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李弥 原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
〔3〕鲁道源 原国民党军第十兵团司令官。
〔4〕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5〕联合政府 见本书第205页注〔12〕。
〔6〕“博巴”，又译为“波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博巴政府” 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
〔7〕土司 民主改革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分多种等级。
〔8〕头人 民主改革前某些少数民族中部分首领人物的称呼。
〔9〕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3〕。
〔10〕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1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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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庆工商》创刊题词（一九五O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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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重庆工商创刊纪念
邓小平敬题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照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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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题词（一九五O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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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治文化粮食的出版发行工作，消灭落后和愚昧状态，乃是我们长期而严重的政治任务。
邓小平敬题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照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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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一九五O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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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其目的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在今后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同时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今天最薄弱的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在工人阶级中建党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段君毅、蔡树藩、张霖之、于江震〔1〕四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些报告的内容。
我要讲一下城市工作中的一般性的问题。
一、城市工作的情况。
西南一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按照新区发展的规律，在工作步骤上，随着城市的接管，我们工作的注意力以农村为重点，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与党的二中全会〔2〕“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的方针是不相违背的。在明年，紧接着减租〔3〕退押〔4〕运动，我们将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5〕。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还要将指导重点放在农村，但同时必须以较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
由于领导上集中力量于农村，过去一年城市工作的成绩不如农村那样显著，但也有了不少的收获。
初期的城市接收工作是做得比较顺利比较好的。在建立革命秩序，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恢复或维持工业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改造旧人员，开展时事学习运动，恢复或维持学校教育，组织工人、学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和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是努力的。
但是，在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从中央局起，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研究城市工作的经验，并加以普及和提高，特别是工厂管理和学校教育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经验更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西南城市和较大镇子的人口近一千万，同时农村在经过减租退押和土改之后，更加要求城市的领导。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7〕，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二、城市工作做什么？依靠谁？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示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8〕“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9〕
这个指示规定了城市工作同志的任务是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城市工作大体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
第一，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
第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工作，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城市是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
第四，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同时要加强清除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影响的思想斗争，及配合农村的反封建斗争。
第五，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用代表会议的方法去组织、团结和教育市民，参加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所有这些方面都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0〕
依靠谁来做好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呢？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党员和干部中那些轻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那些认为“工人对革命没有贡献”、“工人生活太好”、“工人落后”、“工人不好管”等等错误的观点。
第二，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
第三，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要反对有些同志那种利用工人的错误观点，他们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他们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因而有的工人说：“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这些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第四，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我们的青年团、妇联、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等都必须把工人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三、工厂管理问题。
关于国营厂矿管理，此问题段君毅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口号，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我们不少的军事代表、工作组乃至工会干部，至今还不懂得这个口号。他们不去启发工人和职员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人职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些同志还喜欢对于自己不懂的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使用“最后决定权”。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不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就不可能做到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去搞好生产。
经验证明：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
中央指示我们：要管好厂矿，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情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可能计算成本。当着一个工厂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的时候，就谈不上上了轨道，也谈不上经营企业化。
组织生产竞赛是必要的，但必须在具备了有生产计划、有原料、有销路、群众有了一些发动这些条件的部门才去实行。从西南情况来说，条件多不具备，故暂时尚不宜普遍地实行。
为了管好现有的厂矿，还必须：第一，尽可能地从机关中抽出一些得力干部放在厂矿中去。第二，领导上注意选择几个点，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指导其他。西南较重要的公私厂矿只有一百九十二个，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第三，在地委、县委集中力量于农村斗争，而且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较重要的厂矿不能委托他们去管理，而应由省委、区党委、市委直接管理。因此，各省、区、市党委应设工业部或指定一负责同志专管工业。同时在厂矿区设立企业党委及工会办事处（如景江江津区），有三个干部就够了。有了专人负责，事情就办通了。
除了做好国营企业的工作外，各省、区、市对于地方工业的指导必须加强。目前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办很多大工厂不可能，但小型工业的发展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各地可根据本区（一定从本区内着眼）的条件（原料、销路等），或由地方拨款，或组织私人资本，或组织机关生产，举办一些可办的小型工业，好好地经营这些事业。至于原有的某些小厂，既无原料，又无销路，则应转变生产方针或考虑停业。
我们有些厂，现在还是处于维持状态，必须想办法打开出路，将生产力用之于有用的方向。
对于私营企业，过去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基础上，用劳资协商方式，推动其进一步的改革。
四、工会工作。
蔡树藩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西南工人，包括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在内，据估计有一百六十万。现在组织到工会中的约三十万，仅占百分之十九到二十。各产业系统较好，约组织了工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可是起作用的、真正联系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是不多的。
在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形式主义则表现在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为数很少。
当前工会的工作：第一，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首先应集中力量在工厂、矿山、交通、市政和商店中去发展工会会员。
第二，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有些工会领导机关，职员比重过大的情况也应改变。
第三，建立一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允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认真而妥善的处理。
第四，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
第五，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同时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即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观点。
五、城市建党问题。
现在各地的普遍倾向，是忽略了城市的建党工作，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一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
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而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看不起工人的（这与他们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有关）。重庆前一时期请求人党的工人百余，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只批准了六个，以后由市委组织部直接进行，才发展了一部分工人党员。
