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布达佩斯访谈（1）
“光有天赋不行。你还得是匈牙利人。”
罗伯特·卡帕的话《生活》周刊，1997年4月19日
1948年秋：在一架租借来的美式达科塔飞机的尾翼上，古老的匈牙利底色上新涂了一颗红星。罗伯特·卡帕看着底下花布片一样的农田，自封建时代以来，那些田地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之后，他看到青年时代的河流，那就是多瑙河。几分钟后，他的飞机就在跑道上颠簸起来，滑向一栋弹孔累累的建筑，表情严肃的政府官员站在那里等他。
卡帕回到了阔别17年的家乡。他的感情错综复杂：有乡愁和强烈的好奇，同时也有担忧，不知道在这么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会看到什么。所到之处，一定会有很多事物让他想起自己的以前：一个挤撞、挣扎、绝处逢生，最后功成名就的犹太小伙子。
多少年以来，卡帕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个谜团，哪怕对那些自以为很了解他的人也是如此。但后来，1947年，一位老朋友约翰·赫西，也就是《广岛》（1946年）一书才华横溢的作者，终于揭开了卡帕热情洋溢、愉快自信的面罩，露出一个从痛苦和恐怖生活中逃脱出来的难民灾难深重的面容。“卡帕的同事和竞争者赞扬他，说他是一位摄影家，说他拍下了二次世界大战最优秀的照片，但这样一个卡帕根本就不存在，”赫西在一份不太著名的文学杂志《47》上撰文说，“卡帕是一个发明物。这个发明物有点像人的样子——矮个子，稍黑，走路的样子好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等着他来完成似的，眼睛生得像西班牙猎狗，上唇带有小心把持的冷嘲热讽的意味，整个面孔带着好运不断的气息。这么一个东西就这样大步向前，称自己为卡帕，而且名望卓著。但是，这件东西并非真的存在。这是一个发明物，在所有的时候，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赫西说卡帕是“发明了自己的人”，现在，这个人就在机场的大厅里走动。他来匈牙利是要替《假日》杂志采访，那是一本流光溢彩的新版杂志，跟美国圣经一样读者甚多。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布达市郊。布达是一座贵族政治之城，就在新贵之城佩斯特的多瑙河对岸。曾经是一座光辉灿烂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那是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俄国人进行长达两个月的铁桶围困的后果。卡帕后来写道：“俯瞰着成排焚烧后的旅馆和炸塌的桥梁，看起来布达佩斯就像是牙齿被打落的一个美妇。”
曾几何时，布达佩斯在建筑和繁华方面是巴黎的对手，但是，这个城市曾遭到纳粹涂炭，曾经风光一时的巨大魅力已经荡然无存。这个城市正在重建中，但重建的速度极慢，而且大部分都是手工进行：在老里兹旅馆的楼顶，细小的人影正在用铁镐挖墙。之后，卡帕来到多瑙河边。在这里，又有某些东西从熟悉的街景中消失了。突然之间，卡帕发现，他青年时代看到的欧洲最长的悬索桥伊莉莎白大桥已经消失了，跟其他的三座大桥一样。1945年，纳粹撤退时将这些桥都炸毁了。河边的许多小酒店也不见了。他父亲休息时曾玩过纸牌的那家“现代酒店”是少数躲开了德国和苏联人轰炸的酒店之一。
卡帕的司机开始在佩斯特城窄小的街道上穿行，经过了很多属于战前时代的楼房，那曾是犹太人沸腾的布尔乔亚生活的象征。尖塔、角楼和圆屋顶争相引人注目。阳台上刻着一些看上去很奇怪，有神秘气息的图案。有些建筑仍然有华丽自信的色彩，上面镶嵌着仿造的大理石和假铜板，有不锈钢造的艺术装饰品，以及开始脱皮的灰泥墙－色度的变化真是难于想像。
现在，街道两旁开始出现成排的石堆了。成片的社区整个消失。卡帕在那里长大的犹太人生活区显出怪怪的沉静，以前的居民有很多都在奥辛威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结束了残生。现在这里那里，在铸铁造的灯杆顶上飘扬着一些旗帜，都是拥护匈牙利新政权的标语。
卡帕在熟悉的街巷间走动，奇怪的回忆开始袭上心头，就如同街巷间飘出来的鬼魂。曾有一头小象在亚里桑那夜总会的舞厅里表演杂技节目。还有一个让人难忘的夜晚，他的血流在石头地上，那是独裁者霍西将军的警察总局。卡帕写道，他回到布达佩斯，“想要听到新的音乐”。但现在，他想起的却是一只可怕的古老曲子：霍西的警察总长彼德·海姆曾一边用口哨吹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一边殴打跟卡帕一样的一位长发年轻人。
第一章布达佩斯访谈（2）
卡帕住进了布里斯托尔旅馆，那是一间少有人住的旅馆，战前曾是非常漂亮的旅馆之一。前台服务人员检查了他的护照，之后问他是否去过好莱坞。他在那里有熟人吗？这人问的几个问题让他想起自己初到美国的情景，那是在艾利斯岛，他第一次到美国。另一个同样喜欢问问题的服务员问他是否去过莫斯科。
卡帕的房间得了一个折扣，还有一处酒吧的地址，在那个酒吧里，他会看到布达佩斯布尔乔亚颓败生活最后的遗迹。当天稍晚些时候，他果真去了那间酒吧，并与酒吧老板安娜交谈起来。安娜是一位25岁的漂亮女人。卡帕拍下了她抽烟的照片，戴着假珠宝，还有性感的黑上装。她嘴唇饱满，一头黑发很有光泽，但她的眼睛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她是贵族出身，曾是一名相当出色的骑手，但纳粹后来偷走了她的马，再后来，新政府没收了她家的地产。
到早晨两点，卡帕已经开始产生伤感了。他决定请安娜带他到多瑙河边的堤岸上散步。在那里，在或明或暗的灯光下，他曾用魅力吸引住自己的头一批情人，不久之后，他与安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几个月过后，他在巴黎向朋友吹嘘说，他曾与匈牙利一位真正的蓝血贵族姑娘上过床。战争以前，他那个阶级的帽子已经摘掉了，他们称安娜为费赫华莉公主。
第二天早晨，卡帕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离开了布里斯托尔酒店。拆房专家正在清除附近
旅馆的残渣。每次爆炸发生的时候，都有冰雹一样的砖块从头顶上飞过。他前往华齐大街，那曾是布达佩斯最漂亮的购物区，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青年时代，他认识一位叫桑多尔的犹太小伙子，他就在这里的一家皮毛店工作。匈牙利犹太小伙子当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躲过了大屠杀，因此，他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小伙子尚在人世，也因为他看上去极其苍老而震惊，这个小伙子竟然开始谢顶了。恐怖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曾在死亡营里干过活，之后成为俄国人的囚犯。现在，他专门修理曾经富有的太太们拿来的破损的皮衣服。
在布达佩斯度过几天之后，卡帕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叫吉约吉·马尔科斯的作家。卡帕重新扮演讲笑话者的角色，一个笑话接着一个笑话，简洁，但非常吸引人。他告诉马尔科斯，说有一次他曾挂在一棵树上，是降落伞被树枝挂住了。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敌占区，他干脆就挂在那里喝威士忌，直到有人将他弄下来为止。之后又说，罗斯福总统本人曾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总统可以帮上忙的，“有啊，给我一本护照”他回答说。
黑夜降临，卡帕对马尔科斯坦率地说，自从1931年以来，他一直都有客居他乡的感觉。他仍然拿着难民护照到处跑。事实上，他是从一家旅馆旅行到另一家旅馆，从一个作战区到另一个作战区，从17岁以后一直就是这样过的。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马尔科斯问。
“一个没有工作的战地记者能够做什么呢？”卡帕耸耸肩说，“只要有可能，我就准备一直旅行下去。”
“这么说，你打算继续冒险？在你的内心，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冒险家，你需要从战争中得到刺激？”
“你真是疯了！”卡帕打断他的话，“我不喜欢暴力，我最痛恨的东西正好就是战争。”
1913年10月22日，安德雷·弗里德曼出生，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一只手还是六指。这个缺陷使他的母亲朱莉亚确信，安德雷是个特别的孩子，是耶和华选定的人子之一。世界大战和父母之间不间断的冲突，是安德雷最早的人生体验。匈牙利站在德国一边卷入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才不到一岁。他于1931年作为政治避难者离开匈牙利，此前，他父母经常大吵大闹，很少有哪一个星期不是如此度过的，吵架的原因一般是他父亲难以戒除的赌博和随后的撒谎。
第一章布达佩斯访谈（3）
安德雷的父母都是没有职业的犹太人，来自赤贫的家庭，除此之外，他们两人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他父亲迪其奥·弗里德曼出生于1880年6月，是在特兰西尔文尼亚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长大的。那是真正的穷乡僻壤，有古老的迷信，有中世纪的文化，还有浪漫的情感。青年时代，迪其奥逃出了远离城市的家乡，在欧洲游荡了好几个月，从布达佩斯到伦敦，最后到达巴黎。在余下的一生，他一直在编织自己的流浪癖传奇故事：年轻的安德雷一连几个小时坐着听他那个子很小但语速极快的父亲讲述这样的故事，说他在流浪过程中如何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魅力生活，一边搞钱一边寻求刺激，就这样从一个不友好的城市走向另一个不友好的城市。
1910年，迪其奥娶了安德雷的母亲朱莉安娜·亨利亚塔·伯柯韦茨，两人一起在佩斯特的贝尔瓦罗斯区开了一家小小的裁缝店，一直到今天，贝尔瓦罗斯区都还是佩斯特城的商业中心。他们在瓦罗沙茨乌特卡的一幢U形建筑里搭建了自己的第一个窝，离皮尔瓦克斯酒店仅只几码的距离，1848年那场革命的领袖们就是在皮尔瓦克斯酒店相遇的。
迪其奥称自己是一个裁剪大师，但是，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寻欢作乐的浪荡公子，穿时尚服装的兴趣远远大于制作它们的兴趣。成功得失往往是运气使然。人生的规则跟平那可扑克牌一样简单，而这种扑克牌游戏又是他最喜欢的。到什么场合就得有什么扮相，这是使你进入合适的场所参与合适游戏的必备条件。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一部分。之后，命运之神会幸临头上。这是他的儿子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人生哲学。
安德雷的母亲相信相反的道理。她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农夫的女儿，在奥匈帝国的一个封建角落里长大成人，共有10个兄弟姐妹，一辈子都在辛苦操劳。朱莉娅12岁就去跟一位裁缝学手艺，因此尽全力不让儿子重复她的命运。她从早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不停地做着缝纫活，但她幻想，自己那个特别的儿子可不会仅仅知道向犹太小资产阶级分子兜售希望的服装。
不工作的时候，朱莉亚经常娇惯安德雷，让他穿上极漂亮的定制外套，上面还有带花边的饰物。1917年的一张照片显示表情忧郁的安德雷穿着她母亲制作的极精制的服装，他的家人都坐在旁边微笑。弗里德曼一家人再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1919年的深秋，标准的法西斯分子霍西将军完全控制了匈牙利。几个月后，霍西就下令杀死了5000名左派。共有70000多人进了监狱或收容所。在后来以“白色恐怖”著名的一段时期内，有组织的大屠杀横扫匈牙利，这一部分是因为霍西把毕拉昆和另外一些人描述为犹太叛徒。弗里德曼一家人把孩子藏在家中安全的地方，而就在附近的一条街巷里，右派分子在痛打犹太学生，这些右派分子得到了反犹太法律的怂恿，只允许限额的犹太人学生进入大学和法律学校犹太大学生在匈牙利的比例，从1917～1918年的34%，下降到1935～1936年间的8%。
但是，对安德雷的故国来说，最大的心理打击不是在一次大战中的失败，也不是霍西的独裁统治，而是一张纸引起的，这就是特里安龙和平条约，这是在凡尔赛宫完成的更大的和平条约的一部分。1920年6月4日，匈牙利被迫割让其七成的土地和六成的人口。新的边界使匈牙利缩小了三分之二。在所有战败国中，匈牙利损失最大。匈牙利爱国者爆发出强烈的抗议：“Nem, nem, solia!(不，不，永远不！)”在安德雷的青年时期，这样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1923年，安德雷进入贝克谢乌特卡地区的伊姆里马达克中学。他的成绩在平均水平以下，而且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完不成家庭作业，在同学们看来，他是一个无精打采的白日梦者。“（他的）裤子总是破的，”他的母亲朱莉亚说，“因为谈话十分投入，经常会撞到灯杆上。他是个心地不错的孩子，并没有天生的粗鲁言行。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有时候他有些笨手笨脚，因此而显得害羞。他喜欢女孩子——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如此。”
他进入青少年期后，朱莉亚必须花很大的精力照顾自己的家庭生意，没有办法注意被自己惯坏的儿子。放学之后，安德雷跟一群靠自己的脑子过生活的孩子一起去佩斯特的犹太人生活区游荡。他童年时期的朋友艾娃·贝斯尼奥回忆说：“安德雷似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艾娃当时一头黑发，表情阴沉，眼睛很黑，有一位搭电车的男子有一回让她回家去洗一洗眼睛。
如果不去佩斯特的后街闲逛，安德雷就跟艾娃和她的两个十多岁的姐妹潘娜和麦格达一起玩。“安德雷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是个极其浪漫的人，但还是爱上了我的两个姐妹和我。安德雷不知道哪一个是他最爱的”。艾娃说，但艾娃的母亲属于中上流社会，她坚持反对孩子们跟粗俗的安德雷来往。“他希望哪一天有人会来偷走我们，这样，他就可以当英雄来救我们。之后，我父母也许最终会接受他。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艾娃现在已经91岁了，是从世纪恐怖中存活下来的一个犹太人，她现在一个人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那是1933年逃脱希特勒魔掌之后她的家乡。虽然体力不行了，但她的思路仍然很清晰，她的回忆既痛苦又浪漫，而且十分生动。她是荷兰的一名著名摄影家，一辈子的生活都是用图像的形式来回忆的。“当时，我总是管卡帕叫‘班迪’，”她说（班迪是安德雷的简称），“那是他的诨名。我们也习惯于称他‘卡帕’，鲨鱼的意思。他兄弟康奈尔的诨名是鳄鱼作家约齐法·斯图亚特为一本并没有出版的传记而搜集童年时代的资料，她把安德雷·弗里德曼描绘成一个“小流氓，很有魅力，一天到晚总在东奔西跑。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奔跑过。他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从来没有一个可以定时进餐的地方，没有一家人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的地方……他的童年一片混乱”。
第一章布达佩斯访谈（4）
跟她谈话的头一天，她摔了一跤，头皮都撞破了，上面扎着一方有丝花的头巾。倒绿茶的时候，她的手抖个不停，但她坚决拒绝我帮她倒。屋外，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一片寂静，跟波光粼粼的池塘一样。在屋内，她坐在许多书籍和包豪斯派家具中间，这些残留物品是她在德国魏玛最后那些忘乎所以的日子的纪念。她清楚地记得弗里德曼家的所有男孩子。最大的孩子是1911年出生的，15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但1936年就夭折了，是病死的。最小的孩子叫康奈尔，1918年生，当年，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混乱。”
据贝斯尼奥回忆，班迪经常抱怨生活无聊，极想找机会置身冲突与危险之中。正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特别爱好滑雪，哪怕朱莉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贝斯尼奥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是摄影。她有一台让自己很是自豪的柯达布郎尼相机，有空的时候，她大都在布达佩斯各处拍照。有时候，安德雷会跟她一起去。但她坚持认为，“我们一起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对摄影并没有兴趣。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摄影的事情。”。15岁那年，他找别人借来了一副滑雪工具，跟贝斯尼奥一起去了俯瞰着布达佩斯市的瓦布赫奇山。两个人以前从来都没有穿过滑雪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起坐滑雪升降机到达山顶。
布达佩斯已经隐入远处的云雾之下，已经结了冰的多瑙河在山底下构成一条粗大的曲线。安德雷神情坚毅地说：“我准备开始了。”
“但你不知道做什么”，贝斯尼奥说。
安德雷耸耸肩说：“管它哩，我反正要动手了。”
“他从来都不怕尝试任何新事物，尤其是涉及小小危险的事情，”贝斯尼奥现在说，“我希望他不要摔断一条腿，结果他也没有摔着腿。他滑下去了，之后又爬上山来。他总是想亲身体验，自己发现新事物。”
安德雷皮肤浅黑，有浓密的眉毛，嘴唇饱满，手生得很漂亮，在同学和附近的女孩子们中间越来越受欢迎。经常有人看见他在伊莉莎白大桥底下的阴影处跟姑娘们接吻，那是佩斯特城的小情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在佩斯特城那个眼睛生得跟雌鹿似的斯拉夫姑娘那里失去童贞。后来他说，他第一次性交是跟一个有钱的中年妇女，那是他母亲店里的一个客户，当时母亲让他去送新衣服，结果就被那个中年妇女诱奸了。
在19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政治迫害期间，安德雷担心有人会翻自己的旧账，因此反复否认自己参加过匈牙利共产党，也否认自己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加入过共产党。在1953年的一份陈述材料中，他解释了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政治立场：“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对文学和政治产生了兴趣，并决心以后靠新闻事业谋生。当时，我对霍西将军反闪族的独裁统治十分厌恶。我是研究过社会主义，但立即发现自己跟共产党的目标和方法相去甚远。”
