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作者：周其仁
目录
代序
猎人的风采
序言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言
第一部分：人力资本的产权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
能力定价和高科技产业
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
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
第二部分：研究企业家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新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是一样的
信誉与运气
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
驾驭不确定性
企业家能力竞争的舞台
普通人投资的世纪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入世与中国企业价值的重估
第三部分：企业公有制改革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
自然人持股：绕不开的话题
企业改制，何谓成功
国有企业：不能不谈“方丈”只说“庙”
“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
攫取与公有制企业改革
第四部分：另眼看垄断
尴尬的手机单向收费
手机单向收费：投资人的利空
境外上市卖点的教训
手心手背都是肉
看得见的手定价，看不见的手定量
要反对的不是重复建设
高科技永远都很“高”
理性的局限
为市场重组留下空间
邮政专营的三个理由
市场间竞争与股市规范
自发的梧桐树
第五部分：市场的守夜人
守夜人的经济学说
另一条印度道路
启动经济和政府退出
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
哈尔滨不相信眼泪
转型期城市就业也需“软着陆”
第六部分：农民问题
内地农民的稳定还能持续下去吗
村庄与粮价
高经济成长与农业发展
农村就业：转折与转机
又见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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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猎人的风采
张五常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身兼两职，飞来飞去，也是浙江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五十二岁了，他的出身与我的大有雷同之处，而大家对经济研究的兴趣更为相近。
一九六六年在上海初中毕业，跟着遇到文化大革命，没有读高中（我也没有），六八年下乡劳动十年，其中七年半是打猎生涯（我钓鱼七年半，雷同也）。打猎也是农业，但比种植或饲养远为刺激精彩。其仁打猎，每天在荒山野岭奔走五十公里（我是坐着下钓的），有期望，锻炼了耐性，磨励了好奇心。
一九七八年，二十八岁，其仁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我进大学是二十三岁），八二年本科毕业，之后用了七年时间参加农业研究与中央改革政策研究。一九八九年到美国去，学了九个月英文，九○年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一年，然后转到我的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博士，九六年到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在洛杉矶攻读时，他曾任驾驶司机，这与一九五八年我在多伦多做过出租车司机类同。
周其仁今天教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而他的研究是以实地调查为主，兴趣与取向皆与我不谋而合。钓者负鱼，猎者负兽，难道其仁和我都为着欠了些什么而选走真实世界的路？
做中国经济的实地调查，其仁和我同步起于一九八二年。但我大部分时间身在香港，他身在庐山，调查研究是落手落脚的那一种。我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是近看小桥流水、花草竹石。我宏观，他微观。重要的是，我们的宏观与微观合并起来，没有不吻合之处。
二十多年来中国开放改革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绝无仅有的宝贵经验。钓者与猎者遇上，当然见猎心喜。是时也命也运也，我们掌握着的经济学知识，是有关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以笔为竿，一个以笔为剑，写下了不少将来的经济历史学者不会忽略的随笔小文章。
都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下笔的，只是一个不知小节，论大势，另一个小节知得多，分行业处理。周其仁这本《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的真实世界》。不是茶余饭后，或电视广告时间，你要翻阅的书。要不然不读，要读就坐下来细读。记着，要把电视机关上了。不是娱乐读物，有些地方有趣，有些地方沉闷。但只要你能细读，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对中国各行各业的情况知得很多，很深入。不是在报章或一般刊物可以学得的。作者亲历其境，实地调查，有分析与观察力，然后忠实地以他的见解报道出来。
中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授是个猎人，文笔流畅，潇洒豪爽，不滞于物，大有猎人的风采。
（本文是张五常教授为本书香港版所写的序言）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言
本书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章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回头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论文与头衔
回来之前，我正在UCLA要结束博士论文。一般的程序，是先过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就去找博士论文的题目，然后经过一个国内叫做“开题报告”的门槛，开始论文写作；论文写出来之后，再通过一场论文指导委员会的“答辩”，就可以办手续取得博士头衔。但是，我所在的那个项目——我的论文方向是经济史，由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组成委员会——比较特别。这个项目博士论文的“开题”与“答辩”是合并在一起的。就是说，在导师同意开题之前，你的论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离十。答辩一通过，学生只需把经过最后润饰的论文分头给委员会成员签字，再也不要上“堂会”去“保卫”自己的论文了。
我很幸运，答辩一次过关。老师们很高兴，书面写下的意见无非肯定我的论文“有极大的潜力”。我也很高兴，因为自己选的论文题目，连同提出的问题、对前人研究的评价、新的假说以及准备的资料和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一并被认可“够博士资格”。屈指算来，那时距我进入UCLA的博士项目不到四年。
有两位在英文上帮了我大忙的美国同学，知道我于1989年“计划外”进入美国的时候还“目不识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进了美国才开始正式学英语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如诗如画的科罗拉多州的布德镇学了九个月的英文；第二年，经Gale Johnson 教授的推荐，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了一年访问学者；第三年，就进入UCLA。就算一个念书的天才，这样“走”得也不算慢吧？何况我对自己考察了多年，结论是智商平平，与天才扯不上任何一点关系。这里面的“经验”，我将来在论文的中文版面市时，要向读者交代。
但是，已经通过答辩的论文，后来却“搁浅”了，一直要等到2000年夏天我再次回到UCLA才办完全部手续。本来到1995年底，我论文的主体章节，就已经分别写过两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章能够将全文贯穿起来的“导论”和一章“结论”了。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在1996年暑期前结束全部论文，秋高气爽时节就打道回府。按照过去的进度，这并不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我的论文在答辩通过后还搁置五年之久呢？
到北大任教
最重要的变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聘约，于1996年春季开始回国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队”外加十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同时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对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抉择。
