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驻东京的德国海军武官通知梅辛格，当沉船时，霍夫梅尔被枪毙，梅辛格向柏林如实地进行了汇报。
职业性的热忱和恐惧心理激发着梅辛格伙同日本警察大肆搜捕远东的苏联间谋。佐尔格案件的瓜葛伸延，遍及日本社会，到达惊人的程度。兰兹案件，特别是霍夫梅尔案件在
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侨居日本和满洲的德国人卷入这类活动。
佐尔格案件节外生枝，霍夫梅尔案件火上加油，这更加深了它的严重性。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柏林收到满洲国新京德国公使馆的一份电报。
发报人是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代表，他经常利用无线电向上级汇报，署名是“李斯纳”。然而，文件没有被列入谍报一类，它耸人听闻、肆意歪曲地总结了佐尔格案件的罪恶行
径，矛头针对德驻东京大使，但也揭发了某些内幕情况。李斯纳的情报必定出自哈尔滨的日本来源，他自称，情报是“密封”送给他的。
在以往情况下，李斯纳给德军事情报局的情报都由专门交通员从远东送去，但德军入侵俄国后，陆上交通路线被切断，唯一的联系办法便是新京的公使馆无线电报。很清楚（驻东京的德）使馆电报已受牵连，因为佐尔格与奥特将军及使馆人员过往甚密，重要情报已经大量泄露给俄国。
柏林外事局的值班官员接到电报的译文，立即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对佐尔格案件按步就班地进行调查的做法到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李斯纳的电报送到里宾特洛甫的私人办
公室，马上引起带爆炸性的反响。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德国外交部长给奥特大使发了一个私人电报，要求他澄清李斯纳的检举。奥特复电，全盘否定了里宾特洛甫对驻东京大使的看法：这样一来，奥特的撤职势在必行。然而，复电也立即给李斯纳的活动投下暗影，加剧了德国当局与他们远东代表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白热化，李斯纳必将自食其果。
根据德国外事局调查，三f一年代后期，伊伐尔·李斯纳代表远东的几家德文报纸，特别是东京的《民族观察家报》。一九三八年，朝苏边界张鼓峰事件期间，他是被邀请观战的外国记者之一。欧战爆发后，他受使馆聘请从事宣传工作，实际上是佐尔格的前任。
一九四〇年一月，《民族观察家报》柏林办事处通知东京大使馆，李斯纳不是雅利安族，因此使馆免除了他的职务。然而，外事局指示延长他与使馆的合同。这本来是权宜之计，因为他与大使奥特将军的关系紧张，而且经常发生磨擦，后来李斯纳便抓住佐尔格案件往上告。
李斯纳曾奉派到满洲旅行，搜集情报，为日本报纸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并获得报酬。一九四〇年四月，他领取了最后一笔款项，而未再回到东京。根据德国外事局一九四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记载，他“在满洲国另有所任用”。然而，他不是德国军事情报局驻新京的正式代表，而是情报员，与德国保安局联系，替他们干过一个时期，究竟多久，外事局也
不消楚。
然而，李斯纳插手佐尔格事件的严重后果，这个时期还没有在他本人身上体现出来。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有一份给盖世太保头子梅辛格上校的电报，报告李斯纳“要求当满洲国地方纳粹党组织领导人……显然他不是高贵的稚利安人，但元首个人承认他是
雅利安后裔”。据梅辛格说，李斯纳因“行踪诡秘”，一直受日本警察监视，但未曾对他采取行动，“因为他被认为仗着有权势的德国朋友作后台。”他还在满洲德国侨民中树敌
不少，他们向东京使馆告他的状。
梅辛格为了清洗远东纳粹党组织，而进行报复性搜索，揭发该地区德国人的叛国活动，李斯纳恰好成为他的主要目标。但是他的调查老是受德国军事情报局阻挠，而且也被德
国外事局视为盖世太保耍的鬼花招。李斯纳的上司确实因他在远东的功劳为他争取到一枚勋章。
两个月后，新任驻东京大使梅因里茨·齐格·斯泰默博士①【① 斯泰默早年属于里宾特洛甫特别私人办公室，负贵与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联系。斯泰默于一九四〇年在东京根据德外交部长指示和私人指示参加三国条约的谈判。】（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接替奥特将军）接到元首秘密指令，证明李斯纳确系雅利安族，而且元首指示使馆不要告诉梅辛格。这一破例的立法性指令本身就是承认李斯纳的“特殊任务”。
这样看来，事情可以过去了，李斯纳可以安然无恙地留在哈尔滨。一九四三年三月，德驻东京武官克莱许默上校报告，他与日本驻哈尔滨军事使用领导人谈话，他们没有提到
李斯纳的名字，“目前日本方面对他没有进一步提出重大怀疑”。
然而，到五月，“在日本宪兵的再三要求下”，梅辛格赶到了哈尔滨。据他们说，李斯纳一直要求当满洲国盖世太保的领导人。他们也怀疑他在替俄国人工作。
据梅辛格说，日本警察之所以不采取行动，是因为李斯纳请求德国最高阶层予以保护，他不仅暗示自己是该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头，而且新京公使馆也委他之以重任，他还与元
首特使保持直接联系。因此，日本警方倒盼望他高升，而不顾轻易下令逮浦，以免公使馆难堪。
德驻东京大使信以为真，在梅辛格五月二十五日电报中附上他个人的意见如下：
“既然日方怀疑李斯纳的活动与苏联有关，我紧急建议把他召回东京，然后遣返回国……现在存在着发生第二个佐尔格案件的危险，日德关系尚未恢复元气，将再次受到严重挫伤。”
梅辛格意外地在最高领导层找到了同盟。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直属希特勒办公室的德国外事局联络员送给里宾特洛甫的照会如下：“我已将东京有关伊伐尔·李斯纳的电
报呈交元首。元首不知其人，但很自然地同意立即召回李斯纳。元首一向讨厌那种所谓的特工人员，他对使用这种人进行了批评。元首粗略地读了电报的第二段，其中李斯纳自称是元首办公室的一员，有职有权等等。元首说，最好是把这种人枪毙了事。”
地方事件的微波骤然扩大，潜在的间谍案件不一而足，最高领导层一时众口交谈，气氛十分紧张。
元首淋漓尽致地批评一通后，第二天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利斯海军上将在致外事局照会中提出他个人的见解如下：
“对李斯纳的私人关系和情报工作进行彻底调查后，军部不认为日本宪兵提出他替苏联干事的控告有效。他并没有掌握军事秘密。李斯纳与苏俄团体的一切接触都应视为情报工作的需要。
鉴于日本当局态度异常，李斯纳为了交换情报，曾向日本方面透露过自己的工作性质。这位特工人员是外国情报局可掌握的能够广泛提供有关俄亚及满洲边境情况的唯一来源。我们接到他的报告，特别是最近几份内容极其庞杂，凡西伯利亚苏联空军的预备力量、新编部队等等，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侦察情报。日方提出通过武官进行情报交换，根据以往经验，不可能是令人满意的对等交换。
军部指示陆军武官文奈克尔海军上将根掂上述理由，为保护李斯纳进行干预，向日军军事当局强调德军事情报局的意见，说明如果反苏情报活动的代表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日本人，只能对日本有利。
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只消坐待李斯纳提供整套有关俄国的情报资料，条件是他能继续工作，不受干扰。由于他不通过东京递送情报，其价值不能由东京估计。
