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谈到，由于学校“产出”掌握基础知识的学生，可是学生拥有基础知识的质量又难以被考核，因此，教育专家系统不可或缺。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专门“游教”办学，应该是教育分工能够很早完成的一个经验证明。不过，传统教育家一面“生产”可以教学生的知识，一面又“评价”学生掌握知识的质量。这样一个“自产自评”的专家系统，靠什么保证可靠性呢？
孔夫子是被尊为“圣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能够自律，绝不会将考核学生的评价权廉价地出售，也不会因为控制了“评价标准”就轻而易举地减少教育努力的付出。但是，靠圣人办学的规模总是非常小的。等到教育成为普遍的“行业”，就需要教育专家系统发生更复杂的分工，演化出种种机制来分担考核学生质量的费用，减少考核出错。
一个教育专家系统，其实是蛮复杂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多少“有关方面”参与考核学生质量之事？教师、学校、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社会舆论，以及聘用学生的个人和机构。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即便这样一个“多环节”的专家系统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局面，实际上还需要许多其他“看不见”的组织和机制来支援。
第一环节是教师。老师的功能可不是单单教书，而且要负责考核学生。教育的一项有趣的性质，就是“教的”与“学到的”不是一回事。自古以来，同级同科的学生们，不会因为缴纳了同样的学费、用了同样的课本、上同一位老师的课，就“学到了”同样的知识。学生个人的努力、勤奋、悟性和灵气，对于知识资本的积累从来就有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自孔夫子以来，老师光“教书”是不行的，还要负责为学生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识或技能“打分”。老师因此成为考核学生质量的第一颗“定盘的星”。
不过，老师的考核是可能“出错”的。专业水平不够，自己肚子里的那杆秤就是错的，拿来量学生，怎么能不“出错”？另外一种情况，亲近的学生，错了也算对；不亲近的，再对也算错。那就是职业道德方面的出错了。为了防止老师的考核出错，有许多传统的机制。比如，“老师资格”的获得，要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各种专业教师协会，一方面组织教师的知识更新，一方面提供“同行评议”；同学、家长和社会各界对于老师的操守，有非正式的“口碑”和正式的评价机制，等等。但是，这些都是辅助性的措施。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是完全靠“评议”来选北大教授，怕无缘取得“兼容并包”、广招天下怪才的成就吧？靠同学或舆论来评老师，也不一定靠得住。要是多数人偏偏“欣赏”那些要求不严、“分数放箭”的好好先生，如何是好？慧眼不识英雄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像1991年香港大学的学生们把张五常“选”为“最劣教授”的事情，难道不是一个教训？
另外，一位教师是不是很好地履行考核责任，也是很难加以识别的。但是，教师“打分数”、“下评语”的大权在握，什么人有资格使用这个“权”？有什么激励机制和制衡机制防止老师考核出错？这一套问题，丝毫不易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比较“经济性”的问题是，要有较高的老师考核质量，首先要有较高的教师质量。为此至少要给教师的质量定一个合适的价吧？谢泳在他那篇《过去的教授》的出色文章里引证：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教授，月收入300—400元，最高500元还加一幢新住宅，讲师120—200元，助教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元，工人9—25元。我想当年的梅贻琦不会没有预算的压力，他开出来这个价，总是觉得非如此不能聘到一流人才来清华任教。有了这个价码，当清华教授的竞争才能达到一定的激烈程度：没有当上教授的，争而当之的经济意义明了；当上教授的，一旦被发现出错的经济代价也一目了然。我的看法，无论几百元，给教授的薪水里都应该包含了教授考核学生质量这样非常难以监督的工作努力的市值。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教师个人的人力资本（包括名声）的产权得到充分承认，而教师人力资本的产权是学校聘请教师合约的一个基础。
要是教师人力资本的产权残缺严重，知识不值钱，名声不值钱，那么这位教师履行考核学生质量的职责就只好凭“良心”了。但是，当一个社会形成这样的风气，宁愿把资源花费在贿赂考官上，而不愿用来提高教师所得的时候，教师要维持“良心”的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这种情形下，考核学生质量的教师环节，从制度来分析就靠不住了。有关报道中讲的那位监考先生眼看大量考场作弊不闻不问，甚至参与策划并提供方便和保护。人们当然应该谴责这位监考先生的失责和败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问一问：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为监考先生们的不失责、不败德付出一份相应的费用？
防止老师考核出错的“企业”
教师环节“失守”，考核学生质量的责任就向学校转移。学校，应该是防止老师考核出错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我想过学校制普行天下，而“教师个体户”在古今中外都没有经得住“生存检验”的原因。我的理解，除了其他方面的规模效应之外，“防止个别教师考核出错”，应该是学校制度胜出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学校，就相当于市场里的企业。聘任什么样的教师、怎样组织教学、如何激励并监督教师行为、校正教师可能的考核出错，都是学校的责任。自古以来，学校讲究牌子可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校品牌的主要市值，是保证对学生的考核出错最小，从而节约社会挑选学生的信息成本。
悖论在于，学校发出不实文凭和假成绩，在短期内可以提高高考升学率、就业率甚至“出售文凭和成绩单的所得”。只有从长期看，才可能对学校的名声产生坏的影响。这里所谓的长期，就是不实文凭和假成绩被发现的期限。由于基础知识的质量识别非常困难，学校培养的人才究竟是不是实至名归，那是要经过多少年以后才能被市场“看”明白。“百年树人”，是有道理的。否则天下名校中最负盛名者，为什么不足百年的几乎没有？这就是说，教育品牌的形成比起一般商品的品牌，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此，学校必须有足够的动力关心其长期名声，才能顶住增发不实文凭和假成绩等短期获利的诱惑。但是，学校为什么要关心长期名望？想来想去，“学校本位”是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好学校像一家好公司一样，必须是一个长期的合约，通过长期行为才能积累声誉、培养传统。如果学校本位体制被打破，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学校代理人的产生不是基于学校本位和学校传统，而是变成通常的行政官僚的任命，谁有足够的动力来对“学校”的长期行为负责？相反，学校代理人通过自己手中的廉价投票权，“崽卖爷田不心疼” （在这里可能是“爷卖崽田”），牟取当期收益，不是更为顺理成章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重建学校本位。我的记忆里，上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学校本位”问题，如同20年前经济学家蒋一韦呼吁“企业本位”一样。问题是，有谁在听吗？
学校“失守”，那就由“管学校”的政府教育行政机构来负责考核学生质量吧。事实上，现在各地报道的考场作弊和其他环节的作弊案件，恰恰多发生在教育行政机关直接管辖的范围内（考场一般设在学校，但由教育行政机构直接管理）。这提醒我们研究，教育行政机关是否适合充当学生质量的考核者。我是到了北大任教，才知道连北京大学的学生文凭也是要盖了国家教委的官印才算“正式”这回子事的。可是，国家教委怎么可能考核北大的学生呢？教委的公务员们就是全心全意，也不懂那么多专业；就是懂全部专业，也忙活不过来。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事权分离”：所有教育事务的审批权力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但“具体事情”还是要学校和教师来做。这基本上就是最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了。所不同的是，国有教育体制的“亏损”不是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质量上，反映在学校名牌、教职和文凭的贬值上。无论如何，没有可靠的教师和学校，要指望由“学官”来解决考核学生质量的难题，靠不住的。
用人方的考核
现在，考核学生质量的重任就全部落到“用人单位”一方的肩上。“用人单位”对于所要用的专门人力资本，应该具有更多的专家经验。但是，对于支撑应用专门知识的一般性知识或全面性的素质，用人单位的专家经验就不一定够用。因此，在一个成熟的知识市场里，学校教师的专家经验和“用人单位”的专家经验，在识别学生质量时是分工合作的。IBM到名校去挑尖子学生，然后再通过公司的培训和考核。到了我们这里，“上游生产过程”在考核学生质量方面的节节败退，“用人单位”就十分吃紧啦。学校“文凭”和成绩单不能提供可靠的识别功能，要挑选能力更强的学生，就只好由用人单位来支付几乎全部的信息费用了。现在办学机构要筹经费，希望公司商号解囊协助，不能如意，以为问题在于中国缺乏对于教育捐款的免税制度。我的看法，问题没有如此简单。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巨额赠款，其中一部分就是用来保持哈佛名声的。你要问哈佛的名声对捐款者有何用？我想至少其中一个用途是，“用人单位”可以节省挑选学生的成本。“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可不是用来说说玩的。
当然，“用人单位”究竟是不是真正要挑能力更强的人？我的看法，大量“公家的”地方并不真正在意选用人的本事。比较听话一点，报上“好看”一点，是不是关系户以及能不能搞关系，可能占据更大的权重。这等劣质需求，日复一日刺激劣质供给。面对“滥用文凭”潮流，公家“用人单位”的人事政策恐怕要负相当责任。报载前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贪污被枪毙的那位胡长清，生前雇人购买了伪造的假文凭，不知道那张“文凭”对于他走上高位起过什么作用。胡某就地正法已经多日，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谁对这样的臭事负责。相比之下，学生考场作弊应该还算好一点吧。只是亏了那些真正下苦工夫读书的考生了。作弊可以“中举”，假文凭可以谋职，苦读寒窗的岂不是都成了傻瓜？
两木难撑天下
好了。考核学生质量的专家系统的可靠性，现在差不多就剩下两个支撑点。其一，那些受到市场竞争压力要对挑选人才承担最后责任的“用人单位”，希望挑选到真正能力强的学生，并为此承担考核费用。其二，残存的好的学校传统和教师的“良心”（心理上的传统）。但是，靠这两点是否敌得过假文凭泛滥之潮流？看来蛮困难的。特别的困难是：用人单位面对的是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而大量中间环节的学生质量考核，特别是中考、大考这样被看做“一考定终身”的环节，“用人单位”的作用就不管用了。因此，高考考场里发生的问题，不是“严加监管”就可以解决的。好比把树砍了，把草皮也挖光了，水土流失一旦发生，只靠修坝就不一定管用了。治本之策，是政府退出直接的学生考核过程，把精力集中到界定学校本位和教师产权上，同时开放办学的市场竞争。无论如何，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而假文凭泛滥的地方，就是GNP每年翻番也不好自称现代化的。
2000年12月3日
第二部分：研究企业家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因为它常常导致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质量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
景气低迷，是目前许多厂家面对的一个现实。本文试图提出，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题目从何谈起？我想还是先从几个故事开始。
