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小时都在等待着情报得到证实，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军事上作出反应。我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什么答复也没得到。战争真的爆发后，理查德（佐尔格）悻悻然，百思不解地问道：斯大林为什么毫无反应呢？”
佐尔格后来亲口告诉日本审讯员，“莫斯科中心给我拍来一个无线电报表示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①【① 见检察官审讯佐尔格记录第四十一号。电报己不复存在。】
关于德国入侵俄国一事，事先向莫斯科通风报信的当然有若干个来源，包括布拉格、伦敦政府在内。斯大林究竞对这些情报作出了什么反应，至今还在争议中，有待后人作出判断。但对佐尔格和他的东京小组而言，德国进攻后一连好几天、好几周的日子是攸关重要的。俄国的命运与日本的应变政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小组是
唯一能给莫斯科通消息的来源。
六月二十三日，即德国入侵俄国的第二天，佐尔格发出无线电报，总结了德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休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
日本进攻苏联。日本军方认为，日本可能在一两个月内与俄国交战，日本外相松冈早已告诉过奥特，尽管有日俄中立条约，日本仍将袭击苏联。但德国海军武官文奈克尔海军上将
告诉佐尔格，这决不可能发生。日本海军的利益集中在南
方。佐尔格也同意这种解释。
“六月二十七日收到莫斯科中心的无线电报：‘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还请告诉我们有关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署名组织者①【① “组织者”是四局远东处处长的代号。】。”
接着几星期围绕这些问题所搜集的材料，将作为典范载人间谍史册。
对俄德战争日本政界意见分歧。日本陆军领袖的第一个反应是乐观的。大崎记载：“我们首先急于了解日本陆军希望战争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设法从我所参加的会议以及南满铁路局方面搜集材料。我的调查说明，日本政府和军队都指望俄国迅速战败，接着斯大林政府就会垮台。”
关于这些，早餐俱乐部谈得很多。近卫左右的许多人都认为俄国势必崩溃。南满铁路局的年轻专家们则比较悲观。大崎本人就他所了解的近卫公爵的观点，又与西园寺反复核
对过，从一开始就相信日本不致于轻举妄动，冒然行事。
“俄德战争爆发后，我告诉佐尔格，日本无意进攻俄国。近卫曾说过，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他对日美谈判究竞会产生什么结果还不摸底，因此不愿与俄国作战。”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举行御前会议，天皇参加，批准了重要政策决定。陆、海军制订了新作战计划，制订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以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如果
与美国的谈判破裂，日本则将在南方开辟战场。据大崎①【① 他的主要情报来源是《朝日新闻》报社的田中信次。】说，御前会议共通过三项重要决议：
1．日木将争取支那事件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面调遣军队。
2．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俄国，日本恪守中立。
3.对德、俄的中立政策业已确定。
大崎西园寺商讨后，便把调查结果向佐尔格作了汇报，并补充说，从近卫左右的人们谈话可以了解到，日木政府盼望苏联分崩离析，从南满铁路局搜集的报告可以看出，陆军也有同样的着法。
会议后约一周，奥特收到松冈（外相）提出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据松冈说，日本将在北方增兵，并准备“一举消灭邻近地区的布尔什维克。与此同时，她将继续向南扩张”。
德国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佐尔格把奥特的观点和大崎有关御前会议的汇报作了一番比较，他同意大崎的看法。“我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她在北方的地位，而不真向苏联进攻，但已经决定在南方，即印度知那发动攻势。”七月五或六日，大崎向佐尔格证实，日本已经作出决定，在本月底以前将向西贡派近一支远征军。
