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考试培训市场广告大战相当原始。大家没有在报纸电台登广告的习惯，而且学校规模都不大，生源市场主要集中在北大、清华、人大、北工大等几个中关村一带的重要大学，不必在报纸电台登广告。贴广告的地方，无非是中关村和各大学的广告栏以及星罗棋布的电线杆死。于是，广告互相覆盖，你在电线杆子上贴广告，我覆盖你的广告，你再覆盖我的广告；你上午贴广告，我上午覆盖你的广告；你下午又来覆盖我的广告，我下午再去覆盖你的广告。刚开始的时候，俞敏洪印一千份广告能贴一个星期，过后，一万份才能贴两天。一根电线杆上广告纸恨不得有半寸厚，像围了一圈白箍。北大校园市场争夺最激烈，战场在三角地。
三角地广告栏十几米长，两三米高，我的广告被覆盖，干脆，带上足够多的广告，足够多的浆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啪啪啪，挨着贴，全覆盖。1989年底至1992年，大学讲座萧条，学术活动基本停滞。学生不敢也没有兴趣在广告栏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学生第一感兴趣的信息就是托福、GRE考试培训的消息。学生热情高涨地聚在这里，已经不是为了“革命”，而是托福，GRE。三角地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势态的一个缩影。所以，学生们不在乎满眼的托福、GRE广告，反倒高兴，你们这帮家伙掐得越厉害越好，哪家钱少，教学质量高，老子就去哪家，跟老子下馆子一样。
事情来了。
1992年初春，一天下午，俞敏洪的广告员出去贴广告，刚往上贴，另外一个学校的广告员早就等在那了，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三刀，捅伤了手臂，到医院缝了8针。
俞敏洪认为是天大的事，赶紧去海淀区公安局刑警队报案，人家似乎没当回事，说，谁捅的你？不知道。人呢？跑了。好，先给你立个案。接下来就没回音了。
这时，俞敏洪才意识到办学校，还有个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第一位的是生命安全。谁能保证生命安全？当然是公安局。跟公安局搞好关系成了俞敏洪的头等大事。于是，一介书生，活的30岁没跟公安局的人打过交道，自己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跟公安局有关系的人。没办法，只能脸皮抹下来，硬闯死磕。
如果说他认识公安局的人，就是报案时接待他的那个警察，可是匆匆忙忙忘了问人家的名字。去找，肯定不让进去，即使进去了，办公室里人多，生套近乎拉关系，人家不一定出来，一次不出来，这条唯一的线就断了。要去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公安局大门外死等。等到快吃午饭的时候，那个熟面孔的警察晃晃悠悠出来了。
俞敏洪迎上去，“您好”。
“你是……”
“我们见过面，前段时间我的广告员被捅刀子的事情？还记得吗？”
“啊啊，记得记得，你不是东方学校的俞老师吗？”
“对，是我”
“有什么事儿？”
“上次麻烦你了，想请你吃饭。”
“吃什么饭呀……”
“哎呀，走吧，走吧，吃点儿便饭……”
生拉活拽，进了公安局对面的小饭馆。
这个警察看俞敏洪是老师啊，热情洋溢，面也挺善，便坐下，三杯酒下肚，乐得交个朋友。最后答应俞敏洪的请求，把刑警大队的政委“请出来坐坐”。
半个月后，约束当时中关村最好的馆子——黄庄“香港美食城”。
这次，俞敏洪才算是跳出了学校这个小圈子，走进了江湖。在学校，一天到晚，脑子里永远装的是学校学校，学生学生，上课上课，英语单词，还是英语单词。外面世界的事情，一窃不通。学校要办大，要稳定，社会上方方面面都要搞定才行。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哪成？俞敏洪平生不擅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擅于跟社会打交道，不擅于跟官场打交道，为了办学校，硬着头皮也要打。
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香港美食城。
在中关村十几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么好的饭店。
政委来了，那位警察新朋友来了，还带着一位警察，加上俞敏洪和陪吃的一位老师，五个人，要了两瓶高度“五粮液”，后来又加了两瓶。
他在这种场合交流有问题，一是他那江阴普通话，别别扭扭，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二是找不着话说。为了掩盖自己的内心的尴尬和恐惧，便频频劝酒，劝别人喝，自己先喝。不会说话，只会喝酒。因为不从容，内心紧张，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
赶快通知他老婆，他老婆正在招生，说，“俞敏洪喝酒肯定没问题，不会死的。”到医院来才吓了一大跳。
俞敏洪喝了一瓶半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
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
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
他说：“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正在干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怵。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不办学校，干嘛去？
他以“死”感动了警察。竞争在继续，捅刀子的没有了。
以命相交，不管是否愚蛮，怎么会没有朋友呢？
俞敏洪过了一道鬼门关，“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新东方校训从此酝酿。
四、垃圾筒上的演讲
2006年12月17日，成都。
细细密密的雨丝中夹着雪粒，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湿润，还有寒冷。气温很低。冷得显而易见，冷得出乎意料。头一天，成都还阳光明媚。
上午8：50，新东方“成功三人行”励志演讲团俞敏洪、王强、王明夫一行到达体育馆，电子显示屏上同时出现了“老俞你好！”几个字。俞敏洪 、王强、王明夫们满脸含笑，身穿红黄相间运动服的老俞一句“西华大学的同学们，我爱你们！”一出口，全场掌声雷动。
俞敏洪侧身相向，平静的笑容里掠过惊喜。
他想起了1992年冬天，他在寒风中站在垃圾桶上为上千名学生的演讲。
时空倒转，排山倒海。
那一次，他租了一千二百人北京图书馆的报告厅进行免费的讲座。“这么冷的天我穿着大衣都觉得冷，我想也就最多来个几百人就算了。没想到一来来了四千人。四千人进去了一千二百人，北图就把门关上了。进不去学生就很愤怒，在外面又推门又砸玻璃，结果把整个紫竹园的几十个警察全部给招过来。警察弄过来站成一排，学生根本就不买账，把警察推开继续推门。”俞敏洪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俞敏洪想亲自出去平息学生们的怨气，警察说你出来学生就把你撕碎了。俞敏洪没有听从警察的劝阻，礼堂里面由其他的同事代讲，他自己还是走出了大门，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给学生们讲起来。“我的衣服全部脱在礼堂里面，只是穿了一个衬衫。我一挥手，我说大家不要闹了，我就是俞敏洪”。这时，所有的学生就安静下来了，俞敏洪在外面讲了一个半小时。“本来很多学生都愤怒地看着我，讲着讲着学生就很开心很高兴。有的学生把他们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穿。讲完了以后，派出所二话没说就把我带走了，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
当时门外有近千名无法进人礼堂的听众高喊着他的名字。礼堂内的俞敏洪激动了!他无法抵挡这种呼唤。他把礼堂里的讲座交给同伴。然后走到室外，站在一个垃圾桶上开始了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一次免费大讲座。下面近千双和他一样年轻的眼晴盯着他，虽然他们在寒风中冻得有些瑟瑟发抖，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离去。他们的心在燃烧。他们浑身的热血在沸腾。他们要在这个有些疯狂的老师身上寻找答案:“我能成功吗? ”
这个问题，俞敏洪早已在心中问过千遍万遍，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了。
五、 向学生三鞠躬
有件事至今让徐小平耿耿于怀。
俞敏洪在新东方延续了一个定制：每年都要向优秀学员发奖，金额为几十万元。1997年的一等奖是1000元的山地车。这年，徐小平、王强一干人等齐聚新东方，都站在讲台上，发完奖后，俞敏洪说：“颁奖大会结束，英语讲座开始，全体老师退场，老师退场之前，我们代表新东方老师向大家鞠躬，大家辛苦了！”
徐小平大吃一惊，怎么大庭广众之下，老师向学生鞠躬？而且是三鞠躬！
徐小平跟着三鞠躬，觉得深受侮辱。师道尊严，东方如此，西方也如此，从来没有老师向学生鞠躬的。“一鞠躬还说的过去，三鞠躬太过分了！”他说。
徐小平跟俞敏洪说：“敏洪，老师向学生三鞠躬，这样干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样不好！”
“有什么不好！”
王强对冷不丁三鞠躬“有点纳闷儿，后又觉得没什么，学生是上帝嘛”。
辩论没有展开。俞敏洪不是那种能针锋相对面对面辩论的人。
徐小平深知俞敏洪的心理。他对“鞠躬事件”有大段的分析：“新东方学校门口有校长信箱，每个教师都有投诉电话、投诉传真、投诉电子邮件，一直对学生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一种衣食父母的景仰心理。也许是农民对土地的崇拜，也许是农民对生存否认恐惧。总之俞敏洪是以此等虔诚的心里来看待学生的。由于这么一种深层的精神本源，这种面对学生的敬畏感，对学生的尊重成了新东方最高原则之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之一。在这种原则下，演化出了新东方对学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新学员开学校长们的集体演讲，过年过节组织校领导跟学生联欢，给学生发巧克力，发粽子，演化出了新东方文化。”
俞敏洪没有理会徐小平的反对，不管在校内校外，仍然在正式演讲后给学生鞠躬。他跟徐小平的理解不同：“其实，这个问题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徐小平反对鞠躬，我继续坚持给学生鞠躬，学生来听你的讲座，是学生对你的恩惠，向学生鞠躬表示对学生的尊重。老师怎么就不能向学生三鞠躬？”
他不忌讳自己的农民身份。他调侃说：“我小时候在家里插秧，早就把腰练出来了，鞠躬一辈子，腰也不会疼。”
徐小平在批判性地表述新东方文化和教育思想的同时，无意识地揭示了新东方文化和教育思想的形成和俞敏洪的独特关系，与俞敏洪生长的土地和个人奋斗历史的关系，虽然他在叙述历史时充满了矛盾。
新东方创办初期没有学生来报名，俞敏洪询问了几个学生，都说担心教得不好几百元学费白花了，他就干脆办免费讲座。“不花钱不就不用担心了嘛，但是免费的他听了之后就知道我们水平怎么样了。”直到现在，他也坚持新东方的前两节课是免费试听，不满意没任何条件退款。
在新东方，对老师的考核也不是掌握在俞敏洪或者其他管理层手中。学生对老师的讲课是否满意，直接关系到老师的薪水。在新东方的课堂上，如果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直接把他轰出课堂。“道理很简单，学生花了钱，花了时间，当然有权利要求一流服务。”
为了了解学生的喜好，新东方设立了一个单独的部门，专门研究80后的年轻人思想、表达方式的最新变化。俞敏洪的看法是，只有老师了解了学生，才会有最合适的教育方法.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崔永元、易中天的节目？都是用嘴巴在讲，但是他们讲的道理我们就是爱听，如果出来一个人像官员讲话一样来跟你讲那些道理，你虽然老老实实在那坐着，却可能一点也不接受。做教育，如果崔永元、易中天来给学生讲课，肯定也是场场爆满，谁还会逃课？”俞敏洪说，只有先迎合学生，才能引导他们，才能让他们接受价值体系的教育。
当俞敏洪面对学生无数双迷茫的眼睛，当他一次次收到学生的来信，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痛苦和绝望时，他知道他肩负着某种使命。俞敏洪经历过迷茫、痛苦、绝望，从迷茫、痛苦和绝望中走出来过，他给这些孩子的，不仅是单词和超常的应对考试能力，他更希冀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带给学生点什么。
学生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学生们热情的掌声，学生们一次次拥抱，让俞敏洪不眠不休，到最后已经忘记了劳累，多少次把嗓子讲哑了，又把嗓子讲好了；多少次讲完后累得躺在床上再也不想动弹，但第二天又奔波几百公里走进另一个掌声四起的礼堂。
