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来自美国阿伯拉罕林肯旅的200名美国人到达。鲜花使他们的脚步慢下来，某些地方的鲜花都有脚踝那么厚。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他们个子高大、英俊漂亮的指挥官米尔顿·沃尔夫，他希望自己“不太成熟的反法西斯战士”跟其他的外国人比较起来多一些精神气。卡帕以前就认识沃尔夫，曾拍过他和海明威的照片，那是1938年初他们投入阿布里尔前线的战斗前的事情。沃尔夫到今天仍然赞叹他面对不幸发出微笑的能力。他总能够让身边的人精神振奋。“没有伤心的话，那个匈牙利疯子！他们都喜欢他的照片，也欣赏他的胆识。从他在西班牙拍摄的照片你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他想办法跟军官们混熟，因此能够冲到前线很近的地方。”
所有的国际志愿人员齐集长方广场，抵抗弗朗哥的领袖人员拉帕辛纳里亚站到一处矮墙上向他们发表演讲。她是个冷竣的中年妇女，有极聪明的一双眼睛，她有一句名言，说“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她先向人群中的妇女发表演讲。“当岁月流逝，当战争留下的伤口不再流血，”她说，“请告诉你们的孩子。告诉他们曾经有过国际旅。告诉他们这些人奉献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和他们的财产，他们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西班牙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们当中的数千人已经躺在了西班牙的大地上。”
接着，她向男人们发表讲话。“你们可以自豪地离开了。你们就是历史。你们就是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与天下一家的英勇的典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生出新叶的时候，当西班牙共和党人胜利的桂冠一同扎成的时候，请你们再回来！”
格尔达本来应该跟卡帕一起站在这里的，本来应该作为他最理想的搭档跟他一起站在这里的，哪怕不是他的妻子也行。有那么多的人本来应该站在这里的。但是，他们没有。数千志愿者，还有整整一代人的天真，从此再没有了。
虽然国际旅的撤出对共和党人是令人伤心的巨大打击，但是，这也没有完全扑灭抵抗叛军进程的希望——至少在加泰罗尼亚是如此。自1938年7月始，共和党的军队在伊布罗河沿岸与弗朗哥的军队拼死决战。共和党第五军抱定坚定信念，整个秋季都在坚守一个桥头堡。10月下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弗朗哥清除西班牙“赤党”的速度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因此，叛军对该桥头堡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1月初，卡帕陪海明威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文森特·西恩到达伊布罗前线。5日早晨，卡帕和西恩希望与海明威会合，但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因此只好躲到一个马厩里。海明威原来说要安排一辆汽车到桥头堡去的。他们听到炮弹在头顶飞过的声音，立即将头埋在地上。“这样的日子对摄影师可不利啊。”西恩告诉卡帕说。“只有这样才是拍摄的好日子。”他回答说，一边把格尔霍恩嘲笑过的那件马球服上的草棵拿开。
炮火稍停之后，他们在伊布罗河岸找到了海明威，还有《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海明威很自豪地站在一条平底船边上，上面有四个农民，是他用香烟换来的。翻腾的伊布罗河暴露在叛军的炮弹和狙击手的火力之下。这个地区所有的桥梁早已经毁掉了，堤坝也炸开了，以使共和党的增援部队无法通过这条河。到达桥头堡的惟一办法是冒险淌过伊布罗河的急流。
这组人淌过了漩涡，之后走向恩里克·利斯特将军最后的一个防守阵地，那是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伊布罗莫拉村的小山上的一座白灰房子。虽然利斯特将军很熟悉海明威，一般对记者也很好客，但是，看到这批人的时候，他还是不太高兴。他正准备命令手下撤退，因此，他要记者们赶快返回河里去。他们退回到伊布罗河的时候，碰到了共和党人的几辆坦克。马修斯拿出相机拍照，但卡帕根本都懒得举起自己的莱卡相机。马修斯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对我没有用，”卡帕说，“这些不是动作照。”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2）
当天下午较晚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到达伊布罗河，结果发现划船的人当中有两个人跑掉了。河水湍急，看起来很可怕，剩下的人不可能装着这么多东西划过去。划到河中央的时候，一个瘦小的农民划桨失控，小船突然朝下游冲去，正对着被炸坏的莫拉桥伸出的锯齿般的尖刺。海明威凭本能做出了反应。他抓住船桨狠命划，重新控制住了小船。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把船划到安全位置。卡帕一般都在拍那些“动作照”。当天晚上，利斯特的人马从桥头堡撤出。伊布罗河战役失败了。在共和党人长达四个月的最后战役中，至少16 500人被屠杀。
接下来的晚上，一批不成功便成仁的共和党人跨过塞格雷河，那是汹涌澎湃的伊布罗河的一条支流。他们想最后一次阻挡一下弗朗哥的进程。在勒利达西南的弗拉加小城，卡帕加入了这批人的队伍。他们只有1901年造的老式俄国步枪，穿的都是杂色军服，头盔上都沾着作伪装的泥土，以免暴露在干燥多石的台地上。突然间，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动了大地。其中一名士兵一个踉跄扑倒在开阔地带，他是被爆炸声震晕了。快门一松，卡帕就使西班牙内战定格了，其效果比“倒下的战士”好得多：这次，图像绝对是真实的，不可否认，这是一名年轻的西班牙人因为害怕而倒在地上，泥土和石块雨点一样落下。“这张照片的焦距和曝光都是正确的，”《图片邮报》后来对其读者说，“我们的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二十码外爆炸，大地与爆炸一起震动……你差不多可以在这张照片里闻到炸药味。”卡帕最动人的照片显示一名打上了绷带的男子，他躺在担架上，正在对一位战友喃喃地交待最后的话，那个战友也在用笔记录这位好朋友的话。“一个战友在努力听，他希望听懂他最后的意思，一边把意思写下来。”
《图片邮报》还在另一张值得评论一番的照片旁加了这样的文字：“攻击开始了——有个男子被打死——他倒下了。”真奇怪，这张照片竟然有人能够讨论一下，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引起争论的“倒下的战士”，因为它实际上显示一名被击中的男子倒地的情形。“尽管他嘴唇上还夹着烟卷，但是，这个人刚刚被击中了，”《图片邮报》宣布说，“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使他弯下腰去。他弯下腰，但仍然用步枪撑住身体。他属于死得较惨的那批人。”
卡帕为《图片邮报》提供的报道明显受到斯戴芬·洛伦特的大力加工，这些报道确立了他在报道西班牙内战中的最勇敢的摄影者的地位。洛伦特事实上支付了他一生中最高的费用。“在接下来的页码中，你们会看到一系列来自西班牙的照片，”杂志宣布说，“《图片画报》的老读者都知道，对于发表的作品，我们一向都不轻待。已经登载的这些照片，我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前线照片。”卡帕打开1938年12月3日一期的杂志，看到一幅全页图片，是他自己拿着一部埃莫自动摄影机的照片，图片文字是，“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
卡帕对于塞格雷河战役的报道，是一位摄影人员接近战争混乱及残杀行为的最近距离，而且唤起很多人的激动情绪，《图片邮报》的许多读者一定会奇怪，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死亡冲动。
弗朗哥的大军横扫共和党人在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批据点，也扫荡了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据点，他们一路屠杀和拷打了数万西班牙同胞。1939年1月初，卡帕回到巴塞罗那，报道数十万惊恐的共和党人绝望逃窜的情景。1月15日，卡帕再次目击针对难民的恐怖袭击，这次是逃往巴塞罗那的难民。数千人死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机下，那些战机现在完全控制了天空，它们屠杀了大批妇女儿童。卡帕发现有位老妇，她在一架已经翻倒的拖车旁转圈。“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图片邮报》说，“她只是围着那架拖车盲目地转圈。”她全家人都给打死了。
卡帕回到巴塞罗那，他发现这个城市已经处在彻底的混乱中。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出现完全失控。一百多万难民挤在城里的大街上，每天只有定量供应的几盎司面包。土豆皮替代了烟草。一度是浪漫民族的革命之城，现在已经枯竭到了难以拯救的边缘。
在皇家宾馆里，“最后的挖掘者”度过了几个可怕的夜晚，包括赫伯特·马修斯、玛莎·格尔霍恩以及奥多德·加勒尔。他们在努力报道让人伤心的故事，一边看到海因克尔飞机俯冲而下，四天之内共进行47次轰炸。爆炸声中夹杂着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派别的手枪声，这些派别以前团结起来反击法西斯，现在却在彼此屠杀。很多记者已经抛弃这个城市，卡帕和格尔霍恩却缩在她的宾馆房间里——炮弹不时从很近的地方落下，天又非常之冷。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3）
1月25日早晨1点，《人性报》记者乔治·索里亚冲进皇家旅馆，带来了弗朗哥的军队正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跨越几英里外的洛布雷加河的消息。约在早晨2点30分，赫伯特·马修斯发现卡帕跟婴儿一样睡在房间里，尽管爆炸声连续不断。他摇醒卡帕，同他一起挤上一辆比利时生产的不太可靠的米娜瓦汽车，就是“老米利”。在第一道光线里，他们发现自己挤在一条大概有40万难民的公路上，他们后来都离开了西班牙。已经成为孤儿的小姑娘抱着碎布娃娃。流着泪的老人用手绢包着家乡的泥土，那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返回的家园。前往菲格雷斯的100英里路和到达法国边境的20英里路车开了13个小时。
菲格雷斯挤满了歇斯底里和饥饿的逃难者。体弱的难民为了找个可以睡觉的门廊而在街上彼此打斗。孩子们因为找不到亲人和发霉的面包而尖叫。装满600件国宝的卡车在守卫的看护下准备运往法国——有戈雅、格雷考和瓦雷奎茨的画。“这地方就如同一座坟墓，”《时代》记者对来自苏联《消息报》的伊尔亚·埃伦勃克说。埃伦勃克回答说，“这不仅仅是西班牙共和党的坟墓，也是欧洲民主的坟墓。”在一条街上，卡帕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她躺在几只袋子中间。“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报道说，“但她一定疲劳至极，因为她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她很少动一动，只有她很大的黑眼睛跟随着我所有的动作。袖手旁观并非总是很容易的，除非纪录身边人的苦难，否则什么也干不了。”
弗朗哥的大军于1月26日进入巴塞罗那，他们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弗朗哥的摩尔人沿着郎布拉斯大街前进，人们紧张地从地铁站里露出头来，并且向他们送去法西斯的敬礼，有些人举起了匆忙之间制作的弗朗哥照片。几天之内，共一万名政治疑犯遭到屠杀，就连一名意大利法西斯指挥官也承认，这样的做法是“相当极端的清洗”。
这同时，在菲格雷斯，文森特·西恩满城发了疯一般寻找他的朋友卡帕——他是叛军重点搜查的人物，因为现在他已经名声在外了。西恩终于在一个临时的新闻办公室里找到他了，他用现在已经没有用处的几箱宣传单拼凑了一张床。他在纸张制作的床上鼾声如雷，那鼾声里夹杂的希望比西恩听到的任何一种希望还要大。
1月28日，卡帕进入法国，又累，心情又不好。他最后的一些照片当中，有一张是他最感人的——很长的一排被打败的共和党人跨境进入法国，由一名法国警察领队，在冬天的寒风中，他们只带着极少的几件东西。在卡帕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不能动弹了，他的内心为铺天盖地的挫折感所占据。《生活》杂志的威尔逊·希克斯对他予以高度赞扬，但这也无法让他高兴起来，他陷入了很深的忧郁情绪。“弗朗哥的部队挺进巴塞罗那，后来又占领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这里都在为你担心，”1月31日他写道，“《生活》杂志对你
从中国和西班牙发来的图片一直相当满意。我知道，当我告诉你，说你是今日一号战地摄影家的时候，你的谦逊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几个星期之后，战争的阴云聚集在欧洲上空，卡帕回到西班牙边境，这次是要报道许多难民营里发生的惊人悲剧。（既然战争远没有过去，这些难民对于法国来说就是很大的政治窘境，而且也是相当大的负担。）在阿格雷苏尔梅尔，他发现了60 000西班牙人，许多人睡在地上的洞里，许多人仅仅靠薄薄的窝棚抵挡寒风和极低气温的袭击。没有煮食的地方，没有卫生条件，“只有铁丝网将他们围在中间，”他写道，“残忍的塞内加尔军人在管制他们。”许多骑马的武装卫兵为了好玩而殴打一些濒死的人，那都是些在过去的三年中与弗朗哥拼死作战的人。二月的一个晚上，有17个人冻死了，而且就在他们躺的地方原地埋葬。
在别的营地里，另外还有175 000西班牙人，有士兵也有平民，他们生活在同样可怜的环境里，那是别的西方国家抛弃给麻木无情的法国官方的一些人。在卡尔加索恩附近的布拉姆村，卡帕拍摄了以前的一位国际法教授，他躺在一家冻死人的医院里用草铺成的病床上。“他是位老人，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图片邮报》的文字说明写道，“但是，他写过一些论正义的文章，他为一家外国评论写过关于国家权利的文章，但在弗朗哥的西班牙，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位置。”在外面，在冬季午后的微光中，卡帕走过成排的十字架。“在白色的十字架上，写有曾在西班牙艺术和文学界声望极高的一些人的名字，”《图片邮报》报道说，“而这样的十字架排成的队列越来越长。”
1939年3月28日，叛军攻占马德里。“激情战争”最终结束。共死掉至少3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平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征服者当中共有30万人在弗朗哥的监狱里受苦。也许共有多达10多万人被处决。
失败之后一定会有背叛，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感觉自己在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欧洲残存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法国，担心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了。作为知名的犹太移民，作为定期向共产党出版物《今晚报》投稿的摄影记者，卡帕现在开始担心了，如果法国右翼政府决定对背叛的“赤色分子”进行大规模报复，那自己一定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1939年9月1日早晨6点，纳粹德军共150万人横扫波兰，他们是在练习一种已经在西班牙达到完美程度的战争形式：闪电战。两天之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国宣战。到10月，罗伯特·卡帕又开始逃亡了，这次是搭上一条船到了美国。
第三章光荣孤立（1）
“在人类冲突领域，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欠如此之少的人这么多。”
温斯顿·丘吉尔， 1940年
到达纽约几天后，卡帕开始喜欢上纽约的夜生活了，他跟在西班牙认识的美国朋友打扑克，又跟朱莉亚和兄弟康奈尔汇合，一起在上西区的公寓里吃传统的匈牙利晚餐，他们两个人于1938年移民美国。如果要在曼哈顿过下去，那就需要找工作，而且必须很快就找到工作。到达美国的几个星期后，他乘电梯登上了洛克菲勒中心九号楼的31层，在那里见到了《生活》杂志图片编辑爱德华·汤姆逊，他是个板起面孔、从不说废话的人，也是行家。
汤姆逊后来说，“我只听懂了他说的几句话，我想办法帮他找活干——但不是大获成功。”但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对于亨利·路斯以利润为驱动力的企业来说，卡帕并不是完美的招聘对象。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他很快就把美国看作是临时的避难地了，而且是个令人泄气的地方。美国人保持孤立主义者的世界观，其清教价值观在几个月内就开始让他坐立不安了。跟欧洲人比较起来，美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们对食物和葡萄酒也一点都不懂。为《生活》杂志工作不久，汤姆逊回忆说，卡帕就“让陪同的一位记者唐·伯克吃惊了，他在餐车上大闹天宫，就因为车里没有上等葡萄酒”。
当年深秋，卡帕遇到年轻作家欧文·肖，这是个漂亮和运动员型的犹太人，在布鲁克林长大，他后来成为卡帕的密友。“最早遇到卡帕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酒吧里，当时，卡帕跟一个漂亮姑娘在一起。那不是我在酒吧里遇到他的最后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碰到他带着漂亮姑娘。他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已经非常出名了，因此我立即就认出他来了：那种睫毛浓密的黑眼睛，很有诗意的样子，而且谙熟世事的样子，就跟那不勒斯街头乞儿的眼睛一样，有卷起的嘴唇，嘲笑别人的嘴，嘴唇上永远都夹着一根烟。”
肖感到很是奇怪，卡帕“已经是名满天下”，但他却身无分文——“因为他这种职业的危险，以及他对赌博的嗜好，这种状况对他来说是极其有害的。他还有被谴送回原籍匈牙利的可能，而他纪念那个国家的方式就是他的口音，那是对所有语言的一种音乐化的破坏，他的朋友都称他的话是‘卡帕语’。”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卡帕还遇到了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年轻人，叫约翰·莫里斯，他在《生活》杂志的图片部当助理。莫里斯记得那年冬天午饭期间带卡帕到洛克菲勒广场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卡帕抓住《生活》杂志一位秘书勃比·洛克的手，事情很快就明显了，卡帕并不会溜冰。她抓住他的手，结果在一家餐馆的平板玻璃窗上暴跌倒地。我就在他们身后，我看见《生活》杂志在那里进午餐的三位高级编辑笑爆了肚皮。”
卡帕的移民状态却不是那么好笑。“卡帕没有‘南森’护照。南森护照是按国际联盟的弗里德托夫·南森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汤姆森回忆说，“那是颁发给‘无国籍’人士的一份文件。美国给匈牙利的移民指标每隔几十年才调整一次，因此，那是一种脏兮兮捆绑式文件。‘如果看上去很干净，那就是伪造的’，卡帕说。因此，他到处跑还是有风险的。”