安德雷回家以后，两名特工逮捕了他。朱莉亚请求他们不要带走自己的儿子：已经有很多危险分子再没有从霍西的羁押所活着出来。但是，没有人理睬她的请求，安德雷被推上了一辆警车，带回警察局接受问讯。在一间小房子里，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墙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到处都是，彼德·海姆召来的打手给了他一顿暴打。
“对于像安德雷这样的火把来说，来一通凶猛的下马威，挫败其锐气是常见的事情，”贝斯尼奥说，“但是，他们没有吓倒他。他们揍他，但安德雷却对他们发笑，他们只是怀疑他是左派分子，但并不能够证明他是共产党人。”安德雷明显一直在嘲笑审讯者，最后被打昏过去。
后来是如何释放的，在什么条件下释放的，这事一直都是个谜团。根据康奈尔的意思，警察局副局长伊梅里·赫登尼的妻子是他父母那间裁缝店的“好客户”。“因为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就想办法让（我兄弟）出来了，条件是立即离开匈牙利。”
一个不起眼的裁缝当真有能力影响一个警察国家的铁腕人物吗？也许海姆在一场牌局中输给迪其奥了？艾娃·贝斯尼奥暗示说，安德雷最后得以离开匈牙利，其原因也许不那么戏剧化：他只不过是照着她的样子做而已她父亲本打算在她中学毕业后让她去布达佩斯的一家学费昂贵的艺术学院上学的。但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她意识到匈牙利摄影界里出现了纪录片倾向，还注意到了左派作家和画家拉约斯·卡撒克的思想。卡撒克相信，摄影这种艺术形式还有很多社会用途没有被人探索出来。对于一位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来说，摄影是向世界昭示真相的办法，因此有助于改变世界。安德雷在向法西斯分子扔石块，但贝斯尼奥却在利用罗雷弗拉克斯相机纪录码头工人和当地乡村的农夫生活。。作为一个犹太女子，她渴望脱离匈牙利越来越嚣张的反闪主义思潮。1930年，她父亲同意送她去柏林学摄影，那是摄影实验活动的中心。贝斯尼奥告诉安德雷，说自己准备去柏林了，但他只是做出冷漠的回答：“也许我也会去的。”
“你准备怎么去呢？”她问。她知道弗里德曼一家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钱让他在佩斯特读完大学，更不用说承担他在柏林的费用了。“这你别管，”安德雷回答说，“我会去的。”
第一章入口处的野蛮人（1）
“我是一台相机。”
克里斯托法·伊舍伍德：《告别柏林》
1931年7月，安德雷乘火车离开布达佩斯。9月初，绕了一大圈之后，他终于到达柏林。当时他才不到18岁，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孤立无援。他去找艾娃·贝斯尼奥，最后发现她住在很小的一间摄影室里自离开匈牙利之后，她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在柏林，门窗打开，光线就倾泄进来。那是黑暗中的一线光芒。我成为一个新人。”她已经拍下这个城市的建筑和宽大街道的照片，细节丰富，风格独特。通过她的取景器，柏林成为一座有未来主义风格的大都会，“有强有力的对角线，有鸟瞰图，有仰视图，有侧倾画面，还有超近特写。”（艾娃·贝斯尼奥：《艾娃·贝斯尼奥传》，阿姆斯特丹，富克斯出版公司，2000年）。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贝斯尼奥问他。
安德雷不是搭便车来的，也不是通过其他的什么浪漫方式找来的。实际上，他利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实现了随她到柏林的誓言。“安德雷一向都是个精于世事的人，”贝斯尼奥回忆说，“他发现，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团体会把有天赋的学生送到海外读书。因此，他就申请得到一笔资助，结果获准成行。”但是，那笔资助并不能使他直接从布达佩斯去柏林，他必须从一个犹太人家庭跳到另一个犹太人家庭，最后才经由布拉格、维也纳和德累斯顿到达柏林。
贝斯尼奥问他来柏林准备干点什么，安德雷告诉她说，他准备在著名的德国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10月27日，他也如期注册冬季入学。但是，他是个极不安分的人，他太想了解柏林了，他对经验有强大的渴求，根本无法忍受永无止境的理论讲座，不久之后，他就开始逃课了。
初到柏林的几个月，根本谈不上什么不舒服。亲戚给他寄些小数目的钱，父母每月也定期给他补贴。但之后，世界经济在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后滑入萧条时期，弗里德曼家的店子客户少了，朱莉娅再也寄不出他每月都需要的那几个马克了。深秋转为隆冬，他也开始体会到绝望的滋味了。根据他表妹苏茜·马奎的说法，他很快就开始饿肚子了，而且饿到去偷房东波亨太太喂狗用的牛肉条的程度。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交房租了，结果，当波亨太太开始怀疑她心爱的猎獾狗晚餐的去向时，他立刻就逃走了。
到1932年早期，安德雷急需去赚钱了，否则他就不可能继续读下去而不挨饿。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曾有过一个初步的想法，准备当记者谋生，因此，现在就开始认真考虑摄影的事情了。他在1953年曾说过：“读书期间，父母的接济断了，我决定去当一名摄影师，对于一个不熟悉当地语言的人来说，那是通往新闻行业最近的一条路。”（这个时期，他的德语水平还相当有限。）
他问艾娃·贝斯尼奥，可否介绍他去哪个通讯社或照相馆工作。“干摄影这一行，”他问，“不知道是不是谋生的正经行当？”
“不能这么说！”贝斯尼奥答道，“这不是一种职业。这是一个使命。”
“这不太要紧。好玩吗？”
“是啊，很有意思。”
艾娃·贝斯尼奥认识几位有可能帮助安德雷找到工作的人。也许他最值得赌一赌的办法是去接触一位名叫奥托·安比赫斯的摄影师，他以前是个矿工，在包豪斯艺术和设计学院学过设计，现在是一家名叫戴弗特的极有声望的通讯社里负责半身照和广告工作的负责人安波是个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式狂热分子，极力推动达达主义运动。他在贝斯尼奥和摄影记者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前者是一个实验摄影家的世界，深受莫霍利-纳吉和吉约吉·凯皮斯思想的影响，而后者却是新闻摄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安德雷称闪光摄影术中的专家为“闪光灯泡专家”，而安波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专家，他在柏林拍下了不幸的颓废者给人留下的惊人形象，在这方面他是无人匹敌的：在地下室开设的夜总会里，突然照射出来的灯光使一些举止优雅体面的妇女惊慌失措；在闷热的卡巴莱夜总会里咕咕发笑的女同性恋者，一身皮毛的浪荡公子在柏林的“甜蜜生活”中醉生梦死。。贝斯尼奥打电话给安波（大多数人都这么称呼他），问他可否录用“一个极聪明的小伙子”。安波对贝斯尼奥说，让那个小伙子来见个面吧。下次她再有安德雷的消息时，得知他已经在戴弗特通讯社的暗室里当助手了。他在那里不停地换定影水和冲洗剂，挂底片晾干，并掌握了曝光和冲洗的基本技术。这家通讯社有刺激人和工作节奏快的环境，安德雷非常喜欢。总是有最后期限，总是有人在发脾气，人们在照片和报道上展开的竞赛十分激烈。虽然雇他来是用极少的薪酬要他在暗室里做奴隶，但是，不久之后，他也在帮着安排活路，并且在通讯社的总部做些行政类的工作。他的白天极忙，极长——戴弗特通讯社为德国2 500余家报纸和期刊提供稿件，还有柏林十多家每周出插图副刊的报纸。
操纵戴弗特通讯社的人是西蒙·古特曼，他是个小个子，戴着眼镜，精力充沛，是编故事的天才，脑子里总有数不完的点子。1928年，他创立了戴弗特，旨在从德国快速增长的插图杂志中赚取利润。到安德雷加入这家通讯社的时候，他的摄影师已经包括了比如费力克斯·曼这样一些声望卓著的摄影记者了。自1929年起，费力克斯·曼一直在为《曼彻尔画报》工作，每月薪酬达到确有保障的1 000马克。费力克斯·曼拍出他最著名的系列图片“墨索里尼一天的生活”时，安德雷也许就已经在为戴弗特工作了。今天，这套图片已经列为早期报道中的经典作品了。那是一个图片故事，极赋天才和细致地描述了独裁者墨索里尼的虚荣和荒唐。
到1932年夏天，安德雷已经放弃了学业（那是他去柏林的借口），并且协助曼和其他人在城里完成描述日常生活的任务。不时会有人递给他一台小相机让他上胶卷，那是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的第一批莱卡相机莱卡相机后来的众多型号一直都挂在差不多每一位有声望的摄影家的脖子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莱卡相机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实现，它有极高速的镜头和焦面快门，可使曝光时间缩短至千分之一秒。这种相机使戴弗特的摄影记者能拍摄出动作照片，并可在低光环境下使用，不需要极复杂和昂贵的照明设备。
安德雷从戴弗特通讯社借了一台莱卡相机，很快学会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这种相机的技术特长。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或时机来学习摄影报道了：柏林是各种政治和文化极端的混合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在这个时期，德国摄影家吉色勒·弗鲁恩德正在柏林当学生。她后来逃离德国，与安德雷交上了朋友，并带出了大量惊世骇俗的照片，是她从希特勒的政治受害者那里拍来的。她回忆说：“那个年轻共和国的首都是德国的中心，是艺术和思想运动的中心。那里的剧院因为上演布莱希特、托勒和萨克梅尔的戏剧而闻名，也因为麦克斯·莱恩哈特和艾德温·皮斯卡托尔等导演的作品而闻名。还有U.F.A的无声电影，是弗里兹·郎恩、恩斯特·鲁比奇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人士导演的但是，纳粹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主张。1939年，恩里克·玛里亚·雷马克的和平主义电影《西线无战事》在柏林举办首映式，他们就组织了暴徒前往抗议，甚至都撞进了柏林的一家电影院，往里面扔臭弹，放老鼠，最后得以禁映该片。”
第一章入口处的野蛮人（2）
到1932年，柏林已经是一个战场了，左派和右派为德国的未来而在街头打斗。1932年6月4日，德国议会解散，全国大选定于7月31日举行。6月15日，通过了禁止纳粹准军事组织暴风营活动的法令，结果，德国一头扎进政治风暴。在柏林，数以百计的人死在街头打斗中，都在工人阶级生活区。到7月中旬，内战的威胁弥漫全国。除开好战的纳粹以外，各个政治党派都要求恢复法律与秩序。在柏林宣布了戒严令。
7月31日，国民社会党赢得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党派的席位，共获13 745 000票。德国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大规模转向支持希特勒。虽然共产党人很快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赢得了12个席位，成为国会议会中第三大党，共有89名议员——但是，与纳粹的320个席位比较起来，他们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对派。
就在这年秋天，德国陷入一片政治混乱。安德雷在戴弗特的命运出现第一次转机。有一天，在通讯社的红光暗室，他看到一批令人惊异的奇特照片逐渐显现。那是关于让人着迷的印度的照片，是哈罗尔德·莱肯伯格拍的，他是戴弗特通讯社最勇敢的记者之一。安德雷深受刺激，一头冲进古特曼的办公室，说那些照片有多棒。古特曼看出他特别喜欢摄影，因此决定培养安德雷，几个星期之后，派他第一次去完成自己的拍摄任务。
11月27日，安德雷不声不响地进入哥西哈根体育场，等着他的第一位拍摄对象在一大群人面前出现。古特曼让他去拍列恩·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将在这里作“俄国革命的意义”的演讲。托洛斯基演讲的时候，安德雷在一旁不停抢拍，用黑白照片的形式捕捉住了斯大林的大敌托洛斯基在大群听众面前最后的时刻。托洛斯基安静下来，体育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安德雷看到托洛斯基一个人站在那里，突然之间看上去精疲力竭。震耳的欢呼声不是为演讲而发的。学生们是在向这样一位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四处追杀的男人致敬，但是，在无望地寻求避难所的途中，他却遭到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拒绝。托洛斯基离开讲坛后，看起来，死神的翅膀已经笼罩在他头上了。
在那个星期天，在体育场里，安德雷并不是惟一在场拍摄的新闻记者，但是，他用莱卡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有戏剧效果的。最重要的在于，他离拍摄对象仅只几英尺的距离。他的照片从技术角度看远非完美无缺，但是，他拍出来的照片有强烈的隐私和强度感，这几乎成了安德雷拍摄照片的商标。安德雷回到柏林，发现《世界明镜》杂志整版登载了他的照片。在该页底部，用一排小号字写着一句令人宽慰和陶醉的话：“摄影者：弗里德曼，戴弗特通讯社。”
但是，第一次得到署名机会并没有改善他极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他经常会弄得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便开始经常去罗曼尼什咖啡店，那是移民区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时常可以在那里找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或者一杯咖啡，来自匈牙利的某个乡人会帮他一把。但是，日子一长，柏林的老乡越来越少了。朋友贝斯尼奥已经于当年夏天离开柏林了。“街头已经被‘黄衫党’所替代，”她解释说，“在城里的无论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腰间别着棍棒的纳粹分子。我内心里开始感到很不安全。”
安德雷留下来了，他不愿回到匈牙利去，霍西将军的法西斯统治加速迫害犹太人和民主人士。因此，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开始逃离柏林，无家可归的安德雷却还在柏林游荡，经常在公园和门廊下睡觉，他从贫民窟的角度目击了希特勒如何升上权力高位。
1933年1月30日，总统兴登堡的顾问劝说他任命希特勒当首相。黄昏降临在一片混乱的柏林，长统靴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安德雷看到纳粹突击队员摆出整齐的队列在街头行进，他们高举熊熊燃烧的火把，庆祝那个在奥地利当过下士的人荣升权力高位。成千上万的德国社会精英突然之间从西柏林蒂尔加腾地区的森林中冒出来，他们的脚步踏过波茨坦区的勃兰登堡之门，一直奔向威廉斯特拉斯。他们最喜欢唱的进行曲中的歌词“Horst Wessel”回响在德国各地。在首相府，希特勒沉浸在意想不到的荣耀的幸福时刻中。
纳粹革命让德国人民大惑不解。希特勒许诺会带来民族复兴，会创造就业机会，会恢复德国的骄傲，会铲除致使丑恶现象在魏玛共和国大肆流行的颓废力量：同性恋者和犹太人。希特勒大获全胜的那个夜晚，在安德雷看来非常清晰的是，他在柏林的日子有数了。他迟早会被逮捕，也许还会给送往拘留所。如果哪一天他睡错了门廊，或者碰巧撞上一群喝醉酒的希特勒青年，可能会有人用刀刺死他，甚至将他毒打至死。
2月27日，德国议会化为一片熊熊火焰，德国民主未来的一切希望都没有了。第二天，希特勒宣布这是共产党的活动，他宣称纵火者就是共产党，并且因此而宣布紧急状态令。第三帝国由此开始。德国议会大厦的余烬未灭，超过4 000名共产党官员和大批社会民主党及自由领导人被捕。恩斯特·洛姆的纳粹分子撞入民居，对怀疑颠覆者就地正法。走运的一批人受到折磨和毒打。另外一些人被送往第一批集中营。
安德雷终于决定离开柏林。他与一个犹太人组织取得联系，最初就是这个组织帮他来到柏林的。拿到买票的钱后，他立即搭上前往维也纳的火车。逃离纳粹德国的人数以万计，其中有本世纪杰出的一批艺术家与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伯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瓦西里·康定斯基。
在维也纳，安德雷跟戴弗特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哈罗德·莱申伯格一起过了几个星期。但历史的脚步大步向前。国会纵火案一个星期后，奥地利首相恩格尔伯特·多尔弗斯建立了极权政府。到1933年6月，安德雷回到布达佩斯特，他在那里找到朱莉亚、迪其奥和他的哥哥拉兹罗。他们还在做衣服，但只能是聊以度日。
安德雷花几个星期时间在维莱斯旅行社找工作，同时拍了一些当地风景照片。但是，到了深秋，他又感到非得离开匈牙利不可了。他去德国的这些日子，匈牙利左派已经被无情毁灭，他想在自己的家乡当一名职业摄影师的梦想，看起来遥遥无期，甚为渺茫。接下来，去巴黎是一件明显的事情，已经有数以千计的犹太籍匈牙利人在巴黎找到了避难所，逃脱了法西斯的迫害。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1）
“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巴黎人，卡帕就是其中之一。他有世俗的经验，他长得很帅，他疲惫无力，在需要时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卡帕）也许会出生在巴士底一带，或者出生在16世纪城区的豪宅里。”
欧文·肖《时尚》，1982年4月号
结果证明，巴黎跟柏林一样残酷。最开始，安德雷连吃饭都得费很大的劲。有好几个月里，他从一间破旧旅馆流落到另一间破烂旅馆，往往是在旅馆经理逼迫他交房租之前逃走。他干不同的零活，找到几个法郎就喝得大醉。到1934年冬季为止，他一直都是拉丁区一家当铺的常客。为了活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宁愿把自己最值得骄傲的财产当掉——莱卡相机。“安德雷大部分时间都挂着这么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只镜头，一个按钮，就这么来往于当铺之间。”这是约翰·赫谢说的，“这台相机如果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弗里德曼的手里，那就有三个星期时间抵押在当铺。”
