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把蚕茧，也很想买一块和田绸作纪念。一个年迈的维族女人面前的几块织物吸引了我。它与众不同，很像锦缎而不是普通的丝绸面料，而且图案异常简洁，黑白相间的格子看上去就像棋盘。我问她这东西是哪儿来的。“我们家人、亲戚、还有村里的人做的，”她自豪地答道，接着又补充说，“从养蚕、纺纱到织布全是手工。”
在哪里做的呢？我接着问。
“就在长满桑树的村里。”
做了多久？
“记不清，”她迟疑了一下。“我们的桑树很老了，得有好几百年，大概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养蚕织布。”
我买下其中的一块，并记下她村子的地址。
我从集市里回来已经过了我和杨大姐约定的吃饭时间。她在一家中餐馆的门口焦急地观望着。她大约四十出头，和马胖子年龄相仿，俩人是大学同学，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不只是因为额头上的皱纹，还有她脸上和我母亲一样的忧郁神情。她一见我就问:“没有人找你的麻烦吧？”我赶紧摇摇头，并把我买的东西给她看。
“这东西到处都有卖的，你看你还买了个次品，”她边说边指着黑格子上的一丝白线。所有手工品都有这样的瑕疵，许多人认为这正是手工品的魅力所在。
“这很有纪念意义。”我给她讲了玄奘的故事。
“噢，”她沉吟片刻，“怪不得和田有这么多丝绸厂，”她似乎在自言自语。不过她告诉我，像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一样，这些丝绸厂濒临倒闭。“我自己不会买本地出的东西，外来的质量更好，而且便宜得多，”杨大姐边说边翻出她衬衣的领角给我看。
突然，杨大姐问我玄奘为什么要记录和田人养蚕。“我听说僧人不穿丝绸。”她说。
僧人确实不穿丝制的袈裟，因为抽丝就意味着杀死蚕茧。但至于玄奘为什么对此感兴趣，我也在想。或许他认为唐太宗想知道和田的财富来自何处？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丝绸是和田的生命线。因为有了丝绸和丝绸之路，地处沙漠边缘的和田找到了一种最佳的生存状态，否则就不会有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富足、佛教的兴盛。
“你这玄奘可比《西游记》里的唐僧通人情得多。”杨大姐说。
确实如是。
午饭间，我问杨大姐是否知道那位卖我丝绸的维族老人的村子。她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辆出租车，她可以陪我去看看。政府只允许十几辆出租车上路，其余的全部停运。原因呢？怕暴乱分子驾车逃跑。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上午我等了好半天才等来一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辆破旧的夏利车终于停在我们面前，我松了一口气。我们一上车司机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发牢骚。今天是他本周第一次上路，但收入的损失没有人补偿他。我们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等一会儿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愿出三倍的价钱，他才多少心平气和些。
我们刚出城，就有警察和肩上斜挎着枪的维族民兵站在路中央招手让我们停车。他们死死地盯着我们的维族司机看了很久，仔细地检查了各种证件之后才放行。路边是一片片茂密的桑树林，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一些树上还挂着横幅标语:“打倒分裂主义者！加强祖国统一! 稳定是硬道理！”在过了好几个检查站后，出租车终于停在丝绸合作社的门口。
这个地方看上去就像我们在北方公路旁经常看到的大车店一样，院子里停着几辆新疆特有的毛驴车。后面是一排低矮的砖房，好多窗户上的玻璃也已破碎。真难以相信这里能生产丝绸？我走进屋子里，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木制织布机上忙碌着，织布机很原始，看上去已经用了好几百年。织布的老人都像集市上卖布的老太太，像是有七八十岁。到处都落满灰尘，只有从织机上垂下的织物光艳夺目。从侧面一扇破窗子向外望去，我看到后院里一口大锅边上，两个年轻妇女正从沸水中缫丝并绕到一个飞转的轮子上。热气把她们的脸熏得通红，汗水湿透了围裙。
这就是最古老的缫丝方法，我一边兴奋地对杨大姐说，一边不停地拍照。“我可不敢说丝绸之路的财富就是用这种落后的方法创造的。”但实际就是这样。据于阗古代文献记载，两个家庭一天上缴的税就相当于42米丝绸，于阗地区有数万户人家。而另一个织丝人请求官吏帮助他追回中国商人欠的债。“没有中国商贾来到此地，所以丝绸债务之事无从查起，须待其到来之时详细盘问。如有任何争议，将诉诸宫廷处理。”
于阗人虽然掌握了丝绸的秘密，他们的丝绸仍不能与内地的丝绸媲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到家，而是因为他们太虔诚，只是在蚕娥破茧之后才用茧来缫丝，这样的丝太短，质地也差。一个完整的蚕茧的丝可长达好几百米。但是，和田的丝因为价格低廉，也深受人们的欢迎。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田还向俄罗斯和英国出口蚕茧。
我问合作社年轻的维族经理，和田的大多数国有丝绸厂都要倒闭了，他们是怎样维持生存的呢？“靠你们这样的游客，”他直视着我说。“我们是家庭作坊，从采桑、收蚕、织丝、卖布，都是自己家的人来做，而且已经干了好几辈人。”
不过他也面临着难题，最令他头疼的是收不上蚕茧。
“路边我们看到的桑树难道不够蚕吃的？”我问。
“不是桑树，是人，”他轻声说。
“人们不愿意养蚕？”
他点点头。
“为什么？”
“说来话长。”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原来为保护和田地区丝绸业的发展，当地政府要求每个村民上缴20克幼蚕。这听起来并不多，但是政府出的价钱太低，农民们不愿意养。蚕很娇气，别看它趴在那里不动，但它不能见光，也不能太暗；它要求温度适中，身上最好一尘不染，而且每天要喂八次，否则吐出来的丝就发黄，好像人生病之后的模样。和田地区养蚕的最好季节是5月和8月，而8月正好是水果成熟的季节。水果更赚钱，人们当然不愿意养蚕。他们宁愿被罚款。
回来的路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大道两旁绵延不断的桑树。和田地区今天仍有两百多万株桑树，很多是百年老树。它们曾经是当地人的“摇钱树”，自从丝绸的秘密西传和田，它们给这块沙漠绿洲带来了繁荣、富裕、昌盛。“俗知礼仪，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这是和田给玄奘的第一印象，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桑、蚕、丝。他一定亲眼看到了妇女在桑树林里采摘嫩叶，听到织机上梭子日夜不停的穿梭声，看到成群的驼队驮着一匹匹丝绸走向遥远的印度和拜占廷。今天，桑树林中却不见了人影，低垂的桑叶上积着厚厚的一层尘灰，看上去很久没人采摘了。难道这古老的传统真的会成为历史吗？难道玄奘记录的美好传说将永远是传说了吗？
我把杨大姐送回她的办公室，然后决定去邮局买些邮票给家里写信。邮局里空荡荡的，高高的柜台上是一直通到房顶的橄榄绿的铁条，上面是被追捕的十几名独立分子的通缉令。这些人都二十出头，但是因为须发浓密看上去要老得多。有的照片上打着红钩子，表明已经自首。通缉令号召那些尚未自首的家人向警察报告或者提供他们出没的线索。结尾是“自首才有出路，顽抗死路一条”。
我站在那儿看着通缉令上的照片等了许久，觉得一名维族中年妇女才从门后走出来。她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问我要什么。我说想要20张明信片上用的邮票，她扯下一页，然后问我“你想要那个民族的？”我觉得好奇怪，这才注意到这是纪念国庆五十周年的纪念邮票，邮票上56个民族欢度国庆。我说无所谓。“我可以把你不喜欢的民族扯掉，”她一本正经地说。我决定都买下来，然后赶紧走。给我找零钱时，她微微一笑，“所有的民族都买也不贵，是吧？”
我几乎是逃出邮局的。我定下神来，打开那一大张邮票仔细端详。邮票的确设计得很好，每一张是一个民族，他们身着民族服装，带着自己民族特有的装饰品，载歌载舞。这令我想起一首熟悉的歌“56个民族56朵花，56个民族是一家。”把所有这些民族写进一首歌不难，放进一张邮票也不难，但是要把56个民族融入一个大家庭，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却需要更多的努力。
晚上我到杨大姐家吃晚饭。她丈夫去上海出差，她女儿跟着姥姥，姥爷住在乌鲁木齐，现在家里就她一个人。我跟她讲了邮局里发生的事。“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让你一个人去集市，”杨大姐说。“我都不去那儿了，不安全。”我问杨大姐这里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吗？
“这里我们汉族是少数民族，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
那该怎么办？
杨大姐摇摇头。“马胖子说你在找玄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佛教徒。我不懂佛教，也不懂伊斯兰教。你知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宗教是个消极的东西，是与封建迷信连在一起的。维族人很虔诚，可我们总希望他们和我们一样。中国人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父母在新疆奋斗了一辈子，我的名字就叫卫疆，可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和他们的愿望相差甚远。”