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的情景，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之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吸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
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多少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UCLA，但是要论学生出自“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像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像会教书了。
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离开之前告诫我，回国后千头万绪，要完成论文难上加难——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吗，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离土”已经六年——虽然其间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实地调查的经历，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
接“地气”：水工研究
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20世纪80年代我跟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其事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
于是，我和老友宋国青教授带着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从1996年秋季开始，这项研究差不多持续了三年。虽然至今我们没有为此公开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工程建设体制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还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线陡峭地向右下方倾斜”情景下的“定价悖论”——这是经济学提出的老大难题，20世纪40年代科斯对此有过重要的提点——我们可是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工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
在本书中，收在“另眼看垄断”栏目下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我参加水工研究的“副产品”。作为一个“电信经济问题专家”——我是1998年秋“卷入”电信开放市场的论战的，大部分有关文章已经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数网竞争》一书——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全部来自“水工”。更一般而论，大凡在所谓“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之上加上了“国家行政垄断”的行为，经济逻辑如出一辙。本书的一些文章，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接“地气”：企业调查
其他有三个栏目与企业和企业家的题材有关。那是我回国之后第二档经济调查——公司研究——的部分结果。说起来，我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参加农村调查，最后得出的为数不多的理论性结论之一，是农民的经济出路——无论农业还是非农业——在组织形式上，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当时认识到，在我国的国情传统里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靠行政等级维系的组织很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很发达，唯独靠自由契约维系的市场组织不发达。自那时起，“公司”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工夫。他那篇大学三年级在伦敦经济学院写就的论企业性质的大文，我读之再三，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心得。后来到UCLA听德姆塞茨教授的课，重点也是企业理论。1996年，我将那些个读书笔记整理出了一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市场里的企业”理解成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此篇笔记——连同回国后写成的其他一些学术性论文，已经交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其实是我为要开展的企业调查准备的“家庭功课”。
大约从1996年起，我就陆续获得进入“真实企业”的机会。第一家考察的公司，是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我现在还记得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当时听来令我感到吃惊的数据：平均每三个生产工人就有两名市场营销人员。我想年轻的科斯实在了得，用“市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居然可以“抓住”几十年后中国一家他从未谋面的公司的特征！
走进第二家公司的大门，应该是1997年。那是上海的远东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市场订单，已经陷于破产的边缘。当时上海纺织工业的形势动人心魄：全行业55万工人已经下岗28万。我和周放生——他当时在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工作，对国有企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走进当时还在外滩的纺织工业局大楼去访问朱况宇局长的时候，左边四个大字是“无情调整”，右边四个大字为“有情操作”。朱况宇对国有公司的体制病有入木三分的见地，他的谈话，概括起来也是四个字：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战出了大名堂。原来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到远东厂“扭亏增盈”的工作组组长吴玲玲，主持了两年人事，知道“扭亏”无望，一边艰苦地“料理后事”，一边准备新生。她从“远东”挑了一组人马，大家从口袋里拿出100万元人民币现金，与朱况宇代表的纺织控股集团拿出的1200万元现金一起，另外组建了一家“埃通有限责任公司”。原来我知道的国有公司，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要素都是行政调拨来的），而任何自然人与公司的股本都不得有联系。现在的新“埃通”，契约为本，经理层也是股东（虽然持股比例低了一点），这难道还不是“大名堂”？
与农村改革的经验相一致，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由一些先行者背水一战“战”出来的。将货比货，我为什么还要对那些无关痛痒的“说法”和花拳绣腿的“理论”浪费时间？要研究企业和企业改革，拿自己的“家庭功课”试试对真实发生的事件有无解释能力，再拿更多可观察的事实来检验“似乎有解释力的理论”，这样来来回回，外加一点“一般化”——就是总结、概括、抽象、提炼——的努力，我们还能不长见识吗？
于是我看公司看上了瘾。有一段时间，只要山西项目没有事，我在北大下了课就出差看企业。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机会，我是一个也不放过。有一次，听说科龙的创业老总潘宁被请到了石家庄，我凌晨三点从北京起身，驱车在早饭前赶到他的住地，上午听他对河北的企业家讲科龙的历程和他的企业理念，下午——天助我也，科龙驻石家庄的车子没有办妥进京证——由我开车把潘总送到首都机场回香港。有此交情，你说我后来研究科龙还不是“易如反掌”？
另外一次，到合肥调查一家上市公司。风雪将飞机“迫降”在南京，我等一行人坐汽车在结了冰的路上走了十四个小时才赶到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般比较困难一点，那一天看我们“长途奔波”只求一谈，接待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对我们多讲了一些话。
为了避免企业里管事的见了“北大老师”难免有些客气和敬而远之，我甚至“混”入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和那里的同事们搭伴调查公司。联办投资有几位专业人员，做公司引资、融资和重组业务有十年以上的经验。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看公司”的本事，我相信现在哪一家MBA也教不来的。另外，通常受了公司的委托，并且签了保密函，调查就比一般的大学研究项目可以深入许多。当然，参加者要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也要受到限制。不过，搞清楚问题是第一位的，发表是第二位的。为了增加发表机会而写一些自己都不甚明白的“大文”，不可取也。