到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当，也没有钱购买食物的时候，安德雷就到塞纳河里去钓鱼找晚餐，但他的运气总不是那么好。有时候，他会去找母亲的表妹谢琳·费舍尔，她跟丈夫贝拉和6岁的女儿苏茜住在梅德兰附近的一个破旧的公寓里。他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一碗汤，他甚至还可以利用苏茜的父亲那位执着的业余摄影者存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的放大机。苏茜到今天都还记得安德雷去她家的情景，因为他总记得给她带件小礼物，而且经常跟她一起玩。最后，她成了安德雷最信任的几个人之一。“班迪总有一股领袖气息，”她说，“从我记得他的时候起，也就是3岁去布达佩斯的时候起，班迪就是那种你无法不理会的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你也可以喜欢他，你可以崇拜他，但你不会对他无所谓。”
在左岸一带的小吃店里，安德雷和其他一起逃难来的人搭好了自己真正的窝，只不过是一些比床铺稍大一点的地方。安德雷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蒙马纳斯的穹顶餐馆，安娜·宁就是在那个地方向亨利·米勒说出爱的悄悄话的。就是在穹顶餐馆，安德雷与一位波兰犹太人大卫·契姆·塞穆尔交上了朋友的，是在1934年初。塞穆尔不爱出声，面孔严肃，带着镜片很厚的眼镜，他是一位极聪明的知识分子，当时为共产党人办的《问候》周刊工作，后来成为安德雷差不多最亲密的朋友。塞穆尔1911年11月20日出生在华沙的一位很受尊敬的意第绪语出版商家庭，他最初准备当一名演奏会上的钢琴家的，但后来在莱比锡的大学发现了图形艺术，之后就一边在巴黎大学学物理，一边练习摄影术。
有一天，在穹顶餐馆，塞穆尔将安德雷介绍给另一位也在巴黎工作的摄影师，叫亨利·卡迪埃-布莱森。布莱森是诺曼人，富家子弟，他的家族拥有法国最成功的纺织业务法国摄影师让·拉古杜尔写道：“这位小个子的波兰难民一举而在那个十年当中对于图像艺术最富对照意义的追求者之间建立起联盟来，这就是运动与结构，自然与文化。这样的伙伴关系本来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就如同急流与岩石。”（让·拉古杜尔：《卡帕简介》，巴黎，万神殿图片资料馆，1988年。）。卡迪埃-布莱森在巴黎附近的香特鲁长大，是一位艺术品经营商的儿子，他母亲是夏洛特·科戴的嫡传后嗣，而科戴就是因为刺杀著名的革命家让-保尔·马拉而被判处极刑的。他上高等私立学校，之后去剑桥学习一年，并在欧洲、墨西哥和非洲各地进行广泛旅行。他已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举办过自己的摄影展。
在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安德雷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而且是一位极出色的浪漫“玩家”，但他并不是一位有着杰出知识的摄影师。他回忆说：“见到（安德雷和塞穆尔）之前，我更多时间是跟作家和画家们生活在一起的……（安德雷）主要不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他是个冒险家，有很强烈的生命感。但是，摄影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他只能够拿摄影说事儿，那是他全部的人格。塞穆尔是位哲学家，是一位棋手，虽然不是一位很有宗教情怀的人，但是，他的内心里总是一位犹太人，总背负着这样的心理负担，拿它当作一种悲情。”
在这三个人当中，安德雷和塞穆尔才是真正的“伙伴”，他们两人关系特别密切，这是由他们的东欧情结形成的，也是他们两个人都体验过反闪主义运动的结果。欧洲犹太人文化的命运已经写在巴黎的墙上，正如在柏林和布达佩斯一样：法西斯分子贴出的反犹太人的竞选招贴，毁坏了地铁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面容。作为摄影家，三个人很快都纪录下了法国出现的社会和产业冲突，因为在整个30年代中期，法国一直都是从一场政治危机走向另一场政治危机。尤金·韦勃有一本极有见地的著作，名为《空虚年代：1930年代的法国》。在这本书里，三个人的照片共同描绘了穷途末日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绚烂的图景。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和有政治意图的摄影家集团，很快加入这个团体的另一个难民是彼埃尔·加斯曼，是一位德国摄影家和冲印工加斯曼虽然跟那个世纪很多伟大的摄影家工作过，但是，他的起居室里却只裱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安德雷在1952年露出的灿烂微笑，仅在他去世两年前。今天，加斯曼是巴黎著名的冲印实验室皮卡托的老板。。“从见到（安德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去世，他总是一个让人无限开心的人，总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个对生活绝对热情的人，尤其是在食物、酒和女人的事情上面。他是一个凭直觉行事的人，是天生的摄影家。他希望把人们从没有见过的东西拿出来看。他希望让人震惊，让人惊讶不已”。他很快开始在他家的一个坐浴盆里开始为塞穆尔、安德雷和卡迪埃-布莱森冲洗照片了。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2）
安德雷交上了这些新朋友，不久之后，西蒙·古特曼就到了巴黎，他通过匈牙利社区的熟人找来了安德雷，然后给了他一份工作：为一家瑞士人寿保险公司的宣传册子拍摄名人照。为其中一幅照片，他必须找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然后在当地一家公园找地方摆姿势拍照。
安德雷知道去哪里寻找可能出现的候选人：左岸的餐馆，就是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那里用找来的几个生丁换酒喝的地方，也是他筹划着如何挣到足够多的钱、好把自己抵押在当铺里的莱卡相机赎回来的地方。一天下午，他遇到了露丝·切尔夫，那是一位让人发晕的瑞士难民。她记得他们谈起话来，安德雷请她在蒙巴纳斯的一个公园里摆姿势。“（他）看上去像个流浪者。他说他在找模特儿。我同意拍照片，但一个人跟他单独在一起我倒有些担心，因此决定带上一个朋友。”
她跟自己的一个室友格尔达·波霍里耶一起到了公园。格尔达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红发美女，精神很好，头发剪成男式的，闪烁的绿眼睛极有神，结果很快改变了安德雷一生的行动轨迹。跟切尔夫一样，她也发现安德雷粗俗无礼，但是，也很有领袖气质，人长得很帅。格尔达1911年8月1日出生，是斯图加特的书香门第，她也是为了逃避法西斯而来到巴黎的。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年代里，她上过一个商业学校，学会了一些秘书工作，她穿高跟鞋上课，也订了婚，结果让她富有的姨妈很是生气，因为她竟然准备嫁给一个老于世故的35岁的棉花商汉斯·博特。订婚后才几个星期，格尔达就爱上了一位俄罗斯的医学院学生乔治·凯维特基茨，这个学生介绍她理解布尔什维克思想。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格尔达已经成为反纳粹组织的积极成员，她发过反纳粹传单，还在夜里张贴左派宣言。在致朋友的一封信里，她甚至还想到了被纳粹折磨至死的情景。1933年3月19日，纳粹怀疑她参加了针对希特勒的一项阴谋，并因此而逮捕她。搜查她的卧室后，他们找到了她给男友乔治的一封信，信里提到了革命战争的事情。她想办法说服讯问者，说自己只是一个愚蠢的年轻妇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信念，并于8月拿着波兰护照越境到达法国，一路来到巴黎，结果在这里得到多个组织的帮助，这些组织为政治避难者提供食物和栖身地。露丝·切尔夫曾为这样的一个组织工作过，两个人共用一个公寓。公寓供暖条件极差，到了冬季的下午，她们只好卷缩在一起才能保暖。
遇见格尔达后不久，安德雷在穹顶餐馆找来纸笔，给母亲写了一封短信。他解释说，西蒙·古特曼又来帮他的忙了，并且给了他第一次到海外拍摄的任务。他准备要去西班牙了。他很激动，根本不知道古特曼已经做好安排，要把他的故事卖给《柏林人画报》。这个画报有极差的习惯做法，经常在封面上登载法西斯分子的照片。
从到达圣塞巴斯迪安的那一刻起，西班牙就迷住了安德雷，而这只是在刚刚越过法国边境的时候。这个国家跟匈牙利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伊斯兰教的影响到食物，从吉卜赛民俗的流行到表现主义的文化，凡此种种，莫不如此。的确，西班牙是离开家乡的家乡，它的灵魂在安德雷刚刚踏进其国土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和理解，它的活力一直穿透他的内心深处。
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拳击手鲍林诺·乌茨库丹，根据计划，他将与德国重量级冠军麦克斯·施麦尔林在柏林进行比赛，时间是1935年7月7日。他的照片显示出的，是一种极威严和残酷得多的比赛项目，比我们今天了解的拳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拳击，完全是腐败的一项运动。下一站是马德里，他将在马德里拍摄不怕死的柯勒奈尔·赫勒拉上校，就在特别设计的一只热气球旁边。根据《看到了》杂志，赫勒拉计划在气球上升高度上打破世界纪录。4月14日，安德雷目击了一场游行活动，那是要庆祝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四周年，而西班牙共和国是民主制度上进行的一场短命的实验。之后，他去塞维尔过圣周，那是西班牙宗教日历表上最喧闹和具有异域色彩的节日。
看到那样的节日情景，安德雷体内的吉卜赛血液沸腾起来，结果，万千景色就从他的取景镜前纷纷闪过。共有64尊巨大的青铜雕像一个接一个从他眼前经过，在整个城市里延绵达数英里之长。狂欢者中有很多眼眸碧绿的未婚女子，这里有一身丝锦的弗拉门科舞者，有上了润发油的徒步行走者，还有一些身着奇装的人，让人想起宗教裁判所和三K党徒。极其壮观的宗教游行在古城狭窄的街道上蜿蜒，焰火燃放，一直到曙光初现。在写给巴黎的格尔达的一封信里，安德雷描述了这些情景，笔调生动，细致入微，说他和城里人如何一直喝到天亮为止。在信的结尾处，他用一句不合德语语法的话说，她经常在他的脑海里出现。
这两次报道使他有了收入，因此，安德雷就去进行一次极有必要的度假活动。当年夏天，他跟格尔达、医学院的学生威利·查达克和另一位朋友雷蒙德·哥林一起去了科达述尔的圣马格丽特岛。安德雷和格尔达很快就熟得难舍难分了。“他们在法国南部陷入了情网”露丝·切尔夫回忆说。
格尔达开始做梦了。安德雷天生有很大的潜力，但他太不守规矩了，太波希米亚气了，经常还很自傲，也不太负责任。她还看出，安德雷是某种“恶棍，是个色狼”，这是露丝·切尔夫的评论。但也许他的魅力和大胆跟职业姿态结合起来以后，会使他们两人都脱离贫困生活。她很高兴地看到，当她抱怨安德雷喝酒太多，并要他把自己弄整齐一点的时候，安德雷并不是很生气，也不抗议。这是一位并没有在情感中淹死自己的女人，她在自己性欲的事情上并没有什么羞耻心，正如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德籍犹太人，在巴黎总还算是一个局外人有一次，她当着安德雷一个朋友的面裸体洗浴，根据露丝·切尔夫的说法，在她短暂的一生，从来都没有做一个守贞不二的女人。“对格尔达来说，男人属于那些可随意处置的东西。她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有钱的男人总是她最喜欢的一类。”。他开始称呼她为“老板”了，花了好几天时间教她使用莱卡相机，甚至还教她如何冲洗自己拍摄的照片。他们很快就住到一起去了，就在艾弗尔铁塔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3）
“没有格尔达，安德雷也许不会成功，”艾娃·贝斯尼奥说，“她扶起他，为他指明一个方向……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就喝酒，就去赌博。他们见面的时候，他正处在低谷，也许，没有她的话，他的一辈子可能就那么玩完了。”
在当年秋天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安德雷说，他为格尔达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为一所叫做联合社的新通讯社销售照片，那家通讯社是一个名叫玛丽亚·艾斯纳的漂亮妇女开的，效率极高。他本人也为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月刊当图片编辑在写给他妈妈的其他信中，安德雷说他更喜欢拍电影，而不是作一名摄影家。在他圈子里的其他许多摄影家，包括卡迪埃-布莱森，也经常参与拍电影。因此，离开布达佩斯后，他成了法国电影的崇拜者，而这不止他一个。法国成为新媒体最着迷的地方。巴黎娱乐影片的票房收入率从1929年的40%上升到1939年的72%。1940年5月，当德国人Panzer在法国北部开拍电影时，巴黎电影数量超过300万部。
大约在这段时间，朱莉亚告诉安德雷说，她准备去探望已经搬到纽约去的姐姐。她也许没有告诉他的一件事情是，她跟他父亲的婚姻已经完蛋了。根据安德雷活着的一位亲戚说，迪其奥因为赌博而迫使家里的裁缝店倒闭了，弗里德曼家的婚姻也一同结束。根据这位亲戚，也根据露丝·切尔夫的说法，一年之内，迪其奥打完了自己最后一次牌，按照切尔夫的话说，“把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玩完了”。
据说，迪其奥是自杀死的，此前，他最小的儿子康奈尔也去了巴黎，来到安德雷身边，他准备到巴黎当医生。不学法语的时候，他就开始为安德雷冲洗照片，不久之后，他也开始为塞穆尔和卡迪埃-布莱森做同样的事情了。最终，他把自己在宾馆的卫生间改装成冲洗暗室。“那是在瓦文大街，在面朝穹顶餐馆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在顶层有一个房间，如果从顶层的窗户伸出头来，就可以直接看到穹顶餐馆，那里有很多摄影家、画家、外国人、哲学家和巴黎人，他们在那里聚会，喝咖啡。”
1936年4月，安德雷又从穹顶餐馆拿回了一些纸笔，他写信给母亲说，他已经从一个浪荡子转变为值得人尊敬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了，而且这样的转变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格尔达的原因，他已经获得了重生。但那不是某种宗教意义上的转教体验，也不是为犹太教的再次献身，绝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换了一个新名字，以便适合自己的名望。
1947年，约翰·赫谢解释了安德雷·弗里德曼“重生”为罗伯特·卡帕的原因。安德雷和格尔达决定成立一家由三个人组成的社团。格尔达在一个图片社工作，她准备当秘书和销售代表；安德雷准备当暗室雇用人员，这两个人将一同受雇于一位有天赋、很著名和富有（和想像中）的美国摄影师，名叫罗伯特·卡帕，当时，此人据说正在法国访问大约在同一时期，格尔达也重新发明了她自己，她把自己的名字从几乎无法发音的波霍里耶换成了比较有朝气的塔罗。她取这个名字，是受了一位在巴黎很有名望的日本画家的启发，这位画家名叫塔罗·丘本。“塔罗”这个名字很短，也很有力，就跟卡帕一样。
1947年，罗伯特·卡帕对一家无线电台的采访记者解释了他为何慢慢想到要改一改名字。“我过去有个名字，跟包勃·卡帕稍有点不同。我的那个真名不是太好。那个时候，我跟现在一样愚蠢，但年轻多了。我找不到活干。我极需要一个新名字。”
“嗯，当初那个名字叫什么？”采访记者问。
“嗯，说出来真是怪难堪的。名字由安德雷开始，最后是弗里德曼，这两个名字挂在一起。为了我的缘故，我们不再说那个名字吧。”
“那好。”
“因此，我一直在想一个新名字……罗伯特听上去很有美国味道，因为这听上去才像人的名字。卡帕听上去也很美国味，发音也比较容易。这么一来，包勃·卡帕听上去像是很好的一个名字。之后，我发明了这么一位著名美国摄影家的包勃·卡帕，他来自欧洲，不想找法国编辑，因为这些编辑支付的报酬极低……因此，我就这么拿着一台莱卡相机上阵了，拍了一些照片，在上面写上包勃·卡帕的名字，之后以双倍的价钱卖掉。”
有人猜测，卡帕是按弗兰克·卡普拉的名字取的，因为这个人已经是一位出名的电影导演，执导过比如《白金美人》（1931）和《美国疯狂》（1932）等的电影。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名字要取罗伯特呢？1976年卡帕的家乡为她举办过第一次摄影展的匈牙利摄影老手艾娃·凯勒迪认为她知道答案。在布达佩斯特，有一家餐馆是她最喜欢的，她在一个便条本上写道：“安德雷-班迪-包勃。”“小的时候，在布达佩斯，人们称他班迪，”她告诉我们说，“从班迪到包勃再到罗伯特并不需要费多大劲。”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4）
根据赫谢的说法，卡帕早在1936年初夏就已经熟练地运用起这个新名字了。他听从格尔达的建议，剪了一种新式的发型（后面短，两侧也短），甚至还装模作样地穿上了时髦的外套，戴上了入时的帽子。但是，可笑的是，那不是小资情调的装束，而是蓝色的工作装和连体服，属于体力劳动者的装束，但那年夏天在巴黎激进青年中特别流行。1936年5月3日是个星期天，一个称为人民阵线的联合运动左派取得执政地位这次胜利虽然让卡帕开心，却并没有平息法国狂怒的工人。1936年6月，执政的反法西斯政府看到全国共发生12 142次罢工活动，有近200万工人参与其中。
通过一个匈牙利犹太熟人安德雷·克特茨的介绍，卡帕得知《看到了》杂志有一些机会。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亲人民阵线党出版物。这家杂志报酬不高，但是，却很需要投稿人《看到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1932年4月号《德国之谜》一期，共有不下438幅照片登在125页上，其中许多都是古特曼的戴弗特通讯社提供的。。编辑路西安·伏格尔对安德雷拍摄的托洛斯基的照片留下很深印象，因此请他报道巴黎发生的政治事件。安德雷接下来的很多照片都拍得不好，构思一般，构图模糊，但是，那些照片还是捕捉住了那个迅猛时代的基本情绪。
为了缓解工人情绪，总理里恩·布鲁姆宣布一项“新政”，将薪金提高12%，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两周带薪度假，并可集体进行劳资谈判。法国工人阶级全体振奋。在工厂，妇女钻进任何人的怀抱跳舞，红旗在巴黎的各个办公大楼上飘扬，弥漫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似乎终于遇到了一股抵抗力量：这就是进步力量的团结阵线，这股力量一定会抵抗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紧逼。
卡帕拍摄了人民阵线的照片，拍得越来越显天分。赫谢说得很准确，罢工和国内的动荡伴随着一个新政党的成熟，“这使一位并非真实的美国人和他的暗室操作工（格尔达）有机会制作大量惊人的照片”。 赫谢还说，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立即出现了“一股卡帕热”。安德雷和格尔达开始过起日子来了。看起来，这样的安排可谓完美无缺，“卡帕爱格尔达，格尔达爱安德雷，安德雷爱卡帕，卡帕也爱卡帕。” 安德雷如果没有拍摄到最新的抗议或罢工的照片而别人却拍到了，那么，格尔达会为他补上。“那个杂种又跑到科特阿述尔去了，”她常常这么骂，“还带着个女演员。”“弗里德曼拍照片，”赫谢准确地说，“格尔达销售照片，而署名的人却是并不存在的卡帕。由于这个卡帕应该是非常有钱的，格尔达就拒绝让他的照片以低于150法郎一幅的价格销售给任何一家法国报纸，这比流行的价格高出三倍。”
