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此，”卡帕答道，“那显然是应该记住的一张照片，因为我知道，从那天以后，人们就开始淡忘了。”
卡帕没有对采访者说拍到“最后一个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的一幅照片是，那人倒在地上，血从他的脖子上流出来，两眼之间有一粒子弹。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他在拍摄向他身边漫过来的血流。根据《生活》杂志报道，“那个排的其他士兵决定查找致命一击的来源。他们成一列纵队在圆石街上前进，包围了躲在几辆废弃的街车后面的德国人。他们开了几枪，发出警告。很快就有两名德国人喊着“朋友”举手投降。美国人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他们将这两个俘虏带走了。”
当天晚上，在莱比锡，卡帕听到一个消息，猛地惊醒过来：美国最优秀的二战记者，他的好朋友恩里·皮尔终于用完了运气。头一天，大约早晨10点，他的太阳穴被击中，就在钢盔底下一点点的地方，是在太平洋的一个总共才10平方英里的岛屿上被日本人的机关枪打中的。卡帕沉默地坐着，醉得一塌糊涂。他在非洲睡在皮尔身旁，在恐怖的时候，他们共喝一只酒瓶子，在意大利的欢庆和在瑟堡半岛的杀人场上也是一样。跟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一样，他看过皮尔的专栏，他看到了在斯坦贝克称为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堆疯狂和歇斯底里垃圾”中闪现出来的温情和幽默。
尽管在很多方面如此不同，但是，作为新闻行业中的艺术家，卡帕和皮尔分别为报道记者和摄影记者树立了行业典范，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皮尔之后，他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托宾写道，“如果不跟随实际作战的前线将士四处奔跑，没有哪位战地记者可以假装得到了真正的故事。”同样，卡帕也是如此：皮尔并不需要每天将自己的头伸出护栏外才能干好自己的工作。
出现伤亡总会让人进行深刻的反省。在一名战地记者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候，总会出现一个深刻的自己意识的时候。否认的迷雾吹散了，不是精神崩溃引起的，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在下一场战斗中继续侥幸存活的机会越来越少。也许，自格尔达死去后，卡帕这还是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生命问题。他每次都陪同大家一起玩，玩完一把又一把，每次都活下来加入新的游戏。但是，他还能够把自己的运气推多远？
还有更糟糕的坏消息，这次是从红姑娘那里来的。她已经爱上一名叫查克·罗曼尼的公关军官，在卡帕的回忆录中，他把这个人的名字换成了克里斯·斯哥特中尉。最后，她跟自己的丈夫离了婚，再跟这名军官结了婚。
1945年5月7日，欧洲中部时间早晨2点41分，阿尔弗雷德·卓多尔将军坐在理姆斯地区一所肮脏的学校大楼里一个普通的餐桌旁签署了德国正式投降的文件。第二天，在欧洲宣布了盟军胜利。自从格尔达去世以来，卡帕一直为戎马生涯中的同志情谊所支撑，他必须为此刻而活，只为寻找下一张床，下一餐饭，下一瓶酒或下一个女人而活。但现在，世界各地都打开了香槟酒瓶塞，上述一切也不复存在了。“卡帕是赌徒，也是伟大的表演者，”他的朋友和同行斯利姆·阿伦斯说，“他的舞台是战争。但是，假如他再也没有任何战场可上呢？”
第四章“这里在看你，小伙子”(1)
“我只对两种人有兴趣，一是逗我开心的人，一是让我事业有长进的人。”
英格丽·鲍曼
1945年6月6日：法国的名人摄影师呼喊着她的名字，她从轿车里出来朝里兹饭店走去的时候，摄影记者全都跟了上去。在一部旧的新闻影片里，她向自己的崇拜者挥手，头发在微风中飘起。消失在饭店之前，英格丽·鲍曼转身，对着庞大的“速像”相机微笑。自1937年以后，她一直都没有到过欧洲，这次重返欧洲，喜悦之情明显流露在众多的照片之中。巴黎让她感觉好像“再次焕发青春”。
她突然走进大厅，一大班随从跟在身后，从卡帕以及纽约来的另外一个玩牌的朋友、作家欧文·肖身旁经过。她跟一个节目中的其他表演人员一起安排在里兹饭店住，当时，这个表演组正在欧洲的美国营地里进行巡回演出。她到巴黎的消息早已经在新闻报道团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人从施格里布宾馆的地下室里发出众多发烧电文。宾馆里众星捧月的场景让同样也是在军队里进行“慰问演出”的同行玛琳·迪亚特里奇好生嫉妒，有一天早晨，她竟然跑到大厅里跟英格丽打招呼，并说了这么一句著名的难堪话：“啊，现在你也来了——战争已经结束了嘛！”
“刚到的那天下午，”鲍曼在自传里写道：“我发现卧室门底下有一个字条，觉得很有趣。”
主题：晚餐。6日6点45分。巴黎，法国。
致：英格丽·鲍曼女士
第一部分：这是集体行为。这个集体由包勃·卡帕和欧文·肖构成。
第二部分：我们本计划随邀请你今晚吃晚餐的字条一并送上鲜花的，但是，经过咨询后发现，有可能买花，也有可能买晚餐，要么买花，要么买晚餐，但无法两者都买。我们进行投票，结果晚餐险胜。
第三部分：有人建议，如果你不在乎晚餐，那就有可能送鲜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第四部分：除开鲜花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好东西。
第五部分：如果我们写得太多，那就没有多少话留在晚餐上说了，因为我们的魅力供给是有限的。
第六部分：我们会在6点15分来接你。
第七部分：我们不睡觉。
6点15分，肖和卡帕前来按她的门铃，她同意在里兹饭店地下室的酒吧里与他们会面。等她6点30分按约定来到酒吧的时候，卡帕和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她穿着很漂亮的高档女装，头发里还别着一朵红花。两个人都冲上前去迎接她，她不去见高级将领，而是真的来这里见他们，这让他们两个受宠若惊。她解释说，她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是因为她宁愿出门吃饭而不愿坐在宾馆房间里“盯着花瓶子看”。
“你们说准备带我出来吃饭，”她告诉他们说，在卡帕听起来，就像一个“女学生”，脸上还带着淘气的表情，“我希望你们有足够多的钱，因为我已经很饿了。”他们搭出租车去了最著名的富盖夜总会，卡帕点了最好的香槟。鲍曼在那里笑得很开心，明显心情不错，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边看。在卡帕面前，她一瓶接一瓶地喝，一边格格发笑，而这个人正是盟军士兵心目中的偶像，对于这个拥有传奇技艺的采花高手来说，也是最高的捕获对象。但是，他肯定没有机会吗？
英格丽·鲍曼当时31岁，已经嫁给年轻漂亮的瑞典牙医彼德·林德斯特洛姆，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叫佩娅。她是极受众人欢迎的《卡萨布兰卡》（1942年）里的主角，1944年因为出演《煤气灯》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是1945年最佳女性票房收入创造者。在事业顶峰时期，她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任何一名男子——假如她想不忠实的话。卡帕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婚姻差不多已经完蛋了：林德斯特洛姆更多成为一名经纪人而较少是真正的丈夫，她差不多已经在考虑离婚的事情了。
在富盖酒吧喝完酒之后，一行人又去马克西姆吃晚餐。这次，人们又开始回头看他们了。卡帕和肖的钱包越来越扁了，因此带鲍曼去了蒙马特的一个小酒吧，整个晚上在那里跳舞。卡帕很快发现，真正的鲍曼根本不是什么纯情女子，也不是由好莱坞的导演大卫·塞尔茨尼克精心打造的那种青春少女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她根本不是那种天真的“瑞典挤奶姑娘”，那只不过是她的好莱坞形象。她喝起酒来跟母牛一般，讲的都是黄段子，而且，根据卡帕抱着她跳舞的情形看起来，并不需要做很多诱拐工作就可以将她弄上床。
卡帕和肖的钱都花光了，鲍曼摸出了自己的钱包，让豪饮继续下去，到了早晨，她和卡帕两个人去塞纳河边散起步来。但不幸的是，她第二天还得去海外联合服务团表演节目。他们分手了，两个人都希望能够再次见面。
鲍曼跟她的宣传经理人乔·斯迪尔谈起了对卡帕的初步印象。“卡帕人很好玩，也很疯，脑子很管用。”她看到了卡帕最优秀的一面，而且是在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城市里相遇的。“根据她与卡帕的第一次会面，”鲍曼最新的一位传记作者唐纳德·斯波托写道，“英格丽极喜欢有卡帕在场，已经上了瘾……他是那种只在电影脚本里才能看到的男人，但现在却奇迹般地跳入了现实生活。”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两个人都参与了自我形象的策划：把自己的传奇弄得很神秘对职业是有好处的。他们都来自欧洲最不起眼的家庭，他们都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生活。两个人都没有相信持久爱情的理由。
第四章“这里在看你，小伙子”(2)
1945年7月中旬，鲍曼随海外联合服务团到巴伐利亚巡回演出，在那里，著名的口琴演奏家拉里·阿德勒加入了慰问团，这个团还包括玛莎·迪尔顿和杰克·本尼。阿德勒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帅小伙子，但他很有领导能力，是非常聪明的音乐演奏者，还有极含蓄的幽默感。几天之内，鲍曼就开始跟他打得火热了。“（他）如此浪漫，跟他一起真好玩，”她写道，“他的乐器很简单，但很好听，让你包围在温情之中。”
在欧洲的全部时间里，鲍曼的表现都像是逢场作戏的自然之子，她的姨妈玛迪就是这么叫她的。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次见到卡帕，因此很快就跟阿德勒睡觉了。“英格丽真是美丽惊人，”他回忆说，“你可以坐在那里一连看她几小时。那就好像看很了不起的一幅画。她显然并没有明星架子“为什么人们都说我漂亮？”鲍曼在他们交往的初期问他。“在斯德哥尔摩，人人都长得跟我一样。”
“我在斯德哥尔摩演出过，”他回答说，“没有人长得像你。”
阿德勒说，她跟应邀来到海外联合服务团的很多女演员不一样，她是真正关心那些作战的普通士兵。“她会在士兵中间走来走去，表演之后还记下他们的名字，之后打电话到他们在美国的父母家里，”阿德勒回忆说，“她拒绝跟军官们一起吃饭。她总是跟招募来的士兵一起吃饭。她从来不摆明星架子。”。”
鲍曼在继续跟阿德勒床头交欢，卡帕却开始执行战后《生活》杂志委派的第一次任务。那也许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无鉴赏力的一次报道。1945年8月13日，读者打开杂志，发现了多张雅利安婴儿的照片。《生活》杂志解释说，卡帕去参观了霍恩赫尔斯特的一个德国城堡，里面有一个称为勒本斯波恩的一个纳粹设施。在宿舍里，卡帕发现有几十个非婚生婴儿。“霍恩赫尔斯特的这些纳粹杂种，是在海因里奇·希姆莱的鼓励下由党卫军党徒生的，要他们当‘超级婴儿’的父亲。”在纳粹护士的看护和过度喂养下，这些杂种都长得肥如巨猪，结果，盟军现在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卡帕拍了九张照片，占据了整整一页，上面显示一些婴儿用很大的碗吃稀饭。图片说明文字是：“希姆莱手下的这些霍恩赫尔斯特杂种都是蓝眼睛、淡黄头发，而且都肥得跟猪似的。不管喜欢不喜欢，他们都得吃稀饭。”。
从霍恩赫尔斯特开始，卡帕又到了柏林，拍摄那个城市惊人的毁坏状态。到1945年之前，盟军的轰炸造成至少80万德国平民死亡，而柏林又成为最经常受到攻击的靶子。这个城市95%以上的中心已经被毁，在柏林余下的地区，只有四分之一的房子能够住人卡帕照片中的柏林显示战争给德国平民造成的巨大损失，但这些照片没有登在《生活》杂志上。。他很快发现，他跟阿德勒、鲍曼和海外联合服务团同时到达柏林。卡帕想办法跟鲍曼联系上了，鲍曼为此很开心，但是，她没有告诉卡帕自己跟阿德勒过从甚密。
“英格丽在玩弄卡帕和我，”阿德勒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事情弄得有些不快了，因此我离开了。之后，英格丽到我房间里来道歉。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其中的哪一个。但是，事情并没有让我和卡帕彼此斗气——一点也没有。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有好几次，鲍曼都陪着卡帕一起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她披着《卡萨布兰卡》式的雨衣，还包着头巾。他在蒂尔加腾拍摄大规模黑市的时候，她可能也跟他在一起。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已经有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扎下根来：柏林人跟“睁大眼睛的”红军士兵交换物品，这些士兵都很喜欢廉价的西方腐朽生活装饰品——在美国价值 3.95美元的米老鼠手表，现在卖到了500美元。卡帕拍到一名俄国军官换葡萄酒的情景，另有一名军官在试一架手风琴，还有一个红鼻子被人从很大的开放式黑市上带走，他身上带有枪支而又没有持枪证，因此被逮捕。
柏林毁坏的程度令鲍曼大为吃惊。很难相信记忆中的柏林只剩下如今这么一点东西了。30年代末期，她曾为纳粹电影制片厂UFA工作过，主演过《四友人》，并且在柏林生活过好几个月，但是，她看来对身边的政治压抑不甚敏感。在回忆录里，她对自己为戈培尔的宣传电影所做的工作一笔带过，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没有理由想象她对卡帕说起过此事。“（鲍曼）从不跟我谈起她在德国拍摄的电影，”阿德勒说。阿德勒一直都是鲍曼的密友，直到她于1982年在伦敦死于癌症。“我觉得她一直引以为耻。”
一天下午，卡帕看到一栋光秃秃的房子里还有一只浴盆。这是多好的独家照片！想象一下吧！英格丽·鲍曼第一次坐在浴盆里拍照！他很快地拍下去，但是，冲洗胶卷的时候心太急，结果把底片给毁了。但是，那一刻并没有损失掉。那天下午，另一位摄影师卡尔·古德温正好也跟他们在一起。他的照片显示鲍曼披着雨衣，扎着头巾，看上去很开心，无忧无虑的样子。
在柏林呆了十天后，阿德勒离开德国去了美国自己的家里，卡帕和鲍曼也回到巴黎。他们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分离。他们又去富盖酒吧啜香槟，一起去巴黎圣母院，有一个晚上，有人看见他们牵着手在里兹饭店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明显彼此很痴情的样子。鲍曼后来写道，她就是在巴黎爱上他的卡帕也许会奇怪，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然会爱上自己。如果他看过她那些珍贵的剪贴簿，一定就会找到很好的一个理由。他看上去跟她已经去世的父亲朱斯塔斯·鲍曼很像，是一个波希米亚人，是个挥金如土的电影厂摄影师，她刚刚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她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鲍曼常说，她父亲是她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他带走了她对摄影机的害怕，曾让她穿上愚蠢好笑的衣服，摆上可笑的姿势照相，三岁的时候甚至还拍过她的录相，是她在母亲坟上插鲜花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当主角。。在好几个星期里，她抓住了这个男子的内心，他在梦想“危险照片”，脑海里有挥之不去的死亡情景，尤其是远在1942年的时候，一名飞行员在切尔维斯顿机场骂他是个无心无肝的老鹰的情景。“那次侮辱在卡帕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到死都没有愈合。”
鲍曼很快也意识到，卡帕凡事把“赌”字放在前面，这当然是一个客气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为了在隆香的一个小赌注，为了在《生活》杂志巴黎办事处的摄影师更衣间里展开的一场扑克牌赌博，他可以放下别的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只有很短暂的一生好过，”她说，“他不能顺从于一套不能逗自己开心的标准而荒废人生。”卡帕生活放荡，很有激情，凭冲动行事，结果给鲍曼的生活带来极大活力，鼓励她对未来不操那么多心，一切只为了眼前的欢乐。
第四章“这里在看你，小伙子”(3)
8月14日，是长崎被炸五天后巴黎宣布对日宣战的胜利日。卡帕在香榭丽舍拍摄狂喜的人群，鲍曼就跟他一起坐在吉普车里。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初演的解放庆祝活动的新闻电影，包括妇女拥抱和跟盟军士兵接吻的情景，因此对卡帕说：“我也要下去找个人接吻。”
“哪一个？”
“他——在那儿。”
她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随便找了个士兵，抱上就吻他的嘴。那个惊呆的大兵马上就回吻。
秋天到了，鲍曼谈起跟彼德离婚的事情。卡帕告诉她说，出于为他考虑，请不要做鲁莽的事情。他不能肯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毕竟，他只是个没有正式职业的摄影人员，他总得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很喜欢鲍曼，正像鲍曼也很喜欢他一样。但现在，就跟当初跟红姑娘一样，他必须在格尔达死后再次面对同样一个他最害怕的问题：与一个女人关系太近。爱上一个人最后会不会以抛弃结束，正如跟格尔达和红姑娘时一样？
值得一赌吗？他有一句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说明你的距离靠得不是足够近。”但在女人的事情上，靠得太近会伤害更深，比大兵们所说的“价值百万美钞的伤病”严重得多——这种伤病足以保证当兵的安全返回美国。
鲍曼习惯于男人拜倒在自己脚下，因此，卡帕漫不经心的反应令她相当反感。她后来描述自己有一半的波希米亚血统，一半是假正经女人，对于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爱应该导向什么地方，她是有一套传统的期望值的：婚姻和家庭。但是，她拒绝放弃使卡帕成为她现在想要的东西的希望：下一个英格丽·鲍曼先生。为什么不来好莱坞？他可以当导演，可以编写自己的故事。欧文·肖就在那里，还有他在战争中认识的很多作家。卡帕最后答应考虑一下她的邀请，他想起自己在30年代对进入电影业的兴趣，当时，他就是靠自由投稿方式糊口的。另外，如果不再报道战争，他也需要新的挑战。
9月初，鲍曼经纽约回到贝佛利山。离开之前对卡帕说，她要回到一个镀金的笼子里去，她可以在里面假装自己只有18岁她的家庭生活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枯燥无味的普通生活之中，是在本尼迪克特谷1220号，日落大道上的一栋用石凿凿出来的石块和红木做的一层房子，带穹顶的客厅兼饭厅很宽敞，鲍曼称那个地方叫谷仓。鲍曼和彼德·林德斯托洛姆每天早晨喝咖啡的时候说几句话。之后，他去当地一家医院工作，英格丽看几个小时的脚本，有时候闲极而疯狂地做大扫除，然后往珍藏簿里夹东西。为了保持露面的状态，鲍曼夫妇经常会去参加一些临时举行的首映式或派对，有时候人们发现他们很短暂地跳一会儿舞。彼德舞跳得极好，但是，他并不是理想的舞伴：他很容易出汗，经常中途得去换衬衣。他后来宣布说，英格丽也不是好舞伴，她太注重自己了：“她经常得看看是否有人在观察自己。”（家庭生活细节主要来自斯波托和利马两位。好莱坞及鲍曼职业生活中的详情，请参阅书后详细书目。）。他发誓说自己会与她重逢的，也许会在好莱坞。但是，决定去那个地方试试运气之前，自己先得看看在和平时期当个摄影师是什么滋味。
9月7日，卡帕回到柏林，完成《生活》杂志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第一次报道自1938年以来一直在柏林的犹太人会堂里进行的犹太新年服务。他的照片中，第一张显示一名年轻的大兵沃尔纳·内森，他的美军制服外面还披着一件祈祷用的披肩。他正在看圣卷。在另外500名崇拜者当中，还有俄国士兵，他们跟十多名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一起做祈祷在“最后解决方案”中，德国犹太人口中共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死亡——1939年，这个数字约在308 000人。。