如果（斯泰默）大使考虑外事局的要求，能出面说明这一清报来源继续活动对军事的极端重要性，并支持武官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干预，我将不胜感激。”
梅辛格追查这桩事，更加激化了新京德国公使瓦格纳博士和东京使馆之间业已十分脆弱的关系，他这一招主要起因于一年以前李斯纳插手佐尔格案件而在东京造成灾难性的影
响。
对李斯纳的诽谤中伤，瓦格纳忿然加以拒绝，这与奥特对待佐尔格的态度如出一辙。六月三日，瓦格纳为李斯纳事件要与他的同事斯泰默当面评理，专程来到东京，他给外事
局发电报：“对李斯纳的控告大致与哈尔滨流传的无中生有的谣言相似。”说李斯纳从公使馆领经费一事殊不属实。没有具体证据说明他替俄国人出力，至于他与公使馆关系密切
一说，他既被认为是“有成就的作家”，给人正常的印象与柏林的指示相符，那么他的工作就不应该受到干扰。
但是，斯泰默大使是远东的高级代表，勒令李斯纳返回东京，并向瓦格纳提出警告，李斯纳一到达便逮捕归案。
六月三日，斯泰默给柏林发电报如下：
“我认为，所谓的‘无中生有的谣言’乃是日木宪乓对哈尔滨德国公使馆的正式警告。根据手头材料，警察掌握了俄国人给李斯纳的全部信件。”
李斯纳显然是受了新京德国公使馆参赞的怂恿，拒不服从前往东京的命令。因此，据斯泰默说，日本宪兵被迫“大张旗鼓”地逮捕了李斯纳。“这时，对佐尔格的审讯已经开
始，整个局面已经展开，对李斯纳案件众说纷纭，情况相当复杂。”
瓦格纳忠实地维护了自己的公使馆，间接保护了李斯纳，甚至不惜得罪东京那位不买帐的同僚。瓦格纳六月十九日的电报说，不能将此事称为“新佐尔格案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说明李斯纳替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他是一名“已被承认的”联络员，公使馆有责任支持他的工作。他与德国官员的关系跟“佐尔格与东京使馆的关系也不能混为一谈，据我了解，佐尔格在使馆内有职务（编新闻简报）,每天出入使馆。”
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李斯纳被宪兵逮捕押解到东京。斯泰默乘机向柏林建议，新京公使馆今后应受东京使馆监督。日方把李斯纳案件与佐尔格案件相提并论，因为他们认为，李斯纳正象佐尔格在东京一样，而且李斯纳与德国官方代表关系也非常密切。”
李斯纳被捕时，德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沃尔纳·克罗姆与他的秘书亚瑟拉·许华兹及一名日籍助手也都同时被拘留。梅辛格报告，“还可能要逮捕一些德国人和外国人。”
六月五日，梅辛格不加评论地向德国保安机关报了一张因替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而在日本关押并被控告的德国人名单：
1．理查德·佐尔格；
2．马克斯·克劳森；
3．卡尔·莱蒙德·霍夫梅尔；
4．伊伐尔·李斯纳博士；
5．赫曼·格劳厄特博士；
6．华尔德马·巴特尔斯；
7．韦利·福斯特；
8．斯特法尼·柯卡罗娃。
前四名毋庸多说。其余几名均由梅辛格和柏林的盖世太保进行政治审查，因为日本警察提供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
赫曼·格劳厄特博士因间谍活动嫌疑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被捕。梅辛格偷偷地报告他的上司说，几个星期内就可能定罪，剥夺他的德国公民权。但他的案情象其他人的一样，关
于替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一项没有进一步的线索。
华尔德马·巴特尔斯被捕，使德国人深感不安。一九四二年七月，梅辛格送给柏林一张二十余名旅居日本的德国人名单，其中多数为新闻记者，因查盖世太保档案发现他们与
“佐尔格案件和霍夫梅尔案件”有牵连。
有些证据说明，巴特尔斯与在日木活动的另一个独立的苏联间谍小组有联系，而与佐尔格小组没有直接关系。据日警方称，巴特尔斯按一名叫许威兹尔的瑞士公民（以前是德
国人）的指示行事，此人也被捕。巴特尔斯与驻东京苏联使馆名叫“伊凡诺夫”的人员接触。柏林的德国保安机关对巴特尔斯事件特别感兴趣，要求梅辛格提出详细报告①【① 一九四二年八月，梅辛格还往柏林送了一张旅居日本的德国人名单，其结果相同。】。
阴影笼罩着该案。巴特尔斯后来死于狱中。
韦利·福斯特在日本的德国侨民中是个出名的人物。他拥有一家飞机推进器工厂，他家经常高朋满座，德国，欧洲各派名流，包括大使和佐尔格在内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的办
公室是反轴心的外国人集会场所，因此受到日本警察的监视②【② 查德国档案，投有这种记载。】。
梅辛格唆使德国警察对福斯特进行调查，又伙同日本警察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凑成他的案子。一九四三年五月，福斯特被捕。提出控告他的罪行不够明确，虽然特别提到他
在某些方面与佐尔格有关系。
德国保安当局认为，他以前的职业需要调查清楚。根据记载，他于一九二八年离开德国前往莫斯科，在苏联当飞机机械师直到一九三一年。当局认为他曾一度是共产党员，他
的情况常成为德国驻莫斯科使馆汇报的主题。三十年代中期，他来到日本，作为反纳粹分子引起德国国家社会党东京支部的注意。他被怀疑为共产国际特务。
福斯特在监禁中幸免于死，战后回到德国。
斯特法尼·柯卡罗娃是个神秘人物，她的案件证据不能成立。她早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佐尔格小组被一网打尽之前，便已在押，因为那时梅辛格径直向上报告说对她的怀疑已经证实。她被怀疑卷人一个庞大的间谍网，里面并没发现有德国人。
梅辛格草拟的电报①【① 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沃尔纳·克罗姆和他的秘书亚瑟拉·许华兹没有被列人名单。】，列举了东京八名因替俄国进行间谍活动而在押的德国人，这引起里宾特洛甫的注意。他于六月十日给德国大使斯泰默发电报如下：
“德国外交部要求你，请求日方以友好态度详细解释逮捕斯纳以及其他德国人的原因。迄今为止，所有报告均末说明。下列问题仅告知你本人：如果日方提出有效的逮捕原因，则不必替在押者说情，以免引起德日关系紧张。”
德国外事局也对大肆逮捕因被指控进行亲苏间谍活动的旅日德国人感到震惊。实际上，这些案件没有一起是梅辛格直接挑动起来的，最后由日本警察对德国侨民加以逮捕的。为了揭发与佐尔格小组无关的苏联间谍小组而发动一场紧张的运动，搞得人人自危，上述几个案件仅仅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这是由于佐尔格案件被揭露而引起的。譬如，李斯纳案件，不论德国军事情报局，还是保安局，都不相信对他提出的控告。德国外事局也认为，瓦格纳支持一名有价值的情报员是无可非议的，“日方很可能找个借口清除远东的德国
情报机构，日本军事情报局对此案了如指掌，但又控制不了它，因而深感不安。”
八月初，日本警方向梅辛格递了一份“李斯纳间谋事件调查经过”的备忘录，总结了他们审讯李斯纳·克罗姆及其秘书的结果。斯泰默于八月十二日向柏林报告该文件的内客，强调指出，列入梅辛格六月上报的名单中其余几名在押的德国人，均与李斯纳无关，只不过被怀疑替俄国人从事间谍活功而已。斯泰默曾向日本外务省表示对李斯纳案件感兴趣，但没有往深里提这件事。“鉴于佐尔格一案尚未了结，李斯纳应根据刑事原因，而不是根据政治原因严加处理，以免使德日关系进一步紧张。”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梅辛格总结了日方对李斯纳案件提出的报告，给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将军发了一个电报。据云，李斯纳从一九四〇年就在哈尔滨充当双重特务，与苏联使馆取得联系。克罗姆供认从李斯纳那里领得情报任务，他明知李斯纳是替苏联干的。克罗姆收集了有关日本政治、军事材料，并把“关键性的情报”传给李斯纳。
