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 未知
岁月流逝。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十年了。
据说，现在低年级的大学生，已经不知道“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尽管这四个人曾因其猖狂肆虐、以及因其被“一举粉碎”而给中国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而家喻户晓。事实上，连那些在成人时代经历了“文革”的人们，记忆也淡漠，他们言谈之间或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文革”，往往与历史相差甚远。历史正在被忘却。如果历史能因忘却而不再重演，那实在是大幸运。但历史自身已经多次告诉我们相反的结论。遗忘恰愉是通向灾难循环再现之路。对往事的记忆和分析，才能增强人们对未来的把握能力。
随着思想的深化，从控诉个人遭受的苦难和“文革”的恶果，转向较多地探讨“文革”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事情。“果”由“因”而来，要想不再重食苦果，就得克服它在成因。
“文革”的成因，应该用一个时下很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即“多元”的。“多元”似乎常被当作“多样”使用，但更确切的意思应是“多原因”的，由多个相对独立的自变量决定的。说“文革”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是指它的成因可能包括：发动者的意图和方法，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现实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制约，经济因素的影响，等等。如标题所示，本文试图分析其中的一个部分，即文化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卷入“文革”的大多数人的一种观念系统及心理状况。几乎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文革”，作为一种行动，受到来自外部的命令和来自个人内部的某些信条的双重制约。后者是指人在某种处境中成长而在内心建立的具有约束性的行动准则。具有普遍性的这类准则，是文化模式的重要构成。本文着重讨论这种内源性的行动原因。这也许不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排斥这些原因，我们将无法解释“文革”的一些重要特征。“文革”是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下兴起的，煽动起很大的狂热和普遍的暴力行为，虽然实际上受伤害最大的正是群众。对“文革”的打击对象的迫害往往是用“群众专政”的方式进行的，使用这一方式比判刑监禁远为普遍。极少数几个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操纵控制着几亿人。除了强权的裹挟和谎言的欺骗之外，显然还有另一些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对当时发生的种各事变的反应。或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强化、扩大了“文革”的灾难。
当我们追寻文化原因的时候，必然会联系到所谓“传统”。“文革”是一种民族生活中少见的反常状态，但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将会使我们看到，无论发动者还是被发动者的思想，都带有传统特色。存在着那么一个“文化的边界”，人们的思想行为局限于某个文化圈子里面。但是人们并不完全自觉那些久已存在的东西。所以，本文所分析的种种文化因素，有些是在意识层面的，有些是在非意识层面的，还有的，可能是某种人格分割的结果。
1、由于一种非现代的法制观念，人们在恶性的权力膨胀面前丧失了理论的批判能力和自卫能力。“权”，竟成了可以“夺”的东西。
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所谓“伤痕文学”中看到这一类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设计：一个忠心耿耿的、工作出色的、学有专长的、善良正义的……好人，在“文革”中被“揪”出来，被批判斗争了。
自然，指出“文革”中被迫害者的善良甚至杰出，是证明这种迫害的罪恶的很有力的方法。然而，如果这些被迫害者是坏人--犯有一般公认的错误或罪行，或者，如事实那样，大多数是一般的人，并不特别好或特别坏，那么，这种迫害就会增加合理性或合法性了吗？所以，这种方法实际上可能扭偏了人们的视线：过分注重了迫害对象是否好人或以为平反就解决了一切，却忽视了“迫害”这一方式本身，--这一动名词不仅意味着对它的对象的损害，而且意味着它选择对象的原则的错误，意味着不经过法律的程序、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由非法律机构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方式的错误，并不需要用迫害对象的完美来反证。人类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现代社会生活的规则，也是经历了同样的艰辛才建立起来的，对我们的生活现实，也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最高权力并不意味着最大的权力或无限制的权力。但是，1966年初夏，当“文革”的打击对象由“三家村”扩大到各个单位的“牛鬼蛇神”时，当时大多数人对这种权力的恶性膨胀很少注意。被作为运动对象的那部分人往往深感委屈和不理解，急于表白或检讨自己以求过关。对运动有反感的群众往往也只停留在认为那些被“揪”的人是“好人”，是“搞错了”。人们难以在思想原则上对那种越出法律把一些人打成“牛鬼蛇神”，并对“牛鬼蛇神”进行随便虐待的情况作出批判，在当时的那种高压之下，自然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制。唐代诗人杜牧发明的“牛鬼蛇神”一词，本是用来形容诗的“虚荒诞幻”风格的，后来转为比喻坏人，“文革”中就变为一种实指，更不要说前面还冠以“横扫”这样专横可怕的动词了。这是一个荒诞的现象：“文革”中，一方面是文学艺术在政治行政手段下大受摧残，弄得八亿人看八个戏。另一方面，一些本属文学的词汇，夸张的，比喻性的，又大量进入本该要求用词精密准确的政治、法律范围，比如什么“牛鬼蛇神”“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挂起来”等等。这种“一元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回到精神领域的混沌状态，原先在不同领域发生的分化进步被代之以混乱倒退。个人和群体的思考能力在这种混沌中退化。
从1967年1月的“一月革命”开始，进行了两年的“夺权”斗争。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权力，变成了用一个简单的动词“夺”就能易手的东西。同时，这种“夺”又是在最高权力指导下进行的。权力的授予，权力的内容，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转移，种种复杂的问题，人类用了几千年时间加以探索的问题，一个“夺”字便囊括了。然而接着又几年都“夺”不清。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两派武斗，伤亡很多人。这一阶段所分的两派，誓不两立，刀枪来往，高音喇叭昼夜对骂，奇怪的是宣传口号的思想却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声称自己最忠于领袖、忠于“文革”，攻击对方是反当时的“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于是，“夺”变成了缺乏思想原则或政策方面的意味而纯粹围绕“权”的斗争。“文革”中最响的口号之一是“路线斗争”，确实在政策方面有一条极左路线的推行，但另一方面，还有这种无路线分歧的争夺，以人划线，重在权力。两派都希望得到当时拥有大权的“中央文革”的支持和认可，并无不同的政治理论主张。这种派性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往往通过不公开的阴谋的方式进行，或者就变成某种武力冲突。这种重权力而缺乏社会理论主张的斗争，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种传统。这种传统造成了历史上多动乱而少变革的情况，社会进步受阻，给老百姓带巨大苦难。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深层观念，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苦难。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深层观念，深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比如，在《三国演义》中，那些曲折复杂的“三国”之间的斗争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首先就建立在对这种争斗的“有趣”表示接受的基础上。人们很少会问，三国争斗的实质性分歧是什么？或者，这些争斗是否含有实质性分歧？一种对权力的内容和行使、对法律的应用范围的非现代观念，使人们在接受“文革”的种种做法时，并未觉得发生多么严重的精神和价值体系方面的震动或冲突，往往只是在身受痛苦后才产生不满的念头。
1966年6月，运动全面铺开的时候，首先是从大、中学校开始的。正如后来“十六条”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剃阴阳头，挂黑牌子，用皮带棍棒抽打，都是在北京的中学里首先发明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成为“文革”中地位不高而受害很深的一部分人。多年之后，人们有时用原谅的口吻说到那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受了蒙骗，这些人自己也可能这样想。其实，文革开始时，当时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年满十八岁，大学生的年龄更大。他们已经具有成年公民资格，有选举权，他们本来就该拥有相当程度的判断能力，否则，似乎就得修改宪法，提高选民的年龄下限。而且，这些人的教育程度，在平均线之上。把“文革”中的野蛮行为归因于经济不发达、文化程度低、愚昧无知等等，是有道理的，但也太嫌粗略。因为“文革”的暴行恰恰是在学校--相对来说文化高的地方开始的。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对校长、教员大打出手，中学校长和教员成为“文革”最早的一大批受害者。但教育工作者首当其冲的受害，也说明了需要反省教育工作本身。一个高中学生，可能已经拥有了选举权，也掌握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知道了什么是元素周期表，知道怎样用数学模式描述自由落体运动，然而，却没能确立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准则并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以前没有打老师，可能并非因为他在思想上认为法律不授与他这种权利，而仅仅因为没有机会，所以一旦环境许可，他很快就打起来了。当然，这样的问题在成年人身上也是同样重要的。
“造反有理”曾是“文革”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一种现代“造反”在一段并不太久的非常时期内被鼓励发生，它和传统的“造反”不同，但在某些层面上，它留存了传统的深刻烙印。
2、对他人痛苦的无所谓甚至幸灾乐祸态度，使人看不到社会失去公正法则自己也将身受其害。一种下意识的残酷使人难以超越个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正视事实并维护正义
“文革”造成了数十万人丧生。“文革”结束后，为数百万人恢复了名誉。按照“文革”的惯用语，称它的打击对象为“一小撮”。实际上，这“一小撮”的数字的绝对值很大。制造灾难的元凶，以及他们的死党，已经受到审判，这些人的数目不大，不用其他人反对，只要其他人保持中立，这些人在数量上也远远无法和“一小撮”相匹敌。这些人在人数上占极小比例，他们才真正是“一小撮”，他们控制、镇服一大批人，必然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关系及过程进行的。
首先，被打击者是分切成一批一批的，是有一个百分比例的控制的，以保持被打击者在批量上尽可能接近“一小撮”。“一小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字眼儿。以“撮”来作为人的度量单位，自然是包含了对人的蔑视与污辱。“小”，则是欺骗、安定“大多数”的有效的精神威慑武器--使“大多数”感到一种虽不牢靠然而毕竟存在的安全感，感到自己不属“一小撮”之列的幸运，感到“一小撮”总是要完蛋的便不再同情他们或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罪。甚至“一小撮”被打倒，腾出了房子和职位等等，对其他人不无好处，更不要说因为自己“没问题”而带来的优越感了。这种打击“一小撮”的方法对人类深具腐蚀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在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但这个数字是战后才被揭露的。这些犹太人一小批一批地从各地运来。一方面是保密，另一方面是冷漠，使大多数人难以及时重视小部分人的苦难。当然，最后，大多数人也吃尽了战争的苦头。
“造反派”是现在电影、小说中“反面人物”，好象面目都差不多。实际上，作为“文革”中一种积极的、走红的人物，“造反派”并不总是同一批人，或者他们的名称也有过几次改变。常有文章控诉“文革”对自己的迫害。如果把各篇文章拼接在一起，会发现这一文章中控诉别人的人，可能正是另一文章被别人控诉的人。倒也未必是作者说了假话，因为各自说的是“文革”不同时间的事情。只说别人不说自己，确实显得“厚脸皮”。这里并不想对这种情况作更多的批评，只试图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如果说今天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只记得自己被整而忘了自己整人，那么当时的问题则出在自己身受痛楚时才反感“文革”，灾落他人时却不管不顾。