1936年6月下旬，卡帕报道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联盟会议。会上，阿比西尼亚的前任皇帝海尔·索莱西发表了一通针对墨索里尼的激烈演讲。索莱西演讲的时候，忠于墨索里尼的几名意大利记者大声质问，因此，左派记者和总裁（墨索里尼）一边的法西斯渣滓之间发生了一场混战，左派一边还有一位是西班牙人。瑞士警方赶跑了意大利人，并把那位西班牙人扔到街上。安德雷正好就在门外等着，这样，警察拼命找东西塞住那位西班牙人的嘴巴，不让他发出抗议尖叫的时候，安德雷想办法逮个正着，拍下了好几张警察照片。
照约翰·赫谢的意思，标有“罗伯特·卡帕”的安德雷的照片放到路西安·伏格尔的办公桌上时，他立即打电话找来了这位著名的美国摄影家的代理人。格尔达拿起了电话，“卡帕先生说，日内瓦的照片需要300法郎”，她告诉伏格尔说。“卡帕先生这个人真是非常有趣，”伏格尔回答，“但是，请你告诉那个可笑的小伙子弗里德曼，就是那个穿着肮脏的皮夹克到处乱跑，到处拍照片的家伙明天早晨九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他显然在日内瓦会议的会场外看见了卡帕。
托马斯·甘特尔是联合通讯社领先的权威，他说，安德雷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被人逮个正着。格尔达曾告诉玛丽亚·艾斯纳说，她已经看见过很好的一批照片，是一位名叫卡帕的先生拍的，那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摄影家，但价格很贵。事情发生的时候，安德雷正在造访那家通讯社，艾斯纳在看这位价格不菲的美国摄影师的样品照片。根据甘特的说法，她对照片有“天生的独特眼光”，结果很快发现，这些照片是安德雷·弗里德曼拍摄的。她立即打电话到格尔达的办公室，并且在满脸羞红的格尔达面前指出，这些照片是安德雷拍的。但是，艾斯纳对那些作品有很深的印象，不管照片旁边的文字都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她决定代表自己的通讯社跟他签约，每月付他1 100法郎，交换他每周三篇图片报道。他比格尔达挣得少，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终于开始能够吃上正常的饭食了。
1936年7月初，艾斯纳派卡帕去凡尔登，要他拍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进行的20周年纪念活动。周围的风景冒出森森鬼气，让人想到一共死了140万法国人，另外还使1 100万人伤残的一场战争。哪怕已经过了二十年，这里仍然有一大片地区是发黑的树丛和灌满死水的弹坑，没有任何人前来照料。
卡帕的照片展现的是凡尔登的将士墓园，数以百计的探照灯照着。退伍军人神情严肃地排起长队，站在已经死难的战友的坟墓边上。跟许多法国退伍军人一样，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长官都是些“白痴”，而那场战争也只是一场消耗战，是一次疯狂的活动，让法兰西人的鲜血流干了。活下来的人排成的队形并不是同步前进的，这是一种显示他们对战争持续不变的严厉的态度，他们那一代人承受了不应有的苦难。许多人现在都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没有人希望再有一场战争。
但是，战争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这无异于给一战之后为保卫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的脸上啐了一口。1936年3月，德国军队迈着正步挺进莱因省，把凡尔赛条约完全扔到了一边，并且让整个法兰西为之震颤。
卡帕从凡尔登回到了巴黎，准备报道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巴士底节。一周之后，他拿起为之工作的一家报纸，发现海外出现了针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抗议活动。有个矮胖子叫弗朗哥总司令的人，他后来很快便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此前，7月19日，他到达加的斯，来到称为“莫尔人”的西班牙外国使团首领家里。他和跟随他的摩洛哥叛乱者计划推翻西班牙的民主政府。“我们将利用的这股力量，”弗朗哥警告西班牙民选政府说，“将与你们为此而准备的抵抗成比例。我们特别提醒你们，应该避免无谓的流血。”
第一章激情战争
“西班牙战争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当时，我们感觉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当人们死去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死亡是正当的、重要的。他们为自己信仰的事业而死，他们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死。”
恩内斯特·海明威，1940年
西班牙内战使卡帕拿起致命武器——他的莱卡相机——在战壕里跟大家一起反抗极权主义的第一次机会。按照记者玛莎·格尔霍恩的话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希特勒作斗争，与纳粹作斗争，与所有希特勒的效仿者正在实践着的不道德思想作斗争的地方。（卡帕）并没有指望能够参加战斗，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摸过步枪。他指望自己能够拍摄一些照片，迫使大家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人们去为之战斗的。”
卡帕和格尔达刚刚听说弗朗哥暴动的消息，立即就决定应该两个人一起去西班牙。卡帕为人民阵线报道，这已经在同情共和党人的一些出版物内引起相当大的注意，比如《今夜》、《看到了》和《注视》。他猜想，找到去西班牙拍摄的任务估计不会太困难，因此很快与各处编辑联系。
《看到了》杂志的路西安·伏格尔同意派卡帕和格尔达两个人去西班牙。他将租用一架小飞机送他们去巴塞罗那，他本人也将同他们一起去：他准备为自己的杂志组织一期特别报道，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实情。卡帕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于8月初动身飞往西班牙，同行的还有格尔达、伏格尔和另外一些记者。那是一次不吉祥的开头。飞越比利牛斯山区以后，他们的飞机突然失去高度，结果在巴塞罗那郊外的一个田野里强行着陆，飞机撞得七零八落。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伤亡发生。卡帕和格尔达从飞机残骸中爬出来，两人惊恐万状，但竟然没有受伤。同时，在加的斯港以南约60英里处，纳粹装运的第一批飞机和士兵也登上西班牙国土。
8月5日，已经很晚了，卡帕和格尔达到达巴塞罗那郊外。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的中心，气氛达到疯狂的程度，人们很快便忘记了飞机失事的震惊。在一条街上，卡帕和格尔达发现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伙伴，他们穿着蓝色的连衫裤工作服，一起欣赏午后的太阳。这些人兴高采烈，因为突然之间，巴塞罗那庄严的大楼和政府机构已经转移到人民大众手里了。城里大部分的工厂主要么已经逃跑了，要么是跟共和党人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大批杀害的数千修女、僧人和牧师一样遭逢了厄运。
1959年，德国作家居斯塔夫·雷格勒生动地描述了因反对弗朗哥而掀起的无政府主义暴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的情形：“人们的内心有一个陶醉的想法，那是具有传染力的急切的献身精神，是对自由热血沸腾的信仰……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看，那些民兵也许会被法国革命推上街头，毫无疑问，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发生的暴力行为，有许多是由无意识地模仿无裤党这样的激进革命者而产生的。”
也许，卡帕在巴塞罗那最早的接触对象是约姆·米拉维特斯，他是左派艾斯格拉党的总书记，当时才28岁。米拉维特斯回忆，他帮助卡帕和格尔达获取在巴塞罗那拍摄的许可证以及正式的法国媒体通行证。他还清楚地记得，卡帕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业而陶醉。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极权主义纲领，以颓废主义者的态度拒绝所有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规范和法律以及道德信条，在这位年轻的摄影家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卡帕只是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之中的一员，这些人还包括乔治·奥威尔和安德雷·马尔罗。对他们来说，西班牙内战是他们一生最感人的经历。对于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志愿来到西班牙反抗弗朗哥的其他年轻男女来说，那场战争还代表着针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战斗的前线。如果弗朗哥在西班牙击败民主的阴谋得逞，那么，在世界别处狙击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战场的获胜希望就极其渺茫了。卡帕和格尔达之后去了一些银行和大宾馆，这些地方被一些反弗朗哥的活动者包围起来，这是令人困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组织CNT FAI建起了一些没有组织好的营地，散乱地围绕在卡尔拉耶塔那一带，而这个地方后来很快就更名为维亚杜里迪。托派POUM组织把基地建在猎鹰旅馆，那里离卡塔隆尼亚广场很近。在其中一个广场，卡帕和格尔达遇到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格尔达看到了很多角色模范，卡帕看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可供销售的故事。他正确地预测到，法国和英国的杂志一定会想办法拿到这些作战妇女的照片，她们如同象牙一样白净的面孔、长长的卷发以及时髦的新马裤。他们拍摄到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士兵，她坐在咖啡馆的石级上，正埋头看一本妇女杂志——一把枪从她双膝间露出来。
在巴塞罗那火车总站，卡帕和格尔达看到数以千计喜气洋洋的军人，他们正准备赶赴北部地区，与阿拉贡前线的暴乱分子作斗争。他们拍摄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描写恋人们难分难舍的告别情景的，而是反映巴塞罗那工人阶级告别家乡，要去粉碎弗朗哥臭名昭著的摩尔人集团的无边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一节车厢的侧面，有人用白色油漆写着这样的字：“看着这些友爱的字眼发誓，与其容忍暴政，不如速死。”年轻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热情洋溢地挥舞着拳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返回巴塞罗那。
8月末，卡帕和格尔达驱车150英里到了离休艾斯卡最近的前线，这座小镇躲藏在比利牛斯山脚下，正好就在地中海与大西洋海岸的中间。但是，因为没有行动发生，而他们又急于拍到共和党人胜利的照片，因此就继续南下。他们得知，为POUM民兵工作的数百名德国共产党人就在几英里远的地方。在撒拉哥沙东北面的莱琴伦那，卡帕和格尔达很快找到了一个作战组，整个冬天，乔治·奥维尔一直就在这个组里，之后他受了伤，于1937年春天离开了西班牙，他感到失望，内心里体会到一种幻灭。
他们又失望了：这个小组全是些五花八门的杂烩士兵，其中大部分人戴的帽子都不合大小，手里拿的都是破枪，七零八落地斜躺在地上。但是，后来他们又得知，马德里的共和党政府已经下令，准备对弗朗哥的军队发动第一次重大进攻，就在科多瓦地区弗朗哥的追随者正在酝酿一场同族相残的恐怖战争。每当有一座城镇落入叛军手中，都会进行数十场当众行刑的枪杀活动。。9月初，他们出发了，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拍摄到实际的战斗，运气好的话，还会拍到法西斯的第一场失败。
途中，他们在托利多停靠。几个星期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围困着城市中央著名的城堡。叛军上校莫斯卡多以及他的数百名跟随者抵抗住了对这个城堡无数次的进攻。当卡帕和格尔达到达的时候，他们得知，共和党人正准备用炸药炸开城门，但是，要把足够量的炸药埋到城墙下面，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时间，这样，这两个人只好继续南下，朝科多瓦的方向接近。最后，在叫做塞罗墨里安诺的一个小村庄附近，这两个摄影者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战场。
9月5日清晨，法西斯分子轰炸塞罗墨里安诺。当天下午，卡帕和格尔达拍到了惊惶失措的人们逃离这个小城的几张照片。在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叛军将领奎波德勒安诺的叫嚣，说他的人马很快便会到来，然后强奸这个村庄里的“女性赤化分子”。当天，还有一个人也在那个地区，此人是德国作家弗兰茨·波克劳，他后来在他的著作《西班牙战场》中回忆说，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在奔逃中，男人，女人，孩子，大家都在逃跑，有徒步的，有骑驴的，有开车的，有坐运货汽车的”。波克劳还惊愕地看到，有很多CNT的无政府主义民兵也像“懦夫一样”跟着逃跑。“面对炸弹和炮弹，步枪根本不顶用”，其中一些人这么喊叫。
波克劳进入塞罗墨里安诺村以后，发现万人空巷，门扉紧闭，无人照料的牲口在街上游荡。在前线，他发现“有三四个人”死掉了。当天下午，他看到更多人在逃跑，“只有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小规模民兵组，而阿尔科依是墨西亚省的古老的革命中心……他们挺住了轰炸……有让人自豪的勇敢精神和大无谓精神……但是，这里纪律松弛，到了让人惊异的程度”。
当天下午，有人认为，卡帕加入了前线的阿尔科依民兵小组，之后奇迹般地拍到了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幅照片，“倒下的士兵”。该照片描述来自阿尔科依的一个民兵被炮弹击中，倒地而亡之前的不到一秒钟的情景。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1）
“倒下的战士”是新闻摄影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照片。
如果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一定会招致现已83岁的康奈尔·卡帕极大的仇恨，他控制着他兄弟的遗产，并付出了许多年时间坚定地维护他兄弟的传奇。理查德·韦兰是康奈尔选定的传记作家，专门为他兄弟写传记。理查德回忆说，“倒下的战士”也许是有史以来拍摄到的最了不起的照片。
90年代中期担任西班牙教育和文化部长的艾斯帕兰萨·阿吉尔·比耶马描述这幅照片的时候说，那是“一个普遍的偶像……展现了视觉的力量，等同于毕加索的《圭尼卡》。”可是，卡帕最著名的照片也许只是其名字所包含的意思——一幅倒下的战士的照片“倒下的战士”经常浮现于卡帕的脑海，正如艾迪·亚当斯因为1968年在越南拍摄一名男子被处决的照片而饱受折磨。。法国杰出的纪录片制片人帕特里克·杰迪相信，事情极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巴黎的办公室里，他让我看到了一段不为人所见的关于卡帕的纪录片，还有一套系列照片，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拍摄的，描述一个士兵冲下山坡时跌倒的情景。如杰迪所言，根据卡帕的静止照片本身，无法看出那个人是不慎跌倒，是被打死了，还是根据某人的指示去模仿死亡时刻。杰迪只是热烈崇拜卡帕作品的众多电影制片人、史学家和摄影家之一，他们都对这张照片心存疑虑。根据摄影家和梅格纳姆前档案管理人吉米·福克斯的意见，这些疑虑不应该使人们远离卡帕总体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一直确切无疑地是20世纪最动荡的年代里最有召唤力的摄影纪录。
但是，他本人也曾怀疑过，他所说的那些话，是针对卡帕如何拍摄那幅照片的惟一同时代人的报告中相当奇怪的方面：我记得跟康奈尔提起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死去的那位士兵的身世，多年以前，康奈尔曾提出要去一趟西班牙，看看那位(据说是卡帕照片中描述的那个人)刚刚发现的家庭。在我听起来十分奇怪的是，那幅照片在《生活杂志》登载出来约六个月后，卡帕乘船回到(纽约)，并与一位记者谈话，解释说他有好几天都是跟那个人在一起，包括那人就在他身旁被击毙的事实，还说他一直都留在那人的尸体旁边，一直到天黑，之后从敌人的炮火下撤退。所说的那位记者是《纽约世界电讯报》的，他于1937年9月1日在纽约采访过卡帕。卡帕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搞到那幅引起轰动的照片的。
那家报纸是这么报道的：(卡帕和他的拍照对象，也就是那位士兵)都在科多瓦前线，困在那里不能动弹。就他们两个人，卡帕拿着他珍贵的相机，那个士兵抱着他的步枪。那士兵已经耐不住了。他希望回到反弗朗哥的战线里去。他多次探身，爬上沙袋看情况。每次机关枪都哒哒地响起来，警告他赶紧伏下身去。最后，那位士兵咕咕噜噜地说了句什么，大意是说他非得去冒冒险了。他爬出了战壕，卡帕就跟在他身后。机关枪哒哒响起的时候，卡帕自动地抓起了相机，就从他同伴的尸体旁退下来。两个小时后，天已经黑下来，机关枪也安静下来，这位摄影者就悄悄地爬过战场，回到了安全地带。后来他发现，他拍下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最优秀的照片之一。卡帕向来都不在他的图片说明文字中注明比如名字等的重要消息，在他全部的摄影生涯中都是如此，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哪怕如此，福克斯仍然感到好奇，不明白卡帕为什么会跟那个士兵和他的战斗小组一起过了好几天而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个士兵死掉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查实身份？那个士兵的小组中，难道不会有人想办法弄清他的身份？在西班牙内战中，卡帕不是惟一明显捕捉到了死亡一刻的摄影记者。左派的《伦敦每日信使报》于1936年10月15日登出过一些人在海上淹死的镜头。《伦敦插图新闻》登出过一幅照片，是7名男子跑过一片林中空地，图片说明是：“在一次叛乱中，两名男子被打死，其中一名正在倒地。”(引文出处：卡罗琳·布拉德斯，《战争与摄影：文化史》，伦敦，鲁特律治出版公司，1997年。)但是，卡帕的照片却与众不同，因为拍摄地点距离对象极近，不到二十码远，而且还因为这幅照片有强烈的象征主义意义。
