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大雨纷飞的街头，卡帕和他年轻的新手们一一拥别。“祝好运，我的老朋友，”英格·莫拉斯对这个人说，他是大家的“兄长兼父亲”。之后，卡帕扭头直奔兰卡斯特，苏茜·马奎发现他去了一位女服务员的房间——兰卡斯特的经理好心将这个房间安排在旁边的地方，因为他现在交不起标准房租了。多年以来，她总是在卡帕出门前帮他整理行装。“我装东西的时候，一般会跟他说话，”她说，“我总知道他去不同地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到最后，包勃再也不想去战场了。他看到的一切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影响——他从不跟别人谈起那些事情来，但是，他跟我说。”
苏茜发现，他已经打好行装了。他已经告诉过她：“如果我必须再次上战场，我会打死自己的，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她突然间觉得，她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好像也知道。“包勃不是喜欢写东西的人。但是，我后来找到他一封很短的信。里面有他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活得聪明些，爱你的包勃。’”
第六章前方就是三角区(1)
“他与将军和农民打交道特别有一套。”
金克斯·罗杰
舞隆守出版公司为卡帕的日本之行安排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线路。让他很高兴的是，到处都有人欢迎他。很多人聚在一起听他谈自己的工作。在东京，人们排很长的队参观他的图片展。“有数以万计的日本摄影师跟在卡帕后面跑，”金克斯·罗杰说，“他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发往梅格纳姆巴黎公司的电报中，他解释说，几天之内，已经有人给了他五部新相机，十五只镜头，三十多束鲜花。
在为期六周的整个旅行中，卡帕都选择儿童作为拍摄主题。他还纪录了东京进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还有多家佛寺内的情景。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欢乐的儿童和祭祀场所，多年来又一次很喜欢摄影了。他对一位日本联络人川添大嗣说，日本是“摄影家的天堂”。
卡帕再次唤起以前对摄影的热情，但是，别的地方正有一些事情在发生，从而缩短他在日本的旅行。当年4月，《生活》杂志的霍华德·索楚来克因特殊私事假而回到圣弗兰西斯科，此前，他在报道法国人在附近的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生活》杂志急需要有人来替补空缺。索楚来克说，“（《生活》杂志的执行编辑）艾德·汤姆森说，‘你将经东京回国。去跟卡帕见个面吧。你不在的时候，他可能去报道印度支那的战争。’”卡帕当时正在一个百货商店里展示自己的摄影作品。
《生活》杂志知道，卡帕总会有积极的回应，因此直接用电报把提议告诉他了：2 000美元，干一个月，额外支付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25 000美元的保额。之后，汤姆森打电话到东京找卡帕亨利·鲁斯命令汤姆森为这场战争提供乐观报道，以弥补道格拉斯报道的不足，因为道格拉斯的报道惹得法国外交部谈及“中伤与诽谤”的事情。
莫里斯说，他打电话给卡帕，劝他不要接受这个邀请。当时线路不太好。“包勃，你不必做这件事情的，”他喊道，“又不是我们的战争。”
“别担心，”卡帕也喊，“只几个星期嘛。”。“听我说，你可以不去，我也知道，如果你不想去，那你也不会去，”汤姆森对他说，“但如果你想试一把，就试一个月左右，替代霍华德去印度支那干一个月如何？”
汤姆森后来坚持说，他并没有“说服”卡帕接受那份危险的工作。卡帕曾对他说过，想做一个关于“苦米”的文章，并与“农民在三角区炮火下种田”的图片放在一起。
