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Stein(1)，42。
《吕氏春秋》，1，4：8，参见R·Wilhelm(6)，8-9。
Fu Lo-Shu(傅洛叔，音)，72-73。
参见Pokora(鲍格洛)(1)。
《庄子》，13：211，参见Legge(4)，385；R·Wilhelm(4)，99；Watson(2)，147。第113章这个部分相当有意思，因为它代表了与儒家的《大学》对立的观点，见本书p.70及p.210-211。“太平”最后不会从“格物”中产生，而是出现在“明天”，如对大自然的了解。在整个术语上，这个部分明显地表现了从潜在的儒家向道家的转变。
《史记》，6：125a，参见Chavannes(1)，2：189。
《史记》，6：121a，十分奇怪的是“太”也就意味着“平”，这也是《易经》第十一章题目的意义，参见R·Wilhelm(1)，1：34-38。
引据宋儒赵令畴《侯鲭录》，1：116.参见Eichhorn(1)，120。
王充用其著作的一整个章节(《论衡·试应篇》，17：171-174，参见Forke[5]2：315-316)来反对对“太平”国家的过度谶纬的描写。这一章的一开始，他就列出了所有的传统主题，据说它们与太平时代相互联系：神奇自然现象如红草、扁草、扇形草、甜露、酒泉；珍稀动物如黄龙、犀牛、凤凰举目可见，明星在天空运行。与之相配，山峦制造了马车，湖泊与舟船，风调雨顺，耕者有其田，路不迷途，男女各行其道，同种货物同种价格。白发者不再负担重物，门与桥梁不用关闭，人们也不知盗贼、抢劫为何物。关于这个问题，见本书pp.59、70，79-80以及pp.122-123。
参见Eichhorn(1)，121。
关于黄巾军起义，见Michaud(米肖)(L)；Levy(李豪伟)(1)，(2)；Vincent Shih(施友忠)(2)，338-342。
陆贾所云参见《史记》，97：989a。
参见Eberhard(2)，2：343-441。
参见Eichhorn(1)，126-129；(2)303-307；(6)471。
参见Harrison(哈里森)146-147(L)以及Hsiung Techi(熊得志)、Jung Sheng(荣升)、Wan shengnan(万胜男)、Yu Sungch’ing(余送清)，也参见Obuchi(小渊)(2)及Yoshiolca(吉冈)(2)。
Eichhorn(1)，135。
《太平经》，126-130。
参见Bauer(4)。
关于姜公(吕尚)的军事生涯，我所知道他是传说中周代建之初的帅，是道—法模式的理想人物。人们也可把他理解为与儒家理想人物周公相对应的人。周公的美德经常被人们强调。正唯如此，太公在道家与法家都具有重要作用，就像《韩非子》一样。关于道家、法家的尚武精神及其内在关联见本书pp.61-63，pp.226，229-230，232。
参见Seidel译本(1)，121-128。
Seidel(1)，122-124。
参见Masdpero(2)，176-177(L)。关于老子的各种化身(变)从文本到文本都有所不同，着重参阅Seidel(1)，58-69，92-105(L)。关于老子在周代以后的“现身”在有关的许多传说中也有所不同，见Dor(杜瑞)，18：94。
《太平经》，1-3。
参见Seidel(2)，231。
参见Eichhorn(1)，138。对“种民”这一表述有部分偏差，见Stein(1)，26(L)。
参见Fukui Kojun(福井弘顺)(1)，22；Eichhorn(2)，326。
见本书，pp107-109。
参见Fukui Kojun(1)，23。
参见Eichhorn(6)，476。
参见Eichhorn(5)，337。
参见Eichhorn(5)，340，350；(6)，468。在十二世纪，这些类似的故事其结局就像盗版印刷一样多有雷同，如杨么起义的结局。见Sievers(塞尔弗)，40-41。
关于“农民起义”、“秘密社会”以及“造反意识”的进一步研究，中国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就开始了。在日本，在二战末期开始(见Obuchi[1]、[2]；Kubo Noritada(窪德忠)。在上一个十年，西方也开始了(见Chesneaux[夏诺][1]、[2]，Chu Yungdeh[朱荣德])。其背后的目的，既是明显的也是隐含的，都是要努力发现中国非儒家的传统，这种非儒思想可以在一个“新”的意识与中国过去沿袭至今的意识形态间建立一种持续的联系。
参见Eichhorn(2)，302。第三章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
第一节 自由和无政府状态
无君论：隐士与起义者的理想
奇怪的是，这也完全是正常现象——农民起义仍基本上保持着社会等级观念，尽管动摇了国家基础。对等级制的反对还是在上层社会展开。此时，显然是所谓无君论思想正占据潮流。当原始道教吸收给予其坚固的组织形式以及因之而产生的政治力量的墨家与法家思想时，道教，正如我们在《老子》、《庄子》中看到的，它在受教育人的圈层中得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它还采取了富有特色的转化。道教作出把道家的教化应用于社会的努力，尽管这种教化原先被完全放弃了。但因为没有墨家法家的结构性因素，原始道教与其制度一体化从而为其提供内在支持，这种转化导向一种真正的乌托邦，无君论模式，正唯如此，它永远不会产生特别的政治效果。
第三章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在道教术语中，无政府主义称为“无君论”。不管“无君论”指的是存在一个没有统治者的国家或者不是如此提法，这个问题都不会由中国哲学家们提出。进而言之，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具有无可争辩的有效性，它至少在两个方面为人们所认识：一是永远的古代，一是中国周围的蛮荒之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道士们掌握两块额外的领地，死亡的王国，世界之尽头的地区①。不管怎样，此处后者已不予考虑，因为在那儿，涉及到一个要把理想的无君国家观直接运用到政治现实中的问题。无君论的观点被运用于一种历史创世说中，在起于汉朝的那本《易经序卦传》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点，其中是这样明确无误地表述的：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②
这段话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庄子与老子的徒众也同意这一说法，但他们看到了衰落的发展，而不是进步的发展。在《庄子》、《道德经》及《列子》中，有许多段落相当清楚地论述了这一点。不管怎样，十分原始的、蛮者的社会体系中也具有其统治结构，而且它们一般来说是相当强硬的，无君论这一观点不会发生于两派中任何一方。有趣的是对无君论的消极的分类极易使人想起荀子的措词风格，这些在起先被归入道家、公认受墨家与法家著作影响的《吕氏春秋》文集中反复提及，它明确地把最初的无君状态归入“悲惨”“不幸”之类，在这方面，它站在儒家，墨家、法家立场上：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非滨之东……扬汉之南……离水之西……雁门之北……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③
这一段对无君之地的描绘是值得注意的，它首先在地理上确定了其位置：提到了中国文明社会边地的蛮族。一方面，它把“秩序”与中国人的统治区域等同起来，另一方面，把无君以及蛮荒之地画上等号，显然使人明显看到当“秩序”传播时，作为一种创造物的进步发展的中国统治区域扩展了，这一接近中国文化的乌托邦观点，自从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二世纪以来发展得越益明晰。在此前我们对公羊学派教义的思考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④。另一方面，这一点在更早的儒家学说中，显然是缺乏的。于此，我们所发现的是一种更为单纯的国家感情，它使“秩序”的原则与“中国”这一概念区别开来，不管怎样，它给了蛮荒之地一个较低的评价。孔子在《论语》中常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⑤，显然足以证明这点。不管怎样，它也表明了在孔子的时代有多少人遭逢了这一事实，即中国自身的统治关系没有对蛮夷之地的统治关系了解得清楚，在这些字句中对蛮夷之地存在着某种蔑视，希望这种无君情况也许只是一个过渡，虽然这一过渡不容忽视。
中国人的幸福观相反地(如在别处无君论观所做的一样)，许多既定秩序中露出了失败的迹象，从呈现这些迹象的许多实例中，无君论明确地摆出了它的诸种观点。正如前述庄子、老子所代表的道家一样，这些观点是从对许多腐败统治者个人的批评突然转到对统治原则本身的批评的结果。所有讨论的中心话题总是关于统治者品质的问题，孔子“君子不器”听起来十分庄严，而他没有自己的倾向性⑥，自然地他的话与孟子的话一样激起同样的矛盾，孟子是这样认为：某些人天生注定统治人民，而不是天生注定做其他事，这些都是由无法去验证的上天决定⑦。农家学派门徒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相当中肯，但也与孟子有内在的不一致处。他们认为统治者应用自己的双手犁地，自己为自己准备盘中餐，当然，还要不去问其地位尊卑。他们所关注的是看到统治者比臣民做得更多，他首先得像其他人一样谋生以证明他能够统治一个国家。孟子含蓄地把统治看成一项职业，在统治者这方面来说从事这项职业就不需要比其他任何人做更多的事；据此，对于孟子来说要相对容易地减少了农家对统治者的荒唐要求，而农家学派的这些要求也有某种正当理由。农家要求皇帝要作为普通农夫耕种，皇后则如农妇纺织，部分地由于这一要求的影响，它们后来发展为认真对待的仪式，其重要性在提到农家的《吕氏春秋》不同章节中得到强调⑧。但它只成为一个仪式，并不意味着农家的这些要求被认真对待了，人们看到了它的危险性及其仿效而产生的仪式的衰微。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如公元前四世纪、前三世纪一样，这时国家渐渐处于公共秩序完全分崩离析的形势中，自然地，人们再度问及处于权力位置上需具何种才能才可以成为统治者，但质问的声音比孟子的对话更富进攻性，尽管作者们常蓄意将此看作长期的讨论话题。因而如《列子》一书，记录了道家隐士的代表伯丰子与哲人邓析子的对话，这段对话是关于法家的前人的：
邓析谓伯丰子曰，汝知养养之义乎。受人养而不能自养者，犬豕之类也。养物而物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饱，衣而息，执政之功也。长幼群聚；而为牢籍，庖厨之物，奚异犬豕之类乎。伯丰子不应。伯丰子之徒者越次而进曰：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治金草者，有善治声者，有善书数者，有善治军旅者，有善治宗庙者，群才备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无能，为之使焉。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⑨
在这场争辩中，道家门徒与农家门徒一开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前提条件，二者相遇在一处。邓析子用通常的反道家方式说道家如野生动物般生活来驳斥道家，而一个真正的道家人只能保持沉默来作答，因为在道家世界观看来，这不是驳斥而是赞扬。但一个无名的门徒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作出的回答，表明了“农家”影响的痕迹。他所见到的是凌驾于人们头上的等级制度，他立足于在历数于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之后来谈论社会。当然，在秩序范围内官阶的显示与到处平等二者之间也有着完全的不同，这正如道家所见。但毫无疑问，社会等级金字塔的颠覆带来了平等，后来成为无君的理想观，二者紧密相联地发展着，已并非罕见。
第一个对人们制造出来的这一国家面貌进行描绘的哲人是阮籍，其统治者已不只是如前面反复提及的早期道家著述中的匿名者，甚至根本没有统治者。阮籍是名士之一，刺激着不安的三世纪。不管怎样，当人们看到了他们身上庄子的优点时，他们已被认为是庄子的后继者了。然而，他们勇敢无畏的思想中抛弃了所有常规习俗，其思想恰恰进入了人类存在可能性的范围⑩。在阮籍虚构的传记《大人先生传》中，他描绘了一个与宇宙同老的人，在他身上，人们认为可以看到阮籍自己的影子，对此人来说一千里只是他的一步，一千年似乎只是一个早晨，遥远的圣人尧舜时代和他也只是伸手之遥。因为他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是其言辞的存在，由此一方面不仅混淆了社会统治秩序必要性的主题，而且在强调儒家理想人格(大人先生，君子)时也混淆了“君”的概念(君这里实际上是国君之子、公子)；另一方面，在文中“无君论”被忽视了。确实就此说来，对于上天占据统管的万物生灵的地位——这一地位直至那时仍是无可置疑的、而且用来证实是君子还是小人的统治，阮籍只赋予其相对的重要性，对此事的记载最重要的就是《易》传(《易经大传》或《易经系辞》)的第一句话了，这是一个极富特色的例证：“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因而当阮籍让他的“大人先生”在其辩论的最后，反对所有统治模式时，他与之取得了一致。否则，他的无君思想就冒着被人们指责为违背自然的危险，在现实社会中这一思想也暗示了它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对“大人先生”超绝入云的品质，阮籍表达了他的敬意，在他虚构的人物传记中，阮籍写道：
或遗大人先生书曰：天下之贵，贵莫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慄慄，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发而居巨海之中，与若君子者远，吾恐世之叹先生而非之也，行为世所笑，身无由自达，则可谓耻辱矣。身处困苦之地，而行为世俗之所笑，吾为先生不取也。于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叹，假云霓而应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136吾将为汝言之。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往者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而丧身，营爵赏而家灭，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灾都，群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子乎？悲夫，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也。亦观夫阳鸟游于尘外，而鹪鹩戏于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为若君子闻于予乎？且近者夏丧于商，周播之刘，耿薄为墟，丰镐成邱，至人未一顾而世代相酬。厥君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将谁与久？是以主人不处而居，不修而治，日月为正，阴阳为期，岂吝情乎世，系累于一时？乘东云，驾西风，与阴守雌，据阳为雄，志得欲从，物莫之穷，又何不能自达，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闇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仇，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由于阮籍对各种统治制度的摒弃，在他身上体现了相当个人主义的、玩世不恭的性格特点。“大人先生”的体格如此巨大，以致他不能适合于人类的小世界。从他的周围景象来看——也许要引起争论——也许，甚至最好的统治者出现都是悲哀的。然而除了四处逃亡，他不能提供给人们从遭受的不义与痛苦中得到真正的解脱之路，而他的穷途末路无疑是自以为是的办法。实质上他只是采取了先前提到的《庄子》一书中的圣人之道，当尧要把王位让给他们时，他们便跑了。甚至在阮籍写他的“大人先生传”之前，这些圣人的生活就早已带上人的可爱的色彩出现在人们面前了。这些圣人中的一个——许由——不仅放弃了提供给他的王位，而且后来还洗他的耳朵；另一个人，巢父，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据说拒绝涉水渡河只因为许由刚洗过他的耳朵。
这些旷世奇人，作为理想人格出现于葛洪的著作中，尽管葛洪对他们作了富有特色的夸饰。这些人不再把等级制的世界看成原则问题，而是警诫对于等级制世界的过度评价，而且力图表明相对于被社会禁锢的生命而言，大自然中的自由生命更值得保留。迄今为止，对于那些“大人先生”般在与自然的相亲中发现幸福的人们，葛洪并没有否定他们存在的权利。但是他认识到这种走极端的态度已渐近于对儒家注重当世这方面的摒弃。因而他发现了妥协中庸的价值，也把自己看成是儒道结合的哲学家。至于对这个世界，折衷(知足，字面上是知道满足)则成为他的座右铭，从而具有世俗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文明只应存在于国家的一部分地区，在那里，人的生命一部分贡献于为公的事业，而山林湖沼则成为隐逸之地，在那儿，隐士作为不受官累之人做他自己的事。
