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瓦尔摇了摇头：“塔利班真的是疯了，如果我这样在马路上行走，塔利班会把我抓起来。”他摸了摸胡子接着说：“按照塔利班的标准，这胡子太短了。你知道，现在每个阿富汗男人都得留胡子，而且必须留得很长，女人都得带面纱。我们不能听音乐，不能看书，甚至不能在家中挂画。孩子们也不能放风筝或在公园里玩耍。想想看，那是种什么生活？塔利班真疯了。”
塔利班又被称为“宗教学生”，主要是普什图人。1996年，他们在占领喀布尔之后，闻名于世界。此前，他们只是前苏联军队狼狈撤出阿富汗之后军阀混战中的一派。最初，人们认为塔利班能吃苦、善战、讲效率、有秩序而不腐败。但是他们的宗教狂热很快就使全世界震惊。他们决心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伊斯兰国家，因而采取最极端的形式，包括最严厉的惩罚，比如把小偷的手斩下来，把通奸妇女用石头砸死。他们禁止女人工作，去医院，女孩不能上学，必须像囚犯一样待在家里。
和许多人一样，塔利班使我感到恐惧。他们似乎要把阿富汗带回到中世纪的黑暗年代。玄奘也注意并记载了他们祖先的虔诚:“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至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轮诚竭心宗敬。”玄奘的记录来自于他在阿富汗的亲身经历，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深刻了解。据说，佛陀最早的俗家弟子就是来自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的两个商人，他们恰好在佛陀觉悟后遇上他，并赠给他麦饼和蜂蜜。作为答谢，佛陀将他刚刚获得的感悟传予他们。玄奘记录说，他们两人深为佛陀的话所感动，请求佛陀能留下信物以作纪念，于是佛陀把自己的一缕头发送给他们。回国后，他们按照佛陀指点的方式修了一座塔，把那缕头发供在里面。玄奘说，这就是世上第一座佛塔。在穿越阿富汗的旅途中，他还亲自去参观了那座佛塔。
一千多年来，佛教在阿富汗长盛不衰。世界上最高的巴米扬大佛就证明了玄奘所描述的当地人的虔诚程度。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巴米扬大佛建于公元5世纪，之后很快就成为人们朝圣的中心。其佛像之巨大，设想之惊人， 让所有看了它的人叹为观止， 但同时也深受鼓舞。中国的克孜儿、云岗、龙门和四川的乐山大佛无不受巴米扬大佛的影响。
阿富汗的佛教徒不仅自己虔诚无比，还沿着丝绸之路弘扬佛法，功不可没。中国的佛教典籍里记载了来自喀布尔峡谷17位杰出僧侣的名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潜心译经。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除了印度人，就当属这些阿富汗高僧的努力可嘉了。玄奘西行路过这个地区时，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僧人，他们的学识和虔诚给玄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当地求学达四个月之久，尤其是对小乘佛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玄奘还发现大乘佛教经典中很多和佛陀有关的圣地都在阿富汗境内，这使他兴奋不已。哈达城尤其使他难忘。他告诉我们，那里的寺庙珍藏了佛祖的头骨、眼睛、袈裟和手杖。玄奘把高昌王赠送的礼物大部分都捐赠给了这座寺庙。守护神殿的僧人告诉他，朝圣的人们可以用丝绸包着香灰在佛祖的头骨上拓一下，他们用丝绸上的印记占卜未来。玄奘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上路已经一年了，一路困难重重，现在他终于快要接近佛国圣地了，他希望之后的旅程能够一帆风顺。他那块丝绸上的印记是一棵菩提树，在佛教里这意味着觉悟。守护神殿的僧人说：“这是一个罕见的吉兆，它意味着你日后定会修成正果。”玄奘欣喜若狂。
现在我们仍能看到佛陀的遗物。它装在一个特制的纯金舍利圆盒中，盒壁上是站着的佛陀，旁边是已经成为佛教里的两位印度神——大梵天和因陀罗，还有两位菩萨。这个舍利盒是大英博物馆最珍贵的收藏之一。19世纪30年代，探险家查尔斯·梅森在贾拉拉巴德西部的一座坍塌的佛塔中发现了这一宝物。这里距著名的佛教圣城——哈达只有几里路。梅森把那些遍布喀布尔山谷和贾拉拉巴德之间平原上的佛塔、寺院及石窟一一画了下来，他精美的素描使我们可以想象到玄奘亲眼目睹的阿富汗的辉煌灿烂的佛教历史，及其丰富的佛教遗产。直到15年前，哈达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些举世无双的古希腊和罗马风格的雕塑：佛教里的天神和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一模一样，佛陀和宙斯如出一辙，佛教的寺庙和雅典的神庙同样风光。然而，在阿富汗内战中，哈达博物馆毁于兵燹，珍贵的文物也都化为灰烬。
贾拉拉巴德是塔利班的大本营。基瓦尔指着远方的那座城市告诉我，“我不知道它的历史这么悠久，在我的眼里那只是一座难民城。如果塔利班当权，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历史留下来了。占领巴米扬之后，塔利班士兵们把大佛身后的那些石窟当成兵营和存放军火的仓库。后来，他们把两尊佛像中小的那尊的头和肩膀炸掉了，还向大的那尊大腿处发射了好多枚火箭弹。他们声称要毁掉巴米扬大佛。”
这么说，难道我不可能到阿富汗去了，哪怕带上面纱也不行？
基瓦尔转过身来看着我，他似乎认为我真的疯了：“你真的想在阿富汗结束你的旅行？他们不可能让你去巴米扬，连我自己都不敢去。留到下次吧。”
我自言自语道：“下次该是什么时候呢？”
基瓦尔说我们该去找负责我们安全的边境卫兵了。我们来到一幢距栈道不远的房子，一些老人们正坐在外边，喝着被当地称为“卡瓦”的中国绿茶。房子里面很暗，只有一缕阳光斜着照射进来，在飞扬的尘土中蹀躞，我们的卫兵在屋角低头打着瞌睡，脸上是吸毒后迷糊的表情。如果他的普什图同胞这时给我们惹麻烦，我真不知道他会派上什么用场。基瓦尔说，白沙瓦是毒品之乡，这里可以买到任何毒品。饭馆的老板可以卖给我们大麻、鸦片和海洛因。美国将近一半的毒品都是从这里偷运出去的。没有毒品，就没有阿富汗的军阀们，也就没有连年的内战，毒品是他们的经济命脉。但是从我们卫兵脸上飘飘欲仙的神情来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毒品似乎为普什图人提供了少有的一点快乐。
下午，我们返回白沙瓦，并把那名卫兵送还到部落办事处。白沙瓦博物馆就在附近，里面收藏了一些世界上最精美的佛像，有些也许是玄奘在原来的佛塔和寺院中见到过的。
基瓦尔不感兴趣， “你知道，我们穆斯林不赞成偶像崇拜。” 他向我解释。
“可我需要你的保护啊！” 我开玩笑说。
“这你别担心，那里绝对安全，如果白沙瓦有一个地方不需要我，就是博物馆。”他一本正经地说，然后他把我送到一栋典雅、屋顶上有着塔楼的维多利亚殖民风格的建筑边。我一个人走了进去。
一进博物馆，外边街道上的喧嚣顿时换成一种凝重的沉静。里面宽敞明亮，阒无一人，中间的大堂占据了两层楼的空间，旁边是伊斯兰式的拱门和另外两个展厅。展厅里陈列着各种从白沙瓦一带的寺庙里收集来的佛像。馆内静得出奇，只有我自己走在大理石地面上所发出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荡。巡视四周，有些佛和菩萨的雕像靠着柱子站着，它们比真人还高，慈祥地俯视着我，另一些则沉浸在冥想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一排排半身雕像和头像，色彩鲜亮，表情或悲伤或安祥。凝视着它们，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寺院之中。
玄奘是否发现这些佛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佛陀和那些菩萨们的卷曲头发被盘在发冠上，他们的长袍有的袒露半臂，有的则不然，上面的褶皱如浪花般泻下直达脚踝，还有他们脚上穿的凉鞋。在展示佛陀生平的浮雕上，带有古希腊科林斯式柱、三叶形拱门和三角形山墙的建筑比比皆是。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自己也对寺庙里佛像的卷发不解，曾向一名僧人求教。
“佛陀是印度人，”他生气地说，好像我的问题过于愚蠢。
“可是印度人和我们一样，头发应该是直的。”我反驳道。
僧人提高了嗓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说佛陀是洋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他的一头卷发确实有点蹊跷。”
“佛像从来都是这样，你是少见多怪。”
不过，白沙瓦佛像上的卷发，确实属于西方人，或者更精确地说，属于希腊人。佛像是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交流的最传奇的故事。佛陀在世的时候反对偶像崇拜，他多次告诫弟子们：“遵循我的教诲，但不要崇拜我本人。”几百年来，佛教徒们一直谨记佛陀的训诫，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他们就拜菩提树或者是佛陀的足迹和佛塔。同时他们也觉得，任何东西都无法表述觉悟之后的境界。我们无从得知， 也无从理解，它不同于已知的事物， 也不在未知的事物之内，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西行路上，玄奘一定也看到希腊古典风格的佛像，尤其是白沙瓦的佛像，但他可能不知道这里的佛像是世界上最早的佛像之一。相反，他记录了一个神话般的关于佛像起源的故事。佛陀悟道后在弥勒佛的兜率天里为他的母亲讲经，一位对他崇敬有加的印度国王担心他一去不复返，迫切想得到佛陀的一幅画像了以慰藉。一位画家借菩萨的法力前往兜率天，把佛陀的形象牢记在心，回来后用檀香木做成了一尊佛像。当佛陀再回到人间时，这座塑像起身迎接他。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尊佛像诞生的故事，玄奘听后一定非常感动，他还让人复制了这尊佛像带回国。
事实上，玄奘在白沙瓦所见的带有浓厚希腊一罗马风格的佛像是世界上最早的佛像之一，大约是在佛陀涅槃五百年后由希腊人塑造的。公元前4世纪，崛起于希腊半岛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欧洲之后，又回师向东吞并了波斯和今天的阿富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白沙瓦——南亚次大陆的门户。神奇富饶的印度近在咫尺，他建立空前帝国的梦想即将实现。不过他手下的将士却另有打算：八年马不停蹄的征战已使他们身心疲惫，而且离家越来越远；更糟糕的是，他们又赶上印度夏天的雨季，天空好像漏了似的，倾盆大雨一连下了几个月。他们举步维艰，忍无可忍，一致要求返回家园。面对可能发生的兵变，亚历山大大帝别无选择，只好下令班师回国，留下一小部分希腊军队在当地维持已经占领的领土。公元前 323年，亚历山大在途经巴比伦时不幸中毒而死，他的帝国迅即瓦解。后来，他手下一位将军又试图完成他未竟的大业，进军印度。不过，除了现在位于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巴克特里亚之外，希腊人最终放弃了所占领的全部土地。
公元前2世纪，巴克特里亚的梅南德国王——佛经上称其为弥兰陀——皈依了佛教。他学识渊博，智慧过人，对佛教很崇敬，但同时又提出许多问题和疑惑。他想知道像他这样未出家的人是否也能达到觉悟，如果能的话，僧人们为什么要过禁欲苦修的日子？佛教徒们只要虔诚地供养佛陀的舍利，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为什么佛陀却告诫弟子们不要那么做？为什么佛教认为自我并不存在？涅槃是否是佛教徒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和所要实现的最终解脱？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弥兰陀国王所提出来的问题，后来成为佛教的经典《弥兰陀王所问经》。它回答了人们，特别是刚刚开始接触佛教的人们对佛教的疑惑和不解。正因为如此，它非常受人欢迎。玄奘对它肯定了如指掌。
为了解答弥兰陀王的问题，印度著名高僧那先专程到巴克特里亚。他用比喻的手法，把佛教中最微妙、最棘手的概念深入浅出地一一讲解给弥兰陀王。比如弥兰陀王认为涅槃，也就是人觉悟之后那种最高境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那先问他：“陛下，世上是否有种被人们称作‘风’的东西？”