立足“真实世界”
以上交代的其实是本书——同时编就的另外一本集子也一样——的“生产过程”。我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之塔里的学问人。这不是说，我不好读书。读书是我所好，但还必须到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
因此之故，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科斯和张五常。科斯是直截了当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与“黑板经济学”——那些徒有“科学”的外表，其实是空无一物的皇帝新衣——对立起来的学者。但是科斯本人关于研究方法的思想，“浅”得所有普通读者都可以了解的。让我引证几段吧：
——科斯主张，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
——他批评， “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
——他身体力行：“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
我以为，科斯所做的工作，与他陈述的研究方法是息息相关的。
张五常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更加可圈可点。顺便提一句，我是1985年从北京一位朋友“私印”的《卖橘者言》那里知道张五常的大名连同产权与合约理论的。从那时起，凡是可以找到的张五常作品，我一字也不曾放过。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吧，我读张教授的著作，得到的启发是最多的。一点也不奇怪，张五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对真实世界里的学问着迷。他对亚洲农业的各种市场合约下过的工夫，行内都是知道的。除此之外，他研究过养蜂、渔业、滩涂养殖、美国的石油、发明专利和反垄断官司、香港的计件工资、电影院的座位和票价、内地的承包制和“印度综合症”。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顶着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头衔，在两个除夕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橘！
我们还是听听他本人怎样说经济学的研究之道吧：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以下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了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人们普遍抱怨经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致意见了。
——经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并不是在建好的实验室中产生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事实必须从中挖掘出来。但是，挖掘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调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
好了，我最后可以说明本书的书名，是要表明我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心向往之。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是可以向真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述说的。是的，有一些读者告诉我，他们喜欢看我的文字。自己用了心写的文章，有人欣赏，总是高兴的。但是我也要对这些读者说，我的思想和文字，可改善之处——从求更浅更直的方面来看——尚多，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吧。
最后，我要感谢《经济学消息报》、《财经》、《中国企业家》、《IT经理世界》和《21世纪经济报道》——主要是她的《21世纪评论》专刊——的编辑和记者朋友们。本书的绝大部分作品，首先是经过他们的努力，才得以和读者见面的。这些刊物风格各异，但是在“不能依靠公费订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和这些编辑、记者朋友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取材、标题和文字——常常有分歧，但是在一点上——给在报摊上用自己的钱购买读物的读者们写的文字，再好也不够好——我们具有值得庆幸的高度一致。
2001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2931
第一部分：人力资本的产权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特点一无所知，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非常热门的“激励”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我的回答，都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然也。
人力资本理论，像不少读者知道的那样，是将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理论，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来。一些经济学的先驱们，探究了经济增长中何以总产出的增长比要素投入增长更快的原因，发现健康、教育、培训和更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是现代收入增长的日益重要的源泉。这个认识一般化后，人力资本经济学家就把人的健康、体力、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等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可以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增长的一个源泉。
“资本”的产权特性，如同其他“物”的产权特性一样，许多人认为是清楚的。事实上，大家讲产权，好像不言而喻地都是在讨论“物”（property）：产品、货币和其他财货。讲到“资本”，不外机器、设备、厂房、场地、可周转的钱、道路、桥梁，等等。所谓资本的产权，当然就是这些可以投到生产过程生利的“物品”的那一束权利，也就是资本的所有者拥有资本品的收益权和让渡权。
这里，私人资本的所有者通常被叫做资本家。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的社会地位由其拥有的资本产权的大小来界定，社会的经济活动由资本家主导，这个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概就在所难逃了。
虽然自布劳代尔以来，不少经济史学和经济学高手都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实在含糊不清，但“资本主义”还是大行其道。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根本无须改革开放，即使穷乡僻壤的山村野夫也对“资本主义”耳熟能详。改革开放对这一点实在毫无“贡献”可言。改革开放只是改变了一部分中国人对“资本产权”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评判（另一部分人坚持不改，于是有“姓资姓社”之争）。普遍的观念变化也是有的，比如过去总以为“资本的产权”是与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对立的东西，现在不同了，“国有资产的增值事关国家命运”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方世界，“资本的产权”大概属于“只做不说”的事情了。资本产权，无论属于私人、社团、企业还是国家，一律每日每时每分每秒在收益和增值（亏损即数值为负）。从日常的市场制度到宪法安排都保障这一点，已经无须多说了。这就是讲，“资本的产权及其特点”在哪里都是清楚明白的。
人力资本与个人不可分割
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就不同了。首先是“人力资本究竟有没有产权”这个问题的困难，说来有趣，首先不在于难找好的答案，而在于问题本身很难明明白白地提出来！权利问题总是和“排他性的归属”连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定义的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健康、容貌、体力、干劲、技能、知识、才能和其他一切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能量，天然归属于自然的个人。人力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个人。这同任何“物”的资本不同。机器可以搬来搬去，厂房可以东拆西建，货币资本更能无腿而行天下。道路铺在地面，桥梁架在河上，但道路并不天然附属地面，正如桥梁并不附属河流。因此，当我们试着问“人力资本的产权”时，我们究竟是在问“人力资本的归属”，还是在问“人的归属”呢？人力资本不可分地归属于人，天然如此，何问之有？至于人的归属，除了可以蓄奴的社会，哪里有人会往“这个人归谁所有”这样愚蠢的方向去思考呢？问题提不出来，好答案就不会有了。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本文献，要么讨论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要么测度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都不讨论“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劲头十足的学者，同时又对产权问题有兴趣的，寥若晨星。