杨大姐似乎不愿多说这些伤心的事。我也不便多问。她忙着给我盛饭。“你是稀客，可惜我不能多陪你，也没能给你找一辆像样的车。找的旧吉普车在沙漠里可能不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借出来。现在实在没有办法，这戒严也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她无可奈何地说。
我没有那么沮丧，心中还有几分庆幸，因为看到和田的情况，我几乎都要放弃了。现在我终于有了进沙漠的可能，哪怕是在沙漠的边缘，而且杨大姐还给我找了一个好向导。“沙漠里的事他都知道，也知道玄奘。你完全可以信赖他。”她说。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我到和田之后第一次感到稍稍有些轻松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杨大姐说应该在太阳出来之前上路。但是直到十一点钟还不见人和车的影子。我拨通了杨大姐的手机，响了3分钟她才接。她话语含糊不清，显然是半梦半醒。原来昨天夜里她被单位叫去演习，要找出一个藏在某处的模拟炸弹。“我们找到半夜。那玩意儿要是真的，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个鬼了。”但是我因祸得福，她今天不用上班，就能和我同行了。
终于，杨大姐来了，坐着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车。我一看，吓了一跳，这样的东西还能使用吗？像电影里的道具。就算我们能开进沙漠，能不能开出来也是个问题。这车看起来有十来个年头，除了没听见喇叭响，所有的部件都咣咣当当。可以想象我们一整天都会耗在沙漠里，太阳落山时又找不到出来的路，就像玄奘第一次穿越沙漠时迷路一样。我有些害怕，我不会真得像玄奘那样第一次进沙漠就困在里面吧？
正当我犹豫时，杨大姐的同事探出头来，“别担心，有我们呢!”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维吾尔汉子，浓眉大眼，面带微笑，一下子就让我有一种安全感。他叫买买提，我们互相介绍后就出发了。吉普车一路颠簸了五十多公里后来到沙漠的入口。还没有走多远，车就开始大喘气，停下来再启动，依然不见好转。再走几步就完全陷到沙子里，任凭车轮空转。司机建议我们三个人步行去沙漠里的佛塔，他自己到最近的村子求助。而我们的沙漠探险刚刚开始！
一进沙漠，我就被它的美打动了。风把沙漠雕成沙丘和错落有致的小山包，中间是深陷的谷底。这是简单至极的、赤裸裸的自然造化的产物。但是随着我们走向沙漠深处，这种美的享受被燥热和逼人的空旷压倒。我突然体会到当年玄奘迷路之后的心境——那沙丘延伸开来，一浪紧跟一浪，我的左右前后，能看到的只有沙漠，漫无边际。空而无际的大漠令我畏惧。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抓住了我。我停下来，杨大姐回过头来问我是不是太热了，我脱口说出了我的感觉：我们怎样知道该往哪儿走？买买提抓起一把沙子给我看，那是粗糙的、沉甸甸的颗粒。“这是白玉河河床的沉积物了。”他对我说，然后指着沙漠中那些几乎被太阳烤焦了的树桩和柽柳：“那些树原来是靠着白玉河长的。在沙漠里，路也是沿着河修的，而寺院从来都离路不远。玄奘到这里参拜时，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曾是绿洲。你当然明白，寺院不可能孤零零地建在荒漠中。只是过了好几个世纪，白玉河改道，这里没了水，绿洲就变成了荒漠。”
买买提是研究绿洲沙化问题的专家。他走访过和田地区绝大多数的遗址和废墟，力图了解人们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家园，甚至是整个村镇和城市。他说这可能是由于商道的衰落，也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瘟疫，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水。“水是绿洲的血液，灌溉是绿洲的动脉，”买买提说，“没有血液和动脉，我们就完了。”接着，他告诉我，他的藏书中就有《大唐西域记》。“只有看了玄奘对于阗的记录，才会明白他对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多么关注。”
玄奘对古代于阗的描述是这样开始的：“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大半，壤土隘狭。”他还告诉我们，于阗的都城是由一名圣贤选定的，它的周围一定有水环绕。玄奘观察的细致令我惊讶。他不过是一个过路的僧人，按说他不应注意这些生计问题。然而，他不光注意到了，而且记载下来，告诉后人这个一直到今天和田仍然要面对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买买提和我讨论起来。
“这才是智者，真知灼见，永不过时。”买买提说。
的确如此。但我想玄奘对环境的关注也和佛教有关系。佛教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就是伤害我们自己。我姥姥那样的佛教徒向往的最终归宿是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洁净、安宁、和谐、庄严，是陶冶情操、追求觉悟的理想境界。这也是佛教徒在现世中追求的目标。玄奘亲眼目睹了佛国于阗是如何奋力抗争，才在这世间最恶劣的环境中维持着脆弱的生态平衡。玄奘在于阗记载的众多传说中，我特别喜爱关于一位大臣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白玉河重新流淌的故事。
很久以前，流经和田的白玉河突然干涸了。国王派人查问，僧人们说最好的办法是举行祭祀呼唤河神。果然河神出现了。她宣布，“我夫早丧，主命无从。所以河水绝流，农人失利。王于国内选一贵臣，配我为夫，水流如昔。”说罢河神用眼睛瞄着国王身边的一位大臣。此人高大英俊，仪表堂堂。他走到国王身边下拜：“久已虚薄，谬当重任。常思报国，未遇其时。今而预选，敢塞深责。苟利万性，何吝一臣？臣者国之佐，人者国之本，愿大王不再思也！奉为修福，建僧伽蓝！”
佛塔建成，这名大臣骑上白马，与国王诀别后消失在河中，白玉河于是重新流淌。玄奘当年甚至到访过这座佛塔，看到佛塔年久失修而伤感。
听完这个故事后杨大姐哈哈大笑，“如今你要是能给我找到这样一个当官的，我就给你100万。”就在这时，买买提大声喊：“热瓦克，那佛塔，我们找到了！”我抬头看去。看见了，在那地平线的边缘，一棵长长的被沙漠大风吹弯的柽柳下面，正是那座古印度风格佛塔的顶端，佛塔基座正方，穹顶浑圆。我们一步步走近佛塔，每走一分钟佛塔就放大一点，之后又消失了，仿佛海市蜃楼。当我们翻过最后一座沙丘时，我才确信它的存在。
这是一座由土坯砖建成的三层佛塔，有台阶直通顶部，至今依然完好无损。佛塔周围是四角高墙合围的庭院，围墙各处时有倒塌，不少地方已经被黄沙淹没。我告诉买买提这佛塔看上去与斯坦因一百年前发掘后所拍的照片相差无已。买买提笑了，“如果我们几个月过后再回到这儿，佛塔就会被沙子埋上了。这里受政府保护，他们时常派人清理沙子并且照管佛塔。这地下有巨大的佛像，那些寻宝人迫不及待地想把它们搞到手。”
早在玄奘时代，寻宝者就已经知道沙漠之中埋有城市和庙宇。玄奘记录了一场沙雨和泥土如何吞噬了一整座城市，不过按他的解释是因为该城的居民没有接受一名罗汉的忠告，甚至羞辱了他。城市被埋没之后，人们听说宝藏就埋在地下，于是前去寻找，但是一阵狂风骤起，寻宝人都不见了。当斯坦因向沙漠进发时，当地人正是这样告诫他们的：别去！，那些死鬼正护卫着那些宝藏，你去就会变成下一个死鬼。
1902年斯坦因在热瓦克整整挖掘了九天。在清走了堆积如山的沙土后，他在庭院的西南和东南墙下发现了81尊菩萨塑像。它们比真人还高，全部都是健陀罗风格。在其中的一些佛像上，斯坦因发现了金叶补缀的痕迹，这使他想起玄奘记载的有关佛像神奇法力的有趣的风俗，比如说，“凡有疾病，随其痛处，金薄帖像，即时痊复。虚心请愿，多亦遂求。”
令斯坦因遗憾的是，要挪动这些塑像就会破坏它们。于是他只能拍些照片，记录下它们的准确位置，然后又把它们埋入黄沙之中。“这是一件让人心痛的事”，他写道，“奇怪的是它使我想起真实的葬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使之重见天日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消失，这真的需要勇气。”但是五年之后当斯坦因再次探险回到这里时，他发现所有塑像的头已经被寻宝人打碎，因为他们认为在里面能找到值钱的东西。买买提说这里现在仅剩几尊佛像，就在沙土下面不到半米深，但是又能保存多久呢？
我站在正午的阳光下，两腿深深地没入沙土中，仿佛正在梦境中下沉。热瓦克在玄奘到访一千多年后，在历尽时间、自然和人类的洗劫后，依然矗立在这里。但是荒漠中的孤塔也提醒着我们，正像玄奘当年担心的那样，葱郁的绿洲已经远远退去。在大自然和人类的抗争中，大自然似乎占了上风。今天的和田已经离昆仑山很近了，它最终又将退到何处？
千百年的黄沙掩埋了这座佛塔。当然不仅仅是大自然，还有人类——伊斯兰教的东征血洗了佛国于阗。昔日的佛教圣山牛头山，今天是穆斯林殉葬者的麻扎，即墓地。在这里，佛教和伊斯兰的血战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
我们决定在返回和田的路上去拜访这座山，买买提说当地人叫它库马尔山，它距离和田市有二十多公里。玄奘是这样描述它：“山峰两起，岩险四绝，於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烛光明。昔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遵习大乘。“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世尊为了造福众生，于牛头山今为小宝塔之左侧立有像的庙宇内留住七日……于是文殊、观世音等八菩萨、毗沙门……等被如来指定为永远的守护神……各在其所居之地区及他们起誓的地点，守护至今。”
我们把吉普车停在山脚下，徒步而上。此山一片荒芜，没有一棵树，甚至没有一叶草。我不敢肯定玄奘到这里时就是这样，因为寺庙通常建在有绿树和流水环抱的地方。几个维族人从我们身边飞快走过，买买提说他们是朝圣者，正准备到伊玛木阿斯木——一个穆罕默德先知的直系后裔——的墓上祭拜。
“是他率领军队攻打和田的？”我问。