梅辛格和德使馆的官方译员哈麦尔应日本宪兵的邀请，在没有日本人在场的情况下，三次审问李斯纳。李斯纳在与梅辛格谈话中证实了克罗姆的供认情况，但否认给他布置过
什么具体任务。至于有关日本情况的报告，是根据柏林专门指示编写的。
几星期后，德驻东京武官克莱许默上校给柏林的电报说，日本军界对下列华实深有印象：
“德国人不仅在日本替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而且根据德国军部的指示收集日本的秘密材料。
由于佐尔格已判处死刑，还由于日本当局对其他德国人提出控诉，日本军界本来就对东亚的德国侨民表示严重的不信任，德军部又指示李斯纳收集日本情报，这种情况自然变本加厉。我与日本官员谈话时，明确地解释，李斯纳是胡说八道……人只替俄国人收集情报。因此，德国军事情报局为袒护李斯纳进行任何干预都会被日方误解，而我们在政洽上将更被动。”
德国大使又在电文中附上自己的意见，加以渲染。“我感到十分遗憾，李斯纳的所作所为仗这件事不但不能公开了结，反而给日方指责德国从事间谍活动造成口实。”
李斯纳的“供状”只能从坏的方面影响日、德情报局之间的关系。由于李斯纳被捕，德国丧失了提供苏联远东作战部署重要情报的来源。
九月中，克莱许耿上校沮丧但如实地报告：
“继德使馆因佐尔格间谍案件受牵连之后，现在又控告李斯纳·克罗姆等人进行间谋活动，而李斯纳是替德国军部做工作的。德国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搜集情报，日本总参谋部都产生怀疑。这可能是因为日本决心不让自己对俄国守中立的政策由于对外政策上的愚蠢而受影响。”
梅辛格枉费心机地告诉日本警方说李斯纳供认他向德国汇报日本改治、军事情况是骗人的鬼话，因为这种报告往往通过新京的德国公使馆传递，而且经公使签字。即使他没有
受专门指示这么干，但也没有证据说明李斯纳的柏林上级命令他停止活动或对这类活动不予重视。
驻东京的德国官员对李斯纳事件反应特别强烈。不六而喻，他们是日本政治、军事问题专家，李斯纳采取直接报告的方式，而且毫无道理地僧越了他们的职能，李斯纳无所顾忌地置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肆活动，特别是在日本越来越怀疑德国在远东搞间谍活动的情况下。事清虽然起因于佐尔格案件，但李斯纳案件却对此加以证实。总之，李斯纳给佐尔格案件火上加油，奥特，后来的斯泰默及其同僚也因此确定了对李斯纳的态度。
德使馆没有人出面替李斯纳向日本当局说情，然而，由于日本无法对他立案，一九四五年初把他释放了。他长期被监禁，饱受虐待，健康严重损害。他的德国上司卡纳利斯海
军上将因参预七月阴谋也在德国被扣押，李斯纳在日本仍被隔离，凶吉未卜。
梅辛格从一九四一年按照盖世太保的办法，穷追猛打旅日德侨中的“嫌疑分子”，本来可以赢得警察专家的名声。但还有严竣得多的问题要找他清算哩。
战争结束时，梅辛格与德使馆成员同时被美国占领当局监禁。他在欧洲经过审讯后，被引渡到波兰，因追究他一九四〇年出任驻华沙的德国保安警察司令时的罪责而受审讯。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他被波兰人民共和国最高国民法院判处死刑，被立即狡死。
第十八章 最后一幕
“我只不过是大树上的一个叶片，完成了任务便落在地下。”——伏开利克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奥特将军向柏林发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给他的通知如下：
“后天将对德国公民佐尔格和克劳森参预共产主义小组一事提出公开控告……对近卫公爵的亲信大崎以及其他日本人，末代元郎公爵的孙儿西园寺和一九三二年遭到暗杀的首相犬养毅的儿子也将同时提出控告。起诉书控诉被告为共产国际进行间谍活动。西园寺和犬养被控告向大崎传递国家机密，虽然他们并不了解大崎的底细。
起诉书还附有佐尔格的简历，他供认了与欧洲共产党的关系。一九三〇年，佐尔格去中国，后来到日木，据说是共产国际日本小组的联络员，负责传达它的指示。
法务省主要助理业已通知法相石村，起诉书中回避了佐尔格系纳粹党员一事。外务省欧洲处处长补充说，案件必须予以公布，因为内阁关注受牵连的人。报纸只颁布法务省的公报，而不另发消息。他希望德国政府对不发布消息这一情况谅解。日方认为，这一事件不会影响德日关系。”
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在发布消息的当天拜会了里宾特洛甫，倍加小心地指出：“东京认为对案件必须予以公布，因为人所共知，日本有几名高级人员陷进去了。如果不公布，必须谣言四起，恶毒中伤政府。关于佐尔格系德国共产党员以及与东京德国官方机构有关等事，公报将只字不提。”
东京的德使馆关切地等待着看日本发表佐尔格事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官方声明将如何确切措辞。在发布这条消息的前夕，大使及高级官员个个都叫日本警察折腾得愁眉不
展。
到六月十五日晚间，德国新闻社才算露出点生气。两名值夜班的日本助理奉命赶写有关西园寺和犬养两人简历的备忘录。从办公室到大使公馆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使馆好
象是在给德国发送有关宣布佐尔格事件的报告。”
次日，五月十七日，星期日，奥特将军偕妻子整天呆在乡间别墅。奥特夫妇没有特别动感情。但看来，奥特曾下过令，告诫使馆德国人员无论如何“不要议论这一案件”。
日本法务省与外务省和最高法院密切磋商，精心草拟了报纸发布为官方消息，经一再修改，最后才算定稿。
发表声明的主要原因是，迫于形势决定逮捕犬养和西园寺，再者，佐尔格案件涉及日本政界，牵涉范围甚广。然而，公报却小心翼翼地把这方面的调子降低。尽管突出了主要被告，但既没有暗示情报的重要性，也没提到情报来自日、德官员。因此，从消息来看，日本和德使馆的“高级政治人物”似乎都没有沾边。
佐尔格小组故意被说成是“共产国际总部领导下的红色间谍小组”，佐尔格充当苏军四局情报员的实情则被隐瞒。法务省只点了共产国际的名，又编造了佐尔格及其同谋都是共产国际党组织成员的谎话，这样才显得前后统一，观点一致，即苏联既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必作为一国政府与该案发生关系，被告作为共产党员不必根据军事当局掌
握的国家安全法，而根据违犯和平保卫法在法务省职权范围内进行审理。
公开宣布审讯被告后，下一步是对主犯佐尔格和大崎进行预审，然后才轮到他的高级同谋西园寺和犬养。
日本高级政客既已卷人该案，尽管不深，但对他们的预审诉讼程序必须完备。
一九四二年从夏季到秋季，被告都由法院审讯。审讯从头到尾都是秘密进行的，禁止旁听。
起初被告从巢鸭监狱押送到法院这段路程多少能调济一下拘留所的单调生活。按规矩，待审的犯人脑袋上必须扣上一个象箩筐似的帽子。犯人可以透过帽缝往外看，而旁人却
看不到他的面目。
当汽车穿过城市时，佐尔格隔着帽盔欣赏街景和人群，在法院里他不时想到从巢鸭监狱出来一路上见到的商店招牌和广告，聊以自娱。
井驹教授先给检察长，现在又给中村法官担任译员。他意识到自己处于“协调中村和佐尔格的地位”，感到跟佐尔格谈谈德俄战争的进展可能有好处。斯大林格勒被包围，佐尔格预见到这是战争的转折点，因此对战役发展的消息十分感兴趣。每当他在法院遇见井驹教探时总要打听最新消．息。
“（井驹说）每当法官跟书记谈话时，他老是低声问我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情况。我只能小声回答，但我总是让他了解总的形势。预审官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加以制止。”
