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眉小姐被拒签的第二大问题是有移民倾向。徐小平向她分析道：你会回自己的祖国，只说“中国改革开放前途无限”是不够的，这太空洞，好像与你没有具体的联系。你必须要有个性，你可以告诉他，一个小学校的MBA在美国有什么前途，而中国对MBA的需求又是这么热切，我花这么多钱去美国学习难道是为了放弃在自己国家的机会而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找一个洗碗的工作吗？你哥哥在美国又怎么样？你不能因为我哥哥的成功就要惩罚他更加杰出的妹妹吧?如果你因为其他原因拒绝我也就算了。如果我的签证失败只是因为我哥哥在你们国家获得了成功，我无法接受!”柳眉小姐拿着徐小平帮她写的申诉信，按照徐小平教她的语调，再次来到签证官面前。没想到，签证官完柳眉小姐的申诉信，就告诉她：“your letter convinced me”。就这样，徐小平愣是把“死马”救活了。
首战告捷，从此，新东方出国咨询处名声大振。仅l996年夏天徐小平就为上万名学员做过集体讲座，给几百个被拒的学生做过个别抽导。为数十位特别不幸的朋友写出拒签中诉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忧心忡忡地走进新东方，信心百倍地离开新东方，徐小平知道了俞敏洪当初告诉他的美好蓝图不是一个梦想，正在他的眼前逐渐浮现，变为现实。
三、精彩王强
别了徐小平，俞敏洪又来到美国，找到了已经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同学王强。他是俞敏洪北大的同班同学。王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留校做了英语老师，不久就被评为讲师。在北大6年的教学中，他多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如果王强在燕园能按部就班地做下去，他一定能实现他做一名北大教授的理想。
然而，谁也想不到，长相斯文、一介书生模样的王强，骨子里却涌动着两股血液，一股是流浪汉的，一股是赌徒的。在这两股充满叛逆精神的血液的支配下，他逐渐对按部就班的教师生活失去了耐心。1989，他下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决定：从北大辞职！辞职，也就意味着砸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铁饭碗，还意味着放弃了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名利与已经取得的成就。口袋里揣了29美元的他踏上了美利坚国土，开始了新一轮的“流浪”。
在美国，如果以英语特长谋生简直可笑至极。擅长英语的王强不得不重新选择专业。选哪一种呢? 王强从当时的报纸上发现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比较受欢迎。尽管当时这个专业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但他已隐隐约约感到下个世纪人类的生活将离不开计算机，计算机软件业无疑将是一份有前途的工作。而此时，他却面临着另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选择。一位教授推荐他到哈佛大学读人类学，5年制，毕业后授予博士学位，而且有奖学金。哈佛是多少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啊!离开北大以后，王强的心目中只有两所大学吸引着他，一个是剑桥，另一个就是哈佛。想了很久，最后他还是决定不去哈佛。他决定弃文从理，改学计算机专业。固然，去哈佛可拿5年的奖学金，又是熟悉的文科，学起来轻松，说起来也能满足自我，但拿到学位以后的路又怎么走?在美国学人类学的外国人如何找到工作？理性告诉他，首先必须找一个能够赖以生存的手段。毕竟，美国的文化是强者文化。成功者令人羡慕，失败者被人看不起。选择做出以后，实施起来并非易事。一个全文科背景的学生申请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的硕士课程，岂不是异想天开?
王强还是走进了堆满了书、资料和两台电脑的计算机系主任的办公室。望着坐在对面即将决定他的命运的教授从那副雅致的老花镜片后矜持地注视着自己，王强真担心对方的几分耐心还能持续多久。王强知道是他北大英语系四年的文科成绩单让教授疑惑。果然，教授说：“请原谅，从你的学历背景中，我完全看不出你大学的专业和你将试图申请的本系计算机课程有何瓜葛？”说话的瞬间，教授的目光开始变得咄咄逼人。对此，王强已有足够心理准备，他微笑着答道：“先生，我今天赶来，正是希望当着您的面，清晰地阐述我的所学与我所希望踏入的计算机领域有着怎样的瓜葛。”王强用流利的英语阐释道：“计算机的运行靠得是计算机程式，而程式必须以一种程式语言来编写，我一直做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语言的研究与运用！计算机科学的精髓是逻辑，我撰写的文学评论也是逻辑的反复与熟悉的运用啊。任何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与大师们超常的想象力甚至审美能力分不开的，而我的文学方面的素养正可充任这一角色。”这套似乎充满诡辩的说词居然打动了美国教授。他不禁摘下眼镜，大笑着说：“精彩!王先生，在我看来，这几点理由可以做一篇有趣的论文。祝贺你，你被录取了。”
就这样，全文科背景的王强竟然凭着自己的自信和勇气迈进了纽约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系。在上学的那两年里，王强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对于他来说，首先要面对孤独，而“对于人类，幸福是短暂的，孤独却是永恒的”。尤其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国内那样亲密，彼此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你很难和周围的人进行沟通。其次是学费问题。文科背景的王强转学计算机专业，学校很难提供奖学金。为了交学费，他不得不打工挣钱。毕业后，凭着一种自信，一股决不接受失败的勇气，流畅的英文表达，强力的自我推销能力以及把自身长处推至极致的果断，王强竟然战胜了那些毕业于哈佛、耶鲁、斯坦福的竞争者，进人了被誉为“世界工程师摇篮”的贝尔实验室。王强成功了！刚在贝尔实验室里稳定下来，王强骨子里不安的血液又开始涌动。他开始想：我是不是要在贝尔这个铁饭碗里长久地呆下去?
恰在这时，昔日的好友俞敏洪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摸到了王强的家中。他乡遇故知。老友重逢。使王强兴交异常，在王强家里，两人喝酒聊天，聊起了在北大度过的岁月。俞敏洪聊起了他的新东方，王强聊起了他的留学生活和贝尔实验室的工作。聊着聊着。王强竟觉得那沉静已久的教书的欲望又披俞敏洪勾起了。白天，王强陪着俞放洪参观了普林斯顿大学。让王强吃惊的是，在图书馆、餐馆、商店里，只要碰上个黑头发的中国留学生。竟然都会向俞敏洪叫一声俞老师，这可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啊。这样的情况让俞敏洪突然受到了刺激。
俞敏洪说：“你不妨回来吧，现在国内与你走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中国正在起飞，正与国际接轨。急需大批有外语专长和计算机专长的人才。需要精通两种文化，能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生活过的人来消除以往国内语言培训所存在误区。平心而论。王强你生性爱说，教书应是你最大的爱好最喜欢的一种职业。再说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知识与别人一起分享，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的体验呀！而任教新东方，正是你把一些梦想拿回来实现的一个机会。你可以把西方的思维方式带过来，可以把自己在西方奋斗的种种体验与大家分享，从而缩短他们走向成功、充满曲折的道路。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在俞敏洪充满激情的游说下，王强怦然心动。不久，王强放弃了在美国所拥有的一切，悄然回国，加盟新东方。至此，传说中的“三驾马车”才真正走向一辙，开始了打造富有特色的新东方教学模式的艰苦历程。
回国后的王强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英语教学存在着一块供应不足的市场——英语口语教育。英语口语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社会极需要的，甚至不仅仅是最需要，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变态的渴望。因为中国人学的是哑吧英语。而且学习英语时的心态不对，怕说错了丢面子。有些人即使会说英语也不敢说，即便是会说，也说不出外国人喜欢听的话。王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个市场的潜力，他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王强举办了一个英语口语学习的讲座。这次讲座很成功。一回到办公室，王强就脱下衣服扔到沙发上兴奋地说：“爽！在国外十年没有这么讲过了!”
紧紧抓住中国哑巴英语的市场，根据自己在北大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历，王强对中国几十年来英语教学的方法进行了认真反思和客观批判，对西方人教授语言的心得进行了特别深刻的反思，吸取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英语培训的理论和实践的精华，找到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方法：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法。
王强开始用他的美国式思维口语教学法教授中国学生纯正的美国口语，开始带给中国人说话的自信，和美国人交流的能力和自信。几年的时间，王强的口语班从最初的.个人发展到现在的每班的4110多人。王强每个月的收入也已经超出了他当初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一年的收人，他找到了自己的市场，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四、跟着他，有肉吃
“我喜欢跟朋友打交道，我没钱的时候请朋友吃完饭，付完钱挺高兴。”俞敏洪骨子里是一个极为珍视友情的人，更要命的是，他还总把自己当“大哥”。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聚义”，给新东方注入了新鲜血液。这帮哥们儿可不是等闲之辈。俞敏洪做了四件事：第一，为迎接徐小平，他用30万元的原装“帕萨特”换了“红大发”面包车；第二，撵走了原来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腾出地方让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第三，王强回来不久，撤出管财务、行政、后勤的老婆，改变新东方“夫妻店”形象；第四，划分地盘，确定新的利益格局。
俞敏洪决定不出国后，开始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规划新东方学校。徐、王回来前，他就开始做铺垫。1994年底，他找到了民办外语培训学校“理想学校”校长杜子华。杜子华口语、听力教得不错。
两个民办校长见面。俞敏洪提出了兼并方案：一，新东方教师一节课平均300元，如果杜子华过来，可以每节课600元，翻一倍；二，口语班可以合并到新东方，交学校15％的管理费，其余归杜子华。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两人一拍即合。
这是俞敏洪典型的“糖纸理论”实战演习。小时候，俞敏洪有糖自己不吃，给农村小伙伴吃，大家便甘愿为他四处打架（给合作伙伴利益，做大）；糖纸俞敏洪自己留着，成了“孩子王”的象征（品牌自己掌控，扩大影响）。
徐小平、王强回来后，俞敏洪如法炮制。
徐小平管留学、签证、移民和咨询，王强的地盘是基础英语培训。1997年10月，包凡一回国，俞敏洪给了新东方出版地盘。俞敏洪继续守着出国考试培训的老阵地。至此，新东方“诸侯分封制”格局形成，外语培训教学门类体系整合完毕。五个人当中，三个“海龟”，两个“土鳖”；俞敏洪、王强、包凡一三个同班同学，都属虎，加上杜子华属虎，四只虎。四只老虎一只猴，形成了新东方极强的爆发力。
同时，新东方开始形成自己的一种文化——“英雄不问出处，英雄不问年龄”。比如十分邪乎的是，高中都没毕业的罗永浩，混迹江湖，也站到了新东方讲台上！山东师大毕业的宋昊想到新东方上课，找不到俞敏洪，急了，打电话对办公室的人扯了个幌子：“我是他大学同学，睡在他上铺的兄弟，从加拿大回来刚下飞机，要他来接我，快把他的手机告诉我。”钱永强则直接把刚下车的俞敏洪堵在车门口，“我要到新东方上课。”“不拘一格降人才”，新东方撒着欢地跑起来。俞敏洪把新东方的地盘分成数块，划给手下猛将，让他们每人经营一块自留地，赚钱归己，只需向新东方上交15%的管理费即可。
1994年，新东方兼并“理想学校”，擅长口语教学的校长杜子华加盟新东方，开辟了新东方托福听力培训和英语口语测试教学。1995年，俞敏洪远渡重洋，邀请徐小平、王强加盟新东方。徐小平回国后，俞敏洪撵走原来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让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随后，王强辞去年薪近6万美金的工作回到国内，俞敏洪立即将负责财务、行政、后勤的妻子撤出新东方，并将基础英语培训的地盘划到王强脚下。1997年，“睡在上铺的兄弟”——包凡一回国，俞敏洪把新东方出版的地盘划给了他。俞敏洪自己则保留了出国考试培训的老阵地。至此，新东方“诸侯割据”式的“分封制”利益格局形成。诸侯们名义上为新东方副校长，但并不在学校拿工资，各自经营自己的自留地，挣得多拿得也多，挣得少拿得也少。俞敏洪以不投资、少投资、低成本的方式，迅速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扩张了地盘，占有了中国英语培训市场最大的一块蛋糕；同时自己也得到了糖纸——15%的管理费和含金量大大提高的新东方品牌。
“糖纸理论”的激励效应立即显现。新东方进入快速扩张期。1994年，新东方培训学生3558人次，2001年，培训学生达25万人次；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并迅速扩张到全国多座大城市，成为让美国移民当局头痛不已的“出国学生流水生产线”。
然而，俞敏洪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分封制”，为后来的诸侯纷争埋下了祸根。
1999年底2000年初，新东方出国培训的比例逐步降低，基础英语培训出人意料地急剧上升，计算机培训、教学软件等原来并没有覆盖到的领域令人惊讶地飞速发展。各诸侯之间原本明晰的边界变得模糊、混淆、重叠，诸侯间的力量对比、战略地位发生变化，原本均衡的局面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诸侯胃口的扩大和攀比心态急剧膨胀。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哥们之间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银的局面结束了，纷争、矛盾、冲突、攻伐不断出现。新东方原本好批判的文化再加上利益纷争，让批判变得不仅仅是性格上的冲突、企业和个人自我革新的需要，变得不再单纯，变成利益的博弈，变成掩饰个人利益争夺冠冕堂皇的外衣。
五、当友情遭遇利益
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
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