“不错，确实有风。”
“陛下，请你把风展示给我看好吗？它的颜色、形状、薄厚和长短。”
“这是不可能的！风是抓不到的，但世上确实有种东西叫风。”
“所以说，陛下，涅槃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没人能够说出它的颜色或形状。”
我们带着各自的思索来到了白沙瓦老城，当地人还保留着丝绸古道的传统， 称这里是“说书的巴扎”。就是在这里，玄奘和他跟随的商队稍作停留，和其他商队交换信息，打听前面旅途的消息，晚上在篝火前听说书以消遣。玄奘肯定会在这里搜寻有关健陀罗王国的历史和传说，其中很多他写进了《大唐西域记》里。岁月沧桑，光阴荏苒，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战争和破坏后，玄奘当年亲眼目睹的景物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巴扎还在，就像过去一样，它仍然是这座古老城市的中心。
集市的中央大街上人群熙攘，都是男人和儿童。高音喇叭取代了旧日的说书人，狭窄幽深的小巷从集市的中心蜿蜒延伸出去。如果我一个人，肯定不敢贸然到小巷中来，里面通道和暗门四通八达，说不定哪个门口就会突然钻出个人来把你掳走，或许你从此就会消声灭迹。不过，有基瓦尔在，我感到很安全。我们沿陡峭的台阶而上，转过几个弯，便进入迷宫般的摊贩世界。蔬菜、水果、香料、服装、五金、粮食和珠宝，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人在放贷。但是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银匠的橱窗里展示的珠宝和人们脚上穿的凉鞋，它们几乎和我昨天在博物馆看到的佛陀和菩萨们身上的一样。盯着我看的一双双男人和孩子们明亮的蓝眼睛，使我不禁想起亚历山大的希腊远征军。这时，我感觉到时光似乎是在倒流，我仿佛回到玄奘当年到来时的丝绸古道上了。
那时的巴扎应该比现在热闹。罗马人对印度香料的需求永无止境，而印度人又和罗马人一样，深深地被中国的丝绸所吸引，他们不仅用丝绸制作华美的服装，还用来装饰佛塔和佛龛。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阿育王修建了一条大道，把恒河平原和他帝国之内的西北地区连接在一起，白沙瓦从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健陀罗王国商人们的口袋，他们慷慨施舍，修建了一座又一座庄严无比的寺庙。
我对巴扎里的粮摊特别感兴趣，导游书中提到，这里曾经有过一棵菩提树。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也说这里是白沙瓦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他告诉我们佛陀曾在菩提树下对他的弟子阿难说，在他涅槃四百年之后，此国将会出现一位名叫伽腻色加的护法国王，他将在菩提树附近建造一座佛塔来供奉佛陀的舍利。佛陀从来没有到过白沙瓦，而且，伽腻色加王皈依佛教的故事也许是后人加到佛经里的，但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像所有的佛教徒一样，玄奘坚信佛陀有过许多前世的轮回，其中几次是在健陀罗王国度过的。
对玄奘来讲，伽腻色加王也不陌生。他统治的贵霜人是早年游牧在长城之外的月氏人的后代，后来被中原人驱赶，向西迁徙。他们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西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东至恒河平原的北部，首都设在白沙瓦。贵霜人崇拜波斯火神，但同时也信奉佛教，尤其是在伽腻色加王统治时期，更是如此。玄奘在白沙瓦及周围地区所参拜的许多庄严无比的佛塔和寺庙，就是这个时期修建的。佛像也是在贵霜王朝统治期间首次出现。在白沙瓦发现的很多硬币上，一面铸有佛像，另一面铸有伽腻色加王像。
玄奘到达时，由伽腻色加王建造的用来存放佛陀舍利的佛塔已经毁于大火。这座高达五十米的佛塔已经着了三次火，当地人告诉玄奘：“如来悬记，七烧七立，佛法方尽。”
后来，佛教确实从健陀罗这片土地上消失了，这座佛塔也于公元10世纪被毁，残垣断壁埋没于土丘里。直到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哈姆根据玄奘提供的线索，才找到这座佛塔的确切位置。
那棵菩提树保存的年头比佛塔要长许多，直到19世纪。印度莫卧尔王朝的两个皇帝，巴布尔和阿克巴尔，都曾经提到它。今天，菩提树已经无影无踪，我看到的是一堆堆的玉米、棒子、面粉和十几种不同颜色的豆子。一位相貌和善的店主请我们坐下休息，喝一杯中国绿茶。我问他是否知道那棵菩提树。
“许多日本游客都来这里寻找那棵树，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告诉他据说佛陀曾经在树下坐过。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屑一顾地说。
“所以佛教徒要来这里朝圣。”
“你是佛教徒？”他问我。
我说我对佛教感兴趣。
“那你对佛像是否感兴趣？”他压低声音问道。
“昨天我在白沙瓦博物馆看到一些举世无双的佛像。”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
“你们这种人有时候想买一个带走。”看来，他把我当成富有的日本人了。
“有卖的吗？”
“没问题，有人专门做这种生意。你有兴趣吗？”问话时，他尽量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听说文物走私在白沙瓦十分猖獗。喀布尔博物馆曾多次遭到袭击，如今屋顶已经坍塌，外墙也被火箭炮炸得坑坑洼洼。自苏联1992年从阿富汗撤军以后，该博物馆收藏的十万多件世界级文物不翼而飞，大多数都是从白沙瓦流失出去的。人们都说在白沙瓦很容易搞到珍贵的文物，我决定也试一试。我向店老板打听他有些什么。
“你想要什么有什么，”他自信地说。“佛像、钱币、珠宝。”
“我能带出关吗？”我问道。
“没问题，我们负责帮你带出去。”
“我想看个小点的佛头像。”
“请稍等。”
他随即消失了。我向基瓦尔打听他是否了解文物走私的事。“谁不知道这是发财的生意。几乎人人都在做——农民、部落里的人、海关官员、政客，甚至连国会议员也做。文物走私比毒品走私还赚钱。”
半个小时后，店老板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口袋。我们躲到店的后边。他从袋子里慢慢拿出一把铜钱，我无法确定它们的真伪和年代。不过，那尊精美的石膏菩萨头像无疑是件真品，他脸上的表情像是来自天际。无论是谁，如果没有从内心里感悟佛教，都无法仿制得如此完美。它和我在白沙瓦博物馆见到的佛像几乎一样美。店老板开的价格是3万英镑。我不会买，也买不起这尊美丽的佛像，但我想它很快便会被文物贩子买走。事实上，阿富汗的珍贵文物就是一件件地从白沙瓦迷宫般的巴扎流入私人收藏家、文物贩子甚至是日本和西方的博物馆，直到阿富汗被洗劫一空。谢天谢地，他们无法把巴米扬大佛也偷走，我记得当时这样安慰自己。
但是，我错了。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终究没能逃出塔利班的魔掌，2002年2月26日，在我未能如愿以偿进入阿富汗的一年之后，塔利班的领袖穆罕默德·奥玛尔发布了此命令：
根据阿富汗宗教学者发布的法令和阿富汗最高法庭的裁决，决定摧毁目前在阿富汗全国各地的偶像。它们是异教徒曾经崇拜的神，而且它至今依然是偶像，有可能被再次奉为神灵。安拉是惟一的真主，其他所有的伪神都应当被清除。
毁佛活动从摧毁巴米扬大佛开始。“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佛像，是不受欢迎的遗产。”塔利班向世界宣布。他们置国际社会的恳求、抗议和要求购买巴米扬大佛的呼声于不顾。全世界只能束手无策地观望塔利班用坦克和火箭一轮又一轮地轰击巴米扬大佛。两尊佛像的头颅、大腿和袍子在炮声中被一块块地炸掉，但这两尊屹立了千年之久的大佛不肯向塔利班轻易低头。
在巴米扬大佛命运悠关的那几个星期，我总是想到玄奘。在大佛刚刚落成不久，他就到了巴米扬，受到了国王的热烈欢迎，成了王宫里的常客。据玄奘记载，这位国王虔诚无比，他时常将百姓和僧侣召集到一起，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他派僧人带玄奘前往境内所有圣地，这当然包括巴米扬大佛。玄奘是这样描绘其中较大的一尊：“王城东北山阿， 有立佛像， 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 宝饰灿烂。”
使塔利班愤怒的是他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竟然还没有把大佛炸掉。奥玛尔下令在全国屠杀一百头牛作为对“不能按时摧毁大佛的赎罪”。为了加快毁佛的速度，塔利班的士兵在大佛身后的洞穴里填满了炸药。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塔利班把整个毁佛的过程都拍摄下来，向全世界播放，以此显示他们的桀骜不驯。
我是从互联网上看到的，那情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巨大的爆炸声震撼着大地，塔利班的士兵狂呼着“真主伟大”，“真主的意志无坚不摧”。瞬时间，尘砂和硝烟弥漫了整个峡谷。烟尘散去后，两座大佛荡然无存，山壁上只剩下两个冒着烟的大洞，闻名于世的巴米扬大佛变成地上一堆堆的碎石。塔利班的士兵连滚带爬，手舞足蹈、声嘶力竭地向空荡荡的石窟冲进去。负责监督毁佛的指挥官随后向世界宣布：“我们先把那座较小的佛像炸毁，是个女人。然后，我们把她的丈夫也炸飞了。”
两座巨佛从此消失了，随同它们消失的，还有喀布尔博物馆残存的佛教雕塑。塔利班士兵冲进博物馆，整整三天三夜不停地用大锤和斧头狂砸数以千计的雕像。最后被毁的，是博物馆收藏品中最珍贵的文物——一尊有1800年历史的伽腻色加王的雕像。士兵们一边砸着，一边不停地狂笑，直到它也像巴米扬大佛那样变成一堆碎石。塔利班的目标是要在阿富汗清除佛教的一切痕迹。他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佛，向世人展示他们对佛教的虔诚；现在，他们的子孙则以毁佛行动来向真主证明他们的忠贞不二。
然而，让塔利班始料不及的是，连续数周对巴米扬大佛的狂轰滥炸，使全世界对阿富汗辉煌的佛教艺术空前关注。过去，阿富汗只是以战争、冲突、饥荒和狂热而闻名于世；现在，被掩盖的阿富汗历史的另一面又重新被世人记起。巴米扬大佛存在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关心它的命运，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现在，它们消失了，却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永久的地位，而且更加美丽，更加庄严。从这一野蛮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佛教传播到它前所未及的地方。从死亡中获得再生，如同凤凰涅槃，这其实就是佛教要告诉人们的 。
月光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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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读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之前，我不清楚印度这个国名出自何处，更不了解它的确切含义。西汉时，印度是“身毒”，后来改为“天竺”，玄奘称其为“印度”。“印度者，唐朝的话就是月亮。月亮有很多名称，印度是其中之一。意思是说，所有众生，生生死死，轮回不息，好像一个没有光明的长夜，就好像太阳既已落山，晚上点上蜡烛，虽然有星光照明，哪里如同朗月的明亮？因此，把印度比成一轮明月，实在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圣贤相继出世，遗法相传，教导众生，条理万物，好像月亮照耀一般。”