几年以前，作家冰心说到“文革”中有幼儿园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孟里的脏水时，提到两种有关的解释。一种认为孩子是受了“革命口号”的蒙骗，另一种认为残忍行为来自“人性恶”。冰心赞成前一种。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原谅孩子们，前一种解释自然是适宜的，但后一种解释其实也能成为一种原谅理由，因为这种解释只追究天性的因素，却排除了人的选择可能。如果人不拥有选择可能，那么他自然也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是简单化的。残酷行为显然和“文革”领导者的支持、纵容及暗中指使有最大关系，但报纸上也登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样的话。种种耸人听闻的酷刑的细节，一般并非由指令性设计而来。想象力和创造性为什么朝这一方向发展而不朝相反方向呢？这很难用对“革命口号”的服从作出充分的解释。另一方面，把问题一下子归结到至高至深的“人性”上，又过分简化了事物发展的中间过程。就算人类有攻击的本能，但攻击什么，怎样攻击，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性的习得。当然，对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正处在文化模式的学习阶段中，和成年人不同。
看起来，林彪，“四人帮”这些人具深谙控制、操纵群众的方法。狂热的崇拜和绝对的服从往往和残酷的行为互补。他们要人们服从他们，听命于他们，为他们扫除敌人。他们可以强迫人们这样做，但也可以给予人们一些“好处”使他们这样做。这“好处”可能是物质的奖赏，职位的提升，还可能是给予一种虐待同类的特权，或者，欣赏别人的痛苦的资格。后一类给予是廉价的，可以说不费一文，然而，不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一个普普通通的、曾被教师管着、被考试压着的学生，忽然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忽然出人头地，高踞于万人之上。这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使他们乐于执行某种罪恶的命令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内心缺乏道德感的人不可能战胜这种诱惑。况且这些诱惑又有种种“革命口号”包裹于表面。这些口号，在语言修辞上，是夸大的，虚张声势的，迎合了一种自我膨胀的心理取向。关于那个时候的文字语言风格，就非常值得研究。回顾“文革”历史，最狂热最绝对的服从和崇拜往往是和最严重的迫害行为同步发生的，这是令人深思的现象联系之一。
事后，一些人说，他们是受骗了，他们当初是出于革命的愿望等等。他们说得很真诚，也很少或不提那些年里造成的悲惨事情；也许，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没听说。“文革”十年，我们真的就象小《牛虻》里那个早年的“牛虻”--亚瑟吗？由于种种原因，五、六十年代很多人读过这部小说。在小说里，亚瑟向神父忏悔自己的嫉妒心时，无意中泄露了革命活动的秘密。如果我们真是亚瑟，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这种说法可能使我们推托掉自己的责任，推卸掉良心上的重负。--然而，可能正因为这种心理的需要，我们的记忆才替我们编造了一个简化了的或者美化了的过去。记忆，是有选择的。人很难记住那些不想记住的事实。特别是在今天“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社会大思潮转换了方向。对于“文革”，人们会记得“我受了迫害”，却可能“忘”了他怎么加害于人；人们会说，“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却“忘”了他当时洋洋得意，唯恐别人不知道他那有幸受宠的地位。正视事实的结果是不愉快的。所以，你难以承认你的邻居被抄家时你无所谓的心情，如果你们吵过架，你还可能闪过“活该”的念头。同样，你也很难承认当你的某个很出风头的同学被游了街，你也会有过“谁让他那么骄傲”的想法。更不要说，在批斗会上，因为上纲高，嗓门大，拳头重，你会获得某种赏识和青睐，这使你乐不可支，野心勃勃，一心只想表现得更加出色一些，却不想你攻击别人是“特务”、“反革命”之类是否具有证据，将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你说你从来不曾思考你行为中的善恶问题，那么不会是因为来不及，多半是你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别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如果保持缄默，听之任之，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承认这一不公正原则。现代社会的基础正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所以，一个现代人必须关注社会生活的原则问题，从而也关注别人的痛苦。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同。和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性伸缩的道德范围，或者说人们往往多利害关系的考虎，少是非原则的关心。“文革”的教训说明了这一传统必须转变。
六十年前，鲁迅曾说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医学学校里看到的一些幻灯片子。幻灯片是关于日俄战争的，这一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幻灯片上，日军正确下一个替俄军做侦探的中国人的头颅示众，许多中国人围着观看这示众的情形。这种麻木和冷酷，使鲁迅对国民精神的病态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感独。这种“看客”态度起码错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人丧失了是非心和道德感，人格退化。二是使人们在欣赏别人的痛苦时纵容了这种制造痛苦的原则，最后免不了弄到自己头上，大多数人都吃大苦头。也许，正是一个羞为“看客”的想法，促使鲁迅拿起笔来介入生活，试图改变生活。然而，这不容易。用“全体利益”来说服人是困难的，因为一个人享有的是个人的利益，比如，经济落后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低了，但是一个想改变自己低生活水平的人却不必非依靠于发展经济改善全体生活水准，通过增加自己在一个总额不变的财富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能达到目的，而且，看到其他人没有他所有的，往往使他更感惬意。所以，除了呼吁人们反省自身、改善道德之外，必须通过法律制度，遏制种种无用有害的争斗，把生活的活力导向那些生产性的、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中去。
揭示一些令人难堪的往事，并非为了针对某些个人，不过是为了说明，如果不能克制自己低层的欲望，不能经受权力--残酷的诱惑，不能超越既得利益去关心是非原则及生活前景，就算第一次是“上当受骗”吧，第二次、第三次还会继续如此。
3、大跨度的虚伪，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消弭了心灵的紧张，但做戏式的行为也使生活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必定会记得小说揭露的一批形象生动的关于虚伪的故事。虚伪也许是文明社会难以避免的东西。因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控制人类一些原始的、本能的欲望，所以它们之间总是相冲突。由于这种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他心里的欲望。病的发生。但《儒林外史》表现了另一种虚伪，不是心灵和行为的冲突，而是行为和行为的矛盾。读书人可以满嘴“仁义道德”，可以背得出“圣贤”种种教导，但他们做起事来，却并不遵守这些，而且，并不为此感到内心不安。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历史事实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虚伪的严重程度。孔孟之道、仁义道德，讲了几千年，和把女人的脚人工制成残废、把男人阉割了做太监这些举世无双的文化现象并存，彼此相安无事，各时各，无所谓。这也给后来的批判者带来了麻烦。如果只批评那些“圣贤”书上的话，可能曲解了整个生活事实，因为有些话本是只说不做的，另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这里使用“大跨度的虚伪”，指的是矛盾着的两端，中间相隔太远，差得太大。比如，一个人说的是他想改善孤儿院的伙食，实际上，他只肯捐给孤儿院无济于事的两块钱。这是一种虚伪，但是一种跨度不算大的虚伪。说的和做的一旦拉开了距离，好象橡皮筋拉长后产生一种紧张，毕竟还对人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他不致走得太远。但是如果说的和作的差得太大之后，比如他说他要把自己的整个心都献给孤儿院，同时却贪污公款大吃大喝，这时，紧张已不复返存在，好象橡皮筋拉得过长，断了，人格的两端分裂开了，彼此不同，却并不紧张。比如《儒林外史》里两个讲“纲常”的秀才舅爷，妹子一死，妹夫把姨太太扶了正，这两位收了妹夫的银子，就再不管什么“纲常”不“纲常”了。小说没有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但想来也没有什么内心冲突，所以小说也就不写了。再往后，这两位可能也依然又讲纲常又捞钱地活下去。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虚伪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封、资、修”，是和传统的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甚至还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法，树立这方面的样板人物。做人要做到私念“闪”一下都没有过，实在是太“完全彻底”了。另一方面，他们争夺权力，玩弄权术，大搞阴谋，生活上也腐化堕落。---当然，由于他们是上层人物，当时一般人不可能了解他们的那一面。但是，却使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分裂也是严重的。
比如，“劳动光荣”这个口号，很多年里一直叫得很响。“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单位的党的机关进行，被冲击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体力劳动者，运动一开始，各单位“有问题”的人便被命令去劳动。到1966年8月，各单位有了人数众多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而“牛棚”则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说法。“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要唱“牛鬼蛇神歌”，以及扫马路、扫厕所等等。机关单位没有我少正经活路可做，就让“牛鬼蛇神”们在大太阳底下拔庭院里的草。把劳动视作一种侮辱，一种惩罚。所以，事实上，“文革”弄得劳动越来越不光荣了。更不要说极左路线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数最多的体力劳动者农民生活困难，很难让人羡慕。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轻视劳动的思想是很重的，这和体力劳动者劳而不获的传统经济结构相适应。长衫、长指甲这些上层阶级的服饰标志都是和不进行体力劳动直接相关的。“文革”中，说“上山下乡光荣”，“走‘五七’道路光荣”，实际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首先被派往边远艰苦的农村，而且几乎没有回城的希望；受到批判的干部才长期留在“五七”干校劳动。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政治身份的优越，人们也不会热心参加劳动。
粉碎“四人帮”后，从1978年下半年到1981年底，纠正了三十万零一千余件冤、假、错案。当时，这些案子的罪名都是“三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反对者。这种平反于是便含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是纠正当时的审判原则，二是纠正当时的假造的事实。后一问题则跟道德水准明显有关。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口号，他怎么可能捏造事实、制造假案呢？“文革”有一个重要的口号叫做“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量的假案，说明了“文革”对人们灵魂和道德的腐蚀与破坏有多么严重。