俞敏洪笑言自己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如何将这些有个性的人团结到一起，并让每个人都保持活力和激情，是俞敏洪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对中国的企业而言，高速发展和高层的人事斗争往往是“孪生兄弟”，如果解决得好，企业将会更好地发展，处理不好，则有可能葬送已经拥有的“大好河山”。从新东方创办伊始，人事震动的问题就如影随形，关于新东方内部为权力、人事争斗的传闻，也不时地出现在各种媒体的版面上，其中2001年的小股东逼宫和2004年的胡敏、江博出走，被外界普遍看成是新东方高层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1998年，俞敏洪遭遇劫匪入室抢劫，差点送了命，由新东方2号人物徐小平代理董事长。1999年，新东方基础英语学院创办，王强的势力范围扩大，在新东方的分量加重。而考试培训市场渐趋饱和，未来扩张，将主要集中在基础英语培训。俞敏洪与王强间的个人横向合作已成必然之势，而徐小平的东方之星翻译咨询公司业务止步不前，旧的利益格局正在打破。不久，俞敏洪归位董事长，任命王强为副校长，新东方政治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3号人物王强变为新东方2号，徐小平排名后退屈居第三。一场争夺第一副校长的大战在徐、王之间发生。
大战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中了俞敏洪的“借刀杀人”之计。俞敏洪曾把《三国演义》翻来覆去读了10遍，他们认为俞敏洪按“三国”思维在企业内部搞起了结盟攻伐的权谋，目的是“坐收渔翁之利”。俞敏洪的道德形象受到精英们的质疑，王强哭求俞敏洪“烧掉《三国演义》，哪怕去读《水浒传》，也可以成为宋江”。
2000年初，资本市场运作专家、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给新东方带来新思维：“为什么新东方不值50个亿？！”
一边是50个亿的巨大诱惑，一边是诸侯边界不清的混乱与矛盾，二者共同将新东方出路指向同一方向：进行股份制改造。2000年5月，新东方启动公司化改造，由包括校长、副校长和一些名牌教师在内的11名股东组成“东方人科技发展总公司”。诸侯们交出了自己的地盘，意图“一统江山”，分享“大概念新东方”带来的巨大远期利益。新东方内部利益格局重新洗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彼此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深刻矛盾。
然而，改造后，他们才知道，新东方陷入了另一个更加让人惶恐不安的矛盾之中：新东方学校和公司虽然在名义上属于私有，但按现行法律规定，学校的性质是私立公有，投资者只有使用支配权，没有所有权。即是说，新东方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人。而且，俞敏洪在新东方有着绝对控股地位，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股东们一下子慌了，他们觉得自己放弃了实实在在、可以摇树生钱的领地，得到的却仅仅是一个虚无飘渺的“美好未来”，何况，其中还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使这一美好期待可能成空。而且，在股权的分配上，大多数人都不满足，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
“海龟”们更不可能接受俞敏洪的“绝对权力”，他们认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担心俞敏洪不尊重股权，不相信俞敏洪在公司停止不前的情况下能拿学校的钱来分红。由此制定出的制衡俞敏洪的“CEO联席会议”制度实行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俞敏洪参加的这个会议对大多数议题只能是坐而论道，议而不决，并不可行。“CEO联席会议”流产，新东方重组董事会，俞敏洪重掌帅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1年8月，俞敏洪收到王强郑重其事的辞职信，在历数完俞敏洪的过错、新东方的弊端之后，正式提出辞职、退股、离开新东方。随后，徐小平和包一凡相继递上辞呈，要求辞去董事职务，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对俞敏洪施加压力，促使俞敏洪下课，甚至要求俞短时间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俞敏洪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解释后，表示，真诚地希望王强和徐小平能留下来，以维护新东方团队的团结；如果能以他的离开换来新东方的发展，他愿意辞职。
卢跃刚在他的《东方马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段事实：“在场的人都清楚，新东方可能正沿着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道路向下滑行，可能面临一个私营企业由于决策失误、理念不合、利益纷争而导致的内部分裂，有可能出现盛极而衰、灰飞烟灭的庸俗结局。”庆幸的是，在俞敏洪的极力挽留之下，王强最终没有离开。
新东方五人董事会就有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的3个人提出辞职。监事会主席包凡一横加一杠子，也提出要辞职。提出辞职的4人均出身北大，徐小平是俞敏洪北大的老师、同事，王强、包凡一是俞敏洪北大的同学。新东方紧急董事会开成了董事辞职会。
直到胡敏这个温和派出来发言，气氛才有所缓和。胡敏既不是俞敏洪的亲属，也不是俞敏洪的北大同学、同事，不属于新东方创业元老，但却凭着扎实的理论和教学功底，凭着学者的稳健很快在新东方脱颖而出，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举步维艰的俞敏洪。俞敏洪将自己股权的11.6%、总股权的6%赠与胡敏，按当时的价格就值600万元。俞敏洪同时使出杀手锏：你们不是对新东方前途没信心吗？你们不是闹着要分钱吗？那好，任何一个股东如果愿意退出新东方，他本人愿意以每股100万元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而胡敏也称，谁愿意放弃股权，他以每股110万元的价格收购！
最终，当退股真的可以换成真金白银，并退下新东方这条大船时，吵吵嚷嚷的股东们犹豫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呆在新东方这条船上，让俞敏洪这个让他们忐忑不安、心存疑虑的“蹩脚船长”领导，用自己的股权去赌新东方的明天。新东方信任危机暂告一段落，但新东方的吵嚷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停。
六、天才荟萃的病
北大人是自信的，也是自负的，特别是北大高才生。他们一开口，必定是纵横捭阖，妙语连珠。他们的演讲、教学，感动、震慑了学生，为新东方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和财富。他们提升了新东方，新东方这个大舞台也让他们成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因此他们常常在这里目空一切、傲视群雄，即使俞敏洪也经常被他的天才教师们拿来开涮，以逗乐学生。
有一次，俞敏洪路过一间教室，一位天才教师正手舞足蹈地对几百个学生说：“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管新东方学校厕所还差不多。”学生哄堂大笑。俞敏洪尴尬窃喜，悄然闪过。徐小平在上千人的学生集会上演讲，讲到自己留学洗盘子时，说：“一想到老俞在国内也是洗盘子，洗不好，还要挨老婆嘴巴，心里就平衡了。”讲到精彩处，他常会停下来，说：“不好意思，请允许我自我陶醉一下。”宋昊曾对媒体这样说：“说实话，我是天才……我的语言特点那是语自天成……”而号称“耶鲁匕首”的钱永强更是不管什么场合、有什么人在场，绝对不给人面子，他对徐小平说：“小平，你别给我谈什么战略。你讲战略，丢人！”把徐小平气得大吼：“你给我滚出去！”
一次，新东方诸公一起吃饭，吃着说着，突然说到了将来要在大觉寺旁的一块地上盖房子，每个人盖一幢房子。
王强提议：“每个房子要有个名字。”
王强的提议激起了这帮家伙玩闹、幽默的天性。
大家七嘴八舌地给八字没一撇的房子和它们的主人起了名字。
俞敏洪——“思过斋”，思过斋斋主。
包凡一——“怀疑居”，怀疑居居士。
钱永强——“脾气斋”，脾气斋斋主。
“那老杜是‘恐惧楼楼主’!”徐小平大嚷。
杜子华“嘿嘿、嘿嘿”笑着，算接受，也不算接受。
徐小平——“任性斋”，任性斋斋主。
何庆权——“糊涂斋”，糊涂斋斋主。
宋昊——“小牛斋”，小牛斋斋主。
王强——“无悔斋”，无悔斋斋主。
大家的幽默中别有深意。
为什么把俞敏洪称为“思过斋”斋主？大家的意识里——岂止是“意识”，可以说是惯例、定制，新东方的问题，都是俞敏洪的过错，一言以蔽之——“农民”，所有的问题跟大家无干；其他人有毛病，出了大错，互相之间顶多就是调侃两句，或者只有私下议论和攻击，当面争的，都是利益。俞敏洪是众矢之的，集中火力攻完了，你老兄回家去“思过”吧。
有新东方出走高层这样评价：“在新东方，没有一个人能得到认可、接纳和宽容，甚至包括俞敏洪本人。这不是某个人造成的，而是一个环境，一种企业文化。”在这种企业文化里，“每个人都在被批判、被边缘化，每个人都在相互边缘化，每个人都在角力，并成为被游戏的对象。”
新东方人经常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样的词挂在嘴边，以示批判对他人、对企业发展的好处。为此，他们常说“踢开大门，批判对方”，以此展示自己的大度。同时，他们要求俞敏洪做蔡元培，兼容并包。
正因为这些理念，他们批判俞敏洪，他们相互批判。这种批判，这种自我革命，让俞敏洪走出了“小农意识”，让新东方一步步向现代化企业迈进，成为新东方一次次突破自身极限、获得长足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俞敏洪说，在新东方，没有任何人把我当领导看，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放过我。在无数场合下，我都难堪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我无数次后悔把这些精英人物召集到新东方来，又无数次因为新东方有这么一大批出色的人才而骄傲。因为这些人的到来，我明显地进步了，新东方明显地进步了。没有他们，我到今天可能还是个目光短浅的个体户，没有他们，新东方到今天还可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培训学校。
但也正是这种批判与好斗，让新东方失去人情味，让新东方成为扼杀人性的角斗场，人人避而远之。新东方不缺乏批判，但缺乏自我批判；新东方不缺乏批评，但缺乏自我批评；新东方缺乏表扬，但决不缺乏自我表扬。这才是天才汇聚的新东方文化！
七、胡敏出走
2002年，新东方进入了相对平稳的“胡敏时代”。
蜕变后的新东方正进入他的成年期，或者，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导入来看，新东方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另一道序幕。而此时的胡敏，这个浸润了湖湘文化灵气的青年才俊，带着新东方就这样步入了“胡敏时代”。 借着新东方这个平台，“胡敏”成了一个成千上万的留学生耳熟能详的名字，他是号称“中国雅思第一人”的“胡雅思”。他成为了新东方一面新的旗帜，一个顶梁柱。但是，好景不长，2004年4月，胡敏突然在人们的视野中神秘失踪，直到半年后，他才又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然而，这一次露面的胡敏已经不再是新东方的旗帜了，他另立为王了。
在新东方大多数人的眼中，胡敏是那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的人，“干事情总想干得完美，近乎钻牛角尖的脾气”。正由于此，当年，初到新东方不久的胡敏提出要成立大学英语部时，连俞敏洪也因其“书生气”、“学究气”而“怀疑他的能力”。
事实上，胡敏并不是新东方高层出走的第一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人。紧接着胡敏出走的是北京新东方学校副校长、“激情联想法”创始人江博。江博随后出任北京巨人学校首席执行官、执行校长，并带走了15名新东方优秀教师。
胡敏和江博似乎都没有理由离开新东方。他们的擢升曾经是新东方高管成长的典型模式，即“教而优则管”。
新东方以11年之功，能拥有今日在英语短期培训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固然与许多外部因素有关，比如留学考试升温和全民学英语的热情等，也和一些新东方式的风格特点直接相关，比如擅长激励学生和营造课堂气氛等。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在新东方的中前期岁月，俞敏洪的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和“诸侯分封制”的策略也功不可没。彼时，如果一名老师授课出色，并有想法，就有可能被俞敏洪委以重任，独当一面，负责开拓新的培训领域，逐渐成为高层管理者。
俞敏洪后来说，这是新东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那时候的俞敏洪更像一个收“租子”的土财主。这些得到“分封”的老师利用新东方的招牌，开创一些新的培训项目，拓荒成功后和新东方分成。胡、江二人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敏曾被认为是少年得志，人称“胡雅思”。他，15岁上大学，24岁研究生毕业，25岁当湘潭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28岁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英语副教授，33岁赴英国做高级访问学者，随后成为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副主任，英语专业硕士生导师，38岁出任新东方教育集团总裁。其履历可谓一帆风顺。但是，胡敏真正扬名英语培训市场，却是在新东方。
1998年加入新东方之后，这个长着细长眼睛和高高额头的家伙旋风般地成为雅思考试的代名词。他身材单薄，走过你身边轻得像风；说话轻言曼语，似乎怕惊吓了对方。和他握手，是礼节性的浅淡如水，温文而节制，这完全不同于俞敏洪那执手一握，掌心的温热、宽厚让人只觉满世界的和暖、踏实。新东方学员将“二敏”形象地描述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在新东方，胡敏的上升是一个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故事。1995年，胡敏成为一名普通的兼职授课教师，从教托福考试开始。不过，胡敏证明他不仅仅是一名优秀教师。一位新东方的人士评价胡敏说，他冷静、勤奋和踏实，并具有商业头脑。
10年前，当这个慢条斯理、内敛拘谨得笑起来都不发一声的胡敏出现在老俞面前时，声名正值蒸蒸日上的老俞对这位看似毫不起眼的岳阳才子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胡敏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个人简历，等待着老俞的反应。那份简历记载着他足以骄人的历史：28岁破格提升为湘潭大学副教授，现为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硕导。令他意外的是，老俞对这份简历看也没看，当即就塞进了口袋里。不安的胡敏顿时又失望又惊喜。这个细节至少向胡敏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新东方不会问你从哪里来的，只能用实力证明自己。事实上，胡敏也真的用自己的实力站稳了新东方的讲台，并且很快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从新东方的优秀老师到英语测试专家，再到总裁、校长，胡敏在新东方的历程可谓是顺风顺水。他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脱颖而出，得到大家的认可。新东方聚集着一批有“狼”性特征的青年才俊，他们个性张扬，思维敏锐，反应迅速。和这样的知识精英在一起，无异于“与狼共舞”，胡敏脱颖而出并不奇怪，但是，在人才辈出的新东方能够踏着那些创业元老的肩膀爬上总裁的位置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新东方在中前期，为了吸引优秀人士加盟，对授课教师的薪酬非常优厚。胡敏在新东方的第一次工资，就是俞敏洪亲自用一个黑色塑料袋装的，把胡敏吓了一跳。不少老师满足于这种高薪授课的日子。
胡敏却不满足于当一位好老师。
在新东方，他先后开创了雅思考试和英语四、六级、考研英语等培训项目。自2001年起，在新东方的收入构成上，这些培训项目已经与新东方传统强势培训项目GRE、托福等呈分庭抗礼之势。