之后，卡帕接到约翰·莫里斯从梅格纳姆拍来的电报，说《生活》杂志极想要他去：“如果危险，价格可上浮相当多之后，卡帕给莫里斯写了一封信，为在电话里对他喊叫而抱歉，并解释说，他接受这项工作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责任，而是因为能够再次接到战地采访的要求而兴奋。他补充说，在日本，他重新唤起了对摄影的热情。。”
4月29日，霍华德·索楚来克在东京与卡帕见面，之后返回美国。“我们在古老的天皇饭店一起吃晚饭，那是弗兰克·劳埃德·莱特修建的，”索来克回忆说，“里面有五英尺六英寸的天花板，或者看起来是那么高吧，但他们楼下有烧烤架子，极好的牛排。我们从晚上七点一直谈到早晨一点，都是谈我报道的一些东西，还有战争进展的情况，也谈到事情有多么危险。他总在说，‘这种战争我从来没有报道过，过去也从来没有想过报道这种战争。’他处在很大的压力下，他兄弟不让他去。我知道他需要那笔钱。在这方面他谈得很少。在那些日子，那笔钱是很管用的。”卡帕为何接受了这最后一次任务，到今天为止，这一直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动感情的问题。他极想增添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这个传奇的光彩吗？的确，他是否在嫉妒已经在朝鲜战场的报道中很快成长为战地报道新星的邓肯？邓肯否认他与卡帕之间有任何可比性。“在战争报道中，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竞争的人存在，”他坚持认为，“如果你进了战场，最后能扛着自己的屁股回来，那是你的运气。事情就这么简单。看着某人被打死，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种摄影。这并不需要一个天才。很容易做到。你惟一需要做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摄影。能去你就去，如果走运，那你就从里面走出来。尽量靠前一些。”
“我总在想，”欧文·肖后来写道，“也许是为了否认半官方的传言，认为他是个共产主义者的同情者，他才接受了那份工作的。”彼德·维特尔不同意这个说法。他暗示说，这个说法来自肖后来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的迷恋。“卡帕其实很需要那笔钱。”他说。。1954年4月30日，卡帕接受了《生活》杂志的提议，之后飞往曼谷。卡帕在日本的那阵子，正好是奠边府之围的关键日子。法国人希望将胡志明的游击队拖入一场决战，因此决定在那里驻扎部队。但是，这么做的时候，越南游击队和越南人民军趁天黑包围了那个城市。越南游击队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越过危险的峡谷地带和高山，将炮兵部队调到了这个驻军的射程范围之内。
3月13日，越南游击队发动对法国人的进攻，他们很快发现，法国人的防线不堪一击。几天之内，他们就包围了这个要塞。因为与外部世界隔断了，而且处在一刻不停的炮火打击下，再加上季风带来的暴雨，奠边府内的状况立刻不成人样了。一些男人都发疯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又过了几个星期，医院里面的伤员成百上千地死去。5月7日，奠边府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法国部队至少有2 200人在包围期间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沦为战俘。奠边府失守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来的时候，卡帕正在曼谷等待飞往河内的签证。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9日，卡帕到达河内，是法国统治的印度支那。奠边府的失守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头版头条，这意味着卡帕一定会看到行动。游击队释放法国战俘，在这场打击人气的失败之后法国人的战略问题，这些都构成重大新闻。《生活》杂志将需要合适的戏剧性图片。