于江震同志报告中提出的计划是恰当的，在今后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三十万工人中，吸收百分之七即约两万工人入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除厂矿外，在学校、机关及其他系统中，也应作个别的吸收，条件则应更严格些。
西南一律实行公开建党的方针，凡未公开的党的组织应即公开。建党的步骤是先慢后快，慎重地个别吸收，既要反对关门倾向，又要反对拉夫主义。一开始就要把根子扎正，就要严肃党的组织和生活。
必须重视发展团的组织，现在要纠正的偏向也是关门主义。
六、关于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现阶段，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在西南解放初期，确有此种“左”的倾向。但在五月开始调整工商业后，又产生了一种不敢对资产阶级作必要的斗争的右的倾向。
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在税收、劳资和公私等只方面。同时，农村减租退押分土地也关连着他们。一般资产阶级对劳资总是讲一利，对公私也不讲兼顾的，对税收总是叫重的口而我们则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
在四五月间，私营企业确实困难，我们实行了坚决调整的方针。如果那时不那样做，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于工人阶级、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所以这个方针（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认为这个方针错误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今后仍应继续实行这个方针。在税收方面，坚持不多收也不少收的政策。凡属不合理者，应主动调整；凡属合理者，必须坚决征收，并与逃漏现象作斗争，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在公私问题上，坚持兼顾的政策，必须在加工订货、市场价格等方面，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七月以后，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一些福利。
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
对工商界的退押，应作审慎的考虑。一般可采取在半年以内的时间分期退还的原则。
七、加强公安工作。
目前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敌人还没有完全摧垮，还经常出现新花样，给我们以措手不及，使我们遭受很大的危害。南岸某仓库一包炸药，就使我们损失了大量的资财，所以不能丝毫松懈和麻痹。
城市公安工作，应将重点放在经济保卫方面，特别是重要工矿、重要车间、重要仓库的保卫，看守重要部门的武装必须是可靠的。
我们在城市镇压反革命〔11〕的毛病，也是“宽大无边”，很长时间，我们对工厂、学校的反革命分子不敢动手，捉来的不办，又放回去了。这大大打击了群众反特斗争的积极性。重庆解放初期，工人还敢于检举特务分子，后来看我们不办，就再不报告了。最近我们一次逮捕反革命分子百余人，工人积极性又高起来了，这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就要脱离群众。
要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斗争，要加强反特的教育，及时公布特务的罪行，揭露其谣言，提高群众的警觉性，这是反特斗争的基础。
八、其他工作。
城市工作很多，不能一一谈到。
学校教育工作必须加强，我们的宣传部门要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中加以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但必须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应好好贯彻。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的形式。各地应总结经验，使之开得更好些，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九、统一领导问题。
城市问题复杂，多有时间性，而且往往一个问题牵涉许多部门，所以要求城市工作具有很大的集中性，要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进行。我们有些部门是实行两重乃至三重领导的，这样的部门，除某些特殊问题外，一般的问题均应通过市委去进行。否则头绪很多，没有主要负责的机关，也没有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往往一件事情很长时间不能解决。这种官僚主义，就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没有专人负责而来的。以后凡是涉及几个部门的事情，必须召集在一块，商定方针步骤，一致执行；重大一点的问题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员，以专责守。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好的。
集中力量，创造典型，积累经验，然后普及的领导方法，用之于城市各项工作中，都是灵验的。我们同志在新的工作中往往忘记了这个工作方法，以致走了许多弯路，应引起注意。
十、干部问题。
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我们己有一年的工作时间，已经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干部是可能的。也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地联系群众，使工作生根。我们的干部特别要注意从工人中去选拔。如果我们把工会工作做好了，干部来源的困难就容易解决些了。
十一、报告制度。
为了研究城市工作，并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规定在一九五一年内，各省（区）辖市委及重要的企业党委，应将两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同时送西南局一份。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释
〔1〕段君毅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上业部部长。蔡树藩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全国总上会西南办事处仁任。张霖之 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全国总厂会西南办事处副主任。于江震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
〔2〕党的二中全会 见本书第29页注〔1〕。
〔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4〕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5〕分配土地的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6〕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7〕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8〕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9〕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10〕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11〕镇压反革命 指1950至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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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O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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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五O年快过去了，大体上估计气一下，原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和计划都完成了，各方面都有成绩，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发动了群众，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过去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因此，对城市工作还不能很好地兼顾。但经验证明，凡是城市工作做得好的，都是由于发动了群众。每个部门也是这样，凡是发动了群众，工作就能搞好。例如，教会学校问题，过去没有发动群众，坏分子猖狂得很。又如某校青年团员，一个班二十多个学生中青年团员占了七个，也不算少，但由于脱离群众了反而处于孤立，后来经过纠正，团员改变作风深入群众，情形就改变了，许多学生都起来控诉坏分子的罪行。在农村工作中，发动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虽然命令主义依然存在但是成绩很大。例如，在剿匪〔1〕中，发动群众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减租退押〔2〕，由于认真地发动了群众，农民理直气壮，地主知道非退不行，许多带有封建尾巴的工商业者也说：“税可拖，而押不可拖。”这都证明我们在农村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今年的工作成绩主要在军事上，表现在一是剿匪，二是改造九十万国民党军队。就以土匪比较少的川北而论，一年剿匪就在八九万左右，全区一年内捕获的匪首，总数在一千以上。改造九十一万军队的工作做得很好，令人满意，一点尾巴也没有留。接管城市和稳定物价，一年内物价曾有过几次波动，但是，都随着全国各区共同的努力给平抑下来丫。税收工作我们最费心，但目前看完成中央规定的十七亿五千万斤任务没有问题，而且还会超过些。税收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依靠：1．明确的方针。2．发动群众。重庆的经验是依靠店员，店员在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谓明确方针，还包括一个“要做工作”，对资本家“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没有团结要想取得成绩是不可能的。由于一些同志缺乏政策思想，工作中曾经发生打击靠近我们的工商业者的问题。明确方针就是说，“拉要拉得坚决，打也要打得坚决”。例如，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不但是从财政上着眼，不仅是为了多征几万斤粮食，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己，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
拿重庆的税收来说，地主叫得凶，工商界也拿重庆和汉口比（当然他们是不会和天津相比的，天津七亿任务完成了十六亿），财委会〔3〕为此事开会研究过许多次，我们对此事始终感到有把握。理由是：1．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我们真正做了，重庆工商业没有遭受到什么损害。2．由于国家帮助，工商业发展了，即开业多于歇业，开业资金总额也多于歇业的资金总额。3．税率不重。这一点连工商界如胡子昂〔4〕等人也都这样认为。但个别不合理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采取坚决收税，同时也坚决调整的方针。据重庆工商联反映，第三季度工商业税评重了的有二三百户，而我们调整的已有二百二十五户，共计四亿多税款。同时我们要告诉工商界，税不要拖，拖是拖不掉的，所谓“挤在一起”受不了，政府不能负责任。同时不要比，因为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只问在这里是不是合理。重庆的资产阶级比起上海、汉口的要软弱些，但我们决不能轻视他们在西南各大中城市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对待税收是有意识拖的，特别是后来他们不叫不吭气了，这是个比较厉害的手段。但是，只要我们掌握材料，理直气壮地揭露他们，他们再厉害的手段也要失败。在西南各大城市来说，只有成都的税收比较好，其他如昆明等地方的工作都比较困难。
今年的公粮、税收、盐税等方面的工作都完成了任务，表明在财经各方面都有成绩，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没有缺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依然存在口为什么我们能完成这些任务呢？基本原因是方针明确，依靠群众和上下一致。
一九五一年工作有了更好的基础。1．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2．干部已经有了一些工作经验。当然困难仍旧有，主要是由于美帝侵略，我们要抗美援朝〔5〕，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更多的钱投到国防军事上去，而将经济建设投资减低至最少的限度。
今年物价在困难条件下总算平稳了，但明年的条件必将更困难。首先，因为军事需要，市场投放费用增多，西南即需一万亿元〔6〕；其次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部分物资将因不能进口而感缺乏；再次，明年西南部分地区将提前实行土改〔7〕，农民购买力将大大提高，而且以减租退押而增加的农民购买力而言，全区谨慎的估计约有五十亿斤粮食。一方面，农民在获得这些果实后要买工业品，而我们工业品有限，无法满足农民需要；另一方面，农民的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要求出售，而政府无钱收购，出口也因封锁而发生困难。这样，工农产品剪刀差闭额必将扩大，这是今后全党全国所必须注意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对于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非常明确，即：1．国防。2．市场。3．经济建设。西南的主要问题是：1．粮食。2，土产。根据历史材料，西南粮食问题必须在内部解决，今后应当多和农民商量，想办法找出路。
二、在今年工作基础上，根据目前形势，我们今后的工作是：
（一）保障税收。估计农业税没有问题。今年秋征已过，但对明年夏征，特别是秋征应即着手研究。今年农业税之所以超额多，其原因之一是地主多。明年实行土改，土地将更加分散，农民负担会有所增加，这是一个新问题，必须很好研究。对于城市税收工作，我们还缺乏系统经验，对资本家总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对地主可以看作敌人，但对待资产阶级就不能这样，必须做到人情人理。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过去是一脚踢开的多，调整以后则有右的偏向，明年希望大家很好研究这个问题。重庆今年依率计征提得过早形成被动，目前的税收主要仍旧是民主评议与定期定额。上海依率计征日前只限于六千户，等于总户数的千分之五，汉口也是千分之五，重庆解放比较迟，可是已经达到千分之十了，太多不好。但没有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是给资产阶级一个前途，有利于正当的工商业者发展。
（二）搞好贸易口贸易工作是明年的一条重要战线，各级贸易机构就是作战部。明年贸易工作的本钱很少而任务加重，这是一个矛盾。经营贸易目前没有助手，合作社一时搞不起来，国家商店又有限，因此如何做好生意就更加重要了。要做好贸易工作首先就要注意调整剪刀差额，因此必须注意农村，研究农村经济，这项工作搞得好对农村经济就有帮助，搞不好就要破坏农村经济。四川出口最大宗的桐油、猪鬃、五格子、青麻等目前都在落价，必须根据新情况加以研究，并作重新布置。三工商业下乡问题今后仍应该加以注意，指导方针应当明确，下乡总比不下乡好，下乡虽有困难，但不下乡更困难些。川南沪州经验是好的，各地也应继续创造经验。明年贸易工作有两个原则：