2001年，俞敏洪决定一改过去“分封制”做法，决定新东方进行股份制改造。改制过程中，新东方创业元老徐小平和王强对俞敏洪产生信任危机，此时羽翼渐丰的胡敏站出来，坚决支持俞敏洪。为平衡新东方的“政治”生态，俞敏洪将总股权的6%(当时价值2000万元)赠予胡敏。加上胡敏分配到的股份，他在新东方里的总股份达到8%以上，仅次于三位创业元老。而且除俞敏洪外，胡敏所持股份与徐小平和王强的相差并不大。这种高度是后来加入新东方的人所不可想象的。
随后，胡敏出任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次年再兼任新东方集团总裁，集行政大权于一身。也许早就意识到新东方内部人事关系的复杂，接任总裁时，胡敏曾忧虑地表示，“在人才济济的新东方，虽然目前我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再过一两年，就会有更合适的新人出现，所以我只干三年。”
新东方的高层离辞出走似乎是有渊源的。连董事长俞敏洪都曾提出过辞职，并且上演过新东方“三驾马车”俞敏洪、王强、徐小平同时提出辞职的独特企业景观。
胡敏等出走，新东方少了一头狮子和狮子领导下的一群猛兽，却多了一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竞争者！新东方明星团队的“箍桶绳”——俞敏洪，终于被明星下属们因飞速旋转而产生的强大离心力挣破紧箍咒，新东方高层木桶终于飞出几片，面临分崩离析之险！
第八章 财散人聚
作者：谢文辉 分类：名人传记
一、新东方的赛点
俞敏洪办私立学校十年，办新东方八年，如果用色彩来归纳，经历了红色时期、黄色时期、黑色时期、桃色时期。
“红色时期”是1991年—1996年。
“黄色时期”是1996年—2000年。
“黑色时期”是2000年5月—2001年5月。
“桃色时期”是2001年5月至今。
徐小平说，第四个时期“应该是绿色时期”。我说，新东方没有“绿色时期”。如果有，是“灰色时期”，顶多是“灰绿色时期”，灰色调为主，偶尔有点绿色罢了。严格讲，甚至根本没有结束“黑色时期”。
“桃色”恰恰说明新东方暂时开出了桃花，有希望结果，却十分娇嫩，弱不经风。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还不一定，若遇狂风暴雨、霜雪冰雹，便是落英缤纷，一片狼藉。
“红色时期”，俞敏洪带着老婆、老妈和其他家族成员打江山，出版“红宝书”，建立新东方红色根据地，在北京英语培训市场站稳脚跟。他开着那辆“红大发”在大街小巷狂奔，红红火火，傲视群雄，为90年代“留学潮”推波助澜。最经典的故事情景是，俞敏洪在北京图书馆免费演讲，大礼堂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学生进不去。于是他跑出来，站在一个大汽油桶上，寒风凛冽中面对渴望出国的青年，像是在发动一场革命。
“黄色时期”，俞敏洪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邀请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何庆权等归国加盟新东方，开创私立学校请留学生归来任教的先河。徐小平咨询、移民，王强基础英语教学，建立了新东方发展的两翼，完善了英语教学体系。他对内实行“分封割据”利益分配，激励“海龟”们的创业冲动；公开场合则是集体亮相，对学生对社会是整体团队形象。创立“新东方精神”，最快速度最大程度地扩张了市场份额和“新东方”品牌。他的团队给舞台不给钱，同甘共苦创业，埋头苦干，各显其能。与此同时，各方诸侯渐次壮大，互相攻伐，争夺地盘。俞敏洪顾头难顾尾，使出全身解数平衡各方利益。
“黑色时期”，面对学校产权瓶颈，规避产权风险，整合新东方资源，进行公司化转型。麻烦出来了，出现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两大利益集团——小股东利益集团和俞敏洪的剧烈冲突。由于经验不足，制度设计缺陷，“东方人”公司失败。小股东把失败和新东方公司发展缓慢归咎于俞敏洪。小股东之矢，老母亲之矢，纷纷射向俞敏洪。新东方团队迷茫、困惑、痛苦，失去了方向，陷入了互相猜忌、怀疑、批判、攻击的信任危机之中。内耗多于建设，利益抛弃友情，激情覆盖理智，遍体鳞伤，概莫能免。新东方大船风雨飘摇，缓慢前行。按照设计，公司是车头，学校是车厢，车头本应拖着车厢跑，可是众诸侯都进了车头，鸡一嘴，鸭一嘴，都想当司机。俞敏洪虚晃一枪，溜回车厢，集中精力壮大学校。结果倒过来了，车厢拽着车头跑，像是迪斯尼动画片。
普华永道进入，给新东方带来了一丝妩媚而短暂的“桃花”颜色，可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走了半年就走不动了。
王强起火尚未平息，徐小平又接着发难，两头夹击，俞敏洪没路可走了。
今年的11月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王强给定的时间表，一个是11月16日——新东方学校创建8周年。
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王强的问题，迅速以新的体系调整新东方管理结构，重新整合新东方团队，新东方团队将面临分崩离析。11月16日既是新东方的生日，也可能是新东方的忌日，像贾宝玉出走贾府一样，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王强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结，这个结打不开，所有的结都打不开。
俞敏洪没路可走，更确切地说，俞敏洪面前有路，但是不能像原来那样左顾右盼犹犹豫豫绕着走了。这次是他最后的机会，更是新东方最后的机会。
他必须摊牌了。
11月6日，俞敏洪直接从都江堰赶到成都飞机场。
中午12点20他从都江堰出发，赶14点的飞机，近100公里的路程，经过成都市区时堵车，肯定赶不上飞机了。
他绝望了。
他在车上祈祷：如果能够赶上这班飞机，新东方的危机就一定能渡过去。
上天有眼，让他赶上了飞机。
这是一个好兆头。
二、 窝囊废的杀伐决断
“领导一定要心胸开阔，敢于承认错误。这个对来说问题不大，因为我善于承认错误，如果我不承认，就可以被我的高层管理人员骂上很长时间，我还不如赶紧承认了算了，他们就没得骂了。”俞敏洪自嘲是挨骂最多的CEO.
北大人好批判，正因为如此，他们是近代中国思想的发源地，并掀起了近现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运动。新东方的这帮北大精英把这种批判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过了头。新东方明星璀璨，明星坐大，他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对羁绊、束缚尤为敏感。他们看自己重若泰山，视别人轻若鸿毛，看自己是支鲜花，看别人是坨牛屎。他们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贬损他人。他们思维敏捷，兴之所致，口无遮拦，措词之激烈、说话之阴损，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俞敏洪就经常被这帮天才当面骂得狗血淋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却从来只有梗在心里，很少反击。他认为这帮家伙都是“价值连城的瓷器”，而他则是这些“瓷器”的“保管员”，如果这些“瓷器”摔碎了，自己就狗屁不值了。俞敏洪的宽容宽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的张扬，使他们有恃无恐，少有收敛。在这种主流性格的影响、传染下，新东方逐渐形成了这种无情批判的企业文化。
但是这一次，“忍者”俞敏洪一扫颓靡之气，五招棋，招招狠辣。
他回北京走的第一步棋是“削藩”，迅速建立新的薪酬体系和组织结构，建立期权制度，说服胡敏、江博、杜伟和新东方上海分校、广州分校校长放弃带有过去“分封割据”色彩的“收入分成制”，在新东方真正结束了“分封割据”。
第二步棋，说服杜子华放弃再办一个学校的想法，把杜子华请回来干新东方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他对杜子华说：“你要是在外面干，我永远以你为敌，你永远以我为敌。而且，这样打下去，还会影响杜伟在新东方的前途。”致使杜子华像6年前那样，权衡了利弊，愿意在胡敏的领导下工作，担任新东方基础英语学院院长。
俞敏洪此举一箭三雕：一、充分发挥杜子华教学专家的才能，壮大了团队；二、在前期消灭了竞争对手，避免了将来同一战壕的战友沙场相见的尴尬局面；三、保护了杜伟这样的新东方有生力量。
第三步棋，继续说服王强留在新东方，并且恢复董事职务，出任新东方公司的产业开发副总经理。他对王强说，王强在新东方的文化作用是没人可以替代的，新东方缺乏王强“那样气势若虹的东西”。俞敏洪这番话说到了位。王强曾抱怨说，俞敏洪没有看到他的文化底蕴对新东方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的作用。俞敏洪说：“王强，你一定要回来!我可以跪下来请你回来!”
话说到了这种份上，王强开始松动。
王强说：“你容我考虑一下。”
俞敏洪说：“可以，但是不能考虑时间太长。”
两天后就是新东方八周年纪念日。俞敏洪说：“如果王强不回来，我就不开庆祝会。我不能一个人站在台上开庆祝会!”
第四步棋，彻底打消小股东的不安全感，在利益的层面上妥协，以稳定新东方团队。11月20日，他提议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年终分红的“股东协议”。
以上几步棋都在为后面的棋做铺垫。
第五步棋，跟徐小平叫板。“你如果愿意地话，可以在小股东中做一个调查，让他们在你和我之间挑选合作伙伴。我相信，最后大家肯定选择的是我，而不是你。”
小股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俞敏洪的提案，打破了一直被营造的虚幻景象，给了徐小平一个真实的回答。
他们牺牲了徐小平。
利益第一，友谊第二。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
徐小平没想到俞敏洪那么干脆，那么强硬，一扫过去的“退”、“哄”、“绕”。
俞敏洪心软，但不是软弱；俞敏洪很多时候优柔寡断，但不是没有主见。对这一点，他们没有客观的认识，逼人太甚。如果关系到新东方生死存亡，俞敏洪毫无疑问会出手。因为新东方是俞敏洪的生命，也是俞敏洪的宿命。
俞敏洪在变化，在提升。
张亚哲曾说：“俞敏洪最大的特点是不露锋芒。”
但俞敏洪这次几步棋锋芒毕露，步步杀着。
结果徐小平又把辞呈收回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辞职又收回的举动了，像个大孩子一样不严肃。
新东方创造过很多神话，也被媒体赋予了很多神话。新东方在创业时期造就了一些明星教师和个人英雄，这些人对于新东方的成功做出了历史的贡献。随着新东方不断发展壮大，职业化、规范化的改革坚定不移，新东方就必然也必须告别“个人英雄主义”时代，而着手打造具备国际化眼光和职业化心态的精英团队。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新东方的成功将不再依赖于几个“个人英雄”，而要依靠团队的智慧和力量，依靠正规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依靠科学合理的制度流程，依靠创新进取的企业精神与文化。现在老百姓理解新东方还是个出国考试的机构，而未来的新东方内涵会更加丰富，外延会更加广阔。由考试转向外语，由外语转向教育，由教育转向综合教育，成为每个子品牌都很强的教育集团。
三、 重兴“聚义厅”
在新东方新团队的真诚挽留下，王强决定捐弃前嫌，回归新东方。
俞敏洪当即决定，连夜通知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通通穿西装，打领带，明天中午参加新东方学校八周年庆典。
已是午夜，该回家了。俞敏洪提议走回去。
北四环的路灯下，俞敏洪在前面走，回头看见王强、胡敏在后面肩并肩谈兴仍浓。“他们的脸上挂着从来都没有的笑容。”
新东方又躲过一劫。俞敏洪如释重负。
新东方现在两个铁腕人物，王强和胡敏，加上一个宽容人物俞敏洪，哪有不成事之理!
王强在一种叙述语境里把俞敏洪的行动理解为“宽容”，委婉地表达了某种歉意。
王强也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新东方洗牌两个月后，他当着徐小平的面说：“以前我只会沉思，不会反思。人区别于动物的是，动物只会沉思，不会反思。我们必须反思。”
了解王强性格的人都清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对王强来说太不容易了。说明他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但是，戏剧性还没有结束。
新东方的诸多戏剧性里，如果没有徐小平，简直可以说没戏。
股东大会表决后，令大家意外的是，徐小平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摔门而去，而是绅士风度地接受这个事实。
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他说：“既然大多数股东认为我不担任董事对于他们的利益是有益的，我接受这个表决结果。从此我将以股东的身份，积极参加新东方的建设，为新东方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他站起来，穿过会议室，走到会议桌另外一角，跟新任董事钱永强握手，说，“祝贺你”。
他又向俞敏洪走过去。
大家提心吊胆地猜测着徐小平会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举动来。
徐小平的行为出乎意料。他展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俞敏洪。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场面不像通常企业“阶级斗争”反目为仇的经典场面，如果是电影导演出来，可能怀疑不合情理。
徐小平拥抱俞敏洪时，反而让俞敏洪不知怎么才好。
俞敏洪说：“小平，你还是我的朋友。”
徐小平对自己的超常举动有一段华采乐章般的解释：“当时我要过去跟俞敏洪握手告别。在我接触到俞敏洪的一瞬间，我有一种要拥抱他的冲动。握手或拥抱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行为，往往是有规矩的行为，一般不会突然这么做。我并没有计划要拥抱俞敏洪，在新东方六年的工作中，以及和他二十年的认识中，甚至在温哥华久别重逢的时候，也没有拥抱过他。但是，在这最后时刻，我非常自然而愉悦地产生了拥抱他的冲动。我对他的拥抱，有好几种层次，虽然它发生在一瞬间，但这决不是接受失败的高贵姿态，而是真正的新东方精神的展示(否则我怎么能成为“新东方精神的归纳者”)。第一，作为董事。作为刚刚离职的董事，对于现代化游戏规则的拥抱。不管我自己是否愿意这么离开新东方董事会，但既然俞敏洪利用了这个游戏规则，我就必须尊重它，对此我没有一点别扭。所谓斗争还是争斗，其实在我过去几年和俞敏洪的冲突中，我要的就是这个规则。没有规则，大家都看俞敏洪颜色办事，决不是我要的生活。尽管这个规则的结果，是我的遭受重创，但我也要欢呼、拥抱这个规则的到来。第二，作为股东。作为股东对CEO的拥抱。这个层次上，包含了希望他好好把新东方搞好搞大的愿望。人人都知道，所有人的利益，包括我在内，都和新东方团队的团结、新东方精神的发扬、新东方事业的扩大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个结合里面，俞敏洪工作的好坏高低，是决定新东方成败的最大因素。第三，作为兄弟。作为俞敏洪的兄长。是对于他兄弟情感的拥抱。我和敏洪，是多年来情感与事业上最紧密的好友，我知道他赶走我，心灵与情感是会受到巨大创痛的。但是他必须这么做。我所逼迫他改革的种种行为，即使他后来反复告诉我他的进步与我的逼迫有关，但从个人尊严、管理权威以及情感实在是严重地伤害了他。兄弟情谊在利益原则、以及在如何维护这个利益原则的方式方法不一致面前发生了严重冲突和伤害。现在既然在前面的股东合约上再次确立了股东权益，那么这种冲突其实也就不复存在。而兄弟情谊却水落石出，月明星稀，突然显现。所以这个拥抱就会自然发生。所以，我承认我拥抱他的时候，略带快感。”
徐小平在最后的时刻“突然有一种解脱之感”，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
长期陷在“斗争”里，劳心劳神，伤人而不利己，浪费了自己的天才，毒化了自己的心智。
徐小平心情好的时候，事情按自己的意愿顺利发展的时候，多次说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反复无常，“劫波”难渡，“恩仇”未泯。
这次真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吗？还会不会反复？
投票结果给徐小平当头棒喝，促使他反省。他说：“自己对敏洪就像一个怨妇，内心深处对他有一种依附感、依赖感。”“我原来想做一团火，希望俞敏洪能在火中涅。火能炼出金子，也能烧毁圆明园!”
