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必须解决群众的问题，如就业、福利等，川东办伙食团的经验就很好。
（四）建筑业私营比重很小，关键在于公营企业的改革和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其任务为降低国家基本建设的成本而又能适当改善职工的生活。这项工作以市为单位领导，但应由工业部建筑公司负责逐步地统一规章，交流经验。
（五）搬运业基本上应做到公营，组织公司。在民主改革之后，进行逐步的稳重的制度改革与生产改革。应以改进搬运公司为主，适当的开放自运，但不强调自运。改良搬运工具与安置多余劳动力相结合，不宜太急。各有关部门协同统一步调。
（六）水上业基本上全系私营，应逐渐建立一些公营的木船公司或合作社，以带动改革。领导集中于西南局水上工作委员会，工作则是分散的。木船仍是主要运输力量，但目前大量减少，已显露危机，必须召集一次专门会议，拟定计划，分配任务，成立企业性的组织，明确制造木船的数目，规定分段联运办法。在这方面应由财委计划投资。交通部和公安部门应分别加强木船管理局及水上管理局的组织，统一计划，分区配备。木船码头工作统一于水上工作委员会与木船工会。按照中央指示建立和加强木船工会与船民工会的工作。
（七）其他行业各地可择其重要者进行改革，如成都棉织业。小的分散的暂不进行改革。
四、增产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一九五二年在全区增产节约三万五千亿元，其中工业部系统包括地方工业，增产节约一万五千亿元，任务是很大的，但是能够完成的，而且可以超过的，万里卿同志的报告说得很清楚。各个厂矿企业在规定自己增产节约任务时，目标不能太低，以略有困难但能争取完成为目标，反对保守主义。增产节约，不单是增加了国家资金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企业的改革。所有企业都必须以全国最好的厂矿为目标，学习他们的经验，争取向他们看齐。西南工业各方面都落后，必须逐渐赶上全国的标准，反对满足于小的成绩。
完成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的任务，在目前就必须抓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存在于工矿企业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极端严重，国家的损失极大，而且贪污浪费已成风气，不大张旗鼓反对是不行的。
贪污浪费成风，工作不深入，群众发动不够，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是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在我们队伍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是少的，而所谓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则是严重的。普遍存在问题的是：坐办公室，批公文，终日忙碌，没有时间或不愿意到车间。不到车间，公文更多，许多小事也办公文解决，公文旅行，问题很久得不到解决，或者问题已经解决，公文还在旅行；忽视群众意见，群众很积极地提意见，提合理化建议，有的几百条，有的千多条，其中百分之八九于汁都是关于生产的，而领导上很少用心去研究这些意见，予以采纳或给以解答，于是群众情绪由热变冷了；对于群众的福利不关心或关心不够，各主要厂矿用于福利的钱不少，但往往用得不当，领导自作主张，福利的事不交给群众和工会去讨论；行政和党的领导者，大都对工会的观念模糊，工会干部能力较弱，于是看不起工会，群众工作不经过工会去做，以致领导与群众脱节，而工会本身也是脱离会员群众的，群众把它叫作“行政的尾巴”；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无论工厂管理或工会工作，都极端缺乏民主；少数领导者忙于事务，有时管大不管小，有时管小不管大，分工不明，抓不到中心，终日头昏眼花，问题还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还有人对于严重的事故和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满不在乎。
总之，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必须纠正，才能完成各项任务。工厂管理民主化，工会工作民主化，特别是领导深入车间，是纠正官僚主义的良剂。
五、其他问题。
（一）在国营和公营厂矿中，必须逐渐实行在党委监督或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或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各地党委应注意选派厂长，或由现在的军事代表、党委书记改任。迟派不如早派。
（二）工厂建党问题，照西南局指示执行。
（三）干部问题，各地党委应注意调剂，而以加强厂矿企业为今后干部工作的重点。但各工矿企业必须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坚决提拔一些好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各个部门和环节中去。现在许多部门完全由留用职员主持，以致“两头动中间不动”，如果我们提拔大批工人加进这些环节中去，至少可以明了情况，问题就好办多了。
（四）小城市的民主改革，不必普遍地搞，只择其中关系于本地最重要的一行一业去进行。在进行小城市民主改革中，必须以发展经济、促进城乡交流为出发点，紧紧掌握只反封建不反资本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无经验，有待于典型试验，积累经验。各县委必须注意粮食、税务、贸易、银行、合作等财经部门的检查和领导。据了解，这些系统中问题极复杂，贪污浪费现象极严重，各地党委必须警惕，负起责任来。
（五）对于私营商业的联营社，不宜提倡。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己有专门指示，即按中央指示执行。有些地方的贸易、税务、银行机关用很大力量去帮助私商联营社，反而忽略对合作社的帮助，这是极错误的。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要点。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78期刊印
注释
〔1〕一万五千亿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2〕段君毅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业部部长。
〔3〕五个方面的敌人 指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4〕万里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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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机场万勿浪费民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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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
川西现有飞机场十个，原占面积三万亩，据空军系统说军委、政务院的意见要由三万亩扩大到十万亩。这些机场都接近成都，土地极好，如再扩大七万亩，则至少有七万农民需要安置，这在目前是极其困难的事。我们很难下此决心，因此建议西南飞机场除个别十分必要者外，一般暂不扩大，凡两年内不办的，也不要预征土地，即使个别机场必须扩大，也要精细检查，万勿浪费农田。西南各地因修建房屋仓库，征用不少民田，已引起很大不满，很值得我们警惕。如中央军委同意，即请另电司今部重新审定计划。并盼示复。
西南局
十二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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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军区成立大会应以庄严朴素为主*（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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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谭，并经武〔1〕同志：
一月六日电〔2〕悉。成立军区大会应以庄严朴素为主，不宜过事铺张，必要的形式与会餐是应该的，但亦以庄严热烈为主，对僧俗官员的会餐似可改为一次。至于具体的预算，可由你们谨慎审核，先行开支。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你们这一时期在拉萨等地请客送礼等等，都是很必要很对的，但在今后要注意适当收缩一下，以免造成铺张空气，于内于外都不好。当然一切必须的请客和送礼，还是不要吝惜的。
西南局 西南军区
一月十日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起草的电报。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释
〔1〕张 指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第十八军军长。谭 指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第十八军政治委员。经武 即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2〕一月六日电 指1952年1月6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第十八军政治委员谭冠三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电报。电报说，西藏军区成立大会预计在本月20日左右召开，花费大洋一万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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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在“三反”中要带头反省（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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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区党委并各省市区党委、西南级两直属党委〔1〕并报中央：
一月十日报告〔2〕二阅悉。同意你们所拟今后工作方案，你们以较大单位为中心召开联合的坦白检举大会的方式，值得各地效法。各地经验都证明：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做到首长亲自动手，特别是各级首民带头反省坦白，运动就能迅速展开，而且运动不致失去掌握。最近川东公安厅运动发展极不正常，就是囚为该厅领导人自己不干净，平时官僚主义很严重，在运动中采取消极态度，结果群众自动起来，造成混乱状况。现川东区党委己决定将厅长撤职并派阎红彦〔3〕同志去领导该厅开展三反运动〔4〕。川东公安厅的教训，应引起各地注意，凡属领导人不积极，采取抵抗态度的单位，必须坚决地撤职或停职反省，改派运动的领导者，不可丝毫犹豫。
