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在牛津大学研读历史期间，作者书云遗憾于中国人对于玄奘的了解，多来自《西游记》里的唐僧，忽视了真实玄奘的历史价值。为了还玄奘以本来面目，她毅然踏上了追寻玄奘足迹的西行之路，体验玄奘当年求法的艰辛历程，感受古老文明的魅力，领悟千年佛法的真谛。她从西安出发, 穿过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 走遍整个印度，历时近一年，跋涉万里，几经磨难，将沿途的风土人情、奇闻异趣、历史感怀、心灵激荡，汇成文字，遂成此书。

此书内涵丰富，历史感浓厚，寓意深远。远离尘嚣，静心品读，你会发现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它是一次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震撼人心的精神旅程，是一本需要用心灵去感悟的好书。

此书已出版有英、德、法、意、日、韩等10国版本。英文版曾两次被英国书评人在泰晤士报评为年度最佳图书，广受读者欢迎，好评如潮，而且在东南亚国家掀起了一阵“玄奘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特为此书作序，评价此书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佳作，让人感动，使人难忘，给人启迪，令人享受。

姥姥、我与玄奘(1)
“腊八，腊八，冻掉下巴。”这一天可能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这一天也意味着春节快要到了。一大早，我们就围在炉子旁边做腊八蒜，把剥好的蒜瓣洗干净，放在罐子里，用醋泡上，再密封好，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吃饺子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爸爸一边催着我们干活，一边不停地搅着炉子上热腾腾的一大锅腊八粥，里面有花生、枣、杏仁、核桃、栗子、莲子、百合、桂元肉、葡萄干以及各种各样的米和豆子，要煮上大半天才能烂，满屋子都是香味。这一天，每家都要煮腊八粥，大人吃，小孩吃，甚至猫儿、狗儿、鸡儿也要喂一点，还留一些给在外未归的人。我问爸爸，为什么要喝腊八粥？ "大概是图个吉利吧! 把一年家里余下的五谷杂粮煮在一起，希望'年年有余'。"他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搅着粥。"你知道吗？ 老家的人还把腊八粥涂在果树上呢，他们说大树小树吃腊八，来年多结大疙瘩。"　　"那为什么非在今天喝腊八粥？ 明天不行吗？" 我又问。　　"你总是问这问那没个完，真讨人嫌。"爸爸不耐烦地挥挥手。我看见姥姥张了张嘴，没说话 。　　晚上快睡的时候，姥姥问我，"你想知道为什么今天喝腊八粥吗？ "　　"是呀，我问爸爸半天，他也没说，还嫌我话多。"　　"当着你爸爸我不好讲，其实，今天喝腊八粥是有讲究的。今天是佛祖成佛的纪念日。"　　"佛祖是谁呀？"　　"就是我带你到庙里去看见的大殿中间供的那个佛。"　　"他成佛，干吗我们都喝粥呢？"　　"是这么回事，" 姥姥慢慢地对我说。“佛祖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印度人。”　　"印度在哪儿？"　　"很远，很远，大概有一万多里路吧，他见人们受苦受罪，就想找一个办法造福世人。他想啊，想啊，不吃，也不睡。"　　"不吃饭，不睡觉，能行吗？ "　　"就是呀! 他就昏昏迷迷的了。后来，一个放羊的女孩路过，看他饿成那样，就挤了一碗羊奶，放了一点米，熬了一碗稠稠的粥。喝完粥，他就有劲了，坐在树底下，想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就想出办法来了。这个办法就是让人们信佛，这样，他就成了佛祖。后来每年到这天，大家都喝粥，怀念佛祖。时间一长，就成习惯了。"　　"佛祖真了不起，这么多人为他喝粥。"　　"你长大就知道了， 他确实很了不起。"　　我们家乡有句谚语：“老太太，别心烦，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之后，大人们就开始准备过旧历年了，小孩们也掰着指头数，嘴里唱着歌谣：“二十三，糖瓜粘。” 姥姥说这是为了堵灶王爷的嘴，祈求他到天上替我们说好话。“二十四，写大字。”每家都希望在门上贴几句吉祥如意的话，姥姥家没人会写毛笔字，就到街上去买。“二十五，扫房子。”这是孩子们最不愿意做的事了，大冷天的，喘口气都冒白烟，还得把所有的门窗都擦得锃亮。然后就是蒸馒头、宰鸡、炖肉，都得按时按晌来，可有讲究了。　　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终于把年盼来了。平常吃不到的东西——花生、糖果、干果、油饼，不知道一下子从哪儿都冒出来了；过年那几天，天天都吃肉，还有鸡、鸭、鱼！看着桌子上摆的满满的好吃的，瞧着身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新衣服，我想要是天天过年该多好啊!　　过年最开心的，除了吃，还有玩。玩的地方可多了。平常只能在院子里跳皮筋，踢毽子，捉迷藏，现在可好，街上热闹得让我眼不够使，尤其是庙会，想什么有什么。家乡的庙会是在一个大寺庙前的空场上，这里平常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可是赶庙会的时候却人山人海。我们小孩子在人缝里钻来钻去，东看看，西瞧瞧， 踩高跷的，骑驴的，跑旱船的，跳大头娃娃的，吹糖人的，捏泥人的，拉洋片的，卖绒花的，耍把式的，最好看的就是搭台子唱戏的。台上那些人穿得花花绿绿，脸上还涂得花里胡哨，打来打去的，也不知道累，一直到天黑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往家走。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街上热闹得每天都像在过大年。马路边上尽是标语，红的、绿的、粉的、黄的，风一吹就飘起来；到处都竖着红旗，挂着毛主席像。大喇叭从早到晚不停地放革命歌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青年男女，一边背着红宝书里的句子，一边跳着"忠"字舞，还挥拳蹬腿摆出各种革命姿势--这些人好像从来不知道累，但是也有人会晕倒，不得不被人抬走。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上，别针刺进肉里，血滴下来。　　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是全城出动，排成几队，前头是噼里啪啦的鞭炮，紧跟着有人举小纸旗，有人扛大标语，大家都喊着口号，女人们还踩着锣鼓点儿跳来跳去。就像过年那会儿的游行，几个农民踩着高跷，扮成狮子和驴还有传说里的人物，演哑剧。每次我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游行，他们总是说：毛主席有了新指示！这种时候，大家不管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走上街头，宣传最高指示，发誓要忠于毛主席。　　我们还常常能看见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被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高的纸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用黑毛笔写着他们的名字，又用红笔打上大红叉。这些人当中有穿着绫罗绸缎的地主和剃着阴阳头、脸上擦着胭脂的地主婆；有衬衣上泼了红墨水、黑墨水、蓝墨水的老师；有给丈夫戴绿帽子的坏女人，脖子上挂着破鞋；还有头发和胡子都花白的老和尚，长袍扯破了，还抹了牛粪。他们活像一群化了妆的马戏团小丑。我和一群孩子跟在后面跑，又是喊，又是笑。  [返]  

姥姥、我与玄奘(2)
这些人被带到一块大空地上接受批斗。这种批斗大会就像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一样，引来一大帮围观者。有一次我拉着奶奶一块儿去看，那些"牛鬼蛇神"围成一个圈儿，慢慢地走着。旁边有人大声呵斥他们，朝他们身上吐唾沫，一个红卫兵还用皮带抽他们。有几个人的高帽子掉了下来，拴着沉沉的大牌子的铁丝勒进了肉里。卡车上的喇叭大喊："打倒反革命！叫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人是美帝、封、资、修分子，妄图推翻我们的工人阶级专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阶级斗争时刻不能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窜上窜下，想好好看看他们。姥姥靠在电线杆上，脸色苍白。她转过身，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要是那样对人的话，会下地狱的。"姥姥你唬我，才没有地狱哪！"我回嘴说。天黑了，红卫兵排着队走了。"阶级敌人"们把高帽子和牌子收拾起来，低着头，慢慢地往家走。可能明天他们还要游街时用。　　我记得曾经问过姥姥，那些人怎么可能会推翻政府呢？我不明白。那些光头老和尚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袍，看上去虚弱得要命，好像随时都会被重重的牌子压垮。姥姥说他们的心最软了，因为怕踩到蚂蚁，走路都小心翼翼的；过去他们点油灯都要加个罩，怕蛾子飞进去。可是爸爸警告我说，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说："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很快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命，首当其冲的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 ，旧习惯。寺庙在中国乡村和城市处处可见，那时被当作是封建迷信的最显著的标志，自然成为红卫兵革命的主要对象。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寺庙，过去姥姥经常带我去，那里很特别，大殿的廊子下和院子里摆了许多用彩纸糊成的马呀，牛呀，车呀，人呀，和真的一样大。我很想抱一个回家，但姥姥说这是给死人用的。我不明白人都走了还用这些东西干什么。“破四旧”开始之后，红卫兵们用斧子把寺庙里的佛像砍得乱七八糟，把看门的人也轰回家去，然后用大铁钉把门紧紧地钉死。后来随着革命的需要，寺庙变成了生产队的粮食仓库。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越来越深入了。他们开始抄那些所谓"黑五类"的家。他们想象这些人的家里肯定会藏有各种反革命证据和他们企图复辟的变天账。结果抄来抄去，只抄出多年来积攒的唱片、画报、古董、 首饰、皮大衣、地毯、沙发。虽然没有变天账、武器弹药之类的直接的反革命证据，但这些东西也证明这些人怀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时刻都想复辟。红卫兵把贵重的物品拿车拉走没收，他们认为没用的，扔得满街都是。　　有一次，姥姥上街，正赶上红卫兵抄一个右派的家。那个人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就有书。红卫兵失望之极，把书扔到街上， 让那个右派站在上面，劈头盖脸，狠狠一顿打，扬长而去。我姥姥把他扶起来，搀回家去，并想帮他把书捡起来。老先生摇摇头，"不要了，不要了，都是这些书惹的祸。" 看着遍地都是的书，姥姥觉得很可惜。她不识字，就挑了一些带画的小人儿书带回来。那些书上沾了好多土，脏兮兮的，好几本都没有封面了。姥姥找了一块抹布，小心翼翼地擦干净，对我们说："外面乱，以后少出去玩，就在家里看书吧！"　　一下子有这么多小人儿书，我和两个姐姐高兴得跳了起来，你拿我抢，都不知看哪一本好了，有童话的，有历史的，有冒险的，有打仗的。　　晚上爸爸下班回家，一进门见我们三姐妹都在津津有味儿地看书，就问："哪来的这么多书？"　　"姥姥从街上捡回来的，" 我们头也不抬地回答。　　"怎么能随便往家里捡这些破烂玩意儿！" 他大声呵斥着，然后拿起桌上和我们手里的书，一本一本地翻看。我们吓得诚惶诚恐。　　"这不能看，这是有毒的！"他把我二姐看的一本童话扔到地上。　　"这也不能看，这是封建迷信，"我大姐手里的《水浒》连环画被重重地摔在地上。他翻了一眼我的小人书，"噢，《西游记》，这是本好书，可以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可爱读这本书了，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扬孙悟空呢！"　　"什么诗呀？"我们一齐问。　　"等一会，我得去找找。"　　一会儿，爸爸回来了，手里拿了一本厚厚的毛主席诗词。他翻到其中一页，给我们读起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主席为什么喜欢孙悟空呢？" 我问。　　"毛主席就是喜欢敢造反的人，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你们看满街的红卫兵，毛主席希望他们都像孙悟空一样到处造反。"　　"造谁的反呢？"　　爸爸突然把脸沉下来，"别瞎问，接着看书吧！"　　我至今依然记得第一次读《西游记》的感觉。它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孙悟空想上天，他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他想入地，阎王小鬼谁都休想阻挡他；他有七十二变的本事，一摇身，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他一抖金箍棒，说大就大，顶天立地，说小就小，像个绣花针。他火眼金睛，任何人都休想欺骗他。它和猪八戒还有沙和尚三人一起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路遇九九八十一难。猪八戒贪财好色，沙和尚本事不大，全仗着孙悟空，一路斩妖除怪，最终完成了取经大业。可是让我困惑不解的是，孙悟空那么有本事，为什么那个窝囊的唐僧一念紧箍咒，就让他疼得满地打滚？他为什么要保护这个优柔寡断、人妖不分的笨蛋呢？他们师徒四人上刀山下火海取的又是什么经？  [返]  

姥姥、我与玄奘(3)
我一边看，一边问姥姥。　　"你记得我们为他喝腊八粥的佛祖吗？佛经就是他的话，当然很重要了。"　　"那是不是跟主席语录似的？"　　"噢，差不多吧！"　　"这么重要的事，怎么派这么一个笨蛋和尚去呢？ 如果没有孙悟空他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不，不，唐僧本事可大了，他是一个人到西天取经的，"　　"别骗我了！孙悟空那么有本事，还得请神仙帮忙呢!"　　"真的有这么一个和尚，他就这么大本事，他是个真人，叫玄奘。"　　"书里可不是你说的那个样。"　　"你还小，长大了就明白了。"　　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学校已经被工宣队管起来了。工宣队由工厂里抽出来的一批无产阶级觉悟高但文化不高的老工人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共产主义接班人。阶级斗争被当成主课，是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内容。文革中后期又"学工、学农"。我们到工厂里实习，学着做镰刀和锄头之类的简单工具。可以想象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废品。但是这没关系，他们是在培养我们对劳动和工人阶级的感情。说老实话，我们对工厂还真有感情，愿意学工，也不累，跟玩似的。我们就怕学农。每当麦收时节，我们就带着行李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六月里火辣辣的太阳下， 农民在前面割麦子，我们跟在后面把打好捆的麦子抱起来堆成一堆儿，尖利的麦芒把胳膊划得横一道，竖一道，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把落在地上的麦穗捡干净，一亩地没干完，衣服就湿透了，带来的水也喝完了，嘻闹的声音也没了，直腰躺在麦堆上真的不想起来了。望着那远到天边的麦田，心里直发怵，这要干到什么时候？　　其实农民看着我们也发怵，因为我们的到来给他们添的麻烦更多。麦收是农村最忙的时候。男女老少都下地，家务活都顾不上干了，可是他们还得抽出时间来给我们做饭； 干活时，他们生怕我们这些没干过农活的学生不小心割了手，碰了头，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于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晚上他们累得眼都睁不开了，还要硬撑着给我们忆苦思甜，对我们进行再教育。　　除了学工学农，我们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教室里黑板报上的标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是批判教育的对象； 考试交白卷是英雄，蔚然成风。学生一毕业就去农村接受再教育，而不是到大学去读书，我姐姐也随着时代的潮流上山下乡干革命去了。　　每次姐姐回来，听她讲农村的生活，怎么除草施肥，播种收割，我觉得自己将来的命运也不过如此。还学什么？ 每天就是瞎混，等着长大了修理地球去。我不知道在那样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我姥姥怎么会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读书。也许她这些想法是从她看的老戏中得来的吧。过去中国的戏曲里，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只要认真读书，就能考取功名，不但能衣锦还乡，中了状元还可能娶到皇帝的女儿。姥姥常常对我说，艺不压身，有了真本事，什么时候都会有用。“你不能像我这样连厕所门口的男女牌子都不认识吧？" 她和我半开玩笑说。“如果你读书，就什么家务都不用干了。读书当然比干活好。” 姥姥除了这样教导我，还时常给我增加点额外的动力：好吃的多给我一点。　　除了姥姥的关爱，父亲的严厉也使我受益匪浅。他眼看着单位的年轻人，文化革命初期打砸抢造反，到后来游手好闲，不求上进，打心眼里烦。怎么能这样呢？他们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将来靠这些人接班行吗？对阶级斗争的厌倦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使他心情郁闷，经常把火撒在我们身上。但是他只要看到我们在学习，在读书，脾气就好多了。学校里他管不了，家里他说了算， 在他眼里，谁的学习成绩好，谁就是好孩子。　　1978年大学恢复了高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上大学不用考试的状况，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又在无奈的情况下，被重新捡拾了起来。对于像我这样没有什么背景，又生活在小城市的年轻人，这可以说是惟一的出路。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种兴奋我终身难忘。除没有疯颠之外，我觉得自己和范进中举没什么两样。牛津、剑桥虽然古老，但是只有中国人和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北大在中国学术思想上所处的独特地位。　　我进入北大的时候，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和整个中国一样，在“四人帮”垮台后正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的劫难？从来我们的民族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几亿人只能读同一本书，说一样的话，喊一样的口号，唱同一首歌，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从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没有这样被彻底颠倒，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革命的口号下，人们就像特务一样，互相监视，打小报告，随意背叛和出卖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几代人的希望、理想、热情，……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痛苦和牺牲。为什么？在课堂，在宿舍，在校园，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返]  

姥姥、我与玄奘(4)
……　　我进入北大的时候，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和整个中国一样，在“四人帮”垮台后正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的劫难？从来我们的民族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几亿人只能读同一本书，说一样的话，喊一样的口号，唱同一首歌，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从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没有这样被彻底颠倒，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革命的口号下，人们就像特务一样，互相监视，打小报告，随意背叛和出卖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几代人的希望、理想、热情，……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痛苦和牺牲。为什么？在课堂，在宿舍，在校园，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北大那狭窄却又异常活跃的三角地，每天都有学生讲演，内容不外乎是科学与民主。他们的观点如此尖锐，使我这个刚入校的新生感到震惊，甚至都有点替他们担心。在我们家乡，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能被抓起来。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人，这就是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近一百年所尊奉的信仰。而正是由于这种信仰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良知，推动着中国的变革和前进。中国的皇权和专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北大人自由的声音虽然弱小，如同一棵嫩芽，随时都会被践踏和扼杀，但是北大学子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中国变革和开放的产物。80多年后，适逢中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北大自然而然又站在开放的前列，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我正好就读于西语系的英语专业。我的专业课程一下子将我带入一个新的世界。以前我们的哲学课就是去背那些数学方程式一样的经典语录，所以一上哲学课就头疼。在北大我上的第一节西方哲学史课，读的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著作。这部书的扉页上的一句话，让我困惑不解: 哲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学会在未知的情况下生活。因为从孔夫子大人到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定好了条条框框，都教我们相信一个标准答案，一个真理。任何人不能越雷池一步，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和思想都不会被容忍。我们只能中规中矩地生活。　　对于听惯了革命歌曲的我来说，一曲莫扎特的奏鸣曲把我带入了从未有过的意境，似天籁之声使我陶醉，心灵深处涌动着一种向往，一种神圣的爱。很难想像这样优美的音乐曾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遭到禁止。音乐家们因为演奏它们，被折断手指，发配劳动。　　每周一次的英美报刊选读课，让我真正地感受了西方的民主精神。这门课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并增加对英国、美国社会的了解。一篇篇犀利文章，尖锐地抨击着国会、政党、总统、王室，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问老师：这些作者怎么这么不爱国呢？政府又怎么能允许报纸杂志这样肆无忌惮呢？ 我的老师 ——一个留美的博士笑着对我说：他们的批评是对政府的监督，也正是因为这种批评，社会才能不断地完善。她的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北大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阔了眼界：另一种以人为本，注重科学，具有冒险精神的文化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更多地了解它，发现它。　　1986年我毕业时，恰逢教育部招考公费到牛津大学深造的学生，我有幸考中。此后的两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如果说北大打开了我的眼界，把我带入一个崭新的自由王国里，那么牛津大学则教会了我如何真正地去思考。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起，逻辑学就是西方人的骄傲；此后一批又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不断地充实、完善这门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学科，直至炉火纯青。　　缜密的逻辑思辩，独特的学术观点，是牛津大学期待于每一个学生的。为此它采取了独特的"一对一"的教学方法。每周一次，我的导师给我布置一个命题和相关的参考书，在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图书馆里，我苦读三、四天，然后写一篇文章，阐述孰是孰非，及我自己的观点。文章交上去后老师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饮茶之间，他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医生，一眼就看出了我文章中的问题，并一一指正：论点不明，论据不足，论证不严， 在这里，北大人的空想、联想和假设没有任何位置。事实、数据、思辩是通过答辩的惟一途径。短短的两年时间，几百篇的论文之后，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思想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如何去伪存真，成为我一生受用的工具。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节课。我学的是国际关系，第一课的题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拿到选题后，我心里得意洋洋。这很容易，在北大时，我们就学过列宁的理论。像英国、法国这样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把他们的殖民地划分给像德国这样后起的工业化民族，结果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的恶战。这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可是我一读导师给出的参考书，就彻底地糊涂了。有的说英国人根本不想卷入这一战争；有的说德国人判断错误，它认为自己可以一意孤行，不会受到英、法的干预—— 就像萨达姆侵略科威特，根本没想到美国会与他打海湾战争。还有的说德国人根本不是觊觎英国、法国的殖民地，它只不过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殖民地只是承认的一种方式而已，但不是最终目的。每一种观点都言之有据，列宁的观点似乎并不全面。我无所适从，只能鹦鹉学舌般地把各家之说一一罗列下来。我至今还保留着老师给我的评语: "再接再厉。我相信我们俩都不会失望。"  [返]  

姥姥、我与玄奘(5)
除了和导师 "一对一" 的小课，牛津的大课同样令我耳目一新。班上十三个学生，来自九个国家。有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一毕业就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战场上；有日本外务省温文尔雅的女外交官，后来成为日本国贤淑的王妃；还有风度翩翩、能说七国语言的天才，他的目标是成为欧洲共同体外交事务的第一把交椅。我们相聚一堂，各抒己见，某种观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就像英国国会的辩论一样。就是在这样的激烈的辩论中，很多未来的政治家诞生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是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毕业生。　　我尤其喜欢我们班里一位带着圆圆眼镜的印度学生，他学识渊博，无论课上课下，说起话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你猜我最崇拜的中国人是谁？"　　"周恩来？"我试探着说，因为周总理为了增进中印两国的关系几次访问印度，给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摇了摇头。　　"邓小平？"　　这时他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好在答案再简单不过。他看了看我，用强调的口吻说："是玄奘呀！你当然知道了!"　　"哦，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小说。" 我边说，心里边嘀咕他为什么这么崇拜唐僧呢？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吃惊和不解的样子。　　"他是印度人最伟大的朋友。他非常了不起。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历史可能还是漆黑一片呢！就连你们中国人对我们国名的称谓，印度，这两个字，也是玄奘大师给取的。"　　我为我的无知而感到羞愧； 同时也稍有疑惑，我们说的是同一个玄奘吗？　　我记得上中学时，历史书上提到玄奘到印度取经和他写的《大唐西域记》，都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印度人所崇拜的玄奘，不是我们所推崇的人物， 精忠报国的岳飞、抗击英军销毁鸦片的林则徐，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玄奘的名字，从此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　　玄奘出家时，正值隋朝末年农民战争开始。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一度传檄要围攻东都洛阳，城内供给断绝，人心惶惶，僧人百姓纷纷出逃。玄奘劝哥哥长捷随他北上长安，因为另一支起兵军队的领袖李渊已于公元618年在那里建立唐王朝。可是当他们兄弟二人辗转千里来到长安时，长安远非他们想象之中的太平之都，战火未熄，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长安城里没有一座寺庙正常开放，也找不到一个高僧大德。一打听，才知道，为躲避战乱，他们多数出逃到蜀地，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使那里成为理想的避难之所。玄奘和哥哥长捷毅然南下。　　在蜀郡成都， 每天都有来自大江南北的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玄奘如饥似渴地向他们求教，不出两年，他对佛教的典籍和各个教派的教义了如指掌。但是他了解越多，困惑也越多。有时一部经书，高僧大德们不仅理解不一，而且用的经文译本也不尽相同。玄奘逐一请教，但是最终不能尽解心中疑惑：是佛经翻译不够准确？ 还是理解出现偏差？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成百上千的域外僧人，尤其是印度和中亚僧人，迢迢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中国传教，是他们最早把佛经翻译成汉文。使他们欣慰的是，佛教一传入东土，就深受中国人的欢迎。中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自己信奉的道教和儒教。可是儒教强调的是社会的和谐与秩序，而道教关注的是个人和宇宙之间的统一，其目的是寻求此生此世长生不老。儒家和道家都没有回答人们最想知道的问题——人死后会到哪里？ 佛教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行善积德的人肯定会进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回答了人们对来世的忧虑，也满足了众人对平等、正义和关爱的渴望。虽然几经坎坷，佛教最终在这片拥有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扎根发芽，成长壮大，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使佛教更符合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心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僧人在翻译经文、注释经文和解释经文，然后开始创宗立派，天台宗、唯识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应运而生。天台宗形成于隋代，因为创始人智顗常住于浙江省东部的天台山而得名。智顗精通佛法，谙熟典籍，是他第一次把浩如烟海的佛经翻译分类，整理编目； 也是他，在把不同佛教教派消化吸收后创立了天台宗。智顗以《法华经》的教旨为基础，对其進行深入的义理阐述，弘扬一乘佛道的思想，认为人人都有佛性， 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根据天台宗的教义， 整个宇宙的真理都囊括在佛陀最后讲的一个经文即《法华经》中， 读过此经， 佛理遍通。　　禅宗以其第六代祖师惠能为代表。惠能为弟子讲经说法的《六祖坛经》，是历代中国高僧大德所著的惟一被称作经的书。惠能告诉弟子，人人皆有清静心，即佛性，能见此心此性，就能成佛。吃饭、喝茶、打柴、敲钟、听风——任何事物，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禅意； 埋头诵经，整日打坐，反倒不易觉悟。禅宗另一大师怀让见第子道一终日坐禅， 便问他为什么，"图作佛"，道一回答。怀让就拿来一块砖在石头上磨， 说要把砖磨成镜子。道一惊异地问: "磨砖岂得成镜耶？" 怀让反问: "磨砖既不能成镜， 坐禅岂得成佛耶？"  [返]  

