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一旦勉为其难的“产业分类”构成政府管制的内容，与什么审批权挂钩，超越“分类问题”的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就形成了。这时候，要是没有主管骡子的部门和审批骡子的条例，骡子就不能合法地存活，除非它有办法把自己化妆成马或者驴。要是有人再来一通“产业高论”，认为马比驴更加“战略”，私人企业为驴尚可，但不得成马，那么对不起，凡是还想活出个马样来的真驴和已经化妆成驴的骡子们，只好赶快研究化妆成马的技术，并为此追加化妆成本。我不是说笑话，神乎其神的“产业政策”加“所有制压制和歧视”，主要功效无非就是增加经济活动中的“化妆成本”。
当前经济问题的症结就在“战略性行业”。多数人已经认可，非战略性行业可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但是战略性行业，比如金融、电信、航空、媒体、出版、进出口贸易等，至多只可以组织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不准私人企业插足。我的看法，如果我们不是用“产业”这样大而无当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向私人企业开放的空间还是大得很。比如金融，如果说由私人开办全国性商业银行不可想象，那么地方性、社区性的私人银行也断然不可一试吗？以资产抵押批量购买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来从事转贷业务，可不可以呢？比如电信，全方位的基础电信业务不对私人企业开放，某些环节譬如线路分销可不可以开放？电信增值业务可不可以突破1993年规定的只对国有和集体企业开放的限制，按照市场竞争优者胜出的规则，让私人企业也有一个正式的、无须“化妆”就可得的机会呢？总之，对私人企业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可以考虑开放更大的市场空间，扩大市场准入。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精神，刺激私人投资，并进一步消除“战略性产业”国有行政垄断的弊端。同时，增强的市场竞争也可以加大私人企业优胜劣汰的力度，提高私人企业的整体素质。
与公有资源缔约的私人资本
第二种私人资本，是清楚地属于个人的财务资本或人力资本，通过一个市场性的合约，与国有或集体资本结合成一个企业。这类私人资本形态很多，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股份制公司、承包制公有公司（包括农村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制）以及各式各样改制的公有公司，都包含着这类通过市场性合约联系着的私人资本。媒体最近报道的江铃汽车公司，其营销业务通过长期合约全部由私人经销商经营，也可以看做是私人资本通过合约进入“公有企业”的一种形式。事实上，私人资本作为要素进入国有或集体企业之后，纯粹的“公有企业”已经变成基于市场合约的“混合制公司”。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第二类私人资本称为“在混合企业中的私人资本”。
这方面，联想集团的“国有民营”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国有”，说的是15年前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投了20万元钱，当时不讲股权、债权，无非钱拿去用，过两年你有了，再给所里作贡献。“民营”，说的是以柳传志为首的创业人负责经营，国家（科学院）基本不加干涉。现在联想集团净资产几十亿，“国有民营”体制功不可没。但是，科学院和联想没有满足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国有资源在事实上达成的合作，而是审时度势，分步通过规范的利润分成合约，并在利润分成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国家（科学院）、企业创始人、经理层和员工对联想集团拥有的股权。至此，“国有民营”已经发展成为“国有民有合股”的新体制，表明私人要素与公有资产之间的合约，可以随着经济转型而不断从初级和简单的合约升级为更高级和更复杂的合约。
另外一个私人与国有资本通过市场合约连接起来的例子，就是中国网通。读者一定知道，那是一家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广电网络总公司、铁道部和上海市四家国有股东组成的、旨在发展中国新一代宽带高速互联网的“国家级战略公司”。但是中国网通的CEO，却不是国有机构行政性委派的官员，而是由董事会聘来的原亚信（一家在美国创办的高科技公司）总裁田朔宁。亚信已经在NASDAQ上市（总算替中国内地在亚洲108家上市的网络公司中争得唯一的一席之地），而田本人是亚信最大的个人股东。用流行语言描述，田朔宁不但是“知本家”，而且还是“资本家”。国家公司聘用一位知本家兼资本家任老总，过去不能想，现在也不多，但是毕竟中国算是有了。私人资本可以与公有资源通过市场性合约结合起来了。
与公有资源混成一体的私人资本，凭借合约界定权利。因此，凡是影响合约有效性的因素，都会影响这类私人资本的产权有效性。我们知道，中央计划经济公有制的一个传统就是不承认个人的缔约权。中国的改革大体从承包制开始，使个人逐渐有了缔约地位，从个人承包公有企业，到个人投资股份公司和上市公司。现在，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缔约权还是不够普遍。举个我在讨论电信改革的文章里提过的例子，中国电信（香港）在海外上市，固然使境外的私人投资人获得一个与中国国有电信资产缔结股权合约的机会。但是，境内中国公民至今还没有这项投资权利。众所周知，垄断性的电信公司利润的一部分来自其垄断地位，也就是买方不得不付出的高价所产生的“利润”（其实是“垄断租金”）。为什么境内的我国公民，只有付高价电话服务的“权利”而不能投资分享垄断租金呢？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比如国有垄断性资源到境外上市，使得持人民币的国人就是有意也无缘投它一把。有趣的是，这样的事情倒无人去问一声“正中谁的下怀”，可见某些先生是从来不把中国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利包括在他们的“爱国主义”概念之内的。
其次的一个问题，是公有资源本身缺乏市场交易性，结果就阻碍了本来还可以更大规模与之订约的私人资本的进入。国内上市公司不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平均达到70%，等于宣布这些公司的控制权不买卖。如此架构，市场收购企业的功能基本缺位，私人投资人虽然还是可以“用脚投票”，但却无法对公司管理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再次，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的“有罪推断”。无论什么企业，一旦要到境内境外上市，统统要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有关手续”。我曾经好奇，为什么不是国有公司的事情也要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经手。答案是：任何公司必须先被认定没有国有资产；如果被认定有国有资产，那么就要证明没有发生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个逻辑实在荒唐。本来管理国有资产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国有资产在哪里投资并享有权益，应该清清爽爽。怎么可以国有资产究竟在哪里拥有权益都搞不清楚，反而一屁股坐在交通要道，要每个过往人员证明怎么就没有占了国有资产的便宜？如此“有罪推断”，产生四个结果：（1）普遍增加证明无罪的成本；（2）增加另一类化妆成本；（3）增加腐败动力和机会；（4）大大减少私人资本与公有资源结合的意愿，因为凡事“粘上”了国有就麻烦无比。
公有资源缺乏市场交易性的另外一个根源，是定价难题。回到本文使用的资产定义，资产价值是面向未来、由资源未来的盈利潜能来确定的。但是，面向未来的事情总是多多少少包含一点奈特讲过的“不确定性”。因此，资产定价有很大的“主观性”。因为“慧眼识英雄”，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不同的投资主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知程度差别很大。资产在市场中定价，就是在交换不同主体关于未来认知的信息流中定价。可是，这套游戏规则，由行政机构管理的国有资产经济模式就“玩”不转，因为主观定价的要害是由“主”来定价。行政官员或准官员（国有企业经理）来代理国家资产定价，怎么识别是“投资的远见”还是徇私、疏忽甚至腐败呢？于是，只好根据“客观”标准定价，那就是看着“资产”的过去来定价。过去的事情当然很客观，比如投入多少，折旧多少，账面净资产还剩多少。但是，在资产定价这件事情上，过去的客观记录和资源的未来盈利潜能之间，往往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即便按照客观标准定价，资产交易的要价也同样可能远离其真正的价值。
国有资产的定价悖论导致成交困难。按照盈利潜能估计的、可以为私人资本接受的国资价格，要是低于国资账面净资产值，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不可以合法成交；反过来，等于或高于账面值的国资，其市场盈利潜能又不为私人投资主体看好。能够成交的，仅限于高于账面值且还具有市场盈利潜能的国资。那可是真正的“黄金资产”。问题是，这样的黄金资产，不是已经成交了，就是还没有开放。我的看法，国资定价悖论对于政府被过度拖累在国企解困问题上，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国资管理方面的一个有罪推断，一个定价悖论，是不是也表明，动员更多的私人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国有资源订约，在我国还有很大的余地，值得继续改革，继续努力。
公有企业里的私人资本
第三种私人资本，最不成型，但又几乎无处不在。这就是在所有公有企业中，尚未得到清楚的产权界定、尚未有合法缔约权的人力资本。按照我的理解，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像人拥有的体力，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努力、负责、创新、冒风险、对潜在市场机会的敏感等，总是附着在个人身上，并且只归本人调用。问题是，事实上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并不一定被法律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于是，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本的个人，可能因为法律不保护他的人力资本产权，而不将事实上只受其控制的人力资源充分贡献出来。
传统的国有企业搞不好，根本问题是没有把“国有企业”也看做科斯所讲的“一组市场合约”，其中固然有属于国家的资源，比如财务资本，但也有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私人的资源，比如经理和员工的人力资本。即便国家拥有企业全部的财务资本，也要与属于私人的人力资本订约，通过市场性的合同，承认并保护个人人力资本的产权，承认其价值。否则，国有财务资本怎么能够保值增值？现在讲国有企业要利用劳动力市场（包括经理市场），而不能靠行政机制配置资源，大家都接受。其实，所谓劳动力市场，就是承认工人、技术专家和经理的人力资本产权，并且用法律保护其交易的制度安排。
所以，第三种私人资本，早就存在于所有公有企业之中，只是尚未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转化为法律上的私人产权。因为尚未完成转化，所以争取向市场原则转化的有之（表现在各地改革公有制企业的大量经验中），利用事实上对公有资源的控制权，加速“捣糨糊”的有之，“做和尚撞钟”混过大好时光的也有之。
私人资本的起源
这最后一种私人资本，竟然是我国所有形态私人资本的起源。历史上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切资源差不多都归了“公”。怎么20年后，平地就冒出一个私人企业部门，又冒出更大的一个私人资本与公有资源合约在一起的混合经济呢？我的理解，除了外来户，中国本土的私人资本统统来源于天然属于私人的人力资本。比如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当然不承认“劳动的努力”属于农民个人。结果，事实上控制着“努力”资源的农民就在人民公社的公田里睡觉。农民睡觉的结果是饥饿和食物匮乏。于是，明里暗里的包产到户从1957年起就没有完全断过。最后，还是农民拥有的人力资本产权与人民公社的公田达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承包合约。
城里的事情复杂一点，主要是工商业企业的资产比土地更容易贬值，对规模经济效果更敏感，因此必须承认企业家。但是，基本的逻辑在城里和乡下都是一致的：不承认私人的人力资本产权，公有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就怠工；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无法承受普遍的怠工时，事实上的私人人力资本就在一个个初级的自发合约中获得承认，并扩大市场性合同的缔约权；最后，私人可以通过与公有经济的合约合法地赚钱和储蓄，可以将私人资本再投资于私人企业而形成第一种私人资本，也可以继续与公有资源订约而再形成第二种私人资本。
