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魏洛比的工作人员特别就佐尔格小组与史沫特莱和斯泰因的关系，又讯问了检察官、警官以及其他证人。
看来，如果这两人都在日本的话，日本当局肯定要逮捕归案。警察局甚至考虑过要赶到香港去捉拿斯泰因。川井后来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为整个案件作证，这标志着一九五一年美国反“同情者”运动的高潮。他声称，他认为史沫特莱和斯泰因是（佐尔格）小组的关键人物，当时如果可能，理应逮捕。
但是有逮捕意图并不等于掌握了罪证，东京美军情报局煞费苦心进行了调查，虽然没有获得肯定的结果，但发现了疑问的根据。到头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没有为所谓的
诽谤非上诉不可。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她时，她安静地动身前往欧洲，一九五〇年突然在牛津莱德里弗医院①【① 据魏洛比说，不是在伦敦的疗养院。】去世。
根特也在欧洲，一直默默无闻至死。
不管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与苏联有关机构有什么样的秘密关系，她协助佐尔格完成在华使命是这里的主要问题。小组活动的开展多亏她的经常关照。佐尔格经常利用她在上海公共租界公寓会见他的同伙；史沫特莱与时代书店经理魏德迈夫人保持联系，在书店接受文件和资料，并与情报员碰头。佐尔格小组与中共的联系，如果有，也是通过这位热诚献身的妇女促成的。又是她给佐尔格介绍了第一批中国同伙，最突出的是她介绍了大崎保积。
她可能是在苏联停留期间被俄国人征募了。据上海警察局报道，一九二九年五月她来到上海，持美国护照，化名为特洛伊科斯夫人。她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直接替
远东局工作。她一直受监视，但是她与佐尔格没有建立关系。佐尔格的交待中没有说明她的真实身份，虽然在两次审讯中就有十二次提到了她的名字。佐尔格否认，她是莫新科派来与他在中国会合的。他没有承认他以前曾与她见过面，但说《法兰克福日报》为他写了封介绍信给她。
他的供词说，“她作为小组的一名成员被我利用。她为我工作很卖力。我回莫斯科后她仍在上海。”实际上，佐尔格到莫斯科几个月后，她也在俄国了。
另一次，佐尔格说，“我发展她为小组成员，并成为共产国际总部成员（原文如此）。”假若她已经登记，理应有她的化名，但是并没有发现。问到他时，他说不知道艾格妮
丝·史沫特莱是否为美共党员。
史沫特莱精力过人，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直接参预建立华北情报小组，她与中共的联系比与苏联的联系更频繁，这说明她有某种独立的，甚至是自封的任务，她与佐尔格的合作又是她一生当中的单独一部分。根特·斯泰因在佐尔格事件中的作用同样令人迷惑不解，唯一的证据或一点线索又都出自佐尔格本人和小组其他成员的供述。
斯泰因跟史沫特莱一样，是位有名的记者，思想观点进步。一九三五年春季，佐尔格作为在日本的欧洲报人同行在外务省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与他初次见面。斯泰因从美国使馆，特别从英国使馆源源不断地获得消息，因此很令人感兴趣，他在使馆里被认为是消息灵通的经济新闻记者，观点属左冀，但还不是共产主义的。佐尔格向莫斯科报道的几条消息就来自斯泰因，在这些书信电报来往中，斯泰因的化名为“古斯塔夫”。
据佐尔格说，他向同伙们暗示过斯泰因的活动性质，一，次佐尔格生病时，斯泰因本人同意与大崎联系。后来佐尔格利用斯泰因在东京的寓所与克劳森见面。克劳森后来供认，他间或利用斯泰因的寓所作为无线电发报基地达两年之久。这是防备日本当局测向队进行侦察的有效补充措施。克劳森还交待，斯泰因曾向他吐露，他是个共产主义同情者，因为一九三三年以前，他是《柏林日报》驻莫斯科记者。
一九三八年斯泰因离开日本，前往香港，在那里经办中国国民党当局资助的一份英文报，每次佐尔格去香港时，总与他见而。另一方面，克劳森还提出这样的着法，即斯泰因
离开日本后，“才成为小组成员”。
佐尔格在他所有的供述中，每次谈到斯泰因时就象提到其他同谋一样（他们早晚都可能被日本当局拘捕），总是多方防范，语无伦次。他承认斯泰因了解小组的活动，他当过宫木和大崎的联络员，还当过交通员，把微缩胶卷带往香港；他允许克劳森利用他的寓所发无线电报。日木警方断言，在佐尔格的寓所找到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小组成员斯泰因的名字，但是这一证据后来被烧毁了。
佐尔格告诉警方，斯泰因“超过同清者”，而且在供词的修正注释中提到斯泰因“作为同情的一员踊跃参加我小组工作……”。他补充说，他曾要求过莫斯科承认斯泰因为小组成员，但接到的是“否定的答复”。从这一交待可以断定，斯泰因已经从事谍报活动，但是严格地单独进行的，由此可以肯定，一九三八年斯泰因动身去香港时，莫斯科有命令给佐尔格让他中断与斯泰因的关系。
不管怎样，根特·斯泰因案情跟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一样，由于缺乏决定性的证据，无法证明。
