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准备介入海湾危机,海湾危机扩大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美伊围绕科威特问题剑拔弩张,形势日趋紧张。同时双方还展开了穿梭外交,积极争取各种力量的支持和援助。伊拉克由于悍然入侵科威特,在政治上日益孤立,其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昭然若揭,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各国的警惕与不满。但伊拉克提出要将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挂钩,实现以色列和科威特的双撤军,这就得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热情支持。伊拉克警告说,一旦美国动武,伊拉克就将攻击以色列,并号召阿拉伯人民进行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圣战”。美国在出兵海湾的同时,不断要求盟国及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一道出兵,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壮大声势。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在这场同伊拉克的决战中”
,美国要达到4个目标:伊拉克军队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的权力;沙特阿拉伯和整个海湾地区保持安全与稳定;保护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国人的生命与安全。事实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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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得到了许多国家物质上或道义上的支持,尽管各国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在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立即无条件撤军这点上,各方是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迫使伊拉克撤出所占的科威特领土,是诉诸武力,还是用和平方式劝说伊拉克撤军?
海湾危机爆发后,联合国在处理危机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今天,联合国在调解冲突、主持正义、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美苏关系逐步缓和,双方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趋于一致的立场和观点反映在联合国内部,就是加强了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此外,美国要在海湾用兵,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联合国在处理海湾危机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在整个海湾危机中,联合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决议之中:190年8月2日,在伊拉克出兵科威特的当天,安理会即以14票对0票通过了第660号决议。
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无条件地撤走其军队,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合法政府。
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对0票、2票弃权通过了第661号决议,宣布对伊拉克实行严厉制裁。决议“决定制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占领以及恢复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禁止从伊拉克或科威特进口一切商品和产品,还禁止一切有可能促进伊拉克或科威特出口或转运任何商品或产品的活动,包括转移资金;禁止“向伊拉克或科威特的任何人或机构”出售或提供任何商品或产品,包括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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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任何军事装备。决议还规定了一些例外,如以特殊的人道主义的形式提供医药和食品不在禁止之列。安理会还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监督各国遵守制裁措施的情况。这是联合国近23年来一个绝无仅有的举动,历史上只有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有过类似的严厉制裁。
8月9日,在伊拉克正式宣布吞并科威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对0票全票通过第662号决议,宣布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兼并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8月18日,安理会以15票对0票通过第664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政府允许外国公民撤离伊拉克和科威特,允许他们与他们的国家驻伊拉克或科威特的外交使节接触。决议还要求伊拉克不得采取任何危害外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行动,并要求伊拉克政府撤销要外国关闭驻科使馆的决定。
8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对0票通过第665号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在海湾地区部署有军舰的国家“根据安理会的这一授权,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与具体情况相称的措施,阻止所有出入伊拉克的水上船只”
,以便实施安理会规定的贸易禁运。
9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66号决议,规定了向伊拉克与科威特提供食品的有关原则。决议要求安理会制裁委员会不断审查伊、科两国的食品供应情况。如果确认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时,则向安理会迅速报告并通过红十字会或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的合作,分配食品并保证送到原定受惠者手中。
9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谴责伊拉克闯入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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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外交机构的第667号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强烈谴责伊拉克对驻科威特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采取的闯入行动;要求立即释放外国人质;要求伊拉克立刻和完全履行安理会60、62和664号等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刻保护驻科威特的外交人员及其机构的安全和福利。
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第678号决议,决议案强调,如果伊拉克在1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将授权可以对伊拉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结果该议案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第678号决议。这一决议为美国及其盟友以武力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打开了大门。
纵观联合国安理会这8个决议,可以看出,联合国对海湾危机的解决做了大量的工作。它坚决反对侵略,要求恢复科威特的领土和主权的立场异常坚定,对于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也是十分有效的。此外,它还注意到了保护科伊平民及驻科伊外交人员的安全,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联合国在海湾危机中的巨大作用。但是,联合国关于授权美国运用武力的第678号决议,则有违于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贯原则立场。虽然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反击侵略、恢复科威特的领土和主权,但在客观上却使得海湾地区再历战火,使该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对这一决议投弃权票,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但从整个危机进程来看,联合国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也是值得称赞的。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热爱和平,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威胁、武装干涉和侵略,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以强凌弱、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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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小。中国作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中国政府对于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产生的海湾危机,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即伊拉克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领土,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间的分歧与争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活动,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甚至为此而牺牲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众所周知,中国虽然在地理上远离海湾,不会受到海湾战火的波及,但中国是伊拉克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海湾危机的爆发和对伊拉克的严厉制裁,必然对债务的偿还产生严重影响。