姥姥、我与玄奘(6)
净土宗则提倡一心念佛，认为如此便可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最得力的助手，千手千眼，无所不在，无人不救，人们只要专心口诵 “阿弥陀佛”，就可获得拯救。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百姓，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是他们向往而又可及的地方。　　玄奘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个宗派的研究，但是就像他后来告诉弟子惠立的，各个宗派的观点不同，甚至相悖， 但它们都认为找到了通向觉悟的途径，而且都认为它们的理论是佛陀的真传。另外，玄奘深知中国人看重现实，不像印度人那样喜欢抽象的逻辑思维。佛陀苦修多年，最终成道，这和禅宗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以及净土宗强调的一心念佛似乎有矛盾。尤其是在佛性这个最根本的的问题上，各派更是众说不一。是否人人都能成佛？ 玄奘对惠立说: "现在离佛祖时代已经非常遥远，对佛教的理解偏差很大，各派教义大不相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玄奘深深地被自己心中的疑团困惑着，他决定再次北上长安寻找高僧求教。但哥哥长捷认为巴蜀生活安定，而且他们兄弟两人在当地讲经宏法已经颇有影响，人称 “陈门双骥”，他不愿放弃已有的功名，竭力劝阻弟弟留下。但玄奘决心已定。公元62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背着哥哥与几个商人结伴，沿三峡顺江而下，从荆州到扬州，从江南到河北，游学四方，求师问道。无论庙再远，只要有高僧，他必拜无疑。春夏秋冬又两载，他终于回到长安。　　玄奘回到长安不久，便遇上来大唐译经的印度著名高僧波颇。据高僧传记录，波颇造诣极深，对佛教各派学说了如指掌。 玄奘马上登门求教。在回答完他所有的问题后，波颇还向这位孜孜好学的中国僧人介绍了自己学习过的那烂陀寺，这是印度当时最有影响的佛教大学。玄奘越听越激动。他早就感到佛教像一个浩瀚的海洋，自己多年来孜孜矻矻，求解疑惑，只不过是望洋兴叹。此时，他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 到佛国圣地去朝拜，在那烂陀研习佛法，核实汉译佛经和佛陀箴言的差异，这将是寻求真谛、修炼觉悟的最好方法。　　主意一定，玄奘马上着手准备。长安的印度僧人成了他学习梵文的老师； 丝绸之路来的商人给他提供了沿途国家的最新情况； 他还专门到长安城外走步爬山，强身健体； 通过阅读早期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的记录，更加激发了他西行的决心。最后就是找同行的僧人了。他以为，到佛国朝圣是每个僧人梦寐以求的，何求无伴？ 可是问遍长安所有的寺庙，以及在那儿挂单的外地僧人，响应者寥寥。原因是626年的夏天，在大唐王朝还没有完全从改朝换代的急风暴雨中喘息过来之际，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诛杀兄弟李建成、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自己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627年，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这一年，玄奘几次上书朝廷，申请官文，都未获批准。其他僧人们一个个都打退堂鼓了，他们劝玄奘再等等，说不定朝廷过段时间就会取消出关的禁令。但玄奘心急如焚，他一天也等不了。有皇帝的批准也罢，没有皇帝的批准也罢，他走定了。　　玄奘西行求法19年，历尽千难万险。他在沙漠中迷路，四天四夜，滴水未进； 他被劫数次，其中一次险些被强盗作为供品祭了河神娘娘； 天山顶峰，雪崩突来，险象环生，防不胜防。他一次次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功名利禄的诱惑: 国王的奉承，至高的荣誉，美女的诱惑—— 他把这一切同样看成是修道的一部分，甚至不得不以绝食的方式以求继续西行。正如佛教所说，大千世界是禅堂。他每克服一个障碍，就在觉悟的路上前进了一步。 我想，小时候读的《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其实就象征着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难险阻。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玄奘的书，一个新的人物进入了我的生活视野。他是那样勇敢无畏，坚忍不拔，充满智慧。对他的了解越多，越觉得他伟大，我就越感困惑：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了解得如此之少？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对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的崇拜，而这样一个民族的脊梁为什么没有成为我们崇拜的英雄呢？是什么使他离我如此之遥远，对我来说如此陌生？ 慢慢地我意识到，其实这个中的原因在我的家里就能找到答案，只不过那时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我的姥姥和父亲。　　从我能懂事起，我就发现在家中我好像是个多余的人。父母亲做梦都想要儿子，可是一连三个都是女儿，我排老三。惟一关爱我的是姥姥，从我出生到上大学，我们同睡一张床十八年。每天清晨醒来，第一眼我看到的就是她的小脚在我眼前晃动。我学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晚上给她打洗脚水泡脚。水滚烫，把她的脚烫得红红的像猪蹄一样， 可她还不停地催我加热水。我害怕烫着她，可实际上她就需要这种麻木: 只有这样才能减轻裹脚给她带来的痛苦。她七岁就开始裹脚，她哭，她挣扎，她反抗，都无济于事，要想嫁出去就必须裹脚。被折断的脚趾，死死地贴在脚掌上，灰灰的像是用木头刻出来的毫无生气。每次我给她倒完水，都好奇地坐在一边，看着她慢慢地把脚上的死皮剪掉，然后把折断的脚趾头一个一个掰开，洗干净，放回原处。我总是问："姥姥，很疼吧？"她轻轻地摇摇头。  [返]  

姥姥、我与玄奘(7)
她洗完脚，我把水到了，我们俩就坐到床上聊天。有时，她一边用裹脚布把脚缠上，一边对我说: "谢天谢地，你不用裹脚。 可谁也说不准祸从哪来。不管发生什么，千万别灰心，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　　我当时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父亲脾气很大，我好像是他的出气筒，动不动就挨打，起床晚了，吃饭时动筷子早了，和姐姐们吵架了，诸如此类的琐事都可能招来一顿臭骂和一个嘴巴。姥姥可怜我，但她无能为力； 而我也太小，不知生活中还会有什么更大的痛苦——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受过苦，受过姥姥经历的那种苦。　　姥姥出生于山东烟台的一个小村子，那是19世纪最后的一个年头。17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小三岁的男孩，这是山东人的习惯。按我们家乡的说法：女大三，抱金砖。姥姥成了姥爷家的媳妇、劳力、仆人和保姆。每天早上她把小丈夫叫醒，给他穿衣服，煮早饭。姥爷在私塾里读书，姥姥在地里干活，辛苦了一天，晚上还要把饭烧好，等小丈夫、婆婆、公公都吃完了，才有她的份。对这一切，姥姥丝毫没有怨言，她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等到她的小丈夫终于学会做爱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而后就一发不可收。七年里，我姥姥又生了八个。二亩地，两头驴，一头骡子，九个孩子，外加一个大孩子--姥姥对姥爷的昵称 ，可以想见姥姥的命有多苦。　　姥姥信佛，她这一辈的老人多是这样。毛泽东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对她的孩子们影响很大。 一次她生病，年幼的毛泽东还专门到临村的寺庙里去烧香拜佛，以求母亲早日康复。姥姥的村子里也有几座庙，最大的一座是关帝庙，离她家只有百十米，寺庙很大，里面的塑像有三十多米高，是村里的石匠从附近山上采来石头雕刻的。关帝庙里一年到头香火不断，村里人到这里来祈求关帝爷这位大财神，保佑他们财气兴旺。　　但是关帝庙是不对女人开放的，也许是怕招来晦气吧。姥姥和村子里的女人们都到土地庙和观音庙里去上香。每逢清明、重阳和春节，土地庙和观音庙门庭若市，人们糊好了纸牛、纸马、纸羊、纸车、纸船，抬着、抱着、扛着来到庙里，清明时给土地爷和观音娘娘带来夏装，重阳节时给他们带来冬装，春节时给他们供上很多吃的和纸钱，这些谁都不能少的东西，神仙也不例外。我问姥姥她祈求什么？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满堂，合家安康？　　厄运突然降临了。一个星期内，姥姥的三个孩子得了天花。村子里没有医生，一个巫婆说炉灰和马尿和在一起给孩子吃下去就能治病，可是三个孩子还没有吃下去就咽气了。为了消灾，姥姥把镜子放在屋顶，据说，这样鬼就会被自己的样子吓跑。村子里的人还告诉她把桃枝放在小孩子的枕头下面可以保佑平安。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此后的两年里，痢疾等传染病又夺走了她四个孩子的生命。姥姥整天以泪洗面，眼睛哭坏了，头发也白了。她几乎绝望了，但是仅剩的两个孩子期盼无助的目光，使她打消了死的念头，为了让这两个孩子躲开疫病的恶运，按当地的习俗，姥姥把他们分别寄养给两个孩子很多的人家，希望他们健康的孩子能够给自己的儿女带来好运。眼看着孩子在别人家里长大，和自己越来越疏远，作为母亲的她非常伤心，但是看着他们无病无灾，心里又有一丝安慰。　　可是，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我姥爷暴病而死。这一连串的灾难使姥姥在全村人眼里成为一个不祥之物。他们害怕姥姥给他们带来厄运，所以惟恐避之不及。人们宁可绕路都不愿从她的门口经过。孩子寄养的人家也不愿意她登门。到农忙的时候，想请一个帮工都特别难。　　姥姥一个人躲在家里，几乎不敢出门。她真的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行脚僧，村民纷纷到庙里去听他讲经。姥姥也悄悄跑去了。看着这个可怜的被悲哀压得几乎都活不下去的女人，那行脚僧一边劝慰她，一边给她说法，告诉她积德行善，日念阿弥陀佛，这样不但能让她两个孩子健康成长，而且她死去的家人还能得到超度，进入西天极乐世界。临行前，这位僧人把他随身携带的一尊铜观音像留给姥姥。"念佛吧，佛祖会保佑你的！"　　从那时起，姥姥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像祥林嫂那样，动不动就掉泪，见人就诉说自己的不幸，为了她两个孩子和自己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她把地租给别人，自己到当地一家丝绸厂当了抽丝工。这样，白天她替人家抽丝织布，晚上她念经拜佛，对着观音像一遍又一遍地念诵阿弥陀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父亲和我姥姥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他16岁那年，由于不满包办婚姻，毅然离家，从家乡山东跑到了大连。东北三省已经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对于我父亲这样有血性的青年，是无法忍受这种亡国奴的生活，就跑回家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转战大江南北，建立新中国的战争洗礼中，他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胜利以后， 像战友们一样，他也解除了旧的婚姻，娶了我的母亲--一个比他小12岁的年轻漂亮姑娘。　　父亲对姥姥非常孝顺，就像对亲生母亲那样。他是家中惟一的儿子，自参加革命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奶奶想他想疯了，跳河自尽了。父亲非常后悔，他把对母亲的爱全部倾注在姥姥身上。姥姥是小脚，很难买到合适的鞋，父亲只要出差，都要挤出时间来，给她寻几双。姥姥每次都感动得不得了，总是对母亲说："你多有福气，嫁了这么好的一个男人，这都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善有善报。"  [返]  

姥姥、我与玄奘(8)
尽管父亲对姥姥这样孝顺，但他发现姥姥一点没有阶级立场，她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友善，包括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她尤其关照他们的家属和孩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叮嘱我们送一些过去，天冷了，还翻箱倒柜找出旧衣服拿给他们。父亲知道后非常恼火，说了好几次，姥姥还是没改: "过去你们都是同事，就是大人错了，小孩又没有错。" 父亲就让母亲给她做工作，说是为了全家的安宁，她最好少做点善事。在母亲再三解释劝阻下，姥姥有所收敛了。　　在这之前，大概是出于对姥姥身世的同情和孝顺，父亲对姥姥到庙里烧香拜佛，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父亲再也不允许她到庙里去了，甚至在家里也不能烧香供佛，他还把姥姥最珍贵的物品，行脚僧给她的小铜佛，当废品卖了。姥姥非常伤心，这座小铜佛已经伴了她几十年，在她看来，这是她和我们全家的护身符。我们无病无灾，有饭吃，有房住； 母亲虽然还没生儿子，但也没像过去许多妇女那样被丈夫休了； 更重要的是父亲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她觉得这都是观音菩萨在保佑。　　如果观音菩萨真像她说的那样无所不能，我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呢？ 我总问她。　　"说来话就长了。" 她每次都这么告诉我。　　1963年我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人又像过去一样 开始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父亲看着寺庙里旺盛的香火，出出进进的善男信女，尤其还有些干部模样的人也去拜佛，感到非常震惊。他十几年所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铲除这些封建落后的东西。现在为了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共产党稍一放松，他们就放任自流，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　　不久，就像父亲盼望的那样，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党号召成千上万的干部、医生、教师、工程师，甚至是军队的干部，到农村去推行共产主义理念。父亲去了一家公社，在那里住了4个月，白天他帮助农民在田间劳动，晚上走街串户说服村里的积极分子，帮助他揪出村里的封建主义残余——算命的、看相的、会门道的成员，甚至是保媒拉纤的。父亲教导他们，要相信党和政府，不要相信鬼神，他给他们读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当时报上还发表了一首农民写的打油诗：佛啊佛啊，下来吧，拜了您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耕地还要牛，公社机械化，如果您真灵，那就先变您自己。　　但是，村里的人不但没有帮他揪出那些所谓的坏分子，反到利用开批斗会的机会，诉他们自己的苦水。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前几年大跃进时，村子里饿死很多人，这是他们记忆里最严重的灾荒。他们请求父亲回城后，把农村的实际问题向领导汇报。他们不担心封建迷信的抬头，只担心能否吃饱肚子。　　搞完四清运动回家后，更大的失望在等着父亲，他想要儿子的愿望又成为泡影，我， 孙家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了。尽管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了，他依然信奉着千百年来中国人都相信的孔夫子的那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姥姥也担忧: 母亲不能生男孩，父亲会不会嫌弃她？ 老家有句老话：不能生儿子的女人，连个会下蛋的母鸡都不如。姥姥见到父亲阴沉沉的脸色，就想替母亲分辨几句: 这次又生女儿，是因为她没有尽心拜佛——她不能去寺庙，不能大声念经，也不能烧香—— 1963年全国所有的香火工厂都被勒令转产生产手纸了。烧香、点烛、诵经都是给佛、菩萨传递信息的，就像古代烽火台的狼烟是用来告急的。现在观音菩萨既听不到，又看不到她的祈求，当然就没法帮助孙家了。“你放心，下次你一定会有个儿子。" 姥姥认真地说。　　父亲看着姥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农村搞社教，就是去反封建迷信，反了一圈，结果最顽固不化的人怎么竟在家里？他气不打一处来："别胡说八道了，"他吼着，"你那些佛、菩萨有什么好的，如果它们真能显灵，你自己的孩子还会死吗？你知道吗？他们连狗屁都不如!" 姥姥被父亲的怒气所震惊，这是他对她说过的最刻薄的话。她一声不吭，抱起我就回到我们的房间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姥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一定感到很孤独。尽管她对我特别宠爱，我和姐姐们总是站在父亲一边，拿她的佛和菩萨开玩笑。像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一样，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像《国际歌》中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也没有菩萨来帮助我们；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是他老人家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我们惟一的天堂是共产主义。　　我记得老师还教给我们一首打油诗：什么是佛？一尊泥胎，二目无光，三餐不进，四肢不动，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九)坐不起，实(十)在没用。　　那天晚上，在给姥姥打好洗脚水之后，我把这首诗念给她听。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问我是否想听故事。我迫不及待地点点头。我最喜欢听她讲故事，有的故事就跟西游记里的一样奇妙。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 一只鸽子在天上飞， 突然它看见一只老鹰在它的头上盘旋， 吓得赶紧找地方躲， 可是周围什么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只有一群猎人骑着马在寻找猎物。它实在没有办法， 就一下子落在领头的猎人的面前， 请求保护。老鹰也随之而来， 哀求猎人把鸽子放了: “我几天几夜都没吃东西了， 我都快饿死了。你就不同情我吗？”猎人沉思片刻后对老鹰说：“我很同情你。这样吧， 我们把鸽子秤一下， 然后从我身上割下同样重量的肉给你吃。”他的同伴们惊呆了， 但是猎人很坚决， 还派其中一人回去取秤。刀磨好了， 秤拿来了， 一边放的是鸽子， 一边是猎人身上血淋淋的肉。但是无论怎样， 还是鸽子重。终于老鹰被感动， 让猎人把鸽子放了。  [返]  

姥姥、我与玄奘(9)
"那个猎人呢？ 他没有流血太多死了吧？" 我迫不及待地问姥姥， 早把打油诗忘得一干二净。　　"他没有死， 他就是佛陀。"　　我悬在嗓子眼里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 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站起来给姥姥把洗脚水倒了。　　姥姥给我讲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每天晚上我都要听她讲完一段故事才肯睡觉。那时觉得她讲得特别新鲜，特别好玩，经常使我产生很多的梦想。现在看来那些不经意的小故事， 实际上是把善良、忍耐、谦恭和无私的品德慢慢地植入我幼小的心田。回想起来， 我才意识到它们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1966年初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我们全家迁往古城邯郸。还没有安顿下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的单位和整个城市都成了战场，街上到处是用沙袋垒的工事，装满了造反派的卡车在马路上呼啸而过，各派的高音喇叭都声嘶力竭地宣传着他们的战斗纲领，高呼"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吓得不敢出门，父亲找了麻袋和木板把临街的门窗堵起来，恐怕流弹飞进来。夜里我们躲在一个房间里，灯也不敢开，黑灯瞎火里只听到外面枪炮声不断，就像年三十放鞭炮一样。姥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是不是又打内战了？" 父亲无言以对。　　父亲厂里的工人们也分成了两派，忙着夺权闹革命。我家的邻居是和父亲一起从部队上转业的，在厂里做个小头头。一天早上，五六个造反派提着锯条和铁锹，气势汹汹地来到他家门口，大声嚷着叫他出来。他和全家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赶紧跑出来，还没有等他站稳，造反派们就冲上去，抡起手中的家伙，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在地，接着你一锹，我一锯，血像喷泉一样从他身上滋出来。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拼命地往前扑，想上前去救他，但是被造反派死死地拦住。没出半个钟点，一个活生生的六尺高的男人就成了一堆肉泥。　　父亲经常说他后悔1966年离开了部队，军营里是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即便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天翻地覆的动荡之中，毛泽东也清楚地意识到军队是社会安全稳定的惟一保证！看到工厂里和街道上互相残杀的造反派，父亲感到困惑，作为军人，在解放战争中无数的敌人在他的枪口下丧命，但那是为了把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在抗美援朝中，他和帝国主义反动派不共戴天，殊死搏斗，那是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又联想到建国以后的镇反、土改等历次政治运动，他始终坚定地认为毛主席是正确的。甚至当我爷爷因为家中有五亩地而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的时候，他都丝毫没有抱怨，而且还在抗美援朝前线的日记中写道："我一定要站稳革命立场，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为什么？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想到革命会有这样无谓的牺牲。他不明白一个激励着他奋斗一生的理想怎么会给中国人带来这样深重的灾难。他虽然不说什么，但他明显地变了，他以前工作起来不要命，经常是我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去了，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现在他竟然有时间和我们一起玩游戏。有一次我发现姥姥对着蜡烛鞠躬，就跑去告诉他，他却挥挥手，让我管好自己的学习就行了，别的事少操心。　　我还记得我考上牛津大学后父亲的反应。那时候能够出国留学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从表面上看， 他还是那样威严，还是用他习惯的话语来告诫我: 外国不是天堂，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侵蚀。但是，我能感到他从心底流露出的喜悦。他要到北京来为我送行，我劝他说不用了，他身体不好，到北京的火车很挤，而且我学完了就回来了。可是他坚持要来。临上飞机前他叮嘱我:"不要惦记我们，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它。你看看我，看看你姐姐，看看周围的那些人。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留在那边吧。"　　看到他那少有的慈爱的目光，我心中涌出了一股暖流。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坚持要为我送行。但是， 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这样的话好像不应该出自他的口中--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人。他从一个终身的革命者回到了父亲的角色里，痛苦地道出了一句真心话——为了对女儿的爱，他背叛了自己信守一生的信念。那是1986年7月16 日。　　我们默默相对片刻，他转身离去了，可能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的泪水。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我一生中就只见他流过一次泪，那是我弟弟出生的时候，孙家有后，那次是喜极之泪。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难过。我可以想象到他的失落，像一个黑洞，深不见底，他为之奋斗而建立的很多东西突然之间被打破，甚至被颠倒。先是文化大革命，然后是改革开放，他头脑中的那个思想体系，一次次地被冲击，就像沙堡一样坍塌了，而且是那样地彻底。当年被他们赶走的敌人，今天却以爱国华侨、海外商人的面目回到中国大陆来投资赚钱了，并且受到热烈欢迎； 革命歌曲被港台流行音乐所代替，靡靡之音在大街小巷回荡；雷锋已经被人们遗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成为时代的座右铭。人人利用自己手中的的大小权力，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个人小康目标而奋斗着。面对这一切他困惑不解，他的思维方式只能让他感到愤懑和绝望。他对自己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一生，对自己终身追求的理想开始怀疑了。  [返]  

姥姥、我与玄奘(10)
父亲1997年去世了。他一生都没有得过病，但是后来却忧郁成疾，先是得了糖尿病，直至双目失明，后又半身不遂。临终前他反复叮咛，身后不穿我给他买的西装，也不穿母亲给他买的那套传统的中式服装，而是穿他穿了一辈子的干部服。那时候，人们几乎不穿这种服装了， 市场上很难买到； 而且母亲坚持服装的料子一定要最好的。我们满城找了好几天，最后求人在商店的仓库里找到了一套。父亲穿着象征他一生的希望、理想和忠诚的干部服，离开了这个世界。　　让我欣慰的是，姥姥在她生命的暮年又能享受信仰的自由。80年代初期， 政府决定修复或者重建142座在文化革命中被毁坏的最重要的寺庙，而且又允许人们到寺庙烧香拜佛，念经还愿，僧人们又可以向信众们讲经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窄窄的缝隙，但春风一过万树开。短短的十几年，近两万座寺庙又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破土而出。修庙造像一时成为风尚，而且佛像越造越大，好像真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 不破不立。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佛像几乎被毁坏得所剩无几，现在人们又以同样的热情在无锡太湖边上兴建了曾轰动整个亚洲的86米高的铜佛，九华山地藏菩萨像高达99米，113米高的观音菩萨不久也要耸立在南海之滨。更重要的是，寺庙又变成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中心，就像过去那样。它不仅给人以精神慰藉，同时也帮助人们如何面对人生，诸如生老病死这样的大事。那些心中充满失意和不满的人，又重新找到了他们的栖息地，寺庙历来就是避难之所，有些革命党人在当年被追捕迫害时也曾在寺庙中躲避。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佛教从精神的鸦片到精神的慰藉，寺庙从封建迷信的场所到信仰传播的中心，僧人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到人们尊重的高僧大德—— 所有这一切认识的转变都从电影少林寺开始。"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冬去春来十六载，黄花正年少，腰身壮胆气豪，常练武勤操劳，耕田放牧打豺狼，风雨一肩挑......" 这曲旋律优美的《牧羊曲》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入了神奇的少林寺里。李连杰主演的觉远和尚和他的弟子们，个个武艺高强，身怀绝技，虚怀若谷。他们救唐王，除奸臣，扶正义，济穷人，简直就是真善美的化身。难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顿时掀起了武术热； 原来冷冷清清的寺庙也突然间门庭若市，出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直到今天，我不光清楚地记得电影少林寺的每一个情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更是历历在目。我从电影院一回家， 就迫不及待地把电影里的故事一一讲给姥姥听，原来和尚们真像她说的那样有本事，是好人。 姥姥听得津津有味，还问长问短，少林寺是什么样啊，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样壮观？ 没有被损坏吧？ 里面的佛像保存得好不好？ 她从来没有问过我那么多的问题，我们直到半夜才睡觉。　　姥姥觉少，每次我醒来上厕所时，总见她合衣坐在那里。月光洒在她的身上，我可以看到她安祥的表情，她的嘴在不停地翕动着，手把豆子从一个碗里放到另一个碗里，好几次我问她在干什么，她告诉我说老人觉不多，她在用数豆子打发时间。我说父亲那里有安眠药，"别麻烦他了，他够操心的了。"　　当时年龄小，真的以为姥姥就是睡不着觉，在那里熬夜，也就没有往心里去。看完电影那天晚上我醒来，发现她和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但是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想起刚刚看过的电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之后，觉远和尚在树下盘腿而坐，双手合十，念阿弥陀佛。惟一不同的是他手里通常拿的是一串长长的念珠。姥姥是否也在念佛？我问她。她半天没说话，我问了好几遍之后，她终于点了点头。她在祈祷什么？她说为了死去的孩子和丈夫，为了和他们在来世团圆，为了我这个不受欢迎的女孩儿不遭罪，为了我们全家人平平安安，为了我们都有饭吃，为了我父亲在政治运动中不受打击。　　我感到震惊，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看着她弱小的身躯，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一道道的皱褶，满头稀疏的白发，那干枯的双眼。我心头一阵酸楚，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但是很快泪水就被不平所替代，我恨不得用双手抓着她的肩膀，质问她，怎么能这样愚蠢？怎么能相信这世上真有什么观音菩萨来保护她？如果真的有，为什么那些菩萨不下来帮帮她，而让她觉得一切不幸都是她自己的罪过？而且她怎么能够把希望寄托在我认为根本不存在的来世？但是，我知道我说这些根本没用，父亲那么多年也没有能够说服她，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了信念对姥姥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她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的苦，足以把任何人摧垮的苦难，何况她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女人，然而她始终是那样平静地面对一切。她不能去寺庙烧香拜佛，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念佛，而且还要受我们全家人的冷嘲热讽，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改变她的初衷。她没有文化，但她深知信仰给她带来的慰藉、力量和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她想要我也像她一样虔诚地信佛。但我从来就没有给过她机会，我在还不了解这一切的时候就拒绝了她。　　随着姥姥和父亲的离去，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渐渐地成为历史。想起来有时觉得是那么遥远，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又仿佛发生在眼前，周围就弥漫着他们的气息。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他们坚持着水火不容的两个信仰，一个永远是批判者，一个永远逆来顺受。他们两个人是如此地不同，而施于我的影响有时又是那么地相似。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姥姥说佛陀就是要普渡众生；一个是铲除私心杂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一个是消除贪婪、无知和欲望，达到无我之境界； 父亲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姥姥祈求的是往生西天极乐世界。但是，他们的信仰，一个被奉为正统的唯物主义，一个被斥为唯心主义的邪说。  [返]  

姥姥、我与玄奘(11)
父亲所信奉的，绝对是社会的主流，对于它的宣传和灌输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几乎就是伴随着我长大，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学校、课堂、书报、电视、广播、戏剧，甚至父亲的训斥中。人们一张口必是成篇的理论，好像已经完全铭刻在心上，融化在血液之中。从北方吹来的十月的风，把人们的头脑吹得好像坚冰一样顽强。这曾经看似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信念，都在一阵风中迅速而彻底地融化了。它的脆弱让我吃惊，就像我当年站在北大三角地，望着，听着周围的激情与呐喊，心里是那么地茫然，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我曾经问过自己，父辈那自认为坚定的信仰哪里去了？　　对我来说，沿着玄奘的足迹，寻找那逝去的过去，已经远远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而将是一次精神之旅，也是对姥姥的告慰。玄奘西行求法18年，他不知自己将遭遇什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一往无前？ 同样，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姥姥度过她苦难的一生？ 历经劫难却生生不息的佛教，它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千百年来，无数人将其视为生命追随其后，这到底是为什么？　　当然我可以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所有关于玄奘的书籍，但我知道这不够。任何书本都不会给我现成的答案。只有面对像我姥姥那样饱经风霜却依然如故的虔诚的人们，我才有可能去了解玄奘； 只有尝试玄奘经历的艰难后，才能深切体验他当年的感悟，从而靠近他的精神世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玄奘通过19年的求法，找到了他所追求的真正的佛教；如果我追寻玄奘足迹，或许就会明白他的一生、他的信仰和他的世界，我就会了解我们的文明是如何因为有了佛教才有今天。　　当我告诉母亲西行的计划时，她腿都软了。"你为什么要去那些鬼地方？去找什么一千多年前的和尚。你一定脑袋出毛病了，还是家里出什么问题了？是不是丈夫想和你离婚啊！" 我告诉她都不是。"那你到底要去干什么啊！"看着我，她的眼泪几乎都要落下来了。真是一下很难跟她解释清楚。我只能告诉她不要担心，现在交通很方便了，又是飞机又是火车，我不会一走就是18年。我算了一下，我这次走，最多不过一年。玄奘去过的很多地方都已不存在了，或者根本就找不到； 还有些地方像阿富汗，战争迫在眉睫，我想去都去不了。我选择去的地方，是玄奘西行过程中最关键的，也是佛教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　　我5岁的侄儿思聪听到后，也特别替我担心。他几乎像着了魔一样，每天下午5点钟准时收看卡通片《西游记》，这是最先进的电脑特技制作的，比我小时候看的要精彩多了。我不禁也坐在电视机前陪他一起又进入到《西游记》那神奇的世界里。"你去西天取经有孙悟空保驾吗？"他头也不抬地问我。　　"没有。" 我告诉他。　　他一下子扭过头来。　　"你碰到妖魔鬼怪怎么办？那里到处都是，就是孙悟空有时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你肯定不行。"　　我说我的肉可不像唐僧那样，吃了以后就能长生不老，我可能没问题。他听了之后，好像放心了，又回到《西游记》的魔幻世界里去了。　　看着屏幕上那常年积雪的山峰，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宽阔而湍急的河流，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到处潜伏着强盗的凶险之地，我真的有点发怵。很快我将面临这一切，不是在电视上，而是在现实中。玄奘之后的一千多年，时过境未迁。不过， 丝绸之路的衰落，使这条古道上的绿洲、城市和国家无可挽救地衰败了。如今， 中国西部、中亚和印度，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我可能迷路，可能被劫，可能被盗，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但是，无论发生什么，玄奘将是我的楷模和向导，他的《大唐西域记》将是我西行的指南。我将努力像他一样勇敢地面对一切。  [返]  