首先碰到人力的产权问题的，正是研究奴隶制的经济学家。1977年，巴泽尔（Barzel）在美国《法律和经济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提出奴隶经济中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奴隶制下，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有一部分奴隶不但积累了自己的私人财产，而且最后居然还“买”下了自己，从而成为自由民呢？巴泽尔发现，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 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他自己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固然“有权”强制奴隶劳动，但由于奴隶“主动的财产”的特点，奴隶主要强制地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的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运转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不但只好善待奴隶，如福格尔（Fogel）发现的那样，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quota），允许奴隶将超额部分归己，于是一些能干的奴隶因此拥有“自己的”私产，直到积累起足够的私家财富，最后有钱“赎买”自由身份。
这位巴泽尔，是张五常教授当年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据张五常在1984年的回忆，他在巴泽尔提出“主动财产”概念时，曾经将自己以前因为想不起这个特征，所以未能解释奴隶解放的经济原因的体会告诉了他。现在有了“主动资产”这个概念，张五常就作了一番精彩的发挥：劳力和知识都是资产。每个人都有头脑，会作自行选择，自作决定。我要指出的重要特征，是会作选择的人与这些资产在生理上合并在一身，由同一的神经中枢控制，不可分离。跟这些资产混在一身的人可以发愤图强，自食其力，自加发展或运用，也可以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
（张五常著：《卖橘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上文提到人力资本与人不可分开的特点，由此而来。
人力资本的私产特征
但是，“产权大师”张五常教授，这次却并没有从“人力资本的产权”角度来提问题，他没有进一步问：“既然人力资本不可分地与人合为一身，那么人力资本的产权形式有什么特点？”没有问，就不会有答。这在解释某些现象时，未免力有所不逮。这一点，在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的一个意见分歧中可以看出来。1982年，张五常曾写有一本关于中国前途的小册子，书中有一个判断，即人力和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并非私产，而非私产的人力和知识会影响其经济利用。舒尔茨读罢，写信批评：“人力在中国就不是私产吗？”张五常回应，舒尔茨怎可以认为人力资产——这包括知识——在中国是私有的财产呢？“他（指舒氏）曾到中国讲学，怎会连中国人民没有自由选择工作或没有自由转让工作的权利也不知道？私有产权的定义，是包括自由转让、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在人力及知识的资产上，这些权利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这些资产在中国不能算是私产。”（引文同上，第173页）
张五常的这一点反驳大有道理。只是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论据与上引“人力资本与人天然合为一身的特征”之间，存在着逻辑不一致。试想，如果人力资源天然与人本身合而为一，那么人力资源在法权上只能归属私人，除非法律保护蓄奴制，可以将人为奴。这一点，一位新劳动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罗森（Rosen）作过说明，他指出，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但是罗森在解释人力资本只能属于个人的产权特性时，用了一个限制条件——“在自由社会里”。他的意思是，只有在不允许将人为奴的法律条件下，人力资本属于个人才是真实的。但是读了巴泽尔关于奴隶经济的研究后，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撤去“自由社会”这一限制条件，即便是在蓄奴合法的制度下，由于人力资源的独特性，人力资源也还是在事实上只能归属于私人。你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奴隶制的法权结构都无法在事实上无视其存在。这就是说，人力资本的资源特性使之没有办法不是私产，至少，没有办法不是事实上的私产！
回到舒、张两位的分歧。要论熟悉中国的情形，舒尔茨一定不如张五常。但舒尔茨可能是按照逻辑“猜”的。试想，人力资本各种要素天然附属于人，“强制运用”人力资本的体制费用高得难以想象，这样的资产自然非私产不可用。这是“人情”所系，与国情无关，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舒尔茨到底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对人力资本的各种形态研究下过更多的工夫。他平时似乎很少用“产权分析”，但遇到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产权问题，他一“猜”就猜个准：人力资源在中国也是私产。
没有自由选择仍是“私产”
不过，张五常的实际观察又怎么可以忽视？在计划制度下，中国人确实没有自由选择工作或自由转让工作的权利。城里人工作靠分配，乡下人不准随便进城；体力劳动，做不到多劳多得；技能技术专长和生产知识都不是特别值钱；发明没有专利，创新不受法律保护；企业家才能更是免谈，谁“发现市场”，谁就是“走资本主义”，等等。人力资源的各种要素、各种表现，统统不得自由交易，也因此没有市价。人力资本的因素固然“附着”在人的身上，但就是不允许人拿自己的人力要素来交易，来自由选择利用这些要素的合约。这哪里能叫私产？产权者，“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阿尔钦语）也。现在私人选择利用其人力资本的权利不充分自由，张五常教授就一路推理下来，纳闷舒尔茨怎么还能把这样的制度约束下的人力和知识，仍然看做“私产”呢？
舒氏有理，张氏亦有理。我等后辈，如何是好？一般而言，同非人力资产一样，如果限制市场自由成交，当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的产权出现在德姆塞茨意义上的“残缺”，也就是在完整的人力资本的利用、合约选择、收益和转让等的权利束中，有一部分权利被限制或删除。产权“残缺”严重到一定地步，私产有其名无其实，一纸法权空文，毫无经济意义。这个道理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应该进一步问：当产权残缺发生时，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与非人力资本的“反应”（如果它能反应的话）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天然属于个人，并且只能由其天然的所有人控制着这种资产的启动、开发和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束的一部分（或全部）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人不高兴的时候，纵然是国色天香也可以“花容失色”的。普通资质的，给你一个“门难进，脸难看”，那就是负值的资产了。体力资源呢，也难办得很。最简单的劳动——种地，只字不识的农民要是不乐意干，你天大的神仙也拿他没辙；他可以“出工不出力”，可以“糊弄洋鬼子”，谁能把他怎么着？技能、专长和生产知识，这些要素就更麻烦一点，因为无形无影，你就是有绝对权威发威风，也不知从何下手。天南地北，有一绝技在手者，只需一句“你干一个我瞧瞧”，任你再厉害的主，也没有什么办法。“知识分子”，单单这个笼统的字眼就令无数英雄累弯了腰。你看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大多“手无缚鸡之力”，就是读了一点书，那个难办哟。你算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难办；算无产阶级，好像更难办。一棍子打下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倒可以“夹起尾巴做人”，不过要他们创造、发明、供给有创意的思维产品，可就难矣。其中共同的道理，就是人力资源的“主动资产”特性，使这种资本拥有反制“产权残缺”的特别武器。
“产权残缺”自动贬值
