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５％，居第１１位。
共拥有３４１０２张选票，占总票数的２。
２９％。
中国也是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２４名董事之一，在银行的份额为４４。
８亿美元，占总份额的３。
２６％；投票数占４５０４９，占总投票数的３。
１８％。在国际开发协会中，中国属于第二类成员国，即资金接受国（第一类为资金捐助国）。
自１９８０年中国加入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来，中国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相互之间的合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对华贷款是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中国合作关系的中心内容。
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贷款活动始于１９８１年。
这一年中国根据本国国际收支状况，接受了货币基金组织的两笔贷款，共７。
６亿特别提款权（约合９亿多美元）。
１９８３年已偿清了其中的一笔（４。
５亿特别提款权）
，另一笔贷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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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７０３
规定于１９８６年９月至１９１年９月分１０次还清。
１９８６年，中国为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又向货币基金组织借了５。
９８亿特别提款权（约合７。
１２亿美元）的第一档信贷。
１９０年中国使用货币基金组织贷款３。
３亿特别提款权。
世界银行是中国获得国外贷款的一个主要渠道，它向中国的贷款也始于１９８１年。
最初三年，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的贷款数目很小，但随后的几年，世行对华贷款的规模迅速扩大。为了加强同中国的合作，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世界银行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办事处。
中国政府也适应形势的需要，在１９８６年规定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引进外资的归口单位，以加强对外债的管理。
截至到１９３年６月底，中国已经与世界银行签订了１２７个项目协定，累计承诺贷款金额为１６５亿美元。
１９５年３月１日，世界银行又批准向中国能源和净化项目提供一笔１０亿多美元的贷款。
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工业、教育、科技和卫生等领域。
当然，在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中国贷款过程中也曾有过一些矛盾和争执。例如，中国的外汇管制问题、对华贷款的条件问题、软硬贷款搭配比例问题，以及在１９８９年中国政治风波后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应等等。
对华进行技术援助又是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提供了诸如中央银行管理、经济统计、人员培训，以及“在发展经济分析和有效地执行政策所需的手段”等各种技术援助；世界银行也为中国培训了一批经济管理人才，它所属的经济发展研究所曾在中国组织人员培训，“以便帮助中国人获得无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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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３中国与联合国
制定计划方面，还是在实施计划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技术知识“。
该经济发展研究所每年与中国教师在上海的国际经济管理研究所组织５次讲课，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经济管理、农业和运输计划的筹备与执行、对总的草案进行规划和实施等。世界银行还曾派专家到中国进行考察，并先后写过两个调查报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两个报告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
十多年来，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也是富有成果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在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是带有政治意图的，明确地说，就是带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世界银行的中国科主任科克。韦泽说过，世界银行与西方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是有关系的；世界银行能够在“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结合起来”
，并把西方的概念介绍给中国方面发挥作用。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说得更明白：“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
世界银行的援助能使“中国的经济管理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西方国家正是希望通过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援助，促使中国进行“改革”
，实行自由市场经济。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
，世界银行紧随其后，撤走了其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员，并冻结了价值７。
８亿美元的７笔对华贷款。
中国同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关系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
对于国际金融组织的这种行为，中国政府表示，货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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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９０３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旨在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促进会员国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组织。两组织的协定明确规定，它们是非政治性的政府间机构，不能干涉会员国的政治事务。中国与这两个组织正是根据这一规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政府“希望这种合作关系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排除外来的干扰，继续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
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在世界经济和联合国机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从中获得资金和技术援助，另一方面也是想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在货币金融领域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
第一，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机构中地位的斗争。国际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斗争是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在战后冲破其他国家的经济防御壁垒，以便进一步在金融贸易领域中扩大市场，称霸世界这一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二次大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成了超级大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追求垄断高额利润与实行对外扩张、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的一种工具。几十年来，特别是７０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为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无权地位依然没有改变。
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合法权利恢复以后，坚决支持并积极参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正义斗争。这些支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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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中国与联合国
以下几个方面：１。
