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负责审讯佐尔格的检察官是东京地区法院检察署①【① 该案总负责人是玉泽三郎；他负责审问大崎。】思想处的吉川满贞。吉川检察官三十四岁，比佐尔格小十二岁。他面目可憎，大个子，长脸，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表现出独立顽强的性格。
吉川谙识现代政治、经济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传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大学毕业后，他写了一份有关一九一八年大米暴动的综合研究报告。
井驹教授在东京外语学院教德文，在检察官审讯佐尔格时大部分由他担任译员。关于吉川，井驹除了提到他的外表外，还补充说：“他具备检察官的许多特点，审讯时得心应
手，软硬兼施。佐尔格似乎也对他表示钦佩。”
佐尔格在鸟坂警察分局只关押了很短的时候，审讯的第一阶段，即警察审讯，是在拘留所进行的，这是一所待押监狱，属巢鸭监狱的一部分，位于东京北郊。
头几天，特高课警察在吉川以及其他检察员的指示下没能迫使佐尔格承认自己替苏联或共产国际工作。佐尔格从一开始便承认自己搜集秘密情报。但他一口咬定是替德国大使，而不是替俄国人干的。他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
要说为奥特搞间谍活动，也确有其事。总之，这种说法不能认为完全没有根据。佐尔格以为这种说法可能披接受，而抱有一线希望。果真如此，那么他虽然处于逆境，但还不
致于陷入绝境。他明白，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本必然很快就要与德国并肩作战，对付英国和和波兰。但是，日本一旦拿起武器很可能就不仅对抗英国和波兰，还得对抗美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会遵守三个轴心国条约吗？他们也将向美国宣战吗？这是日本放心不下，也不断向轴心盟国提出的问题。
佐尔格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即当日、美关系濒于破裂的时刻，日本不致于愚蠢到甘冒风险触犯德国大使馆这般地步。速捕一名使馆有半公职身份的高级德国记者是一回事；否定使馆与他的一切关系却是另一回事。
佐尔格是十月十八日早晨被捕的，那是个星期六。到星期一，日木当局毫无意思表示准许他见奥特大使或使馆的其他任何人，相反地，于他不利的因素却在不断地增长，因为
审讯员掌握了给他定罪的证据。不管宫木和大崎是怎么交侍的，在他们家发现的那些材料也都可以看作是替奥特大使搜集的情报。在佐尔格看来，薄弱环节倒是克劳森和伏开利克，特别是前者。这主要看克劳森的发报电台是否被发现，在什么地方被发现。据说，克劳森在他被捕的当天即十月十八日便开始招供了。但据吉川回忆，克劳森是在他“被捕后
三、四天”①【① 吉川在会见作者之一时谈及。】才认罪的，换句话说，即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或星期三才认罪。
克劳森经过警察审讯后写了一份供词，关于佐尔格，他写道：“他是个在某种情况下顶不住的人”。
“我这么说，是因为看来他被捕后什么都说了。如果他在被捕时保持了坚定的共产党员的气节，那么他就应该一言不发。”
毫无疑问，警察为了引诱克劳森交待一切罪行，便让他相信佐尔格一被捕就彻底坦白了。然而，马克斯·克劳森如此胡言乱语，似乎不大可能，除非他自己在被捕后对审讯人
员只不过摆样子假装抗拒。那么，很可能他在十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之前并没有屈服。至于伏开利克，没有充分证据说明他在克劳森之后招供的。
检察官们要在准许佐尔格会见奥特将军之前取得他的招供状，他们认为，他罪责难逃。他们想方设法阻止佐尔格与奥特见面，但被驳回了。新任首相东条中将而临着与美国摊牌的危机，正赶上德国大使找上门来，他只好便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佐尔格。
东条虽然不能独断专行，但当时他大权在握；因为一九四一年十月，他身为首相，还兼内相和陆军部长。但日本的司法官员，当然包括检察官在内，从十九世纪以来，一贯具
有完全独立的传统，彰明较著地不屈服于政治压力①【普遍认为，这一传统是在著名的大津事件后形成的俄皇储，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在京都附近的大津遭一名日本警察袭击而受伤。日本刑事法典规定，凡企图谋害日本皇室成员者处以死刑。但其它谋杀企图最重者处以无期徒刑。然而，日本政府认为，那位大津警察应处以极刑，因此向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但这种压力被顶住了。
当柏林外事局宣传处处长在十月底会见小岛讨论佐尔林被捕一事时，小岛当场指出，法院是独立的，只对天皇负责，并举大津事件为例。】。
如果传尔格以为当局有碍于外交原因，会同意奥特为他出面干预，那么他未免对司法部门顽强的业务独立性严重估计不足。东京的法务省可从来没有向外务省低过头。
因此，检察官勉强安排了奥特前来探望佐尔格，他们处心积虑地限制时间，搬弄条条框框，设置重重降碍，搞得这次见面毫无意义。
吉川检察长追述当时提出的种种限制如下：
我给他们见面规定了若干条件：
一、不得提到正在审讯的案件。
二、见面时我本人必须在场。
三、见面时间限制在五分钟以内。
四、奥特必须首先向佐尔格说话，然后由议员译成日文。如果我同意，我便举手示意，才允许佐尔格回答。
一九五一年八月，吉川在华盛顿非美活功委员会作证，十年以后在日本遇见他时，他都坚持认为佐尔格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即他被捕后一个星期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特务。而且吉川宣称，这是会见奥特之前发生的事。吉川的高级同事玉泽光三郎也说：佐尔格（“向吉川和我木人”）第次一次招供是在一个星期六下午，也就是“他被捕后五、六天”。
但是，奥特就佐尔格事件给柏林的第一个电报日期是十月二十三日，电文中有这么一旬：迄今仅看望过佐尔洛一次，而几由于时间短暂，流于形式。这便是日方所说的“只
缘日、德友好关系，才给予特殊照顾”。
这就很清楚了，奥特是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或在此之前与佐尔格见面的。如果佐尔格在二十五日以前确实没有招供，那么吉川的记忆有误，因为他说奥特来巢鸭监狱前佐尔格就屈服了。吉川的原话是：
“东条指示法相，务必允许奥特见佐尔格。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必须赶紧在奥特见到佐尔格之前，让他坦白交待。实际上，在他们见面之前，佐尔格已经招供了。”
不管佐尔格是否在二十三日以前招供，他与奥特见面必然是紧张而痛苦的。奥特将军回顾，当时佐尔格沉默寡言，有时问而不答。会见匆匆结束，佐尔格向茀萝·奥特和他全家致意。
再看看吉川是怎样描述佐尔格与奥特见面的，最好用他的原话。
“见面时，佐尔格看上去疲备不堪，表情极其严竣。奥特一见到他的神色，立即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奥特说，‘嗯，你好吗？’
“佐尔格回答：‘我很好。’
“奥特：‘伙食怎么样？'
“佐尔格：‘足够吃的。’
“奥特：‘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佐尔格：‘不，谢谢你。’
“然后佐尔格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显然，奥特为之一震。他身穿军装，向佐尔格致以普鲁士军礼，潸然离去。”
据吉川说，佐尔格既已招供，便不愿意会见大使。他指出，他与奥特毕竟是挚友，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吉川告诉他，应该见奥特。“如果是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非
见不可，向他诀别①【见到吉川时，他回忆当时他向佐尔格说，“至于我们日本人，要见最后一面，人总是人嘛，尽管思想的分歧使我们成为仇敌。”】。”