大雁塔之迷(1)
199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坐上开往西安的列车。我意识到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车刚一开动，车厢里的乘客们就忙活起来了，坐在我对面的男人拎起了一个大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往外掏，简直就像变戏法，烧鸡、香肠、茶叶蛋、黄瓜、西红柿、苹果、鸭梨、香蕉，还有六听啤酒，摆在小桌上。看着他，我一下子就想起中国那句老话: 民以食为天。另外几个人也拿出了他们早就准备好的食品，堆了满满的一桌子。很快他们就混熟了，一边分享着，一边聊着，彼此打听和介绍各自的姓名、籍贯和职业，以及到西安去干什么。　　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没有隐私，就像这个毫无遮拦的硬卧车厢一样，一切都赤裸地呈现在别人面前。虽然聊天可以使气氛变得轻松一些，人们之间也可以更加融洽，但是这种聊天可不是瞎聊，对我来说，倒更像是盘问。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那里的人很少探询别人的隐私，我和邻居们可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　　为了躲开人们的询问，我拿出一本书，但这也没法给我挡驾。一个年轻女人独自旅行，足以引起同车厢旅客的好奇。在中国，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人们都喜欢集体行动。玄奘当年为了西行，也费尽心思，寻找同伴。但由于皇帝的禁令，僧人们不敢抗命，他只能孤身前往。我这次西行，也非常想找几个僧人结伴同行，因为对于路途中将面临的一切，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决定，尤其是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虔诚，都会有助于我对玄奘的理解，帮助我走近他的精神世界。另外，我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有许多的不解、疑惑，甚至是偏见，我随时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将是我入门佛教的最好老师。　　我问过好几个僧人，他们听后都非常兴奋——到佛教圣地朝拜是每个佛教徒的梦想，而且佛经中说朝圣能够帮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况且是沿着玄奘大师的足迹而去！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了解到玄奘在他们心中的位置:玄奘是他们的楷模，他们每天诵读的经文中很多都是玄奘翻译的；玄奘舍身求法，泽被众生的精神，至今都在激励着他们为最终的觉悟而努力。遗憾的是，除非官方派遣，僧人们是不能随便出境的。和玄奘当年一样，我也只能孤身西行了。　　我上下铺的几个旅客在互相搞清楚他们各自去西安的目的之后，便都冲着我来了。他们像训练有素的侦探似地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是干什么的？要到哪儿去？为什么？当我告诉他们我想从西安开始，沿着玄奘当年西行求法的路再走一遍时，他们愣了一会儿，然后又一股恼儿地问开了。　　“你说的玄奘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吧？ 那个去印度取经的和尚？你真要像他那样到印度去？”　　我点点头。　　“怎么？你是个佛教徒？”　　我摇摇头，刚想说话，坐在我旁边的乘客就把手伸过来放在我的额头上。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想试试你发烧了没有。” 他说。其他的乘客们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是在讥笑我。　　“你要是真想旅行的话，去什么地方不好啊？ 去欧洲，去美国，或者去澳大利亚。干嘛非去印度呢？ 你就是倒找我钱，我也不去！那地方又脏又穷，比中国还差，有什么好的。”　　“看你的样子是个作家吧？ 是不是想写书啊？”　　还没有等我回答，他们就接着说，“你若是真想写书，也不用非走一趟。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找几个学者聊聊，找几本书抄抄，不就能凑出一本书吗？费那劲呢! 这年头，别那么认真，活得那么累干嘛！”　　他们七嘴八舌地开导了我半天。临睡前，我上铺的那个女乘客又伸下头来对我说：“别去了，这一路多危险啊! 你还不如跟我们在西安好好玩几天呢！”　　我冲她点点头，微笑着，谢绝了她善意的邀请。　　躺在铺上，这些人的话，还有母亲的劝阻，使我一时难以入睡。我起身撩开窗帘，向外望去，一片茫茫夜色。 车窗上我的影子随着列车的颠簸而变换着，好像是另外一个我伴我西行。我不知姥姥和爸爸如果活着会对我这个举动有什么评价，也许姥姥会赞成？也许她会心疼我？也许爸爸会反对？也许他会支持我这个求知行动？我不得而知。我想到了朋友们，他们此刻在过着安逸的生活，而我却要只身前往一些陌生甚至危险的地方，做一件虽谈不上惊天动地，但也颇有些冒险的大事。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骄傲，但转念一想，前途莫测，又有一种恐惧感袭来。但我已经踏上了西行之路，我将像玄奘一样， 不到印度绝不回头。　　清晨我们到达西安的时候，我的旅伴们好像已经接受了我要去印度这件事，或许他们是觉得我真疯了。他们抢着帮我拿行李。我说我自己来。“你省点劲儿吧，你后面的路还长着哪！你这个女唐僧可没有孙悟空来护驾啊！”　　出了火车站，放眼望去， 一下子就看到西安那古老而厚重的城墙。 其中大部分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还有一段年代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玄奘那个时侯。在中国，像西安这样的大城市，饱经战火和灾难，还能保留下来这么完整的古城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北京的城墙，从五十年代开始就以城市建设为由，被拆得干干净净了，只留下少数几个门楼和一处残垣断壁，成为现代都市的点缀。  [返]  

大雁塔之迷(2)
我请出租车司机先沿着城墙开到北城门。北城门是一座三层檐的建筑。从车里抬眼望去，那高大的城楼赫然耸立在上方。城门洞里黑咕隆咚的，由于交通拥挤，车速缓慢。望着两边黑乎乎的墙壁，我突发奇念，如果这是一条可以穿越的时空隧道，就能把我带回到玄奘的时代。今天，城墙之内的西安，只是唐朝帝王的皇宫内院，相当于北京的紫禁城，而当年整个长安城规模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近百万人口，表面上看是古罗马鼎盛时期的五倍！14条东西向的和11条南北向的大街，宽敞笔直， 相互交错——最宽的朱雀大街有150米，它们把长安城分成110个坊，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形象地称它为“围棋局”。每个坊都有个吉祥的名称，如“明德”、“平康”、“永和”，每个坊里都有寺庙，香火旺盛。“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诗《长安古意》，即写当时长安的繁华奢靡：“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为今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但是，公元625年玄奘来到这儿的时候，长安既不和平也不安全。刚刚建立的唐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两千多万百姓死于战乱、饥荒和随后的瘟疫，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唐高祖李渊登基六年后，还未平定全国，各地逃荒的流民铤而走险。 在洛阳，玄奘自己出家的寺庙被夷为平地；在逃往长安的路上，他目睹尸横遍野，路陈饿殍，田地荒芜。据老人们讲，自八百年前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以来，还没有过这么大的毁灭和灾难。在长安众多的寺庙里，前来祈祷的人们不断问玄奘: 菩萨和佛陀本来是保护众生免遭苦难的，可苦难为什么这么深重？或许玄奘也在问自己: 莫非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走了样？毕竟很多佛经是不懂汉语的外国僧人翻译的。佛教在佛国圣地是什么样？在长安，他带着这样的疑惑遍访高僧，期求指点。　　长安南郊的大慈恩寺是玄奘当年住持的寺庙，这里与曲江风景园相邻，曾是长安城里一大景观，花卉周环，烟水明媚，亭榭竟巧，楼阁争辉。每逢节令，皇亲国戚，士庶百官，到此游玩。皇帝赐宴群臣，文人饮酒作诗，百姓泛舟赏菊，之后寺庙一拜，祈福消灾。唐朝诗人许棠这样形容朝野共庆的欢乐景象: "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　　时过境迁，今天的大慈恩寺几乎出了西安市，三面被农田和村舍包围着。大慈恩寺也比我想象的小得多，似乎和一般的寺庙没有太多的区别。并不高大的大雄宝殿前面，人们排着长队点蜡上香，袅袅青烟从香炉上升起。僧人们舒缓的颂经声从法物流通处的喇叭里传到我的耳中。我很难想象这曾经是'长安第一寺'， 壮观无比，上千间的殿阁鳞次栉比， 其间小桥流水，亭廊相接， 花草争艳。从天子公卿到平民百姓， 进香者的烟雾缭绕在富丽堂皇的大慈恩寺的上空， 晨钟暮鼓和那朗朗的诵经声在长安城中回荡。今天， 惟有从那雄居中央的大雁塔上才能联想到大慈恩寺昔日的辉煌。　　这座七层的砖塔有64米高，线条简单，古朴凝重，看上去略有印度塔的特征，是玄奘亲自设计的，旨在提醒人们记住佛教的渊源。塔内不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书、佛像和他翻译的经卷， 而是摆满了任何一个景点都有的廉价的旅游商品。顺着木梯而上， 到塔顶俯瞰整个西安城，现代的高楼大厦和浑厚的古城墙遥相呼应；远眺是养育了这座两千多年古都的辽阔沃土。怪不得大雁塔在建成之后，人们就喜欢到此登高致远。尤其是那些学子们，一旦金榜提名，都要爬上塔顶庆祝一番。他们当时壮志豪情，心比天高，一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自己脚下。即使在今天，大雁塔也是西安最高的建筑之一。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依然矗立在秦川大地，成为西安的象征。　　我以前就爱去寺庙，我喜欢古刹中郁郁葱葱的老树，笼罩一切的宁静，唱诗般的念经声。尤其是那些栩栩如生的佛菩萨的雕塑，常常使我产生神奇的联想: 他们好像真的在倾听虔诚信徒们的祈祷，随时都会从神坛上走下来，给我们以爱抚。每每离开时，心里多少静了一些。姥姥总是说，寺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并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在我对佛教感兴趣之后，才了解到寺庙在佛教中的位置。佛教有三宝：佛、法、僧。佛指的是佛陀；法是指佛陀教人追求幸福的方法，也就是佛陀讲的经；僧是寺庙里的出家人。寺庙是佛教的重要标志，它告诉世人在这里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追名逐利，渴求情爱，认为这些能够使我们幸福；而僧人们恬淡清静的生活，禁欲苦修，以求从世俗的苦海中解脱出来，获得最终的自由。我这次来大慈恩寺，不光是为了了解玄奘，还想了解佛教和现代僧人。　　寺院的左边是一排传统风格的庭院，不时有一两个僧人进进出出。那里是他们起居、祈祷和静思内省的地方，游客不得入内。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出来时，我双手合十，问他方丈在哪儿，他向我指了指前边的庭院。不过方丈不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找一个了解大雁塔历史的僧人聊聊。　　“你可以找段先生，他知道得很多。他就住在寺庙外的村子里，到那儿一打听，谁都知道以前当过和尚的那个老人。”  [返]  

大雁塔之迷(3)
段先生住的村子和寺庙只有一街之隔，这时正是中午时分，村里的人都端着饭碗蹲在路边，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边吃边聊。鸡和狗在他们身边转着，偶尔有饭菜掉在地上，便蜂拥而来。做好饭的女人尖声地呵斥着那些只顾玩的孩子们。看着这种闹哄哄的世俗生活的场面，我在想是否找错了地方。我向一个正和邻居聊得火热的老太太打听，她说段先生正在打坐。我愣了。　　“我就是他的老伴。 他正在打坐呢，谁也不能打搅。 你过会儿再来吧。”　　当我转身刚要走时，她又说: “你找他干嘛？”　　“我想向段先生了解一下大雁塔的情况。”　　"噢，那座寺庙啊。"　　听她的口气，我觉得她对大雁塔也非常熟悉。 还没有等我问，她就说：“我们家在这儿生活了好几辈人了。我不是也嫁给了庙里的和尚了吗？ 你说，能不熟悉？”　　段大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领着我来到寺庙前，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聊了起来。她指着面前那个尘土飞扬的空场和远处的田野说：“这一大片地过去都是寺庙的地，租赁给我们，收成后我们把一部分粮食交给他们当租金。这些和尚们心眼儿挺好的，他们还把庙里的磨房让我们白用。我们还能去他们的井里打水。那时庙里的人不太多，只有六七个和尚。”　　解放后土改时，这片地划归村里，僧人也得像村里人一样参加劳动，自给自足。段大妈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和尚自小出家，他们只会念经打坐，怎么会种地呢？”她摇摇头。“我们想帮他们干活儿，可村支书说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该再受他们的剥削了。”　　我问段大妈僧人们后来是怎么生活的。她说还是她老伴知道得更多，他这会儿该打坐完了。“他一天坐8小时，上午3小时，这会儿两小时，晚上3小时，整天啥也不干了， 可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呀。”她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我看见人群中一个老汉从马路对面慢慢朝我们走过来。我告诉段大妈她老伴来啦， 她扭头瞅了一眼，"对，那就是我老伴儿。”她转过头来，“你咋知道是他？你以前见过他？ 还是见过他的照片？”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他。他瘦瘦的，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厚厚的镜片下是一双和善的眼睛。他头发蓬乱，身上蓝色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了，脚上蹬着一双老式的解放胶鞋，没穿袜子。他看上去有点恍惚，好像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来！”段大妈冲他叫着，“这位姑娘想跟你聊聊庙里的事儿。”　　老段一边嗫嚅着一边慢慢地朝我们走来：“哎，我是个有罪的人。还有什么脸好说呀？”段大妈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连忙说， "这里乱糟糟的，回家去说吧。"　　他们的家就是两间破房子，看得出好多年没修整过了。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一个凹陷的沙发，墙角有一台冰箱，旁边是一个小神龛，里面摆着一尊小观音像。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幅毛主席像，俯视着整个房间。　　老俩口给我端来一杯热水，里头放了一勺白糖。“没什么招待你的，让你笑话了，"老段抱歉地说。我们就从打坐的事开始谈起来了。　　“他打坐打了三十年，”段大妈气哼哼地说。“即使雷劈到他头上，也一动不动。”　　“别听她瞎说，太夸张了。”老段边说边瞅着段大妈。“我不过是个让俗念分心的俗人罢了。哎，别说我了，你想了解什么呀？”　　我告诉他我来西安的目的。当我提到玄奘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一亮。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舍生忘死去印度取经，我们现在读的很多经还是他译的呢!当年我在寺庙里时，一碰到难题就绕着大雁塔转，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不过是坐在屋子里打打坐，这算什么呀。”　　老段这么虔诚，他为什么还俗了呢？ 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但还是提了出来。　　“说来话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你还年轻，可能不会明白的。”　　过去在中国，寺庙拥有很多土地，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剩下很少，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了。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禁止“利用迷信赚钱”。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　　“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无病无灾。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　　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到了1958年，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有些饿死了，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只能靠推着小车沿街卖煤为生。老段是个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宗教局合并寺庙时，把他分配到大雁塔。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除了保护大雁塔，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他们禁止僧人剃头，穿袈裟，拜佛，以及在大殿里做早晚课，大殿只能用来搞政治学习和开批斗会。僧人们只有在自己屋里念经，但也只能小声念，不能让干部们听见，否则他们说僧人们故意影响他们的工作。  [返]  

大雁塔之迷(4)
不过，一年当中，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 剃头，吃斋，念佛，做法事。佛教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每当有外国佛教代表团来参观，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它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对可能问到的问题，老段他们都事先进行认真的准备，按统一口径回答。　　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高政治觉悟。“外国代表团说，玄奘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老段回忆道。“事实上，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奘大师翻译的佛经，带他们参观大雁塔，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奘大师的特别仪式——这当然是假话。他们走之前，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奘像。在这整个过程中，干部们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恐怕出一点差错。最后代表团走了，相信我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甚至还很羡慕我们。”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回忆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唱革命歌曲，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我问他学习的内容。　　“很多和我们根本不沾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它和我们和尚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要被遣送回家，还会结婚，了解一点当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没坏处。”说到此，他尴尬地笑了一声。　　有些干部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有时候僧人和尼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直到他们同意结婚才能离开。那时西安郊外有个尼姑庵。有一天庵里的女住持来找老段，问他愿不愿意照顾一个小尼姑。人们造尼姑的谣，说尼姑庵是窑子铺，尼姑是妓女，许多尼姑受不了走了，只剩下四个尼姑，其中有两个年轻的，还有一个上岁数的和一个有病的。老段说这是件大事， 他得考虑考虑。最后他同意了，可那尼姑却突然死了。老段觉得她可能是自杀了。“我觉得很内疚，我要是早点同意的话，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　　终于， 寺里的两个僧人屈服了， 开始谈对象了。接着干部们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还说结婚并不影响他信佛。大雁塔外面有一个女人，老段每天都见到她在那儿卖水。她是村里的一名寡妇，一人养活四个孩子。老段想，没办法，就她算了。　　他出家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过去只熟悉庙里的生活：粗茶淡饭，一身僧服；在寺院里，他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而现在，这一套整个都没了——早上不再有人敲梆子叫他上早课，一天里不再有仪式和打坐来规范他的活动，也不再有优美的诵经和高僧的指点来增强他的信念。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老段沉思了很久，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完成了对我的改造，可能就不会再来管我，说不定我倒有机会打坐念经呢。" 说到这，他停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 "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真的，怎么说都开脱不了，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　　作为佛教徒，老段把他的还俗归咎于自己的前世。“我肯定上辈子留下了什么重要任务没有完成，或是无意间妨碍了什么人，所以只能当半辈子的和尚。谁都没法摆脱因果报应。”　　我很难接受老段的说法，就像我不相信文革中所有受迫害的人，还有我姥姥的不幸，都是因为前世做孽而罪有应得。但我试图去理解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佛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佛教看来，世上的差别和不平等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百万富翁，有人却生来一贫如洗？为什么莫扎特十几岁就能写出天籁般的旋律，而许多人却五音不全呢？这都是因果报应的表现。对老段来说，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使他在面对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时，不怨天尤人，而是反省自我，完善自我。　　我问老段他是否觉得世俗的生活对他来说很困难？　　“他天生就是当和尚的，”不等丈夫说话，段大妈就插嘴说。“我们一订婚，村里的一个饶舌妇就开始说我们的坏话，说他像太监。加上我们俩个不住在一起，他住在庙里，我住在家。我求他拿出个当男人的样来，跟她们去解释一下。”　　“只要把心静下来，按佛说的去做，就行了。”老段自言自语说。　　他们婚后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老段仍然记得红卫兵冲击大雁塔的那一天。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正要吃晚饭。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帮红卫兵就闯了进来，高喊着：“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其中两个冲进他的小屋，从桌子上抓起佛经就扔到地上，还命令老段用脚踩，以示对“革命行动”的支持。“这怎么能踩呢？这是佛陀的话。我若是踩了，就是造孽，会进地狱的。”他拒绝了。红卫兵恼羞成怒，使劲跺着脚，并警告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好想想吧。明天我们再来找你算账!”说完之后扬长而去。  [返]  

大雁塔之迷(5)
屋外，红卫兵们正在张贴毛主席像和大字报，还有人一些在大殿里往佛和菩萨像上套绳索，准备拉倒它们。那几个文化局的干部赶来制止，说这些东西是国宝，不是封建残余，他们有国务院的文件。这番话真把红卫兵唬住了，他们站在那儿不知干什么好。突然一个红卫兵开始扯屋顶上挂着的经幡。“这些总该不是国宝了吧？”她厉声说道。不一会儿，所有的经幡，连同庙里收藏的珍贵的佛经以及古书，都被扔到外面，堆成一大堆。红卫兵命令僧人和干部出来，围成一圈站着，作为他们革命行动的见证人。然后，在疯狂的喊叫和鼓掌声中，他们放火点燃了这堆宝物。火烧了一夜。　　大雁塔保存下来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寺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50年代初，全国有大约20万座佛教寺庙。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破坏了许多，有的被拆掉，有的被改成学校、工厂、住宅和博物馆。等到红卫兵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完好无损的寺庙只剩下不到100座。北京一度曾有一百多座寺庙，如今只有5座归僧人管理。姥姥村里的3座庙都给拆了，石头被农民搬走盖了猪圈和房屋。随着寺庙的消失，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了。直到它们不复存在，我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　　然而，老段并没有我那么伤感。“大雁塔保存下来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它也有消失的那天。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你现在看大雁塔，觉得它很壮观，可我当初来这儿时，它却是断檐残壁，荒草丛生，狼群出没。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修缮了好几次，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听长辈们说，玄奘大师那时，大慈恩寺甚至可以和皇宫比美。你根本想象不到吧？ 我们认为永恒的东西，其实都不会永远存在。”他顿住了，好让我有时间消化他的看法。“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不破不立’，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我们佛教徒有机会展示我们的虔诚，并通过修建更大更好的寺庙为来世积德。”他又停顿了一下，“你知道吗，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刚开始说法的时候，他和弟子只能睡在树下，靠化缘为生，根本没有庙。”　　老段的乐观让我惊讶。我回味着他告诉我的一切。“您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我对他说。　　“不，不，”他摇摇头。“我小时侯家里很穷，靠讨饭为生，晚上在城门洞里， 我经常冻得发抖睡不着觉，有时醒来看见旁边就有冻僵的尸体。后来我父母都饿死了，我叔叔连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喂不饱，就把我丢在一座庙门口，让和尚收留了我。从那时起，我起码有了饭吃，头上有个屋顶遮风挡雨，我活了下来。解放后，我的日子好多了。”　　“可是僧人们受了那么多的罪，难道这不是苦？”　　“我们确实受了一些苦，但是佛陀说，苦就是人生。关键是如何看待苦。对我来说，没有吃的才是苦。我进了庙后就再没挨过饿，所以不能说我这辈子受了多大的苦。”　　临走前，我问了老段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宗教活动又恢复了，他想没想过再回到庙里？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老伴在那种情况下能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佛教主张同情一切众生。现在她老了，该我来照顾她了，我怎么能离开她呢？如果我连她都不同情，又怎么能谈得上普渡众生呢？”他瞧着段大妈补充道：“假如她在我前头先走了，我就再回到庙里，在那儿度过余生，如果有哪座庙肯收留我的话。”段大妈听了这话，脸上露出笑容。　　晚上，我从旅馆的房间里，透过窗子看到大雁塔。老段现在肯定在打坐和念经。我原本想问他关于玄奘、法相宗，以及玄奘去印度到底要取回什么样的经。可我没问。倒是他的经历让我想了很多。寺庙可以摧毁，但他心中有座不可侵犯的神龛。在他的小屋里，他默默地祷告，坚守并实践着自己的信仰，什么都不能使他动摇。对他来说，大千世界是禅堂。虽然他已经不穿僧服， 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僧人，一个真正的僧人。　　第二天，我又来到大雁塔下，想再仔细看看它。寺庙里熙熙攘攘，全都是参观的游客，只有塔的右边那片小树林里有寺庙应有的感觉。树林边上是一组舍利塔。舍利塔开始是用来存放佛陀的灵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僧大德、寺庙的方丈，以及受人尊重的僧人，都有了自己的舍利塔。这不仅是纪念死去的僧人，还可以激励年轻的僧人努力觉悟。我很奇怪在大雁塔下没有玄奘的舍利塔。原来玄奘圆寂之后，唐高宗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佛寺， 来供奉他的舍利塔，这就是远离尘嚣的兴教寺。　　大雁塔下的舍利塔看起来大小都差不多，只有一座显得比较特别。这座塔虽然建造精美，但上面没有层次，说明它的主人生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僧人。塔的正面刻着僧人的名字：普慈。我绕着塔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其它塔上都有的塔铭，只有立塔的日期。我觉得很纳闷。正当我盯着这座舍利塔发呆的时候，一个僧人走过来，向我打了个问讯：“阿弥陀佛。我注意了你半天了，我还没见过有哪个游客对这座舍利塔像你这么感兴趣的。看来是有缘之人。这是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僧人，没有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大雁塔也只不过是一个旅游观光的场所。他很了不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但是他的功德却胜过许多地位显赫的高僧。”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其他的舍利塔。  [返]  

大雁塔之迷(6)
我的表情肯定和我的感觉一样，困惑不解。这个僧人给我解释开了：政府在1982年颁布了法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没有僧人的寺庙一律改作它用。“因为大雁塔里只有普慈没有还俗，所以这里至今还是一所寺庙。”　　老段都受了那么多的罪，普慈会遭遇什么？我不敢往下想。　　他告诉我，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普慈是庙里惟一坚持穿僧服的人。红卫兵禁止他穿，他不从。他们在大殿里给他开批斗会，强迫他跪在地上，交代他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普慈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呢？他出家那么多年，僧服就像他的皮肤一样。红卫兵们气坏了，见不能触及他的灵魂，就劈头盖脸地把他毒打了一顿。每揍一下，普慈就念一声“阿弥陀佛”。红卫兵实在拿他没办法了，就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想让他屈服。过了两天，发现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打开屋门一看，普慈正在打坐。红卫兵们呆呆地望着他，其中一个说，算了，别理他了，这简直是个疯子。 从那以后，也只好由他去了。　　他怎么能忍受这一切？ 我问道。　　“他很可能是想着菩萨道里的忍辱，耐心忍受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并且原谅他们的过错。佛经中有大量关于忍辱的故事，僧人们都要努力培养这种品性。很明显，普慈达到了这一境界。”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见的被批斗的老和尚。他跪在玻璃碴上，红卫兵向他啐唾沫，用皮带狠命地抽他。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平和的表情。他肯定内心在默默地祈求。他祈求的不是疼痛的消失，而是用心力去克服它。他会想，他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坏事才遭人恨，果真如此，那是报应、自作自受，不应该迁怒于人。或许他认为唾沫是雨滴，太阳一出来就会干的。他是在另一个精神世界里，还是在人世中，亦超乎其上？　　阳光透过茂密的松林斑斑驳驳地洒在普慈的舍利塔上。我久久地凝视着它，想着我刚听到的一切。我恍惚觉着它在变大，变得像大雁塔那样大，矗立在我心中。大雁塔是玄奘精神的写照，承载着他毕生弘扬的佛法。普慈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但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寺庙、佛像和佛经可以被毁灭，但只要有僧人，就会有佛教。他肯定知道这次劫难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即使遭遇这样的灭顶之灾，佛教也会挺过来。　　但是，也有人彻底绝望了。年轻的僧人指给我看普慈旁边的另一座舍利塔，它看上去与周围的舍利塔很相似。我走近仔细一看，发现它的塔铭比其他的都长，原文如下：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西安市人民代表 西安市政协常务委员 西安市佛教协会朗照法师者 一八九八(三？)年生于北京满足(族？)世家 书香门阀 幼读儒书 随父入陕 辛亥革命 师年十八 投奔长安 白道云峡 师礼法空 视(削？)发为僧 二十四岁国清具戒 下宁波四明修学 一九三六白马西席 一九三八与善传戒 诸山长老四众迎入卧龙方丈 说法讲席九年 三开传法戒律 弟子逾千 法雨遍迹 抗美援朝 飞机捐出 入朝慰问 卫国第一 赴缅参加三藏集结 护送佛牙回国巡谒 农禅并举 农业建社 尼众缝纫 自食其力 一九六六文革受虐，八月十八日自归示寂 寿终七三 僧龄五五 戒腊四九 极乐西土　　读罢， 我心一颤， 尤其是 "自归示寂"那句话，让我震惊。　　自杀？佛教戒律的首条就是切勿杀生，不得自杀，不得协助任何杀戮行为。僧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任何理由自杀，否则就会失去转世的机会，更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命稀罕，人生艰难，莫让生的机会溜走”，这是佛陀的教诲。既然如此，朗照为什么自杀呢？　　年轻的僧人告诉我：朗照心地善良，他出于对穷苦百姓的同情离家出走，到处寻找结束苦难之路。出于同样理由他拥护共产党，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为广大人民谋幸福。抗美援朝时，政府号召全国的佛教徒募捐一架战斗机，名为“中国佛教徒号”，朗照积极响应并亲自去朝鲜战场慰问部队。他一直把自己当成脱胎换骨的活样板，努力用佛教帮助建设新中国，实现“人间天堂”这个共产主义理想。为此，他深得政府信任，被任命为西安佛教协会秘书长。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为红卫兵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1966年8月18日，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小将，公开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学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并亲自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这明显暗示红卫兵可以使用武力。西安的红卫兵们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最高指示，马上就冲击了朗照主持的卧龙寺，一天之内就把它彻底毁坏了。看着努力营造的一切化为灰烬，朗照是否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或者是佛陀所预言的末法时代？ 是劫数，在劫难逃？ 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悔恨和他的绝望使他采取了最极端的行为—— 他以死来抗争这个疯狂的世界。　　朗照和普慈两位僧人的经历让我震惊。他们的舍利塔相邻而立，他们的人生截然不同。朗照是个身居高位的僧人，尽管他修行多年，但是他最终没有看破红尘。在世人看来，他的死不但可以理解，还会受到人们的尊重，毕竟中国人推崇这样一个做人的原则: 宁折不弯。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无论他有多少理由，自杀都是不可饶恕的。同时， 他的死也使很多僧人和信徒心中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他最得意的弟子在他死后三天也自杀了。反观普慈，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僧人，不像朗照法师那样谙熟经书，但他却深明教义，并身体力行。他的超凡脱俗挽救了大雁塔。他永远不会想到死后会被葬在大雁塔边，并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纪念。  [返]  