“他是其中的一个，”买买提点点头。
在半山腰靠近悬崖的地方，我们来到了一个洞穴，就是玄奘所说的“一个罗汉入静，等待弥勒佛到来”的地方。玄奘说因为巨石阻塞了洞穴的入口，当时他没有看到那个罗汉。国王曾派兵想搬走巨石，但是成群黄蜂阻止了他们。
这个洞穴现在开放。通向洞内的路上有一排摇摇欲坠的供朝圣者使用的草棚，旁边立着的两排篱笆也被分成小隔间。买买提说像进清真寺一样，在进入这个洞穴前他得做净礼。他道一声歉就消失在一个小隔间内。几分钟后，他带领我们上了梯子，穿过狭窄的缝隙进入一个黑洞。里面几乎看不到光亮，洞穴是空的，墙上满是烟灰。买买提说当地人相信伊玛木当时就藏在这里，敌人放火烧山，他窒息而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山上寸草不生。
公元10世纪对于阗发起的圣战可能是历史上阿拉伯人发动的最长的、最血腥的战争之一。他们首先夺取了喀什，塔克拉玛干沙漠最西端的绿洲。从喀什，他们对于阗进行了长时间的圣战。买买提说和田地方志生动地描写了这场“圣战”。四个伊玛木向于阗派出使者，带去口信，大略是说:“我们是圣人后裔，率14万大军开拓伊斯兰教，使喀什归顺后来到这里，要使此地人也成为穆斯林。你们必须投降，否则将对异教徒大者杀，小者俘，城市毁灭不留。”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绝不背叛祖先的宗教。”
为确保他的绿洲王国的生存，于阗国王竭尽全力。他命令全国制作巨大的瑞像，寺庙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百姓日夜不停地祈祷——这一切都是为了唤起佛菩萨们对于阗的庇护。但是，于阗王也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佛菩萨手里，他试图寻求中国的帮助，并派遣自己的儿子到中国求援。但是皇子们从敦煌寄给父王的信中却充满绝望。他们在敦煌遭到围攻，强盗们抢走了他们的行囊、给养、贡品和给中国皇帝的国书。皇子们请求国王允许他们在敦煌多呆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允许。他让儿子们继续前行，不得拖延。在一封信中，皇子们绝望地写道：“即使我们到了中国的都城，中国的皇帝又能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像一群乞丐。这里进行着一场战争，前面的城市里已经死了很多人，如果您执意要我们前进，就是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再也不会活着回来。”我们不清楚于阗王是否坚持让他的儿子们去冒生命危险，但是面对死亡，为了自己，也为了国家，他别无选择，而只能付出一个父亲和国王能够付出的最后的代价。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于阗王一定质问过自己是否应该为生存而不择手段。不杀生是佛教的第一条戒律，和平是佛教的宗旨。佛经中充满了对非暴力的赞扬。贝拿勒斯的国王就曾经为侵略者打开自己的国门，他说：“如果我们摧残了他人的生命，我们也就摧毁了自己内心的宁静。如果他们这样急切地要得到我的国家，就让他们拿去吧。”
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村庄的首领曾经问佛陀，如果他死于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战争，他的归宿会怎样。佛陀说，“你将会重生在地狱里专门为战死疆场的人们准备的地方。”在佛教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佛陀的名义进行的圣战，佛教徒也从来不曾借助战争去传播自己的信仰，或是迫害其他宗教的信徒。阿育王派他手下的人去弘扬佛法，靠的是佛经，而不是枪炮，他们传播的是和平以及对众生的同情，而不是欲望和掠夺。
但是于阗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国家，毕竟在佛经中，也有菩萨杀死恶魔以保护众生的事。但是他势单力薄——中国没有对昔日的盟国伸出援助之手，最终，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孤独抗争后，佛国于阗陷落了。伊斯兰圣战者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今天和田的麻扎，比其他中亚地区都要多，这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的遗迹。但是伊斯兰圣战者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喜悦。11世纪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里收集了这样一首诗：
我们如洪水奔流，
淹没了他们的城市，
摧毁了佛庙，
在佛像上屙屎。
和田的佛教和寺庙怎样在血与火中遭到厄运，史籍中无片言只语，只有在古遗址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在一些发掘的寺庙里，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留下的熏黑的墙壁和化作炭灰的梁柱。很多寺庙则成为清真寺的地基。敢于赤手空拳抵挡伊斯兰圣战者屠刀的僧人一律被杀或被活埋；残余的少部分则从古道上翻越昆仑山，逃到西藏避难。今天，关于于阗国历史的最完整的文献保存在吐蕃文中。千年的佛教文明彻底地消逝了。我到访的和田的确不是当年玄奘看到的于阗。
荒芜的库马尔山山顶现在是伊玛木阿斯木的坟墓。一间朴素的白房子，前面是一个庭院，院中林立的根根柱子上悬挂着羔羊皮，大风吹过时好像一只只活了起来。远处刚好能够分辨出和田的绿洲，在白玉河的抚摸之中闪烁着，仿佛海市蜃楼一般。佛国于阗的灭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佛陀的故乡佛教也衰落了。伊斯兰教的圣战来势凶猛，不可阻挡。更何况这样一个脆弱的绿洲王国？喀什没有抵抗，便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于阗人本可以同样选择投降，但是他们宁愿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无论机会多么渺茫。
或许正因为如此，佛经中才有诸多给他们鼓舞士气的经文。藏文《甘珠经》中的《牛角山授记》称:“尔时世尊应诺诸天人曰：善哉! 此国已获我祝佑，此国将因我之福佑而地位特出。在即将来临的战乱之世，孙波及其大军、各部突厥、回鹘和其他不奉佛法者将到此国，毁灭此国。尔时如来诸瑞像将从各地来此国，守护此国边境。此国将借其神通力而免于彻底毁灭。”这样的经文可能给于阗人以信心和希望，但是最终在圣战者强大的进攻面前，没有什么能幸免于难。于阗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已经是壮烈之极。
我不知道玄奘会怎样看待佛国于阗的灭亡。或许他会联想到佛陀自己的释迦族的灭亡。据说佛陀在炽热的骄阳下坐在大道中央，领兵前来的邻国的国王停下来，问他为什么不去路边茂密的枝叶下遮荫。佛陀答道：“我的族人就像树荫，现在你们要把他们砍去，我没有树荫了。”佛陀三次成功地劝说这个国王撤兵，但是第四次他没有成功。释迦族的男人被杀戮，女人被活埋，国都被烧为灰烬。尽管佛陀法力无比，却不能阻止这一切发生。佛陀会说，万事无常。1000年的佛教，千年的伊斯兰教，只有变化是必然的。
但是玄奘很幸运，他没有看到佛国于阗的悲惨结局。他在于阗逗留长达9个月，他丢失的佛经找回来了，他派到长安送信的仆人回来了，带回唐太宗的答复：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鄯于沮沫迎接。
这是玄奘盼望已久的答复。他立刻启程上路。
敦煌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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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阗到唐朝的边疆重镇敦煌一路十分艰难。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南线，也是最艰险的一段。在“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除了小片绿洲和几座废弃的城镇外，满眼是望不到边的茫茫黄沙。烈日高照，狂风炽热难耐，就连沙漠之舟的骆驼也在一路呻吟。玄奘告诉我们：“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处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嚎哭，视听之间，况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玄奘一行走了整整两个月才抵达敦煌。一踏上葱郁的绿洲，他激动不已。回想起沙漠中的堆堆白骨，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归宿。风雨十九年，他终于回来了，而且毫发无损。而且，在游历了十九年之后，他不再是他乡异客，他回家了，又可以说自己的语言了。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最重要的是，他实现了西行求法的所有愿望。像丝绸之路上的大多数的商旅，玄奘首先想到的是到著名的莫高窟还愿，感谢佛祖和菩萨们保佑他西行的成功。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坐上从市里的早班公交车到25公里外的敦煌。路边葱绿的菜地和茂密的果园绵延好几公里，零星的农舍点缀其中，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突然绿洲嘎然而止，接下来的是成片的戈壁和沙漠上，绵延不断，直到天边。这单调的景色使人有点昏昏欲睡，可就在这时，汽车向右转了个大弯，没过几分钟，我眼前一亮，笔直的白杨树后是一座不高的小山，陡峭的山上布满了蜂窝般的洞窟，一个挨一个，长达2公里，长得足以容纳一千多年的精神和艺术的财富。