卡帕的签证1940年初就要到期了，他必须在到期之前赶紧采取行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他必须找人结婚。3月27日，他跟约翰·费恩豪特一起参加了一个聚会，而费恩豪特刚刚跟艾娃·贝斯尼奥离婚，又娶了生气勃勃的美国姑娘波莉·柯琴，是个学舞蹈的。波莉介绍他认识了托尼·索莱尔，那是一个惹人注意的黑发纽约人。在几天之后的另外一次聚会上，喝得醉醺醺的卡帕和索莱尔同意第二天就结婚，并且到可以办理此类手续的最近的马里兰州去“快速登记”——从曼哈顿往南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第二天早晨，卡帕酒醒了，他意识到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车到马里兰州。但是，在《生活》杂志办公室里，他听说有两位摄影师也打算结婚——奥托和汉塞尔·米斯。这两个人于20世纪20年代离开德国，沿路卖艺，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再到美国，汉塞尔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又于1937年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工作人员。到1940年，他们需要结婚了，因为奥托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这样可以避免被谴送回纳粹德国。汉塞尔后来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卡帕赶到《生活》杂志编辑部，找到了奥托，发现他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灯盒后面。“你们和我们去结婚怎么样？”他问他们，“我们一起去……我明天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了。他们不给我的签证续签。我是匈牙利人，是犹太人。希特勒的党徒都在匈牙利……我跟一个姑娘达成了协议。她跟我结婚，我支付她一年的舞蹈学费。”
当天下午，他们找到了托尼·索莱尔，奥托冒着大雨开车将他们送到马里兰。婚姻登记处关门前15分钟，他们才赶到艾尔肯顿。卡帕和奥托冲进去，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法律已经改了。颁发结婚证必须等待三天。他们请求工作人员破例，但遭到拒绝。他们沮丧地回到汽车里，开车回纽约。
到了艾尔肯顿的郊区，奥托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小汽车。有两个人在狂乱地打手势，要他们停车。他把车停下来。那两个人解释说，法律有个小漏洞，之后要求跟奥托和卡帕单独谈话。汉塞尔和索莱尔从汽车里看到，奥托在用力摇头，而且转身，结果卡帕将他拉了回来。之后，奥托拿出皮夹，递上了好几张钞票。之后，奥托和卡帕回到汽车里。奥托解释说，如果他们得到医生的文字证明说她们两个怀孕了，那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证件。汉塞尔和索莱尔都拒绝了。卡帕请求她们两个重新考虑，而当地那两个人却在很不耐心地等待这对夫妻跟上来。
最后，两个女人被说服了。当地一名医生甚至都没有看那两个女人，直接就打出了她们已经有身孕的文件。奥托又摸出了几张钞票。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位老人面前，也就是主持婚姻的“牧师”。两对人都结婚了，但是，到了付钱给牧师的时候，奥托剩下来的钱已经不多了，这么一来，汉塞尔和索莱尔只好摸自己的钱包支付余下的部分了。拿到结婚证书以后，四个新婚人站在婚姻大楼外的雨中。
“这事非得喝一场不可。”卡帕说。
但他们都没有钱了，这样，他们就只好再爬进汽车往回开。奥托和汉塞尔坐在前排，索莱尔和卡帕坐在后排。开出几英里后，汉塞尔听到索莱尔在扇卡帕的耳光——他向她丢了一个粗俗的媚眼。索莱尔坐在那里泪流满面，一个人倒在一个角落里。接近纽华克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时，她要求下车。她说了再见，声音里透出情绪激动。卡帕要求在贝福德旅馆下车。他从车里钻出来，没有说一句话，直接就走进夜色里。
“你看，卡帕是个怪人，”汉塞尔·米斯后来写到，“看他的行动好像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同时，他又拿生活很当真。他是由很多种人构成的，有些很好，有些不那么好。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仍然是，他在我们面前编造故事，是在真实生活当中靠不住的故事。他有冒险的性格，但许多次他竟然扶在我肩头上痛哭。他是个造就出来的人，大部分是他自己造就的成果。”
索莱尔后来说，跟他结婚是在帮他的忙。但是，根据米斯的密友乔治娅·布郎的说法，她已经爱上卡帕了。艾德·汤姆森也相信，那场婚姻对她的意义，远远超过对卡帕的意义。“卡帕认为那场婚姻是临时的，”他回忆说，“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托尼却不这么想，每次遇到我的时候，她都带着渴望问及包勃的消息。”
为了保持婚后的合法地位，卡帕和奥托必须离开美国六个月，之后再进入美国。《生活》杂志考虑到这件事情，结果在几个星期时间内很方便地为卡帕找到了去墨西哥的工作，同时，奥托也去了古巴。
第三章光荣孤立（2）
卡帕在4月下旬到达墨西哥城，住进了蒙特约饭店，并与《时代-生活》杂志在墨西哥分部的主任霍兰德·麦康贝联系上了，是一位拉丁美洲事务的专家。他解释了迅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一起去了这个城市的好几个夜总会喝酒。《生活》杂志报道了卡帕从墨西哥发回的首批图片短文。“纳粹特工在整个拉丁美洲活动，挑起对大不列颠、法兰西，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仇恨情绪。在墨西哥，他们跟那里的人明里暗里勾结在一起，对墨西哥正在逼近的7月7日的总统选举大加利用。”
卡帕在蒙特约饭店的酒吧里喝很热的加黄油郎姆酒，如果没有喝醉，那他就会去街上闲逛，报道左派曼纽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和更靠近中产阶级的右翼分子胡安·安德罗·阿尔马赞将军的竞选活动。到了竞选日，他一大早就去了中央投票站，阿维拉·卡马乔应该去那里投票的。空气中弥漫着暴力的气氛：墨西哥有一条奇特的竞选规定，说第一批到达投票站的人将负责全天的投票工作，投票站刚刚开门，枪声就响起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卡帕一刻不停地工作，警察和暴乱支持者不加区分地朝人群开枪，他必须躲避子弹。他拍下了当天早晨第一个被打死者的照片，还有抬进救护车的伤者，被炸弹炸伤的受害人，还有一个叫费力克斯·罗德里格的“垂死的报童”，鲜血溅在地上，死亡已经夺去了他的性命，而准备扔出去的石头还捏在他的手上。根据《生活》杂志7月22日的报道，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次“自由”总统选举，比人们预料的暴力情景好得多，到投票结束的时候，才只有一百多人伤亡。
7月8日，两边的候选人都宣布竞选胜利。选举官员宣布，正式的结果要到9月1日才公布，到时，墨西哥国会将再次开会。整个8月份，首都的紧张气氛和温度都在上升，因为两边的候选人支持者都在斥责暴乱，都在举控对方选举作假。
卡帕到了《生活》杂志办公室，看到杂志上登着好几页关于欧洲的令人揪心的报道。法国和比利时在希特勒闪电战开始的几个星期内沦陷。大不列颠之战正在英格兰夏日的田野上展开，只有皇家空军年轻的飞行员们在抵挡希特勒，不至于使欧洲全部沦陷。8月20日，在伦敦，丘吉尔对不服输的英国人民发表演讲，他高度赞扬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他们赢得了针对希特勒的最初几场重大战斗的胜利。
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的同一天，卡帕跟其他许多记者一起正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外面等待，他要报道的第一个人物——列奥·托洛斯基快要去世了。当天下午，有人用冰镐袭击了他的头部。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在失去知觉之前，托洛斯基曾说：“我肯定会胜利。继续前进吧。”他在第二天去世，但莫斯科的一个“叛国罪审判庭”早已经判处他死刑了。8月27日，他的尸体火化了。在外面，卡帕拍到他遗孀的照片，她已经昏倒了，被人抬进了一辆小车。 1940年10月10日，卡帕经由德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回到美国，他已经得到了居民身份。选举季节已近高峰，他及时回到纽约，报道竞选人温戴尔·威尔基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多次演讲。由于来自孤立主义者的压力，罗斯福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工作，以反击试图使美国远离世界大战的一股势力11月5日，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当美国开始选举时，卡帕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他要在那里花10天时间报道这个国家最令人着迷的文学伴侣：海明威和玛莎·格尔霍恩。几天以来，卡帕拍摄了“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工作和与格尔霍恩一起玩耍”的情景：打野鸡，打猎，在离海明威的农场两英里的一个铁轨小溪屋里跳舞。
海明威正处在成功的顶峰时期。他叙述西班牙内战的小说《钟声为谁敲响》的销售创下了纪录，一周之内卖掉5万本，而且派拉蒙电影公司开出创纪录的天价10万美元购买其电影权：《生活》杂志很快将登一期特别报道，要利用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很多照片来宣传这部电影。
卡帕给这对“快乐夫妻”拍摄了很多照片，其中一张显示海明威自豪地举起一只刚刚打
死的野公鸡。“在他的肩膀上，”图片说明写道，“有一只皮制的狩猎袋，是格尔霍恩女士报道俄国与芬兰的战争时期在芬兰给他买的。”为了给海明威拍摄另一张看上去很男子汉的照片，卡帕淌水到了沼泽地里，拍下了这位作家大喝威士忌的镜头。这幅照片并没有登上作为长老教会员的路斯的杂志，但是，在第二位拍摄者的珍藏照片中，可以看见卡帕正站在齐腰深的冰冻的烂泥里对焦的镜头。
另一次出差的情景更好玩——去拍伊利诺伊州的卡纽梅特城，在当地工厂的数万工人眼里，那是一座“罪恶之城”。《生活》杂志报道说，那座城“没有火车站，没有新教教堂，没有交通灯，没有中央电话系统，但有308家夜总会和7名警察。每46人就拥有一个夜总会，这个比例是全美国最高的。”卡帕一直工作到深夜，报道那里的脱衣舞女脱衬衣的情景，还有一些喝醉的伴侣在低级酒吧里彼此对饮的镜头。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在去芝加哥的火车上，卡帕跟一位28岁的黑人搬运工闲聊，此人说，他极想有一天能够当上摄影师。这名搬运工叫戈登·帕克斯，他在《生活》杂志工作了很长时间，之后导演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电影《矿井》。“包勃·卡帕上了火车，”他回忆说，“希望在回芝加哥的这段共400英里的路程上好好睡觉，但我一直在向他提问，因此他一直醒着……几个小时后，（卡帕）疲倦地说，‘哪天在欧洲见你吧’，之后就下了车。”
1941年的时候，卡帕一直都想着欧洲。他见过北美的很多地方，但他觉得为《生活》杂志工作是很扫兴的事情。每次看着《纽约时报》的封面，他拍的照片看上去都很一般，都像是可有可无的。他也不喜欢《生活》杂志的管理：1941年，除开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以外，这家杂志所有的摄影人员都被当作“拍照者”，只是比排字工人高一个档次，但比真正的玩家，也就是广告销售人员低很多档次。
卡帕听说，文森特·西恩的妻子迪娜需要一名摄影工作者完成她一本写伦敦闪电战的书，他很快就抓住机会回到欧洲。但是，7月份到达伦敦的时候，他发现大轰炸已经过去了。但他没有泄气，集中精力描写了一个工人家庭，也就是吉布斯一家恢复家庭生活的情景。西恩的书叫《滑铁卢大道的战斗》，于1941年出版，但评论反映平平。卡帕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故事的题材当时已经过时了。作为闪电战的纪录，该书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像是对一个真实事件无力的附注。总起来说，那本书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将描述任何真实情景的内容或图片包括进去。
1941年10月，卡帕回到纽约，他很希望找到一份长期的工作，能够报道战争本身，而不是去一些可怕的街道，不是被纳粹分子留下很多伤心故事和破坏残局的地方，因为那些东西无法上头版头条。莫斯科正受到装甲师的很大威胁，每个师都由5 000辆坦克组成。卡帕申请得到去俄国的签证。但他的申请遭到拒绝。1941年12月6日，历史最终结束了卡帕的“假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孤立。这天早晨，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1942年元旦之前，山姆大叔终于对轴心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宣战了。
第三章胡乱应付（1）
“他带着感情谈到英国人，就好像他们才是对手；他谈到他们不声不响地胡乱应付的方式。”
玛莎·格尔霍恩《到死才分手》
1942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卡帕在一个小公寓里醒过来，公寓在纽约第九大街西头60号的一幢5层赤褐色砂石建筑的顶层。他取回邮件，发现《柯利尔》杂志寄来一封让人开心的信——他们需要他去英国，之后准备报道盟军在法国或北非的登陆行动。更让人倍受鼓舞的是，还有预付的1 500英磅支票在里面，或者大约是这么一个数目吧，都是他后来回忆的。但是，来自司法部的一封信却让他感觉大祸临头：他已经被分类为潜在的敌方侨民。他有可能被扣留。至少，他不再可能在公开场所拍摄照片了。只要在比如中央公园这样的地方拿出莱卡相机，他就有可能被逮捕。
1947年，他写了一部回忆录《稍有偏焦》，在书中，卡帕解释他如何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侨”而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这么做的惟一摄影家。他请《柯利尔》杂志的编辑做一些幕后工作，之后就去了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卡帕请一位抱同情态度的官员吃午饭，上了十多只龙虾，还上了一瓶1921年的蒙特拉榭酒。那位官员指点说，必须为他做特别的安排卡帕也许真的凭自己的魅力过了关，跟他后来所说的一样。但是，《稍有偏焦》的某些部分是不可信的，还有某些部分完全是编造的。事实上，卡帕是想把自己的回忆录写成电影脚本，并且从来也没有声称那是他在1942～1945年间的真实经历。《稍有偏焦》于1947年出版，出版的时候，护封广告上甚至都有作者写的这么一句警示的话：“如实照写明显是很困难的，出于这个原因，本人有时候稍有出格，稍有朝有利自己一面写的可能。本书所有事件和人物纯属偶然，但与真实有某种联系。”。等待大使馆的消息期间，卡帕跟米龙·戴卫斯夫妻一起留在华盛顿，他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年仅23岁。戴卫斯记得卡帕霸占着他家的浴室，“泡在浴盆里看他的书，一泡就是一两个小时”。有天早晨，卡帕忘了锁门。他不想从浴室出来，结果，戴卫斯就抓起他的劳莱弗雷克斯相机拍他的裸体。卡帕一点也不开心。“只有这样才能让卡帕从澡盆里出来。”戴卫斯说。他拍的照片显示，卡帕在看西门隆的小说，看上去视力模糊的样子，很适合那本小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卡帕的晨间仪式是“使自己从弗里德曼变成卡帕”所必须的。
最终，卡帕收到英国大使馆寄来的正式函件，这份函件可作为临时旅行文件使用。他回到纽约，打起行李，之后在城里过了最后一个晚上。他后来说，《柯利尔》杂志寄来的预付款他赌博输掉了，因此只好借了5美元的出租车费到达布鲁克林。他上楼清理允许他离开美国的一些许可证件，朱莉亚就在楼下的出租车里等着。他在码头上离开泪眼蒙蒙的母亲，挥手道别。之后，他下到船舱里放好行李，为自己喝了一顿庆祝酒——他终于再次成为战地摄影记者了。
卡帕的船是护航船队的一部分，这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本身都是一篇好故事。1942年，大西洋战役发展到了关键阶段，贪婪的U型船使盟军货船受到很大损失。在卡帕与安全地带之间，一共有3 000英里宽残酷无情的海域，里面活动着由140多条德国潜艇组成的“流氓团伙”。这段时期跨海去英国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卡帕跟海军准将麦吉自我介绍，他负责整条船队的安全。麦吉在一战期间曾进行过著名的多佛尔巡逻，1939年再次服役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八年多了。“听我说，在这次航行途中，别指望挖到什么独家新闻！”他警告卡帕，“我们的工作不是作战，而是要逃跑，要闪避。我们宁愿要一百多货船完全抵港，也不要维多利亚在任何一天多出一百多十字架来。”
跨海几天之后，警报终于响起来。发现30英里外有德国流氓出现。卡帕掏出相机，正好拍摄到水手们从机舱里跑出来进入战斗岗位的情景。在甲板上，他看见一艘驱逐舰在制造防护烟幕。黑烟从舰船上冒出来，同时在整个船队中间穿插。他很快连几码外的军官也看不见了，更不用说这个船队其他的二十多条船了。到了黄昏，大海翻起巨浪，是深水炸弹造成的。过了紧张的几个小时后，迎接的英国驱逐舰才重新加入船队，并一直护送船队到达安全海域。
5月中旬，卡帕到达伦敦。《柯利尔》杂志的记者昆丁·雷诺尔兹一个星期后才到达，他是派来跟他一起报道战况的。他是布鲁克林出生的美国人，性格外向，体重220磅，很喜欢喝酒，他们一起去伦敦的酒吧，结果很快就喜欢上了卡帕。卡帕写道：“伦敦在闪电战之后和美国人完全进入英国之前的精神面貌，既开放又友好。”有一天晚上，他们碰到《溪谷青青》的作者理查德·卢韦林恩，他的回忆录写的是在威尔士的矿区成长的经历。根据这本书改写的电影刚刚赢得1941学院奖的最佳摄影奖。“那里的溪谷到底有多青？”雷诺尔兹问他。“你自己去看看吧，”作者回答说，“看看我是否有所夸张。看看那些男女是怎么生活的，就是那些挖煤的人，那些参与最重要的战争工业之一的人们。”
第三章胡乱应付（2）
卡帕和雷诺尔兹接受了卢韦林恩的建议。6月初，他们坐火车去威尔士，之后开车到了吉尔法高奇村，就在卡迪夫与以“迷谷”著名的布莱肯灯塔之间的那个地区。街道和山坡都蒙上了灰色的烟尘，绿草全部毒化了。30年代的大萧条还在这里延续。许多商店都钉上木板关掉了，大多数家庭要拼尽全力才能在餐桌上摆上食物。卡帕拍下了孩子们在空荡荡的街上奔跑的情景，在他们身后，矿工棚舍附近陡峭的坡道一直通向灰色的天际——这个情景到今天都没有怎么变化。他的照片之一，就是一名矿工工作很长时间以后上井的情景，被《美国摄影》杂志选为1942年的最佳照片。其他的一些照片显示一些男子从矿坑里出来，在发薪日的炎热阳光下扑闪着眼睛，他们的牙齿在发黑的脖子映衬下闪出白光。
卡帕接下来的任务是拍摄刚刚出现的整形外科技术，这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是为战争中的伤员治病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7月一个温暖的日子，在伦敦的一个手术室里，卡帕看到托马斯·旁弗雷·基尔纳医生准备为一名波兰青年做手术。1939年秋天，德国人的步枪托打中了这个波兰人的脸，砸烂了他的鼻子，卡帕的任务是拍摄基尔纳医生为他重新接上一只鼻子。他忍着胃部的痉挛，看到基尔纳医生伸手拿解剖刀，切开了鼻子，并开始把砸碎的骨渣和软骨清理出来。在麻醉气体和乙醚的作用下，波兰人跟孩子似的睡着了。没有一根面部肌肉动弹过。之后，基尔纳的助手之一碰碰雷诺尔兹的腰，然后看着卡帕，咧嘴大笑，因为卡帕“通常是红彤彤的脸现在是一片惨白”。雷诺尔兹和基尔纳扶着卡帕进了休息室。卡帕发出呻吟：“我要晕倒了。”
基尔纳派人取来一大杯白兰地。好白兰地当时在伦敦很少找到，雷诺尔兹回忆说，而把这么好的东西浪费在“一个没有知觉的人身上”真是可笑，因此，他自己开始喝了。卡帕醒了过来，雷诺尔兹告诉他说，他刚刚倒了一大杯上好的科尼亚克白兰地到他的喉咙里面，以便让他醒过来。“一定是很好的味道！”卡帕答道，“我并没有感觉酒往下去嘛。”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下午，卡帕在《生活》杂志设在索荷区的迪恩街上的暗室里遇到了《美国佬》杂志的摄影记者斯利姆·阿伦斯军士。阿伦斯刚刚在唐宁街拍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照片。他回忆说，丘吉尔“有圈套，绝对有圈套”，他就那么恰到好处地拍到了英国最有灵感的领导人不那么上相的镜头。“我抢到了独家消息。但是，当我去《生活》杂志的暗室时，他们冲洗出来，结果照片给毁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把谁杀了吧？卡帕也在那里，他说，‘别丧气，我让你感觉好些’。这样，他就带我去了梅费尔的一家俱乐部。五分钟内，他找来七个姑娘围在他身边。我们玩得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在城里到处跑。无论去哪里，卡帕总有几个熟人。”