俞敏洪说 ，“ 不知道我们究竟带给了学生什么。学生们对于我们太宽厚了，一点点的思想和幽默就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中国的学生真是太好了，好学、勤奋、礼貌，尽管迷茫但是不失坚强。当几千学生冒雨打伞来听讲座，所有的雨伞在黑色的天空下像盛开的鲜花；当那些残疾的学生推着轮椅一步步走进礼堂，他们的身体变成了坚定的磐石一样；当学生挤不进礼堂站在窗户外面，他们的轮廓在灯光的剪影下变得如此的美丽。我们一次次地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我们决定：每一年都要走下去，带着梦想、带着信念、带着坚强。为此，我们自己不得不变得更加有梦想、有信念、有坚强，我们不得不使自己不断地进步。”
在新东方流传着一句富有国情特色的话：“学生就是领导。”不说学生是上帝，是因为有许多人不相信上帝。学生是领导，意味着一切的评价标准是学生的满意度及其进步。一声喝彩或嘘声，就可能决定着一个老师的去留、薪水的高低。对于被学生投诉的老师，新东方的处理方式是很特别的：先好好进修去，有了提高再回来，新东方永远对优秀人才张开怀抱。
在一种极其严格的淘汰制度下，新东方教师每堂课都处在学员的严格要求之中。新东方敢说这样的话：“能在新东方的讲台上站住脚，那才是真正优秀的教师。”曾有一位受到学生批评的教授，王强找他谈话的时候，这位教授矜持地说：“我在北大、清华、人大上过这么多课，我都没倒过！”王强一笑说：“你在新东方没倒过，才算真没倒！”没有别的选择，换人！学员的利益在新东方被视为第一位，因为他们是付费到这里学习，他们有权利要求学校给他们应该得到的知识。所以徐小平说，我们对100个学生和对待1个学生一样。
这样的要求使得新东方的老师在走上讲台之前，就必须个个身怀绝技。否则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即便侥幸地走上去，也会把学生“哄”下来。因为在新东方的讲台上，老师的命运不掌握在俞敏洪手中，而是掌握在学生手中。
学生是上帝，是衣食父母。俞敏洪鼓励老师说笑话、讲故事，调节课堂气氛，说得嘴滑，便可能出格。还有老师编他的段子在课堂上大讲特讲：“你们知道老俞床头有只小公鸡吗？天一亮就打鸣叫醒老俞。哈哈哈，那是他在旧货市场花五块钱买的闹钟！”
“你的床头有只小公鸡闹钟吗？”有人问俞敏洪。
“哈哈，他们胡说！骂我是农民。”俞敏洪说。
他在学生面前不讳言自己是农民。
他被称为“留学教父”，崇拜他的学生，没见到他时，无限热爱，无限想象，自然是“高大全”，力拔山兮，英雄形象；见到他时，颇有挫折感。有学生专门到北京北四环路新东方总部一睹为快，后来写文章说，如果没人指认"那就是俞敏洪"，他和新东方大楼门口倒盗版光盘和"托福"、"GRE"复习资料的人混一块儿，认不出谁是谁。
俞敏洪长得低调，为人处事也低调。他只有在上百人、上千人的课堂上，才能激发出滔滔不绝、舍我其谁的气势。
就凭着对学生的“一身媚骨”，2000年，新东方学校北京本校、上海分校、广州分校一年培训学生15万人次，2001年25万人次，2002年将扩张到35万人次。25万什么概念？六个满员集团军。吓死人！
俞敏洪成了传说中的，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六、营销一种人生精神
10年北大的生活使得俞敏洪身上多少还保留着一丝北大人独有的书生气，看上去并不像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但这个不太强壮的身躯里，却包含着巨大的精神能量。事实上，新东方的成功与精神的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俞敏洪自己所说：“新东方精神的涵括量比一般企业大得多，也重要得多。”
新东方起步之初，中关村一带出国考试培训市场的竞争局面可以用混乱来形容，包括北大、清华、北京外语学院在内的十几个学校开办了无数培训班，为何俞敏洪却能够横刀立马，异军突起？
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新东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来自口耳相传的人际效应，这是和以往任何培训机构完全不同的营销方式。新东方不仅营销课程，更主要的是在营销一种人生精神。而这种人生精神的营销为新东方本身做了无形的广告，这才是俞敏洪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在授课水平上与俞敏洪不相上下的教师有很多，只不过根据多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俞敏洪发现了许多培训学校对学生的态度、管理和理念上都有缺陷。能够花钱参加托福、GRE考试培训的学生，都是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教师仅仅教好课程根本无法满足这些学生的要求。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提出，在新经济下，营销的成功势必要从顾客的角度出发，企业需要以顾客观念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工业产品如此，教育产品也不例外。
在把握学生的求学心态上，教师出身的俞敏洪确实更胜一筹。于是，俞敏洪除了专业内容讲得好以外，还有意营造一个校园的文化气氛，给听课的学生灌输人生哲学，并且用幽默的形式表述出来，甚至不惜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一切看似与教学无关，但是实际上附加值却很高，许多学生选择新东方除了教学水平之外，最吸引他们的就是新东方浓重的校园文化氛围。
“你想使自己活得更好，首先的一点并不是出国，而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你都要问自己能做什么，你怎样能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俞敏洪经常联系人生哲学的做法无疑也抓住了当时时代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处于变革时期，“脑体倒挂”的现实，让许多学生认识到理想和社会现实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人生目标变得很迷茫，即使出国的学生，往往也是为了出国而出国。实际上，当时俞敏洪这样的做法完全可以看成是如今流行的“蓝海战略”的一个经典案例。所谓蓝海战略，就是要求企业突破硬碰硬的残酷竞争，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打败竞争对手上，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全力为买方与企业自身创造价值飞跃上，并由此开创新的“无人竞争”的市场空间、彻底甩脱竞争。按照蓝海战略的要点来看，新东方不仅为学员提供了能力上的飞跃，同时还在精神上提供了飞跃。
新东方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学生们相互之间的口碑传播。新东方的学员中，有80%是通过口碑传播选择新东方的。由此可见，新东方这种注重精神培养策略的成功性。相比之下，新东方的竞争对手们后来之所以慢慢衰落，正是没有注重到这种人文关怀对教育行业所产生的独特引力，而是把培训完全当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商业交易行为。
实际上，俞敏洪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在商业上的意义，按照俞敏洪自己的说法，“这仅仅是一个教师的问题，一个怎么吸引学生，让学生满意的问题。”但是，随着新东方实力的逐渐壮大，外界开始发现并总结新东方这种独特的教学模式。此时，新东方自身也开始系统化地研究并发扬这种教学理念。成为新东方老师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认同新东方精神。所有的老师都要上台讲新东方的理念，甚至要求写读后感。这样的做法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过于偏执。对此俞敏洪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才是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保证新东方的教学质量。
从商业角度分析，与咨询、培训行业一样，新东方同样属于智慧和知识密集型的企业，由于此类型企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人的因素，几个名师就可以办火一个培训班的事情随处可见，一旦名师离去水平立即一落千丈的事情也比比皆是。后来很多相同的培训机构之所以做不大或者做不下去，主要原因还是缺乏教学理念上的标准化。而通过俞敏洪的做法，从思维到教学方式都对教师们完全实现了标准化，将因个人因素所带来的风险降到了最低。事实上，后来新东方部分主要人物出走，并没有对新东方形成太大的影响也与俞敏洪的做法有关。
正如俞敏洪所言，起初，新东方的精神营销并非是有意的商业战略，而是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所具有的人文情怀所致，随着新东方的不断壮大，俞敏洪发现了这种营销模式中所蕴含的商业价值之后，开始有意地加强这种营销。首先在选择教师时，新东方开始强调精神认同。
听过新东方课的人都知道，新东方的教师都是一群不缺乏激情的人，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同时，常常能把一个班的学生搞得“疯疯癫癫”—学生时而泪流满面，时而情绪激昂。“很多老师身上确实有点我的影子。”俞敏洪坦然承认，自己骨子里的特性对新东方教师在教学风格方面有着明显的影响。
在新东方，任何一位新老师进来，正式上讲台前都要经过30次培训，而且对老师在理念方面的培训也极为重视，
到1995年底，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壮大，新东方学生已经达到1.5万人的规模。教学方面的蓬勃发展，使俞敏洪深深地感到自己一个人实在力量有限。“要么把新东方关掉，要么就是把新东方干大”，但要把新东方做大，解决的问题很明显，就是必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客观而言，找到合适的合作者并不是什么难事，但难的却是如何让合作者接受自己的理念。之所以俞敏洪最后飞到美国、加拿大说服王强、徐小平等人回国，实际上也是俞敏洪思考了很久所做的决定——这些人不仅符合业务扩展的要求，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作为自己在北大时期的同事兼好友，在思维上有着一定的共性，肯定比其他人能更好地理解并认同自己的办学理念。正如专家所言，一种“精神”被一个群体接受，有其毫无疑问的合理性。更与其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心理原因息息相关。
俞敏洪在很多场合都说，他做的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一群在海外漂泊的同学招进了新东方。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扩容。更是一种精神聚合。正是这群具有相似人生理念的北大人聚在了一起，才是新东方的模式和理念更至完善。并最终形成了别人无法复制的新东方模式和新东方精神。
第五章 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作者：谢文辉 分类：名人传记
一、一只土鳖和一群海龟
到1994年时，俞敏洪已经挣够了学费，可以追随徐小平、王强出国留学了。停下来往回一看，他发现，新东方这驾马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学生数1994年比1991年出来干时增加了好几百倍，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事情干大了？！
出国，还是继续拖着新东方这驾马车往前走？他拿着学生报名册愣了很久，2000多个名字，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写下来的。新东方这个孩子养大了，襁褓中抚育，风雨里成长，扔掉，舍不得啊。那台“红大发”面包车，已经开了三年，天天跑印刷厂，跑各教室，印资料，运资料，亲自把一份份资料发给学生。出国，学什么？说穿了，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他终于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决定：留下来，让出国留学见鬼去吧！他意识到新东方将是他的终身事业时，他想到了国外的老朋友们，他需要这些人与他一起干。
1995年深冬，积累了一小笔财富的俞敏洪飞到北美，这里曾是他心牵梦绕的地方，当年就是为了凑留学的费用，他丢掉了在北大的教师职位。这次来到北美则是为了游说。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到多伦多，从美国的波士顿到新泽西州、芝加哥，再到西海岸的洛杉矶，俞敏洪驾着车，冒着北美漫天的飞雪艰难行进，到处寻找往昔的朋友。
1995年底，新东方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发展前景，吸引国外的老朋友们回来了。1995年11月9日，温哥华机场。俞敏洪在温哥华机场寒风中等徐小平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 不热情的回应电话里“失去了精气神”，又把第一次出国的“老朋友”撂在机场上一个半小时，都不是徐小平以往的风格。原来，天才徐小平在国外混得穷困潦倒，妻子教书养家，自己在家带俩孩子。前途无望，长期以来心情沮丧。