(1）加大国营贸易力量。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要加大，自己带头下乡。重庆现在有二千亿减租退押的票子，下乡后如何办？资本家的着眼点是如何从农民身上收回来，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如何活跃农村经济。
(2）大量组织私商下乡。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私商下乡，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利润和发展，我们不要害怕这样会发展了私人资本主义。目前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对人民还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可以从税收、价格上加以限制。在城市为了稳定物价，增设零售店仍然必要。我们估计，明年在西南投放一万亿票子，市场不会有问题，但必须搞好贸易工作。现在令人担心的是机构与资金两个问题。资金方面，华北征购、代销等办法不能全部适合于西南，原因是我们没有合作社这样的机构，主要大宗土产又不是西南内部流通的物资，但这些办法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应当根据西南的实际情况，研究有利可行的办法。
（三）努力发展适合于本区需要的各种生产。今年的经验证明，由于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而遭受了损失。例如今年的菜籽问题，由于估计不足，先感觉过多，后来实际不够，引起成都油价上涨，今后应当引为教训。中央要求我们明年完成五十九万担棉花生产任务，川北是一个重点，请川北同志加以注意。西康明地区雨少沙多，气候也宜植棉，可加以研究如何种植，我们必须争取棉花自给。为了鼓励农民植棉，必须按照华北办法采取“包植”。应以最大决心，不惜赔钱来发展棉花生产，采取中棉、美棉同时发展的方针。我们不但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植棉利益，而且要从政治上加以鼓励。贸易部门也须从价格上保持对植棉者有利的合理粮棉比价，以刺激棉花生产。烟叶生产全国已感到不够，以西南目前情况看，按每人每日消耗近半根香烟计算也感到不够。河南许昌烟叶一直喊过剩，目前也不够了。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烤烟生产，贵州尤须注意。棉花和烤烟的生产任务已经分配了，各地要力求超过，糖也可以发展。目前盐的销路也比以前大大发展了，各场已无存盐，估计明年经过减租退押土改，农民生活改善，盐的销量还要增加。
（四）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目前我们大工业只有这么多，而且这些大工业生产是用于全国或用于国防的，大多和农民无关。要解决农民问题，满足农民需要，必须加强对地方工业指导，这主要是各省区的工作。地方工业的经营方针，首先是要研究能在本区内解决原料与销路，然后由近及远；其次是必须有利可图、吹糠见米，至于那些虽然有前途但目前无利润的工业，只能等过些时再办。各地应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小型工业，地主的资金也可以引导到这方面去。各省工商局主要指导地方工业，如川东土布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据说现在外面已到西南来买土布了。地方工业必须首先着眼在本区本省，以省为单位，省与省之间订立合同交易。应当加强对私营工业指导，如川东土布销川南，这方面商会力量很小。除指导私营工业以外，各省还要自己办一些小型工厂，花儿十万斤粮食办一个工厂，在地方粮食中周转一下就可以做到了，这样不但解决了一部分地方的需要，而且可以解决一些差额问题。
（五）解决交通问题。明年仍不可能发展航运，现在政府只有招商局三条船，川江航运主要依靠民生公司〔1Oj。除成渝铁路〔11〕外，明年西南准备修建聂江铁路的三（江）赶（水）线〔12〕，这也是吹糠见米的做法，各地可以仿此办理。发展内河木船及地方公路花钱少而收效大，一条载重一百三十吨的木船修建费仅十二万斤米。沿江各地可以研究，将地方粮食周转一下造几条木船，这样，既解决了交通困难，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地方需要。运输工作应当研究如何经济实用，减低成本，降低运价。汽车要坚决改用酒精、木炭，以酒精为主，节省汽油，并从改善管理上降低运输成本。
（六）研究农村经济。从各方面摸索农村经济的特点，应成为一九五一年各部门的工作任务之一。华北经验不能完全适用于西南，由于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农民因减租退押及分得土地以后要购买耕牛，因农民大量购买耕牛而引起牧畜繁殖、农具生产等，这些问题更具有地域性，各地应该多多加以研究。合作社在土改以后必然大大发展，目前就要开始研究合作社在农村发展的办法。
除上面所说的以外，最后还有两点要在这里谈一谈：
第一，集中统一。集中统一是集中统一于中央，执行中央政策，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中央对我们照顾也很多，我们对中央也不能打埋伏。今年全国如果不实行财经统一，我们西南的困难可能更大。个别地区部分同志过于强调地方重要性，总希望在自己这里多开办些工厂，在我这里多开采些矿产。当然这些工厂、矿产对当地来说可能重要，开办开采以后也的确是好事情，但必须从全国观点来看，目前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只能举办一些吹糠见米的事业，地方有价值的并不是不办，只是过一些时候再说。例如，建筑线拆轨问题，不拆当然好，但目前钢轨缺乏或远不济急，留着那一段也不起作用，那就只有拆。这样说是不是这些意见提错了呢？不是的，有意见提出来并不错，今后仍要提。问题是我们不要提出来就一定要做到，没有答应不要灰心，不要丧气，思想要通。提意见可以使上面了解情况，也许上面会考虑而答应你的要求的。例如贵州铅矿问题，我们也仍旧向中央反映了，即使中央不批准，也可以帮助中央了解下面的情况和要求。
第二，干部培训问题。各地干部缺得很多，明年准备大量招收一批。后年的情况会好些，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工作可以交给本地干部，外来干部逐渐转到财经工作上去。对干部要大胆提拔。一年搞一次整风，整风的目的不仅是批评坏的，而且要发展好的。干部教育工作应当抓紧。最近《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训练干部业务知识的重要性，各地应当抓紧时机在明年四五六三个月，利用税收淡季，加强干部训练，增加干部的业务知识，才能正确地掌握政策，揭穿资产阶级的阴谋，完成各项任务。在城市干部集中地区，各部门对干部的教育应多采取上大课的方式，由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一次报告比几次讨论会要强得多。干部管理工作应当由各级党委负责，各专业系统要尊重当地党委的意见，不依靠当地党委许多问题解决不了。干部来源除了吸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以外，要多从工人中提拔。如果搞木船，再没有比码头工人更适合的了。搞税收工作，店员比较适宜。当然，目前我们还不能从工人中解决一切干部来源问题，但是我们要逐步地朝此方向努力。今后干部任用必须经过当地党委或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审查推荐。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2〕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3〕财委会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4〕胡子昂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
〔5〕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侵入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9月15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l抽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闰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1953年7月罗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6〕一万亿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7〕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8〕剪刀差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越来越偏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偏低，两者好像剪刀张开形状，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状价格差距，简称剪刀差。
〔9〕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0〕民生公司 即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蛇5年在四川合川（今属重庆）成立，创办人卢作孚。主营长江航运，后来发展海运、江海联运等。
〔11〕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5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12〕茶江铁路的三（江）赶（水）线位于川黔铁路北段的铁路支线。1952年12月开工兴建，1953年了月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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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题词（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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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我们应在清除美国毒素〔1〕的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2〕的斗争中，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在肃清匪特、特别是在反对隐蔽敌人的斗争中，进一步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爱国分子，做出更多的成绩。
邓小平敬题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1年1月1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注释
〔1〕美国毒素 指当时美国政府所散布的对我国人民思想意识有害的东西，如恐美、崇美、亲美等思想。
〔2〕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之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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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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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关键在于强化党的领导。这次军区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谈一个严与宽的问题。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对于干部，特别是对老干部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对党的组织要更严，对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为什么要更严而不是更宽呢？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因而每个人的历史面貌也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今天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各地招收的大批学生绝大部分是好的，但其中也有的面目不清。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还有数目不小的投降起义军官，对他们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总之，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死人的危险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根据这个情况，要求在组织上比过去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规定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现在部队党员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连队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了以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二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发展党员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不够这个条件，就不要勉强去发展，不够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也行。青年团的发展可以宽一些，而发展党员必须严格。要使青年团真正成为党的预备学校和后备军，有些优秀同志可以先经过团组织来培养和锻炼，然后再吸收到党内来。
对现有的共产党员，凡不合乎起码条件的要作适当清洗，不能拿党龄长短来作标准。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凡能教育改造的都应加强党的教育与组织生活，使他逐渐合乎条件，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我们就要劝他退党，如果他不愿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把这种人洗刷了，党就会更健康、更纯洁，就会获得更大的胜利。
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权利义务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因此，对老同志要求要更严格。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毛主席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没有提“资”，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解决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这个具体问题，才提到了“德、才、资”，后来大家就把这三个字并列地提出来，甚至有些党组织在考虑干部问题的时候，把“资”摆在头一位。今天提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我们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某些老同志进步。现在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我们这样做对这些同志是爱护还是打击呢？我说是爱护。有人说革命胜利了，不要他们了。我说党是要他们的，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渐渐落伍，对革命没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没有尽到帮助的责任。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德”就是政治品德，“才”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如果你革命多年还不进步，德、才两方面都很差，党没有理由给你以君大信任和让你负责重要工作。我们党的负责人都经过长期革命锻炼，他们的德、才就是从这种锻炼中培植出来的。所以，单纯地强调这个“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