故事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个故事是冰箱的门。冰箱原来都有个门把——鼓出来的那么一个物件。但是你现在到商场里看，大部分冰箱的门都是“暗开”的了，就是没有门把了，只是在门的上边，开一道暗槽。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住房面积比较小的许多中国家庭来讲，这个小小的改进有其功效。因为许多家庭希望冰箱有装饰功能，放在那里比较好看一点。没有门把的冰箱门，可以满足这么一点需要。事后来看，这件事平淡之至。但是对于第一个做出没有门把的冰箱的工厂来讲，就不简单。生产线要改，模具要改，其他设备要改，工人习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也要改。那么，谁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没有门把的冰箱来的呢？据科龙集团主管技术的陈福兴副总裁讲，是科龙。什么时间？1988年至1989年。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因为不景气。冰箱生产“过剩”，要竞争图存，不拿出点新的东西，商场和顾客如何会买你的账？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意思了？企业为了对付不景气，加快了创新活动。你再问下去，果然就是科龙的一条发展线索。冰箱的门可以两边开，第一个也是科龙在国内生产出来的。门可以两边开，冰箱在房间里的摆法就多了。冰箱可以就着房间，而不是房间必须就着冰箱。什么时候搞出来的呢？就是前两年业内人士普遍抱怨宏观调控把经济调下来的时候。去年以来，市场更“冷”了。科龙的产品可就更“花”了。他们率先引进“热转印”技术，在冰箱门体上压膜制成大面积图案，高温成型，永不脱落。冰箱的装饰性更强了。
这只是讲了一扇冰箱的门。创新的背后是投资、技术改造和管理。科龙的轨迹非常有意思：每逢景气低迷就大手笔投资。去年、今年，科龙在成都收购成都发动机厂的一个车间，在西南建起一个冰箱生产基地。一家伙投入25亿元现金，把原来整个车间推倒。潘宁（科龙老总）的理念是，市场低迷，大家难过，我扩大规模，提高竞争门槛，等到下个市场高潮来到时，科龙已经准备好了。你总不能说，等市场热点来的时候，你才去推倒车间建生产线吧。潘宁讲的这一条，不是什么点子大王的秘诀，但就是很难做到。就是把这个方子告诉天下所有老总，也不是个个都可以照做的。在景气低迷时大投资，你要多么雄厚的实力、多么稳健的财务基础和多么好的信用!这样讲起来，后面的学问就大了。
第二个故事是酒。中国人早就知道“酒是陈的香”。但是，消费者买到的酒，究竟有多“陈”，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酿酒大国里酒品的一个卖点。欧洲的酒不但“越陈越香”，而且“越陈越贵”。人家把酒的年头标在酒牌上了，多一个年头多一分价钱。现在国内也有标明陈酒年份的酒品了。第一个标明酒年份的是谁？据我所知，是古井贡酒。市场上有“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等，年代不同，价钱不同，越陈越贵。什么时候有此“创新”的呢？1989年。市场低谷，连古井贡酒都不好卖时。从此消费者可以喝到不同年份的陈酒，多了一种口福，厂家多了一个卖点，增加了突破景气低迷的力量。
最近又有报道，上海两家很有名的超市，在国内第一个改变了跟供货商的合约模式。原来流行的是所谓代销制，就是你厂家的东西放到我这里来卖，商家只是代销，要是卖不掉，对不起了，你负担吧。但是这样一来，厂家对商家怎么可能一心？等到市场热起来时，商家竞争加剧，厂家就可以拿一把，轮到他做大爷了。如此循环，家家得到平均利润（或者平均没利润），谁可以出得头？上海的这两家超市“逆向”而动：偏偏在市道最不好的时候，主动跟上千个商品品质好的厂家签订了买断性合同——就是商家把产品买断，卖不出我承担风险。在低潮的时候这样结成的联盟，到商业高潮来的时候就非常可靠。这也是景气低迷时投资的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永和豆浆大王”。这是一家台湾食家的连锁店，把豆浆、油条、小笼包、牛肉面这样的小生意，从台湾地区做到了美国。你在洛杉矶中国城“永和”的铺子里，可以喝到地道的中国豆浆。几年前，“永和”进军内地。北京海淀区三环路边上开了一家，墙上写的是“中国第26家”，卖的无非早先上海路边摊摊上的早点，但你看人家那个红火。就是在现在，市道不景气到了顶点，多少大小饭馆酒楼门可罗雀，“永和”一个卖豆浆的，绝没有什么“高科技”，冬天能把冰激凌卖得如此火暴，到了夏天还怕什么呢？
景气低迷另外产生的故事就不像上面的几个那么美妙。许多企业现在不是什么创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投资，而是活得下去与否的问题。关闭、合并、重组，工人下岗、老总下台、公司换旗，这些都不是好事，需要政府谨慎对待。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景气低迷是完成市场重整和企业重组的良机。市场出清劣质公司，多半在景气低迷之时。所谓竞争优胜劣汰，多半不在景气高扬的时候。试想，谁的东西也卖得脱手，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说谁“劣”谁“优”？但是，一个经济要是没有优胜劣汰，产品如何更新换代？经济结构如何优化？经营活动的质量如何提高？所以，市道越低迷，企业越两极分化。憋到一定时候，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兼并的兼并。要是日日景气，“六亿神州尽尧舜”，海尔到哪里去吃“休克鱼”，科龙又在何处可以精挑“生猛海鲜”呢？
经济萧条的正面功能
上面的故事都平常，谁也看得见。但是，联想到经济增长，我们对市场不景气的认识恐怕也要“重组”。过去讲经济萧条和危机，只有灾难的一面。政策上就是如何调节景气，防止损害。原来以为经济波动只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计划经济则可以消除景气循环，至少可以主动调整加以避免。现在反过来，大家认定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成功调节景气，值得中国人学上三招两式。无论怎么180度地翻转运动，就是不能面对景气波动在古今中外都消除不了的现实（否则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怎么可以“活”到今天）。至于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功能”，更被看做奇谈怪论。
但是，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确有“正面功能”。妨碍我们看到这一点的，除了利益的原因，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推理。比如，“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分类。依我之见，这个分类之所以没有道理，在于它假设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一样的。1989年，没标陈酒年度的古井卖不动，“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买不到，问：古井贡酒是不是买方市场？1995年，单向开门的冰箱过剩，双向开门的冰箱短缺，问：冰箱是不是卖方市场？1998年，一般饭馆过剩，“永和豆浆店”短缺（否则为什么老是排队），问：饮食业是什么市场？三问下来，自知讲不清楚何谓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讲不清楚的原因，是分类概念本身有问题。冰箱、酒和吃食，每一个时期，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都同时存在，某一品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过剩”了，另一种或多种同时“不足”。推广开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无不如此。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也存在着“卖方市场”，否则怎么会有经济增长？企业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就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制造“卖方市场”。这样的“卖方市场”多了，景气低迷就走出来了。
进一步要讲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不免显得突兀。但景气低迷导致的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质量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恐怕是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这里有两种机制。一是商业低潮大大降低了企业组织在市场环境里“存活”的临界值，客观上会把在经济高潮时难免带来的滥竽充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列入“淘汰名单”。二是低潮时期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冷酷现实，会以“不创新就是死亡”的压力逼迫企业家发挥潜力。结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景气低迷、难度非常高的时候，市场越可以识别出优秀企业家。从上面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现在全球讨论东南亚经济危机，人们热衷于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似乎被忽略了：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在急速的亚洲危机之中究竟如何应对？如何调整战略战术？如何创新图存的呢？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但依我之见，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我的道理是，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诚然，政府对市场疲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流行语）的社会经济后果极为关心，并承担着很重的责任。但是，政府终究是生产不出不带门把的冰箱的，就像政府也从来没有向市场提供过一瓶“五年古井”一样。能够提供这些的，是企业，特别是“企业家控制的企业”。至于政府用多印刷票子的办法“启动”市场，除了为下一轮高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不会有别的效果。讲到底，除非有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不以未来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断然“启动”不了今天的市场。
财政政策又会如何呢？我的看法，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相应的经济问题也日积月累。多少富丽堂皇的机场没有几驾飞机起降；多少漂亮的高速公路一年跑不了多少车。按照常识，我们不免要问：这些耗资巨大而又无人“买单”的“宏伟工程”，究竟到哪里去下账？流行的回答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超前”。超前当然很好，问题是要谁来为“超前”付费？无人付费，如何超前得成？就是有人付费，还要问一问，这个“费”将来要不要还？如果要还，就要问，还本付息的财务基础在哪里，以及谁来事先估计、预测和决定？显然的道理，政府不合适来作这类决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还本付息期很长。政府定期换届，顾不了那么长。当期多修，政绩显著。但以后不能还，就会引起财政金融的麻烦。
现在不少经济学家说，为了拉动景气，中国需要一个“罗斯福新政”。这就是说，政府用税收修一批无须将来付费的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入”，而不是投资，因为根本不用还。这样既刺激经济景气，又形成一批“超前的”基础设施，岂不两全其美？按照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用税收修公共基础设施，理所当然。凯恩斯以来，以财政政策刺激景气，为很多国家的财经精英们津津乐道。但是，有几点要当心。一是“无须付费”的东西，“需求”会无限；二是不以未来的收益为标准，项目合理性的标准就没有了——这两条使得政府“投入”的经济效果必定不好；三是所谓“无须付费”，最终还是来自政府从企业和居民那里课来的税。不景气时期，政府增加课税和开支，但企业居民的开支要减少，一进一出，对景气的影响会抵消。考虑到从企业居民“溢出”的收入转化为政府较低绩效的“投入”，经济不景气还会加剧。