另外,中国在伊拉克还有5700名劳工,在科威特也有4800名劳工,并且在两国承包有大型建设项目,通过劳工所获的经济收入也因战争造成损失。
所有损失加起来估计有20多亿美元。
这对于一个经济并不丰裕的发展中大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中国从维护国际正义出发,为了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并没有计较自己的得失。
中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中国在联合国的努力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严厉谴责伊拉克无视国际法准则、悍然派兵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全部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领土和主权。
190年8月2日,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中国代表投票赞成了第60号决议,并敦促立即停火,强烈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
8月9日,中国投票赞成安理会第662号决议,并重申必须尊重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第45届联大发言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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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反对伊拉克武装入侵和兼并科威特,认为这种行径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粗暴地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第二,中国一再呼吁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海湾危机,欢迎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及有关各方采取调停、斡旋等方法尽早解决海湾危机。
190年8月18日,中国投票支持安理会第64号决议,中国代表指出,“中国支持一切通过和平方式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支持充分利用联合国的现有机制以及发挥联合国秘书长的调解、斡旋作用”。
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第45届联大发言时呼吁,在安理会各项决议的框架内,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海湾问题,伊拉克应该响应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调解努力,立即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关各方也应采取克制的态度,避免诉诸武力。
11月29日,安理会投票表决第678号决议。钱外长发言指出,国际社会普遍对海湾局势有两点共识,即:都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要求它立即撤出科威特;都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唯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能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小一些。而武力解决将会导致严重后果。
一旦爆发战争,有关各方都将蒙受重大损失,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三,中国在联合国严厉谴责伊拉克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的粗暴行为,同时要求联合国在实行制裁的时候,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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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护科伊平民。
190年9月13日,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安理会第666号决议,并指出,中国代表团在人道主义情况下,在向伊科运送食品的多次讨论中,一直以以下两点作为出发点:必须严格执行661号决议,以促使伊拉克执行660号决议,政治解决海湾危机;不应导致伊、科人民以及在两国的外国侨民,尤其是儿童遭受饥饿。
9月25日,中国代表在安理会投票表决对伊拉克实行空中封锁的第670号决议时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第670号决议涉及民航飞机的条款时,要严格遵守有关国际法的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10月29日中国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时,要求伊拉克政府允许向被伊拉克士兵包围的外国驻科使馆供应食物、水和其他物品。同时严厉谴责伊拉克扣押人质和“虐待与压迫科威特人和第三国公民”。
中国对于海湾危机的立场和所做的努力,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是不变的。正如沙特国王法赫德在给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中所说:“中国的立场表明中国关心小国的安危,反对侵略和实现国际和平的愿望,这个立场将永远受到大家的赞扬和尊敬。”
海湾危机以海湾战争的方式结束。经过短暂的较量,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美国“沙漠风暴”便吞没了伊拉克萨达姆的“战争之母”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但是,科伊矛盾并未解决。庞大的战争开支和巨大的战争破坏不仅使海湾各国一片萧条,世界经济也进入衰退。战后的海湾局势并不稳定,许多矛盾都没有解决,而美国进一步插手、控制海湾的意图却日渐暴露。
今后海湾局势究竟如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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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在拭目以待。此外,美国利用联合国决议,组织多国部队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认为它不能作为解决地区冲突的样板。
二 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二战结束以后,非洲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的堡垒土崩瓦解,这也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非洲大陆提供了可乘之机。非洲大陆的不少热点背后都有美苏插手的影子。另外,非洲大陆还存在着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现象,即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这一现象的存在成为南部非洲动荡不安的根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南非最早的居民是班图人和科伊桑人。
15世纪末葡萄牙军舰率先闯入南非好望角。
17世纪中期,荷兰殖民者侵入南非沿海地带,建立了开普殖民地。这些白人不断驱逐和屠杀当地黑人,开拓疆域,逐渐向南非腹地推进。
19世纪初,英国乘荷兰衰落之机取而代之,并同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为争夺南非爆发了战争,这就是1879~1902年的英布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英国获得了胜利,吞并了布尔人国家。
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南非法案》,并于次年成立了“南非联邦”
(1961年5月改名为南非共和国)。
根据《联邦宪法》,只有白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白人占据了政府和议会,而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则没有丝毫政治权利。