除了那些根本不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或根本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一般人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这种矛盾时，会感到苦恼。如果这种苦恼能延续保持下去，可能产生试图认识及改变这种情况的冲动。但是，改变是困难的，尤其当看到周围的人们可能采取另一种态度时，又加上了一层因自己与众不同而产生的恐惧心理需要克服。但是，这种苦恼长期留存将引起精神的焦灼和紧张，于是，它就可能被导向另一方向，用一种圆通的办法来消弥这种紧张。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可以在这里这样做，到那里那样做。把人格中在逻辑上非一致的、矛盾的东西索性分割开来，也就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紧张。但这种“人格分裂”，也不是一种完全的“分裂”，只是容忍自己行为的不一致性，放弃保持自己道德原则中逻辑性一致的努力，把一种行为的分裂统一于更低一层的私利之上，以保持或获得一些安全或物质利益。一些最“聪明”的人通过这种分裂得到了好处。他们高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扎根农村”，当然，还要辅以别的一些办法。于是，他们得到了职位提升或进大学之类机会，得到了较好的物质生活。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他们并未给人民带来过什么实际利益。次“聪明”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找寻或守卫着自己的某个关系，某个“后门”，某个能钻过去的空子，一边仍然说着好听的假话，空话、大话。如通常所说，他可能是“看透”了的，但他的这种“看破红尘”并不意味着真是“四大皆空”、无我无欲、超越现世了。“看透”往往只是一种了解世故而又抛弃了是非心或道德感的状况罢了。
一旦虚伪变成了心安理得的事，情况就加倍严重了。坏事情的存在，毕竟还不意味着大家认为它是好事情，如果一旦坏事情被当作还可以的事，就更少纠正的希望了。一个作家，可以把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写在纸上；一个干部，可以说上一通爱国爱民的道理，然后又用公款吃喝玩乐……。这类对自己行为中的矛盾无所谓的态度，使得生活好象成了做戏，真假难分。挥拳头，喊口号，跺脚，慷慨激昂，都不过成了可以担任的几个角色的一个。这种做戏感松弛了人们内心的紧张不安，消除了产生因文明压力而形成的精神病的危险，但是，这种分裂也使我们损失了那种认认真真正视人生的勇气和把握人生的力量。做戏做得多了，自己实实在在在的思想也的不到了，各种行动都变得软弱了。这是对一个民族生存活力的销蚀，虽然表面上并不使人感到痛苦。
也许，以上话语，全属多余。控诉历史，还不失为一种心理的宣泄；剖析事实，反省自身，不会令人愉快。最初看到一些反映“文革”的作品，主人公不是觉悟的英雄，就是陷于绝境的受难者，曾经感到毫异觉得和自己的经验不符，更不要说这些描写中往往存在不少人为编造也填补不好的漏洞。然而渐渐也悟出了编者用心良苦。这两种人都不存在的道德选择的问题。前一种是因为已经作出了选择；后一种人，身陷绝境，毫无办法，为了证明他的毫无办法，还得添加一些偶然因素，这样，他毫无选择的余地，也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德问题对他来说不复存在。这种“英雄+造反派+受难者=文革”的模式，虽然简约太甚，却也使人心安。对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的认识，要从感性的真实走向理性的真实，首先就得克服一种内心的障碍－－心灵由于惧怕正视事实可能带来的痛苦而产生拒斥。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仅仅是缺乏认识能力，而且还可能是我们不愿意对自己作出理性的、批评的判断。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也就不该惧怕正视历史。难道我们只配在高压下顺从，却不能在太平的年代主动承担相形之下多么微小的反省的痛苦？
把“文革”和“文化”相联系，强调“文革”的文化原因，并不是要把“文革”的责任推向一种虚无飘渺的根源。首先，不能把“文化”当作一个空洞玄妙的概念使用；其次，“文化”的内涵并不止于一些形容词所描述的特征；再者，“文化”也并不只体现于古代的经典著作中。文化活生生地渗透于历史过程中。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生活的研究。对“文革”文化因素的分析和思考，是我认为那种认为“文革”是和“五四”相似的对传统文化的“断裂”的说法，是轻率的。但我也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实的讨论，将有助于把时下正热的文化讨论推向深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 张明军
[摘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是构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一个因素。首先，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意识；其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再次，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
[关键词]政治信息；传输交换体制；“文化大革命”；动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历来认为，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情报”①。而正确的情报则取决于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的完善与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虽然是错综复杂、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当时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意识
以政治信息的传输方向分类，有纵向和横向两种传输方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政治信息的横向传输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已难以正常运转。横向政治信息传输受阻的结果必然是纵向政治信息传输的强化，在我国形成了政治信息传递结构是一种以党组织和行政等级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型结构。中央决策核心分别从行政和党组织(主要是党组织)获取所需的政治信息，各级政府机构、党委构成了政治信息向上传递和向下输出的主体。此种纵向政治信息传输结构对自上而下信息的传输具有较强的功效，能极为迅速地将决策核心的指示和政策及时输送到中层和基层。但传输渠道的单一性却对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入，造成两种现象的发生：其一，大量政治信息的积压和受阻，“中央决策者只能读到或听到和了解到数量有限的信息”②。其二，信息失实十分严重，表现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了传输主体“投其所好”，印证上级指示或判断正确的现象。刘少奇对此曾尖锐地指出，“……看领导上的意图讲话，你要求什么、喜欢什么，他就把这方面的情况反映给你，这种情况恐怕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一种不良风气”③。中共中央在60年代初总结政策发生失误的原因时，曾认为“几年来犯错误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往往根据片面的、虚假的汇报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④。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毛泽东认为，反右派“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全国各地为印证毛泽东和中央判断的正确性，政治信息传输系统开始向中央报道大量所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言论，从而又促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更加严重的判断。于是采取了对右派“诱敌深入，聚而歼之”⑥的策略，导致划定右派的数目亦不断成倍增加。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⑦。但到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2000多人。据三中全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⑧。而到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估计的还多40万人。55万右派分子的数目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他看来，“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⑨。如果说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失真信息的循环主要源于下层和上层的互动，即：下层在实践中因“右派”标准的非确定性，而导致了大量右派的产生和上层由此对形势的误判，又进一步强化了下层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错误。那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失真信息的循环则转换为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即上层对阶级斗争形势和修正主义危险性的错误估计，导致下层扩大化的实践，其实践的反作用又进一步促进上层对形势的误判。呈现了上层推动下层，下层迎合上层的交互作用现象。首先，就上层而言，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了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10)。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11)的论断。由于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如此严重的估计，中共中央很快对毛泽东的判断作出了回响。向省、军级发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提纲》。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中央认为“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告诫下层，“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12)。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13)。其次，就下层而言，由于中央的严厉告诫，中国政治信息传输体制中所特有的“唯上印证”功能不可避免地得以发挥，全国各地纷纷向中央报送了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对阶级斗争的状况都不同程度地作了夸大的描述。如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华北阶级斗争形势的调查分析，“封建阶级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不断地对他们自己的子弟进行反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变天’教育，图谋阶级报复，而且已经篡夺了一部分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阶级复辟和反革命破坏”(14)。中共河南省委对问题的估计更加严重，指出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光是90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大小投机倒把活动就有10万多起，其中，‘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近千；反革命集团活动1300多起；地富反攻倒算2000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8000多起”。并认为，“原来我们对在大好形势下有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是不足的，对主席在去年北戴河会议上强调要抓阶级斗争的指示，体会也是不深刻的，直到这次主席一再指示，才下定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果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多天来的阶级斗争实践，使我们感受很深，又一次体会到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十分英明，十分及时”(15)。此种以印证决策者指示正确为主的失真信息，推动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形势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难以思议的结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化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党内、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6)。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进行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7)。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目前的严重危机。
二、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交换体制失去了更正失真信息的内在机制