因而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世界分为三个区域。第一是虚幻的，它是超自然的世界；第二是人们认为保留原初状态的区域，它是“大自然”；第三即是社会现实世界。三者有着同等的存在权利。我们在葛洪著作的一章中发现这一划分的原因，著作中，他意外地向无君论发动猛烈进攻，把超自然的标准应用于现世的事情上，对他似乎基本上不合适。因为在上天与暗示坟墓的存在的下界之间存在着差别，而飞翔的“仙”知道如何消弭这一差别性要素，也许他们知道如何从任何一种权力中获得自由。但这对普通的肉眼凡胎而言是不现实的。有争议的是，葛洪自己写了这本书，但又称是与哲人鲍敬言合写的。葛洪表现了不同意无君论的道教，一种对于正统道家而言有左派倾向的道教，正统道教则传布“折衷”思想，建立道观，实施炼丹术，而且成为“既成权力机构”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鲍敬言倾向于通过宣传无君论来使世界得到救赎，而且第一个用感人至深的形象描绘了进化的大自然。其目的不再仅仅是打倒罪恶的统治者，而是废除所有的统治形式。而我们无从清楚地发现有关鲍敬言这一哲人的任何事情，我们只能确知其家族姓氏，因为他个人的名字“敬言”也许是由于文本的错讹而成。我们有理由推断的是，无君论传统在葛洪的接近于道家的岳父家族中有生息的土壤(葛洪与鲍姓女子联姻)。这一传统表现在不同的著作中，像阮籍一样常采取辩论的形式。不管怎样，前者与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争论相似是不能忽视的，在与葛洪的辩论中，无君论者鲍敬言如下反驳：
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夫混茫以无名为贵，群生以得意为欢。故剥桂刻漆，非木之愿；拔鶡裂翠，非鸟所欲；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軏运重，非牛之乐。诈巧之萌，任力违真。伐生之根，以饰无用。捕飞禽以供华玩，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夫役彼黎烝，养此在宫，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无量，则不如向无死也，让爵辞禄以钓虚名，则不如本无让也。天下逆乱焉而衷义显矣。六亲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土众不聚，则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渊不漉。凤鸾棲息于庭宇，龙鳞群游于园池。饥虎可履，虫蛇可执，涉泽而鸥鸟不飞，入林而狐兔不惊，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万物玄同，相忘于道，疫疬不流。民获考终，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铺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言不饰，安得聚敛以夺民财，安得严刑以为坑穽。降及秒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起土木于凌霄，构丹绿于棼撩。倾峻搜宝，泳渊采珠，聚玉于林，不足以极其变。积金成山，不足以赡其费，澶漫于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远，背朴弭增。尚贤则民争名，贵货则盗贼起，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涂开，造剡锐之器，长侵割之患，弩恐不劲，甲恐不坚，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无凌暴，此皆可弃也。敝曰：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使夫桀纣之徒，得燔人辜谏者。脯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立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之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屠炭之中，人主忧悝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渊，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自由，自然的浪漫主义与狂癫
对理想的无君时代的记载很容易追溯到我们已在《庄子》、《老子》中所见的记载。大自然中的一个生命，其所有特性都出现了：亲密而彼此相熟，在动物与人之间确实存在“平等”，而没有阻断与隔阂。同时，来自于董仲舒的一种说法也不经意出现了：龙凤在世上祥盛，被美化为无君统治。作为对大自然的赞同，这些动物一般来说预示着一个好年景。比古老的道家更显明的是，无君论者鲍氏作出这样的论断：没有“非自然”的阶级差别。这一论断不仅把他带回到自然的胸怀，使他在那儿得到幸福，而且从整体来看也把幸福放到自然中去。但明确地说，因为对自然的双重依赖——道家、儒家——一种在无君论者鲍氏的话语中代表了真正新因素的思想不会彻底地展开——这就是处在社会环境之中的自由的理想：对基于“自然”的自由的要求。其中，要求自由的人们“在锁链中挥动拳头”，据说正显示出比那些也许是最初出现的思想更具有相当大的攻击性。在他的对立观点中(此处不作征引)，很自然地并没有给鲍氏真正的机会。而葛洪则顺利地证明了不仅自然界如原初的创造，而且由圣人们创造的人类世界，事实上也隐含着一种等级制度，鲍氏没有像“大人先生”那样退回到超自然的空间，他只是把这些对立观点置于一边，把他自己的观点归入一种异想天开的、前所未闻的宇宙结构知识中去。但最终，当他从社会角度来看时，被迫承认是“不自由”的，因而处于社会之中的人自然也是不自由的。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幸福、自由、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普遍认为是能够代表性地表现在社会领域内对理想观的评价。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最令人欣喜的事件，它是由马克斯·韦伯发现的。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的“自由”这一术语，或者也许更公正地说，它在古代也没有一个词语能够表示社会中的“自由”的意思。不管怎样，有一个词与“自由”有关联。它首先于公元二世纪颇具特色地浮现了，但只在一个极狭窄的范围内使用，直到晚近的一些时候才被人们重新发现。一度，它作为标语出现，这时它是人们发现的西方自由这一概念的对应物。这就是“自由”这个词，其字面意义是“自己进入”。如前所提及的阮籍的著作中间接地提及这一表达，它体现于与“大人先生”争论的不知名者的质朴文字中。这句话是“生无由自达”，这句话意味着，它清楚地表现了作者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直接完全地指向自我认识的目的这一自由观。但也已是在早期，这一概念不仅显然是与心灵的、直觉的经验相关，而且也与非常具体、并非残忍的“独立”相关。可能在早期的典籍篇章中这个概念就已出现，它关涉到在一个政党击败另一个敌对集团后所取得的成功：“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因而在中国，“自由”一开始倾向于染上了不愉快的色彩。这种评价并非不公正，它激发了人生摆脱束缚的思想，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概念并不是在被压迫者与被剥夺权利的人们中发现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环境中发现的。其荒谬的结果就是，此刻，正如前所引述，叛乱群众基本上还采用使人感到震惊的保守的秩序观，而逐渐腐败的领导阶层则公开赞扬自由的理想。但纵然如此，也仍有例外，道家人物数量日益减少，如无君论者鲍氏，其观点从不出于蛮荒生命的观念之外，但他们并不意味着真正受压迫者的解放，而是很自私地只虑及自己所受到的儒家强加的道德与习俗的坚固桎锆。
“自然”概念的出现比对“自由”的非常特殊的表达更早，而且与之以显著的方式相连结。“性”这个旧概念，我们在思考中国人的“生命”观时就看到了这一字眼，它指的仅是一个生物，一棵树，一只动物，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即如很多的人的本性，而不是存在于全体之中的本性。某种程度上，人们完全了解这一概念，尤其是道家称之为“道”。但这就使自然与文明的对比成为不可能。然而，这一对比自然而然被哲学运动所察觉。确实，实际上它几乎总是讨论的中心，然而长时间没被人们这样认识到。一方面正如儒者们(在这方面他们和墨家、法家相连)愿把“自然”看作是“非文明”的一样，反之道家则把文明看作“不自然”的。在他们的总体主张中，儒家的“仁”与道家的“道”代表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在公元二世纪及后来，出现了对世界的某种划分，两者突然开始发现“自然”与文明相对应。立刻，对自然的描绘发现了通向文学作品的路径。人们发现了漫步的乐趣，河流的美丽，浪漫的精神，对自然诸事物的激情也被激发起来了。对天堂的描绘中呈现了自然的景象。尤其是那些以诗歌形式出现的描写(如曹植的诗)，追逐自然的现象都出现于王纲解体、外族入侵、人民流离失所的时代，这时人们的恐慌造成大批逃亡，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不是偶然的。在逃避主义思想中，已具备了内在与外在两个因素。逃避主义显然纯属道家思想，确切地说道家渐渐失去其真正的核心思想了。因为此时它放弃了原先自然优于文明的主张，这就证明其更为重大的后果是走向了与对立的儒家主张妥协。后者从未将自然看作一种病症，正如道家从未将文明看作一种病症。儒家更为折中地将自然视为一种未经雕琢的原料。对于儒者们而言，对他们的原则保有忠诚则比道家更早一些。通过对比看出，道家的世界观开始泛滥，由于对此没有真正的了解，道家一度陷入一种理性的绝望中而不能自拔。某种程度上，这一发展实际上在此处讨论的“自然”“任自然”这一概念的词源中得到预示。“自然”的表达字面上是“就是它本来的样子”，首先见于《道德经》。《道德经》中，“自然”赋予 “道”以不可或缺的内在结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每种法度而来的自由除了被看作物自身而外，原先还具有仅应用于道的特殊性。但渐渐地，它向天与地让步了，最终，某种程度而言，是向存在于“自由”的自然中的所有事物让步。被大大贬为这一发展的结果的“自然”这一概念最终与“自身本性”相等同。从这点看来，正如道家于公元二、三世纪发现的那样，我们看到了“自由”与“自然”这一概念的结合，对大自然中生命的取法仿效不再是通向处于“道”中的完美人格的惟一路径。人格的完美更为直接。取法于道本身的生命之道因而产生，且生命之道与人格完美紧紧相连，因而道的定义是：道即是其自身的规律。“自”这一成分在“自然”与“自由”这两个概念中也并非偶然，而只是表明，在所有生命的表现与行为中对“自”的认识成为所有“自然”与“自由”的决定性特质，二者都是大自然与道的属性，正如二者都是理想人格的属性一样。此一时期的相关文学作品中，到处可以看到这些例证，尽管自由观极少直接用“自由”一词表达，而用在作品中的这些词也不甚清晰。“让它们走自己的路”，因而“自由”的用法也只来自于这样的观念性领域。
人们要从所有统治形式中获得解放，无君论者鲍敬言认为这一目标直到很晚时才能实现，而实现时又很快会被人们遗忘。上层阶级通过大自然中的生命来摆脱社会习俗的束缚，已成为日益时髦的愿望。田园诗取代了对理想的设想，颇为趋炎附势的文人们突然对文明感到厌倦，认为他们正在发现大自然中被人遗忘的天堂美景，当然大自然被用来点缀所有可能想像得到的他们那个阶层的惬意。对粗野质朴的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使那些非常典型的、渴望远离自然而不得不居于城郭的人们的思想得到感悟。其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仲长统(179？—219年)，他的短论《昌言》(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道家持论的方向：
使居有良田广宇，背山临流，沟池环布。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子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泳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霜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逍遥古今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在同一个作者的一首诗中，没有受到令人恼怒的社会干涉，自我实现的欲望伴随着如上引最后一句中所表达的对社会的蔑视，甚至是一种对文明的明显敌意。但蔑视并非是明说出来，以致使其在语气上具有革命性，敌意仅局限于哀怨、消极的反映：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
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
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志。
在道家哲学发展的后期阶段，从其一开始的表面看来就一直很清楚地看到否定性、毁灭性因素隐伏其中。对人的自由的发现几乎成为对自我消失的发现。但在三世纪上半叶这一很短的过渡阶段，预示着萧条的接踵而来的灾难触发了知识界的广泛的循环论思想，有一些哲学家突然洞察到人的伟大以及人幸福的绝对性。在他们的持论中，古典式的单纯几乎不复存在，所有与童年时代的理想相关的理想都成为激发人们热情的对象，最终成为高度赞美的对象。早在《道德经》中，这一特性就被描绘成幸福的源泉，甚至鲍氏将它描绘为典型的无君论时代，其中这样写道“……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而为天下式，……圣人用之乃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在《列子》中发现了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段落。一个人通过一个病人病情的可恶恢复，描绘了被忘却的幸福，描绘了幸福的崩毁， 病人病情的恢复读起来似乎是对幸福的无知粗暴的毁灭，就好像病人被迫啃啮善恶的知识之树：
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卜之，弗占。鲁有儒生，自谋得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疗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日，从之，莫之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寤，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向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住数十年来，存亡得失，衰荣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衰荣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病人的病因不是真正的病而是自然健康，而对他的“治疗”方法等于是社会的侵染，这种侵染与世界上纠缠于社会利益的有害种子再度出现于《列子》中。它表现在下列这则轶事之中，其中提出了圣人与疯子间的关系问题：
龙叔谓文挚曰：子之术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挚曰：唯命所听，然先言子所病之证。龙叔曰：吾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见吾如人。处吾之家，如道旅之舍，观吾之乡，如戎蛮之国。凡此众疾，爵赏不能劝，刑罚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乐不能移，故不可事国君，交亲友，御妻子，制仆隶，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自后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远，今以圣者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浅术所能已也。
超脱、酒醉与创造力
“竹林七贤”这群哲人生活在三世纪上半叶。他们试图在对社会习俗的冷漠中发现幸福与完美。这群人对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为灿烂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阮籍，正如我们所见，他为鲍氏的无君论打了基础。然而更为伟大的、具有重要性的人物是文人嵇康(223-262年)，人们过去常收集关于他的生活状况的描述。他最为著名的文章是《养生论》。像中国其他哲人们一样，在探索逃避年老与死亡的可能性上，他表现了一种奇特的坚执。乍一看来，似乎只是在重复由老子尤其是庄子说出的古老箴言。但仔细看来，显然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名符其实的疑点，网状交织地笼罩在表面上据称是长生的教条中。令人不安的观察结果是没有人曾确实遇到过长生成仙者，这已被大量实例所质询。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见道家传统思想出现了新的曙光。庄子曾试图引人回到自然万物能控制死亡的平等中，但这一观点现在让道于对事物淡然处之的超脱的观念，这一观念不同于一个人自愿对事物先行放弃：“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我们于此看到：
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愿，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脪以朝阳，绥以五絃，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