1948年,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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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政权先后颁布了49项种族主义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行证法》和《土著土地法》。从此,种族主义开始在南非各个领域打下基础。
1948年,代表布尔人利益的南非国民党上台,在白人“为了生存,必须实行种族隔离”的口号下,疯狂推行种族主义政策。
30多年来,南非当局先后修改和制定了近300项种族主义的法令、法律。
1950年制定了《人口登记法》,1951年制定了《集团居住法》。
这两项法律把南非居民按人种划分开来,实行分区居住,迫使数百万黑人离开白人城市,移居穷乡僻壤之中。
1959年,南非当局又制定了《班图自治法》,将原全国264个保留地划分成9个特区,作为班图人的部落家园,由酋长进行管理,从“自治”分阶段逐步走向“独立”。
结果成千上万的黑人被驱赶进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家园”
,那里土地贫瘠,面积狭小,根本无法生活。不仅如此,“家园”
的黑人被剥夺了南非的公民权,而只享有“家园”的公民权,这就使数千万土生土长的黑人丧失了生存的起码条件。
此外,南非当局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治,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镇压黑人、强化治安的法律,并建立了庞大的警察和军队,用以镇压黑人群众的反抗斗争。
异常残酷的种族主义制度使广大黑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使他们不断起来反抗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则不断动用警察和军队,肆意逮捕和枪杀黑人。例如,1960年南非当局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
,枪杀70余名黑人。
1976年又制造了“索韦托惨案”
,打死打伤10余人,逮捕数千人。
80年代以来,镇压和屠杀黑人更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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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统计,仅从1984年9月至1986年5月,南非当局就屠杀了1782名黑人。
野蛮残酷的种族主义政策,不能不激起非洲各国、特别是南非邻国的强烈反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对内镇压黑人反抗的同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使得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南部非洲动荡不安的根源。其具体表现在:首先,南非当局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反对,非法吞并了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原属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联邦借对德宣战之机,于1915年占领了该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非又得到了对该地区的“托管权”。
1949年,南非当局悍然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非法吞并了该地,并在纳米比亚推行南非的一整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法令。纳米比亚人民完全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残酷的种族压迫激起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强烈反抗。
1966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打响了武装反抗南非统治的第一枪。此后,武装斗争和黑人群众运动日益壮大,给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沉重打击。
其次,南非不断对邻国进行武装侵略、颠覆和破坏活动。
70年代以来,随着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独立,南非当局陷入黑人和有色人种反种族主义的浪潮之中。
于是,它便频频四处出击,不断对邻国进行武装侵略和骚扰,给他们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如南非当局借口“侦察”南非和纳米比亚民族解放组织的基地,多次派兵入侵安哥拉。到1981年底,南非对安哥拉发动的陆空袭击达616次之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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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南非当局还扶植邻国的亲白人势力,向它们提供武器和经费,阴谋制造动乱来破坏“非洲前线国家”的安定团结。除此而外,南非当局还对各“非洲前线国家”进行经济讹诈和破坏,使它们蒙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最后,南非当局利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南部非洲的激烈争夺,公然置联合国决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于不顾,继续一意孤行,倒行逆施,对内残酷镇压黑人解放运动,对外仍扬言要对其邻国进行武装干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
南非当局不断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和侵略扩张政策,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联合国及安理会一直把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策作为其主要议题。
从1946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讨论南非的种族政策问题。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曾宣布种族隔离制度是同《联合国宪章》不相容的。大会一直谴责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
安全理事会从1960年起审议这一问题,把种族隔离称之为违反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行。联合国对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及对南非的制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合国严厉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及南非当局镇压黑人的罪行,明确指出种族隔离是与《联合国宪章》相违背的,并号召世界各国都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联合国曾不止一次地呼吁南非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修改其种族隔离政策。
1960年,安理会应29个亚非会员国的请求举行会议,对南非“因大规模杀害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分离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而产生的局势”进行审议,严厉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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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南非当局一手制造的沙佩维尔惨案,认为南非局势已造成了国际摩擦,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1962年,联大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以便经常对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进行审查,并不时向大会和安理会提出报告。
特别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包括:举行会议和听证会,派遣访问团,组织国际会议、种别会议和专题讨论会,执行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特别是促进各国在体育、文化、消费者和其他方面抵制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动员国际舆论支持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的各项决议。
1976年索韦托惨案发生后,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针对包括小学生在内的非洲人民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并进行屠杀的行径。联合国大会宣布6月26日黑人起义日为“国际声援南非人民斗争日”
;同年还宣布10月11日为“声援南非政治犯日”。联合国大会已成惯例,每年都要纪念这两个日子。
第二,严厉谴责南非入侵其邻国,要求南非当局尊重邻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1976年,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当局3月侵略安哥拉、7月袭击赞比亚,认为这是公然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两起入侵事件中以及在随后发生的其他入侵事件中,安理会都要求南非不要利用纳米比亚国际性领土作为向非洲邻国发动武装进攻的基地,并呼吁向那些因支持联合国、孤立南非当局而遭受经济困难的南非邻国提供国际援助。