如果说单一纵向的信息传输方式导致了失真信息的产生，那么，民主的平等的思想信息交换是可以辨别这些导致发动“文革”的信息的真伪的。诚如历史不能假设一样，当时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党的组织并没有形成一个辨别失真信息的机制。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共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并指出：“党员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18)。从字面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信息交流的实体制度是较为健全的，但具体执行的程序制度则明显的不足。党章虽然规定了不准侵犯党员的信息交流权力，并对侵害行为提出了处置的措施，然而执行措施的主体是什么？执行的程序是什么？主体在党内的权力和地位如何？等等，均没有明确规范。故在实际运作中，党内难以也不可能形成一种平等交流信息的机制。在各级党组织中，党的负责人和一般成员的思想信息平等交换难以正常进行，取而代之的是自上而下的单项思想信息传输。具体到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以外的成员只有接受毛泽东意见的义务，而没有向党的主席陈述不同意见的交流权利。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彭德怀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以书面形式向党的主席进行思想信息的交流，这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也是行使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力。然而，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讨论彭德怀的意见时，却把对形势估计的分歧提高到党的团结与分裂的极端高度，给其他人留下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唯一选择，一场政治信息交流变成了是维护团结还是要搞分裂的政治斗争。彭德怀因此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赞同和支持其意见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和几个中央委员则被打成该集团的成员。如此一来，几个政治局委员或者一个政治局委员和几个中央委员在一起进行思想交流，形成共同的看法，并且予以正式表达，都有成为“反党小集团”之虞。因此，在中央委员会内，极易造成如下状况：某个委员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相同，尽管此种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颇有同感的委员也不敢明确支持，以避“反党集团”之嫌。最后它导致了其它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在无法同毛泽东进行正常思想交流的同时，也无法通过正常的意见交流而形成统一的主张，无法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争取必不可少的支持。其结果只能是下述情况：一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只能有一种思想观点，这就是毛泽东个人的看法，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一言堂”。二是当毛泽东作出某种错误的判断时，中央委员会其它成员只有接受和执行的义务，而没有辨明与修正的权力，不同的看法则被认为“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9)。并且不同看法同毛泽东的观点差距愈大，愈被认为是愈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由于党内未能形成科学的、民主的、平等的信息交流机制，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关于阶级斗争的失真信息非但不能辨明和更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失误。庐山会议及之后，他开始将党内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分歧，作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来予以对待。60年代初，党中央在分析“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时，政治局内部产生了分歧。刘少奇认为，现在“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20)。“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21)。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刘少奇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经济还要作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在196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22)。如果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党中央内部关于形势的分歧对毛泽东所产生的震动还只是“吹皱一池春水”的话，那么，1962年以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成员与毛泽东在关于如何调整和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上的意见分歧，对毛泽东已产生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强烈震撼。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成员的上述认识，已不止是“三面红旗”是否高举的问题，而是面临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如果按照党章规定，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误解，完全可以通过党内正常的思想信息交流而予以澄清，但信息交流机制中非平等的自上而下性，非但使这种可能化为乌有，而且又引发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分歧和误解。1964年，中国共产党出于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的忧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在全国城市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1964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社会主教育运动的重点对象问题，却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焦点。毛泽东主张，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3)。刘少奇主张，有什么矛盾解决么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盾交织在一起”(24)。就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论的方式和内容而言，完全是一场党的领导成员在党的会议上所进的一场正常的平等的思想信息交流。但中央领导层的其他成员却认为刘少奇在会上同毛泽东争论，是对毛泽东不尊重。毛泽东将刘少奇与其所进行的争论看得更为严重，他认为，这不是什尊重与不尊重的问题，“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25)。并判定中央了修正主义。从此产生了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26)。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的答话也证明了这一点。斯诺问毛泽东：“我有一个问题想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27)
三、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
一位熟悉毛泽东的外国人说，毛泽东是完全理智地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采取行动的，问题在于他所了解的情况掺了假(28)。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导致的信息量不足，促使上层决策核心不得不另辟新径，获取自己必要的信息资源。于是非常规的政治信息传输渠道便应运而生。所谓非常规渠道，是指未经正规化，并超越于法定组织制度和工作程序以外的某种渠道。在“文革”发动前夕，中国非常规渠道的传输过程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起了关键的作用。建国初期，江青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无论职务还是政治地位和权力，此种安排和她本人的期望值实有天渊之别，她时刻待机而动。1962年9月，康生以“索隐”方式，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向毛泽东进言，指责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29)，以致毛泽东作出了“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30)的论断。康生的行为给江青以深刻的启发，在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产生信任危机时，她开始俨然以“哨兵”的姿态，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并向毛泽东提供诬陷和整人的材料。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31)。1964年7月，江青将反映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检查工作简报》选送给毛泽东审阅。其中第9号简报反映了所谓“大肆宣传30年代电影的情况”，说“有些人留恋30年代，全盘肯定并以此否定社会主义电影成就，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划时代意义”。第1号反映了所谓“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说有些人“宁愿演外国戏的丫头，也不演中国戏的主角”以及“音乐界今不如昔思想”等。在她别有用心的报告下，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形势也作出了错误的估计。1964年11月26日，他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32)。更为严重的是，江青和康生以凭空捏造的手法，对由著名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向毛泽东报送了大量主观推测的虚假信息。《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写成于1960年11月(33)，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但江青却认为，“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34)。在向毛泽东汇报中，硬说剧中的嘉靖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并将剧中的“退田”、“平冤狱”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35)。康生则向毛泽东进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36)。在众多失真信息的影响下，毛泽东得出了文学艺术界“十五年来，基本是(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37)的结论。接着他授意江青组织写作并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决非毛泽东的率意而为，而是他的一次重大的试探性行动。文章发表后，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鉴于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和姚文元深文周纳的恶劣做法，初期都不赞同姚文的观点，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姚文，因而中央有关部门都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除华东各省外，全国报纸都未及时转载姚文，加上北京市委对姚文单行本征订时的抵制，更促使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彭真控制的“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38)的独立王国，其所作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遂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以摧毁“资产级修正主义的司令部”。
注释：