以往他也检讨过自己，但是那种检讨更像是修辞和语言惯性；或者是一面检讨错误，一面犯相同的错误。
新东方格局水落石出，已经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了。
徐小平找俞敏洪谈心，俞敏洪心存疑惧，恐怕是谈判要价。可是徐小平一反常态，说，“新东方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点什么，从头做起。”
他说：“我是一个小城镇的小官僚家庭里长大的小公子，生活中没有大磨难大挫折，小时候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这使我想到了英国滚石乐队的一句歌词：‘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翻译成中文：‘你并不总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徐小平的反省，为自己腾出了心灵空间。他在新东方可干的事情太多了，需要充分地静下来研究新东方学员，研究当代青年和留学生，进行一系列采访写作。
这些方面徐小平在新东方是一流的，在当今中国社会也是一流的。
新东方重新洗牌，救了徐小平，救了新东方。
徐小平说：“真要干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几年的书读得太少了，知识在逐渐老化。回到家，看见书架上那么多书，没读过几本，如果再不抓紧补课，人就废了。”
他正在完成一次人生的检讨、回归和超越。
看来，徐小平的“任性斋”要换名号了，换成“静思斋”比较合适，“任性斋主”当然也就成了“静思斋主”。
2001年“圣诞”，俞敏洪和徐小平、王明夫在加拿大温哥华相遇。
王明夫说：“今天的俞敏洪变了，跟两年前的俞敏洪大不一样了。”
徐小平虽然刚刚在新东方受到重大挫折，在家闭门思过，但是看到俞敏洪身上的明显变化特别高兴。他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俞敏洪郑重地说：“小平，我的变化跟你有很大关系。”
1995年、2000年、2001年三个“圣诞”，俞敏洪和徐小平互赠礼物，可以说物是人非了。
……
11月16日中午，翠宫饭店。
新东方八周年庆典如期开始，新团队在前面一线排开，既有元老，又有新锐。他们今天能并肩站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俞敏洪百感交集。
王强主持庆典，俞敏洪致辞。
大家好!11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说,11月16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八年前的今天,我从海淀教委马世平主任的手中,接过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办学执照。从此一纸平凡的执照翻开了我们生命中不平凡的一页,翻开了中国教育史上不平凡的一页。在在座各位不遗余力的努力下,八年来我们辛勤耕耘,迎来了新东方硕果累累的今天。我们已经改写了11月16日的历史,我们永远以这个日子为骄傲,我们更希望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会以这一天为骄傲,为了这一目的,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将继续努力下去。
代表新东方,我要表示我的衷心感谢。
我要感谢中国,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养育了新东方,是他给了我们坚强的个性和伟大的理想,为了我们的成长,他已经疲劳不堪,伤痕累累,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为他举杯祝酒,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万寿无疆。
我要感谢新东方以钱坤强,高艳丽,刘振兰,李雪坡等为代表的第一批老师和工作人员,是他们在漏风漏雨的小屋里辛勤的劳动托起了新东方的今天,是他们在停电的教室里嘶哑的喊叫呼唤出了新东方的辉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今天依然奋斗在新东方的第一线。在这里请让我对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我要感谢新东方以王强、徐小平、包凡一、何庆权、钱永强等为代表的归国学者,他们的归来,为新东方带来了春风一般的现代化思想,为新东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来到新东方,今天我们正努力实现着这个理想,那就是我们要为中国教育史托起一轮新的太阳。
我要感谢新东方以胡敏、杜子华、江博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学者和英语教学专家,他们的到来,为新东方带来了雄厚的英语教学实力,拓展了新东方巨大的培训市场,为新东方的教学与科研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放弃国家部门的种种利益,义无返顾的进入新东方,他们是新东方和中国教育星空中最灿烂的星星。
我要感谢新东方各部门的主任、管理人员和老师，是他们每天任劳任怨的艰苦工作构成了新东方大厦的坚强支柱，是他们对新东方和学生的真情热爱组成了新东方精神的钢铁脊梁，新东方的每一点成就都是他们的汗水浇灌而成。新东方的每一次进步都在他们坚实的脚下走出。
我要感谢新东方的全体学生，是他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感动着我们，是他们对新东方的信赖支持着我们，是他们对新东方的热情点燃着我们，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欢聚，今天的辉煌。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未来。让我们在这里以最真挚的心情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事业和生命像春天的鲜花，永远灿烂地开放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之上。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和力量，给了我智慧和勇气，是他们教会了我永远要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是他们用自己的榜样教会了我如何对待生活。我父亲的宽容使我懂得了原谅这个世界不足，我母亲的坚强使我理解了接受苦难的必要。在这里我要为我已经去世的父亲举杯奠酒，请他原谅不孝的儿子没有来得及为他买上一杯酒一包烟，请他接受儿子迟到的祝愿，祝他在九泉之下幸福安宁。在这里我要为我白发苍苍的母亲祝福，祝福她永远健康，长寿幸福。
最后我要向远在温哥华的我的爱人和孩子送去我的道歉和祝福，道歉我身为丈夫和父亲却不能和她们长相守共享天伦之乐，祝福她们永远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代表新东方，我再次向大家的来到表示感谢，并衷心祝愿新东方全体员工和学员事业有成，富足健康，天天快乐。祝愿新东方像飞驰的列车，载着我们的激情和理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谢谢大家!
俞敏洪念到父亲母亲这段时，声调哽咽，在场者莫不动容掩泪。
如此这般，新东方在这场动荡中又一次化险为夷。
四、 披着羊皮的狼
俞敏洪，这个相貌平平、性情温和的中国人，创造了“新东方神话”。在中国的英语培训市场，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令人肃然起敬，没有谁敢忽视他的存在。他的头上，顶着“留学教父”的桂冠，就是他把令中国人望而生畏的TOEFL、GRE考试变成了福特式生产线。
俞敏洪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他将一个TOEFL补习班变成了两个班……，一个培训领域变成了两个领域……，最终造就了现在的新东方教育集团。俞敏洪是一个谜，他性情温和、与人为善，却能“与狼共舞”，立于不败。他处处忍让却能步步为营；事事不争却能不断前行。有人说，俞敏洪生性柔弱，没有原则。也有人说，它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因为他领导着一个极具“狼”性的群体，并使之不断发展壮大。他毫无疑问是这个狼群中的“狼王”。虽然他的外表会在公众的认知感觉中造成一种混乱，一种不协调。然而俞敏洪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尽管每每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他将过去人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变成了真真切切的事实：他彻底推翻了穷教师的社会形象，使教师成了一个最赚钱的职业，并使得一大批教书匠跻身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之列。没有狼的秉性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切的。
关于俞敏洪的“公众”形象，俞敏洪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国王与一个丞相，彼此约定，国王唱红脸，丞相唱白脸，国王以怀柔安抚来赢得众人的爱戴，而丞相则以严格要求来约束群臣行为。后来，由于丞相管理有方，公正廉洁，在群臣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国王对此深为不满，于是对丞相说：我们来个角色互换，你来唱红脸，我来唱白脸。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人们对国王的宽厚有了预期，无法接受他的严厉，而相反，丞相过去很严厉，现在稍微变得宽容，就更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最后丞相一声令下，众人把国王给杀掉了。俞敏洪认为，一个人总是会形成某个相对固定的社会形象，这个角色形象是不能随便改变的。事实上，俞敏洪并不愿意把自己的那种宽厚与和蔼的角色换上一副严厉的面孔。这种转变不是不可能，但俞敏洪觉得严厉的角色对自己以及新东方都将是一种损害。所以尽管他对羊身上那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性格深恶痛绝，他却不愿意改变他一贯拥有的温和与善良的形象。俞敏洪坦言，自己宽容有馀，而规矩的能力则比较弱，新东方从无规矩向有规矩的转变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俞敏洪的个性决定了他对人有很大的弹性，当受到别人冒犯时，很少有报复心理，其结果是纵容了新东方的一些人的不良习惯，当新东方做大以后，出现了很多意料不到的问题，于是俞敏洪在“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作讲演时说他不愿意订立很多规矩。但是立了规矩，就应当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法不二度。然而，俞敏洪的个性决定了他无法铁面无私地执行他自己制定的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本来编了一个网要把“鱼”挡住，结果用了把剪子自己剪了一个“洞”，把“鱼”一个一个地放过去了。这样规矩就变得形同虚设了。后来，在规矩的约束方面俞敏洪干脆退到一边，放手让别人去做，这样就既确立了规矩的严肃性，又保住了俞敏洪特有的那种人情的观念。
俞敏洪说，新东方所走过的路完全是一种新路，没有先例可循，从最初的一个英语补习班，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然，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定是其领导人的某种特点决定的，尽管很可能他本人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未必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当共和国的元帅，但他的内心深处必然埋藏有那样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开花结果。栽什么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那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潜质。尽管我们很难说清楚，俞敏洪的身上究竟拥有什么样的“种子”，成全了他的伟业，但可以肯定俞敏洪一定拥有某种成功者的素质，他曾经非常自信地对记者说：“如果当时没有办英语培训班，我还会做其它的事，比如开个酱油店，也许现在我已经把它搞成一个大型连锁商城了。在谈到成功的经验时，俞敏洪强调说，洞察力对于一个企业领导者来说是致关重要的。因为领导者最主要的职能就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出确定性的决策。人非圣贤，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却不能犯大错。在新东方的历史上，俞敏洪也曾因轻信别人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大部分情况下，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时刻，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俞敏洪在新东方的威信，很大程度上正是得自于这一连串的正确决策。
俞敏洪既有大智慧，也不乏“小聪明”。他以前从未做过买卖，然而却天生具有某种营销的能力。最初办班时，没有人报名，因为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将自己的名字写到报名表上，俞敏洪急中生智，在报名表上写了二十几个假名字，这才招来了第一批学生。不过俞敏洪并不认为这是真实意义上的欺骗，否则，他就绝不会那么做。“善意的欺骗”是一种必要的营销策略，必需以真实的服务为其后盾，否则就会真的成了欺骗，新东方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所以在俞敏洪的生意经中，俞敏洪在讲座结束后与听众交谈诚信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小聪明只有在大智慧的背景之下才会成为真正的“聪明”，否则就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同样，羊的性格中必须加入某种“狼性”，才可能在现实中立于不败。如果说俞敏洪在新东方之初的“欺骗”反映了狼性的狡猾的话，那么在新东方发生高层动荡时，俞敏洪能力挽狂澜则反映了狼身上顺水行舟的特点，狼知道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
2001年，新东方的上层矛盾激化，几乎到了分崩离析的程度，新东方就像一座地基不牢、结构又存在巨大缺陷的巨轮，急剧的扩张使之不堪重负，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而几经努力之之后，俞敏洪终于奇迹般地使之脱胎换骨，经历了一次凤凰涅磐式的再生，一个具有现代化企业结构的新东方应运而生，终于迈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俞敏洪的洞察力与魄力，再一次经受了考验，他用自己的行动稳定了自己作为新东方总舵主的地位。经过几次利益分配之后，作为董事长的俞敏洪现在仅持有新东方30%的股份，这对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俞敏洪却坦然而自信。他说：如果真得到了靠股权维护自己领导地位的地步，那将是很可悲的事情，也将意味着你领导权的终结。毫无疑问，在这次动荡中，俞敏洪是付出代价了，但他获得了更多的回报。树立了绝对的领导权，还赢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回顾馀敏洪的成长历程，他的理想似乎全都没有超过他最终所得到的结果。当年他一心只想拔掉农根，却鬼使神差地上了北大；后来怀揣着出国的梦想，却最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东方教育集团。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将眼前的理想，变成将来的事实。因为俞敏洪有着“羊”外表，却有着“狼”的坚定和雄心。
第九章 一个边缘人物的爱与痛
作者：谢文辉 分类：名人传记
一、三次高考失败