“我们仍然处在黑暗中，”一位助理拉比说，他的老师就是被纳粹弄死的，“我们处在两扇门之间。我们只打开，进入了一扇门。我问上帝我们将从这里走向哪里……”新年活动结束后，卡帕看到一名美国士兵合上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藏起来的教律。
卡帕拍到了欧洲从纳粹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情景，鲍曼也在准备她的下一个电影项目，她不知道自己的情人是否会跟她一起到美国来。1945年下半年，一直还在追求他的同时，鲍曼跟电影脚本作家本·赫奇特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见面谈剧本的事情。她的下一部电影《恶名昭彰》马上就要开拍了根据拉里·阿德勒的回忆，鲍曼后来抱怨希区柯克反复不断地向她进攻，她使用外交手段予以拒绝，但这使电影的拍摄工作十分紧张，成为让人失望的生活经历。“她告诉我说，跟希区柯克一起拍电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经常跑进她的更衣室做些挑逗的动作。她总是加以拒绝。她是个相当强硬的姑娘——对于挑逗的男人，她从来都不会在他的地位面前屈服。”。见过几次面之后，英格丽和希区柯克在他的工作间里见面喝酒。他们坐在那里喝很高度数的酒尾酒，此时，鲍曼谈起卡帕：她极希望他能够来美国开辟新的事业。她很爱他。但是看起来，他已经忘记她了。希区柯克提醒她，让她想起两个人最后拍摄的电影《中魔》中的一段话。“爱上又失去某人是很悲伤的，”英格丽开始哭的时候，希区柯克就说了这句话，“但是，不久之后，你会忘记的，你会把不久之前扔下的生活线头重新接起来。你会努力工作的。勤奋工作是有很多幸福感的——也许那是最大的幸福。”
第五章情事终了(1)
“好莱坞，那是我踏上去的最大一堆牛屎。”
罗伯特·卡帕对好莱坞的评论
1945年底，鲍曼催促再三，因此，卡帕决定还是去好莱坞试一试运气。但是，他并不急着赶到那里去。10月份，他到了纽约，鲍曼在那边渴望着他的到来，而卡帕却在那边打扑克牌，跟朋友们吹嘘他跟鲍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到圣诞节之前的几天才住进好莱坞阿拉花园酒店的一个小平房跟卡帕一起住在阿拉花园的还有很多银屏偶像，因为秘密约会而出名的一些人有演员查尔斯·拉夫顿和剧作家罗伯特·本奇利。
一开始，卡帕和鲍曼彼此很少见面。她每天一醒来就得去操心《恶名昭彰》的事情。这期间，他想办法找到了过去的一些熟人。在爱达荷州拍摄海明威和格尔霍恩期间，他认识了加里·库柏、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及其格外端庄的妻子斯莉姆。再就是来自伦敦的一批老牌友：史迪文森、莱斯和萨洛扬，还有剧作家彼德·维特尔。最后，鲍曼想办法搞到了许可证，让他到《恶名昭彰》的拍摄现场去参观。希区柯克明白，如果这两个人的风流韵事暴露出来，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介绍这两个人的时候只当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的样子。这里跟欧洲不同，到处都有盯梢的眼睛：三流小报付极高的薪酬给那些提供明星丑事的人，闲话专栏主持人在全城各处都布有暗探，只需要这个主持人赫达·霍柏发出一声悄悄话，某个人的职业生涯就可以从此完蛋。由于阿拉花园经常有记者在那边蹲着，卡帕和鲍曼就到欧文·肖的家里会面，是在马利布路18号的一栋海滨别墅里，拉里·阿德勒有时候去那里写作。
1946年1月下旬，卡帕在威廉·高艾茨的国际演片公司谋得一份差事。鲍曼很是高兴：他现在有理由留在身边了。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就对电影业感到厌恶了，一个人在这里是按最后一次演片成功与否来分类的。“卡帕听不得任何人的指挥。”拉里·阿德勒说，1946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他跟卡帕一起住在贝佛利山的一个公寓里。“假如包勃真的参与好莱坞的游戏，那一定会在某人的指挥之下。导演可能会告诉他去干什么，制片人可能要求他去做什么。包勃不可能喜欢这样的事情。”
卡帕在一张桌子边上不可能坐过超过几分钟的时间，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每天早晨跟阿德勒打网球了，下午再去霍克塞家的游泳池旁边晒日光浴，周末到圣塔安尼塔赛马场上输掉大把的钱。还有很多日子，他跟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起玩，比如斯利姆·阿伦斯，他们一起去英式酒吧喝酒，还去《生活-时代》杂志设在日落大道上的办公楼里胡混一阵子。
“我们习惯于坐在酒吧里跟一些女人胡混。”阿伦斯说，他后来给卡帕取了个诨名，叫“包勃卡波尼”。“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我还看见他跟霍华德·休斯和很多大人物一起。他跟一些有钱人玩牌，都是大玩家，就是有很多钱的那些制片人。如果不拿生命打赌，他就拿扑克牌打赌。他必须要冒险。你瞧，战争一旦结束，他的干劲也就没有了，而他是需要刺激的人。他有时一定输得很惨，因为他总在找我借钱。”
跟他父亲一样，赌博现在经常成为卡帕生活的重心。但是，他下大赌注这次是找错了城市。要跟霍华德·霍克斯，跟牌玩得精转的汉弗雷·波加特，还有约翰·休斯顿以及安纳托尔·利特瓦克这样一类人赌博，这跟在飞机上跳伞进入莱茵河地区一样危险。尤其是休斯顿，他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他最喜欢把毕生的筹码全押在一张单牌上。“有一次，我就参加过他们那样的豪赌，”斯利姆·阿伦斯说，“卡帕也许参加过类似的赌局，因为当时他也在城里。我记得自己很幸运地从中摆脱出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赌了。”
到了三月份，也就是在马利布幽会的那段时间，卡帕开始抱怨鲍曼在好莱坞过的婚契生活了。她只不过是彼德的一张餐券，对索尔茨尼克也不过是一个票房金块。“不要理会你丈夫，不要理会乔·斯迪尔，也不要理会拿你当小姑娘耍的任何人。”他埋怨说。她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工作，工作，工作”。她为自己可恶的职业牺牲太多了，而他觉得，如果这么做不会使她更开心一些，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你快疯了。你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一个机构。你必须回到做人的状态。万不可舍弃生活给你的东西，否则你没有多少时间过日子了。”
“我这是在充实自己，”她反驳说，“我想在好莱坞拍更多的电影，也想去戏院演更多的戏。”
有一天，卡帕愤怒地对乔·斯迪尔说，鲍曼已经不敢做一个真正的人了。她仍然是个孩子，她在赛璐璐电影胶片的幻想中逃避成熟英格丽·鲍曼有一本最喜爱的书，是马西亚·达文波特的《伦娜·盖亚》（纽约哥塞特丹拉普出版公司，1936），她认同书中的主角，这很可以说明问题。伦娜是个贫穷的波西米亚姑娘，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歌剧演唱家。“这不是职业或钱或别的任何问题，”有一次她这么说，“这是我的生活，是艺术，是我愿意放弃人间一切去交换的东西。”。“对一名成熟妇女来说，她太天真了，因此容易受到伤害。她不敢放手。很害怕从见鬼的天生的顺从心态中挣脱出来。安全、保障——这就是刺激她的动机。她根本都不知道全世界都在干什么。这是多么叫人失望的耻辱。”
他不能随便看望鲍曼，也因为电影业的现实而失望，因此，卡帕很快就抱怨起来，说他和洛杉矶根本无缘。这个城市跟像巴黎那样的欧洲都市完全相反。很难搭上出租车，而且也很贵，因此，他被迫学开车，而开车是他最不喜欢的。在好莱坞居留期间，他出过好几次小车祸和类似的事情，他很少是清醒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斯利姆·阿伦斯回忆说，《生活》杂志洛杉矶办事处的人都担心，这样下去他迟早会撞死的。他和《生活》杂志其他的人都明白，总会有那么一天，卡帕的车会在办公楼外滑走，压死路人，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好好停住车。
第五章情事终了(2)
1946年5月，卡帕在洛杉矶实在待不下去了。鲍曼告诉他说，《恶名昭彰》拍完之后，她要去纽约放松一下，卡帕听说后，立即就打上了包裹。在曼哈顿，他们约定，如果彼此还想再见下去的话，那就不能再躲着媒体了。有一天晚上，他们在时尚的谢里丹广场夜总会里挑了一张人人都看得见的中央台座。这场赌博立即就赢了。躲在阴暗角落的记者假定，他们一定是朋友。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遮掩，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出风头？
鲍曼还想办法摆脱自己的经纪人乔·斯迪尔，她请德雷克宾馆的员工把电话直接转到她那里去。斯迪尔很快就明白原因了。当面对质，问她是否在跟卡帕幽会的时候，她愤怒地予以否认。第二天，她将自己的计划用纸条塞进斯迪尔的房门底下。她计划与加里·格兰特一起喝酒，去了浴室，之后更衣准备进晚餐。之后，她会进“晚餐（并非跟加里）”，最后是“回家”？
在曼哈顿，很多人都发现卡帕跟鲍曼在一起：在格林威治村爵士酒吧烟雾弥漫的角落里接吻，在城里过了醉醺醺的一个晚上后，两个人会去艺术之家电影院的后排或者黎明时分走在第五大街上。卡帕甚至还带她见了自己的母亲，而她母亲也为儿子找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做了一套绣花衣服。她的传记作者劳伦斯·利马写道，“鲍曼习惯于明星生活的活力与别人的注意，因此更多生活在边缘上，总是拿她圣洁的形象打赌，拿她婚姻生活中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打赌，拿自己的私生活丑闻打赌。”
斯迪尔担心，卡帕和鲍曼两人的丑闻终究会暴出来，结果，他的担心终于得到确认。闲话专家栏作家席拉·格雷汉姆报道了谣传，说鲍曼的婚姻出了问题。彼德心生怜惜，没有在按时打给鲍曼的电话中提及格雷汉姆说的事情。斯迪尔希望这次侥幸脱险能够让鲍曼翻然悔悟，但结果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她相信他们应该继续在一起，正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并没有暴露。斯迪尔想说服她。卡帕有色狼的名声，而且一文不名。他总是在牌友面前张扬自己正在泡好莱坞最漂亮的“妞”。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下一个英格丽·鲍曼先生。但是，她不听。
斯迪尔是对的。她跟卡帕谈起婚姻上的事情，但他只是耸耸肩，说自己不是“结婚的料”跟希区柯克的《后窗》中格雷丝·凯莉的性格一样，鲍曼也动员卡帕拿新闻摄影的技术去交换电影摄影师的工作。在影片中，詹姆斯·斯图亚特的人物对此建议嗤之以鼻。希区柯克在斯图亚特的人物塑造上，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对卡帕和斯利姆·阿伦斯等摄影老手生活的了解。。她后来在书中写道，如果卡帕说过“请嫁给我，做我的新娘，让我们共同见证幸福时光”，她一定会站在他身边。但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反过来，他却对她说：“我不能把自己固定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说‘明天去朝鲜’，而我们又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一个孩子，那我就不能去朝鲜。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天晚上，喝完几份鸡尾酒后，卡帕对她说，如果她真想抓住现在，抓住眼前，那就应该去别处找，这也是他惟一能够提供的东西，如果这还不够，那她就应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哪怕他拒绝扮演她要他扮演的角色。在整个1946年，只要抽得出晚上或周末的时间，他们都会继续幽会，卡帕现在一半是她的丈夫，一半是极有控制力的史凡枷力，而鲍曼也就是他毕恭毕敬的学生。她开始看报纸，更仔细地查找红酒栏的消息，慢慢培养出对美食和欧洲电影的兴趣。卡帕告诉她说，美国大部分电影都是让人过度紧张的肉浆戏。如果她当真希望成为艺术家，那就必须跟体面的导演合作，比如罗伯托·罗塞里尼这样的导演。
一天下午在纽约，她看了罗塞里尼的杰作《罗马》，这里面有自20年代以来出现在欧洲许多严肃电影中的有价值的纪录影片内容。她看得目瞪口呆，离开电影院的时候，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如果能够出演这样的一部了不起的艺术电影，哪怕只有人因为一部这样的影片而记得我也行，”她告诉卡帕说，“这比我拍的很多赚钱电影强得多。罗伯托·罗塞里尼为何不来好莱坞跟像我这样的人拍一部电影呢？”卡帕提醒她说，她应该小心为是，不要把艺术家的性格与他的作品混为一团。但是，他的话只不过是一阵耳边风。
1946年8月，他随她回到好莱坞拍摄她的下一部电影《凯旋门》，这部电影根据艾里克·马里亚·雷马克一部描写30年代末期发生在巴黎的一个间谍和叛变故事的小说拍摄的鲍曼在纽约过得极愉快，到达拍摄现场的时候，她的体重增加了二十磅。电影制片人戴卫斯·刘易斯说，他请林德斯特洛姆“给家里的冰箱上锁”。（利马，《时光飞逝》）。鲍曼问该电影导演刘易斯·米尔斯通，电影实际投拍过程中，卡帕可否拍摄照片。米尔斯通很高兴有这么一位著名的战地摄影家出现在他的拍摄现场，而且他本人也迷恋鲍曼，就跟希区柯克过去一样。每天晚上，弧光灯熄灭之后，卡帕就跟鲍曼和共同主演查尔斯·波义尔一起到他的办公室喝鸡尾酒。让鲍曼十分惊奇的是，他经常会喝醉，醉到出丑的程度。他会跟在战争年代一样兴致勃勃地豪饮，而在那个时代，醉酒仅仅只是镇痛剂和取暖的燃料。但在1946年，生活中并没有或生或死的情形可以使他转移对酒瓶的注意。午饭之前很久，他的第一小瓶酒就已经喝下去了。
卡帕经常在罗曼罗夫咖啡厅或其他一些经常有名人出入的地方喝很长时间的午餐酒，到了早晨，在他从沉沉大醉中恢复过来以前，经常会暴跳如雷，脾气很不好，这很快就让鲍曼感到厌烦了——“喝酒即是镇痛剂，也成为某种类似男子气概挑战的东西”。因此，电影一边拍着，他们的感情也慢慢冷下来。欧文·肖在马利布的家不再是约会的方便处所了，因为她的工作计划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她也不想冒险在阿拉花园酒店冒被人看见的风险。她意识到，卡帕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种让人压抑的沉闷了，中间只有肾上腺素的上升与喝醉酒时的赌博。平静无事会让他感到无聊。假扮“不由自主的唐璜”看起来也不能满足他。
经过十多年战争生活后，卡帕开始显示出战后压抑症的许多特征了：坐立不安，酗酒，易怒，压抑，存活者的内疚心理，缺少方向感，很少掩盖住的虚无主义情绪。在他们两人的关系建立之初，他就承认过，说他经常被死亡的阴影所追迫。现在她明白，他当初说的是真话。在他永远“高兴”的面罩后面，她看到了很多属于心理盾牌的东西，对于一个需要假装成别的某人才能逃避战争造成的情感损害的人来说，这个盾牌是非常必要的道具。
欧文·肖后来解释说，“保持高兴的外表，意味着人们要么进入下一场战争，要么进入下一个酒吧，不管到底多么晚了，也不管战争有多么残酷。它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打完每一局牌，必须跟在场的第一个人赌到必须输掉六个月的工资，之后购买下一轮酒，必须无意义地借钱给别人，或者大笔借别人的钱，而且必须跟非常漂亮的女人来往，最好是能够跟报纸上报道过的一些漂亮女人混在一起。”
《凯旋门》从票房收入的角度看是个让人失望的失败，但是，鲍曼在里面有很多形象鲜明的镜头，如《画报》杂志在影片拍摄期间自豪地宣称的一样，这部电影也有创新的一面：“摄影机在转动的时候，卡帕也在里面拍照。据说，那是拍摄期间得到的第一批静止画面。”跟《恶名昭彰》一样，故事与现实之间有很多可比的地方。卡帕当时在场，事实上就是装扮罗马尼亚—个意大利籍卡巴莱歌手的拉维奇医生的波义尔拒绝娶鲍曼的那一幕。“我等待着，”她说，“一直等着，但你总没有来……”
第五章情事终了(3)
拍摄鲍曼最没有尘世气氛的样子——他拍的照片都是构图很好的照片，此时，卡帕本人也找机会出现在摄相机里面。他一直都在开玩笑，说自己本应该去当演员的。不去《凯旋门》拍摄现场的时候，卡帕就到欧文·皮切尔导演的《诱惑》里装扮吉卜赛仆人。但是，《诱惑》封镜之前，他却已经离开了好莱坞，而且永不再回来了。这次又是陪鲍曼去纽约，她在纽约百老汇进行第一次彩排，是演“少女贞德”。他们彼此见了几面，但是，两个人都明白，这场感情游戏已经暗淡下去了。他不愿意安定下来结婚——看起来，居家过日子比死亡更糟糕——而且她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职业，在一个没有合适承诺好让人保住脸面的男人身上打赌。
“我知道这个匈牙利人对我产生的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对此我总是心存感激……我感觉得到，这种影响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知道，我们就要翻过这一页了。但是，围绕他的别的所有事情也不顺利，这可真是太糟糕了。但是，你自己并不能总把握住时机。我们在喝剩下来的最后一批香槟了。我是在从自己身上扯下极珍贵的一部分，但我们两个人都在理解过程中，而且也在做干净的手术，这样的话，两个人以后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少女贞德》在华盛顿进行首映式的时候，卡帕已经回到巴黎。几个星期后，他写信来说，他极想念她。他买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处房子。一处很小，另一处稍大些——离开巴黎有10英里，在密林里。里兹饭店的朋友们一直在探问她的消息。他请她给自己写信，并希望她做一个忠实的情人。他要她留下一瓶香槟，等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喝。另外，他还提醒她说，拍更多的电影，会使她更深地陷在好莱坞不得脱身，每开一次首映会，她会更少一些正常人的生活。在他的眼里，成功比失败更糟糕。他了解真正的英格丽，她是来自丁塞顿的一个少女，她的心属于瑞典。在信的最后，他告诉她说，自己有多么爱她。
鲍曼在百老汇的开场之夜极其成功，但是，几次热烈的喝彩之后，她冲进了卫生间，坐在那里大哭起来，她感到精疲力竭，突然之间感觉非常孤独。第二天，在发给她的成堆的贺信电报里，有一份是彼德发来的，彼德已经回到洛杉矶：“你让我哭起来。”一天接着一天，采访者络绎不绝。在无数影迷发来的邮件当中，她看到了已经陷入情网的卡帕寄来的信。工作从他身边偷走了她。他很少见到让他笑得如此开心的女人，让他如此爱惜生活的。他请求她不要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因为他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他珍视的东西了。欧洲感觉起来很冷清，尤其是因为没有她。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到处都能体会到她的存在。
卡帕一直在动，但是，在游牧民族式的移动生活中，他再也找不到安慰了。玛莎·格尔霍恩写道：“他总有钱四处行走，但一安定下来就没有钱了。”当年秋天，他飞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执导一部毫无生气可言的纪录片，讲那个地区的冷战情形。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眼前有景看不得，满脑子都是鲍曼的影子。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对她说，他想了解一下，离她远远的会是什么感觉，看看自己会想些什么。现在，他非常清楚这感觉是什么了——他开始自言自语了。
他还写信说，世界上有很多虚假的价值观。人们再也输不起了。但是，这次任务完成以后，留给他的印象却是：为此刻而活才是重要的。自从遇到她以后，他一直在考虑自己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土耳其，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香槟。他一直在约束自己。但是，他还是对她很好奇。她在见任何人吗？他希望她听到他的声音，希望她让自己自由起来。
拍完纪录片之后，卡帕回到巴黎。之后，他去麦琪孚滑雪，最后飞回纽约。但是，鲍曼已经回到好莱坞去了，因此，他们安排好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见面，就在复活节的周末。她会跟丈夫一起先到那里的滑雪场过几天。不过，他们会想办法彼此见上一面。在太阳谷，他们最后一次做了爱。之后，鲍曼回到她的住所，再去扮演她极难的一个角色——一个忠诚和欢乐的主妇。
离开太阳谷之前，卡帕一直在当地赌场的轮盘赌和扑克牌桌上，直到输掉2 000美元为止——那是他全部的积蓄。第二天早晨，鲍曼发现他一夜未睡，而且醉得很厉害。“这会有什么区别呢？”他告诉她说，“这对我很好。现在，我得更努力地工作了。”