玄奘对印度怀有深深的崇敬之心。当他终于就要踏上这片圣土时，回望一年多的艰辛跋涉，他百感交集，兴奋无比。玄奘13岁在洛阳剃度为僧，他出家的寺庙与中国最早的寺庙白马寺相距不远。他一定知道白马寺的传说。公元65年的一个夜晚，汉明帝在梦中见到一尊金身圣人。第二天，他把梦境说与众人，大臣们认为，皇帝梦中所见之人一定是佛陀，据说他的教诲能救苦救难，普渡众生。汉明帝马上派使者去寻访这位圣人的教导。一年以后，使者带回两位印度高僧——竺法兰和迦叶摩腾，还有一匹白马，上面载着佛经和佛像，白马寺因此而得名。这就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故事。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佛教其实已经传到中国，否则汉明帝的大臣们怎么知道他梦见的金身圣人是佛陀？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五百年里，数以千计的印度僧侣翻越喜马拉雅山，或渡过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来到中国，译经弘法。玄奘研习佛法就是通过他们翻译的经文。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单独从事这项工作。然而，中国人从他们印度老师那里学到的越多，心中的疑问也就越多，也就越想追溯佛学的源头，玄奘本人就是如此。另外，他们还想亲临佛陀的故乡。从公元4世纪，中国僧人便开始十几人甚至上百人结队前往印度朝圣。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之一，但是，我们对他们了解甚少——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记载，很多人死在路上。其中，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朝圣者之一是法显。公元399年，他65岁那一年离开中国，直到80岁的时候才返回。他的《佛国记》虽然内容简单，却是中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有关印度的记录。这本书使玄奘过目难忘，他认定，“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走下去，是一个高僧的责任”。最终，他来到了印度。
同玄奘一样，印度之行也令我兴奋不已。不过，我对印度的了解远远要少于玄奘。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中国和印度因边界纠纷发生过一场短暂的战争，那是1962年，我还没出生。战争的起因中国说是印度人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并要清除中国边境的军队，另外当时印度还庇护着在那里避难的达赖喇嘛，令中国政府恼火。196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之一)>> ，这篇文章说要给尼赫鲁这条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主义的恶棍、资本主义的马屁精一点教训。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喜马拉雅山长驱直入，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很快中国就单方面宣布停火，把军队撤回到战前位置。此后，西线无战事，我们又把印度抛到脑子后面去了。
20世纪70年代末期，印度电影突然在中国火了起来。那些旋律优美的歌曲、浪漫动人的故事、英俊漂亮的男女演员让我们一下子着了迷。尤其是黑白片《流浪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它是我和所有中国人最喜爱的一部印度电影，我看了不下十次，每次都红着眼圈回家。后来，这股印度热戛然而止，其消失如同其到来那样神秘而突然，令我和千百万中国人遗憾不已。不过，没人问为什么再没有印度电影可看了。给什么看什么——这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从那时起，我们对印度的任何了解都是通过新闻报道，不过，也没有多少，或许每年有那么两三次，都是印度出现天灾人祸的时候。电视上的镜头千篇一律：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穷人们，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倒地而死。这种用意不言而喻：中国在飞速发展，印度已经远远落在后边，在封建主义的泥淖和民主化的动荡之中挣扎，不能自拔。
母亲深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她帮我打点行装时，在我箱子里塞满了方便面和药。“你非得去吗？”她几乎是在求我。“那里又穷又脏，你会得病的。而且他们的饭你也吃不惯，会饿着。”国内一家主要电视台播放了有关印度的系列追踪报道，她看完后大吃一惊。因为在报道中，印度是世界上最脏、最乱和最穷的国家。相比之下，伊朗简直就是天堂，就连伊拉克也不错，至少它的街道宽阔，店铺干净。印度人不是一般的落后，简直就是人类的悲剧。
这次，我要自己亲眼看看印度。
2000年1月末，我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飞往印度。机场的保安措施异常严厉，这是印巴两国关系紧张的晴雨表。飞机上，我和邻座的一位印度妇女攀谈起来。她头戴一块漂亮的围巾，质地柔软，颜色微妙得几乎让人难以琢磨。我告诉她我很喜欢她的围巾。“你们中国的丝绸更好。”她热情地说。“你知道印地语里丝绸是什么？是‘中国布’的意思。我们的丝绸是从中国传入的。”她接着告诉我其他一些从中国传到印度的东西，印度人很感激，就在这些东西的名称前加上“中国”或 “中国的”，比如花生是中国果、梨是中国王子、瓷器是中国土，等等。“当然还有这个，‘中国’，她一边说着，一边指着我面前托盘上一小袋白糖。
糖可以说是中印之间交流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用甘蔗榨糖是印度人最早发明的，而且沿用至今。正是玄奘到印度去的时候，丝绸之路的商人和朝圣者把蔗糖，也就是红糖，带到了中国。不过，经过五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一坨一坨的红糖变得像石头一样硬。唐朝人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看起来像石头，但吃起来像蜂蜜，所以干脆就叫它“石蜜”。石蜜被作为珍品进贡给朝廷，唐太宗品尝之后非常喜欢它的味道，特地派人到印度学习制做石蜜的技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无论从味道还是外形和印度的一模一样。太宗很高兴，但是有一点让他不满意:石蜜的颜色像干了的马粪一样，摆在宫廷的宴席上，实在有伤大雅。锐意进取的太宗认为石蜜应该色味俱全。在他的授意下，宫廷的匠人们反复实验。果然，如太宗期待的那样，工匠们献上晶莹剔透、洁白如雪、像沙一样细的白沙糖。印度商人把它奉为珍品，带回国去，于是印度人给白糖起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中国”。
中午过后不久，飞机在新德里机场降落。薄雾遮住了冬日的阳光，使人略感寒意。天空灰蒙蒙的，像一个大染缸。我钻进一辆破旧的黑黄色的出租车。街道上，小汽车、大巴、卡车、摩托车和自行车挤成一团，彼此互不相让。中国已是人满为患，我抱怨这里拥挤不堪听上去多少有些荒唐，可是中国的街道似乎更有秩序些。但是，到达目的地的兴奋和期待使我无暇顾及许多。印度之行是玄奘梦寐以求的，我也对这个幅员辽阔、 和中国一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憧憬有加。我是否还能找到玄奘当年所见到的一切？他的名字是否尽人皆知，就像我牛津大学的印度同学所描述的那样？佛教在这里是否已经成为过去？对我来说，佛国之旅行是否能像玄奘当年那样，成为一次难忘的精神之旅？一切有待我去发现，去印证。
我的朋友普雷姆站在他家大门外等候着我，他满脸微笑地把我抱住，算是他的欢迎礼吧。他是我丈夫的老朋友，我们曾在伦敦见过面。一进他家的客厅，我马上觉得像回家了。墙壁上挂着巨大的淡金色的日本屏饰，上面是一座黑色的宝塔矗立在群山之上，此外，桌上摆着一对用中国青花瓷瓶做成的台灯。普雷姆觉得中国什么都好，当然也包括玄奘。
“在学校时，我们学了所有关于你这位高僧玄奘的事迹，他绝对是一个英雄，不过我们拼写他名字的方法和你们稍有不同。”普雷姆说。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对玄奘的了解，但觉得还是应该礼貌地先问问他的工作，比如他在他的报刊专栏上写了什么文章等等。他挥了挥手：“还是别说那些了，没劲! 还不够扫兴的呢! 印度现在糟糕透了。不像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我们的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增长缓慢，外国投资很少，而且根本没人关心那些穷人。我知道，你们国家有腐败，但那些受贿者至少拿了钱还干事。在这里，他们光拿钱不干事。”说着，他突然闷闷不乐地一屁股坐了下来。普雷姆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聪明，也很忧郁，这可能和他早年丧妻有关；他谈起印度社会的弊病来，滔滔不绝，也许是一种发泄吧。
他还清楚地记得他1999年对中国的访问。“中国真了不起，”他说着，又激动起来，“没人挨饿，人们信心十足，拼命工作。你们的产品，又好又便宜，你们的人那么有纪律。我敢说你们很快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他说他正在写一本书，比较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我们向你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我有时甚至想，或许专制对印度未必是件坏事，至少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简直无可救药。我都想到中国去生活了。”他无奈地挥动着双手。
我对普雷姆说，他其实很幸运——他的外国同行非常羡慕他享有的自由。听了这话，他变得严肃起来。他太急于为印度寻找出路，他把这些忽略了，也许是故意的。“你可能是对的吧! 我们的宪法申明尊重个人自由。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认为正确，我可以批评政府，他们也不会把我送到劳改农场。”说着，他笑了。
他对中国难道没有任何仇恨吗，尤其是1962年中印之战以后？
“当然，我们怎么能忘记呢？那场战争是我们的国耻。尼赫鲁热爱中国，他热爱中国历史、中国人，他尊重中国人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普雷姆激动地说。我知道他说的尼赫鲁的中国情。我在阅读他的自传时，曾抄录了这段让我心动的话：“我的思绪回到那遥远的过去，那些朝圣者和旅行者跨越高山和大海，来往于中印两国之间，寻找彼此拥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似乎看到自己的身影也在那长长的朝圣者的队伍之中，朝着我理想中的天国在行进。”
普雷姆说尼赫鲁非常想把这种友谊发展下去。他把中国放在印度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上，并引导印度人民和他一起热爱中国。“那时我们的口号是‘印度，中国，是兄弟！’可突然之间，你们向我们宣战了，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我们的军队不堪一击，你们的军队势如破竹，整个印度陷入一片恐慌。在新德里，公园变成了战壕，大街上到处是用沙袋筑成的工事，人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北方边界地区更是乱了套，政府惊惶失措，命令军队把水电站、发电厂和大型工厂炸掉，把茶园烧光，把精神病院的病人放走。多亏我们的军队无能，来不及执行所有的命令，许多设施没被破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论是像普雷姆说的，是中国首先宣战，还是像我们中国人相信的，是印度挑起战争，两个国家把两千多年的友谊抛在脑后，大动干戈，确实令人遗憾。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新观照历史，但是自那以后，中国失去了最亲密的盟友。尼赫鲁本人，他的身体和他的前途，也因为这次战争的失败而走向毁灭。普雷姆说，在尼赫鲁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没有其他任何事件对他的打击更大，更令他伤心。他彻底地完了。普雷姆回忆说，“他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几乎变了一个人。”1964年，中印之战结束还没有两年，尼赫鲁就去世了，带着他的痛苦和绝望。普雷姆苦笑了一下：“玄奘的在天之灵要是知道这一切，也会感到伤心，他那么热爱印度。”