如果从党的建设、从革命事业发展来看，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我们的老同志应当培养而不是忌妒他们。我们有些同志爱讲辈数，这辈不完那辈就不能出来，因为强调了“资”，新丁部就提拔不出来。当然，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这样做不仅对革命无好处，对老同志也是有害的。正因为爱护这些老同志，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所以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
为了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应该以团为单位作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对于极个别的坏分子应加以清洗，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一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50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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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一周年题词（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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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和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一年来，在这一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是尽到责任的，尚望继续努力，为更高度的发挥它的作用而努力！
邓小平敬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迹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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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租退押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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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各区于迅速完成征粮工作后，均在十一月份内先后转入减租退押〔1〕运动。从两个月的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一般尚属正常。因为方针明确，并在七月西南军政委员会〔2〕第一次会议以来，即在干部中和各阶层人民中宣传贯彻这一方针。因为群众声势浩大，使得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不敢说不退押。重庆的地主兼商人也说；“税还可以拖，押是不能拖的。”但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我们的干部多为青年学生，骨干很少，故在运动中也出了不少的乱子。例如干部打人的虽然很少，但群众打人、吊人或施行其他变相肉刑的不少，有些则是干部允许或授意的；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想尽早完成退押（减租实际早已实现）后转到土改〔3〕，因而又犯急性病，滋长了命令主义；有些地方反映，底子厚的大地主损伤并不大，而小地主则底子薄，打得较厉害。据了解，川东、川南、川西三区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绝大多数为恶霸地主。此虽属不可避免，但其中很可能有方式上和策略上的毛病，这些问题各省区党委业已提起注意。我们觉得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吃“回头草”。等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要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4〕三字上做文章；对于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以求早点结束这一步，转到分配土地或生产的下一步。因为历来运动多在尾巴上出乱子，所以这样做也可减少一些偏差。
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东西太少，中农得利很多，有退得一两千万〔5〕者。因此，有些地区提议把对地主的政策放宽一些，即允许找些题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又有些地区提议在中农自愿的条件下把富裕中农得到的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西南局业已发出指示，批驳这两种意见。对守法的大地主（对犯法地主又当别论）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至于把富裕中农应得押金分一部分给贫雇农的办法，更属原则错误，这还是想一次就解决贫雇农困难或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思想在作怪。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经济仁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
从运动发展的情况看，押重一些的地区要延长一两个月，即在四月以前才能结束；押轻的地区（如川北）一、二月间即可大体结束。我们已告诉各地同志，这一步工作要做得很踏实，千万不要勉强地转入土改。事实上这一步做好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下一步就容易些了。
*这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38期刊印
注释
〔1〕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2〕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3〕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4〕“缓”、“少”、“不” 见本书第212页注〔11〕。
〔5〕一两千万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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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康省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务的两点意见（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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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高〔1〕同志：
送来西康〔2〕省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报告草案阅悉。我同意这个报告，只有两点意见：（一）第三条应标明西康汉人区域必须于一九五一年内基本上完成分配土地的改革，而且我认为这是西康今年的中心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可能的，这点请你们加以考虑。（二）第七条经济工作中请强调种棉花一点，据不少人说西康地区为西南最好的植棉区，而解决原棉又是西南今后数年内必须解决的任务。
邓小平
一月一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释
〔1〕志高 即廖志高，当时任中共西康区委书记、西康省政府主席。
〔2〕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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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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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开了好几天，解决了不少问题。大家一定要我讲话，意思是要各级党委重视宣传工作，首先要我这个西南局第一书记重视下。因此，我在这里就讲几个问题。
一、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党从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就重视宣传工作。我们认为自己宣传得还不够，而全世界的反动派却都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厉害。这说明马列主义是真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武器。而我们自己说不够也是对的，因为尽管有真理，可是讲不出来，不会讲甚至不愿讲。中央一再指示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人民日报》说，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不开展宣传。当然还有一条就是不组织。这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两个方面，对群众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开展宣传。
人们常说，人要吃饭是个特点。我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双耳朵，有对眼睛，要接受东西。人的脑筋如果没打通，任何事情也办不通。如果农民还有怕变天的思想，减租〔1〕、土改〔2〕是不可能发动的。但要改变脑筋，就要有可接受的东西，经过眼睛看、耳朵听才行。假若有双耳朵，有对眼睛，却没有东西接受，那么对于方针政策就无法了解。要改变一个人的脑筋就要做宣传工作。宣传会议上大家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做了许多工作，敌人一个谣言就给搞垮了。”是的，我们不宣传敌人就要宣传。我们常常不能及时揭露反革命活动和敌人的许多新花样。如重庆二十一厂〔3〕，我们做了八、九个月的工作，天天在搞人民民主专政，也抓特务，但就不宣传一贯道〔4〕是反革命组织，结果有六百多工人参加一贯道。后来抓了一贯道的头子，才揭穿了一贯道的阴谋。工人责怪我们“为什么不早讲？讲了我们就不参加了。我们参加一贯道是为了拜菩萨”。这就是没有宣传的缘故。公安部门的同志认为，只要秘密侦察、逮捕、破案就完结了，不懂得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花样，特别是新花样。又如在重庆的学校，特务三个两个的搞秘密组织，公安部门知道，青年团知道，大家一句话都不讲。为什么不把这些活动揭露出来呢？无论如何要告诉群众这个道理：凡是在人民政府下面搞秘密组织都是反动的。这样使群众听觉、视觉、嗅觉都灵敏起来，群众的眼睛不就亮了吗？可是不及时揭露，就给了敌人活动余地，以后破获’了，群众还是会埋怨我们。不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是如此。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而现在许多党员却不重视宣传工作了。
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行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宣传，减租退押〔5〕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政策与干部群众见面，见面就要靠宣传工作，不宣传怎么见得了面？不但要向群众宣传，对党委干部也要宣传，党委内部思想认识一致了才好工传。我们剿匪部队几十万，每连有个宣传组，一年来做了许多宣传工传。抗美援朝〔6〕运动中，好多人也在做宣传，但很多同志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宣传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来重视。所以，我们不能说没有做，而是做得不够。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如敌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工作常被敌人的宣传搞垮，在许多角落里我们是被动的。
今年西南大部分地区要实行土改，根据以前在老区的经验，土改完成以后便是：(1）战斗；(2）生产；(3）教育。现在战争基本结束了，明年以后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生产和教育，别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两大工作，或用这两大工作去推动其他工作。到那时空洞的组织工作就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了，必须由宣传教育工作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今年要努力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为以后长期的教育运动打下基础。像联共卿那样的做法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如联共宣传部机构最大，我们不能比，但要把他们的精神接受过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靠教育工作把人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又反转过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常说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很重视宣传工作，新华社有些重要电讯就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们还不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好好地学习。
从目前西南情况看，西南的干部比其他地区都少，因此集中力量搞好主要工作这是对的，如果不这样就要犯错误。去年一年西南工作之所以有令人满意的成绩，就是因为集中力量做主要工作的缘故。有人说我们工作中单打一，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南的环境不容许我们单打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工作经常是好儿件，没有一件工作可以放得下。例如解放初期的接管、剿匪、征粮、改造国民党九十万军队，没有一件不是主要的。又如目前清匪、反霸〔8〕、减租退押，也是一件不能少的，这是西南工作的特点之一。因此单打一的情况只可能在个别地方存在。集中力量放在主要工作上是对的。但集中力量做好主要工作并不是别的就不要了。目前第一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第二是城市生产管理，这次宣传会议开了又有个第三，就是宣传工作。集中力量于主要工作又同时照顾部门工作就要好些。川北宣传部门工作有成绩，不是川北干部比别的地区多，而是川北对宣传部门的工作照顾得好，这一点要推广。