当然，由于没有原发性的产权和契约，公有经济的产权变革，必定伴随着污泥浊水。相当一部分公有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在转型中攫取了远远高于他们“应得份额”的钱财，并且形成了与行政权力结盟的另一类“私人资本”。这类伴随着公共权力被滥用而成型的“私人（官僚）资本”，构成了对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汪丁丁阐释过，作为一种权利（right），产权首先必须正确（right）。中国的教训是，仅仅有经济改革包括产权改革，并不能解决关于“正确”的社会可接受的一致标准。全面解决产权问题需要在更全面的行政和政治改革方面下工夫。
2000年5月10日
入世与中国企业价值的重估
这是一个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时代。入世以后，老板的麻烦要比公司员工来得大。消费者增加了真实购买力和选择，欢迎中国入世是显然的。但是比较起来，我认为老板们面临的麻烦比起其他人来，要大得不可以道里计。入世后可能大大增加的，不是失业，而是“转业”。一字之差，当老总的可要辛苦啦。但入世以后中国市场上的好公司，会有更高的成长率。
至少两年之前，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定之际，“入世”就成为大势所趋。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时间问题”居然也问题了两年。在将入未入的悬念下，研讨WTO的潮流应运而生，涉及世贸协定的讲演、论坛、讨论和培训，在一些地方几乎无日无有。
我可不是什么“WTO专家”。只是因为前几年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涉及电信产业的垄断、管制与市场开放，总有机会被人问到世贸协议的影响。我的印象里，不少“问题”——什么“狼来啦”之类——是不需要回答的。有人要发挥一下情绪，“讨论”就免了吧。我也遇到过一些好的问题。有人问：我们的政府究竟与别人签了什么条款？——那时双边和多边协议都没有政府公布的中文版本，只有声称在谈判中占了便宜的美国政府公布的英文文本。有人问：政府间协定与市场风险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人问：我们究竟有什么机会？
没有例外，问题问得“实”的，不是企业老总，就是老总派来的能员干将。我知道，这是“存在决定的问题”了。古人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是错不了的。要是秋江水冷呢？当然也是鸭先知。《中国企业家》此次隆重其事，要做《世贸协定后中国企业重新估值》的文章，想必是依仗了搏击市场潮流的企业家们对水温、水势变化的感知，多少有把握赌一把关于未来的判断吧。
估值未来的困难
判断未来会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困难。在经济增长的环境面临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很难找到什么事情比预言未来还要危险。“不幸”的是，中国入世恰恰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纪大变局的开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非要拿估值未来这件事情下注，怎么不是险上加险？
让我指出与世贸协定有关的估值的两项主要困难。第一，世贸协议作为政府间协定，决定的是一些新的游戏规则；而要从游戏规则的变化来推断未来商场公司竞争的胜负，中间至少还隔着两个重要的环节：（1）各方对手对于新规则的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和潜力；（2）在新规则下还有哪些过去未上场的对手将要上场。所以，直接由规则改变来推测比赛结局，困难重重。这好比问，倘若篮球架统统升高1米、足球场一律扩大1倍，你估计世界篮球、足球比赛的排名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动？
第二，已经签订的协议是一回事，怎样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我曾经当面听政府的一位贸易谈判代表对国内的一些行业“做工作”：党章关于党员的标准还不是很严格，但是已经入党的也做不到时时处处符合标准吗？我理解他的苦衷，因为当时离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不久，中国要不要入世重新成为问题，谈判代表的压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他讲的是实情，任何字面协议无论写得多么清楚，执行起来在细节方面总还留有余地。英语中有句谚语早就说的精彩：魔鬼向来喜欢躲在细节当中。
没有哪一位专家指出，为什么世贸协议要由各国政府来签订，而不是由各国的公司来签。我的看法，世贸协定限制的是各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行政权力，要是由公司来签，那还不成了公司叫板政府的造反纲领？政府来签订约束各自行政权力的协定，本身就承诺政府要加以执行的。倘若政府签署了协定而不执行，“国际形象”就没有了。这在开放的环境里，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是，中国实在是一个大国，大国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以及数不尽的“半政府”。方方面面硬是要搭“政府声誉”的“便车”，怎么办？
根据我国的情况，我认为比较可靠的判断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开放方针明确而坚决，中国走向全面履行世贸协议的大势不可阻挡。但是，由此认定凡是字面上写下的就一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全面被执行，就未免天真得离谱了。麻烦在于，我的这个“但书”，对于我们要估计世贸对公司的影响至关重大。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公司是笼统地“生活在中国”的。他们都生活在中国之内的一个个“小环境”里。在那里，究竟什么因素——履约、“对付”还是背道而驰——居于主导地位，变数可就太多了。说天上地下可能夸大其词，但是南辕北辙，则是完全可能的。
把上述两项困难加以合并，要重新估计入世以后企业的“未来价值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并不容易。退而求其次吧，我只能提供如下三点粗略的关于入世之后中国公司可能状况的判断。容我交代一下，“粗略估计”的本事是从张五常先生那里学来的，无非是要以“粗略的对”，来避免“精确的错”。
竞争激烈更上层楼
第一项粗略的判断，是入世之后国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将更上层楼。对于这项估计，大家一般都是同意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任何产业只要开放市场，基于价格和产品服务品质的竞争就一定比较激烈。市场中人都知道，要在开放的市场上靠创新、实力和策略成功地建立遏止对手进入的壁垒，从而在竞争中获取某种市场垄断地位，谈何容易。入世之后，将开放许多原先属行政垄断的产业，市场机会增加；但是国际大公司可以长驱直入，市场竞争对手也增加。合并起来，未来的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应该不会大错。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把未来竞争的激烈程度低估了。以许多早就开放的产业为例，好几位老总说，我们不怕，因为早就经历了国际对手竞争的洗礼。不怕是对的，已经经受市场洗礼也是对的，因为对于已经市场开放的行业，中国公司早就在市场上“见识”过国际一流的对手。这与入世后才刚刚开放的产业部门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我以为他们还是看漏了一点：入世前后，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后勤”条件将大有不同。什么叫“战略后勤”？那就是公司进入特定产品（服务）市场竞争的金融支持、信息支持和物流支持。军事专家讲，现代战争百分之七十是打后勤。现代的商战，何尝不是如此！入世之前，中国的开放基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相继开放的基本还限于制造业，而政府依然控制着金融、通信、资讯、大批发和物流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在那样的条件下，国际知名公司参加中国的市场竞争，其“战略后勤”只好放在境外，打起仗来未免不那么顺手。
入世以后，中国政府当然还是控制着自己的国民经济命脉。但是有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变不开放为“控制下开放”。在新的条件下，国际大公司的“战略后勤”一定会“前移”，甚至和中国本土的金融服务、通信和资讯服务、物流和营销网络服务交融一片。那样的话，其竞争能力将大有不同。这一点，中国的老总们要好生记得。你拿起一本世贸协定，光看本行业的开放条款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翻阅全部条款，用“战略后勤”的概念重新估计风险和机会，也重新估计对手和你自己。
老总的麻烦比较大
我的第二项粗略判断是，入世以后，老总的麻烦要比公司员工，以及所有后备员工来得大。是的，这是一个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时代。消费者增加了真实购买力和选择，欢迎中国入世是显然的。由于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所以那些关于入世有违民意——其实是有违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胡说，向来不值得认真驳斥。从供应方面来看，因为市场竞争将更上层楼，大家要“紧张”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比较起来，我认为老板们面临的麻烦比起其他人来，要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这个认识与许多人的不一样。据说有专家系统“计量”出一个惊人的结果：入世后中国将增加失业人数千万人！如果这样的“科学”使我们的老板们感到安慰——毕竟在失业增加的同时也会增加“提供就业机会”的老总们的“分量”——那么他们一定要上当。我认为，入世后可能大大增加的，不是失业，而是“转业”。一字之差，当老总的可要辛苦啦。
容我略作点说明吧。跨国公司来到东道国，形势所迫，早晚要完成“本土化”。这是普遍被经验证明了的。我曾经见过一批台湾商界精英，个个都是炎黄子孙，国语都讲得很标准，但是拿出名片来，一多半是国际公司的。内地这里何尝不是这样？去年我到郑州为河南移动讲课，提到诺基亚几句，大家笑了，原来诺基亚公司的几位也在座。交谈下来，知道她们很专业，也很敬业。不过，她们没有一个是从芬兰派来的，全部是中国人。
是的，国际公司用人的本土化，比人们想象的速度要快！除了到北大、清华这些高校招聘新血，他们最热衷的，就是到中国公司来“挖墙脚”。形势很清楚，举凡中国本土公司里具有本土市场能力、职业经验、特别技能的员工，其人力资产的市值在入世以后要大大看涨。“跳槽”纵然不一定蔚然成风，也一定会显著增加。如果过去若干年来，是传统的国有机构（包括政府）为民营企业和其他新兴企业“培训”人才，那么今后若干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人才供应商”将层出不穷。越是好公司，越难以“幸免于难”。
着急的还不是老板？半年前，一家颇有声名的私人公司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要求讨论“职业经理人对公司的忠诚问题”。原来这位老板先后聘任的几位“总裁”都“跑”了，特别是有的还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一时间，专家们纷纷进言，如何使职业经理人“遵守规则”，甚至要立法制裁经理市场里的“不道德行为”。我当时讲了一些不入调的话，其中一句是，无论老板们多么不喜欢职业经理的跳槽，这种流动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入世以后，我怕我的预言不幸要成真。
更高的淘汰率与更快的成长性
观察表明，我国著名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寿命往往不长。商海竞争当中，各领风骚三五载的事情多有耳闻。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研究和报道，如何保护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如何好自为之，是两个永恒的题目。我也认为这两个题目有意义。但是我认为，我国一般的企业被市场淘汰的比率，还是过低了。可以支持我的判断的不是什么企业关门的统计数，而是那么多产品和服务质量低下的公司，怎么还都“活着”？别的不说，你看满大街食物乏善可陈、服务低劣、门可罗雀的饭馆，为什么硬是不关张呢？
比较可靠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行政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优难胜、劣不汰”。是的，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举世瞩目，但是普通人享受的生活品质，与收入数量的增加不成比例。在这件事情上，我向来以为大有商机。而要拿下这个大商机，成百成千成万地淘汰劣质公司——首先是淘汰劣质老板，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吧。既然世贸协定的锋芒所指，正是各国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保护。那么，哪怕世贸协议只是大致上被执行，我国公司的“死亡率”在入世后一定有所上升。这是我可以拿得出来的第三点粗略估计。