此外，对于工商界，运动的内容不应只限于反行贿，而应照薄一波同志报告〔5〕中所说的五个内容，即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机关内部“三反”斗争大体结束之后，还需继续一两个月，对于三年来资产阶级向我党的进攻，进行一次猛烈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西南局为了统一重庆市的这个斗争，已组织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同时在两个直属党委、军区后勤部、工业部、贸易部、交通部、建筑公司、重庆市委、市税务局等与工商界关系密切的单位，各组织一个专门的组，这种专门机关的任务是整理有关工商界的材料进行研究，分门别类的处理，拟出斗争目标，首先给那些大奸商以沉重的打击，不使漏网。现在西南级及重庆市各机关，大的坦白运动在多数单位接近完成，而坦白的材料多属中小贪污性质，超过一千万〔6〕者很少，川东坦白人数亦多，超过三百万者很少。事实证明，市级已发现一些大贪污犯，但是不易坦白的，必须在适时处理了中小贪污之后集中力量与工商界“五反”〔7〕相结合才能搞出内部的大贪污案件。这个问题请各地特别是那些工商业城市加以注意，同样组织专门机构来进行这个斗争。
西南局
一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西南级两直属党委 指西南局机关党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
〔2〕一月十日报告 指1952年1月10日中共川西区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令电报简要报告了川西区十天来的二反运动情况，总结坦自运动的初步经验是：放手大胆发动群众，会议规模要宏大，威力要大，并于事先进行很好的准备与组织工作；各单位首长有问题的，必须带头减退检讨；要允分发扬民主。电报还提出了川西区今后工作的方案。
〔3〕阎红彦 当时任中共川东区委第一副书记、川东行署主任、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4〕三反运动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5〕薄一波同志报告 指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北京举行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大会上所作的《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
〔6〕一千万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7〕“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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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反运动中掌握领导完全必要*（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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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1〕同志：
一月十二日电〔2〕悉。你对三反运动〔3〕所提意见很好，大体同意，兹提出几点意见。
（一）在运动中掌握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只要一个单位有领导核心，是不会出多大偏差的。凡是出偏差的，其主要原因是该单位的领导者自己不干净，又没有勇气下水首先向群众作沉痛的坦白反省，我们在领导上既没有说服他们带头反省，又没有对那些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及时处理，如撤职、停职反省等，结果群众自发的干。凡有这种偏差的地方，其原因主要来自领导，而不是来自群众。因此在领导上，不要一开始就怕出偏差，不要发生一点不止常现象就惊惶失措，就去规定一些所谓防止偏差的办法，这样做只会阻碍运动的开展。我们不少干部，包括大干部在内，两年来确实受了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严重的，下面历来就有不满。群众一经起来，就会揭露得体无完肤，说话上也难免过火，特别是那些不愿下水的人往往下不了台，这不但不可怕，而正要用这副药来消干部身上的毒，如果在运动中能使每一个人都消消毒，我们就胜利了。
（二）三反运动与土改〔4〕在时间上确有矛盾，两者应以何者为先呢？我以为应以“三反”为先，因为在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结束之后再搞那些零星地方的“三反”，恐怕难于收到效果。我想宁肯推迟一点土改，也不要放弃了“三反”的时机，当然，同时要看各县的具体情况去调整工作时间。这点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请你们考虑一下。
(三)处理办法不宜过早规定，以免不合实际易陷于被动。西南局有些单位已进入处理阶段，我们正作研究，当不断地将经验介绍给各地，在运动中对顽抗者可作临时性的处置，如停职反省等，也可以逮捕人，但暂时不宜宣判，等到各地问题大体弄清楚后规定比较完备的办法，会妥善些。
（四）对运动的步骤应该是先内后外（主要对资产阶级）,但应注意做准备，找几个同志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对此西南局已另有电示，不赘。
邓小平
一月十六日
*这是邓小平给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的电报。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1〕振华 即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2〕一月十二日电 指1952年1月12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给邓小平的电报。电报介绍了贵州省三反运动的情况，提出了指导达动的具体意见：（1）指导思想必须明确；（2）强调加强运动领导；（3）民主检查与处理问题不要机械划分阶段；（4）农村坚持只搞七天到半个月的原定计划等。
〔3〕三反运动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4〕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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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也要进行五反运动（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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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
一月二十四日电〔1〕悉。关于你区应否在各小城市工商界进行五反运动〔2〕问题，经过我们反复考虑，认为原则上应在一切大中小城市无例外地开展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本质是对资产阶级两三年来对我党疯狂进攻的一个猛烈反击，是迫使资产阶级服服贴贴地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去经营工商业，遵守共同纲领〔3〕，不敢再行胡作乱为。此外，这个运动本身还对各民主党派起到思想改造的伟大作用。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资产阶级的进攻不仅在大中城，！了，而且在小城市也是疯狂的，我们各级干部对此都是警惕不够的。不把资产阶级的丑恶方面，如投机倒把、行贿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等等事实暴露出来，就不可能使我们一些共产党员的头脑清醒过来。同时没有工商界的“五反”,就很难把内部的大贪污犯搞出来。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丧失这个机会，而应聚精会神地进行这个斗争。在斗争中，我们应该对于大多数犯法的工商业者采取从宽处置的政策，从而争取其中的绝大多数组成统一战线，去反对最坏的少数的奸商。只要这样做，只要我们把打击目标缩小到少量最坏的奸商灯北京约为一千家，重庆估计亦不过一千家，在一个小城市可能只有几家），就不至于影响到城乡交流和人民生活。同时我们应该发展一批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去代替那些最坏的奸商，即使某些地方暂时受些影响（很快可以恢复），也不可因噎废食，而不去进行五反运动。至于你们防止可能的混乱，采取稳重的态度，特别在云南主观力量较弱的条件下，是很对的，这似可以用一部分地区先进行，一部分地区不进行，一个地方又采取先内后外等等方法去弥补。以上意见请你们再加考虑。
西南局
二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一月二十四日电 指1952年1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提出，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各地已逐渐接触到对工商业问题；由于“各地各县工商业数量少且多兼地主，减租退押中已搞得不轻”，为照顾土改后工商业的发展，决定不在各专区各县工商界进行五反运动。
〔2〕五反运动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3〕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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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的有关政策性解释（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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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委及各地并中央：
二月十一日电〔1〕已照转中央，我们意见是：
（一）贪污期限仍应规定为自解放之日算起，其在解放前后发接管财者，当然应以贪污论处，但对自动彻底坦白而又交出原物的，可以从轻处分和免予刑事处分。至于在解放以前较久之盗窃国家财产事件，一般不加追究，但对某些情节重大者仍应追究论处，这是我们在宣布政策时多次说过的，与中央条例〔2〕并不冲突。
（二）对技术人员中之贪污行为必须坚决搞出，在处理时可以分别对待。如对真有本事而又无其他政治问题的从宽处理，可以酌情予以戴罪立功机会；对没有真本事的照J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对没有本事又有政治问题的，则从严处理。
（三）对贪污数额，国家法令只能以人民币计算，只能按全国标准计算。在中央条例中对贪污分子的判刑标准，不只是根据贪污数目大小（这是主要的），同时还根据对国家损失大小，政治影响，情节轻重，坦白程度等等，作为量刑的统一标准，在运用上是活动的，所以不必再按各地物价规定统一价格标准。
（四）条例中一也不只规定一亿〔3〕以上者才判重刑，同时规定一亿以下情节重大者也判重刑，而一亿以上坦白彻底者还可从轻，主动者还可免刑。所以只要在处理中能区别对待，就可打破抵抗，并鼓励迅速坦白。
以上是我们根据条例精神及中央一些批示所做的解释，是否得当请中央考虑。
西南局