吉川把克劳森等人的供词给佐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然而，他们再进行标准日本式的规劝：
“你做人的义务是什么？你的部下出生入死地跟你干，他们都已经招供，以求宽大处理，你身为领导，难道见他们送死而不搭救吗？假若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坦白交待。”
审讯在巢鸭监狱的佛堂里进行，警方主审员之一是特高课探长大桥秀男。
出人意料，佐尔格突然要纸、笔。他用德文写道：“我从一九二五年开始便是国际共产党员。”他把纸搓成团扔到房中间，便起身围着房间踱步。他突然放声痛哭，喊道：“我失败了，生平第一次失败。”
一九四九年春季，东京美军情报局搞到审理该案件的司法官员的宣誓声明，说在佐尔格、克劳森、大崎和伏开利克关押期间，包括东京地区刑事法庭审讯在内，都没有对他们
进行刑讯逼供。参加宣誓的有检察官玉泽光三郎和吉川，审问佐尔格和大崎的预审法官以及地区法院审讯佐尔格的三名法官当中还活着的两名。代表佐尔格、克劳森夫妇和伏开利
克的律师也同样进行了宣誓①【① 为了满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她的朋友们的要求，搞到这写誓词，因为他们声称，佑尔格、大崎等人所谈史沫特莱的情况毫无价值，是在日本审讯时被迫说出来的。】。
这些官员们的宣誓固然毫无价值，但也不必责怪，因为他们存心撒谎，检察官也可能忘却了警察的残暴行径，姑且认为警察是没当着他们的面干的罢。
日本封建时期象欧洲一样，严刑拷打嫌疑犯是司空见惯的，也是对罪大恶极罪犯的惩罚。大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交给地区法院的认罪书中有一段：“如果在封建时代，我可能
因叛国罪立即被车裂，或上绞架。”他丝毫没有夸张。活着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年月，日本离封建年代并不遥远。
战前，日本警察素以严厉著称。对待思想犯，特别是拒绝放弃或改变信仰的犯人则严上加严。两次大战之间，犯人因不堪虐待而死在警察手中证例屡见不鲜①【① 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两起臭名昭著的案件。二月，左冀小说家小林多喜二遭警察杀害。年底，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野老被警察监禁身死。】。
外国人也未必能幸免于警察的暴戾，虽然他们一般比许多（可能是大多数）日本嫌疑分子受到较人道的待遇。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押外国人也发生过几起惨痛事件②【② 可以举出两个实例。一九三四年，W·M·毕克顿，新西兰籍，受特高课审讯，惨遭毒打。一九四〇年，路透社记者麦尔维尔·柯克斯在受审时从东京宪兵司令部越窗跳楼身死。】。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几名美国、英国人作为间谍嫌疑分子被拘留盘问。根据他们对日本警察的观察，再看美、英大使的回忆，则不可谓不公道了。（美国大使）格鲁写道，“那帮日本警察的愚蠢比起他们的残酷略逊一筹。”（英国大使）罗伯特·克莱吉爵士写道：“见到所有被判处监禁的人……许多受到极苛刻的待遇，甚至受到肉体上的摧残。”
两名在押犯，《纽约时报》的奥托·D·托利舒斯和《日本新闻周刊》的英籍记者菲利斯·阿高尔叙述他们经过警察和检察员审讯，而以地区法院的滑稽剧告终。这两名记者的经历只不过是巢鸭监狱内部的一瞥，佐尔格和他的同伙就关押在那里。
托利舒斯在巢鸭监狱受特高课审问，从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到三月十一日，历时二十八天，每次审问时间平均为四小时。最初五次审讯，他被严刑拷打③【③ 这五次中讯中，托利舒斯被逼着用日本方式下跪，三名探警不停地鞭笞他，用脚使劲踩他的膝盖，用柔道拳术拧他的的脑袋和胳臂。】，但是从一月的第二周开始，他再也没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了。主审员为庆祝警察申讯结束，特意邀请他在审讯室一边谈心，一边喝咖啡，抽香烟，还给他一份报纸，分手时跟他要了一双皮鞋作为临别馈赠。
非利斯·阿高尔在警察局受审讯较惬意。她在巢鸭监狱中没有受到虐待或威胁。她说，她与审讯员友好相处①【① 根据记载，她可能是被宪乓逮捕的。她那案件中只有过一次暴力行为，就在她被捕的当天。一名警察或宪兵打了她一记耳光。】。
奥托·托利舒斯和非利斯·阿高尔经过警察审讯后，才由检察员审讯。而佐尔格案件，这两个阶段却互相交叉。
据检察官记载，托利舒斯的审讯前后仅三周，但先让他在供认状日文本上签了名，按了拇指印后，才进行翻译。当托利舒斯对供认状几处提出异议时，检察员严厉地拒绝更正，而且警告托利舒斯不得在法庭上对文件表示反对②【② 检察员说：”你胆敢在法庭上对这份报告提出怀疑，便加重惩罚。”】。
非利斯·阿高尔写道，检察员在审讯时使用的手法是“典型的愚昧无知”。
“尽管我们个人关系是友好的，但毕竞我们两国交战，因此我们实际上是敌人。为此，你必须对我说实话。我要求你象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完全、彻底地交待一切。③【她继续指出，那人“再愚蠢不过”了。“他的法律头脑倒很快启发我在供词上多做文章。”】”
非利斯·阿高尔没说，当时检察员是否强迫她违心地在报告上签字。但是她对警察局的审讯记录方式却有所揭发。
“他们不是把我们所说的全都记下来……他们有权任意删节，或者把互不连贯或互不相干的话拼凑在一起……审讯结束时得在所有这些供词上按拇指印。如果我们拒绝签字，便强拽着拇指往印台上蘸油墨，然后按在纸上。”
奥托·托利舒斯和菲利斯·阿高尔总算幸运，他俩都没有受预审法官调查的折磨，只经地区法院草草调查，便判处徒刑十八个月，缓期执行。这意味着可以用交换船只遣送回
国。如果他们的被捕与佐尔格事件无关，那么必然加剧警察局对西方记者长期以来的怀疑。
无可辩驳，特高课对待嫌疑犯残暴无所不用其极。检察官比警察受的教育多，也比较圆滑，一般退居幕后，被告在第一阶段审讯受刑时一般不轻易露面。
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佐尔格是否在招供前被拷打过。但据了解，他在巢鸭监狱最初几天里从清早到深夜都在受无情的审问。吉川在非美活动委员会有一段证词提到佐尔格招
供前不久的情形，证实了那个严峻的考验。
“大约四点钟，我的同事玉泽检察长和一名警察前往看看他的身休是否吃得消再审讯。”
然而，除了吉川自我开脱，拒不承认外，探长大桥以及日方调查该案或与（间谍）小组成员接触的其他人普遍认为，佐尔格没有被拷打。但战后，政治犯被释放，言论自由的风气逐渐恢复，事情有时可以得到澄清①【① 例如石井花子不相信佐尔格被拷打，她战后一直与川井定吉，大崎的异母兄弟、大崎的女婿及其他负责调查该案而与战前警察不怀好感的人来往。同样，普遍认为伏开利克和宫木被刑讯拷打。而对大崎和克劳森的遭遇则众说纷纭。】。
由于案件特别重大，大桥探长和警察进行初步审讯时吉川多数时间在场。吉川说，一开始他的同事们就要搞清三个问题。佐尔格是否实际上（象他们所说的），利用日本的共
产党关系充当德国间谍？他是否既替莫斯科又替柏林工作的双重特务？他是否伪装纳粹分子，实际是莫斯科间谍？
佐尔格戏剧性地认罪后，吉川和警察便确定他是共产党间谍，便着手澄清其它基本问题。佐尔格是单纯的共产党间谍，还是“罗斯福间谍”？他既然是共产党间谍，那么是替
红军四局还是替共产国际出力？
第一点没费多少周折就搞清楚了，尽管警察秉性多疑，犹豫再三，最后才同意佐尔格只替俄国人效劳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在此之前，克劳森已经供认，他本人是受
红军四局派遣的。然而，伏开利克显然告诉了审讯员，仁尔格是替共产国际工作的。佐尔格回答警察和检察官这个问题时，故意闪烁其词。后来他向预审法官坦白，给吉川写的供
词“故意含糊不清”。
实际上，他故意贬低自己对四局起的作用，暗示他与四局的关系只不过是技术性的和组织上的，四局似乎是个专门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传递情报的机构。审讯员和他本人似
乎都同意用“莫斯科中心”这个松散的名词称呼他活动的指挥机构。到预审法官进行审查时，佐尔格听从辩护律师的劝告，才承认他的一切情报都送往四局，这也是与他联系的唯
一组织。