出生于江苏一个只有100多人口的小山村的俞敏洪，小时候家庭条件并不好。上学时他的学习成绩也很一般，没有什么过人之处。1976年，俞敏洪初中毕业后便失去了上高中的权利，回到农村学开手扶拖拉机。粉碎四人帮後，才有机会上了一年零两个月高中，1978年恢复高考，当时的政策是，贫下中农家庭只能有一个子女上高中。姐姐已是高中毕业，所以俞敏洪没有机会。1977年年初，同村一个女孩不愿上高中，俞敏洪妈妈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可以让俞敏洪顶替这个女孩上高中，几经说服，学校终于同意了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他的理想只是考上家乡的江阴师范学院转为非农业户口，从此摆脱繁重的农业务动。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俞敏洪参加了高考，这一年俞敏洪的英语只考了33分，距离当时的及格线差了5分。他没能实现农转非的理想。
高考失利后，俞敏洪就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大队中学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找到俞敏洪，但他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这时，母亲却认为俞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于是拼命鼓励儿子去。就这样，年仅十六岁的俞敏洪成了代课老师。代课时，俞敏洪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学上，准备再参加一次高考。复习了八个月，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俞敏洪报了名。这一年的高考，俞的同学中有两名考上了。俞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他仍然未能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第三年，俞敏洪已经决定放弃了。但是，他的母亲却坚持让他第三次参加高考。母亲用三条鲫鱼为俞敏洪换来一个高考补习班插班生的位置，去城里补习之前，母亲对俞敏洪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俞敏洪因为年龄最大，而且有社会经验，所以被选作班长。在俞敏洪心中，班长理所应当是班里学习最棒的，然而，他的成绩却排在了全班的最後。当时英语老师让同学们抄写了300个句子，并说：谁要能把这300句话牢牢记住并做到一字不差地进行汉英互译，就可以保证在高考中获得好成绩。班里其他人谁都没能背下来，只有俞敏洪做到了。他凭着这300个句子的功力，在第三次高考中俞敏洪发挥出色，尤其外语考得好，得了99分。此时， 俞敏洪的目光已经脱离了眼前的江阴师范学院，凭着第三次高考的优异成绩，他迈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大门。
这一年，俞敏洪l9岁。
二、最没出息的学生
在一次演讲中，徐小平如此调侃地回忆当年的北大生活：“我是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是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呢？是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徐小平的话虽然调侃，但是一点也不夸张。学生时代，俞敏洪在北大的确什么也不是，不会吹拉弹唱，不会说普通话，进入北大之初，老师和同学经常给俞敏洪的待遇就是“白眼”。正因为如此，俞敏洪对北大的感情一直都很复杂。在很多场合，俞敏洪说，没有北大10年的生活，绝不会有我俞敏洪和新东方今天的局面。然而，整体来说，在北大期间，俞敏洪却属于被边缘化的人群，无论当老师，还是当学生。到现在还有人忿忿不平——任何一个人办了新东方都情有可原，但俞敏洪办就不能被“原谅”，因为在同学眼里他是最没出息的人。
1981年秋天，俞敏洪踌躇满志地跨入北京大学，他原以为，从此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陷入到一个令他更沮丧的环境里。俞敏洪所在的班级有50多人，只有他一个人来自农村，许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北京的高干。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远远好过从农村打拼出来的俞敏洪，相比之下，俞敏洪的成绩糟糕得让人侧目。
像一头瘦弱的小鹿闯进虎豹纵横的森林里，俞敏洪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一个爱开玩笑的同学这么调侃他，想找俞敏洪吗？很简单，当你看见一个穿着寒酸，说话含糊不清，神色像一个刚输光最后一分钱赌徒的人，那就是他了！
进校的第一天，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俞敏洪就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俞敏洪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他的大学生活。这一幕给俞敏洪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俞敏洪的大学四年都在自卑中度过。第二个后果就是让俞敏洪明白了，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书。
那时候，农村学生被城市的同学看不起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俞敏洪却有一股死不认输的牛脾气。别的方面比不过人家，可以先在学习上突破。因为上高中时没有接触过英语听力，所以，大一时俞敏洪的英语听力很差，每次考试都排在全班倒数。为了提高听力水平，俞敏洪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听英语。班里的同学都说俞敏洪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都蓝江江的，跟恶狼似的。结果，就是这股饿狼精神硬是练就了俞敏洪良好的英语听力，为他以后的教学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三时，俞故洪不幸又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住院休学。在住院的半年里。他身心放松地读了近600本中外名著。这些书对他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在北大的四年里，俞敏洪把时间都放在读各种各样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一些能读懂的自然科学著作上。四年毕业的时候，他读了大量的书，英语书反而成了其次的东西。所以北大的四年，俞敏洪英语学得非常糟糕。糟糕到毕业的时候，连《飘》这样的英文小说都读不懂。同时，由于长时间的封闭读书，俞敏洪还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是因为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情绪。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也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的活动。这一点也就成了当年叱咤风云的徐小平和王强等人拿俞敏洪开涮的笑柄。
北大四年，除了读书，对于俞敏洪而言，整体的大学生活是痛苦的。但客观上讲，正因为在北大被边缘化，让俞敏洪的“出息”欲望在压抑中蛰伏。由于受北大人文思潮的影响，虽然秉性不善跟人打交道，也有强烈的自卑感，但内心却总想融入北大主流。正因为这种心态的反差，锻造出了俞敏洪坚韧、刻苦、百折不挠的品性--为了能够改变自己在大学学英语却不会说、听不懂的尴尬，杜绝一切人情来往，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狂听狂背；为了弥补自身人文知识上的差距，俞敏洪疯狂地买书、借书，为了限制俞敏洪买书，以至于俞敏洪的母亲威胁要断绝俞敏洪的伙食费……
同理，正因为没有北大人身上的种种“短处”，也使得俞敏洪不像大多数北大人那样思考国家大事和民族危亡的问题，而是比较务实，一心奔生计，踏实去挣钱，“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三、忍者俞敏洪
2005年11月23日的新东方12周年庆祝晚会在北大百年讲堂上演。座无虚席的北大百年讲堂里可谓一票难求，晚会气氛十分热烈，当周成刚、陈向东等新东方元老和许多小有名气的教师上台时，台下的老师和学生尖叫声一片，那阵势丝毫不让娱乐圈的明星。最轰动的是，当主持人宣布俞敏洪上台讲话时，全场沸腾了，人们呼喊着俞敏洪的各种外号，仿佛在欢迎最具实力的偶像出场。
究竟是什么让眼前这个人如此受到追捧，他到底做过些什么？又将带领新东方走向何方？这个性情柔弱，又无比坚韧的男人让我们无法准确定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俞敏洪是一个能带给大家震撼的人物，就像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一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俞敏洪已俨然化身为众人心目中的“教父”。新东方在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的故事之后，终于走上了上市之后的高速公路。然而当人们试着去猜测俞敏洪站在台上的内心波澜，试着以他的角度去感受那种应该属于成功之后的热烈的时候，从俞敏洪消瘦的脸庞上，却看不到太多激动的神情，反而是一种少有的严肃。
“我比较有耐力，有目标，认定了就坚持去做，并且愿意没有时间限制地去做。”俞敏洪在很多场合都重复过这句话。少年时期贫穷的农村生活，让俞敏洪饱受生活艰辛，也使得没什么资源的俞敏洪深深知道，只有通过坚持，自己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也正是这份坚持，一大批新东方“才子”聚集在俞敏洪周围，开创了新东方今天的局面。然而当初令俞敏洪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些“才子”、朋友、伙伴，后来却让他一度面临事业、亲情、友情和心灵上最艰难的抉择。利益纷争、朋友反目，在家人与伙伴之间、在学校发展与道德拷问之间、在集中与放权之间、在利益与人才之间，俞敏洪一直经历着烈火般的炼狱煎熬。
“大家拉扯的好处就是把我拉得像皮筋一样，一个弹性的中枢神经。不承认我的领导也没关系，我给大家提供分配的公平、思想的一致，大家自然走到一起。”在历经分合之后，新东方的文化中已经牢牢刻上了“俞敏洪文化”，就是你无论怎么骂他，取笑他窝囊废、没文化都可以，但你不能损害新东方的利益，这就是新东方快速成长的“自由文化”根基所在。有人说俞敏洪坚定，有人说俞敏洪懦弱。但是，拨开这些表象，我们看到的是忍者无疆，生活困窘，他忍受了苦难，三次高考，他忍受了煎熬。四年大学，他忍受了寂寞，创业之初，他忍受了挫折，兄弟反目，他忍受了误解和非议。如果说，新东方成功之前的忍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的话，那么在新东方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完全没必要再忍了，完全可以颐指气使的惩罚和对抗反目者。但是，它没有，他依旧坚持了忍耐。懦弱和忍耐往往是不同的内核，相同的表象。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俞敏洪醉过，哭过。但是，从没有站起来骂过。孟子在《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中这样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可见，所有成大事者，都应从“忍”做起。俞敏洪说：“面对别人的嘲讽，把自己踩到最低。你说我是动物，我觉得我连动物都不如，你就拿我没办法了。”
经历了各种是是非非，曾遍阅群书苦寻解惑良方的俞敏洪，如今已经从过往的阴影中爬了出来，学会以退为进，继而衍生出了强烈的自信。得与失从来就只是相对存在的，在新东方的发展面前，俞敏洪个人的得失似乎已变得微不足道，仁者无敌，人者无疆。这就是真实的俞敏洪。在别人眼中俞敏洪已足够成功。但俞敏洪对成功的定义却出人意料。“成功是活着的人不能说的词，因为只要你想做事，逆境就是你的常态；如果不想做事，失败就是你的常态。活着就是在起起伏伏中往前走，成功就是不管你怎么跌倒，还要爬起来。”如今，更加通达的俞敏洪就是在以一份平常心，不断去挑战逆境，挑战失败，寻找新东方的下一个成功。
四、父亲的“捡砖头”思维
俞敏洪的父亲是个木匠，也是一个酒鬼。
俞敏洪跟公安局的喝酒没喝死、劫匪用大型动物麻醉剂注射没被整死，似应归功于他父亲。他父亲从小带着他摸鱼，水渠两头一堵，泼干水，鱼虾泥鳅一块儿摸出来，拿回家掏洗干净，一煎一炸，打两斤七八毛钱的劣质白干，父子俩对饮。父亲每饮必醉，每醉必睡，天打五雷轰都叫不醒，于是心宽体胖。他跟着父亲练出了酒量。父亲1991年去世，去世前没喝过俞敏洪买的酒，成了俞敏洪永远的内疚，后来找补，每次上坟，都要带一瓶酒。
俞敏洪说，父亲是个可爱的酒鬼，在父亲身上他“学会了为人宽厚、宽容”，他屡经劫难没死，归功于父亲；攻击、蹂躏、内讧，新东方没死，也可归功于父亲。
孟春时分，油菜已经结荚带果，长成齐胸高。俞敏洪拎着酒，表兄扛着锹，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坟在离家不到两里路远的水渠旁，孤独地听着流水。俞敏洪跪下给父亲磕头，给父亲培土，给父亲倒酒。酒香在油菜地里漫溢开来，这块长江边上的土地已有几分醉意。
父亲不仅教会了他宽厚诚实的人品，还给了他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和技巧，其中父亲的“捡砖头”思维最为典型。
俞敏洪的父亲是个木匠，乡亲们经常找他帮忙盖房子，每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边有砖头他就捡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看着父亲每天不辞辛劳地重复着这种劳作，俞敏洪很是不解，渐渐地院子里的砖头堆得像小山。直到有一天，一间小房子在院子里拔地而起，父亲把本来在院子里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后，俞敏洪才看清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看清了做成一件事情的全部奥秘：一块砖头没有什么用处，一堆砖头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心中没有一个造房子的梦想，就是拥有天下所有的砖头也是一堆废物；但是如果你只有造房子的梦想，而没有造房子的砖头，那梦想永远无法实现。
从那以后，父亲捡砖头的形象就定格在了俞敏洪的脑海里，成了他人生成长途中的路标。不论做什么事情，他都问自己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就像父亲捡砖头一样，知道砖头将来可以盖房子；另一个是我需要多少努力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也像父亲捡砖头一样，知道捡多少砖头才能盖起房子。
正是凭着父亲教给他的捡砖头的人生信念，俞敏洪已经为自己建造了三座漂亮的房子。
第一次捡砖头：连考三年进北大。1978年俞敏洪高中毕业，第一次高考，英语只考了33分，只好回家干农活；第二年英语提高了12分，还离及格差5分，村里人嘲笑他，叫他“大学生”，面对两次的失败，俞敏洪本来不打算考了，一般的农村家庭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支撑孩子考下去，可是父亲不仅支持他考下去，还想方设法为他联系了城里的补习班，望着父亲期待的目光，俞敏洪心中的目标也更加清晰了：“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第一年第二年我没考上，是因为我捡的砖头不够，第三年我一定要拼命地捡砖头。”他把连续三年的英语试题归纳成300道练习题，把答案一一列出来，然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800个句子背了个滚瓜烂熟，他的英语成绩由此从班里倒数第一升到了正数第一，这一年由于他的英语成绩奇高，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