三、关于建立宣传部。我们的宣传部有的不健全，有的甚至没有。为了迎接今后艰巨的宣传教育任务，必须建立宣传部，并逐步健全。全西南区现有宣传干部一千二百三十一人，最高缺额一万余人，最低缺额近六千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迎接今后繁重的宣传教育任务。许多老同志由于长期工作在农村，一般来说政治水平比文化水平高，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则限制了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是我们的弱点。因此要补充宣传工作干部，主要靠带徒弟，带上几年就可解决问题。带徒弟要慢慢来，从日常工作中锻炼培养，不能希望一下就带得多么好。我们要培养大批的宣传工作“者”而不是“家”。川南、贵州现在绝大多数的县委没有宣传部长。有的同志说有干部就先配组织部长，这也未尝不可，有了组织部长，他就可以去找宣传干部了。没有宣传部长就先设秘书、干事，部长由其他人兼，慢慢地可以做起来。但也不要勉强凑数，勉强凑数就很危险。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很多宣传干部下乡去了就不顾宣传工作。互相兼顾行不行呢？行，下乡时把宣传工作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绝对可以。是不是离开机关就没有材料了呢了不是，相反的下乡材料会更多，更具体，更清楚。根据实际情况发出指示来推动宣传工作，会更实际，更及时，更生动，这就是工作方法。方法好人少也可以解决问题，方法不好干部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当然，现在宣传业务扩大了，但若方法好、结合得好，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说党委工作不要单打一，同样宣传工作也不能单打一。
说到带徒弟就出现了编制问题。西南区三十一余万干部，政府、财经、公安占得多，党务系统不到四分之一。譬如重庆一万二千干部，公安即占去八干，因此编制问题也需要切合实际。如有名额，我很赞成配备宣传干部，在干部包干名额中去调剂。我们应当把政府文教部、工、青、农、妇等宣传人员都组织起来。干部虽然少若能很好地组织，就能发挥很大作用。此外，同志们反映各地宣传干部出去多，进来少，这当然也不对，宣传干部一定要保留骨干。
三、关于建立宣传网。重庆搞了几次临时性的宣传网起了不少作用。这是宣传的组织工作，要好好地做。西南宣传情况是“兵”容易找，问题是“指挥官”不好找，兵带得好不好是宣传网的关键。譬如宣传员的思想情况，宣传部要随时了解。宣传网刚建立时可能坏人会混进来，抬着你的招牌干坏事更容易，因此队伍的选择是重要的，要慎重但也不能关门。选人要放手一点，政治面目清楚就可以。要很好研究这些人如何训练，尤其是解决经常教育、领导及宣传材料的供给等问题。基本宣传材料由西南局各省区党委供给，反映具体问题由县一级负责。有些同志尤其是老同志，每写文章就一定要面面俱到，结果很多东西平列，弄得很长。其实一个宣传鼓动材料，好的必然是短小精悍的，这样才能切中要害。大家认为建立宣传网比较容易，我认为开始容易以后难。这是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组织教育工作，范围如此宽，数量如此大，教育程度不同，思想复杂变化多，一定比干部教育还困难。我们不能设想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教育组织会比干部教育容易搞，希望大家估计得难一些。宣传网必须防止开始时轰轰烈烈，而后烟消云散，因此，不妨慢一点。将来宣传网建立了，反映的情况很多很复杂，选择什么重点出击，如何才能打中要害，这就是宣传部要掌握和研究的，因此“指挥官”就更重要了。
四、关于干部学习。我们过去有教育工作，但不系统，坚持得不好。譬如学社会发展史，学了几次还未学完。这次开会同志们学习积极性高。一般地说，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要求进步的，只是以往没有很好地将他们组织起来，方法也不对。许多老干部参加革命一二十年，文化水平没怎么提高，领导要负一半责任。
今天讲的学习是基本理论的学习，必须使所有干部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基础知识差，很多简单明了的道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很早就讲了，而我们还搞不懂。比如不少人爱说“没有功劳有苦劳”。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人不会说这句话，可有人却说了又说，而且说的人很多。我们干部装了满脑子的策略思想，什么“打击面要小”呀，“群众情况”呀等等，但就是没有从理论上搞明白。如与资本家加工订货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家就是要赚钱，而且赚得越多越好，而我们不与资本家讲价钱当然吃亏，可见这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如工厂生产问题，要解决原料、市场、发动工人、降低成本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道理马列主义也说过，而我们有的同志却不考虑原料、市场等，就要搞工业化。遇到任何问题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有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就容易打通思想、解决问题。宣传马列主义要造成一种空气，提倡引经据典，但要引得对，马列主义反对你乱引。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就要学习理论，宣传马列主义，克服经验主义。现在规定高级干部要写论文，这个方法很好，不学理论就写不出论文来。写论文正如写综合报告一样，写综合报告可以使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脑子里转一个圈。写论文、编班、考试，这些方法都很好。一定要按文化政治水平编组，在工作上文化不高的师长可指挥文化高于他的参谋，但在学习文化上却应该向参谋领教，少奇同志说这叫做合理。但这一条不容易做到，要打通思想。
五、关于学校教育。这一工作搞得好不好关系重大。中央局明研究一认为，我们各种工作都有显著的成绩，但工厂管理和学校教育工作是最弱的两个环节。城市工作会议解决了工厂管理问题，依靠工人阶级要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宣传会议，就要解决学校教育问题。会上发现的许多问题比我们估计的还要严重。例如停办大量小学，客观原因是匪乱，但主要还是干部不闻不问，如果管一下就不会这样。这个问题不好好解决，人家会说共产党只讲“武”化，不讲文化，这个舆论不好。宣传部一定要有管学校教育的领导，即使有一个干事也好，可以去了解情况。
全西南区小学经费要六亿斤米。小学生充其量有五百万人，初级复式小学以切一所一年的费用不超过四千斤米，每三千人担负一所小学，每人出一斤米至多一斤半米，农民办得起。我们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可以开农民代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土改中原则上不留学田〔11〕，但要拿出相应办法来。六亿斤米看起来总数很大，但分摊到各乡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建立宣传网要容易。学校教育的困难在于教育改革，不在于经费。最大的问题是方针，而方针在于能不能团结教育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目前这个问题在重庆也没有解决。现在的情况是进步分子被孤立，这是我们帮助积极分子不够的缘故。如重大张洪沉〔12〕的评薪问题，他在全国也是一二流的化学教授，按中央标准应评给他一千二百斤粮，他主动提出只要一千斤，本来应该再提高些，但最后却只给他评了九百斤。我们工作要避免单纯地抓住少数积极分子，却丢掉了多数人，脱离了广大中间群众。进步分子在学校里不多，而我们依靠的又往往是在群众中威信不高、本事不大的人，那些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却丢掉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教授有威信，解放以后很需要有本事能为国家建设做事的人，仅有民主教授就不够了。今后为国家建设服务要靠学本事，因此要解决学校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团结大量有学问有能力的教授，这是检查工作的标准。团结了中间分子，坏分子就被孤立打击，特务就不能推波助澜。学校与其他部门不同，不能过多采取公安部门调查抓人的做法，这样会产生反感。有些人是必须抓的，但必须建立在学生、教职员觉悟和拥护的基础上。学校本来就是教育部门，在学校里是宣传教育第一，要善于引导在学校里的任何工作，包括党、团、行政都必须注意这一点。如果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抱着为吃饭不得已而教书的情绪，是不能进行教育改革的。必须团结好中间群众，才可以进行改革。总之，学校教育要改革，要闻要问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团结中间群众。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重庆二十一厂 指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1951年更名为国营456厂，1957年改称国营长安机器厂。
〔4〕一贯道 是反动封建迷信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特务机关所利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并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解放以后，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19年起，各地人民政府先后明令加以取缔。
〔5〕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6〕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7〕联共 苏联共产党的简称。
〔8〕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9〕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10〕初级复式小学 指农村某些地区由于师资不足、校舍缺乏，来取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同一教室分班次同时上课的办学方式。
〔11〕学田 是中国旧时属于学校的田地，一般为乡绅所把持。学校以学田的收入作为教帅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等费用，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学校的土地所有权。1950年1月13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义明确规定学闭应律收归国有．对依靠学田收入维持的学校，应拟具妥善的办法，解决其经费问题。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12〕张洪沉 曾任重庆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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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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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后的半年里，我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遵循会议决定的施政方针、工作任务和各种决议进行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进军西藏部队，在西南广大人民特别是藏族同胞的热情支援与积极协助下，排除交通、气候等困难，顺利地向西藏进军，两月前一举解放昌都地区，尽歼守敌，藏军第九代本川起义。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也由于入藏部队坚决地执行这些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人民解放军受到广大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和衷心爱戴。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过程中，得到了沿途藏胞的积极支援，格达〔2〕委员则为奔走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遇害于昌都，这些都表现了藏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来的伟大团结精神，帝国主义侵略者任何挑拨分裂的阴谋，阻挡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意志。
剿匪〔3〕肃特工作已获得进一步的成就，革命秩序更加巩固。半年以来，我们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贯彻宽大与镇压结合的政策，军队不顾疲劳，猛追猛剿，土匪纷纷就歼。目前，除边沿地区还有少数公开的残余股匪尚待肃清外，全区己基本净化，广大城乡地区交通业已全部恢复，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对于隐蔽活动的特务反革命，也纠正了宽大无边及麻痹疏忽的偏向，加强了工作，对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给予了及时的应得的镇压。这些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大大发挥了群众豹积极性，并使许多被匪特所胁迫、利用、欺骗的分子，纷纷悔过自新，有的并积极立功自赎。此外，反动会门〔4〕的取缔，亦收到初步的成绩。
农村的清匪、反霸〔5〕、减租〔6〕、退押〔7〕运动，于十一月开始向全面发展，已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绝大部分地区都能够抓住发动群众的环节，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斗争中并掌握对地主讲理讲法律的原则，一般说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农民组织经过必要的整理、清洗和教育，在纯洁成分改善作风的摹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估计全区男女农协会员约在千万以上。农民武装也随着运动的开展日渐壮大，他们从教育和斗争的经验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地要求武装，以保卫自己和人民的胜利果实。现在估计全区人民武装自卫队超过百万，基本上改变了农村的形势。在群众运动面前，一般地主大都能守法减租退押，开明士绅带头退押，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还有一部分地主采取软拖死赖、收买干部、分化农民、杀害干部和积极分子等等方式来破坏运动。而我们有些干部则迷惑于运动初期的轰轰烈烈，忽略了运动的艰苦性，不懂得一件事情的难关，往往不在事情的开始，而在事情的末尾，一个运动的偏差，也往往不在开始而在末尾，所以在有些地方前紧后松，有些地方开始出现僵持局面。凡属这种地方，又无例外的是由于群众发动不充分，干部和部分群众积极分子包办代替所致，命令主义仍是运动中的主要弱点。其次，在运动中仍有乱捕乱打或变相体罚现象，个别地方也有侵犯中农利益现象，所有这些必须加以纠正。
公粮税收业己完成仟务，物价是稳定的。由于中央农业税条例的公平合理，为各阶层广大人民所拥护；由于各地农民觉悟已有提高，普遍地开展了查黑田、评产量的运动，中央核定的公粮任务，截至十一月底已经顺利完成。原来我们最担心的是城市工商税收，由于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努力，也由于调整税收、简化手续及税收人员的努力，全区税收任务，亦已按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公粮税收的完成，使国家财政收支正常，加上其他方面的努力，有力地保证了物价的稳定。