据说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游僧来到敦煌南面的鸣沙山，就在他在山坡上舒展疲惫的身体时，他突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沐浴在夕阳西下的金光中，仿佛千佛下界。他相信这奇异的景观是一种启示，于是就决定在鸣沙山的峭壁上开凿一个洞窟以便修行，莫高窟由此而诞生。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鸣沙山上又开凿出一千多个洞窟，我听说直到今天，还有492个洞窟里饰有古老的壁画和雕塑。如果把所有这些壁画排列起来，可能有30公里之长，这就是为什么莫高窟是佛教艺术史的瑰宝。如其名所指，这里的佛教艺术无与伦比。
售票口前已经有长长的一队人，大家都兴致勃勃，迫不及待地要先睹为快。轮到我买票时，我大吃一惊：买50元普通的门票，我只能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10个洞，其他洞不对外开放。如果我一定要看，每座洞窟要收400-500元，有的还要贵，这主要是为了保护里面珍贵的壁画。我本来想把玄奘时代保留下来的洞窟和涉及玄奘西行的壁画都参观一下，加起来有二十多个窟，我就是把身上带的钱都掏出来，也不够看几个窟。我向售票员讲明来意，并提到玄奘。还没听完，她就不耐烦地挥着手说：“玄奘？你就是把观音菩萨请来也不能白看。”
我从售票口退了出来，站在一边发呆。莫高窟是我向往已久的“圣地”，它保存下来的很多洞窟都是唐代开凿的，其中的壁画描绘的就是玄奘生活的世界。我在整个旅途中到过很多玄奘当年走过的遗址，欣赏了不少他参拜过的佛像， 收集了一些他记录的传说，但是他生活时代和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的最真实、最直观、最生动的画面是在莫高窟的洞窟里，这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而我现在就在洞窟的门外! 我一筹莫展，就差没有像玄奘一样求观音菩萨帮忙了。也许我应该给玄奘烧柱香，请他来帮忙——当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正是提到玄奘才打开了通向敦煌宝藏的大门。
1907年3月，斯坦因来到敦煌，这是他第二次到中国西部探险，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莫高窟给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的考古发现。他早就听过一名匈牙利探险家神气活现地讲到敦煌，另外他还需要在绿洲补充一点食物和饮水，之后他打算重返大漠继续发掘敦煌城外的汉代长城烽火台。
斯坦因刚到敦煌不久就听说莫高窟的一个洞内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经卷。看管莫高窟的是名叫王圆箓的道士，人称王道士。他出生于湖北省，一场严重的饥荒迫使他逃难到北方，军队里至少有口饭吃，于是他便穿上军装。但是严酷的杀掳使他无法忍受，于是开小差儿当了一名道士。云游期间，王道士偶然到了莫高窟，尽管这里是佛家领地，这位道士却深受感动，决定将毕生的精力用于修缮破烂不堪的莫高窟。他在一间破旧的寺院里安顿之后，便开始四处奔波，走乡串镇，募集善款，抄写经书，清理被沙土埋没的洞窟。有一天，在清理完毕的16号洞窟里，抄经书的人发现洞窟通道的墙壁是空的。王道士破开墙壁，被眼前的发现惊呆了——里面堆着一洞的经卷。这就是斯坦因听说的敦煌宝藏。
一见面，斯坦因立刻就发现王道士很难对付。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紧张，但脸上却不时地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斯坦因觉得不可能单靠金钱诱惑打消他的顾虑，于是，他想到了玄奘。“在中国，只要一谈起玄奘，对方无论是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人，我总是和他们谈得很投机。”斯坦因在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尽管他没有把握对一个道士提起玄奘是否起作用，但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告诉我们：“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我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过人迹罕至的高山和沙漠的，我是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等等。尽管我的汉语很差，但这是我熟悉的一个演讲题材，而且一旁有我的助手蒋秘书帮助，所以我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记载和他漫长旅途中的风土人情描述得惟妙惟肖。开始王道士的眼光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王道士还没有听完，立刻把斯坦因领到16号洞外一个新修的凉亭的走廊上，给他看他专门请人绘制的关于玄奘西天取经的壁画。斯坦因得意地写道:“于是，我就让这位演说家滔滔不绝地讲每幅壁画描述的玄奘一路的精彩故事。”其中一幅让斯坦因特别关注，画面上，玄奘站在一处急流前，旁边是他的白马，驮着他从印度带回的经卷，一只巨大的乌龟向他游来，准备驮他渡过着一“劫”。“不知道我身边的王道士是否能理解这幅画的寓意。”斯坦因忐忑不安地说。“我想把这些古老的经卷再带回到印度，而现在命运之神却交给他来保管。”但是当他离开王道士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担心：“虽然王道士对佛教知之甚少，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我对自己的计划更有信心。”
当天深夜，斯坦因积极能干的秘书兼翻译蒋孝婉就带着一捆卷轴来到斯坦因的帐下，这是王道士藏在斗蓬里带出来的。斯坦因喜出望外，因为蒋秘书给他的第一卷佛经的边页上竟然有玄奘的名字，这显然是玄奘当年翻译的。当王道士听说这消息时，他也震惊了。几个小时之后，通向藏经洞的大门就被打开了。
这是斯坦因的最大的成功，也是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50000件卷轴中，大多数是用汉语、回鹘语、藏语、粟特语和梵文写成的佛经，包括一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印刷书籍——《金刚经》。成千上万片贴在经文背面起加固作用的世俗文书同样重要，内容涉及古籍原文、通俗民谣、抒情诗歌、合约、账目和私人信件等等，还有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的片断，这是18世纪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版本。这些文件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幅画卷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近千年。这些生动的语言充分描述了中国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婚姻、恋爱到性生活的快感、夫妻间的不忠和离异；从对衰老和死亡的焦虑到宗教带来的解脱；从土地纷争到遗产官司，应有尽有。其中一段描写在礼仪学校，一个男人学会给请吃饭的主人写一封致歉信，后悔自己在前一天夜里的聚会上喝醉。文章是这样写的：
翌日清晨，醒来听到他人议论，方才意识到昨日发生之事，倍感困惑羞愧，无地自容。盖因本人酒量有限，不胜杯筹。恳请您宽厚恕我，不责怪本人冒犯才是。不久本人当亲往府上致歉，现谨以此信奉上，蒙查。甚者面晤，敬启。”
尽管斯坦因不懂汉语，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些经卷的价值。在随后的十天里，他在蒋秘书的帮助下从早到晚翻阅这些经卷，除去吃饭之外几乎没有离开过洞窟。虽然他感到时间紧迫，但却从来没有忘记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那是稳住王道士。在蒋秘书的帮助下，斯坦因与王道士长久地谈论他们俩人心中共同的英雄和守护神，大胆地展现着他对玄奘记忆的珍爱，他还反复要求王道士领自己去看《西游记》的壁画。“当我们站在绘有唐僧西行取经的甬道里时，我特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玄奘牵着满载经书的坐骑从印度返回的场景，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规劝，让他同意我把他发现的经卷带走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的请求。”
斯坦因野心勃勃，想带走所有经卷，蒋秘书竭尽全力，试图说服王道士。可是一想到要失去这些经卷，王道士心惊胆战。他是把莫高窟当作自己的家，把修复莫高窟作为自己的使命。王道士担心这堆古书如有任何流失都会引起施主们的注意，如果他们因此停止布施，他的所有的辛苦都付诸东流。王道士本想让斯坦因挑选几卷，以换取一点布施用来修复寺院。可是斯坦因想要藏经洞里的所有经卷，他绝对不敢冒这样大的险。
斯坦因提高了“布施”的数额，在他看来这个穷道士不可能拒绝这么大一笔钱，因为他想即使王道士失去了他在敦煌苦心经营赢得的地位，这笔钱也足够让他告老还乡，安度晚年，或者王道士可以用这笔钱为寺院做点事，免得良心不安。另外，斯坦因还出钱让王道士在一个废弃的洞窟里塑了一尊玄奘像。“这尊塑像丑陋不堪。”他抱怨说。“但是，尽管如此，它足可以帮助王道士挡住周围怀疑的目光，以掩饰我在敦煌停留时间过长的真实原因。”当然，斯坦因也想为他的 “布施”留下证据。