许多人认为，公司开张是好事，关门是坏事。还有许多人认为，公司开开关关的，是一种“浪费”。他们大错特错了。我的看法，市场里的公司无论是生是死，红白喜事，都是喜事。企业开关之间，损失是有的。但是一个市场体制要是不支付及时淘汰劣质企业的成本，损失就会更大。不妨看看传统的国有企业，倒是没有经常性的淘汰“浪费”。结果是——除开历史上大动干戈的关停并转不谈——“不死的公司”膏肓入骨、危如累卵，想“死”也不能利落。我们也不妨看看日本，当年以“终生雇佣制”傲人的日本大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不要以为企业死了，企业里的要素也会跟着“死”。那是没有的事。实际的情形是，劣质公司死了，里边的生产要素就被解放出来，重新回到要素市场上“待价而沽”。是的，损失是必定有的——所有的专用资产要折价清理，而要素被重新组合到新的公司去要花费交易成本。但是，舍不得支付这些代价，哪里会有什么“经济结构调整”，哪里会有什么“产业升级”，哪里会有中国人随收入水准的提高而显著提高生活品质！
这是令不少老板胆寒的钱币的一面。在另外一面，无论中外的好公司，今后有机会胃口大开！因此我的第三项判断还有“乐观的”下半部分：入世以后在中国市场上的好公司，会有更高的成长率。同过去二十年相比——在那个时代不少中国公司的成长性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记录——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即便把所有折扣打在里面，我认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到成长性最好的公司。
让我定义一下所谓“成长性最好”的确切意思。那是说，不但成长率高，而且公司总规模会迅速达到“天王巨星”的量级。麻省理工学院的瑟罗在他的一本新书里指出，当今美国25家最大的公司，其中至少有8家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而欧洲最大的25家，全部是早在1960年就存在的老公司。在最大的美国公司当中，至少有8家仅仅在10年之内就把销售额做到100亿美元之上。这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迅速成长的大公司。
好吧，让我们来赌一下未来的中国吧。我以为——也是把种种折扣考虑在内——入世后的中国公司将更像美国公司的成长模式，而不像欧洲的或者日本的。未来十年，是成长一批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中国大公司的最佳时机。为了表明我打赌的认真，我还愿意把政府用看得见之手“组织”的公司悉数划去——以今天中国的国力来看，只要魄力够，组合几家国际级的大公司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靠画圈画出来的“航空母舰”，恐怕作不得数。我认定，就在这批1980年还根本不存在的公司里边，比如联想、华为、海尔、万科、万向、希望等，可望产生世界级的巨星公司。
当然，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无比重要。不过，要是中小企业老是中小企业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吧。这也是瑟罗教授讲过的，我借了来作为这篇评论的结尾。
2001年
第三部分：企业公有制改革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
企业里最关键、最要害的是企业家，企业中非常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同，工人有人力资本，技术人员有人力资本，而最重要的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而不是在定机器的价，不是在定银行借的钱的价。
公有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定价问题，在我看来是改制的入手之处。企业不光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结合。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但是换了一个企业家，企业的面貌大变。这说明企业家的才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改制中承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并为之定价，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它有点像农村包产到户，公开报道很少，但底下到处在做。有许多问题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会有重要影响，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给企业家定价就是其中之一。
实践提出的问题
在南方不少地方，如杭州青春宝集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冯根生是能力很强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很有贡献。中外双方的董事，共同决定把青春宝的一些股份卖给员工和企业家，包括卖给冯根生本人，董事会允许他买2%的股份，相当于300万元人民币。这件事引起很大讨论，冯根生本人也提出一些问题，如用什么价来买，是原来股票发行时的价，还是现在的价？同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员报酬都不高，一下子掏好几百万元，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买股票，我们有许多法律管着呢，哪来那么多钱，得说明你的收入来源，否则是一项罪名，此外还需纳很高的税。
河南有个县，叫巩县，它的问题有点不同。那边有个企业，叫兴旺集团，当年它是厂长（现在的老总）办起来的。开办的时候，同我们看到的很多乡镇企业和公共企业一样，它要戴一个帽子，要利用当地政府去给它提供当时条件下非有不可的合法性，如注册登记，包括银行的借贷，但实际的事都是这个人做起来的，做得很成功，愈做愈大。现在他提出问题说，这个集体企业是假的，实际上是我的，是私人企业。当地政府说，这种说法绝对不接受，这企业不是你的，这里有法律文书、注册登记为证，这是集体企业，是大家的。这个纠纷闹得很大，已见诸报上的公开报道。
如果下去走一走就可发现，这类问题非常普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它的原始物质资本是通过很多办法筹集的。一种叫集资，但这种集资与规范的投资不一样，它集资时，你先拿出，它用一段时间后连本带息还给你，有时光付本。这样，企业的原始资本就查不清楚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滚呀滚大了。更多的企业是借贷，有时是有关部门打个电话，或拿个手写的条子，就到银行去借钱，借来钱就办企业，办亏了就拉倒了，成为今天银行的呆账；办好了，就滚出一个很大的企业来，这种情况城乡到处都有。最近改革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四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联想提出了这类问题。苏南原来号称是集体经济的模式，前年开始，也提出了这类问题。
难题之所在
大量提出这类问题：公有企业的财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有没有贡献份额？如果有，那么有多大？改革的实践要求重新界定。这个问题成为当前很大的问题。我接到北京市有关科技部门的委托说，中关村这么多企业要求分清产权，你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模式，提出一个公式，只要输入有关资料，就会有一个结果。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模式恐怕设计不了。
不过，问题总要解决，很多地方一些很好的企业，就会因为分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僵局，僵在那里就有麻烦。还有些企业老总像鲁冠球、徐文荣等人，比较有控制能力，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公有这个东西不能一下子改。我们同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能改呢？他们回答说，你把企业停下来讨论企业怎么分，那么生产就要垮，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说公有制不能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能把人们的精力引到怎么来分已有的财产，因为实际上很难查得清楚。我们也提供不出一个公式。这些现象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碰到过。那么，这些现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讨论？
谈谈我的看法吧。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市场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其他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引号。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都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你去调查一下，我们任何一个乡镇企业，它都没有一个原发性的合同，其中事前说好，将来办好了怎么着，办不好怎么着。那些，等到10年、20年过了以后，你倒过去讨论产权怎么分，我直觉反应，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你所谓的分产权就是分剩余收入，市场给的价格与你原来讲好的合同收入综合之后会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零”，即持平。所以剩余这个东西是与事先的企业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你没有原发性合同就没法定义它的剩余。而公有企业都没有原发性的合同。虽然城乡公有企业都有财产，但没有原发性合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根据。这是天大的难题。
当然实践中并不是没有办法。农村包产到户按人头来分，或按人口、劳力比例来分；苏联的办法是按每个成年公民每人多少来分，一人发一份私有化券，根据一致同意原则，把企业财产分掉。大家都接受，但这是另一套准则，而不是交易准则，这种政治准则不能代替交易准则。从交易准则看，还是没有办法分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公有制产权改革中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问题还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准私有化，就是讲私有化，国家立法通过私有化方案，操作起来也困难。所谓政治运作，操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最后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只好按人口平均分，按成年公民分，每人多少。这种分法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或侵蚀了原来事实上的产权，因为公有制企业在形成时每一个要素对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你按人把它平分掉，你就侵犯了其中一些人的产权，虽然这些产权你讲不清楚，你拿“平均”这种办法去分它，它会在另一个方向造成社会损失。所以我第一个回答，各地分财产，讨论股份，讨论怎么分，有很大的困难。严格讲，你要找到一个从市场交易来看合理的分的根据，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分，找不到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再难也要转向合约基础
没有办法分，但是还是要分。为什么还要分呢？因为等于我们今天在订面向未来的合同，如果我们再不解决分的问题，对明天来说，它还是没有一个合同的基础。所以今天把所有产权清晰化，把产权改革看成是重新创造一个合同，就在原来非合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开始转移到契约、合同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愈往后拖愈麻烦。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历史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新的要素（资源）进来时是可以签约的，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它原来的工人是由政府的劳动局分配来的，上面命令你毕业生进哪家厂，就进哪家，它同你劳动力商品买卖没关系，但它可以在中途经过改革，新的资源进来时可以给它订合同。