卡帕知道夜总会一定都没有人了，那个城市也一定处在哀悼之中，因此，他就去拥挤的饭店，很多人在那里一瓶一瓶地开酒猛喝，一派颓废景象。法国军官很快搭起了竹制的酒吧，他们都抱着自己的小个子妓女，这些妓女也在骂胡志明，因为她们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都穿着丝质的睡衣。
第六章前方就是三角区(2)
《法国火柴》的摄影师米歇尔·德尚跟卡帕在河内喝过好几次酒。
他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在巴黎都见过好几次面，经常是在靠近《法国火柴》杂志旁边的美国使馆区那个极好的酒吧里。在越南，我们在河内的新闻报道团见过很多次面，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尊敬他，是因为他拍了很多富有人性的照片，而且他工作的速度也奇快。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巴黎火柴》的事情。编辑们经常是先看摄影师的名字，之后才看照片本身。卡帕说：“米歇尔，回到巴黎之后，请你来找我，我会把自己的名字贴在你拍的照片后面，之后，你就成为最棒的摄影师了！”
在河内过了三天后，卡帕陪德尚和《生活》杂志的另一位文字记者唐·威尔逊去了鲁昂普拉邦，是在老挝北部地区，他们要去那里报道从奠边府救出来的伤员撤退的情形。奠边府沦陷一个星期后，那个城市的“753”名伤员中，只有“183”名离开了那个被打击的城市，因此，越南人宣布，“大家看，我们准备来救你们的，但是，法国人并不急于救你们出去。”一份未曾公开的新闻纪录片显示卡帕在拍摄法国伤兵的情形。他看上去很健康，很放松，注意力集中，而且脚步极快，他跟在一副担架后面，追到离那个伤兵才几英尺远的距离内拍摄面部表情。他的照片之一显示，一位脚发炎的士兵疲倦的表情，一架直升机刚刚将他救到安全地区。在其他一些照片里，浑身湿透的士兵扶着他们的战友经过一个宿营地，而那个宿营地就在齐脚深的泥水里面。
在鲁昂普拉邦本身，在湄公河河岸，卡帕发现了那个皇家宫殿里一个牧歌式的背景。“那个城市窝在葱绿的山上，山上长满了鸡蛋花树，一场现代战争根本不可能在这里进行的，”唐·威尔逊报道说，“士兵在挖战壕，他们身边就是佛寺塔金色的尖顶。麻烦的迹象并没有妨碍一些光着脚丫的漂亮姑娘们沿着城市的树阴骑自行车……但是，如果你问戴着绿色橡胶软呢帽的条拉塔瓦潘亚省长，他会告诉你，越南人仍然有可能在雨季之前赶回来。”
5月17日，卡帕和德尚回到河内，他们在那里听说，多位法国司令官都相信，并非一切都完蛋了，特别是其中一位指挥官，他认为，针对越南人的战争仍然有可能取胜。热内·柯尼将军个子很高，也是一个极有头脑的领袖，他执着地认为，需要的是快速地移动，这是按照胡志明自己的办法来击败他的战略。法国人应该像抢劫者一样战斗，分小股部队行动。卡帕同意他的战略，假如这些战略之后没有什么政治冲动的话。
5月21日，他们一起去柯尼的司令部，正是这次访问期间，德尚一时兴起，举起相机拍到了卡帕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我只是拿出了相机，拍了一张，完了。包勃在跟一名医生谈话，是一位内科教授，叫霍华德。不久之后，他请我带一部相机回法国。他说：“米歇尔，你将坐军用飞机回国，因此不必走海关了。你可以直接回国。我请你把我的相机带回国，到了巴黎再还给我好吗？”因此我说，“好吧，包勃。”之后，我就接过了相机。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相机给了梅格纳姆的卡迪埃-布莱森。如果我自己留下来当一个纪念品，那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后来，我对自己说：“米歇尔，把那部相机还回去，你可真是疯了。”
柯尼和卡帕谈得很投机：“卡帕很有名，柯尼也很喜欢媒体的人。”柯尼的女儿玛丽-克劳德记得她父亲一直带着感情谈到卡帕，直到他1967年在一次空难中去世为止。“我父亲和卡帕对战争应该如何打下去有一致的看法。”柯尼很幽默，也很勇敢，是军人中的军人，卡帕很快就发现他是这样一种人了。“他和卡帕都是从底层干出来的。等他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彼此都已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了。也许两个人都看出了这一点。”