井驹回忆起，当局势急转直下，有利于俄国时，佐尔格异常兴奋，“他那严肃的面孔泛起了一丝微笑。”
在这微妙的时刻，佐尔格还有一段轶事。川井定吉经过警察局长期审讯后，于一九四二年秋季也被转移到巢鸭监狱。佐尔格在二号楼一层第二十号单人号子里（大崎在同楼第十一号）。川井碰巧也关在同一监区内。他有机会见到佐尔格在听到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消息时是如何欣喜若狂。川井从他号子的探孔瞧见佐尔格在走廊里摘下自已的筐帽，手舞足蹈，亲呢地拍拍看守员的肩膀。
井驹说，预审法官中村审讯佐尔格比吉川严。吉川检察官审讯时，有闲谈的机会。据吉川说，“我审问的几个月工夫，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正经进行调查，三分之一的
时间进行一般性的谈话，大部分谈德俄战争，佐尔格老是说，假若他是苏军司令员，他就大干一场。”
但是预审法官审讯时的气氛似乎禁止闲谈和私下谈话，也不准许犯人与译员交谈。井驹感到日文的法律名词译成德文很困难。吉川的报告，是中村法官审讯时的基础，在翻译
报告时困难重重。
文件冗长而艰涩，通篇尽是法律名词，不加标点。我为了把它译成德国人能够懂得的语言，往往憋得满头大汗。
不过我仍然设法弄通了，因为我熟悉报告的内容。
这次佐尔格可不开玩笑了。他必须认真听着翻译，不时指出错误。间或他强烈地提出抗议。他必定感到十分厌烦了。
当中村法官很不惬意地与他辩论时，或提些特别尖锐的问题，佐尔格常常反唇相讥，或者干脆不塔理。
预审法官的审讯拖到冬季。井驹说，很久以来，“起诉人、被告和译员莫不都感到精疲力尽。
“往往让被告听完全部该念的东西，还要征得他同意确定哪些话是他说过的，这类事没完没了，在长长的夏日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天巳经全黑了。
“有时法院的仆役等得不耐烦，他想要早点回家，不管法宫还在坐堂，就把灯熄灭了。这么干是为了惹预审法官生气。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中村这位英国绅士派法官便大声训斥办事人员。
“所有这一切都十分令人厌烦。”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中村法官终于结束对佐尔格和大崎的审讯，十天后他决定提出正式审讯两案①【①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西园寺和犬养也经过同样的诉讼程序。】。
下一诉讼阶段，即法院审讯。到第二年四月开庭之前这一段时间，被告一直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各自单独在东京地区刑事法庭受审讯，谢绝旁听。一九四三年四月，审讯从大
崎开始，接着五月份是佐尔格，一直持续到八月份。
这次的译员是井驹的同行，植田雄郎教授。井驹后来告诉我们，他当时得以脱身，不担任审讯时的译员，深感如释重负。
集中前阶段检察员和预审法官的审问，加上佐尔格自己的供词，便构成他的罪状。佐尔格的日本律师浅沼纯次必须经庭长允许，才能在法庭上讨论这些罪状。起诉书上控告佐
尔格的罪行是严格地根据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间施行的安全法条文分类的。不管法务省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发布新闻时的初衷如何，起诉书的定稿仍统一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
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直接有关的条款论罪。
佐尔格案件的关键是，除了他与大崎、克劳森、伏开利克、宫木进行一般阴谋活动外，还在东京及其它地区收集情报，提供给某外国势力，“明知这些情报可能被利用来危害
我们国防利益”,“出卖国家机密，是被告最严重的罪行”。
集中审问的两项机密，乃是大崎泄露给佐尔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和日本“给美国的建议草案”。根据国家安全法，被告如有这种行为应被判处死刑。
审讯中没有提到佐尔格与红军四局的关系，只一笔带过佐尔格曾从驻东京的德国使馆武官马茨基将军那里获得一些具有军事价值的文件。因此，整个案件的重点集中在佐尔格
小组一九四一年夏季和秋季的活动，它直接关系着东条政府做出南下太平洋抵制美国而不是进军西伯利亚袭击苏联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
调查佐尔格和大崎的这一杰作，引起日本当局和政府惊恐万状，日本政界也惶惶不安，不仅西园寺和犬养因此被捕，佐尔格和大崎也为之丧命。
佐尔格和大崎他俩一直抱着希望，如果他们作为共产国际组织成员根据和平保卫法审判，这样的罪行不致被判处死刑。然而，他们一出庭，就明白法务省在策略上已经改弦易
辙。特别是佐尔格最后企图上诉，他声言“必须记住，日美会谈并不是什么秘密，不仅美国报纸，而且日本报纸都曾议论过。人所共知，美国大使格鲁在幕后积极活动……我本人也受《法兰克福日报》的委托，要进行详细报道，特别要报道关于美国在日、华之间进行调停的前景。我曾发过许多长篇的电报，也没有受过检查。”
其它一些送往苏联的情报，是佐尔格主动从公开渠道收集的，他为之辩护如下：
“日本的法律可以广义地，也可以严格地根据条文进行解释。严格地说，泄露清报可能受法律制裁，但实际上，日本的制度是保不了密的。我认为，拟定起诉书时，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获得的情报的性质。伏开利克所提供的资料既不属秘密，又不重要，他带来的只是些消息，是新闻界尽人皆知的。同样，宫木也可以这么说，他根本不
可能获得国家机密。够得上政治情报的，只有我和大崎搞得到。
“我确实从德使馆获得过情报，但这里得说明，我几乎没有想过那是否够得上‘国家机密’，而且情报都是人家主动给我的。我从来没有为获取情报而采取过不法手段。我既没有进行过欺诈，又没有使用过武力。奥特大使和肖尔上校经常让我帮助写报告，特别是肖尔，他极信任我，凡是他准备送往德国的报告，都让我事先过目。至于我本人，当然非常相信这种情报，因为这是陆军和海军武官亲自整理并加以评价的，专供德军总参谋部使用。我相信，日本政府在向德使馆提供资料时，也希望把其中的一部分透解出去。
“大崎的消息大多来自早餐俱乐部。不过早餐俱乐部不是官方组织。在俱乐部交换的那些情况必定也在类似的组织里议论过，而这类组织当时在东京比比皆是。即使大崎视为重要而秘密的材料实际上并不是机密，因为机密本身巳经离开了机密来源，而且他是间接搞到手的。”
这种抗诉只是徒劳。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东京地区法院判处理查德·佐尔格死刑。他的某些财产已在逮捕时予以没收，其中明显标志他的活动的有：用英文写的情报草稿两份、类似文件七份、照相机三架及其配件、现钞一千七百八十二美元。
接着审判大崎，程序相同。
佐尔格和大崎都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佐尔格的申诉于一九四四年一日二十日被驳回，理由是“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大崎经律师们敦促和劝告，向最高法院
提出最后供状及申诉，四日五日法院决定予以拒绝，死刑已成定局。
其余几名主要被告，克劳森和伏开利克被判处终身监禁，安娜·克劳森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大崎正在给妻子写明信片。他为他的父亲感到十分焦急，老人因儿子的审讯和判刑肝胆欲裂，打算离开家乡，前往台湾。大崎被囚禁在冰冷的号子里，殊不知几分钟之后会有不速之客。门打开了，巢鸭监狱长走进来。他阴沉地问明罪犯的姓名、年龄、住址后，立即宣布法务省的命令，大崎应于当天上午被处决。