如1984年后，中国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合同工制，下岗工人对企业的压力完全不同。对1984年进来的新的合同工，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进来时就讲清楚了，你到我这里做合同工，这个合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解除后，你可以得到什么福利，一年加一个月工资，诸如此类。而老工人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老工人开始时没有合同，他拿很低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福利、保险都在你的企业里头，现在企业要破产，要购并，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新的合同工很好解决，你说不行了，他就另谋高就，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就讲好了，双方同意。新的要素关系，一部分合同要素进来时，是可以签合约的。
现在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一部分非合同要素关系。我理解，今年以来在底下搞的，要试图扩大合同范围，特别是对存量——原来企业的资源在非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资源——怎么把它合同化。这有点难，因为它不是面对新的东西，不是新人新法，如今后请经理来，就给他订好合同。我们原来的存量相当大，这一块东西如果不改，你那块新的东西也坚持不了。两块东西拼在一起，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形成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对人们的影响仍然很畸形，两种东西，非合同的一组要素关系与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要素关系混在一起。最近一两年说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不公平，我看都与此有关。
存量改革提上日程
在改革原来的存量，改革原来非合同关系的存量时，就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明明是很难分的，要我说是不可能分清楚的，但也要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人们正在实践中解决这一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上海、山东、山西作了些个案调查，各地在自发地找办法。如上面提到的青春宝集团，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冯根生可以买2%的集团股份，但老总（冯）不买，这是一类；另一类，公开说，这企业是我的，公有是假的，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材料非常丰富。在这多样化的解决过程中，有一个趋势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大家现在开始不是面对过去，面对存量来解决存量问题，而是面向未来解决存量问题。这句话很抽象，不好理解，我通过例子来加以说明。
很多地方怎么做呢？就是搞股份制或者是股份合作制，它的基本做法是把过去的国有独资企业，或把原来的公社、乡镇所有企业，经过我们已经生效的公司法，把它改成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大一点的叫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改非常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自然人的股本。自然人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经理，或经理群、老总、经理人、高级职员，有的搞得很窄，就是一个人，他们把持有的一大部分股本放到新的有限责任公司里边去；第二类是企业内部工人；第三类是募集的社会持股者。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面向未来呢？因为在这种改制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案例，大家都是把重点放在想这个企业将来会怎么样，它通过让你买这个股份来解决产权界定问题，如上海纺织行业几家国有工厂。我非常看重这些例子，认为意义重大。纺织行业现在是最困难的行业，这一点与农村改革经验有类似之处，非常困难，困难得不行了，它就会有办法。意识形态呀，干涉呀，那些尊神就会退避三舍，因为你找不出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反正困难（坏）到那样了，由它去吧。结果上海已经产生出一些重要的案例。企业家、经理人员，你先拿出一笔钱来买股，买股是向企业投资，这等于新的合同，这合同是面向未来的，我买股是看将来回报会怎么样，将来有什么收益，将来有什么权益，而不是讨论过去。
面向未来界定存量
在这样做的时候，在面向未来时，也有助于解决过去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你叫他买，少了是不管用的，多了就是青春宝的问题，让他买300万元，他要拿得出300万元来。上海国有企业家拿出10万元钱就显得很紧张了，要家属共同签字，但10万元对300万元来说，还是太少。要把数量扩大，就会碰到一件事情：他买不够必要的份额。这时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你拿不够怎么办哪，憋来憋去就憋出一个办法：公司借钱给你买股，你自己拿10万元，公司借你10万元，有的地方你拿10万元，我无限责任负担，已等于是借线给你。但这个借钱合同很特别，这笔借到的钱不能用作消费，你只能用于买股，你只有收益权，有收益的时候你必须先用来还本付息，借钱时是有利息的，利息等于银行的利息，过若干年后还清了借款，股权就是你的了。
这个游戏规则在中国产生了。我们在上海、山东、广东都可以看到。我问公司你们现金这么紧张，你拿什么东西借给他？回答说，借给他的是公司的存量。公司名义上划出一块存量，但解决的方式不像苏联按人头分，也不像我国各地，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指数，定出来不是为了平分，而是让你入股、持股、买股，只是当你买不起时，我借给你，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根本。包产到户与苏联的平分不同，相当大的不同，它不是拿一个简单的方式、简单的标准或简单地一致同意把存量问题解决了。它是签了一个新的合约，所以订这个合约时，当事人都睡不着觉，回家讨论。他要负无限责任，借是要还的，要抵押，要通过法律公证，这时他考虑什么呢？他考虑的不是他到公司多少年了，他过去的劳动贡献多大，所以他应得到多少，而是考虑将来他当厂长、经理、副经理或总会计师时，这个企业有多大的盈利可能？因为有盈利，将来才能还本付息，才能兑现债务合同，所以这是在考验他有多大的能耐，多大的承担未来风险的能力，能不能承担企业未来的责任。这一游戏规则非常妙，它想的是将来会怎么样。它不是考虑过去，不是讨论你来了几年、劳动多少、出勤情况、受过奖励没有、受过处分没有，这个本质是面向过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要求经理持股，钱不够借给你，在买、借之间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将来，市场会怎么样，盈利可能会怎么样，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这种做法，新的股权出来了。
最精彩的是什么呢？有名的衬衫厂家海螺公司，它的销售公司首先改制，因为现在销售公司好坏对企业有决定意义。它的江苏销售公司女经理个人持股，买了100万元。问她哪来的那么多钱，她说前几年搞了改革，销售产品有折扣，前几年赚了很多钱，都放在公司里，这次全拿出来了，钱还不够，公司还借给她一笔钱。我问公司哪来的钱借给她，公司说，借给她的是十几万件衬衫，衬衫就是流动资产，你把它卖掉，折扣率拿过来，你就有了还本付息的能力。通过这种生产性活动，就把改制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改制中制度变迁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在企业改革中应想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企业未来的收入流，存量也好，收入也好，博将来的东西，要使所有人面向未来。而苏联式的平分式改革，其错很可能不是因为分掉企业，不是因为界定人们的产权，使产权清晰化，这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去解不可能解的问题上。如果现在还有一定生产力的企业也这样去做，一定会破坏生产力。
回过头来再说海螺的例子。十几万件衬衫销掉后，用折扣赚来的钱，还清借的债，这100万元钱就是我的了。在实践操作中提炼出来几个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如为什么是100万元，为什么不是50万元？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出多少，你借给他多少？这是极其不同的风险分布，最好的是你出10万元现金，我出10万元存量，这对公司来说比较合算。将来你即使出问题，我输的也不会太多。比较危险的是他出很少的钱，你借给他一大笔借贷持股，在总股本中这三种比例关系我觉得大有研究的价值。现在我手上的案例太少，上海的做法，经理群体持股为5%—20%；山东可占到总股本的30%—50%，甚至更多。从借贷比例关系来看，有1∶1 的，有 1∶若干的，甚至有 1∶50的。我觉得作研究的要讨论，这里头由什么东西来定，什么规则在里头起了作用。我想理解的是实质，人们在决定这些“率”，你出多少钱，我借给你多少钱，利率是多少，多少年还清，这些都要讨论，结果把制度的改革完全变成讨论价格问题，把改革非常平滑地转移到讨论怎么定这些“率”。
把问题转化为价格问题
定“率”，经济学家就有用武之地。定“率”，本质上在定什么东西呢？所有这些率都是在定价。我主要的看法，企业里最关键、最要害的是企业家，企业中非常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同，工人有人力资本，技术人员有人力资本，而最重要的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而不是在定机器的价，不是在定银行借的钱的价。在实践当中，公和私转变成了入股，转变成了“率”，你出多少，借给你多少；什么时候还，风险怎么样，变得很好操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因为对企业家定价很难。
企业家能力定价，人力资本理论中还缺乏这个概念。把一个经济当中用于教育、培训、健康的费用看成投资。由于这些投资，提高了人的素质，然后把这些高素质的人投入到生产中去，这可解释一部分生产、劳动、土地、资本对产出有影响。投入多少劳动，这是一个量的概念。它忽略了“质”，质量会影响国民的产出，质量可解释一部分产出，这证明人力资本的存在，把花在教育、健康、培训上的钱看成是一个投资量，然后再看成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经济愈来愈有影响。
把人力资本移到企业家身上来，又遇到很大问题，就是因为它同企业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企业家概念目前没有统一内涵，企业家要创新，企业家对未来的盈利机会特别敏感，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在描述一种能力。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作决策的能力，作决策的能力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这种决策当然像奈特所说，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在市场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等，这种能力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有很大困难，因为企业家的能力，无论在美国或中国的经验中看到的，不是用某种东西换来的，不是因为他上过学，或者受过某种训练。
能力有权收租金
企业家能力有些时候是天赋的，它像矿一样，分布不均匀，而不是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如王永庆，你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很小，他是小学6年级，鲁冠球小学6年级，徐文荣小学6年级，还有其他人，但他们的企业家能力很强。企业家有直觉，这没有人讲得清楚；企业家的直觉能力无法用人力资本来衡量，这与先天有关，是自然垄断。这里有一种租，不能给它定级，定多少工资，近似运动员、明星，不能用剩余价值理论去解释。企业家类似于“星”，他的天赋、机会得有人去开发，所以一般定价理论不能去讨论企业家定价问题。