佐尔格之所以不愿向警察局交待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寻思，如果确定他属于某军事机构，就有可能被移交给宪兵，枪毙了事。
佐尔格同意坦白交待后，便要求只由吉川负责审讯。看来吉川起初审讯佐尔格不用译员，因为他不仅通晓英文，还懂点德文。佐尔格厌恶特高课探长大桥的译员；无疑警察局
完成调查之前，即一九四二年三月初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每天上午对佐尔格说来是一天当中最难忍受的一阵①【① 很可能警察局审讯奥托·托利舒斯的译员，就是把他折磨得最苦的那个人，也参加了佐尔格的审讯。这家伙（托利舒斯给他起个外号叫“蛇”，曾向托利舒斯吼叫：“我问过那个《法兰克福日报》的人，他告诉我，你是个间谍。”】。特高课警察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只有两天除外，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向她的敌人冲杀过去，和一九四二年元旦，连特高课也放假一天。
警察局的审讯持续了十八周之久，叫检察官等得好不心焦。东京地区刑事法院检察署思想处处长这么个有身份的官员命令都市警察署务必在一九四一年内写成有关佐尔格案件
的报告，但却碰了个硬钉子。
虽然检察署有无可置疑的权力指定警察审向的范围（如果不是方法），但这种权力可能因门户之见而不得行使。警察各单位统属内务省领导。但是检察署却是法务省的一部分。警察与检察员之间的龃龉屡见不鲜。
特高课课长不打算让自己的人叫检察署催着干。显然他无意执行法务省的指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把该办的事办完。他听到有人发牢骚说‘不可理解”，百年不
遇的大案，千嘛要让警察局赶快干完了事。他说，他们惯常在‘左翼案件”上花一整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因此，警察“应该有自由彻底凋查”传尔格等人的案件。
然而，吉川没等警察局调查完毕，便开始审讯佐尔格。吉川的正式审讯从十二月开始，他这次找了东京外国语学院的井驹教授担任译员①【井驹应教育省的请求担任这项工作，这也是法务省的建议。他回忆说，“当然外务省有合适的译员；但由于外务省与德使馆有来往，法务省让外务省尽可能别沾该案的边……不管我内心是否愿意，只得接受这一要求。”】。井驹回顾说，他赶巧那阵工作特别忙。
“好几次检察长与我的时间总凑不上，所以我们用电话保持联系；他们派出租汽车来接我去巢鸭监狱。因此，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什么时候得闲便什么时候审讯。”
在吉川的监视下佐尔格用打字机打下自传性的供状，也由井驹教授译成日文。这个文件约五万字，是佐尔格根据早期吉川一连好几周单独审问的内容写成的。有几天，佐尔格打下他曾隐瞒的一些情况，吉川借助字典仔细阅读。因此，我们见到的最终文件是经吉川审查的，其内容和题目顺序是：共产国际、上海小组、东京小组、佐尔格及其日本小组的活动、佐尔格“在莫斯科时与中央当局的联系”以及“一个德共党员的历史”。
在欧洲审讯员看来，这一文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只简单叙述了佐尔格的早期活动。他在二十年代中的活动性质仍不明确。甚至关于上海，虽然吉川要求佐尔格更详尽
地加以阐述，但佐尔格还是给自己的历史打了埋伏。为什么佐尔格能够在这么多的问题上含糊其词呢？为什么检察员能够接受一份没交待彻底的供认状呢？
有两个原因可供说明。第一，吉川主要负责调查佐尔格在日本八年的活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事殊属次要。其次，很可能佐尔格主动提出要写自己的历史，其用心是想在战术
上略胜审讯员一筹。佐尔格根据他了解的日本人的心理，了解检察官对待思想犯，总是谋求他内心起变化或“转变”,经调查或审讯证明无罪后，可以重新被社会接受为日本的顺
民。外国人则不可能进行这种转变。佐尔格从来没有在背弃莫斯科的意义上声明认过罪，但他却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承认自己是“国际共产党员”，这无疑使检察员有了深刻的印象。这并不是说，佐尔格准备交待就能够消除吉川这个老油子的怀疑；但可能就在吉川认为自己在道义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主动权在某种意义上却已经转入佐尔格的手中。
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凡因与佐尔格有过来住而可能受牵连的人，他一律不提姓名。佐尔格算是造化，日木根本不让德使馆的任何人参加调查。
吉川本人似乎意识到自己和佐尔格是能力相当的对手，否则就很难解释他对佐尔格言过其实的恭维。吉川宣称，“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象这么了不起的人①【① 吉川会见作者之一时的谈话，日文是“找一辈子从来没遇见这么出色的人材。”】。”
特高课探长大桥于一九六一年会见东京一家杂志记者，也热情颂扬佐尔格，甚至诉说他因与佐尔格在巢鸭监狱保持友好关系，而惹起他顶头上司不悦，以致影响了后来的晋级。他说，为了报答佐尔格的合作，他每天往巢鸭监狱带报纸，一起喝茶，并通过译员讲述拘留所外发生的事，包括整份报纸，从社会版到广告栏。
大桥所说的情况有几分可信。有一次，佐尔格表示，日本尽管在初期取得胜利，但终究不免一败涂地。然后他又虚张声势地说，“当情况变得对日本政府不利时，或许用得着
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愿为日本效劳，”这使一位警察（虽然不是检察员）深有印象。
据大桥说，佐尔格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但有一天，他跟大桥开玩笑说，“大桥君，如果我被判处死刑，我就变成鬼来缠住你①【① 大桥说，他当时回答佐尔格道，“那么你这位唯物主义者也相信鬼啦！”于是佐尔格哈哈大笑。】。”
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警察局审讯终于结束，大桥买了些水果和茶，为佐尔格“饯行”。可能大桥也象审讯托利舒斯的那位特高课警察一样，向佐尔格索取了临别礼物，也有
可能是佐尔格主动提出来的。那天他用英文写了一张便条连同他本人的一张照片，或许还有其它什么纪念品一起送给了大桥。便条上写着佐尔格感激大桥“一九四一——一九四二
年冬极关切、极友好地审理了我的案件”。佐尔格写道：“我将铭记我坎坷一生中最艰难时刻的友谊”。
只有幼稚的人们才相信这种证据可以说明佐尔格始终受到特高课警察的优待。特别大桥本人的回忆录就露了马脚。他回顾由于职务在身，不得不给佐尔格上刑。但他只一笔带过“我要求量罪处刑”。他倒没有感到日本因佐尔格的活动而深受其害。
那么，当年的事实与大桥二十年后的回亿颇有出入。
警察局结束佐尔格的审讯，吉川对该案的调查也近尾声。他的最后一次提审，即第四十七次，日期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吉川和警察一样，多方搜罗证据。他特别注意佐尔格在德使馆的活动，他与奥特将军的关系，他从德国来源获得哪些情报。正如人们所料，当审问到德国对松冈访问欧洲、对
日苏条约和对德国进攻俄国等事件的反应，特别问到日本一九四一年夏季计划的大事时，向题变得尖锐了。
吉川还详细地调查了佐尔格从大崎及宫木那里获得的情报。此外，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审问佐尔格的政治活动，这与间谍活动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就是佐尔格试图在一定程
度上左右德使馆的见解。吉川还提出一个对日本相当重要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德苏战争爆发后，你通过大崎进行了什么活动去影响近卫集团？”
佐尔格的回答是，他曾告诉过大崎（他俩见解一致），苏联并不是日本的威协，日本的经济、政治利益并不在北方，而在南方。“当然日本获取南方的锡和橡胶，要比在西伯利亚苦战更有利。”
这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是大崎，其至佐尔格本人通过大崎间接向近卫公爵施加压力，正是检察官刹住而不深追的问题。