终于，王道士动心了。他拿出了20000件经卷、绢画和其他文物送给斯坦因。而所有这些，斯坦因后来得意地写道，他只花了130英镑。他还厚颜无耻地声称“那道士几乎乐于相信，我本人这样做是一种虔诚的举动，是为了西方学术而拯救这些古代佛教文献和艺术，否则它们迟早要毁于当地政府的漠视”。
斯坦因让世界注意到了敦煌。他走后不久，年轻的法国汉学家保罗就闻风而至。因为精通汉语，他挑选出了几千卷最重要的敦煌文书。在把这些文书运往巴黎之前，他甚至向北京的官员展示了其中一些，令中国官府震惊，下令将剩余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但是王道士并没有把手中的宝贝全部上交。1911年，他又分别把部分敦煌文书卖给日本和俄国的探险队；三年之后，斯坦因再次回到敦煌时，又买走了满满5大箱。20世纪20年代，美国探险家沃尔纳到来时已经没有什么文书可拿，于是他干脆砍下了12幅最好的壁画，连同两座精美的菩萨塑像一并运到美国。今天，敦煌文书散落于世界上77家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丹麦、瑞典、芬兰、土耳其，当然，还有中国。
中国人对斯坦因和其他“洋鬼子”攫取敦煌文书的方式十分憎恶。即使是玄奘可能也很难赞成斯坦因这样滥用他的名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坦因当时因考古发现而得到了英国政府授予的爵位，现在却已经被当初资助他的大英博物馆忽视。该博物馆对其他考古功臣的贡献给予积极认可，却似乎更愿意将斯坦因从记忆中抹去。在博物馆的亚洲展厅里，斯坦因的发现只展出一小部分，其余都封存起来。也许，佛教徒会说这是斯坦因应得的报应。
时过境迁，现在的莫高窟和20世纪初斯坦因到来时判若两地。当年牧羊人曾在这里躲避风雨，残兵游勇曾在这里安营扎寨，而外国探险家们在这里恣意地掠夺旷世的宝藏。今天，这里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来驻足、来敬仰、来凭吊那荒芜大漠中坚贞的信念，那孤寂边陲迸发出的非凡美丽。今天敦煌的问题不是被遗忘，而是太受欢迎。络绎不绝的游客对洞窟里脆弱壁画带来很大的损害，这也是为什么敦煌研究院对洞窟参观严格把守，而那些最珍贵的洞窟只向研究敦煌的学者和专家开放。
我们一行二十人像一群羊似地跟在导游后面。每到一处，她打开洞门，草草寥寥介绍一番。偶尔，她把电筒打到洞顶或侧壁上，我在黑暗之中刚看清楚那是什么，电筒已经移到别处。我很快就离开人群，信步来到敞开的洞口前。我喜出望外——竟然没人上来阻拦。其中一座洞窟灯火通明。我探身进去，发现一个人背对着我，正在潜心作画。
我悄悄地走上前。他正在临摹北墙上的西方极乐世界。画面事先用铅笔精心打过底稿，每个人物都精确地定位在一个小格子里。此时的他正在着色，天蓝、翠绿、赭石、棕红，偶尔有一些闪光的金粉。画面中，阿弥陀佛坐在莲花宝座上，两边是菩萨。象征着刚刚重获新生进入西天极了世界的孩子们，或欢快舞蹈，或虔诚跪拜。几对飞天正伴着仙女们演奏的仙乐翩翩起舞。画面的背景是祥云笼罩下的雄伟宫殿、座座宝塔和亭台楼阁。临摹的工序繁重而精确。这是一种虔诚的举动，不仅是艺术技法的升华，还有精神上的浸染。眼前的画家正在沿袭这样的传统。我把他的作品与墙上的壁画做了个比较，我得承认他的临摹称得上大家之作。我想问问他临摹了多久。我轻咳一声，以引起他的注意。
他转过身来，“7个月。”看上去不太高兴我贸然闯入。
我大着胆子又问：“您认为原来的画家花了多长时间装饰整座洞窟？”
“这不全是一个人画的，至少要三四个。”说着他放下画笔，“你不是干这行的。”
“我连个圈都画不圆。”
他笑起来，告诉我几乎没有哪个画家独自完成整个洞窟，因为出钱的人总是想尽快看到自己想要的极乐世界。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中型洞窟，他说这样的洞窟三个画工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才能画完。我曾经读到过，画工们倾注心血，而得到的报酬只是食物和多给的一点食用油。
“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不能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壁画上，”他说，“诺大的莫高窟，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可我们现在只知道一位画工的名字。几年前，学者们在一个洞里发现了一具画匠的干尸，上面盖着壁画的底稿。他要为我们描绘人间的天堂，可他自己死了连个收尸的都没有，怎么能让人不心寒？”
我问他自己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混碗饭吃对我来说并不难，难的是捕捉佛陀和菩萨脸上那超然的神情。”
“也许你该信佛。”我和他开玩笑。
“你信佛吗？”他惊奇地看着我。
“我正在找。”
“怎么找？”
“沿着玄奘的脚步。”
“可是玄奘一直走到印度呢。”
“我刚从印度回来。”
“为什么？”
“想悟出佛陀脸上的微笑吧。”我回答说。
他盯着我，或许想知道我是否在开玩笑。“你知道玄奘曾经来过莫高窟，这里还有他的壁画呢。你看过吧？”
我摇摇头，并跟他讲了我遇到的麻烦。
“也许我能帮你忙。”他沉吟片刻。
“你能给我搞到特别通行证？”
“通行证我搞不到，可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现在正在几个洞里干活。”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走运，赶紧告诉他我想看哪几个洞。
“你在这儿等一会，我马上就回来。”
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想你不会像斯坦因一样吧。”
“偷点你的临摹总可以吧。”我和他开玩笑。他告诉我他和他同事们临摹的壁画可以在洞外的博物馆里看到，莫高窟10个最有代表性的洞窟的壁画已经全部在那里展出，参观者不必进洞就能够体验洞窟的美。“游客呼出的大量气体会损坏壁画，我临摹就是为了人们不必再进来，”他说得很严肃，“可是现在，我还是带你看看真迹吧。”
我们互通姓名，我就称他画先生。
“我们从头开始吧？”他边说边带路，扳弄手里的钥匙。“咱们先来看看最早的几个洞，是南北朝时期的，玄奘肯定见过它们。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几个。”
没走多远我们就到了第一个窟。画先生把电筒打到墙上，我眼前立刻迸发出夺目的色彩和图案。绘画的形式很简洁，菩萨像原来的肤色因为氧化而变黑，配之以整块蓝绿色飘逸的服饰，色块强烈的对比，是我在中国画里不多见的。“这简直就是毕加索。”画先生说：“临摹这些作品时，我快乐得多，因为不会有唐代人物的束缚感。临摹唐代作品光是首饰就要画上几个月，而这些壁画真的很自由。”
“现在我让你看看我们最伟大的宝藏，”画先生显得很兴奋。我们从洞里出来回到刺眼的阳光下，穿过一排洞窟前的走廊爬到第二层。“玄奘绝对不会错过这一处，这里公元642年完工，刚好在玄奘到这之前。我觉得这里的壁画是所有壁画中最完美的。”
220号洞不大，但是里面的壁画确实不一般。“我知道我刚刚说过自己喜欢简洁的，可是这里的唐代壁画是顶级的。你看弥勒佛那超凡的表情，”他用电筒指向北墙中心的壁画，“还有这跳舞的人。”他的手顺墙下指。“你看她简直从墙上跳下来，为你献艺。这些肯定不是当地画匠画的，一定是来自都城长安。这是莫高窟中对西方极乐世界最美丽的描绘，保存得也最完好。”
我心悦诚服。那场景是如此生动，人物如此鲜活、宫殿如此宏大，而布局又是那样和谐。对面墙上的东方极乐世界同样惊人。“这是洞窟的施主想像的自己家人的归宿，”说着，画先生将电筒指向入口甬道墙壁上的一排男人。
六个男人都身着同样的古代官服，长袍颜色深暗，耳朵上还有帽称儿。他们心满意足地站在那里，默想着自己在尘世间创造的天堂。从画像旁边的题献中我们得知施主名叫翟奉达，是当地的一名高官。他的曾祖父于公元642年将该洞窟定为自己的家祠，并用当时最流行的壁画进行装饰。“但是翟氏的子孙后代却无力维持，这座家庙于是被他人接管。当时在敦煌可不缺大施主，”画先生说着把我领到一个角落，那里竟然残存着四层绘画，“在剥下后来的层层壁画之后，翟氏家族的辉煌成就才显现出来。”
入口甬道旁边的墙上画的是维摩正与文殊菩萨辩论佛法。维摩原先是一名印度苦行僧，佛学造诣极深，不寻常的是他经常向妓女和赌徒传授佛法。但是在中国，他变成了一名风度翩翩的居士，还有妻室和家小。中国人喜欢他是因为他融智慧与世俗生活于一身，这是那些有权有势、财大气粗的施主们梦寐以求的。画中的他正与文殊菩萨讨论着一个佛教中最深奥的问题。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没有肮脏，就没有洁净；没有俗人，就没有僧侣；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痛苦和快乐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人一旦悟透这一点，也就达到了佛教智慧的至高境界，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无法用概念定义，也是无法传授的。人们只有面带微笑，静坐沉思，而此刻维摩和文殊菩萨正处于这一状态。这场讨论显然进行得很深入，就连一旁的皇帝也侧耳倾听，身后文武大臣也侍立在菩萨脚下。
“这可能就是唐太宗本人和他的大臣们的写照，也就是玄奘回来之后马上要见的人，”画先生说，“玄奘或许在想，自己怎样才能让这位皇帝听自己布道，并支持自己，支持佛教。”
画先生说得很对。敦煌佛教的繁盛深深地打动着玄奘，他希望整个中国大地都能如是。要实现这个梦想，首先要得到皇帝的支持。实际上，玄奘已经注意到，莫高窟最金碧辉煌的几座洞窟都是本地高官资助开凿的。当然，他们要在墙壁上留下自己的画像，就像翟家。他们的画像开始只是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但是后来他们的位置却越来越显赫，有的把整个家族都搬上了壁画，以此来显示他们的财富、权势和地位。最后，尘世的炫耀甚至掩去菩萨们的光辉。可是没有这些达官贵人的支持，佛教不可能兴盛。