工商业也开始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半年以来，工商业在逐步恢复的基础上渡过了困难，解放初期的盲目混乱情况基本上结束了。工矿管理方面有了进步，开始懂得如何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管好生产。工人阶级在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方面起了伟大的作用。铁路的修筑，带动了很多公私企业；重要产业部门开始有了生产计划；公私关系进一步得到合理调整；加以由于农村改革运动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的增加，城乡交流日渐频繁，使工商业随着全国财经情况的好转而有了显著的好转，开始步人了正常的发展。
抗美援朝〔8〕保家卫国运动，在城市中已成为广泛的运动。广大工人、学生、妇女及工商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都参加了这一运动，鄙美仇美的情绪大大提高，恐美崇美的错误思想得到了清算，特别是朝鲜战争〔9〕获得决定性胜利，使抗美援朝运动得以迅速深入和扩大。最近个别地方，运动开始由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由城市转向乡村，由突击式的宣传转向系统的教育，使运动向普遍深入的方向发展。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在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下踊跃参军，进入光荣的国防岗位，尤属值得赞扬。
交教工作也有若干进步。全区高等学校经第一次西南区高等教育会议后，已逐步地调整和改进，中小学学生人数已比上期增加，许多停办的小学开始恢复并有增加。创办了工农学校、职工业余学校、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并努力使之正规化。此外，一般机关干部也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风学习，在提高思想、改善作风、改进工作、增强团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少数民族工作取得了成绩。我们根据共同纲领〔10〕的规定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原则，采取谨慎稳重的方针，半年来的实际工作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西康〔11〕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央访问团〔12〕的直接指导帮助下，于十一月中旬正式成立。这给西南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工作方面作了良好的开端。解放不久的昌都地区业已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云南丽江专区则于十月中旬举行了所属十三县二十五个民族的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检讨了各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不团结现象，表示今后永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亲密团结像一家人一样。贵州、西昌及其他地区也进行了积极工作，并从少数民族中涌现出了不少干部。半年来，中央访问团分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宣传中央的民族政策，并作调查访问，帮助当地干部研究情况，确定原则。所到之处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热烈欢迎，也使当地干部学习了经验，熟悉了工作。经过这些努力，可以肯定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此外，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工作早告完成，机关部队的整编复员工作，已经顺利地结束了。救灾措施保证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大批失业工人得到救济、安置或就业。禁烟问题从坚决禁种开始，已经逐渐深入。这些都是半年工作中的成绩。这些成绩的获得，是和我们团结得好、上下一致分不开的。没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和各级干部的团结一致，没有我们共同的努力，成绩的获得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应该承认，上述成绩还仅仅是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前进的基础。必须充分认识到，在西南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封建基础还未摧毁；匪特仍在阴谋活动；群众发动还不充分；由于我们财力有限，经济上许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工厂管理、学校教育等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干部命令主义还须继续克服，大批新干部尚待锻炼与提高。因此，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以往的成就，而应该发扬过去一年的一1'．作精神，兢兢业业地克服现存弱点，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依据西南当前的实际情况，在一九五一年，我们除了继续贯彻刘主席在第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十二条任务〔13〕外，应着重做好下列几件工作：
一、深入发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必须进一步把运动从有组织的群众推向无组织的群众，从大城市推向中小城市，从城市推向广大的乡村，从一般人民推向受美帝影响较深的部分中去，使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到每个角落。分别通过集会、游行或控诉会议等形式，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检讨错误思想，加深认识，并确立自己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具体斗争目标。在运动展开以后，应适时地领导人民将高涨的抗美援朝情绪，转入加紧生产、加紧学习和经常的业务中去，使之成为推动实际工作的力量。突击式的宣传之外，更应大力进行系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思想上巩固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二、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巩固西南国防。西藏必须解放，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驱逐出去，使西藏人民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来。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的一切政策和原则，第一次委员会议已本着共同纲领精神有了明确规定。入藏部队正从各方面努力，促使拉萨当局毅然摆脱帝国主义控制，打消疑虑，以期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正加紧继续进军准备，动员广大人民特别是藏族同胞的力量，来进行支援进军的工作。与解放西藏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是加强云南边疆的国防问题。残余的国民党特务正在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在邻国反动派支持之下，乘隙骚扰破坏，并企图在国界上建立其所谓游击根据地。因此，必须对帝国主义及反动残余的阴谋引起高度的警惕，用最大努力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注意边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工作，以巩固西南国防。
二、加强分配土地的改革。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的地区，就应及时转到分配土地的改革，以期于一九五一年内，在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基本上完成分配土地的改革任务。目前，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群众的觉悟程度及组织程度业已提高，并普遍地要求提早分配土地；各地干部对于当地情况已进一步熟悉了解；一年的群众运动里面，也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本地干部，我们已经具备了实行土地改革〔14〕的条件。土地改革一经实行，将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开展新的大生产确立稳固的基础，这是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应成为一九五一年全年全力贯彻的中心。分配土地的改革，只能在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基础上，即在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业已提高的基础上去进行，故要防止因急于转到土改，发生对当前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抱疏忽草率态度的偏向。要知道减租退押反霸为农村改革不可超越的步骤，做好这一步就是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等方面，为土地改革做了最实际的准备。同时也不要以为经过减租退押反霸的运动，土地改革便轻而易举了。必须充分估计新区土地改革对于多数干部和群众都还是新的问题，特别是它将最后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因而必然是一场剧烈的斗争，因而也就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使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并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为此，各级政府都应组织有力的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主持这一工作，并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由省、行署拟定实施细则或补充指示，使干部在执行中有所遵循。在减租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应有计划地将干部普遍训练一次，一面总结减租运动，一面学习土改政策和实施办法。在分配土地的运动开始之后，仍应运用典型试验然后推广的方法。尤其要教育干部懂得，土改和减租退押反霸一样，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组织力量，依靠贫农雇农，坚固地团结中农，并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去完成任务，随时警惕和防止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必须使每一地区的每一步骤都做得非常踏实，严防单纯完成任务、简单粗糙、急于求成等偏向，以利达到提高群众觉悟与发展生产的目的。由于土改是要贯穿全年的任务，故每一步骤都应很好地注意和生产的联系，在土改进行期间，要明白宣布谁种谁收、只向新分得土地的所有人按减租后的标准缴交一定租额的政策，以免贻误农事，懈怠耕作，影响生产。同时要在运动中，时时刻刻注意发动与教育农民，加强农协组织、农村政权的民主改革和建立人民武装，加强农民内部团结，防止发生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以确立群众优势，巩固运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必须随时警惕地主和反动分子的破坏，并应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对于守法地主，则应帮助其在劳动中改造，使之变为有用的新人。
在民族杂居地区，对少数民族人民已经提出同样实行减租退押和分配土地的要求，不考虑是不对的，但完全与汉族区域一样实行也是不妥当的。在这些地区，如果已经实行了区域白治或联合政府，如果少数民族人民绝大多数真正赞成，是可以实行的。但在实行当中应该允许例外，即少数民族自己不赞成在那一地区实行，甚至不赞成对那一家实行时，就不应在那一地区或那一家实行。总之，有关各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必须通过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依据少数民族自己绝大多数的意愿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进行。
四、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工商业和农业。稳定物价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建设强大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条件。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市场的组织和领导，加强国家经济的领导力量，防止由于工作发生错误或因投机捣乱而可能引起的物价波动；另一方面要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一切税收入员应与爱国工商业者合作，做到按期缴纳税款，使国家收支正常，这乃是稳定物价的可靠基础。由于物价稳定，铁路交通的修建与恢复，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已经出现了在国家指导下有计划发展工商业的条件，中央已公布了私营企业条例〔15〕，鼓励私人资本大批地投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尤须继续贯彻一年来已具成效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公营企业要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的基础上管得更好，进一步地发动与组织工人，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农业方面的工作也要加强，群众运动的每一步都必须与贯穿全年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保证不误农时。而农村改革的具体政策都必须符合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基本要求，而不致使这种积极性有所损害。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至少应保持一九五O年的水平并力求略有提高。对于棉花、烟叶、甘蔗等特种农作物生产，尤应按已定计划保证完成。为了适应由于农村改革而出现的极端有利于发展城乡经济的新情况，必须鼓励公私企业部门，面向农村收购农村土产和使工业品下乡，并有重点地试办合作事业，把城乡交流畅通起来。
五、继续镇压反革命〔16〕，保守国家机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公开破坏活动失败以后，必然而且已经在加强隐蔽的活动，必然采取更多的花样进行阴谋破坏。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治安工作，加强检察及法院工作，与特务间谍分子作坚强的斗争。在工矿仓库及一切经济部门，必须认真防范反革命的破坏，因为这是当前特务匪徒进行破坏的主要方面之一。必须坚决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做法。一切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应认真进行保守国家机密与军事秘密的教育，建立严密制度，抓紧检查，丝毫不容疏忽大意。