1985年6月,安理会曾两次谴责南非无缘无故对其邻国安哥拉和博茨瓦纳发动进攻,要求南非当局立即无条件停止侵略行动,并从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土上撤出。
第三,联合国要求全体会员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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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性或强制性武器禁运。
1963年,安理会对南非实行自愿性的武器禁运。安理会认为,向南非提供的有些武器正在被南非当局用来推行其种族主义政策。它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向南非出售和运送各种武器、弹药以及军用车辆。
1970年,安理会谴责了违反武器禁运的行为,呼吁所有国家加强禁运并无条件执行禁运;停止向南非军队和准军事集团供应所需的一切车辆、设备及其零件,撤销给予南非制造武器、飞机或军事车辆的一切特许证和专利;禁止为制造武器进行投资或提供技术援助;停止军事训练和与南非的所有其他形式的军事合作。
1977年11月4日,安理会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这是安理会第一次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即关于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采取强制行动的规定)
对一个会员国采取这种行动。安理会对南非正在开始制造核武器一事表示严重关注,还决定各国都不要与南非在制造和发展这类武器方面进行任何合作。
同年12月2日,安理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审查各国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情况。
第四,鉴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联合国的决议、劝告、呼吁置若罔闻,联合国拒绝接受南非的全权证书,建议国际社会将南非逐出各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国际性组织,并承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为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真正代表。
1974年,联合国大会邀请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南非解放运动,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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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随后,大会承认上述两个组织为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真正代表,并邀请他们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全体会议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大会拒绝了南非的全权证书,并建议只要南非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就应完全不允许南非参加一切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
从那以后,南非一直未再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届会议。
1977年12月,联大通过了反对体育领域推行种族隔离的宣言。宣言号召各国采取一切适当行动,停止与实行种族隔离的任何国家进行体育方面的交往,并将任何这类国家开除或驱逐出国际体育机构或区域体育机构。
第五,联合国号召各会员国行动起来,全面制裁南非。
1970年,联大敦促各国停止与南非的外交关系和其他官方关系,停止经济和所有其他合作关系。
1976年10月,联大拒绝承认南非特兰斯凯“家园”的独立,同时号召各国不给予特兰斯凯任何形式的承认,并且禁止各国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个人、公司和其他机构与特兰斯凯或其他班图斯坦发生任何交往。
1981年5月,在巴黎召开了制裁南非会议,会议要求为孤立南非进一步采取国际行动,其中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作为确保南非遵循联合国各项决定的最恰当和最有效的手段”。大会宣布1982年为“国际动员制裁南非年”
,其主要目标是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并鼓励各国个别和集体采取行动。
1984年,联大再次吁请安理会对南非施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并请各国停止与南非进行包括核方面及军事方面在内的一切合作。它还要求国际社会向南非人民及其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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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并通力合作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来消除种族隔离。
第六,联合国动用很大的物力、财力设立基金会,支持南非黑人的反种族隔离斗争。
1965年设立的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曾向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该基金中拨赠款项给自愿性组织和其他适当机构,向遭到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提供法律顾问援助,救济上述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来自南非的难民。联合国大会还设立了另外两项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有关的自愿性基金:1967年设立的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为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国民提供在国外学习和受训的奖学金;1975年设立的宣传反对种族隔离信托基金,为用几种语言印刷联合国出版物提供资金,并向传播、制作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资料及视听材料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赠款。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是长期而坚定的,也是富有成效的。联合国的呼吁、监督和制裁使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从而极大地支援了南非黑人反抗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加速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和灭亡。
当1989年南非军队在联合国派团监督下终于撤离纳米比亚,而纳米比亚人民在联合国援助团的帮助下举行自由选举,成立了自己的政府的时候;当193年南非人民在联合国监督团的监督下进行投票,选举曼德拉为共和国总统,并组成了以国大党为主的过渡政府,从而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都不会忘记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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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对于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坚定的支持;对于南非当局残酷镇压黑人的反抗斗争、实行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给予了最严厉的谴责,并对遭受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下的南非广大黑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为了早日摧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反动堡垒,中国在联合国讲坛上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争取在南非早日实现和平、平等、自由和民主而斗争。中国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要求独立的正义呼声,坚决反对南非当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吞并,要求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充分的支持,争敢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中国政府的这些立场,自始至终都未曾动摇和改变。在联合国,中国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严厉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支持南非黑人的反抗斗争。
1977年11月21日,中国代表在联大的发言中指出,南非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严酷的现实斗争,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武装到牙齿的种族主义决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1978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南非问题时,中国代表强烈谴责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野蛮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压迫的反动政策和残酷镇压南非人民的罪恶行径。