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因此，把市场景气低迷看成绝对的“坏事”，并诉诸政府“启动”市场是错误的。景气低迷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一个经济突破景气低迷并不难，难的是不以“预支未来”为代价。至于能不能在景气低迷的突破中提升经济生活的品质，真正达到经济增长，那就要各看各的气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中国已经历多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数量上的GNP长出了一大块，但经济活动质量和品位的提高，与增长速度相比远不相称。当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景气低迷，自有其形成的道理。如果今天可以快速为危机和景气低迷“解套”，那么它在昨天就根本不会形成。当景气低迷来临时，经济学家试图“教导”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启动市场、摆脱低迷。但是在看了一些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的行为之后，我不免要问，除了诉诸政府刺激景气之外，难道在景气低迷中真的别无他事可干了吗？
1998年7月3日
新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本文系作者于2000年8月6日在创业在线网站开通时的发言，文字经作者订正。
创业，第一位就是企业家精神。能贡献新的东西，向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里头第二个定义是：要对市场潜在的机会敏感，对潜在的盈利机会敏感。
创业在线网站开通，本想多听点介绍。有这个机会很好，借此我想对新经济和创业，简单地讲一点看法。
何谓新经济
“新经济”这个词开始是对一种现象讲的，因为美国经济摆脱了战后以来的一些发展的特征。原来美国的经济战后通常是这样的：如果通货膨胀的指数又往下走，失业率就要往上升，就是说如果你通货膨胀压低了，失业就增加；反过来，你要消灭失业、减少失业，通货膨胀就上升。这个现象、这个联系很稳定。但1990年以后，特别是从1991年以后，将近108个月，美国的经济有一点反传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往回收，基本低于2%，但是失业率也往回收，2000年4月美国最新统计的失业率不到4%。这个现象很难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失业率也下降？新经济最早是从这里来的。
格林斯潘大概在两年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是指美国经济），每天有新的东西发生的话，这个新经济早就有了。但是，如果你们说要有一个经济可以摆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这种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互相替代的关系，他不相信。但是这个判断已经好几年了。现在美国的情况，直到最近50个基点的加息以后，情况还是这样。失业率虽然掉到很低的点，但价格指数没有往上走的趋势。这也构成一个难题。究竟怎么去理解它？我认为在这幅图像的后面，好像是有一点基础的。主要的基础是什么呢？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的调整，美国经济自己在其制度框架下激发了活力。
新经济的诞生
我1990年在美国念书时，在加州，失业率是13%。什么道理呢？因为原来的经济结构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苏联垮台，“星球大战”计划搁置，大量的军费开支是通过政府的背债、欠债来发动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计划一搁置，里根——我们知道是星球大战战略的制定人，把很多好项目就给了加州（他是从做加州州长出去的），结果加州是得了他的好处，也受了他的害。因为星球大战计划一搁置，无数工厂关闭，加州第一次通过驾照统计发现，人口开始净流出，几十年来没有的，加州阳光地带，一直是进来的人多，出去的人少。项目死了，大量的高级经理下岗，工程师失业，成年的工人重新学习一项技术。这是我们在那儿念书的时候目睹的状况。但是你看它几年以后为什么就充满活力，进入了所谓新经济呢？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进行了所谓放松管制的政策。原来政府对很多特种行业，就是有高度发展潜力的行业，有很多管制，实际上就维持了行政垄断。80年代早期开始，从航空业开始，电信业、电力基础设施，这些过去认为所谓自然要占垄断地位的行业，一个一个改，一个一个冲破垄断，引进竞争。这个引进竞争是什么东西呀？就是准入。什么叫做准入呀？就是你可以到这个领域去创业，你可以从事新的行业，最突出的就是航空、运输和电信。你看我们中国昨天才挂牌吧，把中国电信分解成几个互相竞争!不要让一个独占市场，然后对市场、对顾客、对技术进步他都不敏感了。美国80年代就开始了这个过程。
第二条，大量的企业重组。企业重组什么意思呀？也就是激发企业家精神。我们中国现在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原来的公有制，需要一个产权改革，需要所有者到位，这个都对，但是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呀，这个所有者要懒了怎么办？所有者偷懒怎么办？必须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所有者偷懒都不行，甲要偷懒，乙就把它收购了。你不要玩了，你不要占着这些资源了，你不能用这些资源再晒太阳了，你效率低，有效率更高的人，有企业家才能更强的人。他可以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收购、兼并，把控制权拿过来，这是一种波动。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对美国经济释放活力不得了。
由于竞争机制的引进，原来一个AT&T，后来是MCI，后来十几个竞争商啊！大家供应电信服务，电信的价格就下降了。Internet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的。从而使信息、知识传播的价格大大下降。知识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制造的时候很困难，你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能发明，但这个发明的主意一旦产生，你要把它运用到经济当中去，它就没有第二个成本了。一个东西你知道了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没有成本了。它不像物质的东西，这个水，我喝一口，你就不能再喝一口呀。知识的东西我知道，我告诉你，我还是知道。这个传播在经济活动当中发生的作用，使整个传统行业的面目变化得愈来愈快。大量的知识进去了，而知识这个东西，它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它会找到那些稀缺资源的替代。
今天很多发言人都提到硅谷了，这个硅是什么东西呀？从物质上看，硅是什么东西呀？硅是沙子，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但是你说硅谷那个硅制成的芯片，为什么那么贵呀？因为它在沙子里凝聚了大量的知识、技术，因此它可以贵起来。你看现在通信用的这个光缆，光缆的技术材料还是沙子呀。这正是把沙子变成金子的过程。知识本身这个作用，再加上知识传播成本的降低，看起来这是两个主要的因素。因此，它可以大规模地改变传统经济。美国是在它的制度框架内，体制改革在先，技术变化在后，新经济最后作为一个图像展现出来。它的经验我们要注意，特别要注意这个经验本质的东西，而不是注意它表面的东西。
创业挂帅是灵魂
我非常赞成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创业。我不知道这个创业在线能不能搞成，这我不能保证。但是这个词很重要，为什么呢？你看整个工业化的结果，是产生了很大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大批量，大批量的好处是显著节约成本。怎么做到大批量？分工越来越细，把每个人变成零部件。因此，它不但要丧失消费者的个性，而且首先要丧失的是生产者的个性。你现在到我们广东那边去看看，在大型的鞋厂，内地去的年轻的女工，每人就做那么一段。一个动作，每天从早到晚重复。这是大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进步，它比农业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小而全——更有效率了。
当经济增长被知识驱动，就要更多地靠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大规模的工业化和依靠知识驱动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冲突，大工业革命的最高成就就是股份公司。我们现在一讲就是500强，其实500强在美国经济的整个份额里的比例越来越低，只不过它在媒体上的比例越来越高。大公司什么意思呀？把每个个人变成一个零部件、螺丝钉，让每一个人都自觉地去当螺丝钉。这样做有好处，可以形成批量规模；缺点：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下降。这个矛盾，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观察到了，也有很多批判，但是那个批判如果没有技术基础，就是个空想。你怎么能够做到人的全面发展跟物质水平大规模提高结合起来呢？非常难！现在有了这个可能了：生产组织模式开始变化。
刚才景安（张景安，科技部火炬办主任）讲了一连串美国那些创业英雄的出处，从地下室、宿舍到车库，这些东西我们都有（笑声及掌声），但是能不能从这些物质空间里头创造重大的变化？
我在北大教书，这句话应该讲，我们的教育方法，从小时候开始就扼杀了不少企业家精神，家长的权威、老师的权威（掌声热烈），你们都同意啊？你们都在这个标准下考上来的。要当心，这个教育不在根本上从启发、从爆发式出发，从主动掌握知识出发，我们很难去碰到那个东西——创造。光有地下室是不够的，我们顶多在地下室里考试，而不是在地下室里创造。我们教育的精神、教育的制度、教育的方法还要很好地改。现在学生里头有这个创业热情，我觉得不管后果如何，它对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对人才培养非常具有战略性，所以我赞成创业。
创业和企业家
创业是什么东西？第一位就是企业家精神。什么叫企业家精神？第一个定义我比较赞赏的是熊彼特的那个定义：创新。你能贡献新的东西。你不能沿袭传统的东西周而复始，创新就突破了周而复始。还有一句讲得比较好的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去探索。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保证挑了很聪明的人，然后由他说向哪个方向去探索。市场经济要求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向一切可能的方向去找机会。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始终有句话：当不当企业家不重要，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很重要。我们不见得今天在座的人都能当成这个社会某个行业里的企业家，但是，要有创新精神，你不能和原来一样，只有找到新的东西。
企业家精神里头我比较欣赏的第二个定义是：要对市场潜在的机会敏感，对潜在的盈利机会敏感。这一点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多讲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讲创业，创业创什么？你首先要给客户创造价值！
我觉得中国的这一波浪潮里边，这个精神至少在我看起来不突出。很多人还说“我有什么，你来买吧，你看我有十八般兵器，你来买吧。你要不要，你不要，你就是傻瓜”。但是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他先去满足别人，开发市场。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中国人的普遍的弱项，旧经济也罢，新经济也罢。我们经常是看外国企业家怎么开发了市场，然后获得灵感。中国人自己的需要、需求，怎么去认识？你不给别人带来东西，你就等着别人给你带来东西？（笑声及掌声）
企业家首先是要给社会、给客户创造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由于经济情况的变化，有些特点使得这些特征很难抓住。温饱不足的时候，这个需求还容易把握，热量不够，那就多生产卡路里，生产出来总有人要，总是他的需要。但是温饱阶段过了以后，人们的需要、需求开始发散，满足了最必要的需要以后，多数人进入所谓要往中等收入走的时候，买更大的彩电好？还是买别的好？取决于有没有别的，有没有更好玩的。你如果没有互联网，我相信有的人会把彩电越买越大；你有了互联网，他就犹豫了，彩电小一点也可以呀。这是被需求竞争定位的。
我觉得有两件东西的开发，中国人是成功的。一个是VCD机，电脑买不起，把电脑中CDROM扒出来，独立成为一个产品。这个东西卖掉4500万台。增加了多少税？增加了多少就业？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吸引出来多少？又满足了他多大的需要？最近还有一个东西叫跳舞机，你说这算什么行业？你说是运动器械，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有人买。新经济的出现，降低了信息传输成本，因此可以在经济活动当中大规模利用信息、利用知识，但不可缺的是要非常的务实。