我兴致勃勃地从一个洞窟来到另一个洞窟。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无比虔诚和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让我激动不已的是，一千多年前玄奘也站在这里。他会想什么呢？45号窟中描绘的商人们遇盗的场面是不是勾起他的联想？西行路上，他多次被劫，甚至差点丧命。眼前的壁画上，惊恐的商人不知所措，东奔西走找地方躲避；负重的毛驴四处逃窜，一匹骆驼绊倒悬崖上。像玄奘一样，商旅们向观音菩萨祈祷，强盗终于散去。于是他们重新装好货物，上路回家。但是，即是强盗也会改邪归正。285号洞内画着五百强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莫高窟不仅是天国的描绘，也是大千世界的写照，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玄奘的时代。我看到一名农夫和家人正把马牵进马棚，垂柳下的庭院清洁舒适，周围是绿油油的田野，一副农家乐的景象。佛教名山五台山上宏伟壮观，庙宇和寺院层层叠叠，进香的人三三两两，络绎不绝。一座高墙环绕的古城里，一名僧人正在指导他的两名弟子，旁边是一位七品官正在倾听百姓诉冤。此外，极具生活情趣的场面也都被生动地记录下来——女人在梳妆，男人在刷牙，孩子们在和猫狗嬉戏——而且千年之后仍然鲜活逼真，呼之欲出。我告诉画先生许多场面我觉得似曾相识，很可能就发生在一路上我路过的村镇，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不仅在追随着玄奘的步履，在读他的《大唐西域记》，我进入了他生活的世界里。就在敦煌，在莫高窟的壁画上。
“这是序幕，下午主角才登场，”画先生说。
我们离开洞窟，小心翼翼地走下陡峭的石阶。画先生邀请我在他们食堂吃午饭，我婉言谢绝。一天很快就会过去，我很想多转转，拍几张照片。我们约定一会儿在著名的大佛窟，也就是第9窟前见面。
我找了一块有树荫的地方，这样能把莫高窟的外景好好看个够。即使这样，正午的阳光还是很强烈，似乎要把人、树、窟都融化掉。但我不在意，至少现在人少些，更能体会一种意境。一千多年的虔诚，一千多个石窟，时间在这里停止，历史在这里凝固。我要寻找的一切，也许都在莫高窟的洞里。
就在我静静观望的时候，远处出现一队人，他们伏倒，起身，再伏倒，再起身。他们的身影在炎热的空气里跳动，似真似幻。我起身向他们走去。待走近才看清他们是藏族的朝圣者，泥泞的汗水正沿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流淌，酱紫色的长袍沾满灰尘，手上的护套闪闪发亮。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的长头磕了多久，他们的愿望是什么？
一反常态，我并不想得到什么答案。我默默地观望着，直到他们最后一次起身，双手合十，默默祷告。然后他们开始大声攀谈，转身准备离开。也许他们买不起门票，也许他们根本无需进窟看画。他们是朝圣者，只要来到这里，对这块圣地表达了敬意，他们也就心满意足。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思绪万千。在这里，我看到了旷世之美，我看到了历史长河，我也看到了信念的力量。但是对我来说，莫高窟更像一个博物馆，一个世界之最的博物馆。而对于那些朝圣者来说，它依然是膜拜的佛教圣地，就像玄奘到来的时候，就像开凿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的高僧所希望的。
藏族的朝圣者使我想起了我姥姥。她肯定会喜欢莫高窟，尤其是法华经变图，也就是把《法华经》的故事搬上壁画。比如观音菩萨拯救沙漠里和大海上遇难的商人、被熊熊燃烧的大火困在房子里的人们、受伤的士兵、断头台上的囚犯。为了使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姥姥一定会进香叩拜，然后开始祈祷。敦煌文书中一段老妇人的祷告使我觉得完全像是姥姥的话，虽然她们相隔一千年：
我进上一箸香，向您诉说我那从天而降的不幸……我祈求雷公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赶走那群折磨我的恶魔；我祈求他能够让我的病一天天好起来；我祈求他赐我幸福平安，结束我的不幸，饶恕我的罪孽。
我也想为姥姥祈祷，我张了张口，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午饭过后，画先生从食堂给我带来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馒头。然后他打开103号洞。这个洞不大，布局和装饰与上午看的翟家开凿的220号窟基本相似，不同的是东方极乐世界并没有占据整面北墙，而是为一小幅长方形的壁画留出一角。这正是我在莫高窟最想看到的壁画。在一座印度凉亭下玄奘与主人话别，然后和一行人在峰峦叠障的帕米尔山脉中艰难地跋涉。一个粟特人，胡须浓密，帽檐松垂，牵着一头负重的白象，里面装的一定是经卷和佛像。跟在后面的玄奘骑在白马上，身披御寒大氅。玄奘身后是两个步行的侍从。整个场面和谐安详，完全没有灾难来临、强盗来袭的迹象。接下来的壁画描绘的是玄奘还愿，感谢佛菩萨的保佑。
使我惊讶的不只是这幅壁画本身，还有它的年代，画先生告诉我是公元8世纪左右，也就是在玄奘到敦煌不到一百年里画的。由于他史诗般的西行，玄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传奇人物。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惠立的传记中描述的佛国盛况、沿途的高僧大德、还有异国乡情，在唐朝掀起一阵印度热。在玄奘回来之后的四十年里，到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不少人半路遇难，未竟誓言；一些人酷爱印度，最后留在那里；而那些凯旋归来的则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于是又激励更多的人步其后尘。这样的狂热持续了至少三百年。敦煌文书的亮点之一就是《大唐西域记》的片断，而且在其中一页的背面，一位僧人还写下他的名字和出家的寺庙。他一定是受玄奘鼓舞，于是求来一本《大唐西域记》，并以此为向导，开始了自己的朝圣之路。可不知道为什么到敦煌后，他没有继续前行，于是这本书也就留在了敦煌藏经洞里。据说，藏经洞的经书和画卷就是当时莫高窟下三戒寺收藏的。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玄奘热。佛教在唐朝几乎是国教，像玄奘这样的高僧，当然会得到人们的敬仰，更何况这样一位见人所未见，闻人所未闻，成就凡人未能成就之壮举的人物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很快就与佛菩萨和众天神一起出现在莫高窟的壁画上，接受虔诚百姓和僧人们的顶礼膜拜，并激励后人以他为榜样。
随着他的形象日益高大，传奇逐渐代替了真实。画先生告诉我，早在明代吴承恩的传世名作《西游记》之前，敦煌以东170公里的榆林窟就出现了玄奘西游的壁画，其中一副是玄奘站在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前，不知所措，旁边的孙悟空手里牵着白马，眨着眼睛，似乎正琢磨着如何把师傅弄过河去。最后是否像《西游记》里讲的请一头千年乌龟帮忙过河，结果还把苦苦寻来的经书掉到河里，就不得而知了。
画先生的话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法国传教士沿丝绸之路的游记。他20世纪30年代来到敦煌，和所有的旅行者一样，他特意到王道士专门为玄奘修的神龛祈祷。“每个朝圣者都要在神龛前进上一柱香，祈求玄奘他保佑他们一路平安”。就像玄奘祈求观音菩萨的帮助和鼓舞，这些后来人把他奉为神明，这样的殊荣玄奘恐怕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我在莫高窟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傍晚，我和画先生搭上敦煌研究院的班车回城里。画先生问我在敦煌还想干什么。
“想把所有的洞窟看一遍。”我脱口而出。
“那你得在这儿住上些日子。”他似乎并不奇怪我的回答。“另外，你也不妨在雷音寺体验一下生活。玄奘当年就住在雷音寺，至少《西游记》中是这样说的。”
是的，《西游记》里的唐僧不光在雷音寺里挂单，而且险些在此丧命，其中的故事是《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中的一难。但是我不知道敦煌的雷音寺竟然保留到今天。
“敦煌的寺庙在文革中都被破坏了。莫高窟保护下来是因为周总理亲自发布命令，所有洞窟都贴上封条封起来了。文革中莫高窟的革命很奇特，造反派只打人不打洞，敦煌研究院的人一个个被打倒，但是洞窟没人敢碰。是否冥冥之中也有什么在保护着莫高窟？它实在太伟大了! 可是敦煌的寺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砸的砸，毁的毁。雷音寺是10年前新建的，但用的是老名字。”画先生解释说。
画先生的话让我动心了。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在旅行结束时在一个寺庙里呆上一段时间。过去的8个月中，像玄奘一样，我看到了佛教的繁荣，它给人们带来的慰冀，它所创造的最崇高的佛教艺术，它在可怕的暴虐中的消失，还有它的重新崛起。我已经开始明白玄奘是如何在逆境和诱惑面前无所畏惧、坚不可摧。在菩提迦耶、鹿野苑和拘尸那，我体验到了最深厚的宗教的虔诚，但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而不是佛教徒。我知道我离佛门还有一大段距离——轮回、再生、因缘等佛教最核心的理念，我可以理解，但是一时还无法接受，而信仰需要完全的、无条件的接受。但是如果能体验一下寺庙生活，不但我对玄奘和佛教都会有一个更深的理解，而且我还能把我在西行路上的发现和心存的疑惑和僧人们细细道来，甚至我还能找到我的精神的归宿。
我决定在敦煌这个古老的佛教圣地体验我的寺庙生活。我知道我不能像一般僧人和尼姑那样直入庙门要求挂单，我需要有人引荐。好在我一路上遇到不少的出家人，他们都很理解和支持我的行动，我向其中的一位紧急求救，最终我如愿以偿。