一开始，徐小平还装着“驴屎外面光”，很有钱的样子。没两天露了马脚。他领俞敏洪到一家酒吧，开着车在酒吧外绕了两圈都不停车。俞敏洪指着停车场说：“你把车停到那儿不就行了吗？” “这儿有个免费停车场，我在找呢。”徐小平很自然地说。
“怎么这……”俞敏洪一时很震惊，想说“怎么这么穷”，咽回去了。其实，俞敏洪不说出来，徐小平也知道他想说什么。
徐小平也在观察俞敏洪。俞敏洪花钱如流水，在北美40多天，见同学，见朋友，一路上花了一万多美元。他有明显的显摆心理，要花钱给大家看看，急于想让同学们知道，“我俞敏洪从一个特没出息的人，变成了一个特有出息的人。”俞敏洪对徐小平大谈新东方的情况。他说：新东方现在有一万多学生，北京城起码有10万人是他的“门徒”，新东方的老师一节课最多能挣1000多块，一节课两个小时，他和有的老师一天要讲10个小时课，一天挣好几千块钱。
“一节课1000多块？”“是啊。”
徐小平开始算账。一个哈佛教授年薪12万美元，一个月1万美元，一天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一天也就是挣2400元人民币，新东方老师一天挣四五千元人民币！在加拿大讲课，一天挣100美元就不错。这绝对是全球以教书为生的人最高的日工资！ 徐小平大为震惊。俞敏洪劝徐小平回来做移民咨询，因为他在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做过移民咨询，懂加拿大法律，可以利用新东方这个舞台。俞敏洪说，你回来，你的梦想我帮你实现。徐小平开始倾述他的梦想，情感的闸门打开，就止不住。他不停地倾诉，不停地给俞敏洪唱他写的歌，苦闷而忧伤的歌，一首一首地唱，一边流泪，一边唱。俞敏洪心里哽哽地想哭，哭不出来。
一会儿老婆回家，徐小平兴奋得忘乎所以，冲老婆大喊，“我发财了！”
然后，孤零零的俞敏洪开着车，在北美的风雪交加的夜晚中狂奔。他还要去找王强。王强在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做软件开发，拿着6万美元的年薪。 真正打动王强的是“看”。 王强带俞敏洪去普林斯顿，走进一家超市，有打工的中国学生，突然走过来，满脸景仰地问：“你是俞老师吗？”走进一家餐馆，也有中国学生站起来，“俞老师……”甚至走在大街上、校园区，也碰见了不少叫“俞老师”的人。王强两眼放光，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俞敏洪。这太奇妙了！太刺激了！
那时候，俞敏洪在新东方亲自教的学生成千上万，分布在北美各大学，真正是“桃李满天下”的感觉。而这也正是王强梦寐以求的感觉。
俞敏洪给他的朋友们讲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变化，讲中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当然，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新东方，讲新东方的现在、困难、机遇和挑战。俞敏洪的朋友们激动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国外苦苦追求的成功之路，俞敏洪在国内开始实施了。俞敏洪的游说获得巨大成功。他刚回到国内，徐小平就从加拿大飞回来了，不久，王强、包凡一、杜子华、何庆权也回来了，新东方的领导层迅速聚集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从那时开始，新东方开始出现三驾马车时代，即：俞敏洪、王强、徐小平。当然，所谓的“三驾马车”到后来逐渐更具象征意义，因为新东方的领导层不断增加了新的血液。
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学生，从海外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教学模式，在新东方掀起一股外语学习的革命。王强推出了他的美国口语教学法，总结出了学习美国口语的大技巧。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徐小平办起了新东方出国留学咨询处，为找不到人生定位的青年进行人生策划和设计，使许多处在迷茫中的青年找到方向，获得了成功。杜子华则开创了中国首家英语电影听说班，为准备出国的留学生找到了一条培训口语、听力和语感，了解西方文化和生活的最佳途径。包凡一创办了英语写作中心，还和何庆权合作编写了《留学书信写作指南》，指导学生充分展示自己，把自己推销出去，努力进入国外一流大学。这批从世界各地汇聚到新东方的个性桀骜不驯的人，把世界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教学方法带进了新东方。至此新东方开始了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的奋斗历程。
二、他设计了徐小平的人生
现在，徐小平最乐于接受的头衔是“中国人生设计大师第一人”。
徐小平和俞敏洪似乎是做人的两个极端，一个高调至极，一个低调至极。徐小平从不回避各种各样的自我推崇，事实上，他确实为数不仅的人设计了人生的最佳途径，但他的人生，却是被俞敏洪设计的。起码可以说，是俞敏洪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转向。
徐小平何许人？他1987年从北大出国留学，先美国，后加拿大，获加拿大音乐学硕士学位，1995年底回国加盟新东方，负责出国留学、签证、移民咨询，出版过《美国签证哲学》、《美国留学天问》等专著，并主持、编著了流传甚广的《新东方精神》，是留学咨询、签证咨询专家。他以善于演讲著称。王强对徐小平说："听完你讲，我都绝望了。"俞敏洪说："小平只要一出场，底下就是爆炸性的掌声。"我曾经多次旁听过他的美国签证咨询，几十个拒签的人挨着扫荡一遍，他能在几分钟内听完陈述，嘁哩咔嚓，删繁就简，排疑解惑，迅速找到问题症结，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不管对谁，不管是多么疑难的对象，他的结束语永远是"祝贺你"。他也经常不客气地说："不好意思，我是这方面的天才。"好像他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六年下来，有几十万人通过大会、小会、个别、互联网、阅读专著接受过他的出国留学和签证、移民咨询。1999、2000年，国内几乎所有网站关于留学、签证咨询的文章都是徐小平的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相识是在1983年。当徐小平那充满感染力的笑声出现在燕园时，俞放洪正在北大苦读第三个学年，因此和徐小平有师生之谊。当时徐小平在北大团委工作，对于他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北大艺术团以及他的个人魅力给北大文化带来的冲击。俞敏洪深有感受。虽然分别多年，但是徐小平在北大时期的音容笑貌，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洗刷而冲淡，反而在俞敏洪的脑海中愈加清晰。I995年冬天，俞敏洪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见到了徐小平。
在徐小平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徐小平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俞敏洪。此时的他已在加拿大生活了10年，稳定而富裕。但是，俞敏洪的到来却打乱了这种平静，让徐小平又一次热血沸腾。徐小平听完了俞敏洪所讲的关于新东方的故事。激动地说：“敏洪，你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就冲你那1000人的大课堂，我也要回国做事！”
在一个到处有灯光的地方。点着蜡烛是没有任何念义的。事实上，当年俞敏洪飞往北美游说徐小平的时候，徐小平已经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也正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使得自己的人生有更高的飞跃。徐小平是学音乐的，在音乐学院是个活跃分子、热血青年，到了北大后又在团委从事学生工作。一直都在和青年打交道。但是到了国外以后，他的整个人生的理想和价值都被迫换位了。虽然，也有人在国外成了音乐家，有的做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但徐小平更多地是在干着与自己的专业和喜好不沾边的事情。摆在徐小平面前的道路十分有限，一是做音乐教师，二是拿个音乐博士以使将来成为音乐教授。但是，这两条路在徐小平看来，都是平庸的，都不是他的梦想，而此时的俞敏洪来到北美邀请徐小平加盟新东方，可谓正逢其时，两人一拍即合
第二年春天，徐小平就回国了。
2001年，新东方已经名满天下。徐小平和俞敏洪、王强、杜子华因公出差华盛顿，刘江当时正好也在华盛顿，暮色沉沉之时，他们驱车到了徐小平15年前打过工的餐馆门口，餐馆已经易主，并从一家中餐，变成了墨西哥餐。他进去走了一下，摸了摸当年擦洗过的桌子，用了用当年使用过的厕所，想起了肯定正在渐渐老去、对无锡故乡依然爱恨交加的张忠老板，以及他在这里打工生活的种种过往……心里激动万端
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徐小平这个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竟然成了俞敏洪的棋局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2001年寒假班前，新东方第二号人物、副校长徐小平和俞敏洪三个月不见面不通电话了。大年初一下午，徐小平郁闷不可排解，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打车去了机场。“有什么飞机就上什么飞机，只要离开北京。”他说。刚好有飞昆明的飞机，便买票去了云南。现从上海约来两个朋友，无心观赏高原风光，七天七夜，尽情宣泄心理“垃圾”。过完春节回来，他还深深地沉浸在一种绝望的情绪里不能自拔。
奔50岁的人了，胖乎乎、圆乎乎、矮乎乎，头很大，积木一样搭上去似，手舞足蹈，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而且瞬息万变，像个卡通人。
他说，他最喜欢美国迪斯尼卡通片中的“温尼熊”。
温尼熊出场了。他一边添着蜂蜜，一边唱道：
“I am short，I am fat，and I am proud of that”
（“我胖，我矮，我为此而自豪）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睡觉。没听说他失眠。再大的事，再操心的事，再烦恼的事，都妨碍不了他睡觉。开会、坐车、谈话，插空就睡。在他那里，什么都能耽误。睡觉不能耽误。他的纪录是15秒钟睡着，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他说：“我睡，故我在。”
他描述的生命状态挺简单：“我的朋友问我签证问题，问得我崩溃了，然后又来了一个女孩子，问她的前途问题，也问得我焦头烂额，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想睡觉。那个时候为了说而睡，为了睡而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每次睡觉就像练气功一样，赶快入睡，半个小时（注意，不是具体的时间概念。他所说的许多数字不具有统计学的含义，更多时候属于修辞）之后，还有其他事情，不睡就说不动。
他是一个“睡神”。
睡觉对他来说是加油。只要给他几分钟时间加油，然后疯狂飙车，跑到第二个加油站，邮箱空空，嘎然而止，再加油，再跑，“载歌载舞会见每一个人”。
他生命的轨迹由一系列加油站组成，每个加油站的距离都是严格按照他非常投入、非常亢奋、以说为主的生命周期设计的。如果生命周期一过又没有及时加油，他的情绪糟糕极了。我就看到过他在台上眉飞色舞、激情四溢、下来后，被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围着他问这问那，他眯缝着眼睛，昏昏欲睡，像是面对着一面面墙壁，换了个人似的。
俞敏洪最怕晚上会见加满了油的徐小平。只要徐小来，俞敏洪有限的几小时睡眠就泡汤了。天明时分，俞敏洪备受摧残，鼻子眼睛挤在了一块儿，然后去办公室。徐小平呢，打道回府睡觉。徐小平摧残俞敏洪似乎天经地义。
俞敏洪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叫徐小平“徐老师”。作为俞敏洪的老师、俞敏洪的足长、俞敏洪共同创业的伙伴，在新东方的伟大使命之一，就是关心俞敏洪，批判俞敏洪，改造俞敏洪，提升俞敏洪。
然而，他是个能说能睡、精力过剩的不规则电子，再加上“伟大的使命”，俞敏洪只能闭目塞听、两眼茫然、神经麻木认倒霉。
俞、徐凑一块儿，是宿命。俞是江阴人，徐是扬州泰兴人，隔江相望。君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撒尿和泥，摸虾捉鱼，同饮江水。
我们谈话，他手机响个不停。“对不起，这个电话很重要。“对不起，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必须接。”好像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等着他，或者说，他做的事情都很重要。