大约是在这段时期，他在太阳谷的滑雪道上遇到彼德·林德斯特洛姆。根据彼德的说法，卡帕主动告诉他一些滑雪的小知识。他觉得受了冒犯——他是个滑雪专家，比卡帕滑得好得多。之后，卡帕告诉他说，他觉得英格丽需要休一次长假：最后一次在纽约见到她的时候，她看上去面色苍白、神情疲倦。彼德最终怀疑他了，质问英格丽的时候，她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但发誓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果他起诉通奸，她会失去一切：丑闻会毁掉她的事业，而且会允许他看管佩娅。
根据多种说法，鲍曼和卡帕最后在太阳谷友好分手。鲍曼听到了卡帕的声音，也努力照他说的做。但是，她不愿意放弃一切去跟一个她后来说“慢慢爱得极深的”一个男人。不过，她总是对他存有很深的感激之情，他使她明白，好莱坞之外还有别的生活，也使她打开眼界，看到可以再次去欧洲工作的可能性。但是，对照而言，她后来声明，在12年的生活当中，彼德惟一的一句鼓励的话也很“不错”。
第五章远在苏联(1)
创始人员每人出资400美元作为启动费。该机构将从付给摄影成员的拍摄费用中提取40%，从摄影人员自己找到的拍摄费用中提取30%，并从转销费中提取50%。凡迪维特夫妇将在格林威治村第8街开办纽约办事处，里塔出任办事处的主任，每年获取8，000美元。玛丽娅·艾斯纳将在她家里开办巴黎办事处，地点位于圣昂内富布热路125号，每年获取4 000美元。
还有其他很多机构也准备继续推广社会公认的摄影家作品40年代初期，卡帕跟基地在纽约的图片联盟关系密切。这个图片联盟是一个松散的摄影家组织，旨在推广左派报道，但是，该机构并不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转的，而是一批思想接近的激进摄影记者的网络。1940年2月和1942年4月，卡帕曾在该联盟会上发言，谈到了他在中国、西班牙的工作以及总体的战争摄影，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讲话的原稿没有留下来。1947年12月，图片联盟被宣布为颠覆性机构，并被列上美国司法部的“黑名单”。1951年夏天，该机构解散，它是冷战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另一牺牲品。。让纽约、巴黎和伦敦的编辑部门大跌眼镜的，是梅格纳姆准备保护其成员版权和底片所有权的大胆宣言——在摄影人员与像《生活》杂志这一类的大型杂志打交道的方式上来说，这个宣言毫不亚于摄影业的一场革命。法国摄影家罗米奥·马尔丁内认识卡帕及其他创始人员。“卡帕的思想——尤其是说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如果不拿到自己的底片，那就什么也不是的想法——将证明是新闻摄影历史上最明智的思想，”他于1997年写道，“这个合作机构是保留这些权利的最好办法，也是保障其成员拥有行动自由的最佳方式。”
从开始起，卡帕就担心，人们也许会把这个机构看成是业余爱好者的团体。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梅格纳姆必须按照其他通讯社的方式运作，无论其宣称的理由与活力有多么大。换句话说，这个机构必须提供商业上的内容：主流的图片文章。在所有创始成员中，只有卡迪埃-布莱森有能力不理睬这样的实际限制，而卡帕也不希望他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美学思想慢慢束缚住梅格纳姆，因为以金钱来看待事物的普通编辑不一定喜欢这样。“要小心标签，”卡帕提醒他说卡帕不用担心。卡迪埃-布莱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证明自己是世界一流的新闻工作者。2000年，很少露面的卡迪埃-布莱森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有人说，他是20世纪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对此，他露出一脸苦笑，他重复了自己经常描述卡帕的一句话，说卡帕是凭直觉办事的摄影家，是摄影界伟大的冒险家之一。，“标签让人开心，但是，有人会把标签贴在你背后，让你终身难以洗脱——‘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小摄影师’。你会失败的——你会陷于过于精致，过于矫饰的泥淖。应该接受‘新闻摄影记者’的标签，之后把一切都留给自己，留给自己最隐蔽的内心1999年，卡迪埃-布莱森发给我一份传真，解释说，他已经重复了很多次说过的话，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轶闻趣事可以提供的。但是，让人感激的是，他寄给我一首诗，就是出现在本书前面的那首。”
彼埃尔·加斯曼回忆梅格纳姆最初的日子，语气里不乏亲切感，因为那些日子标志着他与这个机构联系的开始，他是这个机构的独家承印商。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梅格纳姆的名誉董事。他还强调说，如果没有契姆的影响，梅格纳姆也许一直都保持为一个幻想。正是因为契姆同意了卡帕建立梅格纳姆的计划，其他创始成员才纷纷跟上来。契姆很冷静地分析了开办这个机构的风险，而且在最初的几年使梅格纳姆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同时，卡帕在前面当一个很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他跟编辑人员建立联系，尽可能进行了很多战后的工作接触，创造了很多收入来源。
这个机构最初最重要的客户是约翰·莫里斯，他离开《生活》杂志，到《妇女家庭杂志》当了一名图片编辑：梅格纳姆在头5个月获得的共15 294美元的收入的三分之二就来自他的杂志提供的业务。莫里斯还跟卡帕一起构思了一个想法，准备对世界各地的家庭做一个比较报道，叫“人就是人”，并说服《妇女家庭杂志》来支持该项计划。《妇女家庭杂志》同意了一个共15 000美元的资助。契姆将报道法国和德国的一个家庭，罗杰将报道非洲、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家庭，而卡帕将在他与斯坦贝克在苏联的旅行途中拍摄苏联家庭的情况。
卡帕和斯坦贝克终于在1947年7月31日到达莫斯科。那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机会。肯定的，如果有哪位摄影家可以让自己的镜头在铁幕之下对错方向，那一定就是卡帕。为了这个目的，他带上了很多设备：多部不同相机，数百盒胶卷，极多的照明设备，结果，光行李超重费他就付了300美元。
在莫斯科机场，卡帕很快就想办法确保自己赶快拿到自己的10件行李。之后，等待来人接走他们的时候，他将行李锁在一个房间里，同时，卡帕告诉机场负责人说，他们应该以自己的生命看护好那些设备。斯坦贝克写道，“一般来说，卡帕心情轻松，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涉及相机的事情时，他会成为一个暴君和讨人厌的家伙”。
官员们看护行李的时间远较卡帕预期的等待时间长。没有人到机场迎接两位记者，而事先却是安排好让《先驱论坛报》莫斯科站的记者艾德·加里莫来接他们的。结果是，加里莫因事离开莫斯科，因此，卡帕和斯坦贝克发现自己搁浅，而手头又没有钱——哪怕他们有必须的卢布，也没有出租车可以搭乘。
最后，一位抱同情态度的法国邮差带他们进了莫斯科。当时，外国人能够居住的惟一地方就是大都会饭店和萨伏伊饭店，但那里已经住满了。最后，他们拿到了去加里莫公寓的钥匙，在那里，他们喝了几轮杜松子酒，把他的威士忌喝个精光，让加里莫很是不高兴。第二天，负责他们行程的俄国情报机构在萨伏伊饭店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套间，这使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套间里有很大的浴盆，这让每天早晨惯于仪式性泡澡的卡帕很开心，但在酒吧里，其他记者提醒他们说，离开莫斯科地区以后，除开找到过夜的地方有麻烦以外，他们还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10年以前，斯坦贝克到过莫斯科，当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首都。现在清洁多了，有了很多新建筑和斯大林纪念碑，但是，人们看上去面呈灰色，一脸阴沉。的确，他们都太累了，被战争、强制性集体化和斯大林主义的监视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妇女出门都不化妆，那被认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豪华奢侈品，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廉价的，很俗气。许多人仍然穿着战争时期的军服，他们也只有这样一些衣服在《俄国日记》中，斯坦贝克没有提到，1946年11月，莫斯科的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因为受到斯大林的怀疑而不准加入苏联作家协会，斯坦贝克本人参加过这个协会的一次庆贺晚会。许多犹太作家都死在古拉格群岛，苏联的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也在那里当奴隶，制造那个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
在他的报道中，斯坦贝克也没有提及普通人的生活。1946年8月，也就是他们到达苏联的头一年，斯大林命令尤里·兹达诺夫发动一场巨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影响。斯坦贝克有可能不知晓这个运动吗？也许——在麦卡锡反共活动期间，此人曾支持伊利亚·卡赞，而且，在他的整个一生，这个人一直都在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欺骗。在苏联，跟一名间谍谈话期间，斯坦贝克坚持认为，美国没有阶级差别。苏联间谍指出，苏联人是通过《愤怒的葡萄》这一类的书了解美国的阶级差别的，斯坦贝克“脸红了”，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否认“敌对阶级”的存在。
第五章远在苏联(2)
等待离开莫斯科的许可证时，斯坦贝克很快就看到了不同的一个卡帕，这是与他在不同酒吧和新闻报道团里认识的迷人的卡帕有很大不同的一个人。“正是在这里，我才发现了卡帕性格中令人极不愉快的一个方面，而且我觉得提出警告是正确的事情，以免某些妇女会听他关于婚姻的一些建议。他是一头浴室猪，而且是让人很好奇的一头浴室猪。”他带着某种程度的讥讽写道，可叹的是，卡帕仪式性的晨间泡澡活动终于结束了，因为旧浴盆十分毛糙，将他的屁股割得流血。
在莫斯科待了一个星期后，卡帕仍然没有得到在街道上公开拍摄照片的许可，他请求苏联新闻官员允许他拍照。那名官员保证加快办理的速度。卡帕参加了一次联欢会，希望能够忘记自己的挫折感，结果却使自己对旅行的前程更加忧心了。跟他一起参加联欢会的其他客人，还包括其他国家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们的妻子，一个个满眼悲伤的样子。苏联当权人不允许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与丈夫团聚，哪怕英国首相克利门特·阿特利要求给予她们出境签证。如果苏联人在如此简单的人道要求上决不妥协，那么，拍摄自己想要拍摄到的内容还有什么机会呢？
卡帕终于得到了许可证，并冒险到街头去拍摄莫斯科的八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准备情况。但是，他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警察都阻止他拍摄照片，并一再要求他出示证明文件。经过几天类似的待遇之后，卡帕决定尽快离开莫斯科。他希望，离开首都这个偏执狂地区以后，将来可以当一个自由的新闻记者。他总有办法绕开政府的规定，得到有价值的照片。他很自信，一定能够再次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是，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比赛中胜出才能摆脱监视他的人，至少要胜出几个小时在乌克兰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档案资料显示，卡帕和斯坦贝克到苏联后，他们就处在严密的监视中，他们两个不晓得在苏联期间，苏联政府怎样精心策划地跟踪他们。
为了把整个苏联扫视一遍，卡帕和斯坦贝克只好坐飞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被告知战后道路还未修复。在两个城市间，即便相距几百英里，他们也不得不从莫斯科取道。理所当然地，这种情形便于让苏联特工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一点也不知道，早已经有计划防止他进行类似的尝试。基辅的一名乌文会特工写的一份秘密报告总结出苏联人心里的意思：“乌文会给我们交待的任务主要是，国家经济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文化珍宝如何在战争中被毁坏，我们的人民如何花费巨大的努力加以恢复，并重建了这个国家。”
到他们离开莫斯科前往第一个目的地——乌克兰——的时候，斯坦贝克和卡帕的关系已经出现了紧张的迹象。卡帕有偷书的习惯，这在斯坦贝克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只要是英语写的东西，无论什么他都偷：《马克西姆·高尔基笔记》，一本《名利场》，甚至是美国农业部1927年的破旧报告。从艾德·加里莫的书架上，他拿走了一本新的艾勒里·奎恩的侦探小说，在1947年的苏联，那是相当罕见的珍奇之物。斯坦贝克挖苦地写道，他还偷女人和香烟，但是，这些罪行比较而言容易原谅得多。
他们终于在滚滚热浪中到达斯大林格勒，并穿过一处接一处的废墟，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找到一处“国际旅行社”。他们的房间正对着一处广场，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第六军的司令官、陆军元帅冯保卢斯经过著名的长期包围后，终于在这里向苏联红军投降。
卡帕1945年曾见证过柏林，哪怕如此，斯大林格勒的破坏情形仍然让他震惊。1939年，乌克兰4 500万平民当中的15%在战争中死亡，而斯大林格勒一地就死了数万人。城市里没有一处建筑不是被损坏的。因为斯大林格勒是苏维埃巨大的胜利，卡帕获准在街上随便拍摄看到的一切1943年，苏联的胜利极大地扭转了战争的局面，使局势有利于盟军。
他发现，有很多人仍然像老鼠一样生活在隧道和他们原来的家里留下的地窖里，这使卡帕稍感宽慰。但之后，让他极度失望的事情是，人们拒绝让他拍摄一家坦克厂，在1942～1943年间的冬季，德国人和红军在那里有过一场最艰苦的战斗卡帕和斯坦贝克在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听说过关于斯大林格勒包围期间的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们坐着听轻音乐，看着伏尔加河在他们脚下流过。他们的房东谈到1942年冬季乌克兰让人无法想象的寒冷。房东说，在向法西斯开枪之前，一些人必须先用刚刚死去的战友的热血暖一暖手。。苏联人准许他们两个下去进行正式的参观，但相机必须留在旅游车上——对于他这样有声望的摄影记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羞辱的时刻。
他气极了。斯坦贝克是可以记笔记的，在他看来，卡帕就像在参加葬礼。他们在工厂里四处走动，看到人们把毁坏的德国装甲车变成拖拉机。卡帕看到四处都是惊人的情景，都是“对比、角度和照片，都具有超过其自身的多重意义”。“在这里，只需要两张照片，”他对斯坦贝克抱怨说，“我就可以说明数千字才能说清楚的事情。”
可笑的是，当时正有一个苏联电影拍摄组在斯大林格勒，他们要再现这个城市的包围战，作宣传片用。但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事故”，如斯坦贝克所言，卡帕甚至都拿不到正在拍摄的那部电影的拍摄内容——这又是一个报道上的损失，在西方来说是有很大的商业价值的。但是，他想办法拍到了余下的一些德国战俘。那些人仍然穿着军服，上街的时候有卫兵看守着，他们是1944年投降的那几十万德国士兵中的幸存者斯坦贝克观察到，在街上碰到这些战俘的时候，人们都扭过脸去。他没有说为什么。根据一位当代作家，苏联公民害怕与外国人有哪怕“丝毫的联系”。在苏联，除非是按照正式规定和正常的程序，否则，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人都会消失。（尤里·谢雷克，“您不想看到的是什么，斯坦贝克先生？”）。很少有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在一处小礼拜堂剩下的骨架里，卡帕遇到一位妇女，她躺在一处被毁坏的神坛前的地上。他还看到了另一名妇女，“眼睛瞪得很大，半疯狂的样子”，她在一遍又一遍地划十字克格勃想办法确保这样的照片不予出版，因为它显示出战后苏联的现实——这个国家在战争中损失了近两千万人，现在却无法恢复。
第五章远在苏联(3)
此后不久，根据其照片枯燥无聊的性质来看，卡帕尽量利用了这次“伏特加之旅”剩余的时间，那就是借酒浇愁。这就是到乌克兰狂喝一通，而那里的姑娘至少跟巴黎的姑娘一样漂亮。“卡帕不仅仅感觉这次旅行是个失败，”斯坦贝克写道，“而且他还觉得一切都是个错误，他认为自己也是个失败，说我也是个无用之人。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接下来的一站是佐治亚。10天之后，卡帕和斯坦贝克都因为饮食过度而气喘吁吁。因为虚荣心的驱使，卡帕每次餐后并不松下裤带，他以自己32英寸的腰围而自豪。两个人吃得饱饱的，而且被太阳晒得黑黑的，8月下旬回到冰冷的莫斯科，正好赶上这个城市八百周年大庆活动。
旗帜与横幅四处挂满，就跟奥威尔《1984》里面的情景一样。在巨穴似的发电机体育场，卡帕拍摄了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在市中心花园，他看到苏联家庭围在纳粹坦克与飞机旁边。八百周年庆的那天晚上，卡帕跟一百多万人一起拥向红场和周围的街道。“对于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来说，那可不止是好玩和焰火的事情”，《生活》杂志报道说，这反映出冷战战士鲁斯对于共产主义的偏执狂情绪。“在八百年大庆会的演讲中，斯大林明确地说，无论世界各国如何看待苏联，他都觉得莫斯科是一场伟大运动的象征，这场运动就是要按共产主义的形象重整全世界。”
这期间，亨利·霍尔特已经在美国出版了卡帕的回忆录《稍有偏焦》。卡帕去了美国大使馆，而且，他后来在纽约WNBC无线电台上对记者说，他翻遍了“报纸，后来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相当篇幅的评论文章”。他把文章拿去给斯坦贝克看，斯坦贝克对他说，任何“聪明的”作家都不应该看他的评论人的文章。“因此，我很不好意思，”他后来开玩笑说，“之后，我拿着评论进了卫生间。”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反映了其他许多评论人的意见。照片不错，但对杜撰的说明文字感到可耻。《费城问询报》是夸奖力度最大的：“托尔斯泰用文字为塞瓦斯托波耳所做的，海明威用文字为卡波莱托所做的，克雷恩用文字为美国内战所做的，卡帕用他的相机做到了。”在《图片笔记》中，约翰·韦金很有眼力地描述说：“卡帕所讲的故事活泼生动，有个性，极好笑，跟他拍摄的那些严峻和并不那么好笑的场景相去甚远。”韦金继而批评了书的版面设计和霍尔特很差的印刷质量。许多照片是杂志上的专题文章补白用的，还有一些照片跟别的一些摄影者已经拍摄过多少次的场景雷同今天，卡帕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一部B类电影诙谐的大纲：很生动，文笔洗练，但其内容的尖锐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东西。作为一部口述历史——这本书很大一部分题献给一位年轻的土耳其打字员——《稍有偏焦》堪与最吸引人的二战故事相比。而且，在康奈尔·卡帕的帮助下，由于当前个人回忆录的热潮，这本书又从默默无闻中复活了。1999年，现代图书馆的现代丛书重印了该书，使其并入“现代经典”名著之列。这次重印，美国现代图书馆增加了很多精美的图片，都是原版中没有包括进去的，还有很多是发生在卡帕讲述的故事之前所拍摄的照片。这本重印的书是原书篇幅的一倍，而且印制精美，其视觉上的冲击力远较原版强烈，所以，约翰·韦金批评原版设计粗俗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虽然还只是9月初，冬季的寒气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卡帕和斯坦贝克的房间缺少足够的暖气，不久之后，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披上大衣了。离开莫斯科前的三天，他们得知卡帕的胶卷必须冲洗出来，之后接受检查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卡帕拍摄了约4 000张照片（其中几百张是彩照）：对于这位捉襟见肘的摄影师来说，这是相当庞大的数量。。他很不情愿地交出胶卷。他肯定苏联人一定会赶忙冲洗，因为数量庞大，而他们的冲印水平一定很差。这整个项目都是他出的主意，现在已经是一场灾难了，难道肯定就没有补救办法吗？