“也许他太热爱印度了，”我对普雷姆说。“他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你从他赞誉有加的描述中能够感觉得到。”玄奘对印度的热爱洋溢在《大唐西域记》的字里行间。为了人们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他不厌其详，充满感情地描绘了印度的一切，这不光表现在他对佛教寺院和圣地的记述上，也流露在他对一切事物的记录上。他笔下的印度城镇，大门耸立，高墙林立，但街巷蜿蜒狭窄；他探讨印度明君的治国之术，认为基于此，这个国家民风正直，富于尊严，善解人意，彬彬有礼；他注意到教育在这里十分重要，有学之士受到国王和百姓的尊重；印度人的习古之风使他想到中国的儒学传统，但这里经典的内容更加广泛，包括艺术、天文、医学、伦理学和宗教修行。
玄奘描述的很多细节，即使在今天同样使我们感到亲切。“衣裳服玩，无所裁制，贵鲜白，轻杂色。男则腰络腋，横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花鬘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齿，或赤或黑。齐发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印度人十分注意保持卫生，在这方面容不得半点疏忽。人们全都在饭前洗手，饭后用柳树的枝条来清洁牙齿，并洗手漱口。印度人很少吃蒜，凡是吃的人，受他人厌恶，只能屏居郭外，希迹人间。对于印度有的树木、水果，玄奘也一一记录下来：“凡厥此类，难以备述，见珍人世者，略举言焉。至于枣、栗、柿，印度无闻。石榴、柑橘，诸国皆树。”
直到最近，我才认识到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录对印度人的重要性。在我出发之前联络的所有人中，我最渴望见到的就是印度考古局局长阿贾伊?山克尔先生。我在印度所有要去的地方和要采访的人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我曾就我的旅行计划写信给他，很快就收到他的传真和热情的回复，他为我提供了我印度之行最关键的几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按照他传真上的名单，拨通了一位名叫阿格拉瓦尔的考古学家的电话。阿格拉瓦尔博士曾主持过印度考古局的很多佛教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他现在是该局遗址部的主任。当我向他介绍了我的身份时，电话那端沉寂了良久，我以为线路断了。“这位女士，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他说话很慢，“山克尔先生昨晚出车祸，他已经不在了。你现在打开电视，新闻正在播放这一消息。”
我赶紧跑过去把电视打开，调到印度政府新闻频道上，几条新闻过后，电视屏幕的右上角出现了一张照片。这位面目和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是那位心地善良的山克尔先生。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死太突然，太残酷了。生命的脆弱，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受到了。就像佛陀告诉他的弟子们那样，生命就是一口气，随时都会消失。我记得读过一位禅宗大师在一张写着“死”的条幅前打坐的故事。当时我对自己说，什么活法都有! 现在我明白了，生与死的界限如此微薄，难怪那位高僧打坐时悟的是万事无常。
我伤心不已，但我决定还是马上就去印度考古局，它位于横贯新德里市中心的大道上，这有点像长安街，宽敞笔直，绿树成荫，两旁的政府机构和豪华饭店气势雄伟。我没费劲就找到印度考古局，它的大门口摆着欢迎来客的石雕和雕像，不过，院内异常地安静。我在大楼后面的一个小屋里找到了阿格拉瓦尔博士。我刚一坐下，他就从办公桌上一堆文件和小册子下面抽出一张传真，那是山克尔先生发送给我的传真副本。“这可以说是我们已故局长的遗愿，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我告诉他我正在追寻玄奘的足迹，希望参拜《大唐西域记》中所描述的一些主要的佛教圣地和遗址。他的眼里露出了笑意，声音也变得兴奋起来。“可以说，玄奘就是我的导师，他的《大唐西域记》就是我的《圣经》。你简直想象不到它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他建议我们到隔壁的国家博物馆去，那里收藏着精美的佛像，其中有些玄奘可能看到过。他强调说：“可以说，那里的许多佛像是玄奘帮助我们找到的。”
阳光从一楼走廊的玻璃窗照进来，洒在那些美丽庄严的印度神湿婆、象头神伽内什和保护神毗湿奴塑像上。这些塑像由光滑的花岗岩、石灰石、红沙岩雕刻而成，风格各异，惟妙惟肖。我尤其被生育之神女药叉的塑像所迷住，在她的身上，女性的魅力淋漓尽致，而且非常夸张地表现出来——高耸的胸部、纤细的腰身、强健丰满的臀部和欲火焚烧的表情。她的性感和生命力、爱与美、激情和欢乐的神态令我赞叹不已，这是我在中国艺术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博物馆一、二楼展厅陈列着众多佛像、雕塑和绘画，气氛平和宁静，和楼下印度神像的力度和能量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这些佛像菩萨像也略小一些，似乎在告诉我们，他们是人，不是神。我无需仰望他们，我和他们对视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无助，相反，他们充满慈爱的目光使我有一种安全感。
柔和的灯光下，这些塑像栩栩如生。凝视着它们，我很难想象就在一百五十年前，印度人和西方人还不知道佛陀是谁。弗朗西斯?威尔福德在19世纪初曾写到：“佛陀是位贤者，还是位英雄？他是一个殖民地的创造者，还是整个殖民地的化身？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埃及人就是埃塞俄比亚人。”直到1942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给佛教下定义时，还说佛陀是“印度保护神毗湿奴的两个化身之一”，这种无知让人汗颜。佛教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更加悠久，曾主宰印度达千年之久；整个亚洲都信奉佛教，甚至连历史上最强悍的成吉思汗大帝也在他的帝国里弘扬佛法；马可波罗和天主教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们在日本、中国和西藏都接触过佛教，并把这一发现带给充满好奇心的西方人。
这里有两个足以让全世界震惊的故事：一个是在佛陀的故乡，人们对他一无所知，就像在中国人们不知道孔子是谁。另外一个故事同样令人深思:一千多年前，两位到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留下他们对佛国的记录，正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帮助下，英国人和印度人又重新找回印度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我们在博物馆院子中的咖啡馆落座，阿格拉瓦尔博士说道：“我们印度人对玄奘感激不尽。没有他，我们历史有相当一部分就会被湮没。翻开任何关于印度早期历史的书籍，你都会看到玄奘的名字。最重要的是，玄奘使佛教重见天日。”一连两个小时，他给我讲了印度是怎样重新发现佛教的故事。当我又读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之后，我才明白这个故事是多么地令人吃惊。
我首先了解了中国人和印度人是多么的不同——这也正是玄奘为什么对印度人如此重视的原因。人们都喜欢谈论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但实际上中国和印度的差别更大。印度人富于哲理，喜欢精神生活和先验论；而中国人则注重实际，喜欢物质生活和脚踏实地。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就是这个世界。如同孔子所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宗教则主宰着印度人的生活，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得到解脱——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俗、转瞬即逝的世界解脱出去，进入那永恒的极乐世界。印度人有三亿多的众神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印度人肯定不会理解，两千五百多年来，作为中国人精神导师的孔子只是一位四处游学的圣贤，我们并没有把他神化。
中印两个民族之间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它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你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历史学家，玄奘本人就继承了这一传统。”阿格拉瓦尔博士对我说。确实，历史对我们非常重要。当然，治史的目的更多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自孔子时代开始，史学家们一直详细记录着每一个朝代的历史——每一位皇帝的在位时间，他们的嗜好，时常发生的农民战争，诗人和作家喷如泉涌的巨作，等等。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后来的皇帝和士大夫们以史为鉴。历史是面镜子，既能反映过去，又能照射未来。
“对印度人来讲，生命只是昙花一现，历史和历史知识是累赘，”阿格拉瓦尔博士饮着茶徐徐道来。“我们的传说里也提到几个印度国王和王室的名字，但他们身上都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不足以为考古学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佛陀是印度人，而且可以说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最伟大的印度人，但我们竟然没有关于他的历史记载。玄奘在印度时，佛教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到了11世纪，那些来自阿富汗的入侵者又给佛教带来致命的打击。此后，原始森林掩埋了数以千计的佛教遗址，其余的则成为清真寺和印度庙宇。佛陀最后在自己的出生地被人们淡忘了。幸运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使我们了解了所有的一切。”
重新发现佛陀，还应当归功于一小批热爱印度的英国殖民官员，特别是印度考古局第一任局长亚历山大?康宁哈姆。1834年，在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服役的20岁的康宁哈姆中尉从苏格兰第一次来到印度，驻扎在贝拿勒斯，也就是今天的瓦腊纳西。从拥挤不堪的贝拿勒斯出城过恒河就是鹿野苑，它就像是一个安静的后花园。在千年古树和荒草之中，有一座30多米高的圆顶建筑。建筑的外表有精美的浮雕装饰。这个建筑是什么？为何修得如此精美？为什么建在这个地方？康宁哈姆感到好奇。贝拿勒斯的居民普遍认为它是用来存放“王后或王妃的”骨灰的。他就此事询问了好几位婆罗门祭司，他们是印度传统的保护人。但他们并不热心，他们甚至拒绝教英国人梵文。康宁哈姆多次讨教也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最后，康宁哈姆决定自己来做个小小的发掘。为此，他得到了总部设在加尔各答的亚洲协会的帮助——该组织对申请入会的成员的惟一要求是“热爱知识”。康宁哈姆自己就是工程师，他亲自动手搭起了同那幢神秘建筑一样高的脚手架，然后从顶上打了一个1米多宽的夯道，一直通到底。他用了14个月的时间，花费了五百多卢比，可是一无所得，只找到了一块刻有他不懂的文字的石头。在附近的土丘里，他还发现了六十尊精美的雕像。他们是谁，他也不清楚。他失望至极，最后只好把石头上的字拓下来，连同二十个保存得最好的雕像一起送往加尔各答的亚洲协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剩下的四十多个雕像，还有我收集的其他的带雕刻的石头，后来被已故的戴维森先生用大车运走，扔到巴纳河的桥下去加固桥墩子了。”