在讨论定价问题时，要区分两种收入：第一种是合同性收入；第二种是企业家收入，它不是合同性收入，是承担剩余。我们的计划体制、公有制，最要命的是不区分这两个东西。照例行说法，大家都是国家雇员，所以人人都拿合同收入，结果一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所有人都不管这个东西。我们给企业家的报酬很低，虽然这是天下最贵的东西。而我们的企业制度，成了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没有人对创造剩余感兴趣。
年薪制不是等级制，它是一个剩余概念。农民就是年薪制，做完了才知道是多少，事前告诉你讲不清楚，这是企业家收入的一个原则。那么讲不清楚，你的收入怎么建立呢？这就是剩余，你支付所有合同性收入（支出），你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卖到市场上去。如果市场认你，你的收入比你合同性收入（支出）多，这样剩余就出来了。这是企业家定价机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同利润挂钩，它的激励机制调不通，这是第二个与企业家定价有关系的问题。
与股权挂钩势在必行
企业家能力定价的第三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风险很大。现在要经理持股，开始我借钱给你，但这个企业家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这时你只能根据过去的信息来判断，它不确定，而这一不确定在人上更不确定，所以得有什么抵押。在山东现在准买10万元，目前情况下，10万元对你的家庭不是小事，对你的家庭还是痛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借你一部分钱。
第四个问题，能否考虑在中国这一波改革中把期权概念引进来，做期货，给经理人员定个任务权，这在西方公司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奖励办法。给你签约年薪多少，在职消费权利多大，同时同你签任务权，这是非常有趣的面向未来的游戏，中国现在也开始碰这个东西。期权怎么做呢？你经理来的时候我同你定一个期货、认股权，企业今年每股1元钱，我先告诉你，你有权买3年后的100万股。什么价？还是每股1元。为了支持3年以后的100万股，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先付2%的定金，像真做期货那样，先付5%或你不付，构成对你的激励，3年以后企业增值了，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每股变成了2元钱，你还是有权按1元1股买100万股，你没钱没关系，你卖掉一部分股权，就有钱了。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企业增值，增值愈大，赚得愈多，你将来的好处就愈多。这合理不合理？合理的。为什么？因为1股1元钱变成1股2元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要作好努力，其中包括经理的努力。这个风险要有回报，但总有一部分要给经理人员，这个机制的好处是现在你拿出5%的资源量，就可以建立一个100%的预期。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都没有钱，在大规模的改制当中它的矛盾在哪里呢？持股少了不管用，持股多了没有钱。现在我集中考虑这类问题，这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因为企业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企业家定价机制也可以搞点未来，只要考虑的是未来，我们这场制度变化的成本就可能节约。
这一机制新鲜在什么地方呢？3年后每股变成了09元了，怎么办呢？你可以买100万股，当然你肯定不会买。不买，你的定金就没了。如果你把企业做坏了，等于是你预付的完全就没了，如果这样的话，下海20万元或50万元（经理拿出来的）他就可以有一个杠杆。如按5%算，3年后就是上千万持股，这个东西只要转到非常理性的基础上来，怎么计算这个“率”就好办了。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姓“社”、姓“资”，经济学家就没有办法了；要是转移到理性基础上来，现代公司文明中的大量东西就有用了，它就可以把大量东西变成一份合同，或变成一组合同。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研究中发现，现在所有做法都是自发地在做，缺乏中介。中介，一个是方案中介，另一个是金融中介，因为这个转移当中是要动用资源的。借钱，向公司借钱，有时完全花资产不能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非常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有没有可能引进中国来？MBO就是说，刚才的游戏已经初具规模了，再加个中介进来，这个中介干什么呢？它是来挑什么人当企业家的。它借钱给你，支持你，让你在公司中搭股，借钱后，你就拿红利还它。它赌的什么东西呢？它赌的是看人对不对。看准了放进去，给你融资，叫你完成经理人员持股。这种持股不是小股，甚至是控股，所以它不是国营控股，而是经理阶层控股，把原来的上市公司变成大股东控制。
中介机构公司有时会很有效，这里需要大规模融资。中介机构必须有融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它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它不断地在市场上挑，什么企业家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研究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我们老以为股份制加强了董事会的控制，董事会加强了对经理的控制，企业盈利就会增加，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但有时情况相反，董事长的企业家才能比老总才能低，但董事会控制总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好多投资计划董事会不批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家公司的潜力就没有发挥出来。金融中介就做这个文章，他发现这种情况就去找老总谈，我给你融资，你把公司控股权买下，买下后公司就听你的了，你来作决定。你不但当日常经理，而且你来作决定，重大的投资决定。作对了，这个公司整个表现会极其不同，这是一个办法。一般情况，这种融资的利息不是普通的利息，是很高的，而且还有很高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它借钱给你，让你控股，同时它放一个小股进去，搭便车，这个回报是很大的。
现在中国的钱借不出去，不敢借出去。过去借得出去，是因为借的钱是可以不还的，所以放心借；现在不行了，借钱是要还的，所以贷不出去，但要借的人又借不到。投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企业家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美国MBO做得好热门，做得很新，不断地做，大规模地做。我的看法，企业制度在不断创新，早期是个人既当小老板也当经理，到20世纪30年代变成所谓的两权分离，投资者与经理人员分离。现在，经过MBO出现这类企业，我看完全是新的企业类别。这个类别是经理因为有能耐，所以他成了大股东。经过金融中介，我们国内有一类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就有这类问题。股权太分散，每年开股东大会，经理层胆战心惊，一旦出现一个相对多数，就可以颠覆你。这个结构并不利于把企业潜力发挥到最大。如果这个企业老总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最大，这时如果金融中介进去，替他融资，让企业家才能存量最大的人持有大股，它的结构就会很稳定，投资行为的长期预期就会改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研究的东西。
1998年2月13日
自然人持股：绕不开的话题
在决策中，决策者的能力至关重要。我们承认决策能力在人群中分布不平均，不是随便挑一个人来就能作决策的。这种能力在我们国家不被看做是一种资本，但在我看来，这是所有资本中最值钱的东西!承不承认具有这样能力的管理者与企业有长远的利益联系？承不承认他们的市场价值？要不要给他们股份？这是中国所有企业最终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企业现在大多已困难重重，而80年代诞生的企业也有不少已经消亡。因此，昂立公司提出“如何做一个长命的企业”，确实值得让人思考。
多元化股权结构也要进一步完善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长，包袱重；二是过度竞争，重复建设。
第一条理由在我看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企业历史长，并不一定就包袱重。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很长历史的公司，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历史的公司，也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通用电气就有上百年的历史，福特也有很长的历史，都没有产生这样的问题，这说明历史长的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我国的许多企业之所以搞得不好，我看还是因为没有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
前不久一家著名高科技企业的创办人突然从董事会出局，在行业内引起巨大反响。这一变故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其中也有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因素。我冒昧地认为，这些普遍性因素也许以后在昂立公司中也会反映出来。
今天我了解到，昂立的股权已比较分散，股份分别由数家股东持有，这样的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中已经比较合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也许可以制衡各方利益，防止股东出于自身的利益过多地干预企业经营。但这里面还是有点问题，那就是五六家股东都是国有的，这些国有股股东派到董事会的代表，今天让你干你就来了，明天不让你干就又要换人了。我们讲企业的责任链，总要有人负最终的责任。但是国有股的所有者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没有最终可负责任的自然人。
要确立自然人在股权结构中的地位
在这方面，必须解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自然人在股权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影响一个企业的关键是自然人，不管他是董事长、董事还是总经理，作为一个个人，他在股权结构中有没有份额，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的现代企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股权最后都是同自然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大部分是自然人委托多种基金、机构到企业持股；还有一部分，是自然人直接持股。我们首先要研究为什么欧美公司要作这样的制度安排。保健品行业中曾经名噪一时的一家私营公司，其股权结构似乎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庞大的号称15万人的推销队伍与公司只存在一种现金交易关系——多销就多提成。这样的体制是导致该企业悲剧性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的品牌与营销是一种长远行为，不能光靠年度和季度的销售额来考核。公司的骨干层、关键层如果与公司没有长远的资本纽带，就必然会导致短期行为。私人公司尚且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国有公司，问题就更大了。
国有企业或具有国有背景的公司，传统上是否认个人与公司资产的合法联系的，但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中，个人的作用又是举足轻重的。
企业决策者的能力至关重要
昂立在面向新世纪时遇到的很多问题，在我看来都是决策问题。人们对于决策有很多误解，总认为可以科学决策。怎样才能称为“科学的”呢？他们认为就是公共决策——将信息收集过来，召集许多专家来讨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就是决策。
其实这不叫决策。决策的本质特征是主观选择，决策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在未来的几种可能性中作出一种选择。当然在决策中可以缩小主观性，但讲到最后，决策都是主观的。你说专业发展好还是多元发展好？在商业史上两方面都有成功的例子，也都有失败的教训。像通用电气这样能做多元化的，多元化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你选了一种战略后，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其他战略的选择。因为你不可能同时做许多事情，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机会成本。