圣人无欲的观点充满着自相矛盾，但确实，这一观点创造了圣人们。不像《庄子》中的圣人们，此人不想离开社会。他除了对保全自身同时愿意忘却自我有兴趣外，别无其他，这一观点被嵇康的朋友向秀猛烈攻击。向秀是一个儒者和一位官吏，对道家没有好感，而某种程度上在儒的范围内又与道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反之道家者流也试图如此而为)，但他一边欣赏嵇康生活的艺术化方面，一边又对其生活的神秘化不满。对于他来说，“忘欢而后乐足”这一观点中的矛盾不能促使智者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理解真理，而是纯与朴这对矛盾方可如此。在他的《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他矛盾的观点也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夫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则顾影尸居，与木石为邻，所谓不病而自灭，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忧。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以此养生，未闻其宜。故相如曰：必若欲长生而不死，虽欲万世犹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长生亦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欤？
在每一部冗长的辩难中都包括八个小部分，嵇康再度评价了关于生活的两种对立态度。毫无疑问，这两种对立态度一开始就把人分开。关于社会中人们所从事的职业，统治者的地位等这些问题也已触及。但颇富特色的是，这些问题不是从无君论角度回答的，而是，概言之，是从对不相关事物的冷漠态度这方面作答的，这个观点甚而在无君论者阮籍身上可以清楚地见到。嵇康反复向朝廷陈述他的无君论观点，从而卷入到一场阴谋之中，最终因这篇序文而被投进监狱，在三十九岁时遭杀身之祸。但是，尽管如此，事实上，他明确承认政府存在必要，虽然由于政府的存在，他被迫对统治者采取冷漠态度，正如他对被统治者一样。概言之，嵇康对反对派的辩难被向秀夸大了，这一事实是不切实的。当他驳斥牺牲生命中的欢悦是为了保全自己这一观点时，他驳斥说，这也导致了同时从痛苦中获救。同时，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及的神奇山林中，他也提到了来自长生不老药的超自然的欢悦。炼丹术的成分在后来的葛洪著作中据主导方面，也已于此可见。像嵇康一样，葛洪希望通过内在与外在手段的结合而达到长生与幸福。很难明确说明在何种程度上此处所描绘的幸福是直接归咎于药物的使用；但这一可能性我们是不能就此罢休的。
统治阶级发现，道家的这种个人主义特性，阻止了其所包含的政治无君论迹象的展开。然而，它通过早些时候就已由于墨家思想的涌入而形成的转向“社会主义”的倾向，从而完成了使人颇感惊奇的某些事情。这一语境中的关键性文章是嵇康的政论《释私论》。“公”的美德如前所述，在吕不韦的著作及后来道教组织的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于此，嵇康不可思议地使之转向完全个人主义的态度。通过重新阐释人的一项基本行为，即忏悔的作用，来起到桥梁作用。忏悔在道教社团中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聚集在道观创立者张道陵门下的信徒中，对于罪恶的公共忏悔成为从疫病等不幸中获救的一项基本前提。对于张道陵而言，这已成既成风俗，对于“五斗米道”创立者张角而言亦复如是。忏悔不再是私密的而是公共行为，并且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一再成为放弃个人自傲精神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使之感到他只是团体的一分子。然而在嵇康的再阐释中，“公”成为与“私”完全不同的截然相反的事物。的确，“公”已转向其反面，例如它已成为对当世境况冷漠处之的一种表达形式。嵇康将之作为人类救赎的基础，在他的一篇文章的结尾中，他这样写道：
问曰：第五伦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终朝不往视，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谓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善以无名为体，非以有措为负。今第五伦显情，是非无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无私而有非者，无措之志也。夫言无措者，不齐于必尽也。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无措有是，然无措之所以有是，以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则无道以至非也。抱一而无措， 则无私无非，兼有二义，乃为绝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贤于不言之私，非无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伦有非而能显，不可谓不公也，所显是非，不可谓有措也。有非而谓私，不可谓不惑公私之理也。
嵇康与其具有同样信仰的朋友们，他们的教化植根于他们自我自然完善的愿望，并因此而具有较高的精神气质。予以承认的是，“竹林七贤”使人欣喜的是他们古怪的行为。但他们也是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充分发展的艺术感的人。当然，由竹林七贤及其徒众引导的非常优秀的人格需要保持矛盾的存在。嵇康既具有政治手腕，一面作为官员活跃于政坛，同时他也不知疲倦地写诗作文、创造出新的形象，他不时将这描绘为自画像，或经常将之描绘为“社会里的贤者”图像。他这个新的、真正古怪的贤者不再是山中的隐士，但无比懒散，绝对地目无法纪，然而却又热爱艺术、热爱自然，是机智的、反应敏捷的官吏。尽管颇费一些周折，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其背后的道法结合的统治者形象，坐在其官位上，“溶若甚醉”。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贤者表面上用他的天才超越世俗的焦虑，与其真实本性画上了等号，它诱使人们通过公共忏悔任何一件隐藏的违法行为而卸下罪恶重担，从这一习俗中达到某种解脱，确切地说寻求解脱是为了经验洁身自好，使污秽与纯洁发生感人的改变。自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无法无天。成见的缺乏产生了轻薄，神秘的超然转化为醉生梦死，也许嵇康对此种种并没有清醒的意识。然而一个人不必即刻“忽视周遭”，这句话给思想增添了养料。
甚而在竹林七贤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渐渐地认识到违背社会习俗的外在观念在人的解放这一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它某种程度上必然地带来了内心的自由。在这场运动中，其表面形式紧随着大量的理性物质基础的丧失，这一倾向在竹林七贤之后的两代人中日益采取了灾难性的形式，更富特色的是酒的重要性发展了。与过去的道家贤士们的特征相比，更可以说是他们追随者的竹林七贤，如果手中没有酒壶便是不可想像的， 这个姿势也许成了他们肖像画的特征。打个比方说，官吏们目光呆滞地倒在椅后，首先利用官职来赛酒，接受地方官职时则依赖于其酒窖的质量，从而成为令人羡慕、令人拍手称快的理想人物。当然，还要打破无数其他的禁忌。社会震惊于他们的披头散发、不修边幅，这些都是他们永不改变的亲近自然的迹象，是他们于文明中获得放逐感的征象。同样，他们的裸体以及可以称之为裸体俱乐部的喝酒之处激怒了人们，在那里他们表现自由的创造力。这一新的态势令人信服地表现在变化了的天堂之所的描绘上。经典的例子是稍晚的哲人、诗人王绩(585-644年)。他把自己看作古怪的与世隔绝的阮籍的后代并非是不合理的，在对醉乡的描写中，他特别把阮籍看作其中人民的代表：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鱼鳖鸟兽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昔者黄帝氏曾获游其都，归而杳然，丧其天下，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降及尧舜，作为千钟百榼之献，因姑射神人以假道，盖至其边鄙，终身太平。禹汤立法，礼繁乐杂，十代与醉乡隔，其臣义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乡，失路而道夭。天下遂不宁。至乎末孙桀纣，怒而升糟丘，阶级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见醉乡。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职，典司五齐，拓土七千里，仅与醉乡达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厉，迄乎秦汉，中国丧乱，遂与醉乡绝，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窃至焉。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址，中国以为酒仙。云：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右华胥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游焉，故为之记。
一部非比寻常的引人入胜的轶事专集《世说新语》，使人们能够对这一阶段的思维方式进行更深刻、更复杂的洞察，其中多奇闻异事，它们不仅包含了通常为当代读者不能理解的意义含糊的富有睿智色彩的短篇故事，而且还有很多难解的、令人迷惑的虚构引为，这些行为从某些方面看来几乎具有“偶发事件”的性质。这本书都是一些在历史中居从属地位的事件，但在每章内又是按编年来撰写的。这些记载使人深刻洞察承载自由精神的某些行为其繁荣与衰落的过程。《列子》中的孤独者由于社会的锁链没有紧束着他，则被认为是疯狂的，这个孤独者此时在《世说新语》中变得极端狂癫、语无伦次，奢侈糜烂。在《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非常具有表现力的故事，据故事所述，一个年青的亲戚表示自己要成为一个新的学生、决定成为天才时，竹林七贤之一故意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然而不是贤者阻止了这一新时尚的出现；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极度的贫穷，部分地对这一时尚的崩解负有一定的责任。而睿智时代产生的这些恶作剧不久便渐于停止，部分由于高洁的精神激发，部分由于虚无主义的绝望。在社会里自由观念的发展遭至失败，它仅限于保存在上层阶级的一小撮人中，已不能构成真正的问题，不久便走向消亡之路。一方面，所能遗留的是陈旧的令人沮丧的人们熟晓的自然，野性，自由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则是文明、秩序，以及自由的缺乏。因而在和谐中发现幸福似乎继续是不可能的。
第二节 在西方天堂里的救赎
佛教带来幸福处所的变化
刚才讨论的天才的愤世嫉俗者们力图在政治上远离老百姓，生活在对老百姓的嘲笑、蔑视中。在他们的所谓清谈中，其思想背后吸收的虚无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因素日益为人所识，而且他们将之变成某种确定性的东西，那就是佛教。绝望与怀疑，失望与愤世，始于孔子的指向现世时代的终极取向，很自然地在一个时代转化成了完全扎根于宗教的终极目的，而这将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不经意之中，结束成为新的开始，精彩篇章的开始展开了一个新的序幕。
中国最初的佛教迹象要回溯到公元一世纪。然而很奇怪的是，很多年以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佛教不是道教的变种，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佛教产生的原因有种种，很长时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直是模糊的。但有件发生于西方的事情不能认为是外来的。据传说，老子把《道德经》交给关隘的哨兵后就消失于西方的山中。完成《道德经》是他最后的心愿，是他对信仰的证明。西方是最为古老的道教的天堂，是“西王母”所在之地。后来有许多道士坚持说佛就是老子，他离开中国，在印度宣教。除此而外，还涉及佛家的社会态度。文人们倾向于把世界与社会看成纯属一体的一样东西，所以在佛教对人的悲观的放弃与信任大自然的道家对社会的基本乐观的放弃之间，没有什么必要的清晰的差别。因而表面上看来，佛家的消极反应与道家反对国家对人民的要求、反对社会几乎是一样的。最初，佛教的许多概念并没有直译成汉语，已成为特殊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外来词被冷落一边。因为是概念，汉语书写系统确实已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取而代之的是作出确切翻译每一术语的努力。然而严格说来所有能符合这一目的汉语词也都是传统中国哲学中的相当简单的语汇，与相当丰富与复杂的佛家术语尚不能相比，因而一开始就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但后来，误解得到了改正。然而也仅是在理论上而已。实际是，因为这些错误已很早就深深地进入了人的意识之中，所以它们永远也不会产生什么有益之处。极其显然的是，令人惊叹的汉语同化力确实是由于语言的无力而导致，实事求是地说，尤其是由于其取代外来思维系统的书写系统而致。所有从外部渗入中国的意识形态渐渐显出其悲哀，因为汉语书写的概念体系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外来词溜进其词汇之中，除非它作为一个外来因素已得到同化。外来词必得经过“翻译”，这就意味着外来词必须被同化(通常是简单化了)。否则，这些词从其完全意义上而讲，将永远打上舶来品的烙印。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发生何种性质的国家范围的运动都导致了它们的厄运。
早期对佛教的接收过程也有严重的误解，导致误解的原因是人们把佛教与中国的灵魂观等同起来。在佛教看来，“灵”(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是对个人存在产生幻灭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构成因素，也是产生生命再生轮回的原因。起先，它并不意味灵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美化，因为它再度暗示了“自我”的存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生命轮回运动，一种充满活力的推动自身发展的力量 ，堪与物理学中的波浪运动相媲美。这一佛教概念翻译为汉语词为“生灵”。据古老的中国人信仰看来，灵魂是人生命中不朽的部分，人死后，它将再度被世界上的鬼魂接纳(后来，也称之为“魂”，以区别于短暂的“魄”)，正唯如此，导致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因为哲学化的佛教不仅摒弃了灵魂的概念，而且打算摧毁生命轮回，于是使佛教成为异已的这个问题立即出现了，它就是在佛教中新发现的人们误解了的灵魂永生问题。这个问题使佛教与道教早已提出的重大主旨直接地紧密相连，并且是多层次、多方面地相连，即怎样保存生命。
儒家与道家在争论关于死后的生命与人的永生问题前，就曾改变过他们的立场。起先，儒家将他们的整体信仰建立在对古人教条的崇拜基础上。古代人所谓生命延续的观点因而是天经地义的。但渐渐地，它开始离开早期幼稚的观点，日益倾向于看到各种具体宗教性事物，包括作为隐喻的从灵魂中获取永生的信仰。相反道家则开始宣称，个人还在活着时，就得放弃其个性，因为人必得一死，事实是个人不可能从死亡中获救。但后来，道家越来越致力于发现保存个人生命的方法，致力于使人获得永生、成仙得道进入天堂的手段。
尽管道家与儒家一直受人尊重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它们仍坚持对立。又同样对于佛家而言，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颇为矛盾的是，佛教并未十分致力于在时空上摒弃这个世界，而是致力于戳穿所有传统观念，当知识分子们将这一观点与儒家(也与道家)相比时，这一观点就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之着迷了，因为它看到一个不可理解的巨大多维世界，在那里，穿越同样巨大的短暂而广阔的距离，所有的生灵在各个方向上被因果之索连接在一起。确切地说，由于“灵魂穿越存在”的错误信仰，于是人们认为万物的个体生命处于芸芸众生中，创世时代种种生命形式就已注定了芸芸众生，万古如斯。在佛教中所谓占据中心地位的部分，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时空观念前，显得黯然失色，这要追溯到婆罗门的影响，但它已深植于中国人思想之中，并将之看作习以为常的“人的历史维度”。通过无尽的再生链条，人能获得完全的因果报应，这将得到应验。作为宗教而言，这一观点使佛教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它在中国能得到接受则就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在中国伦理道德注定比冥想更为重要。下列两段文字则深刻洞察了这一新动向。其中之一是僧人慧琳于431年写的。他摒弃了灵魂不灭观，而赞同其对手陈述的观点，这将在下面征引。第二段则是佛教徒宗炳(375-443年)在433年所写，因为他攻击慧琳的文章，但多少也与后者的反对观点相一致：