康宁哈姆在亚洲协会的同事们也不能确定他送来的东西的价值。后来，经过破译，刻在石头上的字被证明是佛教徒的发愿文，也就是为什么要立像的说明。同时，在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的英国官员也向他们汇报，这些国家依然信奉佛教。由此推定，尽管雕像上的佛陀是卷发、高鼻梁，而且嘴唇丰满，但他不是来自埃塞俄比亚或埃及的“非洲黑人”，也不像婆罗门祭司说的是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化身。佛教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起源于非洲，佛陀确有其人，他出生在印度北部的某个地方。斯里兰卡的佛经甚至说明了佛陀的出生地和涅槃地，但是在印度现在什么地方，却无人知道。至于鹿野苑，它可能是一个佛教遗址，仅此而已。
19世纪40年代，法显的《佛国记》被翻译成英文，10年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先被译成法文，紧接着又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真相大白。法显和玄奘把佛教主宰印度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展现给世人，并把重要的佛教遗址一一做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它们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寺院地点、僧侣生活以及重要性等等。康宁哈姆对这两部著作所发挥的巨大影响的反应，表达了许多人内心的感受。他写道：“这两本书的重要性怎么夸张也不为过。在此之前，所有试图解读这些文物的努力，只不过是猜测。”他在鹿野苑亲自发掘的那座宏伟的建筑是一座佛塔，是纪念佛陀觉悟后第一次讲经的地点！
读法显和玄奘的著作使康宁哈姆灵感突来。他马上就制定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用这位中国高僧所写的游记作为考古指南，使印度被湮没的千年佛教历史重见天日。这一想法使他激动不已。但是，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对其殖民地的历史根本不感兴趣。当时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和国会议员麦考利大言不惭地说：“我相信，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即使将收集到的全部历史资料用梵文写成书，其价值远远低于英国小学里最廉价的简写本读物。”
在这种殖民主义的狂妄气氛下，康宁哈姆只能在履行他军中的职责外，用业余时间来研究中国人的记录和古代印度遗址的资料。他等待了几乎三十年，形势才开始好转。1861年，身为少将的47岁的康宁哈姆从军队退役，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他出任了新成立的印度考古局局长。这一头衔对他来说虽然多少有些徒有虚名——他只有两名助手，但他欣喜若狂。
康宁哈姆决定沿着玄奘的足迹进行考古挖掘。在他看来，《大唐西域记》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书中提供了佛教所有圣地的位置、方向、距离和主要标记等准确信息，甚至对它们的布局也做了详细的描述。康宁哈姆带着他那规模不大的考古队和助手们一起上路了。此后的二十年里，康宁哈姆追寻着玄奘当年的足迹，在整个印度不停地奔波，挖掘和验证这位中国高僧所记录的所有重要遗址。在《被发现的印度》一书中，凯伊生动地描述了康宁哈姆在他生命之秋是如何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工作的：
可以想象，一支小小的考古队来到一片被人们遗忘了的庙宇。当老将军从饰有浮雕的寺庙拱门里弯腰出来时，帐篷已经支起来了。他的西服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蝙蝠粪。草草地冲了个澡后，他又开始工作了，在一张摇摇晃晃的行军桌上记录着白天考古工作的发现。当太阳从树梢上落下去，那些小鹦鹉尖声叫着飞回自己的巢穴时，仆人点上油灯。老将军告诉助手明天要起早工作。然后，他拿起那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大唐西域记》，也准备休息了。
随着康宁哈姆的挖掘，笼罩在印度佛教历史上的黑暗逐渐地褪去。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是佛陀觉悟的地方；舍卫城，佛陀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那里讲经布道；拘尸那，佛陀的涅槃地；在王舍城，佛陀迎来了第一个听他讲经的国王；秣菟罗有著名的秣菟罗雕塑学派，创造了一些世界上最美的佛像。康宁哈姆没有完成的，其他的考古学家接过来，他们的挖掘仍旧以玄奘的记录为根据。在曾是印度的政治中心和阿育王的故乡的巴特拿，他们发现，阿育王不仅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护法国王。最后一个佛教圣地的发掘是位于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佛陀的出生地。尽管以现代考古发掘的标准衡量，康宁哈姆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粗糙。但是他把玄奘当年所看到的，后来却被印度人自己忘记的1000年的历史展示给世人，他使佛教在印度重见天日，实在是功莫大焉。康宁哈姆明白，他所取得的一切，完全归功于两位中国高僧，尤其是玄奘：“我们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天色渐晚，博物馆就要关门了。我们走出来，漫步在冬日新德里和煦的幕色中。华灯初上，灯光透过大街两边茂密的枝叶，斑驳地洒在地上，更显得树影婆娑。我感到太阳下山后的凉意。虽然是初次见面，我对阿格拉瓦尔博士充满了好感——是玄奘使我们成为知己。他对这位中国高僧的崇拜很富有感染力。站在博物馆外的街道上，他对我说：“对于玄奘大师，我们充满感激。在古今所有的中国人中，惟有他真正了解印度，从地理上，精神上，还有灵魂上。你几乎可以说，他是我们的一员，但又不仅如此——他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种新的精神食粮。”
道别之后，我一人漫步在宽阔的大街上，脑子里充满了下午谈话的内容。我从来没有料到玄奘对印度如此重要，直到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他在印度人民的心中仍然至高无上，远比我们自己对他更为崇敬。印度不可能找一个比玄奘更适合的文化使者。毫无疑问，中印两个民族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正如玄奘所做的那样，也如同印度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在1924年对中国听众发表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让天堑变通途，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并非置我们的分歧于不顾，而是要通过这些分歧团结在一起。分歧永远不会消除，没有这些分歧，生活会变得更加乏味。人类应该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我们不求毫无生气的一致，但求活生生的团结。”
我感觉到我印度之行开始有眉目了，而且我更清楚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了。我对玄奘的理解进了一步，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是沟通中国和印度、 过去和现在的桥梁。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在佛陀的故乡追寻他的足迹。
比哈尔邦是我印度之行中最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佛陀终于悟道成功；在那里，佛陀讲经布道，度过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光阴；在那里，佛陀最后涅槃。在印度语中，“比哈尔”是“寺院”的意思，因为那里寺庙曾经多不胜数。玄奘在印度求法十三年，其中有九年是在比哈尔邦度过的。在那里，他寻求佛陀教诲的真谛所在，并到所有的佛教圣地朝圣。对我来说，前往玄奘当年获得灵感的地方，就是一次朝圣。
普雷姆是比哈尔邦人，他劝我不要去那里。“比哈尔已经远非玄奘当年看到的那片圣土了。你根本不了解那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不信你可以问问我的仆人，他们都是那儿来的。村子里没有学校，没有电，没有路。男人没工作，孩子们挨饿，妇女们被轮奸。我们称它是‘印度心上的一个洞’。你知道，过去六年里，那儿有差不多五万人被杀。也许应该让你们中国人接管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办法。”他开玩笑地说。
“比哈尔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问道。
“是种姓问题捣的乱，”普雷姆回答说。“比哈尔邦在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猜想，那些婆罗门种姓的地主们以功自居，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比哈尔邦的政治和国大党，但他们从来不为下等种姓的人办事。于是下等种姓组织起来，选出他们自己的领袖。可惜这些新的政治家们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把比哈尔邦弄得一塌糊涂。慢慢地，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
我问印度其他邦是不是也这样？
“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大地主人最多，没有土地的穷人也最多。这两种情况碰到一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他看上去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可是，我知道佛教徒还到那里去朝圣。
“他们真勇敢，”他说，“可我建议你别去。上星期《印度快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我去拿来给你看看。”他从书房里把报纸找来，上面写着：“一辆满载着日本香客和佛教僧侣的大巴在比哈尔邦遭到武装抢劫。财物抢劫一空，两人被打成重伤。有关部门劝告人们等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再来此地。”
“你肯定也知道比哈尔邦选举的事。”普雷姆问着，递给我另一张报纸，头版大标题是：“警方击毙两名试图抢夺投票箱的男子，十四人在冲突中丧生。投票的第一天共有七百人被捕。”不过，当我看到另一则消息时不由得笑起来了：“由于害怕暴力，一名选举监督员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拒绝履行职责。”他也够勇敢的。
“你还是要去？”普雷姆拿着报纸站在那里，斜眼看着我问。
我别无选择。
当天中午，我飞往巴特拿，比哈尔邦的首府，也是通往佛陀故乡腹地的大门。巴特拿机场果然糟糕得名副其实。这座机场已经建成几年，但大厅里的洗手间从来就没法用。当我走过去时，服务员对我说：“您得到外边去上厕所。”真是到了比哈尔邦! 让我高兴的是，这里并不是一切都不可救药。普雷姆联系的旅游公司为我安排的司机在机场外等我。尤金德拉很年轻，个子不高，黑黑的，看上去十分机灵。不过我们交流上存在着一点小小的障碍：他只能讲一点英语，而他将负责我的旅行。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却无法回答。
从机场驱车进城，已经让我目瞪口呆。公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大巴和三轮摩托车喷着浓浓的黑烟。偶尔，还会有一头牛在路中间东闻西嗅。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新建了一些立交桥，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桥面太窄，而且有些已经坍塌，下面竟然住满了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路面上的交通处于瘫痪状态，谁也走不动。有一两个装着高音喇叭的的选举面包车企图穿过，车上插着选旗，满载着兴高采烈的选举拉拉队，前冲后撞，但始终没人给他们让路。在整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尤金德拉好几次在检查汽车前后门上的把手。