因此，在决策中，决策者的能力至关重要。许多人都在问，决策能力从何而来？教育是一方面，但个人的悟性是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决策能力在人群中分布不平均，不是挑一个人来就能作决策的。这种能力在我们国家不被看做是一种资本，但在我看来，这是所有资本中最值钱的东西!承不承认具有这样能力的管理者与企业有长远的利益联系？承不承认他们有市场价值？要不要给他们股份？这是中国所有企业最终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中国企业应普遍解决自然人持股问题
比较而言，联想处理得就比较好。三年前它就与中科院达成六五分成的协议，即税后利润的65%归科学院，35%归联想集团。联想的35%利润中，1/3归12位创办人，分到个人名下；1/3 归120位对企业创办有功绩的中层以上骨干；还有1/3作为特别奖金，奖励销售和技术开发人员。
把这种分红体制发展成股权结构，只差一步之遥。因为我们知道分红与股权有区别，分红是你在位时就能分，走了就不能。股权不一样，你离开了联想仍然可以当股东。现在联想集团正在与有关方面洽谈将分红转为股权的事宜，那将是重要的一跃。
联想创业时中科院的计算所投了20万元人民币。现在其净资产为22亿元。增长了多少倍？这里面必有一部分是属于创业者、骨干人员、开发人员和市场人员的。我们过去总想绕过这个东西，传统经济理论试图把所有者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只领工资；把经理层看做是党政干部、公务员。这套体制在我看来肯定经不起市场竞争的考验。美国的投资者不笨，凭什么给CEO（首席执行官，相当于我国企业中的总经理）看似天价的年薪？其目的就是把经营公司的长远利益与CEO捆在一起，这样做也容易进行人事管理。
2000年2月22日
企业改制，何谓成功
传统国有、集体公司的效率低，根源在于进入公司的要素产权不清，所以流动、组合和重新组合的困难重重。许多国有企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主要是得了“不流动、不重组、不死亡”的不治之症。
不少人以为，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应该把企业改得在商业上更加成功。我对这个看法持有保留意见，由来已久。
公有制企业的问题，在于参与的各方要素之间，没有基于市场竞争规则的合约。没有清楚合约的原因，是因为各种要素的产权，没有得到清楚的界定。科斯以来的企业理论说，市场里的企业是基于合约的组织。企业的效率，不但使各种要素各尽其力，而且在市场形势的千变万化中，不断重新缔约和重新组织。一个可见的证据，就是市场经济里的公司，重组率甚至死亡率很高。许多公司在市场上“失败”了，但那不过是公司里的要素有了“更成功去处”的代名词。
因此，经济要素可以合法地、顺利地流动和重组，是“自由企业体制”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为什么公司的管理要非常尽心和努力？答案不仅仅是因为公司的“老板”——股东们——会盯着公司管理层，而且是因为公司里的各种要素随时可能在市场上另谋高就。许多时候，一家公司什么错误都没有，“失败”仅仅是因为冒出了一家更厉害的对手。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周瑜打仗本事很大，但遇上了诸葛亮，“错误”就数之不尽。倘若没有诸葛亮，周瑜的那些“失误”会不会也都是神来之笔？市场和战场差不多，不大理会“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
我认为，传统国有、集体公司的效率低，根源在于进入公司的要素产权不清，所以流动、组合和重新组合的困难重重。许多国有企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主要是得了“不流动、不重组、不死亡”的不治之症。所以，那些提出“产权再清晰的西方公司，不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的质疑者，实在是“问题”错得不可救药。问题提得不高明，求好的答案就难啦!
当然这不是说，“重新组合”或失败是企业产权改革的唯一结果。我只是说，清楚界定的要素产权，与改制企业的市场成功不是一回事。产权改了，公司又非常成功的，可遇而不可求。这是因为，企业的市场成功，涉及太多其他因素，不是清楚的产权体制这一个因素决定的。清楚的产权制度只保证一点，企业在要素可以重新流动的环境里缔约、再缔约，无论公司“做大了”、“做小了”，还是“重新来过了”，在经济效率上看，基本上是等价的。
所以，一切增加了企业改革可选择空间的那些改革先行者，无论他们后来在商业上是否成功，其贡献都不容抹杀。先行者的公司能否春风常在，让我们为他们祈祷吧。农村改革中，率先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今天远不是安徽最富裕的村庄。但是发轫于此地的“土地承包密约”，难道就没有独立的价值？结论是，以商业成败来论企业改革的英雄，浅见罢了。
2001年10月14日
国有企业：不能不谈“方丈”只说“庙”
本文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采访稿，文字经作者订正。
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面向市场竞争而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几乎所有搞得好的企业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共生现象，就是企业里至少有一个“厉害的家伙”，长久地保持对企业的控制。
视野不同，问题不同
记者：您近来强调人力资本产权问题，而我们以前似乎不很注意这个问题？
周其仁：不是不重视，而是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
记者：那为什么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适当的角度呢？
周其仁：我们不妨联系我最近作的研究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人们在讨论公有制问题时大致只有两种意见：一是要对公有制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二是认为公有制是国家的命脉，绝对不能动。这两个认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确实存在着一种“公有制经济”。但我没有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所有公有制经济都有私有成分，因为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属于个人，也就是“私”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在一些公有制经济中对企业家和其他人力资本的产权由于各种原因事实上是尊重、承认和肯定的，并用不同方式给其以激励。然而，另外一些公有制经济中是不认这套东西的。这就导致了公有制经济效率会有很大区别。
现在讨论国有经济问题时，有学者举出很多国外公有企业搞得很好的例子，比如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法国的雷诺，还有纽约的港口等。其实大可不必舍近求远，中国也有搞得很好的公有制企业。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是公有制企业搞得好，到底是什么条件、什么原因使它搞得好？二是为什么搞得好的公有制企业少？
汪丁丁：的确，很多人举例说公有制企业搞得好，这都只是名称上的公有制，它们为什么搞得好，你必须钻到它们的“肚子”里去看。看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使它们能搞得好。
国有企业里的个人地位各个不同
周其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效率源泉很复杂，有的是与行政垄断有关，由于垄断，谁来做企业领导人大体都可以盈利。我不想讨论这类企业。我讨论的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面向市场竞争而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几乎所有搞得好的企业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共生现象，就是企业里至少有一个“厉害的家伙”，长久地保持对企业的控制。如讨论联想必须提到柳传志，讨论浙江万向集团离不开鲁冠球，讨论横店集团必须提到徐文荣等。这些企业家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有的是政府的安排，有的是谈判的结果等，反正他能长时间地呆在企业里。企业家稳定地留在企业并控制着企业，是我所观察到的企业能搞好的一个条件。
上面提到的企业家大家都很熟悉，但大家在讨论公有制企业搞得好的时候却忽略了他们。我觉得这是以往理论框架的一个缺陷。过去一讨论企业，就认为是一个资产所有权的问题，而一讨论资产就是土地、厂房、设备、货币等，却不知道企业的各种要素之所以能组合到一起，首先是立足于企业家对市场走向的判断。卡森讲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从事判断性的决策。从事判断性决策的能力恐怕是企业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用我的话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对市场的准确判断才使刚才讲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有意义。因此，任何面向市场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回避企业家才能问题的。而我们原来的资本理论也好，企业理论也好，产权理论也好，都不重视企业家的才能。一提到公有制、私有制，人们就仅仅去看那些物的产权，看机器、厂房、设备的产权，而不去看人，看人的能力的产权。这些理论影响很大，以致我只好套用联想的广告在课堂上问我的学生：“如果失去柳传志，联想将会怎样？”
控制权成为一种回报
周其仁：最近我就横店集团的发展作了一个案例研究。我发现，能长久地控制企业，是横店集团的企业能很努力工作的一个条件。企业家的努力工作能得到一种回报，这个回报就是企业控制权。人们通常看到在标准的西方企业中，企业家拥有的剩余索取权，也就是在将工人的工资、借款的利息等付了以后，剩下的就归企业家所有的权利。西方企业就是用剩余索取权来刺激企业家作各种决定的。因此，产权经济学家讲剩余索取权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公有制的框架里，人们看不到很明显的剩余索取权。企业干好了，剩余与企业家无关。
但在企业活动中，无论东西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企业的控制权，就是谁来作企业的决策。我前不久见到了崔之元，我们谈到了南街村。这个地方10年中产出增长了1100倍。人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学习“老三篇”的结果，是经济民主的结果。我说，我同意经济民主对效率提高有很大作用，据说日本企业在管理中很讲民主。但我问：谁在作投资决定？是南街村全体村民投票决定上什么项目，从事何种生产，生产多少吗？恐怕不是。这就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部好电影是由集体导演出来的一样。投资决定和导演电影一样，就是一个人。其中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汪丁丁：因为判断是主观的，人们能用投票投出某个人的判断吗？
周其仁：是的。这就是卡森讲的什么是企业家作的决策？企业家不是根据什么客观的信息进行边际主义的理性计算就可以作决定的，他要根据主观的判断。而这些主观判断一般是说不清楚的。我们看一看中西方的很多企业的成功投资都是无理可讲。比如横店集团的老总徐文荣曾作了这样一个投资决定：当时他决定投资100万元买西安交大的一项专利。这项专利当时只是小试成功，中试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成果的市场前景很不确定。但徐文荣就想，如果这100万元不成功，西安交大这样大的研究单位就等于欠了横店的人情，以后有了好的科研成果就会再找横店。当然，最后这项专利给横店带来了很大的收益。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让全体横店集团成员在完全看不到收益的情况下作这项投资，可能吗？
在这种事上能力的最大差别在于，人与人之间在对未来不知道后果的事情上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仅就靠体力、靠汗水的劳动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不会很大的。像在农村里割麦子，技术好和差的相差不会很大。但一到涉及决策问题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汪丁丁：这就涉及我们曾讲过的“n-1问题”了。也就是假设我们有n种要素，如果我们搞了n-1个市场，像资金、人力、土地都市场化了，但就是企业家市场没有，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个非常平庸的经济。而且就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熊彼特讲的“周而复始的经济”。