周孔为教，正及一世，不见来生无穷之缘，积善不过子孙之庆，累恶不过余殃之罚，报效止于荣禄，诛责止于穷贱，视听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释迦关无穷之业，拔重关之险，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慈之救，众生不足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措泥洹以长归，乘法身以遐览，神变无不周，灵泽靡不覃，先觉翻翔于上世，后悟腾翥而不绍，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乎？
生不独造，必传所资。仰追所传，则无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则亦无竟也。是身也，既日用无垠之实，亲由无始而来，又将传于无竟而去矣。然则无量无边之旷，无始无终之久，人固相与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县，于八极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罗万二千天下，恒沙阅国界，飞尘纪积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独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处沧海，其悬犹有极也。今缀彝伦于太虚，为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迩。所谓轩辕之前，遐哉邈矣者，体天道以高览，盖昨日之事耳。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礼乐之良敬，诗易之温洁。今于无穷之中，焕三千日月以列照，丽万二千天下以贞观，乃知周孔所述，盖于蛮触之域，应求治之粗感，且宁乏于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论也。若不然也。何其笃于为始形。而略于为终神哉。登蒙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际矣。
通过生活空间的爆炸性扩展，此时此地的现实区域缩小了。它对社会与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对理想境界的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个新宇宙巨大的时空背景的出现，古时候的黄金时代与世界之尽头的天堂一样令人怀疑，二者都从现实中被一寸一寸地分离出来。由于期待着从黄金时代与天堂中获取真正的、永恒的救赎，二者似乎越发靠近了。最具决定性的是，佛教中幸福的意义，实际上与机智的中国人之思维系统中的幸福观完全不同。佛教不否定大量短暂、有限的快乐的存在。但其教义的中心意旨是确信生命中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的幸福，这一信仰也并未被后来教义中出现的新成分所丢弃。这一铁的法则不仅用于人与动物，甚至也用于至高秩序中的神人。并且佛教认为，从一开始，不管哪一层面的所有存在都被不幸所染指；不久，不幸就统治了存在。只有涅槃才能从存在的毒咒中解救人们的不幸。对这一境况的任何观点，描述或定义原则上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形势不是“虚无”，它必然地缺乏倾向性，分界面及区别性。这种信仰不仅起源于对这个世界的背弃，而且源于幸福自身，因为在它看来，每一种幸福的形式都包含着忍受痛苦的真面目，把人们从救赎的道路上拉出来，而且也暗示了人们很少能获得好报。它代表了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生命是由前世修业决定的，因而对其信徒来说，天国与天堂里也染上了佛教徒的色彩，无法摆脱佛教色彩的浸染。它们是暂时的有限的天堂，而它们令人质疑的价值也在宗教范围之内为人们所认识，为人们所讨论。例如，在慧琳431年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则对他的反对者作出了回答，其中有人们期待出现在佛教徒天堂里的幸福赞歌：
“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敕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肃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来生之欲，何以权其当生之滞。物情不能顿至，故积渐以诱之。夺此俄倾，要彼无穷，若弗勤春稼，秋穑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遮虑者，长沦于九泉之下矣。”
因而知识界出现与现世世界的分离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认识产生了怀疑的现象，它给10、11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打上了印记。事实是，它不会放弃在寻求现世幸福的过程中彰显自身，更为正确地说，这一逆转已成事实。中国的佛教时代是一个持续的战斗年代，各民族国家间都处于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中。后来而不是最后，文化呈现了成熟的、世界性的辉煌，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而且永不会再现的盛况。在其繁荣程度与灵活性上来说，人们相信佛教自身表现出来的、将永远存在的生命之昙花一现的繁荣及其中的悲剧因素。这个世界不再像所有过去的中国哲人所看到的是牢不可破永恒存在的，在其他许多方面，哲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不仅自我的湮灭，而且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整个世界的湮灭现在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显然已无法抗拒了。诚然，如此的湮灭确实代表了人类努力的终极目标。这种精神发展的必然是它扩展着，进而超出真正佛教徒的范围而在许多文人和百姓中传播，这比难以置信的渐而构成一个重要经济政治因素(然而仍不能确定)的寺院生活，更为具体地反映了新的消极悲观态度。
显然，知识界的氛围是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新模式并没有好感。对于注定不得不遭受承受苦难的世界而言，不值得为此立刻努力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对于任何实现理想所必需的努力而言，这些解决办法不可能具有长久永效性，在遭逢厄运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僧侣放弃其义务，不思其荣辱，由其家庭供养因而使自身获得自由，如果这些人最易于得到救赎，那么这时一个模范的政治体制和一个幸福的生命的用途是什么呢？这是固执的儒者们经常抱怨的世界，如果这将能得到救赎的话，那么对宗教的狂热不能阻止人们短期的自我残害。因而人们希望离开流泪谷而到达彼岸世界。严格说来，佛教中描述的天国、天堂在本质上与现世没有区别，然而这些地方向人们允诺说，幸福与长寿是短暂的，不必总是期盼着它们；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菩萨的教义，对此很难在理想领域里反对它，于此人们发现了它被狂热接受的原因，尤其是其中的大乘佛教，在东亚地区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中的佛们放弃了涅槃来助人超渡，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观音，她眼观八方，耳听六路。这一形象产生于7世纪，在中国渐而形成女身。观音的形象多年来一直在绘画、雕塑中有所表现， 且给人印象极为深刻，它使人极易联想起基督教中的圣母形象。和许多其他菩萨一样，在人们的想像中，一直把观音看作受人崇拜的居住在类似天堂地区的天与地之间的使者。这些则又赋予其他那些天堂以更大的价值，证明了人们对它们的渴望，尤其当天堂中的某些被当作为涅槃的最初必经之地时。虽然并没有特别强调其价值以及从理论上来证实，然而通过佛教展示给人们华丽的描绘，佛教的天国与天堂占据了中国人心灵。纯粹从天堂数量上来看，就发生了从事实到事实的变化，并且激发了人们对日益完美幸福的想像力，具有某种使人沉醉的力量。当道家把儒家与法家对理想的描述搁置一边，涉及天堂时，总是单纯而质朴，从而具有社会指向性。159然而来自印度的这些观点则以其开阔的想像力来面对中国人。它们详细列举每一财宝的名称已足以证明是多么地迷惑人们，以致他们无条件地向这一奇迹屈服。更为甚者，有时在印度人那些浮夸的想像中，无情地降低了古老的、某种程度上已稳固建立在中国人心中的，然而也可能更是可感亲切而朴素的天堂的地位，将之看作是毫无意义、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然而印度人的天堂更为阴暗，在他们无止尽的反复描述中，体现的只是人们看到的劳顿，在他们枯燥的系统组合中所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东西。因而起初，印度人的天堂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确切地说因为在这方面与早期的中国人的理想观相比，它们并没有为此时此地的现世生命作出楷模，它们只是向那些意欲离开此岸世界的人们保证，在极其遥远的国度里，此岸世界生命中的烦恼与存在之诸种问题将不会再困扰他们。
西方极乐世界
佛国天堂中至为著名的、事实上也是一个完全的佛国天堂复合体是安乐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由早期的佛教传说中人物“无量寿佛”统治，他与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不能等同。这块幸福乐土在无数的文本中被长篇大论地描绘着，讨论着。其中在中国最为古老，最有影响的是《大无量寿经》，它于公元252年译进中国。在此书中对极乐世界有着详细的描绘，下列征引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已体现其宏旨：
阿难白佛「法藏菩萨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阿难又问「其佛成道已来为经几时」
佛言「成佛已来凡历十劫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恢廓旷荡不可限极悉相杂厕转相间人光赫煜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精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又其国土无须弥山及金刚围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溪渠井谷
佛神力故欲见则见亦无地狱饿鬼畜生诸难之趣亦无四时春夏秋冬不寒不热常和调适」
「又其国土七宝诸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
「或有宝树紫金为本白银为茎……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荣色光曜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官商自然相和
「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
(菩萨经典究畅要妙名称普至道御十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佛所住者皆已得住大圣所立而皆己立如来道化各能宣布为诸菩萨而作大师以甚深禅慧开导众生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明了诸国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善学无畏之网晓了幻化之法坏裂魔网解诸缠缚
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愿三昧善立方便显示三乘於此化终而现灭度亦无所作亦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
「其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络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纵广深浅各皆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香洁味如甘露黄金池者
底白银沙白银池者底黄金沙水精池者底琉璃沙琉璃池者底水精沙珊瑚池者底琥珀沙琥珀池者底珊瑚沙砗磲池者底玛瑙沙玛瑙池者底砗磲沙白玉池者底紫金沙紫金池者底白玉沙或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华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钵罗华
钵昙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
「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意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欲令至膝即至於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颈水即至颈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还复水辄还复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宝沙映彻无深不照彻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逝不迟不疾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或十力无畏不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
无生忍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如是等声称其所闻欢喜无量
……
佛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住於正定之聚所以者何彼佛国中无诸邪聚及不定聚十方恒沙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
佛告阿难「生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违无失於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著心去来进止情无所系随意自在无所适莫无彼无我无竞无讼於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软调伏无岔恨心离盖清净无厌怠心等心胜心深心定心爱法乐法喜法之心灭诸烦恼离恶趣心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得深禅定诸通明慧游志七觉修心佛法
「肉眼清彻靡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意诸道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等观三界空无所有志求佛法具诸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从如来生解法如如善知习灭音声方便不欣世语乐在正论修诸善本志崇佛道知一切法皆悉寂灭生身烦恼二余俱尽闻甚深法心不疑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靡不覆载究竟一乘至於彼岸决断疑网慧由心出
「於佛教法该罗无外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慧光明净超越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犹如雪山照诸功德等一净故犹如大地净秽好恶无异心故犹如净水洗除尘劳诸垢染故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薪故犹如大风行诸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於一切有无所著故犹如莲华於诸世间无染污故犹如大乘运载群萌出生死故犹如重云震大法雷觉未觉故……