魏洛比将军发表原始的佐尔格材料，揭发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活动，力图证明美国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却歪曲了佐尔格案件的历史意义。因此，这一事件作为阴谋中的一个插曲被突出，它的枝节与苏联特务和美国国内暗探活动缠绕交错。然而，魏洛比发表的《佐尔格案件的报告》在日本也产生了同样惊人的影响。
日本人和佐尔格
美国人释放了佐尔格小组幸存的成员后，佐尔格事件的政治思想意义在日本便日益得到澄清，公众对大崎所谓的“叛国”发生强烈的兴趣，东京报刊作了一系列的报道。一九四五年十月，大崎原为之工作的报纸《朝日新闻》就该案发表了一篇文章，接着各大报陆续登截了类似的报告。大崎这位殉难者顿时成为代表反抗力量的先锋，反对上层把日本拖入毁灭性战争的象征，同时又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被汇集成册，题为《爱情象一颗殒星》，一经出版，接连两年成为最佳畅销书，同时大崎幸存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运动，消除官方把大崎视为祖国叛徒典型的印象，而代之以日本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新型进步爱国主义倡导者的形象。
大崎的支持者希望扩大活动，公布佐尔格案件的档案。起初他们以为美军空袭东京时，一切证据均付之一炬，因此改变了初衷，试图编篡大崎传。一九四八年，由于小组的主
要幸存者川井定吉积极支持，成立了“大崎一佐尔格案件事实揭发会”。一九四九年二月，魏洛比将军发表了《佐尔格案件的报告》，震动了日本舆论界，扭转了对整个问题的看法。日本象美国一样，立即把对这一事件的研究转为美国冷战的争论，含沙射影攻击佐尔格小组的同谋，特别是史沫特莱和斯泰因奸逆叛国，从而东京对美军情报局发表的报告所作的反应，立即集中在披露伊东立向日本警察出卖佐尔格、大崎等人向题上所起的作用。佐尔格案件在日本的直接影响是挑起一场对伊东其人的辩论，伊东当时是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共已经美国占领当局登记为合法的政治组织。大崎恢复了“爱国者”的名誉，伊东却成了“叛徒”。这一消息一经发布，不仅引起日共领导层的剧变，而且广泛震动了舆
论界。
共产党集团的第一个反应是发表声明说，根据他们自己的调查，佐尔格案件是当时军国主义政府的捏造，伊东根本没有陷入。这种态度与宣布逮捕佐尔格小组时苏联驻东京使
馆的立场真是如出一辙。
法务省官员、检察官和警察也毫不犹豫地卷人论战。毋庸讳言，他们存心要羞辱一下新生的日共领导人，而向报界“吐露真情”，给广为散布的伊东出卖佐尔格小组的谣传加
码。
大崎的异母兄弟大崎保槻取得川井和一个叫“自由律师协会”的进步团休的帮助，在查清事件中起了主导作用①【① 这件事主要根据大崎保槻所著《佐尔格事件》一书。】。他们组织代表团访问都市警察署，要求接管佐尔格案件的档案，结果满载而归，拉走了两卡车文件。一位律师一时糊涂，竞拿着一份材料去请教日共总部如何处理。一位官员欣然接过这份材料，后来便不见下文，因此无法检查它的准确程度。
美军情报局一九四九年二月的揭露虽然表面上没有动摇伊东在日共中的地位，但日共中央的第一个强烈反应是暗中使劲，挤散压垮“大崎一佐尔格案件事实揭发会”。这一方
面揭开了大崎“爱国共产党员”之谜，另一方面对一位活着的政治局委员的坦白襟怀表示怀疑。
当然，日共也有难言之隐和派系问题，这与“佐尔格案件事实揭发”毫不相干，一九五〇年六月，党内清洗某些领导人而转入地下后，伊东于次年十月被正式清除出政治局，
一九五三年九月被开除出党。他目前的去向不明。
伊东出卖北林智子，因而导致休尔格小组被揭露一事中没有得到证明，这可能是警察局掌握的秘密，属于日本的枝节向题①【① 为了细致，公正地探讨这一问题，见查尔默斯·约翰逊著《叛变：大崎-佐尔格间谍小组》一书。】。
佐尔格案件在日本的主要影响是树立对大崎及其日本和欧洲同伙的崇拜，他们毕生为实现革命的“亚洲新秩序”,争取远东各民族的最后解放而斗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五六年，为纪念这些和平事业的殉难者，在东京成立“为大崎案件牺牲者伸冤会”。该会募捐，为佐尔格竖立了墓碑，上面镌刻着“这里安息着一位献身于反对战争、维
护和平的勇士”。
苏联和佐尔格案件
一九四一年十月佐尔格及其同谋被捕时，莫斯科唯一公开的反应是几天以后无线电台广播宣称，有个叫勃兰科·伏开利克的人在东京被拘留，但没提罪状。
日本当局除勉强通知德使馆外，对该事件保持绝对的缄默，直更翌年五月才发布新闻。在日本法务省审慎地发表公开声明前，外交界和新闻界除传播些似是而非、凶多吉少的
谣言外，谁也不清楚佐尔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其影响。警察局焦急地想了解东京外交界对这一迟发消息作出的反映，通过侦察人员的直接谈话，讯问与外国人有接触的日木人和密
切监视等办法，才获得某些印象。