大崎外表十分镇静地听着，向监狱长客气地一鞠躬。他把事先为此准备好的洁净衣服换上。他手上戴着铐子，头上顶着草帽，走入法院官员和证人的行列。这一伙人穿过监狱院子，走进高墙内的一座混凝土建筑物。前厅借着佛堂的蚀光照亮，监狱法师便在那里接待着大崎。他首先询问大崎的宿愿和遗言，给他让茶和点心。大崎诵经完毕，便被领到佛堂后面的一间屋里，屋里没有窗户，屋当中立着绞架。他在陷阱上站定，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当他念着佛教超生咒时，陷阱弹开了，时间是九点三十三分。十八分钟后，监狱医生正式证明大崎保积身死，终年四十三岁。
几分钟后，挪开了大崎的尸休，监狱长一行又来登门拜访理查德·佐尔格。他也没料到他的死期会在这一天。同样的手续重复一遍，当佐尔格被问道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回答：“没有，没有什么，”便向法师、监狱长和监狱人员表示感谢。
根据官方记载，“佐尔格神态自若地走到处决地点”。他被领进前厅，没有在佛堂里停留，便直接来到绞架下。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表示①【① 日本档案没有提到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苏联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象苏联报纸所描写的那样。】。十点二十分陷阱弹开，十六分钟后宣布他身死，终年四十九岁。
一度曾经传说佐尔格没有被绞死，而被神秘地交换，转移到了苏联。然而，刽子手的话却是无情的，有真凭实据的。“从理查德·佐尔格进监狱的那天起，我就见到他锻炼身休。因此，我敢发誓，那就是他，而不是别人。”
大崎的妻子和他的律师当天晚些时候来收尸。他们发现，棺材旁边还有一个同样的盒子，等待埋葬。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是俄国革命的第二十七周年纪念日。
次日，德国驻东京大使给柏林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从而结束了柏林关于理查德·佐尔格案件的报道。
“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前报道因替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而判处死刑，据日本外务省消息称，已于十一月七日被绞死。有关佐尔格早年从事反德的共产主义活动问题，将根据日本国家检察署的文件予以答复。”
一天上午，克劳森在巢鸭监狱的号子里听到走廊中有脚步声。当一群人走过来，他认出一双脚来（日本监狱地板和门之间有一条缝）。那是佐尔格，他正被带往审讯室。这是
他俩最后的一次联系。后来，克劳森在澡堂里听到一名日本犯人说，佐尔格已经被处决了。
在美军空袭东京时，克劳森险些被烧死。燃烧着的木头碎片崩进号子的窗户，睡垫着了火，克劳森被烟熏倒了。他很快便被转移到秋田监狱，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在那里被美
军释放。他身休非常虚弱，立即被送往当地的美军医院。一九四一年十月克劳森被捕时，休重一百七十六磅；当他转移到秋田监狱时，只剩下九十九磅了。
克劳森经过短期休养恢复后，由美军护送到东京。美国当局对佐尔格小组的其余幸存者则不甚了了①【① 美军当局只记载了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从秋田监狱释放了克芳森。见魏洛比著《上海阴谋》一书131页。】。这可与苏联驻东京使馆的态度迥然不同。克劳森一被释放，经一位日木律师的帮助，就与安娜团圆，她也从监狱被释放出来。“我们看起来象老人，”克劳森写道。他从老管家那里领回那点财物，苏联官员很快便来照管对夫妇。他们乘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海参威。克劳森因注射未经消毒而患了肝炎，被送进海军医院。
马克斯和安娜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十六年前他们也乘这火车东行赴日本。他们回到莫斯科，“受到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一九四五年，东京的苏联官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克劳森夫妇从美军当局管辖地区劫持出来。从那以后，他们便销声匿迹，只有俄国当局掌握他们的情况。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最高苏维埃追认理查德·佐尔格为苏联英雄，并为佐尔格案件准备了一系列新闻稿。
东德政府不甘落后，而且还抢在莫斯科的前头。克劳森夫妇在苏联逗留了一个时期，可能经过情报当局一再盘问后才来到东柏林，在那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他们改名换姓，参加了东德共产党。一九五三年，马克斯在东柏林的莫德森·斯特拉斯建筑工地工作，“重建民主的新德国”。他的照片在当时的报纸上出现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新德意志德》刊文转载。】。后来他当了科本尼克造船厂和东德内河船公司的党的负责人。
他自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前德国共产党，以后便开始进行紧张的地下工作，现在又回到船员的大家庭中。经过战后这些年的隐退生活，他的生活突然起了变化。一九六四年十月
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厄利契·梅尔克将军在公开的仪式上授予马克斯和安娜·克劳森以金质人民军勋章。
克劳森夫妇经过多年的非法工作和监禁，又度过二十年隐姓埋名的生活，终于被公众承认了他们这些特工小组人员的特殊贡献，这个小组是苏联军事情报部所组织的最成功的
小组之一。现在他们可以在佐尔格历史事件中享有应得的地位了。
至于宫木，这位小组最果敢、无所畏俱的成员，还没等到判刑，一九四三年八月便死于狱中。
勃兰科·伏开利克的命运则以悲剧告终。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分别被秘密审讯。一九四三年九月，伏开利克与克劳森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被监禁在巢鸭监狱一个时期，他
的日本妻子还能经常去探望他，给他送衣服、书籍和购买食品的钱。一九四四年四月，最高法院拒绝所有被告的申诉后，监狱当局只准许家属每月探监一次。
一九四四年七月，伏开利克被转移到北海道的网走监狱，那里地处日本北部，气候寒冷。在被押解去之前，当局允许美子抱着幼儿与丈夫团聚了三十分钟。经过三年的监禁和严峻的审问，他显得憔悴，疲惫不堪，而且患有慢性痢疾。伏开利克不同意妻子带着婴儿在冬季跟着迁移到北海道去。“他爽朗地微笑，象往常一样安慰我，”让她等到春天再去找他。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美子收到网走监狱的一个电报。“你亲自前来收尸，还是由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伏开利克没熬过北海道恶劣的气候和监狱的恶劣条件，两天前因患肺炎身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子写了封信给她在萨格勒的婆母维尔玛·伏开利克：“我见到他已经被装进监狱的棺材，按照日本风俗习惯用白布缠着。他是那么瘦，那么冰冷