“喀哒，喀哒，喀哒——”外面传来一阵一阵清脆、干涩的响声。声音不大，却打破了黑暗中寺院的寂静。这是什么声音？我哼哼了几声，想再回到梦乡中去。可这种陌生的声音再次钻透了我的耳鼓。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躺在禅房里，那奇怪的声音是一个僧人在敲梆子，呼唤人们该起床了。然而，我的两眼像似乎粘住了，就是睁不开。我翻了个身想接着睡，可是蓦地，如雷的喊声在我头上响起：“起床喽！”灯亮了，晃得我睁不开眼。等我总算睁开了眼之后，我瞧见了一张月亮般的脸庞俯视着我。是善忍，昨天晚上我遇见的那个女人。方丈吩咐过她在我逗留期间照顾我的生活。她是怎么进来的呢？我这才想起昨天我没法从里面把门锁上。窗子没有窗帘，可以看到外面还是漆黑一片。
“快点，你要迟到了，”善忍轻声说，随手把海青递给我。这是她连同床单、被褥和热水瓶一块儿给我拿来的用品。“假如你很懒、听见起床召唤后仍待在床上不起来，你知道他们会怎样说你吗？你下辈子会投胎变成蛇的。”
“管它呢，”我嘟囔着。
我从脸盆里撩起点凉水抹了把脸，然后套上我的海青。它太宽大了，几乎把我全罩住了。“喀哒，喀哒，喀哒！”值班的僧人又敲上了。现在必须出门了。我抄起经书，朝佛堂跑去，边跑边揉眼睛，同时这儿揪揪、那儿扯扯身上的海青，惟恐这些绳子、带子系错了地方。我意识到我的装扮有失庄重和斯文。按规矩我走路时步伐要轻而缓慢，昂首端庄，双手合十在胸前。可眼下我却快步如飞，几乎是裹挟着我的僧袍在奔跑。
殿门大开着，鼓声震耳，就像落在玻璃窗上的雨点。这是为了驱散我们可能残存的任何睡意。我首先向大殿中央的释迦牟尼佛像鞠躬，然后走进去站在了善忍和另两个妇女的身后。我们面前有六个僧人，一个站在“木鱼”前面，另一个站在铜锣前面，还有一个在敲鼓，剩下的三名站着。我们面朝如来佛鞠躬，然后下跪磕头三次。当我作第二次跪拜时，差一点被我这宽大的长袍绊倒。等好不容易镇静下来，我又找不着经书里该念哪一行了。我只好向善忍求助。僧人们都在吟诵经文。我们乞求“最高尚无畏、神通广大、大慈大悲”的佛祖帮我们去除尘俗邪念，早日得到觉悟。这时我发觉自己口中念念有词，内容我似懂非懂。这是佛教中的神奇符咒；但是对僧人们而言，它的魔力是什么、在何处？它的作用又在哪里呢？经书上并没有说。我很快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晓得僧人们念的是哪几页，更不要说内容了。他们一口气念了半个多钟头，然后才停下来喘口气。接着，他们又念开了《心经》。这个我熟悉，很快就找到了那一页。然而我已经集中不了精力了。刚开头就乱成一团，颇像我第一天上学那样。
这时僧人们把嗓门提高了一点，并且翘首朝天。他们用洪亮、深沉的男低音吟唱着，歌声发自他们的体内——也许是心灵——深处。这是种单调、抚慰、催眠似的吟唱。它的优美最终传到了我的心里，化解了我的困惑，我沉浸在了宁静之中，游离的思绪也收了回来，我开始了对神圣问题的思考。我不信教，也不相信念诵某种神秘的经文就会给我带来好运，减轻罪恶，消灾避邪，佑我平安到达西天。但我还是能够领略到那种意韵的美，它能唤醒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也许它是我能达到的精神体验的最高境界。我注视着那些僧人，他们的双目闭合，神情仿佛是在期待悟道的一刹那——万物皆空。即便没觉悟的话，背诵经文对他们来说无疑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们每天的生活同我们的一样，也充满着琐事、选择、诱惑和苦恼。
我们从做晨祷的地方径直去了饭堂。我们先朝阿弥陀佛的塑像深鞠一躬，然后从冰箱一样的机器里拿出了碗筷，这样可以避开成群的苍蝇。我们在圆桌旁坐下，一个妇女过来给我们盛了小米粥和烧茄子。一小段祷告过后，就正式开饭了：僧人们用餐的那股劲头简直和他们诵读《心经》的时侯一样。没有人说话，如果他们想再要一碗，就用筷子作一些神秘的姿势。我猜不出哪个手势代表什么。幸好我也用不着添饭：我飞快地吃，只想和其他人保持同步。他们放下碗，又作了一次祷告，这时我刚好咽下了最后一口粥，还好没噎着，看来我要是不想挨饿就得学一门新的语言了。
善忍跟着我走出来。“你不知道怎么添饭，是吧？昨天忘记告诉你了。”她看上去平静安详，声音柔和而甜美。当她翻看经书时，我注意到她的手柔嫩光滑。她大概有六十多岁的光景，也许更老一些。身上的米色羊毛上衣很简朴，但做工细密。她和寺庙里其他的善男信女不太一样，她更稳重、更虔诚、也更爱沉思。
她教我如何用筷子来打手势——如果想要粥稠一点，就把筷子插进碗里竖直拿着，就好像筷子可以立在粥中；如果想要稀一点，就做用勺舀的动作；如果不吃了，就把碗推向桌沿，筷子置于旁边，但不可像平时那样放在碗上。
我和她讲僧人们吃饭的样子真叫我大惑不解。“他们为什么吃得那么快？就不怕消化不良吗？”我问道。
她笑了，她说在寺庙人们吃饭时应该只有这五个想法: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了形枯；为成道业，应受此食。“所以不应该在进食上耽误太长时间，好像你吃饭是为了享受美味似的。”她说道。“你吃就是了，思想专注，这也算是一种冥想。”
离开之前，她对我说：“但愿今早我没吓着你。我敲过门，但你睡得太死了。你现在肯定想睡个回笼觉。别担心，过一两天你就会习惯的。”
我回到了禅房。屋里的用具再简单不过了：一张硬板床、一个板凳、一个塑料脸盆、一张桌子，上面有一支蜡烛，以备停电之需，除此之外再无它物。或许这和中世纪时的禅房没什么两样。不过不管里面有什么，外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屋子前后有两扇大窗，却都没有窗帘。我感到有点不自在，既为了对面住着的僧人也为了我自己。昨晚倒没什么，我是和衣而卧的。现在我想躺一会了：早晨四点就起床可真叫人有点吃不消，我都几乎无法思考了。但进庙里第一天就被人看见在屋里睡大觉可不好，明天我必须和善忍谈谈。
我竭尽全力保持着清醒。我去敲开了方丈的门，想了解一下全天的安排，我还应该再做些什么。他三十多岁，面容严肃，所以略显老成。所有入庙的参观者都要办理登记，我也不例外。当初我登记的时候，他是很乐意帮忙的。他问我在这里的情况如何，我回答说开头不太顺。我知道那冗长的咒语是用来保佑僧人寺庙、国家和众生的，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问我知不知道愣严咒的故事，我摇了摇头。他给我解释说，这出自佛祖最得意的弟子阿难。一次阿难出去化缘，遇到一位姑娘，便向她要水喝。姑娘对他一见钟情，就请求她的母亲使用魔法向阿难施了咒语。正当她准备拥抱阿难的时侯，文殊菩萨及时赶到，原来佛祖早已料到阿难要有一劫，会因此破誓，于是便派文殊将其带回。阿难羞愧难当，涕泪交流，说道：“怎么会这样呢？这些年来我一直听从您的训诫，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犯戒了呢？”
佛祖说，听到了和理解了是两回事。欲求好比毒药，因此必须舍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没什么做不到的了。于是他教了阿难大乘佛教中内容最丰富的经文之一，即《愣严经》。它详尽地分析了人的思维过程，以及达到觉悟的不同途径和障碍。经文的末尾就是能够驱邪避害的咒语，其中也包括戒除色欲的咒语。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据说如果没有了此经，佛教亦会消亡。
方丈不紧不慢地解释说：“色戒是大乘佛教僧人的首条戒律。我知道这很难，因为此乃人性之根本。但必须如此。佛祖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像试图变沙为米，永远都不能觉悟。”这就是他们颂读了25分钟之久的经文的内容。这儿的僧人大多数都很年轻，正当盛年。他们认为性欲在清晨的几小时处在最高峰，如果意志薄弱者不能靠定力来压制它，则长时间的诵经将消磨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心如止水。
我问他：“玄奘的时代也是这样吗？”
“清规禁戒应该是一样的，但他们用不着长时间的诵读经文。诵经以及晨祷、晚祷后来大概是在13世纪左右才开始的。我们都知道，玄奘根本不用担心这个，连如花似玉的女王都不能令他动容。而我们则不得不努力遵从佛陀的训诫，控制自己的身体。”他指着墙上的一张黑白、两张彩色的人体骨骼图继续说道：“静思也有作用。想一想，我们不过是一付骷髅罢了。”
显然，寺庙里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都是为达到觉悟而设计好的——我要做的就是去了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该做些什么。“按说你该自食其力，这是规矩。印度和泰国的僧人靠化缘为生。但在中国，从一开始皇帝就认为这是可鄙的行为。所以僧人要自谋生路。但我们现在没有土地了——只有一个小菜园，让一个居士照管着。”我问他自己能否在厨房帮点忙，他回答说那儿已经有两个人了。“你昨天说来这是想了解僧侣的生活，想静心冥想。我们的庙小，这儿没有大师，我希望你不至于太失望。但和我们共处也许可以帮你了解到你想知道的。”我起身告辞，他又对我说：“你应该多接触善忍和老方丈。他们都是好人。我想你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我听从了方丈的建议，去找上一任方丈。他正在种满杏树的果园里散步。他八十多岁了，消瘦但却健烁。是他白手起家创建了这座寺庙。“我挨家挨户地化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哪怕是后院的一棵树、一块砖、一袋米——我从不嫌少。我不知道自己是着了什么魔，回首过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那些插在荒地上的树苗如今都已长成了小树林。”他边说边用手指着一排排的杏树。
老方丈没钱请工匠，资助者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有钱有势了。但他仍梦想着有朝一日这个寺庙也能有莫高窟壁画那样的装饰。“壁画是教人们了解法的最佳方式。它直接、生动、感人，”他第一次见到莫高窟壁画是在13岁那年和父母一起去的，于是那种震撼就永远留在了脑子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躲避兵役他又来到了莫高窟，就藏身在洞里。贫穷和养家糊口的压力曾迫使他一度离开了敦煌。终于，在1981年，他63岁退休的时候，他决定皈依佛门，实现儿时的梦想。可当时敦煌并没有寺庙——因为寺庙都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摧毁了。于是修建一座饰有壁画的寺庙就成了他的使命。有两个画匠被感动了，主动向他提供了帮助。其中的一个用了两年时间临摹了莫高窟壁画里东、西方的极乐世界，只向他收取了成本费。这就是大殿两侧墙上的壁画。今天早课的时侯，我的思绪一直在这些画上面飘荡；有好一阵子，我都以为自己是置身于莫高窟中呢。而另一位画匠给菩萨庙和大殿的前墙做了壁画之后就出家了。
