开始大刀阔斧！勇往直前地大干起来。一旦遇到困难，他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求助于父亲，而是不约而同地依靠党组织，在他们心目中红宝书就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法宝。他们对领袖充满了无限信任和崇敬之情，似一个孩子对他父亲那样充满信赖和敬佩。至此，他们已把对父亲的依赖和崇拜转移到领袖身上，把他当作了自己的父亲，或者说革命领袖毫无异议地成为他们的公共父亲。在这里父亲显然被普泛化！神化为功德万世的创世者形象。既然图腾是父亲影象的替代物[10](P7)，而且精神的图腾观和祖先的图腾观经常在-创世者。形象中合二为一，那么文革中人们不惜从远古祖先哪里寻找精神信仰！支持的目的是齐心协力地将领袖树立成民族的图腾，使自己的信仰！思想有处可栖也就不足为怪了。图腾不但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10](P6)。不同于原始人，文革的宗教狂热性使仍生存着的特殊个体被神化为图腾，使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也使社会按个人意志运作！划分，既有虔诚拥护图腾的诸神和教徒，又有触犯图腾的鬼怪，形成了文革的独特社会形态。因此，在群众心理的积极承载下，围绕图腾这个中心出现了种种禁忌。
图腾与禁忌无懈可击的强硬联合使文革文学形成一个绝对秩序的空间，也使文革文学的写作具有神话性，因为只有神话世界的变形法则[11](P104)才能逻辑地阐说这个已被政治压榨得变了形的空间。虽然神话总是涉及到久远的历史时间，但使神话获得操作价值的乃是，被描述的这种特殊的模式是不在时间中的；它说明现在和过去，也说明将来[12](P225)。神话思维一直穿越浩大的历史时空，延续在当代独特的话语空间里。文革这段扭曲变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畸形的当代神话，文革文学即是对这段历史的神话式书写。
文革神话起源于对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热情高涨地追逐。文革文学亦兴趣盎然地对文革神话进行了亦步亦趋地对应性叙写，是对文革神话的积极迎合。但是，文革神话终于破灭。文革文学也在对这一神话的附庸性书写中，丧失了自身。从体式意义上说，文革文学自如地运用了一套独特的逻辑模型进行无限生产，成为文学史上文学写作的一个无可争议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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