问到苏联驻东京使馆高级官员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对此事件毫无所闻。五月十五日（发布消息后两天）苏联使馆一秘在一个酒会上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没有听到关于这一案件的什么议论，倒是高森（主人）跟我谈起过佐尔格案件。我们的看法是，虽然据说他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有关，但实际上，整个事件是盖世太保第五纵队一手策划的。因此，莫斯科当局一无所知。”塔斯社记者，季西列夫认为，“驻东京的德国大使必定了解佐尔格案件的始末，如果他闭口不谈，那么他必定是反对希特勒的。这一事实说明，希特勒政府内部有两股相反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密切注视日本政府采取什么态度。苏联政府也好，苏联使馆也好，都与案件毫无关系。”
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双方都竭力掩盖佐尔格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免影响两国政府为维持满洲与西伯利亚边境中立状态的长期谈判。“莫斯科中心”驻苏联使馆的代表，二秘兼专员扎依采夫曾负责与（佐尔格）小组联系，他现在的处境极维妙，也十分尴尬，他索性溜之大吉，离开了东京。
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次听证会上，前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的辩护律师肯宁汉姆在他委托人的案件中几次试图提到理查德·佐尔格的名字，都遭到苏联检察官华西列夫将军的反对，最后只得由庭长①【① 澳大利亚主要法官韦勃。】作出裁决。
肯宁汉姆企图审问一名被告证人冯·彼得斯朵夫上校，他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继肖尔上校任德驻东京武官助理，任期到一九四三年一月止。美国律师打算证明，佐尔格从他那里获得过许多情报，转送给了莫斯科。彼得斯朵夫在东线被俘，在莫斯科由苏联安全机关详细地审问了有关佐尔格案件的情况。他在一份宣誓书中说，佐尔格是德使馆的主要情报来源，提供了有关满洲国和华北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因此，德国人不是通过日本总参某部，而是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情况。同样，柏林通过佐尔格，而不是通过象肯宁汉姆的委托
人小岛将军这样的来源获得有关日本的重要情报。
以下法庭的对话摘录展示出一幅生动的图画。
肯宁汉姆（盘问）：你说，你除了从日木总参谋部，还从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那里获得有关关东军在各个时期内的力量的情报，是吗？
华西列夫将军：肯宁汉姆先生非常消楚，（彼得斯朵夫上校的）这部分誓言已经勾销，因为我反对再提这个问题……
庭长裁决，根据苏联方面的坚持要求该文件的某些部分已予勾销，不足为证。
肯宁汉姆（提到波得斯朵夫前面的供词）：关于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你从他那里获得“关东军师的数目以及其中几个师的番号”，那么当时他在使馆的职务是什么？
华西列夫（又拒绝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证人掌握的关于关东军力量的数据既不完整，又不可靠，因此找们决定删掉誓词中的这一部分，因为这种资料对法庭毫无用处。
苏联检察官的意图不言而喻。由佐尔格递交给德使馆的这份情报便是大崎和宫木直接收集到的，经“莫斯科中心”同意，提供给德使馆的，当然“莫斯科中心”也收到了同样
的报告了。如果再深追问彼得斯朵夫，可能揭出（佐尔格）小组的整个情况。
接着，肯宁汉姆和华西列夫之间的这场舌战升级了。
肯宁汉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说明，理查德·佐尔格是俄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间谍，这位证人通过他获取情报，奥特大使也通过他捞取情报，奥特大使还给他看德国拍来的电报，并且时常向他讨教。
庭长认为这种审问简直是浪费时间，因为证人不可能翻案。
于是肯宁汉姆企图迅速改变进攻方向，问彼得斯朵夫是否认识“佐尔格的同谋，记者克罗姆”。这个问题被允许提出，但没有从彼得斯朵夫嘴里掏出什么东西来。
于是肯宁汉姆又想出一招，诱使彼得斯朵夫说明佐尔格的情报来源，这便可以导致澄消事情的实质。然而又不准许他提问。
对话以美、苏律师无意义的争吵告终。
肯宁汉姆（问证人）：你一直从理查德·佐尔格那里获得情报，那么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是俄国间谍？
只听得彼得斯朵夫用英语喃喃说了几句话，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庭长告诉他别再往下说了。
华西列夫坚持抵制这一问题：“就它的形式而言，是企图攻击一个代表本军事法庭的国家”……本军事法庭并没有确定佐尔格是俄国间谍或者其他什么间谍，因此辩护津师肯宁汉姆无权这么说。”庭长在所谓的侮辱问题上举棋不定，但怀疑辩护律师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肯宁汉姆赶紧插话说，他无意进行单方面的攻击，但“从大处说，理查德·佐尔格从德国使馆送出的情报关系三个国家的命运”。