“巴特拿真像人们说的那么危险？”我问他。
他半天没吭气，然后才试探着回答，“你真想知道？”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的反应。我点点头。“这里确实不太好，即使在白天，警察就在旁边，就会有人在你等红灯时拿枪命令你下车，然后把车开走。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亲眼见过。”
“那车主怎么办？”
“如果你认识警察，给他点钱，他会把你的车找回来。他们狼狈为奸。”他比划着说。
玄奘在这里也路遇强盗。巴特拿坐落在恒河南岸，就在这条著名的圣河之上，玄奘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当时，他正同几百人一起乘渡船过河，突然窜出十来条贼船将他们截住。人群一片慌乱，甚至有人跳到河里溺水而亡。强盗将人们押到岸上，命令乘客脱下衣服。他们信奉那伽河神，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个五官端正、 仪表堂堂的人祭供给河神，他们认为这个模样英俊的中国僧人能够讨她的欢心。玄奘向他们恳求道：“我远道而来，目的是为了朝拜圣像，兼问经法，以玄奘秽陋之身，居然得充作祭神供品，原不该吝惜，只是夙愿未达即被杀戮，对你们来说怕不吉利。”
强盗置若罔闻。他们用树枝和泥巴搭了一个临时祭台，把玄奘带到上面，准备动手杀人。玄奘自知难免一死，平静地对强盗说:“我别无所求，只希望给我片刻时间，让我安心欢喜地去死。”这一次，面对死亡，他完全镇定自若。他开始打坐，凝神静思，一心念诵弥勒菩萨，希望能往生到他的兜率天里，以便有机会再学他还没掌握的<<瑜伽师地论>>。他专心致志，仿佛入定，冥冥之中，似乎看到众神围绕着弥勒菩萨，心中不禁一阵欢喜，完全忘了身在祭坛，就要被作为祭品供给河神。
突然间狂风骤作，波涛四起，河里的船只险些倾覆。强盗们惊慌失措，慌忙向其他的乘客打听玄奘的来历。大家争着说，这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大师，刚才的狂风暴雨说明河神已经发怒。看着狂风越刮越猛，恒河里浪花翻腾，强盗们慌忙走上祭坛，碰碰还在入定的玄奘，他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死时已到？”强盗们忙把袈裟拿来给他穿上，连连磕头谢罪，乞求他的原谅。
渡过恒河后，玄奘来到巴特拿，他大吃一惊。巴特拿已经完全毁坏于一百年前匈奴人的入侵和一场洪水，王宫只剩下残垣断壁，几百座寺院，只有两三座幸存。他在这片废墟上呆了七天。每一块残砖断瓦都使他浮想联翩。这里是当年佛陀渡过恒河后第一个讲经的地方；这里是高僧大德云集汇萃把佛陀的全部教诲抄写下来的地方；这里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阿育王摒弃暴力、皈依佛教的地方——也正是这位护法明君使佛教在印度历史上得到空前的发展。
公元前3世纪，巴特拿是阿育王的国都，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在此定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根据阿育王自己留下的碑文记载，他的回心转意缘于一场对东印度的极为残酷的征战。他的将士屠杀百姓逾10万人，而后伤者及饿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阿育王被这场恶战带来的死亡和痛苦所折磨，内心充满悔恨，决定皈依佛门，还把自己的儿女派往斯里兰卡弘扬佛法。他在与佛陀生平有关的地方修建了84000座佛塔。阿育王宣布：“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的子民们遵守佛法。”为了传达他的指令，他还任命僧官，将法令刻在石头和石柱上，遍及全国，教导百姓遵纪守法。玄奘在他的书中记载了好几个阿育王的法令，这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
我将佛法刻下来，是为了告诫我的子孙放弃武力征服，他们所获得的胜利，应该通过忍耐和轻罚来取得。他们应该这样想，只有佛法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征服，佛法的喜悦才是全部的喜悦。这不仅对此生有益，对来世也无价。
这个伟大的人物，其生命的终结也不同寻常。玄奘参拜了巴特拿城东南角的鸡鸣寺，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鸡鸣寺为阿育王所修建，当时寺里有上千名僧侣，寺院的一切开支都由他供给。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想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这座寺庙，但这一想法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阿育王心中闷闷不乐。一天，阿育王正在吃芒果，他手拿芒果问他的仆人：“现在，谁是印度的统治者？”
“只有您，陛下。”仆人回答说。
“不是这样！”阿育王叹息道。“我已经没用了，只有这吃剩下的半个芒果还算是我的。哎，世上的荣华富贵如同烛光一样，在风中难以持久。”他让仆人把剩下的半个芒果拿去送给僧人，告诉他们，“我祈求你们接受我最后的施舍。尽管它少得可怜，我希望它可以使我的善德有加。”
巴特拿昔日的辉煌几乎荡然无存。我告诉尤金德拉我们直接去佛陀大道的巴特拿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最珍贵的收藏是佛陀舍利子。这是从恒河对岸离巴特拿城60公里的一座阿育王修建的舍利塔的废墟中发现的。玄奘曾经朝圣过这座舍利塔，并从这里请走了一尊佛像。当年就是在这里，佛陀宣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过，巴特拿博物馆还珍藏着一件我非常想瞻仰的宝物，它是1957年达赖喇嘛代表中国政府作为友谊的象征赠送给印度人民的玄奘头骨。玄奘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他又回到印度——他精神的故乡，他更不敢想象他的头骨能同佛陀的舍利同存一个屋檐之下。
导游书提示我，在这个博物馆参观，需要花些时间。这里有五万多件珍贵文物和雕像，多数展品没有标签说明。这里还有一些让人生畏的特别展品，比如，三只耳朵、八条腿的山羊标本。更糟糕的是，博物馆内虫子和老鼠猖獗很多展品被吃得差不多了。
博物馆大门紧闭。规定的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半，现在是下午3点钟。是午休时间延长了？还是赶上了印度教的节日？还是因为选举公休？尤金德拉见怪不怪。“我想他们有点害怕。选举不是件好事，人们像疯了一样，什么都砸。”
我失望得不知说什么好。玄奘的头骨是中印千年友谊的象征。中国政府选择它作为礼物赠给印度，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两个古老文明根深久远的联系。我沿着玄奘的足迹，来到他朝圣的中心，现在我离他那么近，但又那么遥不可及。就像西安大雁塔下的老段，我只好踯躅在博物馆前聊以自慰。不过，我的心情却不似那般平静。
尤金德拉建议我不妨先去旅馆。“巴特拿没什么可看的，新玩意、旧玩意都没有，一座废城”。我下榻的旅馆在城市的边上，虽然旧一点，人们很友善，这里惟一的好处就是离城方便，显然我在巴特拿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我在登记住房的时候，注意到大堂里有五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前台小姐对我说：“那是我们饭店的保安人员，我们想使客人们有安全感。”
没有什么可做的，又不能出去转转，我开始琢磨我置身的这座城市。除了玄奘的头骨，我对巴特拿只了解一点，而且还和中国有关系。历史学家们或许知道，但大多数的印度人对此一无所知。玄奘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佛教的发源地后来竟然成为几乎将整个中国毁灭的罪恶之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先是东印度公司，然后是英国殖民政府，以巴特拿为中心，控制着鸦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16世纪，莫卧尔人把这一植物带入印度。最初，他们生产少量的鸦片，主要用作私人消费和药物。后来，荷兰人从这里把鸦片运往中国南方，作为一种商品销售。当英国人把荷兰人赶出印度后，他们接手了这桩生意，开始扩大鸦片贸易，以弥补从中国进口茶叶所带来的巨大贸易逆差。
英国人喜欢中国茶，有闲阶层喜欢，工人也喜欢。一位历史学家甚至说：“工业革命时期，如果工人们不喝加糖的红茶，仅靠粗劣的饭菜根本不可能坚持下来。”19世纪前10年，英国从中国进口了三亿磅茶叶，但他们把羊毛产品运往中国，却很难找到买主。贸易赤字不断上升，使英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832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籽，在印度阿萨姆邦试种，获得巨大成功。印度的气候特别适合茶叶的生长。茶叶种植园迅速蔓延到整个次大陆，它们生产的最好茶叶绝大部分都被伦敦收购，但是仍旧难以满足需求。与此同时，印度人也逐渐养成喝茶的习惯，而且越喝越上瘾。
终于，英国人找到了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卖鸦片。他们向比哈尔邦的农民贷款，鼓励他们种植大烟，但很少有人愿意干，因为罂粟比其他农作物难种，而且价钱很低。比哈尔邦政府专门成立一个鸦片部，有五百多个代理商和收购商，他们抱怨说：“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农民根本不会增加罂粟产量。”政府毫不犹豫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甚至在饥荒年头也不允许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粮食或蔬菜。于是，鸦片开始从巴特拿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平均每年25000千箱，每箱重量为149磅。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9年，英国和印度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利近1000万英镑。
英国政府完全清楚鸦片所带来的危害，他们禁止英国人和印度人吸食鸦片。他们狡辩说，鸦片对劳苦的中国人是慰藉，而不是灾祸。中国人没能抵挡得住这一诱惑，结果几乎家破国亡——年轻人一试就上瘾；宫里的太监离开鸦片就没法活；官吏们吸鸦片吸成了走私犯；县太爷烟瘾发作而无法坐堂；军队每人两杆枪，烟枪和步枪，官兵常常一枪不发就败下阵来；甚至连寺庙都沦落为有钱有势人的大烟馆。
世界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鸦片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劫难。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泱泱大国的自信，在我们同西方的第一次较量的鸦片战争中，就一下子就灰飞烟灭。新世界的枪炮和技术使我们不堪一击，尤其是为了那样一个邪恶的目的。直至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舔着我们的伤口，依然念念不忘我们心灵的创伤。
第二天早晨醒来，看到当天的报纸后，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一份报纸的头版是警察围着死尸的照片，标题是“那烂陀地区发生骚乱，警察枪杀6人”。尤金德拉开车接我时，我把报纸给他看。那烂陀是我们当天要去的地方，距巴特拿90公里。我问他开车送我过去有没有问题。他只说，“你们佛教徒很勇敢，但我有一家子人要养活。”