头一年夏天的一个聚会上，卡帕遇见伦敦的其他一些外国记者，包括《生活》杂志的玛丽·韦尔什，她是个小个子金发女，不久之后跟恩内斯特·海明威泡上了。1942年秋天，卡帕恢复了与韦尔什和其他人的友情，还参加了美国社交界的女主人帕米拉·丘吉尔开的派对。帕米拉一头红发，很丰满，而且在性欲上有杂食癖，当时她嫁给了丘吉尔首相惟一的儿子，兰道尔夫·丘吉尔。兰道尔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帕米拉就特别开心，她搞一些很放荡的聚会，还跟一些高级将领上床，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包括美国著名的播音员爱德华·默罗。她还找时间在索荷区叫作白塔的酒吧里跟卡帕喝酒和开玩笑。几十年后，她想到战时伦敦的卡帕还会开心大笑。她相信他换了名字是为了躲避反犹太人的政治迫害，也因为这样可以让一些重要人物误以为他是电影导演弗兰克·凯普拉。
如果卡帕没有跟伦敦社交界的女优闲谈，也没有跟丘吉尔的媳妇喝酒，那他就跟在牧人市场的阴影里游荡的妓女们过夜，那个地方离多切斯特饭店很近，步行都可以走到。有一次，帕米拉·丘吉尔回忆说，饭店的经理礼貌地请卡帕离开饭店，因为他“很讨厌他源源不断地带到房间去的年轻妇女”。跟玛莎·格尔霍恩小说中的人物巴拉一样，卡帕“总跟妓女缠在一起，因为他很喜欢她们……她们跟他一样没有牵挂”。
但是，8月初，也就是到达英国的几个星期后，卡帕仍然没有得到可以报道英国之外的军事行动的许可材料。因为无法离开英国，他错过了本有可能成为他的第一次大型报道的事件——盟军企图在西欧开辟一处滩头阵地的行动。8月19日，雷诺尔兹在没有卡帕在场的情况下报道了在法国海峡的第厄普港口进行的两栖登陆。那次登陆很快就演变成一场血腥的灾难。主要由加拿大军人组成的六千名突击队员冒着德军猛烈的炮火登陆。几个小时后，一半多的人员伤亡或被俘。
1942年9月8日，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指挥同意美国人对德国城市进行白昼轰炸，另外由皇家空军进行大规模夜间空袭。雷诺尔兹编写关于第厄普港的经过检查的报道时，卡帕去了伦敦郊外切尔维斯顿的美国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已经是48架“飞行城堡”——著名的B-17轰炸机——的机组人员的家。这些轰炸机配备有勃郎宁5英寸双管机关枪，还带有动力转向座，可进行紧急编队，可吐出前所未有的大量反飞行器火力。如此强大的装备是非常重要的：1942年秋，B-17轰炸机需要各种保护，以免遭受BF-109梅塞希密特战斗机群的攻击，这种战斗机每次都会在第三帝国的上空完成截击任务。
第三章胡乱应付（3）
但是，卡帕还没有转运。由于天气不好，飞行员在地面停留了好几天。在等待起飞的时候，他又练习了好几种新的扑克：“人类自毁的男人艺术”。“我在输掉自己的活动经费，相当快，”他回忆说，“游戏一直玩到上午。”最后，有一天早晨，经过无数手的“海中一口唾沫”和“红狗”之后，他于5点30分参加了一次紧急会议部署。一名年轻的空军上校站起身来，指着墙上的很大一幅地图。“你们以前肯定听说过个目标的，”他说，“这是纳萨尔街。皇家空军以前对它进行过许多次轰炸，但是，现在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重要，因为纳粹的U型船都是从这里开出去袭击我们的货船的。”
飞行人员回到餐厅等待最后的命令。突然间，一阵激动波浪一样传导过来。受人喜欢的美国喜剧演员包勃·霍普正在说笑话。有一阵子，大家都忘了手头上的任务，全都挤在一台小收音机旁边听他的笑话。但很快就传来了等待已久的命令：“上飞机。”飞行人员紧急起飞的时候，卡帕冲上控制塔，在那里拍到了满载炸弹的城堡飞机飞上天空。他数了一下，一共有24架起飞了。六个小时后，只有17架返回。有一架被迫进行紧急着陆：起落架已经在空袭期间打飞了，其中一些机组人员已经死亡或者受伤。
卡帕朝飞机跑去，因为它已经在跑道的草坪上停下来了。他看到舱门打开。一位已经断了肢体的年轻士兵很快被等在那里的救护人员抬走。接下来是两具尸体。最后一个离开已经打坏的城堡的人就是飞行员，他的前额上有很深的一道伤口，正在流血。卡帕凭本能赶紧冲上去拍照。那位受伤的飞行员愤怒地瞪眼看他。这就是卡帕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吧：他的兄弟们死亡或流血的样子？
在《稍有偏焦》中，卡帕写道，他一把关掉了自己的相机，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机场，搭上火车回到伦敦，发誓再也不做“葬仪人”。如果必须要参加葬礼，那就必须加入“队伍”。从现在起，他必须加入这样一些人的队伍，参加执行有可能丧命的任务。如果他跟参战人员一起体验战争，他们有可能会容忍他的存在。卡帕补充说，他拍下的那些死亡和受伤的飞行员的照片会“让人们看到战争真正的一面”。但是，他拍到的受伤飞行人员的照片血淋淋的，没有哪家杂志敢登载。
卡帕的这些无法刊登出来的照片并没有完全失效。他后来告诉一家无线电台的采访记者说，他的照片“经过了没有任何检查制度的检查人员的检查。《画报》想要一张照片放在封面上，是一位年轻人在轰炸机的机头上的样子。不幸的是有一个小玩艺儿在上面，后来发现是秘密的投弹瞄准器”。
“那个小黑玩艺儿”是顶尖机密的诺登瞄准器，据说那东西非常准确，可以让投弹手“将炸弹扔进泡菜缸”。照片被检察官看到以前，《画报》已经印出了40万份。编辑伦·斯布纳在最后一刻被迫替换封面，花了大量的钱。所幸，他并没有抱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卡帕还成为好朋友。他很赞赏卡帕，说他是很好的新闻摄影记者，而且很快用很大的篇幅展现了他的才能。1943年初，卡帕终于得到授权，可以报道北非的战争，此时，斯布纳马上同意接受他送来的无论什么报道。
动身前往非洲之前，卡帕跟文森特·西恩夫妇一起喝酒，之后，又陪迪娜去看她姐姐布洛桑姆，她就住在雷丁附近。布洛桑姆嫁了一位成功的飞机制造商，叫弗雷德里克·米尔斯。卡帕喜欢米尔斯夫妇的机智笑话，而且他们毫不装腔作势，因此决定再找个周末去他们家。让他开心的是，这次，他发现了另一位客人：一个叫伊莱因·佳斯丁的金发美女，长得跟草莓似的。
伊莱因有很好的幽默感，而且有传染力，一幅绝好的身材。她25岁，正在寻求浪漫故事。她嫁给了约翰·佳斯丁，是一位漂亮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但那场婚姻已经完蛋了，至少她后来是那么说的。卡帕被她的漂亮所吸引，很快就称她为“红姑娘”了，并且大大施展自己的魅力。这次逗留期间，卡帕小睡了一会儿，醒来发现“红姑娘”就站在客厅的留声机旁，穿着一身很紧的黑衣服。他们跳伦巴舞，一边喝香槟，她很快就屈服于他的魅力了。她后来经常说，她在那个周末就爱上他了。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每次回到伦敦，她都会等着他，经常拿着一瓶已经发冷的香槟和伦敦一个顶层房子的钥匙，他们会去那里疯狂做爱。
194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卡帕穿着特别制作的一套记者服，喝下了最后一瓶香槟，之后在尤斯顿车站吻别泪眼朦胧的“红姑娘”。“红姑娘”唱了几句最喜欢的“我将等待”之后，卡帕就登上早晨7点30分开往格拉斯哥的火车。他将在那里登上一艘运兵船前往北非。他终于再次直奔前线了。
第三章沙漠（1）
“只要四项最基本的要求——衣、食、香烟和能够为自己安排的无论何种程度的安全感……没有信件，没有责任，没有担忧之事——一个男人还能够要求更多的吗？”
恩里·皮尔，北非，1943年
卡帕所乘的运兵船属于苏格兰的一个师，该师明白，非洲的战争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
作为增援部分，他们将要进入前线，替代已经在地狱般炎热的沙漠气候里作战好几个月的军人。一场大规模攻击据说势在难免。
运兵船在阿尔及尔靠岸后，苏格兰人已经对夹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怪怪的匈牙利人习惯了。他穿着定制的军服，讲的一口英语跟任何一个偏僻之处来的下士一样难听。在卡帕那方面，登陆的时候，他早已经习惯于比负责公共关系的军官更多的繁文缛节了。到他最终前往报道已经打了三年半的那场战争，可能还需要等上好几个星期。
但是，他很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检查他的证件，没有人问他的口音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想要拿走他的相机。恰恰相反。一位负责公共关系的军官很开心地拨给他一辆吉普车，并且告诉他说，假如想赶上这场战争，他最好赶紧，而战争正在突尼斯多山的内陆地区进行，离此地有数百英里之遥。
在接下来的那个白天和晚上，他跨越的地带让他生动地回忆起西班牙荒凉贫瘠的内陆地区，尽管这里的气温高得多，比他在中国的时候忍耐过的气温还要炎热。在远离海岸的地区，树阴底下的气温有时候也高达华氏140度。他的吉普在布满坦克车辙的公路上跳跃。他沐浴在阳光下，欣赏着长满柑橘矮丛的起伏山坡和青绿的谷地。
卡帕最终到达叫做加夫沙的突尼斯小城，并被分配到一个荒弃的阿拉伯校舍里。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惟一在战场上纪录挫败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的摄影记者。但是，醒来的时候，他差不多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暴露在外的上半边脸被昆虫咬满了伤口。当天上午稍晚些时候，在加夫沙临时搭建起来的媒体报道营里，他听到了关于非洲战争的简要介绍。
1942年11月，他在伦敦与异性胡混的时候，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已经在北非登陆，并且很快取得盟军对希特勒的首次重大胜利。现在，沙漠战事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美国将军乔治·巴顿的第二军正在与意大利与德国人作战，他从西面向前推进，同时，蒙哥马利从南面的突尼斯追赶隆美尔在东边的战场上，形势也不利于轴心国。1943年1月31日，在斯大林格勒，经过一场可怕的包围之后，朱可夫将军的红军迫使陆军元帅冯·保卢斯带领希特勒的第六军余部投降，那场包围使纳粹德军损失30万官兵，从而结束了希特勒对东部的推进。
跟卡帕一起来报道北非战争的其他记者还有著名的美国记者恩里·皮尔。皮尔精瘦精瘦，长得像侏儒，但他的战争报道简洁而流畅，反映出普通美国士兵对战争折磨和恐怖的担忧，很受人们喜爱。皮尔看上去虽然个子很小，但他在新闻报道上的努力却毫不松懈。他从北非发回的第一批报道，就是对美国军队的愤怒谴责，因为美军拒绝调离法国维希政府派往北非的协助官员。“我们留在办公室里的，大多是我们到来之前由德国人留下来的一些猥琐的官员，”皮尔写道，“我们在纵容法西斯社团继续存在。”
1943年3月下旬，卡帕前往突尼斯小镇艾尔奎塔。几个星期之前，轴心国进行了反扑，迫使美国军队撤退，中途经过了一个高山峡谷，名叫卡萨林山口，就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边境上。现在，巴顿的第二军就驻扎在艾尔奎塔，他们遇到了意大利步兵团意想不到的激烈抵抗。在路上，卡帕要司机将吉普车停下来，他要到路边一棵仙人掌旁边解手。让他惊恐万状的是，他发现一个小木牌标示，上面写着：“Achtung! Minen!”——竟然走进了德军铺设的雷区。几个小时后，一个排雷小组到达，同时还带来了《生活》杂志的一个摄影人员，叫艾略特·艾利索芬，他当时拍下了卡帕僵在原地不能动弹的样子。
这个事件在媒体报道营引起哄堂大笑，但稍后，当天晚上，卡帕写道，可笑的事情就真的演变成灾难了：德国人轰炸了营房。有几顶帐篷给炸飞了，整个报道营一片混乱，只有卡帕说，整个轰炸期间他都在睡大觉。第二天早晨他得知，艾尔奎塔的情形也越来越不安全。美国人在动摇，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只好命令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奥玛尔·布拉德利少将来到这个小城鼓舞士气。
卡帕到达小城，发现美国人躲在俯瞰着一个战略要塞的山脊上。一天早晨，他跑到前方的猫耳洞里，跟士兵们一起煮野战干粮。之后，正当他准备大嚼青豆的时候，一颗炮弹从头顶呼呼而过，他赶紧伏下身体躲避，一罐青豆和肉汤全都泼在他无可挑剔的特制军服上。美国人与德军的五十辆坦克和两个步兵团展开了战斗，他就在前线战壕里观战。三名美国将军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抵达前线，要“坐在看台上亲自督战，鼓舞士气”。这三名将军有巴顿本人、德州来的特里·爱伦准将和泰迪·罗斯福，当时他负责第一师的指挥工作。卡帕写道：“将一辆德军坦克狠揍一顿之后，巴顿戴着三星钢盔兴味盎然地说个不停。”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卡帕一直在拍摄艾尔奎塔战役，很少睡觉，而且经受了一刻不停的轰炸袭击。“（卡帕）所有的照片都是前线拍的，”《柯利尔》杂志1943年6月19日一期宣布说，“许多照片都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拍摄的。在为期三天的战斗中，其中有一天，卡帕先生要躲避13次德国飞机的俯冲轰炸，他必须拿着相机蹲在狭窄的战壕和猫耳洞里，经常是一蹲几个小时。”
“那天，我的相机蒙上很多尘土，”卡帕告诉《柯利尔》杂志说，“而且人也吓得半死，总是翻胃。”
每天晚上，报道完战事之后，卡帕会去跟其他的记者们一起大喝阿尔及尔产的葡萄酒。他们大吹自己在美国的女朋友或妻子多么漂亮，此时，卡帕就谈起红姑娘，但是，描述她的头发时，他的同事发出难以置信的大笑。“他们说，粉红色的女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回忆说，“还说我在金发女人、浅黑色女人和红头发女人的事情上，应该跟大家一样坦率，不能瞎编。但是，我没有照片可以证明自己所说的话。”
艾尔奎塔的战斗接着打了三个星期。意大利军队很快就逃跑了，因此，美国大兵发现意大利人吃的通心粉和肉丸还是热的，都摆在军官的司令部里。盟军扫荡了非洲军团余下的部分和意大利军队，将他们挤到了地中海港口城市突尼斯和比泽尔特。卡帕决定加入第301轰炸团，他以前在英格兰曾跟这个团学会了玩“红狗扑克”。
第三章沙漠（2）
第301团现在驻扎在阿尔及尔北部的康士坦丁城。5月初，卡帕再次发现自己玩起了扑克，由于天气不好，飞机好几天都无法起飞，因此，他也一直在打扑克，输了很多钱。最后，他加入了杰依中尉的飞行机组，头天晚上打了很长时间的扑克，杰依中尉也赢了很多钱。他想，杰依中尉可能想保住自己的胜利成果，因此一定会将他安全地带回来。当时，杰依驾驶的是一架B-17轰炸机，诨名叫“呆子”美军轰炸机组人员必须冒很大的赌博风险，他们是整个战争期间盟军伤亡最大的作战单位。根据某些资料估计，在必须要完成的飞行任务总量中，大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飞行员能够活着回来，一般来说，轰炸机飞行员必须要完成三十到三十五次轰炸飞行。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帕跟呆子机组一起在比泽尔特港口进行轰炸飞行，当时，比泽尔特港口仍然在德军的控制下。通过面罩泵进来的氧气治好了他的宿醉，而且，飞上2万英尺的高空之后，凉爽的空气与地面上令人虚脱的酷热也形成惊人对照，有很大的不同。卡帕说，有几次，呆子进入德军防空火炮的袭击射程内。有一次，德军战斗机闪耀的银色圆点突然从无垠的蓝色天空冲下来，朝呆子的机身猛烈扫射机关枪子弹。在另一次出击活动中，轰炸机飞得太低，他甚至可以拍到飞机在一百英尺下波光荡漾的地中海海面上投下的阴影。
有一天，呆子完成轰炸任务后返回康士坦丁城基地，此时卡帕得知，英国第一陆军已经于5月7日解放了突尼斯，美国人也刚刚夺取比泽尔特。从尼罗河到大西洋，横跨数千英里无人沙漠区，战争史上这场最宏大的钳形突击活动，终于以辉煌的胜利结束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共损失349 206 人，或伤亡，或成为俘虏。独裁者墨索里尼建立新罗马帝国的梦想破灭了，这个梦想破灭途中的沙漠，正好就是西皮奥·阿弗里堪那斯在齐玛地方击败汉尼拔的迦太基大军的地方。美国军队最开始动摇不定，但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勇气。英国人将隆美尔困在法国和北非达三年之久，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心情愉快，而蒙哥马利也成为民族英雄。
卡帕和其他几名记者彻夜庆祝盟军在突尼斯的胜利，酒是从轰炸德军仓库以后收缴来的。盟军每次大胜，都会紧接着一场记者团的酩酊大醉和第二天的头疼。记者跟士兵不一样，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抓住机会狂喝一通，直到喝得傻痴痴的为止。
卡帕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有可能得不到放松的机会，因此从英国驻突尼斯的使馆请了四个星期的假，要求回到英国去。1943年6月初，卡帕回到伦敦，住进了萨伏伊宾馆，一直到死，萨伏伊宾馆都是卡帕最喜欢住的一个宾馆。一天晚上，他跟《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坐在拥挤的酒吧里喝酒。卡帕不认识《愤怒的葡萄》（1939）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但当时，约翰就坐在卡帕说话听得见的地方。约翰刚到伦敦，是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来伦敦采访的。
“卡帕，你绝对是不讲诚信之人！”《芝加哥论坛报》的这个人说。这话突然引起了斯坦贝克的好奇心。“我很奇怪，竟然会有人的姿态低到这种程度，就连《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也敢在他面前说出如此难听的话。我调查卡帕，结果发现果真如此斯坦贝克从来没有解释清楚卡帕为什么缺少诚实精神，但是，这还是不失为很好的轶闻趣事。”
《生活》杂志现在迪恩街扩大了办公规模，卡帕如果没有出现在隔壁的巴斯大厦的清吧里，那他一定就是在跟《生活》杂志办公室里的多名女职员调情。其中一名记者叫玛丽·韦尔什，有一天下午，卡帕喝醉酒后又来到办公室闲聊，当时玛丽就在场。“人们甚至都可以听到办公室女性们心跳加快的声音。”为《生活》杂志工作自有其妙处。那些漂亮的秘书们并不在乎谁会捏一捏自己的屁股，杂志有丰厚的消费津贴，盟军庞大的公关组织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好，这个公关组织现在已经有好几百名军官，他们有严格的命令，一定要确保对战争的及时报道以鼓舞士气。对于那些希望从战时伦敦得到休假的人来说，该杂志可提供周末旅游，那个旅游点后来很快被人称为“到时休假地”，这个旅游休假地点就在白金汉郡的海怀康贝附近。
在“到时休假地”经常很难找到床位。玛丽·韦尔什记得有一个周末，那个地方人满为患，她最后只好跟卡帕和红姑娘挤一张床。她说，红姑娘“天性甜美，很漂亮，是个草莓似的金发姑娘……人人都喜欢她，周末她经常到这里来”。虽然他们得到了最好的房间，但这三个人挤在一起却是相当糟糕的一个晚上。“红姑娘睡在右边，卡帕睡在中间，他的呼吸开始很轻，但到半夜就响得吓死人了，韦尔什挂在左边的床沿上，后来右腰都快要萎缩了”。
卡帕的假期在7月初结束，当时，他接到《柯利尔》杂志的一份电报，电报称：“很抱歉必须召你回纽约。”让他极担心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合同将于7月19日到期。他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寻找新的雇主，否则就得退出战争报道。他很快与《生活》杂志纽约办公室取得联络，请求得到续聘。7月初，他搭上飞往北非的飞机，希望《生活》杂志会安排一个委派的活儿。他现在已经对红姑娘十分痴情了，因此将她的照片揣在口袋的皮夹子里。他坐的颠簸的飞机在朝南往阿尔及尔飞，也在朝一个无法确定的未来飞行。
在阿尔及尔，他发现盟军正准备挺进西西里，这是对意大利本土展开大规模攻击的序曲。这是他抢占独家新闻的机会。如果能够想办法加入登上意大利国土的第一支美国部队，《生活》杂志也许会再给他续签合同的机会。最终，他的运气来了：在阿尔及尔的媒体报道营，他遇到了派来与第82空降师进入庞特奥利沃以东地区的一位摄影记者。那位摄影记者有严重的“野战干粮腹泄症”，因此，当卡帕主动要求替代他的位置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
卡帕赶紧奔赴突尼斯沙漠里的开尔瓦城附近一个临时搭建的机场，他想办法找到了在伦敦时认识的一位公关官员，此人介绍他认识了马修斯·里奇威准将，他是第82空降师的师长。里奇威见过卡帕的作品，很欣赏他的勇气。他不知道卡帕的合同就要到期了，因此同意这位自大的匈牙利人参加第82师攻占西西里岛的战斗。