现在讲的这个孵化器，这些东西到底成功不成功，不知道。反正你去做吧。但是这个东西对头，创业的这种精神从在校生开始体现、体验，至少是给了一个机会。你与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大公司就业，不妨试一试，因为你年纪很轻，试不成功，你还可以去找工作嘛。是找工作还是自己创业，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我的观察是这样的，你哪怕是创业失败，再到公司工作，你对公司组织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对产业、对经济来说，不是什么坏事情。
青年学子赤手空拳，有点子；投资公司找来了钱，一时花不掉，找年轻人试一把，总比瞎投了好。最近有个消息，人力资本可以和公共资源组合到一起，注册无形资产可以占企业总股份的60%。这在投资领域，各国都承认的。钱，不跟合适的人结合起来做合适的事，是不会增值的。给你一堆钱，天天盯着看，是不会涨的。
去年，关于高新科技，中央有一个文件，在我看来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文件之一。最好的是里面的一句话，要从近年国有资产净资产的增加值中拿出一块来，奖励给创业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承认人力资本，承认人的努力、人的积极性、认真负责的人对市场的敏感性，这些都是资本。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放松管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电信、电力、航空、金融，WTO协议签了以后，也有许多国际规范对我们提出要求，从这些方面看，客观大环境是有可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在座的年青一代在这方面应该也可能有很大作为的。
2000年8月6日
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是一样的
我们要当心，不要未加仔细检验就得出家族经营要被非家族经营取代的“规律”，也不要编造家族经营意味着原始，非家族经营标志现代的标准。更不要以为，凭借我们臆造的规律和标准来改造家族经营，就一定有助于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里，家族经营和非家族经营可能长期并存，因为儿子接班与外姓职业经理接班效率等价。
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老了之后，“交棒”问题提上日程。一些公司的老板，将亲手创立的公司交给儿子或其他亲戚管理。另外一些公司，管理大权落到市场上聘来的职业经理手里。还有一些公司，儿子与非亲非故的职业经理一起工作，其中有的是儿子领导职业经理，有的则是外聘经理当上了老板，领导创业者的儿子或亲属一起为公司工作。
同时并存，自成自败
效果如何呢？我国的民营公司，一时还看不出名堂。子承父业以浙江万向集团为代表，新一辈老总的分量究竟几何，市场还在拭目以待。没有家族色彩的联想集团，新一代接班的领军人物也还在接受竞争的检验。其他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接班布局形形色色，但创业人仍然在位在岗，要论效果，为时过早。
美国的自由企业历史比较长，是不是可以看出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的效率差别？福特汽车公司历来是家族公司，到了福特三世手里，对T型轿车决策上的刚愎自用，差一点导致全军覆没。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曾在新兴的电脑业占有先机的王安公司后来走了下坡路，据说老板非要不那么优秀的儿子接班，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应该都是家族经营败笔的证据了。但是，成功领导IBM完成从打孔机生产商向电脑蓝色巨人转型的，还不同样是子承父业的托马斯?沃森？GE的执行总裁韦尔奇在天下职业经理人群里笑傲江湖，创造了非家族经营的典范。但是，与创业人非亲非故，并不是把公司经营成功的必然保障。远的不说，最近一波美国公司CEO的大搬风，走人的还不都是职业经理人？
所以，比较可靠的概括是：（1）企业的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同时并存；（2）家族接棒与非家族的职业经理人接棒，都有成有败。就是说，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把握可以断言，家族经营一定要被非家族经营的模式替代，并且一旦这种替代发生，效果就一定更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中外，公司的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长期并存。此外，成功的家族经营与失败的家族经营，正如成功的非家族经营与失败的非家族经营一样，也长期并存。
一种“等价”的理论
在自由市场企业制度下，为什么企业的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长期并存？我的解释是，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创业的企业家选择儿子还是选择外人管理企业，终究要从效率着眼，因此没有大的差别。既然效率等价，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就是一样的。至于儿子管理的公司在全部私人公司中的分布，我以为是随机决定的。这是因为，与其他可选的接棒人相比，更合格的儿子的分布，是随机的。
让我分三层意思讲解一下我的解释。首先是创业企业家的产权。经验表明，无论公司是否完全一人独资，创业人通常拥有最后决策权。这是对创业人为公司创办付出过种种努力的回报。所以，创业人什么时候交班、选择由谁来接棒，是创业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等到创业人考虑接班人问题时，他的企业家判断力可能已经下降，甚至已经过了气。如何防止公司创业人对公司的未来犯下晚年错误，或许是公司控制权代际转移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对创业人产权的任何限制，总会削弱创业动机。至于讲到效率，要当心的是，离开了评价主体，本无效率可言。比如在帕累托意义上，当不能增加一个人的边际收益而减少另外一个人的边际损失时，这里至少有两个评价受益或受损的主体，而评价主体是由产权来界定的。因此，在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场合，挑儿子还是挑外姓人来接掌公司大权的权利，是被包括在创业人的产权权利束之中，得到法律或习俗的保护的。
第二层意思，创业人挑选企业接棒人时，可能有复杂的考虑，并不是单维取向。比如说，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真实世界里选企业接班人，最简化的模拟，也应该是在亲（可靠）与贤（能干）这两维之间，寻求尽可能好的组合。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结果，无论家族继承还是职业经理人接班，其实都包括了创业人的组合性考量。选儿子不选外姓职业经理，是因为对创业人而言，儿子的可靠加能干，大于外姓经理的可靠加能干；正如选了外姓人，是因为其组合值大于选取自己的儿子。所以对于公司创业者而言，儿子接班与外姓职业经理接班是一样的。
最后一层意思最重要。公司创业人挑选未来掌门人，可能谨慎小心、深谋远虑，也可能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可能慧眼识英雄，也可能看人看走了眼。但是无论如何，创业人挑选接棒人的决策，终究要由市场竞争来检验。我原来讲过，企业家的权威不同于任何其他权威的地方，是企业家的决策要经受方方面面市场的检验。儿子也罢，外姓职业经理也罢，总要能把公司业务拿得起来才算数。因此，有幸被创业人选中的接棒人可能各形各色，但是，通得过市场检验的家伙到处都是一样的：无论血缘关系如何，他们可靠和能干的组合值具有竞争优势。是的，创业企业家有权挑接班人，但市场会校正企业家可能的出错。从能够通过市场竞争生存检验的角度来看，儿子接班与外姓经理接班在效率上等价。
小结
鉴于历史教训，我们要当心，不要未加仔细检验就得出家族经营要被非家族经营取代的“规律”，也不要编制家族经营意味着原始，非家族经营标志现代的标准。更不要以为，凭借我们臆造的规律和标准来改造家族经营，就一定有助于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里，家族经营和非家族经营可能长期并存，因为儿子接班与外姓职业经理接班效率等价。
2001年4月3日
信誉与运气
产生出一点企业家创意或直觉，小运气而已；让别人相信你的企业家创意和直觉，才是大运气。市场究竟是怎样分派运气的？信誉在向潜在的企业家分派运气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总是剔除那些缺乏信誉的企业家，而把更多的运气分派给兑现了承诺的企业家。由此，在企业家创意和直觉值钱的地方，信誉一定更值钱。
运气向来很重要
企业家获取成功，有一项极少被谈到的因素，那就是运气。大致的情形，是运气不好经常成为失败和挫折的理由，但论到成功，绝少有人承认那里包含着某种运气的关照。经济学的理论当中，讨论运气的好像就更少了。这方面，阿尔钦也许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在1950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提到市场中人的理性或利润最大化其实是竞争演化的结果，因为只有那些幸运地按照利润极大化原则行事之辈，才经得住市场竞争的生存检验而活了下来。这里讲的“幸运”（lucky），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运气。
那么，究竟什么是运气呢？我的概括就是，市场里那种种看似与你付出的努力没有直接关系的利好因素，挡也挡不住地一起向你汇聚而来。
举个例子吧。现在已经不讨许多人喜欢的比尔?盖茨，当年认定要为PC（个人电脑）开发系统软件的时候，据说绝大多数的电脑硬件工程师们都相信，要使电脑运算更快，唯有把电脑造得更大。就是说，大家都看好大型电脑的时候，盖茨创意的基础却是小型电脑将流行。后来，果不其然小型电脑大行其道，盖茨和他的同伴们，也就挡也挡不住地发达起来。所以许多人说，盖茨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他的判断。至于为什么这个家伙当年就能够拿个人电脑来下注，那可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事情。勉强要找一条理由，那就是因为盖茨先生具有惊人的企业家直觉。
是的，创意和企业家直觉都是市场经济当中价值很高的资源。我向来深信不疑的是，对创意和企业家直觉的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的社会，不可能获得经济增长，也产生不了有竞争力的公司。
但是，非凡的创意或惊人的企业家直觉，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服务、市场份额和利润。要取得市场成功，至少还要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资源，能够汇聚到这一位企业家手里，按照其创意或直觉来生产产品或服务。然后，这位企业家拿出产品来和市场打赌，赌赢了的，当然就是成功者啦。
小运气和大运气
问题的要害清楚了。产生关于市场的某种创意或直觉，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哪一些创意或企业家直觉，能够得到其他资源所有者的信赖，从而能够汇聚起码的资源，获得练一把的机会。这样来看，市场里的运气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产生企业家创意或直觉的运气；另外一类，是获得社会资源来试试企业家创意或直觉的运气。倘若没有第二类运气的眷顾，纵然你翻江倒海、创意无限，对市场的影响半点也没有。退而求其次，当个专业出售创意的点子大王吧，要是谁也不信，看客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怎么知道那点子究竟是宝贝还是垃圾呢？关于行业标准的研究中，有一个谜团就是往往一些技术上二流的创意反而主导了市场。如果愿意听我的回答，我要说，那是因为后者的运气太好的缘故。
所以，产生出一点企业家创意或直觉，小运气而已；让别人相信你的企业家创意和直觉，才是大运气。微软的大运气，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拿得到IBM的订单。在那个年头，一张IBM的订单在手，找人找钱都不会太费劲的。没有最初的大运气，日后的盖茨横空出世，可就是纯粹的神话了。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多多少少被神话的光环笼罩，我想看漏了运气，恐怕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市场如何分派运气