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几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印度政府动用了25万军队监督比哈尔邦和周围几个邦的选举。他们给快速反应部队的命令是:“谁找麻烦就对谁开枪。”从报纸的报道看，那烂陀地区似乎是个热点，看着军车也往那里走，我心里稍微踏实些。不过，通往那烂陀的路可真不好走，它虽然是30和31号国道，路面坑坑洼洼，好像刚刚被地雷炸过。这就是久闻大名的比哈尔邦的道路，果然名不虚传。或许，我应该像玄奘当年那样坐木轮牛车或骑着大象旅行，那样会更舒适些。在印度，人们都知道比哈尔邦首席部长拉罗?雅达夫不论去哪里都坐直升飞机，所以他认为根本不用修路。不久前，一些农民在他巡回竞选的途中遇到他，给他下跪，恳求他批准修一条通往他们村的路。他哈哈大笑起来：“你们没车要路干什么用呢？我本来以为你们选我是为了给你们带来荣誉，而不是为了这样的琐事！”
路边上，许多小孩像猫一样地在公路上蹿来蹿去，十分危险。他们瘦得像棍子，光身赤脚。他们的母亲在打扫路边空空的院落。一些上年纪的女人蜷坐在榕树下，呆呆地凝视着天空。这里很少能看见男人。尤金德拉说，男人们都到城里打工去了，他们没有土地，许多人过去靠捉地里的田鼠来充饥，但化肥使田鼠几乎绝了种，他们现在一无所有。一路上，我只看到几个砖窑有人在劳动，可是人们住的几乎都是用木棍、甘蔗叶和塑料板搭建的棚子，看上去弱不禁风，如果雨季过了还没倒，那真算是奇迹。“你说得对。”尤金德拉摇摇头，印度人用这种方式表示同意别人的看法。“夏天，季风把茅棚刮走；雨季里，孩子们死于霍乱；冬天，很多穷人冻死。这里简直没救了，日子从来没好过过。”
我所目睹的比哈尔邦使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突然，车慢了下来，又堵车了。像变戏法似的，很多孩子不知从哪里一下子钻出来，向司机们讨东西。一个女孩站在我们的车窗前，向我伸出手来。她瘦得皮包骨头，身上的裙子脏得看不出颜色，而且到处是窟窿。看着她，我突然明白我似曾相识的感觉来自哪里。我沿途所见的，包括我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和我从前看过的反映旧中国的宣传片几乎没什么差别。这类影片是我们政治课的最好教材，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闭上眼睛都能说出它们的内容：荒凉的土地上是东倒西歪的茅草屋，狂风卷起阵阵尘土，衣衫褴褛的农民和他们骨瘦如柴的孩子站在那里，随时都有饿死的可能。这些影片告诉我们，在旧中国，人们过着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和充满绝望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很庆幸自己生在红旗下。
我告诉尤金德拉把车的后备箱打开，我想把我们带的水果给小女孩子一点。“我知道您好心，可您千万不能，否则我们的车就会被孩子们包围，我们别想走了。”尤金德拉断然地说。他不但没有下车，还把车门反锁上。他说得有道理，但我实在不能面对小女孩那乞求的目光，就闭上了眼睛，强迫自己不去想眼前的事情，努力把思绪带回到玄奘的时代。当年他路过比哈尔邦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茂密的榕树、婆罗双树、蒲桃树、比尔花树、芒果树，还有拜印度神湿婆用的无忧果树和神圣的菩提树——人们甚至不敢把菩提树枝当柴烧，森林里鸟语花香，猎鹰、鹧鸪、麻雀、大象、老虎，各种动物不计其数，森林边上的人家在院子周围栽满了竹子和带刺的灌木，而且把房子建得离地面很高，以防野兽侵袭。
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抵达那烂陀，90公里的的路程花了整整6个小时。尤金德拉不知为什么看上去还挺高兴，忙着给我解释，还不停地打手势，但我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只听出他不停地提到克里希那的名字。克里希那是印度教里特别受人欢迎，尤其是女人欢迎的牧神，但我不知道克里希那同那烂陀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最好先找到住处再说。
只有一个村庄和几座由不同国家捐建的寺庙，没有旅馆。我们投宿在中国寺，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但现在寺庙里的僧人来自泰国、缅甸和西藏。我请一位泰国僧人帮忙，终于弄明白了尤金德拉激动的原因。原来刚才他讲了半天，是想告诉我那烂陀是印度诗史《摩珂婆罗多》中的都城，因为克里希那神的一个老丈人住在这里——他有16108个妻子，他也多次降临此地。我望着泰国僧人，想看他是否知道这点，他摇了摇头。或许，克里希那神真的曾经到过这里，但我敢肯定玄奘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到那烂陀来的。
玄奘记录说，那烂陀是印度古代的最高学府。最初，这里是一片芒果林，后来500名商人联合将它买下献给佛陀。佛陀涅槃后，该国的国王修建了那烂陀寺以纪念这位觉悟者，在印度语里，它的意思是“施无厌”。这个王族一连六代护法礼佛，每一代都修建新的寺院。很多著名的印度佛教大师们都在这里学习过，如龙树菩萨、无著、世亲等。莲花生大师就是从这里前往西藏弘扬佛法的。
玄奘抵达那烂陀时，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等待着他。自从公元628年冬天他来到印度后，玄奘参拜寺庙，寻访高僧，探讨学术。仅在克什米尔一地，他就停留了一年学习梵文和新的佛经。很快，全印度的僧人都听说了这位中国的佛学大师。当那烂陀的僧人知道玄奘就要到来，他们派了二百多名出家人和上千名俗家弟子，手持经幡、伞盖、鲜花，出城数里前去迎接。其他的僧人则在寺内等待，为他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
接下来，玄奘朝思暮想的时刻到来了，20名僧人带着玄奘去拜见印度最著名的高僧、那烂陀寺的住持、瑜伽宗的宗主戒贤法师。戒贤的名字对玄奘来说如雷贯耳，早在巴特拿时他就特意前去朝拜了他的寺庙。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跟随戒贤大师学习佛教并解开那些萦绕心中的困惑。玄奘跪下给戒贤磕头，并亲吻了他的脚。当听说玄奘不远万里从中国赶来向他学习瑜伽宗时，戒贤大叫一声。惠立告诉我们，戒贤受风湿病严重折磨近二十年。玄奘到来的三年前，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简直痛不欲生，甚至想以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天夜里，他梦见文殊菩萨。菩萨对他说：“你想这样离开人间，没有好处，所以特地来劝你。如果依我所说，宣扬正法瑜伽宗和其他佛经，使其广为普及，你的身体就会逐渐康复，不必忧愁顾虑。另外，有一支那僧人希望跟你学习瑜伽宗，你可以教诲他。”所以当玄奘说明来意时，戒贤明白玄奘就是他等待的僧人。
玄奘知道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知识和精神的理想之地。他在《大唐西域记》中骄傲地告诉我们，进入那烂陀学习非常不易。守在寺院门口的僧人提出的几个问题，就把大多数慕名而来的人打发回家了。那些入门的还要经受大师们的面试，最终五分之四的人被淘汰。有幸入寺学习的僧人，都是学识高深的人。“僧徒数千，并才俊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请益谈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其有不谈三藏幽旨者，则行影自愧矣。”
从中国寺到那烂陀遗址步行只需10分钟。遗址有5座大殿、11座寺院和一片挨着一片的僧房。遥望这片废墟，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康宁哈姆第一次看到遗址之上的土丘时，曾怀疑这里是昔日的王宫。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向世人揭示了真相。遗址的四周寂静得令人毛骨悚然。这里没有僧人走动，没有寺院里的诵经声，只有几名游客在这片偌大的废墟中徘徊。
漫步在这一片片两三层楼高、被分成若干个正方形的废墟上，我不禁想知道，哪一个是玄奘当年居住过的僧房？他自己描述说，僧房外的景致如同人间天堂。“宝台星列，穷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加以禄水逶迤，青莲菡萏，羯尼华树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竦其外。”
我还找到了导游书提到的寺院讲经堂，那些“装饰着富丽堂皇的栏杆和屋顶上有着五光十色的琉璃瓦的讲经堂”，已经荡然无存。玄奘当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讲经堂里苦读经书，学习梵文和语法。他的使命是把大量的经书从梵文译成汉语。他确信，梵文是最能够清晰地表达思想的语言，也是最优美的语言。他精确的翻译，《大唐西域记》中一丝不苟的记述，他的往来书信，最有力地说明玄奘对这一古老语言的热爱和掌握。在印度期间，玄奘还学习并掌握了印度的哲学、逻辑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等高深的学问。此外，他还多次通读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不同教派的经书，直到完全理解为止。
在其中一个讲经堂里，玄奘还同那些声称有着更高信仰和十分博学的婆罗门进行过辩论。他的一个对手，一名印度苦行僧，身上到处沾满了灰尘，使他联想到一只“刚在炉子边睡醒了的猫”。而另一皮肤因长期暴露而皲裂的苦行僧则使他想到“小溪边一根干枯了的树干”。玄奘问道：“你们怎么会将这种行为看成是智慧的象征？依我看这更像是疯狂和愚蠢。”还是在这里，一个特别自信的婆罗门挂起一张写有44个论点的告示，声称如果有人能够驳倒哪怕其中一个观点，他就愿意将自己的脑袋输给对方。玄奘迎接了挑战。据慧立记载，玄奘在同这位自命不凡的婆罗门辩论时，将其所有的观点一一驳倒。不过，他最后并没有让那位被驳得哑口无言的婆罗门真的摘下自己的脑袋。相反，玄奘同这位婆罗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彻底了解了婆罗门教的观点。
在印度停留期间，玄奘曾拜许多高僧为师，但是他对能够成为戒贤法师的弟子感到最为荣幸。戒贤对佛教各门派的辩论避繁就简，直指要点，为玄奘展示佛教教义的本质和内涵。这位大师曾先后三次给玄奘讲解《瑜伽师地论》，解答了他所有的疑问，使得玄奘有感即通，无机不破。从下面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出玄奘对他的导师的感激之情：“尽管我本人十分平庸，伴随在这位至尊的导师身边，我的学问在慢慢地长进。他引导着我们这些疲惫的行路人去寻找精神的宝藏，将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那些已经失去信心的人们面前。”
我可以想象玄奘由衷的喜悦。佛经中的两句偈诗有一个比喻，完全表达了玄奘的感悟：
自性如湖水，清澈明了，
入定如晴空，万里无云。
不过，我现在仍旧没能理解瑜伽宗。瑜伽宗称世上万物皆为意识所产生，除了意识之外，一切皆不存在。那么山川大河是什么？佛法又是什么？难道这些都是幻象，像水中月、雾中花？果真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去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为什么玄奘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来到印度求疑解惑？瑜伽宗在大乘佛教中的重要性何在？记得在大雁塔我曾就这一系列问题向一位僧人请教。他对我说，他根本不明白瑜伽宗，随后他又说，“如果佛陀在世，他老人家可能也会说‘嘿，弟子们，这些东西真是我说的吗？它们如此深奥，连我也弄不懂了。’”也许，对于他和大多数的佛教徒来说，只要遵照佛陀的教导去生活，不时地向菩萨们祷告，乞求他们帮助渡过苦海，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足矣。
可玄奘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一个佛教徒应该追寻事物的本质，否则我们就会陷于无知，而无知正是我们苦难的根源。如果一名医生不知道病因所在，他就无法为病人治疗；如果我们对现实世界最根本的性质不了解，我们就会继续生活在幻觉和痛苦之中。所以，对于佛教徒来说，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是至关重要的。我想，在新那烂陀寺或许能够找到可以解答这些问题的僧人。据我随手拿来的小册子介绍，新那烂陀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学教育中心，完全仿照古代那烂陀寺的模式来弘扬佛法和传播印度文化。“即使现在，那烂陀这个名字也是佛教启示的源泉，人们迫切希望那烂陀能够重现昔日的辉煌。”