但事与愿违，卡帕结果没有能够参加登陆西西里岛的第一波大军，直到美军已经建立一个滩头阵地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跟18名年轻的伞兵一起进入一架抖动不停的飞机。他想办法跟登陆者一起上岛，但没有成功，后来，他获准拍摄空投到敌后的增援部队的情形。飞越地中海的时候，好几个人都因为紧张和晕机而呕吐了。他拍摄到了他们虽然身体不适，但志在必得的表情。有人告诉他说，“出再高的价钱我也不会做你的工作，太他妈危险了。”卡帕没有经历过任何正规的跳伞训练，因此，根本不允许他参加跳伞。跳伞灯由绿转红以后，他一个人感到极其孤独，下定决心下次一定要参加空投，跟大家一起从机舱跳入敌后的黑暗地区。
第三章沙漠（3）
第82空降师的上将詹姆斯·加文回忆说，“从那时起，卡帕就一直在用他那种卡帕语嘀咕着要求跳伞的事情。我们最终在英国找到了一个机会，让他参加了至少五次空投跳伞训练。之后，他就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要求参加作战跳伞。由于无法预测下次作战跳伞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这意味着他必须跟我们一起一直等待下去，干着急也没有用。这可不是他喜欢的。在兰开郡无聊的日子与索荷区的肉锅之间，他度过了难忍的等待期，但这期间表明，他比较喜欢后者，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身边有他这样的人是一件美事。他的谈话并不仅仅限制在字母A里面，也不限于如何拍照。他已经有过很多实用的战地经验了，他比许多所谓的专家更懂得如何评判作战部队，更知道如何作战。”
7月份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卡帕仍然没有得到《生活》杂志的消息。到了19号，《柯利尔》杂志很明白地指示他离开前线，立即回到纽约去。他打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赌，根本不听杂志的指挥。只要他能够赶在陆军的公共关系官员们前面半步，他就有机会保留在战场上——假如《生活》杂志在《柯利尔》杂志提醒驻扎阿尔及尔的公共关系军官们之前决定聘用他的话。卡帕登上了一艘开往西西里的供给船，来到了利卡塔小港，之后与美军第一师取得联系，当时，这个师正在横扫西西里全岛。第一师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曾在非洲见过他，因此他们尚且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就是前线上惟一没有得到委派的美国摄影记者——否则就是违反军事法的行为。
接下来，卡帕报道了第一师的情况，这些照片反映出美国人在西西里战斗的确定形象：卡帕写道，美军跟敌军进行了长达21天的竞赛，总是比敌军早几英里。在一条封闭的道路上，他拍到了第一师的罗斯福准将，当时他正在咧嘴大笑，拄着一根拐杖跟一名破衣烂衫的西西里人站在一起，那个西西里人正用手指着德军撤退的方向。另一幅照片显示美国第七军的一名喜气洋洋的战地医护兵正在刚刚解放的巴勒摩擦皮鞋的样子，一名漂亮的意大利妇女正在旁边看着他，目光里透出亲爱的神情。
美军在西西里代价最高昂的一次战斗是1943年8月初打响的，就在防守坚固的托洛因纳山城外面。德国人构筑了异常坚固的堡垒，形成了无法愈越的防守圈，盟军除开依靠大炮猛攻和空中轰炸以使其挪位以外别无选择。有一天，卡帕躲在猫耳洞里，看到被炮火炸跑的德国人朝他这个方向的山坡悄悄爬过来。几天之后，他坐在一架称为“飞行吉普”的小型风笛手飞机里拍摄了这座已经毁坏的城堡。
1943年8月6日，也就是托洛因纳山城被攻克的那天，卡帕跟来自西班牙的老同事赫伯特·马修斯一起进入这座山城，赫伯特还在为《纽约时报》工作。“包勃·卡帕是所有战地记者当中最优秀和最勇敢的一位，”马修斯回忆说，“他出现在那里，让我重新想起西班牙的日子。”他们跟好几个探雷小组一起发现了“一个恐怖之城，里面只有一些哭泣和歇斯底里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儿童，虽然已经有接连两天可怕的轰炸，他们还是留在城里，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死伤，看到自己的家园焚毁，也看到自己拥有的一切都被撤退的纳粹德军破坏掉了”。
在城中心，卡帕碰到罗斯福，而罗斯福手里掌握着好消息。他听说卡帕现在是正式为《生活》杂志工作。卡帕很高兴，一直庆祝到深夜。他又回到战争了，又在根据合同而为美国顶尖的杂志工作了，他掌握了最好的渠道，可以深入盟军前线的很多作战单位。
他染上了严重的疟疾，出了几场大汗之后，他又返回了阿尔及尔。现在，只有狭窄的墨西拿海峡横在盟军与意大利脚尖之间了。这座城里现在挤满了数以千计的军事人员和数以百计的记者，他们都在等待进攻欧洲本土的命令。
在为媒体安排的正式旅馆阿勒迪旅馆里，每个房间都订购了。卡帕最终在140房间那一层找到了一块地方，就挤在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的铺盖卷之间，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头挨头地挤在一处：《纽约客》杂志的A.利伯林、约翰·斯坦贝克，《时代与生活》的杰克·贝尔登和《施桂普-霍华德》的记者恩里·皮尔。斯坦贝克描述那群人是“恶棍团，他们勇敢，也很开心”。他们的房间很像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戏剧中的背景”，只需要“从墙上滴下水来就可以完美无缺了，除此之外，再加上在某个地下室里被拷打者发出的尖叫声”。墙纸已经被炮弹震破了。没有窗户，也没有镜子。
两天之后，卡帕受命听从第82空降师的里奇威将军的指挥，而这位将军明确告诉他说，他将于当天晚上进入罗马吃晚餐。计划让美国伞兵占领罗马城。卡帕很是感动：他将成为第一个拍摄到美军解放罗马照片的记者，而罗马是巴顿偶像的诞生地——就是古代的那些罗马将军。那就成为整个战争期间最大的独家新闻。他的同行记者只会拍到一些普通的照片，而他将进入意大利最优秀的旅馆，“对着酒保直呼其名”。
但是，几天之后，卡帕得知，攻城计划取消了。仔细一看，意大利人解除德军在罗马的防空战线，拱手交出这座城池的计划太不现实了。卡帕失望至极。毕竟，他再也无法去解放“永恒之城”最优秀的旅馆和酒吧了。
第三章这是一场硬仗(1)
“战争如同已成半老徐娘的女演员，越来越不容易上镜头，但其危险性却越来越高。”
罗伯特·卡帕《生活》杂志，1944年
1943年9月，美军第一批部队开进两个星期后，卡帕踏上欧洲大陆，来到帕斯多小港，他已经有五年没有来欧洲了。之后，他直奔美军滩头阵地的北部地区，在奇恩济山口附近，那是挡在挺进那不勒斯路上的最后一个较大的地理屏障。他错过了美军攻占意大利行动本身，但现在还是找到机会成为报道解放欧洲第一座大城市的第一名摄影记者。
这批美国军人极可能赶在其他部队之前到达那座城市，他们是美国极其勇猛的突击队员，一般以“骑警队员”称呼他们。在维苏威平原上，德军挖掘了精良的战壕，卡帕发现，突击队员在这里遇到了猛烈的炮火阻击。《生活》杂志有一个姿态优雅的记者威尔·郎恩，他是一个高个子，芝加哥本地人，胡子长成一大把，卡帕跟他一起直奔一处兼作观察哨的农舍，一位负责在此进行第一救助计划的医生称其为“舒斯特堡”。卡帕进到农舍里面，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房间中央的一张大餐桌，现在已经用作给受伤兵士做急救手术用的手术台。有几名医护人员正在为一些伤残兵士做准备，好让他们通过山口到山下迈奥里的正规医院里去接受治疗。根据郎恩的说法，给伤残人员喝了很多威士忌以平稳其情绪，他们很快就明白为什么了。炮弹白天黑夜雨一样落在周围，用郎恩的话说，“雾气包裹住的黑色尖石”飞落四处。
“这才是作战的地方，”他们一起查看地形的时候，卡帕这样对郎恩说，“让人想起西班牙。”
一天早晨，卡帕看到21岁的奥布里恩上尉试图确定附近德军迫击炮的位置。奥布里恩的胸前别着银星勋章，他开车进入开阔地带，德国人很快就开火了，从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卡帕利用他的长镜头拍到了36张实景。第二天，卡帕同美国军人一起前往侦察一处怀疑隐藏有德国炮兵单位的村庄。突然之间，一行人遭遇炮火袭击，之后，大地开始震动。迫击炮弹从各个方向嗖嗖飞来。卡帕冒险从地面抬起头来想拍摄什么，但他最高只能抬起三英寸。他有两个选择：到底是吓得仰躺在地还是趴在地上。最后，炮火停止，卡帕慌不择路，急忙退回舒斯特堡。
卡帕在那里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之后跟第82空降师一起参加了挺进拿不勒斯的行动。10月1日，部队进城，就在进城之前，卡帕拍到了英国坦克战群洗刷坦克的镜头：在一幢弹痕累累的大楼形成的阴影里洗刷打扮，之后开进托里爱侬霞特广场。根据《生活》杂志，德国人曾在这个广场进行过“殊死的拖延行动”。“在一个被攻克的城市里开车，最初你会有一股新鲜的兴奋感，”卡帕告诉《画报》说，“但是，不久之后，你的内心会因为怜惜而揪紧。”他看到，道路和走道上到处是尸体。撤退的德军在那不勒斯进行了五天的恐怖狂欢，他们抢劫和不加区分地屠杀，这主要是为了报复意大利于9月8日向盟军的投降。医院遭到炮轰，以毁掉其食品供给。供水和下水道也用炸药炸坏。
10月2日，卡帕进入一所学校，在那里嗅到了他后来描述的“鲜花和死者发出的甜美和阴沉的气息”。在他面前，躺着20具棺材，“上面有鲜花盖着，但没有盖好，棺材也太小，孩子们的脏脚都没有藏好——这些孩子的年龄大到了足可以与德国人作战的程度，但却被打死了，然而他们的年龄又大到了棺材装不下的地步”。他们一身黑衣的母亲在离镜头仅止几英尺的地方尖声痛哭。“那是我拍到的最真实的胜利后的场景，”他写道，“那就是我在简陋的学校葬礼上拍到的照片。”
也是在那不勒斯解放之后的那几天里，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也到了，他战前见过卡帕，是在纽约的一次新年晚会上见到的。他去那不勒斯是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叫《桑皮埃罗之战》，那是反映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情景的最优秀的一部电影。一天下午，他和卡帕在一条街上行走，突然，防空警报拉响了。他们钻进一个门洞躲避防空炮火散落的弹片。突然之间，他们看到一辆灵车，“那是相当触目的黑色仪式，由几匹黑马拉着前进，”就在拐角的地方。“防空警报在嚎叫，”休斯顿写道，“高射炮在轰轰响，就在灵车经过我们跟前的时候，黑门打开了，从里面吐出一些棺材来。棺材打开了，撞在街道的圆卵石上，街上铺满了尸体，从原来夹紧的状态慢慢散开。那可真是又可怕又好笑的情景。我们除了大笑之外还能做什么？”
10月7日，卡帕目击了《生活》杂志所说的“战争最恐怖的一面”。那天下午，盟军士兵和意大利平民挤在那不勒斯漂亮的邮局门前，那是1933年由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建筑师们建造的。突然之间，德军撤退时布下的一枚延时炸弹在地下室里炸响。“突然之间发出一声巨响，之后，震碎的窗玻璃在家具上哗啦直响，”郎恩当天晚上发给《生活》杂志的报道说，“当时天已经黑了，巨大的黑烟团挡住了房间里的灯光。在楼底下的街道上，一位妇女在断断续续和痛苦地抽泣。在一片阴暗之中，传来极不谐调的一大片叫疼声……这里那里都是一些残缺的尸体，肢体散落在街道和人行道上。那可真是难以相信的情景，连血都是黑色的。”卡帕拍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显示一名意大利人，他那被烧焦的双臂无望地伸出来，他的脸和衣服都烧坏了，他在求救。
卡帕和郎恩在一片废墟中行走，脚底下经常会碰到散落的肢体和无头尸体。中途，他们遇到一名美国士兵，“黑得跟他的裹腿分不开了”。那士兵两眼茫然地朝几名已经精疲力竭的红十字会医护人员走去，双手紧按着汩汩冒血的前额。“他妈婊子养的，”他突然开口骂人，“他妈臭婊子养的东西。”
第三章这是一场硬仗(2)
“包勃总是将自己的节奏把握得很好，”《生活》杂志驻伦敦记者站1943～1945年间的
图片编辑约翰·莫里斯说，“他知道如何保存精力和胶卷。”经历了那不勒斯的恐怖场面以后，卡帕跟赫伯特·马修斯一起去了附近的卡普里岛。10月12日，两个人采访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哲学家本内德托·格罗齐。9月初，盟军攻战沙莱诺，当时，他们发现“仍然住在意大利的最伟大的反法西斯者”、77岁的格罗齐已经被德国人捕获。一小批英勇的英国军人跳伞深入敌后，将此人夺回，安全带到卡普里岛。格罗齐告诉马修斯说，意大利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但是，现在可以带着免疫力行走在“被感染的国家”之间。但是他怀疑，法西斯主义可能是“日耳曼气质最自然和合适的表达”。
卡普里有最古老的引人之处，卡帕为之感到心灵的震撼，一个星期之后，10月22号，他又回到卡普里岛，在那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生活》杂志的另一位摄影记者、英国人乔治·罗杰跟他一起去的。此时拍摄的一幅照片中，两个人看上去就是典型和活跃的战地记者：他们的头发都倒在后面，都穿着无可挑剔的制服，脖子上都挂着相机，手指间都夹着香烟。罗杰的领带让卡帕很是羡慕，因此他也开始戴上那样的领带了。“根据乔治后来对我说的话来看，”罗杰的孀妇金克斯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卡帕像（卡普里的）那几天一样开心和放松过。”
10月21日，罗杰在日记中写道：“我和包勃下午1点坐渔船上卡普里岛，3点30分到达……我们在莫加诺旅馆订到了房间，莫加诺本人亲自吩咐人好生照顾我们。”第二天，也就是卡帕的生日那天，他们“在古老的小城里散步，买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和包勃一起跟格拉齐娜（另一位漂亮的意大利贵族，根据金克斯的说法，“是他的另一次女士征服战果”）一起吃午饭，就在小岛最边上她那漂亮的别墅里。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看上去不像是真实的地方，反倒像搭建的舞台”。
第二天，罗杰和卡帕在一家黑市餐馆吃饭，“胡混了一整天……除开放松以外，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好做，那里一片宁静，根本没有人谈起战争”。不久，卡帕就开始称罗杰为“老山羊”了，这是一句逗笑的话，指这位英国人在前线生活了几周后身上发出的体臭。“听我说，老山羊，今天没有关系，明天也没有关系，”有一天卡帕告诉他说，“作数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如果你还想玩，那就要看看你口袋里还有多少筹码。”
在卡普里岛，他们还交流了自己在《生活》杂志工作的苦恼。“我们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谈到将来成立一个兄弟会的，”罗杰回忆道，“我们在《生活》杂志不是很开心……这个兄弟会的目的是，我们必须能够不受制于任何一种编辑偏见，我们将进行自己愿意做的报道，让别人去做本职工作。”
在卡普里岛的最后一天，卡帕和罗杰“坐在一艘意大利产的纵帆船里围着卡普里岛划船，后面还挂着两条划艇，我们就坐那两艘划艇去探洞”。有一个洞里的水“呈电蓝色，像蝴蝶翅膀”。当天晚上，罗杰在日记里记下了不吉利的兆头。“明天，我们将返回那不勒斯。包勃要去前线。”分手之前，他们约好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巴黎碰面。无论谁先到，都应该为对方在兰卡斯特饭店订一个房间。
在那不勒斯，卡帕将新胶卷打进相机包里，之后很不情愿地回到了前线。“战争如同已成半老徐娘的女演员，越来越不容易上镜头，但其危险性却越来越高。”他对《生活》杂志说。盟军在意大利脊椎地带的进展已经成为代价高昂的苦差，动作很慢，伤亡极大，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现在已经开始担心，攻击“欧洲软肋”（丘吉尔语）意大利也许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当年秋季的两个星期里，卡帕跟美军第504军团一起爬进那不勒斯北面的山区。冬季很快就要到来了，气温很快下降，部队伤病减员也在迅速上升。每一座新的山头都比刚刚拿下的山头受到疯狂的德军更严密的防御。他看到的情景让他想起听说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耗故事。乡间已经变成了广大无边的无人山区。树木都烧成了炭黑的骨架。他爬得越是高，在山坡上看到的尸体也越是多。在田野上和峡谷边，躺着身体已经支离破碎的年轻美国人。“他们的血都流干了，跟生了锈似的，”他回忆说，“跟晚秋的树叶混成了同一种颜色。”
卡帕的照片比文字表达得更好，那是意大利那场军事行动最真实的反映。1944年初，《生活》杂志登载了他关于在潘塔诺一带展开的冬季行动的报道，标题是：“这是一场硬仗。”“在攻打里利谷的战斗中，《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跟第五军在一起。印在这里的由他拍摄到的照片可怕而不带任何感情，但是，这些照片多少也可以反映在意大利正在进行着的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卡帕拍到的照片包括一名受伤的美军士兵接受医护人员治疗的情景，还有用毛毯包住的四名士兵的尸体。“这个已经死去的美国人，人们能够从他身上看到的一切就只有他的双腿、一半肩膀和一部分手。”《生活》杂志登出来的最有死亡恐怖效果的一幅照片的文字说明就是这么写的。
美国读者被卡帕的照片震惊了。“我们需要像‘这是一场硬仗’这样的报道来扇我们的耳光，”一位平民写信对《生活》杂志的编辑说，“还会让我们对现实保持清醒。”一名士兵写道：“（卡帕的）照片清晰地描绘了我们打到柏林和东京之前要进行的那些可怕的战争情景和惨状。这些照片还提醒我们注意，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在国内支持那些小伙子们，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
12月底，卡帕参加了美军第45师的一个排，其任务是攻击卡西诺山附近的一个叫维纳弗诺的小村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随大家一起出发，此时，恐惧抓住了他。他的皮靴比任何时候还要重，每走一步都重一步。第一线阳光预示着死亡的到来。德军的炮兵发现了他们的行踪，炮弹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人立即趴倒在冰冻的泥地里。当天早晨稍晚些时候，卡帕发现自己夹在一名二等兵和中士之间。他吓得直哆嗦，被榴弹片击中了三次。走运的是，弹片并没有撕破他的制服。突然间，他身旁的那名二等兵被打死了，那名中士也受了伤，卡帕写道，“伤得真是重，完全够得上得紫心勋章”。几个小时后，吓得半死的卡帕想办法回到了美军前线队伍。
第三章这是一场硬仗(3)
他心情很不好，得了很严重的作战疲劳症，因此，1944年初，他回到了那不勒斯。街上到处都是军警和黑市贩子。那不勒斯的女儿在罗马道上沿街叫卖，她们穿着印着植物图案的薄裙，带着满口袋的幸运币和尼龙制品找那些嚼着口香糖的美国佬。卡帕写道，“维苏威火山发生了近一百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表演”，不久之后，烟尘和浓烟就开始遮住整个城市了。卡帕得知，他很快将应召回伦敦，准备参加长久以来一直在酝酿的法兰西登陆战，但他首先必须在意大利再完成一个任务——在离罗马26英里的安济欧参加两栖登陆战。安济欧登陆战成为在意大利发生的这场战争中争议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计划中的登陆行动代号为“圆石”，是对德国人实施的一项大胆的包抄活动，因为德国人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一带以激烈的战斗阻挡了盟军的进展。通过安济欧的登陆行动，盟军希望打破卡西诺的僵局，之后快速挥师罗马。
1月22日，卡帕从攻击驳船上跳下来，涉水40码奔往安济欧海滩。他与身边的人都很奇怪，竟然看不到德军抵抗的迹象。跟他一起上岸的36 000人当中，只有13个人死亡。就新闻报道团而言，差一点就进了军事法庭的《美国佬》杂志的摄影记者斯利姆·阿伦斯军士的事是那次登陆行动中最令人激动的事件。让阿伦斯一辈子感激不尽的事情是，卡帕和其他几名经验丰富的记者救了他，使其免予军法审判，当时，他们听说，因为没有拿到合格的证件就加入了那次登陆行动，宪兵正准备前往逮捕他。更糟糕的是，他还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卡帕和其他一些了不起的记者，比如郎恩、皮尔，还有来自《生活》杂志的那些人告诉军法处的那些小伙子们说，‘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就因为这些人也参加了登陆行动就要受军法审判？’”阿伦斯回忆说。军事法庭的小伙子们冷静下来了……他们意识到，记者的人数比他们还多，另外，媒体也一定会把他们搞成傻瓜一样的人。