他这样，让人想起美国作家厄五普代克笔下那只“兔子”，那只没着没落的“兔子”。
他有时像温尼熊，有时候像“兔子”。“兔子跑了”。“兔子发财”。“兔子回家”。
他的语汇里没有中性词。
“FUCK！”
“傻×！”
“牛×！”
“伟大！”
“绝了！”
“深刻！”
“极致！”
“辉煌！”
“无与伦比！”
“美伦美奂！”
“登峰造极！”
都是用惊叹号才能结尾的句子。
他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讲到精彩处，他会打住，说，“不好意思，我要表扬一下自己。”
你调侃他，他会说，“对不起，你要允许我自我陶醉一下。”
你偶尔赞美他，他会突然跟你握手，“谢谢，谢谢，我自己也觉得不错。”
他兴之所至，妙语连珠，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包括蠢材和身材”，什么“有教无类，束脩很多”，什么“分居无理，爱情万岁”，什么“留在国外就是失败，嫁给老外就是悲剧”，什么“移民倾向是有杀无类的拒签武器”，什么“推开领馆这扇窗，看到签证多气量”，什么“山穷水尽无签证，柳暗花明有小平”，……“啊啊——我的美国签证哲学可以叫做美国音乐签证哲学，啊啊——用音乐的撞击力办签证。”
“啊啊”在这里不是感叹、惊诧，而是他思维膨胀、火光闪现的前奏。
“说得好，深刻，深刻。”他此时会冲着你说。
他盯着你，一脸无辜，好像不是表扬他自己，而是表扬你。
你我不分，主客不分，反客为主，反主为客，不仅自我陶醉，而且自我总结。“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意义重大”，“这个逻辑十分强大，不可辩驳”；一个章节讲下来，“对不起，我忍不住要总结一下。”
三、书痴王强
俞敏洪在北大读书时便佩服王强。王强爱买书，爱读书，他也跟着买书、读书，因此养成了买书读书的习惯，直到买书买得他妈心疼。他妈恳切王强说：“王强唉，你不要带着俞敏洪买书了，买不起了唉。”
据说——这是俞敏洪自己在演讲中说的——据说王强读书习惯也深刻地影响了俞敏洪。敏洪于是经常委托王强帮他推荐好书，甚至请王强在买书时顺便帮他代购一些好书。但据俞敏洪说，王强为了保持自己的知识优势，尽买一些黄书坑他！
这当然是戏言，但王强对买书的狂热，在朋友圈里早已是出了名的。
当年，王强咬牙按揭20年买房子，两百多平米复式楼，就是为了能装下他急速膨胀的书架。他指着书说：“我可以没地方住，这些书不能没地方住。”
王强是我在北京城见到的最疯狂最痴迷的读书人，也是最奢侈的读书人。
“痴”者，他能如数家珍地在他庞大的书架上指出他要的书在哪儿，可是住进大房子快一年了，却不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
我问：“你家的电话？”
“你等一会儿……”
“你家的电话还需要查吗？”
“嘿嘿……”
他翻本子找电话。“哦，在这儿……××××××××。”
“对吗？”
“反正是记在本子上的，但愿对。”
本子上的电话不对，打不进去，一个嗲声嗲气的女人说，“对不起，您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他家的电话不告诉学校，再熟的人也不往他家打电话，包括俞敏洪、徐小平都不知道他家的电话。联系用手机，手机一关，鬼都找不着。愣要找，两个地方，家和书店。
“迷”者，他的书是他的命根子，他开玩笑说，如果他要跟老婆离婚，他老婆很好治他，什么都不要，只要求留下所有成套书的第一本和最后一本，他就会乖乖发打消念头。他在家带孩子时，孩子刚会爬，他就计算好孩子的爬行速度，把孩子放到一定距离，让孩子往他这儿爬，孩子爬行这段时间，他就可以踏踏实实读几页书了。而且，他买书跟一般爱书的人不同，多是按照文章和书的索引、注释买原著。中文、英文原著，相当浩瀚。
“疯狂”者，“奢侈”者，光是2001年他就买了数十万元的书。
8月28日董事会的第二天，他一个人去长城登高望远。后几天连续去万圣书园成府路老店，一出手，花了两万多块钱买书。他说：“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每当绝望的时候，只有书店能把我安顿下来。”
看看他这天的购书目录和价钱：
《四库全书珍本集成》120卷，八五折，12000元；
《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7册，358元；
《古今图书集成》84册精装，预定，9800元。
……
何以解忧，惟有买书。
1989年，书痴王强下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决定：从北大辞职。口袋里揣了29美元的他踏上了美利坚国土，开始了新一轮的“流浪”。
王强最初的梦想是成为北大教授，做一个书斋学者。事实上后来辗转到了美国，从刷盘子、洗碗干起，然后读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到了贝尔传讯，又从美国回来，从事新东方的教育。表面上看，王强似乎没有实现自己最初的书斋学者的理想，但其实丢失的只是一个24小时坐在书斋里的姿态。到现在为止，尽管每天有诸多事务缠身，王强依然没有丢掉睡前半个小时的阅读习惯。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姿态，而是心态。
王强对自己的理解是，在他的骨子里流着两种血液：一种是赌徒的血液，另一种则是流浪汉的血液，但他可以平衡这两个极端。他常说，我们是社会的人，不仅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还要遵从社会现实的需要。比如找工作，很多时候工作并不理想，但为了生存我们就必须接受雇佣。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手段和理想就是分开的，只有极其幸运的人才能够将二者合而为一。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生存手段和理想分开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理想，那这个人就真正是个可敬、可畏的人。而王强正是在美国的时候想通了这些，才能够很平和地把生存手段和理想理性地转换和区分。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可以随遇而安并且心境平和。单纯等待的风险终归是太大，所以王强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即使那不是最理想的工作。在八小时之内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这样才能对得起职业和良知，也对得起作为社会人的基本要求。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努力寻求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
这是王强在美国得到的“最具肯定意义的”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要在乎别人看你是什么样的，更不要在乎按照你的职业标准来说这个东西是低了还是高了，只看事情本身是不是能够做好，在你做好之后是不是能够获得你所期待的回报，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些回报来实现你的梦想。”这样想，心态自然会平和踏实得多。如果过多地抱怨社会和他人，那再好的平台也没有用。这正应了那句“智者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躁。得不足喜，失不足忧”的话。
即使在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王强仍然秉持着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人生姿态，让他始终自如、轻慢地面对这样那样的残酷和现实。
当时在美国，如果以英语特长谋生简直可笑至极。擅长英语的王强不得不重新选择专业。他决定弃文从理，改学计算机专业。一个全文科背景的学生申请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的硕士课程，岂不是异想天开?
王强还是走进了堆满了书、资料和两台电脑的计算机系主任的办公室。望着坐在对面即将决定他的命运的教授从那副雅致的老花镜片后矜持地注视着自己，王强真担心对方的几分耐心还能持续多久。王强知道是他北大英语系四年的文科成绩单令教授疑惑。果然，教授说：“请原谅，从你的学历背景中，我完全看不出你大学的专业和你将试图申请的本系计算机课程有何瓜葛？”说话的瞬间，教授的目光开始变得咄咄逼人。
对此，王强已有足够心理准备，他微笑着答道：“先生，我今天赶来，正是希望当着您的面，清晰地阐述我的所学与我所希望踏入的计算机领域有着怎样的瓜葛。”王强用流利的英语阐释道：“计算机的运行靠得是计算机程式，而程式必须以一种程式语言来编写，我一直做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语言的研究与运用！计算机科学的精髓是逻辑，我撰写的文学评论也是逻辑的反复与熟悉的运用啊。任何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与大师们超常的想象力甚至审美能力分不开的，而我的文学方面的素养正可充任这一角色。”这套似乎充满诡辩的说词居然打动了美国教授。他不禁摘下眼镜，大笑着说：“精彩!王先生，在我看来，这几点理由可以做一篇有趣的论文。祝贺你，你被录取了。”
毕业后，凭着一种自信，一股决不接受失败的勇气，流畅的英文表达，强力的自我推销能力以及把自身长处推至极致的果断，王强竟然战胜了那些毕业于哈佛、耶鲁、斯坦福的竞争者，进人了被誉为“世界工程师摇篮”的贝尔实验室。
王强的出国经历跟徐小平不同。他崇拜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胡适、辜鸿铭、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能数出一大串名字，这些教授"中西和璧，要人格有人格，要个性有个性，要文化有文化"。他不想出国，不想拿"绿卡"在国外生活，他惟一的人生目标，是在学术方面，做北大最好的教授。在北大教书期间，他参加了三联书店"现代西方文库"和"新知文库"的编撰。1989年那场悲剧改变了他的走向。妻子去美国的第二年，他也去了美国。迫于生计，他学了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进了世界一流的贝尔传讯研究所。俞敏洪去看他的时候，他年薪近6万美金。然而，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小康生活并不能排遣一个把自己定位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的"精神寂寞"。他白天在贝尔实验室巨大的软件流水线上工作，晚上和节假日读书，然后用中文写作。他是一个在生存压迫下，能极其理性地"把生存手段与理想分开"的人。但是，他把理想和精神生活永远放在第一位，为了完美地实现这一状态，他干什么都行，什么都愿意做，而且会专心致志地去做，往最好的结果去做，不会有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那种失落感。
王强1987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当一年的访问学者时，他的教授为了买个好音响，工资不够，晚上就去餐馆弹琴唱歌。他问为什么？美国教授说："生存归生存。判断我这个人是不是像人，得把我放在人的场域中判断。你靠体力能赚两块钱，我也靠体力赚两块钱，咱俩有什么区别？这时候，你别把我当教授。作为人来说，没有教授。但是，等到了学术领域，你可以把我当教授来看。"
这段话给王强以"强烈震撼"。恰在这时，昔日的好友俞敏洪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摸到了王强的家中。他乡遇故知。老友重逢。使王强兴奋异常，在王强家里，两人喝酒聊天，聊起了在北大度过的岁月。俞敏洪聊起了他的新东方，王强聊起了他的留学生活和贝尔实验室的工作。聊着聊着。王强竟觉得那沉静已久的教书的欲望又披俞敏洪勾起了。
王强陪着俞敏洪参观了普林斯顿大学。让王强吃惊的是，在图书馆、餐馆、商店里，只要碰上个黑头发的中国留学生。竟然都会向俞敏洪叫一声俞老师，这可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啊。这样的情况让王强怦然心动。不久，王强放弃了在美国所拥有的一切，悄然回国，加盟新东方。
他是那种天生的老师，只要在讲台上一站，便换了个人似的，浑身上下都是戏，根本不用排练，张嘴就是灵感，举手投足都是激情。新东方校长们每年都要去北京西山大觉寺旁的住读班跟学生见面，学生集中在大食堂，校长们轮番致词，欢迎大家到新东方学习，轮到王强，他作严肃状，和前面发言的俞敏洪、徐小平快人快语相反，放慢语调，一字一板地说，"欢迎同学们到新东方……"中间故意停顿了一下，"方"字提高了声调，意思是还有话说，吊起了大家的胃口，等他说下半句话，等到的是"……食堂来！"他妈的，"欢迎同学们到新东方食堂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寓庄于谐，回过神来，台上台下，校长学生，个个笑得人仰马翻。他还会用念莎士比亚戏剧台词那样的腔调把枯燥无味的学生守则念得有声有色。
回国后，王强举办了一个英语口语学习的讲座。这次讲座很成功。一回到办公室，王强就脱下衣服扔到沙发上兴奋地说：“爽！在国外十年没有这么讲过了!”