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资本份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的斗争。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所占资本份额的大小与投票权是成正比的。在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占有最大的基金份额，因而拥有２０％以上的投票权；１０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占有整个组织总投票权的５０％多，而１００多个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投票权只有总投票权的１３强。按照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重大的表决要有A８０％或８５％以上的投票数方可通过。
这样，如无美国同意，任何重大问题都不能通过。相比之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银行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发展中国家对此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
１９８２年５月在赫尔辛基召开了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会议和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会议。
会前，中国和２４国集团协调立场，在会上共同提出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制度和增加基金份额的要求。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增加基金份额的途径，主要应当是普遍增加各成员国的份额；发展中国家作为集团所占投票权的比重应有所提高。
在１９８３年９月召开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第３８届联合年会上，中国代表发言指出，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国际金融机构扩大其基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支持世界银行为扩大贷款能力而提出的“选择性增资”办法，但增资的具体方案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股份总额中所占份额不受影响。
１９８６年９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委员会上，中国代表又指出，中国赞同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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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１１３
行应尽快普遍增资的建议，要求在普遍增资中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总额应恢复到１９８４年前的地位，即占４２。
３６％。
２。
反对缩短贷款偿还期和对贷款数额的限制。
１９８６年，国际开发协会在第８次补充资金时，将其发放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软贷款偿还期由原先的５０年缩短为４０年和３５年两种。中国代表对此表示遗憾，认为这种做法将削弱开发协会信贷的优惠性质，并有可能导致其他信贷条件的改变，从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１９８３年９月，在华盛顿召开的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成员国向基金组织借款限额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发达国家要求大幅度降低借款限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坚决反对，最后达成一项妥协协议。协议规定，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每年从该组织得到的借款不得超过其份额的１０２％或１２５％，三年累计不得超过３０６％或３７５％，这两种限额将视各会员国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调整计划的有效性而定。这项协定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因为它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每年的贷款限额由以前的占其份额的１５０％下降到了１０２％，这样将使许多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因得不到充足的贷款而难以克服它们的经济困难。中国代表指出，鉴于发展中国家对贷款的需求，在今后几年内不应大大削弱这些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限额。中国代表建议，将会员国的每年借款限额定在占其份额的１１０％至１２５％。中国的建议得到了印度、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赞同。
３。
要求对浮动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中国代表指出，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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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中国与联合国
的浮动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例如，汇率的短期波动过于剧烈；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长期失衡；现行的汇率制度对各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政策缺乏制约力。中国赞成对现行汇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基于这一原则，中国认为，实行“指标区”
等限制汇率升降幅度的方案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支持２４国集团提出的建议：尽早召开国际货币会议以采取措施，克服浮动汇率制的弱点；由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行有效的监督。
第二，要求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采取措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８０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债务危机。据统计，到１９４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高达１。
９４５万亿美元。沉重的债务负担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国际金融局势的稳定。所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是当前国际经济中面临的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中国代表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举行的会议上，多次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于解决国际债务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和建议。
中国代表指出，债务危机的形成并非完全是债务国一方的责任。解决债务问题，由债务国单独承担调整的重担是不合理的，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债权国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国际金融组织也应在促进主要工业国家改变其不合理的货币、财政政策方面做出努力。
十年来，经过国际金融机构、债权银行、债权国政府及债务国政府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减免，但离彻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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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３１３
除债务负担、彻底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及增长的长期困绕问题还为斯甚远。债务国在大部分出口收入须用于偿债的情况下，确实难以摆脱债务困境，因此，解决债务问题必须以帮助债务国发展经济为前提。首先，发达国家应当削减甚至取消发展中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债务，同时应增加对债务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所急需的资金。其次，发达国家应为债务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此，主要工业国家应协调它们的经济政策，消除各国之间在财政、贸易方面的失衡现象，使世界经济得以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这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基本条件。工业发达国家还应取消贸易保护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采取降低利率、延长偿债期限等减轻债务国负担的切实措施。
中国代表还批评了某些发达国家以“保证人权”
、实行“政治自由”
、“建立市场经济”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既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也无助于解决债务危机，只会加剧南北之间的矛盾，制造新的动荡。