除开阿伦斯这一节以外，整个军事行动都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行为，根本没有值得报道的英雄故事可讲。卡帕为《画报》报道说：“（第二天早晨）9点30分，第一批敌机飞来，第一颗炮弹也落在了小镇上。但是，我们并没有遇到顽强抵抗……我们继续前进五英里，到了城外清除得很干净的一片安静的农田里，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前进一码都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了。在意大利战场上，德国人第一次投入二对一的大规模兵力。之后我们得知，再也不可能很轻松地进入罗马了。不一阵子，德军大批轰炸机一波一波地赶来重创安济欧，他们差不多是按钟点进行攻击。”那是美国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最惨烈的轰炸行动。
卡帕和其他记者在一幢海边别墅的地下室里躲避炮火。他们很快得知，登陆行动已经朝阿尔班山的方向进入内陆10英里，之后就在残忍的屠杀行动中中断了。陆军元帅凯塞尔林投入6个师的兵力阻挡盟军登陆行动，包括赫尔曼·高尔林的精英装甲师在内。盟军现在给卡在与海平面齐平的一片楔形地带，长10英里，纵深也是10英里。美军司令官约翰·卢卡斯曾下令不得撤退。之后，德国人下令开火。
跟卡帕一起蹲在海滨别墅里的其他记者还有恩里·皮尔、漫画家比尔·莫尔丁、威尔·郎恩和阿伦斯。无论白天黑夜，炮弹一直在嗖嗖地飞个不停。阿伦斯记得无法入睡的漫长夜晚，记者们在那边打扑克牌消磨时间。一名英国军官，叫杰弗雷·基庭，他组织大家玩游戏，订下了严格的规则，竟然在拥挤的地下室里营造出赌场气氛。阿伦斯回忆说，“我们玩开牌扑克，是一种七张牌的游戏，总是由发牌人选牌。”“在那里还能够做什么呢？跳舞吗？英国人用英磅赌，法国人用法郎赌，我们都用美元赌。我们并不谈自己是什么感觉，不谈怕还是不怕，我们只考虑如何搞到葡萄酒和食物，还谈红十字会的护士。”
白天，卡帕和阿伦斯到安济欧城和里面的帐篷医院转，那些帐篷被榴弹片打得到处都是洞眼。他们希望拿面包去换葡萄酒，还想跟护士们调调情。但是，护士一般只能谈几分钟的话，她们要照看很快就挤满安济欧城的数以千计的伤亡者。“看起来我们谁也别想约成会。”阿伦斯强调说，他描述自己向来都是个“勇敢的懦夫”。“我们处在一天24小时不停的一场战斗中。”阿伦斯和卡帕还去了美国特种部队的一个“秘密”单位：“那都是些穿着布袋裤子的亡命之徒，经常会去摸德国人的岗哨。“他们什么样的苦差都干——总在与德国人进行近距离的搏斗。”阿伦斯回忆说。卡帕被这个专事割喉的精英作战单位所吸引：晚上，他们一把劈断吓得半死的德国青年的脊梁骨，天亮回到自己的战线时，他们还打死牲口取早餐用的排骨。比尔·莫尔丁回忆说，这样一些人“只要高兴，可以直呼长官的名字……据谣传说，其中一些人以前还是芝加哥匪帮的保镖”。
炮火在整个二月份越来越密集，而在新闻报道团藏身的地下室里，基庭所设职业赌场上的筹码也越来越大了。但现在，哪怕出现少有的间歇，记者们也一声不响了，好像是注定的一样。神经绷紧了，脾气越来越大，有些经验丰富的记者开始祈祷了。二月下旬，卡帕接到返回那不勒斯，之后再返回伦敦的命令。他尽快坐上一条医疗船从安济欧出发——“一船人都受了重伤，他是其中没有受伤的一位。”他把阿伦斯和皮尔两个人留在后面了，这两个人在3月17日都受了伤，当时，一颗500磅重的炸弹落在离别墅仅13英尺的地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安济欧受到残酷的轰炸。蒙特卡西诺直到1944年夏天才夺回，此后，美国第五军才将德军赶出阿尔班山区，将陷在安济欧的部队投入挺进罗马的行动中。。
这次离开前线的时候，卡帕又一次有了极大的震撼。能够离开意大利的“硬仗”当然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情，但是，他也明白，几个月之内，他也许必须要在上十条战线上展开的行动中接受严峻的精神考验。新闻团有话传出来，说盟军正在准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登陆行动，代号“霸王”。
第四章最长一天(1)
“奥马哈海滩是一场噩梦。哪怕现在（三十年后），回想1944年6月6日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仍然会让人痛苦。我曾多次返回原地，悼念死在那个海滩上的勇敢的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打了胜仗后活下来的那些人。当天踏上奥马哈海滩的任何人都是英雄，哪怕他们只尽了自己最微薄的力量。”
奥马尔·布拉德利上将
1944年4月初，卡帕回到英国。谁知道接到再次返回战场的命令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几个星期？也许一个月？这期间，他决心好好享受一下，哪怕只是为了忘记意大利的恐怖回忆也好。他在附近的街道和公园里散步时，他发现身边有很多美国军官和盟军的其他军事人员。在地铁里，人们都很紧张。将有大事发生。伦敦出现了“登陆热”。有酒就喝，有勾引的机会就勾引，有好吃的东西就快去吃。卡帕跟红姑娘过了几天，一边喝她的酒，一边跟她做爱。
如果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次见到情人，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使做爱让人激动的了。“在地铁里，一个女人只需要看你两眼，你就明白自己有好事了。”沃伦·特拉邦特回忆说。他曾在美军反间谍处工作，后来在巴黎与卡帕成为朋友。黄昏时分和天黑之后的海德公园及格林公园让许多无经验的青年军官们深感震惊。一位去过卡帕也去过的那些街道的加拿大青年说，那些地方听起来就像性交战场。
共有175 000人见过盟军登陆日的行动，其中，卡帕是少数自愿参加的人之一。他有两个选择，可以跟作战部队的机关人员一起去，也可以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但是，卡帕把赌注押在了后者上。他知道自己选择了风险最大，但也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采访活动，因此也很快就发现与红姑娘的性交并不足以使他淡忘与死神摆下的赌局。他的很多记者朋友，包括恩里·皮尔已经开始需要喝酒才能入睡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皮尔写道，“它让人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好像挂着担当不起的重负一样。”卡帕没有靠喝酒帮助睡眠，他选择了玩扑克。
五月初，海德公园七叶树的开花期已经过了，此时，卡帕大把大把输钱给一批相当厉害的美国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只要有条件，他就不跟不屑为伍的耍花招的人赌博，他喜欢认真的玩家，这些人唬人的时候也有说服力，每有同花大顺和对子牌，都情愿得到机智的应答出牌。当年春天，他的对手都是像欧文·肖、普利策奖得主戏剧家威廉·沙拉扬和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迪文森及欧文·莱斯，这些人都属于美国陆军通讯部队的一个分支，专门制作宣传片。
“登陆日之前的伦敦，对卡帕而言是一段时期的狂欢，”肖写道，“对于这种消谴活动，卡帕有相当成熟的品味。如果不去酒吧大喝一番，那他一定在组织扑克狂赌活动，赌博期间，德国空军几乎夜夜狂轰，因此，下赌之前或走下赌桌时犹犹豫豫，那都会看作是相当不明智的行为，不管爆炸发生的地点是哪里，也不管防空火炮的声音多么震耳欲聋。”在卡帕的赌桌上玩过牌的所有人，都会很亲切地回忆起红姑娘，觉得她是相当不错的女主人。如果有距离特别近的轰炸发生，她会甜甜一笑，眼里闪出一道光芒，之后会兑上好几份鸡尾酒给大家喝。
沙拉扬很会吓唬别人，但这让史迪文森不高兴，因为看来他并不在乎到底是输还是赢。史迪文森是上校，他的军衔最高，牌也打得最好——“面无表情，铁青发冷”。沙拉扬是二等兵，跟肖一样不喜欢部队的生活，“牌打得很臭，为人粗野，很冒失”，他后来描述卡帕是“主营赌博，业余摄影，而摄影却不是他喜欢的事情。”卡帕从不退出，无论赌注到达多高，而且，如果有沙拉扬在场，他从来都没有赢过。“我一直在估计他的费用开支，”沙拉扬回忆说，“总共算起来，花掉的钱足以开一家小型电影制片厂的。”
“如果卡帕是靠战争赚到钱的，那么，扑克游戏就可以确保，战争一旦结束，他就不能够当有钱人了。”肖回忆说，“他并不拿输钱往心里去。如果手里有一对牌，结果碰上三张相同的牌或者四张顺，他说得最多的也不过是：‘Je ne suis pas heureux（真不走运）’。”这是歌剧《佩雷阿斯与梅利桑》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他在别的更危险的场合也说过。
到5月中旬，伦敦最好的酒吧和餐馆都挤满了美军高级军官和神经越来越紧张的记者，其中就有斯利姆·阿伦斯、恩里·皮尔和乔治·罗杰，他们从意大利赶回来迎接登陆日的到来。有一天晚上，卡帕发现恩内斯特·海明威也在多切斯特旅馆的酒吧里，两个人在城里一直玩到了快天亮。一开始，他都没有认出“老爹”来，浓密的胡须都盖住两边的鬓脚了。第二天，他告诉海明威的兄弟莱切斯特说，“老爹碰到麻烦了。”“那可恶的胡子吓跑了所有的姑娘。”
5月22日，所有拿到报道登陆行动许可证的记者齐集伦敦中心一个军人俱乐部的会堂。负责登陆行动的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上将走上讲坛。“伊克”说，卡帕和他的同事事实上是军方的一支部队，对于赢得战争胜利是必不可少的。“我得到报纸的情报，说一项军事行动即将展开，”他补充说，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如果我们的人民掌握了最好的消息，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打出最好的效果来。你们将获准报道任何可能报道的内容，当然，也要符合军事安全方面的要求。我永远也不会跟大家讲虚假的内容……我对未来的结果不存一点疑虑，但是，对于这项重任的艰巨程度，我也绝不存任何幻想……那不光是一篮子玫瑰。”
5月24日，卡帕举办了一次大型晚会。他明白，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晚会了。在客人们看来，包括约翰·莫里斯和其他的牌友在内，在新闻团里稍有分量的人都请到了，包括恩内斯特·海明威，他现在是替《柯利尔》杂志报道。莱切斯特·海明威也跟大家一样留下深刻印象，他发现卡帕搞到了大量黑市酒，好让大家狂喝一番，以消除战前惊慌。“卡帕是组织能手，也会搞东西，更会让人人放开喝。”混酒用的巨罐放在房间的中央，“那是从一个原子能研究实验室里借来的10加仑的玻璃罐，酒上面浮满了刚刚摘下来的桃子。”到早晨三点，酒终于喝光了，人们开始陆续散去。
四点刚过，恩内斯特·海明威就跟一位彼德·多勒医生离开了，他主动提出送海明威回多切斯特。约七点钟，卡帕唤醒莱切斯特。“老爹今天早晨离开后出了车祸。”“伤得很重吗？”莱切斯特问。“不是很重，割破了。就在附近的医院里。”他们赶往莱茨布里奇的圣乔治医院。恩内斯特躺在床上，打着绷带，“就好像一道光环围在他的头上”。他的头皮撞破了，有很深的伤口。“怎么回事？”莱切斯特问。“撞到街上的水箱了，”他兄弟回答说，“(多勒的)腿伤得很厉害。我算是走运的。”老爹要去缝头皮了，离开之前，卡帕给红姑娘照了一张相，是她耍疯的样子。她把这位深受众人尊重的作家的病号服掀起来，露出了纯白的屁股。这张照片并没有登上《生活》杂志，但是，海明威头缠绷带的照片倒是登上去了此前，一名记者曾来过医院，有人告诉他说，海明威已经死掉了。在意大利，《星条旗报》刊载了一份报道，说伦敦实行灯火管制以后，海明威在一次车祸中丧生。那次撞车事件并不是致命的，但是，他的头部还是受了很重的伤，这可能是他1960年最终发生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1960年，海明威抓起一杆镶银的12标理查逊式双筒散弹猎枪，把自己的脑浆都打出来了。
海明威出事后不久，卡帕接到通知，去参加盟军“公共关系部”的一次会议。他得知要打好包裹，假如写有遗书的话，还必须说出遗书具体内容，并登记自己的血型。他一次离开旅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他知道登陆行动迫在眉睫了，因此决定为这次行动购买一些东西，作为最后一刻的购物行动。他买到的东西主要有一件新的伯恩伯里牌军用外套和一个银制水瓶。《生活》杂志的一份登陆日摄影记者照中显示，就在这次疯狂购物活动之后，卡帕的双手深深地插在外套的口袋里，唇间夹着一枝香烟。卡帕完全没有留意有人在照相的事情，只有派往美国空军的弗兰克·谢切尔强装了一个笑容。包勃·兰德里是除开卡帕以外《生活》杂志派出跟随美军攻击部队的惟一记者，他甚至都没有隐藏自己担忧的神情。卡帕开始准备行李了。他允许携带125磅重的行李参加登陆，结果他在里面放上了很多白兰地和刚刚买来的避孕套。
在意大利，他注意到有很多军人利用部队发的避孕套防止火药受潮，因此而在摄影记者中掀起一股高潮，大家也用这些东西来存放胶卷和相机。5月28日，红姑娘准备早晨去看他，跟他说再见，祝他好运，但一大清早，一位公共关系官员就唤醒他了，要他立即准备出发。长期的等待终于过去了。南岸特别搭起了很多营帐，卡帕加入了数千军人。他后来回忆说，一走进大门，他就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英吉利海峡的中央。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只有一条出路还在——随装满士兵的卡车奔往法国海滩。在他的军营里，他跟第116师第二团在一起。他将随同第一波攻击队伍出发，这一波攻击将于退潮后一小时，即6点30分准时开始。卡帕和第116师的步兵们一起不出声地坐着，情报官员们解释了他们在“霸王行动”中担当角色的具体内容。特别制作的两栖坦克将最先登陆，准备突破德军的滩头防线，从而清除掉海滩的“逃跑”渠道。上岸的第一批部队将包括快速袭击小组，这些小组已经过数月的高强度训练，因此勇猛无比，他们还带有火力极猛的新式武器：30英寸的机关枪、火箭炮和火焰喷射器。爆破组专门清除海滩上的大型障碍物，他们将留下旗帜作为信号引导艇长，而这些艇长到时将引导多波登陆艇开向海滩。
“H-时”，也就是第一批部队打击海滩的那一刻的两个小时后，奥马哈海滩将夺下。德国人早就料到了盟军会在法国北部登陆。如果成功，他们最终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因为威胁很大，希特勒就派上了他最聪明的上将，也就是总有独立见解的沙漠之狐欧文·隆美尔。
第四章最长一天(2)
1944年1月，隆美尔第一次视察海滩，之后他宣布，“战争胜负将取决于海滩上的成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来阻止敌人，那就是乘敌人还在水上，并没有上岸之前。登陆的头24小时至关重要……对于盟军和德国来说，那都会是最长的一天。”卡帕将要冲上去的海滩，是历史上防御最严密的一个海滩。隆美尔立即下令在整个海岸线上布下复杂和致命的障碍物。水里埋进了齐腰深的尖桩，上面挂满水雷，潮涨的时候，根本都看不见那些东西，这是隆美尔亲自发明的武器。在海滩各处布满了巨大的铁丝网，上面铺设有帽贝式地雷，可以阻挡两栖车辆和坦克。为了阻挡滑翔机登陆，在内陆几英里的地带栽上了高高的尖桩(“隆美尔式芦笋”)。
简短介绍完毕后，卡帕和116师的其他人一起交换了登陆用币：很薄的法郎钞票。之后，每个人得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一些德语和法语短句子，卡帕注意到，这个小册子“许诺有香烟、热水浴以及所有舒适品，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要举手无条件投降就可以得到。的确，这本小册子读起来很上劲”。
6月4日，在威茅斯，卡帕登上一艘运兵船，是萨缪尔蔡斯号，那是集结的最大舰队之一。除开卡帕以外，还有共三百万盟军陆军、海军和空军，大家都准备好了进攻欧洲堡垒。实际的登陆行动共涉及176 475名士兵、20 111辆车辆、1 500辆坦克和12 000架飞机。“这一大群人已经跟弹簧似的绷紧了，”艾森豪威尔上将说，“事情的确也是如此，这是一根巨大的人造弹簧，就是为了这一刻而卷起的，到时候，它的力量将释放出来，它会跳过英吉利海峡，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
6月5日天黑后，卡帕开始跨海。奥斯卡·里奇是一位炮兵观察员，属于第一师的第五野战炮兵营。他就是卡帕的船友之一。里奇回忆说，他检查了“卡巴度斯海岸线一带的泡沫橡胶图”，就铺在萨缪尔蔡斯号健身房的一张桌子上，卡帕拍下了这个健身房。那个模型是里奇见过的最详细的军事作战图。“有树木，有小径，有公路，有房子，有海滩上的障碍物，一切都画在那里……一切都是按比例缩下来的。看上去就如同在飞机里见到的一个样，就在离海滩500英尺的空中，人们朝海滩看去，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立体透视图中能够见到的内容”。
卡帕研究了分配他去的那部分海滩，叫伊奇莱德区，之后，卡帕就跟一群赌徒到摇摇晃晃的甲板上吹牛去了，之后再玩扑克牌。蔡斯号突突地慢慢行进在多变的海峡上奥马哈海滩一共分八个区：查理区、道格林区、道格怀特区、道格莱德区、伊奇格林区、伊奇莱德区、福克斯格林区和福克斯莱德区。都是些要命的地方。。此时，奥斯卡·里奇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唐·怀特海成为卡帕玩牌时的伙伴。“我跟第116师的人一起在这条极漂亮和干净的船上，”三年之后，卡帕告诉《生活》杂志的查尔斯·沃顿贝克，“这的确是一条漂亮和干净的船。食物不错，我们晚上多半都在玩牌，有一次我拿到小顺子，但外面有四个9对我不利，而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大家围着毯子蹲下来扔骰子，有时筹码达到上千美元，而且，在磨短刀与刺刀之间，他们也将自己小笔的钱财输光了。“无论你赢还是输，都没有太大关系，那只是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第29师116步兵营A连的军士罗依·史迪文森说，“无论怎么说，你反正不一定有机会赢回自己输掉的钱了。”
早晨两点，喇叭里传出一道禁令，结果中断了卡帕的游戏。男士必须进入集合地点。跟卡帕赌博的人也包括里奇在内，大家将赢来的钱封在防水钱带里进入战斗岗位。早晨3点，卡帕坐下来吃船上的最后一顿早餐，有攀饼、香肠、鸡蛋和咖啡。这是无可挑剔的早餐搭配，而且是神情快乐、服装洁白的勤务兵端上来的，但没有多少人吃下去。早晨4点，卡帕跟另外2 000人在甲板上集合。他们在彻底的沉默中等待天亮。看起来，无论任何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都会构成集体祈祷的一部分。
在离海滩约10英里的地方，卡帕爬进一条摇摇晃晃的舢板，里面装着另外30名士兵。之后，舢板被吊起来，投入滚滚波涛。跟他一起的士兵多半都小他10岁，他们表情木讷，跟蜡似的，面无表情。他们中稍大一点的、25岁左右的人曾在非洲和意大利参加过登陆行动，因此大声指点其中甚至都没有去过海边的人，很多人是头一年夏天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无论如何，他们至少必须将头藏在舷缘之下。德国人一旦开火，舷缘之上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立即打烂。
扬声器再次响起来：“大家必须拼命往海滩上冲……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战斗下去，这样才能保存自己……所有船舶出发！……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称呼您神圣的名……”早晨5点50分，战舰开始猛击美国人要登上去的海滩地区。主力舰“德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朝奥马哈海滩上单独一个德军炮兵连发射了600发炮弹。靠近海滩的人有一些正在用钢盔拼命往外舀水，他们抬起头来，看到头顶上嗖嗖飞过密集的炮火，因此欢呼起来。之后，天上布满飞机，B-26轰炸机一阵阵的嗡嗡声也传过来了，加入了一刻不停的炮弹爆炸声中。同时，在卡帕所在的登陆艇上，就跟其他所有第一批登陆艇上的情形一样，人们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最后，关键的空中掩护开始了，它们把友好的弹坑跟撒胡椒面一样布满海滩，炮兵连都被清除掉了，德国人一下子都傻了，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现在，他们只有拼死一搏了。
在离海滩几英里的地方，因为过去24小时没有休息而已经精疲力竭的人开始出现严重的晕船现象了。“很多小伙子还在讲礼貌，他们往纸袋里吐，我看得出这是一次比较文明的登陆行动，”卡帕回忆说，“我们在等待（突击队）先期登陆，之后，我看到第一批登陆船退回来了，一条登陆艇上的黑人艇长伸出大拇指来，让人觉得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听到有东西在船边上动，但没有人注意是怎么一回事。”
德军的沿岸炮台发现他的这条登陆船进入了射程，因此开火了，卡帕在一片呕吐物和海水中蹲下身体。他一共带了两台康泰克斯相机，他从防水油布里摸出了一台。尽管天气不是太好，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线拍出快速照片了。之后，船上的门放下来了，卡帕前面的人跳入齐腰深的水中，步枪都举在头顶。“我漂亮的法兰西看上去很暗淡，没有一点欢迎的意思，”他回忆说，“而且，一架德国的机关枪开始朝船上狂射子弹了，这使我返回法国旅行的心情弄得很坏了。”在离他仅几码远的伊奇莱德区，战斗开始的头几分钟内，共有几百名士兵被打死。“我看到人们成排倒下，”他告诉沃顿贝克说，“我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尸体才能前进，对此，我还是保持了一份礼貌的。”