这表明，佐尔格向莫斯科事先提出过警告，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御前会议之后，又报告日本着意向南挺进到太平洋，而在西伯利亚边界守中立，这使斯大林下决心把苏联远东部队调往西线。幸亏佐尔格提供了情报，这些增援部队拯救了莫斯科，使之幸免于德国的蹂躏。
最近有证据说明，俄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次下令从远东调兵是一九四一午五月二十六日，这时第十六军也从外贝加尔调往西线。十月至十一月间还调了十一个步兵师。这一举动涉及二十五万人。①【① 作者十分感谢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系约翰·艾利克逊博上，他对这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另一方面，苏联官方历史学家却不顾这些措施，贬低其历史作用。譬如，苏联有一部著作②【② B.S.节尔普乔斯基著《苏联卫国故争史，一九四一至四五年》一书，由A·赫尔格鲁柏和A·杰科布森编译，(1961), 511、512页。
】强调战略转移的重要性，是为了在西线作战，还强调日本入侵的潜在可能性，尽管日木公开表示决定向南进军。俄国人对日本意图的解择与佐尔格在大崎协助下对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决定的解释恰好相反，现引用会议决定如下：
1．日木不参预反苏战争，只有从日本的立场来看，战争转向对她有利时，她才会拿起武器；
2。在没到达这点之前，日本将与苏联进行外交会谈，以伪装其行为，并在伪装掩护下悄消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显然，苏联同意奥特的分析，而不相信佐尔格的判断，因为前者可能来源于当时俄国截获德国从东京拍发的电报，或来源于战后查获的德国外交文件。不管怎样，佐尔格关于
这一问题的消息，跟警告德国进攻俄国的消息遭到同样的命运，没有被重视。
这位历史学家进而强调日本一贯敌视苏联。他援引战后审讯阿塔曼·谢苗诺时一位将军提出的证据。谢苗诺是满洲国的白俄领袖，日本军事谍报局的大特务，提供过远东苏联
战争的情报，一九四五年被俄国俘虏。
据福长将军称，日本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代号是“监督长”，于一九四一年由提到议事日程。“我们认为苏联既然把远东部队往西线调动，日本则将万无一失地控制住远东。”这一作战计划实际上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制定的，但日本热衷于太平洋战争，据各方面可靠证据说明，这是真正的战略行动，而满洲国的关东军坚守沿西伯利亚的边境。
六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通过无线电，要求佐尔格小组提出一份“日本因俄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报告。德国政府同样敦促奥特及其使馆人员提供类似的情
报，并设法促使日本与俄国交战。
德国武官甚至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计划，并强调欧洲前线红军即将溃败。然而，他们被告知，日本动员少说也得两个月时间，在此之前日本不会采取行动，再者德军不占领莫斯科并拿下伏尔加，日本决不会参战。
“克莱许默上校竭力说项，宣称西伯利亚部队已开往西线……但日本根本没把克莱许默的情报当一回事。”
奥特只好耐着性子等待日军进行动员，巴望两个月后日本当真进军俄国。
与此同时，大崎和宫木狂热地执行主要的谍报任务。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表示调往满洲国部队的数目，以及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规模。动员计划的细
节概由宫木提供，他是从他的情报员那里搜集来的。
尽管佐尔格手里掌握的情报是零碎的，但凑在一起则说明动员“规模确实可观”。陆军一手包办，连近卫也对此作战规模大吃一惊。
大崎的第一批报告未免有点夸张。“不难证实，日本既向南，又向北凋兵，但是我无法找出南北的比例。大阪谣传，军队正采购冰箱和蚊帐。这似乎可信。因此我告诉了佐尔格，有些部队往南开。”
“在麻布町小和饭店的鲤鱼席上，风见章①【① 风见章是近卫第一次内阁的秘书长，第二次内阁中他曾一度出任司法相。】说动员涉及五百万人，我记得，我如实地告诉了宫木。七月底，当我遇见三井物产（有名的贸易公司）副总裁小田时，我暗示军队要在北方某地打仗。小田虽然没有直接加以否定，但却回答，‘我得到的消息是往南开的部从比往北的多。’”
来自宫木为其它情报支持了这种看法。八月初，克劳森发往莫斯科一个电报，详细内容如下：