第二次捡砖头：狂听狂背留母校。进了北大后由于俞敏洪的农村口音，英文不敢张嘴，听力更是不行。一位老师不耐烦地说他：“你除了俞敏洪3个字能听懂外，其它的东西恐怕什么也听不懂吧？”。为了改变现状他又重新开始了“捡砖头”。他戴着耳机一头扎进语音试验室里，但是两个月后，不会说、听不懂的现状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这时他想到了高考时的老办法。他买了一套《新概念英语》抱着录音机，钻到偏僻的小树林里，他杜绝了一切人情来往，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狂听狂背。疯狂两个半月以后，他终于“捡够了砖头”，成了一个不仅能听，而且能讲英文的人。大学毕业时俞敏洪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了北大，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英语老师。
第三次捡砖头：辞职创业成富翁。俞敏洪留校后，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不久，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他重新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多赚点钱养家糊口。他又一次开始积累“砖头”：他每天上一次课赚30块钱，后来一天上两次课赚60块钱。再后来他看到别人办培训班，一天能赚600块，于是他就开办了自己的培训班。然而他刚刚弯腰捡到第一块砖头时，却由于违反了学校有关规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在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时光里，俞敏洪找到了新的机会。他曾几次留学失败，但是他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于是他抓住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机会：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俞敏洪率先打出免费的招牌:“20多堂课，一分钱不收”。在北京图书馆1000人的大礼堂里，一下子竟来了3000多人，俞敏洪只好把课堂临时转移到礼堂外面的操场上。没做一分钱的媒体广告仅仅通过这3000学子的口耳相传，新东方在京城居然一炮打响。在俞敏洪“捡砖头”的同时，“新东方”也成了成千上万大中学生出国留学的“敲门砖”。有资料显示，目前国外的留学生中有70%是俞敏洪的弟子，在北美任何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新东方”的学员至少占了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当年，俞敏洪只是想如同父亲一样，用自己捡来的砖头，建一座能够遮风避雨的小房子，没想到20多年过去后，他竟然用积累起来的砖头建起了一座摩天大厦。
让我们记住俞敏洪“捡砖头的思维”：“一块砖头没有什么用处，一堆砖头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心中没有一个造房子的梦想，就是拥有天下所有的砖头也是一堆废物；但是如果你只有造房子的梦想，而没有造房子的砖头，那梦想永远无法实现。”
五、话说李八妹
俞敏洪的母亲是个极其精明强悍的农村老太太，姓李，行八，称“李八妹”。家里孩子多，又是女老八，父母不重视，图省事，大名直呼“李八妹”。
俞敏洪的吃苦耐劳精神、商业天赋来自母亲。
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他的母亲：
“我从小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需要坚韧和努力，这种个性其实是来自我的母亲。 我母亲是个个性很刚强的女人。我母亲有兄弟姐妹八个，我有六个舅舅和一个姨妈，从我记事起我的这些舅舅和姨妈就很听她的话，谁家要有了问题，只要我妈一出面，她怎样决断大家就怎样做，从来没有人反对，不是因为我妈凶，而是因为她的威望高。据说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她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就都听她的指挥。我妈是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生产队的工作没有她的决策几乎就没法进行下去。她公正无私，做事情带头吃苦，所以威望极高。”
“尽管我妈很爱我，但却从来没有宠过我。也许她太能够理解生活的艰难了，所以从小就训练我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从小就在农田里干活，插秧、割稻、撒猪粪，样样都干，从来没有过被娇宠的感觉。我父母下地干活，我就在家做饭、炒菜、洗衣服，到现在我还有自己做饭洗衣服的习惯。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忙着割草、喂猪、放羊，一年里的几头猪几只羊，是全家能够换点钱过年的唯一保证。有一年冬天下了雪，家里没有了草喂猪喂羊，我妈让我拎着篮子在野地里，把雪拨开，把雪底下的青草一颗颗割起来，割了整整一天。这一天成了我童年里最艰苦也是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俞敏洪后来能够上大学，成为老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位铁腕老妈。
“从小我妈就说在农村一辈子太苦了，最后能够当个先生最好。先生在农村人的嘴里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我从小被我妈念叨得对老师充满了憧憬，因此不管怎样被老师折腾，都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地位。还好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尽管上学成绩不好，但不厌学。等到高中毕业时的1978年，中国迎来了全国第一次高考统考，结果我根本就不可能考上，英语才考了33分。回到农村种地，我死心了我妈不死心，听说家乡的一所初中缺英语老师，拼命到校长家走关系，说我高考考的就是英语，英语水平很好，硬是把我给塞进学校去当了代课老师。那一年我十六岁，英语勉强能够背完二十六个字母，哪里能够教学生，但农村的初一，似乎怎么教都行，学生还很喜欢我。从那里开始，我决定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又落榜了。
“决定考第三次，也是我妈起了重要作用。我本来都打算放弃高考了，但我妈听说县政府正在办一个外语高考补习班，就拼命在城里请人帮忙让我进去，她一农村妇女，在城里哪有什么关系啊，可她硬是找到了补习班的班主任老师，把老师感动得不得不收下了我。从城里回来那天晚上，刚好下着大暴雨，我妈回家的路上，摔在沟里了好几次，我在家里等着我妈，一看到我妈变成那样，立刻就明白了这一次只有一条路了。在拼命了一年以后，终于走进了北京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妈一高兴，把家里的两头猪都给宰了，让全村人足足吃了两天。”
老太太对新东方事务介入很深。她在新东方大楼里有办公桌，经常去的人可以在楼道里、电梯间碰见她。俞敏洪说，他家老太太“渗透力特别强”。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回国时，新东方是夫妻店，俞敏洪意识到这帮哥们儿肯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新东方“夫妻店”的形象也不好，想方设法把老婆孩子运到了加拿大。老太太把家里的工厂托付给了亲戚，1992年12月18号到北京，帮助俞敏洪料理家务。1995年俞敏洪有了孩子，她帮忙带孩子，1997年老婆孩子走后，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寂寞，俞敏洪发挥老太太善于做生意的特长，让她在学校周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渐渐地，老太太把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拿下，到2000年底做到了1000多万的流水。还不仅于此。她的控制半径远远超过了新东方，江阴还有她的矽钢片加工厂。俞敏洪2001年4月去江阴，她要跟着去，俞敏洪不让。俞敏洪到江阴的当天，她就在北京电话遥控，“一天之内办了一家公司”，当了董事长。俞敏洪在江阴是名人，但是回家非常低调，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避免应酬和商务活动，而老太太在江阴的影子却无处不在。
仅就商业意识而言，新东方除了俞敏洪，没有人能比得上老太太。新东方在北京朝阳区开教学区，租一个大楼，别人谈判的价格高，老太太去谈，每平米租金一分钱一角钱地算账，谈下来，一年能省几十万。新东方磁带原来进价是两块三一盒，不降价，她就找另外一家，一块九一盒，一盒省四毛钱，一年省几十万。她经营的项目，自己有个小本子，成本收益天天算，了如指掌。比如每天供给学生的盒饭，什么档次、多少钱一盒、每天卖出多少，记得清清楚楚，绝不含糊。
新东方成立公司以来，只有两块业务在增长，一块是俞敏洪把握的学校，学生由15万人次增长到25万人次；一块是老太太掌握的服务类业务。咨询、移民、电脑、媒体等业务要么萎缩，要么发展艰难、缓慢。说得难听点，真正懂得新东方下游产品含金量并卓有成效地开发出来的人，不是大多数包括有MBA学历和外国大公司履历的新东方的高层管理人员，而是大家都嗤之以鼻的这位农村老太太——李八妹。
老太太说，新东方搞了股份制，哪个生意赚钱？还是学校靠得住。“我是一颗心放在新东方，毕竟新东方是我儿子干起来的。但是没有我这个母亲支持，他俞敏洪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跟他们说，我不仅是俞敏洪的母亲，也是新东方的母亲。我跟敏洪讲，你是聪明，你有天才，但是总要有人提醒。每个关键时刻我都要跟敏洪谈，听得进去也好，听不进去也好。”
许多人正规的场合叫阿婆“新东方之母”，私下里叫阿婆“老太君”。老太太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新东方风吹草动，上午发生的事儿，不超过晚上就到了老太太的耳朵里。她拉开架势在新东方“垂帘听政”，虽然俞敏洪主意大，不可能让母亲“垂帘听政”。
老太太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俞敏洪他们当着老太太议事，说到敏感的地方避着她，就用英语，阿婆大怒，说，“你们欺负人!”
2001年4月10日，普华永道进入新东方。负责人谢韬召集新东方中层以上干部开会，老远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后面。
会后他问：“后面坐的老太太是俞敏洪老妈吗？”
老太太说：“我要来看看世界一流的大公司都说些啥。”
旁边的人窃笑：这农村老太太能听懂个啥？
她要来听，谁都挡不住。她不是要听个究竟，也听不懂个究竟，她要的是台上坐着俞敏洪、台下坐着俞敏洪母亲的感觉，要的是新东方主事的人、包括她儿子注意到她的存在。
杨六郎掠阵杀敌，后面不是镇着一个佘太君？
老太太的存在给俞敏洪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俞敏洪的策略，第一步是“躲”。原来住一起，老太太如入无人之境，不管里面睡着谁，进门不敲门。搬新家时，把老太太安置在另外的单元；原来是“早请示，晚汇报”，现在是能蒙就蒙，先斩后奏。第二步是“撤”。
面对恩重如山、精力过剩、头脑清晰、十分精明、一旦发飙谁也劝不住的母亲，被称为“平衡大师”的俞敏洪经常束手无策。他说一句话，母亲一大堆话等着他呢。
在大家的强大压力下，俞敏洪想把母亲撤出来，说，“妈，别干了，你这么大年纪，退下来轻松一点不好吗？”
阿婆说：“我知道轻松，但是你们上面搞股份制，下面的事情关心过没有？你们问过哪一部分怎么管理吗？你们根本没有问过。母亲在这里面好像是一根顶梁柱。”
意思是，下面的事情你们不管，是你老妈帮你顶着呢!
“顶梁柱”能撤吗？几句话就把俞敏洪顶回去了。母亲还瞧不起儿子的管理水平呢。“新东方的管理漏洞大着呢!”她说。“比如材料需要多少，印了多少，价钱多少，怎么卖，他知道吗？”
俞敏洪逼急了，老太太甩过一句话，“我现在不是你俞敏洪的母亲，我是新东方的母亲!”
再急了，说：“老虎，你不要我，我住老年公寓去，自己看书写字去!”
说到这儿，俞敏洪就不敢说话了。
总之，任你怎么说，老太太不愿离开新东方。新东方不仅是俞敏洪的事业，也是老太太的事业，或者说，俞敏洪的事业就是老太太的事业，留下继续干，也是为了俞敏洪。
长期以来，老太太、老家的亲戚、俞敏洪、“海龟”们、“土鳖”们与新东方共舞。
第十章 生命中的两个女人
作者：谢文辉 分类：名人传记
一、 第一个女友是系花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俞敏洪这样描述自己大学期间的情感状态：
“在北大的时候由于我的成绩不好，自己本身就很郁闷，结果就导致我们班的女生没有一个看上我。大学的女生一般目光都比较短浅，看中的都是成绩优秀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长得不怎么样但内涵非常丰富的（爆笑^^）,女生就不理，这是女生眼光的问题。我们班20周年聚会的时候，我们班的女生全部走上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知道吧！”
曾经，在北大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内默默无闻，甚至没有谈上一次恋爱，俞敏洪把这归结为“对一个男人摧毁性的打击”。在多数人眼里，俞敏洪属于沉默寡言被别人冷落的后进生，别人津津乐道的爱情对他来说却完全真空。北大5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他。因此，孤独、耐心、坚韧……所有磨练人的品性他都一一具备了。他说对爱情的饥渴使他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显然是夸张之说，但依然贴切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境。
但事实上，这样的描述并不客观，抹杀了俞敏洪情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第一个女友就是当年的系花。
爱情的来临，发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9点。当时已经留校成为北大英语教师的俞敏洪，盯上了德语系的一个女生，据说对方还是系花，但他不懂怎样追女生，只能每天跟着去图书馆上自习。3月26日这天晚上，图书馆突然停电，一片漆黑，俞敏洪点燃了打火机。“嗒”的一声响之后，那是俞敏洪在北大六年时间最耀眼的一刻，因为黑暗中唯一的光源照亮了俞敏洪与这个德语女生的姻缘之路。两人坠入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故事里，这也是俞老师至今惟一一次爱情经验，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决定了俞敏洪和新东方的命运。
俞敏洪的第一次爱情邂逅是在1986年3月，那时他的身份是北大一名英语教师。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俞敏洪在图书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看书，偶然抬头，看见一个婷婷玉立的女孩走了进来。女孩穿了一件淡绿色的T－shirt，神情淡定而甜美，女孩坐在俞敏洪的对面，拿过一本原版的拜伦诗歌集看了起来。
夕阳照在女孩的脸上，光洁的脸上有着细小的茸毛，白皙的脖子上蜿蜒着淡紫色的血管。女孩的小嘴微微蠕动着，那一刻，俞敏洪对自己说，她就是自己要倾心相爱的人！
那天晚上，当女孩离开图书馆时，俞敏洪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目送着她走进女生宿舍。俞敏洪打听到，这个女孩叫晓杨，也是北大西语系的学生。
随后的几天，俞敏洪每天傍晚就来到图书馆那个偏僻的角落里，等待晓杨，而晓杨也总是雷打不动地准时出现在对面。俞敏洪自作多情地认为，晓杨对自己有意思了，她每天坐在那里，不就是和他无声的约定吗？
爱情是滋润剂，俞敏洪浑身上下觉得前所未有的舒畅。
同样是一个凉爽的傍晚，俞敏洪早早地坐在那里，怀里揣着一封情书，他已经鼓足勇气，就在今天，向晓杨表白自己的爱意。
晓杨终于出现了，但她的身边多了一位高大帅气的阳光男孩，俞敏洪认识那男孩，他是中文系的高材生，父母都是北京某部委的高干。男孩小声地说了一句什么，晓杨天使般地笑了，用小拳头擂着男孩的胸膛。
俞敏洪懵了，原来晓杨有男朋友，这些天来，自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啊！
俞敏洪走出图书馆，浑身上下像被掏空了一般。晓杨是那么美丽，男孩是那么的优秀，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巨人，而自己却像个卑微的侏儒。在这场三个人的爱情战役里，输家不是他是谁？
倔强的俞敏洪没有放弃自己的暗恋，他发誓，一定要把这个晓杨追到手。
俞敏洪想，晓杨喜欢诗歌，喜欢拜伦的诗，那自己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情———他要当着晓杨的面，把那本原版的拜伦诗歌集背下来；他还要用英文写一本诗集，所有的诗歌都是献给晓杨的。