很可能，一九四五年以后，许汗多多日本人经受了战败的创伤，才把大崎这位受佐尔格影响的人物看作替罪羊，往他身上推诿珍珠港事件的罪责。但明眼人却不会认为，大崎
有能力直接动摇近卫对事物的看法。大崎并不是近卫本人的知交，他只不过与近卫的某些心腹有交情而已。
因此，战后审讯大崎的检察官宣誓如下：
“由于佐尔格与奥特大使的特殊关系，大崎与近卫首相等人的联系，被告的社会地位以及同样的考虑，有理由怀疑他们从事政治话动，在审讯过程中，我们为这种怀疑找到了充分的证据。而且佐尔格和大崎两人都供认，俄德战争爆发后，北上进军势在必行，他们便开始政治活动，目的在于使日本的力量向南转侈，对付英、美。
“然而，正当我们调查这场政治阴谋时，太平洋战争开始了，我们不敢深挖这件事，唯恐证明战争是共产党人挑起的，因为这会引起内部矛盾。我们故意不作彻底调查，因此被告们有关这个向题的供词远非结论性的。”
有关该案件的日本文件《佐尔格事件》共三卷，其编者着重说明，检察官没有深入追究佐尔格和大崎有意识施加的纯政治影响。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这件事被彻底调查，“日木领导人将狼狈不堪”。
“这么一来，似乎他们的‘外圣战争’是间谍授意指挥的……我们斟酌再三，尽可能既不触动近卫集团，又不影响陆、海军的有关人员，也就是说，没有传讯一个陆、海军人员作证。因‘神圣战争’的主要角色是不能传讯的。”
但是，当日本“向南进军”初告大捷时，检察官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兴趣索然，不管他们战后持什么观点。
吉川在结束对佐尔格的正式审讯时，曾试探询问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佐尔格作了个概括性的预测，但只有一部分后来被印证了。他申说，不管轴心国是甭战胜，大英帝国必
将崩溃。他说，英国象个胖得动弹不了的人似的。但佐尔格断定，英国不会投降。他说，英国可能不会在殖民地坚持抵抗入侵之敌，但他们在本土和苏伊士却会浴血奋战。
佐尔格预言太平洋战争可能会出现僵持的局面。他还说，他不相信日本通过蹂躏中国和东南亚就能够解决它的经济问题。他是个老派马克思主义者，预见美国革命会到来；他是个半俄国人，相信德国终究将被赶出苏联领土，纳粹政权不但不能粉碎苏联，而且它本身必将崩溃。
一九四二年三月底，审讯的前两个阶段告结束。佐尔格等待着第三阶段，即预审法官的调查。
与此同时，他的直接同谋以及其他许多人也在经受不同的考验。他们形成若干分枝，这便是佐尔格案件的瓜葛。
第十六章 佐尔格案件的瓜葛
“我感到到万分惊讶，日本知识分子居然也陷进去了。”——预备役军人协会副主席少足读到有关人员被捕的消息时说
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北林太太被捕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前后共八个月的时间内，日本警察逮捕并审讯了与佐尔格案件有关的男女共三十五人。这个数字包括佐尔格及
其四名同谋，大崎、克劳森、宫木和伏开利克，还有十八名被判决为非蓄意违法者。
当局不遗余力，彻底调查了整个案情，总共才逮捕情报员十一名。这一事实说明，佐尔格小组及其情报员相当短小精干，其中七名属宫木的辅助小组，四名属大崎的辅助小组。
尽管如此，但从安全和实效观点看来，这支队伍还嫌太大。宫木被证明是导致组织暴露的人。他从感情出发，与北林太太取得联系，并要求与她合作。宫木又为方便起见，物
色了两名能胜任的翻译，这样便轻率地发展了秋山功二。
更危险的是一九三六年初，宫木遇见了一位曾经与共产党有瓜葛的中年妇女，而且一见如故。这便是久津见房子，她以前是北海道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因违犯保卫和平法
而被判处四年徒刑。刑期将届满时，她突然正式声明放弃政治信仰。久律见房子被释放后，便南下迁居东京，警察局必定掌握了她是个共产党变节分子。
不管久津见房子在狱中的变节行动是真还是假，她在一九三六年初见到宫木时却表现出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样子，答应替他工作。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每周见面一次，宫木给她一点津贴。她收集了有关二月兵变的情报，后来提供了有关左翼运动的情报。
久津见又给宫木介绍了一位朋友，名叫山名政美。他也因共产党活动被北海道同一个法院判过徒刊。山名出身农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曾在北海道参加过若干年左翼农民运
动。宫木说，起初他并没有考虑要发展山名，但从一九三六年春季，他开始利用山名作为农业情报来源。山名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譬如，一九三九年，他去过满洲国。虽然他
是东京农民联合会和极端民族主义团体“东方会”的成员，但他的职业性质始终不明确。宫木几次资助山名外出旅行，包括南库页岛之行。他还定期会见山名，听取他口头汇报全国各地的经济清况、部队调动、国民士气等等。总之，凡在火车、公共汽车和小客栈中耳闻目睹的一切情况，宫木无不询问。
佐尔格没见过久津见，也没见过山名，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宫木被捕后三天，久津见走封宫木的家门口，当场被拘捕。而山名却在两个月后，即十二月中才被捕。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名给宫木介绍了一个北海道人，名叫田口。他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特务，比山名能干。据宫木说，山名“大约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便不顾大局，光想着钱”。宫木也同样着不上田口。他说，久津见曾提醒过他，要他防备田口，她是在北海道认识田口的。田口跟久津见和山名一样，因是共产党而被判过徒刑。久津见告诉过宫木，田口“固执难处”，不会有什么用处。宫木认为，她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是宫木确实很少说他的情报员好话。可以理解到他言不由衷。他可能试图用贬低的手段来保护同谋。
田口可不象山名，他家财万贯，出身于北海道北部荒凉的网走地区一个地主家庭。尽管他曾一度是个积极的共产党员，还蹲过监狱，但他却是个精明的包工头，经营过许多冒
险事业，譬如在满洲国开发泥煤，在北海道伐木等等。
一九四〇年夏季，田口向宫木提供过有关满洲国的军事部署情报。他的多数情报也就是在一九四〇年提供的，用特高课警察的话说，这时“他侦察了库页岛和北海道的军事部
署”。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田口被捕时，他的住址是东京四谷，职业是“制绳商”。他由于经商，因而经常有机会去北海道和库页岛。德俄战争爆发后，宫木每月至少看望
田口两次，有时更勤些，这说明他的情报提供从未间断过。佐尔格只知道田口“是个北海道人”，说他“提供了极详细的情报”。
宫木小组成员当中，佐尔格只认识小城义信，宫木于一九三九年春季遇见此人，当时他刚从日军退伍。他曾在满洲国、华北、朝鲜服役，被提升为下士。他毕业于东京明治大
学。在大学时代，由于隔壁邻居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若干年后，正是这位芳邻引小城见了宫木①【① 这位邻居名叫木冈，在佐尔格小组被破获前就死了，否则他必然被捕。他的名字被列入了案卷。】。
认识小城是宫木的意外收获。由于佐尔格小组老是缺乏来自日本方面的军事情报。正如佐尔格告诉警察，要不是他木人接近德使馆，他早就在日本武装部队中培养情报关系了，但“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官木为了搜集零星的军事情报，不得不在东京的咖啡馆、酒吧间里度过许多夜晚，他时常向佐尔格发牢骚说，为了打听一点小事，就得拚命喝酒。小城虽然是个下士，身份不高，但他是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能够发现一些老百姓注意不到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宫木要求小城帮助，更有一层意义。正是一九三九年夏季，佐尔格接到四局的指示，让谍报小组发展一名日本军官。要执行这种命令困难重重，佐尔格当时