俞敏洪知道，王强这回算是栽在他手里了。
四、英雄不问出处
新东方明星教师之一宋昊，当初欲进入新东方授课时，还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本科出身也不是北大之类的名校。他自认是天才，一心想进新东方当老师，给新东方发了无数次简历全部你牛入海，宋昊只好使出了“狠招”。他假冒是俞敏洪的同学，从而获知了俞敏洪的手机号码，电话中就自称什么都能讲。短暂而不客气的交锋之后，俞敏洪竟然同意见面。见面一个小时之后，又同意宋昊试讲。没想到试讲还没结束，俞敏洪就决定录用他了。在外人看来，如此“嚣张”的毛遂自荐的确不符合中国人谦虚的做事方式。但是，俞敏洪并不在意这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只要是匹好马，“嚣张”一点又何妨？日后风靡江湖的“宋大侃”就是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进入了新东方。
还有更神奇的，新东方教师中还有一个高中都未毕业、搞过传销的罗永浩，并且连续两次试讲失败，俞敏洪给了他第三次机会。罗永浩终于在2001年成功打入新东方。此前的2000年12月，罗永浩打算给俞敏洪写一封自荐信，在写信之前，他仔细了解了新东方的发展历程和新东方的文化内核。在《新东方精神》一书中。罗永浩看到了王强当年在美国考学的故事。1990年底王强留学美国，首先面临的是，必须获得一门足以支持他在美国生存的学识和资历。他选择了计算机。他驱车200英里到学校计算机系接受面试，实现他“疯狂高涨的幻想”和“没有根基的狂妄”。给他面试的计算机系主任不屑一顾地看着王强，在考官看来，这个学英语的学生和计算机没有半点联系。但是，王强硬是用自己近乎“野蛮”的理论向考官阐述了语言和计算机的联系和专业优势，最终成功进入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学习。在罗永浩看来既然王强都能把英语和计算机联系起来，我又为什么不能把传销和教师联系起来呢？得到王强求学故事鼓励后的罗永浩给俞敏洪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新东方的教师大加臧否，锋芒不免太露，还在信中写道：你们不是提倡“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吗？我罗永浩就是一个。我倒想看看你们认不认这个账。讲过传销课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讲英语课？讲传销课实际上跟老俞的路数差不多，都是绝望中寻找希望。传销课怎么讲？这些人都是找不着工作的人，他们郁闷无比的时候，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
事实上，罗永浩在寄出信之后，就没了勇气。一是觉得自己信中的言辞太过“嚣张”，二是他自己对讲课没有经验。出乎他意料的是一个星期后，俞敏洪约见了他，并且在新东方四楼会议室安排了试讲。结果罗永浩太紧张，讲砸了，分打下来，不够格。不够格的理由只有一条：这个人没有幽默感。
罗永浩在俞敏洪面前非常沮丧：“我快30岁了，第一次被人说没有幽默感。”
俞敏洪安慰他说：“你要表现。你回去再准备一下，等消息。”实际上，俞敏洪并不看好罗永浩，一个多星期还不来电话，罗永浩就主动打电话过去。
“不安排试讲了。”俞敏洪说。吓了罗永浩一跳，这下完了。
俞敏洪接着说：“你就过来吧，我一个人听你试讲就可以了。”这下更完了。他在俞敏洪办公室说：“上次不像教室，不像讲课，感觉特别扭，现在更别扭。”面对着高山仰止的偶像——俞敏洪一个人讲课，没法不别扭。
俞敏洪说：“宋昊过去就是对我一个人讲。我自己也一样，对一个人这样讲，对100个人也是这样讲。你没必要紧张。”
其实，对于罗永浩来说不光是讲课紧张，见俞敏洪这个人本身就让他紧张。第一次进俞敏洪办公室时，罗永浩是在外面做了很多深呼吸才进去的。可以想象，一个做传销的穷光蛋去见教育界的富翁，不紧张是不可能的，虽然心里紧张，罗永浩还不能说出来。
结果更糟糕，这一次又讲砸了。俞敏洪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教育工作，谁能讲课，谁不能讲课，看到第一次就明白。第一次讲不好，也会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潜质。”
罗永浩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太适合做这种工作？”
“说老实话，我认为你不太适合这项工作。”见罗永浩面色难受，俞敏洪补充说：“你现在这个状态，让你上了寒假班，也会被学生赶下台。我不能冒这个险。你现在肯定不行。你再去准备一下，寒假班结束后再来见我。”
俞敏洪给了罗永浩第三次机会。一个月后，第三次试讲，GRE填空，大获成功，好几个满分，平均4.8分！试讲，随机抽20道题，听课的人，有博士硕士，至少是大学生，条件很苛刻，获如此高分，是奇迹。
罗永浩拿着分数去见俞敏洪。俞敏洪问：“怎么样？”
“好像没问题。”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你自己看。”他很自信。
临出门，俞敏洪说：“我很佩服你的精神。”得到“偶像”的佩服，那是什么劲儿？这句评价很高的话，罗永浩却“很不舒服”，两次被赶走，又来了，成功靠得是顽强，这不够。罗永浩想：“总有一天，你佩服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讲课讲得好。”
从此，高中二年级就落荒而逃的罗永浩站在了好几百学生的讲台上。传销员罗永浩成了新东方老师罗永浩。虽然高中二年级没读完，虽然当过传销员，但罗永浩一直自认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学历无关。梁漱溟没有学历成为学界泰斗，钱穆没有学历成为国学大师，同样没有学历的罗永浩成为了新东方的明星老师。罗永浩是有才的，但是必须承认他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对于一个没有学历，两次试讲失败的罗永浩，俞敏洪能够接受他，不但是慧眼识珠，更可嘉的是俞敏洪雅量非凡。事实上，除了罗永浩，在新东方基础英语学院还有一个高中学历的教师。心理素质比罗永浩还差，第一次安排上大课，临场怯阵，教室门都不敢进，在教室外，腿抖得像筛糠，以汗洗面，几乎是被俞敏洪踢进课堂的。
新东方的大门是敞开的，俞敏洪的心胸是开阔的，但是培训界的老师都知道新东方的课堂不好进。被新东方学员撵下台的有北大等名牌大学的教授，有平时气焰万丈的硕士博士。这里只有一个标准，学生是否满意，教学是否有效，不论你是教授，还是博士。俞敏洪说：“在大学上课，讲得好不好无所谓，讲得好听一耳朵，讲得不好走人，这里可不行，花了钱的！”有人说，俞敏洪做人像水，没有原则，什么人都给机会。也有人说，俞敏洪做事如山，对老师要求苛刻，新东方门槛太高。但是，正是俞敏洪这种“做人像水，做事如山”的管理理念，像筛子一样对每一位应聘者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敞开的大门永远对每一位有实力的老师开放，铁律把任何一个滥竽充数者拒之门外。
五、偶像制造工厂
新东方，年纪大的不算，二三十岁的能数出一串名字，宋昊、胡敏、钱永强、钱坤强、钱向阳、杨继、陈圣元、江博、杜伟……
如果在街上碰着的话，你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些家伙顶多不过是发了笔小财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谁又能想得到，在新东方的讲堂上，这些家伙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偶像”！
这是新东方，也是俞敏洪创造的奇迹，他给了他们一个异形的舞台，让这群多少有点“不入时人眼”的“怪人”万众瞩目。
宋昊，这个30岁的小伙子，白圆口竖领短袖衬衫，白休闲裤，白休闲皮鞋，瘦削白脸，打了摩丝的背头锃亮，撇着罗圈腿走进来，飘飘的，一副少年得志的样子。他一身打扮，干干净净，纤毫不乱，一看便知，他是那种活得很仔细的人。必须说明，他的"捷达"脏乱差，车身污渍斑斑，像是刚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
"我的学生不多，只有几十万吧。"他点燃一支"红塔山"，哈着腰，做谦逊状，故意低调说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1994年23岁进入新东方教GRE词汇，千僖年元旦"金盆洗手"，也就是说，他29岁以前就拥有了几十万学生，绝大多数是名校的大学生。拥有这么多的学生，名校教授们想都别想的神话。宋昊说："说实话，我是天才。在新东方第一堂课我就牛得找不到北。我讲了四年课，从来就没有发现有人想轰我。我上课一切都发自本能。我真诚、流利、自然、有激情。每一次课效果都出奇地好。至于我语言的特点，那就是语自天成，因为我善用语言，我善于讲话，我觉得语言能改变一切。我有时在课堂上能让自负的学生感到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一种绝望，打击得他们春风更比朔风寒，但我也能让自卑的学生感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产生希望，最后让他们春风得意马蹄疾，品味希望。"
钱永强进入新东方，先教GMAT，后教GRE逻辑，开创了新东方"英雄不论出身"、"英雄不论年龄"、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标准很简单，学生喜欢，留下；不喜欢，走人。
现存的王牌老师当中，只有杨继出身北大，专业还是德语。其余的，一路数下来，杜子华，毕业于山东机械学院，后到北外转学英语。胡敏，毕业于湖南湘潭大学英语系；江博，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英语教育系；杜伟，山东财经学院金融系；张亚哲，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要么不是名校，要么不是科班，大多都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还有更邪乎的，高中生也站到了新东方讲台上。这个高中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罗永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把教书匠教书与"发财"、"致富"联系起来过，新东方做到了。新东方把"教书匠"打扮成如此模样，让世人目瞪口呆。
教书匠传业、授道、解惑，还能发财，而且立竿见影。
2006年9月，新东方上市之后，担任新东方董事长和总裁的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权，其总资产至少达到了2.7亿美元。新东方上市不只是让俞敏洪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教师，还造就了一批教师富翁。除俞敏洪外，新东方另一位创始人徐小平持有新东方10%的股份，包凡一持有4%的股份，钱永强持有2.5%的股份。
与此同时，《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中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的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除公布北大每月给自己的工资，阿忆还像记流水账似的将每月支出一一列出，最后居然为入不敷出。由此得出了“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的结论。此举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北大副教授孔庆东随后力挺阿忆，称这绝非哭穷，只是希望公众能够了解事情真相。“北大教授哭穷”带来一种关于教师如何致富的启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富翁俞敏洪的成功又一次让无数中国教师蠢蠢欲动。然而，此时的俞敏洪却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告诉大家，他并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他甚至后悔把新东方做这么大。了解俞敏洪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真正想法，或者说是他在已经获得了成功之后的一种理性的回归。一方面，俞敏洪真的回不了车了，因为上市之后他要为国际股东负责。而另一方面，无数的“穷教师”眼看着俞敏洪的高速路，却找不到出口。
人类社会创造了两个上帝，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一个在人的心里，一个在人的手上。人手上攥着的"上帝"，便是"金钱"。
金钱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像上帝一样简洁明快地度量价值，不留情面地权衡是非，它与人的本能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金钱也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喜怒无常的怪物，它能化腐朽为神奇，能让鲜花开得更加美丽，能让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生命之火继续燃烧；它能让善良的人面目全非、心灵扭曲，能让和睦、友谊、爱情顿时灰飞烟灭，能让战争、杀戮、争斗富丽堂皇。
俞敏洪没有徐小平描述的那种"先知"的感觉。他的"先知"不是来自于自觉，而是本能。他垂头丧气地说："我哪是什么摩西，倒像是那个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混蛋。"
财富和名声为新东方聚集了人才，人才反过来为新东方创造了更大的名声，更多的财富，使"新东方"三个字成为商业潜力无穷的超级品牌。
徐小平回来后，创造了独特的出国留学咨询、人生咨询思想和方法，归纳了流传深广的"新东方精神"。
王强创造了风靡新东方的"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法"。
包凡一、何庆权从加拿大带回了一流的英语写作。
副校长杜子华则是口语、电影教学专家。
胡敏开创了新东方的"雅思"教学，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托福教材。
……
新东方像一个磁场团聚起一个年轻的梦想，这群在不同的土地上刷广告、洗盘子、做推销、当保姆、苦学奋斗而终于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已积蓄了一种需要爆发的能量。新东方的骄傲是这支年轻充满激情和智慧的团队。俞敏洪的温厚，王强的爽直，徐小平的激情，杜子华的洒脱，包凡一的稳重，5位校长的鲜明个性让新东方总是处在一种不肯平庸的气氛之中。
是的，新东方是“中国人学英语的地方”——其他地方也是。但新东方为中国有志青年提供的人生奋斗思想、人生成功理念、人生奋斗精神，配上新东方作为商业培训机构提供的卓有成效的语言培训，缔造了新东方传奇，成就了新东方大业，使新东方在寒冬酷暑吸引数百万追梦者来到新东方追求梦中前途。新东方精神，是新东方成功的核心竞争力，是新东方之所以成为新东方的一种契合了历史发展脉搏的时代最强音！
作为新东方的象征，俞敏洪的作用，搭建了新东方平台，给留学归来的哥们儿和许多穷书生发财致富、实现价值的机会，让天下英雄积聚麾下，大展雄风。同时极大地启发了人性中的阴暗部分，刺激了欲望膨胀，为新东方危机埋下了隐患。
俞敏洪与新东方团队其他成员最大的不同是，他永远是害怕明天太阳升起的羚羊。他背后永远有追赶的狮子。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呢?你只要看看他家柜子里整整齐齐排着的几十个安眠药瓶，就知道情况有多么严重了。
六、把招生简章贴进纽约地铁
2006年9月初，新东方上市前的几天。正在美国路演的俞敏洪接通了国内新东方董事徐小平的电话，回忆过去，两人在电话中聊到当年创业史时不禁感慨万分。说到兴奋处，俞敏洪忍不住对即将赴美的徐小平说：“小平，顺便带点新东方招生简章过来，在纽约地铁里发一发……浆糊就算了，这里有的是不干胶!”