六、加强文教工作，组织学习运动。学校教育应在现有成就上前进一步，继续谨慎而及时地进行必要改革，树立教员、学生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及国家建设相结合。工厂、农村、部队和学校都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应逐步地向着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努力，动员团结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这一工作。要结合抗美援朝运动，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继续开展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西南人民的政治学习，解放以来已获得良好的成绩，但仍需加强。组织干部学习运动，并建立经常、系统的学习制度，以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工作效率。
七、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半年来我们的团结是很好的，正是有了这种良好的团结和一致，我们才获得了不少的重大成就。今后工作任务更为繁重，完成这些任务，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人民必须更好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据共同纲领的原则，分清敌我，向着共同目标一致努力。各级人民政府与协商委员会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必须加强，并使之巩固起来，以发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作用。要加强西南人民内部团结，尤其应该着重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这力一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更认真地建立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族联合形式的人民政府，更认真地从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去帮助各少数民族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有了这种爱国的民主的大团结，就使我们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建设西南，并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也就使我们能够和全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一致，打败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帝国主义，胜利地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和平。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报告。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1年1月31日刊印
注释
〔1〕代本 藏话，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衔名。相当于团长。
〔2〕格达 即格达·呼图克图，藏族，西康省甘孜县（今属四川）白利寺活佛‘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加年7月为劝说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前往西藏，经过昌都时，于8月被西藏反动分了毒死。
〔3〕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4〕会门 参见本书第筋页注〔6〕
〔5〕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6〕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7〕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8〕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9〕朝鲜战争 参见本书第307页注〔5〕。
〔10〕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1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2〕中央访问团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13〕刘主席在第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十二条任务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西南区的上作任务》的报告，提出西南区的十二条主要工作任务，即：第一，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第二，继续肃清土匪特务，巩固革命秩序；第三，实行反恶霸、减租、退押和准备实行土地改革；第四，恢复和发展经济，继续调整工商业；第五，争取平衡收支，继续稳定物价；第六，进行整编复员工作，节减财政开支；第七，克服灾荒与救济失业工人；第八，禁种鸦片，严办烟贩，禁绝烟毒；第九，文化教育工作；第十，少数民族工作；第十一，加强干部学习，改进干部作风；第十二，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巩固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14〕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15〕私营企业条例 指《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50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后，由政务院公布施行。
〔16〕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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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外人士应该多做工作（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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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历时五天，会议开得很好，党外人士对西南半年来的工作，多表示赞扬，对提前土改〔2〕一致赞成，在发言中多人说到抗美援朝〔3〕，对我国国际地位之提高，甚感兴奋。这次党外人士在大会上发言的较上次会议多一倍，且较有内容，其原因是：（一）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胜利，伍修权〔4〕在联合国发言理直气壮。（二）物价一直是稳定的，工业建设已开始见到成绩，不少老头子去参观二十九厂〔5〕坐上成渝路〔6〕的火车，看到自己造出来的钢轨，非常高兴。（三）西南各地的清匪反霸〔7〕减租〔8〕退押〔9〕运动，发展是正常的，有好几位委员如陈筑山、周太玄等人，都亲自到过农村，听到农民诉苦，得知恶霸罪恶之多，实在是闻所未闻，也看到我们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处理问题时入情入理，不但无隙可乘，而且受到了感动。尤其是看到农民已经起来，大势所趋不可抗拒。陈筑山在前次会议上的态度是很不好的，这次则列举所见事实证明工作做得很好，并反省过去见解不对。所以从这次会议得出经验，应该对这批人多做工作，特别是吸引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土改运动做得很好，并反省过去见解不对。所以从这次会议得出经验，应该对这批人多做工作，特别是吸引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土改运动，这不但可以教育他们，而且能够减少运动的阻力。
西南局
二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指1弧1年1月25日至29日在重庆举行的西南军政卧被岬诙稳寤嵋椤；嵋樘致弁ü宋髂锨?9盯年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工作的计划。确定西南区1951年的工作任务是．（一）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二）进军西藏，巩固国防；（三）加速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四）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工商业和农业；（五）继续镇压反革命活动，保守国家机密；（六）加强文教工作，组织学习运动；（七）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4〕伍修权 1950年1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年1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5〕二十九厂 今重庆钢铁公司。
〔6〕成渝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7〕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8〕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9〕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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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O年主要工作情况*（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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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比其他区域解放得迟一点，所以工作要落后一点。去年前半年主要是剿匪和接管工作。去年七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确定的任务主要是八个字，即清匪、反霸〔1〕、减租〔2〕、退押〔3〕。朝鲜战争〔4〕爆发以后，又加上一个抗美援朝〔5〕。这半年以来就做了这两项工作。不久以前，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6〕上把这两项工作总结了一下，认为这两项工作都做得有些成绩。
一、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估计。
总的情况是，凡是开展了这个运动的地方，就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讲了这这句话，当时还有些人不相信，或者是不完全相信。但是经过这次抗美援朝运动，凡是卷入到这个运动里面的人都相信了，无论老年、青年，男的、女的都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朝鲜战争打了胜仗，这个问题就更明确了。再就是伍修权〔7〕代表在联合国讲了一次话，大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站起来了。这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推进。这个运动对于思想改造有帮助，但是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在重庆市和一些留美学生举行了座谈会，大家讲了很多。说美国的剃头铺子不让中国人进去，美国没有民主。这种认识对思想改造有没有帮助呢？有帮助。但不够的是并没有一个人说到自己过去有恐关、崇美思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运动还不够深入，说明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几个月的抗美援朝运动，要想把思想完全转变过来，不是那样容易的。所以，我们在第二次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把抗美援朝运动提到了今后工作的第一位，要继续进行这个工作，继续深入这个运动，由城市到农村，由先进地方到落后地方，普及到所有地方，普及到每一个人。这个运动虽然不深入，但对我们工作却起了很好的效果。如工商业纳税，原来大家预料去年的税不可能在除夕以前完成，结果超过了。这也可以说明这个运动的效果。在这个运动中，工人、学生、工商业界、宗教界都有很好的改造。这个工作我们仅仅才开始，今后还要继续下去。
二、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
西南军政委员会于二月份检查了这个运动，认为发展是正常的。我们原来很担心西南解放比较迟，干部比较少，所以很怕这个运动出乱子。因此，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了典型试验的方法。现在检查结果一般是正常的，群众发动起来了。
清匪方面，今天可以说西南土匪基本肃清了，剩下的一些主要在广西边界，更主要的在靠近东南亚越南、缅甸的边界。历史上西南地区土匪没有少过三万，现在经过我们清剿已经不到三万了。因为我们剿匪是政治和军事并行，而且着重于政治，所以，凡是肃清土匪的地方，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大家知道，四川有的地方是土匪窝子，过去一个人不敢背着包袱走路，现在一个人可以背着黄金走路都没有人抢了。以前把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叫“匪民”，现在那里的人民起来剿匪了。据统计，全西南还有不到一百个土匪头子没有捉到。至于捉到的土匪头子那就是几千、几万了。我们在西南报纸上公布得少，实际上已经消灭八十七万土匪。成都以北崛江地区以前是土匪猖撅的地方，由于我们剿匪，这些地区现在成为发动群众比较好的地方，而土匪最凶又没有经过剿匪的地方，往往是群众发动比较差的地方。在剿匪阶段也要杀一点人，这样会使群众发动得更好。至于残余土匪，很快在国防线上就可以肃清。
由于清匪清得好，剿匪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并且由于发动了群众，所以很有助于我们反霸、减租、退押工作，因为有些霸本身就是匪。贵州地主阶级中百分之四十是恶霸，这些恶葡中只有个别的没有当土匪。所以，剿匪实际上要牵涉到反霸。但也不是说清匪就能把恶霸通通反掉了。我们在农村的经验证明，不反霸就不可能减租、退押，也不可能实行土地改革〔8〕。所以，反霸是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的第一步，是不可少的一步。哪个地方违反了这个规律，即便分配了土地，结果农民还是不会真正发动起来。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就要看他们最怕的那些人捉了没捉，关了没关，杀了没杀，当然不一定都杀。只要办了捉、关、杀这几件事情，把恶霸都处理了，农民就发动起来了，农民就敢讲话、敢斗争了。不办这几件事情，农民就永远不敢动。我们西南在清匪、反霸方面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农民感觉可以抬起头了，所以说群众发动来得比较广泛。西南有七千万人口，现在农民会员就有一千三四百万，大约占西南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西南还有一个特点，在减租、退押运动诉苦说理时，妇女往往站在最前面。四川妇女农民会员占三分之一以上。四川妇女勇敢、会说话，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妇女乡长和区长。因为运动是群众性的，地主阶级才一肯低头，地主阶级低了头，运动才可能正常开展。地主阶级不低头，运动就很难开展。哪个地方打的人多，就是哪个地方的地主抵抗多，哪个地方打的人少，就是哪个地方的地主抵抗少一点。四川有一句话叫依理服法，如果哪个地方是依理服法，哪个地方杀人就会少一点，打人就会少一点，这是开展运动普遍的规律。