他在房间来回踱步，“跟失去了小鸡的一只老母鸡一样。”
离开的那天，在莫斯科机场，苏联人告诉卡帕说，他可以取回胶卷，并带出国。他拿到了一大箱胶卷，但被告知说，必须要等上了飞往基辅的飞机后才能拆封，飞机到基辅要加油，之后才能飞越铁幕。上了飞机后，脸色铁青的卡帕双手端着箱子。“很轻，”他告诉斯坦贝克说，“只有原来的一半重。”
“也许他们只是扔了几块石头在里面，”斯坦贝克说，“也许里面一卷胶卷都没有。”
卡帕摇了摇箱子。“听上去像是胶卷。”
“也许是旧报纸。”
“你个婊子养的，”卡帕回答说。
在基辅，卡帕经过了严格的海关检查。斯大林格勒那个眼冒疯气的妇女的照片，还有一些德国士兵的照片都不见了，“但是，没有真正重要……的东西给扣留下来。”卡帕十分沮丧，但很高兴还是拿回了胶卷，飞往布拉格的途中睡着了。
在《俄国日记》里，除开描写旅途中最后咬指甲的那一刻以外，斯坦贝克的结论是：“我们明白，这个日记对于牧师般的左派和破落的右派来说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东西。肯定的，这样的日记是肤浅的，而且，它还能是别的什么样子呢？我们没有结论可以下，只能够说，俄国人民跟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都是一样的。肯定有一些坏人，但到目前为止，好人还是居多。”斯坦贝克并没有提到“波尔托拉茨基同志”和他的乌文会间谍属于哪个阵营。
第五章新形象(1)
“他很有吸引力，因为他的长相，他的吉卜赛人生活风格，他的工作迷人之处，他的摄影带来的名望，还有他危险的生活。”
贝丁娜·格拉齐安尼，Dior 前模特
离开苏联之后，卡帕在布拉格过了几天，之后到了喀尔巴琴山区斯洛伐克人的一个村庄，叫富罗拉克村，在那里为莫里斯的“人就是人”系列拍摄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情景他曾许诺莫里斯要拍一套俄国家庭生活照片的，但是，进行“伏特加之旅”时，他没有想到要去拍摄那组照片。虽然莫里斯后来有些失落，因为卡帕没有照原来说的办，但是，因为卡帕还是拍到了东部集团的一组家庭照片，莫里斯的失望就有所缓和了。。卡帕从布拉格旅行去了布达佩斯。布达城皇家广场一带的旧城已经夷为平地，其他城区也毁坏严重自摄影家李·米勒1945年末访问以来，那里一直都没有怎么变化。米勒的照片之一旁边有“血之野”的说明文字，里面显示一位老妪在启示录一般的大地上捡木头。。童年时代的家园已经变样了，他感到万分震惊，因此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还不到24个小时。然而，他还是抽时间看望了他兄弟拉茨罗的寡妇安吉娜和她13岁的女儿根据理查德·韦兰，在战争期间，她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到现在仍然是生活拮据。卡帕跟她们生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见了那里的美国领事，想把她们弄出匈牙利，之后他才去了纽约。。虽然停留的时间短暂，但卡帕还是第一次发现大屠杀的范围大到了什么程度匈牙利犹太人是欧洲最后一大批将被灭族的犹太人。到1944年夏季战争末期，从5月到7月之间，其中大部分人还在往奥辛威茨送，德国人将437 000人塞进147列火车。那是“最后解决方案”中最后一次野蛮的行为，导致“奥辛维茨集中营里单次最集中的屠杀狂欢”。（高尔德哈根，《希特勒手下心甘情愿的行刑者》）。大部分人在奥辛维茨的浴室里死掉，其他一些人在死亡行军和别的集中营里死掉。极少数人，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活下来回到了布达佩斯。。这个城市里的大部分犹太人都被杀死了，包括他母亲那边的许多亲戚。他很少谈到这件事情，因为太痛苦了吧。
40年代末期，朱迪·弗莱伯格为梅格纳姆当资料员，她多次与卡帕一起参加社交活动，而且爱上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契姆·赛穆尔。卡帕和赛穆尔“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而且明白自己逃脱了什么，”她回忆说，“他们每天都感谢上帝，因为自己还活着。”1945年在伦敦的美国使馆工作期间，她看到数百张在被解放的集中营里拍摄的照片——其中许多照片她“现在还嗅得到”。她相信大屠杀对赛穆尔和卡帕的两个兄弟来说都是“可怕的创伤”。“他们以不同方式绕开这个话题。契姆经常去华沙贫民窟看他以前的家，以这种方式体会他的人民所受的痛苦，但是，包勃和他的兄弟康奈尔往往回避此事。他们不希望有人提醒此事。如果已经活下来了，你就不想拿自己的鼻子反复去嗅它。”
10月初，卡帕回到美国，住进了贝福德饭店，斯坦贝克正在那里编写《俄国日记》回到美国后，斯坦贝克曾对自己的朋友内森尼尔·本奇雷说，他喜欢卡帕，崇拜他的工作，但再也不想跟他一起工作了：为了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卡帕曾许诺别人，回到美国后会给人寄礼物，是一些相机或者他们想要的别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使约翰很是生气，他感觉自己必须为卡帕说话不算数而做些弥补工作，因此自己送了一些礼物。”。几天之后，卡帕得知自己已经获得自由金奖，“因为在欧洲大陆针对敌人的战争中协助了美国军队，并取得特别值得赞扬的成就。”
10月20日，卡帕特别早就起了床，吃了斯坦贝克做的早餐，之后准时到达纽约世界无线电台的现场采访节目组，他要去推广《稍有偏焦》和《俄国日记》这两本书。
“嗯，好了，包勃，你准时来了，”采访卡帕的记者愉快地说，“顺便说一句，你可不能叼着烟卷讲话……在铁幕的对面挂着相机工作是什么滋味？”
“你看，”卡帕回答说，“你已经说过了——铁幕……在我看来，铁幕是一种袖珍铁幕。人人都在自己的脑袋里藏有一道铁幕。另一个铁幕，那我可不知道。是存在这么一种铁幕，也许吧，从边境的角度来看。但是，我可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他继而就斯坦贝克和旅行期间的其他一些小事情开了几个玩笑，描述了他和斯坦贝克访问俄国的目的，那就是要“看看那里的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俄国日记》出版以后，评论界褒贬不一，也有来自苏联专家的激烈批评。在1947年，要看看苏联的“人们怎么过日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动，要么会受到谴责，要么会得到斯大林政权的默许。《纽约时报》的奥维尔·普里斯柯特反映了许多人的意见：“《俄国日记》比大部分人写的东西要好，但是，它比许多人的类似作品更肤浅。”著名的纽约评论家斯特林·诺斯说了很精明的一句话作为总结：“问题就出现了：关于俄国的书能够肤浅到什么程度……如果作者对俄国的了解、对俄国的兴趣以及他们对俄国的态度超过吃、喝、观察可爱的表面印象的水平，事情则有可能产生很大不同。”
莫斯科的媒体会尽职尽责地痛斥西方针对苏联的任何一种看法，但是，他们这次比资本主义的媒体对这本书的评价更差。一些评论人员描述卡帕和斯坦贝克为“匪徒”和“贪婪的土狼”。但是，苏联特工应该感到很高兴。《俄国日记》符合波尔托拉茨基同志的预期：“斯坦贝克会对苏联人民作出有利的评论，也会强调苏联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同情。他会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战争破坏程度，但他会积极评估苏联乌克兰人民英勇无畏的工作精神。”
第五章新形象(2)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卡帕职业生涯的低谷。鉴于拍摄的数量，他的照片没有新意，而且平淡无味，真是让人奇怪。就算考虑到对他强加的许多限制，从《俄国日记》提供的证据看，也可以说他已经失去了敏锐的感触力。看起来，他的天赋并不适合拍摄冷战这种极其复杂和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题。似乎只有真正的战斗才能唤醒他的活力，才能让他同等量的肾上腺素和同情心一并焕发出来。
如果他与斯坦贝克的合作大部分是令人失望的，那么，由于《妇女家庭杂志》的约翰·莫里斯的帮助，这次合作却是他一辈子最赚钱的一个项目。1947年10月中旬，卡帕在阿尔冈琴饭店与约翰见面，两个人一起吃午饭，谈到他去苏联作的项目的确是一场灾难。但是，他相信，还是可以从中拯救出某些东西出来。莫里斯在贝福德饭店卡帕的房间里花好几个小时翻看成堆的8×10英寸的照片。
莫里斯对其中很多照片留下很深印象，但是，所有那几张都是黑白照片。有彩照没有？卡帕递上十多卷120埃克塔胶卷。最后，莫里斯找到了好几张像样的照片，但他需要一张封面照。他更仔细地翻找起来。最后，他只找到了“一幅，很有力度，也很紧凑。是一名扎头巾的农妇，跪在田里做农活的样子”。
莫里斯拿走了一个模型封面，还有其他几幅照片到他的老板比特里丝和布鲁斯·高尔德那里去。之后，他说服他们付出额外高的一笔费用，用20 000美元的杂志版税换取他选来的那些照片，这些照片将出现在封面上，并用在其他10个版面上。莫里斯亲自请卡帕到名人简便餐馆图特肖尔酒店吃午饭，并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卡帕听说这笔横财的消息后大为震惊。如果说他对登陆日的惨败心存怨恨，那么，这笔交易之后，莫里斯就远不止可以原谅了。斯坦贝克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感激之情。在这笔交易中，他觉得自己被低估了，但是，他只写了几个图片说明就得了3 000美元的费用，这比大部分上班的美国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卡帕此行得了很大一笔收入，差不多等于到铁幕后每周净收入2 000美元，但从长期来说，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得知此行的消息后，这次行动便成为另一份证据，说明他对苏联抱同情态度。他们还补充了一份报告到他的档案里，自从有线人报告卡帕曾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以来，这份档案一直都保留着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中，有一份文件的日期是10月24日，其中提到多篇文章，就是莫里斯与高尔德夫妇达成交易之后的几天。《工人日报》报道说：“他们最近去苏联的旅行中听说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和平’，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和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星期三晚上在《先驱论坛报》的第四次论坛会上说。”。
在从欧洲回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卡帕又给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批攻击他的弹药。1947年10月22日星期三的晚上，《先驱论坛报》召开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做了一个陈述，总结了他和斯坦贝克对苏联的观察：“那些人受到的损害和遭到的破坏，比我在战场上10年的经历还要严重，他们也痛恨战争，比我谈过话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痛恨战争。”之后，卡帕说，苏联人听说美国有“对自由人士的迫害”之后，表示出很大兴趣，说他和斯坦贝克曾对苏联主人说，“美国目前尚没有政治犯。”
他补充说，“我是在心里抱希望而已。我们不知道谁先开始这种恶意和不明智的游戏的，这是愚蠢的指责和横加批评。谁先开始是很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谁会阻止此事的发展。”
尽管在《俄国日记》的合作上两个人不是很愉快，但是，卡帕和斯坦贝克很快又卷进了另外一个大胆的冒险项目：一家称为世界影像的电视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诞生，源自斯坦贝克与一家无线电台的前任董事和能言善道的创业家哈里·怀特的谈话。斯坦贝克相信，以后，电视会使“书籍、电影、报纸和其他形式的交流过时”。卡帕被说服，世界影像将成为暴富的途径。他看到了与斯坦贝克合作会产生另一次谋利的机会，因此决定在这家公司大笔投资，购买其中价值2 000美元的股份。
这是相当出格的一个举动，尤其是对斯坦贝克。安妮·洛里是他的电影和电视代理人，她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世界影像是个糟糕的主意，不值得他花时间和金钱去操办。他妻子格韦恩甚至说得更唐突。为电视写作会磨光他的锐气，最后成为一只“汉堡”。但是，1948年1月，这位《愤怒的葡萄》的作者正在赶制世界影像的第一期制作：“巴黎：时尚检阅”。
这个系列是卡帕的点子，在当时是极有创意的。40年代末期，巴黎的工作室重新刮起贵族时尚之风，主要是设计天才雅克·法特，尤其是克里斯迪安·迪奥所领导的。在欧洲极重朴素生活的一个时期，迪奥奢侈的设计，加上与之相配的高价，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丑闻。仅一条迪奥裙子就需要二十五码的织物。在英国，有女议员责难这种浪费是“有闲的人产生的荒唐念头”，“也是对材料与人力的愚蠢浪费”。在巴黎，穿迪奥服装的模特儿会受到一些妇女的责骂，她们高喊：“四千法郎买一件衣服，而我们的孩子连牛奶都没有喝的。”但是，抗议运动在美国发展到了最高潮，在美国，数以万计的妇女为了讨复员军人的喜欢，都开始把裙子剪得短短的，为的是展示她们的爱国热诚，做出她们节省织物的贡献。但是，如墨索里尼极有感知力地预测过的一样，“无论什么样的力量，在时尚面前一律会失效。”全世界倦于战争的妇女，尤其是曼哈顿和伦敦那些富有的人，她们对迪奥奢糜的裁剪浮风和性感的内衣十分着迷。
1948年初，卡帕乘船从纽约到欧洲，为世界影像导演“时尚检阅”。他拿到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制作表——6个星期内完成8个一小时的节目——而且，更糟糕的是，预算也太少，相对这个主题来说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困难条件下，卡帕还是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凑足了足以拍摄8小时电视节目的材料——当时，世界媒体都飞赴巴黎，参加迪奥最新款服装的宣传活动。他甚至还找时间为《画报》拍了一些静态照片。《画报》报道说，迪奥再次证明是“这个季节的哄动新闻，这次因为无法把裙子加长而出名”。迪奥的新裙子实际上相当短。是他的模特儿穿在裙子底下的东西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那是极性感的丝质长袜和吊袜带。多年以来，丝质品都用在降落伞的制作上，而不是供应给轻浮的制袜商的。欧洲妇女一直以让人们只看到小腿以下的部分而感到自豪。现在，卡帕拍摄到的这些身体柔软的模特儿就在T台上旋转着。她们提起自己的衣服，露出里面华丽的吊袜带和真正的丝袜，而不是美国大兵用来引诱刚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妇女所用的那种人造丝制品。
卡帕被迫依靠极紧张的制作经费工作，他差不多是拿自己的费用账户去工作的。他带上帕米拉·丘吉尔这一类的老朋友出来吃豪华的午餐，他还宴请了“新形象”运动使之出名的多名模特儿，包括贝丁娜·格拉齐安尼，她是个迷人的布里多尼少女，有冷俊之美，是雅克·法特和迪奥的模特。他介绍她去他最喜欢的巴黎餐馆：叫做安娜之家的一个小酒店，老板就是安娜，做一手极漂亮的法国餐。他喜欢这个地方，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瓶接一瓶地喝香槟的时候，老板安娜当宠物养的一只鸡常常蹲在他的餐桌上。
贝丁娜原来的名字叫西蒙尼·米切林·波尔丁，法特后来给她重新取了名字——“我们已经有一个西蒙尼了，在我看来，你长得像贝丁娜”——她是那个世纪的第一个超级模特，40年代只有英国美人芭芭拉·格伦可以媲美。卡帕很快就迷上她了，但多次尝试未果，因为她已经遇上一位编剧和小说家彼得·维特尔，并且爱上了他。维特尔刚刚从好莱坞来到巴黎。卡帕转而追求贝丁娜的多名同事，特别是“阿娜”，她是一名东方美女，有俄国血统，但是，卡帕最后维持住终身友情的却只有满脸雀斑，而且是父亲为铁路工人的贝丁娜。
贝丁娜坐在她漂亮的巴黎公寓里，看着卡帕的多张肖像画，一边微笑，一边回忆他极大的魅力和淘气的活力。“卡帕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她说，一边看着鲁斯·奥肯为他画的一张肖像，那是卡帕最得意时期的画像，“如果你过如此危险的生活，而且你知道随时有丧命的可能，那你往往会把生活过到极致，而且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乐趣。他爱生活，他爱朋友，他喝酒，他爱美食，尤其是漂亮女人。”
贝丁娜记得，卡帕是个极好色的人。他“眼睛里面总有一股使坏的眼神”。她永远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他的气势和他的勇敢都是真实的——经过了检验的，所以，他就显得格外吸引人——女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不傲慢，这也是他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他是绝对自由的。但是，这对于希望改变他的女人来说就有麻烦了。我总有一个印象，觉得他在寻找永远也找不到的某种东西，是那种他也许丢失的东西——也许是完美的女人吧。”贝丁娜记忆中的卡帕是个美食家，一个极好色的人，有天生的巨大魅力，他“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但活了下来，超越了自己体验过的邪恶与恐怖生活，并把轻松的心情传递到别人的生活中。
卡帕在纽约的赞助人却并不那么欣赏他的魅力。今天，他的纪录片构成时尚界最重要的一次复兴运动的最佳影像纪录，但是，在1948年，斯坦贝克与他的同事对其质量深感失望。斯坦贝克还对其费用花销额相当反感，总共达到了1 500美元，经过仔细检查后，世界影像公司拒绝报销这笔开支。因为浪费了公司的资金，卡帕被迫出让其在公司的股份。他在电视业的投资以巨大的失望告终。
斯坦贝克和卡帕再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了，但是，他们的友谊还是躲过了世界影像公司的灾难事件。斯坦贝克后来说，卡帕有很多朋友，但是，没有哪个朋友更爱他的，而且，卡帕死前，他们两个人还见过几次面，在巴黎和纽约都见过。有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卡帕指挥了斯坦贝克文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他花几个星期时间试图撮合斯坦贝克和美国另一名文学巨匠海明威的会面。这两个人在纽约第三大道上一个叫做迪姆康斯泰罗的流行酒吧里举行的一个聚会上见了面，卡帕“在两个人之间来回窜动，跟一只母鸡似的。”但是，斯坦贝克在聚会途中溜掉了，他很讨厌海明威的霸气和残忍的举止。海明威喝醉了，一把夺过作家约翰·奥哈拉的黑李木手杖，说那是廉价的仿制品，而这手杖正好是斯坦贝克送给奥哈拉的一件礼物。
第五章死亡之路(1)
“前往耶路撒冷的路是死亡之路。”
《画报》，1948年7月5日
1948年5月初，卡帕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几星期之内，犹太人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宣布复国。他感觉到，终于有了一个非去报道不可的故事了。5月8日，他到了特拉维夫，在海边的阿蒙饭店订上了房间。他很快发现，同住一个饭店的客人中，还包括自己的老同事昆丁·雷诺尔茨，他为《柯利尔》报工作，有《先驱论坛报》的肯尼斯·比利，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认识的，《画报》的记者杰克·温洛库尔也在。