只好把退伍下士小城看作合适的人选。原来佐尔格见到小城，便一眼看中了他，把他的简历送给了四局。小城的化名是“米吉”，四局正式予以登记。
小城答应从以前军队的朋友、熟人那里搜集情报。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应召返回部队，提供了许多关于部队调动和装备、新部队的编制、满洲国的防卫部
署、诺门坎战役、大炮及坦克的规格、质量等有价值的情报。他还给宫木搞到了保密的军事手册。佐尔格小组通过宫木每月付给他一小笔报酬。
宫木断言，小城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是我在给小城灌给共产主义思想（宫木告诉预审法官），但他远没有进步到能够认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他并没有跨出自由主义的门坎。①【① 从宫木的话语中又可以看出故意贬低的调予。】”
佐尔格小组被揭发时，小城正随部队到华南。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小城被宪兵逮捕。拖延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他转交给特高课警察。
宫木小组的第七名成员，也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被捕的最后一名。这是一位有左翼思想的医生，安田德太郎。一九三五年初，宫木因患病而去找他。可能宫木早已风闻安田
医生两年前因系共产主义同情者而被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久津见房子也去看望过安田医生。正是通过她，安田才知道宫木是个共产党特工人员。这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久津见房
子充当宫木的同伙后不久的事。
然而，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对华战争吃紧时，宫木才请求安田医生帮忙。可能是那次或许更早些，宫木对安田说：“朋友们告诉我，应向您请教的范围并不仅限于疾病。”
安田医生答应回答宫木有关医药、食物供应之类的问题，还转告些从病人那里听来的一些军事情报，宫木也送过他自己的绘画作品，作为回敬。
很难估计安田所提供的情报有多大价值，可能并不很大。他对小组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当佐尔格突然患肺炎时，他提供了磺胺药剂。他没有见过佐尔格，无疑药品是托宫木送给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国人的。但如果安田最近所作的声明可信的话，特高课警察并不是不了解他曾间接给佐尔格治过病。安田声称，当他被特高课警察拷打时，一名审讯员对另一名说：“就是这个猪锣给佐尔格治过病，把他救活了。”
然而，安田医生却是宫木情报员小组中唯一受地区法院宽大处理的人。他被判处徒刑二年，缓期执行五年，实际上他被释放了。
小组其余六名情报员的遭遇却坏得多。退伍下士小城被判得最重，有期徒刑十五年，田口十三年，山名十二年，久津见房子八年，宫木的译员秋山七年。北林太太被判处徒刑
五年，一九四五年一月被释放后不久便死了。其他人于一九四五年夏季（美军）占领后，都被释放。
大崎的四名情报员是川井定吉、水野秀、川村善郎、船越尚男。川井从一九三六年夏季被新京监狱释放后到一九匹〇年九月一直呆在大陆，主要在华北。起初，他在天津积极
筹建中国问题研究所，他的主要伙计是船越尚男，此人是《读卖新闻》天津分社的经理，也是大崎的老朋友，以前是佐尔格上海小组成员。顾名思义，研究所的宗旨是研究华北的
政治经济形势。这时正是日本加紧向北京、天津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渗透时期。因此象中国问题研究所这类组织崛起如雨后春笋，风靡一时，深受华北日本当局支待，它也给共
产党提供了绝妙的掩护。
一九三八年，船越受聘为汉口日军的非官方顾向。川井定吉熟悉华北日军的“傀儡政洽”①【① 川井是大佐古特处的一员，曾设法劝前军阀吴佩孚归顺，而当日本卵翼下的政治头目，结果失败。】，这主要是敲诈、贿赂、搞阴谋，正对他的胃口，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同时，这份差事也洽了他窥探内幕的大好机会，他回过日本一、两次，向大崎汇报了所见所闻。
一九四〇年九月，川井返回日木定居。大崎让宫木照顾他；但宫木和川井的关系似乎并不和谐。宫木让川井在名古屋执行一项情报任务，川井由于疏懒懈怠没有完成。最后还是大崎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给他在一家纸行找到了工作。
为了这缘故，还因为川井敬佩大崎，日木警察和检察员就把川井算作大崎的情报员，而不算是宫木的。
很难相信，川井于一九四〇年回到东京后对佐尔格小组还能有多大用处。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二日被捕，被判处徒刑十年。
佐尔格把水野秀描写为“学者，而不是政治间谍”，一九二九年，水野秀才十九岁，加入上海东亚共同编剧学校，他在该校遇见大崎。后来共产党员纪藤银一引他见佐尔俗，
于是他便成为佐尔格上海小组一员。
水野秀和学校其他左翼学生把和平主义传单寨在火柴盒里，向访问上海的日本海军士官学校学员散发，被领事警察逮捕。水野很幸运，只被警察拘留了十天，但被共同编剧学
校开除了，后来他参加了中共的秘密活动，终于被捕，遣送回日本。
水野回到日本后，多亏大崎帮助，进入大阪一家有名的私人研究所。然而，一九三六年，他因秘密参与日共重建活动又被捕。这次可能由于他不够卖力，起作用不大，因为当
局很快便释放了他。后来他迁居东京，想必这是大崎的主意，他对水野很感兴趣，很器重他，
大崎告诉警察：“我很信任水野，把他当作继承人。”由于大崎随时可能被调往《朝日新闻》驻华分社，他需要物色一名忠实的追随者接替他在佐尔格小组的位置。他之所以
考虑让水野担任这个脚色，因为水野不仅聪明过人，而且有从事秘密活动的才能，能洞察日本的政治形势。
大崎留神先后给水野在东京好几个学术机构中谋得职务。水野在日本只与佐尔格见过一次面。
大崎有个时期把水野秀当作自己的助手或秘书，经常让他就广泛的政治、经济问题草拟报告。这些是根据背景材料专门为莫斯科写的，由大崎交给宫木，再转给佐尔格，因为
大崎一向小心谨慎，从来不愿把书面情报直接交给佐尔格。
水野跟宫木一样，时常闹病；有证据说明，大崎部分为此原因而重新考虑过他当谍报人员是否合适。不管怎样，水野除了提供一般的背景情况外，还能够收集京都的军事情报。京都这个古老的城市便是他的老家，他每次病愈后总回到那里稍事休养，恢复健康。一九三九年，诺门坎战事正吃紧时，和一九四一年当佐尔格和大崎急于想了解日本对德俄战争和对日益增长的美国危机的反应时，他汇报了大批军队从京都开往某地。
水野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被捕，被判处徒刑十三年。他多病缠身，无法坚持到刑满，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死于狱中。
大崎的第三名情报员川村善郎也在监禁期间身死。有关他的情况了解甚少。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上海被捕，押解至东京后不久便死去。川村是《满洲每日新报》驻
上海记者。他与水野在上海共同编剧学校是同班同学。他没有完成学业便离开了学校，可能是被开除的。他跟水野一样，在满洲谋得记者的职务。他也到过华北，因为一九三三年，大崎在北京把他介绍给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头一年，大崎又发展了川村，跟他一起为中共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大连访问了川村，冷静地把他打量了一番，便作出安排，从此川村便正式成为大崎的上海情报员。据说，佐尔格了解他，并把他当作小组成员。
大岭小组的第四名成员是船越尚男，他不象川村那么神秘莫测。他是冈山县一个酱商的儿子，因此警察说他生长在“一个闭塞的家庭环境里”。一九二五年，他毕业于东京早
稻田大学后，便去中国，先上青岛，后往上海，便在那里当了某地方报纸的记者。他与大崎一见如故。