例如第十四师唯一的特点是，应征入伍者纽成若干小组，有些人发冬装，其余的人则发夏装，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已经建制的部队。三木（幸四郎）①【① 宫木的一名情报员。】已应征入伍，他声称，日本的卫戌部队都属驻亚洲的军队。大崎和宫木都听说，部队大部分将开往华南，因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有可能对荷属东印度进军。这还有待证实。
佐尔格日夜苦思，勾画出了总部署的轮廓。动员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十五天，八日以前完成，征兵共一百三十万人。七月底以前军队征用一百万吨商船进行运输。
“我本人、大崎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担心日木政府会把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而动员本身可能导致对苏战争。我们关心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是准备开往何地。大崎为此竭尽全力探索事态的发展，”
佐尔格小组很快便注意到，动员进度缓慢，到八月十五日根木完成不了。大崎说：
“当德军（八月七日）进攻斯摩棱斯克时，日美关系恶化，因为日军开进了法属印度支那。我听说，那些指望苏联崩溃而主张总动员的人们，这时对是否进攻苏联也拿不定主意了。”
七月中，近卫公爵第三次组阁，撤换松冈，而任命谨小慎微的丰田海军上将为外相。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解决日美关系问题的办法”，七月二十六日宣布冻结日本的海外资金，美日关系到达了严重关头。
这时奥特大使也打消了日本能早日参与对俄战争的念头，但他的武官克莱许默上校却仍然很乐观，里宾特洛甫几乎每日一电催逼。德国对日本政策、计划的研究不自觉地按照佐尔格的研究方式迸行，而且受佐尔格故意透露给德使馆的情报左右。因此，佐尔格可以从德国方面补充自己的估计，而加以修正。
八月初，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
“奥特奉命提出期限和结论，询问日本是否能在冬季发动战争……德国最高当局曾向小岛保证在上星期日占领莫斯科，而实际上没能占领，这件事给日本泼了飘冷水。甚至陆军也感到苏德战争正在发展成为另一起支那事件，德国正在蹈日本侵华的覆辙……”
克莱许默则孤注一掷，试图证实自己的分析，认为日本将在九月一日参战，而亲自出发去满洲国。他一回到东京，便与佐尔格讨论此行印象，佐尔格拍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可加
以概括：
“已经有六个师到达朝鲜。有进攻海参崴的计划。新调去四个师增援满洲国。日本决定把满洲和朝鲜兵力增加到三十个师。海参崴首当其冲。往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地
区派了三个师。”
甚至克莱许默也很清楚，日本一时不不可能在西伯利亚前线发动战争。
大崎的情报说明，日本在北方集中兵力的情况并不象克莱许默说的那么严重。已经动员起来的兵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本来要开往满洲国，但到八月中，这个数目削减到三十万人，约十五个师。最近有一份日本研究太平洋战争的材料证实了大崎的估计。
尽管有来自柏林的压力，奥特及其使馆顾问们现在总算被迫接受这种意见，即日本并不打算在俄德战争中立即给予德国以军事支援。
大约八月十五日，佐尔格根据驻东京德国使馆的情报，向莫斯科提出一份总结报告。
奥特与土肥原、冈村两将军谈话后，他才相信日本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木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侯，决不轻举妄动。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①【① 佐尔格根据海军武官文奈克尔海军上将提供的情报巳作汇报，日本石油储存量，只够海军用二年，陆军用六个月，民用六个月。】，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战争。
日本外务省企图利用动员作幌子，胁迫俄国割让库页岛。奥特相信，很可能日本今年进行这种谈判，而避免战争。他还相信，日本认为俄国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文奈克尔向佐尔格透露了从日本海军当局那里了解到的秘密情报，说海军和政府决定今年不打仗，而采取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办法，可能在十月间拿下泰国的战略要地，以图日后占领婆罗州（加里曼丹）。海军还告诉文奈克尔，日本陆军对上述决定十分不满……但陆军也不可能违拗政府和海军，而冒然发动一场侵俄战争。
政府和海军之所以采取上述态度，有下列几个理由：在冬季之前向苏联发动一项没有把握的战争，日本经济负担未免过大，即使占领了北方地区（原文如此），对日本也无济于事，何况南方地区重要得多；而且如果德国战胜俄国，日本明摆着可以坐得渔利。