①《周恩来风范辞典》，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②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决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1961年3月23日。
⑤《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957年6月8日。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
⑦⑧⑨232426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620、624、1129、1129、1134页。
(10)胡绳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12)(13)《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1963年5月20日。
(14)《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情况汇报》，1963年3月20日。
(15)《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1963年4月15日。
(16)(17)金春明：《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8)《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20)《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
(21)《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
(22)林蕴辉：《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5)《毛泽东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中央通知的批语和修改》，1965年1月14日
(27)《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28)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
(29)(35)肖冬连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0、1128页。
(30)《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31)江青：《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该文系江青于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32)(36)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4~565、564页。
(33)在《海瑞罢官》单行本“前言”之末，作者注有：“1960年11月13日七稿”。
(34)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38)毛主席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本文作者 华东政治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042)
“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 王毅
“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的产生和它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文革政治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进行文革的最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和战斗指挥部”），而且更在于“中央文革”的成员构成、生存方式和运行方式都是非常怪诞、不易理解的：寥寥几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文士（其中多数人的资历名望原来极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口悬天宪、执掌全国各级官员和亿万民众生死的权力巨头；这个极小的秘书班子取代了缜密有序的国家常规领导阶层，进而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和各种殊死政治斗争的策源地，并且在疯狂打击各种政敌的同时，又在一轮接一轮永不止息的权力角逐中，难以自拔地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那么，文革中为甚么一定要发明这种“新生力量”以“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中央文革”上述诸多文化特质又是如何产生的？它们与中国政治制度史演进的长链又有怎样的关系？
“中央文革”产生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
“中央文革”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是亿万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这里仅作简要的回顾：１９６４年５、６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７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拟向中央汇报。先此，彭真和康生已于５日将《提纲》的内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大家表示同意。８日，彭、康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面并未表示异议（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追述：“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１２日，彭、康等到上海，将《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均表示同意。２３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不久以后，《提纲》即被毛泽东指斥为“修正主义纲领”
与上述党内正式渠道的运作相对，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５年就私下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用极隐秘的方式将文章初稿传送到北京反覆修改。１９６６年３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的文章为甚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这话当然触怒了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所以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于是毛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３月底，康生回到北京，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提纲》作废。《通知》初稿被毛泽东认为过于简单，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另写一批判《提纲》的文件。陈遂与王力共同起草，然后送毛泽东审定。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４月１６日至２６日，在杭州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此期间，毛对《五一六通知》反覆修改后下达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被迫接受《通知》，并作为“中发（６６）２６７号文件”下达，“文化大革命”遂由此而发动。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８月，陶铸被任命为顾问。在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２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参加。但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江、陈、康等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活动。接著，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以后，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对“中央文革”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公报》紧接著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文革的这一破一立，当然具有联袂并举的最显著联系。直到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在后。
“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功能及其文化意蕴
导致“中央文革”产生方式及其成员构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感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常规权力体制在贯彻和强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的个人意志又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的强烈抑制；另一方面，亦在于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和“变成法西斯党”危险的警惕。所以早在文革以前，他就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多次说北京的空气不好，说自己不读《人民日报》；他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暗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文革前他长时间远离北京，甚至“重上井冈山”，酝酿“以农村包围城市”；他不断对教育和文艺体制予以强烈的抨击……。因此，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种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从早年的喜爱绿林小说到晚年对“宋江投降”的批判，他一生始终伴随著对国家体制的强烈“造反情结”，这对判断国家制度的性质和发动文革有重大影响。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周期性“造反”机制与文革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所以后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首要目的就在于“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为了摧毁常规权力体制，毛泽东必须在国家制度中造就一个与此目的相适应、得力而强大的政治工具，这个工具要具备的条件是：⒈它必须由毛泽东直接和完全驾御、绝对按照毛的个人意志行事，即前引周恩来所说，“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⒉它必须具有极强的政治能量和权力欲望，以便与常规体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⒊从政治禀赋来说，它必须与一系列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矛盾、甚至相敌对；与此相应，从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它也必须舍弃常规方式而以阴谋诡计等一切非常规方式为基本手段；⒋它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的鼓动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在舆论上具有充份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文革”的一切政治恶行，主要都不是由于其成员的道德恶劣以及他们与无数受害者的个人恩怨所决定的；相反，它是出于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根本性需要。