那之后，晓杨偶尔会出现在对面的座位上，更多的时候，那个座位空空如也。但俞敏洪没有时间伤感，甚至晓杨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也没有时间沉浸在虚妄的爱情里，他只是拼命地研读着那本比两块砖头还厚的拜伦诗集，旁边是他用英语写的爱情诗和几本厚实的英文词典。
半年后，俞敏洪已经能把原版的拜伦诗集倒背如流，他的英语水平大大提高，在北大的各类考试里，他总能拿到不错的名次。他用英文写了数百首献给晓杨的诗歌，也使他的文学功底更为深厚。
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俞敏洪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
在一个黄昏，俞敏洪红着脸把晓杨约到未名湖畔，站在她的面前，优雅地背诵着晓杨痴迷的拜伦诗歌，朗诵着写给她的诗歌。
晓杨激动得泪流满面，接受了这个清秀浪漫、才华横溢的男孩。
几年后，晓杨成了俞敏洪的妻子。俞敏洪时常会想起在北大的那场恋爱：如果没有那个巨人般的情敌，他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侏儒”，意识到自己是“侏儒”，他就必须不停地起跳，跳到和巨人同样的海拔，跳到巨人也触摸不到的高度。相反，如果自己没有“侏儒”的危机感，他不会那么刻苦学习完美自己，他的初恋或许会只开花不结果。 这第一份忠贞的爱情在历经波折后一直延续至今天。
二、 岳父家的煤池子
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男人要成功，背后先要有一个女人。俞敏洪是这个反推的实践者和成功者。如果希望走向婚姻的道路一路畅通，岳父母这一关是非常关键的。俞敏洪在一篇文章中叙述了自己赢得岳父支持的经过：
“我的岳父姓杨，十几岁就当了兵，赶上了抗日战争的末尾和解放战争，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无数回。有一次他们一个排打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他的第一支枪是用大刀杀到敌人中间夺下来的，最后成了有名的快枪手。由于打仗勇敢，立了不少战功，最后从战士变成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他当营长的时候中国解放了，有枪没处使，被调到天津警备部工作，最后升为团长。由于只会冲锋陷阵，不会逢迎拍马，就再也升不上去了。他一辈子最自豪的就是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时，他当了保卫队的队长，发现毛泽东睡不惯席梦思就睡在地板上。岳父和岳母是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基本上属于组织安排的那种婚姻。但看到他们年轻时的结婚照，一个英俊，一个美丽，倒也显得蛮般配的。我第一次见到岳父岳母时，他们已经头发有点花白了。在看《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头脑中怎么也抹不去岳父的身影。后来我跑遍天津，买到了这套电视剧的光盘，又买了一台VCD机，拿去放给岳父看。他看着就激动起来，脸憋得通红，双手微微地颤抖。
我的岳父母结婚时已经解放了，没有了戎马倥偬的生活。刚好碰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多生孩子，准备和美国打持久的人海战争。于是夫妻俩就开始为国为民生孩子，一心想生男孩，将来能够继续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结果生了一连串，一个男孩都没生出来。五个孩子整整齐齐都是女孩，像五朵金花，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在生完老五后，岳父母只得罢休，怕再生下去还是女孩，经不起打击。
我老婆是他们的第四个女儿，也是五个女儿中唯一上了大学的，而且上了北京大学。我就是在北大校园里盯上了我老婆，然后死缠烂磨，终于把她搞到了手。刚开始我老婆还很有点看不起我，因为她父亲好歹也是个官，而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后来通过自己持久的努力，才赢得了她的青睐。岳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儿上了名牌大学感到多么荣耀，却对军人充满了敬意和骄傲，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军人家庭，又把三女儿送到部队去锻炼了一番。五个女儿都嫁出去以后，老两口就一心希望下一代能生出个男孩来。结果老大生了女孩，老二生了女孩，老三生了女孩，轮到我和老婆还是生了个女孩。正当大家一起感叹杨家命中注定只出女将不生男兵时，老五却生了个男孩。母以子贵，从此老五在家里的社会地位从最低一下到了最高，每天在家里骄傲如小母鸡似的。
后来我老婆带着女儿到国外居住，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忙碌，觉得母女俩实在孤单，就劝我老婆再生一个，老婆犹豫再三，怕生出来又是女孩。最后还是被我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说服，终于又生了个孩子，没想到是个男孩。这一下老五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才被治住了一点。
听说岳父年轻时脾气火爆。部队上有一队痞子兵谁都治不了，就把我岳父派去当了连长。那帮痞子兵看到来了一个比他们还年轻的军官，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明着暗着欺负他，他也一声不吭。直到有一天大家一起打靶，那些痞子兵大部分人枪枪落空，我岳父拿起枪来，咚咚几枪，几乎枪枪十环。正在大家拍手叫好时，他一把抓住平时领头闹事的痞子兵，要和他赤手空拳比个高低。痞子兵没有办法只能应战，结果我岳父三下两下把他打倒在地，从此奠定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后来部队缺粮时，他又想方设法为弟兄们弄来一堆粮食，结果被弟兄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有一次我在岳父家，当年他手下的一位弟兄刚好来看他，就一起坐下来喝酒。五位女婿除了我比较瘦弱，其余四位都虎气生生。大家一起劝酒，我岳父的这位弟兄（我们要叫叔叔）害怕喝醉，就单挑我喝，大概觉得我最弱不禁风。没想到我是最能喝的一位，结果把他灌得酩酊大醉，走的时候一路踉跄，一路扔下一句话：杨大哥家没有一个是孬种的，连戴眼镜的都这么厉害。
我第一次见到岳父时，他对我并不十分看好。他大概更喜欢那种孔武有力的人。倒是岳母对我更加爱护，觉得我尽管尖嘴猴腮，但五官并不歪斜，架着眼镜还有点文质彬彬。在我结婚以前，每次从北京到天津去，我老婆（当时是女朋友）都要先对我耳提面命一番，要我去了以后扫地擦桌，烧火做饭，为她脸上争光。我倒是从小就打扫猪圈，但如何打扫城里人家的房子却不太懂。
做饭就更不是我的专长，除了会炒鸡蛋别的都不行。但我老婆非要我拿一手，我只能硬着头皮上灶，结果做出来一席菜没有几个人动筷子，尤其是一盘糖醋排骨，没有一块咬得动，大家还要一边皱着眉头一边说好吃。我岳父对我产生好感来自于一件小事。他们住的房子冬天没有暖气，在入冬时要储藏很多蜂窝煤球，因此要在房子后面搭建一个煤池子。我一个人认认真真不声不响把煤池子砌好，再把煤球在池子里码放得整整齐齐，把自己弄得一身漆黑。我岳父觉得我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从此认为我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再也不允许我做零碎的家务活，一到家就让我进房间读书。我果真没有辜负他的眼光，慢慢做成了新东方学校。我岳父把我砌的煤池子保留了很多年，逢人就说：“这煤池子是我四姑爷砌的，他就是那个新东方学校的校长。”其实听他讲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新东方学校是什么东西。
三、 老婆骂他窝囊废
俞敏洪在公开演讲中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讲这个故事：“我在北大教书，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养活不了家，我老婆骂我是窝囊废。”
俞敏洪把他弃教从商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也正是这个贤内助，在成就俞敏洪的功劳簿上首当其冲。
他以自己那种特有的坦白说道：“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觉得，与他们相比，我是个失败者。”
“女人的温柔和男人的能力是完全成正比的。男人能力好了以后，女人一定温柔。男人能力差了以后，她就一定会变得强悍。所以我跟我老婆的关系经历了温柔的恋爱，强悍的婚姻，最后又变成了温柔的家庭”。俞敏洪说。
那么，他的成功是否使他重新赢得了妻子的尊重呢？还没有。俞敏洪笑称：“这一次她希望我更多时间呆在家里，现在她认为我挤不出时间，所以还是个失败者。显然我不擅管理自己的妻子。”
四、 快乐着她的快乐
2006年的圣诞节，在一年的辛劳之后，俞敏洪决定带家人到夏威夷度假，为了更好地安排度假，他在老婆孩子飞到夏威夷之前，先从中国飞到了夏威夷。
进房间后发现预定的海景房见不到海，于是又跑到登记处找经理换房，经理一脸难色，俞敏洪就和他说：“你看，我好不容易才来夏威夷一趟，花了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请老婆来玩，让老婆以后对我好一点，今天又是圣诞节，如果我老婆来了，发现房间不好，她的心情就会不好，她的心情不好，我的心情就会不好，你也是个男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没想到，俞敏洪的一番话让经理大为感动，帮他折腾了半小时，终于换上了一间景色心旷神怡的房间。
在新东方赚到钱之后，家庭却面临新的压力。在1998年、1999年，俞敏洪连续经历了两次几乎丧命的抢劫绑架之后，他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加拿大定居，自己独自留在国内，一家人不得不分居两地。
俞敏洪认为自己现在最大的挑战也是让工作和家庭有一个平衡。“孩子开始长大了，我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俞敏洪每年能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基本只有寒暑假的两个月左右。“寒暑假他们会回来，即使回来，也是早晨我出来他们还没有起床，晚上我回去他们已经睡着了。”新东方走上正轨以后，俞敏洪就不再让妻子参与公司管理，更不愿让妻子面对媒体镜头，“因为太辛苦”。
有人问俞敏洪：“你希望什么能重现？”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老婆年轻时的美丽容颜。”
五、我怎样才能对得起我的女儿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家庭。家庭是风雨中的那间温馨小屋，在整个世界都抛弃我们时我们依然拥有的唯一归宿。只要家庭存在，我们的灵魂就有坚强的支点，我们走进狂风暴雨，走向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条可以回头的路在身后，把我们从流浪的荒野引向温暖的炉火。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我们牵挂这个世界的理由，父母、孩子和爱人。”
这是俞敏洪对家庭的理解。
1995年女儿出生时，正是新东方开始蓬勃发展的时期，俞敏洪很少有时间呆在家里，每天都是她没醒来，俞敏洪就出去，她睡着了他才回家。
1998年女儿和爱人一起到了国外，离他更远了。尽管每年他都努力多去几次国外，但几乎每次都是一星期不到就回到国内。
2003年新东方在扬州建立了以中小学教育为主的外国语学校，俞敏洪立刻和他爱人商量，把她们接回国，让孩子到新东方上学，这样他可以事业家庭两不误。没想到接回来后，他更是一头扎进了新东方的事情，见到她们的时间比在国外还要少。
俞敏洪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挣扎，希望能够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但结果还是被新东方的事务劈头盖脸地淹没。幸亏孩子很懂事，每次回家都和他很亲热，只要一听说他要回家就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
2005年6月17日晚7点，他正在召开新东方总裁办公会，爱人从扬州新东方打来电话，说女儿上吐下泻，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凭直觉，俞敏洪就知道问题很严重，因为孩子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病过。
新东方的老总们听说后立刻劝他坐飞机赶往扬州。他还在犹豫，因为会议由他主持，但大家已经七手八脚把他推到门外，说缺了他他们照样能够把会开完。
俞敏洪驱车赶到机场，希望赶上8：20飞到南京的飞机，结果差了几分钟，只买到了8：30到上海的机票，匆匆飞往上海，一路上只恨飞机飞得太慢。
飞机落地已经十点半，赶快打电话给爱人，问孩子的病情。孩子得的是腹膜炎。腹膜炎通常由其他更严重的病症引起，或者阑尾穿孔，或者胰腺炎等。但医生还没有查出来背后的病症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病症，一定要立刻动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他听了以后浑身发冷，给他认识的全部医生打了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都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刀子。他想把孩子转到上海治疗，结果被告知时间已经不够了。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晚间公路上到处都是大卡车，东倒西歪挤满了车道，他们的车只能在汽车的缝隙里穿行，从沿江高速到江阴大桥到京沪高速再到宁通高速，经过三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在深夜一点半赶到了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还在做手术前的准备，女儿还没有被推进手术室，在病床上打着点滴。一见到他，孩子眼泪哗哗直流，眼中充满了疾病带来的痛苦。他赶紧抱着她说：“没事，不要害怕，有爸爸在，什么都不用怕。”而他自己却感到像掉下了悬崖一般。医生说还没确诊到底是什么病，只能先打开肚子检查再说。他在手术书上签了字，女儿被推进了手术室。他真想在手术室陪着女儿，但医生不允许他进去。手术室的门在他面前重重地关上了。
他们坐在手术室外等待，心在嗓子眼里打转。半个多小时后护士出来告诉他们，病因找到了，是阑尾化脓，由于比较严重，手术时间需要长一点。凌晨4点，在两个小时的手术后，孩子被推出了手术室，由于全身轻度麻醉，还处于昏迷状态。看着孩子苍白但已经变得平静的脸，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把孩子抬到病床上，给孩子接上氧气挂上点滴，他坐在床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孩子对他的生命来说是如此重要。
曙光从医院的窗户里透进病房，俞敏洪静静地坐着，心里充满了内疚，等待着孩子从昏迷中醒来。他一定要让她醒来的第一眼就见到他，然后告诉她，爸爸会一直陪在她身边，直到她病好；告诉她爸爸以后会挤出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再也不会把她和妈妈孤零零撂在一边；告诉她新东方对爸爸很重要，但她对爸爸更重要。他会拿起她最喜欢的故事书，把一篇篇故事读给她听，跟她一起分享故事中的悲欢离合，回答她所有稀奇古怪的问题；然后他会放下书，和她一起倾听窗外树林中传来的一声声鸟鸣，在鸟鸣声中听出生命的互相呼应。
早上八点钟的阳光洒进了病房，女儿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看到他在旁边，苍白的小脸露出了让他心疼的微笑。他告诉女儿，她肚子里有个坏蛋叫阑尾，医生在她睡着时把坏蛋从肚子里拿走了。她问他是怎么拿走的，他说医生在她肚子上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坏蛋就被抓起来了。她就说要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他告诉她医生已经把坏蛋切碎了，送到实验室化验去了。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看了一眼窗外的阳光，拉着他的手又恬静地睡着了。