奥特不象文奈克尔，他不大相信这一情报……但事态正往那个方面发展。奥特告诉佐尔格，他与松冈的继任（丰田海军上将）谈过一次话，但对日本政策仍不甚了了。丰田告诉奥特，日木现与俄国就库页岛问题谈判情况……他着重指出，一般说来，俄国对这件事的态度相当公道，还说日本让俄国严守中立条约。
奥特向里查德（里宾特洛甫）就以上的谈话作了汇报，还补充说，日本现在仍举棋不定，停止谈判倒很容易，但没有迹象说明她打算向俄国宣战。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大崎就此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赶忙用无线电向莫斯科发了这份情报。
会议再次决定今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如果俄德战争形势发展到要在西伯利亚地区作出强烈反应，则此决定可以改变。如果这种战争……（字迹模糊），最迟到九月十五日，则对苏战争问题留到下一季度解决。如果有情况说明，明年春季可能对俄作战，则开往满洲国的部队可能就在原地过冬。
根据大崎从军队来源获得的情报，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
1．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三倍时；
2．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
大崎还报告，派往满洲国的增援部队已从前线撤往后方。鉴于形势变化，佐尔格己派遣大崎前往满洲国搜集第一手材料。大崎将于本月十五日返回。
佐尔格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情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九月初，他用无线电告诉莫斯科中心：
克莱许默、文奈克尔和奥特经过慎重考虑后，断定至少在冬季结束前，决不存在日本进攻的可能性。但当你们国家从西伯利亚大量撇军，内部发生政治动乱时，日本则将动手。
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详尽无遗，确凿无误，真可谓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卫左右的友好，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使馆高级官员日常的谈话，凡是他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他工作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之楷模。对从七月二日御前会议到八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日本最高统帅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都要瞻前顾后，仔细加以分析。
关于八月的这次会议，大崎举出这么一个实例：
“大约在八月中，我听到南满铁路局某人说，关东军有一名代表来到东京，与军部高级军官磋商是否进攻俄国。为了查证这一谣言，我向西园寺说，‘他们决定这么干吗？’西园寺回答，‘他们上周决定反对这一动议。’当我向佐尔格重复这件事时，我补充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俄德战局发生意外的变化，而且西伯利亚发生骚乱，那么日本可能考虑进军俄国。虽然我郑重其事地提出警告，佐尔格仍感到释然。”
然而这次谈话只提供了一个线索。宫木下个月（大约是九月二十日）又报告：
“皇家警卫师第三、四、五、六团准备从东京开拔。由于他们配备夏装，又由于皇家警卫团准备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因此相信他们将开往南方……”
大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满洲国回来，提出报告，使佐尔格感到非常满意。九月底或十月初，佐尔格发出无线电报，详细汇报了大崎的使命要点。
“根据大崎（南满）铁路局听到的情况，前两个月内大约伯部队四十万人到达，关东军达七十万人，包括驻扎在当地的部队在内。由于作出了反对今年与苏联作战的决定，有几个部队已经开回日本，例如宇都宫十四师的一个团已回到了东京。其它新来到的部队也从前线撤下来，驻扎在大连、沈阳新建的各种营房内。主力部队仍集中在东部边境地区，对准伏洛希罗夫斯克和海参崴。上月，铁路局奉命秘密兴建一条路线和一条联接线，按连齐齐哈尔一黑龙江线上乌舒蒙站对面的鸥普，以便利用这个地区作为进攻基地，如果俄德战局发展允许在来年三月前后向苏联开火，除了卡车外，不需要再从华北调遣军队到满洲国了。”
动员的第一周，为了准备进攻红军，关东军下令组织三千铁路工人，以便接管西伯利亚铁路网。后来这个数目减到一千五万人，而目前陆军只要求五十名铁路工作人员，掌管