5月14日，卡帕早早就醒来，为注定会成为一个极长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做准备。8点整，英国高级商务代表阿兰·肯宁汉姆爵士步出耶路撒冷壮丽的政府大厦，检阅高地轻型步兵团的仪仗队。之后，他钻进高级戴姆勒防弹车，此时，风笛吹响苏格兰葬礼曲。下午1点，在全幅武装卫兵的护卫下，他辗转来到卡丹迪亚机场，这里的部队已经降下了这个城市最后一面英国国旗。英国人不情愿地离开了，留下巴勒斯坦一头扎进不可避免的战争。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大卫·本-古里安敲击小槌，包起了大厅里的玫瑰，之后唱起一支圣歌“哈特克华”。卡帕知道这是一个信号，可以接近本-古里安了，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准备宣读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今天，1948年5月14日，希伯来历法第5708年8月15日，安息日的前夜，在特拉维夫城，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在临时国务院的本次会议上，本着对全能上帝的职责，我们正式宣布《独立宣言》。”
拍摄到犹太人复国的情景之后，卡帕又装上了胶卷，前往拍摄以色列第一届内阁会议的情景。之后，在特拉维夫下午的光线里，卡帕拍摄了街头拥动的兴奋的人群，尤其是挥动着以色列国旗的一个小姑娘。她也在庆祝她的民族等待了两千年的这一刻。当天晚上，以色列与周边的多个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
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是跟卡帕个人关系最大的一场战争。之前或从那以后，很难找到任何一个类似的摄影记者，如此聪明和勇敢地报道了这场战争。按照摄影家让-雅克·诺戴的话说，这“最后一名了不起的牛仔”很快又回到了他最喜欢玩的一场游戏中，他工作的速度极快，拿出了他的职业生涯中最有活力和最狂热的战争报道。这一刻，他冒着狙击手的枪弹扫射，猫腰冲进一个阿拉伯人房顶上伪装的以色列哨所，下一刻，他又在跟一名长得很漂亮的犹太女兵闲谈这些女兵都是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位很奇怪地让他想起鲍曼，卡帕拍下了这位女兵的照片。她穿着卡叽短裤，子弹袋随便挂在匀称的屁股上，看上去很性感。。根据可能是虚构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探照灯照到一个山坡上，有人很清楚地看见卡帕在山坡上跟这样的女兵之一做爱。
5月底，卡帕跟《生活》杂志的弗兰克·谢切尔和匈牙利出生的摄影家保尔·高尔德曼汇合，之后直奔纳格夫沙漠，以色列人正在那里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基布兹（集体农庄）抵挡来自埃及人的进攻。高尔德曼后来对约齐法·斯图亚特说，三个人到达那里后，发现那里已经被包围了。有几个小时，他们躺在地上，同时，大约有300发阿拉伯炮弹从头顶上飞过。
“战斗打得正火热，到底谁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呢？”卡帕问。他跳起来，朝那个基布兹跑去。
“包勃，低下身来！”谢切尔喊道，“你会被打中的！”
“我的地址可没有写在那些炮弹上，”卡帕回答，一边奔跑不停。
几个人到达那个基布兹的时候，有人带他们到了掩体里面。卡帕用他“多汁多味的匈牙利您好”问候所有人。卡帕开了几个玩笑，让大家的紧张情绪放松下来，不久就发现身边围满了一群极崇拜的妇女，她们都想讲讲自己的故事。
“战争暴力又一次赶上了罗伯特·卡帕”，《画报》在一篇以色列特别报道的前言中这么说，这篇报道登载了卡帕拍的20多张照片，其中许多是在纳格夫的战斗中拍摄的。“这些照片讲述犹太人定居地——基布兹——的故事，这些据点散布在阿拉伯村庄里，地面有步枪和机关枪的扫射，空中还有飞机轰炸……卡帕和他的相机捕捉到了圣地之战的气氛，那是死亡的痛苦，那是来自狙击手的子弹。罗伯特·卡帕发现了另一场战争。”
到目前为止，卡帕捕捉到的故事是耶路撒冷战事。如果以色列人要占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那么，停火之前就必须开通一条通往特拉维夫的公路，这一点相当重要。在联合国的干预之下，1948年6月11日，停火协议生效了。负责这次行动的人是一位西点军校的优秀毕业生，叫大卫·迈克尔·马库斯。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这位布鲁克林出生的犹太籍美国人让手下由社会无赖构成的军队坚持殊死抵抗。卡帕十分赞赏他的勇气、毅力和独断精神。两个人都是二战时期的犹太老兵，在他们表面的犬儒主义底下，都有一股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一开始，马库斯发现卡帕很讨人厌。有几天时间，他们在玩一种彼此威吓的游戏：马库斯会对卡帕说，某些地区是很危险的，他这么说是想让他从真正危险的地区退出去，但是，哪怕以色列前线部队有严格的命令，拒绝记者进入关键的作战区，通过计策、科尼亚克白兰地和个人魅力，卡帕总能够找到故事报道战争期间，有许多领域并没有得到报道，因为那会破坏大卫与哥莱亚之间进行战斗的浪漫神话。在那场战斗中，犹太人能取胜实在是一个奇迹。事实上，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极好的装备。如比利大胆指出的一样，美国的犹太人后援会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现金”在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购买军火。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明显有大量军事物资库存，要么是从纳粹德国收缴来的，要么是撤退的盟军留下的。”。
如果记者站在犹太人一边进行报道，那么，他们会成为以色列复国事业的啦啦队长——英国托管法过期以后，立即就引入了对所有新闻邮件的检查制度。肯尼斯·比尔比战后写道，这种检查制度“十分严厉，而且经常有欺骗性”。“报道是根据严格的派系加以区分的。一到这里，你会落入一个大范围之内，要么是犹太人的，要么是阿拉伯人的，这种区分是很难加以改变的。”
第五章死亡之路(2)
6月初，卡帕报道了马库斯的主要成就：筑成缓解耶路撒冷压力的所谓“缅甸公路”。在几天时间内，以色列人挖通了一条经过山区和沙漠谷地的通道，他们主要在晚间工作，有时候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工作。6月8日晚上，卡帕跟杰克·温洛库尔一起经过“缅甸公路”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的吉普车是一个护卫队的一部分，如不出意外，这个车队应该能够带着急需的医疗用品和食物到达耶路撒冷。到天黑的时候，卡帕和温洛库尔在自己脸上绑上了手绢，以防沙尘进入鼻孔，而且把晚上最后的几枝香烟熄灭了——哪怕烟屁股发出的极微弱的火光也会暴露他们的位置，从而让阿拉伯人的迫击炮和狙击手找到袭击目标。
在明亮的月光下，他们开车经过蜿蜒的小道。每隔几英里，他们都可以借着月光找到手绘的指示路牌，上面有希伯莱文，指示前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只有一堆粗大的石头指明附近有一处断崖。地上布满了坦克陷阱。在一个小山村里，卡帕跟温洛库尔分手，之后去了马库斯那边，跟他一起走完“缅甸公路”最后一段，也是最危险的路程。到目前为止，马库斯已经彼此以“哈迪德”相称了，那是希伯莱语，意思是“朋友”。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卡帕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哪怕有好多次他都差不多要从吉普车里摔出来了。
1948年6月10日，卡帕和马库斯在马库斯的临时司令部里谈话。司令部设在新联盟的巴黎圣姆院，在约旦沙漠之上2 450英尺的地方。以色列与其六个敌对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停战协议将于第二天上午10点签署。没有人能够肯定阿拉伯人会信守诺言。马库斯担心，只要战斗还在继续，“缅甸公路”就处在危险中。如果公路在停火之前被切断，那么，耶路撒冷就很有可能失守。卡帕很自信，他开玩笑说，耶路撒冷城的伊甸园饭店“已经在为马库斯进行最高荣誉接待准备——‘一次地道的热水浴’”。“那会是相当宝贵的体验。”他补充说。
“果真如此，”马库斯答道，“橡皮圈也就只能扯这么远了，你明白吗——而运气通常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的。”
当天晚上，马库斯没有睡着马库斯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在各个前线拖住了阿拉伯人，但仅仅是拖住而已。加利里的大部分处在以色列人手中，耶路撒冷的大部分也在以色列人手中。。几个小时之内，为以色列建国而进行的战斗就要结束了。约在早晨3点30分，他决定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顺手从床上抽出床单保暖，之后在他的营地里溜步。马库斯回床睡觉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哨兵问：“Mi sham?（谁？）”
马库斯回答了，之后往前走。因为风大，哨兵没有听清楚他的话。马库斯模糊的身影越来越近了。哨兵发抖，举起了手枪，手指就靠在扳机上。马库斯又走了一步。哨兵害怕了，压下了扳机。子弹打中心脏，马库斯立即死掉——时在1948年6月11日早晨3点50分，离停火协议只差6小时零10分。6月12日早晨2点30分，悲伤的卡帕唤醒温洛库尔。“迈克死了。”他小声说。
马库斯曾在她家住过的一位妇女写信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妻子爱玛说：“我想让你知道，手下得知迈克的死讯后都哭了。这些小伙子大部分都还是孩子，他们一般不太容易哭出来的，因为死亡已经是家常便饭，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事情……然而，这次，他们都没有害羞，都哭了。”卡帕失去朋友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6月13日，卡帕和温洛库尔到达耶路撒冷。面色苍白的儿童开始重返学校了。“东方的犹太人”披着长袍在炮火洗劫过的城里走动，“如同鬼魂一般”在《画报》1948年7月3日上，温洛库尔写道：“穿卡叽的新犹太人在灰蒙蒙的风中磨牙齿，忍受着饥寒。他们经受过比过去三个多星期时间里任何一次空袭更可怕的痛苦。他们蹲在密集的近距离炮火下，几乎无法出门行走。数以百计的人死掉了。数万人受伤。医院住满了伤病员。”当天稍晚些时候，卡帕和温洛库尔还遇到其他一些记者。其中一位记者说，他从来还没有见到过那么多已经或要死的儿童挤在一个城市的街头。这一刻，他看见十二个学童在唱歌，过一刻，其中一个就开始叫痛了。他看到过一个小姑娘面露惊奇地看着自己的残肢。因此，平民又一次为胜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耶路撒冷举行过一个纪念仪式以后，人们宣布马库斯的棺材将运回特拉维夫，之后再运回布鲁克林。卡帕决定跟在马库斯身后回到那个港口。临行前，他对温洛库尔说了自己跟马库斯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在给《画报》的报道中，温洛库尔故意没有重复这个故事。“那是卡帕的故事，”他写道，“有朝一日，他会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来龙去脉的。我愿意保持沉默。”
卡帕没有能够用文字形式讲述这个故事。知道实情的其他记者也跟温洛库尔一样没有讲这个故事，但他们明白，马库斯是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最著名的殉道者，也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死的：被他自己的手下失手打死。这种沉默是整个战争期间检查制度中最恶劣的例子。以色列官方的解释是，他领导一只巡逻队巡逻的时候，被阿拉伯人射出的一粒子弹打中。卡帕没有戳穿官方的假话，因此保持沉默。但两年之后，比尔比说出了实情。在1950年出版的一本书《东方新星》中，他解释说，他仍然在违反以色列的“检查法”。
6月21日，卡帕回到特拉维夫，准备再回到巴黎去。他见证了以色列抗击六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联合国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大规模移民的第一次浪潮从德国红十字会的营帐中开始。在美国，杜鲁门总统刚刚宣布承认这个新的国家，因此确保以色列有国际上的合法性，并打开了美国对以色列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大门。但后来，在卡帕准备行李的时候，实际上的内战威胁突然产生，随时有可能使上个月达成的奇迹般的成就毁于一旦。6月22日，一个右翼团体伊尔甘的领导人决定将装在阿尔塔伦纳号上的一船非法军火运上岸。这批隐藏起来的武器是美国富有的犹太人赠送的礼物，在英国托管结束之前，这些人还资助过针对英国人的恐怖袭击。将这批军火运上岸将违反6月11日与阿拉伯人签订的停火协议，因此，本-古里安政府宣布，不得使该批军火上岸。在阿蒙饭店顶层的阳台上，卡帕惊慌地看到，伊尔甘的部队从船上涉水上岸，同时，忠于本-古里安的哈甘纳士兵大吃一惊，他们准备打退这些人。卡帕和比尔比以及其他一些人赶紧跑到海边去。在那里，卡帕发现，伊尔甘的部队已经架设起机关枪。之后，第二批伊尔甘人也涉水上岸了。
“你们不会开枪打死自己人吧？”有个人喊道，他在挖苦哈甘纳的部队。“这是对我们带来的美国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来这里是要为你们而战斗，但你们却准备打死他们！”
两边的人僵持不下。之后，本-古里安下令开枪。肯尼斯·比尔比看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海滩上开起火来，在岸上的伊尔甘人或被打死，或者被俘……犹太人开始正面对犹太人开枪了，这是一种让人困惑的无政府主义战争。所有部队都穿同样的军服，外面的人根本弄不清楚谁在对谁开枪。”他难以置信地看到，“哈甘纳的一个人把不到10码远的一个伊尔甘人打死，他的子弹撕裂了那个人的头皮。伊尔甘人围着圈子转了一两分钟，之后倒地而亡。”
本-古里安还下令摧毁阿尔塔伦纳号，那是暴乱活动的明显迹象。那条船在一阵爆炸声中燃烧起来，船上活着的人都跳水了。不久之后，船上的军火着火了。卡帕听到“更深沉的怒吼”，伴随着“枪炮声不规则的尖叫”。之后，他走到更近的地方去拍摄伊尔甘的人马从着火的船上往下跳，之后游上岸的情景。几分钟内，卡帕看到冲浪板上的犹太人又朝着火的船上划去，因为美国人的子弹正射向被抬到犹太人红十字会派来的救护车上的另外一些犹太人。救护车上印有大卫的“红色盾牌”。
突然之前，卡帕感觉阴部一阵剧痛。在前线奔波了10年，一粒子弹终于找到了卡帕。在漫长的几秒钟里，他觉得自己的性器可能已经给打飞了。但是，谢天谢地，子弹只是擦过他的身体。稍好一些后，卡帕一跛一跛回到阿蒙饭店，订了飞往巴黎的机票。卡帕后来自我嘲弄说：“如果被犹太人打死，那可真是天大的丑闻！”
第五章死亡之路(3)
回到巴黎几天后，卡帕跟以前专门进行夜间空袭的一个叫做诺尔·霍华德的飞行员一起坐在他最喜欢的夜总会“卡雷里之家”喝酒，就在香榭丽舍一带。他们最初是在一个晚餐会上认识的，之后彼此很合得来，因为他们发现，两个人都有同一个女人送的袖口钮扣——那女人就是诺尔的前妻。
“我很快就跑回来了，”卡帕对他说，“回到兰卡斯特饭店的时候，我的裤口都还没有打开。”侍者雷蒙德每隔几分钟就来给他们加一次酒，尽职尽责。他继续说，他已经决定，他和梅格纳姆其他的成员不再拍摄战争题材了。“在巴勒斯坦，他们走得太远了，或者不如说走得太近了。对于这些玩小把戏的人，我再不想去为后人纪录什么东西了。”
卡帕报道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冷战已经进入了新的紧张时期。看起来，整个夏天，全欧洲惟一值得报道的事情也就是柏林的空运。9月18日，盟军飞机将创纪录的、超过7，000吨美国物资运送到柏林，公然违反苏联对柏林实行了三个月的封锁。几周之后，卡帕跟海外新闻通讯社的首席记者西奥多·怀特一起，不失时机地前往三个东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他们很快发现，按照英国记者理查德·梅因的话说，那是一片荒原，“发出尘土、石油、火药和油腻腻的金属味。还有排水沟和寄生虫的味道，汗味和呕吐味，脏袜子和大便的味道，腐烂和死人没有埋的味道。”
在西欧，许多平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节衣缩食的生活吓倒了整整一代英国人。在艾娃·贝斯尼奥被收养的那个国家，也就是荷兰，成人只能摄取“六岁大的孩子的热量”。但在波兰，苦痛的情形更是惨不忍睹。在华沙，卡帕拍摄到一处风景，看起来就跟长崎灾难一样荒凉。在华沙的贫民区，曾有40万波兰人死亡，一个天主教教堂是那里惟一的幸存物——苏联人将这个地区别的建筑夷为平地。营养不良，疾病成灾。但是，让人觉得惊奇的是，精疲力竭的波兰人已经开始在矿井和新建的工厂里工作很长时间了，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国家。
怀特和卡帕开车穿过波兰南方灰暗的乡村地区，他们专门绕道去看了“最后一个可怕的纪念物”：奥辛维茨。纳粹最令人发指的死亡营已经被清除掉，现在已经成为一座博物馆。卡帕经过的那条路修得很干净。他们的导游很会说话，训练有素。在离奥辛维茨不远的地方，有几道光秃秃的拱门，许多导游以前都是里面的犯人，他们都不敢从门下经过。到了战争末期，纳粹分子认为光靠毒气室还不够迅速地处置犹太人。把尸体扔进土坑之后烧掉要容易得多，快得多，也便宜得多。已经过了三年，卡帕还可以认出被填平的那个土坑，因为那里的草长得特别茂盛，都是底下埋葬的尸体催肥所致。纳粹在1945年仓皇逃避苏联红军，竟然让几处土坑没有封住就跑了。卡帕发现那些地方都浸了水。“只焚烧了一半的尸体还在底下，到今天还在冒水泡，”怀特报道说，“那是缓慢发酵的结果。如果在水边弯下腰去，你还可以听到冒泡的声音。”
几个星期之后，卡帕到达布达佩斯，他发现，比较上次来住了24个小时的访问，这里稍稍少了一些阴惨。“昨天的匈牙利只是一个神话。”《画报》1949年3月26日号的一篇文章报道说，那篇文章附有卡帕的十多张照片，其中多张显示阅兵游行，是匈牙利由苏联支持建立的一个新部队。“如果提到柯苏的名字，提到这个城市最伟大的自由战士，人们今天只会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布达佩斯多瑙河大桥。今天，多瑙河的河水又变红了，那是政治受害人的鲜血染红的，匈牙利的压迫者从无法记忆的时候起不断地将这些受害人扔进河里。”《画报》还报道说，“对曼恩德逊迪红衣主教及其朋友的审判和关押，确立了这个国家的附属国地位，而这个国家一度在西方找到安慰，非常惧怕东方。属于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国家的其他国家都不曾受过同等残酷的对待。波兰和南斯拉夫正在斗争，以保留其民族特色。在匈牙利，苏联军队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驻扎在那里，表面上是要确保与奥地利的俄国驻军的通讯线。”。在圣盖勒特山的山顶上，他过去曾去那里滑过雪，现在，卡帕发现了一个纪念馆，是纪念在长达两个月的布达佩斯之围中牺牲的苏联红军的。在留存下来的地标上，处处都是弹洞，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
在6个星期内，卡帕拍摄了这座被毁坏的城市，后来写了一篇很有头脑但也很肤浅的报道，给了美国一家叫做《假日》的旅游杂志。也许，把数百年犹太文化和他曾经觉得十分迷人的城市风貌已经消失的事实告诉自己的高级客户，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事情。但是，他的确暗示，能够在战前离开这个国家真是一桩幸事。离开布达佩斯特的头一天，他去给自己的出境签证盖章。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检查了他的护照，盖了章，之后问他上的哪一所学校。结果，那位官员本人也在卡帕离开两年后出国。“如果晚两年出生，”他说，“以你这样的天赋，要么是死掉了，要么至少成为部长的秘书。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只是一个思想混乱的西方自由主义者。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1949年1月，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在正式停战协议签订后结束了。卡帕发现，欧文·肖计划为《纽约客》报道战后的情形，并说服卡帕合作写一本书，叫《以色列报道》这本书是卡帕与一位作家最成功的合作项目，比《俄国日记》好得多。肖的抒情式分析和卡帕抱有深刻同情心理的描述合并起来，成为最高水准的一篇报道。。5月初，他们到达特拉维夫，正好赶上以色列的第一个国庆节。他们访问的第一个人是柴姆·魏茨曼总统。在特拉维夫他的家中，卡帕给他拍了照，跟他的英国孙子大卫一起坐在游泳池边。他们还参加了以色列的一次国会会议，参观已经生了锈的阿尔塔伦纳号。肖写道，孩子们现在都在“那个可悲的纪念物上游玩，他们游到已经搁浅的船上，胆大些的孩子赤脚爬到船边上往水里跳”。