更特别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作同样的开发利用。一块被没收的土地，可以立即转移到新主人手里而保持同样的面积和土壤肥力。一座厂房和一堆设备，也可以没收后投入另一个生产过程而保持同样的价值和效率。一堆“没有臭味”的货币，谁用都值那么多钱。但是一个被“没收”的人，即便交到奴隶主手里，他还是可能不听使唤、“又懒又笨”，甚至如张五常教授所说，宁死不从。换言之，人力资本是一种可能因为“产权残缺”而立即自动贬值的特别资产。人力资本及其所有者用来反制产权残缺和残缺产权的转移的基本机制，就是“主动”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一落千丈，甚至瞬时为零。
由于这个特别机制，人力资本的产权私有性在各个制度结构里都不可能被取消。即使在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即所有非人力资本）都归了公，人力资产仍然归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把这一点阐述清楚的，不是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被叫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小书里，马克思讲到在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还必须保留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消费资料的“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个构想，现在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一切生产资料归了公，消灭了商品生产以后，要拿“劳动小时”来计量每个人的不同劳动贡献，除了在一个非常小又非常简单的“社会”里，根本不可操作）。这说明，即使把非人力资本的公有化程度推演到不可实际操作的高度，人力资本的私有性还是挥之不去！改革前的中国计划经济，怎么也消灭不了商品货币，要“共”人力资本的“产”，哪里做得到！
“发现市场”，实现市值
人力资本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千方百计会找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我们不是看到过，寒冬腊月在公家地里睡觉的“懒虫”，一回到他的自留地里，居然会干得满头大汗吗？当年“脸难看”的国营商场的售货员，走起“后门”来的干劲、热情和“服务质量”，哪里会输给他们在西方世界里面带“职业微笑”的同行！凡夫俗子“走资本主义”的花样百出，无师可以自通。“知识分子”的名堂，更是“罄竹难书”也。这些写来可成“大全”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作为私产的人力资本，从来没有“干净彻底”地被消灭过。它要么“没有”了，在权利完全不被承认的时候；要么顽强地表现自己，“发现市场”，没有白市找灰市，没有灰市找黑市，“人还在，心不死”，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市值。
以上讨论，使我们得出人力资本产权的三大特征：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第三，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上述特点一无所知，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热门非常的“激励”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我的回答，都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然也。
1996年9月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
本文系作者在1997年11月在上海股份制联合会上的发言，文字经作者订正。
我们原来的公有制企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里面缺一些东西。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缺了这些东西是不行的，你不管叫什么名义，用什么词，你要把这些东西请回来，你要叫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企业制度里面生根，否则的话，我们走不出去。这东西就是人力资本。
国企问题是产权问题
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不改革，会成为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一个障碍。国有企业资产非常庞大，从账面上来看，大概有8万亿元，其中经营性的有6万多亿元，但从盈利能力来看，非常微弱。从趋势来看，1996年全部国有企业的利润有600亿元，1997年有400亿元，1998年有200亿元。1999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上半年是200亿元，全年也许会比上年多一些，但就是有600亿元，每100元账面资产也只有1元的利润。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同样，20世纪80年代发展很红火的乡镇企业，特别是集体乡镇企业，现在从经济效益来看，也是走下坡路。这样的现象，非常值得研究。
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造成的？现在有许多讲法，一种说是因为国营企业的历史太长了，包袱太重了。可是在市场经济中，历史悠久的公司并不一定就经营不善。相反，长期的市场竞争，反而会累积无形资产。你去看看IBM公司多少年了，福特汽车公司多少年了，英国许多老牌公司多少年了，它们并不因为历史长就一塌糊涂，盈利能力就下降。所以这不是一个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原来的公有制企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里面缺一些东西。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缺了这些东西是不行的，你不管叫什么名义，用什么词，你要把这些东西请回来，你要叫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企业制度里面生根，否则的话，我们走不出去。这东西就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关键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通常会把经济增长看成是许多要素投进去的结果。因为一个经济系统肯定是要把许多东西放进去，它才有东西产出来。那么什么东西往里放呢？最早人们认识到是土地，然后认识到是劳动，最后认识到是资本。传统的观念把“资本”的概念看做是物质的东西，就是财物的资本、货币的资本。机器设备、厂房这些东西都看做是资本。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作了研究以后，发现有一些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的。舒尔茨认为，投入的自然资源有限没有关系，只要人的质量提高，把科学技术运用到生产当中去，你就会发现很多替代品。这个替代品就会使原来没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变得有价值，原来利用效率低的资源变得利用效率非常高。这个理论是划时代的。它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土地，不是数量上的劳动力，也不是银行的钱或机器设备，而是人力资本，是人的质量，包括人的进取心、人对风险的态度、人的知识的累积程度和应用技术的能力。
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日本的复兴，是美国援助的结果。可是研究表明，美国同样援助了拉丁美洲，而且援助拉美的程度，在早期要比援助欧洲、日本大得多。但是，拉美经济没有起来，德国和日本却很快起来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依靠两个国家优秀的企业家和工人。有了这个资源，再加一点物质流量进去，经济就起来了。
经济学家又进一步研究产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一个界定清楚的产权，对人、对人的行为、对人的预期有什么影响，进而怎样影响经济效益。无论人的受教育程度、受训练程度，无论是他掌握的科技、他拥有的创业精神、他的冒险精神和责任心，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同样一个人，从数量上看都是人，但是他的状态、他的精神、他所拥有的知识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可能是1，可能是5，也可能是10。人身上所拥有的能力是真正的人力资本。人的这个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有些能力不仅来自后天的训练，也有天赋的成分。