二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二月十一日电 指1952年2月11日中共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经过摸底和各单位的汇报，贵州各地打老虎计划已大大超过原来预定计划；经验证明，打老虎的关键，在于反对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
〔2〕中央条例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51年1月下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征求意见稿，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百汽十次政务会议通过，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
〔3〕一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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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理“三反”、“五反”新问题的请示*（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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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中央、并陈、薄、李〔1〕：
三反五反运动〔2〕开展后，无论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工商业已表现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西南第一季度税收应到一万亿〔3〕，估计只能达到五、六千亿，好多税局已经垮了。贸易额大大缩小，国营贸易公司除粮食减少不大外，百货只达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只达百分之十五。由于贸易部门工业部门不能加工订货，许多私营工业已尤事做，资方不敢正面要求加工订货，就以不发工资或要求公家贷款维持伙食等方式抵抗五反运动（有的则确有困难）。由于各种建筑基本停止，造成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重庆失业人数已达两万三千人。更严重的是由于工商业的停滞，影响到大量的城市贫民的生活，重庆第一区〔4〕三分之一的人口，约有两万人陷于无食或缺食的境地，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开始借此兴风作浪，如不迅速设法解决，将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甚至影响“五反”的深入。我们研究认为工商业停滞的原因是：一、“五反”正处高潮，重庆已有两万工商户坦白或被检举，无心经营；二、“三反”之后提倡节约，有些东西，如纸烟、纸张、文具及各种消耗品销路减少，事实上必须减产或关掉一些，纸张文具目前非常紧张，将来也不够；三、因为“三反”，国营企业或地方企业计划订不出来，也没有人管这些事，凡属依靠国营公营企业生活的私人工商业都无事做，而国家企业、地方工业及基本建设的计划有的是作不出计划，有的又是因为中央各部没有批下来，以致有些国营工厂如轧钢厂无钱发工资，现只好从银行贷款解决。
据此我们决定了如下紧急措施：一、立即恢复一些房屋修建，因为缺乏设计人员，故决定扩大技术简单的工人宿舍及营房的建筑，重庆市也修整一些路面，这样可把一万三千失业建筑工人安置下去；二、贸易部选择重要行业加工订货，无论如何要垫些资金，对此中贸部也应通盘考虑；三、工业部铁路局也应尽可能的加工订货；四、对所有失业工人包下来加以救济；五、只要我们抓住重点解决建筑工人和私营工业两个问题，就可使市场略为松动，市民生活增加出路，再在“五反”中运用北京经验，迅速处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商户问题，以使经济生活早点恢复正常。西南财委〔5〕正根据这些原则拟定具体办法，并分别报告中财委闲，有些事情与财经制度可能有点出人，手续也可能不很完备，只要是非做不可的，就要请中财委予以支持。
以上是说的外部问题，其次说说内部问题。“三反”以来，有些机构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已经垮了，加之西南干部中的老骨干很少，所以许多事情都系留用人员或新招收的知识分子负责。“三反”之后，估计有一批人不能再用，清洗一批万分必要，但暂时的困难是无人接替这些工作。同时“五反”结束，有些被没收或被赔罚的私人工商业必须派人接管，一般的工作人员可以放手提拔“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充任，但每一部门的骨干是不可少的。这些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从西南来说，我们想到的办法是：一、大量地、大胆地提拔“三反”中的积极分子；二、坚决地紧缩次要部门，节约人员以加强财经部门，惟节约出的人估计也不会多；只、干部主要来源靠军队。我在一月份的综合报告〔7〕中曾请示中央批准由西南军区拨一万干部给地方，此点仍请中央考虑加以批准。
邓小平
二月二十二日
*1952年3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邓小平并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复电。电报中说：“你们关于处理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所发生的内部与外部的一些新问题的意见，中央完全同意。”“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释
〔1〕陈 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 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李 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杳委员会副主任。
〔2〕三反五反运动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3〕一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4〕重庆第一区 今重庆市渝中区。
〔5〕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6〕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7〕一月份的综合报告 指邓小平在1月4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关于1951年11月、12月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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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民族团结改善人民生活*（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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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民族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出了四个文件〔1〕，我们这次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要传达讨论和认真实行。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的决议，对西南来说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
西南是少数民族种类最多、人数最多的一个区域，各个兄弟民族基本上都团结起来了。今后，根据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议决议去做，会取得更多的成绩，会使我们团结得更好，工作做得更好。一切有关的重要问题，王副主席〔2〕都报告过了，大家也讨论过了，所以我没有多少话说，只想谈谈各民族的团结工作。
两年来，西南各民族团结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说基本上团结起来了，但有时候还有不团结现象；各兄弟民族间基本上是互相信赖了，但有时候还不够信赖。其原因多半是由于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工作还做得不够，有时候态度不很好，有时候对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工作政策、方针说明得不够，有时候显得急躁，所以常常发生一些问题。当然，民族间团结以及互相间的信赖，是要经过长期工作才能办得到的，一两千年来的隔阂，不能设想在一两年内就能完全解决。两年来，我们把大的问题解决了，毛主席是各民族的太阳，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枝节问题还很多。所以，不管汉族也好，兄弟民族也好，特别是我们的负责同志，要时时刻刻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要有意识地解决这些问题。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注意了，各级负责人都注意了，这些问题大体上也就可以获得解决。如果不加以注意，那么今后还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现在我们在做团结工作，在座的各位同志，大家都在做团结工作。但是，我们更要懂得还有人在做破坏工作。这是什么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使我们不团结。中国人民的大翻身，这是他们最不满意最不高兴的事，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也是他们最不满意和最不高兴的事。不但今天，将来也是一样。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每时每刻都在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破坏我们的团结，企图达到分裂各民族的目的。民族一旦分裂以后，他们就可以来宰割，就有隙可乘来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中国人民的幸福，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特别是西南民族工作的任务，是要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荣和幸福，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和祖国不可分离的。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在那种情况下，汉族翻不了身，各兄弟民族也同样翻不了身。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帝国主义奴役下是得不到幸福的。