第五章死亡之路(4)
“今天，以色列是最原始和最艰难的居住地，”卡帕在8月27日号的《画报》上报道说，“但是，在这里，人们夜间还听得见年轻人唱歌，甚至还能听到一些老人在谈等在他们前面的美好未来。”卡帕于1948年7月离开这个国家，自那以后，以色列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间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已经成为数十万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家园，他们正忙着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让卡帕想起1936年夏天在巴塞罗纳见到过的那些社会党人，那个时候，法西斯使他们建设一个民主新国家的梦想破灭了。
这些拼命干活的狂热分子缺少幽默感，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弥补了这个缺憾。的确，他们的希望因为战胜了多支阿拉伯军队而激发起来的，因此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卡帕注意到，他们是宏大的“流亡者重聚”运动的一部分，有来自异国沙漠的部族，比如哈班尼姆族，也有来自奥辛维茨集中营的只剩骨架的幸存者，还有来自被战火洗劫过的欧洲各国的贫民窟和村庄难民。在海发港埤，他拍摄到这些人每天以数千的数量到达这里。“乘客大部分都是多年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到达这里的几分钟后，他们就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以色列公民，”卡帕报道说在卡帕的大部分照片里，欢乐之情从人们的脸上流露出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老者。那些人冒着酷暑，穿着灰不溜秋的卡叽服从早干到晚，汗流浃背。他们的女人一个个晒得黑黑的，牙齿闪出道道银光，穿着齐踝深的白袜子在沙漠里劳动。她们对着说了一句色情话的卡帕露出微笑。，“之后，他们经过体检，装上早已经在一边等候着的卡车。”现在，这些幸存者必须与新的敌人作战——沙漠。为了在以色列活下去，他们很快就必须开始长时间的劳动，他们要建造定居点、基础设施和供水系统。
在《以色列报道》中，肖注意到，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建立一个锡安主义者的家园，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经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提及以色列人制造出来的巴勒斯坦人离散区有多大范围，他的书也没有包括一张阿拉伯人的照片。公平而论，应该指出，肖和卡帕不能够报道阿拉伯人那边的事情，尤其对于卡帕来说。他现在是一个著名的犹太人，要他到靠近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的阿拉伯人控制区去活动，可真是太危险了。但是，卡帕的确试过，为了进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控制区，他甚至准备装扮成一名赶骆驼的贝督因人，不过，有人警告他说，假如被发现，有可能被打死。因此，他后来从一位阿拉伯摄影师那里拿到了阿拉伯部分的照片，这使肖大松了一口气。但是，有一张照片的确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是《画报》1949年8月27日号上登载的一张照片。上面的图片说明文字是：“流浪的阿拉伯人”，占了全版幅面的那张照片显示“一个新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穿传统服装的中年阿拉伯人，站在离他五到十码远的地方。铁丝网将两个人隔开了肯尼斯·比尔比也参加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国庆节，他回去后写了一个报道，更详细地描述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新阿拉伯离散者。比尔比在《东方新星》中报道说，被认为“无法住人”的阿拉伯村庄已经被夷为平地，“以防其所有者再次返回”。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内，八十万阿拉伯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而犹太人的国家却挂出了“不受欢迎的标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下子进入了没完没了的流浪之中”。
肖还回忆说，他和卡帕两个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朋友的阴影后面走。由于他在1948年的报道，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卡帕已经成为一名英雄。肖还是一位总带着笔记本的高鼻子美国人，总在借这位著名匈牙利人的光。5月4日，他跟卡帕一起报道以色列第一次充满激情的国庆节，他注意到，卡帕竟然有本事让信正统犹太教，很少让人拍照的犹太人为他摆好姿势拍照。肖还跟卡帕一起参加纪录以色列早期历史上一个感人的仪式：抬着从集中营里取回的20万犹太人的骨灰进行的游行活动。这次，卡帕又是把他的莱卡相机摆在离悲伤的妇女脸部仅几英尺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靠近国王古墓的埋葬地，她们的手在恳切的希望中紧捏着。
在耶路撒冷停留几天后，卡帕再次回到海边，之后参观了离海边仅半个小时车程的圣鲁克难民营。这里以前是英国军事基地，周围有铁丝网，现在住着数千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报道说：“铁丝网内的人都是过去10年里从数十处集中营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他们来到了梦想中的国家，结果却再一次进入了铁丝网。”
条件很差，食物是定额供应的，他见证的场景也许更感人，超过了他的职业生涯中碰到过的任何场景，因为这里面涉及他自己对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圣鲁克营跟他们在德国了解的那种流亡人口营并无太大差别……”他痛苦地写道，“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了，因此，很快就开始按集中营的一套办法生活……在这个巴比塔一样嘈杂的新营地里，吵人的扬声器跟奥辛维茨或贝尔森集中营一样没完没了……”
有几天时间，卡帕拍摄了在大屠杀期间成为孤儿的一些儿童的照片，那些照片看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在新营地的石头与沙子里，这些孩子仍然在等待爱与关怀。他一辈子拍过数千张流浪儿童的照片，但是，这次拍的照片一直都是最让人痛心的。
离开以色列之前，他去参观了格达拉定居点。在那里，他围着一位波兰律师为犹太盲人建的营地转。这些盲人有很多是也门人，都患有沙眼病。他拍的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小姑娘带领三个盲人朝食堂走去——这也许是他在刚刚立国的以色列拍摄的照片中最有象征性的一张。“我记得，包勃从以色列拍摄难民营回来的时候，因为在那里看到的事情而受到很大影响，”他的表妹苏茜·马奎回忆说，“他把照片交给巴黎办公室，让别人去编辑。他告诉我说，不忍心再去看那些照片。”
第六章感官的王国(1)
“卡帕将人们团结在周围，鼓励他们，给他们以教诲，有时候给他们吃的，穿的。他们的工作透出一股特别的技艺品质——然而，卡帕本人看起来却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个哈哈大笑的人，一个总抱着酒瓶的人。”
盖尔·伊尔顿·梅约《迷乱的马赛克》
卡帕朝屋子里扫一眼，这里挤满了模特、女演员和上东区上流社会的社交女，她们将在格林威治村夜总会的咖啡会上露面。有一位妇女在卡帕看起来很特别：珍米·哈蒙德。“她是高个子，浅黑皮肤，有很漂亮的大眼睛，还有直直的漂亮鼻子，是我一向很羡慕的那种女人。”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当时，她是珍米的邻居，也是珍米的知己。“她极上相，曾想去好莱坞当电影明星，但她不善表演。”
哈蒙德是个极不错的人，极易相处，大量饮酒，有头脑，善于言谈，已经跟唱片制作人约翰·哈蒙德离婚哈蒙德已经是音乐界的传奇人物，他后来发现了包勃·迪兰、布鲁斯·斯普斯迪姆和其他许多音乐天才。。她后来成为卡帕一辈子最严肃认真的女友。她与他一见钟情，但遗憾的是，他后来有很长时间无法再去看她，因为他第二天早晨就必须回到欧洲：他要回巴黎处理很紧急的事情。
如果想在世界范围的报道中与其他通讯社竞争，梅格纳姆急需招募员工。因此，从1949年直到去世，卡帕招募了许多摄影家。很多招来的人后来都凭自己的实力出类拔萃，许多人到现在都还是梅格纳姆的成员：伊芙·阿诺尔德、艾略特·厄尔威特、伯特·格林、英格·莫拉斯和马克·里布德。
卡帕最先招募的人是沃纳·比斯柯夫，他是瑞士摄影家，他1946年拍摄的一组反映欧洲难民儿童悲惨生活的照片让卡帕留下深刻印象。他之所以加入梅格纳姆，一部分是因为卡帕和契姆的政治观点，还有他们参与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虽然卡帕只比他长三岁，但是，从一开始，比斯柯夫就拿卡帕看作父亲辈的人物。多年以来，卡帕一直鼓励他，虽然同时要为主流杂志工作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还是要凭自己的直觉追求艺术目标，虽然这么做是很让人难受的。最后，因为梅格纳姆无法像《生活》杂志那样提供足够多的经济支持，也因为不能够作为摄影家得到发展，他埋怨卡帕，并离开了梅格纳姆。但是，他一直对这个机构保持忠诚。父亲与有反叛情绪的儿子注定会在彼此相见的头几天就闹崩。
奥地利出生的英格·莫拉斯是1949年7月来到巴黎的，她乘出租车从东站直接到达圣昂内大街富布热路125号的一栋公寓楼，那就是梅格纳姆的办公地点，现在还在那里。一架电梯上写着这样的标记：“本电梯只上不下”。进了办公室以后，她发现那里“看上去像是带有厨房、浴室和卧室的公寓。只有很大的外间才有一丝办公室的气息。这里有很长的一个编辑桌子，一部电话，有很长的电话线，便于在房间里四处拖动。还有几个文件柜，一个沙发，没有钱的时候我常在那个沙发上睡觉——除开没有被单和垫单，而且每天来做清洁的守门人很早就进来以外，那个地方睡起来很是方便。”
当天晚上，她在圣热曼德普里斯与卡帕一起吃晚饭，之后在焰火不断的天空下，在狭窄的街道上跳华尔兹舞。当时是巴士底日。莫拉斯说，卡帕很快就庇护她，让她去帮助卡迪埃-布莱森，还为她挑了一些时髦的衣服。卡迪埃-布莱森是她见过的工作“最快的”摄影家。她学会了跟他一样把自己弄得不太显眼，总穿着平淡的外套，总在心里想着自己喜欢的照片。他告诉她把照片倒过来看，这样可以“判断构图”效果。
她为梅格纳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西班牙。“我跟这群人一起在马德里，”她回忆说，“遇到了设计师巴伦西亚加。我觉得他喜欢我，因为我做的是这种比较冒险的工作，他给了我几套衣服，到处都是口袋，可以装相机和胶卷。都是极漂亮的衣服——我到今天还有一套！无论如何，我回到巴黎，对卡帕说，‘请你带我出去吃晚饭。’我就穿着那种衣服，他看了说，‘我的天，瞧你的样子！’自那以后，巴伦西亚加在很长时间一直为我提供衣服。”
卡帕请自己新招募的人喝酒用餐，用希望滋补他们，为他们找到理想的活路，让他们为梅格纳姆所做的工作看起来是摄影业最有哄动性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位让人灵感不断的大师，他所有的招募人员到今天都还能亲切地回忆起他的事迹。“他在花费自己的时间上非常慷慨，”莫拉斯说，“如果他手头上有钱，花起来也毫不吝啬。他在人的事情上最有本事，总能够让人发挥自己最大的长处，这方面的本事，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强的。”
英格·莫拉斯到巴黎的时候，同期还有卡帕新招来的一批人当中最有魅力，也许还是最有创意的人之一：恩斯特·哈斯。梅格纳姆以前的资料员英格·邦迪描述他“身材细长，走路轻声轻气，一堆乱蓬蓬的头发如同中国风景画中的瀑布”。哈斯也是1949年7月到梅格纳姆的，《奥特》的编辑沃伦·特拉邦特介绍他认识卡帕，因此而拒绝了《生活》杂志的邀请。卡帕使他确信，梅格纳姆能提供他想要的东西——艺术自由。加入梅格纳姆之后，他跟卡帕吃午餐。“他庆祝我前来当‘股东’，”他回忆说。但是，“股东”是什么意思呢？卡帕解释说，“这意思是指，你的钱在梅格纳姆，而梅格纳姆是一家非盈利公司，你再也看不到你自己的钱了。”
哈斯对卡帕有特别的感知力，他注意到，梅格纳姆的这位创办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探求创立“战争诗歌——一首悲剧诗”。他“认为自己反艺术，反宗教，反诗歌，情绪化，但是，正是他自己的手真正透露出他的怀疑的。这双手温情，有女性气质，是他全部外表、声音等等的反面……卡帕希望纯粹地说明‘我在场’，他希望在没有任何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做到这样，这样你才会真正地感觉到正在发生的现实。如果你刚刚随同降落伞一起跳下去，那你实际也不可能组织什么。那就是一种感觉，他创造了这样的感觉”。
将哈斯招募进梅格纳姆不久，卡帕极感需要一次休息，因此就朝南方去，到了他最喜欢的一处夏季休闲处——柯特达述亚，他的许多朋友，比如欧文·肖和彼德·维特尔，每年都在那里租别墅和海边房舍过几个月。他上次到法国这个富人度假区来是1948年7月，是刚刚从以色列回法国不久。如果不在当地赌场，他就花几天时间为帕布罗·毕加索和他一岁大的儿子克洛德以及克洛德的母亲弗朗索娃·吉洛拍照。他有一张照片显示毕加索举着一把海边遮阳伞为极漂亮的吉洛遮阳，现在，这张半身照成为这对情侣的经典形象。
当年夏天，卡帕跟亨利·马蒂斯一起过了几天，是在马蒂斯的尼斯之家，这个家里挂满了巨幅壁画，后来都拿去装饰了当地一个教堂。马蒂斯当时79岁，极胖，一脸白胡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身边就是他最喜爱的一只猫。他有严重的关节炎。关节炎使他的手指残废，卡帕为他拍了一张照片，是他用一根竹竿绑上炭素铅笔画构图的情景，这个方法使他的手较少疼痛。
当年夏天，卡帕跟欧文·肖和他的妻子马里恩在昂迪布的消夏别墅里度过，这个叫“谢迪洛克别墅”的地方有松柏遮阳，可以看到远处的地中海，现在还涂着战争时期的伪装图案。卡帕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肖带卡帕去了他最喜欢的酒吧，那里有很多水手，这些水手有时候喜欢玩一种拔胸毛的奇怪游戏。“比赛者就这么把手伸进衬衣里，一次抓尽量多的毛，然后猛地一扯，”肖写道，“之后，他们很小心地在纸巾上摆好这些毛，由大家公认的一名很诚实的裁判一根根地数。”输的人买下一轮酒水。
第六章感官的王国(2)
有一天，《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吉荣·米利也到了肖的家门口，加入了这个小团体。他很快就与卡帕联手，白天一同猎女人，晚上到赌场去赌博。“你需要先借卡帕200美元，是他今天需要的，之后你才可能拿回昨天借给他的那200美元，”肖回忆说，“这笔钱他很快就会在戛纳的赌场上输掉……他不是个好客人，也不是什么合适的朋友，也不是这一类的任何东西——他就是卡帕，一个杰出的人，也是一个来日无多的人……”卡帕时常一名不文地回到谢迪洛克别墅来，但身边时常有个当地姑娘，或者妓女，那是他慰问自己的战利品。“不止一个早晨，肖必须去马里恩的衣柜里翻衣服，让这位摄影师的女朋友穿上离开，以免隔壁左右目瞪口呆。”
卡帕还经常把家俱烧得到处是洞眼，“懒洋洋地闲坐几小时，烟灰都落在自己的衣服上”，马里恩·肖的耐心很快就到了可以忍受的极点。她的结论是，因为没有战争给他一个生活的理由，因此他就失控了，最后她坚持认为卡帕必须离开。是肖告诉卡帕必须离开的——“这个行为是他本人无法自我原谅的”。后来，他就卡帕在这里度夏的事情写了一篇小说，叫《拜占庭之夜》。在小说里，主人回忆“一位客人，他想尽一切办法搅乱”主人在柯特达述亚的夏日度假。
1949年9月初，卡帕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一个秋天的早晨，他再次出现在珍米·哈蒙德的格林威治之家门口。她原以为他永远也不会再来的，因此见到他时格外高兴。“我曾对卡帕说过，我觉得珍米是个真正的美人，”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卡帕说，‘这不是吸引我的东西，吸引我的是，几个月后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竟然还非常高兴。’他真的需要有被人需要的感受。”
卡帕很快就跟哈蒙德打得火热。但她并不能自由地跟他一起去巴黎。她跟约翰·哈蒙德生有两个儿子，根据离婚协议，她不能带孩子出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直到卡帕去世，她总在等他从最新的冒险活动中归来，每年夏天跟他一起在巴黎过几个月，有时候跟他一起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几年之后，她催促他做出承诺，但他却不愿意。“她有一次告诉我说，‘只要他不再四处奔波，只要他不再到处赌博’，”约齐法·斯图亚特回忆说，“‘我都会跟他到利多洛克住下来，假如那就是看上去的正常生活的话’。”
总起来说，卡帕不想过正常生活——他父亲为他树立了一个榜样，知道如何不惜一切代价避开陈腐的日常琐事。看起来就好像是说，放慢生活速度，或者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那就等于慢性死亡。因此，他只好玩那种自由自在的“好生活”，就是他父亲总想过的职业性的花花公子生活，而他差不多就成为这种人了。卡帕最老的朋友艾娃·贝斯尼奥记得50年代初期去巴黎的情景。卡帕请她外出，不是她想象中的吃一顿安静的晚餐，而是去喝鸡尾酒。她在过去25年里十分了解的卡帕已经变了，变得十分“肤浅”。“最后，我们的友谊也没有了，”她说，“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他了。”
她问，是否有可能通过梅格纳姆找到工作，卡帕对这个帮助他进入摄影业的女人说，她不适合在这个通讯社工作，她“不是干新闻记者”的料。她的美学观点太抽象了。他也许还不希望有她在身旁提醒他和他身边别的人注意到自己以前的自我：安德雷·弗里德曼，那是她在匈牙利和柏林认识的那个小骗子。
其他一些摄影家也进了梅格纳姆，比如芬诺·雅可布、赫伯特·利斯特、何墨·佩吉和吉塞尔·弗罗依德，但这些人只是些特约记者，并不是完全成员。吉塞尔·弗罗依德后来说，卡帕对她讲，她是完全成员，她也按时缴纳好几百美元。离开梅格纳姆以后，她说，他否认她曾给过他钱。“他有一个奇特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生涯，”她不无嘲讽地写道，“到最后，除了几套裁剪不错的西服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尽管他的作品整体上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1951年，玛丽亚·艾斯纳大胆怀孕，卡帕很快替代了她作为梅格纳姆总裁的位置。但是，他很快发现，与其在这里进行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远不如在第一线工作的乐趣多。几个月内，他就开始四处物色人来接替自己了。他接近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沃伦·特拉邦特，目前他在巴黎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我已经告诉过他，说我并不想去管理一个摄影家的‘俱乐部’，”特拉邦特回忆说，“职业性的图片新闻社，现在可能很不一样了。”他还对卡帕说过，他不想去“换尿片”。现在，他开玩笑说，他不想去管理一个“托儿所”。
到1951年圣诞节，纽约的梅格纳姆看起来终于可以盈利了，估计达到700美元。卡帕决定在阿尔冈琴的一个私人酒吧里开一个联欢会。那个联欢会“对梅格纳姆所有的朋友开放”。因为天开始下大雪了，喝得醉醺醺的人“决定干脆喝一整夜”。结果，账单远不止700美元，这种慷慨之举也许会使梅格纳姆在很多编辑眼里看起来格外亲切，但很多摄影记者却怒火中烧。
管理像梅格纳姆这样的一个组织也许不是卡帕的强项。他喜欢装出生意人的模样，尤其是在有人出钱的午餐会上，但是，实际管理和组织梅格纳姆，很快就变成一件繁重的无聊之事。他太爱动了，基本上属于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在比如资产平衡表等的事情上专心理事，也不可能去操心余额够不够的事情。