人力资本产权形式非常特别，它只属于个人。其他资源通过国家政权基本上都可能得到，唯独人的能力是天下最麻烦的东西。要是它不启动，谁都没有办法。能力附属在一个人身上，天然就属于个人。你说这个机器、厂房，这个工厂，这个土地是公家的，但这个能力是他自己的。这一条在任何时代都没有改变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售货员，他就是不对顾客笑。他不按时来上班，你可以扣他，可以罚他，但这个笑你就没有办法，强制的笑比哭还难看。而笑在服务业中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它让顾客高兴，觉得花钱值得。所以说这是人力资源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天底下的东西都不要激励，一碰到人就有激励的问题。什么叫激励？就是他的目标跟你的目标能否一致。你外在的目标能不能转化为他的目标。你如果不能转化为他的目标，他把这个事情老看成是你的事情，那麻烦就大了，那他的能力就不启动、不有效启动或者不充分启动。经济中的很多麻烦都跟这个事情有关。各个国家竞争、比赛，比什么东西？就是比这个事情，就比什么经济体制能把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挖出来。
启动人力三法
从经验来看，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有多种办法，一种就是强迫。这通常对简单劳动起作用，但对复杂劳动不能够持久。因为谁来强迫强迫者呢？你派个监工去，那么监工又为什么好好干，监工身上的能力怎么能持久调动出来？然后你会说，我会派人去监督这个监工。一层层派下去，到最后还是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强制搞经济活动是断然不能持久的，否则应该是那些奴隶制国家发展得更好，因为它一直是靠强制的。第二种是靠热情，类似于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信仰的东西。它的作用有，但不够普遍。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套东西，也不能持久。当然，我们认同意识形态或者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企业文化。它的作用不单单是说服，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尊重。
调动人力资本更重要、更普遍、更持久的办法应该是交换。要让人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企业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你总要跟他换东西，而这种交换跟任何交换一样，都要遵循市场的法则。老板也好，经理也好，要调度职工的积极性，或者国家要调度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责任心，都要根据市场的原则来作交换，激励人的潜能发挥到极大的价值。
企业、公司是团队式的生产组织。团队性的生产是大家共同努力产生一个成果，这里包括了很多部门，从接线员到技术工人。所以对团队生产来说，员工更容易产生所谓“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团队生产计量不清楚，或者很难计量每个人的劳动和这个共同产品之间的关系，所谓多劳多得，就很难贯彻，有的人就会偷懒，因为谁都不知道每个环节对最终产品和产出的影响。这时要设置所谓的监督机制、计量机制，要测定每个部分、每个工作与最终产品的关系。大公司层层分解下去，往往难以测定某员工跟产品的关系、跟这个公司的市场占有份额的关系。因此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动力。这个动力机制就是剩余的利润索取权。这个剩余索取最终驱动整个公司的运作。这时管理已经跟剩余连在一起，跟利润连在一起了。
这种经济体制和那种经济体制之间最大的差别，是看能把人激励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企业的目标。所以激励实际上是找一套机制使得这两种目标能够一体化，或者最大限度地靠近。要增强管理，光引进国外的技术经验是没有用的，还要学习国外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不解决，办再多的学习班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管理者自己不想使用掌握的知识，不把他的能力发挥出来，企业就管理不好。
办好企业，办得有盈利，中国人不缺这个能力，不比其他人差，甚至可以说要比别的民族好一点。很多美国教授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一到海外就这么厉害？从历史上看，都是非常穷的农民，到了美国就开个洗衣房、饭店，就靠这个谋生。几年时间，他就起来了，买房，让孩子上名牌大学，第二代一出来就进到中产阶级去了，然后就形成新一代的中国城。什么道理？说明中国人有才能，至少不会比美国人差。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承认人的能力，是不是把好人挑到管理的位置上，然后又开足马力去启动他的能力。
我相信中国人不缺这个能力，问题是我们缺乏这个体制，能够把这类人选到这个位置上来，然后激励他。当然下一步你还得能管得住他，约束得住他。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激励不足。
激励企业家这种人力资本，不能仅仅靠工资，还应该让企业家分享利润。这个利润分享不是短期分享。关键是把分享利润的权利资本化，变成一种股权。
比尔?盖茨刚创业时，虽然从风险投资人那里找了一些早期投资，但钱很少。那么他如何吸引最有竞争力的人才？就是给你股权。早期到比尔?盖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他的工资比市场平均工资低15%—20%。但是他不欺负你，他给你公司的股权，以弥补这15%—20%。结果微软公司的资本以火箭速度增值。现在早期跟他合作的人都拥有千万元以上的家产。同样，当人们问雅虎公司总裁杨志远，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怎么找到最好的人？他说我们找人不单单是靠工资，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都是公司老板的组成部分。
所以从体制上来说，不管是国有、集体，还是乡镇企业，管理者要跟利润挂钩。高级管理层做的决定会影响公司长期运转的资产质量和公司的市场竞争的定位，对利润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管理者分享利润，就会关心利润。这是投资人的福音。想要投资人放在企业里的投资有回报，就一定要让这个管理层好好工作，这是为什么分享利润的计划会如此普遍的原因。当然，分享多少要由市场决定。分享利润的权利也不能够短期化，对那些最核心、对公司最有影响的人员，他做的决定、行为对公司有长远影响，分享利润的权利要资本化，要股权化。股权化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要把过去的贡献折成股份，另一条是给他期股权。股东可以终身分红，也可以把这份股权出让。
归结起来说，企业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能够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把人力资本充分挖掘出来。否则，搞活企业就永远是空话。
1997年11月
能力定价和高科技产业
人是否乐意“调用”知识存量，更重要的，是否乐意学习，取决于社会对其拥有的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怎样定价。定价机制不简单，讲起来似乎只是钱、报酬方式和数量的斤斤计较，背后其实是完完整整的一部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本主义基础上从人权、产权到知识产权的现代文明史。
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有头脑的人。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是企业。因此研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策略，不能不研究有头脑的人和企业。本文讨论人和企业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市场和企业怎样为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的头脑定价，以有利于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充分的运用。
定价问题：一般商品和特别商品
北京人都知道大白菜的故事。大白菜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当时的政府很有理由地管制着大白菜的价格。管制的结果是，菜农不愿意供应低价白菜，而居民的“需求”又因为低价机制而毫无弹性。于是政府两头忙：一头要督促农民种够大白菜，另一头要组织低价大白菜在城市居民中的分配。后来开放了市场，允许价格反映大白菜的供需形势，价格就开始发挥所谓的资源配置功能。现在，政府再也无须为大白菜忙活了。这个故事说明，定价机制被歪曲，连大白菜都会供不应求。
改革二十多年，关于价格机制对一般商品供求的调节作用，大家的认识似乎一致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特别商品，比如所谓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油料、棉花，能不能放开由市场价格自由调节，政府和许多经济学家的意见还不那么一致。至于更特别的一些商品，比如货币（其价格是利率），能不能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供求，人们的认识就更有分歧了。但是，今天的政府和中央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主动利用利率杠杆，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最后一类特别的商品，是否可以由市场价格调节其供求，各方的认识分歧更大。这类商品，包括本文讨论的人的能力，或者说人的头脑。困难的问题，首先还不在于应不应该运用价格机制为这些资源定价，而在于：（1）这些特别的“资源”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商品；（2）市场和企业怎样为这些特别商品定价；（3）这些稀缺资源被正确定价之后，社会能不能接受。