中国代表指出，国际货币金融机构也应该为减少贫困、解决国际债务问题做出努力，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把贷款的重点继续放在支持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上，以使有限的多边资金产生最大的发展效应；应扩大其基金份额和进行普遍增资，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能力；应当放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条件，提高贷款限额；恢复信托基金贷款；应当扩大政策性的结构调整贷款和部门调整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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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中国与联合国
款，增加应急贷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希望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债务问题过程中能起“中心作用”。但中国反对世界银行把诸如环境保护问题、政治稳定作为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也反对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志，干涉会员国内政的做法。
中国代表还表达了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处境的关切与同情。中国代表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特别令人忧虑，国际社会理应做出特殊努力，给予有效的支持。
“采取行动，增加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资金注入，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行动”。
中国支持世界银行拟订的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六点联合行动计划”
，并表示，中国政府今后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
总之，中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消除贫困、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９０年代发展目标方面发挥更积极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加强与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合作，为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　中国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发展中国家为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民族经济而斗争的产物。在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１日，联合国第１８届大会通过决议，宣称需要“一个自主组织”
来处理联合国内工业发展事务。
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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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５１３
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２０届联大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简称工发组织。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工发组织正式成立。
１９６７年１月，工发组织开始发挥其职能作用。
１９７５年第二届工发大会建议将工发组织改组为联合国专门机构。
１９８５年８月，工发组织正式成为联合国的第１６个专门机构。
截至到１９３年，成员国共有１６１个。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工发组织的机构由工发大会、理事会、方案和预算委员会以及秘书处组成。主要负责人是总干事。
卫发组织原是联合国大会下属的一个多边技术援助机构。
按照第２１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工发组织的目的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
１９８５年工发组织改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后，新的组织章程规定，工发组织的宗旨和职能是：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以便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以及部门各级促进工业发展和合作。
中国于１９７１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在１９７２年第２７届联大上当选为工发理事会成员国。１９１年１１月，中国又当选为工发组织方案预算委员会成员国。
从１９７２年开始，中国参加了工发组织的合作活动，出席了历次工发组织大会和历届工发组织理事会会议。
１９７４年，中国在该组织总部设立了常驻代表处。此后，中国与工发组织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和发展。
同联合国其他许多机构一样，中国同工发组织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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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中国与联合国
第一阶段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８年。
由于中国和联合国机构的长期隔离以及当时中国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国与工发组织的关系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双方的往来与合作非常有限。
从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开始，中国参加了工发组织的多边技术援助活动，并开始向工发组织捐款。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接纳了工发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组织的为数不多的在华参观、考察活动，承办了几个专业培训班。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没有接受工发组织提供的援助，只是一个“纯捐助国”。
第二阶段是１９７９年至今。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中国在工发组织中的多边技术合作改变了过去作为“纯捐助国”
的做法，采取了“有给有取”的方针，即一方面继续通过工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多边技术援助；另一方面也接受工发组织提供的无偿技术援助。
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国接受工发组织的邀请，派代表团访问了该组织总部，同意接受该组织的技术援助。
此后，随着联合国多边技术援助机构对华技术援助工作的发展，工发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开发计划署对中国工业方面的技术援助项目的主要执行机构。据统计，开发计划署对华援助项目的１３是由工发组织执行的。
截至１９８５年，工发组A织在中国有关工业领域共执行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４５个，总金额为１４００多万美元。同时，工发组织利用工发基金、技术合作经常方案和特别工业服务方案，直接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帮助解决工业和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以及提高某些工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尤其在使用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澳大利亚和西德政府对工业发展基金提供的特别捐款方面，有关各方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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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７１３
采用多边、双边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１年底，工发组织利用自筹资金，援助我国的项目达５０多个，援助金额为９００多万美元。
１９８６年以来，又安排了一批新项目。此外，工发组织还为中国聘请了约４００余位外国专家来华提供技术指导和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在工发组织资助下，中国也派出了６００余人出国考察、学习，还有更多的技术人员在由工发组织在华举办的培训学习班接受培训。１９３年工发组织直接援助中国项目金额约为３６６万美元，并参与执行联合国开发署项目，金额约为１２５万美元。
中国除了在技术领域加强同工发组织的合作外，还与工发组织共同探索，开拓了不少新的合作途径。中国积极利用工发组织的投资合作方案这一独特的多边渠道，促进外商来华投资。
１９７９年５月，工发组织投资合作方案办公室主任贝尔。布斯特率领一批经济专家来华，进行了关于合营企业等问题的讲学，向中国经济界人士传授了同外国合伙人办企业方面的经验。
１９８２年，对外经济贸易部与工发组织在广州举办了中国投资促进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投资洽谈会。
１９８５年，在工发组织巴黎投资促进服务处的赞助下，中国对外经贸部组织山东、天津、重庆、桂林和朝阳等省市先后在巴黎、桂林举办了投资促进活动。同年１１月，工发组织和福建省在厦门联合举办了福建投资促进会。这三次投资促进活动，吸引了１００多名外商和企业家与会，共签订２００多项合同、协议和意向书。