第四章最长一天(3)
再没有弹坑作为掩体了，海滩的大部分都是坡度平缓的高崖，其形状就像是一把张开的长钳子，就好像专门用来做射击展览用的。更糟糕的是，德国人头天还刚刚在奥马哈海滩上进行过击退两栖登陆的演习。平时只有几十人的要塞，现在已经膨胀到了上百人，而且现在已经增添了很强的防御武器：一共8个钢筋水泥暗堡，配备有75毫米和88毫米口径的火炮、35处碉堡、4个炮兵连、18台反坦克炮、6架迫击炮、40处火箭发射架，至少还有85处机关枪掩体。
卡帕后来拿他在奥马哈海滩上极其伤心的最初时刻开玩笑，他一向都是这么一个风格。“我左手拿着（伯恩伯里牌）雨衣，走得很帅的样子，”他后来告诉沃顿贝克说，“有一刻，我觉得也许不需要雨衣了，就扔掉了，看着它浮在水面上漂走了。我躲在坦克后面，那些坦克正在海滩上朝前面猛烈开火。约20分钟后，突然间我意识到，这可不是久留之地啊。坦克可以抵挡住小型火力，但是，德国人却正在用大炮轰它。”
德国人的迫击炮打得很准，第一波攻击中的幸存者杰依·南斯上校说，“如果他们发现你了，炮弹可能正好落在你头上。”炮弹在卡帕身边炸响，浅水区已经挤满尸体了，他发现自己不断地重复在西班牙学到的话。“Es una cosa muy seria（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他反复不断地说。
在海滩上，人们根本不敢把头抬过斜坡的高度，以防被子弹击中。“海滩的斜坡提供了一些保护，机关枪和步枪子弹打不到，假如我们与地面平齐的话，”卡帕回忆说，“但是，潮水推动我们不断靠近铁丝网，而且火炮也到了解禁期。”几分钟内，他一直将整个身体尽量贴近沙子，内心里一阵阵的惊慌，比在意大利的时候厉害得多。“我可真是受不了啦。空相机在手里抖动。从头到脚贯彻全身的是一种新的恐惧感。这恐惧感让我的脸都变了形。”
卡帕拿出挖坑用具，想挖出一个坑洞来，但是，他差不多马上就挖到了小圆石，因此就把工具扔掉了。突然之间，他注意自己周围的人都不动了。“只有死去的人在随着海水浮动”。他明白，克服恐慌的惟一办法就是拍照，尽快把工作做完，然后赶快离开海滩。后来他告诉沃顿贝克说。他花了90分钟时间拍照，直到胶卷用完为止。之后，他看到五十码开外的海上又开来了一艘登陆艇。
一群医护人员从船上跳下来了，他们的头上戴着红十字会的钢盔。机关枪响了。一些医护人员立即死掉。卡帕站起来，不假思索就朝登陆艇奔去。不久，他就在血红的海水里狂奔起来。冰冷的海水漫到了他的胸部，之后，海浪拍打他的脸。他把相机举过头顶。他知道自己是在逃跑。
在登陆艇LCI94号上，19岁的机械师查尔斯·佳罗正在想办法把受伤的人弄上船去，此时，他发现了卡帕佳罗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很热心摄影，当天他在LCI船上也拍了很多照片，他的一只口袋里装满了胶卷，另一只口袋里装着玫瑰经。船长是一个有心计的商船水手，事先就在艇上放了很多苏格兰威士忌给水手壮胆打气。“从根本上说，我们白天都在喝酒，”佳罗回忆说，“没有多少吃的东西，但我整个白天都在喝酒，一点都没有醉。酒根本就不顶事。”佳罗从那场战争中活了下来，还生了十一个孩子。他总是说，登陆日是他在美国最风光的时刻，在他的记忆里，那一个小时极其珍贵，就如同1947年的一天，他把结婚戒指戴在妻子奥德蕾的手指上一样。。“可怜的家伙，他在水里面，相机举在头顶，怕弄湿了，一边喘着粗气。”卡帕一爬上登陆船，立即就开始换胶卷。之后，他感觉“稍有头晕”，发现自己身上沾满了毛。“这是什么东西？”他想，“难道有人在杀鸡不成？”他抬头看，发现这条150英尺长的船刚刚遭到88毫米炮弹袭击根据《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说，LCI94总共被德国海岸88毫米炮弹击中三次。。肢体和人肉散落在血乎乎的船上。“羽毛是被炸死的人所穿的木棉服里面的内衬。船长（32岁，诨名叫‘肿眼泡’）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助手刚刚被炸死，人肉溅在他的身上，全身糊得全是血污”。
船已经开始倾侧了，但还是慢慢从奥马哈海滩开回去了。卡帕走下船舱，把手擦干了，换好了胶卷，之后回到甲板上。在他周围，全都是已经死掉或者正在呻吟的伤兵。在离海滩几百码的地方，他回头打量，最后拍照了一次“血腥奥马哈”，那里已经布满了浓烟。那里已经堆满了战争垃圾：烧毁的坦克和打烂了的登陆艇。《圣经》在血红色的海水里飘浮。在伊奇莱德区里，有一把孤零零的吉他。还有数不清的美国青年的尸体。
虽然《生活》杂志在分配给报道美军登陆行动的摄影家的四个名额中占到了两个，但是，该杂志还是必须从另外三家通讯社搜集照片：联合通讯社、顶点通讯社设在伦敦的分部行星消息美联社和基斯通通讯社。27岁的约翰·莫里斯负责拍摄登陆日登陆行动的现场连续照片，那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报道之一。他负责把报道送到纽约的《生活》杂志。“卡帕是公认的专家，”他回忆说，“是众人仰慕的明星。”
莫里斯知道，照片必须在6月10日星期六晚上之前送达纽约，以便收录进6月19日一期《生活》杂志。为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送达（也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必须把原件放进6月8日星期六双夏令时早晨9点准时出发的、由摩托车投递员递送的特别邮包里莫里斯曾做过多次空手演练，从《生活》杂志办事处跑到检察官那里，之后到邮包处。他甚至还开着双门奥斯汀车走完穿过伦敦的线路，确保能够及时送出邮包。为了加快递送速度，他必须跑步通过格罗斯文纳广场那五十码。。之后，摩托车邮递员会把包裹送上等在希思罗机场的飞机里，之后将它转送苏格兰普里斯韦奇的另一架飞机。加过几次油之后，这个邮包最后会抵达华盛顿，之后在星期六送达纽约。
6月6日早晨，莫里斯到了《生活》杂志设在迪恩街的办事处，之后，他就在那里等待六名前往登陆海滩拍摄的记者发回消息。他一直等到了中午。这期间，卡帕正在英吉利海峡的中央，跟查尔斯·佳罗两个人谈话。已经看到的一切让他震惊不已。他一脸灰色，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他对佳罗说，能够离开海滩，他真是“心存感激”。又一次换掉胶卷后，他在LCI船上拍摄了第一批在奥马哈海滩受伤的军人一张照片显示一位医护人员，他戴的很大的海军钢盔上有两道杠，他正准备为被88毫米火炮的弹片击伤的一位水手输血。钢盔是佳罗的。“你可以看到查尔斯的号码在上面，”他的寡妇奥雷蕾说，“查尔斯把钢盔借给那名医护人员，因为船被击中的时候，他自己的钢盔弄丢了。”
之后，他放下相机，帮忙将伤员担架抬上萨缪尔蔡斯号。仅仅6个小时以前，他刚刚从干净得无可挑剔的蔡斯号上登上了一艘登陆艇。但现在，“甲板不再干净漂亮了。哪怕做得一手好饭菜的厨师，现在都开始帮忙起吊伤员了”。
安全地登上萨缪尔蔡斯号以后，卡帕因为劳累而倒下了。从粗糙的毛毯底下光着身体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快到英国海岸了。他的脖子上套着一圈纸条。“劳累过度。非识别标记”。在他身边的铺位上，有一位幸存者，他是两栖登陆时的坦克兵，他们是在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之前最早上岸的。在奥马哈海滩外的深海里，他的坦克和其他人的坦克沉没了。这位年轻人绝望地告诉卡帕说，他本人是一个懦夫，说他本应该留在海滩上的。卡帕安慰他，说他根本不是什么懦夫。他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他本人才是懦夫，而不是那年轻兵士，卡帕坚持这么看。
6月7日早晨，萨缪尔蔡斯号停靠威茅斯港口。记者围在卡帕身边，很想得到登陆行动的第一手叙述。也等在码头上的另一个人是《生活》杂志的大卫·谢尔曼。“大卫给包勃照了一张很不错的相片，当时，他刚刚上岸，正在强装微笑，”他的寡妇罗斯玛丽回忆说，“那是多么奇妙的巧合，他们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卡帕后来宣称，他刚刚踏上干燥的陆地，就有人提议给他一架飞机，让他立即到伦敦去做一次无线电广播，讲一讲登陆的实情。但是，他把胶卷放进邮包，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后找到第一艘返回滩头阵地的船只。
当天早晨，在伦敦，莫里斯醒了过来，发现顶点通讯社的伯特·布兰德特刚刚返回伦敦，手里拿着“第一批照片！”照片显示部队登陆的情形，但是，没有一点让人揪心的戏剧效果，也没有奥马哈海滩上的流血情景。卡帕他妈的去哪里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过得极其慢，极其慢。到了下午，莫里斯和他的手下完全失望了。《生活》杂志的暗室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布拉迪·布莱德肖、四名年轻助手和一位摄影师汉斯·威尔德，他们已经等了差不多24小时了，为的是赶紧冲洗照片。“除开来自官方的正式背景资料以外，还没有任何照片到达，没有真货。这些官方机构包括通讯团、海军、英国机构，”莫里斯回忆说，“都是些初步的资料。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
约在晚上6点30分，莫里斯接到威茅斯打来的电话：“卡帕的胶卷在途中。你应该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接到胶卷。”他给联合编辑巴特勒打电话，因为他一直在催促他，要他赶紧找到反映战地实情的照片。“我只要照片，”巴特勒说得很干脆，“不要许诺！”终于，到了6月7日晚9点，邮递员带着珍贵的邮包到来了。“包裹很小，”莫里斯回忆说，“是四卷35毫米胶卷，还有一些是120，也许有五六卷吧，还有卡帕手写的一张便条，说得很简单：‘约翰，所有行动都在35毫米胶卷里。’”卡帕还说，他“这一天过得很难受，目前正在返回海滩的途中”。
《生活》杂志暗室的员工开始工作，希望能够赶在次日早晨9点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任务。35毫米胶卷曝光刚刚完毕，汉斯·威尔德就喊莫里斯过去。在极可怕的环境下，在极有限的光线中，卡帕完成了非常不错的工作。“我要接触印相照片，”莫里斯下令，“快，快，快！”几分钟后，莫里斯的助手之一登尼斯·班克斯冲上楼梯，进了莫里斯的办公室。他满脸泪水。“完了，全毁了，”他急匆匆地说，“全毁了！卡帕的照片全毁了！”
“什么意思？”莫里斯问。“因为你催得急，”班克斯回答说，“我就把胶卷放进干燥柜里，之后关上了门。”把胶卷放进木制的小柜子里，底下放一个加热炉，这是正常的冲印程序。但是，如果把门关上，热量会升得很高，因此会把胶片上的乳剂溶化。莫里斯跟登尼斯一起冲进暗室。他举起那四卷胶片，一次看一卷。三卷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变成了一格一格的软泥。“当时我什么也看不到，”莫里斯回忆说，“只有灰色的泥。但是，在第四卷胶卷上，共有十一格还可以冲印。这样，我们把每一张都冲了出来。到现在，他们已经确证，其中有两张根本就不值得洗出来了。
因此，总共只有九张照片还保存到今天，这九张照片都还不错。有一些重复的部分，但是，有五六张照片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快就要到半夜了，莫里斯命令手下给抢救出来的每一张底片都洗四张审稿样。约在早晨3点，照片刚一洗出来，他就摸黑穿过空无一人的伦敦街头直奔检察官的办公室。除开卡帕反映在奥马哈的海滩上吓得发抖的士兵的“木纹质的”照片以外，他还有数百张其他照片。他等待检察官清理照片，完全是度日如年的感觉。卡帕所有的照片都通过了。
在1944年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哪些是可以通过的，哪些是不能通过的。他可不想浪费胶卷去拍摄不可以相信美国公众能够忍受的场景显示死者面部、失败的表情和严重的战斗疲劳症的照片不太容易通过检察。。离邮包最后期限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此时出现了意外的事情。检察官必须用印有“已通过检察官检察”字眼的带子封上信封。“但是，就在检察官准备封上信封的关键时刻，苏格兰产的带子卡住了。怎么也弄不好”。最后，信封是封上了，但现在已经是9点差20分了。“我在9点差1分的时候赶到格罗斯文纳广场。在地下室里找到邮递员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要给邮包挂锁了。”“请等一下！”莫里斯大喊。他交上了珍贵的包裹。只差几分钟他就错过最后期限。
6月19日，卡帕拍摄的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上，总共用了七个页码，旁边是一排带子般的字，那也许是该杂志最著名的一句大话小说的例子：“夺取欧洲的决定性战斗从海上和空中同时进行。”《生活》杂志告诉其大惊失色的读者说：“上面的照片和在接下来的六页里出现的照片，是由《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他跟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上海滩。虽然登陆的第一批报道表明没有什么抵抗，但是，他的照片显示，那场战斗有多么激烈，也可以看出德国人的防御有多么严密。”莫里斯说，卡帕从来没有跟他谈起那些被毁的胶卷，他写文章说，他看起来“并没有把乳剂熔化的消息当一回事”。卡帕总共拍了79张，“是登陆行动最困难的几个小时里最完整的摄影纪录”。虽然有些模糊，但是，卡帕拍的照片为子孙后代捕捉住了登陆行动最初那几个疯狂的小时里发生的事情。
那的确是相当不错的照片——按卡帕自己的话说，“那是从整个事件中切下来的一块，对于不在现场的人来说，它会显示出比整个情景更真实的实情。”在卡帕的照片中，惟一被认出来的人是爱德华·雷根，是第116步兵师K连的，他死于1998年。卡帕给这位18岁的年轻士兵拍摄的照片发表了数千次，而且一直都是“血腥奥马哈”最初几分钟里的确实情景。对雷根来说，那张照片永远都标志着“重要的成年仪式……是从少年走向成人的过渡”。
雷根记得，登陆的头天晚上，他一直都是在恐惧中发抖。他的登陆艇在离海岸约20码远的地方搁浅了，跳板放下来的时候，他处在猛烈的炮火袭击下。在他余下的一生，他总是想到拼命将脖子露在水面以上，或者拼命踩到实地的情景。他背上带有重66磅的行李，身旁血乎乎的海水里浮动着战友的死尸。“从水里跑上岸以后，我赶紧趴在沙里，一边不停地喘气。海水都漫上我的鼻子了。照片正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拍下来的。”在美国，他母亲从《生活》杂志上剪下了他的照片，一脸的泪水。1945年他回到弗吉尼亚，她拿出了那张剪下来的照片。“你看，这是你吧？”她说。“是啊，是我，”他回答说，“我为此自豪。”
第四章花纹林地 (1)
“有一只赤胸朱顶雀在尼欧的一所破房子里歌唱；炮弹把房子炸毁了，但鸟笼却完好无损。炸死的牲口千姿百态……有些靠在树上，有些靠在篱笆上，有一头牛四脚仍然站得稳稳的，在风中轻轻晃动……攀爬蔷薇还贴在倒塌的农舍的墙壁上，硝烟散尽之后，鲜花依旧在散发香味。”
查尔斯·沃顿贝克《登陆！》
登陆日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卡帕重新回到奥马哈海滩。直奔设在内陆巴约的新闻报道营之前，他在海滩停留一阵子，再次拍摄了海滩的情景。与死亡紧密相连的浮动物和破损物挤在高水位线上：步枪、肢体、破碎的用具和许多本《圣经》。在伊奇莱德附近，卡帕发现当地的渔民神情严肃地看着成排遮盖着的尸体。在别处，他看到被俘虏的德国人在海滩上挖临时坟墓，48小时前，就是这些人在朝他射击。当天下午，一名美国牧师在海滩上举行了一次葬礼。在电影制片人帕特里克·杰迪找到的一盘少见的新闻纪录片里，卡帕的胡须刮得很干净，正在快步但谨慎地围绕正在做祈祷的作战人员和新闻记者转圈，他看上去身体很健康。
到了晚上，他到达内陆6英里外的巴约。德国人放弃了巴约城，几乎没有留下很大破坏。卡帕拍摄了一些英国军官在一条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主街上行走的样子。在他们身后，有一家服装店，窗户里面展示着穿着夏装的三个人体模型。“这种不起眼的富足，”《生活》杂志报道说，“就是典型的巴约风貌。其德国司令官将洗劫和劳力征用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生活》杂志并没有提到，通敌行为在这里是很广泛的，而抵抗活动却是极少的。在这个发达的诺曼小城里，法国人经历了一场顺利的战争。他们的孩子一开始用纳粹敬礼迎接新来的占领者。在别处，一些刚刚得到解放的法国人根本不高兴看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到来。登陆日炸死了数以千计的诺曼人，其中一些并不比另外一些更无辜。
当天晚上稍晚些时候，卡帕发现做新闻报道的一些同事坐在一个谷仓里，围着跳跃的灯火喝卡尔瓦多苹果酒。他们是在为他本人做怀念守夜。他后来说，有一名军士说看见他的尸体浮在奥马哈的浅水里。因为在前线已经有48小时看不到他的人了，人们就正式宣布他已经死亡。他写道，检察官甚至还批准公布他的讣闻。
当天晚上，在叫做莱恩多尔的一个旅馆里，卡帕和他的同事们明显又干掉了好几瓶卡尔瓦多苹果酒，庆祝他死而复生的奇迹。参加这次庆祝性的守夜活动的人还有恩里·皮尔和查尔斯·沃顿贝克，他已经是《时代与生活》杂志欧洲工作站的新负责人了。第二天，卡帕与他们一起前往报道盟军对瑟堡的进攻，那是极重要的一个海峡港口，也是“登陆行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重返前线之前，每个人都痛快地吃了一顿牛排，刮了胡子，洗了热水浴，换上了衣服。他们可能要再过几个星期才能做同样的事情。
到了登陆第九日，这三名记者已经进入了战斗的旋涡。“从6月15日到6月27日，”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几乎每天都与一个营或者一个连一起作战。”登陆日活下来的人，当时在一道又一道的灌木篱墙之间前进，每天都会损失很多战友和朋友，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饵雷和地雷炸死的。如果每天能走完两道灌木篱墙，那他们就算是幸运的：花纹是诺曼人古老的拼凑物，小块小块的田地用很陡的树堤或浓密的灌木隔开来，这给了防御者很大的优势。“平均来说，在诺曼底，每公里路程就有十四道树篱，”历史学家史戴芬·安布罗斯指出，“为攻击行动而清除树篱是一项代价极高和耗费体力的事情，待实施攻击，完成攻击，攻击之后清理战场，这些工作都需要半天或更长时间。到了行动的末尾，会发现还有下一个树篱，就在50米或100米远的地方等着。”
军士罗依·史迪文森是第116步兵师的，他回忆说，任何一个时刻，他的朋友都有可能被狙击手击中，或者踩上地雷后化作一团血肉。史迪文森自己也受过重伤，当时，他的一名战友在他前面几码远的地方踩上了一枚地雷。另外一些人吓破了胆，自杀了，或者开枪打伤自己的脚。正是那些不出声的人，那些在训练营里受过嘲笑的人，此时往往证明是一些冷血杀手。不管是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并不是懦夫，而且相信自己的确如此。当恐惧感折磨自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倒下去。进入一个新的城镇或乡村后，他们被迫去清除每一条街道，有时候是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地清理。
沃顿贝克和卡帕有很多天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躲在树篱后，钻进建筑物里，或者奔跑着寻找掩体，因为德国人时不时组织起疯狂的反攻。跟攻击者不一样，很多德国人都是从非洲、俄国和意大利回来的冷血动物、杀人老手。经历告诉了他们，就如同经验也告诉了卡帕，在炮火袭击之下，人应该如何尽量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应该如何忍受白天经历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足够营养的痛苦。到了最后一刻，他们要么把毛瑟枪举过头顶，要么举起白旗，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活下去。“他们作战不是一直打倒最后一名德国人，而是打倒第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卡帕这样对沃顿贝克说，他在嘲笑德国人。
卡帕拍摄了美军进军哥登丹半岛的情形，一同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德国人更充分的作战准备，也没有提及他们极充足的武器装备。卡帕很快就听懂了每一种武器发出的不同声音，经历过树篱战斗的每一个大兵都有类似的体会。德军的MG42机关枪每分钟打出1 200发子弹。在其他死亡噪音的大合唱当中，这些机关枪发出的声音如同巨大的织布在人的耳膜边撕裂。德国的88毫米火炮是战争到目前阶段使用的最大的火炮，其发射速度为音速的近三倍。血肉之躯构成的靶子从来都来不及听到这种炮弹呼啸的声音。德国的反坦克