周其仁：对。这时的经济叫市场经济也罢，叫计划经济也罢，都无所谓了。因为这种经济的发展总是周而复始的，总超不出前人的框架。
再回到前面讲的控制权问题。我认为刚才讲的投资判断性决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利，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激励机制。因为，这种控制权能转化为一种回报。我们再分析为什么这种投资控制权能转化成一种激励机制，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讲人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反馈关系。我干得好，我可以得到更多。这是一种逻辑。而我们发现，还有另一种激励机制，就是强调你现在干得好，那么下一步你就能干得更好。企业家作了一个好决策以后的回报就是将来的舞台更大。只要这个机制不被破坏，那么就会从中涌现出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会意识到，作了好的决策，将来的地盘会更大；而作了错误的决策，地盘就会越来越小。在许多现实中的成功企业里，这两种激励机制是并用的。企业家事实上分享一部分剩余，同时稳定地得到控制权作为回报，比如在横店，我们看到老总的工资、资金的制度安排是有足够激励性的，同时，享有企业决策权。
讲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明白为什么一些企业家没有股份还可以好好干。他们就是为了企业的控制权。控制权是一种工作权利，是给企业家更多的工作权利，让他更好地工作。
1997年9月5日
“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
本文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采访稿，文字经作者订正。
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的少，其原因有三个：第一，行政控制会将企业中仅存的效率机制破坏掉；第二，它不能保证相对更优，保证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控制更多的资源；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家代与代之间更替的问题，从而影响高龄企业家的长远动机。
“资”源于何处
周其仁：如果我们对那些搞得好的乡镇企业作点调查，会发现企业的资产形成很有意思。比如一些企业最初的资本来源于农户的集资。一类集资是社队出面，每家每户出一点钱，等企业办成，有了收入再还；另一类集资由一些企业家个人出面。
汪丁丁：在其仁所作的横店调查中，是企业家徐文荣凭自己的信誉，得到了乡里农户所集的资金。
周其仁：农民们为什么信任徐文荣？因为他们看到徐文荣以前办小企业的时候就干得很好，办事认真、公道，有事业心。这就是徐文荣的个人资产，是他的信誉资本。有了这种个人资产，农民们的钱才能集中到他手中。这个道理和华尔街的道理基本是一样的。徐文荣再用得到的集资，到银行贷款，这样横店集团企业就有了原始资本。后来企业把农民们的集资还了，除去对银行的负债，企业还剩下一大块，这就是企业的净资产。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到底资本的源泉是什么东西？我并不是不重视人们通常讲的资本，而是想人们是否真的理解它们的源泉。是不是钱本身就可以生出钱来？还是因为钱加在稀缺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上才能生出钱来？我的看法是后一种。企业尤其表明了财富的这一特点。
汪丁丁：再向深一点说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了。实际上熊彼特在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时候，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是价值剩余。而价值剩余只是与活劳动，就是人的创造、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企业家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的财富都是死的。马克思说的地租、利息等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周其仁：马克思强调活劳动中的工人劳动。但是在活劳动里，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劳动，这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的决策性判断和企业管理方面，而这种企业家的劳动在古典时代很难识别，因为那个时代多半是由出资者来当企业家。所以连布劳代尔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个误导的词，让大家都认为资本非常重要。布劳代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一是资本产出比在任何时代都是差不多的，基本是3∶1，也就是固定资产的存量与每年的产出流量之间的比值在任何时代都差不多。另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在过去的许多时代都能找到钱无处用的记录。那么以前的发展为什么这样缓慢？我理解是企业家的才能发展不够，或者没有制度来保护企业家才能。
汪丁丁：对。像高利贷资本主义都有上千年历史了，但就一直发展不出来近代的资本主义。而只是到了近代，文艺复兴之后，才有了个人主义，才有了创新，才有了艺术繁荣和企业家精神的勃发。
周其仁：因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价值的源泉、财富的源泉，到底什么因素在长期的经济增长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并不是说钱财不重要，但钱财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误导人们认为财务资本本身很重要。在改革中，人们认识到资本重要，提出要保护资本的产权，这当然是重要的。如果谁都可以把别人的钱财拿走，那谁还可能有努力的动机呢？这种逻辑我很赞成，但我觉得这里隐含着一种可能的误导因素：使人们看不到保护产权实际上还要保护人的能力，而保护人力资本是发挥全部资本作用的条件。如果社会不保护企业家才能，那些受保护的钱财到底有何用？再往深处想一想，资本本身生出的利到底来自哪里？是不是钱就会生出钱来？如果没有企业家将钱买来作为要素，到市场拼搏，钱是生不出钱来的。
汪丁丁：我们一直忽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我认为当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进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结果。
周其仁：我们有必要想一想，改革到底在改什么？过去的公有制什么都姓“公”，这样做所产生的动员资源强度确实超过了其他任何时期，但这就构成了财富的源泉吗？没有。道理在哪里？就在于天底下有一种资源是无法公有化的——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
一些公有制企业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叫“公有制”，也并不是企业的物质资本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或者属于集体。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原因，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另外那么多公有制企业表现很差的现象的。所有造成能被举证认为公有制企业有效率的企业，除了靠行政权获得垄断利润外，都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承认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这种承认的方式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下的以剩余索取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激励机制。比如我去横店集团看到的“控制权回报”等。西方的控制权也很重要，他们激励经理们好好工作也不仅是付他们多少工资，给他们多少股票，也要包含控制权。
“好得少”有制度根源
周其仁：我们现在来解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公有制企业”搞得好的非常少？我的研究表明，控制权回报机制起作用需要很多条件。第一，企业家必须在位。第二，在位的企业家的能力要始终很强，不但是绝对地强，而且要相对地强。相对强的含义是，在位的企业家对企业资本的运用一定要比企业内外的所有其他人好。据我观察，要在公有制条件下满足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难的。因为，首先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难以在位，更难以长期在位。
汪丁丁：因为他没有合法性。
周其仁：行政的力量总在起支配作用。行政的干预最后就是破坏对企业家的控制权回报。因此，很多能干的人要不然就是不能在位，要不然就是干了一段就被调走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下面是第二个原因，公有制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拒绝产权交易。比如至今国有股、法人股还不能交易就是一种具体表现。不能交易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在位企业家相对的优势不能得到保证。产权交易本质上是让更能干的企业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比如A企业兼并B企业，为了获得20%的控制权，就要购买B企业的股权，而大规模的收购就会引起B企业股权价格的上升，比如从5元一股涨到6元。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股票在B企业的企业家手里是5元，而到了A企业的企业家手里就变成6元了呢？在我看来，其中的本质是两个企业的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差别。所以，企业到底值多少钱，也取决于谁在控制它。资本市场的本质就是让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过程永远不要停止。企业家和资本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合。我想任何其他人类组织机构都没有这样灵活。
这也引出了崔之元提出的“所有者偷懒怎么办？”也就是“委托人偷懒怎么办？”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和张维迎的分歧。丁丁曾对维迎的书写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书评。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点我很赞同，但是恒产者不一定有雄心，更不一定是最有企业家能力的。在有资本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光有恒心不行，因为你没有雄心和能耐，别人就可以出高价收购你，就接管你的企业了。市场就像一双奇怪的红舞鞋，你一穿上就永远停不下来了。所以，资本市场的存在不仅使有产者可以保持控制，而且使最强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仅有对物质产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前几年，北京人艺曾上演过一出戏《天下第一楼》。剧里的故事就讲一个烤鸭店的经理想好好干，但两个子承父业的少东家却一个热衷练武，一个爱好听戏。最后，试图振兴烤鸭店的经理失败了。所以，资本雇佣劳动的说法在我看来是有局限性的。企业市场的本质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公有制体制下抑制了这个过程，使国家的所有权和集体的所有权不能买卖，也就不能永不停顿地选择企业家能力最强的人控制企业。这也是公有制下公有企业不容易搞好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权回报机制无法向下传。当企业家能力不行的时候，怎么处理？如果你因为他过去干得好，就把控制权给他，那就会有危险。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化很大，原因就是企业家的变化很大。
控制权资本化