1954年5月24日，天空万里无云，卡帕与柯尼一起飞往出了麻烦的南部红河三角区。之后，他看到这位将军为属于精英的第二个两栖作战兵团的海外第一装甲兵团授予荣誉勋章。当然，那是一种公共关系方面的练习，意思是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失去信心，而卡帕也知道，他的照片适合《生活》杂志的政治立场：他们一直是以正面态度报道法国人的战况的。
“我们作战的时候并没有出任何错误。”柯尼告诉他的手下说，这是卡帕和其他记者都听得见的话，这里面隐藏了奠边府失守后他内心的痛苦。他曾请求救援那支部队，但遭到了拒绝。救援那支部队将违背日内瓦和平条约的条款。虽然没有办法救出自己的战友，但是，直到最后一刻，他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痛苦地发现，通过无线电传来的声音越来越绝望了，越来越可怕了，直到最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24日早晨，卡帕看到柯尼将一种阿拉伯马尾，就是传统的“肩巾”系在那个作战单位的军团旗帜上，之后让其军官到他那边去。“奠边府是个打击，”他说，“但现在都过去了。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朝前看，前方就是三角区之战。”
吃午餐的时候，柯尼的高级军官之一，中校让·拉卡佩请卡帕陪他一起去完成一个任务，去消除和扫平两个小要塞，是多爱桑和唐迪姆，就在从纳姆丁村通往东边20英里外的泰宾村之间的一条公路上。拉卡佩保证，他会拍到很多好照片。卡帕接受了邀请。
当天晚上，在纳姆丁村“一个肮脏和到处是臭虫”自称为“现代饭店”的宾馆里，卡帕同意跟《时代-生活》杂志的约翰·麦克林和吉姆·卢卡斯一起出发，卢卡斯为《施格里普斯-霍华德》工作，也是本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战地记者之一。卢卡斯后来50岁还去报道越南战况，他后来死于酗酒。
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坐着等到早晨3点钟，大家一起喝卡帕拿来的科尼亚克酒。卡帕对很多记者松松垮垮的态度很是反感，也瞧不起他们的工作：在法属印度支那，他们胆子太小，根本不敢走到足够近的距离去拍摄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也许是最后一场恶战，”他说，一边搅着杯里的科尼亚克酒和苏打，“大家都抱怨法国人的公共关系没有搞好，问题在于大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记者之间的战斗。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告诉你任何事情，这意味着，一个好的记者是自由的，他每天可以到处跑。”
卡帕没有提到自己妥协的立场。的确，从他一生的职业生涯来看，他这还是第一次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鲁斯需要说明法国胜利的照片，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照片。这与卡帕在西班牙报道各种情景时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当时，卡帕坚信自己是一个以莱卡相机支持共和党人事业的最能干的宣传工作者。
第六章前方就是三角区(3)
5月25日，星期二，早晨7点，拉卡佩的手下之一来找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卡帕准备好了一瓶威士忌，还有一小瓶冰茶。“这会成为一个很漂亮的故事的，”卡帕说，“我今天会有很好的表现。我不会侮辱我的同事的，我再也不会提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