对上市而言，9月初不是个太好的时间，因为美国人在8月进入暑期，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都去度假了，所以多年来，秋季的首个IPO通常都在9月中旬进行。为了赢得和时间的赛跑，投资银行家提前给新东方开出了价格，当然，新东方在股票的定价上做出了牺牲。最终，新东方成为假期后投资银行家们的第一单上市业务。所有工作进度都在往前赶，在高强度和紧张的路演期间，长期失眠的俞敏洪却因此一反常态获得了高质量的睡眠，在新东方股票开盘的前2天，一向饭量甚小的他甚至一餐吃下了一只三磅重的龙虾。
新东方的上市文件准备工作以每天上百页的速度向前推进，俞敏洪的阅读速度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一本厚达二百多页的招股说明书，他几乎每天读一遍；新东方的原始财务数据，以每天几万个的速度在进行合并；由于财务自动化系统还没有到位，每个数据都必须进行人工核对；各种法律文件像雪片一样飞来飞去；专业的国际审计人员如狼似虎般紧盯着新东方的一举一动；这一切，都迫使俞敏洪的神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繁忙，而且是对未来的恐惧。创办新东方以来，俞敏洪一直都在做自己有把握的事，而这一次，他不仅没有把握，而且连头脑都摸不着：真像是开玩笑，一个连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都分不清的人，居然要面对几万个数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讲故事。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黔驴技穷，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紧接着开始路演的训练，站在讲台上身经百战的俞敏洪这一次竟然有点害怕，不仅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路演，而且对自己蹩脚的英语口语感到恐惧。一个以英语培训为主业的公司，创始人居然讲一口“第三世界”的英语，多跌份啊！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俞敏洪的角色，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居然赢得了一些掌声和笑声，这给俞敏洪增添了不少信心。到后来居然达到了对答如流的境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另外两位成员在俞敏洪身边扮演者救火队员的角色。一位是新东方CFO Louis，另一位是财务总监魏萍。Louis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典型的高智商又极通世故的人，口若悬河，有问必答。他多年投资银行家和律师的经历能把死人说活；而魏萍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性；结果他们三人搭起一台戏，居然唱得有声有色。最初新东方只打算有四倍左右的认购量，但到路演结束时居然达到了四十多倍，被华尔街认为是路演最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
8月22日新东方团队正式开始路演。就是跑到全世界各地给有投资意向的人描绘企业发展和前景的动人故事，让大家相信你从而产生购买股票的冲动。在香港，新东方团队和投资银行讨论上市交易价格，结果投资银行按照常规欺骗新东方，把新东方价格定在了很低的每股十美元不到，他们的理由是这段时间由于美国劳动节，华尔街投资者都在休假，没有多少人会买新东方的股票。这样的轻蔑说法使俞敏洪愤怒，背起背包就准备回北京。最后投资银行不得不妥协，把价格定在了11至13美元。俞敏洪才重新背起包继续背包继续他的路演旅程。
从香港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美国旧金山，飞到旧金山后又马不停蹄飞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再飞往丹佛；从丹佛飞往巴尔的摩；从巴尔的摩到纽约；从纽约到波士顿；从波士顿到芝加哥；从芝加哥再回到纽约。整个路演过程中，新东方团队每天基本上是午夜12点后进酒店，早上6点多就起床。每天要见十几批不同的人，和每一批人都要充满激情地讲同样的话，最后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当一圈路演结束回到纽约俞敏洪再也不愿意走了，Louis和魏萍居然还兴致勃勃走了一趟伦敦。尽管辛苦，这一路也有欢乐的时光，曾经坐了一个小时的船在大浪中看金门大桥，曾经在旧金山街头猛吃沿路叫卖的螃蟹，曾经在街头碰上很多在新东方上过课的学生，曾经坐在飞机驾驶舱里看飞行员把飞机拉上蓝天……
9月7日早上，新东方团队7点半来到华尔街的纽交所门口，看到印有新东方logo的巨幅横幅已经高高挂在纽交所的大楼上。在图标下面，中国国旗迎风飘扬，美国国旗在左，新东方旗帜在右，心里万非激动。在纽交所周围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原来自从九一一之后，美国人害怕恐怖分子袭击，不允许人随便靠近纽交所大楼。俞敏洪一行经过了两三道关口后才进入了纽交所，纽交所的官员已经在等候，大家一起寒暄照相，又看到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合影也挂在墙上，顿时觉得中国离这里并不遥远。早餐后大家一起走向交易大厅，9点钟，我们在纽交所官员的陪同下，在二楼的阳台上，一起敲响了开市铃。紧接着大家一起在交易大厅等待新东方股票交易的开始，到十点四十分，第一笔交易终于开始，开盘22美元，新东方上市终于大获成功。
当时的俞敏洪并没有想去国际市场上市，2000年中国的股市刚好是泡沫最高峰，一些企业的市盈率甚至达到80倍，有人说新东方如果上市能值30个亿，甚至50个亿。当财富有可能被无限放大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抵挡不住这种诱惑的。然而俞敏洪本人并没有激动。已经腰缠万贯的俞敏洪更看重做事业本身的乐趣，他把金钱看作是一种附加值，或者一种副产品。俞敏洪对上市不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知道上市以后，市场的基本规则会要求上市公司公开透明以及不断发展，这样会给他本人和整个新东方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此时的新东方已经不是俞敏洪一个人说了算，他已经无法阻挡朋友们以及合作者对财富的渴望。
穷教书匠，历史上教书匠从来都是跟"穷"字绑一块儿的，俞敏洪和新东方愣是把教书匠前边的"穷"字拿掉了，不仅拿掉了，而且还让教书匠变成了百万富翁。
新东方老师大概有三种发展状况：第一种是一心一意在新东方教书；第二种是通过努力进入新东方的中层和高层；第三种是挣了一大笔钱，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出国。新东方是他们出国深造的捷径和跳板，每年都有几名、十几名新东方老师自费或获得奖学金进入美国一流大学。2001年就有10名老师进入美国前十名的大学。
新东方老师与中国同年龄段的人、同样职业和同样阶层的人比较，甚至与其他高收入职业的人比较，毫无疑问是最富有的人，或者说是可以进入最富有阶层的人。
这种经济地位的改善和独立，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依附"地位和捉襟见肘的窘境，最大程度地拓展了自由的空间。只有像张亚哲这种在体制内呆过并被蹂躏过的人能够充分体会到"自由空间"的价值和惬意。
徐小平说，在这个意义上，俞敏洪就是"摩西"，那些读着《陋室铭》成长起来的穷教师聚集在新东方旗下，跟着俞敏洪朝着财富的方向迅跑。
新东方已经或正在上演着中国知识分子悲壮的"出埃及记"。
俞敏洪这个"摩西"带领着大家获得了财富，可是他们走出"埃及"了吗？
2006年9月7日这一天对于新东方来说，是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日子。那天下午，俞敏洪一个人走到哈得逊河边，面对滔滔的河水坐了两个多小时，怎么也想不清楚他的后半辈子会怎样度过，想不清楚他将把新东方带向何方。
也许很多年之后，新东方已经成为人们记忆里的故事，而俞敏洪的大学梦想也已经随风飘散。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新东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新东方有着一批与众不同的人，而9月7日这个日子，因为新东方和俞敏洪，也从此与众不同。
七、怀念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日子
上市时，几位创始人在纽交所拍摄的照片如今静静地放在俞敏洪办公室的橱窗里，刚刚度过缄默期的俞老师不再流露出任何兴奋之意，取而代之的是因谨慎和疲倦带来的客气、沉静。上市之后的俞敏洪也完成了一个激情教师到商界巨头的完美转变，虽然他身上还有一个教师的人文气质，但是言谈举止中更多了一份老板的慎重。
俞敏洪说。“原来说错了就说错了，改了就行了。现在说错了，就到全世界了，改都来不及改。”
与俞敏洪的成功转型不同，新东方的另一位领导人——徐小平则在上市之后，徐小平就受到了当头棒喝。熟悉徐小平的人都不跟他一般见识。因为他是个50岁了还像个大男孩的教师，学生老师都喜欢他，他说话都是即兴的，但不为自己负责，所以习惯后谁被他“咬”了一口，还会觉得他无辜可爱。
2006年10月份，一份新闻杂志报道徐小平这样的言辞：新东方的上市说明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好一个发财伊始就狂妄、不可一世的议论！公司股东们看到这篇文章大怒，因为这很有可能影响新东方的形象影响股价。
“徐小平，你以后闭嘴！”——这是股东对徐小平的警告，在新东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徐小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于上市的压力。他委屈极了——因为他一口咬定那是断章取义，他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倾诉自己的冤枉，作为有名的睡神，他失眠了，逐一跟高管和董事们澄清——我只是说在英语教育领域呀，我说了在某种程度上，我还加了逗号……
但徐小平感到，这次他孩子般的辩解后没人原谅他了。一个月来，他都压抑着却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说，俞敏洪在上市之前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来自业绩和利润，徐小平则代表了公司的员工和教师。上市意味着公司员工做的事必须要说，而说了的必须做。他们激情澎湃百无禁忌表达方式的终结；意味着每人在公众面前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控和广泛的评点。
游击队要变成正规军，草莽英雄要进军主流精英。这是上市后，才子们必须付出的代价。2006年底，美国财务部长来中国，点名请俞敏洪到杭州吃饭探讨中国经济，俞敏洪也意识到了上市后的不同。新高管财务总监魏萍在加拿大工作8年后被俞请回，一起打造上市的大业。她和高级副总裁周成刚、陈向东都是当下新东方炙手可热的管理派精英。而新东方元老大股东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杜子华一夜间崛起为教师富翁，实际上已经陆续淡出管理层和董事会。代替他们的是熟悉国际公司运作的独立董事。这几个新老学生熟悉的名字又恢复成了新东方普通的知名教师。教师闯天下，走向世界拥抱现代企业制度和股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他们过去都没想到。
几年来新东方一直憋着要上市，元老们促成了此事，却也深感到老俞的变化。但他们最终选择了今天的结果。俞敏洪也承认自己的变化：对财务数据敏感了；思考问题要按国际标准了。本来计划45岁退休，现在不敢提，要是引起了股市震荡，责任谁负？
其实俞敏洪一直也是个有名的“大嘴巴”，面对媒体面对学生滔滔不绝纵横捭阖，有时候讲完了也会后悔。2002年以后，新东方不断壮大要求他向主流靠近，所以俞开始念稿。一个演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著名老师，竟然面对讲稿结结巴巴，他挣扎着脱稿来恢复流畅，但总因为说错话受到公司上下的批评。而今天的俞敏洪接受采访竟然拿了个黑皮大本，旁边多了陪伴的人提醒他说话要滴水不漏。一些问题，他开始使用外交辞令。
从留学教父变成财富教师制造英雄，俞敏洪说：“上市就像结婚，结婚后我们通常会改变行为方式甚至是生活习惯，但不会改变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这个人没变。”由一所带着浓厚同人创业色彩的培训学校变成一家讲求规范的上市公司，新东方付出的代价，绝不仅仅是领导人失去了“自由”，事实上，为了能够上市，新东方几年前就开始交纳“学费”。
2000年开始，新东方学校开始股份制改造，把原来由新东方几位创始人按不同业务分割的权利统一收归上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于是从2000年开始到2004年初，四年的时间里新东方都深陷于这种利益纠纷。在此期间，新东方学校注册成立了新东方教育集团。最终，这次改造导致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位核心成员徐小平和王强淡出管理层，但依然保留在新东方的股份。随后身兼董事长和总裁的俞敏洪又逐渐把自己的家族成员从新东方撤离，新东方的家族色彩由此褪去。
2004年之前，民办教育的企业性质并不被法律认可，培训学校在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机构。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开始允许培训学校的投资获得适当回报。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德勤的协助，老虎基金进入新东方，后来又有Capital River Group等三家机构投资，由此奠定了此后新东方上市的基础。
上市之后的俞敏洪，依然用不到20分钟吃饭，还是穿着100多块钱买来的牛仔裤。即使已经有6年多没有给学生上过课，人们也还是称呼他为俞老师。“老师”的称呼不仅满足了俞敏洪作为知识分子的心理需求，在新东方从融资到上市的过程中，新东方精神的代言者“俞老师”还享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好处。