１９８５年由工发组织促成的工业投资项目达２５个，资本约１。
５亿美元。自１９７９年以来，通过工发组织的牵线搭桥，中国同外商以贷款、专利出售、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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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中国与联合国
让、设备供应、提供市场、返销安排、卖方信贷、易货贸易等多种合作形式，建立了一批合作、合资企业。这样不但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开发了国内资源，而且还促进了国内老企业的改造，扩大了出口。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促进对中国的投资，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工发组织在北京建立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北京国际工业合作中心”。
该中心是工发组织的派出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利用工发组织的投资信息网，交流国际工业合作与投资信息；通过工发组织的渠道扩大中国引进外资的机会，加强中国同世界企业界，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合作。该中心既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同时又为中国引进外资物色合作对象。
多年来，中国和工发组织之间有着十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工发组织通过提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援助和投资促进活动，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也支持并积极参加了工发组织的多边技术援助活动，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还同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在国际工业领域里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一，中国积极参与工发组织的管理和决策活动。
１９７３年以来，中国参加了工发组织的历届大会、理事会、方案预算委员会和特别会议，为完善工发组织的运行机制、提高其技术援助的能力与效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其工业化的进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１。
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工发组织制定和通过一些重要文件的会议。
１９７５年，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陈慕华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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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９１３
团出席了在利马举行的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支持发展中国家关于制定国际工业发展合作基本原则的主张和改组工发组织的要求，同与会国代表一道努力，使会议通过了《工业发展和合作的利马宣言及行动计划》。
该文件规定：争取在２００年使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２５％，并建议将工发组织改组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１９８０年，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新德里召开的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结合作，使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新德里宣言和行动纲领》。
２。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工发组织改为专门机构的活动。工发组织建立以后，隶属于联合国大会，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因而缺乏独立地开展其业务活动的权力与能力。
长期以来，工发组织处于一种缺钱少权的地位，使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工作遇到许多困难。由于经费不足，工发组织经常被迫削减或取消业已制定好了的援助项目；且由于美、苏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长期拖欠会费，工发组织有时连本身机构的运转都十分困难，财政危机时有发生。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１９７５年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就提出了将工发组织改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要求。经过整整１０年的筹备，直到１９８５年，工发组织“改专”终于成功。在这１０年中，中国一直积极参加起草工发组织专门机构章程的政府间委员会和全权代表会议，对工发组织的宗旨、组织原则以及活动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并就这些方面的问题同与会国家进行磋商、谈判。
１９７９年３月，工发组织第二届全权代表大会终于通过了《工发组织专门机构章程》。
中国在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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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３中国与联合国
就签署了这一文件，并于第二年１月交存了批准书。
《工发组织专门机构章程》通过以后，有近１００个国家交存了批准书，但由于美、苏等占会费比例较大的国家迟迟不办理批准手续，致使工发组织的“改专”工作陷于难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首先消除相互间分歧，协调立场，然后同发达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形式的磋商和谈判。
经过长达５年的艰苦斗争，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弗莱斯豪尔的协调下，南北双方终于就有关工发组织“改专”的问题达成了谅解。
１９８５年５月，《工发组织专门机构章程》正式生效。
６月；中国政府递交了该章程的生效书，成为新工发组织的成员国。
在工发组织改组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斗争，挫败了发达国家想利用改组以加强对工发组织的控制的企图。工发组织虽然是联合国专门为援助发展中国家而成立的机构，但由于该组织经费的绝大部分（７０％以上）是由美、苏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中国家在工发组织中并没有多大的决策权。为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工发组织的各机构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席位和比例，使工发组织能有效地贯彻其宗旨，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服务。工发组织“改专”问题提出来以后，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１９７５年４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工发组织第９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在谈到如何贯彻工发组织第２次大会的决议时指出，应当扩大工发理事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席位，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工发组织秘书处的地位。
１９７７年３～４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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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１２３
发组织在维也纳召开了政府间委员会第５届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阐明中国对工发组织新章程草案中的原则立场时指出，第６届特别联大和工发组织利马大会所制定的、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应成为新的工发组织活动的指导方针。工发组织的改组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工发组织应当在组织机构上反映新的政治现实，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发展中国家应当在新的工发组织中享有充分的代表权；工发组织大会应是最高权力机构，它有权处理一切重大问题；工发组织各级机构的权限、组成、表决程序，都应当体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确实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原则。