听了这些壁画背后的故事，在作晚课的时候我不禁向这些壁画凝神细观，很快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些壁画如此动人，简直可以乱真。此外它们还是晚间祈祷的内容——即如何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以及如何通过祷告在佛的指引下获得觉悟。我们念诵了《弥勒佛经》，它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奇景。然后我们开始忏悔，发誓要信仰佛、法、僧，并虔诚地祈求觉悟的到来。出于对众生的同情，我们不仅为自己祁福，还为所有人祷告，包括那些下了地狱的人，——通过僧人的超度和大慈大悲的佛菩萨的恩赦，他们也可以进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我们诵读了普贤菩萨警众偈：“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我坚持到整个仪式结束，但心绪却一直飘忽不定。我想到了莫高窟，想到了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姥姥，甚至想到了文革时每个中国人所必经的仪式——每天清晨向毛主席鞠躬，向他悔过自新，赞美他是我们的大救星，从他的红宝书里引经据典、大喊口号，立志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在自我批判中寻找自己的灵魂，高呼“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过错专门写在日记里，在班上大声朗读。我在小学四年级时的一篇日记里写到：“我们的伟大领袖、导师、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至高无上，没有团结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但是今天我为了一点小事和我的弟弟打架了。如果我都不能团结他，我怎么能和祖国所有的人团结呢？如果人们都不团结，怎么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伟大理想呢？我必须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对于像我姥姥这样的佛教徒来说，往生极乐乃是信仰的核心，也许比觉悟还要重要。觉悟太难，而且即使达到了，也需要不止一次的新生。甚至《法华经》也写道：真正的法不可理解，只有佛陀知晓一切。但是虔诚的人们不应感到失望，因为佛菩萨随时都在注视着他们，随时都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阿弥陀佛创造了西方极乐世界，给那些向往涅槃的人们作为中间站。任何人，包括杀人犯都可以在那里小憩，只要他们连发十次愿。
我曾经以为西方极乐世界本身就是终点，而不是到达到涅槃的一种手段。极乐世界总是挂在我姥姥的嘴边上，但却从来没听她提过涅槃。这些壁画上描绘的中间站是如此的令人神往，为什么虔诚的教徒还要不辞辛苦地追求涅槃呢？另外，姥姥心中的天堂也让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一切东西应有尽有，但在我看来，不论是佛教徒的天堂还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任何一种能让人尽情享受的永恒世界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样的地方若非存在于人的心中，我想不出还会在哪里。
饭后，我们在后院散步时，我把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想法告诉了善忍。“你知道禅宗六祖是怎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吗？”我摇了摇头。“受惑的人不知道净土就在他们心中。他们反复念诵佛的名字，企盼在西方世界里获得新生。但是如果他们不去除心中的杂念，佛怎么会欢迎他们？聪明人净化自己的心灵，纯净的心灵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一直很喜欢与禅宗有关的诗歌、园林及其所代表的纯净与简洁，但是我把禅宗和令人费解的公案联系在一起，它意在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使你看到自己真正的本性。但很多公案我并不明白。我把这些都如实告诉了善忍。她笑道：“但你完全理解禅宗意义上的天堂，不是吗？你会喜欢《六祖坛经》的，那里面大多是谈修身养性的。”
她是对的。我越是了解禅宗，就越是发现了它的诱人之处。禅宗是关于个体本身的——洞察事物的内在本质，超脱世俗享乐的束缚，达到内心的自由。这用不着仪式也用不着经书，靠的是自律和不懈的坐禅。要我姥姥这样的人坐禅是不现实的，她需要的是那片净土所能给予她的更为单纯的安慰。我自己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但这确是我心所向。
我对善忍产生了好奇。她精通佛理，而且显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怎么皈依佛门的呢？毕竟，她是我父母一辈的人，一般说来，他们不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但是在寺院里，不可以问别人的过去，当然更不能在第一天问了。现在我精疲力竭，若想明天表现得好点，就赶快得去睡觉。我就向善忍道了晚安。“你能熬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她说，“我给你打点热水，你回房去吧。”
她给我打了一暖瓶热水。我倒了一杯，可转念一想还是不喝了：厕所在寺院一角的果园附近，离这儿很远。说是厕所，其实不过是在地上挖了一个洞，而且还没有灯。我想还是尽量少去的好。我刷过牙，简单洗了一下就和衣躺下了。我忘了提窗帘的事，明天一定要记着。然后，不消几秒钟我就睡着了。
我很快融入了寺院的日常生活：一日三餐、两次仪式；早晨帮善忍打扫殿堂、给花草浇水；午睡过后从新、老方丈那里以及从自己在寺院的生活中了解佛教知识。方丈曾说过，与现在相比，玄奘时代诵经和沉思的时间更长，而仪式的时间则较短一些，除此之外没有多大差别。这儿似乎很适合我。除了吃饭，什么都用不着赶时间。僧人们友好、快乐、彬彬有礼，而且善解人意。我甚至开始喜欢那高深莫测的经文了。而且关于佛教及其历史，我每天都能了解到很多。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海青这么大了：把它做成大波浪的形状，意味着要吸纳海川般的知识。我还明白了为什么僧侣们即使有足够的香火仍要努力劳动：在845年对佛教的残酷迫害时期，许多派别都消失了，而禅宗却依靠自力更生在深山里存活了下来。
我也很高兴能对他人有所帮助，以作为我学到的知识的回报。曾经有两次，我在为死者超度的仪式里充数。佛教认为，每个死去的人直到葬礼结束前都是处在游离状态，然后根据因果报应，下辈子或者变成神，或者再转世为人，或者在地狱里接受阎罗王的判决投胎为动物。与但丁笔下的地狱不同，在阎罗王这里，下了地狱的人并不是不能救赎的。僧人们通过念诵经文，可以用佛祖和菩萨们永不消逝的德行和他们自己所修的善缘来为这些死人超度、消去他们的恶业。
我祷告、跪拜、诵经，绕大殿走了20次，默念了阿弥陀佛1000次。然而，我并不敢肯定我的参与能令死者有一个好的归宿。我心中杂念丛生，似乎转世投胎并不仅仅是由因果报应来决定的。如果僧人们能把他们的德行转给死者，那么人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好好生活，去努力修行呢？因为无论人们做什么，最后都会得到拯救。我实在想不通这里面的逻辑。
但是我在寺庙里最不习惯的是每天傍晚的打坐，也叫坐禅。要我盘腿坐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但要我凝神静思实在太难了。我的思绪就像乱舞的蝴蝶，过去的记忆交织着现在的印象在脑海中纷繁闪现，这些我完全无力克制：佛祖的微笑、淡蓝的天空、沙漠里的骆驼、工作中的朋友、病床上的父亲，还有在黑暗中祷告的姥姥——不经意间他们就从我的心灵最深处浮现出来，仿佛故意要搅乱我想达到的明澈。这些下意识的思绪或许和梦一样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使我无法全神贯注地思考。
禅堂门上的语录是:“念佛是谁”。佛是我姥姥说的那样是神吗？佛是我们的本性，只不过是我们的欲望和无知把它遮住了吗？佛是令幡动的风吗？要么，他是无、是空？打坐可以使我们练习集中思考一个物体或一个念头。当汹涌的波浪掀起海底的泥沙，混浊的水就会使我们视物不清。人的思想也是一样。心潮澎湃、浮想联翩都会使我们的直觉遭到蒙蔽，让我们不能看清一个想法或一件东西的真实面目。通过坐禅，经过这个如同心理分析一样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之后，起伏的思绪就会得到控制。坐禅是僧人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事实上也是觉悟的前提。佛陀就是这样在菩提树下觉悟的。一名僧人只有把自律、坐禅、智慧结合起来才有希望觉悟。至于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还要困难。
有好几次，我都发觉自己在打坐时打瞌睡了。我向善忍如实坦白，她听后笑道：“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说打坐的吗？吃饱喝足、坐倒闭眼、睡大觉！”我禁不住大笑起来。“但打坐的确可以帮助你思考。”她又加了一句。
她不觉得很难吗？我很想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