早在2004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国际资本找到新东方，不过俞敏洪当时并无意接受投资，他的解释是“因为当时我们不想上市”。不过也许当时新东方内部的人事纠纷才是导致俞敏洪无暇顾及融资的重要原因。直到2004年，原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王强、徐小平离开新东方管理层位置，新东方总裁胡敏又另立门户成立新航道培训，理顺了内部关系的俞敏洪成为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
这时，老虎基金中国区的负责人陈晓红找到了俞敏洪。这位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来又到美国学习金融，并进入美国金融界的女士正是俞敏洪的学生之一，因为受到俞敏洪的鼓励，陈晓红才顺利迈出国门。现在，学生反过来成为了俞敏洪的老师，给他解释上市以后利弊，竞争问题，内部循环问题等等。由于双方的了解和信任，没有进行过多的让俞敏洪头疼的财务审计手续，老虎基金的几千万美元就进入了新东方。
在新东方上市路演的过程中，作为主讲人的俞敏洪经常会碰到新东方的学员，这些当年的学生许多已经变成投资界的重要人物。这使得新东方的故事变得特别容易被理解，甚至有投资人根本就不需俞敏洪多讲就直接说：“俞老师喝杯茶，你说给我们(分配)多少股票就行了。”
这份信任和尊敬多少来源于俞敏洪一直努力营造的充满励志和使命感的新东方精神。这种特别的人文气质在中国企业中堪称特例。而这种人气和品牌的积累，才是新东方能够成功上市的根本所在。
为世人瞩目的“新东方”上市，将给俞敏洪带来什么呢？
这是俞敏洪也一直在心中叩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了的，平静淡泊的人生将一去不复返了。有无数个被称之为“股东”的人日日夜夜在他耳边大喊：“新东方，一定要做大！”
第六章 一不留神，成了公众人物
作者：谢文辉 分类：名人传记
一、“我还是不习惯用讲稿”
上市前几个小时，在美国纽约皇宫酒店里。徐小平问俞敏洪：你这样忧心忡忡，那么你觉得上市对新东方最大的坏处是什么？俞敏洪说，压力太大了！
果然，新东方上市之后，俞敏洪同时失去了“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前，俞敏洪的语速快得像在演讲，回答问题也很坦白，很少遮遮掩掩。但新东方的上市却使俞敏洪不得不有所改变。面对媒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成了一个大问题，据说这是投资人对他提的几个重点要求之一，因为这会影响到公司在华尔街的形象。因此除了约见的媒体变得更保守之外，俞敏洪的话也紧了起来。在9月20日的新东方上市庆功会上，俞敏洪破天荒地拿起了稿子，结果连他自己也结结巴巴地承认，“我还是不习惯用讲稿。”
然而有些问题恐怕不是只用讲稿就能解决。比如外界批评新东方要求子机构一把手必须是老师出身，因“秀才带兵”导致管理成本激增而效益下滑；再比如抨击新东方四面出击，什么培训、学历、“大学城”都要插一脚，丝毫不考虑自己眼前的发展重点和资金缺口，有盲目扩张之嫌。一时之间，俞敏洪的电话都快要被记者打爆。
“谢谢你们的关心，但我觉得现在做可能比说重要得多。”俞敏洪这样答复记者。
其实俞敏洪一直也是个有名的“大嘴巴”，面对媒体面对学生滔滔不绝纵横捭阖，有时候讲完了也会后悔。2002年以后，新东方不断壮大要求他向主流靠近，所以俞开始念稿。一个演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著名老师，竟然面对讲稿结结巴巴，他挣扎着脱稿来恢复流畅，但总因为说错话受到公司上下的批评。
对于俞敏洪来说，上市的确不是一个主动选择。在上市之前，新东方的经营发展以及现金流确实是健康的。在2000年以前新东方一直都还是一个松散的合伙企业，每个人各负其责。但是到了2000年，一些新的业务模式出现了，原来的业务是每人分出一块。但新的业务出现以后，在怎样分工上产生了争论，这个业务是在大家共同做的品牌之下产生的新业务。而谁来做新业务，谁就有可能拿到更多的钱，因此产生了矛盾，促使新东方从比较松散的合伙制向股份制改造转变。此时，恰好有人到新东方游说，新东方的发展这么健康，收入和利润也不错，如果新东方上市,财富会呈几十倍的放大。
从2000年一直到2003年年底，股份制改造的风风雨雨耗费了四年的时间。中间出现了很多内部改造和斗争消减了新东方上市的呼声，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经历了相当艰难的过程。在新东方这样一个结构中，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还算简单，因为大家原来已经有了固定的利益。到了2003年以后，这个结构调整好了，上市就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俞敏洪做了妥协，默认了上市的发展战略。
时至今日，新东方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数亿元的巨额资金，俞敏洪本人也因为上市而身价倍增，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但是俞敏洪依然认为上市对他来说是被动的。俞敏洪说：“如果排除对上市公司、投资方、内部股东、员工和老师所要承担责任这个因素之外,让我再做一个选择,我就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小的、但是质量非常高的、有价值体系的品牌，一个随时都允许我有更多的自由度来安排自己的日子的事业来做，而不是承担一个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必须为每年的增长而去努力拼命的机构。”
显然，从这段话里，我们能看到一个自由主义诗人的真是渴求，他并没有一个典型的商人思维。对于财富俞敏洪已经没有了欲望，他是个比较喜欢悠闲生活的人，他想有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旅游。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全心全意地扑在新东方的发展和增长、以及满足别人的期待上。但是，俞敏洪妥协了，新东方上市，员工和股东们都高兴了。在关键的时刻，他承担起了责任，因为他不愿意对不起任何人。对于新东方来说，上市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俞敏洪来说，上市却是更加艰辛的一条路。
身为上市公司的老板，俞敏洪习惯跟各种投资者和股东打交道了。有时候，股东会毫不客气地问他：“这季度业绩没做上去，为什么？”得知原因之后，有些苛刻的股东会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对此很失望。” 而俞敏洪通常会同样强硬地把股东顶回去：“如果你买新东方只是为了短期收益的话，可以不买。如果你想长久赚钱的话，买我们的股票还是很适合。我做新东方不是为了你们一个月两个月的收益，而是为了新东方的长久发展。”
如今，俞敏洪的心率是每分55次，一般人的心率是60-80次，这是他长期心理锻炼的结果。“北京大学的五年，包括上学和留校任教，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五年，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直到1995年，新东方一下子招到了很多学生，“新东方做起来了，我才走出自卑的阴影。”从自卑到不自卑，俞敏洪用了15年。
和以前的那位敏感、自卑的俞敏洪相比，作为新东方董事长的俞敏洪几乎已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心跳骤然加快了。
二、 第一次被当成色狼
创业时期，新东方老师的工资都是俞敏洪亲自发。他发工资有两种方式，有的在办公室发，有的被叫到家里发。家里发是一种特殊待遇，表明俞敏洪对该老师有特别的期待。办公室发的钱，经常是几万、十几万随便背在书包里，别人还以为书包里鼓鼓囊囊装的是书呢。而且，他发给老师的工资经常比大家预期的要多一些。所谓"有意外惊喜的效果"。
俞敏洪亲自背钱给老师发工资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老师的情况、跟老师谈心、对老师进行"激励"的过程。再加上每年都要进行的老师培训，辅之以规章制度，以保证老师队伍的相对稳定。
在这方面俞敏洪颇费了一点心思，活做得相当细。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新东方老师的标准是"豪气"。所谓"豪气"有三层涵义：一是要有激情和雄心壮志；二是有主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哪怕是跟他顶牛；三是讲课幽默、活泼。
……
胡敏坐上了俞敏洪的天津"大发"。
胡敏还没坐好，"大发"就窜出去了。
俞敏洪上路后，不断加速。
他跟胡敏说："我的车开得很快，是不是挺野蛮的？"
胡敏是个学者型的老师，俞敏洪也是北大出身。俞敏洪害怕胡敏受不了太大的反差。
"感觉挺好。"胡敏说。
"我就是这么开车。"俞敏洪好像找到了知音，有几分得意。
"新东方感觉怎么样？"俞敏洪打探胡敏的虚实。
"我觉得在新东方干挺好的。"
"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出来干。"
胡敏也在试探俞敏洪，因为他要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
俞敏洪马上跟进："你出来干至少能挣一套房子。"
"房子我肯定买不起。"
"这样，你可以在新东方拼命挣钱。"
言下之义，只要在新东方干，肯定没问题。
胡敏说："我能不能找你贷款？"
俞敏洪明说："贷款可不行，这是很大的数目，我贷款给你也不合适。但是你在我这儿可以挣到买房子的钱。"
胡敏听明白了俞敏洪的意思，他不想让胡敏觉得得到一大笔钱太容易，希望胡敏去自己努力。
之前，俞敏洪对胡敏很大方。胡敏到北京后，存款花干净了，孩子要买一台电脑，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新东方还不到发饷的时候，他去找俞敏洪借钱，俞敏洪二话没说，要多少借多少。
胡敏开玩笑说："你不怕我不还你？"
俞敏洪说："能借你，就不怕你不还。"
俞敏洪对英语老师有非常好的判断能力。他认为，胡敏是一个能跟他在新东方同舟共济，长期合作的人。
胡敏进了俞敏洪家，一看，"呀，好大一套房子！"
俞敏洪在上地小区的房子140平米，是胡敏在大学当老师不敢想的事情。
俞敏洪从屋里拿出一个大黑塑料袋，里面装着胡敏的工资。
胡敏被俞敏洪有些草莽的行为所震动："老俞，你别吓唬我，拿这么大一个塑料袋来装钱。"
"不就是个一般的塑料袋嘛。"俞敏洪说。
其实，俞敏洪用塑料袋装胡敏的第一次工资确有深义。
"老俞，这太恐怖了，你不是让我尴尬吗？"胡敏指着塑料袋说。意思是，我挣这点钱犯不着用这么大一个袋子装呀。
"胡敏，你有种，今后肯定能用袋子装钱，还装不下呢！你肯定能有这一天。我这房子算什么。"俞敏洪说。
俞敏洪趁机激励胡敏。
这是俞敏洪前思后想之后的招数——用袋子来装钱，不是哪个穷教书匠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但从那以后，另一个段子开始流传：
老俞这人喜欢钱，又不肯存银行，都把钱藏在卧室床板下的一个桶里。每次把老师叫到家里发钱都是把他们领到卧室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掀开床板拖出一个桶从里面摸钱出来。一开始还都是男老师，后来来了个女老师，老俞对那个女老师说：你今天下班到我家里来一下。女老师就去了。结果一进他家，老俞就说：你到我卧室来一下。女老师慌了，没想到老俞还有这个癖好，只好战战兢兢跟着老俞进去。到了卧室，一看，老俞开始掀被子了，女老师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想到，过一会儿再一看，老俞连床板都掀了！然后拖出一个桶开始摸钱……
三、最受欢迎被绑架人士
走进俞敏洪家，这里不是“家”，空空荡荡的房子里住着三个大男人。他和一个司机，一个保镖。走进他的卧室，外面有一个小凉台，他说，“这里就是我的私人空间。”算上凉台，也就是十几平米。凉台上有把躺椅，旁边有个小柜于，小柜子上有本蓝封面的佛经。吃完饭，泡上茶，哼着小曲儿看月亮，神仙一样的日子。
俞敏洪的身边24小时都有保镖相伴，这让许多人不能理解，以为他在摆谱，或者胆儿太小。新东方上市后，俞敏洪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上市之后我没有很明显的失去自由的感觉，因为我的人身自由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
给俞敏洪配24小时保镖，这是新东方董事会的要求。
新东方初创那几年，俞敏洪很不乐意把钱存到银行，习惯于往家里放现金。
新东方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老俞这人喜欢钱，又不肯存银行，都把钱藏在卧室床板下的一个桶里。每次把老师叫到家里发钱都是把他们领到卧室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掀开床板拖出一个桶从里面摸钱出来。一开始还都是男老师，后来来了个女老师，老俞对那个女老师说：你今天下班到我家里来一下。女老师就去了。结果一进他家，老俞就说：你到我卧室来一下。女老师慌了，没想到老俞还有这个癖好，只好战战兢兢跟着老俞进去。到了卧室，一看，老俞开始掀被子了，女老师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想到，过一会儿再一看，老俞连床板都掀了！然后拖出一个桶开始摸钱……
还有人说，有一次一个朋友向俞敏洪借20万，俞敏洪跑进卧室，拎着一个巨大的蛇皮口袋出来，往地上一扔，说：“给！”
俞敏洪的这个习惯为他带来的，不只是坊间流传的一个个笑话，还有两次可怕的经历。
新东方的董事会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俞敏洪有两次惊心动魄的被绑架经历，他曾经在两年内两次被绑架，尽管每次都逢凶化吉，但这样的经历还是让新东方的董事会心有余悸，俞敏洪却自嘲是“最受绑匪欢迎的人”。
1998年8月21日，他开车带着杜子华回上地，杜子华家也在上地。 他们来到北京体育学院附近的一家小馆子吃饭。“老杜，这两天干活挺累的，吃个甲鱼吧。”他们要了甲鱼。吃完饭，杜子华说：“我还有点事，你自己开车回去吧。”