大雁塔之迷(7)
老段、普慈和朗照，大雁塔下这三位僧人的命运让我沉思良久。佛门本是红尘之外的清静之地，而他们却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挣扎着，沉浮着。 可悲的是，发生在他们三个人身上的一切，恰恰是那一代僧人的真实写照。老段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70年代初，中国寻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一个由一百多名僧侣组成的日本佛教代表团应邀访华，他们想来西安参拜古寺，追本溯源。可是有一个难题：从哪儿去找同样多的僧人来接待日本客人？国家宗教局的干部查阅档案，寻遍穷乡僻壤，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还了俗的僧人，其中许多已经结婚、生病， 甚至残废。当他们开始排练盛大的宗教仪式时，干部们很快发现，他们已经忘了如何诵经和操持乐器了，于是赶紧调来专家培训。最后，他们总算战战兢兢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　　不知不觉，我和年轻的僧人已经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我抱歉占用了他那么多的时间，他笑着说:“佛渡有缘分之人。我很高兴你对佛教那么感兴趣。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这时已经中午时分，我还想跟他再聊聊玄奘。我试着提出请他一起吃饭，他欣然接受，并向我解释说，"出家人就是靠供养，供养人这样做是积德行善。这顿饭就算是你做公德吧! 我们吃的很简单，一碗素面足矣。"　　我们在街上找了一家干净的小餐馆，坐下来边吃边聊。他问我为什么对舍利塔那么感兴趣。大多数游人只是来爬大雁塔，照完相就离开了。我告诉他我以前也一样，但是这次来西安的目的不同。当他听说我还要去印度时，他的眼睛亮了，惊呼：“真的？我能和你一起去就好了! 明年是玄奘大师诞辰1400周年。这个时候，如果能沿着大师的足迹朝拜圣地，那太好了。” 说完他马上又摇了摇头，看起来有些沮丧，因为我们都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当我请他给我讲讲玄奘时，他又兴奋起来。“你知道吗，我们也正在为玄奘大师做点事呢。”　　我听说大雁塔在盖一个玄奘纪念堂。　　“你还没到大雁塔后面的工地看看吧？ 吃完饭我带你去。”　　在大雁塔和寺庙后墙之间，工人们正在三座连为一体的中国传统风格的大殿上紧张地工作着。“我们身为大师之后辈，过去一直为不能为他做些什么而感到羞愧。好在一切都变了。”他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想想看吧，我们请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工匠来装饰这三个大殿。两边大殿的墙上是浮雕，主要表现玄奘大师的生平，他去印度取经，他在佛国苦读，他回到长安后的译经活动。中间这个大殿的正面是一尊大师的雕像，周围白色的大理石墙上的雕塑是兜率天，也就是弥勒佛的天堂。这将是一项圆梦工程。”他好像沉醉在展望中。“你在这里开始你的旅程，就像玄奘大师那样，对吧？等你回来时，整个工程就结束了。到那时，游客们将会了解真实的玄奘，以及他的光辉业绩。那就不会有孙悟空的份了。”他笑着说。　　等他带我看完工地和寺庙后，已经开始净园了，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香和寂静。暮色中，在松柏的掩映下，大雁塔看上去更加庄严肃穆、壮丽宏伟。真的难以让人相信，它已经在这里矗立了将近1400年。惟有它亲历了大唐盛世， 惟有它展示了佛教昨日的辉煌，惟有它承载和凝聚了精神的力量 -- 曾经有过的， 依然存在的， 并将永远流传的。　　我开始明白了，大雁塔历经磨难存留至今，绝对不是偶然的。玄奘营造了大雁塔，普慈保护了大雁塔。寺庙被毁，可以重建。没有寺庙，老段依然可以坐禅。他们身体力行的佛法，他们赖以生存的信仰，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他们不懈的努力——这就是中国佛教的希望。西行之始，我就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信仰的力量无穷。正是它激励和支撑着玄奘和后来人；也正是这种对佛教的笃信，才使得他们超凡脱俗。我开始理解了姥姥说过的一句话：僧人是最和善的人，也是最坚强的人。同时我开始领悟到：如果我们像佛陀所说的那样去修炼内心，我们就能面对一切。　　“啪哒！啪哒！”传来清脆、尖利的声音。一个僧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边走边敲着梆子，提醒众僧该做晚课了。我们告别之前，年轻的僧人回到房间取了一样东西，里面夹了一张折叠的宣纸。“这里面有玄奘大师亲自翻译的《心经》，它是中国佛教的精髓，" 他说着用双手将它递给我。"每当玄奘大师遇到困难，他就默诵《心经》。你也把它作为指南吧。当你开始读懂它，你就会无畏，无惧，无牵挂。你就能找到你要走的路。”　　晚上，我赶往火车站乘上西去的列车。在车厢里安顿好之后，我掏出今天得到的礼物。我先打开那张折叠的宣纸，玄奘迎面而来。这是一张拓印的玄奘画像，来自于大雁塔的塔基。 玄奘年轻力壮，踌躇满志，目光直指前方，背囊里装满经书。我注视着他，心里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此次西行，除了我自己的目的，也许我还应该像大雁塔的方丈和僧人们那样，努力发现那个真正的玄奘，还历史本来面目。  [返]  

唐僧与玄奘(1)
公元627年8月的一个黄昏，长安城笼罩在暮色之中。此时，白日的铅华褪去，熙攘的人流散尽，高大深重的西城门即将关闭，夜晚的头更鼓即将敲响。在出城的三三两两的行人中，两个僧人低着头，飞快地走着，他们长袍裹身，褡裢斜挎， 一看就是试图避开盘查并打算出远门的人。　　其中一人就是玄奘。出了城门，来到大路上，他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暮色苍茫中的长安城。这里曾是他遍访高僧、研习佛法的地方，如今，为了前往佛祖圣地取经，他将要踏上漫长修远的道路，心中不免有些怅惘。然而瞻念前途，他没有丝毫犹豫，得不到通行证，他只好置皇帝的敕令于不顾，冒险上路。此刻，他自由了，他多想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佛教圣地印度，可他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艰难困苦，长途跋涉。玄奘隐隐感到，这正是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他准备迎接一切考验。　　午夜，火车驶出西安，这是我沿玄奘足迹西行的开始，不过他是步行，我乘火车。原本可以乘飞机，但我更喜欢火车的节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不能像他一样徒步旅行，但至少可以领略他曾见过的景物。车轮咔哒、咔哒， 我想象这是玄奘的马蹄声，可火车走一小时的路程，他却要整整跋涉两天。尽管如此，相隔1400年，我们走在同一条大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上。　　玄奘应该熟悉丝绸之路。虽然它得名于19世纪晚期，由德国学者费迪南·冯·李希托芬首称为“丝绸之路”，但它的历史通常是从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算起。张骞是汉朝的一个官员，被汉武帝派往西域寻找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强敌——烧杀劫掠的匈奴。他曾被敌人抓住、监禁，可他从没有忘记使命，在囚禁了11年后，设法逃脱。在回国的路上，他再一次遭匈奴俘获，又被扣押一年多后才设法回到长安。他的见闻和历险鼓舞了汉武帝，也无意中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促成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不久，大汉帝国的境内就出现了有烽火台把守的道路，西域商人开始冒着危险不断地来到中国，进行各种物品的贸易，其中也有当时最贵重和值钱的商品——丝绸。丝绸之路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丝绸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它今天已被视若平常。古代罗马人对丝绸有着近乎崇拜的情感，有多少丝绸都不能满足他们骄奢的生活。丝绸颜色夺目，手感滑柔，他们不惜花重金购买——他们进口的一半物品是丝绸， 为此，罗马的皇帝十分担忧， 甚至试图禁止人们穿丝绸。可是罗马人根本不听， 但是他们自己又何尝不觉得丝绸太昂贵了呢？据说历经整个丝绸之路的转运，到罗马时，丝绸已经贵如黄金了。罗马人派出代理商，试图直接到达那个遥远的， 被人们称为塞里斯的国度，即“丝国”，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尽管中国人乐于把丝绸卖给这些“野蛮人”， 但并不想向他们暴露丝绸制造的秘密。古罗马史学家普林尼这样形容中国人制丝的过程：“塞里斯人因他们森林中的绒毛而闻名于世。他们用水把它们从树叶上冲下来，织成丝。” 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罗马人仍相信他的说法。　　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它们从长安开始，经由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越中亚草原，进入波斯，到达地中海。其分支到达亚欧大陆北部草原和印度。全长八千多公里，途经一些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区，连接了古代最伟大的帝国：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国。丝绸之路也是玄奘取经的必经之地。　　天亮了，阳光洒进车厢，透过窗户， 我看到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脉，上面有层层的梯田。核桃和柿子垂满了树枝，这儿一丛，那儿一簇，掩映着陈旧的砖房。烟囱里正冒着农家早饭的炊烟。列车把一个个村庄和行走在蜿蜒山路上的农民抛在身后。丝绸之路已不复存在，而且多数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它，也不记得它曾经创造了怎样的一时之盛。我们对丝绸司空见惯，也知道它与蚕的关系，我小时候甚至把蚕当作宠物饲养。一年冬天，姥姥回老家，给我们带回苹果、花生、栗子，还有一小包蓬松的白色球状物——蚕茧。她说如果我们小心地照看它们，把它们放到不冷不热的地方，别让虫子咬了，等春天到来时，它们就会孵出蚕来。　　我把蚕茧放在枕边的鞋盒里，每天观察好多遍，盼望蚕宝宝出世。可是它们看起来干瘪瘪的，一点没有生命力，这里面怎么会跑出蚕宝宝呢？姥姥说别担心，它们在睡觉，不久就会醒过来。于是我像盼望春节一样等着它们醒来。一天放学回家，啊，我看见蚕茧破开了，有一些白色的蛾子。我很好奇， 也有点失望，它们太丑了，一点都不像蝴蝶那样漂亮。姥姥让我耐心点。不久，蛾子在鞋盒的底上甩了白色的小斑点，几天后，它们就变成蚂蚁状的小动物。接着，它们蠕动起来，长成了小虫子，然后又像蛇一样地蜕皮。　　为了照顾蚕宝宝，每天一放学我就赶紧往家跑。姥姥说蚕喜欢吃桑叶，可是城里很难找到桑树，我们只能用白菜叶子代替。我们姐妹三个比赛，看谁的蚕长得最胖最白。最让我着魔的是蚕吐丝的时候，一根又亮又长的丝， 无边无际。我们问姥姥这些丝用来做什么，她说做丝绸，是上好的衣料。我们说她骗人，她打开衣橱，取出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红棉袄，“这是你妈妈结婚时穿的。”我摸着它，极光滑，第一次知道这么漂亮的东西就出自我鞋盒里那些小虫子。  [返]  

唐僧与玄奘(2)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奇特，一个美女，一个误会，一个誓言，一个承诺，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样难以想象，蚕丝会成为巨富和美丽的来源，并改写和创造了历史。今天，丝绸之路衰落了，但是有一些更持久的东西，仍旧触动着我们的生活。一千多年来，宗教、技术、哲学、文化艺术由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向西方。还是由此途径，佛教传入中国。思想的种子穿越山脉、沙漠和语言的屏障，有的消亡，有的生根，茁壮成长并广泛传播。丝绸之路的意义远非它所传播的物质，实际上每个商旅所带有限，但是一代接一代， 最终， 它在沿途各个民族和信仰之间打开了交流的大门，理解的心扉。或许今天的世界性交流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都是丝绸之路的延续？　　当年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路上有一连串能够给商队提供补给的绿洲。黄河以西的最大的一个绿洲是凉州， 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武威。外国的商旅们把它作为大本营， 从这里把商品转运到中国其他地区。他们大多生意兴隆，日进斗金，但是他们无法抵御天灾人祸的打击。公元4世纪初期，一个定居凉州的商人写信给故乡撒马尔罕的亲人，他说，中国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和战争，从家乡来的不少人都饿死了， 他自己也挣扎在死亡线上。“先生们，我简直痛不欲生，无法向你们描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请求他的生意伙伴们照管好他留下的大笔资金， 将来给他儿子经商用，另外等儿子长大后，再给他娶个妻子。　　尽管风云莫测，人们还是难以抗拒丝绸之路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个月后，来到一千一百多公里外的凉州。当时这里已是一个有两万多人口的繁华城市，居民多为外国商人，他们占据了城里七个区中的五个。在凉州城内外的寺院、庙宇和石窟里， 玄奘碰到来自印度、中亚以及西域各国的僧人。他决定在此停留一段时间，从僧人和商人们那里打听他们国家的情况和出关事宜。　　当地人听说有高僧自京城来，不亦乐乎，恳请玄奘给他们讲经说法。玄奘虽然担心会暴露自己的不合法身份， 但还是答应了。他清晰雄辩、儒雅倜傥的风度，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也不胫而走。人们向他献上金银和马匹，以表敬意。玄奘挑了一匹马， 留下了一点路上要用的盘缠， 其余的都捐给了他挂单的寺院。果然 不出所料， 他的声望引火烧身了。凉州的州吏听说他要去印度，就把他叫来，命令他立刻返回长安：“皇帝刚刚登基，边境尚须巩固，任何人不得从这里越过边境。” 玄奘遭到严厉警告，但他义无反顾，当天夜里，当地一个很欣赏他的高僧派两个弟子给他带路，偷偷逃出凉州。　　我乘坐的火车在离开西安14个小时之后到达武威。车厢里的高音喇叭播送着这座古老城市的辉煌历史，以及它的标志——青铜飞马，这大概是普通中国人对武威仅有的一点了解。站台上，几个小贩正使劲地把这种复制品往乘客手里塞。青铜飞马出自于一次考古发掘，其中一个坑里出土了80匹战马，它们健壮的长腿迈着腾越的步伐，鼻孔微翻， 脸上一副挑战的神情。据史书记载，这种马以耐力和敏捷而著称，远远胜过中原一带粗矮健壮的矮马。在马骑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年代里，它们是理想坐骑， 可以用来抵御那些长城都阻挡不住的游牧部落的侵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甚至在他著名的传世之作《史记》中专门对这种马大书特书。他写道：　　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於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是安能致大军乎？无柰我何。"杀汉使，取其财物。（天子）出敦煌者六万人，多赍粮，兵弩甚设。围其城，攻之四十馀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　　我决定不在武威下车，虽然它的音乐曾令皇帝和平民喜爱，它的美酒曾使长安城的显贵们陶醉，它的居民曾用饰有希腊图案的银杯饮酒作乐，还有它的遥远和异域文化激发了诸多诗人的想象， 但它早已不复昔日，像中国西部的许多城市一样，一切生动的历史都已掩埋在黄沙之下。　　清晨，我在柳园车站下车，然而柳园无柳。这里地处沙漠深处，四周一棵树也没有。我不知为什么车站设在这里？而站名又是怎么来的？或许是表达愿望，是期待中国那句谚语“无心插柳柳成荫” 带来奇迹吧。　　至少我的出租车司机很高兴。他在车站等了一夜，终于等到一个乘客。我告诉他我要去玉门关，当我正要解释时，他打断了我：“没问题，到这儿旅游的人都去那儿。”　　我们出发了，进入那无边无际尘土飞扬的沙漠世界，四野空旷，看不到建筑和人影，很难想象我们正行进在曾经一度繁荣无比的丝绸之路上。好在路还不错，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到达安西县，也就是旧时的瓜州。在这里，玄奘再次遇险。他的马突然倒地而死，陪伴他的两个小僧人害怕了，一个偷着跑了，另一个也被他遣回了。很快，拘捕他的命令传到了瓜州： "有个法号玄奘的僧人， 想入西番。望沿边州县认真检查出境人员， 一旦发现， 立即捉拿遣返。" 幸亏当地州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佩服玄奘的精神和勇气，他藏起了官令，催促他赶快设法离开此地。  [返]  

唐僧与玄奘(3)
玄奘何尝不想？ 但是他不认路，也无法找到一个敢于违抗皇帝禁令把他带出玉门关的人—— 玉门关和它后面的5个烽火台是大唐帝国的最后一个边防哨卡。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终于， 他挂单的寺院帮助他找到磐陀——一个粟特商人，作他的向导。　　我们开车穿过安西县，这是个安静的城镇，小而规整，很少有超过三层的楼房。街道宽阔但无任何特色， 也见不到几辆汽车和自行车，偶而有行人沿着路边便道慢慢散步，在商店前逗留片刻，互相闲聊几句。这里丝毫没有能引起我浮想连翩的丝绸之路的景象，甚至没有足以引起联想的痕迹。其实这里并不是玄奘被困的安西——昔日的瓜州现在已成了沙漠里的一个废墟。我突然感到，历史仅仅存在于书本上和我这种不合时宜的人的心中，而在现实中，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它是如此脆弱地被抹去了。我告诉司机，不要停车，直奔玉门关。　　玉门关在玄奘的时代是边关，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中土”与“蛮荒”、“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多少世纪以来，面对玉门关，我们的诗人们倾诉着他们对关外那个未知世界的恐惧，抒发着将要与西征野蛮民族的朋友告别时的伤感，还有对那些作为和亲牺牲品的公主们的惋惜。“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美丽忧伤的诗句，至今诵读，犹有无尽感怀。但是玄奘不觉如此。对他来说， 玉门关外是一个充满知识、学问和智慧的世界。他迫不及待地要走入这个新世界。这大概就是智者与凡人、思想家与诗人的区别吧。　　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担心，玉门关原本应该离安西县城不远，他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你保证我们没走错吧？”“小姐，别担心。我们很快就到了。”他回头冲我一笑，似乎要打消我的疑虑。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远远地看到了一座烽火台，像一个损毁的大烟囱，矗立在荒野之中。我这才大大松了口气。　　快走近玉门关时，我的心跳开始加快: 当年玄奘一旦穿过这里，就出了国境。我们的车一直开到遗址前，四面围着栏杆。看门的是一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人， 正在晒太阳。他身后立着一块牌， 上面写着：汉代玉门关遗址。我几乎叫起来了：这哪里是我要找的玉门关！这是汉朝的， 在玄奘的时侯就已经被废弃了。　　“唐代玉门关在哪？”我急着问看门人。　　“在安西附近。”他回答。　　我质问司机：“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你不是说要看玉门关嘛，汉代的还是唐代的有什么关系？人们都是来这儿的。”　　我努力镇静下来。我发现自己和玄奘一样出师不利，就怪我当时没跟司机说清楚， 跑了冤枉路，浪费了时间。这才是出西安后第一站，我就这样不慎重，接下来路途遥远， 谢天谢地再也别犯这样的错误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过我也真不明白， 唐代的玉门关换了地方， 却仍然沿用旧称，看来人们真是对“玉门关”这一称呼情有独钟。　　既来之， 则安之。想必唐代的玉门关和汉代的应相差无几。这里有一个烽火台，左右一眼望去，可以看见砂砾构成的岩垛，低低矮矮，成一条直线绵延数里，还有一堆堆很整齐的苇杆和沙柳枝，都覆盖在黄沙下。岁月流逝，天地无情，这就是这一段长城的遗留。当中国面临的威胁从西部转到北方时，这里的长城也就没有维持的必要了。但在汉朝，这个地方却行旅如织，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驻兵在这里检查过关证件，加强防卫，一旦发现危险，便点燃烽火报警。　　我从一个宽度只够人伸开胳膊的门廊进入烽火台。里面豁然开朗，足够容纳一个排的人操练。屋顶早已坍塌，抬头就可以看到天空。透过厚实的夯土泥墙的裂缝，我看到沙漠在热气中颤抖， 一直延伸到天际。玄奘面临的也是这令人生畏的沙漠， 而且他还不知道穿越沙漠的路有多长。　　司机觉得很抱歉。“那个唐代玉门关我可以带你去，但你为什么偏偏要到那儿去呢？” 我早就该告诉他了， 我在重走玄奘的路。“你怎么不早说？那咱们回去吧。那个关口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烽火台还值得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很小的展览馆。我不会多收你钱的。”　　我们沿着来的路往回开，不一会就到了另外一片遗址，司机说专家们认为这里就是玉门关外的第一座烽火台，现在只剩下堆得老高的泥丘和麦杆。这便是玄奘离开瓜州后又一次遇险的地方。到这里一看， 我就明白了——除了旁边那座大茅屋，数十里之内再无一物，任何人都会暴露无遗。司机说的展览馆竟然就是这个茅屋。展览馆一半是用来展示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此地的有关内容，另一半描绘的是玄奘穿越大漠的情景。尽管展品不少，但还是难以让人想象出玄奘面临的真正的险情。　　其实， 玄奘到达这里之前，就已经在露营时有了一次险些丧命的经历。一天半夜时分，他和向导槃陀乘着一只用树枝和芦苇做成的筏子，从十多里以外的一条河上，绕过了玉门关。过河后，槃陀建议先休息几个小时再偷偷溜过前面的5座烽火台。这个向导看上去不错：他熟悉地形，了解卫兵的习惯，知道如何绕过他们， 不被发现。玄奘十分放心，默诵一段经文后，便睡着了。然而，不久他便被一阵响动吵醒，睁眼一看，槃陀手提腰刀蹑手蹑脚地朝他而来，犹豫了一下，转身又回去了。  [返]  

唐僧与玄奘(4)
天亮， 槃陀恳求玄奘不要再走了：“师父，路途遥远，充满危险，我们只能晚上偷偷摸摸靠近烽火台。万一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求求你，我们还是趁早回去吧。”玄奘没有答应。最后槃陀说了实话：他后悔给玄奘带路触犯了王法，担心被抓起来，可能难以脱身。他请求玄奘，万一被边境上的卫兵捉住，不要供出他的姓名。玄奘现在明白了他昨天夜里的举动：如果槃陀在大漠之中杀了他，只有天知地知，幸亏此人最终还有一点虔诚仁义之心，改变了念头，不然自己就真成了无头冤鬼。　　槃陀走了，他给玄奘只留下了一匹老马——一匹曾多次走过这条路的识途老马。　　没有了向导，玄奘孤身一人在戈壁里步履维艰，缓缓前行。他不辨东西，惟一的路标是一堆堆的白骨和骆驼粪。边塞诗人岑参为我们描述了玄奘身处的艰难境地：“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酷热、饥渴和疲劳使他恍惚， 他隐隐约约好像看到，“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移质，倐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玄奘以为遇到了魔鬼，其实可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而已。　　玄奘的当务之急是绕过烽火台。待夜幕降临，他找到了槃陀所说的泉水。这一汪泉水澄净清凉，环绕着烽火台的废墟。他俯身饮水洗手，可是正当他往水袋里灌水时，却听到有箭呼啸而过，几乎射中他的膝盖，随即第二只箭射来，他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便大声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僧人，请不要放箭！”　　玄奘被带到校尉面前。校尉本人是佛教徒，听了他的计划，并不想加害于他，但是劝他回头。路途如此艰险，他根本不信这位文弱书生能够到达印度。玄奘向他致谢，但陈说自己深为佛经疑义所苦，不能不西行求法的决心：“檀越不相励勉，专劝退还，岂谓同厌尘劳，共树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罚，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　　校尉深为玄奘的坚毅无畏打动，决定帮助他。于是留他住了一宿，又为他备上一路用的食物、水、饲料，他指点他过了第四座烽火台后，要当心第五座烽火台， 因为那位校尉不敬佛。他最好绕道西面二百里处的野马泉，过了那野马泉就一路清明了。由于从来没有涉足过沙漠，走了不远玄奘就迷失了方向。更让他懊恼的是，他取水时一个失手，水袋落到了地上，所有储存的水转眼都渗入黄沙之中。在迷茫绝望中，他转过身，原路往回走。但走了十多里，他想起了曾发过的誓：“不到印度，决不东移一步。" 他毅然回转。　　我从柳园火车站继续西行。从车窗往外看，只见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除了铁路沿线几棵孤零零的白杨，就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滩， 灰蒙蒙的， 毫无生机。遥远的地平线上是终年积雪的山峰，可望而不可及。戈壁之大之荒，即使乘坐火车也令人悚然，而玄奘竟然孤身一人，形影相吊，有的只是坚定的信念。当年他就是在这样的大戈壁里迷路四天， 滴水未进，几近崩溃。第五天，他一头倒在沙里，一步也迈不动了。马也倒下了。他剩下的气力只能念几段经文。他向观音菩萨祷告：“我此次西行，不图名利，一心求法。我今已身处绝境，菩萨大慈大悲、普渡众生，难道不能听到我的祷告么？”　　这是玄奘整个西行中最艰难的时刻。他还年轻，才27岁，从未面临真正的生死考验。他决心坚定，自认为准备充足，但没想到国门未出，就无力无助，濒临死亡。他记起了佛经中一个故事: 一个商人沉船在海上飘荡了7天，后来为观音菩萨所救。但他最钟爱的观音菩萨似乎对他的祈求充耳不闻。为什么她不来解救自己？广袤的沙漠眼看要将他吞没，死亡就在眼前。他将成为沙漠中的又一具白骨。　　向观音菩萨祈祷后，玄奘开始背诵《心经》。这是他多年前从一个受他护理的病人那里学到的。《心经》是佛经中最短小的经，却是中国佛教的精髓。那个病人告诉他， 要在危难无助的时候诵读此经，而此刻对于他来说比任何时候都危险。他一遍又一遍地念，尤其是最后几句:“是诸法空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佛陀经常训导弟子说，生命就在呼吸间，生与死时刻邻壤。而且，对于佛教徒，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与来世的一个连接点。在生死之际，玄奘只好祈愿来生再来完成求法的使命吧。想到这里，他平静下来，不再惊慌，思考着下一步该做什么。他挣扎着站起来，抓紧马的缰绳。让他惊喜的是，老马也蹒跚着站了起来。他们走了大约十里路，老马突然掉转了方向，不论怎么拽，就是不回头。玄奘只得信马由缰。很快， 他看到前方有一片绿草和一汪泉水，他得救了：老马果真识途！　　不知是否有一种天助的力量，它和人的意志、精神又是一种什么关系？玄奘绝处逢生，战胜了恐惧和绝望，证明了在与自然和意志的抗争中，人可以获得天助，获得战胜一切的信心。我想，天助自助者。古往今来，一切成大事者，无不是这样证明的。　　玄奘和他的马在野马泉痛痛快快饮了个饱，剩下的路就好走多了。两天后，他走出了戈壁，走出了唐朝的边境，来到了西域。公元前一世纪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的一部分就被划入汉朝的版图，但随后被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占据。玄奘到达这里时， 正值突厥人统治， 不过，此时唐朝已是国富民强，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哪里容忍外族横行，正在秣马厉兵，准备把它收复回来。  [返]  