炮比美国的火箭炮威力强大得多。它突然发出的“呜……什”声，在许多美国坦克驾驶员恐怖的梦中时常发出回响。之后还有所有声音中最可怕的一种——“呜咽的明妮”——那是烟雾放射器几乎在瞬时间发射出来的追击炮弹，德国人称这种武器为“轮子上的俯冲轰炸机”，因为跟这种炮弹配备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哨音，跟俯冲轰炸机一样，它们“对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产生的心理穿透影响远远胜过爆炸本身产生的威力”。
在死亡花纹中向北行进过好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卡帕和皮尔发现，他们再也吃不下野战干粮了，因此决定去找点好吃的东西。他们说服一位管伙食的军士，装了一批军用伙食，之后开车到一个叫雷彼尔的小村，卡帕走进村里惟一的餐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示意皮尔和他们的司机二等兵科根跟他一起进去。到了一个天花板很低、而且有斜坡的挤得满满的房间后，餐馆的女管家让他们坐在一张长桌子边上。卡帕跟她达成了一项交易：用盒装的压缩食品换一顿晚餐。大家吃得相当壮观，这期间，卡帕跟几名当地人谈话。“（法国人）对德国人没有多少很坏的话要说。”皮尔报道说。他们离开餐馆的时候，科根狂喜。他才19岁，这还是第一次吃法国饭菜。
第四章花纹林地 (2)
6月22日，卡帕跟皮尔和沃顿贝克一起作为第9师的一个美军营队进入瑟堡郊区。在一个街角上，卡帕发现好几名德国俘虏和由妻子陪伴着的俄国应征人员。这些妻子都怕得要死：德国人告诉她们的丈夫说，美国人并不俘虏敌人。这是让他们战斗下去的最好办法。
从远处看，瑟堡港在熊熊燃烧。这个营队朝市中心前进，卡帕听到附近的街上有激烈作战的声音：那是MG42机关枪发出的哒哒声，还有鲁格尔手枪发出的零星枪声。狙击手在找人。20毫米的子弹很快就在头顶上飞起来。这个营的直接目标是一所医院，德国人在那里俘虏了一百多名美国伤病员。突然之间，一名年轻的上校走近卡帕和他的同事，虽然天气不好，但这位上校还是戴着太阳镜。“几分钟内，我们的连队将从这条路过去，清除前方的一个据点，”他说，“只有大约半英里路。一路上的房子里可能有狙击兵。你们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皮尔不想去，但又无法拒绝这样的邀请。那会是十分怯懦的行为。沃顿贝克镇定地点头同意。卡帕看上去很急切的样子。他们一起朝前走，卡帕检查了一下相机，直到大家走到队伍前面为止。上校介绍自己，说他叫奥里恩·肖克雷，是密苏里州杰弗逊市人。他这个名字是按马克吐温兄弟的名字取的。三个小时以前，他的另一批军官也到了连队，这些军官从来没有参加过作战行动，当“外发邮件”（美国人的炮弹）从头顶飞过的时候，他们都低下了头。对照而言，他的手下自6月14日以来一直都在作战。他们在潮湿的地窖和临时挖出来的猫耳洞里睡了几个小时。他们的军服上全是汗水和泥污，他们表情木讷，人人都知道，要么抬上担架回去，要么死在这里。这是诺曼底地狱惟一的两个出口。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第9师已经在作战中度过264天，共有33，864人伤亡，这比欧洲任何一个步兵师死伤的人数都要多。这个师的更新率达到令人咂舌的240%。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里的实情告诉国内的人？”一名士兵问，他的声音里饱含愤怒。“他们听到的全都是胜利的消息，还有很多光荣之类的话。他们不知道，每前进几百码，我们当中就会有人死掉。为什么你们不告诉他们这里的生活有多么难受？”皮尔告诉那位精疲力竭的大兵说，在他主持的一个栏目里，他努力告诉美国人民这里的战争有多么艰苦。
天开始下雨了。不久，卡帕全身都湿透了。肖克雷对卡帕解释说，他的手下准备到一个街角去扫平那里的机关枪据点和碉堡。“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因此也不想把你推到前线去，所以，为何不跟在我们身后？”卡帕点头同意。突然之间，他的头顶飞过大批子弹。他在靠近十字路口的一堵高墙下蹲下身来。要前进一步，卡帕必须冒险冲过前面的一个火力密集的开阔地带。肖克雷命令他的部下前进，同时，卡帕在旁边观察。“散开！”他大喊一声，他明白人太集中会成为攻击目标。“你们想让自己吸引更多火力吗？不要挤在一起。保持五码的距离。散开，给我他妈的散开！”
皮尔震惊，他知道那些人在接受肖克雷的命令时完全无法反抗。“他们才是猎人，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是被人猎取的东西。他们不是武士。他们是一些美国小男孩，鬼使神差才端起了步枪，来到这个大雨滂沱的异乡，进入这个陌生和破烂的城市，悄悄行进在这样一条死亡铺道的街上。他们害怕，但又没有权力撤退。他们没有选择了。”
前面传过话来，说德国部队就在前面两百码开外的地方，接近我们的目标——有很多美国伤病员的那家医院。离开医院五十码的时候，一辆美国坦克开始发射75毫米火炮。街道震动起来，窗玻璃唏哩哗啦响起来。之后，坦克被击中，火焰从其肚皮底下冒出来。里面的人爬出来，四散寻找掩体。几分钟后，一批德国人出现在前面，一名军官在前面带路，棍子上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子。他们抬着两副装有伤员的担架。卡帕跳过障碍物，朝投降的德国人跑过去，手里举着莱卡相机，拍了好几张相片。之后，他用德语告诉他们跟他回到美军战线里去。
最后进入医院后，卡帕发现有200名打着绷带的士兵，是82空降师的人。他得知，医院的地下室里藏有极好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但是，等他到地下室去的时候，卡帕发现，“47步兵师的每一名士兵的腋下、夹克和口袋里鼓鼓地装满了宝贵的酒瓶。”他极想喝上一口，因此请求一名士兵给他喝一点。那士兵大笑：“除非你是恩里·皮尔。”卡帕因此去找另一个士兵，要求为皮尔带上一瓶，结果很快就得到一瓶。为了那个惟一的恩里·皮尔，大部分大兵都会心甘情愿地拿出自己刚刚搞到的无论任何美酒。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施格里普斯-霍华德》杂志的记者时常会受到大兵的包围，这让皮尔十分难堪。无论他去哪里，士兵们都会请求他在法郎钞票上签上名字，或者在步枪托上签名。“每天都会有新的邀请到来，”皮尔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托宾写道，“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大家都希望他们的单位跟皮尔扯上关系。”
后来，到了6月26日的下午，卡帕目击了德军的瑟堡司令官冯施莱本上将的投降。他拒绝让人拍照，用德语对助手说，他很讨厌美国的新闻媒体。卡帕用德语回答说，他也不想拍摄已经投降的德国军官。卡帕傲慢无礼的话让他十分震怒，竟然愤怒地朝卡帕转过身来。卡帕早就准备好了，他的手指搭在莱卡相机上，结果拍到了极好的一张愤然投降的照片。
瑟堡陷落的时候，诺曼底的美国人已经承受了巨大的损失。登陆日开始的头两周里，盟军一共死亡40 0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人。德军边打边退，顽强地坚守着每一块田野和城镇，结果也有极大的伤亡。但凡见过那种场面的人都开始感到头晕了。6月30日，皮尔已经跟卡帕和第9师一起度过了5天，他对一位朋友写道：“这种从树篱到树篱的战斗，是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我见到的德国死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美国人也是一样，但还是没有德国人死的多。有一天，我觉得自己会看到死人而不动声色的，那可都是些年轻的死人，数量庞大，结果，第二天，我发现自己还是无法硬起心肠来，永远也不可能。”
卡帕和沃顿贝克也深感震惊，“一切让人恶心”。瑟堡陷落后，一天下午，他们回到巴约的新闻报道团去，沃顿贝克作出了愤怒的批评，抨击某些政客把战争看成是一场宏大的游戏：
战争是孤独，只有人才可能成为有尊严的动物。但是，战争的恐惧和污秽摧毁了这一份尊严，人类甚至都失去了庄严赴死的机会。战场上的死亡很少是清洁的，无法预料到的子弹在一个人产生恐惧之前就打死他，结果使他的面部变形……贴近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这些活生生的生灵的，往往是一发炮弹，或一枚炸弹，或一排密集的机关枪子弹，当死亡过后，混在泥土里的那一团血乎乎的肉浆根本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他们的吉普在鬼影幢幢的花纹地带跳跃着，卡帕一脸浓密的胡须，就好像是蒙古匪徒。但是，有一阵子，他们的情绪还是很高昂的。他们在炮火下通过前往伊西格尼的一座桥，抬头看到一架战斗机在清澈的天空一块孤立的云团下，肚皮底下闪出银光。“法国的天空真是可爱”，卡帕说。沃顿贝克也抬头看，之后点头赞叹。“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天空之一”，卡帕补充说。
第四章花纹林地 (3)
7月中旬，卡帕跟沃顿贝克一起回到伦敦。到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在登陆日那天拍到的照片发生了什么事情。《生活》杂志一开始跟他撒谎，说照片之所以毁了，是因为有水渗进了他的康泰克斯相机。他看了一本《生活》杂志，心里很烦，“对拍摄战争场面再也没有兴趣了”。他还发现了《生活》杂志6月19日的那一期上对他拍的照片损坏的解释，结果更是心存怨恨了：“剧烈的激动情绪使摄影师卡帕移动了相机，结果照片模糊了尽管卡帕很是生气，也很失望，但是，他也没有想什么办法去报复。根据某些人的说法，他威胁说，如果对此灾难负有责任的那名暗室助手被炒掉，他也将离开《生活》杂志。”
7月下旬，卡帕重返战场，他发现新闻报道团一共300名成员，包括斯坦贝克和海明威在内，都在争抢前往巴黎的最佳位置，而巴黎的解放将是下一个重大报道。“老爹”正忙着他自己的一场私人战争，他将跟随第4步兵师的一个作战单位前进，那个作战单位的高级军官是他以前的朋友。根据卡帕的说法，他还有自己的厨师，有一个当司机和摄影人员的军士，还有专门分给他本人的一份威士忌。陪同海明威的人，他称为“非正规人员”，都是负责公共关系的军官，但是，在“老爹”的影响下，这些人都已经成为“一批渴血的印第安人”。海明威不得带枪，所有战地记者都不得带枪，但是，他却想办法让属于他私人的那个排携带了8月初，海明威请卡帕跟他一起去，让他跟那一队“非正规军”一起前往巴黎。卡帕同意了，他感觉一个故事正在成形，海明威就是其中的主角。一天下午，海明威跟卡帕一起坐在吉普里前进，突然间，一架德国战斗机出现了，并开始照公路上猛轰。卡帕和司机立即奔向车辆底下掩蔽，但是，海明威却还直直地坐在吉普车上，完全不顾飞来的子弹。飞机飞走之后，卡帕从吉普底下爬出来，命令司机直接赶回指挥所，这样他就可以把一些胶卷用飞机送达伦敦。
“什么？”海明威吼道，“回去？亨利·鲁斯来了我也不会撤退的！”
8月5日一早，海明威派一辆缴获来的梅赛德斯野战车去接卡帕，准备再次远征。他决定跟查尔斯·兰汉姆上校一起去“攻克”圣皮瓦村，因此想再次让卡帕一起去纪录这次行动。他打开地图，解释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这次，卡帕建议“老爹”不要采取有勇无谋和不必要的行动。卡帕告诉他说，应该遵照一条简单的规定行事——尽量躲在士兵身后前进，永远也不要“穿过无人之地走捷径”。
海明威轻蔑地看看他，意思是说卡帕是个懦夫。卡帕勉强同意前往，但条件是他必须隔在很远的安全距离以内。海明威出发了，开着一辆摩托车。卡帕坐在梅赛德斯车里跟着。突然之间，海明威的摩托车转了一个弯之后又遇到炮火了。远处停着一辆坦克。摩托车手赶紧踩刹车，海明威给摔到了浅沟里，很快就有人将他按倒在地。“让开，他妈的！”海明威厉声说。但是，卡帕明显留在原地不动。“我说，让开，他妈的。”卡帕仍然不肯动。德国人终于撤退了，愤怒不已的海明威与卡帕正面相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个人都不理对方。根据某些传记作者的说法，海明威因为这个事件而永远不肯原谅卡帕，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在紧绷绷的层面上，直到卡帕去世为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有很多原因使得两个人不常见面。海明威与玛莎·格尔霍恩的婚姻失败了，他对卡帕的感情就有了嫉妒的成分。格尔霍恩从来都没有掩饰自己对卡帕的深厚的感情，假如谈不上是爱情的话，而老爹也知道她对卡帕无话不说，而且他也站在她的一边。有一次，卡帕甚至责备海明威，说他每爱上一个女人都想跟别人结婚。多年以来，海明威的情绪越来越坏，后来，他对双方共同的一位朋友，也就是作家彼德·维特尔说，卡帕“永远无法满足他的任何一个女人，这是他不断地从一个大陆飞往另一个大陆的原因”。（维特尔，《危险朋友》）。
海明威的儿子约翰从他父亲和卡帕双方都听说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卡帕说，他最后终于让开了，而他最初没有让开的理由，是因为他可以帮助老爹。但是，老爹总是发誓说，卡帕不肯让开，就是因为他想留在那里得到故事，想拍到老爹如何被机关枪干掉的情景。”
圣波瓦村的攻击流产了，海明威和卡帕各走各的路。海明威的私人部队只容得下一名摄影师，而圣波瓦之后，这名摄影师显然不可能是卡帕了，而卡帕看来更热心于纪录老爹的死亡而不是他那种假英雄式的业绩。
卡帕想办法到了圣米歇尔山，在那里跟约翰·莫里斯碰了面。他勉强同意让这位年轻的编辑体会一下前线的生活。“到达的那天，”莫里斯回忆说，“卡帕建议我们走过一条很长的街道（穿过市中心）。他明白如何很快跟别人混熟。我们一块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位年轻姑娘，他走上前去拨那姑娘的下巴，问她男朋友是谁。几分钟后，我们经过一家小咖啡馆，有很多人在那里下棋。他就说：‘为何不走这一步？’他很会跟人建立融洽的关系……也是在那天，一个农夫走到他身边，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包勃说有啊——买份晚餐给我们吃。”
几天之后，莫里斯和卡帕去参观了附近的圣马洛。到了城里后，这两个人碰到一批进行“心理战”的美军特别小组。莫里斯觉得他们的行动一定构成很好的报道，因此说服满腹狐疑的卡帕跟那些人一起到前线去。在那里，他们通过高音喇叭催促德军投降。莫里斯问司机，说发出这样的恳求之后，一般会发生什么事情，司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他妈的马上就离开这里。”莫里斯很快就明白其中原因了：迫击炮很快就开始朝这边打了。
“这么做的确很不利于健康。”卡帕说。
他们在一所农舍里躲起来。“包勃是个很讲实际的人，也很镇定（在炮火下），不太容易动怒，”莫里斯回忆说，“他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战场经验了。”
当天稍晚些时候，一批德国囚犯经过农舍。莫里斯让卡帕“上前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对心理战有何反应。卡帕上前跟其中很多俘虏谈过，之后回来对莫里斯说：“没有人听。”
跟这位过度热心的老板再见以后，卡帕决定去找查尔斯·沃顿贝克。8月18日，两个人进入天主教之城夏特尔。到了城区范围以后，他们听到一群愤怒的法国人在叫喊：“ Salope!Salope!(妓女！妓女！)”沃顿贝克在《登陆！》中描写过这个场景：“爱国者将一批通敌妇女带进来，是一些年岁较大的妇女，她们帮助过德国人，或者操纵过黑市，还有一批相貌粗俗的年轻妇女，她们在德国人那里卖过身。她们在墙边上站成一排，有些妇女的头发早已经剃光了，院子中央有一堆灰色和金黄色的头发。在院子的一角，一名妇女和一个男孩子在用玻璃杯卖葡萄酒。”
“可以想象的所有武器”——有德式武器，也有美式武器。
起哄的人群在嘲笑一名妇女，她抱着跟德国情人生的孩子走在圆石街上。卡帕跑到了队伍前面。“真是残忍，而且毫无必要，”一名年轻的女性抵抗运动工作者说，“她们是士兵的女人，明天她们又会跟美国人睡觉。”卡帕倒退着，多次拍摄了一名剃光了头的妇女，她的同胞正在讥笑她，并且高喊着淫秽的口号。这幅照片一直是卡帕所拍的最著名的照片之一，那是法国人与纳粹共谋的生动纪录，也是接下来对那些明显并非通敌者的嘲弄。
8月23日，卡帕和沃顿贝克得知，进入巴黎的第一批部队将是列克勒克将军的法国第二装甲师，但是，列克勒克将军曾说过，他只要法国新闻媒体跟他一起走，并且将部队拉到离巴黎更近的地方，并没有通知美国新闻报道团的任何一位记者。24号，卡帕和沃顿贝克在艾汤斯赶上了列克勒克将军的坦克部队。当天下午，“乌云散尽，太阳在浅蓝色的天上透射出来。公路和田野边上长着很高的弯曲的大树，非常漂亮，黑色的树影映衬着落日的辉煌”。当天晚上，他们在20国道边上展开了铺盖卷。“在高高的过山车底下，偶尔投射出一道道亮光，之后，就传来了远处的炮声。法国人的坦克在树底下现出暗黑模糊的影子”。那座实行了灯火管制的灯光之城就在几英里外的地方。
第四章胜利(1)
罗伯特·卡帕《稍有偏焦》
1944年8月25日黎明，太阳好像是匆匆升起来的。卡帕连牙都懒得去刷了。9点钟，吉普司机带着他和沃顿贝克跟在列克勒克的装甲坦克车后面前进，以很快速度开往奥尔良港口。
突然间，他们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挥舞着旗帜和鲜花。妇女爬上了他们的吉普，很投入地吻他们。“戴高乐万岁!”他们喊，“列克勒克万岁！”另外一些人在不停地喊：“谢谢！谢谢！谢谢！”
上午9点40分，卡帕和沃顿贝克经过奥尔良港口。他们比海明威的部队更早赶到了巴黎的大门。现在，妇女们将孩子抱起来，好让军人吻，之后又喊：“谢谢，谢谢，谢谢！”五年之后，卡帕回到他真正称为家乡的城市。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过去几年尘封的情感很快倾泄出来。“我和包勃·卡帕热泪满面，两个人奔跑进城，”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不为流泪而感到羞耻，那些拥抱我们的人群也在流泪，他们也没有感到流泪有什么难堪的。”
他们把吉普停在因瓦利德大道上，朝奥西码头走去，在那里，德国人还在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一位戴钢盔的长胡须牧师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他想赶到一名受了重伤的法国水手身边，为他进行最后的圣礼。在一个街角上，卡帕遇到一群人，他们围着一个跪在街上请求饶命的德国军官。多名抵抗运动成员想用枪就地正法，但之后，突然有三名法国海军士兵冲了过来，将德国军官收作俘虏了。
战斗打响了。德国人仍然占据着外交部和其他几栋关键的建筑。到晚上，留在巴黎城的大部分德国人都投降了。天黑了，炮火声在远处慢慢消失，光明之城再次照亮，再没有四年多来的灯火管制了，三色旗与星条旗双双飘扬在埃弗尔铁塔上。整个晚上，巴黎人都站在窗台上高唱《马赛曲》。
第二天下午，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卡帕拍摄到戴高乐将军的照片，他的胜利队伍正在由凯旋门向巴黎圣母院进发。卡帕的照片显示戴高乐露出少有的微笑，而那一刻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但是，凯旋队伍在维尔饭店广场一带受阻：多名自作主张的德国狙击手也许还没有接到投降命令，他们朝人群开枪了。数以千计的巴黎人很快就蹲在溅满血迹的人行道上。有个戴着太阳镜的单身美女一点也不害怕，高高地站在那里，她感到极其骄傲，根本都不屑蹲下身去。在附近的街道上，抵抗运动战士很快就找到了狙击手所在的地方，用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回敬了他们。在一条街上，卡帕发现一位穿双排扣细纹西服的举止优雅的商人，他仰躺在地上，正在打卡宾枪：在他身后，一家餐馆的大门上密密麻麻都是子弹洞眼。
几个小时后，最后一名狙击手被消灭，卡帕在施格里布饭店见到了沃顿贝克，这里的酒吧很快成为国际新闻报道团的水孔。《生活》杂志的画家弗罗依德·大卫后来很好地描绘了这个酒吧的情景。在他的画中，卡帕看着他的同事，他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个浅黑肤色的匪徒。当时在场的卡帕同事包括沃顿贝克，他像是一位杰出的将军。还有《纽约客》的作家简内特·弗兰纳，她的嘴唇上总夹着一枝烟。再就是眼睛做过修补的播音员威廉·谢尔。有胸部发达的海明威，还有看上去神情严肃的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莫里斯很生动地记得编辑卡帕拍摄的巴黎解放的照片。“当时，我记得自己并没有留下很深印象——那些照片我看了感到很是失望……他的照片编辑起来很容易，他的思路很容易明白。他并没有投身去寻找疯狂的角度。他基本上属于那种看到什么拍什么的摄影师。你也许会说这是个弱点。他在寻找拍摄主题方面并不是很优秀。”但是，事过六十年后重新思考当时的事情，莫里斯说，他“很喜欢再次看看当时描述巴黎解放的真实照片”。卡帕是拍摄者当中最不动感情的一位，他的技术范围总是令人惊奇地有所限制，但是，他总能够把相机在最适当的时刻对准目标，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人能比的。他描述当日巴黎欢乐场面的照片一直都是巴黎解放的确定纪录，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当然也是巴黎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天。