新那烂陀寺建在那烂陀河畔，与其古代大寺院的遗址隔河相望。不过，同小册子上所做的介绍相比，逊色多了。它是一座两层带门廊的建筑，在规模上只有那烂陀寺院遗址的一个角落。在门廊大厅里，我看到两个人在随意交谈，其中一位坐在空无一物的桌子后边，另一人站着，身体靠在窗台上。一位身穿紫红色僧袍的年轻僧人站在附近，静静地听着。看到有人来参观，他们似乎很吃惊。我双手合十，以传统的印度方式向他们问候。年轻的僧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做答，然后向我介绍坐在桌子后边的那位男子。他是辛格博士，新那烂陀寺古代印度和亚洲研究所的负责人。接着，他又向我介绍米什拉博士，哲学系的主任。他的僧名叫纳亚卡，来自缅甸。辛格博士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将那本小册子递给他，表示有兴趣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教学情况。
他笑了起来，连看也没看就将小册子随手递给了米什拉博士。“如果我是您，我连上面的一个字也不会相信。那上面说我们有多少教学人员？”
“12人。”他的同事回答说。
“那其余的10人一定是幽灵了。这里就我们两个教师。不过，让这些幽灵来教中文、藏文和梵文，或其他语种，是个不错的主意。那样，对在这里学习的120个僧人来说，倒是件好事。这些学生为昔日那烂陀的盛名所吸引，从斯里兰卡、西藏、日本和缅甸慕名而来，但我们却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说着，辛格博士温和地看了纳亚卡一眼，目光中带着父亲般的柔情。一番渲泄之后，他给每人要了一杯茶。
慢慢地，我弄明白了辛格博士不满的原因。这是一个典型的比哈尔邦问题，是这个邦管理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根据比哈尔邦政府颁布的法令，这个佛学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是比哈尔邦的政府首席部长。没有首席部长的同意，学院管理委员会不能做出任何决定，不论事情大小。但首席部长阁下的公务又很繁忙，在过去的18个月中竟然没有参加学院管理委员会召开的任何会议。结果，学校大部分的学术经费预算由于连续两年没有被花出去，只得退回中央政府。“这些钱本来是可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我们缺少教职员工和教学设备，校舍也需要维修。我们还可以用这笔经费给那些来自贫穷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可是，我们却什么都没干。简直是疯了。”他气得直挥手。
我很想同米什拉博士探讨一下瑜伽宗。他对我抱歉地说，这不是他的专业——我后来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弄懂瑜伽宗，也就是中国的法相宗。法相宗对于我们能够了解什么和什么是现实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法相宗认为人有8识，也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眼、耳、鼻、舌、身，很容易理解，另外加上我们对抽象事物的认识能力，也就是意，再加上我们的自我意识，最后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前7识的种子、我们精神的核心、我们觉悟的根本、也是生命轮回的种子。这个种子可以是被污染的，这时我们就执著；这个种子可以是纯净的，那时我们就觉悟了。因为每个人都有阿赖耶，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到这里我还能理解，可是，再往下，我就有点说不清楚了。法相宗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来自于阿赖耶的种子，也就是埋藏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种子。更让我弄不明白的是，在法相宗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认识的产物，它们自身并不独立存在，换句话说，离开人的意识，一切都没有了。如同《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现。
这怎么可能呢？当然，当我沉睡的时候，对我来讲，一切确实不存在，不光是山川大河，就连我自己消失了。但是，这只是对我而言，而客观世界依然独立于我而存在，只不过是我不知道而已，但并不证明它们的无。
我困惑至极。如果我有识，有阿赖耶，那么我的识肯定存在于一个载体。那么，这个载体，也就是我的身体，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如果一切唯心所造，我的身体是否也由心所造？我不明白玄奘怎么能否认像身体这样的物质的真实存在？特别是在他西行求法中，他几乎经历了所有的磨难，这些都是他本人实实在在的经历，难道也是虚幻的吗？或许，我应该把法相宗看成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世界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是否能真正地认识它？不同的人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盲人摸象的寓言就很形象地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如果我们通过修炼，除去颠倒妄想，我们就能对世界有一个真实的，或者说是接近真实的看法，从而达到最终的觉悟。但是，法相宗不是关于世界是否可知，它的确是说万物唯心造，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或许，我属于那些非常现实的中国人，法相宗对我来说过于晦涩难懂。我只好承认，在玄奘为此奉献了一生的佛教哲学问题上，我一败涂地。
看着我的神情，辛格博士说，“真对不起，我们让您失望了，这里已经不是玄奘大师来的时候的那烂陀寺了，徒有虚名。我建议您去看一下玄奘纪念堂，那里在维修，但我想您不会失望的。”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和尤金德拉沿着那烂陀河而行，不一会就到了一个湖边。湖上是一条被垂柳掩映的小路，蜿蜒曲折，最后消失在一片新长成的树林中。有那么一分钟，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中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寻找一个曲径通幽的禅院。阳光很温暖，芦苇在微风中轻舞。湖边的洗衣妇正往大青石上晾晒色彩鲜艳的衣服，儿童们驱赶着山羊从田间走过，几个妇女头顶着柴草走向农舍，两条渔船满载收获而归。当年玄奘从寺院出来漫步时，是否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那个时候，附近村庄的两百多户人家负责每天向寺院供应大米、奶油和牛奶，承担为寺院做饭、洗衣、清扫庭院、提供医药和为上万名僧人服务的工作。每天，玄奘有120片槟榔叶、20个槟榔果、20个豆蔻、2两樟脑、1斤多大米。玄奘不必亲自前去领取这些供应，因为寺院专门派10名仆人照顾他，为了让他集中精力研习佛法。
纪念堂的大门已经落了锁，尤金德拉敲了好半天，才有人出来开门。开门的人一看见我，马上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他笑着将我们带进去。里面很空旷，有一个足球场大小，院子里有五六头牛正在吃草。气势宏伟的纪念堂矗立在大院的尽头。我对尤金德拉惊叹道：“几乎和中国的寺庙一模一样。”
守门人将纪念堂的大门打开后，强烈的油漆味扑鼻而来。大堂内到处是梯子、灰桶、建筑材料，一直堆到屋顶，看上去纪念堂刚刚盖成。实际上它竣工于50年代，那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仍处于蜜月时期。中印边界战争在1962年爆发，纪念堂被关闭了几十年。“现在，我们印度总统将要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也将派一个高级代表团回访，”守门人热情地说，“我们准备把纪念堂装饰一新，在墙上挂上由中印两国的艺术家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包括玄奘大师本人、佛陀和菩萨们的画像。在纪念堂的中央，我们将摆放玄奘大师的塑像。”
照他的说法，这座纪念堂同大雁塔的玄奘大殿就会十分相似。印度人民要永远缅怀玄奘为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切。玄奘想让自己的国人了解他所崇拜的这片圣土，可是他的《大唐西域记》所完成的，远不止于此，他帮助印度找回了自己的历史，找回了佛教。玄奘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会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印度人民永远缅怀玄奘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也十分感动。自从我踏上这片国土以来，我只需提到玄奘的名字，那些关闭着的大门就会打开。印度人谈论玄奘，就像谈论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这种现象并非近期才有，一位在公元9世纪到印度求法的日本僧人注意到，在印度许多寺院的壁画上，玄奘已经被描绘成一个半神的人物。他脚穿草鞋，手拿筷子，腾驾在彩云之上。每逢斋戒之日，寺庙里的僧人们向他的画像鞠躬以示尊敬。
我走出纪念堂。在夕阳余辉的笼罩下，纪念堂屋顶的蓝色琉璃瓦和蔚蓝的天空融为一体，更使它显得宏伟、壮观。如果说玄奘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最好使者，那么这座纪念堂就是它最好的见证，它就像耸立在印度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就是在这里，玄奘圆了他西行求法的梦想，把佛教的真谛、印度的文化和印度人民的友好带回了故乡。一千三百多年后，我来到这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对印度浓墨重彩的描述不时地重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大唐西域记》对印度的作用，以及印度人民对玄奘的热爱，是我所料不及的。同样重要的是，也就是在我这次印度之旅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是如何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从我们的生死礼仪，祈祷的神灵，阅读的小说，观赏的佛塔，听到的音乐，演奏的乐器，到我们使用的语言和观念，佛教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我们使用的词汇如佛陀、菩萨、寺院、佛塔、涅槃和再生等，都是佛教术语。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使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如命运、信仰、原则、真理、现实、平等、绝对、相对、有限、无限等，也来自佛教。再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以前我并不清楚小说是怎么来的。汉语里的“小说”原指饭后闲谈，小且琐屑，是稗官野史。其实，小说的起源是僧人们在集市上为众人的说法。传统的四书五经枯燥无味，充满了道德和行为的说教，很难为一般人接受，但很少有人不喜欢小说，于是僧人们的说教，还有他们为我们展示的那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就成为我们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想，我应该把这一切告诉人们。
菩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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