唐僧与玄奘(5)
吐鲁番是新疆最大的绿洲之一，坐落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边。但不知道为什么吐鲁番车站又是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所不同的是，这次将有一个旅行社的导游来接我。我在电话里问他：“我怎么才能认出你呢？”他说：“我很胖，长得像庙门口的弥勒佛，人家叫我胖老马。”他的描述一点不错，我一出车厢门就认出了他。他穿着T恤，正在抹脸上的汗。我们相视一笑。　　“你要到旅馆休息一下吗？”他接过我的背包问道。“你说你对历史感兴趣，想知道唐僧在吐鲁番干了什么，没问题。 好玩的多了。不着急， 我们离市区还有好几十里路呢。” 我问他为什么这个火车站和柳圆车站一样， 远离城市，他笑道：“大概我们那时只能建直线铁路吧。” 接着他又严肃起来：“哎，那个时代的疯狂事太多了！车站乱建算不了什么稀奇事。”　　5五分钟后，胖老马那破旧的北京吉普开出了车站，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晒得快要化了的柏油路上奔驰。夏天都快要过去了，胖老马还是像机车头一样大口喘气。见我有点好奇，他说：“你还没见我几星期前的样子呢！简直不敢动弹，天天都在50度以上。你知道过去那些当官儿的怎么办公吗？他们往盆子里放冰块， 坐在上面批阅公文。” 吐鲁番的热是有名的，这是因为它处于一块洼地正中，是全世界仅次于死海的海拔最低的地区。胖老马告诉我，吐鲁番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低地”，人们也称它为“火洲”。　　胖老马这人很风趣，听起来也很了解当地情况。我问他应该先看什么， 他提议我们去高昌古城。“唐僧在那吃了不少苦头呢。”　　我们又开到沙漠里了，没有树木，没有农庄，没有一丝绿色。本地人或许观察力更敏锐一些，能看出其中蕴藏着的微妙不同。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 所有的沙漠都是一片单调重复的荒凉，令人神伤。四周只有无垠的空旷，很难想象公元7世纪时它在诗人笔下是这样生气勃勃：　　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筍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磧，　　应驼白练到安西。　　在沙漠开了十多里后，我突然看见远处有树，指着天边那点绿色几乎要大叫起来。　　胖老马却说：“别激动，还远着呢。”　　又走了一二十里，眼前开始有白杨树，而后突然间，景象大大生动起来：连绵的哈密瓜地，一直爬到院内院外墙上的葡萄架，路边嬉笑的孩子，满载棉花的货车……虽然我没有饱尝丝路商人在烈日下奔波之累，也没有捱过玄奘取经所受饥渴之苦，但绿洲的突然出现，也让我真真切切感到了震撼——如此富饶，如此丰美，对于沙漠中的旅行者来说，真是生命的复苏。当玄奘走出荒凉的戈壁、进入富饶的高昌国时，我能想象他是何等心情！　　高昌古城遗址仍然气象宏伟，毕竟是丝路最古老富庶的王国之一，雄风千载犹存。在古代， 它一直都是西域的第二大绿洲，也是草原丝路的起点、过往行人的必经之地。城外环绕的夯土泥墙高逾10米，周长逾5公里， 今已部分破败。我们从窄小的西门进入，眼前是一片辽阔的景象。坍塌的屋宇，孤独的梁柱，更显古城的恢弘。蓝天下白云飞动，仿佛是一幕特技摄影。放眼望去， 凹凸不平的墙壁已屹立千年，很难相信夯土的建筑能历时这么久。城中心正前方巍然立着一座高大的露台，仅遗留的基座就高达50米。胖老马说：“我们认为这里就是高昌王鞠文泰的王宫。”　　就是在这里，发生了玄奘西行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高昌王笃信佛教，国都寺庙林立，佛教、祆教、摩尼教，不一而足，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寺庙。高昌国共有僧人数千，但高昌王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僧。高昌商人们在凉州听玄奘讲经后推崇备至，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振奋。三年前他到长安朝贡时目睹了宏伟寺院和博学的高僧。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让他倾服，回国后他下令臣民都梳唐人发式。现在又来了一位大唐高僧，可以请他向国人弘道讲法，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俗话说：凡事可遇不可求，现在机遇到来了。玄奘本想取道另一条路，但高昌王派使臣专程请他到高昌。　　就在这座宫殿里，高昌王听说玄奘当夜要到的消息后焦急踱步，寝食不安。午夜，卫士们报告玄奘已到，高昌王亲自举着火把迎见他，并不顾玄奘路途劳累，兴高采烈地和他聊了一整夜，随后几天也是如此，目的只有一个: 挽留玄奘做高昌国一国之师。　　玄奘对高昌王的盛情深表感谢，但婉言谢绝。他志向高远，一定要远赴印度寻求中国佛教经典里阙失的经文。高昌王却态度强硬：“帕米尔的高山可以撼动，我的意愿却坚不可移！”　　大臣们见高昌王如此心切要挽留玄奘，想出了一个计策：让玄奘成为国王的乘龙快婿。他们说，玄奘青年才俊，公主才貌双全，崇信佛法，玄奘不能不对这位公主无动于衷。高昌王便向公主提起此事，公主喜笑颜开。她听过玄奘讲法，对他崇拜有加，能与这位才智之士共度此生是她莫大的荣幸。　　但玄奘却向高昌王陈情，他此生的使命就是远赴印度，求法取经，然后再回国弘扬于百姓之中，他恳请高昌王不要拦阻他。  [返]  

唐僧与玄奘(6)
习惯了人们对他言听计从的高昌王，见玄奘竟然置他的恳求于不顾，不由得怒火中烧。他威胁道：“法师面前有两条路: 或者留下来， 或者回国， 请法师三思。”　　玄奘毫不犹豫地回答：“君王留下的只能是贫僧的尸骨，绝对留不住贫僧的心！”　　为了能被放行，玄奘开始绝食。整整3天，他不吃不喝，端坐冥想。到第4天，他已极度虚弱，气息奄奄。高昌王极为震惊：来去高昌的僧人络绎不绝，却从没有一个像玄奘这样的。他不仅学问渊博，修行深湛，且坚毅无畏，甘愿舍身求法，不愧为一位真正的佛教徒，一个活生生的的觉悟榜样。《法句经》道：　　从贪欲生忧，　　从贪欲生怖；　　离贪欲无忧，　　何处有恐怖？　　高昌王请求玄奘进食，恢复身体，继续西行，不过他诚邀玄奘从印度回来时在高昌住上三年。玄奘深感于高昌王礼佛的虔诚和修业的诚意，早有心归来再访。当他终于拿起饭碗时， 高昌王注视着他：经过几个月朝不保夕的旅行，加上几天的绝食，玄奘已十分虚弱疲惫。这个大唐僧人年轻有为， 但他身无分文又孤身一人， 他决定尽力帮助玄奘。他请玄奘升座讲法一月，同时为他预备西行一切所需之物。　　正午的烈日下，胖老马挥汗如雨，他提议去大门外停车处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那儿是一块绿洲，满眼都是绿色。地上是散发着清香的盆花，头顶上方是带来荫凉的葡萄藤架。葡萄低低垂吊，伸手可摘，脚下清水汩汩， 欢快流淌。在经历了尘土、酷热和废墟之后，我现在终于可以畅快地呼吸了。我们吃了一顿地道的丝路午餐：新疆拉条、土耳其烤肉、印度的馕，胖老马喝了两杯冰啤酒后精神焕发，谈笑风生，并让人给汽车散热器添上水。　　位于茫茫沙海中的富庶的高昌国，自古至今都是过往行者的给养之处。当年，玄奘和所有丝绸之路的旅人到达高昌时也像我们这样。他们在城内的旅馆歇歇脚，洗个澡，吃顿饭，再检查一下牲口，看看用不用更换更壮实的，或增添下段旅程中更需要的牲口。双峰骆驼往往是他们丝路之行的首选，因为骆驼不仅耐劳耐渴，还可以用鼻子嗅出地下泉水，而如果它们围拢在一起，鼻子埋在沙里，就预示着沙尘暴要到了。最重要的是， 在高昌国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商旅们卖出各自货物，买进当地特产，并为接下来的旅程储备好食品和物资。买卖要是赚了钱，他们会住进一间酒屋，那里有美丽的胡姬载歌载舞款待他们，在旋风般的舞蹈和优美歌声中，他们尽享杯中高昌特产的甘美的马奶葡萄酒。　　丝路诸国的一大收入来自向过往商旅征收赋税，高昌国也是如此。一进城门，守卫就要求行人出示本国签发的过所， 也就是通行证，商旅们依据牲口载重多少当场缴税。一匹骆驼平均能驮300斤，一只马或驴只能驮骆驼的一半。一支商队少则十余人，多则几千人——当然越大越好，这样商队更有势力财力保护自己。　　午餐后，我们出发寻找柏孜克里克石窟， 当地人叫它“带画的石窟”。胖老马告诉我，这是新疆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之一，公元5世纪到13世纪伊斯兰教征服此地前建造。起初是供僧侣坐禅，不久就成了俗家信徒们朝拜的中心； 另外，丝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也向佛菩萨进贡，祈福旅途平安。玄奘没有提到这个地方，但胖老马确信他来朝拜过。“从高昌城到这里只有二十多里路，骑马一两个钟头就能到。再说高昌王要打动玄奘，绝对会想尽办法挽留他。从壁画的照片看，这地方当年一定漂亮极了。”　　我见过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的照片，极为精美，勾勒精细，色彩明丽，仿佛昨天刚刚完成。高昌王、王后、王子、公主、印度僧、波斯和罗马商人都身穿礼服，虔诚地站在两边墙上，正对着佛龛。由于他们资助石窟和壁画的修建，壁画上给他们千古留名。唐代一则记载对此窟—— 当时称宁戎窟寺—— 做了生动的描述：　　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嶒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祟岩，亦狠之于清獭。云蒸霞郁，草木蒙茏。见有僧祗，久著名额。　　我们乘车进入峡谷。山势陡峭，荒凉秃兀，我能听见峡谷深处激流的水声，却看不见水。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窄小的石头路上。突然，前方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地面，十多辆车停在那里。我飞快跳下了车，胖老马却没有动。　　“我在这儿等你吧。柏孜克里克石窟就这么回事：不看后悔，看了更后悔。自己去瞧瞧吧。”　　果然，尽管胖老马警告在先，石窟还是让我失望重重。照片上令我神往的华美壁画已荡然无存，五十多个石窟大多室门紧闭，就像没有动物的动物园。保存尚好的石窟几乎空无一物， 只有几丝壁画的模糊痕迹，惟一能看清楚的是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和他的同伙将这些珍品掠夺到欧洲时用凿子留下的划痕。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其他新疆珍贵古迹惨遭列强掠夺。那是一个扩张成性的年代。一位学者这样描述：　　在维多利亚时代，最高大的英雄莫过于探险家。他们是好像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 草木、动物、山水，甚至整个山脉，都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博物馆、美术馆争先恐后展出他们带回的物品。他们撰写的描述异国风情的书永远是畅销书。  [返]  

唐僧与玄奘(7)
入侵新疆的发端，是由于统治印度的英国与觊觎东亚的俄国的地缘争夺。随后其他列强也不甘落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英国、瑞典、德国、法国、日本、美国的探险家纷至沓来，竞相挖掘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尘封千年之久的失落文明。许多文物带有希腊、罗马风格的特征，他们因此抢得更加放肆，认为理所当然。他们没有失望：数以吨计的被劫掠文物，运往了世界各地，现仍在各大博物馆中向世人展示着丝绸之路文明和佛教的光辉历史。　　德国人把吐鲁番和库车等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绿洲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04到1906年，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的能说几门东方语言的勒柯克，带领他的助手于花了两年时间把整个吐鲁番的遗址挖了一遍。他们从一个牧民那里得知柏孜克里克，找到了这个积沙一直堆到洞顶的石窟。沙被清理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勒柯克在他的探险纪行《中国突厥斯坦埋藏的宝藏》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些绘画，我们的探险就绝对成功了。”他和助手用一把锤子、一个凿子、一把刀、一把狐尾锯，揭下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内保存最完好的壁画，装了整整103箱，每箱子重达100公斤以上。　　一年零八个月后，当这些文物在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里展出的时候， 整个德国震惊了。而勒柯克居然认为自己对中国有功，“我们要强调：正是因为有欧洲考古学家，突厥斯坦的文物才获得了拯救。”他万万没有想到，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成为了这些珍贵文物的坟墓。这些在沙漠中保存了近两千年的壁画，却在1945年柏林的炮火中灰飞烟灭，只留少许供世人凭吊的照片。　　20分钟后，我走出了洞窟。悻悻而归的参观者不止我一个，一个穿着高跟鞋和黑绒裙的女人高声数落她的同伴：“我热得不行了，都怪你。我早说了应该去市场的……”　　我上了汽车，向胖老马抱怨起野蛮人犯下的罪行。　　他却说：“不全是德国人干的，也有我一个朋友的份。”　　“什么？你的朋友帮德国人抢劫？”　　“噢，不！那又是一回事。”　　十年前，几个石窟里还残留着一些壁画。他的朋友和五个业余考古学家的任务是用肥皂水清洗壁画。尘垢和泥土被洗掉了，一幅幅佛陀的头像浮现出来。说到这时， 胖老马的声音低不可闻，仿佛怕被人听见。但几天后，干净的壁画出现了裂口，然后支离破碎，顷刻化为乌有。清洗不当导致颜料的粘胶破裂开来，饱经沧桑和一次次劫难而留存的壁画，就这样因为无知和莽撞被毁坏殆尽。　　我听到这个故事，和我看到洞窟一样伤心。胖老马想让我开心些，“好了，轻松点，现在你要看的就很有趣了，我保证。”　　距离石窟不到200米，狭窄的小路旁立着一尊金黄的泥像：一个笑嘻嘻的美猴王，还有小说西游记里一长串其他人物——猪八戒、沙僧人、红孩儿、螃蟹精、狐狸精，当然更有骑在白马上的唐僧。泥像制作粗糙，身上泛着荧光。我先前没注意到，因为这旁边就是那我听见了但却看不见的溪流。这些泥塑的后面是一个赤陶做的圆顶，顶上是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大概是想吸引当地的穆斯林和远道的观光者吧。整个游乐园背靠火焰山的红色岩石。“这主要是让游客重温《西游记》里的故事。”胖老马显然为自己没想出这个赚钱的生意而遗憾，语气很是嫉妒。两个年轻人似乎玩得很高兴，花3块钱，他们可以带上孙悟空和唐僧的面具照相；花10块钱，他们就能带上面具，穿着黄装，手拿金箍棒，装扮成孙悟空；游客们如果心血来潮也可以穿上唐僧的袈裟，骑上真正的白马。　　我打量了一番这副景象，很吃惊当地政府竟然允许他们在这里修建一个游乐园， 距一个国家一级文物遗址如此之近。吐鲁番并不拥挤，面积有一个爱尔兰大，大多是沙漠，游乐园完全可以建到别处。但胖老马说：“要是我，也会建在这儿，这里有名， 人们大老远来了，石窟让他们失望，干嘛不找找乐子？”　　“他们可以去看火焰山。”　　“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火焰山。”　　在《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在火焰山受阻，方圆数百里全是烈焰，寸草不生。要过火焰山，必须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扇一下，烈火立即熄灭，再扇一下，便有凉风习习，扇第三下，天上便降下绵绵细雨。当地人每年要向铁扇公主献上一个孩子，借得扇子一使，才能播种庄稼。铁扇公主不愿借扇子给孙悟空，孙悟空便变成一只小虫钻进了她的肚子里，在里面折腾。铁扇公主无奈交出了扇子，但那是一把假扇子，扇起来火势更猛，直冲云霄。孙悟空又变作她丈夫牛魔王，骗来了芭蕉扇，但他不懂咒语，又上了当，一阵旋风把他刮到了万里之外。第三次，他很幸运得到了诸神的帮助，熄灭了火焰山的火。他把扇子还给铁扇公主，让她保证为当地老百姓造福。然后孙悟空打点好行装，为师父牵上马，师徒一行翻越了不再冒火的火焰山。　　玄奘途经高昌时也不能避开火焰山。这是高昌国最明显的标志， 而且就位于丝绸之路上。我和胖老马正说着话，就看见了前边天际尖耸的岩石，越到跟前越显得高大，那奇特的红色简直像是在燃烧。我无数次听说过火焰山，也见过大量照片，但是眼见为实。陡峭的山势和深红的岩石构成的涧谷犬牙交错，山峰弯弯曲曲，凌乱地插入蓝天。在烈日的灼晒下，这座山的确像是要喷出火焰。我突然意识到，难怪这里激发了吴承恩和无数中国人的想象力， 这的确是《西游记》里最精彩篇章的最完美的背景。  [返]  

唐僧与玄奘(8)
我决定在火焰山留个影，从小我做梦都想来这个地方， 我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但是胖老马不帮忙。我想，烈日炎炎，他不想下吉普车也难怪，那就继续走吧。一刻钟后，我们离开了主路，开上通往山脚的碎石路上。“现在可以照相了！”他骄傲地宣布。“我找遍了整整一座山，这里是最佳拍照地点。” 他真是考虑周到，却是出于生意经。跟全中国一样，吐鲁番也是往“钱”看。胖老马说火焰山现在是旅游热点，去年有50万人来这里观光。他兴奋地说：“我们应该在路上竖一块牌子——火焰山最佳拍照点，旁边安排一个人专管收钱，每人5毛钱。那样真是赚大了。”他做起了发财美梦，脸上一副熏熏然的表情。　　我读《大唐西域记》前，对玄奘在吐鲁番的经历的惟一了解就是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也限于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是在这里，玄奘凭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获得了西行成功的保障。他来到高昌国时身无分文，头上还有一张通缉令，前途未卜。从这以后，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高昌王为他备齐了一年四季的衣物，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绢绞五百匹，作为沿途送给寺庙的供养。另外还备马30匹，仆人24个，沙弥5个做随从，一路护送他到印度。更重要的是，高昌王给一路要经过的24个国家的君王都写了国书。玄奘对此感谢不尽：　　“伏对惊惭，不知启处，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悬度凌溪之险不复为忧，……傥蒙允遂，则谁之力焉，王之恩也。”　　史实与神话相去甚远。　　《西游记》虽然淡化了隐忍、顽强的玄奘，但却造就了一个爱憎分明、一往无前的孙悟空。在多数中国人忍受着强权压迫，生活困苦的年代里，《西游记》给了他们一个多姿多彩的传奇世界，一个宣泄的机会。魔力无穷的孙悟空寄托着人们的梦想：叛逆。至今我读这本小说时，仍像第一次那样激动。《西游记》虽然离史实甚远，但它的流传，使得玄奘取经的故事广为人知，虽然在书中，玄奘变成了软弱无能的唐僧，但也从某种意义上再现了取经之艰难，以及唐僧百折不回的意志。　　《西游记》也充满了佛教的精髓。我还记得姥姥说，孙悟空虽然上天入地，除魔降妖，但他有时也骄傲妒忌，贪心发怒，也会办坏事，因此观音菩萨才给起他一个法名“悟空”，就是希望他领悟到自己力量的有限和生命的虚幻。俗话不是说吗，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还是翻不过如来佛的掌心。相反，唐僧心胸宽厚，仁爱无私，慈悲为怀，他有“道”——那也正是他一念《心经》就能让孙悟空听话的秘密。姥姥的话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西游记》最后一段话说得很清楚：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善发普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如果说吐鲁番的火焰山为吴承恩的《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最神奇的背景，那么它的考古博物馆也为我们发现真实的玄奘提供了最好的线索。这里简直像是一个金矿，其中的展品向我们展示着一个丝路王国两千多年来积累的财富：真丝织品、胡商雕像、旅行文献、壁画、卷轴、佛经，甚至风干了的面包和甜点。另外还有玄奘《大唐西域记》残卷，可能是他的弟子赠给麴文泰后人的礼物。　　收藏虽然丰富，但大概是资金短缺的缘故，展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展厅昏暗阴郁，布满灰尘的橱窗看上去也像文物一般。展品按照年代排列：从一楼的新石器时代，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二楼那些发黑的干尸。　　干尸陈列在玻璃橱柜里。要是在西方任何一个博物馆，它们都会引来每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这个展厅潮湿闷热，显然干尸保护不到位，全成了深棕色或黑色， 仿佛来自非洲。胖老马告诉我，有一具干尸是一个生前见过玄奘的男人，但已被运到省会乌鲁木齐。他叫张雄，身体魁梧健壮，正符合他武将的身份。他的墓碑上记载着他是高昌王麴文泰的大将军。很可能麴文泰也曾命令他和群臣一起去听玄奘讲经说法，而高昌国倾城而出送别玄奘的队伍里应该也有他。张雄卒于公元633年，即玄奘离开高昌后的第6年。　　我凝视着这些橱窗后的珍贵文物，其中很多是史书上记载的， 今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张过所， 一块点心， 一件丝衣， 它们也许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 但却让我兴奋不已。玄奘西行路上所用一切辎重都是由高昌王麴文泰提供的，许多就与摆在我面前的这些文物何其相似。我感觉我看到了玄奘的旅途生活， 看到了一个从书中、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玄奘。　　以玄奘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佛教的贡献，以及他与吐鲁番的联系，都应该在这个博物馆中大书特书一笔。但遗憾的是， 在这么多珍贵的展品中， 我找不到他。当年的高昌王尚且对玄奘如此赏识、珍惜，看看慧立笔下高昌王送别玄奘的情景吧：“发日，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 然而今天，我们却没有给予玄奘应有的历史地位。我想， 如果把丝绸之路的绿洲王国， 以及玄奘在这里的传奇经历， 作为展览的主题，将一个真实的玄奘呈现于世人， 使人们从中得到有意义的、值得铭记的东西， 他们才会不虚此行。很可惜， 这份宝贵的遗产并没有被珍视。  [返]  

失落的文明(1)
在荒漠的宁静中，吐鲁番车站孤独无比，这里像是一个你永远也走不出去的地方， 像是到了囹圄之地。太阳落山了，黄昏的凉爽取代了白天的酷热。这是丝绸之路上最适合商队旅行的时间， 尽管这时很不安全。我跑到车站时，我乘的那班火车已经进站了，担心晚了，我慌忙上车。在车厢里， 我才注意到站台上全副武装的警察。　　火车是开往库尔勒的，从库尔勒再坐几小时的汽车便是库车，古称龟兹，玄奘曾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还没坐稳，乘务员就过来查车票、身份证和护照，问我哪里上车哪里下车。10分钟后一个乘警又要求看我的证件。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又仔细地审视我护照上的照片。　　“你们在抓逃犯？”我开玩笑说。　　“什么逃犯？这是我的工作。”他严肃地说，似乎对我的玩笑并不感兴趣。走开前他又对我说：“你要看好行李，如果有锁，把行李锁到床腿或桌腿上，要是没锁，把东西都放到枕头下。”　　我对他说了声谢谢，很奇怪他这么认真，但是注意安全没有坏处。　　对面是一对维族夫妇， 那个男的伸了伸胳膊，耸耸肩，继续用我听不懂的维语说话。我感觉自己多余，让他们单独在一起最好。我起身散步， 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直到无路可走。下一节车厢的门锁着，玻璃上蒙着一块深蓝的帘幕。一个汉族男人在过道吸烟，我问他，那边是不是有贵宾， 一般老百姓哪里用的着这么保密？ 他笑道：“你不是新疆人吧？罪犯和你坐同一趟车去劳改农场呢。你上车的时候没注意到有些车厢的窗帘是关着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脱口而出: "我们没有危险吧？"　　"有什么好怕的， 现在他们能干什么？ 要是他们没被押着， 我们就倒霉了。"　　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想当年玄奘在这里也遇到了盗匪， 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威胁。尽管高昌王给他派了一行人，但他依然未能幸免。离开高昌不久，玄奘和他的人马就遭到一群强盗拦截，幸亏他们抢了一些财物就扬长而去了。但是另外的数十名商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深夜出发赶路，第二天早上玄奘赶上他们时， 只见尸横遍地，血染黄沙， 性命财货被洗劫一空，可怜他们还没有走出几里路就遭如此下场。慧立说，玄奘被这次事件深深触动，从此夜里不再赶路。　　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 塔克拉玛干的绿洲沉寂了， 再也看不到绵延的驼队，再也听不到悠扬的驼铃。荒漠的戈壁、茫茫的沙海、高耸的雪山是天然的阻隔， 而且这里距京城如此遥远。清王朝在18世纪重新控制了这片疆土之后， 称其为 "新疆"， 而且很快就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流放地。皇帝自诩受命于天，死刑过多有损他的合法统治。流放显示了天子的仁德，也给边疆增加了劳力。从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大学问家纪晓岚， 到虎门消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桢， 都曾放逐于此。新疆就是中国的西伯利亚， 乌鲁木齐， 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年轻的城市， 就是在乾隆年间由远征塞外的军人、当地的百姓和来自各地的流放犯共同建造的。　　1949年以后， 我们沿用了过去的传统。历次政治运动都揪出一大批 “阶级敌人”，其中不少被送往新疆劳改农场。再加上各种刑事重犯， 使这里的犯人越来越多。在许多人的眼里， 新疆似乎就是一个遥远、荒凉的放逐之地， 而这种印象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时候， 每当我淘气时，父母就吓唬我说：“再不听话就送你去新疆， 到姑姑那儿受罪去！别想再回来！” 新疆在哪儿， 我也不清楚， 只是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偏远、去了就回不来的地方。为什么姑姑会到那里去？　　后来我才知道， 姑姑1952年支边来到新疆。那年政府在村子里招募志愿者，她看见宣传图片上的新疆就像人间天堂：蓝天下， 无边无尽的草原上是成群的牛羊，丰饶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 维族少男少女英俊漂亮。于是她动了心思。但是我爷爷一听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去：“只有疯子才会去那儿，那是个关押犯人的地方！”姑姑不听，她不愿在穷乡僻壤待上一辈子，新疆是她改变命运的钥匙。一天晚上，她没告诉父母便悄悄离开了家。　　我长大后，家人鼓励我给姑姑写信，但又不让我提起我们家的生活，免得她想家。我在信中只是一再重复我们多么想念她们一家，结尾总是那一句：“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们。”很快我意识到，这一天遥遥无期。母亲说，去新疆要坐七天火车，一天汽车，我们家和姑姑家都付不起这笔路费。终于在1980年，姑姑、姑父带着他们四个孩子来看望我们； 两年后， 我和父亲又去了趟新疆。多年来，我家和姑姑一家大多数时间只靠通信保持联系。从我自己来说，对姑姑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但是父亲只有这么一个妹妹，他们天各一方，难以见面，作为哥哥，对她照顾不多，我想他一定心怀内疚。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兄妹见面的机会也是限的。父亲在世时，我们家每年有一个仪式：过年时欢欢喜喜照一张全家福给姑姑寄去，同时寄些糖果、花生，还有一封长信、一点钱，还寄过收音机这样的奢侈品。40年过去了，母亲仍然这样做，她对我们说：“这是告诉她，咱家没有扔下她。”  [返]  