1982年，卡帕的一位朋友汉塞尔·米斯写到了关于“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在一封信中，她提到40年代末，她下班回到在纽约家里的时候，发现丈夫奥托和卡帕正在就那张照片的事情争吵不休。“奥托很生气，包勃郁闷不乐，但仍然在为自己辩护。奥托在说粗话，在批评他，而包勃却在拼命反抗，就跟挨了揍的小狗一样。我工作了一整天，很疲倦，因此没有参与争吵。但我觉得，奥托教训人的口气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卡帕离开公寓后，奥托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你在说包勃什么事？”米斯问。“你觉得他在照片的事情上做了假？”“我对上天发誓，他的确做了假。”“那你们争论此事有何目的？”“我不想说此事。我希望自己被迫认为的事情是错的。”奥托·米斯就照片拍摄的情景跟卡帕发生了激烈争吵。“他(那个倒下的士兵)在世的时候我认识他，”卡帕告诉他说。“他们在干蠢事。我们大家都在胡闹。我们感觉不错。根本没有开枪。他们从山坡上跑下来。我也在跑。”
“你有否让他们表演受攻击的样子？”奥托问。
“见鬼，没有。我们都很开心。也许还有点疯狂。”
“之后呢？”奥托问。
“之后，突然之间，真正厉害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听到枪声——一开始没有听到。”
“你在什么地方？”
“稍稍靠前的地方，就在他们旁边。”
如果相信这个说法，卡帕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他让那些人从山上下来，经过一片没有掩护的山坡，而他的这个请求造成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根据吉塞尔·弗罗依德的传记作家汉斯·普特尼教授的看法，卡帕对弗罗依德讲了类似的一个故事，承认他“杀死了”照片中的那名男子。
上面的陈述没有一件是卡帕自己的，但根据陈述的内容，卡帕的那个事件版本已经在讲述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卡帕本人的叙述的确是存在的，那是在1947年的一次无线电采访中，当时是要宣传他的回忆录《稍有偏焦》。
10月20日上午8点30分，卡帕对收听纽约WNBC节目的纽约人讲述了1936年那个重大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不经采访者提示就谈到了“倒下的战士”的事情，他强调说，“那张获奖照片是在编辑和明白其中道理的公众心目中诞生的。”
他曾拿这张照片当作“比别的一些照片得到更多人欣赏的”照片。拍摄的时候，他“显然不知道”那会是一张十分特别的照片。“事情发生在西班牙，”他解释说，“那是发生在我作为一名摄影者从业不久的事情，也是西班牙内战最开始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放开说的话，战争是有浪漫的一面的……”
卡帕对听众说，那张照片是在安大路西亚拍的，当时是跟一群新召募来的共和党人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士兵，”他补充说，“他们每分钟都有人死去，死者的架式都很大，他们觉得，那真正是为自由而死，因此是一场正义之战。他们都是很有热情的人。”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2）
卡帕说，他当时跟约20名男子在一个战壕里，这些人手里只有一些破旧的步枪，这一点跟他在《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采访中所说的话有很大出入，形成很大的矛盾。在朝外的一个山坡上，他补充说，叛军的机关枪就架在远处，那批人朝机关枪开火，打了5分钟的样子。之后，他们站起来说，“冲吧！”之后就爬出了战壕，并且朝机关枪的方向过去了。“肯定的，”卡帕继续说，“机关枪吼起来，哒哒直响，剩下来的人爬回来了，再次朝着机关枪的方向一通乱射，但机关枪手显然很狡猾，根本就不回应。又过了5分钟，他们再次喊‘冲啊’，结果再次像割草一样割倒一批。这样的事情重复了三四次，因此，到第四次的时候，我正好把相机举过头顶，甚至都没有朝外看，就在他们一边朝战壕外面爬的时候，我就按下了相机。”
卡帕解释说，当天拍摄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冲洗的。他把胶卷送回了巴黎，是跟其他一些胶卷一起送走的，之后在西班牙继续呆了三个月。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了，因为我举过头顶的相机正好捕捉到了一个人中弹的那一刻”。
“倒下的战士”最早登在1936年9月23日的《看到了》杂志上，次年又登载于《今夜》和《注视》。根据普特尼教授，《看到了》杂志的瑞士赞助人在卡帕的照片登出来以后，将路西安·伏格尔解雇了。吉塞尔·弗洛依德确证，“1936年秋节，（伏格尔）组织的那期西班牙内战特别报道站在支持共和党人的立场上，因此，特刊的出现激怒了《看到了》的赞助者，伏格尔被迫辞职。”
1937年7月12日，这张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第19页，旁边的图片说明是：“西班牙士兵，正好在一粒子弹打中头部的那一刻。”如同在欧洲一样，这张照片也引起轰动。多名读者愤怒地写信给编辑，抗议杂志上登载如此触目惊心的暴力描写。中美洲地区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图片。
直到1974年，“倒下的战士”的真实性问题才有人提出来，并在公开场所受到质疑，是菲律普·莱特雷的《第一批伤亡者》。莱特雷采访过奥·加勒尔，他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由《每日快报》派出的记者。加勒尔告诉他说，“倒下的战士”是在作战的间歇期内表演出来的系列动作拍照。根据他的说法，卡帕和其他一些摄影人员对共和党的一名军官说，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好拍摄的。那名军官说，他将派一批士兵过来，供大家表演一些动作。照片后来发表的时候，加勒尔评论过，说照片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因为底片看上去稍有模糊。他告诉莱特雷说，卡帕“开心大笑，并说，‘如果想拍到好的动作照，那焦距就不能调得太准。如果你的手抖动一下，那你就得到了极好的动作照’”。但是，这份证词稍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他1978年跟史学家约吉·列文斯基进行采访谈话时说，卡帕是在叛军控制的西班牙地区拍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卡帕曾去过民族主义者控制的西班牙地区。的确，这样的一次访问一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本人是共和党事业的热情支持者。
莱特雷书中的另一份重要资料来源于泰德·阿伦，他是一位加拿大的退伍军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曾爱上过19岁的格尔达，并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成为卡帕的好朋友。他写信给莱特雷，告诉他说他曾与大卫·塞穆尔谈过那张照片的事情，因为塞穆尔曾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事情，卡迪埃-布莱森也是一样。“塞穆尔告诉我说，卡帕并没有拍那张照片。到底他说是他本人拍的，还是说是格尔达拍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格尔达·塔罗的传记作家艾姆·莎伯尔说，她宁愿不在自己的书中长篇议论“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因为她觉得，这对理解她的主角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她觉得，格尔达拍下那张照片的可能性极小，但也不是不可能。西班牙文化史家卡洛斯·塞兰洛考察过卡帕和格尔达在这个时期拍摄的照片，他写道，很难分辨哪张照片是谁拍的。直到1937年，几乎格尔达所有的照片都要么是没有签名，要么是用卡帕的名字。
仔细研究卡帕的底片后，人们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不是侥幸成功的，或者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一组由不同人构成的表演照的一部分，还是同一个假装被击中者的照片。很明显，照片所属的那一个系列的底片，有很多都不存在了。原来冲洗的照片或者实际照片的底片都没有了。
如果卡帕的确是请人表演拍照的，他有可能拍出数张由民兵倒下构成的照片，这些人都假装中弹倒地，或者会利用三角架防止照片模糊。可笑的是，这种性质的证据倒是可以在《看到了》杂志本身找到。《看到了》杂志用跨页大标题写道：“西班牙内战”，然后将那张著名的照片放在另一个死去的民兵照片的上面。两幅照片都有小标题：“他们如何倒下”。杂志的图片说明清晰地表明是指两个不同的人：“双腿紧绷，胸口对着狂风，步枪拿在手上，他们顺着满是短茬的山坡往下跑……突然之间，他们的飞奔中断了，一粒子弹射来——一粒种族相残的子弹——他们的鲜血就被家乡的土地饮下了。”
在第一幅，也是更著名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士兵穿的是白衬衣和深色长裤。第二幅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着暗色的连体服。第一张照片里面的男子穿深色鞋。第二张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白色的平底凉鞋。第一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的皮制肩带上有三个子弹袋。第二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皮带上有两个子弹袋。他们倒下的动作也很是不同。两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的假设极不太可能。但是，卡帕有无可能当真拍到了第一个人倒下的情形，如同本人所说的是一次侥幸成功的事件，之后又侥幸在同一个山坡上拍到了第二个人也被击中身亡的？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由不同演员表演出来的同一个时刻？
对每一个心存怀疑的人来说，都会有一个更激烈地为“倒下的战士”辩护的人。格尔达和卡帕有一个尚在人世的共同的朋友，就是露丝·切尔夫，关于这张照片的事情，还没有引述她的任何纪录，但是，她对两位拍摄者在那个时期的熟悉程度，比今天活着的任何人都要高。她现在坚持认为，那照片是“真的”：“我看到过那张照片之后的另外一些照片，当时，那个士兵已经死在地上。”但是，她是如何看到后来那些照片的，而且那些照片的下落如何，这些问题她说得不甚清楚。莱特雷揭露此事之后，西班牙内战退伍军人乔治·索尼亚强烈主张，那张照片的确是真实的。“卡帕有很高的职业诚实精神，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会发明一场骗局，无论是无伤大雅的骗局还是值得鄙视的骗局。”他写道，1936年8月，他曾与卡帕一起到了马德里的北方，也就是瓜达拉马山脉。索尼亚回忆说，共和党人的一次反攻后，子弹倾盆而来，卡帕并没有回到掩体里，反而站在那里“拍照，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此时，很多人跟割草似的倒下了。
索尼亚并没有亲眼看见卡帕拍摄“倒下的战士”，他承认，“敌人的第一批机关枪子弹飞来时”，他就跑进了掩体。但是，他认为，那张照片是8月份拍的，就在离马德里一天车程的某个山区拍的。但是，1936年，塞罗墨里安诺离马德里至少有三天的车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那张照片都应该是在9月而不是8月拍摄的。
第二章倒下的战士（3）
最近几年，另外一些辩护者也站出来了，他们认为那照片是真实的。最新的声明基于一位不知名的西班牙业余历史学家的发现，此人名马里奥·布罗顿，也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兵。他宣称，卡帕照片中的人是费德里柯·波莱尔，1936年9月5日去世，年龄24岁，那也就是照片拍摄的大约日期。波莱尔是名为阿尔柯依的一个小镇上的磨坊工人，而布罗顿的家乡也在阿尔柯依。90年代初期，他为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而查阅资料，明显查阅过马德里和萨拉曼卡的军事档案。他后来说，让他惊异的是，他在两份档案里都找到了证据，说明9月5日在塞罗墨里安诺前线只死了一个人。此人就是费德里柯·波莱尔。1996年，他把卡帕拍的照片拿给波莱尔活着的亲戚看，他们明显看出那就是费德里柯，并没有经过别人的提醒。
费德里柯有个弟弟叫艾瓦里斯托，他也在塞罗墨里安诺附近作战。1996年，英国记者里塔·格罗斯文诺采访了艾瓦里斯托的寡妇玛丽亚，是为《观察家》而进行采访的。“艾瓦里斯托告诉我们说，费德里柯战死了。他没有看到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在不同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他们看见费德里柯挥起胳膊，之后头部中弹倒在地上。他们说，他当时立即就死了。”
卡帕拍的照片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在过去的60年里，波莱尔的亲戚竟然一直都没有认出他来，而这张照片曾在杂志、报纸和电视里出现过数不清的次数，这是怎么一回事？笔者曾计划好一次与玛丽亚的采访，不幸的是，玛丽亚却在采访的仅几个星期前去世了。马里奥·布罗顿也于1997年去世。
布罗顿的书并没有包括资料来源方面的注释。因此，他找到了哪些文档证明他的陈述？他说那天只有一名士兵去世，而这个证据又与弗兰茨·波克劳的目见报道相左，也与卡帕的每一种陈述相左。他写道，他是在萨拉曼卡的西班牙内战档案馆以及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军事博物馆里发现这个证明的。但是，我们彻底查阅过这几处档案馆，却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布罗顿结论的档案证据。萨拉曼卡档案馆的馆长米盖尔·佳拉米罗说，他的档案里面并没有提到费德里柯·波莱尔，而阿维拉军事博物馆的研究员曼纽尔·麦尔加也说，在他的档案里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费德里柯·波莱尔的资料。
佳拉米罗在萨拉曼卡档案馆工作了10年，但他从来没有与布罗顿接触过：
根据我们的纪录，布罗顿先生并没有来过这里。我们的档案有很多文档是记录死亡及失踪人员名单的。这对于提出养老金要求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资料上列出波莱尔的名字，无论是在战争中死亡还是失踪的人……如果布罗顿在这里找到了证据，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书里面复制呢？对于如此重要的宣称来说，一位职业历史学
家将会很仔细地列出其属性，并且显示其来源。他没有这么做，这真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哪怕有人接受这个声明，认为照片中的人就是费德里柯，那么，人们因此就可以说，他就是在照片拍摄的时候死亡的？他有可能是几小时后死亡的。还有《看到了》杂志跨版标题下的照片中的第二个人呢？为什么没有认出那个人？卡帕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存在？最关键的是，费德里柯的尸体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找到？英国学者卡罗琳·布拉特斯最近非常详细地调查了有关“倒下的战士”的争议，她的结论是：“这张照片的名声指明了一种集体想像，它过去和现在都还在希望相信战争的死亡本质中的某些东西。这张图片所说的是，战争中的死亡是有英雄气质的，是悲剧性的，而且说明，个人是很重要的，他的死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人们不妨会问，除开对于富含象征的死亡的表达之外，卡帕的“倒下的战士”是否还有其他真实的内容。卡帕并不是一位公正无私的报道者。他对共和党人犯下的暴行视而不见，他极有可能会导演至少一次有纪录的进攻，也会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业当一次意识形态上的啦啦队长。
无论真假，“倒下的战士”都是卡帕的政治偏见及思想意识的最终纪录。他的这两个方面都会在一场“激情导致的战争”中经受严峻的考验。的确，他很快便会体验到残酷无情的理智丧失和幻想破灭的痛苦，这是所有在足够近的地方见证过战争“罗曼斯”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的痛苦。
从来不曾有过怀疑的是，“倒下的战士”的发表，标志着一条不归路的起点。这张照片以后，安德雷·弗里德曼将永远以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为人所记住，这位美国摄影家如此大胆，如此尽力贴近战争的脉搏，竟然纪录下了一个人的死亡瞬间。
第二章小红狐（1）
“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世上都是不公平的。”
格尔达·塔罗，1937年7月9日
1936年9月18日清晨，卡帕和格尔达跟一群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等在托莱多的阿尔卡察城堡外面。整6点31分，一声爆炸巨响炸裂开了城堡，整个城市为之震动，但并没有使困在里面的叛军挪位。德国摄影师汉斯·纳姆斯就在卡帕和格尔达身旁。此时，共和党的队伍向阿尔卡察发动攻击，但很快就被击溃了。“我们看见他们怎样爬上陡坡，”纳姆斯回忆说，“我们看到一些人被打死了，伤员就从我们身边抬走，距离很近，血都滴到我们鞋子上了，我们还看到了死者翻出来的白眼。手榴弹和炸药爆炸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