肯宁汉姆作最后的努力，抓住佐尔格小组活动的意义不放，促使法庭做出最后裁决。他又深入盘问彼得斯朵夫与大崎、伏开利克和宫木的合作问题。法庭宣告休庭，以便军事
法庭能够投票表决。
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彼得斯朵夫的誓言只能作为表明日德合作的证据，而不允许“盘问附带问题”。讨论就此结束。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诉讼期间，华西列夫成功地压制了有关佐尔格案件的一切问题和证据。一九四七年，提出反轴心三大胜利盟国中的一国在敌对国组织间谍小组居然被说成
侮辱。然而，二十年后，苏联当局竟得意洋洋地公开了这个“附带问题”，即理查德·佐尔格案件。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苏联万众欢腾，热烈庆祝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纪念日，俄国军队已经把纳粹侵略者从西部苏堆埃共和国赶回德国。报纸特别向情报机关致敬，因为他们为这一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作出了贡献。那天上午，在向一些秘密特工人员授予苏联英雄勋章的仪式上，他们的名字首次同俄国公众见面。与此同时，在东京巢鸭监狱里，佐尔格
却与世隔绝，孤独地走向绞架，他的使命完成了，却得不到莫斯科上级的承认。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提前庆祝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纪念日，也是理查德·佐尔格被处决的忌辰，他被追认为最高苏联英雄。为此，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同时还透露了某些外人所不了解的历史细节，但避免提到别人。莫斯科的一条街道，最近还有一艘油船以佐尔格命名。一九六五年春季，苏联当局为纪念佐尔格而发行邮票，票面价值四戈比。纪念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上面是佐尔格正面肖像。
如此迟迟而突然为一位杰出的苏联战时秘密特工人员恢复名誉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真理报》记者甚至在斯大林死后仍谨小慎微地写道：“随后若干年，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向人民报道这位英雄情报员。二十年后，情况变得有利，才说出佐尔格案件的真情①【① 苏联、东德，和南斯拉夫报刊登载有关佐尔格及其同谋的文章。】。”
“吐露真情”的直接背景是最近苏联在深入讨论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袭击俄国后的几件大事，并批评斯大林没能预见这场灾难以及指挥这场战争的过失。
争论的中心是斯大林对各方提出纳粹入侵的警告掉以轻心。这便更加突出佐尔格的主要成就，也成为迟迟主持公道之举的起点。佐尔格从东京发来有关德国入侵意图的报告显然被归入“有疑问的谬误情报”一类。
但是斯大林忽视了来自一个秘密来源的可靠情报，只说明他那排斥一切、对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以及对四局军事谍报活动的侧面贡献缺乏正确评价的一个方面。佐尔格孤单身影的背后出现了他的老上级别尔津将军和‘阿历克”即鲍罗维奇上校的冤魂，他俩都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而在一九六四年恢复了名誉，对他们的战时功勋予以追认。
在公平刻划佐尔格形象的同时，对他的职业也前所未有地加以肯定。“一个间谍人员，首先应该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必须能抓住看起来相互毫无关系的事物，加以分析，把它们联系起来。他必须具有战略家的思维能力和细致敏感的观察能力。间谍工作是一种永无止境、连续不断、要求极严的劳动。”再者，“佐尔格丝毫不象某些西方作家所创造的那种秘密特务形象。他不撬保险柜偷文件；但文件主动送上门来给他看。他不开枪闯入某地，但门是保卫机密的警卫人员彬彬有礼地替他打开的。”
与西方对手相比，苏联特务据说是聪明过人，文化修养有素，举止谈吐不凡。那种鬼鬼祟祟的间谍登不上大雅之堂。佐尔格是传奇式的“苏联情报员”，一位献身的“国际
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思想和间谍技术本身就是对和平事业的实际贡献。
最近，苏联把佐尔格看作爱国志士而顶礼膜拜。他的形象被嵌人僵硬而肉麻的模式里，他的个性用传奇方式加以固定。本书的目的是显示一个较为丰满、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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