失落的文明(2)
这次我出发前，母亲又准备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最新的全家福，一封信和给姑父的一瓶酒。姑姑住在库尔勒， 我对是不是马上去看她感到进退两难。分离这么多年，我迫不及待要去看她和她的家人，但也害怕我的到来在他们心中唤起思乡的痛苦。姑姑姑父都已经退休，此生别无所求，只想返归故里。常言道，叶落归根。他们的思乡之情会不会由于我的到来而不能自持？ 况且他们会为我的安全操心，也许会执意陪我同行。我决定从库车回来后再去拜访他们。　　的确，在我出发之前，考虑到语言的不通，而且隐约也听说我一个年轻女人在新疆单独旅行不很方便。北京一位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推荐他的朋友阿合默德给我作向导和翻译。当年玄奘依靠的是寺庙，只要有庙的地方就有食物和住处，而我就只能对这位维族朋友寄予希望了。　　阿合默德第二天一大早在车站接我，背着过夜的行囊，手里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不能判断他的年纪：黑发，短胡须，神情有点听天由命，不过说话很热情。我谢谢他抽出时间陪我。“别客气，我自己也一直想看看库车那些漂亮的石窟，还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呢。我可以借机练练英语。”他挺爽快。　　一个维族司机在出租车道等我们。阿合默德用维语告诉他方向，很快我们就到了崭新的市中心，那宽敞的街道、巍峨的政府大楼、现代的摩天公寓，大大出乎我的意外。这里没有典型的伊斯兰建筑，也看不到许多维族人，更像一个繁荣、现代、充满生机的沿海城市。　　车子很快出城上了狭窄的乡间柏油路，和成群的绵羊、老人们赶着的驴车、载重的卡车挤在一起，只好放慢了速度。高大的白杨树遮蔽了道路，两边田野绿油油的，果园繁茂。我们又回到了丝绸之路，玄奘也是从这条路走向库车的。我很想知道阿合默德对玄奘有什么看法。　　“你告诉我此行的目的后，我就买了一本《大唐西域记》翻了一下。我想做个称职的导游。”“我想玄奘的身份首先是汉族人，然后才是僧人。他虽然是个了不起的高僧，但对众生并不平等。你仔细看书中的描写，他对我们游牧民族颇有微词，尤其那些不信佛教的，在他的笔下， 这些人凶猛、贪婪、粗俗。另外， 他的书中有很多是军事情报，不光是朝圣记录。”　　“你看玄奘怎么说龟兹：'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 ，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一个出家人并不需要这些信息，这都是为中国军队提供的。事实上，在序言里他承认他是应皇帝的要求而写这本书的。”　　这个观点倒是我从来没有听说的。阿合默德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说得有道理，玄奘从印度回国后，当初禁止他出关的唐太宗要求他把所见所闻记录成书，这就是《大唐西域记》的由来，其中主要讲佛教，但也有很多一般佛教徒不感兴趣的内容，书中的内容无疑对唐太宗建立帝国的宏愿是有帮助的。　　然而，龟兹国给玄奘印象最深的还是居民崇佛之盛。他告诉我们，龟兹国共有100多座寺庙和5000多名勤修的僧人。他抵达龟兹国时，众僧出城迎接，很多寺庙还在城外搭起供着佛像的帐篷，敲锣打鼓，奏乐唱经，热烈欢迎，向他献上供佛的鲜花。他为了接受僧人们的礼敬，走了很久才走完所有帐篷。　　僧人们告诉玄奘， 他刚刚错过了龟兹每年一次的秋分庆典：他们用丝绸和宝石装饰佛像，用马车载着在都城巡游，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围观。西城门外耸立着两尊三十多米高的佛像， 全国僧人会集于此，聆听高僧宣讲佛法； 连续几个星期， 国王和百姓一律吃斋。　　然而，如今的库车已远远不如当年那么丰富多彩了。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条单调的、长长的、空旷的街道，两边是一模一样的店面，外墙闪亮的白瓷砖反射着沙漠烈日的光线，简直可以把顾客拒之门外。我的心沉了下去。阿合默德看到我满脸的失望说：“玄奘再生会认不出来的。这个地方曾经那么富有、肥沃，现在却毫无特色。我小时都还可以在市里摘到野果，门前的水渠直接送来山上的雪水。现在水源渐渐干枯，沙漠吞噬着绿洲，我好久没有听到鸟儿唱歌了——森林也砍得差不多了。”　　阿合默德坐在前排， 我们聊天时，他说话缓慢而有力，偶尔转身看看我。他是一个典型的维族人：浓黑的眉毛，深陷的眼睛，直直的鼻子，一幅桀骜不驯的神情。他的祖先回鹘人很受唐代妇女推崇，他们头戴瓜皮帽，身着骑装和靴子，在长安城里招摇过市，潇洒风流。皇帝曾下旨不准许长安的回鹘人“引诱”中国女人、娶她们为妻妾。当我把这个史事告诉了阿合默德时，他并不觉得好笑：“今天就算允许，也很少有维族男人娶汉族女人，这样他会被本族人看不起。”　　那么他这次陪同我呢？　　“噢，很多维族人没工作，”阿合默德严肃地说，“他们会想，我是你的向导、翻译，甚至保镖。我可以告诉你，没几个汉族女人敢独自在新疆旅游的，太不安全了。”  [返]  

失落的文明(3)
他向我要过手里的旅游指南。“看看这上面怎么介绍库车的吧。人口：3万， 大概是玄奘时代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三是维族人；宗教：伊斯兰， 老城里有三个大清真寺，但有六个佛教遗址；气候：温和少雨， 这和唐朝差不多，但我想那时肯定比现在好；本地特产：库车女人和音乐， 这是从你们唐僧的时代继承下来的。”我笑了，他是在模仿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对库车的描述。接着他又自信地说：“别担心，我们会找到玄奘时的龟兹的，就在克孜尔千佛洞的墙壁上。”　　“但愿如此。”嘴上这么说着， 我心里并没底。　　我们找到了一个旅馆，匆匆吃了顿午饭，便向克孜尔千佛洞出发了。开了大约一小时， 在一块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洲边上停下来。一条土路蜿蜒在灌木与树林间，一直通向前方的山。山脚下是一丛白杨树，它后面数十个佛窟悬在巨大陡峭的山岩上。克孜尔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红色，在正午的日头下果然炽热如火。玄奘在他的书中没有谈到这些洞窟，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洞窟当时叫什么，但他一定来过此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石窟，也是当时西域最大的石窟群，始建于公元3世纪，建成于公元9世纪，6至7世纪时声名最盛，正是玄奘经过龟兹的时候。根据慧立的记述，玄奘曾探访过龟兹城内外的景观。　　但是， 最令玄奘激动的是，龟兹是他崇敬的高僧鸠摩罗什的出生地。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他7岁时赴喀什米尔学习梵文和佛经， 回到西域后说法传教， 名声鹊起。公元385年，后秦主姚兴征服龟兹时，特意将他请来，极尽礼遇，奉为国师， 并请他主持佛经的翻译。在此之前， 翻译过来的佛经是零散的， 而且数量不多。鸠摩罗什翻译的经文之多， 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经典，质量之高， 开历史之先河。玄奘学习的佛经很多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 直到今天， 中国僧人读的《阿弥陀佛经》、《金刚经》和《大智度论》，依然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在玄奘之前，他是中国佛教传播第一人。　　龟兹石窟研究院前矗立着一尊鸠摩罗什青铜像，姿态很像罗丹的《思想者》。正当我打量着它，追想鸠摩罗什传奇的一生和他对玄奘的影响时，阿合默德买好了门票， 还带来了导游小贾。寒暄之后，递上一支烟，言谈间他们得知俩人都在新疆大学学习过。阿合默德请小贾领我们看看玄奘时代最典型的壁画， 小贾却说：“太遗憾了，最美的不在这里，而在柏林，龟兹最有价值的壁画都被德国人挖走了。”　　他的话正好印证了罪魁祸首勒柯克在《中国突厥斯坦埋藏的宝藏》一书中的记载，他写道：“我们处处发现崭新的， 没有发掘过的庙宇，里面是最有意味、艺术上最完美的绘画。每天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一次次的惊喜，我们生活的烦恼也可以置之度外。”　　“我尽量找些好看的给你们看，” 小贾热情地说。他带我们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 我们在205号窟前停下来。窟内幽深黑暗，乍进洞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过了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我们发现面对的是一堵白墙。　　阿合默德问：“这是什么？”　　“你大概已经看过照片。”小贾从兜里掏出一本小册子，亮开手电筒。“壁画原来就在这个位置，被德国人偷走了。”从书上的照片可以看见，国王和王后站在一个僧人的旁边， 他们身穿深绿色的礼服，女人戴着华贵的头冠，男人头上有一道光环。他们黑发圆脸，面相开朗，神情温和，头微微低着看着左边。王后伸出手掌，不像是祈祷，更像是一个欢愉的姿势。“我们认为他们是玄奘那个时候龟兹国的国王和王后。你瞧，他们的样子像不像在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宾——没准儿就是你的玄奘？”　　玄奘告诉我们，龟兹国的国王和王后率全国僧人迎接他，次日在皇宫摆筵设席，为他接风。玄奘感谢这样的礼遇，但却对主人略有微词。他说国王懦弱无能，被强悍的大臣摆布。但不论如何， 他们都认识到了与强邻中国修好的重要性，因此想从这个中国僧人身上多了解一点刚刚登基的唐太宗。龟兹曾于公元384年陷落于前秦兵马，被掠取的战利品装了两万匹骆驼，一万匹马。龟兹国王接见玄奘后，又向唐朝晋献了一批良马，希望以此抚慰大唐帝国，换来太平。　　宴会上，国王下令演奏龟兹乐来招待他们的上宾。从长安到撒马尔罕，龟兹乐在丝绸之路上享有盛名。数以千计的龟兹乐人舞伎充斥着唐朝的宫廷，龟兹乐曲和羌笛、筚篥、羯鼓等乐器也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唐乐。唐代的龟兹乐曲目如《南印度》、《苏幕遮》、《龟兹乐》等， 保留至今。　　龟兹人并不认为，音乐是否只能用作宫廷娱乐，不适合供养佛菩萨。用歌舞礼拜菩萨，是他们表达虔诚的最好方式。佛陀说，音乐令人心地平和，更易于修成大法。丝绸之路上像龟兹这样崇拜音乐的国家独一无二。小贾说，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上描绘佛陀讲经或打坐时， 旁边多有天女散花、飞天起舞、音乐奏鸣。他带我们来到第69号窟，只见后壁顶上一幅尤为美丽的壁画上，一个"飞天"吹奏着笙笛，他半身赤裸，腿上莎笼旋转开来，绕在脖子和手臂上的一条飘曳的长带，使他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之感。  [返]  

失落的文明(4)
瞻仰着这些"飞天"，使我想起了我在东京国家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个舍利盒， 在我看来， 它最能表达古代龟兹人对音乐的热爱。盒盖上有四个长着翅膀的天使，翩然欲舞，一侧是音乐家演奏笛、笙、鼓、角等各色乐器，其他人带着面具热情洋溢地跳舞。只有如此热爱音乐的龟兹人，才会把音乐带到来世。玄奘途经一百多个国家，惟独龟兹乐舞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是他由衷的赞叹。　　走出第69号窟，阿合默德哼起了小调，看上去比早上开心多了。“我常听人说克孜尔千佛洞，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才来？这一切真让我惊讶。”他精神振奋地说：“你知道，库车人如今依然是最好的歌手和舞蹈家，他们的声音美妙得像百灵鸟，舞姿旋转得让你眼花缭乱。每个维族人都能歌善舞，但谁也比不上库车人。这大概是遗传。”面对阿合默德的自豪，我无言以对。在中国的各民族里，汉族人大概是最不善长歌舞蹈的了，如果说这是遗传的结果，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这种基因吗？　　尽管很多壁画早就荡然无存，有的很久以前还被老百姓抹上污泥，但克孜尔还是保存下来一些完好的动物壁画。几乎在我们去过的每一个洞窟都可以看到天鹅、大雁、老虎、大象、狮子、猴子、狗、熊、鸽子等等。小贾说这是克孜尔石窟独有的， 玄奘在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　　玄奘记载， 龟兹人信仰小乘佛教， 也就是今天缅甸人、斯里兰卡人、泰国人所信奉的南传佛教。小乘佛教注重个人修行解脱， 他们的理想是修成“阿罗汉”， 即除却烦恼、 无畏生死的人。佛陀和罗汉都是至善之人，人们只要遵循他们的榜样就能获得觉悟。觉悟的道理艰难而漫长， 但并非不能做到，即使今生不能，来生仍能觉悟。佛陀说，他的觉悟经历了好几世的修行，甚至他投胎为动物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努力。佛教经典中有许多关于佛陀前生的故事， 通常称为本生故事，其中很多都来自古印度民间传说，大多是宣扬佛教教义的， 尤其是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及大智慧。克孜尔千佛洞的本生故事不只是美丽的壁画，更是僧人们修行的目标，同时也是目不识丁的信徒们了解佛法的最好途径。　　玄奘对本生故事熟稔于心，《大唐西域记》里俯拾即是。但与龟兹僧人不同的是，玄奘信仰的是大乘佛教。对于他，佛陀和菩萨不仅是人，也是神，所以他遇到危险时每每向观音菩萨祈求保护。通过菩萨之力， 普渡众生，直到最后一个受苦受难的人被解脱， 这是大乘佛教的终极目标。佛是无我的， 他怎么能只顾自己修行， 置他人痛苦于不顾， 任其在黑暗中摸索呢？ 玄奘西行求法， 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否则他就不必将佛经万里迢迢从天竺带回，把后半生都献给译经的事业。观音菩萨是中国佛教徒的尊崇的佛，也是玄奘孜孜以求的目标。　　尽管玄奘悲天悯人，心怀广阔，他对龟兹僧人还是有些微辞。当他告诉他们自己要去天竺研习大乘佛教经典， 尤其是《瑜伽师地论》时， 龟兹最著名的高僧木叉毩对他说：“何必读那些邪书？真正佛门弟子是不读这些东西的。”　　玄奘简直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瑜伽师地论》是弥勒佛的启示，你竟然视为异端邪说，难道不怕被打入地狱？”他再也忍耐不住， 大声驳斥。这是他惟一一次发脾气。佛陀说，佛法有84000法门， 究竟选择哪一种， 要看个人。然而玄奘万万没有想到一个高僧竟然口出如此亵渎之语。　　我对小乘佛教了解甚少，在中国人们很少提及小乘佛教，即使偶而为之，也满含贬义。顾名思义，小乘低于大乘。我想趁机多了解一点， 但阿合默德说让我以后有机会再研究，现在还是最好是多看点人物壁画。“没准那些人还见过玄奘，听他讲过法呢。”　　我们在山上爬上爬下，最后来到一群英武的骑士和优雅的女士面前。他们是当年出资开洞凿窟的供养人的肖像。我很为壁画上的女子着迷。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和风沙，她们依然美艳如初。她们的衣裙颜色华丽和谐: 紧身的镶金边的蓝色上衣和乳白的短上衣紧贴着腰，三角大翻领，柔软的橄榄绿束腰大衣，长长的漩涡般的蓝裙子点缀着黄色的绣纹。难怪唐代妇女倾心于龟兹女子的打扮，她们确实是美的象征， 她们领导着那个时代的服饰潮流。　　小贾也很"爱"她们，笑着说：“要是她们谁从墙上走下来，我一定立刻娶她为妻。”当然他知道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按照壁画上的样式给他的女朋友做了一件一模一样的上装。“她穿上很美很性感，所有的朋友都问她从哪儿买的。我大概该做服装生意了。”他骄傲地说。　　阿合默德却更关心壁画上的龟兹男人。他尤其喜欢这幅男人肖像: 他双腿交叉站着， 身穿长大衣，腰扎金属皮带，上挂佩剑。他的脸是椭圆形的，笔直的鼻子，弓形的眉毛，前面的头发中分，后面用丝带扎着。他完全可以是一个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谦逊、诚挚、宁静，手持一盏献给佛陀的灯。　　小贾说：“他正是会来听玄奘讲经的那种人。家境优裕，虔诚礼佛，开凿这样一个石窟，作为家庭的神龛， 他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盛大节日的时候， 他们会来这里祈祷、举行仪式。”  [返]  

失落的文明(5)
阿合默德走到墙跟前，久久地注视着这些面孔，仿佛想和他们聊天。他转过身，两腿分开，摆了一个和壁画上的骑士一样的姿势。　　“怎么样，像不像？”他问道。　　他们看上去就像亲兄弟，都是身材魁梧，大眼睛，高鼻梁。我心里想。　　“不太像，”小贾断然地说，“他头发是红色的，你的是黑的。”　　“我可以把头发染红，现在不是流行染发么？”阿合默德说。“当然，一千多年了！怎么能一点都不变呢？”　　小贾提醒他：“他们说的是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你说的是突厥语。”　　“我们祖先说吐火罗语，后来才说突厥语， 现在我能说中文， 也许我的儿孙就只能说中文了。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我仍然是个维族人。”　　“得了，你和壁画上的人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 那些人怎么可能是你们的祖先？”小贾坚决地说。　　“为什么不是？你们汉族人不和外族通婚，我们可以。”阿合默德态度也很坚决。他转向我说：“你知道楼兰美女吗？”　　他说的是1980年在新疆楼兰发现的那具女尸。楼兰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的一个绿洲古国，早已被黄沙湮埋。她确实是一位美人，大眼睛，褐色的头发，戴着一顶饰有羽毛的帽子，身穿披肩，脚蹬皮靴，仿佛正要出发去打猎。　　“报纸上称她是“我们民族的母亲”，很多人为她谱曲唱歌。”阿合默德说，“玄奘是怎么描写龟兹人的呢？”　　“玄奘大概没有提及龟兹人是哪儿来的，”我说。阿合默德露出失望的表情。玄奘或许认为他们从哪儿来并不重要。西域就是一个大熔炉，希腊、 波斯、 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在这里交汇。正像他们欢迎沙漠里的旅人，龟兹人也欢迎他们带来的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信仰。　　玄奘当年看见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居民可能就是吐鲁番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博物馆陈列的干尸，包括楼兰美女。他们与汉族人是如此不同：他们身材高大，长着金黄或红色的头发，服装也与中原汉族迥然有异，有的身穿类似苏格兰的格子裙。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匈奴人和维族人这样的游牧民族， 还有汉族人，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想不到这里的人种和文化竟是如此地混杂而包容。　　中外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使用了各种研究方法， 如颅骨分析、衣料纤维分析、语言比较研究、殡葬文化研究、血液采样、指纹研究、DNA测试，都证实了新疆的干尸是欧罗巴人。事实上，德国的勒柯克与其他欧洲的探险家对龟兹壁画着迷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他们认为壁画上的人长得很像他们自己，仿佛找到了自己久远的祖辈。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奈·格鲁塞甚至宣称：“想想看， 在这里， 我们亲眼看到大漠中印欧民族的最后的代表， 他们看起来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历史上不会有什么能比这一幕情景更让人心动。”　　这些欧罗巴人据说是公元前2000年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使他们成为此地最早的居民。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定居在这荒无人烟的的沙漠？他们又怎么在公元10世纪消失了？对此我们都不清楚。一般认为壁画上的龟兹人是他们的后代，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吐火罗语。但回鹘人直到公元9世纪才到这里。阿合默德可能是对的，回鹘人融合了塔克拉玛干早期的居民——在新疆， 很多人都是金发碧眼。但事实是，这些温文尔雅、虔诚礼佛、给玄奘印象极深的龟兹人的身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看完克孜尔千佛洞后， 小贾建议我们去25公里以外的库木吐拉千佛洞。那里洞窟不少， 但游人不常去， 值得一看。他还有事， 就不能陪我们了。阿合默德说到库尔勒时再去找他， 我们挥手告别。多亏有了他的帮助， 我才找到一点点玄奘当年的感觉。我从内心里感激他。　　为了寻找库木吐拉千佛洞，我们顺着渭干河开了半个小时， 然后看到一座水库，有大坝和控制塔。一个汉族男人从里面出来，我们便上前问路。没想到他说：“费那劲干嘛， 没什么好看的！我们把水库都关了，就为了这些空荡荡的洞窟。太犯傻了。” 看来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至于为什么要保护那些洞窟，他们却并不知道也不关心。　　早期的伊斯兰教徒、外国探险家、河水和水库，都对库木吐拉的壁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破坏。我看到的石窟，除了一些顶部有壁画， 110个洞窟大多已是空空如也。看守洞窟的一个健壮的维族老人，正忙着用铁锹和扫帚清除洞内的沙尘。他用扫帚指指一米高的水位线，疲倦地说：“发洪水是最糟糕的。要是他们不控制水库里的水，所有的壁画都要被淹。那时候一切都晚了。”我们等到他清扫完毕后问他，能否带我们去看山上的洞窟。“你说的是那些住22号窟的有钱人？" 他开玩笑说， 但随即又严肃起来， "那儿可不安全， 洞顶都是用脚手架撑着呢。”　　我一直最想看库木吐拉的22号洞窟，这里的壁画是整个龟兹佛教艺术的明珠，在所有相关的书上都能看到复制品。12位菩萨围成圆圈站在一个巨大的莲花座上，他们头戴王冠， 神情舒展，裸露的上半身缀着流苏、珠宝、手镯。我忘不了他们的八字须，半开半闭的眼睛里透露出梦幻般的神情和冥思的满足。龟兹的石窟深受印度的影响，菩萨们看上去像印度王子，舞伎也像是从印度寺院直接搬过来的。这个洞窟的价值无可比拟，它看起来好像是印度工匠们为一位富有的印度供养人精心雕凿的， 可能是为家人或者僧侣们祷告坐禅用的。如果玄奘来到这里， 一定会激发起他对印度更大的渴望。  [返]  

失落的文明(6)
我到底也没有看成这个洞窟，很是沮丧。晚上， 阿合默德带我去老城，想弥补一下白天的缺憾，好让我这一天有一个愉快的的结束。库车老城和新城只有一街之隔，但迥然不同。这里房子都是泥盖的，和沙漠一个色调。树木在厚厚的尘土下没精打采地低垂着。我们穿过一个集市，最后的几个摊位还在卖剩下的哈密瓜片和蔫儿了的蔬菜。戴着白帽子、身穿夹袄的老人在这傍晚时分三三两两地站着。没有车辆，只有一两辆驴车和几辆自行车经过。这是一个沉寂的地方，它最好的时光早已过去。我本想在老城找到老味道，但却发现，有的只是没落和衰败，而我想寻访的历史，却也在这种没落和衰败中荡然无存了。我们慢慢地朝夜市区走去。经过一个院子时，突然听到里面传出的音乐声和叫好声。　　“是婚礼！”阿合默德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我们也进去， 和他们一起庆祝。你不是早就说想看看库车人的音乐天赋吗？”　　“这行吗？”　　“没问题， 我们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有我呢。”　　这是一个宽敞的老院子，里面有几株繁茂的大树，还有典型的葡萄架，果实累累。绿荫下有一片空场，四周铺着地毯，上面摆着大块的馕，整盘的羊肉，还有哈密瓜、糖果、干果。人们环坐着， 中间是新婚夫妇，带着孩子的妇女忙前忙后，男人们一边喝酒一边说笑。我是人群里惟一的汉族人，阿合默德没有把我介绍给大家，人们起先有些好奇地看着我，继而露出微笑，在我面前堆起一大堆吃的，热情地打着手势请我品尝。　　突然音乐响起来了，大家都站起来跳舞， 他们也邀请我一起跳。舞蹈很快就进入了高潮。女人们穿着红色长裙和绣着金边的黑马甲，鼓点紧促，琴声起伏，她们越跳越快，裙子飞舞，瓜皮帽下的辫子也在飞转。我真担心她们会扭伤了脚踝——她们都穿着高跟鞋! 但她们越跳越有劲。克孜尔千佛洞的画家一定见过这样的舞姿，否则， 壁画上的人物就不会那么惟妙惟肖。恍惚之中，我觉得壁画上的音乐家似乎走下来参加了这个婚礼。　　毕竟这是一个完满结局。从婚礼回到旅店，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实在太多了。玄奘笔下的龟兹和我所见的库车判若两地。我原以为新疆就是一个荒凉的流放之地，没有料到，在它那不动声色、冷漠枯燥、近乎死寂的外表之下，蕴含着如此多元的世界，蕴藏着这样灿烂的文明。千佛洞里性感的飞天，与印度寺庙中的相比毫不逊色，她们动情地舞着，徒劳地试图诱惑佛陀；马背上的骑士披挂着波斯萨珊王朝的盔甲，为佛陀的舍利英勇而战；壁画四周用作装饰的鸟儿栖息在树枝上的图案， 颇有中国画的韵味；希腊太阳神和月亮神从壁顶俯瞰着我们，阿波罗跷着腿坐在战车上，光环笼罩，披风摇曳；对面驾车奔驰的是阿忒密斯，她四周是一圈暗色的光环，象征着黑夜。还有那些供养人的画像， 他们生动完整、充满个性、呼之欲出，然而却只能默默无语。这些失落文明的见证人已经无法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背井离乡来到这片不毛之地，建立了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又为什么在当时那个充满争战和敌意的世界里，对不同民族和不同价值观表现出尊重和宽容？　　我努力地思索着， 却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也许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姑姑会有更深的感受。她会不会给我以启发呢？ 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了， 但在电话里， 她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我告诉她我第二天就去看她时， 她沉默良久， 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当她知道我人真的在新疆时， 顿时哭出声来。我后悔了， 也许这个电话应该到了库尔勒再打，她这一晚上肯定彻夜难眠。我也几乎一夜没合眼睛: 我所知道的姑姑的故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脑海中。　　1952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姑离开老家，坐了3个月的火车、卡车和马车，终于来到了新疆——这个她神往的地方。但是，眼前景象让她惊呆了：没有树、没有动物、更没有房屋，除了远处的地平线，这里荒无人烟。她本能地退缩着，不肯从卡车上下来。“你们说的工厂在哪里？”她愤怒而又绝望地喊道。当护送的士兵说她们必须自己动手建厂时，她顿时眼前一片眩晕。　　一切从零开始，他们必须在荒漠开垦土地，自己养活自己，就像古代戌边的部队保卫边疆同时自给自足一样。第一年他们睡在自己凿的地洞里，除了野菜没有别的可吃。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 以便能种上第一季庄稼。直到今天，在明月高挂的夜晚， 姑姑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在有月光的夜晚通宵劳动。姑姑第一年的日子是和着泪水过来的， 尤其是当她听到奶奶发疯并在河里淹死的噩耗时，她后悔自己造了孽，也哀叹自己的不幸。但是，她无法离开，因为她必须有单位的介绍信才能买到火车票。如果她私自逃离，就按逃兵看待，她会被关进监狱， 或者遣回建设兵团，等待她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　　由于长在农村，姑姑能够忍受艰苦的生活和劳动， 但精神上的无助和无望却是难以忍受的。她和一百万名年轻姑娘应征而来， 实际上是给已经在这里驻扎的军人做老婆来的。结婚的压力很大， 领导没完没了给她们开会， 教育她们说，婚姻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项政治任务，关系到祖国边疆的稳定。而且姑姑自己也需要一个家，在那么艰苦的地方，一个女人家是断然无法独自生存的。姑父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在没有异性的压抑中生活了三年，当他们看见这些年轻姑娘时，满脸是毫无顾忌的欲望。“我甚至看到一只母鸡都会兴奋不已，”姑父曾开玩笑说。但是他必须耐心等待。他的上级，通常年纪很大， 而且有的已经结过婚，但还得让他们先挑——那些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往往先跟了领导。最后轮到姑父的时候，就只有姑姑这样又瘦、又小、又黑的“丑小鸭”了。或许姑姑却因祸得福，因为很多被首长挑走的漂亮女人并不幸福，有的还得了精神病，过高的期望将她们狠狠地摔到了失望的谷底。而我姑姑呢，本来就没抱太大希望的生活，却没有太辜负她。  [返]  