在巴黎解放最初的那几个风急火急的日子里，卡帕跟莫里斯、乔治·罗杰、玛丽·韦尔什、斯利姆·阿伦斯和威廉·沙拉扬一起喝掉了好多瓶香槟酒。但是，他有意不在施格里布住下来，反而去了兰卡斯特。让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乔治·罗杰一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到了，而且为他订了一个房间，正如他们在意大利约定的一样。一天晚上，卡帕和海明威忘了他们在圣波瓦发生的口角，一起在兰卡斯特饭店吃黑市上买来的食物。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海明威的翻译、作家马赛尔·杜哈麦尔带卡帕和海明威的一队“非正规军”到了塞纳河路边上的一家小餐馆，毕加索经常在那里吃饭。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卡帕发现毕加索就坐在附近的餐桌上。海明威跟毕加索是老朋友了，他们彼此拥抱，之后在卡帕的餐桌上一直谈到深夜，葡萄酒一瓶接一瓶地喝，还大吃新鲜的羊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帕再次发现了巴黎其他的一些角落，跟战前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们重逢了：卡迪埃-布莱森、契姆和彼埃尔·加斯曼。法国的《时尚》杂志编辑开了一个派对，这三个人在聚会时一起喝香槟，为这个可爱的城市的解放而干杯，一起讲战争期间的故事。卡迪埃-布莱森在战俘营里过了三年。第三次逃跑的时候成功了，并加入了巴黎的抵抗组织，公开的身份是心不在焉的一名佛门画家。契姆参加了美国陆军，主要从事空中侦探情报的图片解释工作。到1944年，他成为中尉，并成为美国公民。不久之后他得知，他父母和大部分亲人都在1942年死于华沙的贫民窟。
第二天一早，据恩内斯特·海明威的说法，卡帕去左岸圣奥古斯丁路的一栋二层画室里看望毕加索，每天从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毕加索都要在这里搞一个“开门迎客”的聚会，招待其他的画家和朋友。卡帕拍下了他穿着带条纹T恤衫的样子，毕加索的左手抱着《生活》杂志描述为“一种令人惊骇的玩艺儿”的东西，是用“铁丝、金属、牛头和各种垃圾制作的”。虽然纳粹曾宣布毕加索为“堕落的”画家，但是，在整个占领期间，他们基本上还是没有怎么动他。
第四章胜利(2)
经历过解放后的兴奋期之后，大部分巴黎人重新回到了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艰难斗争中。在兰卡斯特饭店，卡帕经常被电话吵醒，都是来寻找食物、咖啡、美国香烟或这位传奇般的人物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的老熟人打来的。在卡帕真想帮助的名单表的最高层，都是他在巴黎的一些亲戚——贝拉和施泽伦·费谢尔，还有他们16岁的女儿苏茜·马奎。
费谢尔一家在占领期间遭了很大的罪。在解放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苏茜每天必须走好几英里的路才能找到一些生洋葱给全家人吃。卡帕到达巴黎的那天，她曾去施格里布饭店，想传话给他，但运气不好。接着，几天之后，她看见一名年轻的美国大兵的吉普在她家门外停下来。那个咧嘴笑着的士兵很快就拖出一只大帆布袋来，里面装满食物，之后就搬到她父母的客厅里去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苏茜说，她到今天还珍藏着那只布袋，“袋子里装满了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面粉、新鲜黄油。那个美国人还给了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袜子，他说那一袋子东西是包勃送的。我们坐下来盯着那些食品看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无法相信。”
9月初，卡帕因为听说他被指派在巴黎多呆几个星期而高兴不已。既然已经到了他觉得是自己家乡的惟一城市，他就再不想继续拍摄战争场面了。“再也不会有步兵的照片了，再也不会有北非沙漠或意大利山区的那些大兵了，再也不会有超过登陆诺曼底海滩的照片了，再也不会有超过巴黎解放的大事了。”当月晚些时候，一名美军公关官员比尔·格拉菲斯请他离开巴黎到法国南部去报道抵抗运动——法国游击队马基团的情况。格拉菲斯后来解释了卡帕的反应：
人们说，战争期间，那个快乐的匈牙利人什么活都敢接，无所畏惧。但不要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卡帕胸有万千胆量，但是，在他那方面来说，胆量永远都是一个人的勇气最美丽的展示。作为第82空降师的一名军官，我曾请卡帕乘坐小型运兵车执行为马基团运送补给的任务。他拒绝了，说：“对于你们的飞行员和马基团来说，这次任务的确重要。对我的编辑来说，这最多意味着一两张照片。对卡帕来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不值得他冒险去把自己漂亮的脑袋给炸飞，因为没有拍到横跨四大版面的照片的好处。我不去，伙计。”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卡帕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战地记者，正是因为他足够聪明，知道拿自己的风险跟杂志的版面进行衡量。另外，卡帕也是我有幸认识的人当中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绅士。卡帕什么女人都有可能去追，无论种族、肤色、主义、身高、年龄、体重、婚姻状态或国籍。
直到10月底，这位“真正自由的”卡帕才离开巴黎，直奔图鲁斯，他在那里跟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国家联盟的老手们取得联系。10月22日，西班牙共和党人突击西班牙，但很快被弗郎哥的部队残酷地击溃了。在一家简陋的医院里，卡帕拍摄到反独裁事业中这最后几名英勇战士的照片。好几个人已经因为冻伤而截肢，而他们的大部分战友已经在横跨比利牛斯山回法国的途中死掉。
回头说巴黎的事情。在兰卡斯特宾馆，他又遇到玛莎·格尔霍恩。她准备跟老爹吃晚饭，并请求跟他离婚。但是，到了宾馆，她发现他跟一批“非正规”士兵朋友在一起。很明显，他在整个晚餐期间一直在嘲笑她，而卡帕也发现她早晨4点钟还在哭。他告诉她说，玛丽·韦尔什正在跟老爹闹恋爱，如果她不相信他，可以打电话到里兹问清楚。格尔霍恩打了电话，要求接到韦尔什那里去。海明威接了电话。之后，卡帕告诉她要求跟海明威离婚。海明威大骂一通，之后同意她的请求。卡帕为什么早晨4点钟还在格尔霍恩的房间里，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解释的一件事情。
卡帕在妇女战线上也有自己的问题。红姑娘现在要求他对自己做出承诺。她要求跟她丈夫离婚，然后跟他结婚。如果他不向她求婚，那么，她会跟遇到的第一名符合要求的男人跑掉。卡帕调动自己的全部魅力，请求她等到战争结束再说。但是，红姑娘说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岁数不饶人啊，她担心，如果青春耗尽，他有可能不再需要她了。她补充说，他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但却很害怕爱情。
卡帕回到巴黎，不知道红姑娘是否会忠实于自己。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应召回到战场。12月初，在接近德国边境的萨尔谷，他加入了正在向第三帝国进行要命的推进，已经到了最后几英里的美军第95师。他遇到的都是一些让人看了心寒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在德国边境上的苦战没有思想准备。这些人都是早先就安排好的“替补人员”，只有极短暂的训练，没有作战的经验。他们甚至都没有得到过适应恶劣环境的训练，很多人在第一场霜冻中跟苍蝇一般死掉。在某些战斗中，前线上一半的人在战斗开始的三天内就成为伤亡者。那个时候的作战老手，就是指已经在战场上经历过一个月的生活而没有死掉的人，他们甚至都不想问那些替补兵员都叫什么名字。他们并不想认识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人。这样的人只会让他们联想到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根据第82空降师19岁的列兵肯·鲁塞尔的看法，卡帕拍摄的那些替补兵员都是“力大如牛的好兵，但他们跟老妈子一样无知。他们在我们这些老兵面前显出十分的敬仰，都是些害羞、性急和吓坏了的小伙子，真让人惋惜啊。最开始的战斗中，他们一般都死在一堆。”（安布罗斯，《平民士兵》）。
在回忆录中，卡帕并没有提及这一类的屠杀事件。在《稍有偏焦》中，他只暗示了战争的极度恐怖性质。幽默替代了直白的叙述。讥笑遮住了对于极差策略的批评。作为非作战人员，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在拿生命冒险和钻进猫耳洞之间进行选择，因此，除开面对不幸而微笑以外，他并没有权力去批评什么，他后来对朋友们是这么说的。他只能面对损失耸耸肩，之后进入下一场战斗或下一场扑克牌游戏在详细描述卡帕面对危险时所表现出的漠不关心表情的众多作家中，漫画家比尔·莫德丁是其中的一个。他宣称，有一天，卡帕邀他去穿越一条河。那条河在德国人的监视中，因此，他拒绝了。“不久，卡帕拖着受伤的腿回来了。他同两个步兵一块出发，碰到一个德国士兵，显然地，那个德国兵被炮弹吓着了，作出一副投降的姿势。等他们三个人靠近德国兵时，他把手慢慢举高，拔出一个美国手榴弹，炸死了一个美国人，同时他和卡帕也被炸伤了。另一个美国人开枪打死了德国士兵，并扔给包勃一套急救用品。在这之间，这个摄影家把发生的一切都拍了下来。尽管他的腿在流血，但他一直没有用那套急救用品。”卡帕最关心的是怎样把这个胶卷送回伦敦去。(莫德丁，《铜铃》)。
当年12月，在萨尔谷，卡帕看到的场面越来越像超现实主义。在一个层面，他发现了新式武器：一种人造的雾气，让人看不到几码远外面的东西。施放雾气的都是些黑人士兵，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从事这一类的事情。有个士兵告诉卡帕说，他相信88毫米炮弹是在对他说话，警告他不要回到阿拉巴马。
越往前走，卡帕看到越来越猛烈的炮火，因此，他决定钻进地窖里去——因为有人造气雾，他反正也是拍不到任何东西。炮弹在头顶嗖嗖飞过，他却在借着手电光看一本旧版的《战争与和平》。他写道，声音效果“完全是订制的”。托尔斯泰的这本名著，他一连看了五天，之后，他在无线电台里听到了令人心烦的公告。德国人对盟军发动了大规模反攻。德军重新组织起来，新建的装甲师越过比利时，经由亚丁的利芝和巴斯通朝安特卫普扑来。朝向德国的推进处于危险之中，盟军前线上的一个“鼓出部分”正在朝马士河方向延伸。卡帕立即赶回巴黎。
传奇般的巴尔支之战于12月16日打响，德国的三个装甲师挺进比利时东南方向的巴斯通交叉部位。但是，在德国人赶到之前，第101空降师在安东尼·C·麦克奥利夫准将的指挥下进入并占领了巴斯通地区。但是，德国人很快就包围了第101师。海因里奇·冯·路德维奇中将要求麦克奥利夫准将投降，后者做出了声名远扬的回答：“屁话！”
第四章胜利(3)
就在圣诞节之前，卡帕离开巴黎，前往报道巴顿将军的大军解救巴斯通之围的情景。在严寒的冬天，向北的路程很不好走，一路上总有宪兵拦住他询问，这些宪兵接到通知，稍有怀疑就必须予以逮捕。德国人已经投放了穿着美国制服的伞兵和突击队员在盟军的防线后，以占领公路交叉口并引起混乱。卡帕浓厚的口音不大为人接受。“他们不停地向我提出一些愚蠢和让人难堪的问题，”他回忆说，“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在哪里？最后一次世界杯赛是哪个队得的冠军？……我被逮捕了好多次，每次都让我延误好几个小时。”
12月23日，气温猛降到零下好几度。泥水很快硬成石块。猫耳洞成了冰箱。如同在意大利一样，一些士兵因为霜冻和严寒而死去。他的手冻坏了，眼睛因为严寒而止不住地流泪，但是，卡帕还是跟在一个前往巴斯通地区为101师解围的坦克部队的后面前进。在这支拯救部队中，卡帕是惟一的摄影记者，他的手能够放在快门上的时间无法“多过一秒”。跟他拍照的那些人一样，他能够找来保暖的任何东西他都会去搞来。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卡帕碰到了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叫安迪·龙尼，就是今天很出名的作家与播送员。
龙尼记得卡帕跟一位公关官员肯·柯因谈话，是跟巴顿的第四装甲师一起的：“（他）穿着皮毛外套，是从德军的一个供给品站缴获来的。如果战争中还有什么时尚可言的话，那件外套一定会登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天报》时装栏里，因为美国士兵都想要一件。毛是在里面，皮在外面，不仅仅保暖，而且还很时髦，而卡帕是很讲时髦的。柯因警告卡帕说，在前线，美国人穿德国军服是很危险的，但是，卡帕还是舍不得脱下来。”
离巴斯通五英里远的时候，穿着时尚外套的卡帕不再拍摄士兵穿越雪原的情景。突然之间，一名大兵在150码开外的地方端起了机关枪。“别急！”卡帕大喊一声。
那个大兵听出卡帕的口音，看到了他的外套，然后准备开枪了。卡帕考虑了他的选择。如果逃跑，那会被打死。如果找地方躲起来，子弹也会很快找到他的。因此，他举起手来，喊一声“朋友！”两名大兵走过来，枪顶在他的头上。他们注意到卡帕的脖子上挂着昂贵的德国相机，因此大笑起来。之后，他们检查了他的报道许可证。“我本应该先把那个杂种干掉再说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1944年圣诞夜，卡帕在清澈的天空下跟一排冻得发抖的坦克兵站在一起。天上群星闪烁，他们一起唱起“寂静之夜”。突然之间，德国人朝天上发射了一枚信号弹，他们回到坦克里，继续朝巴斯通方向前进。“卡帕跟坦克一起前进，一路上干掉了很多德国伞兵”，《生活》杂志1945年1月15日的一期报道说，旁边就是冻僵的美国大兵跨越雪原的照片，同时，大批运输机也在巴斯通的上空盘旋。“到了第六天，领先的坦克部队司令官克雷夫顿·阿布拉姆斯中校说：‘我们就要加入那帮人了！’圣诞节过后的那一天，在长达三英里的战线上展开的突然进攻解救了巴斯通之围。”
卡帕进行了几个星期的休整，包括去阿尔卑斯山滑雪等的体力恢复活动，之后，他接到命令，要去报道美军第17空降部队的总部，反映盟军准备向莱茵河地区投放空降部队的情况。加入这个机构之前，他回到了图鲁斯，他的老朋友彼埃尔·加斯曼发现他在那里十分开心，因为他拍到了流放的西班牙社会党召开的一次大会。卡帕的身旁站着亨利·卡迪埃-布莱森。一天下午，一只喇叭赞扬卡帕，说他是第一位把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英勇行为报道给全世界人民的摄影记者。当天晚上，在一个宾馆里面，他与加斯曼谈到了设立一家合作式摄影通讯社的想法。他还准备将契姆和卡迪埃-布莱森也拉进来。1935年的时候就想到了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当时，他拍到了巴黎一家证券交易所的照片，结果被纳粹办的《慕尼黑新闻画报》买走了，并加上标题说，在法国的犹太人如何计划破坏法国法郎的稳定。3月下旬，在接近法国阿拉城的地方，卡帕终于加入属于第17空降师的一批年轻的美国伞兵。他们都把发型剪成了莫希干人的样子，这是他们不经宣布就事先空投到德国后方去之前完成的一道联系仪式。等待跳伞的时候，他明显安排好了带上特别的一份威士忌给自己壮胆。 “卡帕来到基地的公关官员那里，要求得到一瓶威士忌，”约翰·赫谢回忆说，“那位公关官员说，在基地，战斗开始前的24小时内不允许发威士忌。卡帕要求借电话用一下。那名公关官员威胁说，如果卡帕伸手拿电话，他会把电话从墙上扯下来。那个基地是严格保密的单位。卡帕离开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很随便地说，‘我找到一部电话了’。几个小时后，刘易斯·布莱里顿中将的总部过来的一名公关要员过来了，他的任务是为卡帕撬一箱威士忌。再过几小时后，一架银色飞机在头顶盘旋，之后降落，布莱里顿中将下了飞机，他从基地那名神情紧张的司令官身旁走过，跟卡帕打个招呼，之后问他有否拿到威士忌。”3月24日，卡帕坐在30名“莫希干人”身边，一架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之后在低垂的灰色背景上低飞，天空透出寒意来。卡帕知道，“黑暗的终结总会带来死亡的开始”，他检查了一下装备，看看相机有否在腿上绑好，“(布莱里顿将军的威士忌)酒瓶有没有在上衣口袋里贴近心脏藏好”。早晨10点，信号灯换成绿色。10点25分，红灯闪亮。卡帕站起身来，抓住了跳伞绳，在机舱里面走动，到达舱门边，之后就跳了下去。40秒后，高度下降了600英尺，之后他着陆，松开包裹，卷起伞，跟着伞兵部队朝着被德国人占领的一片树篱和农舍奔去。他的照片显示在灰暗的背景上出现的一批银色伞。在有一张照片中，几名伞兵挂在了树枝上——他们的伞在光秃秃的树顶上罩起来，德国人的子弹打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体扭动了许多次。到上午11点，卡帕已经拍完了两卷胶卷。之后他点起烟。他的胶卷里面现在已经存满了感人得多的照片，比如一名医护人员抱着一名年轻伞兵的头，他的伞挂在了背景上的铁丝网上，而他的生命也正在远离他。早晨11点30分，他掏出酒瓶来喝了第一口。盟军部队已经占领了莱茵河东岸。过了很久之后，卡帕把跳伞的情形告诉他的朋友彼埃尔·加斯曼。他坚持认为，“卡帕从来不喜欢危险的事情。他是在忍受危险——那是他的饭碗。他知道如何求生存——他是一名很好的士兵，他有一种办法拿健康的事情开怀大笑。他告诉我说，着陆之后，他打开自己的包裹，换上了一套新内衣，因为裤子已经拉满了。他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是在炮火底下换内裤。”1945年4月，盟军挺进德国腹地，他们发现了一栋痛苦与恐怖的藏骸所。4月15日，英国部队解放了贝尔森。虽然卡帕本可以跟爱德华·莫罗、玛莎·格尔霍恩和乔治·罗杰这些记者一起去报道其他集中营的解放情景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集中营里堆满了摄影记者，”他解释说，“每多一张照片，恐怖的总效果就会逊色一分。现在，在短短一天之内，人人都可以看到那些集中营里的可怜虫。到了明天，谁也不会再去关心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只有一个故事是卡帕想去报道的——莱比锡的解放。在一个无线电报道中，爱德华·莫罗描述了在格尔达的家乡发生的“战略轰炸”：“轰炸没有引起大火。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了。那只是一个高低不平和有很多尘土的沙漠”。在那一片荒凉之中，卡帕拍完了报道战争场面的最后几卷胶卷。1945年4月18日，德国人在第三帝国余下的地区成万人地投降，他加入美军第二步兵师，挺进韦塞艾尔斯特运河上的齐柏林大桥。在1947年的一次无线电台采访节目中，他解释自己如何拍到了职业生涯中最有讽刺意味的照片：很明显，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在柏林了，解放莱比锡之后，我们应该马上结束。经过一场战斗之后，我们进入莱比锡，只需要再跨过一座桥就行了。有很大的一栋公寓，就在桥边上。因此我想，“我要上到最高层，也许能够拍到在战斗的最后一刻莱比锡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走进了很漂亮的一栋布尔乔亚式的公寓楼，那里面有一名漂亮的年轻人站在阳台上——是一名年轻的士兵，他在(架设)一挺重机枪。我拍下了他的照片。但是，我的老天，战争已经结束了。谁还想看到更多战争照片？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拍这样的东西，人人都想看到不同的照片，到这张照片到达纽约的时候，也许头条新闻已经换成了“和平”。因此，这张照片再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了。但是，他看上去轮廓那么分明，就好像这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而他的表情也是很认真的样子。因此我说：“好吧，这是我拍的最后一张战争照片。”之后，我端起相机，为他照了一张半身像，但是，拍照的时候，他却被一名狙击手打死了。那是非常清晰、不知怎么也非常美丽的死亡，我觉得，那是我在战争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个镜头。
“你觉得，那是最后的一张——你觉得——也许是在正式的战争中被打死的最后一个人？”采访者问卡帕。
“是啊，”卡帕答道，“我肯定，有很多人是在战争最后一刻给打死的。但是，从我们那个角度看，他是最后一名死者。”
“那显然是一张显示战争无益的照片。”采访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