他们越过了红河，之后，这个纵队开始朝多爱桑前进。早晨8点40分，子弹射出来了。记者很快寻找掩体。在后面护卫的法国人的几辆坦克开火了。卡帕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开始拍摄继续在周围的田里割稻子、看上去无动于衷的一些农民。
护卫队等待继续前进的命令期间，卡帕涉水去一块稻田，想离几名妇女更近一些，他决心完成他与《生活》杂志的艾德·汤姆森说好的那个“苦米”项目。最后，纵队又开始前进。但是，几分钟后，一声爆炸又使部队停止前进。前面传话来说，一辆卡车触雷了。4个人死掉了，6个人受了伤。之后，越南人的迫击炮开火了。情形越是危险，越是混乱，卡帕的精力看起来就越是旺盛。卢卡斯看见他冒着迫击炮火将一名受伤的南越士兵抬上吉普车，之后，他又开车将他送到一个前哨进行急救。
炮火的间隔期间，卡帕拍到了人们从一名已经死掉的南越士兵身上抢夺步枪、鞋子和野战干粮——那士兵的尸体就在一口池塘的边上，四肢叉开的样子。他又拍了一张一个士兵拿着探雷器在探雷的照片，还有几个士兵在稻田里寻找架设迫击炮的位置。他敏捷地跑动着，他有很强的风险意识，知道每新拍一张照片意味着多大的风险，只有一个41岁的人，一个历经5次战争的老手，才明白这里面的危险。“跨越开阔地带的时候他很小心，”麦克林说，“但如果他看到好照片，而且只有冒险才能够拍到的时候，他就会冒那个险。”
在东嘴塘，一位法国上校请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过去吃午餐。卡帕没有去。他想继续拍他的“苦米”故事，哪怕《生活》杂志有可能不登载这些捕捉战争非正义性的照片。为了避免正午的太阳，他躲在卡车下面拍。麦克林和卢卡斯下午两点吃饭回来后，发现卡帕正在卡车底下睡觉。他们问他还剩下多少胶卷。
“这就是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他微笑说，“省胶卷。”
三个人回到吉普车上，在这个纵队其他的车辆中间穿行。下午2点25分，他们到达一处碉堡，周围有铁丝网围着。爆炸专家正在埋炸药。
“故事差不多都拍完了，”卡帕说，“但我需要那个碉堡炸飞的镜头。”
再走几百码远之后，这个纵队又一次受阻，前面有越南人埋伏。记者们到了拉卡佩身边。
“什么情况？”卡帕问。
“到处都是越南人，”他回答说。
卡帕再次跳上吉普车的顶盖，好再次拍摄迫击炮开火的情况。记者身后装满士兵的卡车多次狂按喇叭，要他们继续前进。卡帕慢慢拍他的照片。“那是不错的一张照片，”他说，最后才爬进了吉普车，让纵队继续前进。离下一个堡垒坦莱还有三英里，太阳也晒得正欢，此时，当天最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法国人的大炮、坦克和迫击炮朝他们的身后打过去。约在一英里远的地方，一个小村子的树上有轻武器在还击。几秒钟内，能够听到的就只有“金属小块从头顶飞过的一阵阵的咻咻声，地雷可怕的哄哄声，还有敌人的迫击炮传出的声音。”
卡帕看上去觉得没有意思了。“我得往公路前面去一点，”他对卢卡斯和麦克林说，“再往前走的时候叫一下我。”他们觉得那样太危险了，但他只是耸耸肩。“有很长的一分钟，没完没了的一分钟，”卢卡斯回忆说，“卡帕都蹲在我们吉普车的车后面，随时准备跳回来或者冲上前去——就好像在试验越南人的炮火一样。他决定应该去冒一下险。”
他们看到卡帕走在前面，之后离开公路，准备跨过公路与一口池塘之间一个有遮避物的地带。他拍摄一个排的人在深草中前进，在潮湿的地平线上散开来的情景。麦克林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五分钟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一位法国中尉开了一句玩笑，问他：“原子弹炸起来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操他妈的，”卢卡斯骂了一句，“那才是卡帕想要的照片啊。”
突然间，一名年轻南越士兵跑过来向中尉报告。中尉不带任何一丝感情用法语说：“摄影的那个死了。”
“什么？”麦克林问。
“Le photographe est mort.”