失落的文明(7)
第二天中午来到到姑姑家门口时， 姑姑、姑父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早已站在路边焦急地等候。我从车里一出来，他们抓住我的手、我的肩，摸摸我的头，拍拍我全身。他们盯着我看的样子，仿佛我是外星人。姑姑又哭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　　这时他们看到了车里的阿合默德。姑姑问：“是他送你来的吗？”　　我点了点头。　　姑姑急忙擦了一把眼泪。阿合默德下车，他们握手，姑姑请他进去喝口茶，他谢绝了，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打扰你们了，走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　　阿合默德一转身，姑姑全家就问起来：“你在哪遇见他的？你不知道这儿不安全吗？”　　“没那么严重吧，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很机灵，心也细。你们不觉得他长得很帅吗？”我开了句玩笑， 想活跃一下气氛。　　表妹严肃地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姑姑姑父都已退休，和表妹住在一起。客厅的墙上挂着三排照片，爷爷奶奶的庄重地挂在最上面，中间是大家庭的合影，下面一排是每个小家庭的照片。表妹指给我看一个像日本洋娃娃的小女孩，那居然是我，我却认不出自己了。　　“真想你爸妈啊，”姑姑一开口就哭了，“我真后悔来这里，你奶奶都气疯了，我当年怎么这么傻呢？我这辈子完了，孩子、孙子们也被耽误了。我真傻！”我表妹劝姑姑高兴一点：“妈，生米早就煮成熟饭了，抱怨有什么用。”　　姑姑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十几道菜， 鱼、鸭、羊肉，还有空运来的对虾。我说太破费了。“我存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姑姑说，“我存钱就是想回去看你们全家。现在你来了，就像看见了你爸妈，我们该好好庆祝一下。”我知道我的到来对姑姑来说有多么重要。中国人最讲的是亲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为自己的祖先修建祠堂，而不是为神。现在许多中国人仍然以家庭为中心，爷爷奶奶过世后，爸爸就是她最重要的亲人了，所以我们家和姑姑的联系特别紧密。一旦这种联系没有了， 她的生活就失去了很多。　　“来，吃，多吃，”姑姑催促着我，在我碗里堆满了菜。“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肯定不会再活20年了。你一定要多吃。”　　眼泪又从她的脸上流下，滴进碗里。我试图安慰她，说现在有电话和飞机， 再见面很容易。我知道这样的安慰是徒劳的，她的梦想是离开新疆，回到老家，或者靠老家近一点的任何地方都行，只要离开这里。我记得父亲多次努力， 试图把她调回内地， 但都没成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三百多万人，他们是保卫边疆、维护统一的中流砥柱。现在， 姑姑、姑夫都老了，再也不会有单位接纳他们； 另外他们的孩子在内地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看起来，他们全家就终老于此了。　　回忆是痛苦的。我深深地理解姑姑姑父在新疆生活的苦衷，他们的后悔， 以及他们理想的破灭。我从心里为他们难过。 但同时另一个念头不断地闪现出来，他们在新疆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但是他们不说维语，也不和当地人交往，心仍牵挂故乡。他们最终不愿融入他们生存的社会，他们也没能被他们生存的社会所容纳。过去的半个世纪更准确地说，就像是一种自我流放的生活。重返家乡——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别像一剂毒药吞噬着他们， 使他们在孤独、恐惧和隔膜中生活。　　离开库尔勒时， 姑姑全家送我到长途车站。姑姑又哭了，她有流不完的眼泪，牵着我的手想让我留下来。我觉得我的心像被撕裂了， 我深知这一去可能再也见不到姑姑了。当汽车开起来后，姑姑迈着蹒跚的步子跟着车跑了几步，想多看我一眼。她越变越小的身影，拼命向我挥手，直到她消失。　　我坐下来，心情沉重地看着城市逐渐远去，接下来又是沙漠，方圆数里都是灰蒙蒙的沙粒和卵石，除了电线杆什么也没有。姑姑、姑父和他们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把成千上万亩的沙漠变成了绿洲。 毛泽东曾说我们能改天换地， 姑姑、姑父他们当年凭着自己的双手和生存的意志，确实改变了许多， 但是， 他们却没有能够改变他们脑子里的观念。　　我不由得把姑姑和姥姥加以比较。姥姥一辈子过得很苦， 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我从未听她抱怨过，她不论怎样受到责备，都总是那么仁慈和善良，那么乐观。她的痛苦足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使她有权利怨天尤人。然而她不，她承受了一切， 并没有企求别人的帮助。她好像对自己说：“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你就必须改变你对生活的态度。”　　我想起一个出家人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老婆婆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卖伞，小女儿卖鞋。每当天气晴朗，她就为大女儿发愁； 每当阴天下雨，她就为小女儿叹气。邻居看她整天愁眉苦脸，就对她说，天好的时候，她应该为小女儿高兴，天不好的时候，她应该为大女儿高兴，这样一来，她总是高高兴兴。姥姥就是这样教育我积极地看待事物。　　姥姥的忍耐，是一种心平气和的面对。这影响了我一生。我小时是近视眼，但我讨厌戴眼镜。因为怕显得像个书呆子，怕别的小孩笑我是“四眼儿”，于是一出家门就把眼镜摘下来。有一次父亲发现后煽了我一耳光：“我把钱都花在你身上了！你妈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你的眼镜。” 姥姥把我带回屋里， 替我揉揉红肿的脸， 对我说：“你不是说你的班主任也戴眼镜吗？聪明人、有学问的人才带眼镜。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一辈子没念过书，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别再像我这样。好好学习，艺不压身。带上眼睛挺好看的，不信你照照镜子看看， 多像一个有学问的人啊!”  [返]  

失落的文明(8)
其实，和姥姥一样，姑姑也是一个坚韧而顽强的人。这么多年来，她经受的困苦和艰辛都没有把她摧垮，她挺过来了。然而她始终心有不甘，她内心中的自责和后悔几乎伴随了她一生，除了一个不可实现的回家的愿望，她几乎再也没有找到一个精神寄托。其实，痛苦和欢乐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生活。也许， 正如佛陀所说的那样：一念可致天堂，一念可致地狱。  [返]  