正如此处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观”在净土宗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净土宗在三世纪下半叶渐渐得到发展，对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有特殊的吸引力。为了从日常生活的痛苦中寻求解脱，许多单纯的信徒们把他们的最终的、辉照着神光的希望寄托于天堂福地——不仅许诺他们以幸福，而且除此而外还反对佛教直接进入涅槃的逻辑，极乐世界的形象激发许多艺术家的灵感。画家们在洞窟与佛塔上虔诚地绘上彩画以表现佛国色彩斑斓的世界，诗人们则在诗歌中歌唱它。因为它植根于人们心中，净土宗在九世纪开始就比儒家竭力攻击的其他教派更为成功地幸存了下来，并首先瞄准了受过教育的人们，以图重新控制他们。在更近的一些时代，净土宗因而成为在现代的佛教寺院组织中一个强有力的构成部分，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亦复如是。理想国度中个人的优良品性不同于人们投射在想像空间里产生的人的品性，在这一引人遐想的空间里赋予了在秘密社团中才具有的政治效能。更为甚者，作为一个理想，这一希望刺激着人们的心灵，而不管在来自印度的佛典的描述中其显示的空间有如何巨大，在面对这一几乎不真实的永恒时人有多深的畏惧，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却是倾向于与宇宙相互亲融友善，因而偏离了无人迹的来世无量之光照耀之地。162在中国人的影响下，天国变得更小了，但从社会感上来说则更为现实、更为人们所理解。一份非常早期的材料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僧人支遁(314—366年)是一个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儒道融合尽到几分贡献的重要人物。如果既称他为道士，又称他为佛徒，也许不无道理(他为《庄子》写了一部重要的注)。对佛教信仰，他留下了一份书面表白，阐明了其信仰的目标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获得转世。尽管文章很短，但他也作出了他自己对极乐世界的描绘。其用词在语气的变化与转换上颇富特色，它表现了在中国人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对极乐世界的描绘：
西方有国，国名安养。迥辽迥邈，路逾恒沙。非无待者，不能游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陀，晋言无量寿。国无王制班爵之序。以佛为君，三乘为教。男女名化有于莲华之中，无有胎孕之秽也。馆宇宫殿，悉以七宝，皆自然悬构，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其荣。飞沈天逸于渊薮，逝寓群兽而率真，阊阖无扇于琼林，玉音天谐于箫管，冥霄陨华以阖境，神风拂故而纳新，甘露徵化以体被，蕙风导德而芳流，圣音应感而雷响，慧泽云垂而沛清，学文嗡兮而贵言，真人冥宗而发翫，五度冯虚以入无。般若迁知而出玄……
佛国天堂没有无谓的纷扰，它再度变成道家天堂，不再是“无量光天”，而是“无量生命”之所在。对于缀满珠宝的树枝，沉静的中国人真的不知所措，这些树的景色已进入了背景地位，那些辉煌的宫殿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山林湖沼中充满了种种可以食用的生物——坦率地说对于佛教徒来说是难以想像的——而神仙们的醇酒使人酩酊大醉，说出的诙谐幽默的话则有害于佛教。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酩酊大醉与不可思议的狂喜在道教中是和谐的，并不像在后来，二者彼此同一、调谐反而成为罕见的了；而另一方面，对于佛家来说，救渡的关键不是充满了温暖，从而无意识地重归无知的混沌状态，使万物获得生命，相反是充满了冷漠，甚至是泠冰冰地洞察到所有存在的无望悲惨的境况，在那里生命与遭逢痛苦总是如影随形。因而在无量光天中任何对动物的描绘之缺乏就不是偶然的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佛教徒们饮茶而不喝酒，在整个亚洲，人们都接受了这一习惯，它完全与中国对佛教的引进有密切的关系。这没让人们的思维飞翔起来而是使思维变得敏锐，而且趋向于强调人的聚合，而不是瓦解以使人们分离，在美学上，茶不比酒差而可能是更好，因而导致整个文学都完全与各种各样的茶、水及准备沏茶的方法有关。后者后来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茶道”，扮演了一个类似礼仪的角色。道家对支遁的极乐世界的描述之影响已是毋庸置疑的，当支遁谈到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相伴随，而佛教的一个重要目标则是在二者之间建立差别，这并非出于任何反感，而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动物们甚至神仙们都无力去理解生命与痛苦之间的关系。无疑，将近最后，支遁引进了一个彻底的道家概念“真人”，这一理想人物已进入了自然的轮转而不是与自然相分离，这一形象早已占据了庄子讨论论题的中心。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甚至在这描述中看到儒家的陈词滥调，诸如屋无外门，路不拾遗，国无盗贼等。这一建立于良好教养基础上的价值观在一句话中就得到了表达，概言之，在最后天国的优点用独具风格的严整的排比句式列举出来了，并气势一贯。这段描述其要旨明显又是反儒家的，一开始就赞扬无君的状况，但是也显然看出这段描述表现的是中国作家的思想，它更为强烈地面向社会，是典型的儒家方式而非印度模式中的情况。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是弥勒菩萨而不是阿弥陀佛这一非历史实有的佛首先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在佛教徒的观念中，弥勒菩萨是一个居于未来的佛，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佛。据一些学派看来，他将出生在遥远的未来，而其他一些在我们的语境中更为重要的学派则认为他将在任何时刻到来。弥勒菩萨居住在兜率天，此处是为那些更为圆满地从尘世中获得赦免、从而使自己摆脱因果报应的链环而获自由的人们准备的处所。正唯如此，在历史上，释迦牟尼发现了他最后的再生肉体之前，他也曾拜访过弥勒菩萨。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兜率天也是所有信徒们心向往之的地方。然而其重要性的确不如“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总而言之，这与弥勒菩萨多少有着一定的关系。阿弥陀佛许诺在他的极乐世界里，他将保证带那些信仰他的人进他的王国，以使他们从现世遭逢的痛苦中救渡出来。逃避现实者彻头彻尾的向往彼岸世界的思想与这一承诺相互关联，他们决不会去期待现世的进步。而在弥勒菩萨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不管他的到来将会是怎样的遥遥无期，他在此时此地众生眼中依然不是那么遥远，但要到达它仍像天空星辰的闪烁一样不可抗拒。尽管在起初的佛家教义中并未证实这一点，然而从精神上来说他成为信徒眼中的救渡者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仅像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一样宣教，而且同时努力强调从痛苦不义的世界中获得自由，在天堂里创造纯粹的幸福与快乐。在早期的《山海经》中便已成形的道家对救渡的期待，在佛教的影响下继续存在，可以将之看作与这一希望是同一的。阿弥陀佛被人崇拜的光芒从七世纪中期以来一直盖过了对弥勒佛的崇拜。最终这将部分归功于这个国家温和的态度，唐朝(618—906年)时，阿弥陀佛恢复了其威力。对于佛教而言，背离现世也许似乎比执着现世更能为人接受。然而，弥勒佛继续在秘密社会中起着可能招致人们反对的作用，他因为这些重要作用而成为一个象征性人物，但这与人们对儒家观念支配下的世界产生的不满之潜流显然不能等同。
在儒教战胜了佛教之后——将近公元1000年末期，这已非常明显，弥勒菩萨重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当然不仅仅是偶然的，而是预示了儒教看到了人们信仰更好的、完全重组的未来，看到了这一个人化了的信仰之危险处，而儒教的兴趣在于秩序的稳定，以及现世的稳定。宋朝时(960—1280年)，弥勒菩萨突然以笑嘻嘻的弥勒佛的形象出现，自那时起，这一形象表现在所有的艺术材料之中，弥漫在东亚地区，甚至在今天它还浸染着中国艺术，摆放在古董店里。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向。在儒教的影响下，它很少威胁到现存的等级制度，因而也不再见不得光。一度雄伟的弥勒佛的形象不合时宜地把目光投向永恒的未来，并向人们许诺新的宇宙法则的曙光，这个形象完全不同于其新形象——它包含了更为简约的东西，即对未来美好天国的信心全来自于其丰满的肚子，已经有大量的陈词滥调间接地阐释了人间的不幸与悲惨，并将之作为人间的不足之处。尽管对于这一朴素的意识来说，这也许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也意味着弥勒佛崇拜已剥离了其革命性，而蠢笨的好好先生与面貌极相似人的弥勒佛则是一个可怕的庸者，在与真正的苦行的弥勒佛的斗争中，它为人们提供了可能达到的最好的帮助。它经常向人们保证，如果胃是空的，真正挨饿的就不会试图去看肚子以外的东西。
北瞿庐洲
不仅仅是佛国天堂在它们的新环境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国人非常注重世俗的特点可能也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样的天国观并非佛教传统的一部分，当佛教也开始盛行的同时(也许更早一些)，它就已在中国出现。大体上说来，它源于对现世很少漠不关心的婆罗门传统，它们立足于现世，给普通人而不是圣人提供可以享受的愉悦，因而孤立于几乎所有疏远普通人感受的宗教天国之外。在所有这些天堂中，最为古老的已成为无数其他天堂的样板的、部分地形成了“西方极乐世界”观念的，而且对《列子》一书中的理想之地的描绘产生了影响的地方，就是世界上芝罗山北面的北瞿庐洲地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在《罗摩衍那》与《摩呵波罗多》中已有记载，它们不仅向东传播，而且也向西传播。在西方，品达与希罗多德把北瞿庐洲描绘成北极乐土，“世界极北处的人类居住地”。这些不由得使人产生某种强烈的动机，联想起在哲学书籍《淮南子》、《吕氏春秋》中所描绘的北瞿庐洲，其中的这些记载要回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甚至更早；在前所提及的半传说性质的地理书《山海经》中也有所发现；尽管这些联系现在还未得到证明，仍存有疑问。不管怎样，高度复杂的神话网络遍布欧亚大陆，也许更远地区。于此我们陷入难以置信的迷惑。因为这些神话在某种程度上从人到人都是不同的，所以使对其中明显的偏差状态进行有趣的分析成为可能。如果说《山海经》中记载了某些南方的人们，吴与帝二地，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以北瞿庐洲作为范本的，但从中国文化角度显示了其遏制力。在《罗摩衍那》中，整个国家简直是充溢着黄金、宝石、琉璃，无数的河床中没有沙粒只有珍珠宝石。而在《山海经》的相应段落中仅强调了翠、铁、银以及朱砂(道土炼丹的基本材料)的富足。在前者的描述中，树上的枝条缀满了形形色色的珠宝，对此，人们尽可以发挥他们的想像力，音乐萦绕在空气中，而人能达到几乎无止尽的高寿；但中国的书中仅叙述到居民们不必耕织便可丰衣足食，神鸟鸾、凤唱歌，跳舞使他们得到娱乐，人们的所有愿望也能得到满足。即使他们的想像把他们带进了梦幻世界，但他们保持冷静的现实感，同时对奢靡浪费深恶痛绝。
早在7世纪，僧人达摩带来了与佛教教规相结合的变化。对北瞿庐洲的描述也正包含新的看法，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一看法即在两个极端之间走中间路线。因此很显然，它投合中国人的口味，然而又与很早时期对奢华的乌托邦景象描述没有明显的偏离，这一结合的成功显然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使一度佛教几乎完全被从上层阶级中赶出去，但是对福地的描绘仍有读者。文人黄周星(1611—1680年)作了大量摘录，对每段摘录他都用精心构撰的诗歌作结论，表达他的热情。现代作家林语堂发现这些摘录非常有意思而将之译入著作《生活的艺术》，把它们作为中国人的思维范例向西方读者介绍。下列引用的译文并未采取林语堂的选译，因为它仅仅列出中国人感兴趣的段落，最终指向一个目的，且都是描绘社会形势的。我在此尝试对原文采取更宽阔的视角，以下这段引文被划分为许多各自独立的部分，每部分都由一句感叹句开始：“听着，僧侣们，”(此处从略)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洲。有无量山。彼等众山。有种种树。其树郁茂。出种种香。其香普熏。遍满彼处。生种种草。皆青绀色。右旋宛转如孔雀毛。……种种诸鸟，各各自鸣。和雅微妙。彼等诸山。种种河流。诸道四散。平顺向下。渐渐安流。无有波浪。又不速疾。其岸不深。平浅易度。其水清净。众花覆上。度半由旬。……土地平正。无诸荆棘坑坎稠林。亦无屏厕粪秽不净。以及礓石瓦等物。纯是金银。不寒不热。时节调和，又其地中，恒常润泽。青草弥覆。诸杂林树。叶常敷荣。华果成就。其树皆高六拘庐舍。叶密重垒。雨滴不漏。次第相接。如草覆舍。彼诸人等。在树下住。又诸香树。亦高六拘庐舍。或复有高五拘庐四三二一拘庐舍者。其最小者。犹高半拘庐舍。……复有劫波树。亦高六拘庐舍。……自然而出种种杂衣。又有种种璎珞之树。……又诸器树。……其次又有音乐之树。……其地又有不因耕种自然粳米。清洁白净。不为皮之所结裹。若欲成熟。是时自有诸敦持果而作铛釜。有诸火珠。不假薪然而自出焰。所欲作事种种成熟。诸饭食而已。……周匝四面。而有四池。其池名曰阿耨达多。各各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凉。甜美轻软。香洁不浊。……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迥围绕。杂色可憙。皆以金银琉璃颇梨求赤真珠车璖马瑙等七宝所成。……有诸杂花。……其华圆广。大如车轮。香气氛氲。微孙最极。有诸藕根。大如车轮。破之汁出。其色如乳。食之甘美。味甜如蜜。……恒常夜半。从彼阿耨达多四池之中。起大密云。周匝遍覆郁多罗究留洲及诸山海。悉遍布已。然后乃雨。八功德水。犹如抅捋牸牛乳顷。所下之雨。如四指深。更不傍流。当下之处，即没地中。还彼半夜。雨止云除，上虚空中，悉皆清净。从海起风吹于凉冷。柔软甘泽调适。触之安乐。……彼善现苑。无我无主。无守护者。……澡浴游戏受诸乐时，即皆至彼河之两岸。各脱衣裳。置于岸边。欲入水故。坐于舡上。乘向水中。澡浴身体。游戏受乐。彼等谁最在前出者。即取上衣自恣著已。随意而去。亦不专求。自许本衣。何以故。彼郁多罗究留人辈。无我无所。……头发青色。垂长八指。其人一色。一形一像。无有别色可知其异。……不全露形。不半露形。无有适莫。齿皆平密。不鄄蝗薄Ｉ坪媒喟住Ｓ腥珑姹础！说热吮病Ｓ撤拐摺＜醋稀Ｓ诒耸敝小６髂媳薄＠从痴摺Ｎ巳说取Ｉ栌诜故场７怪詹痪 Ｄ酥帘说取Ｊ┓故橙俗黄稹１酥故吃虺Ｓ！说热吮病Ｊ呈鞘呈薄Ｉ矸殖溆Ｎ抻腥奔酢Ｎ蘩衔薇洹Ｕ咳徊欢？68……若有欲于诸妇女边。生染著心。意相向者。彼即观看彼之妇女。而彼妇女。即便随逐彼人而行。至于树下。若彼妇女。是彼人母。或复是姨。是姊妹等。为彼等故。彼之树林枝不垂下。其叶即时萎黄枯落。各不相覆。亦不出华。亦无床敷。若非是母。亦非是姨。非是姊妹。彼诸树木。即便垂覆。枝叶郁茂。树枝各各共相荫映。众华鲜荣。亦为彼人。出百千种床敷卧具。彼等相将。入于彼处。欢娱受乐。随意所作。……其郁多啰究人辈。住胎七日。至第八日。而彼妇人即便产生。其产既讫。若男若女。即将彼子安置坐于四衢道中。舍之而去。时彼所有东西南北人辈来者。彼等诸人。为欲养育彼男女故。各将手指。内于彼等男女口中。彼等指头。出好甘乳。与彼男女。饮以得活。如是七日。彼等男女。还成就彼一种身量。与彼人辈等无殊异。若是男子。即随男伴。若是女子，即随妇女。结伴而去。……寿命一定。无有中夭。……其寿命住满一千年。不增减也。……其郁多啰究人辈。若其寿命终极之时。彼无有人忧愁啼哭。惟有庄严已。弃置四大衢道之中。舍已而去。……应时即有一鸟飞来。其鸟名曰优禅伽摩。从大山谷。迅疾飞来。即衔其发。将彼死尸。掷置馀洲。……其郁多啰究留洲。于四天下。比馀三洲。最上最妙最胜。
在引文中的天堂里，某些早已在道家对理想境地描述中出现的事物又跃入人们眼帘。文章最重要的母题是无君思想，庄子首先将之作为冥国的特点而提到它，自那以后人们经常提及。无君论并非只由道家提及，但在字面上它明显是一种反儒家的表达，摒弃了在等级制度内可以想像得到的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无君论找到了它的间接表达方式，在这里它所使用的是某种更为中立的儒家对应词“无主”，这段文字里很明显表现了无君国度。在这段文字描绘的天堂里，比起其他的佛国天堂来是没有统治者的，文章已表达得非常清楚。但最受人们欢迎的“西方极乐世界”尽管是用某种高尚的方式来统治，也是由如来佛统治着的。在西方极乐世界里，国君，法律，阶级及贵族等级已不再存在。与佛面前的平等以及上帝面前的平等相比而言，这一事实还是显示不能达到绝对平等，总之，这是全然不同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在北瞿庐洲，不仅仅只是真正的“无君”，所有那些保证空前的无君时代到来的前提是一切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国家中人人平等，“缺乏自我”最终走向了这一田地：所有的人都长得一样高，因而可以毫不费劲地换衣服穿；他们看起来完全相像。据古老的印度渊源来看，他们都是方脸盘，正如国家的国土一样方；他们准确地死于同一年龄；更有甚者年龄的差别也消失了，因为年轻人成长期只有七天便可达千年寿命，人老化的过程是没有的。然而确切地说，这种等级制度为中国的所有等级制建构了基本模式，即完全地摒弃了家庭——无疑这使中国人感到透不过气来。因为这一时期，某种程度上抚养孩子成为公共事务，葬礼没有葬仪，家庭成员竟然彼此互不相识，因而有乱伦现象发生并被当作天性的反应，然而实际上，乱伦的禁忌正是家族制的遗留产物。