运输组织工作。南满铁路局把这一举动作为长期拖延、迟迟不进攻俄国的佐证。
从一九四一年春季以来，由于远东和平与战争的局势变幻莫测，佐尔格小组一直在不断加压的情况下开展活功。他们吸取多年来失败的教训，又进行了政治思想的准备，因此能够临危不俱，圆满地完成莫斯科当初交给的任务。由于东京事态不断发展，又给他们提出了新任务。
小组对日本一九四一年夏、秋动员工作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苏联在一九四二年初以前，不致于遭到日本进攻，而佐尔格小组的各情报来源并没有因此而松一口气，他们从探讨美国以及南方、亚洲、太平洋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加紧研究日本的意图。这是他们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成就。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近卫第三次组阁，这标志着日美就远东问题长期谈判的新阶段。虽然撤换了亲轴心国的外相松冈，踢开了阻碍会谈的主要绊脚石，但美国、英联邦以及荷
兰为报复日本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共同体，而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与美国的谈判仍然没有着落，因而引起了东京的政治危机。
大崎回顾往事，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日本因遭到经济封锁，而惊慌失措。形势的发展关系到日本的生死存亡。我个人认为只有两条出路，第一条是日本完全投靠美、英，通过经济谈判，摆脱困境；第二条是与美、英作战，以获取南方资源，特别是石油。我以为这条路势在必行，因为与美国谈判必然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如下：
“1．日本为一方，美、英为另一方，虽然存在共同利益，但双方要求悬殊颇大，而且不可能统一。
“2．改界和金融界上层力求避免战争，但自从支那事件爆发以来，宣传工作使日本人民相信‘圣战’必性，而反对与美、艾妥协，亲轴心集团广泛受到群众支持。
“3．日本经济情况总的说来每况愈下，作战部队，特别是海军从夹没有装备齐全过。
“我从南满铁路局听到有关经济封锁的情况，得出这种结论。我在全国巡回演讲时根据日本人民的态度得出这种结论。”
八月底，大崎告诉佐尔格，“近卫内阁决定与美国重新谈判，因为经济情况极端因难。日木政府已经照会美国，谈判将由公爵木人负责。”
大崎预计，日本方面谈到将很据下列条件进行：恢复经济关系，特别是重新向日本输出石油和生铁；美国协助了结支那事件；美国帮助从东南亚获取原料。美国方面将向日本提出要求，脱离轴心国同盟，从中国撤军，停止向南进军。
八月底这几天中，尽管近卫公爵随从人员颇为乐观，但大峙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这种谈判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两方面要求相距太远。“我的理由是：我知道，近卫与他的私人顾问们在他的私人别墅中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致就在那时，罗斯福和邱吉尔会谈暗示，近卫希望亲自主持这次谈判。我不时向西园寺探听这件事。譬如，我说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等于扼杀日本。与卡你脖子的人会谈是不合适的。第一步是要先取得独立。然后开始谈判。西园寺回答道：‘经济封锁是他们的王牌。他们自然会说，必须等到达成谅解，才能取消禁运。’我又说‘美国真正要求日本做到为不就是脱离轴心吗？’西园寺对此回答，‘当然罗，但是绝对办不到。’还有一次，我说，‘如果蒋介石拒
不接受日本建议，会发生什么情况？很可能，即使美国从中斡旋，中国也可能拒绝接受日木提出的要求。’西园寺反驳道，‘如果美国没法让中国就范，那也就毫无意义了。’我
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套取情报。”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八日，日本预审官就大崎谈到的这次会议，特别就西园寺与大崎的关系问题，在医院询问了证人近卫公爵。近卫承认，大崎认识他的两位私人秘书，间或到他的私人别墅来，还说西园寺负责汇集整理来自政府各部门有关美国会谈的计划草案。“所有关于日美谈判的文件我都交给了西园寺。”
八月三十一日，西园寺应近卫邀请来到别墅。日本检察官后来审向西园寺时，西园寺描述了那次会见。首相盼咐他写一份那天他们谈话纪要。后来西园寺呈交了清稿，却私自
留下了底稿。
九月下半月，大崎从满洲回来后就给西园寺打电活。九月二十日晚，他俩在桑名盯吃饭，谈到日美会谈。据西园寺说，“大崎表现得很悲观。我说，多亏欧战，美国可以避免
同时在两条阵线上作战。我还说，美国根据自己既定的方针，企图牵制日本，但美国在思想上并不准备打日本。因此，我相信，谈判会成功。”