僵硬。他们派了一辆马车拉灵枢，送到火葬场，我在那里看着火化的。”①【① 引自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月刊《评论》，一九六四年十月号，南斯拉夫报刊沿俄国和东德的先例，也向佐尔格案件中受牵连的有斯拉夫人丧示敬意。】年轻的萨格勒布马克思主义学生可歌可泣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美子偕同她与伏开利克的儿子受苏联主席阿纳塔斯·米高扬接见，伏开利克被追加授予“卫国战争一级动章。”
佐尔格被捕后不久，花子就被特高课警察传讯。但是她没有受到检察官的审问。佐尔格使吉川相信，这位姑娘对他的秘密工作毫无所知。“她最终要嫁给一位教员的，”佐尔
格说，“别为难她。”
但是，一九四三年八月，她再次被拘禁，这次可是被宪兵逮捕的。他们凌辱她，并对她进行逼供，骂她是间谍，祖国的败类。五天后，她被释放了，从这以后没人再来骚扰
过。
战后，花子决定去寻找佐尔格的遗骸，因为她在一本杂志中读到一条消息：“佐尔格的遗体由于当时无人收殓，便由巢鸭当局埋在杂子谷公墓。坟头上立了一块粗木牌，但被
人偷走，可能是当柴烧了。现在坟平了，看不出痕迹来。
她与佐尔格的辩护律师浅沼纯次取得联系，又获得大崎的异母兄弟大崎保槻的帮助。她跟监狱当局以及杂子谷公墓负责人磨了整整两年，最后胜利了。
在公墓的乱葬冈上发现了棺材。尸体早已腐烂，只剩下骨架。
花子内心感到满足，佐尔格的尸骨终于找到了。巨大的头颅和骨骼正是外国人所特有的，一条腿骨上有明显的残疾标记，这是佐尔格在战争中负伤的痕迹。花子一眼便认出他
的牙齿里镶的金料。
那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即佐尔格被处决五年后，她描述她那天的感受如下：
“我双手捧着两根颀长而粗大的骨头，仔细观察。一根当中竖向有裂纹，不均匀地劈开，骨节比其余地方都粗大而结实。这根骨头比另一根短一厘米多。
“‘他受过伤吧？’我身旁的年轻人低声问道。
“‘是的，我听说过。我想这是第一次大战时负的伤。’”
杂子谷公墓站在花子身边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大崎的异母兄弟，他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地写道：“佐尔格在战争年代里成长起来，又在战争年代中死去，甚至他在那里安息时，骨头上还带着战争的标记。”花子把佐尔格牙中的金料打成一枚指环，一直戴在手指上。
她把棺材迁移到郊外幽静的多贺墓地，安葬在大崎保积和宫木祐德的遗体旁。①【① 一九六五年初夏，花子应邀访问苏联。根据日本报纸报道，俄国报纸把她描绘成佐尔格最亲密的朋友，与勇敢的特务同安乐，共患难。她在黑海之滨索契观看了俄国话剧《东京的新闻参赞》，它描述佐尔格在日本的活动（载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每日新闻》）。】
尾声
传说和现实
“永远是逃避自己的陌生人。”——摘自佐尔格的一首诗，一九一八年写于基尔
佐尔格被捕后不久，便要求警察局的审讯人员与苏联使馆交涉，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外交途径磋商交换问题。头几天他在号子里胡思乱想，着魔似地想入非非，兴奋之余，辗转
不能入睡。他当初送出了关于日军将南下而暂时不致于进攻苏联的情报，从而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莫斯科得到了几个月的时间，坐下来与东京进行谈判。就在佐尔格完成日本使命之后几天，突然出人意料地被捕了，这真是莫大的嘲弄。佐尔格洞察日本政治形势，又如此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任务，按理说，他的莫斯科上级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争取立即释放或交换。佐尔格也知道，他在俄国的老朋友索罗门·洛佐夫斯基是苏联外交委员会副委员，他过去很赏识佐尔格的才华，况且佐尔格日后在俄日谈判中说不定还可能会起重要的政治作用哩。
这种自我宽慰的情绪几天便消失了。日本人告诉佐尔格，他们不愿意与苏联使馆联系。可是佐尔格被拘禁在巢鸭几个月的过程中，他无时不在幻想着交换问题，还反复向审讯人员解释，“日本势必战败”，为期不远了，他们还可能用得着他与俄国人进行谈判。
佐尔格始终矜持地否认自己是个普通间谍。正象他向预审法官说的最后几句话，“普通间谍工作意味着搜寻某国家机构内部的弱点。然而，我的目的是维持日苏和平。因此，我认为，我的活动并没有违背日本的国家利益。”
他对苏联上级满怀信心。有时，他回顾诺伦斯案件。他了解，诺伦斯是共产国际上海机关的负责人，仅在他被捕后一年，莫斯科便组织了世界范围的抗议运动。一九三二年六
月，诺伦斯便被顺利地交换了。这一先例似乎可以作为他自己案件的借鉴，因此他念念不忘。
佐尔格被捕使日本当局不仅在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上，而且在与苏联的关系上感到很被动。为了这个原因，在案件进展的各个阶段都仅仅把佐尔格当作共产国际间谍，既不提他
纳粹党员的身份及其与德使馆的关系，也不说穿他与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关系。
进行错综复杂的日苏谈判目的是为了使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就时间而言，谈判与佐尔格及其同谋被捕恰好一致。日本或许可能准备用佐尔格交换那些在西伯利亚被
俘的关东军特务。这种动议，东京的德国使馆，甚至斯泰默大使本人也几次有所暗示。如果要进行这种谈判，那么应由日木驻莫斯科使馆出面。但是没有确实证据说明这点。
东京传说很多，谣言四起，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人说这种交换已经进行。根据这一情况，关东军的某些官员认为，佐尔格是共产国际特务，虽然他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以期获得释放，但处决他又可能影响日苏关系。传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七日，佐尔格被土肥原将军送到澳门，在那里根据一项与苏联代表达成的秘密协议，交换了一批关东军特
务①【① 汉斯·奥特·梅斯纳为《二重身份》一书中对这一传说特别加以渲染，苏联将此书翻译成俄文，并改成小说题材，名为《佐尔格案件》。】。甚至有几个欧洲人后来说，他们当时还在这决葡萄牙属地见到了佐尔格，他还活着。
花子发现并认证了佐尔格的遗骸，才驳斥了一切无稽之谈。
关于处决了佐尔格这一铁的事实及处决的时间又引起一番推测，说是为了报复在莫斯科进行的日苏会谈破裂。然而，佐尔格和大崎被处死还有其它原因。当时东京谣传，即将采取和平步骤，而佐尔格可以充当与莫斯科谈判的中间人。为了辟谣，也为了打击一切支持大崎的日本社会改革计划的力量，必须立即处决他们。因此，处决的日期已经确定，隐射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纪念日。
德国人和佐尔格
德国保安机关调查佐尔格的姓名和以往活动，发现他长期顺利地逃脱了一切官方审查和怀疑。由于他与高级外交人员和驻远东的高级官员过往甚密，一跃而成为《法兰克福日
报》驻东京记者，接着参加了纳粹党和记者协会。没有人审查过他的警察档案，他轻易地参加了纳粹党，该党的档案既没有签署标记，也没加评语。
德国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结束对该案的调查，希姆莱写了封信给里宾特洛甫，打肿脸充胖子，总结了警察调查结果。“这是第一次调查，但即使早向他们提出要求迸行
调查，结果也不过如此，”希姆莱写道，“由于佐尔格经常从最可靠的德国来源获得有关轴心国政策及其长远计划的情报，因此佐尔格案件具有极大的政治危险性。”
