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台湾农业贸易从过去的顺差转成逆差，平均年度逆差达十几亿美元，正是其农业缺少新的足够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总体下降的结果。依我之见，未来的台湾经济发展，将长期承受这种政策制度安排偏差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彼及此
从台湾反观内地，值得深思之处颇多。恰逢“九五”计划第一年中国“农业热”再度升温，以我多年研究农业发展之心得，坦率地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农业应付高速经济成长的根本途径有两条：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成长率和改变农业产出结构。为此，必须解除束缚农业增长的长期政策制度安排，特别是停止“粮食暗税”。相应的，还需利用国际市场的出口体制，适时增加农地产权流动性，以及对于农产运销体制进行改革，并积极鼓励现代企业进入农业。
第二，以价格补贴来保护农民利益，与低价征购一样，从长期看不是个好政策。价格补贴无非是从另一极端扭曲市场格局，最终只能导致农业生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退化。内地目前还未走上这一步，应以此为借鉴。
第三，台湾20世纪70年代后农产品贸易急速上升的教训也特别值得内地吸取。内地产品近年的进出口增长迅速，结构也有变化，但仍须当心新的出口农产品开发后劲不足。出口品相对优势的变化中，真正可虑的是“中国怎么大量进口原来的出口品”、“中国怎么没有更快地出口新的出口品”。但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打通各省区间的农产品贸易，以利于各地发挥比较优势。
1995年
农村就业：转折与转机
农村就业机会不足的局面，不但直接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张，而且间接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对“效率和公平”同时发生负面作用，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潜在因素。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我国农村就业问题掉以轻心。
1996年，劳动部就业司主持完成了农户及劳动力抽样调查、进城民工及所在企业抽样调查、劳动就业服务机构问卷调查、城市民工就业信息与培训服务状况调查4项大规模的专题调查，并完成初步的综合研究。这项研究的背景，是我国农村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中国待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过大，增量可观。在已有的1.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未来几年内我国每年还将新增1600万需要工作机会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中国仍将面对极大的农村充分就业的压力。
——近年国民经济增长和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似有减缓趋势。比如1986—1990年，中国GNP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总就业增长151万人；而到了1991—1995年，GNP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的就业人数降为85万人。再比如1990—1993年，GNP增长趋于减缓，到1994年才略有回升。每百万元真实投资带动的总就业和非农就业增加，从1982—1989年的平均451人和336人，降为1990—1994年的平均196人和1114 人，分别降低了56.5%和66.1%。
——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势头减缓。
——进城农民工的流动速度变慢。目前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中，50%仍在乡村，而只有198%进入地级市、省会和直辖市。另据推算，在城镇打工的民工总数从1995年后开始下降。
受劳动部的委托，作者完成了《机会与能力》综合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中国虽然已经临近就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但要根本摆脱原有发展战略和体制政策导致的“农村就业严重不足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超前”的格局，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农村就业机会不足的局面，不但直接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张，而且间接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对“效率和公平”同时产生负面作用，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潜在因素。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我国农村就业问题掉以轻心。
不过，就业的压力并不意味着悲观的结论。回顾中国改革十余年的历程，报告看到了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继续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可能。总之，坚持过去17年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方针，以正确的战略选择和体制选择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同时，在农民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发展一个社会各界参与的培训教育体系，补充以往对农村教育不足的问题。这两方面的结合，可以使中国的农业人口就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
以下是报告完成后，本文作者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谈话。
记者：就业压力是人所公认的事实。那么，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改善就业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呢？
周其仁：我并不主张把中国的就业问题孤立地突出出来。经济发展要兼顾很多东西，就业是整体的一部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购买力。购买力又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市场要是不景气，厂商卖不掉产品，开工不足，就业就更要下降了。我想表达的是，现在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可能是整体经济存在某些问题的一个表征。在这里，要把就业、收入、市场、开工这几者联系起来看。不然就业突出了，再行政干预就业，其他问题又出来了，干预起来就没个完了。