惟一的例外是情欲方面的自由不受限制，可以理解的是这在佛国天堂里是受约束的，因而也被着重强调过。然而一个受印度前佛教影响的教派，也有着北极之地的传说，有着古怪的宇宙统治者，它与认为人生即是痛苦的北瞿庐洲人完全不同，它们肯定了爱的欢悦。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神仙天堂分为多层的事实(一般来说包括二十八步)。在那里，每进一步爱就变得更为神圣。确实，它正是采取了这种形式来作为评价令人敬畏的天国的标准。这就类似于人的寿命在天上一天在地则为五十年，天堂五百年在地则万世万古；因而在天国的底层有真正的性接触，到了下一较高的层面上则只有手的触摸。在进一步的净化中，所剩下的只是一个微笑与明眸，到了最后在天国的最上层，所有的欲望都熄灭了。正如我们所见，在大车国天堂里，一开始就使人升华，净化。尽管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幸福观的反映，但它们还是稍许包含了掺杂不纯的佛徒的欲望之果。不管怎样，爱的欢悦既不存在于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于比哈萨瓦佛统治下的“东方极乐世界”(东方极乐世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从未在东亚起过显著作用)，惟一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位女性可以进入这两个世界。不管这一景象以及无数珍宝——尽管丰富的珍宝发出冷然的、晶莹剔透的光芒，这就几乎象征了与生命的某种距离——是怎样刺激她们感受，怎样使她们欣喜，爱的欢悦仍是完全将她们拒之门外，然而恰是在爱中，生命的欢悦与永恒才找到它们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尽管后来佛典的内容与原先的内容有所不同，后者对前者一直努力地有秩序地进行革新，然而二者仍是彼此间不能完全调和。但是它们二者中不同的天国、天堂也几乎当然地融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这样对形形色色福地的境况，人们就可望在更大可能的范围内作出选择。不管怎样，它所留给人们的无疑是一种含含糊糊的感觉，那就是：人们能看到彼岸的时空之海，而那里人类所有繁多的秩序都已失去了意义。而在面对这一巨大的宇宙空间时，在面对不可思议的时空之海的浩渺无边时，一直对朴素的幸福观习以为常的中国人，直到此时才认识到他们面对着毁灭性的失败(正如胡适，他曾稍显尖锐地评价这一问题)。但当我们研究“西方极乐世界”的变化之前，我们就指出，中国人的现实精神拒斥这一多维度的极度伸展。他们也许比印度人更为强烈地意识到，这些超人非现实的成分已经承担某种侵犯人所有行为准则的任务。假如在涅槃中获得救赎还是遥远的，那么不管怎样，中国人无疑要放弃对它的任何兴趣。同样，当人们借助朴素而又冗长的文字持续地赋予空茫巨大、深不可测的天国以超自然特色时，这些天堂也就大大失去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对这些过分的做法有较大的保留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很明显，在大约公元450年时，中国佛教早期发展阶段，人们还对佛教教义有很多误解，并且与道教混淆在一起。后来大约在公元650年后，佛教发展的后期阶段，这一点表现得同样明显，这时面向中国人固有思维方式的诸种信仰形式开始占优势——这就意味着道教再度复兴。尽管中国人热情地接受了佛教，佛教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外来物。确切地说在这一世界观的曙色与暮霭中，中国人最基本最具本质的观念已隐约显露了其确定富有特色的轮廓。
时间的消失和佛教禅宗
时间和新概念在中国佛教传统中发展着，它作为与印度佛教间接对证的结果已成为一项重大发现之一。几乎就在这些时候，宗炳满怀热情地表现了时间的宏大，僧肇(384—414年)认为必须完全摒弃时间，这个观点成为其理论核心。最后，既是道士又是僧人的他，明白了就像在光线的闪烁中一样，所有现象都紧密地与时间单位连结在一起。这就包括了佛法中那些小如原子核的元素，它们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世界的存在。产生时间感的运动与变化，只是一场幻灭；时间中的同一被错误地归结于显示出其所属于运动与变化的事物，这事实正是幻灭的原因。但此刻人们已认识到每一运动与变化阶段都稳定地、不变地停留在时间单位中，呈现给人们的奔涌不息的运动，也要归结于一种由静止的人物形象呈现的无数如胶卷般的带状排列，它们彼此相邻，完全平等。正因为人们所见皆不完美，运动的幻灭才得以产生。正是由于人们认为现世境况完全出于偶然而产生，并且为人们假设了某种尘世景象，这景象才启发了人们产生奔向未来与回到过去的不合理念头。僧肇的文中就曾试图表达这一观点：
夫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余则谓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缘使真言滞于竞辩。宗途屈于好异。所以静躁之极。未易言也。何者。夫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欲故言淡而无味。缘使中人未分于存亡。下士抚掌而弗顾。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然不能自己。聊复寄心于动静之际。岂曰必然。试论之曰。道行云。诸法本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中观云。观方知彼云。去者不至方。斯皆即动而求静。以知物不迁明矣。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逆之所谓塞。顺之所谓通。苟得其道。复何滞哉。伤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对真而莫觉。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如此。则物不相往来明矣。既无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动乎。然则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复何怪哉。噫。圣人有言曰。人命逝速。速于川流。是以声闻悟非常以成道。缘觉觉缘离以即真。苟万动而非化。岂寻化以阶道。覆寻圣言。微隐难测。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可以神会。难以事求。是以言去不必去。闲人之常想。称住不必住。释人之所谓往耳。岂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也。故成具云。菩萨处计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诃衍论云。诸法不动。无去来处。斯皆导达群方。两言一会。岂曰文殊而乖其致哉。是以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虽静而常往故往而弗迁。虽往而常静故静而弗留矣。然则庄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临川。斯皆感往者之难留。岂曰排今而可往。是以观圣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见得也。何者。人则谓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徒知年往。不觉形随。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是以如来。功流万性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成山假就于始篑。修途托至于初步。
显然可以看出，世俗成分的崩毁这一外国思维体系已被中国人采纳，并再度成为典型的发生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现象。不管是强调过去还是未来，总是存在着某种倾向——即抹去当下世俗与超俗的时空维度的界限，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回到使中国人成为真正中国人的境况，回到当下的状况。佛教无疑激发和滋养了人们等待和期望的情感，但事实上，自从公元250—600年间，这一罕见动荡而骚动不安的年代里，几种力量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反复交替、沉浮，这样的情感也许会偶而占据主导地位。总而言之，不管怎样，蕴含这种情感的信仰已回返到希望完全存在于永恒的现在这一观点上来。
至于佛教，这一观点则不仅体现在僧肇的时间观上，而且同时更为直接地体现于涅槃中的救赎等同于领悟这一问题的争论中。这种等同于救赎的领悟可以在更广泛的认识过程中实现吗？打上自我否定以及相继而来的转世印记了吗？也许不是，也许是否可更进一步地说，启悟包含在对真理的顿悟中了呢？中国的佛教徒道生(约360—434年)是第一个亮出这一革命性观点声音的人。他的观察结果是“好事没好报”，与这一观点相一致，道生文章在一些细节上被认为是佛教的“新教义”。这些事实足以让我们发现，它与以下陈述的理论密切相关，即：在道生为佛教的不同方面作出综合前，印度人与中国人都对佛教的至高真理作出了两种各执一端各富特色的阐释，并且在两个国家内都已走向成熟。尽管我们不可否认佛教教义源自印度，但它只在时间因素无关紧要的中国人的知识氛围中才致完美。谢灵运对这一伟大的发展性跳跃作了表述：
同游诸道人，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务寡，颇多暇日，聊申由来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监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有新论道土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窃为新论为然，聊答下意。迟有所悟。
给人带来最后救赎的顿悟观也许是中国人对佛教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事实上，最关键的是它几乎与佛教没有挂碍，因为它使佛教徒放弃显然是陈式化的佛教教义阐释成为可能。不必认为，领悟只能产生于所谓超逻辑的空间中，且在此空间中，时间与空间以及对时空的所有反映突然间土崩瓦解了。所有知识分子们对阐释佛教教义作出的努力，他们那复杂的、无止尽地在思维中表现其中泯灭现实的反映程式，以及所有优秀的著作思考，与顿悟相比之下都显得苍白无力，已变成没有实在意义的简单游戏。真正的顿悟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启发，使人们突然感到世界终止了。就像监狱中一块松动的石头，由于盲目的不断摸索使得整个墙整个监狱突然坍塌了，不管这墙有多高，从而使人得到救渡。在顿悟的背后，存在失去了时间意义，即使是佛教教化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了，因而僧肇与道生的观点在佛教禅宗学派中十分盛行，这一传统直到公元520年才由普提达摩建立，虽然一开始它还具有源于二世纪的道教色彩。大约在7世纪中期，所谓的佛教北派还保留着渐悟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佛教主流观念的反对，它只存在了很短时间，并明确表示摒弃自己的观点。此刻，一种全新的佛教经验形式崛起了，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佛宗。尽管寺院在禅宗中继续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但将僧人与非僧人划分开来的界限已不明显，因为此时佛教教义的字面意思只占次要地位了。禅的态度更易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结，更易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而又与寺院生活无关的人相融合。174相反，广泛的云游与身体修行也部分地成了寺院里用来达到最终领悟的手段了，因而它们增加了许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印象，增加了触发决定性事件发生的机会。这些修行在更大程度上将禅宗的僧带回到社会中去，而使禅宗不仅仅只是与其他宗派相并列的佛教宗派。然而，在禅宗里我们也能看到对话中的高僧，其中还保留了许多极重要的探求悟禅的方法。但在这里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不是什么教条或对教条的理解，而是吹动着一种超俗的气息，这种气息直渗进佛徒个性的精髓之中，使他产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使人顿悟的冲击力(据说随着这股气息而来的还有“棒喝”或高僧出乎意料的言行举止)当然已表现在个案中，佛教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包含真知灼见的对话，这些对话有一特殊名称叫“公案”，以下即是公案的一些例子：
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僧云：“为什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僧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
僧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僧曰：“如何是起。”师曰：“起也。”
僧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僧云：“向什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
僧问：“常在生死海中沈没者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僧云：“还求出离也无？”师曰：“也求出离，只是无路。”僧云：“出离什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填沟塞壑。”
僧问：“缠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断断。”
解释公案语录与理解具有道家色彩的《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一样困难。高僧们的回答不仅仅听起来荒谬，而且词语构成上也很复杂；其中既对徒众的问题给出了回答，同时又没有回答，这是为了使门徒在领悟之前产生虚空意识。例如在最后一段对话中，僧人高呼“断、断”似乎就包含了要求门徒断除明显体现在提问这一行为上所产生的束缚，但这一粗鲁的方式也暗示了断除束缚并非完全消极的过程。在语言上，公案语录与《世说新语》有相似之处，不过《世说新语》更为浅显，源远流长的传统之阴影色彩仍然存在。后期哲学化的道教已失去了使道教稳定的基础，而回复到宗教与伪科学，其虚无的成分被佛教吸收与发展了。“清谈”也变成了佛教的“公案”。
也许道教送给禅宗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礼物是对自然的感悟。因为佛教其核心为悲观世界观，所以确实使人惊奇的是道与佛之间建立了勇敢无畏的联系。从印度传来的对佛国天堂的记载中，我们已注意到其人工化的痕迹，佛国天堂几乎是死寂一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完全没有动物存在。因为佛教认为生物是低级的，所以对它们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居于佛国天堂中的，但这并没有能阻止支遁偷偷地把它们带进他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中。鸠摩罗什从西方东来时也曾把对自然的感悟引入到别样的抽象教义中，尽管他采用的是更为庄严的形式。自2世纪以来，此刻，他们发现了自然，而道士们也不再把自然看作是完全“自然的”，不再把自然看作一度认为的漠漠荒野，而是把自然当作一座大乐园。禅宗由此出发，在它们眼中自然已变得无比脱俗，他们不再被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中骚动着的生命所吸引，而为现世观所吸引。这些现世观虽然常被复杂的运动弄得模糊不清，然而还是在无尽的静寂中，在复杂的运动后崛起了，而且还允诺只有在人们可视言辞的闪烁完全熄灭时，在澄明的光照中才能得到领悟。于此，道生突然了悟了所有运动的非现实性，从而获得了令人欣喜的具体手段：在冥想中，他放弃了时间，从而使时间成为达到目的手段，这就标志着已达到领悟。某种程度而言，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则意味着对禅宗至高的幸福的感悟。相近于这些概念的语句也表现在与道教相近的僧人德清(他的法名为憨山，16世纪)的诗文中。以下所引是他写给朋友的信：
时太守陈公，与妙师及予，意甚勤，为刻肇论中吴集解，予校阅。向于不迁论，旋岚偃缶之旨，不明，切怀疑久矣，今及之，犹惘然。至梵至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犹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呼诸法本无去来也。即下禅床礼佛，则无起幼相，揭帘立阶前，忽风吹庭树，飞叶满空，则了无动相，曰，此旋岚偃岳而常静也。
自然不可能把这种神秘的感悟以及在感悟中感觉到的幸福真正描绘出来，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有这些描绘。即使在高度个人化的书信形式中来描绘，即如以上举的寒山的例子，它们似乎总显得有些平庸。对这类感悟有意味的描述不表现于文字上，而是表现在形象上。禅宗给人的超凡脱俗的强烈印象不是来自于它们的文献记录而是绘画。尤其是在中国水墨绘成的朴素的理想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天堂，它们与早期的用浓墨重彩表现的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与道教“福地”全然不同，那二者都常具有强烈的青绿山水画风格。即使当禅宗表现强烈的动势时也存在着某种抑制、恬淡与遥远的韵味，正如“冰”与“冷”从后期道教到佛教都是“宁静”的代名词。它们不是再现，而是隐喻；它们不是呈现一个事物，而是表现超然的领悟境界，这一境界反映了奇特的变化了的现实，其目的不在表现幸福乐园，自由自在的大自然，而是达到一种领悟。这些朴素的智者传说在叙述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方式，其中的禅宗僧人没有像道家的圣者一样升天，或者像佛与菩萨一样急速奔向天堂，但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消失在他们自己的绘画中，就像漫步处于他们认识里的山川河谷的美景中一样。