四天以后，大崎往首都官邸给西园寺打电话，提议上南满铁路局大楼亚洲餐馆喝杯啤酒，他俩在另一家餐馆见而，西园寺在那里等着会客。“我们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喝米酒
或啤酒。我从口袋里掏出草稿给大崎看，一边说‘这就是那天提到的计划。’
‘大崎靠在椅背上逐页地阅读。还没等他读完，我便征求他的意见，但他只‘嗯，嗯’了两声。他摇摇头，表示悲观。这时仆女走进来，告诉我门，我的客人己经来到，大崎仓促读完文件，便递还给我。当客人进来时，他便离开了。”
大崎向佐尔格汇报了这一情况，凭记忆向他复述西园李草稿的上要内容。“当佐尔格问我是谁给我看这份文件时，我说是一位亲近近卫的人。”
谈判初期进展缓慢，东京军界、政界气氛日益紧张。十月四日，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了大崎所听到的一切。
“日美谈判过程中，美国提出的要求主要是日军撤出华中、华南，目前的谈判是初步的、非正式的，但可能很快举行正式谈判；谈判成功的希望渺茫；即使日本决定向南挺进，今年年底也难以实现，”
这时大崎相信，会谈肯定要失败。他更加坚信不移，因为九月六日御前会议上，陆、海军领导一起向近卫施加压力，让他恪守事先给谈判确定的限制范围。
十月初，佐尔格向莫斯科中央汇报。
“奥托（大崎的代号）见到了送给美国的函件。没有具体建议，只有美日谈判中准备讨论的一般性问题。奥托指出，直到现在为止，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日本的建议，对日本暗示近卫准备会见罗斯福一事也表示冷淡。
“事与愿违，由于陆、海军给近卫谈判限定的时间有限，形势变得非常紧张。根据奥托从近卫的一个亲信那里获得的情报（其中两个字不清楚），限期可能是十月底。如果谈判在此之前破裂，海军很可能在南方采取行动。奥托从海军来源了解到，如果十月的第一周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满意答复、海军便将采取行动。
“奥托相信，如果美国对日本建议不作出满意的答复，那么海军和政府眼见形势急转直下，都将被迫采取行动。”
大约这时，大崎告诉宫木，月底之前小组必须就日本是否在南方采取军事行动这个问题拿出个准主意。他告诉佐尔格，海军估计日美谈判将在十月初以前告破裂。从华中、华南撤军，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没有证据说明莫斯科中央对佐尔格小组就日美会谈岌岌可危的情况和日本十有八九威逼南方所提出那些千准万确的报告作出什么反应，九月底，莫斯科又突如其来地来电报，要求提供确切的技术情报。
神户附近哪些岛屿没有油罐、码头？列举这些岛屿的名称。
日本新成立了多少坦克部队？
日本有多少十八吨级的坦克？东京空中防卫部队驻扎在哪里？其它计划中的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哪里？新建的分指挥部由哪此部队组成？
我接到有关陆军改组和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装备更新的情报。
（1）没法搞到有关政府采取措施增加新装备生产的情报。
（2）详细、具体分析各种类型、各部队的特征。
（3）搞清各部队的力量及规摸。
一旦日本大举进攻，这种军事情报对俄国是十分重要的。
九月二十日，宫木编成了一木日本坦克年刊，并绘制了一张东京海域防空方位图。
奥特大使竭力敦促日本政府就其与华盛顿谈判澄清它对三国条约的态度。他所能得到的只是外相丰田的一般性声明，说条约不受目前谈判的影响。正如佐尔格向莫斯科汇报说，“目前两国关系相当紧张。”
十月的第一周，大崎和佐尔格总结了他们对日本政局的结论和估计：
根据日本官方各方面的情报，如果本月十五、六日前美国还不对日本要求谈判一事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日本政府将全体辞职，或大改组。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日木将于下月与美国开战。日本当局盼望格鲁大使提出某种建议，从而开始谈判。
至于苏联，高级领导人普遍认为，如果德国真的消灭不了苏联政府，把它撵出莫斯科，日本也将坐待明春。不管怎么说，美日问题和进军南方问题，其重要程度都超过北方问题。
这个电报可能于十月四日发出，是佐尔格、大崎和克劳森经过长期讨论写成的。由于最后估计俄日战争不可能爆发，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小组认为，莫斯科中央给予他们来日本的使命已告完成。
第十四章 戏快收场了
“一群检察人员向我们冲过来。”——大崎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警察局特高课对日共重整旗鼓的活动进行了一次清查，逮捕了新筹备委员会委员伊东立。当局对他并不陌生。早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那时他才十九