帝国主义这几个字，本身就包含着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意思，它决不会帮助任何一个民族翻身，决不会帮助任何一个民族得到幸福，否则，就不叫帝国主义了。如果有人还想从美国、英国那里得到幸福，那就错了。如果有人企图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来解放自己，那完全是空想，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祖国人民的大家庭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各民族人民才站得起来。譬如，过去西藏是帝国主义在那里控制，西藏人民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得到解放没有？没有。生活比过去好一点没有？没有。得到幸福没有？没有。又拿云南边境地区来说，有许多地方过去是帝国主义在那里控制，试间多年来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那里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幸福了呢？也没有。这就说明了帝国主义一切行为的目的，是要分裂和奴役中国各民族，而不是要来解放哪一个民族。分裂目的，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把整个中国的各族人民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无论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一样。而各民族真正的希望是要使中国强盛起来，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使中国强盛起来。今天，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已经胜利了，已经粉碎了帝国主义向我们各民族进行分裂的阴谋，已经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了中国，这就给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中国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为各族人民创造幸福。大家要相信这一点，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有可能得到幸福。如今的中国已不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也不是少数人的国家，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国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所以各民族人民第一要相信，没有大家庭幸福，就没有小家庭幸福，没有大家庭独立，小家庭也不可能有独立；第二要了解，我们的大家庭不是封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统治，而是人民民主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把各民族人民带到幸福的道路上去。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要拼命破坏我们的团结，破坏我们的独立和幸福，所以，我们要十分警惕。要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领袖，我们，一切的希望和幸福，只有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能获得。所以，今后要更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人人觉得我们国家可爱，这是我们今天要不断努力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
要实现这个任务，要使人人觉得我们国家可爱，不是空空洞洞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不是只说毛主席好、人民政府领导好将来就会幸福的。人们要问：哪一点幸福？哪一点比过去好？如果我们没有其体事实来答复，人们是不会相信的，或者听了道理相信，一接触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造谣，又会不相信了。因此，要使大家从内心里感到我们国家的可爱，首先要使大家觉得这个国家是自己的。过去蒋介石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各兄弟民族自然感觉到那不是自己的国家，自然也感到蒋介石统治的国家是不可爱的，过去各兄弟民族英勇地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是自己的，是可爱的？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兄弟民族自己的事由本民族自己来决定，由本民族自己的干部来管理。在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地区，建立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议，还作出了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只要我们按照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议所订出的几个文件去做，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当了家，觉得我们国家可爱。不管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千部，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凡是工作没有做好的，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议的决议。如果大家真正起来当了家，谣言来了就会听不入耳；事情办得不好，就检讨一下，办得好就继续加以发扬，那么谣言也就没有了。
各民族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当然高兴，因为上千年来忍受着奴役和歧视，现在自己当家做了主，自然很满意。但如果过去吃不到盐，现在还是吃不到盐；过去穿不上衣，现在还是穿不上衣；过去吃不饱，现在还是吃不饱，这个国家究竟可爱不可爱呢？还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从政治上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而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没有这一点，爱国主义是巩固不起来的。拿一个民族来说，不受欺辱了，这个国家是可爱的；如果拿每个人来说，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还是不觉得可爱。譬如解放前每年只能吃一斤盐，解放后能吃到两斤，甚至三、四斤，大家就会觉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就会觉得前途光明，希望无限。如果过去只能吃两斤盐，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实行多年后，还是只能吃两斤盐，那就会问；这个国家有什么可爱呢？所以，我们在民族工作方面，一方面要真正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从政治上去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从经济上去帮助他们，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一大天好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或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要十分关心人民生活，要在代表会议上聚精会神地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如何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把它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当然，其他的事情还是要做，如要劝他们不要打冤家〔3〕，要做团结工作。反革命分子要不要捉呢？要捉。譬如，云南边境美蒋特务的武装骚扰，我们要协同人民解放军去消灭。这些都应该做，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家的生活搞好。
各级人民政府要注意尽量设法帮助各兄弟民族逐渐改善人民生活，各兄弟民族也要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前几天我和几位藏族同志谈活说，西康〔4〕有许多好地方，但那里人民生活很苦，是不是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呢？这是完全可能的。譬如说，西康许多地方出产的萝卜有一两尺长十几斤重，拉萨也一样。这证明那里的土壤很好。如果我们把农具稍微改良一下，地犁得深一些，就可以增加几倍的收获。在康藏地区，一般一口袋种子的耕地，只能收获四五口袋，而人民解放军在那里生产，一口袋种子，就可收到四十几口袋。土地是一样的，只是深耕除草，经营得好一些就可以增加产量。不说产量增加十倍八倍，就是增加一倍，一般也就可以吃得饱，有衣穿，有茶喝了。有的地方纵横几十里很平坦，如果所有负责人，喇嘛寺的负责人、土司〔5〕和头人〔6〕，大家把思想搞通了，搞一些好的农具去井垦，也就可以增加大量财富。这次天宝〔7〕主席从北京买回来一些新式农具就很有用。将来除了种粮食以外，还可以拿一部分土地来种牧草，繁殖牲畜，这样人民生活就会一天天好起来。又如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原来许多都住在山窝里，传说平坝病多，不乐意下山开荒种好田地，把山下好的土地都荒废了，山上土质差，粮食产量少，当然生活就很苦。如果我们去做一些工作，告诉他们还是下面好，生病不是有鬼，不是地方不好，只要讲卫生，好好防治就可以减少疾病，话说清楚了，他们也会同意下来的。不然再去一些人民解放军试一试，看那里是否有鬼，是否会死人，这样带头去做，使他们厂山耕种，彝族同胞的粮食也就够吃了，生活也就会好起来了。
农业发展了，工商业就会慢慢发展起来，经济就会渐渐繁荣起来。大家要多想办法，没有盐吃就想法有盐吃；没有粮食就想法解决粮食问题；生产少就设法使生产增多；疾病多就设法防治。过去总是说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穷，其实是很富庶的。就云南和西康等地来说，都是很富庶的地方，许多国家还不容易找到这样好的地方。主要是要鼓励大家自己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幸福，要靠自己辛勤的劳动生产来争取。各级人民政府当然应该用各种方法去帮助，主要是组织劳动与物质上的交流，以及研究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生产增加，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这样，大家就感觉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第一是自己当了家做了主，第二是生活好起来了，国家是可爱的；就会认识到过去是受了帝国主义欺骗，现在我们国家要比帝国主义国家好很多倍。这样一比，道理就明白了，大家热爱祖国的感情也就坚定起来了，各民族的团结就巩固起来了。