周其仁：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将控制权资本化。资本化就是将剩余索取权和支配权分开，以索取权替换控制权，使那些干得好的企业家得到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等到他们没有能力作决策的时候，可以享受。而控制权回报的机制没有这个作用。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还在第一代企业家的控制中，这些人年龄还没有到退下来的时候。但研究制度不能以一代人为限。股份公司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它能使企业几乎变得永久有生命。长期来看，如果我们不解决控制权的资本化，就会产生一个悖论：一些过去很能干的企业家，在他们能力不行的时候，仍让他们作企业明天的决策来奖励他们过去的能干，结果就让一个低质量的决定来作为对企业家过去成功的报酬。作为激励机制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决策的质量会降低。当然，为解决这个问题也有替代的办法，比如将控制权传给儿子等。但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我们这里再总结一下，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的少，其原因有三个：第一，行政控制会将企业中仅存的效率机制破坏掉；第二，它不能保证相对更优，保证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因为产权是以部门、行业等划分得非常零碎的，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只能在一个局部内优化；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家代与代之间更替的问题，从而影响高龄企业家的长远动机。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到控制权资本化或者类似的制度变迁的话，传统的公有制企业无法与股份制等其他类型的企业进行长时间的竞争。
企业在市场上被定价
汪丁丁：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公有制企业搞不好，只要上面三个条件不能满足，企业经营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在公有制体制内有搞得好的企业？这就涉及企业定价。我们可以先看看资本市场上企业是如何定价的。资本概念本身是指有一个投资项目，这个项目在每一时期有一定回报，也就是有一个净利润，我们根据这些净利润按一定贴现率贴现到现在，得到一个现值，如果现值高于投资总成本，那么这项投资就叫资本投资。也就是预期的回报利润流的现值大于付出的投入值，这是资本最原始的定义。在充分竞争的资本市场上有某项资产，由A去管。在资本市场上人们根据该企业各期的收入，也就是净利润流，再“用脚投票”。企业各期的成本或利润，也就是A如何压低工资、如何降低成本、如何发展新的供应商、如何开发新市场等，这些都是A的函数，都是A经营者的结果。将各期的净利润体现到现在就是该企业在市场能卖的价钱。这也就是A的价值。所以当投资者或机构持股者买该企业股票的时候，依据的根本不是企业的资产，那是不确定的，而是看资产是由谁来经营的。如果A经营就值5元钱，换别人就不行。所以其仁强调的企业家的选择范围非常重要，道理就在这。在我们的体制内，适合于上级“胃口”又有能力的企业家是大大减少的。如果是乡镇企业，恐怕就在本地选人。
周其仁：这就好像不举行全国、全世界的乒乓球比赛，各个地区自己赛，出来了很多冠军，而这些冠军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之间不进行比赛。
汪丁丁：对。像“小老树”、“重复制造”等都是这个原因。
周其仁：“公有制”本来以在整个社会内优化资源配置为号召。可现实是，层层切割，最后变成一个一个互不相通的小“公国”。
汪丁丁：从上面的讨论，我想谈一谈张维迎教授和其仁对“资本”的看法。维迎的数学模型中的一个定理有三个命题，每个命题都对应着一个解，等于是一个内点解和几个角点解。也就是说，它概括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即便人力资本为主的情况，这个模型也能概括。因此，维迎认为他的模型是最全面的。但是问题的实质是你相信哪个解是最现实的。如果一个理论的解太多的话，那意义就不大了。就像天气预报似的：今天下雨，今天也不下雨。因此信息最大并不一定就最有用。真正有用的理论，不是东方式的“道”，而是充满了规定性的。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有一个解。维迎最后为了应用他的理论，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我们经济体制的了解，根据自己的直觉，他认为目前最现实的解就是他提出的这个解：物质资本作为信号来反映个人的经营能力。
我们从前面讲的资本定价最基本的定义中可以看到，其中显然有一个未定的因素，当我们说生产的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在确定性情况下都获得了固定的回报的时候，剩下的剩余就是给企业家的，这是我们经典教科书中所讲的。但实际上计算的过程不是这样的。三要素的价格，都是反过来依赖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而经营者的行为，是它的函数。企业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或发现了一种新的原材料，才能将成本降下来，净利润才能提高。这就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或者说是完备的市场信息理论之间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冲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奥地利学派为什么不能融入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原因。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企业家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取得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工资，这是给定的。在资本市场上，企业家只付利息，然后是土地的地租，这些都给定后，剩下的剩余就是企业家的。但实际的市场竞争是千万个企业家竞争的行为，市场竞争使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态，一个unique，它给工人的工资可能比市场上的工资高很多，就像大海的波浪似的，有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不平衡。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在概率的意义上试图找到一个平均的利润率、平均的利息、平均的地租等。这些都是事后的观察。奥地利学派始终将市场看做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在这个过程中才出现创新的可能，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根本没有创新了。将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的理论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理论问题，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全面转型时期，如果不作这种结合的努力，而只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很多研究就无法展开了。尤其是在研究企业家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论武器了。
记者：刚才提到所有价格的确定都是事后的，能否谈具体一些？
周其仁：好比你想让我到《经济学消息报》工作，你开始对我有个估价，另外一家报社想雇丁丁，对丁丁也有一个估价。最后大家统计出一个结果，确定我值多少钱，这已经是结果了。这个工资率怎么来的，与个别的定价有关，与一个个独特的评价机制有关。实际是你一面看到将来的市场，一面看着我，想着雇我以后，在工作位置上面对市场会带来多少收益。这都是需要企业家来做的工作。
再说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资本”的原始定义，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们应该仔细想一想什么是“国有资产”？实际上国有资产流失从人们将流动性很强的货币投资于固定资产时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了，计划投资失误的项目，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吗？仅仅根据账目上的价值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企业本身是一个未来的收入流，投资企业是投资企业的将来，是投资企业家自己的眼光，是因人而异的。资本市场永远是一个慧眼识英雄的过程。挑企业家的凭据
记者：那么如何发现企业家呢？是否根据张维迎教授讲的依据个人的资产来判断呢？
周其仁：只要放松限制，鼓励竞争，企业家就会自己在市场上冒出来。出资人的挑选当然是一种挑选，但离不开全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挑选。对维迎的观点我有两点不同意见。第一，维迎认为人的才能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因此，要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比如财富来作为象征，作为信号。但我认为个人拥有的财富是私人信息，而人的能力才是公共信息。西方公司里董事会聘经理的时候并不知道候选人有多少个人财产，而是看他们过去的工作记录。同时，财产是指存量，如果A和B的年薪同样是100万元，但A偏好储蓄，而B喜欢消费，那么过了若干年A的财富就比B多，但能说明A的能力就比B强吗？实际上我们只能知道两者的市场价格，比如他们在上一年的年薪是100万元。所以，我认为企业家的能力是公共信息，而企业家的财产是私人信息。
汪丁丁：我对维迎观点的理解是这样：他较极端的假设可能与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在目前中国非市场化的环境里，一个人的富有可能是他能力的信号。
周其仁：还不一定就是这样。即便在我们现阶段也是首先看人的能力和信用。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在社会和经济交往中都是有记录的。找经理不是看人们有什么财富，看他有多少房子，而是看他有什么记录，有什么经营行为，后果如何。因此，经验就是积累个人的信誉。我只找到了一个例子似乎可以支持维迎的观点。当初，美国要援助中国台湾地区一些项目，其中有塑胶工业。美国人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谁有能力做。于是美国人就查当时台湾地区的个人存款，发现王永庆的账户上存款超过普通人的好几个档次。然后美国人就去进一步了解王永庆，发现他经营过林木生意，有一定能力。于是，找到王永庆让他干。这是一个通过个人财富发出信号的例子。但并不是说，美国人看了王永庆的存款就敢让他做，他的存款仅仅是第一步的信号，实际上美国人还要调查他凭什么有很多财富。
维迎的第二个论据是：因为人力资本属于个人，所以不能抵押，按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说法，财务资本就具有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没有。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商量的，首先大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永远不是靠抵押可以解决的，因为风险很不对称。比如像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有100亿美元，如果要聘一个人当总裁，要他拿出100亿美元作抵押，那么天下就没有公司了。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在面临风险不对称的危险，且抵押机制行不通的情况下，以何种其他机制来防止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他机制就包括了我们上面讲的企业家名誉、企业家控制权、“上市机会”和资本市场等。
对企业家的控制确实是个难题，西方现在因董事会选错经理而使企业经营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但是从阿尔钦讲的生存的检验来看，我们就必须回答为什么在非对称抵押的情况下，西方社会找到了约束和激励企业家的机制。因此，我认为现代公司不是靠抵押来选人经营的，靠抵押只能是很小的小企业，即使市场里的小公司也难以全额抵押，而要看看掌门人几斤几两。
其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抵押？“和尚”和“庙”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和尚，庙的市值若何？我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和尚”，“庙”就根本不会重要。“庙”的价值在于如果一个“和尚”跑了，还会有其他的“和尚”来“住持”，还会有香火，还会有人来上贡。如果一个庙里的全部“和尚”和“住持”都跑了，那座空庙到底还能抵押出什么来？我并不否认应该保护私人的所有权和物质利益，但我觉得这对于理解目前的企业改革而言是不够的。
汪丁丁：现在在北京做一些计算机网络和电信业务的时候，也不是取决于公司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各个公司以前做过哪些项目。因此真正涉及信息不对称巨额投资的时候，个人的记录就非常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