要紧的是，市场分派了运气，也就分派了成功。于是，不妨好奇地问一下：市场究竟是怎样分派运气的？不知道读者如何作答，我自己偏爱的猜想如下：信誉在向潜在的企业家分派运气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容我解释一下。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every body is unique）角度看来，“六亿神州尽尧舜”就不单单是诗情画意了。人人都有一点企业家创意，并不是太离谱的事情。既然未来的市场趋势具有不确定性，那么我们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在事先就判明，究竟哪一个成员的哪一种创意将是“对”的。因此，社会将资源交付给任何一个潜在企业家的创意或直觉来做实验，都是可以的。
由于资源相对于源源不断的创意永远不足，人类早就学会了区别性质完全不同的风险。比方讲吧，前几年流传甚广的一项创意，是要在喜马拉雅山上凿一个洞，让印度洋的暖风改变我国大西北以至华北地区的环境。这是不是创意？当然是创意。有没有风险？当然有风险，因为洞子可能打不成，或者打通之后引发其他环境灾变，等等。但是，这类风险含有一项潜在的收益，那就是一旦投入资源实现了创意，人类可以享受创意预期的利益；或者得到反面教训，知道这类事情干不成。
另外一种风险的性质截然不同。宣称凿洞的企业家讲完故事圈到钱之后，并不去凿洞，而是“募股所得就是利润”，大把大把地把人家的银子花光了事。为了避免这类绝对的损失，各类社会都不得不把信誉放在考核潜在企业家资格的首位。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讲的故事（创意）有多大的技术风险或经济风险是一回事，他们的行为倾向的可信程度——能否尽最大努力履行承诺——是另外一回事。由于评估创意提出者的信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结果，可观察的结果就是，市场总是剔除那些缺乏信誉的企业家，而把更多的运气分派给兑现了承诺的企业家。由此我推测，在企业家创意和直觉值钱的地方，信誉一定更值钱。不相信以上推测的“老板”们，将一个接着一个付出悔不该当初的代价。
2001年3月26日
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
企业家与别的家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要有企业家的企图心。企业家要有特别之所“图”。“图”的就是要成就一桩事业。企业家不但要有成就事业的企图心，而且这企图心要非常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至少要大到企业家自己拥有的资源，就是全部都用上，也还是不足以实现其成就事业的雄心。
我们读到过许多关于企业家的描述。如果读者愿意听我解释几句，会同意本文提出的“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并不惊世骇俗。
企业家不是有钱人
许多人认为“有钱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很模糊。是的，企业家大抵是比较有钱的。无论哪一个社会，企业家阶层的收入水平总要高于社会平均所得的水平。这一点甚至在苏联体制下都不例外，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相当多的地方，企业家构成社会中最富有的一族，大体也无须质疑。
但是，企业家通常比较有钱，不等于可以说“有钱就可以成为企业家”，或者认为“有钱”就是企业家的特征。经济史可以表明，以往时代多少有钱人，都没有成为后来意义上的企业家。太多的有钱人不但没有成为企业家，好像连当一下企业家的尝试都不曾有过。《红楼梦》里四大家族，荣华富贵，子孙成百，但就是一个企业家也没有出。不要以为，在那个传统下中国根本不会有企业家。一个曾经在经济上领先于世界、创新层出不穷的经济，怎么会没有企业家在那里出没？至于皇权显赫，官气逼人，压住了企业家的风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代商业世界，人们印象中美国社会似乎是最可以让企业家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读读那本风行一时的畅销书《邻家的百万富翁》，我们或许可以知晓，在美国成为有钱人而不是企业家的，比想象的不知要多出多少。
“有钱人”但不是企业家，当然因为诸多原因。我认为从个人心理方面来探究，有没有“在市场里成就一桩事业的企图心”，应该是有钱人与企业家之间的一道分水岭。“企图心”的意义是普遍的，千行百业，芸芸众生，要自成一“家”，总离不开旺盛的企图心。
企业家与别的家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要有企业家的企图心。换言之，企业家要有特别之所“图”。据考证，在最早创造出“企业家”（entrepreneur）概念的法国人Cantillon（1755）那里，企业家的意思首先就是一个事业家，“图”的就是要成就一桩事业。至于在“成就事业”的前面加上一个“在市场里”的限制条件，无非是要把企业家的事业与在其他领域博取功名区别开来。
企业家不但要有成就事业的企图心，而且这企图心要非常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看法，至少要大到企业家自己拥有的资源，就是全部都用上，也还是不足以实现其成就事业的雄心。这就引出了本文的命题：企业家自己的钱，相对于成就事业的企图心，总是不够。
各位读者，一般有钱人的特征可不是这样的。没有大的成事企图心，小钱也就很“有钱”了。当然，有钱人的钱也可能常常不够用。不过，倘若只是因为消费或奢侈的企图心太大而钱不够用，与企业家相对于成就事业的企图心而言的钱不够用，不是一回事情。
借用社会资源成就事业
几十年前，弗里德曼讲解需求，提到过人的“需要”（wants）有两类：一类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需要被看成目的；另外一类，“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工作被看成目的。企业家无疑是后一派人物，而且活着不但是为了一般的工作，而且是为了成就市场里的一桩事业。其企图心之旺盛，相比之下，自己有多少钱也还是不够用。
企业家要成就一桩事业，自己的钱又不够用，怎么办？那就要动员、运用社会资源。所以，信用是一个企业家与生俱来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重点我会另外专门讨论。不过，信用总需要一个历史时间来发展。在信用不发达的“早期”，企业家想用别人的钱而不能够，只好用自己的钱财实现自己的事业企图心。
在经济学文献上，从亚当?斯密到奈特，“企业家”必须是“业主”，也就是原本意义上的“资本家”。我以为，这反映了在信用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只有有钱人才能当企业家的历史事实。
问题是，那些个早期的企业家，还是本文所说“自己的钱财不够用之辈”吗？我的看法，还是的，证据就是“企业家追逐利润”。
“逐利”的由来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当然，像所有的最大化行为假设一样，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只有从阿尔钦“演化”和“生存检验”的意义上来理解，才是真实的。但这里的问题是，人们似乎并不探究“追逐利润”或“利润最大化”本身又是为了什么。用“财迷心窍”来解释追逐利润的行为，与太多的经验事实不相符合。
我的理解，在社会信用发达的条件下，追逐利润是维持信用和增加信用（就是动员社会资源）的必要条件；而在信用不发达的“早期”，企业家只好凭借自己的钱财办企业，事业企图心大而自己的钱财不够用，所以必须追逐利润，然后，将利润再行投入企业。这两种状况，其实源于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企业家自己的钱财不够用。
其实，即便是今天在信用经济十分发达的北美和西欧，企业投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本公司的利润留成。我看过一份扎实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企业的利润留成用于扩展企业的资本，在统计数量上远远大于公司对外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
我没有机会亲眼看过任何一个西方“早期”的公司。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淮北农村访问过一个生产工业筛网的私人企业。创办人叫张化彩，当初是用了他自己家、兄弟家和邻居们的一点钱起家的。公司有了利润以后，兄弟和邻居要多分配利润，张化彩要扩大投资买新设备。谈来谈去谈不拢，闹到“分家”的地步。我当时问张化彩怎么想问题的，张说，琢磨市场、管理生产、节约成本，都是非常费劲的事情，仅仅为了多几个零钱花，不值当。他当时讲出来他自己的企图心也并不大，就是要在淮北农村平地上起一座“山”，让方圆多少村庄的人到他的厂子里来工作。相比他那一点企图心，不但那个公司的本钱不够用，再多的利润也不够用。张化彩的故事我想了很多年，后来懂了：企业家自己现有的钱财相对于企图心不够用，是追逐利润行为的基础。追来追去，别人看你生产利润的本事比他自己来搞大得多，企业信用——也就是公司融资——的历史就开始了。
人很有意思，只有追“不够用之物”，才有非常疯狂和长久的劲头。不理解这一点，所谓利润最大化云云，不过方便了解数学题，对于解释真实世界里的经济行为，没有什么帮助。
2001年2月7日
驾驭不确定性
加入WTO以后，企业之间比什么？比的是谁的适应能力强。企业的研究要超越公共运算部分，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研究WTO的问题，增加对不确定性部分的注意力。研究规则变化后自己的策略，以及直接和间接对手的策略。真正能把企业做好的是艺术性的部分，是不确定性部分。
加入WTO和新经济对企业决策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认为，WTO和新经济，要求企业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尤其是驾驭不确定性的能力。
商业世界里已经发生的事，严格说不会重复发生
正如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商业世界里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严格地说，不会重复发生。为什么好的商学院都搞案例研究，而不太像经济学那样讲授原理，试图把知识变成很确定的东西？因为商业世界里确实没多少确定性的东西。个案研究的好处就是让人举一反三。
以消费市场为例。现在的消费市场，消费者的消费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消费者将买什么，没有办法用经验概率来推断。当人均国民所得很低时，大家必须把很多的资源用来买食品，以满足最基本的热量要求，这时的经济形态比较确定。消费者离开低收入水平越远，消费的不确定性表现得就越显著；市场规模越大，这个不确定性也越大，很难知晓千百万人分散决策形成的潮流最终往哪里走。很多大的厂商做广告，就是想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但这只是试图影响，其影响的效果如何，取决于竞争对手，甚至有时还取决于竞争对手的动向。如电视机生产厂家一般不把电脑生产厂家看成它的对手，但从消费者来说，购买电脑的购买力可能就会从购买彩电的购买力当中转移而来。那种认为只有同行竞争的思维模式是有问题的，现实是所有不相干的行业都在竞争。信息社会，知识的可分享性使得一瞬间可以造出无数的竞争对手来。这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根源，能够感觉并把握潮流，这是不得了的学问。
不确定性是经验概率无法对付的
奈特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不是风险而是其不确定性。所谓风险是一件事情未来是否发生不完全知道，但有一个或然率。人们可以根据这个事件过去发生的概率，大体推断出其未来发生的频率。奈特把这样的事件定义为风险事件。按照他的定义，风险事件是经验概率可以对付的：设一个保险系数就行了。保险机制、保险生意做的就是某一事件未来实际发生频率与所估算频率之间的差额，即对事件未来的可能性，根据经验概率估算一个值，然后收取一个保费。什么叫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没有办法对付的。
中国决定走向市场经济，就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市场的不确定性，这是市场经济的特点。我们过去的教育和计划经济的传统，使得很多人希望生活在确定性的事件中，但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特性。WTO所谓降低市场准入，就是大大增加市场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
企业家不是做公共运算的人