这时的俞敏洪，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趁着女儿睡着，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扬州校园的家里。推门走进书房，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女儿尚未完成的卡片。走近一看，左边画了一只眼睛，中间用剪刀剪了一个心的形状，在空白处涂上了一圈圈红色，右边写了一个大大的U字，三个图案用英文解释就是I LOVE YOU（他爱你）。在卡片的上方，女儿用粉红色的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英文字：Happy Father's Day（父亲节快乐）。
他一下子明白女儿是在为他制作卡片，突然想起来明天就是父亲节，而他女儿正是在制作这张卡片时发病被送到医院的。他呆立在房间里，凝视着这张卡片，眼里充满了泪水，浑身像被电击了一样，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六、 在女儿的教育下成长
已经桃李满天下的俞敏洪坦承，自己是在女儿的教育下成长，而东西方教育的差异化也让他对基础教育感触颇多，一次他带着刚回国的女儿和家人去看演出，但只有三张票，同去的司机师傅没办法进入，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多发给了他一张票根，他高兴地对女儿说，“宝宝，你看，爸爸又多拿到一张票，可以把叔叔带进去看戏了。” 女儿一愣问他，你怎么会多张票？他说，是发票的叔叔多给的啊，他不知道。女儿瞪大眼睛好像不认识他一样，说道，你应该把票还给他，因为这张票不属于你，你要是不还就是欺骗。我当时大吃一惊，相信大多数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在同伴没有票不能进而多拿到一张票时，一定会像我一样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但现在细想起来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我们养成占小便宜的习惯，结果可能会失去人生的大目标和大幸福！”于是，票还了回去，我对女儿说，爸爸错了，但爸爸现在改正了。
谈起教育子女，俞敏洪总是喜欢从下面这个故事开始：
在加拿大山区驾车旅游，经常看到路边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A fed bear is a dead bear”，意思是“被喂饱的熊是死熊”。刚看到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熊被喂饱了反而是死熊了呢？就问同车的伙伴，伙伴说：过去很多人在路边看到熊，就十分好奇，从车里扔东西给熊吃，熊尝到了“甜头”后，就老在路边等人施舍食品，慢慢就失去了自己觅食的本领，到冬天没有人去喂它们食品时，有的熊就会被冻死饿死。所以加拿大政府在路边竖了很多提醒人们的牌子，告诉大家，把熊喂饱了，实际上是把熊喂死了，所以说“A fed bear is a dead bear”。
这件事又让我想起了科学家所做的一个试验，把一批白鼠分成两组，一组白鼠每天都被喂得饱饱的，它们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再吃；另一组白鼠每天只喂半饱，因为吃不饱，这组白鼠只能到处寻觅食物，东奔西跑。半年后，科学家看到的是：每天吃得饱饱的白鼠不是得病了，就是死掉了，而那些到处寻觅食物的白鼠却很健康地活着。原因不言而喻，没有吃饱的白鼠在寻觅食物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自己的适应能力，提高了免疫力，所以拥有了健康和活力。
很多为人父母者，出于对子女的过分爱护和关心，也正在把孩子当作喂饱的熊或白鼠对待。现在的很多学生，从小到大，除了会读书以外一无所能，既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一旦被放到陌生的环境中就完全不知所措，变得茫然而无助。究其原因，多是因为从小被溺爱所致。很多父母完全不明白对于孩子一生的成功和幸福，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为孩子把一切都准备好：做饭、洗衣、打扫房间、接送上学，甚至帮着孩子把铅笔都削好了，就是忘了最重要的东西：如何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拥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把孩子锻炼成一个今后在社会上能够勇敢地打拼并取得成功的人。
亲爱的为人父母者，请不要把你们的孩子养成被喂得饱饱的熊或白鼠，这样做只会把他们送上人生失败的道路。让我们保留一点动物的本能，对后代稍微“无情”一点，只有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自理，才能有日后他们更坚强的自立；而作为被“哺育”者，更是要主动地不眷恋“暖巢”，主动地成长。说到底，强壮的体魄、健全的人格、不断提高的生存能力，才是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而这些是“喂”不出来也不能被给予的。
俞敏洪说：“我不会给孩子留很多钱，上学一年一万美元总够了吧。如果他（她）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我就白生了这个孩子！”他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俞敏洪说，男人应该有责任感，但不能为儿子当牛做马。
第十一章 行者俞敏洪
作者：谢文辉 分类：名人传记
一、 考试人生
“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考试，很多考试我们必须参加，无可逃避，否则我们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但光凭考试，没有踏踏实实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就算你进了门也看不到世界的精彩。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考试，如果我们战胜了自己缺点和自卑，不管我们有没有参加考试，有没有拿到高分，有没有上大学或者出国，我们都会取得成功。”
这是俞敏洪对考试的理解。
俞敏洪的办公室里，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一片长着荒草的田地上，立着两间已无人居住、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那是俞敏洪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他拍下这张照片，为的是永远记住过去，记住生命中那一段又一段孤独、失败与屈辱的日子。
永远记住生命中那些孤独、失败与屈辱的日子 ，“新东方神话”已经在中国大学生中广为传播，新东方的成长史、俞敏洪的成才史已经成了某种激励哲学，被广泛运用在了新东方的课堂上。
记住这些的同时，俞敏洪还想让他们记住一点：他，俞敏洪的命运，是被考试改变的；现在已功成名就的他，仍在接受各种各样的考验。
一个考GRE的男生说，一天200个新单词的任务量，我面对着学校的院墙拼命地干嚎，背得快吐的时候，一想起自己只要努力就能从小人物变成俞敏洪一样的牛人，就信心百倍，感觉能推倒面前这堵墙！学生们想象不到的是，新东方和他们的偶像俞敏洪，还会变得更牛。
俞敏洪喜欢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故事，这样的风格影响了新东方的每个老师，下面是其中几个他口传心授的经典：
静谧的非洲大草原上，夕阳西下，这时，一头狮子在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此时，在草原的另一头，一只羚羊也在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逃脱跑得最快的狮子。那么，无论你是羚羊还是狮子，当太阳升起、你要做的，就是奔跑，不断奔跑……
这是一个新东方老师经常跟学生讲的故事。新东方的老师告诉学生：“努力奋斗应该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品质。我们可以天赋不高，可以智商不高，可以四肢不发达。但我们却不能有任何借口去懒惰。天赋是上天所赐，我们没办法去苛求，但后天，我们却必项启己把握，必须努力对自己的负责，对卤迁的理想负责。要实现自己梦，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地努力；要超越别人，我们必须比别人人多一倍、两倍甚至十倍二十倍的努期要攻克任何难关，我们要做的依然是努力。TOEFL, GRE, GMAT,LSAT这么难，我们只有通过努力去攻破它们。拿奖学金出国那么难，我们也只有不断“奔跑”，从各方面提高自己能力和素质，努力使白己跑在别人前面，比别人更优秀。当我们努力了，奋斗了，即使没办法完全实现我们美好的梦想，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离自己的目标已不再那么遥远。
的确如此，人生就是需要不断努力和奋斗，才会充实，《喜剧之王》开场时，周星驰对着大海大喊：“努力，奋斗!”新东方的老师教育他的学生，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要奋斗!”这样，他们的人生才会走向辉煌。
俞敏洪经常给学生讲的另一个故事是：当有一天你拥有六个苹果时，你可以做如下选择：A自己把苹果全部吃掉；B自己吃掉一个，其他五个拿来与别人换另外五种水果；C自己吃掉一个，其他五个送给另外五人。如果你选择A，你只能吃到苹果；如果你选择B，你享受的不仅有苹果的清香，还有橘子、梁、哈密瓜、荔枝、水蜜桃这五种不同味道水果的鲜美；如果做出C选择，那么虽然你只享用到一个苹果，但你却拥有了五个与你分享水果的朋友，在分享过程中，你会得到五个苹果所不能带来的快乐。
这个故事告诉学生要学会去分享，把快乐、成就与别人分享，那快乐会十倍、二十倍地扩大，你的心情也会格外好。没有被分享的快乐不能算真正的快乐，因为自私的人一定不快乐。快乐，按俞敏洪对GRE单词拆词记忆法可以这么解释：快乐，快来一起乐。新东方不仅要告诉学生应该奋斗，更应该懂得快乐和分享。这是新东方的第二诫：要学会去分享。
第三个故事是新东方老师李笑来经常将给学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年代吃肉得按配额凭票买，因为每天限量，还得清早去排队买。有一天，一个小男孩生病了，一般小孩子生病都会受到父母特别优惠地时待，于是小男孩提出他想吃一顿肉，但当天凭票买到肉已经不可能。小男孩家里只有一只会下双黄蛋的老母鸡。若杀了老母鸡煮给小男孩吃，那意味着家里以后再没有双黄蛋吃了，要知道那个年代每天一个鸡蛋的重要意义。若不杀老母鸡，可小男孩又在生病中。怎么办？小男孩的母亲是一名医生，是一位非常善于思考、从来不去抱怨问题有多难的母亲，她沉思了一个下午，傍晚时分，她给老母鸡做了一个截赶的小手术，取下老母鸡的一只翅膀并成功给它止血。于是当天晚上，病中的小男孩享用到了香喷喷的鸡翅汤，而家里依然每天能从老母鸡那里拿到一个双黄蛋。
讲述这个故事时，李笑来老师语重心长，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告诉学生：永远不要去抱怨，只要认真思索，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方法。
是的，谁都不想出现问题，但困难已经出现了，已经成为事实，抱怨只会徒增烦恼，加重悔恨，对事情的解决于事无补，反而会越弄越糟。面对生活中、学习中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冷静地思考、细心地探索，一切都能在我们的思考中解决的。如一句名言所讲：“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新东方的老师又加了一句：“没有人脑思索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抱怨，冷静思索，体现的是强者的风范，只有弱者才会沮咒生活的不公和人生的困难，强者控制生活，弱者被生活所奴役；不抱怨，冷静思索，体现的是必胜的信念和决心；不抱怨，冷静思索，更是新东方精神的精华所在。
新东方的第四个故事始终贯穿新东方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几乎每一个老师都会在教学中强调。那就是：我们一定要爱国。要以是中国人为自豪的资本，黄皮肤、黑头发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本钱，我们的历史文化悠久而灿烂，汉语是最美丽的语言……哈佛、耶鲁、斯坦
佛、伯克莱……众多国外名校只是我们人生中短暂停留的一个骚站，学到我们所需的知识后，我们就要像钱永强校长那样，潇洒地挥手作别，义无返顾地回到我们美丽的祖国—我们人生永远的终点站，用国外先进的理念来建设、完善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无可否认，我们国家现在还存在很多缺陷，但又有谁会因为我们母亲的一些缺点而抛弃她呢?不爱国的人也永远
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一定要爱国，这是新东方第四诫。
新东方的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俞敏洪的创业故事中，更体现在新东方老师的教学中。他们传承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应试技巧，更多的是对迷茫中的学生以人生的鼓励和指导。这种超值的副产品的价值甚至于超过了“考试”本身。
人生就是一场考试，假如以必胜的信念和优游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便没有什么考试值得恐惧了。
二、拖着北大的尾巴
“我真心希望在新东方一点股份都没有，不管卖掉还是送别人都可以，这样我可以安心离开新东方。”他回答得异常平静，“我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写书，驾车游走世界，或者到贫困山区教书。”
“很想到西北买一片荒地，变成绿洲。因为我对土地有着无比的亲近。”
“如果可能我现在就想退休，在一个小乡村里办一个贫困儿童班，我当老师培养他们。”新东方上市成功之后，俞敏洪更加渴望追寻自己的精神之旅。
“我精神上不太容易满足。想读书，渴望新知识，渴望去旅游。但是物质上，每天两碗面条，挺好。如果我有时间能够自驾车去青藏高原这样的地方，一辆特别好的吉普车就是我对物质的追求，但是依然是基于对心灵的满足。”也许，上述这番话最能代表俞敏洪此时内心真实的写照：期待与矛盾。
“做得特别累的时候，我很想关掉新东方，都没有做到，因为我发现要为4000员工负责，为股东负责，为自己负责。我有时候想，假如新东方没有了，人家会把新东方和我收到全国所有的MBA案例中，那时我还是会出名，但那是负面教材了。”他无奈地笑笑。
这些言论将俞敏洪身后那条“理想主义”的尾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坦言，这绝对是来自于北大的熏染。
有一次，新东方在外地开会，开会结束，大家都在暮色的山路上前行，三三两两聊兴正浓。此时，忽然传来两个女孩子绝望的尖叫声，大家蜂拥过去准备英雄救美，却发现在黑黢黢的路边忽然跳起来的“怪物”是埋伏多时的俞敏洪。姑娘们惊魂未定，他却高兴得不行。
“稍不留神，老俞北大才子的尾巴就露出来了。”同事们摇头叹息。生活点滴却写照了一个真性情的俞敏洪。与其他的富翁相比，俞敏洪既没有贵族气质，也没有圆滑老练。经过十几年创业的磨砺，俞敏洪依然自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说：“做新东方，我也从来没有过太认真的规划筹划，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做成上市公司也从来不是目标。”在他率真随和的背后人们总能看到一条北大人的理想主义尾巴。
新东方上市后，有人问他为什么新东方选择纽交所上市，而不是纳斯达克或者中国的哪个交易所，俞敏洪的回答同样充满浪漫：“只是我觉得纽交所更贵族气一些，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之一。” 如果你知道俞敏洪曾经是一个诗人，对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话可能就不那么意外了。大学四年，主修外语的他曾经写了700多首不曾发表的诗歌。现在的俞敏洪已经很少写诗了，因为每天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新东方上，对诗情画意早已不那么敏感。但是，他还是渴望运动，渴望自由。总能忙里偷闲，走出中关村的繁华喧闹，去寻找学生时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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