第三节 洞穴后的世界
道教天堂的类型
当我们看中国佛教时，道教的影响显然总是无处不在的，但并不意味着道教比佛教占优势，或者说是它决定了公元6或7世纪这一宗教年代的特性。佛教与道教的对立更已近乎事实，佛教已成了占据主导的世界观，并且它竟然不仅试图对道教作战，而且参与道教从而大量地吸收道教因素。所有这些直接对抗的发生，都是由顽固的观点与不合理的动机而定的，道教再度获得最好的成功。两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公堂上举行于后来常出现的大规模讨论就是恰当的例子，有时，似乎是道教作为偶然的巧合结果得以幸存下来。例如：唐朝的统治家族承续了老子的姓，当然，实际上，情况远比这更为复杂。佛教在时空的范围、思维过程的内在逻辑上，具有可以想像的优越性，它们不仅是给佛教带来优势的全部因素，同时也是害了佛教的全部因素。我们总是认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精心建构具有高度差别的知识大厦，比起较为简单的、也许更为朴素的道教来，更会得到人们的接受，但这当然是个错误，对这一观点的反对已是事实。佛教总是被打上了太抽象、太理性化、而且非中国性的烙印，处于危险状况，而对佛教的这些攻击也需要进行澄清。中国现代作家、政治家吴稚晖(1864—1954年)在一种庄严的愤怒中，摒弃了中国人所有的智慧哲学，认为它只是无知的农民们无伤大雅的饶舌，当太阳处于平远的地平线上时，他们便在暖融融的宁静时刻开始沉思世间的事情。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哲学不仅是指向实践的，而且也是朴素的，这种倾向得到人们认可。而当外来的世界观被人们接受时，这种倾向就一度要为自身辩护(今天也不例外)，因而在中国，佛教中的禅宗与净土宗成为两个最为成功的变体就并非偶然了。这两种佛教变体某种程度上是简单化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简单化过程中，时间这一元素消亡了。
而道教的力量恰恰就包含在这种简单中。在佛教的影响下，时间与空间的拓展也已到了无足轻重的程度。但道教的天堂仍能使人可感可视。佛国天堂的典型则是有巨大的时空维度、不可征服的距离，虽然它给人们插上了想像的翅膀，但也使人为之泄气。它们给人指出的惟一的道路就是幸运的“再生转世”，但转世之前，必然又要让人们经历死亡的畏惧。早些时候(也许已受了佛教的影响)，在道士们当中偶尔也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经变化就不能进入天堂。当然这是建立在“尸解”的教义基础上的。但在这里，死亡也显然被认为只是表面性的事件，因为尽管有生命的再生，但“老”的生命之延续是不能遏止的。不管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的过渡被描述为航向天国还是飞向天国，这在道教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在佛教中则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佛国天堂位于如此遥远的地方，以致到那儿的航行当然地超越了人们的想像，即使航行是在天使的翅膀上。另外它们并不代表一个最终目的，道教亦如此，而仅是一个过渡性阶段。
道教对待天堂的态度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因而必然地变得日益复杂。最初，天堂只是无边无尽的没有文明的地区，环状包围着文明之地，逃向蛮荒相对容易。后来，当文明尽可能向远处发展时——东方的大海，西方的高山——就在海中的岛屿与西藏的山峰上发现了天堂。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也许源于西方的影响，它代表了一种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现在不再是文明，而是天堂化了的、无与伦比的大自然扮演了像海中岛屿的角色。后来，人们努力详细地描绘这些幸福乐土，幸福乐土的数目也激增以与佛教天堂相竞争，但这导致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人们的想像具体化了，在性质上，对于幸福乐土的记载已成为准地理书，尽管这些记载充分利用了神话与传说的成分。同时，这些天堂也证明不能使人们满足，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后，有知识的人们终于认识了：只有在对这个世界失望的知识构架中，天堂才会与无法实现、无法认识的愿望相结合。
在一个既定的例子中，自然很难在更为具体化了的、更为梦想化的道教观点之间作出区别。然而存在一个相对可靠的标准，它可以决定这个部分还是另一个部分占据优势地位。对天堂的描述越刻板，人们越是不能到达，对它的描述越清晰，那么它就越与理论化的地理文献相似。相对而言，作为对任何一种社会都无用的模式，其不实用性也相应地增加了，前面提到的引文中所列举的据称是位于天堂的山林，几乎就与现实无关，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反例。在与之不同的例子中，运动因素，例如，到达天堂仅仅通过对天堂的日益向往、对外国访客的好奇这些情趣上的变化得到表达。于是天堂观成为一种个人的经验，它属于现实领域还是属于梦幻领域这个问题已确实是不合时宜了。
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对天堂的地理记载发展了，非现实性的描绘其每个细节麻痹了人们的想像 力。于公元4世纪某时，这一体裁达到其顶峰状态。 这里将选择五篇短小的、写于稍后时期的记载作为例子。它们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它们是真正枯燥无味的文学作品。前四个例子选自《海内十洲记》，而最后一个则是西王母故事传说中的一部分(《西王母传》)。这五则例子据说都写于公元前2世纪，但实际是可能写于公元四至五世纪。
瀛河在东海，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洒，味甘，名之为玉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洲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山泉如酒，味甘，名之为玉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渊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山川如中国也。
生洲在东海，丑寅之间接蓬菜。十七万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万里。上有仙家数万，天气安和，芝草长生，无寒暑，安养万物，亦多山川仙草众芝。一洲之水，味如饴酪，至良洲者也。方丈洲在东海中心，西南东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专是群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之处。群仙不欲升天者皆往来此洲。受太玄生录仙家数十万，耕田种芝草，课计顷亩，如种稻状。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宫主领天下水神及龙蛇巨鲸阴精水兽之辈。
长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己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万里。上饶山川及多大树，树乃有二千围者。一洲之上专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灵药、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风山，山恒震声，有紫府宫，天真仙女游于此地。
西王母……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于伊川，姓何，讳回字婉妗，一字太虚，配位西方，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调成天地，陶钧万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隶焉。居昆仑之圃，良风之苑，玉楼玄台九层。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女五华林媚兰，青娥瑶姬。王卮周穆王八骏西巡，乃执白圭玄璧。谒见西王母。复觞母于瑶池之上，母谓王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后汉元封元年降，武帝殿母，进蟠桃七枚於帝，自食其二，帝欲留核。母曰：此桃非世间所有，二千年一食耳。偶东方朔于牖间窥之，母指曰：此儿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笛，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许，飞琼鼓灵虚之簧，安法与歌玄灵之曲，为武帝寿焉。
尽管其中有许多抒情的插入语，尤其是在最后一段，但这些记载直至现代还受人们欢迎，因为它通常用散文笔触写成，总而言之具有散文的特点。偶而就像在对方丈岛的描述中一样，儒家的生命观尴尬地侵入了。严格的当局统治着这一国度，而“仙”被迫用他们的汗水浇灌分给他们的土地，种植使人长生不老的植物，它使人产生惟一念头就是它具有的奇怪的庸俗气息。
作为幸福体验的旅行
更多的诗歌中描绘了梦幻般的天堂，不是天堂本身而是对它们的渴望成了主体，这已屡见不鲜。于是，在公元前二世纪，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发展了。就在此时， 我们也看到对天堂的地理记载出现了。甚至我们还可以举出例证来说明同一个作者既写地理记载也写诗歌，其中郭璞(276—324年)就是这样一位，或者说至少他是前所提及的《山海经》注的首要作者，他作了许多在内容上渴望进入天国的诗歌。这种包含抒情成分的文学样式称为“游仙诗”。这一术语中“游”一字可作两种有趣的解释。因为它指涉两种意义，既是无目的的漫游、游荡、飘流，也指休闲的、消遣的漫步，并且除了漫步外没有其他目的。与道教相比，儒家对这两种意思都持否定态度。如果说作为一种生命方式，“漫游”是自愿的，那么儒家反对人们自愿漫游；如果说是不自愿的，儒家则反对人们被迫进行漫游。“悠”、“游”都与儒家对生命负责的观念不符(尤其在道家文学作品中，基本不使用“走”而是用与“水”有关的字；这种倾向性使所用的词具有“游”、“玩”的意思)。另一方面，“游”也可指涉到达特定目的地的旅行，但即使这一意义在部分儒生那里也明显受到怀疑。而已成事实的是，“游”已激发了人们对蔑视地方官职行为的欢迎，或者说在后来，激发了人们进行到外方国都、受到盘查的历险、远游，尤指到未开化地区的游历，更不用说外国了，而且还使人联想到战争，流放，离弃官职甚至飞翔。不仅是“游”这一行为本身，而且在“游”的过程中，还遇见了其他的新的人、事，这才是“游”的关键，它深深地使儒教感到不安。儒家早就形成了“居家守舍，诚实生活”的训诫。相反“远游”的盛行对他们而言是不可于理喻的。
因而，从一开始，在中国文学里远游与对现世的悲天悯人紧密地联系并不是偶然的。在宗教的诗歌中亦复如是。“游”的目的不在发现远方的土地，而是找寻天国与天堂。人们的悲哀有两种，一种是在人们返回凡间后，人又回到了他自己的世界时。据《列子》所云，禹帝从北冥回来时，痛苦困扰着他。《楚辞》中描述的楚国巫师遇见云中仙子后也有同样的经历。也许这就是促使人们离开现世、逃到远离尘俗的世界去的原因。确实，无疑这是较为古老的母题。在最著名的、也许是最早的可以证明这一母题的经典例证《楚辞》中，我们首先发现了此点，《楚辞》由楚怀王时(公元前4世纪)带有半传说性的人，大臣屈原所作。由于小人的阴谋，他被黜官了，据说他漫无目的地在国中游荡，成为一个遗世独立的人，最后在南方长江的一条支流中投水自杀而死。182
事实上，由此我们发现了水(主要是长江水)与进入超自然世界二者间最早的联系；在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中，我们经常看到以奇特的方式出现的水与超俗世界的联系。《楚辞》中并未把屈原的死描绘成绝望的赴水而死，而是把这描绘成到达天国的感伤的旅行。神龙驾着的马车留下车辙，太阳的轨迹就印在车辙上，循着这轨迹，他来到了闻名的神奇之地，但最后在目的地，所有的神仙者都拒斥了他，所有天国之门都是关闭的，所有他钟爱之人钟爱之物也都令他失望。在后来长达187行、由于其丰富性以及常带有隐喻风格而难以翻译的《离骚》中，屈原表达了他的感受。以下几行的形象系列大致体现了屈原的理想，同时它们也表现了《离骚》的风格力量以及奇特的中国南方诗歌的色彩，从而给人以深刻印象：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门兮，倚阊阖而望予。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良风而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纬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曰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很早时候，《楚辞》中的“骚体”就常被人模仿。例如公元前2世纪，汉初对“骚体”的模仿一时成为时尚，悲天悯人的主题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近乎沉闷而冗长，这就表明在中国文学中，数量不但不能代替质量，而且也许很快会压抑与窒息文学样式原来的特性，对《楚辞》的模仿泛滥便是一个例子。在对《楚辞》的模仿中稍早的，因而更可以说是最初的骚体作品是《九辩》，在文辞风格上与屈原的相像，据说是楚国大臣宋玉写成，在稍后的顷襄王时期(前298—前265年)，他遭受了与屈原一样的厄运。宋玉的《九辩》也编进了《楚辞》，但显然是独立成篇，与其他屈原所作的有不一致处。尽管与起于屈原的文学模式有相似之处，但差别仍然存在，那就是《离骚》中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到达天国的旅行占据更多的篇幅，而在宋玉的作品中，天国就不再是新的悲伤的场所；《离骚》篇末表达了作者疲惫，失望，甚至是绝望，而《九辩》则是描绘了非凡的完全充满希望的到达天国的旅程：
纷忳忳之愿忠兮，妒被离而鄣之。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躍躍。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轾辌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从主题上来看，十分盛行于三、四世纪的关于游仙的诗歌与宋玉、屈原对上天历程的描绘更为紧密地相连。它们从屈、宋二者中获得许多借鉴，尤其是飞翔的经验上；当然，我们并不能看出它们与屈宋之间明显的差别。因为不仅在性格特性上，而且在内容上，二者彼此相关(总而言之，游仙诗与韵律诗完全不同)。在《楚辞》中，从上天返回人间这一过程并未完全略去(尽管也许回返人间是悲哀的，正如屈原与巫咸；或者也许是凯旋的，如宋玉)，原则上现世永远不会因为其益处而被永远地放弃，而只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被以典型的儒家方式而搁置一边。另一方面“得道成仙者”在他们的诗中向人间与社会作了相当明确的永久的告别。他们寄予希望的领域不是现世，当然也不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不在时社会形势的改进上，而是将他们的希望寄于超俗的天国。那超绝尘世的理想仍十分坚固地保留在诗歌中，而不是保存在对天堂的伪科学描绘上，并且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梦幻般的色彩。从此岸到彼岸世界的过渡并不是作为客体而经验的，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现实而经验的。正唯如此，在本质上，升天的母题其产生既非政治也非宗教原因，而是诸如情欲等动机。事实是，这些在屈原升天的过程中已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此时，它们也已日益进入道教的天堂观中，因而也进入了游仙诗中。我们现在越来越常在天堂中及道教圣者进入云端过程中看到“仙”或“玉女”。从四世纪以来时间范围里，他们抓住了人们的想像力，对仙人们以及他们生活领域进行文字表现，在语言上已有新的创造并带上了色情的色彩，且一直保留至今。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仙”这一字本身，而且所有的词都带上了“光”“飞”“云”“雾”之间的字眼。