毛泽东通过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与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并非偶然，早在他热衷的合作化运动中，由于负责农业的一些领导人被认为是拖运动后腿的“小脚女人”，所以他在〈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中对之提出严厉的批评。“而这篇讲话是在他无视某些地位极高的同事们的看法以及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的情况下发表的。它越过中央官员，直接向省级领导人发出呼吁，……为了保证省级领导人不受中央农村工作部观念保守官员的限制，他在１９５５年夏天将两名久经考验的助手安插到该部担任副部长。这两个人是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可见，毛泽东对这种政治操作方式的运用久已娴熟有效。为了保证这种有效性，毛泽东对秘书班子的基本要求即在于：他们绝对不能被国家和党的常规权力体制所控制。据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何载追述，他在５０年代调入中南海时，在杨尚昆领导下就任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１９５６年的某日，毛泽东的身体不适，“不久我得到了电话通知，要适当减少给他送阅的东西。我……向有关办公室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在一个会议上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史例。我简直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睡在身边的”敌人运用国家常规权力体制以达致“封锁国君”的目的是有著高度警觉的。同时，联系古史，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１９５６年直至“中央文革”的操作方式难道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吗？而对此疑问的说明将让我们看到：文革与中国古代君权专制制度的联系，并非只是局限于人们通常直观看到的表层（例如家长制），相反，在政治运作方式等等层面，两者的相通实具有更深刻的、更具制度化的意义。
从皇权与官僚体制关系的历史看“中央文革”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传统的君权政体中，皇权与中国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矛盾、乃至相互激烈冲突的一面。后一方面的情况即如明太祖朱元璋所总结的：“自秦汉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争月夺。”因此，在这种长期的矛盾关系中维系君权的至高无上，就成了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权力体系发展演化的一条重要线索。而这种演化的基本轨迹在于：如何在必须建立庞大国家常规官制制度并赋予它巨大权力的同时，又能克服它对君权的束缚、保证君主的集权。
秦汉以后庞大统一君权国家的建立，要求相应地建立庞大的官制体系。早如战国后期的政治家就说：“君者何也？曰能□也。……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臣守职，百官有常”。这是指以宰相为首、序列百官的正规国家官制体系，它的建立、完善和有效运作，是国家政治有序化的基本保证。但另一方面，庞大完整的常规官制体系之建立和有效运作，又必然与君权独专的趋向发生矛盾。例如，宰相百官可以通过谏诤、对诏书的核议、一层层的政务程序等制度化的合法手段来抑制君主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当然又要引起君权的反抑制。从根本上说，君权的反抑制不能完全依靠君主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等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实现，因为这不仅效力有限，而且不具备长久的权力合法性（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指出：权力体制的合法性一般是综合运用特殊威信、法定合理的合法性和传统合法性的结果）。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必须发明一些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君权独专得以充份实现的手段。这些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不断在常规官制体系之外，设立被皇帝个人亲幸的政治班底，由它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高机密，并且通过它对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抑制；同时，努力赋予皇帝的这个私人班子以合法性，使之在常规体制中得以立足甚至膨胀。
上述规律在汉代以后的官制演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汉代常规官制体系原本主要是由以宰相（三公）为首的外朝百官组成，皇帝身边的各种人员只负责生活服务而不具备政治权力。但是汉武帝感到这种制度不能适应君权充份控御的朝政的需要，于是为了强化皇权并抑制宰相公卿的权力，他就在常规官制之中强行楔入“加官”制度——即皇帝超越正常的选拔程序和宫禁制度，亲自擢拔一些富于才干的官吏（多数出身较低微）成为“出入禁门”的“腹心之臣”，并让他们越过外朝百官的制约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协助制订政治方案。汉武帝的另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是：任用原本地位很低、负责掌管宫廷文书的小吏“尚书”，充当自己身边掌握国家政治机密的谋臣。以后，这种政治设计迅速制度化：在汉代，尚书（与三公相比，他们通常是皇帝的亲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仅越来越高，而且极大地侵夺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层首长的权力。东汉时，“尚书台”实际上已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原来总揽朝政的宰相则日益被架空，所以史籍记载：“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台）”。至魏晋时，尚书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的国家宰相，而三公则成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虚衔：“中书、尚书之官始为真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这一演化过程说明了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专权远不仅仅是皇帝的强烈个人意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必然固化为一整套可操作的程序和具体有效的制度。
历史的发展多次重复著上述规律。例如当尚书在魏晋完全取代三公而成为外朝百官首长时，皇帝已经不允许其身兼内朝和外朝的权力。具体方法是剥夺了原属尚书郎（尚书的属官）起草诏书的权力，改由以前仅为宫廷小臣的“中书”负责，而尚书仅负责诏书的执行。由于中书是侍奉皇帝左右、负责宣达圣命的文士，所以其部门首长（中书令）也就很快同尚书令一样，于名于实都成为政府首脑。而当这一制度确立以后，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们又启用出身微寒、富于政治进击性的文人学士作为自己半秘密和负责起草诏书的政治秘书班底，并给予惊人的巨大权力，以与制度化的庞大官制体系相抗衡而保证皇帝专权的充份实现。这种中国历朝延续不断的政治秘书班子，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北门学士”、“翰林学士”，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康熙时的“南书房”和后来的“军机处”。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词之士以为“天子私人”并组建“学士院”，进而任用这些恩幸权臣作为“专掌内命”、控御朝政的工具，这种制度相当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体系“封锁国君”的可能，但是它并不能杜绝专制体系中的其他“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例如南朝时，皇帝出于戒备宰辅等外朝众官的目的而让国家行政大权掌握在侍奉于自己身边的几个恩幸文士小臣（中书舍人）手里，结果是：“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断。”也就是说，恩幸文士的“鼠凭社贵”极大地激化了权力体系中一切固有的矛盾冲突，并导致整个国家迅速沦入灾难的深渊。然而，由于离开了这种手段，君权就无法抑制常规国家官僚体制“封锁国君”的趋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国君”们就只能重演著这几乎千年未变的悲剧。只要略略翻阅一下历代史籍中的有关传记，就可以立即知道本文上节列述“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禀赋和行为方式，其实无一不是历史上这些恩幸文臣及其政治组织世代沿袭不改的。限于篇幅，仅举北魏中书舍人温子升的例子。当时，魏庄帝已经秘密布置好诛杀执掌朝政的大将军尔朱荣的计划，并由近侍文人温子升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当温子升拿著诛讨尔朱荣的诏书出宫时，迎面遇到尔朱荣入宫。尔朱荣拿过诏书问道：“里面是甚么内容？”温子升应答时神色不变，丝毫未引起尔朱荣的怀疑，所以他并未打开诏书细看，遂毫无戒备地入宫受死。古代的这类例子，当然与１９６５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操作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雅斯贝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指出：“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在中国君权的长期发展中，其“自动保持自己”的趋向演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式和缜密的制度，所以它才能够积淀成为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资源和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而长久地影响著后人。因此，透过“破旧立新”、“新生力量”等等外衣而见出“中央文革”在本质上向中国传统政治操作方式“返祖”的路径，也就是清理文革文化基因的具体工作之一。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第五十期
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 李月军、侯尤玲
“文革”政治文化变迁是完全适应“文革”理论与实践进行的。畸形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开始发挥特有功能，为“文革”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法性，并对“文革”政治系统及其政治实践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它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锁定在既定政治文化路径内运行，并引导甚至是支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实践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沿着原有方向发展。
畸形政治文化的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文革”起到强烈的支持与推延作用。
一、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合法性
“文革”期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处于“共同贫困”状态，政治法律制度极度残缺，人民的政治权利被践踏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与政治运行的实际效果不可能为“文革”提供真正的合法性。
“文革”的合法性主要靠畸形政治文化来维系，即由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运行的正当性作出说明与诠释。因为，不单存在政治系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存在政治主体把它认作什么的问题。
政治主体是在经过定义了的政治社会中活动的，不只是对纯客观政治社会现实的反应。其中起“定义”作用的就是政治主体所拥有的政治文化。只有从当时特定政治文化角度来观察“文革”，才能更全面地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够在那样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社会政治中生活十年之久。
从政治文化效用的角度概括地说，就是当时畸形政治文化赋予不合理的政治社会运行以合法性。进而言之，受畸形政治文化全方位支配的政治主体认为当时的政治社会运行状况是正常的，能够根除政治社会中的弊端，引导他们进入理想社会，并带来实际利益。
所以，人们把自觉地对国家、政府、上级乃至特定个人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对在今天看来极不正常的政治社会状况不作怀疑，直到各种政治社会矛盾激化到足以使他们从畸形政治文化的迷雾中醒悟过来。
这是“文革”合法性更直接而又更深层的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不同层次政治文化的相互体认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说明。