记者：你是觉得现在谈中国解决就业问题，不能单纯讲所谓“就业政策”，对吗？
周其仁：可以这么说。因为农民的就业机会首先不是由他们本人的就业意愿和劳动技能所能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和政策体制选择，决定着农民就业空间的容量，从而影响到普通劳动者的命运。比如中国1978年以前农村的严重就业不足，与其说是由于千百年的历史遗产，还不如说是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后果。因为传统发展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商业并管制农业，以及城乡隔绝等，这样就把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也就是农民这部分隔离在国家工业化的积极过程之外。其结果，就是十分有限的资本被集中用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同时又禁止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配置和利用。所以，那时候的所谓人口“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其实是原有经济模式的一种常态。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也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地改善了就业状况，解决了大约一亿多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有不同含义，在中国我们谈的并不是西方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就业，而是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记者：你看改革以来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周其仁：中国的经验证明，要突破原有模式造成的就业困境，必须全面改革传统的国家工业化发展策略和政策体制，具体说就是放宽农业管制、开放工商经营、突破城乡隔绝。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农业就业在以下三方面取得进展：第一，农牧业的就业含量增加了，大体是15年增加了46%。因为改革以后不但劳动效率提高，而且由于种养结构的变化，农民投向更多利用劳动力的产出方向。第二，农村办工业、商业，转移了将近一亿劳动力，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影响到好几亿人的生活。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加快向城市移动，有几百万农民工流向大中城市。这表明市场导向的改革和扩大农村就业是一致的。农民就业的改善反过来又扩大了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就业、收入和经济结构变动之间有一种互相激发效应，市场机制就把这些效应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开始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一个庞大的劳动人口转移到创造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部门，会有效地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出，也会改善农村就业结构。
记者：我有个具体问题不太明白：包产到户以后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不是农村劳动力多出来了吗？为什么农业内部就业机会还增加了呢？
周其仁：包产到户有效地激励了粮食生产，也就奠定了农村种植业和非农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农民有了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可以搞畜牧业、水产开发、种菜、种水果，这不仅增加了总收入，而且这些产出通常在单位土地面积里可以利用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所以增加了就业机会。这正是我国农业就业深度提高的微观基础，对农民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农民的行为，总以为农民不种粮食愿意去种其他的东西，仅仅是因为粮价问题。但农民有时会考虑另一方面，就是种粮食用的劳动很少。哪怕单位工价并不低，但总收入不多。比如割麦子一天30元，乡镇企业一天20元，应当说种粮食的比较利益高。可收麦子一年有多少天呢？大部分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在家庭组织里进行的。家庭作为经济组织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无法开除成员。农民家庭反正总要支付家内劳动力的费用，因此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是农民家庭的第一选择，这会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这个道理讲清楚，就能够理解农业的变化了。在不同的结构里，充分就业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记者：你谈就业总在谈经济环节，那么现在就业压力加大，从经济上看会有什么后果？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周其仁：我们所说的就业、收入、市场和企业开工率这个经济流程是有结构的。农民和大多数需要就业的人口正处于低收入水平，其收入多数用于买中低档的工业产品和中低档的服务。而我们自己的工业，是中低档工业供应能力过剩，高档产品供应能力不足。如果减少了就业机会，抑制了中低收入层的收入增长，带来的国内市场收缩不单是总量的收缩，而首先是结构性收缩——与国内工业对应的那块市场收缩了。同时，城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更多刺激了舶来品与外资企业产品的增长。这样一来，“民族工业的生存问题”就势必弄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本地工业开工不足；另一方面，进口品、外资企业的产品好像红红火火。如果政策不加以主动调节，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很复杂。因为中国正处于农业人口的就业结构调整之中，还没有达到与其人均GDP水平相一致的程度，加上体制错误带来的压力，很可能面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要难堪的就业局面，最终给效率和公平带来重大影响。
记者：你总是特别强调在中国，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使效率和就业公平同时得到改善，不过就业和宏观环境是个什么关系？有一种看法认为宏观紧缩必然减少就业，你怎么看？