过去各兄弟民族领袖人物，在本民族内大家都是相信的，但是大家对他们也有意见，一方面是他们为本民族做了一些好事情，另一方面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现在他们如果带头来做这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大家也就更相信他们了。多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了。各级人民政府和各兄弟民族的领袖人物及积极分子，大家把群众都动员组织起来，人人劳动生产，生活就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的问题就能真正获得解决。
两年来，民族工作仅仅是个开端，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成绩。今天我希望认真地从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希望大家做的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认真组织人民劳动，从劳动生产中使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对劳动中的困难，必须帮助解决，如果放弃这一工作，那就是最严重的官僚主义。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四个文件 指在1951年12月14日至31日北京举行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所作的《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刘格平所作的《两年来民族工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所作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报告》。
〔2〕王副主席 指王维舟，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3〕打冤家 是解放前四川凉山等地彝族奴隶主为了侵占土地、掠夺奴隶、牲畜和财物，在家支间或家支内部进行的一种械斗。一般带有明显的复仇色彩。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土司 民主改革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分多种等级。
〔6〕头人 民主改革前某些少数民族中部分首领人物的称呼。
〔7〕天宝 又名桑吉悦希，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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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婚姻法》反对封建思想*（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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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西南来说，所有一切斗争都必须服从反封建。反封建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比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困难得多。所以，单凭我们的热情来一个限期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个思想转变过程，既要坚决做，又要讲究方法。
我们的错误是不做《婚姻法》〔1〕宣传。有些同志心里很急，想一下把事情做好，这是办不到的。问题严重的是我们干部的封建思想还很浓厚，一个革命若干年的干部，往往在思想上对《婚姻法》还认识不够。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以后，接着就转入建政工作，宣传《婚姻法》在建政工作中应是中心内容之一。我们过去不在没有土改〔2〕的地区检查《婚姻法》落实情况，而放在已经土改的地区去检查，这是对的。在农村夜校和短期训练班上，加上宣传《婚姻法》和反封建的内容是对的。在各种会议上宣传都是有教育意义的。首先解决干部思想问题，而不是农民封建思想问题。譬如“重男轻女”，就是干部思想问题，这些事干部不过问，谁去管呢？检查一下是一定会收到效果的，但不要检查一下就算了，这就是说，我们还需要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做广泛的群众性教育工作。
农村土改以后，反封建思想（包括婚姻问题）是一个长期教育问题。土改后第一是树立政治民主作风，第二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封建思想。以宣传《婚姻法》为主题，清算封建思想。如果我们把《婚姻法》作为主题来进行宣传教育，可能得到效果，但不是简单地去抓，而是聚精会神地去做。触昏姻法》要宣传，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中，着重要解决的是封建问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反封建思想，再加上宣传《婚姻法》，这样坚持几年以后，我们的农村基础才能巩固。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上讨论宣传落实《婚姻法》时的讲话要点。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婚姻法》 这里指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5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共八章二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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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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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三月十二日召开了西南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有各省区负责同志参加，集中研究“三反”〔1〕、“五反”〔2〕、土改〔3〕和经济工作等四个问题。兹分别报告如次：
一、关于“三反”。
西南全区区级以上政府及党群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工厂职员、贸易和银行等业务机关的雇员在内，共约四十五万人，除学校没有全动，一部分厂矿还没有动以外，均无例外地开展了猛烈的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大都是从反对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人门，各层领导干部下水过关。从二月中旬开始，转入捉“老虎”〔4〕的运动。从运动全貌看，是广泛的和深入的，到三月底和四月上旬，县以上的三反运动即可先后基本结束，转入打扫战场阶段。据此，会议对“三反”作了如下的布置：
（一）西南四百零一县中，有二百七十九县（四川一百二十九县全部，贵州七十七县，西康〔5〕十五县，云南四十八县）平均捉“老虎”数较多，而且正在发现“虎窝”，不宜停止，故决定继续进行，这些县份估计四月上旬大体可以结束。另有六十四个县（云南五十九县，贵州两县、西康三县）原已进行，因捉“虎”不多，或因领导无力，或因灾情严重，故决定立即停止。另有五十八县（云南二十、西康二十八）或系地处边远，或属少数民族区域，原来即未进行，以后再说。
（二）区、乡“三反”一律推迟到县以上“只反”全部结束，或在秋收以后再进行。区、乡“三反”一律采用川西灌县〔6〕试行的成功经验，即将区、乡干部集中到县，一面反省坦白，一面在乡村号召群众检举。由县委紧紧掌握，根据坦白、检举结果，规定哪些应该保护过关，哪些应该处分，哪些应该判刑。然后由领导机关派人带他们回乡，召集专门的区、乡人民代表会议（不用群众大会形式）帮助他们坦白反省，再作出决议。其须判刑者即另行召集群众大会公审。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发动群众检举，又防止了“左”的毛病，更可以避免地主阶级乘隙反攻，达到保护大多数问题不大的干部的目的。
（三）学校“三反”必须进行，但不宜无把握地进入战斗，必须领导力量照顾得到，故可推迟一点进行。
（四）凡属打“虎”较多的地区或部门，即应将运动转入核实战果阶段。核实战果的内容为四查一追，即查真假、查大小、查“坐探”〔7〕、查政治与追赃。其中关键在于追赃。因为追赃不但可以判明真假、大小，且往往能从赃款用途中发现政治问题，但要严禁主观地、故意地追问政治问题。追赃是极艰苦的斗争，不少同志在这点上表现犹豫，弄得虎头蛇尾，此种倾向必须纠正。但追赃不能硬逼，必须好好动员，讲求方法，使贪污分子觉得退比不退有利。资产阶级的经济“坐探”必须清查出来，不但在“老虎”中，甚至在小贪污分子中，也埋藏有这种人，有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混入的。例如多数县的工商科长就是我们请进来的，必须查出他们的问题后加以适当的处理。至于政治问题，应移交公安部门另案处理，一般以在“二反”之后去处理较为适当。目前，对这种政治反革命分子仍只按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其经济部分，特别是退赃，但暂不结案，而等到政治问题弄清后再行结案。总之，千万不可把“三反”与“镇反”〔8〕混淆起来。
（五）对处理贪污分子的办法，完全遵照中央指示及中央节委条例〔9〕执行。
（六）为了逐步抽出力量照顾经常上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会议决定除少数正在打“虎”高潮的单位外，应立即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搞业务，四月上旬将大部力量转到业务，力求在四月份内使各方面工作完全恢复正常状态。为了节约力量，各单位可采取集中“老虎”进行清理，集中“老虎”对象进行审查的办法。
（七）在三反运动中，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逼供行为和肉刑，于变相肉刑，因此，可能有一些假“虎”，这是运动中的主要缺点。会议决定坚决纠正逼供和肉刑，坦白交代之后仍然违犯者应受到处分。
二、关于“五反”。
西南因领导力量集中在“三反”，认真进行“五反”的城市不多，做得好的更少，但较普遍的是以“三反”为中心附带地搞了一下“五反”。因为“三反”必然牵涉到工商界，不搞“五反”就难收内外夹攻之效；也因为多数城市是环绕“三反”进行的，故涉及面不大，毛病也不太多。现在的情况是，凡属“三反”深入的地方，不搞“五反”是很难弄清问题的。同时，无论大、小城市的工商界，特别是那些问题较大的主要行业，都存在等待“五反”过关的情绪，所以不等于停止“五反”就能恢复他们的经营积极性，甚至可能加紧逃避资本，形成混乱。我们估计了这种形势，又估计了主观力量，决定把城市分为四类，分别布置如下：
（一）目前集中力量进行第一批二十五个城市的五反运动，即川东四个、川南五个、川西五个、川北两个、云南两个、贵州三个、西康三个及重庆市。这些城市都是省辖市或地委辖市，或为地委所在地，或为典型试验的县城，一般都已普遍展开，发展一般是正常的。北京市处理办法〔10〕公布后，运动的策略性更加明确，处理更加迅速。这类城市在四月份内都可结束。