这样着来，德国的报告基调是，德驻东京大使奥特将军及使馆高级官员在对待佐尔格问题上有失于疏忽大意。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里宾特洛甫考虑希姆莱的信件，而电告奥特如下：
“各种迹象说明，佐尔格事件使日本当局产生一种印象，对您个人地位不利。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元首根据我的建议决定更换使馆的领导，您在外事局听候命令，另有任用。”但由于德国一时难于作出万无一失的安排，只好告诉奥特暂时以私人身份留在远东。奥特紧急要求搭偷渡的轮船返回欧洲参军。希特勒拒绝了。于是奥特全家搬到北京，战争结束时，被在华的美国当局拘捕。
佐尔格被揭发后，仅根据佐尔格在审讯时的交待，还根据截获的给莫斯科的某些电报等证据，奥特被撤职了。佐尔格淋漓尽致地描述他如何渗透入德使馆，他如何与使馆人员打得火热，如何闯过一关又一关，这些供词充分说明了奥特的麻痹大意和对安全问题的错误判断。
德国外事局的调查简直是走走过场，隐瞒了在调查过程中讯问前使馆人员的内容。柏林外事局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处理了佐尔格案件，曾在中国或日本当过差的外交官意识到个人受牵连的危险性，便自然而然产生降低调子的倾向。然而，一九四二年四月李斯纳告了奥特一状，于是再次专门对德国驻东京使馆人员进行调查。有些人说压根儿想不起佐尔格这个人了；另一些人则斗胆解释了他与德国大使的关系。其中一位形容佐尔格如下：
“他是个才华出众的人，善于交际，还能与日本人周旋。有一次，他因魔托车事故受了伤。他与使馆人员处得很好，经常接到请帖。……奥特在他还没当大使之前，就对佐尔格很感兴趣，他们来往频繁，使馆人员与一位有用的、消息灵通的德国记者保持这样的关系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然而这位证人认为，奥特另眼看待佐尔格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他的报告和知识……那么奥特大使让佐尔格看机密或秘密材料是毫无问题的。
另一位证人则声称，“使馆老是让佐尔格写政治报告，大部分是关于内部问题的，”助理武官肖尔中校则与佐尔格深入交换过意见。
奥特本人从来没有公开声明他与佐尔格的关系。他矢口否认向佐尔格泄露过什么秘密或者漏过什么口风，除个别人外，他的下属和同僚都普遍这么看。
继任的陆、海军武官都没有公开对佐尔格下过什么断言。佐尔格自己交待与使馆的关系以及在使馆的活动时，只突出某些细节；他估计从这一来源获得的情报占他完成苏联情报任务的百分之六十。他充分利用，甚至过分利用了与奥特及东京使馆对他的信任，这对他个人树碑立传起了重要作用。
书面证据，特别是被截获的给莫斯科的电报说明，他曾多次就德日关系问题，特别是有关欧战进展情况与奥特私下谈论过。佐尔格是个德国人，又是个有身份的记者，就日本政治、支那事件以及综合性问题时常与奥特交换意见，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后，德国同胞在异国土地上聚在一起，深入地讨论军事问题，诸如日本武装力量、日本的战略方针等，这也是平常的事。在战时的气候环境里，佐尔格便于发挥其记者职业专长，诱使对方谈出间谍感兴趣的细节，这在其它环境中是办不到的。
泄漏情报最严重的倒是助理武官肖尔少校。毫无疑问，佐尔格从他那里获得了对苏联叛逃者刘希科夫的审讯报告，一九四一年春季，他还获得了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很明显，佐尔格能接触到德使馆各部门有关日本经济、战时工业等机密和秘密文件，而且把它们拍摄下来。逮捕他时还在他家里发现了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起诉书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佐尔格直接利用这种材料作素材，给德使馆写报告，又从日本来源选择些材料加以充实，公开说是对德国略尽爱国主义的义务，同时又送给“莫斯科中心”，还在这基础上
为《法兰克福日报》和《政治地理》撰写文章。
尽人皆知，佐尔格已成为奥特的私人朋友，根据证据说明，他在一定范围内令人眼红地成为奥特的亲信，而他为了替苏联做秘密特务工作，却尽其可能地玷辱了这一特殊关系。
同样，佐尔格之所以享有盛名，又与奥特及德使馆官员保持特殊的关系，不仅由于他是个日本通，在东京交游甚广，是个经验丰富、才气横溢的外国记者，而且还由于他掌握了近卫公爵左右的高级政治集团这种特殊情报来源，这点奥特心里是明白的，再者，他还有使馆所不了解的与日木军事机构的关系。佐尔格在间谍活动过程中通过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经过仔细核实验证后才送给奥特大使作为回敬，这样更增加了德方向他透露机密资料的机会。
这样，佐尔格便不可避免地在任何情况下都既替俄国人干，又替德国人干。德国保安局局长华特·舒伦堡在他的回忆录（在他死后发表）中断言，佐尔格给柏林送过情报；由于这些情报相当有价值，一九四〇年德国保安当局保护过他，使之免受纳粹党的“难弄”而纠缠不清的调查。情报是通过官方渠道德国新闻社送来的，社长韦尔海姆·冯·里特
根把它交给舒伦堡。
于是，有人传说佐尔格是双重特务。这种似乎有理的看法，其可靠性象佐尔格活动的其它方面一样，在某些证据面前既不能成立，又不能否定。然而，很明显战时外国记者在不同程度上有义务与本国情报机关通气。当东京德国新闻社长鲁道夫·魏斯博士休假时，佐尔格确实代理过社长之职，他当然有资格向柏林的里特根报告。还有证据说明，魏斯本
人也与德国情报机关有联系。
然而，假若佐尔格是直接被雇用的，那么保安机关在佐尔格被捕后很可能采取某种方式，调杳他的历史，象处理李斯纳案件一样，除非他们认为还不如把一个成熟的特工人员不加评论地消灭掉好些。但是，舒伦堡断言，当时只不过怀疑佐尔格替俄国人工作，而他又给德国送有关日本意图、英美远东政策方面颇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必须保留他，而且作为一个情报来源加以保护，置于监督之下，让他通过正常渠道写报告。据舒伦堡说，东京警察特派员梅辛格上校奉命执行这一任务。梅辛格单汇报于佐尔格有利的一面，但是为了某种原因，又愚蠢地向日本警察表白了他是奉命监视这位同胞的。一九四一年春季，日本警察代表团访问德国时，舒伦堡了解到这一荒唐的失策，不禁暗吃一惊。
“佐尔格的情报对我们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地了解日本对美匡的政策……我们开始进军俄国后，他还提醒过我们，日本决不会废除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
舒伦堡虽然没有直接暗示佐尔格是德国保安局的职业特务，但至少认为他是个不可缺少的高档情报来源。还可以这样解释，佐尔格十分注意强调他那项自封的“政治”任务的重要性，通过德驻东京使馆和柏林的决策机关施加影响，以便在某些方面有利于苏联。实际上，他正是为了施加这种影响才递送情报的。假如他用这种方式真让德国人相信日本不
会进攻苏联，那么他无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很可能佐尔格是抱着这个目的主动向柏林递报告的。除了舒伦保的自述外，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进一步加以说明，佐尔格根据法律意义是个双重特务。无论他在使馆从事宣传工作的性质，甚至他偶尔执行官方信使任务，都对该问题的探讨无济于事。
然而，梅辛格还吐露了一个实情，又引起一番争论。在东京警察特派员梅辛格的前任弗兰斯·故伯的文件当中，发现有佐尔格签收的一笔款项的收据。这可以解释为在某种情况下，佐尔格可能顺便替胡伯干了一件带有情报性质的工作，但这一点纤细的线索对证实佐尔格是双重特务的传说只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这种看法日本人也认为可能，审讯佐尔格的吉川检察官也间接加以肯定。