周其仁：这与货币紧缩没有必然的关系。同样的货币紧缩以后，资源怎么配置还是有选择。如果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加强利用市场机制，就业形势并不注定恶化。因为资金相对更贵的情况下，可能增加多利用劳动的选择。我不认为货币紧缩和就业有直接的对立关系，中间有体制调节。并不是多放钱就多就业，少放钱就少就业，并不存在这样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不能完全脱离了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1996年8月12日
又见粮改
我要写下一句不吐不快的话：政府再也不要对粮食市场屡开屡关、屡关屡开了!政府对粮食市场时关时开的政策取向，最主要的坏处是破坏人们的预期。市场本来就不确定，倘若未来的规则也不确定，大家还不是乱了套？
事不过三见粮改
浙江粮改，屈指算来已经是第三回了。说来有缘，1985年该省第一回粮改，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在杜润生帐下作农村调查，有机会非正式地参加一个农村方面的工作会议。看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先生，在大会上独独一个人站立起来，主动请缨率先开放浙江粮食市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祖籍之地浙江，实在是不简单。在杜老那里见习过的人都知道，浙江的农政之风，历来一个“抓”字了得——那里的干部精明能干，什么事情都靠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一抓到底。像粮食这样的“高压电”，浙江要带头引进“看不见的手”，是不是不简单？
第二回粮改，我在国外念书，没有赶上。从记者提供的背景资料来看，1992年浙江省提出粮改方案，基本方针“三放开”（生产放开、价格放开、市场放开）掷地有声，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料9年之后，今年春天我在浙江大学开课，还是听说国家又一次批准浙江带头开放粮市。在浙大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熟知内情的顾益康先生细说本次浙江粮改的由来，大家高兴地笑了一回。
屡关屡开乱预期
但是，等到遵嘱为《财经》关于浙江第三轮粮改的系统报道写篇评论文字时，我却半点笑意也没有了。在简要地交代了本文题目的来历之后，我要写下一句不吐不快的话：政府再也不要对粮食市场屡开屡关、屡关屡开了！
让我说一说理由。政府对粮食市场时关时开的政策取向，最主要的坏处是破坏人们的预期。我们知道，人和机构的行为，受“预期”的影响颇大。本来粮食的生产和购买，要受到天气、技术、收入、消费潮流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游戏规则——就是制度——是帮助人们对付不确定性的。市场制度是一种规则——给定质量，用价格调节粮食供求。政府关闭市场，靠行政命令调节粮食生产、购销和消费，是另外一套规则。
未来究竟按照哪一套规则来“玩”，农民不能不关心，私人粮商不能不关心，政府粮食部门也不能不关心。大家不得不关心的原因，是未来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各方就要决定使用怎样的策略来求利避害。市场本来就不确定，倘若未来的规则也不确定，大家还不是乱了套？先看政府的粮商吧。路人皆知，这类亦“官”亦“商”的机构，是转型经济里的一大弊端。这倒不是说，粮食部门里的人“良心大大地坏”；而是说，在掌控强制市场权力的同时又要做生意图利，任谁去了，行为也是一样的歪。1995年我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靠这样的官商做稳定粮食市场的“政策工具”，无异于与虎谋皮。前年《财经》引用国家审计部门的权威资料，披露国家粮食系统糟蹋、浪费财政资金达数千亿元之巨，不幸而验证了上述推测。
如果政府摆明开放粮市不动摇，你想这些官家粮商会怎么样？他们也许临终大捞一把，但是因为预期市场游戏规则终究不可避免，“不改革就下课”，出于图利本能，还能够不改革？但是在开开关关的约束下，官家粮商就有了抵抗改革的“诱因”：反正只要粮食市场形势一紧，你政府还得靠我！如此预期之下，改革可就“长期化”了。要不为什么转眼16年时间过去，官营粮食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刚刚才开始？
转谈民间粮商。在市场间隔式、不定期开关的约束下，民间粮商不是一个都不来参加市场游戏。但是，可观察的现象是：小的来，大的不来；不守规矩的敢来，守规矩的不敢来；要“玩”下去，也只好不守规矩。道理何在？粮食生意要连接农民和城镇消费者，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市场开放的时候，人家投下了本钱；政府突然关闭市场，私人粮商用的又不是满不在乎的国有资本，那还不急得要跳楼！所以，市场开开关关之下，最佳选择就是“市场经济游击战”了。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在时开时关的粮食市场上，“毒米”之类令政府尴尬又头痛的事件如此层出不穷。是商人“利欲熏心”吗？中国人两千年来在自由市场上怎么从来没有买到毒米，而那些改革以来保持持续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为什么诸如此类的丑事，相比之下也少之又少呢？
承诺永不关市
所以，我们绝不要闻见“改革”就欢呼。积粮改16年之经验，我们不妨问一问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改？为什么粮食市场要时关时开？也是这样的着眼点，令我们对浙江本次改革的一条新经验感兴趣。这条新经验是，不但国有粮食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政企分开，而且干脆向市场出售国有粮食公司的所有权。城市的小粮店，拍卖掉算了（杭州已经成功拍卖了44家，今年将拍卖剩下的108家）；大一点的粮食仓储公司、贸易公司呢？那就股份制加兼并、破产、租赁。记者报道：“到今年9月，浙江全省85%的粮企已经改制。在浙江全省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上，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已经占到80%以上。”就是说，计划命令体制日后要卷土重来，“微观基础”已经没有了。
不过，仅仅全盘改制国有粮食企业还是不够，因为历来市场的关关闭闭，是政府所为。如果他日粮食市场“此情危急”的时候，政府要再建国有垄断粮商“队伍”，你说一定搞不成？我相信，还是搞得成。可以在今日拍卖国有粮食公司的政府，为什么他日就建不成国有粮食公司呢？
是的，政府如果他日一定要“计划体制君再来”，我们现在讲什么、写什么也没有用。但是如果政府已经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痛定思痛，有意坚持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方向，那么现在做点什么，可以防止并不是政府要走回头路，而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特定的市场形势下“迫使”政府重回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老路上去呢？
在这个严格的限定下，我以为要在浙江粮改的基础上再加上简单的一招。这就是，在可以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宪法是也）里加上一条：政府永远不得关闭市场，永远不得禁止民间粮食交易。我以为，只要加上这一条，政府再建国有粮食公司也罢，对粮食供求施加“宏观调节”（这也许是难免的）也罢，都将无伤大雅。
真诚地希望，再也不要又见粮改。
200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