（二）必须进行的还有六十一个城镇，即川东十个、川南十个、川西十一个、川北六个、云南十三个、贵州六个、西康四个。这六十一个城市都是各区的经济重点，不少是地委所在地，力量是来得及的。这批城市目前应集中力量搜集材料，等到第一类二十五个城市运动告一段落，省区党委有力顾及时，即行正式展开。这类城市又采取一般交代、重点突击的方法，即对一般的中、小户放宽一点迅速处理（仍需对每户作出结论发给通知书），而集中解决重点行业和重点户的问题。我们估计有了第一批的经验，事先有了准备，又采用这样的方法，一个城市大约一个月时间可以大体结束，剩下若干难搞的慢慢去搞就行了。这批城市大约四五月间可以先后展开，五六月间可以结束。只要把以上两类共八十六个城市的“五反，，搞彻底，就算基本上解决问题了，西南五反运动即告全部结束。
（三）第三类城镇约二百多个，这些都是五百工商户以下的，牵涉到一反运动中去的也是一些主要行业，所以，我们确定这类城市仍然结合“二反”迅速结束“五反”的方针。估计到主观力量，只采取一般号召、个别突击的方法，即召集工商户及店员群众大会，号召坦白检举，对绝大多数工商户迅速处理，宣布他们过关，而只对个别行业和个别问题严重的工商户给以打击。这实际上是收缩的做法，目的是使工商界认为己经过关了，安定情绪，便于恢复经济常态。同时，这种做法只要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够了，也不至于出乱子。当然，这类城镇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考虑可以放到将来城市民主改革中去补“五反”这一课，目前把他们安定起来是有利的。
（四）第四类是那些工商户不多的城镇，决定一律不搞“五反”，一律在城镇民主改革运动中去解决问题。
（五）“五反”的策略，完全照中央指示及北京市处理办法执行。“五反”的情况以后随时另作报告。
三、土改情况。
西南第三期土改，预定为三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除贵州减少二百二十万人口，云南减少一百四十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外，其余均可于春耕前如期完成。这是由于各地恰当地调剂了土改和“三反”领导力量的原故。第三期土改完成后，全西南除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只剩约一千万人口，其中云南七百万、贵州三百万的地区没有完成，这些地方到今冬明春就可搞完。第三期土改一般还好，其困难是山地地广人稀，地主阶级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准备，好处是我们的土改经验更多了，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现在土改中的问题是分山问题没能很好解决，复查工作已决定推迟到今冬及明年全年中去进行。此外地主阶级及反革命分子在农村反攻较厉害，各地要求多杀几个人，我们已经同意，并要他们上报计划。
四、关于经济工作。
这里不谈由于“三反”、“五反”所影响的经济情况以及必须迅速使之恢复正常状态的理由，我们在会议上主要是研究国家各种经济机构如何迅速恢复工作的问题，主要又是干部问题。因为只要国家机构恢复工作，着手收购土产，加工订货，进行可能和必需的基本建设，同时又根据中央政策进行“五反”斗争，是可以迅速改变市场死滞情况的。经济机关“老虎”最多，干部最缺，必须加以解决。我们拟定的办法是：
（一）确定全区调剂干部的重点是以税收、贸易、银行、合作社为主的经济部门和“老虎”较多的公安部门，其他各部门必须尽量节约干部特别是骨干分子。
（二）解决干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放手大胆地提拔在“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破格地提拔他们负担各级工作。我们的组织形式也应适应当前的干部情况，有所伸缩。例如没有人当处长，可把处变成科或组，选拔先进分子当科长或组长。在干部问题上主要是反对保守主义。
（三）合并一些单位，也可以节约一些干部。
（四）按照中央政策，迅速正确地处理千万元〔11〕以上的贪污分子的问题，百万元以下的摘掉贪污帽子，如此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仍可继续工作，同时又在大、中贪污分子中争取一部分（主要是技术人员）戴罪立功或在机关管制下工作，那么，干部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五）中央已批准军队转业干部由我们尽先使用，同时土改结束后可调剂部分l之部，这两批干部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此外，关于春耕生产，各地已抽出专员、县长等主要干部并组织专门的办公室负责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与防旱救灾等工作，不致因“三反”、“五反”，而有所放松。但值得忧虑的还是久不下雨，有的地区旱象已成，小春肯定减收，如再不下雨，问题就严重了。我们正密切注意这个问题。
五、总起来说，我们在四月份可以完成“三反”，五六月间可以先后结束“五反”，四月底（贵州是五月，云南是六月）可以大部完成土改。同时我们力争在四月初恢复财经摊了，四月底完全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如此，我们今年的大关算是过去了，所以三、四、五月的工作仍是繁难而紧张的。根据现在情况，有些工作不能不推迟一些，如土改复查工作、城市民主改革和学校改革只能推到秋收以后乃至明年去进行。整党和清理中层〔12〕两件事在“三反”基础上较易完成，但接着进行只反运动，建党工作就要受到一些影响了。
*这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中共中央于3月20日将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三反”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背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2〕“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3）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4〕“老虎” 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犯有严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的资本家的称呼。
〔5〕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6〕灌县 今四川省都江堰市。
〔7〕“坐探” 指混进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刺探经济情报的破坏分子。
〔8〕镇反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9〕中央节委条例 指《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1952年3月8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3月11日公布施行。
〔10〕北京市处理办法 指《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1952年3月8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5月11日公布施行。
〔11〕千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12〕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 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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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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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目前加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应该比过去更重要一些。但是美帝国主义细菌武器的效果究竟怎样？当然是要死人的，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要决定于我们自己的卫生防疫工作。如果没有细菌战，西南流行的鼠疫和伤寒等也要进行防治；有了细菌战，就更要加强防治工作。总之，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美帝国主义企图造成一种“神经恐慌症”，这样他们就有利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防护，另一方面也不要自己造成恐慌情绪。报纸除注意一般的卫生宣传如刊载一些反细菌战的信息和夏季灭蚊、灭蝇、环境卫生知识等外，其他的用不着宣传。宣传不当也会发生恐慌的。
我们的工作不是消极的防疫，是要积极地做预防工作。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八次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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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南区首届体育运动大会题词（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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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
邓小平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2年5月4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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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应防止“左”的偏向*（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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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区“五反”〔1〕自三月份以后，一律按照中共中央历次指示及西南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计划进行，特别是上海的经验对各地帮助甚大，故发展尚称正常。据各地报告，川北“五反”已基本结束；川东、川西两区五月中旬亦可全部结束；贵州除贵阳市走了一些弯路须推迟半月外，其余七十三个县市亦可于五月中旬结束；川南原已进行的五个城市五月中旬可以结束、另将有十七个城市于五月十五日开始进行；云南现只在十六个县市（两个第一类、十四个第二类）进行；西康〔2〕的十八个城市五月底可以结束。各省区的综合情况报告均已转报中央。重庆市自四月份得到上海经验后，即开始压缩核减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和违法款的数额。工商界的情绪业己稳定下来。成都市近日即可将违法户处理完毕。昆明市截至五月六日止，只剩少数违法户尚未处理。总起来说，西南“五反”除川南即将开始的十七个城市和云南大部三类城市暂时不搞外，五月底可以争取全部结束。