然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一些发达国家顽固地维护旧的国际经济制度，力图通过改组来加强对工发组织的控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坚持原则，紧密团结，相互支持，揭露了并终于挫败了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的这种企图。新工发组织章程规定了工发组织的宗旨和职能是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以便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以及部门各级促进工业发展和合作。章程明确地写进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和基本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工发理事会的席位比例也由原来的５５。
５％增加到６２。
３％，从而使它们“得到更多的机会参与工发组织的决策和管理活动”。
工发组织改组为专门机构，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斗争的结果，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一大胜利。工发组织经过改组后，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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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中国与联合国
合国机构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所获得的资金也有较大增加，因而其业务活动能力大为增强；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地位有了提高，因而使工发组织能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服务。正如中国代表在１９８５年新工发组织第一届大会上发言所指出的，工发组织的改组，“标志着工发组织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转折点”
，它将“在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和国际工业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中国代表揭露和谴责超级大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呼吁南北对话，改善国际经济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中国代表在工发大会和工发理事会上多次指出，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在这种国际经济关系中，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一种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地位。它们的自然资源主权遭到侵犯，矿产原料被掠夺，资金被榨取，市场被侵占，技术被垄断。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加速民族工业的发展，就必须打碎这些枷锁，彻底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代表还特别对超级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行为进行了揭露，对苏联在亚、非、拉的侵略扩张活动予以强烈谴责。
中国代表大力呼吁南北之间开展对话，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振兴世界经济，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中国代表在１９８４年８月召开的第４次工发大会上发言指出，自第３次工发大会（１９８０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的打击更加严重。利马指标的执行情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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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３２３
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总值中所占份额只从１９７５年的１０％增加到１９８３年的１１。
９％，８年只增加了１。
９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急剧增长。某些发达国家执行了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甚至转嫁经济危机，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停滞不前。中国代表认为，当代各国经济是互相联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之下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有些发达国家从南北双方相互依存的观点出发，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它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中国希望还没有这样做的发达国家也能跟上来，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应包括：恢复和发展南北对话，共同研究和解决国际经济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提供优惠贷款，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停止贸易保护主义和取消保护主义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适用的先进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技术人才和工业管理人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援助等。
在１９１年１１月举行的工发组织第４届大会上，中国代表再次强调９０年代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有增无减，资金倒流严重，贸易条件恶化。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努力缩小南北差距，谋求共同发展，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和责任。国际社会应同舟共济，努力建立平等、公正、合理和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工发组织也应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国际工业合作。中国代表认为，为了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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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中国与联合国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世界经济结构的改革，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转移”
；并指出，发达国家应当响应和执行１９８０年第３次工发大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决议，“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基础，进行世界工业结构改革，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发达国家也应执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三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提出的“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调整工业布局”的倡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适合它们国情的工业”
，并同时改善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工发组织的宗旨，才能实现第２次工发大会所提出的“利马指标”。
第三，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工发组织的多边技术援助活动，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为了加强工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能力和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中国每年除按时缴纳会费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工业发展基金提供自愿捐款，并逐年有所增加。据统计，１９７３～１９２年间，中国共向工发组织捐款３１４万美元和１２５０万元人民币。中国利用这些捐款的一部分，通过工发组织承办了一些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工业项目，包括提供设备和专家服务，以及在华举办各种培训班、讲习班和参观考察等活动。
十多年间，中国先后援建了马里农机修理车间、毛里塔尼亚成衣厂、冈比亚砖厂、泰国碾米厂和孟加拉国米糠油厂等；在华举办了小水电、中小型工业、化肥、家具、农机工业、水泥、皮革、棉纺织工艺、中草药、柴油机和大型沼气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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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５２３
培训班和讲习班１５期，参观考察活动１８期，技术讨论会９次，为发展中国家培训４００多名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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