麦克林回头看卢卡斯。他无法肯定这个中尉是不是又在开玩笑。“我想这家伙是想告诉我，卡帕已经死了。”完全不相信的麦克林说。中尉点头，之后用很浓的法国口音拼读了几个字母：“d-e-a-t-h”(死了)。另一名士兵跑上来向他报告。“也许没有死，但被迫击炮打伤了，伤得很重。”他补充说。
麦克林和卢卡斯四肢着地横过公路朝卡帕的方向赶去，是在一小块田里。卡帕仰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他的左腿已经炸成肉块了。残肢离一个小坑一英尺远，是地雷形成的一个圆坑。他的胸部受了重伤。左手紧捏着康泰克斯牌相机卡帕最后的一张照片是这卷胶卷的第二张，里面是一些士兵在沿着一口池塘前进。。
“卡帕，卡帕！卡帕！”麦克林大喊。
卡帕的嘴唇颤动了一下，之后就不再动了。此时是下午3点10分。麦克林大喊救护人员。几分钟后，一个身材结实的法国人拿着担架过来了，他朝卡帕看了一眼，耸耸肩，转身走了。他已经完了，一点没救。其他很多人都可以救过来的。但是，他又转身，看着麦克林和卢卡斯问：“战友？”麦克林点头。医护人员又耸肩，之后打开担架。
他们将卡帕破碎的尸体抬上担架，之后赶往公路对面一个不那么暴露的地方。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后，他们听到公路上发出一声巨响。另一枚地雷炸响了，三名尖叫的南越士兵炸到路旁的水沟里去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之后，拉卡佩上校来到现场，挥旗拦下一辆救护车，之后，卡帕的尸体给送到了三英里之外的东嘴塘。在那里，一名越南医生宣布：“le photographe”(已经死亡)。
在医疗站的门外，麦克林和卢卡斯见到了这个地区的机动指挥员雅克·纳瓦尔中校。麦克林告诉他说，卡帕已经死了。“C'est l'Indochine(这里是印度支那)。”他答道，之后转身，走过卡帕下午早些时候曾在那里睡过觉的那辆卡车。
“这是在印度支那被打死的第一名美国记者吗？”那个南越医生问。
麦克林点头。
“这是美国人要上的一堂严肃的课。”再过20年，损失了6万名年轻人之后，美国人才明白，在地球的对面，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卷进跟一批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游击战是多么无益的一件事情。的确，在后来成为越南战争，而越南人称为“美国战争”的那场战争中，卡帕是第一名死亡的记者。可悲的是，美国人吸取奠边府的教训之前，又有一百多记者死在越南——越南人永远也不能小看。
拉里·伯罗斯当初冲洗过卡帕和《生活》杂志其他摄影记者拍摄的盟军登陆日的胶卷，他为此一连工作了52个小时，当时才18岁，是个身材瘦小的人。命运的奇特在于，他为《生活》杂志工作期间，也死在印度支那。他是1968年为亨利·鲁斯工作时丧命的，成为在印度支那死亡的第一名英国战地记者，他在工作期间赢得了罗伯特·卡帕金奖。
太阳照在烟雾弥漫的午后，漂白了雾气，迫使年轻法国人的双手遮住自己悲哀和焦灼的面孔。他们抬着罗伯特·卡帕的尸体，送上了飞往河内的C-47飞机。在西贡，纳瓦尔将军已经向美国大使馆发去了吊唁信。卡帕将葬在河内，直到有安排运往纽约。飞机到达首都时，有一个塞内加尔礼兵在跑道上等候着。
在河内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太阳又一次照下来，照着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最后的几个日子，也照在一身齐整军装的热内·柯尼将军身上。柯尼一脸悲哀，一动不动，他的手僵硬地举起，向已经死去的这位朋友敬礼。漫长的一分钟默哀过去后，他转身向卡帕的媒体同事，向这些因为战斗而变得铁石心肠的老手讲话，许多人都是强忍泪水。他说，“卡帕作为军人中的军人倒下”。之后，他将一枚奖章别在盖在卡帕棺木上的美国国旗上。那是法国人最高的荣誉：带棕榈叶的战争十字勋章。之后，有几只花圈放在卡帕的临时坟墓上。有一个花圈是法国陆军新闻信息处送的。另一个花圈上面写着：“一个朋友”。据说是当地一家餐馆拉布恩卡塞罗尔送来的，卡帕曾“吓坏了那里的侍者，迷住了老板娘，教酒吧的侍者调制美式马爹利”。