“我们当时都奇怪佐尔格是否实际上是德国间谍，利用日木共产党员，但实际上替纳粹政权进行间谍活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佐尔格是否实际上既是柏林的又是莫斯科的间谍。第三个问题，他是否表面装作纳粹党员，实际上是莫斯科间谍。因此，在调查佐尔格时，我们并没有先入为主。我们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吉川的“审慎”态度想必也是历史学家所共有的。
美国人和佐尔格
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的美军占领当局废除了和平保卫法，同时释放了战时根据该法拘禁在全国各监狱中的男女五百余名，其中包括与佐尔格案件有牵连的八名。
美国政府的军事情报局（G2）在查尔斯·A·魏洛比中将的领导下在此前一个月刚成立，面临的紧急而艰巨的任务是肢解日本国内及海外共五百多万人的战争机器，建立占领机关。对一个间谍小组已予释放的政治犯背景进行调查这时显然属于次要地位。就佐尔格案件而言，除战争期间各报社简单、无足轻重地作过些报道外，对于事件的意义及其枝节问题却没有什么重要论述。
据魏洛比将军说，第一个线索来自“一位热心、的日本军官，他告诉我，释放政治犯名单中有外国间谍特务分子，特别是佐尔格间谍小组的外国成员只剩下马克斯·克劳森一人了”。
克劳森从监狱释放后就被送进美军医院，经过治疗，用军用飞机送往东京，在日本首都宁静地过日子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季。但他一发现自己受到美国人监视便突然失踪了，在苏联使馆的默许下前往苏联。
美方搜遍了日本法院档案和警察局档案，集中有关佐尔格案件的各种资料，基本上是日本警察局一九四二年年鉴和日本法务省作为绝密文件发表的《佐尔格资料第一、二部分》，这些都是当年四月内部发行的。根据魏洛比将军的个人指示，责成民间情报局T·P·戴维斯上校提出证据，整理出原始报告，于一九四六年初送往华盛顿。这一文件作为情报术的一个案例，具有业务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九四六年二月发生了加拿大间谍案件，伊伐尔·古赞科首次详尽地披露了苏联组织的间谍网，揭露它平时在友好国家，战时在盟国进行活动，西方舆论界为之大震。美国的席斯事件也使人产生同样的深刻印象。这些案件所暴露究竟是苏联情报机构秘密活动的个别例证，还是苏联情报机构渗透入西方世界的庞大情报网？魏洛比将军热衷于探讨佐尔格
案件，认为此案对研究这个广泛课题具有实际意义。第一步，他责成民间情报局的另一位成员H·T·诺勃尔博士和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重新改写戴维斯的报告，修改稿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送到了华盛顿。鉴于加拿大间谍案件引起的恐惧心理，他把这份修改报告“作为教材，推荐给军事学校。
起初魏洛比将军反对向报界透露这份材料，理由是其中有关间谍小组活动方式的内容是十分敏感的情报。然而，东京某些有见识的美国记者早已在调查佐尔格事件，它实际上已成为日本报界注意的问题，保密越来越困难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华盛顿陆军部电告魏洛比，应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贝德尔·史密斯的要求，国务院希望发表佐尔格的材粉，作为对付苏联控告美国驻苏使馆人员进行
间谍活动的反措施。
东京美国军事情报局和陆军部之间为此事来回扯皮直到年底。这几个月中魏洛比的工作班子开始积极讯问佐尔格小组的幸存者，特别是川井以及与案件有关的检察官和警察官
员，以便证实和补充日本档案中的原始证据，对公开材料一事，魏洛比本人有了新的认识，逐渐接受，并表示欢迎。佐尔格的材料向报界适当透露后，其摘要编入了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民间情报局定期摘要》第二十三号（即戴维斯－诺勃尔报告的定稿），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经陆军部批准，向报界发表。
经美国陆军部长同意，东京的美国情报当局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公开佐尔格案件材料的第一个版本，使美国舆论认识到苏联情报机关为反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而领导进行的共产主义阴谋发展到何等程度，这阴谋从苏维埃国家成立后便一直存在着。东京报纸发表这一材料后，美国卷起一阵政治风暴，佐尔格案件的其它方面随之被湮没沉沦。
佐尔格报告的公布，实质上是美国一场政治运动的插曲。这场运动由某些组织发动，对美国公众生活、政治部门、军队、自由职业、新闻界、学术研究单位等等一概采取不信任态度，因为它们战时与苏联同盟，乎时又与苏联集团合作。舆论界由于越来越看穿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实行的策略，而感到惶惶不安，形成外交上的冷战，同时对国内某些左翼领导人的不忠诚进行抨击。
佐尔格材料中的证据为这场争论提供了炮弹。有新的线索说明美共的颠覆活动，特别在加利福尼亚的日木侨民中展开，宫木就是在那里被征募的。从前和现在的（共产）党员，譬如在上海从事国际共产党活动的厄尔·白劳德，外国共产党员如格哈尔特·艾斯勒都不受公众欢迎。“十八名美共宣传鼓动分子、特务、嫌疑犯，据报道，都与佐尔格案有关。”有些公众团体，如太平洋国家关系研究所已经证明，曾邀请过佐尔格的主要同谋大崎以及大崎的朋友和主要情报来源西园寺参加会议。
美国某些集团在自由主义的门面后边有一支同情者大军，其中便混杂着苏联的秘密特务核心。
作为揭发佐尔格小组的直接结果，有两个人特别值得单独提出。他们是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加入英国籍的根特·斯泰因。
佐尔格案件的原始证据说明，由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与中共关系密切，直接帮助过佐尔格上海小组，但她是否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仍是个疑问。根特·斯泰因与太平洋国家关系研究所有联系，佐尔格的笔记本上有他的名字（这本笔记本专门登记东京小组成员和情报员的姓名），他还替小组充当过东京与上海之间的交通员。公开佐尔格报告那天，斯泰因正在纽约。不久他便转到巴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对此揭露的反应是暴跳如雷。她宣布，要求麦克阿瑟本人放弃他的官方豁免权，她考虑要对诽谤提出控诉。
她提出要上诉，这对佐尔格案件倒举足轻重，因为它迫使魏洛比深入研究事件的本末，甚至不惜牺牲对该案严肃的历史分析，以备万一应付这场诉讼。在魏洛比看来，佐尔格替苏联进行特务活动的真实性质及其在日本活动的意义都属次要地位，而联系着两个间谍小组的世界共产主义阴谋以及莫斯科组织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性前沿组织才应该真正占
第一位。
史沫特莱与共产主义间谍活动发生过联系，如果真有证明，那便在中国上海这个城市。正是这一法律诉讼的威胁，迫使魏洛比集中了上海的人马。他写道：
“大规模的搜索开始了。先从上海市巡捕房的档案着手，我承中国驻东京大使相助……找了前上海警官谈话……查追了中国仓库的清单和申请表……终于集中了一批档案，不尽完整，统统运到了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