卡帕和格尔达被这样的屠杀行为惊呆了，深感失望，因此离开了托莱多。9月30日，为期两个月的围困结束了，弗朗哥击退了共和党人，占领了托莱多城。托莱多的陷落对叛军来说，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也打开了通往北面40英里外的马德里的通道。弗朗哥刚刚被提升为叛军总司令，阿尔卡察夺下的那天，他发表了一个声明：“马德里的抵抗方案让人发笑。我们能走多快，就有多快拿下马德里，哪里有可笑的抵抗，我们就打垮哪里。”
格尔达和卡帕已经到了首都，跟马德里其他惊恐的居民一起等待弗朗哥的部队来进攻。大约在这个时候，就在马德里的北边，卡帕遇到了热情的德国青年作家居士塔夫·莱格勒，他现在已经是第12国际旅的政治教导员了，他接受梅特·查尔卡的领导。梅特是一位神气十足的英俊的匈牙利作家，人们也叫他卢卡茨将军弗朗哥甚至瞧不起卢卡茨的军事技术和他的顽固。
莱格勒觉得卡帕看上去像个吉卜赛人，甚至觉得他比实际的年龄还小些，当时，卡帕离23岁只差几个星期。根据他的说法，卡帕加入了第12国际旅，当时，第12国际旅向曼萨那尔斯河进军，据说，共和党其他的部队正在准备迎击弗朗哥对马德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在漆黑的夜里爬进一片有霜冻的荒凉的矮树林，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到了河边，他们发现只有战壕，部队已经撤走。莱格勒惊呼：“马德里处在任人进攻的状态，就如同被一群猎犬围住的野狗。”
他们回到卢卡茨的指挥部，卡帕第一次品尝到了战争的恐怖滋味。莱格勒回忆说，“那年轻人（卡帕）很不喜欢不久就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弹，尽管炸弹是在很远的田野里炸响的。后来，他请求离开去换裤子，幽默地说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打仗，说他的大肠比脚还软。”
也许，在这第一次的战斗体验中，卡帕发现了好几件事情。他身高5英尺8英寸，属于矮个子，但是，要躲开密集的炮弹，他的身高还是多出了好几尺——保留住脑袋的最好办法是使其与地面平齐，最好是钻进很深的猫耳洞。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沉默的确是金。狙击手的子弹有时候会发出最小声说出来的“你好”。在战争中，人们想到的只有现在，只有眼前。本能和内心的考虑会挤走所有主观的激情和想法。很多战地摄影记者后来都发现，战斗期间发生的肾上腺素的突然上升，很容易成为上瘾的一种体验。
9月下旬，针对马德里的轰炸白天黑夜没有停息。卡帕和格尔达经由巴塞罗那回到巴黎，他们已经完成了伏格尔交待的任务。他们精疲力竭，不知道是否会再次见到马德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办法让人们看到西班牙人民是否能够打败法西斯。比较起西班牙每一个清醒时刻的高强度生活，巴黎的时光太懒散了，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把一些图片推销给杂志社，之后就制订计划，准备尽早返回西班牙，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相机反映抗击法西斯的战斗。
卡帕是第一个另外接到一项任务的，他独自一人于11月份回到了马德里。他不在的时候，因为担心落入弗朗哥军队的手下后会受折磨和强奸，马德里人被迫死命战斗，捍卫城池。抵抗斗争的中心现在是在卡萨德康波，那是城西的一座公园，共和党人已经在那里挖好了战壕，并且用门窗、手提箱和能够找到的无论任何东西搭建了相当完备的街垒。在光秃秃的橡树底下，在多山的街道上，经常是三个人共一枝步枪，他们在等待着射击敌人的最佳时机。十几岁的少女们都扔掉了脖子上的金十字架和项链，在肩膀上加上了垫子，以免西班牙的毛瑟枪跟驴子踢人一样磨伤自己的肩膀。
几个星期以来，严冬笼罩着西班牙的马德里，卡帕在卡萨德康波拍摄近距离的战斗场面，还到城西北面的多个屠宰场进行拍摄，之后跟多个共和党战斗小组穿行在遭受炮弹轰击的房子之间。他在那个冬天拍摄的照片还显示一些长胡须的炮手，他们在弹痕累累的大学宿舍里抱着身体取暖。哭泣的母亲带着孩子坐在地铁站的站台上，火车通过的时候，那些睡着的人似乎凭直觉从站台边上缩回自己的脚。在中央电报大楼里，其他的记者在发送经过检查的报道，炮弹从头顶飞过的时候，他们都猫起了腰。离开前线仅几百码远的地方，格兰维亚的咖啡屋还在用大杯销售加奶咖啡和苍白色的甜馅饼。
《世界画报》杂志的内文赞扬了他的这些报道，里面还有一些照片显示一些男子在朝自己兄弟家的墙上扔手榴弹。文中说，“来自马德里的好图片不多。作战双方都不喜欢摄影记者。进入可以拍摄到好图片的地点很危险”。但是，卡帕想办法从一个战场奔往另一个战场，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他需要做的事情不过是跳上电车。在蒙巴纳斯只够买一杯咖啡的价钱，在这里可以到处跑，想到哪个战场就到哪个战场。“你可以搭上街车奔往前线，”马德里人告诉他说，“但不要坐地铁，否则你有可能跑到对方战线里去了。”
卡帕还纪录了战争最悲伤的面孔，主要是那些惊呆了的母亲和孩子。这么一来，他就成为第一位把这次战争全部的恐怖情景展现在欧洲各地和全世界面前的摄影记者了。在他的照片中，在西班牙发生的战斗是冷酷无情的，谁也无法幸免于难。现代战争中因空袭而屠杀的平民远较作战人员为多。卡帕最动人的照片都是一些被炮弹震呆的妇女，那是来自巴伊厄卡斯郊区的一些工人阶层的妇女，而巴伊厄卡斯又是遭受轰炸最多的地区。他把相机架在离妇女面部才几英尺远的地方，她们返回原地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毁掉，而邻居也都倒在血腥的瓦砾之下，几分钟后，卡帕的相机就捕捉住了她们的表情。卡帕于12月份回到巴黎，他发现这些照片通过联合通讯社销售给了多个国家的杂志。12月28日，他们为他在《生活》杂志找到了第一个跨页版面刊登机会。《生活》杂志是一家新建的美国杂志，11月23日才创刊，结果，这家杂志首印就卖了466 000份。
第二章小红狐（2）
1937年初，卡帕回到西班牙，再次与格尔达一起报道安大鲁西亚海岸的难民情形，在那里，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叛军在马拉加海港的进逼。从马拉加开始，沿海岸要走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最近的共和党避难区——阿马瑞亚。当父母的哀求卡车司机把孩子塞进已经挤得满满的车里，他们知道自己再次看到孩子的希望十分渺茫。数以百计的人倒在路上，因为劳累和饥饿而在路边死掉。一天下午，叛军飞机来袭。因为猝不及防，整家整家的人被割倒。一位加拿大医生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他看到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多次返回射击难民队伍，他们的“机关枪在奔逃的人群中画出复杂的扫射图案”。
卡帕和格尔达回到巴黎，他们带着三月初在悲剧中拍摄的照片。卡帕也许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因此提议跟格尔达结婚。让他惊讶的是，格尔达拒绝同意。她已经跟他一样深深地卷进共和党人的事业，而“此时结婚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露丝·切尔夫说，因为法西斯分子还没有在西班牙得到惩罚。另外，如果要她放弃当一个“多夫多妻制分子”，那也只是经济原因使然，潜在的丈夫应该是一个有钱的人，而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自由投稿摄影记者。
格尔达还有别的原因不太想跟她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物打上死结。访问西班牙期间，她已经拍摄到很多极好的照片，但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张是以她的名字刊登出来的，即使有机会署名，那也是排在卡帕后面的：“图片：卡帕及塔罗”。她不再想看到她自己的大部分照片都只署上卡帕的名字，她决定也要让自己出名。现在到了让自己从教师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最佳时机。“因为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感到受了侮辱，”露丝·切尔夫说，“她不再想像与卡帕一起的未来生活了。”
不过，当月下旬，他们还是一起回到马德里，住进了弗罗里达宾馆。除开一些较好的客人之外，他们还发现了37岁的美国作家恩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他已经因为《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一战史诗《战地钟声》（1930）而闻名四海了。卡帕和海明威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次交叉。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海明威就赞叹卡帕的胆识和自贬性的幽默。这位热情的匈牙利年轻人有极高的天赋，总能够在最沮丧的时候逗人发笑。在卡帕这方面，他尊敬“老爹”是因为他热情支持共和党人的事业，也愿意深入战壕或猫耳洞里去报道战况，而不是躲在存货丰富的宾馆咖啡厅或舒适的防空洞里写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如果不是在语气和行文风格上，至少是在表现手段这方面：人生是一块巨大的画布，可以在上面绘制浪漫故事，体现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的友谊从最开心的日子开始，”卡帕在《稍有偏焦》中说，“我们第一次是在1937年相遇，是在反弗朗哥的西班牙，当时，我是个靠自由投稿混饭吃的摄影师，而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诨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认其为父了。”
4月21日，弗朗哥的部队轰炸马德里，是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内战中最猛烈的轰炸行为。27日，那是圭尼卡的集市日，希特勒的秃鹫军团飞行员屠杀了巴斯克地区文化和精神家园的居民。几天之后，卡帕奔向巴斯克的比尔包港北部，叛军已经在那里开始了关键的进攻。在他到达的时候，希特勒的轰炸机已经开始一天轰炸比尔包好几次了。卡帕拍摄到一些母亲和她们的小女儿奔向防空掩体的照片，另外一些照片显示一些人试图扑灭已经一连燃烧了好几天的城市燃料库。
美国新闻记者文森特·西恩回忆了一次特别的轰炸过程：卡帕正在拍摄，突然间，一架斯图克俯冲轰炸机或是一架JU-88飞机飞到他的头上。他跳进壕沟里，另外有两个人同时也跳进他所在的壕沟。他觉得自己多少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因此就说，“我是摄影师。”第二个人说，“我是巴斯克天主教徒。”第三个人说，“这两种职业目前都派不上任何用场。”
大约在这个时候，另一位美国记者，也就是以简明著称的杰伊·爱伦，他在比尔包的机场遇到卡帕，卡帕刚刚在那里寄出送往巴黎《注视》杂志的胶片。他们两个人坐同一辆车回城，是一辆老式帕卡德汽车。卡帕厌恶地看着他。“我明显没有带上食物”，爱伦回忆说，“又得喂一个人了，而且是很大的一份食品”。（卡帕）用很差的西班牙语对司机说。
之后，爱伦和卡帕休息了几天，不再报道战争了，他们看了一场歌舞表演。突然之间，空袭警报再次响起，四声惊人的爆炸随即响起。在戏院外面，卡帕又开始工作了。“我见他镇定自若地拍摄人脸，直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仅仅有一名扛着步枪的守卫。”爱伦的《未完成的死亡》是格尔达和卡帕的摄影集，1938年在美国出版，在前言中，他写道，“那个守卫开车送我们到了一处防空掩体。我看到（卡帕）在大门口，脸色铁青，痛苦得没有表情了。但他的相机却不然。”
1937年5月7日，弗朗哥的部队攻击索洛布山，那是比尔包一带最重要的隘口。一个星期后，共和党人开始逃离比尔包。卡帕回到巴黎，与专横但也迷人的理查德·得洛奇蒙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他是《时代-生活》杂志设在巴黎的办事处的负责人。理查德看过卡帕交给《生活》杂志的战争报道照片，留下很深印象，他请卡帕为他工作，拍摄一个系列纪录片，就叫《时间的步伐》，卡帕同意了。
他现在就开始非直接地为亨利·路斯工作了，因为亨利·路斯是得洛奇蒙的老板，也是《生活》杂志的创办人。可笑的是，路斯相信，弗朗哥是“一位了不起的白人骑士”。但是，得洛奇蒙的影片，也就是《战争预演》，其意图公然就是反法西斯的。值得赞扬的是，路斯经常与他的影片和杂志的编辑内容不相合《生活》杂志以前的一位编辑叫约翰·莫里斯，他说，卡帕拍摄的静止画面，有助于在《生活》杂志的页码中平衡亲弗朗哥的报道。 海明威后来在《钟声为谁敲响》中再现了这次攻击中的关键事件，这本书于1940年出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作为摄影人员，卡帕却不让自己讨好得洛奇蒙或别的制片人。“我很喜欢卡帕，但是，他经常完全不听指挥，”得洛奇蒙回忆说，“我派他带上爱莫牌便携式摄影机作为特派记者的形式采访西班牙战况……但他却拿摄像机去给他女朋友玩。”汤姆·奥恰德是《战争预演》的助理制片人，他也有同样的不快印象。“包勃是一位拍静止画面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使用电影摄影机。结果，我们得到了极好的画面，但那都是些极好的静止画面。他会这么滋滋滋地拍下去，结果，你一下子就搞了五英尺长的带子。”
五月下旬，卡帕在塞哥维亚附近的纳瓦塞拉达山口与格尔达会合，准备报道共和党人的一次进攻。这次，他希望和格尔达最终可以纪录一次共和党人的胜利，即用电影画面，也用静止画面。他们拼命工作，纪录了坦克和兵员前进的生动画面，但是，共和党人的进攻失败了。他们返回马德里，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画面。
到了6月中旬，卡帕和格尔达从马德里出发往南方去，他们比平时更希望得到胜利的画面，因此，24日早晨就到了朋那罗亚附近的共产党人本帕依夫的营地总部。当天稍晚些时候，这个营的政治教导员阿尔弗莱德·康托罗维茨会见了卡帕和格尔达。阿尔弗莱德是一位勇敢和机智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两个人爬进穆尔瓦山脉地区后，他就会见了他们。在日记中，康托罗维茨记载说，卡帕扛着很大的电影摄影机往前爬，说格尔达长得极漂亮，穿着“长裤，一顶贝雷帽盖住极漂亮的金红色发卷，她的腰上还别着一把很漂亮的左轮枪”。
这则日记还详细描述了当天下午，格尔达和卡帕后来如何利用康托的人马排练了多幕进攻情形。“卡帕安排了全套进攻情景：一个想像中的法西斯阵地被袭击，一批男子高喊着口号，怀着激烈的战争热情跳跃起来，跑步奔向胜利……（卡帕）对结果非常满意。”
第二章小红狐（3）
因为拍不到真实的东西，他们最终只好做假了。卡帕对那些人“高昂的作战精神”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康托说，那种表演出来的攻击行为如果当真发生，那一定会“更真实在《时间的步伐》系列片的制片人当中，表演出来的情景并非少见。人人都知道，路斯经常对导演说，“要按真实来假装。”甚至经常会请一些演员来扮演比如海勒·西拉斯之类的真实人物，如果无法安排真实采访的话。”。两天之后，卡帕和格尔达跟康托一起到了拉格兰约拉前线。康托在日记中写道：“摄影机一旦扛上肩头，怎么也无法阻挡她（格尔达）了，只见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冲上前去，没有任何人掩护她，一直跑过180米的空地，真是愚不可及。几个大胆的人跟在她身后。当时是午睡时间，法西斯分子看来都在睡觉。一切都还不错。格尔达·塔罗拍到了阵地的长篇片断，还有第二连队的同志们。天都快黑了，几乎是靠武力才将他们拉回来。”
成功地纪录了明显是胜利的共和党人的进攻场景以后，卡帕就前往巴黎，将他和格尔达拍摄下来的东西交给理查德·得洛奇蒙。这期间，格尔达仍然留在马德里，参加那里的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格尔达现在是以小红狐而闻名了，她为共产党人的日报《今夜报》拍摄关于这个妄自尊大的左派作家集会的情况。她的照片将署上“图片：塔罗”的字样。她现在完全是一位图片摄影记者了，不靠别的任何人帮忙。
离开巴黎之前，卡帕请来自加拿大的年轻志愿者泰德·爱伦照顾格尔达。“我把格尔达交给你了，泰迪，”卡帕对他说，“请好好照顾她。”爱伦是一位有抱负的作家，他为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输血队做政治指挥员。他与格尔达和卡帕参加过几次晚会，一起在马德里的格兰维亚宾馆的酒吧里喝过酒，有时候还跟海明威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起：第一次看见格尔达和卡帕在一起的时候，爱伦就想，“不错，不错。”
格尔达等待《今夜报》的编辑分配给她另外的任务，这期间，她搬到了卡萨德阿利安茨宾馆的一个套间。卡萨德阿利安茨宾馆在西班牙最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中间极受欢迎，那里有彻夜不停的串门活动，还有很多艺术家住客，比如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格尔达很快成为阿利安茨宾馆的明星住客，开过好几次派对，一些死硬的社会主义记者如克洛得·考克曼和俄国的依尔亚·埃伦勃克在那里倾听漂亮的年轻诗人们朗诵华丽的诗章。
在马德里的好多外国记者当中，包括“苍白无力的”科克伯恩在内，很快都与格尔达搅到一块儿去了，他曾为《伦敦工人报》写过一些过于乐观的报道。卡帕动身前往巴黎之前拍摄的两张照片，捕捉到了她在这个时期的诱人之处：在第一张里，格尔达穿着绿色的工作服，正蹲在一个士兵身后的石头旁边，她的脸上露出极度兴奋的表情，被战争中的肾上腺素活动冲昏了头脑。另外一张显示她的胳膊悬在一块基石上面，而基石上面刻着PC（共产党）两个字母这张照片是一个证据，说明卡帕和格尔达两人都同情共产主义。。
在1937年7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爱伦和格尔达一直在到处找故事报道，有时到很晚。那是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经常看见一些歇斯底里的孤儿、挨饿的妇女儿童和无数死尸。但是，格尔达一直保持心情愉快，开车从一个故事奔向另一个故事，一边还高唱着共和党人的进行曲。她最喜欢的是“瓜特洛斯的将军”，这首是拿四名叛军将领开玩笑的，并且赞扬马德里人民的反抗精神。
一天下午，爱伦在自己的宾馆房间里让格尔达看到了自己写的一些故事——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小说，《新大地的诞生》，她说，她觉得这些材料不错，他听后真是受宠若惊。她去了浴室，回来的时候还在刷牙，身上只穿着惟一的内衣。她在床上躺下来。
“你觉得我们吃饭之前先小睡一会儿如何？”她问。
爱伦在她身旁躺下来，确保身体不要碰到一起。他知道卡帕多么喜欢她，也知道把她的生命托付给自己的时候，他是多么认真。格尔达决定试试他的毅力，因此用很细的指尖弄他的眼皮。
“我再也不会再次恋爱的！”她说，“太痛苦了。”
爱伦问她是否还爱卡帕。
“卡帕是我的朋友，”她强调说，“是我的伙伴。”