第六章传奇故事
“卡帕：他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了不起的摄影家，而且是非常勇敢的摄影家。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坏运气。对卡帕就尤其如此了。他是那么生动活泼的一个人，想起他已经是一个过世的人，那可真是很难熬的一天啊。”
恩内斯特·海明威，马德里，1954年5月27日
虽然卡帕在战地拍摄遇难总归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人的运气总有用完的一天——但是，他的死讯还是让朋友、家人和梅格纳姆的同事极其震憾。约翰·斯坦贝克据说在巴黎糊里糊涂地走了14个小时，这个消息让他实在接受不了。小约翰·哈蒙德记得，他母亲珍米接电话的时候，他就跟她在一起。“怎么也安慰不了她——她后来一直没有从他的死讯中恢复过来。他是她一生的最爱，他走了以后，她一切都变了。她成了一个极内向的人，不太爱社交活动，而且开始酗酒。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珍米·哈蒙德死于1993年。小约翰·哈蒙德说，她从来都没有放下对卡帕的爱。。”
梅格纳姆的员工，比如英格·邦迪，她当时在梅格纳姆纽约公司工作，1954年5月份的那件事一直留在她心里。“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真是太可怕了，极可怕的一段时间。”悲剧又一次发生在梅格纳姆家族：5月16日，卡帕的门徒沃纳·比斯柯夫在秘鲁出了车祸，汽车从1，500英尺高的地方溜下公路，结果摔死了。他的死讯过了九天才到达纽约——当时刚刚宣布卡帕的死讯。是邦迪把沃纳·比斯柯夫的死讯告诉约翰·莫里斯的：“约翰，我得到极坏的消息。沃纳死了。死了！”
沃纳的死让莫里斯惊呆了，他跟他和他妻子罗塞琳娜是好朋友，而当时她正怀着这位摄影家的第二个孩子。莫里斯从芝加哥回到纽约，“满脑子都是幸福和悲哀的回忆”。当天晚上，《生活》杂志的一位资料员打电话到他家里。“你听到坏消息了吧？”她问。
“听到了。”莫里斯回答说，他以为那个资料员是在说比斯柯夫。
“如果我问一些关于罗伯特·卡帕的问题，你不会介意吧？”
“卡帕？”
又听说卡帕去世，对于一个人的一天来说，这可实在是太多的坏消息。不管怎么说，他还得为梅格纳姆的这两位摄影师安排讣闻的事情，而且特别小心，不能让比斯柯夫的成就为人所忽视——卡帕很有名，但比斯柯夫了不起的成就却不为人了解。第二天早晨，他见了悲痛欲绝的朱莉亚和康奈尔。就他记得的，朱莉亚不知道应该对她如此喜欢的儿子做什么样的葬礼安排。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不能够在阿林顿国家公墓里埋葬。“包勃是这个血腥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他不喜欢战争，也痛恨战争带来的纪念碑和纪念品，”莫里斯写道，“认真考虑过卡帕喜欢的巴黎彼埃尔——拉雪兹公墓，考虑了好几个小时，格尔达·塔罗是葬在那里，但自从格尔达之后，卡帕一辈子还有太多别的女人。”
在这种情况下，纽约不上会堂的犹太人一般会交给殡仪馆处理，但朱莉亚又不愿这么办。他是太特别的一个人了，不能够放在一个无名无姓的地方作为结局。约翰·莫里斯最近几年信了教友派，他建议在靠近阿蒙克柏切斯的一个会堂里举办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距纽约北部才一个小时车程。让比如朱迪·弗莱伯格等犹太人感到万分吃惊的是，朱莉亚居然同意了这个建议。莫里斯希望，教友派非正式和非宗教派别式的仪式，会成为很合适的一种送别办法。
卡帕死后的那个星期天，柏切斯的会堂挤满了人。爱德华·斯戴申站起来宣布：“向你们两位致敬，罗伯特·卡帕和沃纳·比斯柯夫。”来自全球各地的唁电在会上宣读了，包括英格丽·鲍曼的唁电。两个星期后，卡帕安葬在阿马沃克的一个教友派公墓里，离柏切斯北边30英里。只邀请了他的家人和密友。让英格·邦迪觉得吃惊的是，棺材下葬的时候，有个年轻摄影师开始拍照。她问莫里斯，是否可以上前请那个摄影者不要拍照。他走到18岁的德克·哈尔斯泰德身边，并开始提醒他不要拍照，但后来又没有再坚持下去。“再说了，”他对邦迪说，“我们正在埋的人是谁呢？”