本文集中讨论这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根据大白菜的经验，只要解决好怎样定价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最后是可以解决的。
对“能力”定价：重要性何在？
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人。但是，人可不是一个被动地“存放”或“保管”知识和技术的“场所”。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应用于经济过程，以及这种应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1）能力，即综合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创造性组合或发挥的本事；（2）意愿，就是我们的这位知识和技术的主人是否乐意“调用”其知识存量。
人的意愿是知识和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的十分重要的因素。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具有自主意志的个人。这一点，把知识财富与任何其他物质财富区别了开来。物质财富可以“随便拿走”，但是“臭老九”掌握的知识财富可是拿不走的。他不乐意“调用”，任你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这是知识分子问题麻烦的全部根源所在。当然如果社会制度足够野蛮，也可以“蓄人为奴”。但是根据巴泽尔的研究，即便在奴隶制下，法权上成为奴隶人身主人的奴隶主，也无法做到在奴隶不乐意的条件下，像享用自己的物质财富一样，“享用”“自己的”奴隶的劳动。恩格斯的著作中提到过的罗马时代那些聪明的奴隶在事实上支配着愚笨的奴隶主，现在看来并不是特别费解的事情。
人是否乐意“调用”知识存量，更重要的，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知识存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是社会对其拥有的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怎样定价。定价机制对头，人就乐意去“启动”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并变成经济增长的增量；反之，他不但不生产，还可以“反生产”。这样看来，所谓对人的头脑定价，就是对人的能力定价。对人的能力定价的重要性，完全在于历史已经证明，靠强制和威胁是没有办法动员“能力”资源的。仅仅靠说服（或宗教情怀或意识形态），既不充分，也不可能持久。必须研究的，是平等交易。基本问题是：你在多大程度上启动你的能力资源，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给你回报。平等交易，就要定价机制。所以定价机制不简单，讲起来似乎只是钱、报酬方式和数量的斤斤计较，背后其实是完完整整的一部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本主义基础上从人权、产权到知识产权的现代文明史。
回到大白菜。政府人为压低大白菜的价格，本质上不是“看轻”大白菜，而是“看轻”生产大白菜的人——北京菜农——的“能力和努力”。你看轻了，人家的“能力和努力”就不充分“供应”，结果就是任你用尽什么办法，还是达不到大白菜满足供应。
高科技、低科技，在这一点上道理是相通的。原则上，真正懂得“低科技”的大白菜供求之道的，也应该懂得“高科技”的发展之道。不过，“高科技”依托的能力定价问题有一些特别，需要作一些特别的探讨。
“能力租”
“能力”资源，作为一种要素投放到市场，有一些特别的经济性质值得注意。限于篇幅，本节只讨论其中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生产“能力”的“成本”与“能力产品”的关系非常难以确定。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流行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通常把“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市场知识的存量”（Rosen,1977,1986），看做是一种未来收入的源泉。更一般的，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以教育、培训和扫盲为基础的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看做是“生产”人力资本的结果（Schultz, 1961，1975）。由于这样的认识，社会用于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投资，就可以在收益率方面同用于非人力资本的投资相比较。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个直接可观察的事实是，同样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资，可以“生产”出不尽相同的、在某些方面差距甚大的“能力结果”。同等学力的学生，日后的能力差异颇大。一些低学历的“天才”，在经济增长中表现得能力非凡。反过来，部分高学历者，虽然投入的成本很高，但终其一生，既没有重大的创造和发明，也没有惊世骇俗的企业家才能。这可以说明，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之间，并没有线性的关系。这对于习惯于“成本定价”思维模式的人来讲，要按照“能力”的“生产成本”来为能力定价，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越是“高科技”，越是“知识含量密集”的地方，简言之，对转化已有知识的创造性要求越高的领域，生产能力的“成本”与“产出结果”的关系越难以确定。成本定价法，例如按照学历定薪资和待遇，就越是错误百出。
比较相近的，能力资源有点像矿产资源。我们可以根据矿产的稀缺性和矿产的品位定价，但无从探究和比较不同矿产的“生产成本”，因为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矿产的全部生产成本。如果说矿产对于人类经济社会，是自然所赠的礼物，那么那些杰出的头脑，就是文化历史所赠的礼品了。在经济学上严格一点，与其说为能力资源确定一种价格，不如说决定一种能力资源的“租”（rent）。关于“租”的经济学告诉我们，成本对于确定租的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产权强度。
测度“能力”的困难
能力资源是无形的，因此直接为能力定价（租），首先要遇到测度的困难。矿产在物理上有形，甚至油气田都是如此。但是“能力”无形，于是带来无法直接测度（或者直接测度的成本太高）的困难。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凡是涉及对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测度，问题就比较复杂。由于经济产出品常常是许多要素综合投入的共同结果，要测度能力的贡献份额，就更加困难。其实，许多经济制度安排就是为了解决测度困难而生的。例如计件工资合同，就是通过计量产出品数量来测度工人的能力和努力。计时工资合同，则通过计量工作时间来测度工人的能力和努力。显见的事实是，任何间接的测度办法都会有误差，因为无论产出品数量和劳动时间，都不足以完全准确地反映能力和努力的投入。因此，在任何一种市场性的合约中，总有一些“公共域”（public domain）问题存在。就是说，总有一些误差带来的实际利益，落在一些力量的控制中。
对一般工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测度误差，带来的后果也许并不严重。但是，在高科技产业中，如果对以下两种能力的测度带来了误差，从而引起能力和努力的供给不足，那么发展高科技，就差不多成为南辕北辙的事情了。
这两种能力，一种是技术创新，一种是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市场盈利能力的企业家才能。我们首先分析，为什么这两种能力的测度误差常常很大，主要是因为：
第一，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能力，由市场的长期竞争来检验。
第二，技术和市场的创新能力的间接测度指标，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例如利润指标。
第三，综合性的间接测度指标，反映的是众多投入要素的共同结果，因此发明家和企业家能力的贡献份额，难以独立考核。
第四，这些考核的困难，带来了对经济制度安排的挑战。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仅仅运用工薪报酬制度，没有办法激励技术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有效供给。
为什么股权安排是重要的
正是创新对经济产出流的持久的决定性影响，要求在薪资制以外，以企业的股权来作为对重大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才能定价的基本经济制度。