1984年8月,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谴责南非当局企图利用“宪法改革”的幌子使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永久化,以剥夺黑人多数的政治权利。他还说,“我们认为,安理会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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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必要措施,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争取种族平等、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
第二,中国坚决反对南非当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斗争。
1979年5月,中国代表在第33届联大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采用两手策略,破坏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企图继续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
1981年1月30日,安理会开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审议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执行报告。由于南非当局对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毫无诚意,致使当年1月7~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没有达成协议。
中国代表发言指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非当局顽固地阻挠和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企图借此拖延停火,以便它继续进行武力镇压,削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武装力量,并从中争取时间加紧扶植国内派势力,进一步推行‘内部解决’方案,阻挠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
中国代表还宣布,中国将坚决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要求。
第三,中国在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南非的制裁。
1982年11月10日,中国代表在第37届联大讨论南非问题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联合国有义务对南非人民推翻种族隔离制度、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做出贡献”。
中国代表重申,“中国政府坚持在外交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同南非当局发生任何关系的立场”。
中国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干扰和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事业,呼吁对南非实行严格的武器禁运和对南非采取新的有效的制裁措施。
1984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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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在第39届联大上强调,根除南部非洲的种族歧视,结束种族隔离,是当前国际社会反对种族主义、清除种族歧视的首要目标。中国代表说:“为了根除种族歧视、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应执行《十年行动方案》和《行动纲领》的规定,停止向南非当局提供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迫使其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和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
“中国政府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有关反对种族歧视的各项活动,为实现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第二个‘行动十年’的目标而做出努力。”
第四,中国在联合国多次明确指出,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是南部非洲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要求联合国机构对此给予足够重视。
1986年2月11日,中国代表在安理会讨论南部非洲局势问题时指出,南非当局对内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是造成南部非洲局势动荡的根源。
中国代表说:“南非当局在对外极力推行侵略政策的同时,对内又加紧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为了逃避南非当局的残酷迫害,大批南非人民背井离乡到邻国避难。历史将会证明,要在南部非洲消灭恐怖主义,就必须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即南非当局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
1987年10月,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时强调,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无改革而言,只能废除。
“事实证明,南非当局一天不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一天不放弃强占纳米比亚和侵犯邻国的反动政策,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就一天不得消除。”
第五,中国支持联合国向纳米比亚及南非派遣监察团,并派人参加了两个监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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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支持南非黑人民族解放斗争、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坚决反对。事实证明,中国对南非人民反种族隔离斗争和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给予了最无私的帮助、最坚决的支持。
三 维护非洲地区和平
促使解决卢旺达、布隆迪两国的部族冲突 卢旺达与布隆迪是中部非洲相邻的两个小国,都与扎伊尔和坦桑尼亚相连。
卢旺达主要由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
全国850万人口中,胡图族占90%,图西族占9%。
自1962年7月摆脱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以来,卢旺达一直由胡图族人掌握政权。
但图西族人不甘心受胡图族的统治,导致两大部族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大批图西族人逃往邻国成为难民。
190年,多党制风潮在卢旺达兴起,部族矛盾愈演愈烈。当年10月,侨居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成的“爱国阵线”武装打进国内,与政府军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内战,造成数千人死亡,100多万人沦为难民。布隆迪与卢旺达一样,也主要由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组成,分别占总人口的85%和14%。
与卢旺达情况不同的是,布隆迪政权长期掌握在占少数的图西族手中。
193年6月,胡图族人恩达达耶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布隆迪这才有了第一位胡图族总统。
但是军队仍掌握在图西族人手里。
10月,军队发动政变,杀害了恩达达耶。虽然政变最后失败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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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之间又一次引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导致数万人丧生,70多万人逃往国外。
194年1月,胡图族人恩塔里亚米拉当选为新总统后,两大部族仍不断发生仇杀,政府和军队也互存戒心。
布、卢两国的部族冲突不仅使两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也严重威胁着中部非洲的稳定。两国的大批难民纷纷涌向坦桑尼亚、乌干达、扎伊尔等邻国,给这些邻国造成沉重负担。
从布、卢两国来说,它们山水相连,主体民族同为胡图族、图西族,它们之中一国的内部冲突往往对另一国产生连锁反应。
中部非洲国家也非常担心布隆迪的部族矛盾会演变成一场卢旺达军队与布隆迪军队之间的战争。
为此,早在193年2月,卢旺达和乌干达政府就分别向联合国发出函件,要求在两国的共同边界部署联合国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