这里所要表达的是道教显然处在与其他所有天堂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矛盾冲突中，这一现象已经公开地或隐蔽地表现出来了：现世快乐的实质，心灵的肉体的爱似乎不属于天国，这是因为它与成为所有天堂组成部分的“纯洁”发生了冲突。爱形成了家庭与社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是家庭与社会网络的直接结果。在早期道家著述中，圣人们偶而与他们的家人同住，就如《庄子》中所表现的，它记载了庄子之妻死后，他接待来访客人时相当幽默，生机勃勃，他看穿并且消除了他原先小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悲哀。但这则例子也表明了道家的倾向——自我要从爱的束缚中独立出来，以达到隐者的大自由，抖落尘世的重负，向天国飞升。在彭祖的言词中，这一冲突明显得到了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放弃进入天国，建立了“仙”的团体，他们一起把天堂一脚踢开。当然，某种程度上，在遥远的岛屿与山峦，“人间天堂”也向所有飞翔的仙人开放。人间仙境中居住着许多美丽而有魅力的少女，她们张臂欢迎仙人，担当她们作为仆人、伙伴以及女仙的角色，从而赋予幸福之地以特别的魅力。186这些将归结于佛教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非常间接。正如前所提及，确切而言，在佛国天堂里(基本上与非佛教地方北瞿庐洲不同)，爱的欢悦并不为人所知，佛国天堂患上了道教染上的虚弱症，就像所有其他净土解决这一问题一样，经三世纪达摩第一次译介的著名佛经在中国广为人知，他优雅严肃的语句宣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妇女居住，因而两性关系完全不为人所知，孩子们则是从莲花上诞生的”。与佛教的竞争中，道教并未看到佛教对妇女的漠视，这一缺陷也从未成为道教的一部分。从一开始，《道德经》时代就在“道”与一种“至柔”之间建立了联系；道教尤其倾力强调所有的“女性气质”的价值，例如“柔”、“顺”、“消极”、“世俗的”及“隶属的”，因而道教比佛教更多地把情欲的因素融进思想体系中，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中国达到宗教领域的项峰地位、并沾沾自喜于几乎彻底获得的优势时，道教力量仍能保持其稳固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近的中国文学批评里，极为显著的是学者朱光潜的研究成果。他所力图做的是向人们展现游仙文学有三种类型。首先，是反抗与逃避主义的文学，典型的是屈原与学习他诗歌的诗人，其中有一些前面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提到过，如阮籍、嵇康和陶潜；第二类是真正的道士与他们的宗教作品，其中表达了他们隐秘的观点，如张华，郭璞及曹唐；第三类是具有浪漫色彩的情诗，据说最先由宋玉写成，继而有曹植、傅玄和鲍照，他们都继承了前人的传统。这种分类提出了游仙文学的三支主流，对任何描述逍遥自得天堂的文学作品的研究都是基本的，分类的价值也正在于此。作为真正的宗教著作传统的奠基者，庄子是不能从这一背景中抹去的；当然，尽管他没有写过游仙诗。另一方面，人们对着手勾勒这种文学传统的线索也产生了基本的质疑，尽管勾勒的工作已在中国兢兢业业地做着，这是因为这种文学分类显然牺牲了作者的个性，而毫不理会构成人个性的矛盾复杂的因素，正唯如此，它们永远也不会超越所谓一元化观点。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在各式各样的游仙诗中，尽管浪漫的因素在浪漫的宗教时代终于占据主导，而逃避主义者则通常处在背景地位，但三类成分几乎总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梦游天堂的诗歌自《楚辞》最初奠定了形式之后，可以从两个部分来说明它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是相对早期三国时曹植的作品；其二则是后来僧人贯休的作品，他非常倾向于道教，以致被合理地认为是“调和主义者”。曹植的诗题名为《远游篇》，无疑具有浪漫色彩，而且还弥漫着在屈原的《楚辞》中就深深打动我们的简朴和庄重。另一方面，贯休在他的诗题里就暗示了到达天堂的距离感，从“梦”这一字以及诗歌的内容本身这二者来看，他的《梦游仙》就显得相当不现实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到达天堂的距离感，使贯休的描述中充满了逗人的笑料，也许可以说是这些笑料使读者和诗人从梦境中清醒过来，从而把天堂归结为某种不真实的东西，但这一文学机巧在佛教文学中就不为人所知了。
远游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
灵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
琼芷可疗饥，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洲非我家。
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
金日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梦游仙四首
梦到海中山，入个白银宅。逢见一道士，称是李八伯。
三四仙女儿，身着瑟瑟衣。手把明月珠，打落金色梨。
车渠地无尘，行至瑶池滨。森森椿树下，白龙来嗅人。
宫殿峰嵘笼紫气，金渠玉砂五色水。
守阍仙婢相倚睡，偷摘蟠桃几倒地。
除游仙诗之外，某种特殊的天堂观在游仙诗盛行稍后不久也发展了，而且无疑是受游仙诗影响，并且也给人以具有浪漫色彩的不真实感。它极富想像力地描绘了月中宫阙与仙境。当然，自古以来，月亮与其他所有天体，包括太阳都已被传说中的人物人化了，早期的神话在月亮与天国间建立了特别紧密的联系。神话中的射手后羿，传说射下了使大地焦裂的九个太阳，他的妻子嫦娥偷走了西母送给后羿的仙丹，偷服仙丹后她飞向月宫，居留在那儿；而后羿徒劳地寻找她，后来居住在太阳上。但事实上，从寒冷的放逐之地转到西王母居住的遥远宫殿这个变化直到八世纪才发生，也许是受到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西方观念的影响。同时，人们穿越云层，穿过新的岩石林立的福岛进行探险旅行。他们游在这样的氛围中，认为月亮则是这场探险的最有价值的目的地，对月亮的崇信举目可见，而且这块不可企及的仙境把人们笼罩在它的魅力之网中，从那时以来的诗歌、散文、甚至小说都对此有所表现。梦中的天国也一直保留到现代并且完全保留了其生动性与完整性。关于唐朝末期的唐玄宗(在位713—751年)的故事传说是与飞升天国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传说中的基本天堂观，同时也堪与周穆王的神游相比肩：
开元六年，上天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师作术。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过一大门，在五光中飞浮宫殿。往来无定，寒气逼人，露濡衣袖皆湿。顷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俯”，其兵卫甚严，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时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师引上皇起，跃身如在烟雾中。下视王城崔巍，但闻清香霭郁，视之若万里琉璃之田。其间有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若游戏。少焉步向前，觉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极寒不可进。下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甚清丽。上皇素解音律，熟览而意已传。顷天师亟欲为，三人下若旋风。忽悟。若醉中梦回耳。次夜上皇欲求再往，天师但笑谢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风中飞舞袖被。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曲》。自古泊今，清丽无复加于是矣。
除了文中的生动表现以外，正是这段早期的描述在文字上表明了作者们并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们讲述了一个极富魅力的传说故事，显然故事主要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一个新的“天堂般”的舞曲旋律。所以它与支持了屈原内心狂喜的对天堂仙境与原始庄重的朴素信仰毫无共同之处。山川岛屿中的天堂已经结合了新的成分，从而被更新了，与以前的天堂也全然不同，但这是屡见不鲜的事。这些天堂带上了水晶般冷冰冰的色彩，也许它表现了一种纯净感，但并不代表这样的天堂能给人以舒适的生活，月亮似乎由于人们的观赏而明显与人亲近，关于它的故事也笼罩了神话色彩，然而当它激发人们想像力的同时，人们的想像力也受到了遏制，月亮它明净皎洁的光泽很难从人们脑海中消失，但它只是一颗具有神话与梦幻色彩的星星，而不是真正满足人们热切希望的天堂。
作为再生之地的洞穴
在过于“科学化”的描述中，天国、山峦、岛屿，甚至月亮上的天堂都已失去了其天堂特性，或者说失去了其可信性，因为这些描述太像梦境了，但这全新的天堂观已不像早期道教天堂观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了。起作用的因素显然是人们旅行的频繁，向西的交通沿山而行，而向东的则循阿拉伯人开辟的海路而行。引发人们兴趣的是，人们相信传说的理想境地就在神秘的洞穴后，对这些世界的发现确实打开了一个至今才偶然被人们认识到的领域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类似于“仙”这一概念的变化。在后者中，由于“山峦”代替了古老的“升天”，人们对超俗世界的信仰衰落已很明显，这一变化是由于天堂生活与现实世界更为接近而造成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在天堂观变化的宏大空间中，只迈出了几小步，而标志变化的横断面，也并未轻易地把过去的天堂观从此时此地的现世留下，分离出去。基本上它们形成了由普通人居住的区域，四周被包围着，就像过去的蛮荒之地包围文明之地一样。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它们不仅仅是在大自然里建立的绿洲，这些绿洲在道家看来，在文明的毁灭性拓展过程中只是由于偶然的运气才被保留下来了，而且从一开始，道家观点就认为，拓展的文明之地这一宏大空间，再度把天空从人的世界变成了幸福世界之中的一个可怜的小岛屿，至于当我们看洞穴天堂时，这一观点就更为显然了。从一处过渡到另一处需要一种运动的形式，自然是人的运动，如人间的旅行。对于到达海上福岛，“升天”或者至少是“游”是必要的，而在更多的实例中，神山则为流沙所困，不具备“飞升”、“游”就可达到的特性。由于对现世生活基本上持乐观态度，对生命的爱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使道家以及他们的天堂观有自己特色从而与其他不同，这已相当明显。他们逃离现世是因为社会驱逐他们，他们全部努力是使社会回到天真的自然状态，或者至少最大可能地保存一些区域不被文明蚕食，他们并没有像丢弃一艘沉船一样去丢弃自然本真的状态。
在著名诗人陶潜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经典的、也可能是最早的关于洞穴后天堂的章句。这篇文章与其时代精神一致，在对天堂的描绘中显示了道与儒的交缠。它不只是一篇地理志，令人惊奇的是，它也是一篇历史记载。桃子在园子里成熟，这一理想景象与周朝的黄金时代联系在一起，尽管周朝在秦的进攻下最后不可逆转地瓦解了。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志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即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谐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陶潜在这篇文后还附了一首诗表达他对理想的向往，在富有动感的遣词造句中饱含宁静的田园风格，所写内容颇似游仙诗。其中主要词“鸡犬相闻”，或者单是“村”这一个词就使人想起了《道德经》，但在诗中道家因素表现得更为明显。后来的许多文人以他为范例，着力于用忧郁的风格表现桃花源这个失落的天堂。其中不仅有许多道家人物，还有许多如韩愈等儒家人物。 在中国，“桃源”或“桃花源”比其他任何词都更好地意味着天堂的本质。除了知识分子的倾向性外，人们还联想到长生不老的寿桃，因为天堂的名字里有“桃”字，它促使人们追寻无忧无虑的幸福，激发人们联想起整全的不受侵害的天国世界。
进而，“洞”这一词也有特殊意义，在汉语中其意义不能与它在西方语言中这个字的意义相提并论。在汉字的书写形式中，“洞”这一字左边是三点水，因而首先意味着“流动”。事实上，这个词在早期的文本中就有“快速流动”之意，当发音为“dong”时，就使我们联想到同一声旁的其他词，如“通”，意思是“通过”，“连通”，“通”；“筒”，以及我们已反复提及的“同”，如“大同”。因而，“洞”这个词的右偏旁是其声旁。而“同”这个概念并不是指思维中凝固的同一观，而是指建立在变通基础之上的相互适应，在汉语中，“洞”并没有真正激发人们联想到位于地下或岩石中的封闭空间“洞”窟，“洞”也许成为人们暂时的藏身之所，但更是指“通道”、“过渡”之意。我们认为并非是洞的阴暗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是其尽头微光的闪烁向人们预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陶潜的故事以及许多后来非佛教的“再生”原型上，人们挤过紧窄的通道，奔向光明之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仍可能并不是很吸引人的；而是自由地更生为完全是现世的生命这一反佛教的观点更为吸引众人，进入人间天堂并不一定是有着斑斓彩翼离开人间的超人，而是打通重回大地母亲道路的新人，因而事实上是再度回到古老的、原先道家所称的“真人”状态。
因而，“洞”无疑成了在中国绝大部分道家心目中的天堂。确实，在道家学说中，人们一看到“洞”这个字立刻就会想到幸福的景象，因而这个字用在无数道家用语中，包括书名。“洞天”则是人们对这种幸福天堂的最普通的表达。确切地说，这个词是自相矛盾的，在这个词语中既跃动着把天国置于人间的愿望，也表明了人们这一愿望是多么强烈。人们去探访这些隐秘的处所，对这些探访的记载经常穿插在历史人物的传记中也已是屡见不鲜。以下两段就是相当典型的例证。
蜀氏遇晋饥，辈三五人，挟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猎以自给。因值群鹿骇走，分鹿格之。一人见鹿入两崖间，才通人过，随而逐之。行十余步，但见城市栉比，闾井昌盛，了不见鹿。徐行市中，因问人曰：“此何处也？”答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声识路，以告太守刘悛。悛使人随往，失其旧所也。
洞庭山，其上又有灵洞，入中， 常如有烛如前，中有异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药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楼琼宇，宫观异常，乃见众女，霓裳冰颜艳质，与世人殊别，来邀采药之人。饮以琼浆金液，延入璇室，奏以萧管丝桐，饯令还家，赠之丹醴之决。虽怀慕恋，且思其子息，却还洞穴。还若灯烛导前，但绝饥渴而达，旧乡已见，邑里人户各非故乡邻，唯寻得九代孙，问之，云：“远祖入洞庭山采药不还，经三百年也。”其人说于邻里亦失所知。当这样的故事更多地被人们讲述、传诵时，当然相应的，人们也就相信有更多这样的陌生世界隐藏在山岩后面。各种各样的描述自然截然不同，只有在人们想像这些描述中众多不同天堂都位于洞穴之后时，才能达到共识，对洞穴天堂的理想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想像力。在许多不同文化中，人们常做着同样的梦。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神仙故事也采用这些母题，并发展了这些母题。在这一过程中，正如在刚才所引的两则故事，表现在陶潜文中的深刻含义已渐渐消失了。不久，洞穴后的世界就不再是真正的天堂，而常常只是指外国了，尽管总而言之，它们倾向于把这些外国看作是高度有序的王国。
洞穴领地几乎不再是更为典型的中国人的天堂，它具有半天堂的性质，这就与先前提到的在游仙诗体裁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的诗人、博学者张华发生了联系。游仙文学代表了一种不彻底的文学体裁，通过这种文学体裁人们可以探究所有的历史细节。张华笔下的幸福处所一直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汉学研究成果确实要归功于十世纪前的浩瀚文学作品中所保留的所有原始资料(除了石器，青铜器和金文而外)，这些文学作品被嵌进敦煌的一种洞窑塔墙里，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由于偶然的机会，塔墙倒塌才被人们发现。
张茂先博学强记，尝为建安从事游于洞宫，遇一人于涂，问华曰：“君读书几何？”华曰：“华之未读者，则二十年内书盖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则华固已尽读之矣。”其人论议超然，华颇内服，相与欢甚，因共至一处。大石中忽然有门，引华入数步，则别是天地。宫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陈书满架。其人曰：“此历代史也。”又至一室，则曰：“万国志也”。每室各有奇书，惟一室屋宇颇高，封识甚严，有二犬守之。华问，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指二犬曰：“此龙也。”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丘，梼杌春秋亦皆在焉。华心乐之，欲赁住数十日。其人笑曰：“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对曰“琅嬛福地也”。华甫出，门忽然自闭。华回视之，但见杂草藤萝绕石而生，石上苔藓亦合初，无缝隙。抚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华后著《博物志》，多琅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阴间与时间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