“你准备跟卡帕结婚吗？”他问。
“我告诉过你了，他是我的伙伴，不是我的情人。他还在想我们结婚，但是，我不想。”
“看他的样子，你们好像是情人，”爱伦说，“他让我负责你的安全。让我照顾你。”
“是啊，他很聪明。他看到我是怎么盯着你看的。”
格尔达跟别的人也调情，这期间，马德里的西边正有十多万西班牙人在为争夺布伦莱特而彼此屠杀。7月12日，格尔达终于到达该市，当时，叛军的狙击手已经准备好随时拿取共和党士兵的人头。在几个小时里，她拍摄到了共和党人对叛军最后堡垒的几次成功的进攻。她拍摄的镜头之一是一名共和党人将锤子镰刀的图案涂在白墙上，而旁边就是已经打上死叉的法西斯分子口号。
几天之后，格尔达陪同脸色灰白和厌世嫉俗的伦敦《工人日报》记者克劳德·考克布恩回到前线。他后来回忆说，在一片田野里，他们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得出结论，这次，我们活着出去的可能很小了，”考克布恩写道，“（格尔达）当时就站了起来，开始拍摄飞机的照片。”
“万一我们真的活着出去了，”她对他说，“那我们就有东西拿给非干涉委员会看了。”
第二章小红狐（4）
格尔达看不出她自己与共和党人的战士之间有何区别。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客观精神。她现在屁股上挂着精致的左轮手枪，白天晚上都别着。她对一位德国摄影同行沃尔特·路透说，她还穿着长统袜和高跟鞋上前线，因为那容易刺激男人的士气。在别人看来，比如在阿尔弗雷德·康托维茨和苏维埃作家米哈依尔·柯尔索夫眼里，她已经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她对正在分裂共和党人的政治暗斗一无所知，但对西班牙平民的苦难却十分敏感。意识形态不太有多大关系。战胜法西斯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她告诉考克布恩说，“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世上都是不公平的。”
格尔达应该于7月26日星期一回到巴黎的。星期五，也就是24日，共和党人又争得了一片失地，她决定回到布伦莱特去，最后去一次。星期天早晨天刚刚亮，她打电话给泰德·爱伦，请他跟她一起去——她已经找到一辆车送他们去。“我得带上一些好照片回巴黎去，”她告诉他说，“如果他们还在布伦莱特一带战斗，那我就有机会拍到好的动作照片。”
他们到达布伦莱特的郊区，法国司机就再不想往前开了，一码都不往前开了，格尔达和爱伦步行穿过一片玉米地。到了城里，他们见到了沃尔特斯将军，他是那个地区共和党武装力量的司令。因为遭受了重大损失，他和其他官员的士气都低沉得很，因此命令他们立即离开。格尔达请求沃尔特斯，但沃尔特斯再次命令她离开，这次是对她吼叫着。但是，她不听。因为预期会有叛军疯狂的进攻，她和爱伦找到了很浅的一处猫耳洞躲起来。吓坏了的共和党部队就躲在附近。
接着就听到了弗朗哥的飞机传来的凶险的声音。12架海因克尔轰炸机布满了天空。几秒钟后，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了。格尔达投入行动，开始拍摄了，一边拍摄，一边看到灰土在猫耳洞旁边雨一般落下。一名德国秃鹰大队飞行员沃勒尔·布默尔伯格从飞机上朝下看，他看到了一大片被毁灭的人和物，他觉得自己亲临了“地球上的最后一日”。
约在早晨4点，格尔达和爱伦看到了双翼飞机，上面都装配着重型机关枪。有一架直接朝他们冲下来。爱伦意识到，飞行员一定看到格尔达手中的相机在阳光底下发出的金属反光。一架飞机已经飞得很低了，并且发现了他们的猫耳洞，但她保持镇定。更多的飞机朝他们这边飞来，她仰躺在地上，只管不停地往莱卡相机上装胶卷。卡帕的自动摄影机就在离猫耳洞几英尺远的地方，爱伦抓住了，拿来当防止子弹、榴弹和飞石射中的挡箭牌。约在下午5点30分，爱伦和格尔达突然之间看到了朝他们的方向飞速撤退的一群人。有几个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被炸得粉身碎骨。接着是一片混乱，更多的人转身逃跑。但接着，有几名共和党人的士兵就在附近拿步枪对准自己撤退中的战友。这就足以抵挡后退之潮了，不久之后，共和党人的阵线重新纠集起来。爱伦请求格尔达离开。最终，她同意了。
他们陪同一位苏格兰医生到了新的前线，是在布伦莱特和附近的维兰纽瓦村之间形成的。沿路都是死人或垂死者。格尔达没有拍摄他们。她没有胶卷了。在维兰纽瓦村，两名男子请求医生帮助一名受伤的朋友。他们掀开盖住战友的毛毯：他的双腿已经炸得认不出形状来了。一辆共和党人的坦克从旁开过。他们把受伤的战友放在坦克里，然后搭车前进。敌机再次出现。坦克在一座泥墙农舍旁边停下来，那里面挤满了已经死去和正要死去的人。
一辆装着三名伤员的白色巡逻车开过来了。格尔达和爱伦挡住车，请求搭载一程。格尔达跳上踏板。“今晚我们将在马德里开一个告别晚会，”她说，“我已经买好了一些香槟。”
突然间，共和党人的另一辆坦克也开过来了，坦克转向朝他们开来，好像司机已经失控了一样，之后就撞上了小车侧面，将格尔达挤扁了，同时把爱伦挤到了附近的一条沟里。接下来，爱伦所知道的就是他躺在路边。他的裤子已经被撕开了，血乎乎的，但他不觉得疼痛。两名士兵跑过来将他拖进沟里，因此他大声呼喊格尔达的名字。接着，他看到了格尔达的脸。她在尖叫，她的眼睛在请求他帮助她，但是，他的腿一动不能动。
敌机再次俯冲下来。士兵奔向掩体。飞机经过。爱伦高喊格尔达的名字。有人告诉他说，已经用救护车将她拖走了。他问她的相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接着，有人将格尔达的皮带递给他了——上面的木搭扣已经粉碎了。几分钟后，他昏过去了。他在名叫艾尔艾斯柯里尔的小城的一家医院里醒过来。
那家医院以前是耶稣会办的儿童学校，有很大的宿舍和供严重伤员用的单独房间。有人告诉爱伦说，格尔达也入了院。她刚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一位英国护士说，她已经休克了，但有可能醒过来。很明显，她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并且请求医生发电报给《今晚报》的编辑和卡帕。
当天晚上，美国护士艾琳·斯彼尔伯格努力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
坦克将她的肚皮撕开了。她的腹部受了重伤——所有小肠都冒出来了。我记得泰德·爱伦就在那里，并要求去见她。但是，我不能让他进去，因为有人告诉我要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中，不能有疼痛。如果我知道她迟早会死掉，倒不如让他进去看看还好些。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见他的要求。她问的惟一问题是：“我的相机没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死的时候，她只是闭上了眼睛。我给她吃了一些吗啡。我们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别的抗生素，她最后没有体会到疼痛。我记得很清楚，她很漂亮，本有可能当上电影明星的，而且她并不害怕。
7月26日星期一早晨，刚刚6点多一点，爱伦得知，格尔达已经死亡。爱伦的儿子，诺尔曼·爱伦医生说，他父亲于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市，一直到死，他都在回想格尔达的死亡。
7月27日，卡帕在巴黎拿起一份《人性报》。里面有来自西班牙的一个简报。“一位法国记者，塔罗小姐，据说在布伦莱特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卡帕惊呆了。这可能是真的吗？当天稍晚些时候，他接到《今晚报》主编路易·阿拉贡打来的电话。格尔达的确已经死亡。
卡帕在巴黎等待情人的尸体从西班牙运回，这期间，欧洲左派的媒体都在大力赞扬格尔达，将她从一个鲁莽的记者提升为一名反法西斯圣徒。《今晚报》登载了数百人的颂辞，还拨出了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生活》杂志描述她为“也许是在行动中被打死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家”。最终，1937年7月30日星期五，格尔达的棺木到达巴黎，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朋友，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齐聚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其灵柩。露丝·切尔夫也在其中，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大部分由共产党人构成的上万的人也去参加了葬礼，那是格尔达的26岁生日。葬礼从文化大厦一直到了彼埃尔拉雪兹公墓。
根据多位目击证人的意见，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完全无法安慰，格尔达的父亲开始唱念教律的时候，他一下子哭出声来。他在独处中寻找安慰，喝很多酒，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一连两个星期不出来，吃得很少，完全被一种未亡人的内疚心理打垮了。是卡帕教会格尔达使用莱卡相机的。是他介绍她了解战地摄影报道的。他见过她最杰出的照片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他按计划让自己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但他的发明人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不是他？
在亨利·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这好像是蒙在卡帕头上的帘子已经掀开了。最后从躲藏在后面的地方冒出来的这个人，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人：他世俗，甚至有机会主义的思想，有时候还有深刻的厌世情绪，他担心跟任何人联系起来，他陷入了永久的伤心地。
第二章小红狐（5）
卡帕的老朋友彼埃尔·加斯曼希望能够安慰他：那是一次事故，他并没有什么过错。加斯曼说，他记得卡帕告诉他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对她的死亡负责。“那是他惟一对我十分认真的一次。卡帕告诉我说：‘我把她留在危险地带，如果我在那里，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死。只要她跟我在一起，她总是安全的。只要我在那里，她就会照我的样子做。我永远也不会让她站在踏板上的。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永远都不可能让她做那样的事情’。”
格尔达的家人也许因为女儿的死亡而抱怨过卡帕。据汉塞尔·米斯说，她兄弟对他非常生气，在她的葬礼之后，他们竟然找他算账来了：“他们狠狠打了一架……包勃被狠揍了一顿。”露丝·切尔夫补充说，“人人都有点抱怨卡帕，说他有过，认为他应该对格尔达的死亡负责，因为他带她去西班牙。”
匈牙利的一位朋友，叫吉约吉·马尔科斯，他也想办法来安慰他。他回忆说，卡帕后来的一生一直都在酗酒，葬礼之后的几天又气又悲伤。“卡帕，你再不能这么下去了，”吉约吉这么对他说，“你会发疯，会毁掉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人们需要你，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是啊，是啊，”卡帕喃喃自语，“你是对的。我得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根据另外一位匈牙利摄影家威利·龙尼斯的意见，格尔达的死亡使卡帕开始考虑放弃新闻摄影工作，转行到电影业去谋生。他还考虑到去一条环球旅行船上找一个做摄影的活干。他不能够去原来跟格尔达一起探索过的那些地方，也不能去他们计划或者梦想过的咖啡店坐一坐，他干脆就逃到了阿姆斯特丹潮湿的街头。“也许那是相当浪漫的一个想法”，艾娃·贝斯尼奥说，当时，她就住在那个城市。“但是，从一个意义上说，卡帕的一部分已经跟格尔达一起死掉了。你看，她才是他真正的灵魂伴侣”。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卡帕经常以妻子的身份提起格尔达，一些同事和朋友也重复这个说法，认为他事实上已经跟她结婚了。就好像他的话还不够一样，在她死后的几个月里，他的皮夹里一直还带着格尔达的照片，无论是在酒吧里还是在闪烁的营火光下，他在描述他们一起在西班牙的日子。“格尔达死后，他总是跟我谈起她，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断地说，”露丝·切尔夫说，“她是他一辈子最爱的情人。”
到1937年11月，卡帕已经从失去格尔达的痛苦中完全恢复过来，已经能够重新工作了，因此，他再次返回西班牙。内战已经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共和党人的部队和国际旅看起来根本都不是对手，无法面对弗朗哥的军队和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上万武装精良的职业军人、战舰以及数以百计的飞机。弗朗哥在西班牙的各处节节胜利，10月21日，共和党人在西班牙北部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希洪也落入叛军之手。
12月初，卡帕跟《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搭上了手，他是报道战争时最具客观精神的记者之一。跟乔治·奥威尔和其他一些在西班牙吸取了教训的人一样，马修斯并不把战争看得那么简单，不是那种“正义针对邪恶”的十字军远征行为。在他眼里，两边都有暴行，而战争也不再是一种民族战争了，共和党人和叛军现在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他们越来越多地把西班牙看作是在欧洲和更大领域里进行更大规模战争的彩排阵地。他对苏联在西班牙的活动尤其抱怀疑态度。
1937年12月15日，叛军攻击特鲁威尔，那是高达3，500英尺的一处光秃秃的天然堡垒，这个堡垒阻挡住了他们通往地中海海岸的瓦伦西亚的道路。卡帕和苦行僧一样细心的马修斯一起于12月21日到达那里。那个城堡几乎已经被包围了。如果这里陷落，弗朗哥最终会有机会隔断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之间的联系，因此而将共和党人的部队割成两截。
接连几天，卡帕和马修斯加入了海明威和来自《每日邮报》的脸色红润的中年人塞夫顿·德尔默，和他们一起报道特鲁威尔的战况，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回到60英里外的瓦伦西亚，住在城里舒服的宾馆。到了圣诞节前夜，海明威跟大家道别，他要回美国完成一部纪录片，叫《西班牙大地》，并且为共和党人的事业筹款。1938年元旦，有消息传来，说特鲁威尔已经失守。
第二天早晨，马修斯和卡帕动身了。天特别冷，在冰雪覆盖的路上走起来特别艰难。当天下午，他们碰到一群冻僵的共和党人，他们在用铁锹和其他东西破除车辆上的冰块，他们在用人力牵引拉扯车辆，他们要通过通往山城的最陡峭的一段路。他们又累又饿，最后于下午7点30分左右翻过了普厄托拉古多山，那是特鲁威尔之前最后的一座山。
到达山对面的巴拉卡斯村后，他们很快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整个晚上都在跟卡拉宾内罗军官们围着营火玩，他们大吃盐腌的鳕鱼、面包，喝着葡萄酒和咖啡。他们甚至蜷在灰土扑扑的毯子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他们再次出发。战争的碎屑已经开始侵蚀公路了：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和摔坏的家具以及烧毁的车辆。有一棵细长的树，树干上挂着一个共和党军人干硬的尸体。那个人的脸在发出死亡的尖叫——他在树上卷电话线，结果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了他。
就在特鲁威尔城外，他们得知共和党人的防线并没有溃散，但只是没有溃散而已。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城中央的总督府大楼。马修斯和卡帕跟着一群共和党士兵进了大楼，他们在破石碎砾之间行走，之后爬上楼梯。
他们爬进了一个杀人场，专门用来辗碎一个人的神经，让他在恐怖和震惊中精神崩溃：这大楼发出步枪开火声的回响，中间还有用手枪自杀的声音，还有作为人质的共和党人发出的求饶声，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卡帕和马修斯并没有后退，他们的后背对着弹孔累累的墙壁，之后再往里面爬。几分钟后，他们到了三楼。
“弗朗哥万岁！”几个叛军在高叫，“西班牙万岁！”
弗朗哥的人马就在楼下，突然之间，他们隔着楼梯朝卡帕和马修斯开枪。几个共和党人开枪回击，在地板上打出很大的洞来，之后又朝楼下房间里扔手榴弹。
卡帕和马修斯心跳不止，他们又朝上爬了几步楼梯，之后沿着一个走道下去，一边朝房间里看。在那些房间里，一批西班牙人在屠杀另一批西班牙人。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共和党人摆好了杀人的姿势。
“这一个是给你的，还有一个是给弗朗哥的！”那个士兵叫喊着，用一把左轮枪开了两次火。为了看看射击的目标，马修斯通过地板上的一个洞眼看到一个小叛军拿着一枚手榴弹，正准备拉导环。那个共和党人又开枪了，又朝他的同胞开了一枪。
“很可怕吧，对不对？”马修斯说。
解决了大楼里面的叛军抵抗问题后，卡帕加入了搜寻平民的队伍，据说有很多人都躲在地窖里。最后，有五十多个人必须从瓦砾中弄出来，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在给《今晚报》的一个动人的报道中，卡帕描述他们如何靠抵抗者留下的食物和少数一些已经腐烂的沙丁鱼过了两个星期的生活。他描述道，他们看上去跟尸体一样，都没有力气从藏身之处爬出来了。卡帕被他们的苦难所打动，他说，简直没有文字能够描述“可怜的情景”。
1938年2月中旬，弗朗哥夺取了这个城市，之后朝地中海进发。看起来，共和党人控制的西班牙地区眼看就保不住了。在欧洲别处，集权主义也在突飞猛进，甚至有更大的胜利消息传来。3月14日，希特勒挺进他家乡奥地利的首都，欢喜的人群大声喝彩。4月19日，弗朗哥占领文那罗斯和瓦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之间其他的沿岸城镇，终于将共和党人割成了两截。
卡帕并没有报道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1月21日，他早已经离开欧洲，准备参加针对集权主义的另一场战争，比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更残忍，是在世界的另一头进行的。
第二章四亿人（1）
“那是同一种性质的战斗：西班牙人民针对侵略者的战争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人的战争。”
约里斯·伊文斯《我与摄像机》
1938年1月，卡帕同意前往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四亿人》。