船越似乎是由于研究中国的内政而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学术兴趣很快又转化为实际行动。他被大崎和川井拉进佐尔格上海小组，经常与佐尔格一起开会。一九三
二年，佐尔格回莫斯科之前，让他的欧洲继承人、“保尔”与船越接上关系。大崎回日本后一个时期，船越便成为上海小组的日本领导成员。他与佐尔格的继承人“保尔”以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保持联系。他还为中共在上海向日本同情者募捐，至少向共同编剧学校的教员募过捐①【① 这便是能泽房二。】。
一九三三年初，船越离开中国，作为练吾新闻社代表前往汉口，一年以后又调往天津，在那里与川井恢复了关系；川井回日本时，是船越给他凑的盘缠钱。
前面已经提到，川井被释放后，是船越给他在天津的中国问题研究所谋到了一个职位。船越必定松了一口气，因为川井没有向警察局泄漏过上海的佐尔格小组或东京的继承人。船越一直与大崎保持联系，还打算不时去看望他，大崎对船越的研究所颇感兴趣，它实际上已成为侨居华北的日共作家、学者的特洛伊木马①【① 指在内部起破坏作用的因素。——译者注】。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五月，船越作为汉口特工处的人员，给日本在武汉地区扶植为中国政治首领充当顾问。共产党如此成功地进行渗透，叫东京特高课警察大吃一
惊，船越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在华北被捕，再次落进他们的魔掌中。特高课警察关于船越的报告结尾有这么几句话：
“尽管生本案审理过程中他有悔改的表现，并有证据说明他确有转变，但鉴于他罪大恶极，应予严惩。”
船越被判处徒刑十年，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法务省第一次公开发表有关佐尔格的声明，列举所有被捕者的姓名。无疑警察局为了试探舆论，调查了日本全国不同组织、不同意见的人对这一消息
的反应。
人们可以料到，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惊恐万状。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感染力一时登衅造极。毫不奇怪，那些没听到过一点风声的人们目瞪口呆，被捕的人如果光是外国人便不足为奇，使他们吃惊的是日本高级官员中居然也暗藏着共产国际特务。
各种反映实际上代表了各阶级的情绪。埼玉的一位预备役中尉说：“上层阶级真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讨一番才是。”宫城的一位退伍少校暴跳如雷地说：“掌握国家机密的上层知识分子该放明白点。”但是一位退伍的皇家海军司令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认为近卫肯定已经被关押，但考虑国际影响不予宣布而已。”
公众普遍怀疑近卫公爵已经被捕或即将被捕，并不是由于大崎与他相识，并在他第一次内阁期间担任过他的私人顾问。由于传说东京检案署已经对犬养健和西园寺公一提出起
诉，因此公众普遍对近卫的地位发生怀疑，诋毁中伤，全国都在窃窃私语，这甚至波及军队，影响海外。
犬养健生于一八九六年，系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遭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杀害的犬养毅首相的长子。他年轻时是位有点名气的小说家，三十多岁时跻身于政界，当选为议员。他的父亲早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就结交过许多中国国民党人，精通中国事务，大养健对中国向题也兴趣盎然。一九二九年，犬养父子俩同往南京参加过孙中山的葬礼，犬养健就在
那里遇见了大崎，旋即成为至友。
他们之间的纽带是中国。但必须着重指出，犬养所接触的和同情的是国民党员。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日军从一九三七年侵华所采取的方式和托词，并暗中反对。总之，他是个自
由主义者，即不合潮流，又不无冒险之虞。
（大崎谈到犬养健）他把找当作知己，佩服我通晓中国事务。由于这一特殊关系，我从他那里获得许多有关中国的情报。但这种情报大多片片段段，确切的内容我想不起来了。”
大崎说他记不起犬养提供“片片段段”的中国情报，这倒不是找借口，也不是不老实。犬养似乎并没有向朋友透露什么机密。检察官经过彻底调查，断定犬养的违法行为是有
失检点。
一九四〇年初，犬养准许西园寺（公一）抄了一份日、汪（精卫）拟议的条件草案，该条约主要由犬养执笔，确定日本及南京汪精卫政府之间关系的基础，东京不无顾忌，打
算承认该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检察员对西园寺的起诉书第一段便阐明了犬养失慎的性质及其后果。
“西园寺公一的朋友犬养健给他着一此文件，包括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有关日本军队及军舰在中国的部署的日中临时协定，于是他保留了一份，几天后便借给了大崎保积。因此，他偶然地泄漏了一项他所了解的军事秘密。”
大崎则把西园寺借给他的文件抄下一份。宫木去看望大崎时，把大崎的抄件译成英文，交给了佐尔格。
涉及日本长期方针政策及防务这么一个具有政治、军事战略意义的文件，竞落到佐尔格手中，又转给莫斯科。正象佐尔格对吉川检察官说的那样，“不言而喻，整个问题对苏
联是十分重要的。”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犬养健被捕。他被指控违犯军事保密法。案件送到最高法院他被宣判无罪。然而司法部门却不能认为西园寺没有违犯同一法律①【① 西园寺还被指控违犯国家保安法，特别是该法的第六条“向他人泄漏情报”。】。法院认为，他的罪行由于疏忽大意，但并非出于恶意，因此宽大处理，处以西园寺公一十八个月监禁，缓期执行。这样，他既免予羞辱，又无缧绁之忧。
西园寺谈到日本对俄国的态度及意图、日美谈判等等，其饶舌的性质前面已经表述。西园寺的不检点实属严重，而且造成了危害。他天生莽撞，又欠自制。犬养则不然，他老于世故，所以避免了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西园寺正是由于有这些缺点，而比犬养更取得人们的同情。可能部分是由于他用自传形式给检察员写了一个供状，使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究竞是个什么样的人。譬如，供状中叙述了他在二十年代从日本去牛津大学时对欧洲形势，特别对英国的看法。开始他在伯恩默思的一家私立学校上学，准备应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的初试。后来他终于被新学院录取，他描写该学院“气氛宁静肃穆，适于学习”。
西园寺生动而风趣地回忆了大学生活②【② 例如，兑的说来，牛津大学的学生非常勤奋。但有些人也邀伴寻欢作乐，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没有完成学业便离开了牛津。】，然后描述他回到日本从事新闻宣传活动，在外务省当私人秘书，参加在约塞迈特举行的太平洋国家关系研究所会议，如何遇见大崎，他俩的友谊如何发展起来等等。
西园寺比大崎年轻，而犬养年最长。西园寺翩翩少年，还带几分“稚气”。他的成长尽管倍受照顾，但并非养尊处优。在他去欧洲之前，他的教育在许多方面属斯巴达式的。他的父亲是老西园寺公爵的嗣子，决心让孩子懂得出身高贵虽拥有特权，但相应地也应承担义务和责任。
所以年轻的西园寺老是惦记“要为日本干点事”。他不愿过悠闲安逸的生活。正由于他热忱，加上他个人的社会关系，因而任了外务省顾问，一九四一年夏季又当上了近卫第
三次组织的内阁的私人顾问。
论地位，大崎与西园寺不相上下，因此西园寺与朋友大崎高谈阔论高级政策机密，无所顾忌。
在检察员审讯过程中，西园寺对所发生的事表示忏悔，并替大崎求情。
“我犯了错误，无法用言语向朋友们表达我的歉意。大崎犯了法，应该受到惩罚。我上了他的当。我因自已盲目，责备自己胜于责备大崎。尽管大崎犯了罪，我仍然欣赏他性格温和、博学多才。我衷心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纠正他的行为，使他改邪归正，成为一个真正为国效劳的日本人。”