“卡帕知道自己无法跟一个女人安定下来过正常日子，不可能正常上班，不可能在巴黎或纽约找一个房子住下来，他更喜欢生活在饭店里的那种非永久性的快乐，”他的朋友彼德·维特尔写道，“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波希米亚人，甚至都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吃晚饭，他喜欢餐馆和咖啡店，他宁愿在一个酒吧里跟陌生人谈到深夜。”
混乱适合卡帕的生活，而不是使梅格纳姆这样的中型企业保持不倒闭所必须的纪律与秩序。也许，作为一个经理人，他最大的才能就是找到并激发人们去做几乎毫无价值的事。初一看，梅格纳姆有时候像个模特经纪行，因为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资料员，是卡帕找来围在身边转，以便满足创始人的需求和自我形象。极有天赋的英国作家盖尔·伊尔顿·梅约是她们中间最漂亮的一位：她发现卡帕“很强壮，肤色很黑，有温暖的动物般的吸引力”，每次卡帕来到身边并且小声说：“你跟我是一路货色，”她都快要溶化了在她女儿提供的一张照片里，可以看见卡帕很温柔地吻着梅约的前额。她一脸迷恋的样子。。“这样的回忆真是愉快，”她后来写道，“我和卡帕跟契姆在索荷区的白塔；契姆在那里看菜单，卡帕嘴里叼着香烟屁股望天，构思未来的报道吧……卡帕起了皱纹的大笑的眼；永远夹在嘴唇上的烟卷；无论走到哪里，他从来都不曾拥有过一身像样的夹克。”她难以忘怀的另一个回忆是，卡帕在梅格纳姆下面的一个咖啡屋里打弹子球，一边躲避云团一样的蓝色烟雾，一边朝很亮的灯泡射击银弹，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沃伦·特拉邦特说，卡帕在咖啡屋里谈事情很少超过几分钟的，而这个咖啡屋才是梅格纳姆真正的办公室。他喜欢闲聊，喜欢手里握着红葡萄酒杯，喜欢谈赛马，契姆发现的新餐馆，或者花很长时间组织好的一次扑克牌游戏。在别人看来，赌博基本上替代了摄影，成为他主要的职业。
第六章感官的王国(3)
如果有独立审计人查看梅格纳姆50年代的账本，一定会发现财务上的不规则现象，在今天看起来，那是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卡帕把手伸到合伙人和招募人员的收入里，支付他在女人、昂贵的衣服、餐馆和赌博上的支出。看起来他不可能被自己亲自创立的公司解雇。他招募来的人，他们的事业都要归功于他，在他经常利用他们的收入的问题上，看样子不会有强烈的抗议的。
但是，他的态度并不是故意的诈骗。梅格纳姆的强人艾略特·厄尔威特也许是梅格纳姆过去50年里最稳定的支取工资者，他记得50年代初期去梅格纳姆巴黎公司的情景——或者不如说是参观楼下的咖啡屋。“卡帕在隆香赢了双赔。他差不多抱了一大堆钱回来，在咖啡屋里一张张点清，之后开始给手下发钱，咖啡屋里的，楼上办公室的，他都发。到发完的时候，他已经一文不剩了。”
玛丽亚·艾斯纳当总裁的时候，她总是担心，有朝一日，创始人之一在国外拍摄完毕后，会来要求得到他们所有的回报。卡迪埃-布莱森在印度过了三年回国后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公司欠他好几千法郎，因此，他对卡帕说，他急需要那笔钱。“为什么呢？”卡帕问，“你妻子有皮毛衣，她并不需要一件新皮毛衣。你不喜欢汽车，那你要钱干什么？”
卡迪埃-布莱森想买一栋房子，很便宜的价格，他需要用这笔钱修补房屋。
“我已经把你的钱花了，因为我们差不多就快要破产了。”卡帕回答。
“哦，那你应该提醒我的啊。”
“别跟只青蛙似的在这里叽叽哇哇的。听我说，普雷明格正在拍电影，你去帮他拍电影吧。”
“我们之间钱不是问题，”卡迪埃-布莱森后来说，“我们得生活，他却在赌博，在替别人找工作。事情总是这个样子的。”
苏茜·马奎掌管着梅格纳姆的小钱箱，根据她的看法，卡迪埃-布莱森可不是这么无所谓的。她记得，卡帕和他的这位贵族同志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卡迪埃-布莱森认为卡帕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回忆说，“他喜欢包勃，但完全不理解他，或者大部分情况下不理解包勃实际的意思——他的话永远都是不连贯的英语、少部分德语和一点匈牙利语的混合物。事情弄得很着急的时候，包勃会捶起桌子来。契姆总是想办法让事情平息下来。过一阵子后，马上就会出现停火。最后，亨利承认，包勃永远也不会变。因此，只要亨利外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拍他想要拍的照片，事情就好起来，他会很开心。”
乔治·罗杰的寡妇金克斯记得，卡帕赌博的事情是梅格纳姆所有创始人都经常操心的一件事情。她丈夫会在钱的事情上跟他吵架，就跟卡迪埃-布莱森一样。“卡帕赌博把钱都输了，”她说，“他好像并不在乎，但我们在乎。最后，契姆和卡迪埃-布莱森决定，他们不能依靠卡帕赌博来维持梅格纳姆的运转。他们得做点别的什么。”
卡帕不仅仅是一个控制不住的赌徒，而且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追求与无名妓女过性生活的人。如果赛马赢了钱，那么，香榭丽舍附近的酒吧就会有很多抽幸运牌香烟的模特出身的妓女。如果他想去离兰卡斯特饭店不远的一处妓院里逛一逛，那么，有一个“万国之家”可以去，那里的房间就是按照他这样一个有着广泛的国际兴趣的男人装饰的：东方式的房间里面有榻榻米和木雕的富士山。那些姑娘当然都是极有异国情调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如果卡帕运气不好，巴士底广场附近的阴影和巴黎各处的角落共有二万多嘴唇樱红、艳香袭人但价格低廉的妓女在四处游动。
卡帕的这种控制不住的强迫行为也许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觉得无聊。“你必须记住，包勃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苏茜·马奎说，“他希望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他总是必须要活动，要行动，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他一辈子一直都在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为了生存。”卡帕在一个冲突的家庭出生和长大，在巴黎烟雾弥漫的弹子球室玩的时间越是长，在梅格纳姆为钱的事情发生口角，为署名的事情进行争辩，他就越是有可能怀念战地摄影的挑战性。评论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同时代人承认：“我所体验的高潮从来都没有在战场上一天的体会深，肾上腺素的那种上升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发生的。那是一种极痛快的感觉，你能够体会到的最激烈的感情莫过于在前线，在炮火下，在战争中。”
卡帕对朋友说，他是勉强参战的，“很高兴能够当一名没有人雇用的战地摄影记者”，但是，战争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如果他要保持这个传奇，那就只有回到战场。但是，他也知道，从下一个战场再次返回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的。他已经报道过四场战争，在特拉维夫侥幸躲过使他吓了一大跳，他突然明白了生命的脆弱。也许正是这个原因，50年代初他没有去报道朝鲜战争，差不多牺牲掉他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的地位那场战争有多名战地摄影记者做了杰出的报道，但是，也许最出色的报道是美国前海军大卫·道格拉斯·邓肯，他是美国普通大兵的骄傲，他在《生活》杂志上夸大了这些大兵镇定自若的战地神态。虽然卡帕没有去朝鲜，但是，他招募来的第一批新手，沃纳·比斯柯夫为梅格纳姆报道了这场战争，他主要报道了美国轰炸机受害者的情形。但是，如米勒在《梅格纳姆》中所说的一样，卡帕觉得那些照片“太软了”，无法卖给《生活》杂志，因为《生活》杂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在替美国人在远东的侵略行为当啦啦队长。。
卡帕的多个同时代人都相信，他对朝鲜战争没有足够强烈的感情，因此不愿意再次拿自己的生命打赌。“在一场战争中，你要么仇恨什么人，要么热爱什么人，”他曾对玛莎·格尔霍恩说，“你必须有个立场，否则你就无法忍受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也许还有一个更浪漫的原因：有梅格纳姆提供资金，他并不那么急需要钱用。去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屠杀农民，那并不值得人拿生命去冒险。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1)
“包勃表示自己很开心时有一个特别的方法：他的眼睛会半闭着，嘴巴从一只耳朵咧到另一只耳朵，他会夹着一根烟，会咯咯笑起来，很轻的，几乎没有喘气声。你等着他爆发出大笑，但是，他从来都不大笑。从这种猫一样的喘气声中，人们能够发现巨大的内心喜悦。”
诺尔·霍华德《尼尔的好莱坞》
很多摄影记者在朝鲜偷取他的荣耀，此时，卡帕找到了多家重要的客户，从而挽救了梅格纳姆，这些客户包括伦敦的《图片邮报》、马歇尔计划的公共关系官员，而且还有油水最厚、彼德·帕特里克办的《假日》杂志。与帕特里克及其图片编辑弗兰克·萨切里之间的私人关系结出的成果，使梅格纳姆度过了50年代初期的难关。
萨切里亲切地回忆起卡帕的工作与友谊。这位入世极深的摄影家和花花公子，他有进入许多上流社会圈的入场券，是他的杂志“最理想的投稿人”。“包勃有极强的幽默感，这可以从他的照片中看出来，”他回忆说，“他在照片里从来不撒谎——他把看到的实情告诉大家。讽刺是他的视觉哲学中关键的一个部分。在当时，如果你是匈牙利的犹太人，那你必须要有一份幽默感。”这里说的一个故事，是在巴黎，最后在1953年4月终于传出来。萨切里雇用卡迪埃-布莱森拍一些彩色照片。他后来才发现，卡埃迪-布莱森最不喜欢拍彩照的，因此就请卡帕拍那些彩照。那一期出来以后，人们发现卡帕的照片旁边签着卡迪埃-布莱森的名字，许多摄影家“赶紧跑去找来所有的拷贝，大家争相传阅卡迪埃-布莱森拍的惟一一批彩照。他们跟所有人一样被愚弄了一回”。。
1950年冬季，卡帕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阿尔卑斯山为《假日》杂志拍一个很长的一个特集到1954年，卡帕得到拍摄任务，前往撰写和拍摄挪威、荷兰、耶冷撒冷、印第安纳波利斯、巴黎、慕尼黑、比亚利兹和罗马的风景。。第一次去克洛斯特斯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叫切萨-格里楚纳的饭店里，他更喜欢这个地方，而不太喜欢像达沃斯这样一些自大自满的旅游圣地。饭店的老板叫汉斯·古勒，是个长得极漂亮的前滑雪冠军，他提供“木板房间，有镀铬的淋浴设备，一天三餐饭，有取暖设备和很好的气氛，一天才6元钱”。
在这个饭店的地下酒吧里，一位钢琴师弹奏肖邦和施特劳斯，卡帕在这里遇上朱迪丝·索恩，一位极漂亮的美国长青藤学院的青年女学生，是瓦萨尔大学的。她一头极有光泽的黑发，很淘气的眼神，极强的幽默感，运动员的身材，很多人都会回头张望——尤其是当她穿上很容易展示身材的滑雪服的时候。她一个人来瑞士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度假。在著名的马特霍恩峰避风处，也就是在泽墨特独一无二的塞文山大酒店的酒吧里，他又遇到她了。他们一起滑雪，索恩为他当模特儿，之后就发生了一场情爱，断断续续达三年之久。
卡帕现在有很大的费用开支额度了，因此全世界到处跑，好像很满足的样子。爱娃·阿诺尔德记得，他有不可抵挡的热情和领袖能力，所到之处，众人的聚会无不生动活泼她说，卡帕和他的梅格纳姆共同创始人是她的“摄影宇宙”，她花好多时间翻查档案，研究他们的照片。她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派对的时候，遇到了《纽约客》的作家简内特·弗兰纳，她也认识卡帕。弗兰纳发现这个个子很小、热情如火的阿诺德就在梅格纳姆，就问起了卡帕的事情。她说：“你觉得卡帕的照片如何？”我说：“嗯，我觉得设计构图不怎么样。”她带着怜惜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亲爱的，历史也不是设计得很好的。”。“卡帕是条变色龙，总在变。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他永远都是如此。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她同意，卡帕太敏感了，不可能不深刻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但是，有我在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流露出来，”她强调说，“他活得太投入了，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显露给别人看。”她还想得起卡帕“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行走的样子，他把外衣搭在肩上，嘴里叼着烟卷。他总是把烟卷夹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烟卷好像就要烫着他的下巴了。他的身后总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模特儿之一，身上也搭着一件什么外套。他有极漂亮的女朋友”。
卡帕在巴黎的一天经常是以在兰卡斯特饭店的浴盆里泡很长时间开始的。泡澡期间，他会看一些通俗的侦探小说——西门隆的小说是他最喜欢的——之后再翻翻当天的报纸，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故事，之后就开始研究隆香当天的赛马消息。“卡帕经常躺在浴盆里看报纸，之后分配他找到的活路，”英格·莫拉斯回忆说，“之后，他就起来安排赌博的事情。‘各位，我得去兰卡斯特了，因为我的大部分关系户都在那里，’他会这样对我们说，‘你们不需要建立关系。你们只是呆在一些廉价的旅馆里。’你知道，他说的也是对的。我的天，他可真是好玩。”
跟卡帕一起在隆香玩马的伙伴还有约翰·休斯顿、霍华德·霍克斯、欧文·肖、简·凯利和阿加·可汗富得惊人的儿子阿利·可汗。卡帕和休斯顿两个人都喜欢在休斯顿的美国朋友、骑手比利·佩尔森身上下大注。有一次，佩尔森来法国赛马，卡帕和休斯顿召集其他很多朋友去了隆香。上次赛马的时候，法国骑师大大玩了他一把，犯了很多次规，结果，根据休斯顿的说法，这次召集很多人来，是准备将他包围在胜者的角落，以免排外的法国人暗算他。等他扬鞭通过胜者位的时候，卡帕和休斯顿的支持者大军立即就形成了一道警戒线。他当然被取消了资格，但很高兴看到法国骑师也遭到报复。
如果不去隆香赌马，那他就会去有名人聚会的餐馆吃午饭。跟欧文·肖一样，喝过一瓶上好的伯艮迪葡萄酒之后，他喜欢找个地方搞下午性生活。有时候，他带情人去美国商人亚瑟·史丹顿在以前的罗斯柴尔德庄园基础上改建的住处，他是1944年巴黎解放时认识卡帕的。史丹顿告诉他说，如果他在巴黎，可以使用他的公寓，卡帕就按他说的做了。伯特·格林记得住过那个公寓，里面什么都有，包括一个名叫伊兹利尔的摩洛哥管家。
“契姆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真是典型的卡帕。史丹顿多年来没有来过巴黎了，因为太忙。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伊兹利尔，告诉他把主人的卧室收拾好，他准备带妻子到巴黎来。电话里面半天没有说话，之后，伊兹利尔告诉史丹顿，说卡帕先生正和他的伴侣住在里面。史丹顿很喜欢卡帕，因此告诉伊兹利尔说，可以另行准备一间卧室。但是，伊兹利尔只好解释，说第二个卧室也占用了，是卡帕的两个朋友。现在，史丹顿终于耐不住性子了。他告诉伊兹利尔去找卡帕来。伊兹利尔说，恐怕卡帕先生不太想别人去打搅他。有人去找卡帕的时候，电话里面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卡帕拿起了电话。‘别着急，亚瑟，’他说，‘我们在兰卡斯特饭店给你准备了一间极好的房间。’”
卡帕在史丹顿的家里和在兰卡斯特饭店里弄上床的女人变化不定，差别很大，但全都是漂亮女人。帕米拉·丘吉尔仍然是他喜欢的女人，她记得，有一天下午，卡帕大笑着追赶她，在通往蒙马特圣心教堂的一百多级台阶上一直在跑。他是她睡过的许多贫穷者之一，她后来对她的传记作者说。他有“香槟方面的品味——他的衬衣和领带是在苏尔克买的，但在啤酒上，他是个很算计钱的人。”
《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前任编辑本·布拉德利，他在巴黎多次碰到过卡帕，50年代初，他为《新闻周刊》工作。“他要么立即就喜欢上你，要么就不喜欢你了。跟卡帕相处就是这么回事情，”他回忆说，“很多女人崇拜卡帕。她们照顾他。他却把她们的脑浆都操出来了。他的通行证就是，他是个迷失的小孩子。”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2)
海迪·拉玛尔是1949年的一部电影《参孙与妖妇黛利拉》中的淫秽明星，她是少数几个征服了卡帕而不是被卡帕征服的女人之一。“我喜欢性欲过度的人。我认识的几位恰巧都是极有天赋和敏感的人。”经常有人看见她和卡帕在闹市区，但是，拉玛尔也许太习惯于在床上指点她的男人了，他们的关系一般不会走得太远，几次狂风暴雨般的轮盘赌，之后在她的丝质床单里战几个回合，然后就再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据现在仍然在世的一些朋友说，卡帕跟很多好莱坞的明星有过一夜情，或者是短情的风月事，“他从来不对那些女人撒谎，”苏茜·马奎说，“他从来都不许诺自己拿不出来的东西，那些女人也明白他过的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他不需要保障……想到跟一个女人生活一辈子，这是他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需要性交后的提神酒，因此就直奔克里扬饭店，在那里喝晌午酒。有很多新闻记者在那里喝酒，也是巴黎最容易找到可能出现的海外拍照信息或应该去接近哪位编辑的地方。确定当天晚上约会的人之前如果还有时间，他会在摄影师的更衣间里玩上几把杜松子酒游戏，有时候跟斯利姆·阿伦斯和吉荣·米利，就在协和广场对面的《时代》杂志办公室里。
安排当天晚上约会的较好地方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办公楼对面的加利福尼亚饭店的酒吧。“契姆告诉我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跟包勃和欧文·肖也在那里，”伯特·格林说，“契姆很安静，而卡帕和欧文·肖要排很长的情妇单子，一般都是些真正出名的女人。因为太仓促，人人都找不到出来的借口。最后，契姆宣布说，他必须要离开了。他晚间还有一个约会。契姆告诉卡帕要约见的人，卡帕听说后一定很是难堪——英格丽·鲍曼。她跟契姆的关系不错，事实上也是因为包勃。她就是这么认识他的。”
晚餐，无论有还是没有约会对象，一定要在巴黎最好的餐馆里进行，这些餐馆一般都是美食家契姆推荐的。“当时还有个亚历山大饭馆，在乔治五世大道上，”也爱奢侈生活的欧文·肖回忆说，“很多夜猫子美国朋友都在那里聚会……包勃·卡帕用他那种匈牙利式英语吱吱嗄嗄的，香烟卷就挂在他的嘴上，说‘我不开心’。有约翰·休斯顿，他在城里来制作《红姆林》……有比利·威尔德，极会挖苦人，他在城里来拍《午后之爱》……阿特·巴肯沃德，他第二天的专栏刚刚完成，因此极想找人打一通扑克。”
往往就在餐后玩起了深夜扑克牌，经常有肖，休斯顿如果在城里也会来打。到了早晨，卡帕会歪歪倒倒地走在灰色的街头。“珍米告诉我说，到了后来，卡帕对性生活不太有兴趣了，”约齐法·斯图亚特说，“他更喜欢赌博。”
卡帕跟哈蒙德的关系现在又到了重复他与鲍曼和红姑娘的那种模式的时候。他不承诺结婚，只是时不时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斯图亚特说，当哈蒙德真的去了巴黎，并且跟卡帕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她太依赖卡帕让她开心了，因此而关紧了他的生活大门，等她回到纽约以后，他才感到大松一口气。但是，一般来说，等她走后，他又开始想念她了。
卡帕不愿意把自己束缚起来，但是，他倒也想到每年圣诞节去跟哈蒙德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过。“每次卡帕要来，”小约翰·哈蒙德回忆说，“我母亲就像是又活过来了似的。我上床之前通常会跟他们说晚安，他们看起来总像是很开心的样子。很难不感受到他们在一起时的热情。对我和我的兄弟来说，卡帕是那种父亲辈的人物……我小的时候经常画画，做些雕塑品什么的，他总是鼓舞人，总在赞扬。我母亲很想嫁给他。”
在纽约的时候，卡帕也去看望一些编辑，比如《假日》杂志的泰德·帕特里克，也去看望一下康奈尔和他新娶的妻子埃迪，还有他母亲朱莉亚。康奈尔于1944年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卡帕，当时他成了美国人，现在是在为《生活》杂志工作，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哥哥。卡帕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超过一两个晚上的，也许是他发现自己的母亲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蛮横了，朋友们都称她为“鹅妈妈”。