他的工作是拍静止画面，并充当助理摄影师。他将在酷热的环境里工作，并且要忍受已经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中日战争白热化时期极度严酷的自然条件。摄制组的人员还包括导演约里斯·伊文斯和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这两个人都是卡帕在西班牙结识的朋友。伊文斯有个人原因要带上卡帕去中国拍摄电影：相信他已经与格尔达结婚，他感觉“带卡帕去工作是自己的责任，以使他分心，不再承受持续不断的悲伤。”
《四亿人》是比宣传片《西班牙大地》更雄心勃勃的一部纪录片工程，伊文斯希望显示，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之间结成的一项联盟，即统一战线，最后能够打败残酷的日本帝国主义。那也会是相当危险的一项任务。
作为一项预防措施，伊文斯告诉一位共同制片人，让她明白如何解译他们发出的加密求救信号。例如，“约翰病重”，应该理解为：“尽快将我们弄出这个国家”。卡帕和费恩豪特将先在香港与伊文斯见面，之后再深入中国乡村，这两个人于1938年1月21日从马赛动身。同在阿拉米号轮船上的还有两位英国年轻作家，W.H.奥登和克里斯托法·伊舍伍德，他们要前往国际反法西斯东方战线。伊舍伍德后来回忆，说卡帕和费恩豪特是二等舱的“生命与灵魂”，他们总在捏屁股，总在打闹取笑，总在用法语彼此吼叫，总在大谈小鸡的玩笑。“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还有法国味；他长得健壮结实，皮肤浅黑，黑色的喜剧演员一样深陷的眼睛……费恩豪特个子很高，是金发碧眼的年轻荷兰人——他跟卡帕一样疯，但不那么闹人。”
阿拉米号于2月16日在香港靠岸。伊文斯和摄制人员飞往汉口，那里有蒋介石的临时政府。通过汉口的记者朋友，卡帕得知日本侵略者已经在最近几个月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但是，侵略者的部队也拉得很长。虽然西方有很多人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阿比西尼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日本人也困在那里动弹不得。
到达汉口几天后，伊文斯意识到，他们咬下来的部分超过了自己能够咀嚼的能力。蒋介石的妻子“蒋夫人”不可轻视，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即漂亮又特别迷人，是媒体大腕亨利·路斯最喜欢的采访对象。蒋夫人决定让《四亿人》成为她亲自过问的项目，只有得到她的批准，伊文斯和他的摄制小组才能够拍摄抗击日本人的情形。在他们到达汉口后的六个星期后，她让摄制人员限制在汉口范围以内，并且派她的间谍人员跟踪摄制人员。伊文斯在回忆录《我与摄像机》中回忆说，他希望拍摄到毛泽东武装力量的情况，但“蒋夫人”不允许。为支付在中国的费用，卡帕同意为《生活》周刊提供一些临时报道。辛诺费尔·路斯的杂志毫不犹豫地支持“英勇的”蒋介石，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为该杂志大量提供一张又一张谄媚的照片，反映中国这对黄金夫妇的生活。1938年11月5日，他为斯戴芬·洛伦特的英国杂志《图片邮报》提供的一篇报道，属于更加露骨的宣传活动。这篇杂志鼓吹说，“中国这位年届50的总司令有着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他是世界上受人攻击最多的人之一，而他迷人的妻子则是中国抵抗日本的主心骨。”卡帕明显多次见到过蒋夫人。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有一次，为了保持清醒，他不得不将她的鸡尾酒泼到盆景里去。蒋介石夫人是“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循道宗信徒”，但据说泡得一手致命的马爹利酒。
3月16日下午4点，卡帕带上相机开始工作，为《生活》杂志拍摄一组名为“中国儿童招兵巡回演出”的图片报道。在一个公共广场的台子上，有扮演中国士兵和农民的儿童假装睡着了。突然之间，假装一名残酷老板的另一个孩子开始鞭打农民。表演结束的时候，中国士兵赶跑了日本侵略者，那是中国群众的敌人。这个宣传活动跟《生活》杂志的图片宣传一样直白，宣传的目的特别为了一群年轻士兵，他们蹲在黄土地上，身上的军服极其单薄，到了晚上，这些士兵会冻得发抖。
当年春季，《四亿人》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场可怕的教训。“事情完全开展不下去了，”艾娃·贝斯尼奥回忆说，当时，她已经嫁给费恩豪特，“约翰(费恩豪特)告诉我说，人们的意见相差很大。卡帕并不是真正为他们工作的。”卡帕当年被《图片邮报》誉为“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对自己仅仅当一名摄制助理很是不满。在他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静止画面拍摄工作时，发现自己与才华横溢的沃尔特·波斯哈德形成直接竞争，而沃尔特又是戴弗特以前的摄影师，他同时也在为《生活》杂志工作，逼迫自己不得不拿出最好的报道来。
四月初，这个小组终于坐火车离开了汉口，随行的有一群军事顾问和更多的间谍。他们准备去东北面的苏州前线。那是一次要人命的旅行：日本人已经决定，要夺取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惟一的办法是控制中国的铁路线，而这就意味着不断的侦察和轰炸任何一列火车。
卡帕和他的同事于4月3日早晨6点到达苏州火车站。他们在站台上看见4个快要死掉的平民。“其中一个还在慢慢动，”伊文斯注意到，“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
4月4日，卡帕通过中国火炮手的瞄准镜看到了4英里外的日本战线。突然之间，日本人开始轰击观察所了。卡帕躲进一个旧谷仓。当天晚上，他在伊文斯和费恩豪特面前唱起歌来，是那种沙哑和忧郁的嗓音。歌中唱到匈牙利的平原。第二天，作为助理摄影师，他领教了第一次教训。伊文斯写道：“监察官涂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就是胡扯，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卡帕很快便学会了他的第一句中国话：Bu yao kan——“不要看”。
第二章四亿人（2）
4月7日早晨6点，卡帕醒来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占领了台儿庄。他很是生气。涂将军不准他靠得太近，不准拍摄火炮的镜头，又迫使他错过了日本人在可以想得起来的时代里的第一次挫败，也错过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情景。到了中午，他跟同样十分生气的伊文斯和费恩豪特一起开车往城里去。到了城郊，一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天边，之后朝他们的方向飞来。他们在“一处坟墓一样的小沙堆后面躲了起来”。“我们趴在地面上，”伊文斯写道，“四张脸都面部朝下，这样，日本飞行员就看不出本来很容易辨认的面部肤色了。”
附近一列武装火车开火了，飞机转了几圈，之后离开了。当天下午，卡帕进入台儿庄城，发现那里一片荒凉。卡帕和费恩豪特在一条街上开拍，一名老妇突然尖叫起来，她以为摄影机是火炮。另一名老妇坐在“泥块和木板碎片”的旁边。她说，“这是我的家。”
卡帕为《生活》杂志写的报道发表于5月23日，它反映了路斯强烈的喜悦，他认为中国人至少打败了日本人一次。“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该报道说，下面是村庄倒塌之后进去的一些士兵的照片。“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第二天，全中国庆祝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在第二天，目击了那场战斗的伟大的战争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冲出了他的底片，并通过中国的特快客机送往《生活》杂志”。虽然生活杂志说卡帕是在4月6日夜里报道战斗的，但事实上，当时他正在酣睡中。
4月11日，一行人骑马出城，前往拍摄一位受伤的中国农民和他的一家人。天黑的时候，他们飞奔回城，摄影机在背后跳跃不停。“那都是些笨重的小马，成吉思汗的大军就是骑着那样的一些马儿征服整个亚洲和欧洲一部分的。有时候，在夜色里，我们会彼此失去联络。卡帕也骑马飞奔，突然间，他想像自己就是成吉思汗，对着我们大喊战争口号。从后面看去，他更像是桑柯·潘沙。他矮胖的轮廓在马鞍上抖动——这是在为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奔跑。”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卡帕情绪不高，而喜欢言过其实的伊文斯却不然，他们两个人坐下来思考前线到底已经转移到哪里去了。“在黑夜里，我们听到远处的丘陵地带有隆隆的炮声，”伊文斯写道，“那就如同厚毯发出的有规律的击打声，人发烧的时候会听到这类的声音。里面夹有锣声，又混杂着机关枪的声音……之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在我们身边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里，气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过，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长线，他们要去抢夺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不准我们一同前往。”
卡帕和他的同事回到汉口过复活节，他们现在已经对蒋夫人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心理，对她派来的大批监视和间谍人员也很反感。4月29日，伊文斯和费恩豪特离开汉口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卡帕保证两天后出发。火车开出几小时后，日本飞机展开狂轰滥炸，以纪念裕仁天皇的生日。轰炸造成一千多平民死亡，在燃烧的街道上，在被焚毁的大楼里，卡帕看到跟在马德里看到的同样的情景。他再次把焦点集中在平民百姓的恐怖感上面：一位父亲紧紧抓住他的小孩子，正在朝防空壕的方向飞奔。一名妇女掩面不让相机拍到脸上的泪水；一名男子用扫帚无望地扑打着熊熊大火。
这次轰炸也扑灭了他心中对这次中国之行所抱的最后一丝热情。他成为“破酒吧”的常客，那里有一大批联系紧密的西方记者聚会，包括美国作家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和爱德加·斯诺，他们在那里大喝杜松子酒和廉价的威士忌。“我们原来的看法似乎都消失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不再抱任何希望，”史沫特莱回忆说，“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明天。我们都像一条船上的过客，我们在狂风暴雨的海上漂浮，我们刚刚找回一点人性……在战争的严酷气氛里，哪怕诗、歌曲和机智也在我们中间流行起来，一道魔术般的光芒在我们的友谊之上闪烁。”
7月初，卡帕终于脱离了“破酒吧”里进行的马拉松式双骰子游戏，前往拍摄黄河泛滥的情景，这次黄河决口是人为的，目的是要阻挡日军进攻。大堤决口造成惊人的效果，但日军的进攻仅仅停顿了几个星期，然而，数百万中国人却因此而无家可归。卡帕的照片显示满身污泥的中国农民正拼命朝干爽的陆上爬行，他们的家园被混浊的泥浆围住了。卡帕于4日回到汉口，到汉口几小时后就与伊文斯和费恩豪特一起参加了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样的会议以前从来不向媒体开放的，结果，卡帕拍摄的“蒋介石”的相片在世界各地转载。
7月19日，日本人第一次故意朝汉口的平民区开火。卡帕在正午的烈日下四处奔走，看着满目荒凉的情景，烈火包围了整座城市。在某些地方，滚滚热浪让一些人面目浮肿。空气弥漫着灰烬的气息。成片的家园现在变成了余烬未灭的骨架。
8月初，中午的气温仍然在华氏100度以上，伊文斯和费恩豪特前往纽约。不久之后，卡帕遇到中美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即“醋人乔”史迪威，他是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指挥官。史迪威的诨名完全是正当名份的，在针对中国人的种种假定上面，人人都知道他喜欢挖苦讽刺，是典型的西方式天真浪漫。卡帕在南昌郊外的一个军营里遇到他。南昌离汉口约150英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指挥官希望评估一下敌对双方的相对实力。对史迪威和卡帕双方来说，情形都是相当糟糕的：日本人离汉口本身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了。
9月7日早晨，史迪威和其他一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官员准备到前线去，卡帕跟他们一起去。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卡帕“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小伙子”。另有一处记着：“晚上出发，路很难走，警卫队也走错了路。畜力驮运，苦力，精疲力竭的人蜷起身体等死……日本飞机在200英尺的空中用机关枪扫射……热得跟地狱似的。”
在巴黎，吉约吉·马尔科斯和苏茜·马奎看到了卡帕寄来的照片。马奎知道，只有照片继续寄来的时候，才知道他并没有死掉。马奎猜想，他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让他失去了格尔达的那种恐怖情景。那些图片是他看到的最让人寝食难安的一种：“儿童的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在日本士兵的监督下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中国人；日本士兵拿中国活人当作练刺刀的靶子。”卡帕是在那里搜寻死亡，他总结说，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
卡帕跟其他一些记者一起等在酷热难挡的汉口，目击这座城市的沦陷，他们称自己是“最后的挖沟人”。这期间，他自问，当一名自由投稿摄影人是否意味着他将以此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在一封致共产党友人彼德·柯斯特的信中，他谈起了组成一个由年轻摄影师构成的通讯社的想法，这样就可以掌握他们自己的工作。柯斯特是他原来在戴弗特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9月底，由于汉口尚且没有陷落，他就离开汉口前往巴黎去了。永久性地离开中国的前几天，他第一次利用柯达35毫米胶卷拍摄到了后来第一次以彩色刊出的照片。《生活》杂志10月17日一期用两个页面登载他拍摄的另一次汉口空袭后的惨景。图片文字是：“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1938年10月25日，汉口终于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那之前，卡帕已经回到西班牙，在那里报道他职业生涯里最痛心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后的失败。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1）
“一些国家不仅仅靠胜利来维系自身，还要看其人民树立的典范，看他们在悲剧时代是如何隐忍的。”
胡安·内格林， 1939年
卡帕离开中国才刚几天，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慕尼黑条约：那是对越来越好斗的希特勒可耻的投降书。9月30日，内维尔·张伯伦摇晃着那份条约宣布：“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斯大林很快加入了张伯伦的队伍，立即向希特勒叩头，他命令立即从国际旅撤回6 000苏联人。多个欧洲强国也同意撤回大部分属于国际旅的志愿人员。共和党人被抛弃了，他们被迫与弗朗哥及其盟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单打独斗。
卡帕于10月初到达巴塞罗那，他知道，那场“激情战争”很快就要失败了。在皇后旅馆酒吧的新一批“最后挖掘者”当中，他碰到了恩内斯特·海明威。“老爸”搂着一位极漂亮的金发美女记者，是《柯利尔》杂志的记者，她有一口布里恩莫尔口音，头脑极灵活——玛莎·格尔霍恩。格尔霍恩模样优雅，很好玩，也很有同情心，她可不是轻量级的人物。她已经出版过一本小说，还有很多短篇小说，在德国度过很多年，因此跟卡帕一样痛恨纳粹。
格尔霍恩后来把卡帕当兄弟看，是极少数能够理解她的矛盾和喜好的人。当年秋天，他们为政治上的事情争吵，他无情地指出她在因果关系上的天真，而且彼此嘲笑，但是，他们总还是带着喜好的感情这么做的。有一天，他穿一身有很大翻领和珍珠扣子的新骆驼毛外衣到了宾馆里。她觉得那件外衣“在巴塞罗那穿太扎眼了”。他真诚地对她说，“如果我给干掉了，我真希望死在自己的马球服里。”格尔霍尔的中篇小说《到死才分手》中对他的描述，远远超出他遇到过的许多男性作家，她的描述有很深的洞见。她称他为巴拉，“他有特别的吉卜赛天赋，极其活跃，女人爱他，男人喜欢他，他给人活力，这样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人们都喜欢跟他称兄道弟，人们会编造一些故事来编排他，人们会引用他说的话，让人看见跟他在一起是一件荣耀之事，很高兴能为他所用”。她称自己为玛鲁什卡，巴拉说，“这姑娘应该是俄国人，因为她的内心属于苏维埃之前的俄国，那么热情，那么没有逻辑，那么兴味盎然，那么荒唐。”
10月25日，卡帕到达蒙特布兰卡，西班牙首相胡安·内格林计划在这里向国际旅做告别演讲。卡帕的照片显示数以百计的男子涕泪纵横，但是，听完他的演讲后，人们还是打起精神来，他们在空中挥舞着拳头。他们靠味道极差的干骡子肉和干羊肉度过了两个严冬，现在，他们的战斗差不多就玩完了。
四天之后，卡帕很早就起来了。整个早晨他都在发脾气，他担心，自己的莱卡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出了点问题。最后，有消息传来，说国际旅的告别游行将于4点半开始，最后确切的游行时间是保密的，以防遇到大规模空袭。当卡帕到达巴塞罗那中心著名的“长方形”广场时，他发现上万情绪激动的加泰罗尼亚人等在那里准备说再见，他们双手捧着鲜花。
第一批志愿者到达时，人们的眼泪开始流下来：共和党的战士和海员组成的荣誉卫队高声唱起来。之后，第一批国际旅出现了——是第十一旅的德国人，八人一个并列前进。妇女朝他们跑去，把鲜花送给他们。花瓣很快在他们已经走样的皮靴下形成一条花毯。之后，天空飞起纸带，从上面的窗户扔下来的。小孩子们加入了行列，被那些疲惫的男子举到了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