西园寺和犬养都是“早餐俱乐部”的会员，该会于一九三八年由近卫的两位私人秘书牛场和岐志道三发起，大崎那时是内阁顾问。早餐俱乐部由近卫集团人员组成，他们总是
在早晨八点钟左右早餐时举行会议，因此而得名。据大崎说，这种集会的目的是“通过秘书，收集不同的观点，协助近卫内阁”。该俱乐部每月举行两次会议，一九三九年一月近卫内阁辞积后便告中断。实际上这些人开始每星期三碰头。因此，后来称之为“星期三俱乐部”。
近卫本人很难得参加这种集会。但是范围相当有限的作家、学者、官僚，即近卫的“智囊”都感到早餐俱乐部是个开诚布公、坦率无间交换意见的理想论坛。他们忧国忧民，
却老是合不上拍子，因为他们给近卫施加的影响，脱离了政权最重要的来源，即日本陆军的核心。
一九四二年案件公布后，除大崎外，还有近卫集团的两名领导人也被捕，使近卫的亲者痛，仇者快。即使麦卡锡本人也无法改变近卫对手们的极端态度。根抿这种解释，近卫
及其亲信们都是叛国之徒，即使不是外国特务，也应因自由主义而身败名裂。相反的观点是，佐尔格案件被陆军加以利用，迫使近卫下台，终身信誉扫地。
凡与佐尔格小组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其他嫌疑分子，不论在日木还是在中国，都被日本警察搜捕归案。
大阪的一家小铸铁厂厂主被捕，先由警察，后由检察员审讯，结果发现无罪。从表面看来，这个判决叫人好生奇怪。因为被告筱塚虎夫实际上已经承认句大崎、宫木提供了军事情报。筱塚的父亲和大崎的父亲是朋友，当大崎上第一高中时，他与筱塚住同屋。
据大崎说，筱塚在学生时代就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逐，但有证据说明，他成年后对左翼并不特别怀好感。因此，他与大崎的关系并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
早在一九三五年，正当大崎和宫木考虑如何弥补没有军队的情报来源这个缺陷时，大崎想起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筱塚。“我想起筱塚酷爱武器以及各种军械。”大崎去找他，跟他说，他作为作家，需要了解些军事知识，因此请筱塚帮助。筱塚看在朋友份上表示同意。大崎为了利用筱塚而编造些骗人的鬼话，甚至不嫌费事，几次去看望他。后来他把这事交给了宫木，事先他给筱塚介绍了宫木，说他是个艺术家，特别喜欢画战争场面，绘制武器图画。因此，机灵的筱塚在东京的几家餐馆饭桌上，凭他的癖好，告诉宫木有关空军的组织机构、飞机场所在地、飞机制造厂、步兵师的部署等等，有时大崎也在场。
大崎时常向佐尔格谈起筱塚，把他当作“专家”。但佐尔格却不客气地评论他说：
“最后，我必须提一下某专家。他是大崎的一位老朋友，我到达日木后不久便领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他距离我们的期望太远了。他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军事专家，而逐渐变成‘货币专家’了。”
这些被捕又受审问或没有被监禁或被司法官员传讯作证的有关人员，多数是近卫集团成员，包括近卫本人、《朝日新闻》报社领导人、尚和检久会会员和东京、上海、满洲国
南满铁路局的有关人员或职员。有些人，如川村和安田医生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佐尔格小组被揭发后好几个月才被捕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上海的日本当局根据东京警察局的情报逮捕了给中共提供情报的嫌疑分子约一百人，对其中二十来人提出控诉，其中有第二次大战中著名的共产党作家、记
者、国会上议院议员仲西公。
仲西公是上海大东亚共同编剧学校学生，与水野秀、川村善郎同班。他是华北船越研究所的一名积极成员。但他无论在中国或日木都没有参加佐尔格小组。他替中共工作，当他被捕时，他正在南满铁路局调查处的上海办事处。佐尔格小组被揭发，虽然仲西公与该小组并没有联系，但也被捕，而且受到指控。该案的利事诉讼几个阶段似乎是从容进行的。因为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他才被带到东京地区法院，这时美军已经占领了日木。仲西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过了十二天，根据新颁布的释放政治犯命令，他获得了自由。
在佐尔格案第一批人被捕之前，发生了一件怪事，即所谓的“计划委员会事件”。警察发现内阁计划委员会有几位官员是马克思主义分子或共产党同情者。这些官员并不是因
间谍活动受指控，而是阴谋利用一切机会对政府施加影响，企图把日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一向草木皆兵的特高课警察认为，日本地下共产党居然渗透到了象计委这样的政府要害
部门。就某些被告而言，这种解释似乎可信，因为对华战争要求进行计划经济，这给隐藏在政府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消灭日本资本主义的大好机会。
由于没有发现佐尔格小组与计委案件被告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共产党渗透入政府的口实（警方认为已经找到）使当局更加注视大绮保积。
还有件涉及一名欧洲人的事值得一提，因为它说明，当佐尔格小组的性质开始明朗化时警察几乎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疯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警察拘捕了许多英、美记者，佐
尔格案件究竞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警察行动，也许不会有人知道。假若佐尔格一伙没有被发现，那么逮捕的人无疑要少一些，外国嫌疑分子也不致于吃那么多苦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上午，一批特高课警察捉拿英使馆情报处处长维尔·雷德曼先生。他在使馆的职务之一与欧战燃发后佐尔格在德使馆的职务相似。换句话说，雷德曼的任务是每天编英国新闻公报。为此目的，雷德曼跟佐尔格一样，每天早早起床。实际上，他上班比佐尔格还旱些，清晨五点一过就来到英使馆。因此，当警察赶到雷德曼的住宅时，他已经不在家了。然而，他们不肯罢休。雷德曼先生这时正在自己的使馆内，日本当局似乎也不打算强行逮捕。但警察却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英国大使罗勃特·克莱基爵士描述东京外事局起初利用阿根廷参赞作中人，试图说服他把雷德曼交出来。克莱基告诉外事局代表，他认为雷德曼是德国阴谋的牺牲品。
会晤后，当天通知克莱基，日本政府决定强行逮捕雷德曼。六十多名便衣警察占领了使馆大楼及院子，不顾大使的强烈抗议，拘捕了雷德曼。
克莱基认为，这一不愉快事件主要是德国人引起的。但是，由于警察和司法当局排外，加之他们发现佐尔格的活动范围，并了解伏开利克与英使馆有联系，当然怀疑雷德曼可
能与佐尔格小组有过接触。
由于这一特殊事件，佐尔格案件的瓜葛可以说蔓延远至伦敦南郊的布利克斯顿莱门监狱。英国政府为了报复日本当局对雷德曼无端进行关押，而把日本驻伦敦使馆的宣传参赞
松本芳①【① 雷德曼先生（现在是维尔·雷德曼爵士）和松本先生于一九四二年各自随使馆同人回国。】关进了布利克斯顿莱门监狱的牢房里。
远东的德国侨民，因佐尔格事件的不良后果而受害的大有人在。
第十七章 梅辛格大杀回马枪
“不，根本不存在什玄绝境。”——希特勒
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是德国大使馆的警察特派员，一九四一年五月来到东京。以前他堪称第三帝国警察系统的楷模。他曾与义勇队共同作过战。义勇队是支独立的突击队，建立于一九二〇年以后困难的岁月里，一方面抵抗波兰人，保卫东线，另一方面镇压德国内部的共产主义革命。梅辛格跟佐尔格一样，曾在前线获二级铁十字勋章。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巴伐利亚警察，大约同时加人了早期的纳粹党。在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发动慕尼黑未遂政变之前，他属纳粹冲锋队。他的正式党龄从一九三三年五月算起。他在警察系统和冲锋队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他不遗余力地追捕同性恋犯和堕胎妇女，并从中物色对象，加以征募，为此名噪一时。