什么叫企业家？有一种定义：企业家就是做出决策性判断的人。决策性判断不是公共运算。所谓公共运算是把数据拿来，什么人来算结果都是一样的。公共运算很重要，我们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公共运算能力。但是，人类的活动，尤其是企业的活动，在面对未来时，总会有一块东西事先不完全晓得。公共运算可以请幕僚做，可以请专业顾问公司做，可以请专家集团做，但最后报告送上来，总还会有一个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今天所采取的行动，将有若干个可能的结果，到底是哪一种，今天不完全晓得，但企业家必须做出选择。这个过程被有些理论家称为决策性判断。这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
市场经济，特别是目前这种面临加入WTO和新经济挑战的市场经济，事先无法完全搞清楚的这块东西相当大。真正的挑战是在这个方面。具备决策性判断能力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每个人都有一点企业家才能，但是其大小、储量差别很大。那么，如何使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被挑上来并愿意好好干？这要由产权制度来解决。世界上给人的能力定价，无非是这几个东西：第一叫做工资加福利；第二是利润的分享，不仅在成本里边起作用，在利润里边也有一部分；第三是利润分享权的长期化，即拥有股权；第四是长期化的利润分享本身能流通。
把企业做好的艺术
WTO与新经济一起到中国来，确实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机遇。新经济的潜在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对有准备的企业家来讲是作出决策判断的最好机会。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人应该有信心。过去20年，开放越大的领域，中国人的成绩就越好。竞争范围不扩大，我们的能力是上不去的。中国的体育为什么成绩好，体育是最早加入了“WTO”的，比赛规则与全世界一样。
研究WTO，其实重点不是研究入世以后中国的市场一定会怎样，其实没有人知道，没有能力知道。专家知道的只是WTO的游戏规则，他们可以解释清楚新的比赛规则，什么叫输，什么叫赢，什么该挨罚。就像篮球比赛规则调整后，下一场世界篮球锦标赛是什么结果？谁是冠军，谁是亚军？不知道。加入WTO以后，游戏规则变了，各方的游戏规则都在调整。如何在这种调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看各国各企业在新的游戏规则面前的反应能力。当然外国公司也面临挑战，我们有自己的本土价值、文明历史、行为规范，外国公司也要接受挑战，要学习，要本土化。
加入WTO以后，企业之间比什么？比的是谁的适应能力强。这也是企业研究加入WTO的重点所在。企业的研究要超越公共运算部分，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研究WTO的问题，增加对不确定性部分的注意力。研究规则变化后自己的策略，以及直接和间接对手的策略。真正能把企业做好的是艺术性的部分，是不确定性部分。这里可以出奇制胜，这里可以产生新的激动人心的故事。
2000年4月19日
企业家能力竞争的舞台
本文系作者于1997年11月19日在福建省“股份制改造与证券市场”研讨会上的发言，文字经作者订正。
资本增值的真正来源是企业家才能在市场上的发挥。资本市场上“买卖企业”的背后是买卖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归根到底是在买卖企业家能力。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就是企业产权改革。因此，我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展。
资本市场买卖什么
初看起来，资本市场是一个以不同方式买卖企业的市场。从买方来说，购买企业可以直接持有企业的股本，也可以在场内场外的证券交易市场上买得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以此获得企业权益。从卖方看，为了获得资本而出让一部分权益，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这就是说，在资本市场上买卖的是企业权益。那么，什么是企业权益呢？企业权益是一种获利的权利。买家如果看中的只是企业的产品或生产线，他只需要到商品市场或要素市场上去直接购买，而用不着到资本市场上来。到资本市场上来买入企业权益，目标是企业权益的增值，即通过企业产权的持有而分享企业利润。因此我们认识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就是看到在资本市场上买卖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
企业的盈利能力从何而来？我们从经验中可以知道，一个企业投入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等到转化成了产品和服务，有可能卖出个好价钱（相对于投入要素的成本），也可能卖不出好价钱，甚至根本卖不出去而完全蚀了本。因此投入企业的资本增值与否，首先要对付由奈特定义的市场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决策。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实现获得盈利潜能的创新。有了决断，还必须加以组织实施，直到实现盈利的潜能。这样来看，一个决策能力、一个生产的组织协调能力，是资本增值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这两种能力，就是企业家才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企业的盈利能力说到底就是企业家能力的存量。钱本身并不能生钱。我们把钱存入银行，获得了利息，并不是因为钱能生钱，而是因为银行将钱贷给了企业，靠企业在运营中获得了增值。利润的本质不是对货币所有权的回报，而是对企业家才能所有权的回报。当然，银行贷款给企业是要冒风险的，因此贷款利息是对银行承担风险的回报。而风险回报——利息——最终来自于企业运用资本的增值。有的理论把这两种回报混为一谈了。在我看来，离开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企业所有的其他投入品——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统统谈不上增值。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资本家与企业家合二为一，使人们误以为利润来自于货币资本本身。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是有钱的人在追逐企业家，竞相将钱交给那些有才能的企业家去运营获利。这就揭开了资本增值的面纱：资本增值的真正来源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有了这个认识，就可以看到资本市场上“买卖企业”的背后是买卖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归根到底是在买卖企业家能力。
企业家能力与资本市场孰先孰后
这是一个容易循环起来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冒一点险，把资本市场的发生看成是在企业家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有一类交易是由生产厂家“想象”了市场需求，率先生产出产品和服务，然后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从而把交易“开发”了出来。比如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常常就是厂商推出了一代又一代速度更快、性能更卓越、使用更方便的设备和软件，才刺激消费者不惜“挤”掉别的消费开支来购买计算机产品和服务。我相信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是“供给导向”的。在一个经济中，首先要有企业家表现其才能的空间，首先要由企业家把企业的盈利潜能在市场上表现出来，才能吸引投资人向企业和企业家投资。否则，社会的剩余资源只好投向地产、贵金属、古董或别的什么东西来保值增值。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市场首先是企业家通过展示其盈利潜能“冲”出来的结果。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集资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雏形。集资的兴起，正是有一些企业家通过发挥经营才能告诉周围的“潜在投资者”：我有市场看好的项目，又有管理经验，如果你把钱投到我这里，所得回报会比存在银行高许多。于是许多人竞相将钱交给那些企业家去运营，形成所谓的“集资热”。“集资”当然包含风险，或者是企业家的预言失败，或者市场上有鱼目混珠的“企业家”。减少这种投资风险，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界定清楚的产权和竞争性的市场。投资人可以在市场上挑选企业家，也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比较各自对企业和企业家盈利潜能的不同看法。资本市场与任何市场一样，开始总是产权的自发交易。我们可不能小看自发的力量。自发的企业家才能的各种表达，自发的企业家才能交易的各种形式，是资本市场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我们无从理解资本市场的发生和发展。但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要成气候，要成“市”，需要大规模的市场导向的制度变迁。在过去很低的收入水平下，也有剩余资金在寻找“投资”的可能性，比如人们炒君子兰、炒邮票、炒各种“无价”票证等。但是只有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各类企业家争得了越来越大的空间，资本市场——企业家才能的交易——在中国的发展才有了一个“起始”的基础。
企业家喊价权和企业家定价
首先要承认，企业家才能与政府官员（或者叫公务员）的能力是不同的。企业家才能是面对市场不确定性，通过判断性决策和实施决策来获得盈利的能力。这同官员从事公共事务，主要是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一样。因此，首先要对把企业家与政府公务员混为一谈的“干部管理体制”实行根本的改革。按照我的看法，企业家才能本身就是资本增值的源泉，或者说是“未来收入增长的源泉”，因此这种才能本身就是“资本”，就是一种“人力资本”，就是人力资本中的一个特别的类别——“企业家人力资本”。这种资本的定价同样要通过市场机制，要有一个“经理市场”或“企业家市场”。
但是，企业家能力并不是在给定的价格下交易的。交易首先是权利的换手，因此企业家的“喊价权”是经理市场的前提条件。其实，经理厂长的喊价权早就存在，社会不承认其合法的喊价权，它就以“非法喊价权”的方式存在。现在流行的对所谓“企业内部人行为”的那些批评，无非是经理厂长在行使“非法喊价权”。如同人民公社不承认农民人力资本的合法喊价权，农民就出工不出力和逮着机会就偷盗集体财产一样，经理的非法喊价权是通过损害企业利益来谋得个人利益的。解决“非法喊价权”的最有效途径是提供“合法喊价权”。横竖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饭。国家、企业和投资人，要想让投放在企业中的资本增值，就要为利用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而付费，与其付给“非法喊价权”冤枉钱，不如让企业家有合法的喊价权。经理们都有了喊价权就可以竞争，买方也可以还价。通过喊价与还价，形成对企业家才能的市场评价。所以，企业家才能的市场均衡价格是合法喊价权交易的结果。
企业家的喊价当然包含许多内容。从经济收入来看，有一点要讨论，就是企业家的收入一定要包括对利润的分享。现在许多地方都规定，经理的收入最多可以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多少倍。我们看到，这个“倍率”的数值在各地正在逐步提高。这是一个标志，表明企业家的贡献在我国得到合法承认的程度正在提高。但是，我们还是要批评，这种“倍率”控制的办法仍然不适应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性质。前面讲过，企业家决策与管理的基本功能是增加企业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企业家的贡献，归根到底要由企业是否成功地对付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付了市场不确定性来检验。