1 、指导理论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在政治文化整体结构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政治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占有绝对至上的地位。这是以大众政治文化对其绝对认可为合法性基础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阐明了发动“文革”的基本原因、基本方法、长期性及其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等，从而为“文革”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成为“文革”延续十年之久的主要政治文化动因。
作为“文革”的指导理论，它不但自身为“文革”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它在整个政治文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与合法性，也转化为“文革”的合法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理想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出发，却导致整个社会政治系统运行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
首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阐述了“文革”的政治哲学。它主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来划分敌我两类矛盾。在这里，对立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必须统一于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把原本与极丰富的世界相联系的对立统一规律简化为“一分为二”，片面强调矛盾与对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把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绝对地归结为极端扩大了的阶级斗争。这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曲解与教条式运用。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模糊的、难以准确把握的政治思想标准。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与全社会处于极端狂热的情况下，这种庸俗的政治哲学观念所导致的只能是在无产阶级与全社会人民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按照上述对立统一的逻辑，这种人为制造的对立，又必须统一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就造成了无产阶级或人民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阶层间的相互专政与斗争。“文革”中诸多的斗争与流血冲突无不与这种绝对对立与绝对统一的政治哲学逻辑密切相关。
每次斗争都充满“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无产阶级必胜、彻底划清阶级界线”意识，这只能导致剧烈的冲突与武斗，而这正是作为一场政治社会内乱的“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次，毛泽东在建设理想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将之看作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全过程的中心矛盾。其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这也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存在着“走资派”。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56］
正是对阶级斗争严重性的过分夸大，致使他在建设理想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受到的推动力更多地来自对旧势力复活的恐惧，而不是对未来的憧憬”。［57］正是这种对旧势力复辟的担心乃至恐惧，使得毛泽东决定用“文革”的方式来现实他的社会主义之梦，才使得“文革”指向被认为是无所不在的反革命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势力，进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
在所谓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对党内外正确、比较正确力量乃至无辜者的打击活动，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这是符合当时集体公认政治文化价值标准与政治思维逻辑的，在人们看来是应该如此，是合法的。
也正是政治文化为之提供了合法性，使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得以发生和长时期持续。在当时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认识不到其内在的非法性与反客观性，这又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与重要内容。
再次，这种理论认为，“文革”以大民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为主要运动方式。这鼓动起来的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运动。“文革”的这些指导思想以“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目而出现，在人民心中是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具有不可怀疑的合法性。那么，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就具有合法性。
复次，“文革”在思想领域的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种指导思想内化为人们的政治意识之后，为“文革”中泯灭个人利益的一系列行为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与政治文化依据。“当时是很理想主义的，……并没有想要反抗，很顺应，很听话……有时也想偷赖，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这个。不要太多的‘我’字在身上就是了”［58］。
至于“批修”，则由于“修正主义”概念不清，在当时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情况下，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而“批修”理论则为这种混乱提供了政治理念上的认同基础与合法性。
从政治文化内部来说，在大众政治文化对上层政治文化认同与服从的同时，还存在着上层政治文化对大众政治文化、各亚政治文化及其支配下的政治行为认同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上层政治文化对大众政治文化、各亚政治文化的支配与矫正。这也与“文革”的发生、持续密切相关。从“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兴衰到后期周邓为首的务实派与“四人帮”为首的文革派谁都不能完全实现各自的目的，其中都渗透着上层政治文化特别是毛泽东个人政治态度与意识的作用，也体现了它本身蕴含的在治与乱之间进行选择的两难与不可调和的矛盾。
2 、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在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文化中，大众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根本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不到政治自我的存在。他们的政治意志与政治意识只能是唯上是从，也就提不出与自身实际利益相关的政治要求，只是在“大民主”口号的鼓动下被动地参与“工具性”政治运动，影响不到政治的实际运作。
能够对政治体制运行进行输入，并起到实际作用的只有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导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充当了政治输入“守门人”的角色，对来自政治文化的输入（如政治要求等）以自己的政治价值标准进行选择取舍。少数反对“文革”的异质政治文化非但不能输入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还遭到血腥地镇制，当然也不可能对“文革”起到根本的抑制作用。这样，只有上层主导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意志、政治要求才可能输入政治体制的内部，可能影响政治的决策过程。
既然下层政治文化输入不了政治体制，更不可能参与具体的政治决策过程。政治决策过程完全为上层主导政治文化及其政治主体垄断。“文革”中，政治体制中的决策及其某些执行过程是典型的“黑箱操作”与“神秘政治”。
比如，“文革”的发动就是在主导政治文化内部极小范围内秘密谋划的，这也是导致“文革”初期，包括中央一些领导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对之不理解的原因所在。“文革”中其他绝大多数政治运动决策也都如此。
在依附型政治文化的软环境中，政治决策一旦作出，则会顺利得以执行，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力。普通政治主体面对政治决策，不加思考就按照去做了。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因为，政治体制的输入、加工为主导政治文化控制，政治体制输出的结果只代表主导政治文化的意图。大众政治文化不可能意识到政治体制及其实践的问题所在，更不可能将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要求传到政治决策中心。
另一方面，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守门人”作用，少数真实的信息反馈不到政治决策层。这样，大众政治文化只有赞同、附和或默许政治体制的运行实践。在表面上，这恰恰与政治上层宣传的“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文革’取得了全国性伟大胜利”相吻合。
虚假的政治文化信息反馈作为进一步决策的依据，非但不能起到修正调节政治体制运行的正面效应，反而只能使决策者作出推动“文革”的决策，对“文革”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畸形政治文化使政治体制的反馈机制偏失，从而导致政治文化信息的传递失真，决策失去了基本的正确依据，整个政治体制单向运行而缺少必要的纠错机制与预警功能。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畸形政治文化看来，政治体制合法性几乎为毛泽东的个人至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所替代。同许多新兴的国家一样，新中国政治发展中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59］“文革”结束前中国非但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相反却把它推向反面。
“文革”期间，随着专制政治体制的逐步形成，毛泽东居于整个政治体制的顶端，个人崇拜的极度发展。在人们的政治意识中，对毛泽东个人政治权威的认同几乎完全代替了对专制政治体制的认同。这实际上强化了普通政治主体对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依附关系，也为毛泽东利用专制政治制按个人意志发动和维护“文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主导政治文化控制了整个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大众政治文化认识不到专制政治体制的危害。尽管政治输出及其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违背大众各种实际利益的。但是，对作为主要输出形式的政策、指示等仍然得到依附型政治文化的支持与服从，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实践。
因为，畸形政治文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整个政治体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它使政治主体对政治体制及掌权者（在多数政治主体那里二者是合一的）形成了一种坚定的内在信任，“即使当局输出或失败行为对成员造成了不断的打击，支持仍可能继续存在。”“它诱发了牢固的政治情感并且不会因对输出失望而轻易耗尽。”［60］
美国政治学家罗斯切尔也指出：“当政治体系的成员认同体系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就可以弥补长期的不良政策绩效，同时对政治体系采取与其利益相悖的行为表示认可”。［61］
尽管政治文化中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等最终是由政治主体的实际利益决定的，但是，利益的变动引起心理变化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转换过程，需要政治心理逐步克服自身固有的惰性，“文革”时期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蒙蔽又延长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既定的畸形政治文化则对“文革”起到了支撑与推延作用。