在整个50年代，卡帕每年一月份都要回到欧洲滑雪。他最喜欢的滑雪场还是克洛斯特斯，欧文·肖、查理·卓别林的儿子西德尼和彼德·维特尔也喜欢这个地方。他们经常跟卡帕在一起喝到深夜，就在切萨-格里楚纳的地下室酒吧里。酒吧没有怎么变，跟卡帕上次来的时候一样：里面仍然有木刻的天花板，发出家具刨光的香味，这里永远不关门，一直到最后一名客人从凳子上倒下为止。
维特尔极喜欢克洛斯特斯，后来跟他妻子、女演员德波拉·凯尔一起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冬季。维特尔在战争年代当过军事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一次遇到卡帕的时候，”维特尔回忆说，“他对我讲，‘啊，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间谍！’在那些年代，我们都有某种联系，一直可以牵扯到战争年代……别的不说，他最吸引我的东西就是他特别勇敢。在战争年代中，那是特别受人尊重的人品，不过，等硝烟散去，这种东西就慢慢褪色了。而且，他还特别好玩。在克洛斯特斯，女店员很爱他，旅馆的服务生也爱他，人人都喜欢他。”
维特尔和其他人回忆说，卡帕滑雪的水平一般。在坡道上，身边总有一个很聪明的当地农民陪着他，叫彼德·西奇，他在冬季就出来当滑雪教练。卡帕曾问过他最喜欢什么，是喜欢当滑雪教练还是喜欢当农民。“彼德说，‘我夏季赶母牛进山，冬季就陪英国女士进山。大概都差不多吧。’卡帕后来在《假日》杂志上写了这个故事，结果在英国读者中引起轩然大波。”
本·布拉德利有时候也跟卡帕和他的一帮酒友一起在切萨-格里楚纳酒吧喝酒。“有一天晚上，诺尔·霍华德带着个极漂亮的孩子来了，”他回忆说，“她可能还不到16岁。卡帕被她迷住了。我们都在那里。霍华德带她走的时候，要么是彼德·维特尔，要么是欧文·肖说，‘我打赌她明天还会来的。’她真的来了——是卡帕唤她来的。事情甚至都不会让你嫉妒。看起来真是好玩。”
布拉德利跟肖和其他一些人每天早晨到当地叫做哥茨纳格拉特的山坡上玩，卡帕却仍然躺在床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滑雪，”布拉德利说，“我们上山坡的时候，他正忙着勾女人。”他在克洛斯特斯山上征服的许多女人当中，其中一个是克洛特·哈里森，是雷克斯·哈里森的第一个妻子。“一个瘦削的漂亮女人，金发碧眼，看样子她与卡帕只是一般的感情，”维特尔写道，“正如他跟巴黎的许多女友的关系一样。”维维安·莱芙有一天晚上也为他的魅力所俘获。他是这么回忆当时的情景的：“她一个人在那里，很脆弱的样子。我们都在那里喝酒。她也下来了，卡帕开始跟她喝起来，之后，两个人又开始喝酒——俄国式的舞蹈。他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好玩。我并不觉得事情维持了很久。我不记得他跟任何一个女人有很长时间的关系。”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3)
由于中年已到，卡帕出现了深刻的身份危机。如果他不再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玩这种无忧无虑的吉卜赛人游戏，那他以后的一辈子怎么办？现在再走出摄影界，扮演一种商人的角色是不是太晚了一点点？他总有无穷无尽的新点子，他是梅格纳姆差不多所有小组项目后面的创造性的驱动力，但是，光有点子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经济上有保障的未来。诺尔·霍华德告诉他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一个富人，他回答说：“生活中的一件难事是没有点子，但是，找到能够想出点子的人，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也能想到这些点子。”有一件事情是确切的：对于品位如此刁钻的人来说，要能体会到生活最大的快乐，当一个自由记者显然不是办法。“如果你想赚钱，那就要放弃作为记者的工作，”他对吉赛尔·弗罗依德和梅格纳姆的其他许多记者说，“当记者会使你过上很好的生活，但你永远也不会富起来。花费太多了。”
他还开始感觉到，要时不时维持卡帕传奇，真是一件太累的工作，他要装出无法控制自己的唐璜，要戴上永远不变的“开心面罩”。“卡帕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个陷阱所困，”英格·莫拉斯确证了这一点，“如果他想早睡，那也不行。他是卡帕，而卡帕总是熬到早晨三点的，而且要打扑克。但是，他也烦了这一切。就跟任何一个总在讲笑话的人一样，最后总有说什么也不好笑的一天。他有一种悲哀，那也可能是他的半斯拉夫，半犹太人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一切皆起源于战争。”
欧文·肖于1951年夏天搬到巴黎，他明白这个见了太多事情的男人：
只有在早晨，在他从床上跌跌撞撞地下来的时候，卡帕才会显出，他从中走出来的悲剧与悲哀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迹。他的面色惨白，他的眼睛干枯无神，那是头天晚上的噩梦造成的。在这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卡帕，他的相机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与邪恶，这里才是这个内心绝望和痛苦的人，一个心有悔意的人，一个不那么时尚，也不那么开心的人。之后，卡帕会喝下一杯冒泡的烈酒，振作起来，尝试一下头天下午的微笑，发现还管用，再次知道自己有力量爬过一天耀眼的小山，穿好衣服，准备出发，很平静的心情，保持很小心的轻松心情，到二十一点酒吧去，或者去施格里布，或者是多切斯特，无论是哪个地方吧，只要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能够感觉到了家里就行，他会找到自己的朋友，会使这些朋友开心，这些朋友也可以帮助他忘记晚间没有朋友的那几个痛苦和孤独的小时，既是过去那个夜晚的，也是前面那个夜晚的。
到1952年，卡帕对“耀眼”生活的胃口和对梅格纳姆的责任心都开始下降了。在2月份递给梅格纳姆股东的一份报告中，卡帕写道：“五年之后，梅格纳姆还有偿债能力，而我本人却已经破产。”几个月后，他分配到每年一万美元的旅行和费用开支，但拒绝了继续拿工资管理这个机构的提议。他对自己的兄弟康奈尔说：“你觉得我愿意被那些杂种聘用吗？”
直到1953年1月，他才找到人愿意接替这个已经没有钱的机构：约翰·莫里斯，他哄骗他离开《妇女家庭杂志》，来这里当梅格纳姆的“国际执行总编”，负责伦敦和巴黎的公司，工资为12 000美元。“那不是一个企业，”莫里斯回忆说，“那是一个故事，一本浪漫小说。”当月晚些时候，卡帕在梅格纳姆纽约公司的员工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任命。“小伙子们，从现在起，把你们的问题拿去烦他吧！”他高喊，指着他的新任执行编辑。
大约在他移交梅格纳姆的管理权的时期，卡帕收到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封信，要求他就护照问题向使馆汇报。1952年10月7日，他曾申请更新自己的护照，该护照将于1954年10月5日到期。他交上了护照，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被告知，该护照将不予归还。他要求知道为什么，结果得知，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分子。“当时，卡帕所有的关系和朋友都帮不了他的忙，”彼德·维特尔写道，“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曾是一名记者，对反法西斯事业有所同情，除此而外，什么都没有。”
卡帕告诉诺尔·霍华德和维特尔说，他立即给纽约的一名律师莫里斯·恩斯特拍了电报。恩斯特是美国民事权利联盟会的共同律师，曾帮助《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玛格丽特·布克·怀特成功解决过同样问题，卡帕希望，他能够尽快解决此事，因为没有护照的话，他就无法工作，他需要《假日》杂志给他派上国外拍摄的活儿，使他自己走出债务，同时也能保持梅格纳姆捉襟见肘的现金流。
对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进行过仔细检查后发现，他的过去看起来终于赶上他的现在了。
在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中，第一份详细报告是一份总结，是按J.E.胡佛执政时期于1948年3月28日提出的要求进行的。小结中称，“据报告，此人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成为FFR共产党员，当时，他将照片销售给共产党前线周刊《注视》杂志。”这份小结还给胡佛手下提供了其他几个例子，说明卡帕有颠覆政府嫌疑：
该杂志1938年一期的“阿伯拉罕林肯旅的朋友们”一文配有此人拍摄的一组照片……1942年6月2日，有线人报告说，此人是纽约市东21大街31号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组织纽约图片联盟的成员或荣誉会员……1947年12月18日，匈牙利语的共产党报纸《Magyar Jovo》说，此人出席了“第由48委员会”于1947年12月14日在纽约市中央公园饭店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是形成去匈牙利的一次旅行，以便参与将在1948年举行的百年庆祝活动，庆祝1848年匈牙利独立战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此人与约翰·斯坦贝克一起于1947年夏天去俄国旅行……回国时，有多篇文章出现在不同报纸，纪录此人与斯坦贝克在俄国的观察见闻……1947年10月24日的《工人日报》说，此人在上个星期三于《先驱论坛报》论坛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称俄国人民不希望有战争，说俄国与美国之间互相揭丑的“邪恶和不明智的”游戏应该终止了，而且一定会赢得俄国人的赞同这份材料的大部分都是由一个代码为“T-1”的线人提供的。到1953年，还有其他几份。联邦调查局甚至到纽约警察局去查找过物证，但他们空手而归。。
莫里斯·恩斯特建议卡帕做一个完整的陈述递交护照管理部门，将自己早年政治活动的详细情况说清楚，结果，他的书面陈述形成一份很长而且极有趣的文件，他在里面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
卡帕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包括了另一份分类文档，表明他考虑过为美国国务院工作。根据一份文件，据1953年4月14日的一份“可靠情报来源”，他并没有为美国国务院的宣传部门工作过。该情报来源还称，“情报部门……曾考虑过以合同形式使用卡帕，按照批准合同人员的正常程序，曾发给卡帕一份表格供填写……卡帕拒绝填写申请表格”。
中央情报局与胡佛办公室之间的几份高度机密的函件显示，在整个1953年，他都被加以严密监视，也成为多次讨论的话题。他的文件结束于1955年，也就是他死后的那年，里面还有几份已经作废的函件，这些函件所包含的信息，中央情报局仍然觉得太敏感，不便于公开。
5月6日，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护照部的部长阿格尼斯·施奈德女士批准了他的护照，有效期为1954年10月，可在“除铁幕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通行”。他如何那么快（没收起两个月内）就搞回了自己的护照，这个问题是值得一问的，而其他一些受怀疑的危险分子必须经过几年的麻烦才能解决问题，有一例还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第六章我怎么可能会老？(4)
也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彼德·维特尔说，他与战略服务处的前处长亨利·海德联系过，而战略服务处就是美国战时的情报机关，并请他在施普雷夫人面前说句好话，当时，施普雷夫人就是护照部出了名的保守派负责人。“海德有很强的共和党倾向，战时是我的上司。他与施普雷关系不错，最后没有花一分钱就把卡帕的护照要回来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怀疑海德是否能够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卡帕有无可能考虑过一笔交易而拿回护照？这是不是甚至意味着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除非中央情报局决定透露到底与他有何等的联系，否则，我们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拉里·柯林斯是卡帕在新闻界的一位朋友，他当时在《新闻周刊》当记者的时候，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拉里相信，“卡帕一定会很好地利用那份资产的。”沃伦·特拉邦特曾在战时的反情报部门工作，他开玩笑说，卡帕“也许差不多就到了成为最高意义上的男性玛塔·哈里”。
卡帕遇上的倒霉事越来越多了。1953年，因为扛上太多的摄影设备，他的椎间盘滑脱一块。约翰·莫里斯回忆说，有一天，他疼得太厉害了，结果躺在梅格纳姆办公室的地上“哭出声来”。6月份，他去伦敦哈雷街看一位专家。他开始服用大剂量的可待因了，还试过牵引术，但是，疼痛仍然在继续。
当年夏天，卡帕跟珍米·哈蒙德回到法国南部，在约翰·休斯顿的度夏别墅里过了一阵子。彼德·维特尔记得休斯顿的妻子里基光着脚踩他的背部，而卡帕一边就在地板上哼哼。“看到曾经无忧无虑的卡帕差不多在一次事故中变成残废，那可真是一件叫人灰心的事情，而这样的伤病跟他经历过的战争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经常谈到他的将来，但他说，他已经疲倦了，再不想去战场了，他再不想透过自己的莱卡相机的取景器看到可怕的情景……他倦于在被人遗忘的地球某个角落里找一个令人厌恶的旅馆住下来……他的个人生活同样不安定。他很需要珍米·哈蒙德，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他都不可能是个好丈夫。”
卡帕告诉维特尔说，他仍然对那个美国滑雪者朱迪·索恩有“很深的”感情，但是，当他与珍米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想到朱迪，与朱迪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想起珍米。他不想听到别人提醒他，在和平时代，每到一个港口就找一个女人的做法行不通。“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对维特尔说，“找两个女朋友比找一个女朋友更糟糕。”维特尔已经了解到格尔达惨死的情况了，是海明威告诉他的。“卡帕从来都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这也许是他不想对其他任何女人做出任何承诺的根本原因。”
7月，卡帕去意大利，为《图片邮报》报道约翰·休斯顿的电影《打击恶魔》的制作过程。这部电影是杜鲁门·卡波迪写的剧本，由汉弗雷·博加特主演。休斯顿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地点进行影片的拍摄。拉弗罗城在苏莲托之后的高山之巅，因为那里俯瞰着大海的大型别墅而闻名。格里塔·加波和斯托柯斯基一直住在那里进行浪漫度假，这已经是媒体早已经报道过的事情。电影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别墅里拍摄的，周围有高山，有成排的葡萄藤架和果树。有许多个夜晚，卡帕都在跟剧组的成员打扑克牌。赌桌由波加特和休斯顿控局：“包勃·卡帕，他去那里拍摄宣传片，杜鲁门是我们最大的受害人。他们在影片上的服务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因为付给他们的工资，我们一般会从赌桌上赢回来。有天晚上，赌博期间，休斯顿离开赌桌去给自己倒一杯马爹利酒。如他在《一本公开的书》中所说的，他走出去，到了一个露台上，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比的惊奇感。身下是一个“海湾，渔船上发出钠汽灯的灯火……星星点点的灯火堪与天上的星座媲美”。他滑了一跤，摔倒了，杯子还在手里。走运的是，一棵树挡住了他，他落在露台底下四十英尺以下的地上。他没有受伤。他喊人来帮忙，很快就给抬回别墅里面了，之后，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马爹利，再次回到赌桌旁。。”
对休斯顿，卡帕可输不起哪怕一个美元。1953年秋天是卡帕一辈子经济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为了支付医疗费用和莫里斯·恩斯特的律师账单，他被迫从梅格纳姆借了几千美元，这使这个机构已经是十分严重的财务更加麻烦了。
1953年9月，他参加梅格纳姆最后一次股东会议，会上，卡帕高谈未来的活动影像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的重要性。金克斯·罗杰记得他表明，梅格纳姆的成员应该开始携带拍摄电影画面的摄影机了。
“我记得包勃多次说，我们得开始为未来着想了。电视将改变一切。我们都感觉包勃可能再不会当摄影师了。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总得干点新奇的事情，他总想迎接新的挑战。”。他比自己的时代早了50年。资深摄影记者德克·哈尔斯戴德获取过1974年的罗伯特·卡帕金奖，他今天说，卡帕的双向方法是使摄影新闻发扬光大的惟一办法。
法国摄影家马克·里布是卡帕在1953年初招聘来的，他记得当年秋天去过卡帕的房间，当时那个房间叫“赛马房”，是在伦敦的帕斯托里亚饭店。“卡帕要我去伦敦学英语，并认识那里的姑娘。我去了，但没有见到任何姑娘。我太不好意思了。但是，我在伦敦碰到过卡帕两次。一次是他在饭店房间里泡澡，我跟他谈了十五分钟。他告诉我说，摄影已经没戏了。电视会取代一切。”
10月22日，卡帕仍然情绪不好，而且周身疼痛，差不多身无分文了，但他在那里庆祝了自己的40岁生日。“我不可能40岁了，人们怎么有可能一下子就到了40岁？”他对英格·莫拉斯说，“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当年圣诞节，他又去纽约看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在新年去了克洛斯特斯。
一天下午，在山坡上，卡帕差不多摔死了。滑雪教练弗罗里·克拉华德切尔恰好救了他。“我们在下一个粗石面上的陡坡。他用的是法国滑雪橇和滑雪靴，当时就倒下去了，我赶紧跳过去，抓住了他的腿，让他停下来了。当天晚上，我们在切萨·格里楚纳的酒吧里开了一个晚会，庆祝他万幸没有从石头上摔下去。那个地方有一百多英尺高，要是摔了下去，他必死无疑。” 克拉华德切尔记得卡帕是个很能喝苏格兰威士忌的人，而且极有魅力，但是，现在，他一脸冷漠的表情。尤其是在早晨，他一边穿戴滑雪用具，一边跟克拉华德切尔谈起了珍米·哈蒙德和其他一些女人。他爱珍米，但仍然不想把自己束缚起来。
1954年2月初，还在克洛斯特斯的时候，卡帕接到一份他无法拒绝的邀请。一个日本出版大亨，叫舞隆守出版公司的，请他去日本进行几个星期的拍摄活动。该公司将支付他所有的费用，另有一笔不小的报酬，并且在旅游期间还为他提供一部日本刚刚生产出来的摄相机。欧文·肖当年冬季也在克洛斯特斯。“我曾让卡帕做出过承诺，不要再去拍摄任何战争场面了。我请他为我带一部相机回来，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应该提醒我注意，他不会在东方花时间拍摄日本平民人口的和平重建场面。”离开巴黎的时候，肖送他去了火车站。“卡帕带着一瓶香槟和别的某个人的妻子踏上火车，城里有乐队为他送行。”
英格·莫拉斯记得，有一天晚上，是1954年春末，梅格纳姆的一批新手到了楼下的酒吧间，当时大家是要为卡帕去日本送行。多年以来，他们曾多次为彼此送别，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大家感觉怪怪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卡帕产生过任何不祥的感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都有不安的感觉。我们感觉很差。我们一起玩了最后一次弹子球。”卡帕跟平时一样，不停地捶打着弹子球机器，口里总在念叨着老了怎么办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