那么怎么才算企业成功地对付了市场呢？最简单地讲，只要企业产品（服务）的市值超过其要素成本之和，即有了“剩余”，企业就成功了，因为投入企业的资本增了值。因此，不但企业家才能主要由企业的盈利水平来衡量，而且企业家才能的定价原则是将企业家所得与企业的利润挂钩，而不是向企业家支付要素成本，即工资。用产权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企业家要分享“剩余索取权”，而不是获得事先可以确定的“合同报酬”。在市场上，我们没有办法事前知道企业的利润能有多少，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事前规定企业家的报酬，更没有办法事先规定企业家的收入只能等于职工工资的多少倍。至于收入分配，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来调节，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承不承认企业家在创造剩余中的作用，承不承认企业家的收入原则是与剩余权挂钩的。
另外，企业家人力资本除了市值到位，还要有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我们知道，企业家的能力是与企业家本人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总是会衰老的。如果企业家才能不能最终资本化而与人本身分离，那么企业家在对企业还具有控制权的时候，就会转移决策目标，去进行那些对企业发展有害而对个人有利的投资。控制权与控制权的收益不能分离，最终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比如有的企业，经理非常能干，企业经营得也很好。但由于没有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化安排，就会发生所谓的“五十九岁现象”：企业家临到退休大捞一笔，或者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接班人”继续控制企业，而他的儿子偏偏又不是最优秀的候选人。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化安排，使得企业的控制权能在竞争的市场中由一个企业家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企业家手中。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得以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企业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始终与企业制度的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就是企业产权改革。因此，我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展。最近，我们在上海、山东、江苏等地调查，看到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实际进程比在北京想象的要快、要活跃。比如“耕者有其田，经营者有其股”，讲的是上海纺织控股公司所属的埃通电器公司实行经营者群体持股的故事。各地还有一些早就在做，但从来不说的案例。我们的印象是，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开始围绕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产权做文章，而不是单单去“界定”国有的或集体的（物质）资本的产权。各地的具体做法当然还大有完善的余地，要讨论的问题非常之多。但从这个方向的改革实在是抓住了根本。现在企业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家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喊价，“非法喊价权”正在以各种方式“演化”为合法喊价权，而企业家喊价权的竞争性市场正在形成。这个变化产生了发展资本市场的巨大需求。如果说企业物质资本的产权交易引发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萌芽和初级发展，那么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必将实质性地推进资本市场的深化。
一些地方把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企业股本出售给企业经理持有，还为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线索。这一段时间许多人都在讨论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诸多障碍之中似乎有一个核心的两难抉择：允许国有股、法人股流通，怕一下子“砸”了市场；不允许流通，那么中国的股市上永远只买卖企业的小股份，而不能提供交易企业控制权的机会。没有企业控制权的买卖，股市怎么可以厚实起来？但是，把一部分国有股出让给企业经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难题。由于经理持有的股权是锁定的，即在经理任期内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但经理手中持有的股本，只要数额不再是小得不足为道，就会大大强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激励，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盈利潜能当然是扩展市场的基础。同时，随着经理人员的流动，经理所持的股权也逐步入市交易。因此，经理持股的不流动性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渡期，经理持股的效果会显著不同于绝对禁止流动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经理持股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现有的经理自己都没有多少钱，要他（她）买够一个对其经理行为确实有制约效果的股本额度，钱从何来？基层的一些自发做法是通过某种集资或借贷关系，这里有没有让金融组织，特别是叫做“投资银行”的机构大展拳脚的机会，值得研究。总之，我的判断是，有了资本市场的配合，目前的“放小”政策有可能放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企业产权改革有了实质的、成规模的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有了最可靠的基础。
规范资本市场的动力机制
资本市场当然需要规范。不规范，“融资骗子”横行，投资人终究要被吓回去的。问题是“规范行动”的信息基础和激励机制。我刚才提到，一方面，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主动性很强的资源，一有机会它就要“冒”，活跃非常。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家才能要大规模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否则，自发的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只能停留在一个临界水平以下，从社会经济的表层来看，就是所谓“企业家供给不足”，样样事情没有政府精英的推动和组织，好像就没有办法搞成。在一个长期以行政为中心的国家里，究竟能不能容忍企业家在经济舞台上人尽其才？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因此，说到资本市场的规范，首先是我们整个社会是不是能够容忍和鼓励企业家的创造，而不是扼杀或抑制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当然，资本市场上可能良莠不齐。这就是人们提到的代理问题以及经营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使没有这些问题，由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也存在其他风险。市场规范其实主要是用来帮助当事人定约并恰当地分配风险的。在这一点上，正如汪丁丁所讲，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需要一整套社会支撑体系。比如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都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执行这些规范的制度保障。我们把这套直接搬来，当然也是一个快捷的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人家那一套是“上当”“上”出来的。最初的市场难免混乱，使一些投资者成为受害者，或者损害企业的利益。于是各方都要求规范已有的交易行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经验会告诉当事人，有“猫腻”的市场总是“厚实”不起来的，那对买卖双方都没有好处。因此规范市场的潜在利益会驱动规范进程。一旦规范市场的力量大到能够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行为时，资本市场就可以做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了。
在这个资本市场的规范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那些“吃亏”的一方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然后经过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来建立保护产权的制度。因此，为资本市场立法要从“根”上下手。这个“根”就是良好的财产权利的界定。界定清楚的权利产生可预期的收益，可预期的收益驱动人们保卫权利，权利和权利的平衡才能产生规则。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在初级的资本市场里以“公有制”名义包装的“糊涂产权”（比如赢了归代理人，输了归“公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得到良好界定的产权与之相比势单力薄。现在主要问题恐怕还不是要不要规范，而首先是资本市场规范的基础。我们的公有制企业如果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制，资本市场就没有规范的基础。在目前的产权基础上强加许多管制，可能“寻租”活动增加，而市场秩序和纪律还是建立不起来。
1997年11月19日
普通人投资的世纪
纽约股票市场里悬挂着一条警语：“保护了最小投资人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投资人的利益。”在世界金融和资本的心脏里，为什么挂着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口号？它告诉你：资本市场最终是保护别人财产权利的地方。股民一旦丧失信心而逃走，完蛋的是市场和企业。真正有能力盈利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最终通过股民的挑选而留在资本市场内，否则就得出局。
多少受到年鉴学派的一点影响，我喜欢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变化中，来发现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变化。
民间谁也不能不投资
在我们所关注的世纪之交，普通人经济生活中最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依我所见，重大变化之一是：老百姓手里有了一点钱。金融资产不再像以往那样只集中在政府手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不过，有钱是另一堆麻烦的开始。
现代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使人们不得不考虑手里的钱应该放到哪里去。普通的办法是存银行，因为钱放在银行里有利息。可是利息从哪里来？银行把这些钱贷放给能挣钱的企业。好了，这里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多少挣钱的企业？这些企业挣钱的能力大到既可以支付银行的成本——人员开支、漂亮的大楼等，还能使老百姓得到利息回报。如果没有那么多好企业，银行只好通过增发货币来还老百姓的钱，换句话就是银行在较高通胀率的情况下来完成这类操作。所有在银行中存钱的老百姓，都贴给了银行和国有企业。比如，你存在银行100块钱，一年后，从银行领回110块，利率是10%，要是通胀率大于10%，你就贴给了银行，给银行交了“保管费”。
不存钱行不行？刚才说了，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要求你存一点对付将来。一般的规律是，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不确定性或风险越大。每个人如果不准备一点钱来对付将来，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由于在银行存钱不能保证“正”利率，于是我们就有了“集资”的故事。大家还能记起那些非法集资案，一下子集到十个亿或几十个亿元。他们打出的旗帜是高利息回报。非法集资的生命力绝不只来源于人们的愚昧和贪心，它实际上表达了人们在找寻国家银行以外的金融通道。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驱使他们在存钱方面大冒其险。由于法律不健全，集资中出现诈骗行为，老百姓受到巨大伤害。但也有相反的例子：许多乡镇和私营企业的成功就是靠集资。它用了你的钱，做出了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真的给了你高回报。这就是投资的故事了。