畸形政治文化使政治主体把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的运行及其结果看成是实现其利益的途径，自己的政治要求将可能在不久得到满足。在这种政治心理与意识的支配下，投入到这种运动中去，为“文革”之火加柴。
加之，大众政治文化完全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附庸，而主导政治文化铸就并极力维护专制政治体制，那么专制政治体制也就在主导政治文化那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政治体制的整个运作过程都得到了政治主体的认可与接受，整个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专制政治体制在畸形政治文化那里取得了合法性，也就使“文革”在专制政治体制的支持下，向着由主导政治文化设想并为大众政治文化认同或默许的方向发展。
（二）政治文化造就了“文革”所需的政治主体
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这些作用都必须以政治主体为中介，通过支配其政治行为与活动来实现。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论述畸形政治文化是如何通过支配政治主体（主要是政治个体与群体），从而为“文革”提供了主体动力，使之成为持续性群众性运动的。
1 、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动力支持
第一，畸形政治文化引发了政治主体的心理紧张，使政治行为有了政治心理内驱力与政治动机。
政治动机是引起政治行为的直接原因，它揭示了政治行为活动的内在动力与目标方向。政治动机对政治主体的推动作用来自政治主体的内驱力与政治需要。“文革”政治文化极力强调、夸大阶级斗争，把它提高到关系到党与国家命运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与社会性政治需要，并将之置于压倒其它一切需要的地位。
阶级斗争理论与意识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矛盾与斗争，这打破了政治主体的政治心理平衡，政治主体处于人人自危的心理紧张状态。心理不平衡引起了消除这种内心的不平衡与紧张的内在内驱力。在单一结构的依附性政治文化支配下，政治主体只能通过参与群众性政治运动，寻找斗争对象，进行所谓“革命”，以缓解心理紧张，使心理进入平衡的范围。
近乎凝固的政治文化结构导致长时间的政治心理失衡与紧张，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内驱力，为政治动机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政治动机的方向也直接决定着政治行为活动的方向。
“文革”中，政治行为动机当然是主要来自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特定政治观念、政治规范与准则。当时政治文化所规定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成为政治主体的政治动机。强大的政治心理内驱力也就得以在这个方向上发挥作用，为政治动机转化成政治行为提供动力。
另外，“动机的强度与原有的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有关［62］”。在“文革”时的专制社会政治体制下，一方面，普通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运行认知模糊，政治行为动机的强度主要是靠政治强力宣传鼓动起来的。这暗合、激活了人们心中的某些传统政治文化因子，使政治行为动机、政治热情呈现出盲目而极端狂热的状态；
另一方面，认知能力低下，也就是说愈是不了解政治运行的实质，愈是容易被政治宣传或政治鼓动所支配所愚弄。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完全适应上层政治意志变迁是完全合理的，这无形中增加了普通政治主体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心理承受力，其政治动机也就不会轻易改变。
第二，畸形政治文化结构与功能的单一性，决定了政治主体行为的方向。
由于一系统内部要素增减与结构变动必然引发其功能变化，所以，“文革”政治文化系统中亚政治文化的减少，单一的结构直接导致了政治文化功能发生畸变。“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上层政治文化同化大众政治文化，吞噬异质亚政治文化的过程。
亚政治文化主体剧减与整个政治文化系统要素内容多样性减少，使大众政治文化主体具有了与主导政治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造就了“文革”需要的政治文化素质。而政治价值取向是整个政治文化体系的制导系统，担任着把握政治文化总体向度的角色，也决定着政治文化系统发挥功能的方向。
所以，“文革”时期，政治文化的主体能量指向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这一方向上，使政治文化系统功能呈现单一指向。由于“文革”是在主导政治文化设计的路径内发生、运行和持续的，所以，在单一功能的政治文化的支配下，政治主体的能量与行为成为“文革”的动力。
第三，畸形政治文化泛化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
如果说单一性的政治文化决定了“文革”中政治主体动力合力的方向，那么畸形政治文化的泛化则使这一方向上的政治主体数量急剧增加，从而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
作为“文革”发动与运行的方式，“大民主”仅被理解为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统治，而其价值合理性与程序原则被剔除。但多数人的意志由于政治文化泛化而严重地政治化，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附庸，为主导政治文化役使的大众政治文化主体数量大大增加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政治文化主体具有了与上层政治文化相同的政治价值指向。而主导政治文化则体现的是极少数人的政治意志。
所以，主导政治文化赋予多数人所谓的权利是虚置的，是专制的手段。这种被上层政治文化赋予特定目的的多数人的权利成为决定性权力。而在只有民主没有自由、平等、法制的条件下，看似体现多数人权利或权力的“大民主”恰恰孕育着更加隐蔽的专制主义文化，它只不过是上层政治文化支配下多数人直接参与的暴政，即社会专制。
这种社会专制表现为在泛化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社会政治成员，按照主导政治文化要求进行自我约束，使自己的政治行为不超出其要求的范围。社会成员对上层政治文化形成了高度的依附。而且在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支配下，对实际上与自己相相似的社会成员可以任意进行诬蔑，称其为“阶级敌人”，对之实行专政。
也就是说，政治泛化使少数人的专制政治意志成为多数人的政治意志，更重要的是其价值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大民主”也就成为少数人支配下的多数人暴政。整个社会就成为一个专制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本身就是暴君，这时“即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组成客观存在的各个个人时，它的专制手段并不局限于通过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63］，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文化也以非强制的面目执行强制性权力对全社会的专制功能。
“文革”时期，大大小小的群众批斗会造成的人人自危状况就是例证。而且，“这种社会专制比许多种的政治压迫还可怕，……这是由于它非常深地透入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由于它奴役了灵魂本身。”［64］绝大多数社会政治主体具备了双重性格，他们的灵魂与意志被主导政治文化所奴役，又充当了“文革”专制不自觉的间接主体。这使得少数人专对多数人的专制表现为多数人的自我或相互专制，国家政权对社会的专制表现为社会对社会的专制。
2 、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转化为“文革”的持久性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即使是僵化的稳定性也会带来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至少不会是政治行为的无序与动乱。然而，“文革”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带来的却是长时期的政治社会动乱。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1）“文革”政治文化的结构中，主导政治文化通过种种方式与手段控制整个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呈现出“超稳定性”，也使主导政治文化中“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在整个政治文化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革命”就是乱，乱就是革命，越乱越好，越乱越能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观念深入人们的政治意识之中。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呈现出长久混乱状态，政治主体又可为其破坏性政治行为找到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2）政治文化“超稳定性”下面所隐藏的是个体政治意志表达的随意性。支配多数普通政治主体的不是系统的“文革”政治理论，而是这种理论经过社会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在人们心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而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具有自发性、非系统性和很大的随意性。受它们的支配，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表现出极大的随机性。
另外，由于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如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的内涵界定十分模糊，当时的政治机构与组织又对之难以作出权威性解释，人们在剧烈政治社会运动造成的强大压力下，在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寻找论据时，只能是对毛主席语录按各取所需的原则进行引用，而不问具体情况和条件，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并以此为根据，对“阶级敌人”展开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辩清谁对谁错，于是就“斗争”，进行“革命”，由此引起的只能是社会政治动乱。
这种以对主导政治文化绝对认同为前提的社会政治体制内部动乱，不可能自动产生与“文革”政治文化不同质的新型政治文化，不可能动摇前者的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威胁到以强制性权力为后盾的整个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于是就出现了“超稳定性”政治文化与长期政治动乱并存的奇特现象。
（3）畸形政治文化“超稳定性”结构内的狂热政治感情对政治行为活动起重要的支持作用。因为“政治感情投注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内在地决定着个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持久性。”［65］。政治感情的热烈与冷漠，政治行为动机的强弱则是由政治文化的内在维度决定的。
就“文革”时畸形政治文化而言，其内在维度就是它的以单向度为基础的“超稳定性”。“文革”时期狂热持久的政治感情是这种“超稳定性”的典型表现形式。
“文革”时期特别是前期，政治主体对“文革”政治实践投注了近乎狂热的政治感情。对毛泽东宗教式个人崇拜是唤起政治主体（主要是指政治个体与群体）巨大政治热情的主要原因。
个人崇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拜者把自己的一切命运与政治权利托付给被崇拜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政治主体丧失独立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性的过程。
对毛泽东的宗教式个人崇拜使崇拜者和毛泽东之间形成感情上的互动与呼应。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其深厚的客观历史基础与稳定的传统心理基础，作为被崇拜者，毛泽东在崇拜者心目中具有“救世主”的地位，特别极易唤起崇拜者的高度而持续的政治热情。加之，“文革”时期政治制度极度残缺，政治文化整体的依附性等多种因素，使狂热的政治感情并没有超出现有体制与政治文化结构，不具有反体制与反政治文化的性质，只能是对“文革”政治实践起到支撑的作用，
而不是相反。
3 、政治文化泛化与“文革”中的治行为互动
“文革”从文化领域入手，旋即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由于政治社会化过度，政治文化泛化，“文革”很快演变为一场群众社会性的运动（从参与者与影响的范围来说）。“文革”发展成为社会运动后，消蚀泯灭个体政治文化的理性判断与理性思考，强化和放大了政治文化原有的盲目从众等政治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