二、我们的“五反”在三月份以前因指导上忙于“三反”〔3〕，故控制不严，又多系配合“砚反”进行，出了一此乱子。在正式进行“五反”的重庆等二十余城市，亦因缺乏经验进展极慢。三月份以后，各地按照西南局指示，严格督促各城市将打击面缩小，明白规定：第一类城市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得超过工商户百分之三，第二类城市不得超过百分之几，第三类城市不得超过百分之一。现除个别城市打击面仍嫌过大正继续纠正外，一般均已控制在上述比例以下，由此纠正了一些“左”的偏向。工商界也因为摸到了底而情绪日趋稳定，凡是结了案的，大都转向积极经营。我们在“五反”中的最大毛病，是对大工商户的处理拖得太久，对工商业的恢复影响较大。全西南不过五千工商大户，他们在工商业及国计民生中起重要作用，他们结不了案，即使百分之九十几的中小厂’结了案，也不能使经济生活恢复正常，我们在这点上是吃了些亏的。现已通知各地将当地关系经济生活比较重要的大工商户迅速结案，并结合贷款迅速恢复经营。西南财委〔4〕亦已通知各地将干菜、山货、药材、油脂等土产行业迅速结案，并准备于六月中旬召开土产交流大会。凡尚未开始“五反”的地方，必须一律采用上海先两头后中间的经验，首先把重点放在大户，从速结案，以免再影响经济和生活。
三、“三反”、“五反”对于经济生活影响很大，主要是由于某些行业的经济改组，产生产销失调、部分停业等情况，这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西南税收第一季度已按我们自己的调整数全部完成；第二季度估计可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主要是重庆税源大减。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户尚未结案，大宗经营尚未恢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改组的影响。例如重庆机器业、橡胶业、皮革业、针织业等，过去全靠政府、军队加工订货，现在则暂时无工可加、无货可订。又如纸、烟等业因产销失调，大大减产，甚至国营工厂的纸、煤、洋灰等产品也暂时过剩，因而税源大减。当然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估计六月份以后定会改变。据各省区报告，全年税收任务仍可以保证完成。我们已告各地尽可能设法加工订货，银行放手贷款，使市场活跃起来。至于工人失业情况在西南各地尚不突出，在一、二月时比较严重，汽月份以后多数已分散安插下去。不过在劳资关系上有些新的问题，如工人监督生产问题，工人的劳动态度和如何团结鼓励资方积极性问题等。在公私关系上也存在加工订货算得过苛，使资本家获利太少；国营贸易公司降低物价必须计算到私商的合法利润等问题，都须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中央指出“五反”必须以生产为主，同时指出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防止“左”的偏向，都是非常及时和非常重要的。
四、西南“三反”正加紧进行对大贪污分子的追赃结案工作，因追赃问题多涉及工商界，使结案更加复杂和困难。现决定涉及工商界部分并人“五反”处理，当会快些，估计五月内可大部处理完毕，六月份还会有一个大尾巴，好在各项工作均已恢复，少数人拖长一点影响不大。年内不能追回的违法款则推到明年上半年内缴齐，这样做使资本家缓一口气，市场不致死滞，好处是很多的。至于“三反”建设阶段的各项工作，如思想上的补课和交代社会关系，即清理中层卿等，我们规定省级以上可接着“三反”进行，专区级以下须等到春耕完毕以后进行，以免妨碍生产。
*这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的节录。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104期刊印
注释
〔1〕“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3〕“三反”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4〕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5〕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 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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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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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从转各省辖市委并报中央：
兹将重庆市委《关于在私营企业中实施工人监督生产的试行意见》〔1〕转发你们参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在大中城市中选择一二点试验，并将经验随时报告。至于各小城市则可一律不搞，免致混乱。
西南局
五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关于在私营企业中实施工人监督生产的试行意见》 是1952年5月10日中共重庆市委制订实施的。《意见》提出，在“五反”以后，“为使资本家不再犯“五毒”，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已成为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工人监督的性质是要正确地解决公私关系的问题．前途是走向工业国有化的道路。《意见》还确定了工人监督的职权范围，制订了实行工人监督的步骤与计划．井强调在实施工人监督中必须加强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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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产业输出问题值得严重注意（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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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区党委及财委：
重庆市土产输出业座谈会上的各项反映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如不妥善解决，将大大影响城乡交流和农民生活。各地财委首先是贸易部门，对于土产价格、公私关系、加工利润等等问题填密研究，必要时可分别召集一些座谈会，以求迅速解决。至于退赃问题，中央已有明确规定，必须坚决遵照执行。
西南局
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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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昆明市“五反退赃计划的意见*（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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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并报中央：
五月二十四日转来昆明市“五反”〔1〕退赃计划悉。
（一）西南全区“五反”反出的盗窃数为三万亿〔2〕，其中昆明占三分之一，仅略次于重庆而多于成都，按罪行的可恶程度来说，昆明要超过重庆、成都。现重庆计划追回四千亿，其中现金二千亿，没收及入股一干五百亿，分期退五百亿。成都为一千三百亿。故昆明退赃数以控制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亿之间为当。我们拟从全区“五反”中追回一万亿，其中拟分配云南两千亿（主要是昆明，其他地方很少），至少亦应分配一千八百亿，才能同其他省区在政策上表现一致，请据此对昆明计划再行考虑一次，并将意见告知。
……
（三）“五反”退赃除现金及入股两部分外，应有一部分（中央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分期退的，但以于一九五三年一年内退清为好口昆明市计划中有分两三年退清者，这样太长，资本家背包袱太久，也不适当。
（四）对于贩毒案可暂不处理。我们考虑因“五反”刚刚结束，需要安定一下，故确定六一七两月不搞禁毒运动，推到八月或九月冉搞口但应在这两个月内进行充分准备，先搜集材料，拟定打击对象，规定具体办法，即十天半月就能结束的办法，先把控制数目报来西南局核准，而后再行动作（各禁毒重点以同时动作为好）。云南是禁毒运动重点之一，请省委通盘考虑，拟定计划。昆明市对烟犯打击是否够痛，也须研究。
西南局
五月二十七日
*此文收入本书时有删节。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三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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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是交通第一*（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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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铁路〔1〕通车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热闹一下还是需要的。军政委员会〔2〕是重视这件事的，至于具体工作，由庆典筹备委员会去进行布置。
各方面对于工程是很努力的，特别是超额完成计划的很多，由铁路局写一个军政委员会嘉奖令。但是要评好，如果奖励了一部分，得罪了一部分是不好的，要评得公道，如果不公道，还不如不奖励。评好以后发一个嘉奖令，鼓励一下有好处。
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没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铁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过去我们说过要修天成路〔3〕，现在已经开工了，明年争取川黔路〔4〕开工，川滇路〔5〕也开工，甚至争取滇黔路〔6〕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三次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2〕军政委员会 这里指西南军政委员会，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3〕天成路 指甘肃天水到四川成都的铁路。
〔4〕川黔路 指四川重庆到贵州贵阳的铁路。1965年10月1日建成通车。
〔5〕川滇路 指四川成都到云南昆明的铁路。1970年7月1日建成