和平常一样，俞敏洪一个人回家，到家9点多，他锁好车上楼。 这个单元，二楼三楼楼道没灯。他爬到二楼三楼的交叉点时，上面下来两个小伙子，一前一后把他夹住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小伙子掏出一个针管，朝他胳膊就是一针。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他一声没吭就昏迷了。一个多小时后，他苏醒了，发现自己手脚都被布条捆着，被劫匪扔到了床上。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打电话，给他姐夫打电话。他在新东方帮忙的姐夫就住楼下，离他最近。 一种强大的求生本能支持他坐起来，侧身滚下床。他家四室一厅，两个小卧室，一个大卧室，一个书房，他的大卧室在最里面，电话在客厅，离他的卧室十几米远。 俞敏洪强忍着晕眩往外跳，跳到电话旁。电话在茶几上，手脚被捆着，他用下巴磕先磕下免提键，然后磕号码。 电话键小，下巴壳大，脑袋昏昏沉沉的不听使唤，怎么也磕不准。磕不准，摁了，再磕……正当他摁掉电话准备再磕的一刹那，电话响了，有人打电话进来。他赶紧磕下免提键。
“老俞……”俞敏洪一听是杜子华，有气无力地说：“老杜，我被绑架了，你赶快通知我姐夫来，或者是其他人，赶快来。”。俞敏洪的母亲信佛，前两天去五台山拜佛，本来打算多呆几天，可是在山上的时候，老太太感觉不对，有心灵感应，要出事似的，立即下山往北京赶，回北京这天，刚好是俞敏洪出事这天。
第一个赶到俞敏洪面前的是徐小平。徐小平打电话给海淀公安局的一个熟人，熟人说：“打110报警呀！”
正打电话的时候，俞敏洪昏厥了，第二天才醒过来，躺在急救中心的病床上。医生见他醒来，说：“给你推进去的麻醉剂是动物园大型动物的麻醉剂，剂量大得吓人，而且推的速度很快，你居然没死掉。”医生用纳闷儿的眼神看着他，问他：“你是不是抗麻醉体质？”
“我能喝一斤半白酒。”俞敏洪说。
医生不会想到这个死里逃生的校长，一介书生，竟有如此大的酒量。当然也不会想到，俞敏洪的酒量是为了新东方的生存拼死练出来的。 医生将信将疑，因为没有这样的记载，酒量大的人快速注射大型动物超剂量麻醉剂可以免一死。侦办此案的警察对他说：“你命真大，前段时间，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唐山的，作案手法跟你的一样，麻醉剂打进去就死了。”
俞敏洪拿过诊断书，上面写着“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眼泪“哗”地出来了。
脱离危险后，俞敏洪转到了北医三院。徐小平去医院看望俞敏洪。他见俞敏洪面无血色躺在病床上，周围看护的亲戚悲悲戚戚，实在是影响病人的情绪，俞敏洪平时善于调节气氛的天赋顿时派上了用场。他说：“敏洪，那狗日的跟你一定很熟悉，他不仅知道你的住处和生活规律，还知道你的属相。”
“怎么会呢？”徐小平的奇谈怪论让俞敏洪不解。
“他使用大型动物麻醉剂，就是因为他知道你是属虎的……”这话把大难不死的俞敏洪和在场的人逗乐了。俞敏洪出院后召集大家开会，主题是自我批评。他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了。徐小平、王强回国后，告诫他不要把现金往家里拿，嘴皮子都说破了，他就是不听，终酿大祸。如果他出了事，不仅毁了新东方，而且毁了大家跟他绑在一起的事业和理想。
一年以后，俞敏洪在家门口又遭抢劫。这次他学乖了，上楼前，先跺脚，把感应灯都跺亮。他发现，三楼的灯没亮，就跟司机说，可能不对头。两个人小心上楼，走到二楼，下来一个小伙子，他们没在意。到三楼，司机正准备开门，楼上冲下来三个小伙子，两个对付司机，一个壮汉用枪顶住了俞敏洪的腰。司机反应快，一下子把对付他的两个人推到楼梯下，借势往楼下冲。
“抓强盗——抓强盗——”边喊边冲。那两个人见壮汉对付单薄的俞敏洪绰绰有余，跟着追下去。三楼剩下了膀大腰粗的壮汉，用枪顶着俞敏洪，恐吓说：“不准动！动一动，打死你！”俞敏洪这时候不知道哪儿来的冷静，观察到四楼的灯光反射过来，壮汉顶在他腰上的枪对着灯光，怎么不反光？他下意识地用极快的速度一把抓住枪，使劲一掰，居然把枪给掰断了！这王八蛋，原来劫匪拿了支假枪吓唬人！俞敏洪顿时爆发出勇气，扑上去厮打。劫匪不敢恋战，打了十几分钟后，抢走了俞敏洪的电脑，刺伤了司机的手腕，跑了。
令俞敏洪想不到的是，对他下此狠手的劫匪，其中之一就是与他相识的张北。
38岁的张北是北京人。俞敏洪曾因办学跟张北接触过，用他的一个园子办了一期班。 1996年，张北因购买、私藏枪支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在这期间，他和“哥们”曲云童提起了俞敏洪，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捞上一笔。
曲云童在老家买了麻醉针，带着催泪枪来到了北京。
案发当晚，张北让曲云童拧松了楼道里的感应灯，并在楼道里看着外面的车位，等到俞敏洪上楼时就出现了上述的一幕。
两人在俞敏洪卧室的衣柜上层找到了200多万元的现金。张北在公安机关供述，曲云童把200多万元装进包内后，要杀了俞敏洪，他给拦住了。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北、曲云童除两次抢劫俞敏洪外，还伙同他人抢劫杀人三起，绑架一起，故意杀死一个知情人。此外，张北还利用合同诈骗800余万元，并非法持有假币。
每次作案，他们都给被害人注射麻醉剂，然后逼出银行卡密码，取到钱后再将其杀害。被害人中有无辜的司机、保险业务员、网友和老人，甚至有知晓他们犯罪的知情人。
从这之后，俞敏洪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还属于新东方的命。属于大家。不能新东方没干成，就丢了命。第三天，俞敏洪配了保镖，老婆孩子被送到国外。
俞敏洪的生活从此被完全改变。
第七章 兄弟，江湖
作者：谢文辉 分类：名人传记
一、三架马车：一只土鳖与一群海龟
俞敏洪说，最初成立新东方，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活下去，为了每天能多挣一点钱。作为一个男人，快到三十而立的年龄，连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连为老婆买条像样的裙子都做不到，整个家庭无家可归，连家徒四壁都谈不上，自己都觉得没脸活在世界上。当时他曾对自己说：只要能赚到十万元钱，就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了。但是在商业的高速路上，要么飞奔，要么出站，从来都不允许停车。
1993年俞敏洪已经有了几百万的积蓄，此时，他也拿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一张曾经使他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他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然而他却犹豫了。他面临着又一次重大的考验。如果说选择意味着自由的本质，那么自由也同时意味着你将无可逃避地为自己的选择负担全部的责任。面对友人、妻子和母亲，俞敏洪以极大的魄力与勇气撕掉了得来不易的那张录取通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新东方的重建。1995年的新东方已经在业界颇有影响，此时的俞敏洪已经挣脱了经济困窘的囚牢，但是，即便他自己安于现状，也已经身不由己了。俞敏洪曾经说：“新东方走到今天，不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最初只是为了糊口，招几个学生办个小小的补习班而已。新东方到了今天，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期待，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为中国学生做更多的事，为中国教育做更多的事，为中国未来做更多的事。”新东方之所以能从竞争激烈的英语培训市场脱颖而出，最终在业界独占鳌头，与他那次关键的北美之行不无关系。俞敏洪说自己最成功的决策，就是把那帮比他出息的海外朋友请了回来。
1995年深冬，积累了一小笔财富的俞敏洪飞到北美，这里曾是他心牵梦绕的地方，当年就是为了凑留学的费用，他丢掉了在北大的教师职位。这次来到北美则是为了游说。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到多伦多，从美国的波士顿到新泽西州、芝加哥，再到西海岸的洛杉矶，俞敏洪驾着车，冒着北美漫天的飞雪艰难行进，到处寻找往昔的朋友。在曾是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的家中，在北大英文系的老同事王强家中，俞敏洪开始了他的游说。俞敏洪给他的朋友们讲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变化，讲中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当然，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新东方，讲新东方的现在、困难、机遇和挑战。俞敏洪的朋友们激动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国外苦苦追求的成功之路，俞敏洪在国内开始实施了。俞敏洪的游说获得巨大成功。他刚回到国内，徐小平就从加拿大飞回来了，不久，王强、包凡一、杜子华、何庆权也回来了，新东方的领导层迅速聚集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从那时开始，新东方开始出现三驾马车时代，即：俞敏洪、王强、徐小平。当然，所谓的“三驾马车”到后来逐渐更具象征意义，因为新东方的领导层不断增加了新的血液。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学生，从海外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教学模式，在新东方掀起一股外语学习的革命。王强推出了他的美国口语教学法，总结出了学习美国口语的大技巧。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徐小平办起了新东方出国留学咨询处，为找不到人生定位的青年进行人生策划和设计，使许多处在迷茫中的青年找到方向，获得了成功。杜子华则开创了中国首家英语电影听说班，为准备出国的留学生找到了一条培训口语、听力和语感，了解西方文化和生活的最佳途径。包凡一创办了英语写作中心，还和何庆权合作编写了《留学书信写作指南》，指导学生充分展示自己，把自己推销出去，努力进入国外一流大学。这批从世界各地汇聚到新东方的个性桀骜不驯的人，把世界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教学方法带进了新东方。至此新东方开始了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的奋斗历程。
二、徐小平其人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相识是在1983年。当徐小平那充满感染力的笑声出现在燕园时，俞放洪正在北大苦读第三个学年，因此和徐小平有师生之谊。当时徐小平在北大团委工作，对于他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北大艺术团以及他的个人魅力给北大文化带来的冲击。俞敏洪深有感受。虽然分别多年，但是徐小平在北大时期的音容笑貌，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洗刷而冲淡，反而在俞敏洪的脑海中愈加清晰。I995年冬天，俞敏洪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见到了徐小平。
在徐小平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徐小平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俞敏洪。此时的他已在加拿大生活了10年，稳定而富裕。但是，俞敏洪的到来却打乱了这种平静，让徐小平又一次热血沸腾。徐小平听完了俞敏洪所讲的关于新东方的故事。激动地说：“敏洪，你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就冲你那1000人的大课堂，我也要回国做事！”
在一个到处有灯光的地方。点着蜡烛是没有任何念义的。事实上，当年俞敏洪飞往北美游说徐小平的时候，徐小平已经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也正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使得自己的人生有更高的飞跃。徐小平是学音乐的，在音乐学院是个活跃分子、热血青年，到了北大后又在团委从事学生工作。一直都在和青年打交道。但是到了国外以后，他的整个人生的理想和价值都被迫换位了。虽然，也有人在国外成了音乐家，有的做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但徐小平更多地是在干着与自己的专业和喜好不沾边的事情。摆在徐小平面前的道路十分有限，一是做音乐教师，二是拿个音乐博士以使将来成为音乐教授。但是，这两条路在徐小平看来，都是平庸的，都不是他的梦想，而此时的俞敏洪来到北美邀请徐小平加盟新东方，可谓正逢其时，两人一拍即合。
第二年春天，徐小平就回国了。
徐小平回国不久就创办了新东方出国咨询处。出国咨询处刚开业，徐小平就遇到了挑战。
神情憔悴的柳眉小姐是开张第一天徐小平接待的第一位新东方学员。她自费申请去美国留学。像许多朋友一样，柳眉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获得一纸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上。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在申请签证时，两次遭到拒签。柳眉小妞几对出国近乎绝望了，怀着一线希望走进了新东方。
看完她的材料，徐小平也觉得她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她拥有披拒签的全部“经典”理由：一、没有足够的资金。她没有奖学金，一年学杂费需要1.5万美元。二、有移民倾向。她的哥哥在美国读博士，至今没有回国。三、学习目的不明确。因为她去美国攻读MHA的学校是非常一般的大学，而她在国内的学校却是名牌。四、成绩不理想。她的托福成绩只有550分。没有GMAT成绩，口语一般。因而，她不可能在签证窗口短短的几十秒内打动签证官。
徐小平强颜欢笑地劝说他的第一个客户忘记这件事。但是柳眉小姐不甘心，她逼着徐小平给她分析分析原因。“死马当作活马治”柳眉小姐带着祈求的眼神看着徐小平。他被感动了，决定尽全力帮助柳眉小姐。
资金不足是柳眉小姐被拒签的两大理由之一。但没有奖学金并不意味着没钱，在这个向题上最重要的不是出示银行存折，而是展示有钱的感觉。徐小平建议她在后来的申诉信中这样告诉签证官：去年我挣了20多万，我的丈失也赚了很多，如果您需要证明，我可以拿给你。徐小平告诫柳眉小姐，回答得要充满自信，才足以唤醒签证官对有钱人的羡慕，才能让他心服口服地给你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