一九三四年，梅辛格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混事，不久便与希姆莱一起袭击巴伐利亚，消灭了罗姆及揭衫党。一九三八年，纳粹接管奥地利时，他在维也纳谋得一官半职。后来，他任柏林盖世太保“党内档案”局局长。一九三九年十月，他以保安警察司令身份，佩冲锋队上校衔，被派往华沙。
他在波兰期间的残暴行径简直是骇人听闻，连他那些铁石心肠的上司们也不免皱眉头，因此一九四一年被派往远东执行任务，这可能是一种贬滴。
梅辛格在日本的这份新差事是根据一九三六年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安排的，但他不属外交人员编制。他的职责范围很广，在反共活动方面与日本警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反
共产国际间谍和苏联间谍方面，监视旅居日木和满洲的德国流亡分子以及侨居远东的德国公民，与日本警察交换情报。他在德国侨民中推行德国的种族法，并负责东京德使馆的安
全问题，包括对外交使团人员的政治审查。
实际上，警察特派员没事可干。因为无论是广泛合作方面，还是情报交换方面，日本当局都表示冷淡。至于对德国人进行监视，这倒可松可紧，视特派员本人的精力和脾气而
定。梅辛格的前任曾发现自己在招待会上或正式场合只不过是使馆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
梅辛格没有经过专门的职业训练便来到了远东。他依靠使馆译员哈麦尔与日本当局联系，他到任的头几个月实际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与大使的关系是彼此敬而远之，
他有那么几个酒肉朋友，其中最谈得来的要数出人头地的德国外事记者理查德·佐尔格。
新任警察特派员显然接受了德国上司的指示，调查佐尔格的行动，但佐尔格在德使馆和东京德国侨民中威望很高，加上他风流潇洒，平易近人，连这位警察也为之折服。
一九四一年十月，梅辛格因公去上海，突然被召回东京，因为德使馆获悉，日本警方已经对佐尔格小组采取了行动。日本警察准备逮捕一名有身份的德国人和马克斯·克劳森夫妇，事先可没有向他们的联络员打个招呼。他们甚至在逮捕后也没有通知使馆。
梅辛格试图营救佐尔格，甚至打算去探监，但这一切均告失败。他的日本同行又拒绝就该案进一步提出证据，于是他的个人威信和官方地位每况愈下。
东京德国警察特派员的职位原属可有可无，佐尔格案件突如其来地爆发，更加无情地证实了这点。
佐尔格及其同谋被捕，不仅使东京德国使馆界十分狼狈，而且危及远东其他德国人进行的间谍活动，同时也影响了德日关系。它刺激着梅辛格虎视耽耽地跟踪德国同胞，进行政治迫害，以转移人们对他自己错认佐尔格的过失的注意。一些令人难堪的事情就其性质而言是由于冒失，但是一系列小事却提高了梅辛格的警惕，驱使他制造某些案件，或者至少给某些案件加码，并加以揭发，以此证明他的手段高明，办事有效。
第一个插曲涉及一位年轻的德国留学生，克劳斯·兰兹。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唆使一名使馆信使（同时也是德国军事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在德使馆内架设秘密无线电台，后来被发现。他究竟为什么采取这一行动不清楚。梅辛格把兰兹拐骗上了一艘偷渡的德国轮船，该船于三月中驶入日本水域，准备开住欧洲。不管怎样，这个有抱负的青年逃上了岸，跟他的情妇斯泰勒·卡斯普利克（前波兰驻东京助理参赞的妻子）厮混了三夜，给她提供了有关该船的情报。
兰兹再次在船上被捕，被遣送回德国。这时日本警察暗示，兰兹可能与俄国情报局有关系，因为在他被带上船的头一天，他便通过那位波兰情妇与英使馆人员接了头。
梅辛格不知怎样解释克劳斯·兰兹案件才好，巴为该案并不象佐尔格案件，它是由苏联谍报机关发动，或者可能由英国唆使的。于是梅辛格报告：“紧急请示下一步处理该案
的办法，因为日本警方非常感兴趣。”
日本警察早在一年以前就要求梅辛格把兰兹召回日木侯讯，因为兰兹与佐尔格曾共用过一个办公室，那么他们必定建立了关系。佐尔格本人也被问到兰兹，他说，“我奇怪他
（兰兹）是否疯了。”
这位古怪的年轻人曾为官方的德国新闻社工作。他的任务是每夜在使馆办公室监视新闻电报，佐尔格也在那个办公室工作。他俩没有正初接触过，兰兹清早下班时，佐尔格恰
好这时来上班，拟定每日新闻公报，他们仅仅在这时碰头。
兰兹回到德国后，应征入伍。虽然没有宪兵参与，他也被跟踪了好几个月，立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才被捕受审。他声称，他与佐尔格的唯一关系，严格地说“是同事关系”,
这也是实情。从此以后，兰兹便销声匿迹了。
更坏的事还在后而。
一九四二年三月，梅辛格的远东同行，即其东京前任，现驻曼谷的德国警察特派员弗兰斯·胡伯敦促柏林的德国保安当局注意奥地利新闻摄影记者卡尔·霍夫梅尔的可疑行动。柏林德国保安部下令进行审讯，七月份由梅辛格在东京负责处理此事，霍夫梅尔在东京被捕。跟佐尔格案件一样，政治审查的初步结果轰动一时。霍夫梅尔曾在奥地利一个基督学院受过教育，一九三一年在维也纳参加了共产党。翌年，他在党支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间或为党报《红旗》撰稿，曾两次被奥警察逮捕。
一九三三年一月，霍夫梅尔前往土耳其进行“教育访问”。他在那里被苏联反谍报局征募，接受的任务主要是揭发派遣到苏联的波兰特务。
一九三四年春季，他奉命参加了德国纳粹党伊斯坦布尔支部，以便象佐尔格那时在东京一样取得掩护职业。霍夫梅尔的党证也跟佐尔格一样，有案可查。霍夫梅尔以有抱负的
德国爱国学生身份，蒙混过土耳其当地的纳粹头子，用纳粹的经费筹建了“情报处”，在苏联的严密控制下专门征募波兰特务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派他们用假证件潜入俄国，接着在俄国把他们“干掉”。他为纳粹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家报》撰写文章，当然事先经苏联情报机关审查。
一九三六年，霍夫梅尔险些遭到土耳其警察逮捕，于是仓促前往库尔德斯坦进行“教育访问”，然后再由俄国人派遣，首途布拉格，经瑞士到达巴黎。据他自己说，他与苏联
谍报局的关系虽然断断续续，但他靠定期领取经费上了大学。
一九三七年夏季，他从土耳其前往伊朗，被土耳其警察逮捕，在回伊斯坦布尔途中被驱逐出境。他到了莫斯科，受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礼遇。据他自己说，“我在土耳其的工作受到表扬，其余一切未加解释。我要求去中亚细亚旅行的签证，被拒绝了。”他去伦敦稍事休整，便回到巴黎，与法共接上关系。他没有接受明确的命令，便以《民族观察家
报》和一家德国画报记者身份动身前往日本。他曾多次访问中国，报道了日本在马来亚开展活动的倩况，后来又担任驻泰国的日军随军摄影记者。
霍夫梅尔撇开远东的德日同行，却与日本军事当局关系密切，这首先引起曼谷的德国官员怀疑。他是唯一被准许访问马来亚前线的外国人，梅辛格汇报说，怀疑霍夫梅尔可能
替日本情报局效劳。对霍夫梅尔的初步调查证据已转给了日本警察，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他被警察逮捕。
从安全观点看，霍夫梅尔案件与佐尔格案件大同小异，他的审讯最终报告于当年十二月由希姆莱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霍夫梅尔和佐尔格两人的政治历史都没有经过审查，却一个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在东京，都顺利地由海外支部吸收参加了纳粹党，而且都取得无懈可击的记者掩护职业，因此能够多年毫无阻碍地从事苏联特务活动。
最后，霍夫梅尔由日本当局交给了东京德国使馆，被送到一艘德国偷渡的轮船上。船长被三令五申，如果有人来劫持犯人，就干脆把他干掉。一九匹四年八月，梅辛格接到柏
林盖世太保总部的简报称，偷渡船“泊根兰”号在南美东岸海上被同盟国军舰拦截，船长凿底沉船，船员被关进了巴西监狱，五人失踪，船上犯人霍夫梅尔必定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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