投资是什么？是一笔钱放到一个经济过程中变得更多的过程，这个变多不靠通货膨胀，而是真实购买能力变大。有了比银行存钱更好的“投资”故事，中国人的投资意识就觉醒了，投资日益变成最普通的人的行为。依我之见，这大概是真正“投资”活动的开始。
“投资”为何物？
什么叫投资？计划经济体制下，把老百姓手里挤出的几个钱交到国家手里，由计委批项目，花掉一大笔钱建成一个项目就拉倒。这种国家投资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实物概念：只要路有了，桥有了，工厂、电站盖起来，有了东西就完了，并不要求100块钱花出去，110块钱挣回来。这种行为只能叫基本建设，只能叫投入，不能叫投资。“投入”这两个字相当传神，“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对教育的投入，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对高科技的投入……”什么是投入？投入就是一去再不回头。老百姓手里的这点钱可不能“投入”。“乱集资”的故事只不过是普通投资人为了避免“投入”的命运而东奔西闯。在这个意义上，老百姓实在有点投资无门。当然，现在投资的故事已经渐渐复杂起来，我们有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普通人在这些故事中的前赴后继。
和以前相比，我们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少。发达国家有的，我们好像也有了。但决定投资收益的最重要的问题却还没有真正解决。不少外国人喜欢中国餐馆，但他们批评说中国餐馆可以在前面吃却不能到后面去看。目前中国的股市很像中国餐馆，因为真正经得起看的企业太少。B股市场比A股冷，原因是外国人要请专业人士来看，一看，他的胃口就伤了。A股市场上的股民却大多数是中国饭馆中的顾客，只吃不看。加上上市规则和审批中过多的行政干预：额度、按等级制分配等，把许多根本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也搞进股市。大家为什么还跟着买？不是买能盈利的企业，而是买那些后面跟着买的人，这叫“斗傻”——“我傻，还有比我更傻的”。但老百姓的“傻”仅是一时，长久看，这种股市泡沫，总有一天要破灭。
股权买卖十分挑选企业家
那么，在资本市场上人们买进卖出，分析报价，看上去是一些符号系统在运作，实际上大家到底在买什么？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在挑人。资本市场的真实基础是挣钱的企业，企业为什么能够使资本增值？理论很多。资本稀缺，少就贵，就能赚钱。我们原来说，资本增值是因为剥削，是因为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但到底工人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就一文不值，哪里来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个道理不复杂。所以要承认企业家的贡献。面对市场作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变化因素在现代社会中难以预测。消费者的口味、供给的成本、技术等都会变化。比如电子技术日新月异，任何一笔投资的风险都相当大。现在国际交流如此频繁，谁也不知道明天会“热”什么。所以，现在大家苦闷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过去计委说我已经上了什么项目，你就不许再上，不许重复建设。现在市场就是重复建设，否则没有竞争。我们社会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反对暴利，实际上我们只应该反对非法所得。一块钱的非法所得也要反对。如果是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产品和服务换来的，再多也不应该反对和限制。不能以数量大小来划分。比如微软公司的计算机产品由于技术先进，销售出去就是暴利，这种暴利如果反对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再有发明和创新。要知道发明和创新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如果不鼓励这种行为，社会怎能前进？企业制度改革就是要冲破这个壳。这是一点题外话。
所以，剩余价值理论解释资本的增值不完全，企业家的能力是更重要的因素。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市场作出正确决定的。这种能力是市场上最稀缺的一种资源。这种才能不是人人有，也不是组织部、人事部能够掌握和认识的。比如我只能讲理论，给我100万元，“投入”没有问题，但要“投资”就不行了，要去挑企业家了。为什么盈利企业这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对这种企业家赚钱的能力极为歧视。这是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要害问题。企业家为什么能够发现社会发展的机会？就是因为他在能力上和别人不一样。只有企业家成长起来，我们挣钱的企业多起来，资本市场才能发展。企业家的眼光和能力可以使社会产生巨大能量，甚至使世界改观。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保障工人利益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是工会，也不是什么政党，而是福特汽车公司。
要知道，资本市场是普通人投资的地方，这是由它的运行机制决定的。与其他投资方式比较，买股票是将直接实物型投资的风险降到最小的办法。在股市里，每个投资人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因素时随时可以通过卖出方式跑掉。纽约股票市场里悬挂着一条警语：“保护了最小投资人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投资人的利益。”在世界金融和资本的心脏里，为什么挂着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口号？这解释了健全资本市场中为什么要立那么多的法来使行业自律，它告诉你：资本市场最终是保护别人财产权利的地方。股民一旦丧失信心而逃走，完蛋的是市场和企业。真正有能力盈利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最终通过股民的挑选而留在资本市场内，否则就得出局。在观察这种独特的运行机制时，不能不感叹股票市场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转向以企业和企业家为本的社会
一开始，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好像有点异想天开。几个留美的学生学者，出入了几天纽约股市就想把它搬回来。谁能想到几年工夫中国已经有了3 000万股民呢？中国的进步真是神速。随着社会成员向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他们的需要越来越多样。现在人们的基本需求已经是要求有回报的投资。在这一阶段，政府居经济活动的中心就不行了。老百姓把自己的钱交给政府，政府就是再想让它增值也做不到，因为政府不是一个追逐利润的机构。只有交给企业家，通过资本市场来挑选企业家。为此，要承认企业家这种资源相对稀缺，要保护他的产权。所以我说，股票市场在转折时期是个关键的东西，人们的投资需求已经不可阻挡，但是健全的股票市场需要一个庞大的真实社会来支持，涉及文化、教育、法律、企业制度、金融体制等。我们的社会是继续以行政权力、政府官员或者其他什么为中心，还是建立企业和市场在社会中扮演较重要角色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生活确实正在经历这样一种转变，即整个社会结构要以市场和企业为本位。原因是其他社会角色满足不了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人们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
当然，资本市场真正起到筛选企业，使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企业真正撑起股票市场，绝非一日之功。中国正在沿着这个方向走，企业制度、银行制度都在改，资本市场也在完善，要让这套游戏真的玩得像样，企业、银行、企业家、社会公众对于借贷、信用、投资和回报的概念和行为都要及格。这很难，仅仅有一批高级人才集中在证监会，这不够。它要求资本市场的全体参与者都是及格的。所以我说，中国的资本市场要达到基本要求，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1998年4月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作为一种权利（right），产权首先必须正确（right）。中国的教训是，仅仅经济改革包括产权改革在内，并不能解决何谓“正确”的社会标准。全面解决产权问题需要在法治基础和更全面的行政和政治改革方面下工夫。
似乎在不经意之间，私人资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观察，现实中有三种私人资本，它们形态各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三种私人资本的动向如何，影响当前投资需求，更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为了理解的便利，我先说明，本文在费雪和张五常的意义上把“资产”定义为任何可能带来收益的资源，而资产的市场价值，则为资本。至于“私人资本”，那就是由个人拥有的、能够为其带来未来收益的资产市值。
私人企业中的私人资本
第一种私人资本，是私人企业中的私人资本。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完全不可以在中国合法存在的资本。改革以来，“私人经济、私人企业、私人资本”的合法性在实践中逐步重新确立，直到1999年新修改的宪法承认私人资本构成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相继公布的《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大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个体户”、“私营企业”等名目下存在的私人资本，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回想80年代早期“陈志雄雇工包鱼塘”和“安徽傻子瓜子”的故事，私企的合法性在中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全国私人企业的总数当在1000万家之谱，从业人员在几千万上下，每年总产出约两万亿，固定投资大约占全社会总投资的四分之一。很清楚，要不是中国弃置那些过时的教条，改变体制政策并修订法律，私人企业断然不可能在中国发展成这么个规模。
一般而言，私企中私人资本的产权已经得到了清楚的合法界定。但是，把产权界定得一清二楚，无非是为了便于市场交易。要是交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阻碍，再清楚界定的“产权”价值也会打折扣。当前私人企业中的私人资本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市场进入，也就是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限制。
有一个管制条目，叫做“产业禁入”。各类政府管制机关，手中多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关于禁止私企禁入（或限制）的行业目录。根据为何？据说凡国家“战略性产业”，私人资本进入就不宜。但是现实的市场活动中，人们只见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或具体的服务，哪里见过什么“产业”？举个例子，卫星制造属于“国家战略性行业”应该没有疑问。但是，温州柳市镇私人企业产生的合格低压电器装上了国防卫星，到底有何“不宜”？更一般而论，谁人真正见过什么“产业”？当下时兴的“跳舞机”，你说它算个什么“产业”？家电业，还是运动器械业？其实，对于市场来讲，跳舞机属于什么产业根本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能不能满足某种需要、质量如何、价格是否可以接受，以及相应的商业服务如何。人为划定产业顶多为分类研究提供某种便利，但是我们可要晓得，当非驴非马的骡子同时挑战“马”和“驴”的分类时，真正要改进的是那原先笨拙的分类，而不是骡子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