我们说这个运动一般是正常的，有没有打人的呢？有，但是政府干部打人的，我们还没有听到。是不是有个别干部打了人呢？有的，不过有也是个别的。农民打人的事是不是有呢？有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地方在诉苦运动当中，一个农民上台去向恶霸地主诉苦，五分钟讲不出话来，最后打了那个恶霸两个耳光，把气出了才讲出话来。这样的事情相当普遍。所以，当一个运动成了群众运动的时候，你说按着政策一个人不打，那是办不到的。我们是不是提倡这个东西呢？不是的。例如：有个农民知道一个地主的底细，农民们在斗那个地主的时候问：“你家里有什么金、银？”结果一整天地主就是不讲。大家说：“明天再来吧！”第二天，那个农民把地主那些金、银拿来交给了干部。当时我们的干部很奇怪：“昨天我们斗争了一天他都说没有，你为什么拿来厂？”那个农民笑着说：“嘿嘿！我犯了一点错误，给了他两下。”农民也知道打人不对，是犯错误，但东西却拿出来了。就是这样，我们也还是批评了他。打人是要不得的，东西拿出来了也不合法。在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里面，如果发生打人的事情，是不是这个运动不正常了呢？回答还是正常的。农民运动当中有一句话叫做说理斗法。军政委员会开会时就有人提出：“斗法”和我们的“法宝”有冲突，后来我们就叫做“讲理讲法”。
在西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这八个字的运动，大体上正常，现在可以说是基本结束了。原计划今冬明春才开始土地改革工作，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工作可以加速进行，并且做出了决议。我们已经开始典型试验，效果不错。今年春耕以前准备在一千多万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主要在四川地区完成二十几个县的土地改革。准备到年底，在凡是发动了群众的地方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从典型试验看，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地方，分配土地比较容易，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然后转到典型试验的地方，往往是群众发动比较好的地方。分配土地时地主用各种花样来进行抵抗。比如在川北一个典型试验乡，地主杀了一条狗丢在村干部家门前，还把刀钉在门上叫“杀狗钉刀”，来吓唬村干部；也有的宣传“美国快来了”,“打到重庆了”,“打到上海了”,“打到贵阳了”；还有的要把自己闺女嫁给农民干部，请村干部吃酒等等。总之，过去地主所耍的那些花样都出现了，可见斗争非常激烈，具体表现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去年，反革命杀了我们一万多农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这恐怕是其他地区都少有的现象，你说这个运动激不激烈！我们把地主也动了一下。他服不服呢？根据我们典型试验的材料看，还是没有完全服。
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转到土地改革，是有组织的激烈斗争。如果说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再来搞土地改革就会和平进行，那是太理想化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只要农民起来，就可以按着我们原定计划去完成土地改革，而且也一定会像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样正常。有许多朋友担心群众起来了会不会乱？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干部包办代替就会乱，因为过去往往是乱在干部包办代替。我们这后半年的运动证明，群众真正起来了就不会乱。哪一个罪大、罪小，该怎么办，农民很清楚。西南的群众运动，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到土地改革的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三、关于镇压反革命〔9〕。
西南反革命受到打击，也杀了一些。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所有被杀的人还没有一个杀错。我们说农民运动能够发动起来，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正确，包括我们杀了那些反革命那些恶霸，不杀他们农民发动不起来。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装斗争的很少。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搬掉，农民是不会发动起来的。但是不是镇压了一些反革命，他们就活动得不厉害了呢？不是的。根据西南现在的情况看，运动越深入，阶级斗争也就越尖锐。对公开武装反对的敌人我们不怕，但是对付秘密的敌人我们的本领还不很大。西南在历史上土匪不断，所以特务、恶霸、反革命就寄希望于土匪，他们现在又由公开转到隐蔽斗争了。由于农村群众起来了，他们不敢在农村活动，便由农村转到城市，转到隐蔽一点的地方去。比如在重庆，他们就转到学校、工厂等隐蔽地方进行破坏，这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很大。现在我们注意了这方面，但是办法不很多。所以，我们肃清了土匪也还高兴不得。不能因为今天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放松警惕，忽略反革命的活动，我们还必须提高警惕。
总起来说，西南这一年我们在以上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些成绩，但缺点还很多，今后还需要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地去搞。
除以上几个主要方面外，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向前发展的。工商业方面，各大中城市开工厂、开商店的要比关门的不仅多得多，而且生意是赚钱的。因为农民起来以后得到了一些利益，所以农村购买力大大增加了。今年过旧历年，重庆百货商店、酒馆饭店的东西都不够卖，他们说，这是过去没有碰到的事，从来没有把东西卖光过。什么原因呢？他们说是农民一口袋一口袋地来买。城市购买力增加，农村购买力也增加，这就给工商业开辟了一条发展道路。物价各地区一样是稳定的，过年时也没有高涨。购买力增加了，东西又不涨价，所以人民非常高兴。
成渝铁路〔10〕已经修了一百多公里，到了江津。李应泉老先生路都走不动了，他还高兴地到火车上去坐一下。
民族团结方面，有两件事情对西南各民族人民影响很好。一件事情是在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和毛主席握了手，这个影响大极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央访问团〔11〕到西南做了深入的工作口西南有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召开的会议和座谈会。这两件事情，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很好地落实民族政策，不仅使各民族加强了团结，而且对中央更加相信，各民族都承认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他们的政府。这是过去国民党政府和满清政府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却解决了。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我们各方面工作欣欣向荣，逐步向上。但是我们各方面的问题还很多，在发动群众方面有很多包办代替、命令主义的缺点；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土产多了，他们想把东西卖出去却有困难；农民购买力强了，已经感到工业品不够了，城市工作、工厂管理、学校教育要加强；反革命还很活跃。这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或者有的地方还没有开始解决，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依据去年群众运动的基础，这些问题会一步一步地在今后一年两年内解决的。经过这一段时期，过了今年这一关，我们就聚精会神地搞生产、教育这两件大事。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方面工作也就容易推动了。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西南区工作报告的节录。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2〕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3〕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4〕朝鲜战争 参见本书第307页注〔5〕。
〔5〕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6〕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见本书第339页注〔1〕。
〔7〕伍修权 1950年1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年1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8〕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9〕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10〕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11〕中央访问团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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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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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工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提出、明确指示要加强的。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但是我们的干部并不是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又重新提出来，中央专门发了指示〔1〕。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开了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的指示规定得很具体，有些问题我就不说了，今天主要谈谈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说，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为什么要加强？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打仗也是这样，先要解决为什么打的问题以及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目前重视统战工作的同志还是少数，多数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原则性。我们西南的许多干部做了统战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不少同志做统战工作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去年二三月后，到处闹土匪，物价波动，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处找开明士绅、工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一，要求人家支持剿匪、征粮，这也是做了统战工作。土匪一肃清，公粮一征完，这种一作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
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
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来看，党中央、毛主席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做得很精心。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长征〔2〕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只有六千人，加上陕北红军二十五军、三十六军一共只有一万几千人，被十多万敌人包围，非常困难。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双十二”事变〔3〕后形成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感到需要有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去做‘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抗美援朝〔4〕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5〕，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6〕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在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思想，认为做事情只要抓住工农就行了。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具体来说只有一半对。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是，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例如，处理公私关系不做私方的工作，处理劳资关系不做资方的工作，行吗？再如，在减租退押〔7〕中，我们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下乡（如去川北、川西等）,往往僵局容易打破，任务容易完成。而不这样做的地方，运动的进展就比较慢，发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假如没有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人回城写文章介绍农村的情况，城里的人一定以为农村“漆黑一团”、“无法无天”，那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这种单纯依靠工农，不注意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思想，是关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
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是两年的事，土改〔8〕一完成统战工作就勾消了。毛主席说要在统战工作方面培养专家，而我们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有两年，没有出路。实际上，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