薪资制的经济特点是事先的“合同性收入”。当企业与员工签订薪资合约的时候，通常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承诺。因此，当员工一方完成合约规定的工作义务的时候，企业不论总的经营成效如何，都必须按照合约支付薪资，即使在企业破产的时候，也要首先支付拖欠的薪资。换言之，薪资的领取人对企业的存亡并不负有责任。这类薪资合同，适用于经济行为影响企业成本，并仅仅影响企业成本的主体。
但是股权安排完全不同。首先，它不包含一个确定性的承诺。股权的回报是红利，也就是企业支付了全部确定性承诺后的剩余。有剩余，股东可以分享；但没有剩余，股东也必须“扛着”，直至承受破产的风险。其次，股权不是短期安排，而是与企业生命周期同样长的制度安排。股权是不可退、只可转的制度安排，这保证了持股人的经济行为与企业持久地连在一起。
不难理解，为什么要考虑技术创新人和企业家的股份安排。道理很简单：技术和市场创新的行为，影响的是企业的长远的、不确定的未来结果。对于行为影响长远而影响的方向又不确定的行为主体，仅仅给予短期的、确定性的激励制度安排，必定会发生经济学家们叫做“激励不相容”的后果。股权分享是给发明家和企业家能力定价的主要制度，回避这一点，发展我国高科技产业最主要的资源就会供给不足，正如当年定价机制的错误，导致大白菜的供不应求一样。
理解当代的实践
对于利润分享、认股权、管理层收购（MBO）以及风险资本等，直到对硅谷的优秀头脑大下其注的当代西方企业制度和高科技经济体制的实践，我们有必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于国内的探索，包括公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经理持股、各类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经验，我们更要下工夫研究实践的合理性和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的判断是，政府根本无须“发明”什么高明的办法，只要顺应时势，在中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并在与社会各方充分的信息交流中推进有关立法，就可以完成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推进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1989年9月16日
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
学生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假文凭泛滥，这些现象，在我看来，都与“学生质量考核”有关。问题的重点，不是学生为什么想作弊，以及为什么有人居然敢用假文凭。问题的重点是，那些防止考核学生质量出错的机制，为什么大面积失灵？
报纸报道，时下学生考试作弊、假文凭泛滥愈演愈烈，有成为潮流之势。怎样解释这些“有辱斯文”的现象呢？想来想去，这件事情不简单。因此选择“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作为寻找合理解释的入手之处。
特别困难的考核
大体而言，知识是可以分类的。学校里传授的知识是所谓“一般性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那些特殊的知识或技能。特殊知识可以通过“专利”或“商业秘密”来界定其权利，并加以保护以利于交易。那么，一般性知识靠什么来保护呢？张五常为此提出过一个理论，要点是一般性知识可以自我保护，因为想要获得一般性知识的人，必须花费工夫“学习”。
学习的各种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构成获取一般性知识的“代价”。比如中学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外文，教科书可以用版权来保护，但是课堂讲授和基础训练，并没有专利保护，正如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教的各门专业知识也不设专利保护一样。但是，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掌握一般性知识的便捷之道，不是买本教科书自学成才，而是经过学校教育。有趣的是，学校里的知识既不可能直接买到手，也不可能立马“偷”到手。无论是谁，真正要得到这些知识都必须下工夫“学习”。除了支付学习的经济代价之外，学生还必须花费“求知的努力”。读书人都知道“十年寒窗苦”的意思，可不单单指节衣缩食而已。
但是，学生经过学校教育项目之后，究竟掌握了多少一般性知识，非常难以识别和鉴定。一个原因是，一般性知识是所有“直接有用”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对其“上层”的“有用性”和贡献程度，难以确认。我们不妨随便问一位“成功人士”，当年读没读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或者有没有用方程式算过“鸡兔同笼”？要是得到肯定的回答，我们不妨再深究一个问题：当年熟读“木兰词”或算得出同笼鸡兔脚丫子的总数，与日后的“成功”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妨扪心自问。拿我自己为例，当年高声诵读的“金戈铁马入梦来”，对于今天在大学教书领薪水，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和贡献呢？
答案是没有直接的用处和贡献。但是，从间接意义上看，一般性知识的用处和贡献又无所不在。古典诗文对于文字操纵能力的培养，应该无人否认的吧？而文字操纵能力，差不多又是一切其他知识的基础。至于韵律之中的美感及其对于性情的陶冶之功，那就是无论你从事什么行当，都可以受用无穷的。“大人”也许一辈子不再计算鸡兔同笼，但是由此培养而得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却让他们终身受益。难题在于，直接有用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比较容易检验和识别，而直接“没有用”的一般性知识，其有用性就难以检验和识别。由此，掌握一般性知识的程度，也就难以评判，本文所谓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就是这样来的。
考核出错的学问
其实，考核任何物品的品质都有困难。“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这当然管用，但差不多只能对付最简单的品质考核。复杂的呢？彩电的质量如何，当然你可以亲眼看一看，但是你看到的“那一片刻”的质量，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更复杂一点，考核钻石首饰的真伪，莫非“你就得亲手砸一砸”？巴泽尔分析过市场里考核不同产品品质的方法，他的结论是，考核品质总是要破费的，而“考核费用”在不同商品市场里有极其不同的分摊模式。卖西瓜的可以让你尝一尝，“不甜不要”。那一点考核费用，其实摊入西瓜卖价，由全体买瓜者支付。要是西瓜的滋味实在太差，人们屡尝而不买，那个倒霉的卖家只好兜底了。也因为如此，卖瓜者多少总要为提高他自己识别西瓜品质的能力而投点资，保证进货的品质，降低兜底的风险，减少考核成本。
但是，西瓜交易中考核成本的分摊模式，却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你要知道龙虾的滋味，一般是要由你付费才能“亲口尝一尝龙虾的滋味”。作为耐用消费品的家电，其考核费用在卖方市场上主要由买方支付，而在买方市场上就更多地由卖家承担。张瑞敏砸冰箱以及这个“故事”被天下都知道，可不是免费的事情。市场竞争迫使生产商“实行三包”并对品牌投资，其实是在“一种产品的品质需要长期考核”的行业里，分摊考核费用的具体模式而已。名牌瓜子并不能比非名牌瓜子多卖几个钱，那是因为考核瓜子品质的费用比较低。但是名牌珠宝就全然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名牌珠宝商的信誉要长期“投资”，直到市场相信，品牌珠宝商不但聘得起一流的珠宝专家帮助顾客考核珠宝的品质，而且其专家系统绝不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贱卖名声、指鹿为马。
巴泽尔的工作，告诉我们以下几点。第一，产品的品质越难以直接检验和识别，分摊考核费用的模式就越复杂。第二，为了有效地考核品质并降低考核成本，需要各种各样的（考核）专家系统。第三，考核是容易出错的，为了减少考核出错，包括专家考核的出错，社会还需要投资于一些特别的组织、机制和制度。让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不能有效地减少考核出错，产品品质的生产过程就一定要受到连带影响。根据以上“预备知识”，我们可以来讨论学生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假文凭泛滥等现象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现象都与“学生质量考核”有关。问题的重点，不是学生为什么想作弊，以及为什么有人居然敢用假文凭。这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面，不可能从中产生合理的解释。问题的重点是，那些防止考核学生质量出错的机制，为什么大面积失灵？让我们直指“教育专家系统”本身，研究考核成本的分摊模式，然后发现每个环节发生考核出错的原因。
2000年11月29日
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
国有教育体制的“亏损”不是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质量上，反映在学校名牌、教职和文凭的贬值上。无论如何，没有可靠的教师和学校，要指望由“学官”来解决考核学生质量的难题，是靠不住的。
教育考核靠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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