“我是在头一个星期听说卡帕死了的，”哈尔斯泰德回忆说，“完全惊呆了，因为那是卡帕，是我一向视为偶像的人物，而且因为我听说他将安葬的地方属于我在当地报纸划定的报道范围以内……我一直在墓地周围转，之后，送葬的队伍就来了，棺材也出现了。棺材上面写着‘罗伯特·卡帕，摄影家’几个字。我当时不习惯看到人们用货箱装尸体。”
哈尔斯泰德拍下了卡帕葬礼的照片，他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从这里开始腾飞的，但是，因为在那里与莫里斯见面，导致他得到《生活》杂志第一个拍摄任务。他后来的一生赢得了众多奖项，都是新闻摄影界人人羡慕的。1974年，他因为在越南战场上的报道而获得罗伯特·卡帕奖，那是大部分战地摄影记者心目中最高荣誉的奖项。《生活》杂志和海外媒体俱乐部启动了这么一个奖，旨在奖励“需要在海外特别勇敢和有极强事业心的最佳摄影作品”。1955年，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人是霍华德·索楚来克，卡帕最后一次执行要命的任务就是临时替代他完成的。1993年，笔者问他，得知卡帕死讯后有何感觉，他回答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他报道的路线本来是该我去的……如果卡帕再活三天，他本来可以返回东京的。”
“最让我深受卡帕吸引的东西，”哈尔斯泰德说，“就是那个传奇，就是他自己发明了自己这个事实，是他发明了自己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我看来，那就像克拉克·肯特变成了超人。”卡帕是第一位使新闻摄影变成如此惹眼，如此有吸引力的一门职业的人。
他的榜样激发了很多了不起的新闻摄影记者，比如唐纳德·麦库林、吉姆·纳奇威和梅格纳姆的鲁克·德拉哈耶，还有哈尔斯泰德，这些人后来都得了罗伯特·卡帕奖。斯坦贝克
在致卡帕的颂德文中写道：“卡帕产生的影响会被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感触到。他们的一生都会带有卡帕的某个部分，也许还会把卡帕的精神传递给他们的后来者。”
梅格纳姆另外的一些创始人——乔治·罗杰、亨利·卡迪埃-布莱森和卡帕最亲密的朋友大卫·契姆·塞穆尔——发誓，一定要在失去了梅格纳姆的领袖和梅格纳姆最有前途的新手比斯柯夫以后，继续维持该机构的运转。可悲的是，1956年，塞穆尔在报道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死于埃及人的机关枪下。尽管在不长时间内损失掉了两名创始人，但是，梅格纳姆还是挺了过来。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卡帕的智力之子一直活到了今天，尽管他的地位已经不堪与40年代和50年代鼎盛时期的地位相比了，现在，作为向全世界传递视觉信息的媒介，电视已经取代了静止画面。
兄弟去世以后，康奈尔·卡帕辞去了在《生活》杂志的工作，一心扑在振兴梅格纳姆的事业上。在50年代末期，他着手提高他兄弟和其他他所说的为“关怀摄影”献身的其他一些新闻摄影记者的声望。1970年，他以极强的毅力和精明的头脑在纽约建立了国际摄影中心。今天，那是此类摄影中心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机构。他母亲朱莉亚死于1961年，就埋在阿马沃克，紧靠在卡帕旁边。一直到死，她都在崇拜自己喜爱的儿子。
卡帕最大的遗产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卡帕奖，更不是他树立的激发灵感的榜样。就跟其他许多摄影家一样，他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照片。“他在人世活了很短的一个时间，但他活得充足，爱得广博，”康奈尔1999年4月论及他兄弟时是这么写的，“他留下的是他特立独行的故事，也是视觉上的一份证词，确证他对人类忍受和不时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