〔6〕滇黔路 指云南昆明到贵州贵阳的铁路。1966年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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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经济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后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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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近日召开了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有各省、区党委负责同志及财委副主任、商业厅长、银行行长参加。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工作和“三反”〔1〕后的建设工作，并根据西南局第七次会议所确定的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排列下半年的工作日程。会议首先听了刘岱峰〔2〕同志关于中财委〔3〕会议的传达报告并作了讨论。
一、“五反”〔4〕以来，市场的暂时停滞现象是严重的，以二三两月为甚，四月下半月开始恢复，惟进步甚微，五月下半月开始好转，但仍未恢复正常。总的情况是小城市恢复得好，大、中城市则进展迟缓。以重庆为例，六月上旬的交易额只相当于去年十一二月平均每旬的百分之六十。恢复得最好的是成都，六月上旬的交易额已达十二月平均每旬的百分之一百零九，但公营比重加大，私营只恢复百分之六七十。税收情况也是小城市好，大、中城市差。所以恢复经济生活的关键在大、中城市，更在于使约五千工商业大户动起来，故须从下面几方面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一）迅速而正确地结束“五反”。西南进行“五反”的城镇约二百个，都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发展正常，一般符合中央政策，在运动中都曾发生一些偏差，但获得了及时的纠正。这三百个城镇大都业已结束，有些大、中城市还剩有几十户、百余户，或因“三反”牵扯，或因案情复杂尚未结案，只要按照政务院指示执行，也易于处理。故我们决定所有城市一律须十七月上半月内正式宣布结束“五反”，重庆现已宣布基本结束。“五反”、“三反”赃款，各城市可根据情况酌情减免一些。我们觉得对待资产阶级既不能太严，又不能太松，太严会大大影响经济生活，太松则会减弱“五反”的严肃性。所以，处理“五反”问题，包括核定赃款，要不严不松，在税收上面要严，坚决照税章办事。在加工订货、银行放款、营业分配等上面则应松些。
（二）正确调整“五反”后呈现出的新的公私关系，在这方面目前主要是防“左”。在加工订货上，要纠正计算过苛，工缴过低，规格过严的毛病。在银行贷放押汇仁，失之太紧，不能配合当前恢复经济生活的任务，这在西南是较普遍的毛病，必须纠正。重庆市长宣布放宽贷放尺度反映很好，但都担心银行不能照办，值得注意。在贸易工作上，中财委规定的公营暂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公私零售额比重在西南是适当的。根据此比例，西南的合作社仍须坚决按照计划发展，但某些行业，如百货等国营比重过大，暂时不宜再行扩大，有些则还须适当缩小，让点市场给私资活动是必要的。最近重庆在联购青麻上规定了合理的公私比重，影响甚佳，刺激了私商的积极性。此外，由于近来全国物价普遍降低，也引起商人的普遍叫喊，感到生意不好做，怕大量进货。因此，确定西南区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除个别必须调整者外，以维持现有牌价为有利。
（三）劳资关系也需调整。在工人中，一方面要充分保护工人的热情，监督资方再施“五毒”〔5〕，并防止资本家的反攻；一方面要用说服的方法，教育工人遵守劳动纪律，团结和鼓励资方积极生产和经营。对于那些不守劳动纪律和限制资方经营积极性的“左”的倾向，应耐烦地加以纠正。工人监督生产，除正在试行的个别）一店必须加强领导积累经验外，试行范围暂不扩大，以利于安定资方情绪。为了解决和稳定新的劳资关系，成都市采取了五个工人以上的工厂’、商店普遍订立劳资合同，四人以下厂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的办法，收效极好，各地均应仿行。在“五反”过程中，资方拖欠工资的现象极为普遍，应由资方照数补发，但一次补发确有困难，重庆市采取分期的办法实属必要，这个办法各地可以效法。对于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凡属合理而又可能者应子支持，但必须由市委谨慎掌握严格控制，一般说来，月前是不宜于普遍增资的。
（四）对于城乡内外交流，应鼓励私资积极性，主动打通城乡特别是人区与大区、省与省之间的原有的贸易来往关系，开好土产交流大会，银行贷放也应与交流大会配合起来。
（五）对于当前的经济改组情况，各地党委及财委应好好研究，多想些办法，使波动小一些。西南失业工人现约八万，多因经济改组而失业，以建筑搬运工人为最多。如果我们把己经确定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计划迅速订出并提早施工，就可以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并可附带地解决现有的半失业的二十万城市贫民的问题。
（六）西南劳改犯数万人，过去因为谋求生产自给，到处乱挤，发展了生产的盲目性，相当地影响了公私经济。今后必须把还未安置的这部分人的问题列入各地财委计划之内，停止盲阶卜仁。把这些人安置到比较长远的生产事业中去，而且应以农业、林业为主，才不致向城市乱挤。会议规定每个省、区订出今年内安置劳改犯人的计划，迅速报来批准施行。
我们认为采取上述各项措施，召开一系列的资本家会议、工人会议和四员（采购员、验收员、税收员、放款员）会议加以贯彻，则力争在七月份内完全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是可能的。
二、关于“三反”后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生活制度建设，以及结束“三反”的定案追赃工作，我们系根据中央六月十五日《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6〕精神进行讨论。我们完全同意中央这个指示，并遵照执行。西南“三反”定案工作，一般是严肃的，现已定案的“老虎”〔7〕力争七月份内处理完毕。思想建设正在进行，在交代关系中，完全遵照中央指示，启发自觉，不追不逼，排列名单，严格控制，这种做法效果很好，既有教育作用，又发现不少新的材料。详情以后再作专题报告。在“三反”中暴露出的一些消极情绪和错误思想，主要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故在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又主要是与领导干部的消极情绪和放松领导责任有关。其典型例子是在今年五一节公安部某处派勤务时，有些干部不听分配，结果采取抓阉办法解决。这虽是个别情况，但问题是严重的，所以在建设阶段还须注意纪律性的教育，适当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想。鉴于在一般工作人员中，有的因为曾对领导提过意见，存有怕领导报复的情绪，故在方式上应着重从积极方面教育诱导，禁止来一个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或阶段。因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允许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
三、关于工业交通的五年建设计划，我们完全同意分配给西南区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繁重，为了保障其实现，西南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必须立即真正地把工作重心转向工业、转向城市。同时，会议决定坚决抽调二十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十个县委书记转作经济工作，主要分配到基本建设和现有厂矿中工作。
四、关于下半年的工作排列，会议作了如下的规定：
（一）在“三反”的基础上，争取于七八两月完成整党与清理中层〔8〕的工作，这是办得到的。党员八条标准〔9〕的教育，有的做了，有的还没有做。没有做者，可在结束整党之后划出一个时间去补课，以免把整党时间拖得太久，妨碍了建党工作。
（二）建党是西南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必须按照中央指示，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发展几十万党员的任务，这次会议并作了具体的分配。
（三）对于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我们规定凡属进行了“三反”的国营企业和进行了“五反”的私营企业，就应宣布民主改革运动的结束，这样的好处是使我们的工作同志能及时地把注意力转到生产上面。
（四）学校改革照原订计划进行，已进行的十二个大专学校要在暑假前结束，其余一十校留在下学期开学后进行。中等学校一律采用川北办法，在今年暑假期间用集训教师的方法解决。对小学教师则采用川南办法，用召集代表会议的方法解决。为此，学校改革的任务，今年内是可以大体完成的。
（五）禁毒运动确定暂时不动，但规定各地必须于七月底作好准备，订好计划由西南局审查，然后再看情况规定发动时间和具体政策。在方法上，力求十天左石一解决问题，以免波动太长，影响工商业。
（六）乡村建政和干部集训，一律推到秋收后进行，以免影响农业生产口查田评产工作，已有二分之一地区，即进行了土改〔10〕，〕复查的地区做了，尚未做的地区，也留在秋后进行。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节录。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中央局。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搞刊印
注释
〔1〕“三反”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2〕刘岱峰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4〕“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5〕五毒 指五反运动中所反对的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
〔6〕《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 195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完满结束三反运动，第一必须作好正确定案和适当处理的工作，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宽者宽之，应当严者严之”；第二，切实做好建设阶段的各项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
〔7〕“老虎” 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犯有严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的资本家的称呼。
〔8〕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 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9〕党员八条标准 见本书第406页注〔19〕。
〔10〕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