天山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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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地漫长。已经是初春时分了，可是每天依然狂风呼啸，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整个天山都被冰雪覆盖着，丝绸之路还在沉寂之中。已在龟兹耽搁了许久的玄奘，遥望天山，心急如焚，屈指算来，上路已经快6个月了，可是还没走出多远，想到前程漫漫，他感到不能再等了。
　　他每天都去城边的商队旅馆，希望会有商人到来，带来最新的出行消息。然而每天迎候他的总是那几个被困的商人，他们也毫无办法。玄奘想说服他们一起出发，但是他们顾虑重重，都说再等等看。尽管停滞在这里花销很大，但他们必须确保他们的货物和人身的安全。
　　几十天过去了，玄奘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最终不顾众人的劝阻，决定翻越天山。龟兹国王请求他再住些日子，等到天好些再上路，玄奘说：“岂可畏冰川而不前？此去既是寻求智慧之树，贫僧只恐迟到而不恭。”
　　于是，玄奘和他的随从出发了。慧立生动地描述了沿途的危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 ，凝冱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
　　这一路真是可怕极了。即使用毛皮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仍然抵御不了寒冷。所有的人都冻僵了，只能颤抖着抱在一起取暖。马蹄上裹着毡布，可还是在冰面上打滑，踉跄难行。饿了，累了，在这风雪之中却没法煮饭和睡觉。七天过去了，他们一天天变得虚弱不堪，接连病倒。尤其是高昌国王派来的人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酷寒，最后就连玄奘自己也染上了疾病，这病痛纠缠了他一生。
　　“多暴龙，难凌犯”——玄奘如此称呼雪崩——“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者，灾祸目视。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危险使玄奘理解了在龟兹时商人们的警告。但已经太迟了。他描述的雪崩发生了，14人丧生，牛马死得更多，大部分补给也都丢了——这是他整个西行途中最深重的灾难。　　
　　玄奘是无畏的，常人也许早就心灰意冷了，而他目标已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精进，即全力以赴，是菩萨的十大完美德行之一。但是这次悲剧也使他意识到，他的轻率卤莽会使整个计划功亏一篑。他需要谨慎行事，万无一失而后行。这一教训让他铭刻在心，他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
　　我知道自己孤身一人无法攀登天山，那样等待我的一定比玄奘在此的经历还要悲惨，但我还是希望能够略微体验天山的雄伟和险峻。我听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共同修建了一条边界公路，据说乘车从山麓沿这条崭新的柏油路仅需两个小时就可到达山顶。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了。我连夜从库车赶到百里外的阿克苏，中国境内的公路由此上山。上山的路的确已经竣工，但是山那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还没有开始修路。没有办法，我只能掉头，回乌鲁木齐乘飞机前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然后再从天山的另一边重走玄奘的路。
　　在乌鲁木齐新疆航空公司售票处，我买去比什凯克的机票，柜台前空无一人，与别的线路的拥挤截然不同，机票还打三分之一的折扣。上了飞机我才发现，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乘客之一。我们很快就飞到了天山的上空。飞机飞得很低。晴空湛蓝，点缀着几朵白云；身下峰峦起伏，崎岖险峻，白雪皑皑，一眼望不到头。我能俯瞰到峡谷的深处，群峰有如被利刃劈开，当年这里对玄奘来说可谓 “死亡之谷”。九死一生的玄奘望着天山脚下，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又是什么。
　　翻过天山，玄奘就进入西突厥的领地。突厥是当时欧亚最庞大的游牧部落之一，也是唐朝的宿敌。西突厥仅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建立了强盛的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它控制着从波斯到唐朝之间的广阔领土，南毗阿富汗，北接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西面诸国如高昌、龟兹均向西突厥宣誓效忠。但他们拓疆扩土的雄心远未停止，他们始终觊觎着东方的中国，梦想占有其古老的文明与财富。五六百年后，成吉思汗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玄奘应该知道突厥人是多么危险。在他启程的前一年，即公元626年，百余万东突厥人悍然向中国挺进，他们穿越蒙古高原长驱直入，要求唐朝称臣纳贡，否则就血洗长安。太宗御驾亲征，驱除了外敌。为避免突厥的再度威胁，有人谏言太宗修缮加固长城，太宗却微笑着说道：“这有用吗？”他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边患。他采取了个个击破的战略：第一步，他将首先征服在蒙古草原的东突厥，为此他需要对与中国西部接壤的西突厥先采取怀柔政策。西突厥清楚中国皇帝玩弄的手段，他们在一旁焦虑地观望，也在考虑他们该怎么办。最终太宗的战略成功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扫平了东突厥，而二十年后，等待西突厥的是同样的命运，他们强大的帝国四分五裂，最后被并入唐朝的版图。玄奘路过此地时，正值这场殊死决战中最微妙的时刻。
　　那时这里只是一片肥沃的牧场，被群山环绕着，作为城市，是一千多年后的事了。1878年俄罗斯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兵站，尔后发展成为今天的都城。虽然和中国只有一山之隔，比什凯克却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城市，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幽雅的别墅错落有致，远方的雪山峰峦叠嶂，遍地的桦树和橡树已穿上金黄的秋装，几个老太太在捡橡树果。街上除了巡逻的警察，几乎没什么行人。和纷攘喧嚣的中国城市相比，这里显得那样恬然寂静，让我心旷神怡。
　　我一到旅馆，赶快就给约翰打电话。约翰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受聘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是这里数百名外国专家之一。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是整个中亚地区惟一的非共产党领袖，他致力于经济改革、自由选举及一定程度的言论与宗教自由。西方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希望他能摆脱困境，用事实证明民主是最好的制度。
　　约翰告诉我他的办公室在中心广场，正对着国家纪念馆，与议会大楼相邻。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比什凯克和中国城市相同的是它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留下的建筑，使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有人来访真是太好了”，约翰伸出他那长长的胳膊，给我一个拥抱，尽管我们以前只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他曾经是我先生的同事。
　　“我喜欢这里”，我说，“这里就像是个小瑞士。”
　　“你说的没错，但是人们现在可不这么想。”
　　“为什么？”我问道。
　　他神情古怪地看着我说道：“你没听说发生了什么吗？”
　　我刚在中国境内旅行了3个月，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小城镇和边远地区，几乎听不到什么国际新闻。但我的确读到1999年9月24－25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的元首在比什凯克召开首脑会议，“探讨更紧密的合作与地区发展以及反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分裂主义行动”。
　　“你不知道IMU吗？也就是乌兹别克的伊斯兰运动组织。他们武装劫持了十四名人质，还占领了两个村庄。”约翰平静地说。他不想吓着我。
　　“在哪里发生的？人质是些什么人？”我问道。我对此一无所知。
　　“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人质包括四名日本地质学者、村民、政府官员、士兵，他们甚至逮到了前去寻找日本人的一名吉尔吉斯斯坦将军。”约翰笨拙地大笑，“他们在9月23日绑架了日本人质，刚好在比什凯克首脑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你能想象形势有多么混乱。”
　　“人质怎么样了？”
　　“乌兹别克斯坦派遣飞机轰炸了IMU控制的村庄，十二位村民因此而丧命。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幕后拼命地进行斡旋协商以求释放人质，但他们又不答应IMU提出的条件，所以就陷入僵局了。”约翰耸了耸肩。
　　“IMU想要什么？”
　　“当然是一大笔钱，”约翰说道，“他们还要求释放乌兹别克斯坦监狱里的15000多名穆斯林，还有其他一些要求。”
　　“怎么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而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我疑惑。
　　“吉尔吉斯斯坦出入境都更容易一些，乌兹别克政府的控制严密得多，就像前苏联时代一样。”他解释道，“现在你就处在事故发生的地点，不过我想你不用担心。”他尽力让我安心。“实际上，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正在紧密合作，还得到了俄罗斯与日本的秘密支持与帮助。很快就到冬天了，这场戏无论如何都得结束，不然IMU就回不了他们在阿富汗边境山上的基地了。”
　　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之外，所有的中亚国家都将伊斯兰教的复兴看做是一种威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扼制。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立即经历了一场共产党政府与伊斯兰复兴党的内战，国家分裂，数以万计的塔吉克人死去，更多的人们逃往阿富汗和伊朗，一个个村庄杳无人烟。5年的游击战之后，共产党人和穆斯林结成联盟，于是有了暂时的和平。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卡拉莫夫总统拒绝让伊斯兰教抬头，警察可以随意逮捕戴面纱的妇女，只有在政府批准的清真寺里，穆斯林才能做祈祷。情况就像苏联统治时一样糟糕，人们不得不将《古兰经》藏在马列教科书的封面里。但是，这种高压政策只会孕育极端的原教旨主义，IMU也因此向卡拉莫夫总统发起圣战。
　　有一点约翰没有告诉我，而我在很久之后才知道，那就是IMU的圣战也波及到中国的新疆。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不想让我有更多的担心。五十多万维吾尔人居住在中亚——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5万——其中有不少在为IMU战斗。他们想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中国政府对此毫不留情，同时还向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提供技术与军事援助，作为他们在本国国内协助控制东土势力的回报。两国都采取了响应的行动：一些出版物与办公场所被封禁，反对中国政府的维吾尔人被逮捕，边境控制也更加严格，以防止武器与资金进入新疆。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我离开数月以后，维吾尔人在比什凯克劫持了一名中国商人，要求10万美元的赎金，还杀掉了他的侄儿，烧毁了当地的中国市场。一位中国官员从乌鲁木齐前来调查此案，也被他们谋杀了。
　　当晚在旅馆，我心神不定，彻夜无眠。偌大一个饭店房客寥寥，楼道里死一般寂静。外面有个醉鬼在街上吵闹，一辆汽车响个不停，偶尔门外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也让我心惊肉跳。要是一群人闯进来绑架我，那该怎么办？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这个美丽的城市如此寂静，刚下飞机时那种美好的心情荡然无存。我自己闯到这个几乎没有游客的城市来，简直成了活靶子。都怪我太大意了，这桩人质危机持续了几乎两个月，而我却一无所知。其实新疆的形势比我料想的严重得多。难怪萨利姆说我不该独自在新疆旅行。我渐渐明白了情势的严峻。
　　玄奘将西行求法视为比生命更重要，故而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从未退缩。我不能说我此行比我的生命还重要，而且我也不是非得马上完成它。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怕死，不是因为我勇敢，也不是因为我不珍爱生命，而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在这条黑暗的通道另一头会有什么等待着我，那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真正令我恐怖的是疼痛。我还记得从前看过的革命影片，共产党员被日本人或国民党特务折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江姐的十指还被钉过竹签子。他们满身血污，脸被烧焦，一旁还有根烙铁在火上加热。当然，他们绝不屈服，永不叛党。每当看到这些镜头我大汗淋漓，充满恐惧。虽然不敢对别人说，但我自己知道在这种折磨下我肯定会是个叛徒。看完电影后老师让我们每人写心得体会。我假装很勇敢，说我宁愿为革命自杀也不愿意被敌人抓住。我只希望我永远都不会面临这样的考验。我佩服那些共产党员。肉体的痛楚就是肉体的痛楚，无论你认为它是不义之举还是错在自身，抑或是有坚定信仰支撑着，我无法忍受肉体的折磨，就这么简单。
　　我脑子里似一片乱麻。目前看来，新疆和整个中亚的局势不会马上好起来，也许还会变得更糟。阿富汗正在打仗，我没法去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至今也没有拿到。当年玄奘走过的中亚国家中，这里可能将是我惟一能够追寻玄奘足迹的地方。想到这些，我觉得我必须坚持，不能放弃。但我也应该像玄奘那样更加谨慎，不单独去任何地方，并将行程集中在两个关键的地点：卡拉库尔和阿克贝西姆。卡拉库尔是吉尔吉斯斯坦东部最大的城镇，玄奘当年从死亡线挣脱之后就是在这里驻足休养的；阿克贝西姆距离比什凯克约一小时车程，临近托克马克，玄奘在此谒见了西突厥可汗，从而确保了他整个西行求法的成功。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决不能放弃。
　　第二天一早，约翰的翻译古加安就到旅店来找我。她是个小巧、安静、认真的女人，约三十多岁。她很乐意和我一道前行。我问她是否担心，她平静地说:“我需要挣钱养家糊口。”我们乘一辆公交车，沿伊塞克湖北岸前行。这辆公交车又脏又破，挤满了佝偻的老人和妇女，还有一头浑身灰土的山羊。车辆行驶得很慢，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摇摇晃晃悠闲前进，频繁地停下让乘客上上下下。我很担心我们天黑之前是否能到达目的地。但是昨晚一夜的的胡思乱想让我疲惫不堪，我很快就沉沉入睡了。
　　位于伊塞克湖最东端。一觉醒来，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小镇。夕阳西沉，燃烧的火球似乎要融化群山的皑皑白雪，浸染出湖中一片玫瑰色的光华，水中的鹅也仿佛化作了火烈鸟。傍晚绚烂的余晖照耀着俄罗斯东正教堂的顶尖，还有一座宛如中国宝塔般的建筑。我的心情逐渐释然而平静了些。
　　当年玄奘翻越天山之后，迎接他的该也是这样的景色，不过可能还有些帐篷和牧民。19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在此建立了一个边哨，并开始探测分隔俄罗斯与中国的山峰与峡谷。当地的语言中，卡拉库尔的意思是“黑色的手腕”，大概是指早期俄罗斯定居者的手臂。但是，这个地方和另一位俄罗斯人、著名的探险家皮泽维尔斯基的名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皮泽维尔斯基成就卓著，曾首次绘制许多未知疆土的地图，其中还包括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尽管如此，玄奘可能也不会太赏识这位探险家，因为皮泽维尔斯基对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偏见：“这里的中国人就是犹太人和莫斯科强盗的结合物，令人难以忍受。我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对待这群贱民还彬彬有礼。”如果玄奘听到他对佛教的批评，他可能会更加气愤，皮泽维尔斯基称佛教是“一种腐败的，阻碍人类进步的宗教”。皮泽维尔斯基正准备第五次去中国探险时，突然去世。此后，这个小镇便更名为皮泽维尔斯基。但吉尔吉斯人同样非常憎恨他，苏联一解体，他们立即要求这座小镇恢复其原来的名字。
　　然而这里怎么会有一座中国宝塔呢？它是不是玄奘记录的中国人的后裔建造的呢？他说他曾经过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那里有三百户人家，全都是汉人，他们是被突厥人捉获的犯人而后逃亡的，在这里定居生活。
　　当晚，我入住旅馆的老板加莉娜告诉了我中国宝塔的故事。她年近四十，热情活泼。我是她所接待的第一名中国游客。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哦，那是东干塔。”
　　“‘东干’是什么人？”
　　“他们是汉人，就跟你一样”，她说，看起来有些不解，好像我应该知道我的同胞在这里生活，“他们有好几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你明天可以去市场，他们卖日常用的各种东西，没有他们，我们会饿死。”
　　晚饭时，加莉娜和她丈夫问我，除了东干人，我在卡拉库尔还想看些什么，做些什么。大多数人把这里当作攀登天山的大本营。我发现向人解释我在做什么并不容易——许多中国人觉得我有点精神不正常，而外国人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太不了解。一位中国僧人于公元7世纪远赴印度，寻找佛教的真谛，而我现在要步他的后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解释，我不知道从何开始。当我正极力想出一些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说法，加莉娜忽然像出家人一样双手合十说：“你知道玄奘吧？”
　　我惊讶得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就放下了刀叉，说声抱歉跑开了。片刻，她带着一幅巨大的地图回来了，她丈夫也站起来，将盘子、碗推到一边，帮她把地图平铺在桌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地图的右下方竟然是玄奘，跟我在大雁塔看到的拓像一模一样。“他是我们的英雄”，加莉娜说，“他保留了我们国家非常详细、非常准确的记录，我们很感激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把他印在地图上。”她微笑着把地图叠好递给我；“请收下它，留着作个纪念吧。”
　　我无语了。我身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旅游小镇，面对的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佛教徒，但是他们却比我自己的同胞对玄奘还要了解。他们不但知道玄奘，而且玄奘还被供奉在他们国家的地图上。我感到羞愧，也感到兴奋而自豪。在我开始旅行的几个月里，我才意识到中国人其实对玄奘知之甚少。我曾怀疑当我走出国门后，除了寻访遗址、与学者交流，还能否找到玄奘的痕迹？现在，在我西行之初 这里就有他的身影，而且是作为英雄。我开始忘记了危险，对我的旅行更加充满了信心。
　　我问加莉娜我应该看些什么。“你应当上天山，这样玄奘所经历的，你就能经历到。”她说我可以步行、骑马，或乘俄罗斯的军用卡车。“要花三天的时间才能到山顶，比玄奘快不了多少，我记得他大概用了七天时间上下山。”加莉娜再次站起身来，这回她取来一些她沿途拍摄的照片。
　　照片上，积雪覆盖群山，一群旅行者背着帆布背包，马驮着帐篷和炊具。我几乎能想象到玄奘在他们当中。一切真的没有多少改变。加莉娜的照片让我想起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旅行家的照片，如斯坦因、勒科克，那些照片都诉说着攀越崇山峻岭的艰辛。为了防止风雪致盲，勒科克命令手下人割下牦牛和马的尾巴，放在帽檐下把脸遮住。但是危险不断，勒科克和他的伙伴一路经过成堆的干尸和枯骨。这位德国探险家告诉我们，如果旅队遭遇了暴风雪，“他们把牲口驮载的东西整齐地排放起来，放在出事地点附近，以便派人来取。丝绸之路商队的规矩是禁止行人随便拿取遇难者的财物。我们就碰到过诸多这样成堆的物品。”这些德国人还遇到另一种危险，那就是高山疾病。这种病是致命的，会引起严重的头痛、恶心和手脚浮肿，24小时内就会死去。
　　我问加莉娜现在登山除了药品都带什么食物。“现在不同了，有许多方便食品。但是在丝绸之路的时代，旅行者会带上很多干肉、干果和奶酪。如果他们碰巧猎杀了一头野猪或羚羊，他们会整个儿烘烤了，或者把肉割下来包在这个动物的胃里保存起来。你若是将其埋在篝火的灰烬里，第二天早晨你就能享受到可口的焖肉。当然，玄奘不吃荤，但是原始森林里有野蘑菇、胡桃、开心果、杜松子和苹果——营养丰富，也是入药的好材料。所有的商队向导都知道这些东西有救命的价值，可是商队真正的大餐是一只山鹑、雉鸡、山羊、野猪或者马这样的大家伙。有人说骆驼也算是一个，不过我怀疑，骆驼太重要，也太贵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考虑它。你要是把这些动物的肉掺和在一块烤熟，那真是一顿美餐。”
　　上山的提议把我吸引住了，这是真正的探险，就像玄奘当年那样。我问加莉娜这种登山是如何组织的。她伤心地说：“我们原本在这时候应该有三、四支队伍，从新疆的喀什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前行。不过现在旅游团都取消了。我们以丝绸之路的旅游业为生，就像我们的祖先靠它的贸易生存。但今年的人质危机把游客都吓跑了。现在我们只有六个你这样的散客，平常这个时候会多出二十倍。”加莉娜很愿意带我上山，但是上山最好几个人同行，就像从前的商队一样，人多了才能保障安全，尤其是现在。我只能放弃了。
　　第二天早餐后，加莉娜带我去看伊塞克湖。玄奘称此湖为“热海”，我们至今延用这一称呼。他以惯有的准确的观察记叙道，伊塞克湖永不会结冰，因为湖水太深了。头一天我只在傍晚时分瞥了一眼。当我们沿湖岸驱车行驶，只见天山雪白的巅峰勾画出地平线，下面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连接着路边肥沃的土地。湖边的白桦、白杨和苹果树在湿润的轻风中沙沙低语，蔚蓝的湖水，泛起阵阵涟漪。玄奘记录说伊塞克湖“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我眼前的湖面在湛蓝的天宇下静谧安详，令人难以想象那一番的景象。
　　湖边的路上，妇女在卖新鲜的或熏好的鲑鱼和鳟鱼。我想起玄奘说当地人相信湖中有水怪，“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我问加莉娜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这又是玄奘让我吃惊的地方，他怎么记录得那么准确？那些女人都是俄罗斯人。我们从不在湖里捕鱼。其实吉尔吉斯人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吃鱼。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老年人拒绝碰它，他们觉得这会带给他们厄运。我母亲第一次吃鱼时，被鱼刺卡到喉咙了，她就认定是湖里的怪兽给她的惩罚。”加莉娜大笑着说。
　　她还告诉我，老人们从不在湖里游泳，他们担心会惊醒沉眠在湖底的怪兽。对吉尔吉斯人而言，伊塞克湖是圣湖。春天，住在湖边的人会举行他们的祭礼，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就是玄奘了不起的地方，”加莉娜告诉我。“一千三百多年前他来到这里，并写下了他的所见所闻。直到今天，他的记录依然准确无误，生态学家还沿用他的记录，从中看出伊塞克湖是如何变化的。马可波罗发现一种羊就将其命名为‘马可波罗羊’，波泽维尔斯基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野马，可是玄奘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知识。”
　　我不能不佩服加莉娜既公允又准确的判断，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的大人物们，其实他们之间也还有高下之分。
　　吃完午饭，我们去了旅馆附近的农贸市场。一时间，我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一排排的摊位，兜售着我在中国能找到的同样的东西：咸菜、洋葱、香菜、生菜、豆腐、牛仔裤、羊毛衫、儿童服装，还有各种器具。站在货摊后面的妇女看起来就是我的同胞，她们穿着打扮就像中国北方农村妇女。我向她们微笑示意，她们也对我报以笑容，接着用一种难以理解的方言活泼地说了起来。
　　“他们从哪儿来？”我向加莉娜打听。
　　“中国北方的陕西，还有甘肃。”几个妇女立刻回应道。
　　“什么时候来的？”
　　“一百多年前了，”她们齐声地说。这时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过来。我们聊了一会，不过加莉娜担心我们这样做会搅乱市场，于是建议我去清真寺接着打听。
　　可惜清真寺关门了。加莉娜想了一会，说道：“我有个主意，市场里的妇女都是从15公里外的东干村来的，那里肯定有很多老人。”她丈夫曾经去过一次，可以带我们去。
　　村里没什么大人，只有些孩子在街上玩耍。加莉娜问他们父母在哪里。“在地里，”他们一边回答，一边看着我，眼睛里带着兴奋与好奇，扯着我的书包和衬衣，用他们的方言七嘴八舌地提问题。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加莉娜只得用吉尔吉斯语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他们说他们的曾曾祖父是从陕西来的。他们争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看看，我选了最近的一家。
　　像在中国北方的村子里一样，所有的房子都有大门，门上都有雕饰过的门楣，门边还有棵树。院子里有成堆的洋葱、土豆和番茄，还有些农具。屋里是一张大火炕，占了屋子的一多半。墙上贴着照片，有结婚照和全家福。照片上每个妇女都穿着鲜艳夺目的传统服装。棉被、烛台、椅子、茶壶、杯子，甚至桌上的剩饭——一切都是中国的。
　　在村里的清真寺，我们见到一个在这里长大的名叫哈米提?亚速波夫的年轻人，他正接受培训成为一名阿訇。他乡遇知音，他向我热情地问候。不过我们只能依靠加莉娜来交流，他听不懂我的普通话，我也不明白他的陕西方言。但是他给我讲的故事让我震惊。我明白了为什么这里有个“中国塔”。
　　中国的回族大部分都居住在西北，我们称之为“回回”，言外之意是他们从哪里来就很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哈米提告诉我，1862年，陕西、 山西、 甘肃、 新疆的回民因不满清政府的压迫，起来反抗。清政府派左宗棠率兵镇压，历时15年，终于平息了起义。清朝军队所到之处，村庄被掠，田地荒弃，人们被举家发配到不毛之地，但是还不能太远，因为官府还要盯着他们，以防他们再闹事。甘肃二百万回民，有一百多万被杀；哈米提的祖父母来自陕西，那里的回民几乎所剩无几。起义的幸存者带着家人被迫西逃，他们来到中俄边境时，前面是险峻的天山群峰，后面是追来的清军，他们决定翻越过去，到山那边的俄罗斯避难。
　　积雪和严寒夺去了大部分人的生命:剩余的5万起义军和他们的家属只有六千多人活了下来。哈米提的曾祖父不得不把他裹着小脚的母亲遗弃在半山腰；他的两个儿子晚上睡在一头母牛的腹下，依然被冻死。“但是我们并没有灭绝，”哈米提自豪地说：“真主知道我们是多么希望生存，多么坚强地守护着我们的信念，多么想寻找一个我们自己的、充满和平、尊严和正义的家园。”他的村庄就是1878年2月第一批幸存者的栖息地。
　　今天的东干人已经拥有十万多人口，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人口还在继续增长：每个妇女平均生七个孩子。
　　“我们必须保存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哈米提说道。
　　我告诉他，我觉得东干人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
　　“我们必须这样，否则我们究竟是谁呢？我们会像无根的大树。而且，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祖辈的牺牲又是为什么？当时若不是被迫的话，我们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的。我们热爱中国，做梦都想它。”
　　对于他的感受我深有体会。不管我在西方呆多长时间，我从来不会失去和中国的联系。英国的生活给了我充分的自由，使我有更多机会发现自己——从学者，到电视人，到作家。但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之下，我知道我骨子里依然是中国人。与中国人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共同的语言与文化根源，以及我们悠久的文明给我的骄傲——这一切都清楚地告诉我，我是中国人，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在20世纪，我的家人和整个中国一样，历经磨难，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中国的情感。相反，它使我更强烈地意识到我的归属。我整天用英语交流，但是深层次的思维和在梦中，我说的还是汉语。
　　在卡拉库尔度过的两天非常难忘，加莉娜和她丈夫的热情，使我心存感激。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的友好，以及他们对玄奘的了解和尊重更加令我感动。我追随玄奘，但我不可能体验玄奘所经历的艰辛和困难。虽然今天中亚是世界上最动荡、最危险、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是毕竟是21世纪了，现代化的交通使我不用再一步一步地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玄奘西行求法途中的最大威胁。他这次翻越天山，可谓九死一生，是他最惊险的一段经历，也是自然对他的最大的挑战，让他刻骨铭心。玄奘的天山历险，我读了很多遍，从字里行间，我感觉到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但是，我身临其境，就在天山的脚下，听着加莉娜和她丈夫绘声绘色地描绘他们的登山故事，看着墙上挂着的各种现代化的登山器械，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幅幅的画面，遮天盖日的风雪，随时可能葬身的冰谷，倒地而死的牲畜，玄奘艰难的步履，他忍痛留下的同伴的尸体……此时的玄奘已经不是书本上的玄奘，或是我熟悉的那个身负行囊、目光炯炯、大步流星的石刻玄奘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玄奘，一步一趋地向西跋涉。他走在前面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真实了，我感觉也离他越来越近了。
　　我们回程走的是伊塞克湖的北岸。蜿蜒的群山，秀丽的湖水，使人心境舒朗，情绪怡然。我注意到路边有很多穆斯林的墓地，墓塚多是砖砌的，前面是高大的拱门，里面有死者的黑白照片。他们一个个面目安详，虽然死后没有回到故土，但在这美如天堂的环境中，他们总算有了一个理想的归宿。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墓地都修得那么靠马路边，后面的空间很大。
　　古加安的解释很有意思：“他们都是牧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放牧，非常孤独。这也许就是他们为什么希望能在来世和人们在一起，享受着汽车、马群、旅行团、度假者的陪伴，以补偿他们前世寂寞的一生。”
　　游牧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使他们不那么狂热？
　　“我们吉尔吉斯斯坦人确实不是很信教，”古加安说：“我们崇拜大自然超过其他一切——太阳、月亮、雨水和土地。再说，牧民们也不能每周五抽出时间到清真寺做礼拜，你说对不对？”
　　可是那些加入IMU圣战组织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呢？古加安告诉我他们不是真正的圣战者：“他们是被雇佣来讨伐异教徒的，每天10—15美元的薪水。按我们的标准，这是很可观的收入。8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为了钱，他们什么都会干。”据说，贫穷迫四百多名吉尔吉斯斯坦妇女到国外做娼妓，有一部分在中国。她们赚的外汇比旅游业还多，仅次于毒品贩卖。
　　这是整个中亚在苏联解体后的共同经历。首都比什凯克的宁静使我着迷，但它远不是一种福祉，而是一种停滞不前的象征。可我仍然真心喜欢它。傍晚，当我从卡拉库尔回来后，我去了城中心的普波维公园。那里是树木和雕塑的世界，古代的石像简洁而浑然一体，旁边是现实主义的工人雕像和抽象的现代艺术，甚至还有一尊巨大的克格勃创始人的头像。在宏伟的国家歌剧院前面，几个魔术师正为一群孩子表演节目：鸽子凭空飞出，帽子突然在空中消失。孩子们完全被吸引住了，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声。当年，这里的魔术师、乐伎和舞者就是丝绸之路的最受欢迎的人。他们受雇于商队，每天驼队停下来过夜时，他们轮流表演绝技，让疲倦的商旅们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晚。我在西安博物馆就看到过这样一个唐三彩：一群中亚的杂技人骑在驼背上，大献其艺。今天，丝绸之路的百戏传统依然流传。
　　除了杂技师、乐伎和舞者，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一个使中国人向往的地方，那就是阿克贝西姆，古称碎叶。玄奘曾在这里拜见了他整个西行途中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另外，大唐帝国的安西四镇之一就是碎叶，一度曾管辖到西至波斯帝国的大唐疆土。这是我为自己在吉尔吉斯斯坦选择的第二个目的地。
　　第二天，约翰的司机迪马驱车来接我。为了使我不虚此行，约翰还找到了一位考古学家，名叫瓦伦蒂娜，五十出头，在斯拉夫大学从事伊斯兰前的历史研究。在他们三位的陪同下，我暂时忘记了人质危机带来的阴影。迪马是个身材魁梧、寡言少语的年轻俄国人，他有一种让人略感畏惧的威严。瓦伦蒂娜满头红发，精力充沛，充满热情而且知识渊博。她滔滔不绝，都等不及古加安为我翻译，似乎以为我们能忽略语言的障碍而顺畅地交流。偶尔她停下来，我已经完全不知所云。最后，她一口气说了十来分钟，叹息了一声。我半天才弄明白，她的同事大多数都在研究伊斯兰教时代的吉尔吉斯历史，好像在此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后，瓦伦蒂娜告诉迪马转到一条土路上去，此时四周一片菜地。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隆起的土堆，旁边是坑坑洼洼的泥地，好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只打了一半就被遗弃了。瓦伦蒂娜兴奋起来，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迪马瞟了一眼就决定回吉普车上等我们。“你们干嘛在这里浪费时间？如果你们真想看些丝绸之路的东西，那就该去撒马尔罕或者布哈拉，那里的巴扎举世无双，清真寺也很壮观。”
　　我明白迪马的失望。当年玄奘到来时，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镇。公元679年唐朝军队占领碎叶，重建碎叶城，并设镇守，足以见其重要性。此后，碎叶的奴仆也慢慢地出现在长安，他们以擅长乐舞而深得达官贵人的青睐。唐诗云:“昔年买奴仆，奴仆来碎叶。”但是，昔日的辉煌已成今日的尘土，只有像瓦伦蒂娜这样的考古学家才明白它的价值；也只有在她的感染和帮助下，我才可以想象出玄奘目睹的景物。
　　瓦伦蒂娜骄傲地地审视着她的考古王国，告诉我哪里是当年的兵营、寺庙和宫殿。她兴奋地对我说：“这里是沙漠丝路和草原丝路的汇合点。我们的挖掘是以玄奘的记录为基础。玄奘说这座城市周长大约3.5公里，跟我们看到的非常吻合。他还说，商旅胡人杂居，四方珍宝会集于此。商队得到马匹、骆驼和其他的供给，当地人用皮革、毛皮和牲口交换别的奢侈品。”她打开书包，掏出六张照片。第一张是一堆中国铜钱。“我们在这里找到很多这种铜钱，想必每个商人都用它。我觉得你们中国的钱就像今天的美元一样受人欢迎。这就是丝绸之路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突厥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和唐朝交战的原因。你还记得玄奘对突厥可汗的第一印象吗？”
　　慧立曾经详尽细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玄奘和突厥叶护可汗的会面。玄奘首先见到叶护可汗的马匹神骏、罗绮遍地，深为震撼。叶护可汗身着绿色的绸缎外袍，头发蓬松，额上束着一条一丈长的丝带，直垂到背后。他左右站着两百名官员，都身着锦缎质地的华丽的民族服饰。外面的队伍骑着马和骆驼，穿着精致的毛皮服装，佩着长矛、旗帜和弓弩，长长的队列一眼望不到尽头。
　　突厥人为了从丝绸之路获得最大的财富，甚至想直接与罗马人进行贸易。他们知道，罗马人对丝绸有着永不满足的嗜好。在罗马帝国，统治者、贵族、商人——每个身份显赫的人都想穿上丝制的长袍；基督教会舍弃他们禁欲的传统，用精致的丝绸装饰他们的祭台，教皇和主教们则穿上了丝制斗篷。瓦伦蒂娜说，罗马人也通过突厥人开始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罗马人听说：“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没有寺庙，没有娼妓，没有不贞的女人，没有劫匪，没有杀人犯，也没有人被谋杀。”在罗马人眼里，中国被美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人对罗马也同样地无知。直到5世纪时，中国的史书中还是这样写的：“那里人大多身材魁伟结实，其中一些和中原人相似，故称之为大秦。”所有丝绸之路的国家，尤其是波斯人，都受利益的驱使而阻碍中国与罗马的直接往来。直到马可波罗东游，中国的神秘色彩才渐渐消退。
　　叶护可汗在大帐里接见了玄奘，帐篷装饰着金色的花朵，光芒灼目。在他面前，群臣端坐在席子上，穿着刺绣的丝绸，排成长长的两列；他背后则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他请玄奘坐下，接着，高昌使节呈上国书。
　　高昌王既是叶护可汗的属臣，又是他的亲家:高昌王为了巩固和西突厥的关系，把他的妹妹嫁给叶护可汗的儿子。所以，有了高昌王的国书，叶护可汗极尽地主之谊，下令呈酒奏乐。慧立告诉我们：“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于是恣相酬劝，窣浑锺碗之器交错递倾，佅僸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
　　片刻后，宴席开始了，玄奘面前是特制的斋食，有葡萄汁、米糕、奶、糖、蜜和葡萄干。而其他人则端着煮熟的牛羊肉狼吞虎咽。宴会气氛活跃，玄奘也终于松了口气。须知他面前的可汗，是唐朝的宿敌。唐书记载，其人英勇审慎，稔于战阵，攻守皆能，乃制霸西域，蛮人强盛如此者无前人也。而叶护可汗如此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实乃万幸。玄奘也说，虽然可汗只是个蛮族的君主，住着毡布帐篷，但没人不带着欣赏与尊敬的眼光来看他。这口气中虽然不无赞扬，但依然称突厥为蛮族，这正是阿合默德对玄奘的抱怨。当然，玄奘是为唐朝皇帝写书，他不能完全赞扬唐朝的劲敌，但是他看待游牧民族的眼光也多少带着偏见——我们对外族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其实，在我们有记载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包括满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但是，历史教科书却给我们另外一种印象：即使游牧民族统一了中国，如果他们吸收了我们的服饰、语言和风俗，那就证明了我们的优越。其实，正是游牧民族的剽悍和开放，弥补了农耕文化的保守和柔弱，给中华民族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使得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
　　令玄奘吃惊的是，酒足饭饱之后，叶护可汗要求他介绍一些佛教常识，以活跃气氛。而此前玄奘可能了解突厥可汗对佛教的冷淡。公元564年，中国僧人道判等到印度朝圣路过这里，当地人不给他们粮食蔬菜，企图把他们饿死。多亏有他国使者告诉可汗:“此佛弟子也，本国天子大臣敬重供养，所行之处能令牛羊孳多。”可汗听后非常高兴，每日供给他们四头羊。但是他看不惯这些“不杀众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的僧人，于是禁止他们西行，遣送他们回长安。想到这些，玄奘巧妙地宣讲了博爱众生、尊重生命，以求最后的解脱的道理。他或许还讲了佛教的为政观:明智的君主把百姓放在第一位，并用仁爱治理国家；也许他还会打一个中国的比喻：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公平仁慈。
　　无论叶护可汗是否喜欢听这些话，他非常想从玄奘这里更多地了解他的劲敌唐太宗的情况。他请求玄奘留下：“师不须往印特伽国（谓印度也），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
　　当玄奘随即明确表达了继续前行的坚定决心，叶护可汗最后表示理解。他选派了一名会讲汉语的侍卫官与玄奘同行，并按高昌国王的要求，给沿途诸国写了国书。另外，他还将一件红缎袈裟和50匹丝绸作为临别礼物赠给玄奘。对玄奘来说，叶护可汗的慷慨施予和帮助是至关重要的:在天山近乎灭顶之灾后，这位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给他提供的一切，确保了他西行求法的成功。但是叶护可汗却在这善举一年之后死于兵变。西行之路遥远多险，玄奘以瘦弱之躯得以实现，其间不知多少贵人相助。是他幸运？是他有魅力？是他的精神感动了世人？我想大概兼而有之吧。
　　或许是玄奘的到来引起了叶护可汗对佛教的兴趣，佛教后来在碎叶也繁荣起来。瓦伦蒂娜又从她的书包里拿出另外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石碑的拓片。她告诉我说这块石碑是在1982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现藏于斯拉夫大学图书馆。“这是安西四镇副都护兼碎叶镇使杜怀宝立的佛像题铭。”她边说，边指着照片上的每一个字念。杜怀宝说他是为天子、众生及父母冥福造的一佛二菩萨像。如果身居镇使的杜怀宝如此敬佛，可以想象他手下的百姓更是趋之若鹜。但是佛教在此并没有延续下来。8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打败了中国，以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征服了整个中亚。但是，我们仍然记得，在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唐朝，碎叶曾是我们的边境重镇。
　　碎叶，它更让中国人心动的是和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联系。据郭沫若考证，李白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碎叶人。也许是草原游牧民族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结合，造就了李白这样一个天才的诗人。他自由驰骋的想象力，形成了他的一代浪漫主义的豪放诗风。写唐朝之强盛，他说道：“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描绘愁苦情绪，他也是大气磅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他的名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几乎是所有中国人教给子孙的第一首古诗。我在离家的岁月中，也常常低吟这首诗。
　　我想告诉瓦伦蒂娜这首诗，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谁知道我刚开个头，她竟然接了下去。“我爱李白，他的想象力多如泉涌。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玄奘翻越天山的艰难丝毫不亚于蜀道，可他做到了，我相信你也能做到。”瓦伦蒂娜看着我，充满信心地说。看着她满头飘动的红发，她火一般的热情，我很感动。正是由于她，碎叶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片黄土；正是由于她的帮助，我在一步一步地走近玄奘，不是在故纸堆里，而是在现实中。
　　玄奘与叶护可汗在碎叶城外道别，沿着丝绸之路向康国，也就是今天的撒玛尔罕，行进。撒玛尔罕地处东西要冲，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的城市之一。玄奘告诉我们，当地的粟特人最善于经商，丝绸之路的每个商队几乎都由他们带领，他们的语言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通用的语言。《新唐书》对他们的记载更为生动：“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左王右缶若粘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
　　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用在国外——包括中国——赚来的财富筑起宫殿一样的大厦，饰以远方的风土人情。在撒玛尔罕的老城里，考古学家发现一幅壁画，上面绘有中国皇帝与宫女巡猎的场面，展示了唐朝的强大和显赫。当阿拉伯人席卷中亚的时候，这正是撒玛尔罕所需要的。康国国王给唐朝的贡表说得非常清楚:“臣种族及诸胡国，旧来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亦不侵损大国，为大国行裨益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唐朝虽然多次出兵，但是最终也没有抵挡住阿拉伯人席卷中亚的“圣战”浪潮。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大批的粟特人，不过他们不是经商，而是逃难，许多人寄住长安。
　　时至今日，中亚的战火依然烧个不停。阿富汗面临着美国人的最后通牒，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我现在去那里，就等于往坟墓里跳。对我来说，最后的希望就是拿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去我向往以久的撒玛尔罕。回到比什凯克，我又打电话到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可得到的回答就像在伦敦和北京一样：不行，甚至拒绝的声调都一致。一位男士用低沉而模糊的声调问我想要干什么，话里带着威胁的暗示——跟我想象中的克格勃一个腔调。我说我想申请签证。
　　“去干什么？为什么现在去？”
　　我告诉他我的目的。
　　“你是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吗？”
　　我说不是。
　　“那我们不能给你签证。”他挂了电话。
　　我试图再打个电话，或许有一个同情我的人。
　　还是那个声音：“不要再试了，你不可能去乌兹别克斯坦。”　　
诞生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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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在中亚腹地的旅程漫长而艰险。他说那里的路比冰山和沙漠还难走，险象环生。那里的天空永远是乌云密布，鹅毛大雪飘个不停，有些地方积雪深达几十英尺厚。他回想起在穿越塔克拉玛干和攀越天山时所经历的危险。他汲取了教训，小心翼翼，不时停下来，辨清方向再走。然而，四周白茫茫的一片，使他和同伴们分不清东南西北。有一次，正当他们苦苦地寻找方向时，几名猎人出现了，把他们带上正路。
　　公元628年的秋天，玄奘抵达白沙瓦。他从长安上路西行整整一年，这一刻他等待已久了！白沙瓦是古健陀罗王国的都城，也是佛教的第二圣地，许多大乘佛教的经典在这里诞生。佛经中有许多关于佛陀前世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这片土地上也保留了许多佛陀的遗物，例如，佛陀化缘时用的衣钵。另外，对玄奘来讲，白沙瓦还有一种吸引力：这里是佛教史上两位最伟大的哲人无著和世亲的故乡，也是他信奉的瑜伽宗的发祥地。求寻对瑜伽宗的了解，正是他西行的目的所在。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在寺院里聆听那些瑜珈宗大师们的教诲，以解开那些困扰他已久的问题了。
　　但玄奘所看到的一切令他震惊。公元5世纪，来自欧亚大草原的白匈奴人，在征服印度时途经这里，给这座城市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玄奘悲伤地写道：“王孙绝嗣，役属迦毕试国。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宫城一隅有千余户……人性恇怯，好习典艺，多信异道，少信正法。”
　　震惊之余，玄奘在一座野草丛生的寺庙中投宿。像这种有僧人的寺庙，在当地已经寥寥无几了。世亲当年讲经的寺庙早已破败不堪，只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露天长廊和一座座幽暗却依然宏伟的殿堂，依稀可见昔日的辉煌。当他向那里仅有的几个僧人探询瑜伽宗时，他们却一无所知。他必须继续西行，前往终极之地印度。
　　1999年12月，我由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飞往白沙瓦。我到达时，失望的心情几乎同当年玄奘一样强烈。接机的人要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以便司机容易找到我，可我根本没敢这样做。机场大门的两侧是一群普什图男子，他们身材高大、蓄着大胡子，有人肩上斜挎着机关枪。他们的脸像石块一样冰冷，看上去毫无表情，但目光如剑，一旦和他们对视，那犀利的目光似将把人劈碎。幸好，那天我穿着当地的女装，长长的裙子，宽宽的裤子，还加一个长长的围巾。但我没有丝毫安全感，也许带面纱会更好些。
　　我集中精神，两眼向下，目不斜视，快走，再快走，最后几乎是一溜小跑，逃出了他们的视野。我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后边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不知道那位等我的司机怎样能找到我，但我实在不想回到人群中去了。过了许久，人群终于散去，只剩下一个男人还站在那里，他一边打着手机，一边焦急地四处张望。他一定就是来接我的司机。
　　彼得很抱歉他没有亲自到机场去接我。他原来是英国一家私立学校的校长， 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阿富汗难民的悲惨处境让他心痛。他辞掉待遇优厚的校长职位， 来到白沙瓦， 现在是联合国的官员，负责难民事务。我们以前在伦敦的朋友家里见过一次面。他住在大学区，环境安静而舒适。在饭桌上，我同他们夫妻一起讨论了我的参观计划。彼得说这个地方现在变得越来越极端， 我单独活动恐怕不安全。碰巧，他认识一名普什图保镖，他的雇主回英国度假去了，正好闲来无事，我可以雇他几天。有了机场那段经历，我求之不得。这样心里就踏实多了。
　　早晨，基瓦尔过来接我，他不像我在机场所见到的那些普什图男子那么高大，但更粗壮。他面无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上身穿一件蓝色夹克衫，下面是一条巴基斯坦男子常穿的灰色宽松裤，戴着一副墨镜。我问他我是否能带相机拍照，他从墨镜后看着我毫无表情地说：“为什么不呢？我们既然能在大街上开枪杀人，你为什么不能拍照？”看来，我确实是到了普什图人的地盘上了。我又看了他一眼，很庆幸他没带枪，那样就太过分了。可他问我是否想看看枪，说着，像魔术师一样从夹克下面抽出一支手枪。“是真枪吗？”我问。“自己摸摸看。”他说。我从来没摸过枪，只感到它冰冷、硌手。基瓦尔无所谓地说：“这里是白沙瓦，为了生存，每个男人，不论老少都有枪。而且不止一支，多多益善。白沙瓦郊区有一个专门贩卖军火的市场。在那里，什么武器都能买到，子弹袋、步枪、高射机枪、甚至是火箭发射筒，应有尽有。不想去看看？它就在通往开伯尔栈道的那条路上。”我说想想再说。
　　我想去看看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开伯尔栈道。当年玄奘就是从这里到达白沙瓦的。我渴望沿着这条古栈道去寻找玄奘的踪迹，即使站在远处眺望，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也值得。不过，要去那里必须得到当地部落首领的特别许可。从白沙瓦郊外通往阿富汗边界山区的所有道路都属于普什图部落的领地。实际上，巴基斯坦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这一地区——这种状况从英国人统治时一直延续至今。普什图人有他们自己的法律，由部落议会来执行。他们的办事处在白沙瓦市区一座宽敞的院落里，我交了几美元，办事处就给了我一纸通行证，还给我们指派了一名普什图边防卫兵，带我和基瓦尔去开伯尔栈道，并负责将我们送回。卫兵坐在前排，基瓦尔坐在我身边，我一生中从未感到过如此安全。玄奘当年西行，有西突厥可汗派遣的士兵保护，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卫兵了。
　　在途中，我决定在基瓦尔提到的达拉军火市场停车看一下。它就坐落在部落领地的边界。从远处眺望，它和那些普通集市没什么区别，一条街道的两边挤满了店铺。只有走近时，才看清了奥秘所在。集市上没有水果和蔬菜，也没有那些居家过日子所需的日用杂品，卖的只是武器和弹药。重型武器如火箭筒等都置放在店外光天化日之下，店内柜台上、玻璃橱窗内放着各式各样枪支、弹药，墙壁上也悬挂着各种武器。这些东西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对于它们的功能，我一无所知。我战战兢兢地走着，生怕一不小心碰到什么，弄走了火。但基瓦尔和那位边防卫兵就像小男孩进了玩具店一样兴奋，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想试一试。他们顺手把一支美国造的自动步枪挎在肩上，就像我在商店里试一个手提包。他们两人进进出出，不停地比较枪支弹药的价格。我禁不住问：“你们真的会用这些武器吗？”
　　“为什么不会？”卫兵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奇怪。
　　“可你们对谁用啊？”
　　“对你的敌人、亲戚、甚至朋友，如果他们碍了你的事。”基瓦尔一边说着，一边用目光盯着一支李英菲尔德步枪。“这枪不错，这里造的。” 接着，他转身对我说：“普什图人一贯用枪来说话，来复仇。”
　　“那部落首领干什么？我原来认为维护法律秩序是他们的事。”
　　“他们也努力了，但人们不一定听他们的，尤其是那些势力较大、有很多男人的家族，最终只有枪最管用。”
　　中午我们来到开伯尔栈道的主峰时，我满脑子想的还是与枪支弹药有关的事。我们的卫兵在基瓦尔耳边说了些什么，就走开了，把我们两人交给正在检查关卡的士兵，一辆过关的卡车上挤满了阿富汗人。这个关口被称作亚洲的大门，只有身临其境，我才真正领会了它的含义。两边陡峭的山脉在这里汇集，留下的缝隙仅够勉强通过两辆汽车，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海路运输开通以前，这条狭窄的栈道是前往印度的必经之路。印度那神话般的富饶——珍奇珠宝如尘土般遍地皆是，土地肥沃使庄稼自生自长——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多少世纪以来，开伯尔栈道目睹了各式各样的征服者——希腊人、波斯人、贵霜人、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和英国人，他们都对印度次大陆垂涎三尺。就像玄奘亲眼目睹的那样，每一批征服者都带来灾难，但同时，也在此落户扎根，繁衍生息。普什图人的远祖就是15世纪征战这里的入侵者之一。
　　我本想沿栈道而下——阿富汗边界距我只有一里路，但边防哨兵用枪比划着叫我离开。我不情愿地转身回来。在这个晴朗无云、阳光和煦的日子，极目远眺，阿富汗境内的那些村庄和道路，依稀可见。基瓦尔告诉我说，如果搭上便车，他就能赶回家和三个孩子吃饭晚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他家住在喀布尔附近的一个村庄。他还不想把他们接过来，否则他们只能住难民营。“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们？”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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