岁，被东京第一高中作为日本共产党青年团员开除，警察局便开始注意他。他被判处徒刑，两年之后，出于保证改邪归正而被释放。
一九三九年八月，南满铁路局成立东京研究所，伊东受聘为农业问题专家。日本在满洲国设立的这个庞大的铁路、工业、采矿、运输组织，与关东军密切配合，动员、开发“傀儡国”的丰富资源，随着军事占领不断向中国内地扩展，而在中国各主要城市成立办事处。南满铁路局研究所具有情报机关的特点。它的一项任务是详尽无遗、深入细致地分析满洲国和中国的经济资源，同时提出关东军和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军队的要求。虽然从国家安全观点来看这是个敏感单位，但它又是共产主义渗透的重要目标。警察局集中审问伊东在重新组织日共活动中起了什么作用。他再次被捕，列为“假转变”案件。
当时日本警察局很清楚，共产国际通过美国与日本保待联系。自一九三五年以来，太平洋一直是特务、交通人员转送经费的主要渠道。宫木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来的，并经这些人搭桥参加了佐尔格小组①【① 太平洋网沟通纽约美共总部，并通过它联系“纽约市东十二街三十九号共产国际联络处”，见斯魏林根和兰格住《日本的红旗》一书，第62页注。】。很可能审问了伊东有关美共日本科的情况及其成员的姓名。在审讯期间，伊东抗拒了几个月，终于向警察局供出了宫木从前在洛杉矶的房东太太北林。她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回到日木，充当他的一般情报成员。
伊东没到洛杉矶之前，已经认识北林太太好几年了。他回来后又碰巧遇见了她。据说，他试图动员她替党做工作，但遭到了拒绝。
俘东被捕时，正患肺结核，可想而知，他害伯长期监禁。然而“警察局采取严厉但慎重的态度，终于使他放弃共产主义，而交待了自己的罪行。透露北林的姓名看起来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失言。关于这一情节，他所提供的证据并不明确，但一九三九年审讯他的警察局侦察员，战后却证实了这点。
一九四〇年八月，伊东被假释，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南满铁路局研究所。不经警察局特许，他不可能回到这么一个处理高度敏感的军事、政治资料的单位官复原职，而警察局的确一直派便衣监视着他。因此，伊东有充当警察局的情报员的重大嫌疑。
从一九三九年八月开始，大崎便是南满铁路局东京研究所的非官方顾问，又是该所月刊的编辑。他与伊东很熟。他俩是岐阜县同乡，又在东京高中同学。现在他俩又在南满铁
路局共事，接触频繁。大崎对日本与东南亚热带地区的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他请伊东就此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为东京研究所撰稿。
伊东也是大崎有关日本战时农业情报的主要来源。他参加研究人员会议，大崎常在这种会议上作专题报告。例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大崎提出要研究中国事件爆发以后日军的石油储备清况，伊东马上在大连铁路局的一次会议上搜集了钢铁工业的主要资料，交给了大崎。
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川井在大崎家中遇见伊东。他俩一见如故，大崎把伊东形容为“我的右臂”，而且是一名“假释的左翼分子”。
当时大崎本人也不可能不受警察监视，但警察局的主要兴趣在镇压共产党组织，再说那时还没发现大崎有从事间谍工作的迹象。大崎的高级关系往往使警方不敢采取积极的制
裁行动，但是网在不知不觉地收紧。
日本警察局根据伊东提供的情况，迫踪北林智子到若山县偏僻的乡村，这是她丈夫的老家，她在那里宁静地过日子。警察严密地监视这老俩口子至少达一年之久，但毫无所获。
然而，一九四一年九月，警察局拘留了伊东的管家（或法律予以承认的妻子）青柳喜久代。她是一家军需品工厂工人，也是共产党的秘密妇女支部的一员。由于该支部的另一成员被逮捕而连累了她。更重要的是，她是北林智子的外甥女。伊东正是通过她才了解到北林与美共日本科有联系，可能还打听到她已返回日本。
青柳向警察局交待时，也提到北林，而且还心神不安地供称，“日共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军事力量的情报，通过美共送往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八日①【① 在北林夫妇被捕的次日，即九月二十九日，伊东又被警察局拘留。这件事始终没有查清，他最少有一年没有被正式传讯过了。】，北林智子和她的丈夫②【② 他后来很快就被释放。】突然同时被捕，并押解到东京。这个默默无闻的成衣匠无意中成为一场爆炸性戏剧的第一个线索。宫木的新隐藏地点附近有个警察分局。北林智子就在这里被审问她与美共日裔党员的关系，她单纯地认为宫木早已被捕，而向审讯员提到了他的姓名。日本警察局根本不知道宫木其人。但糟糕的是宫木当初很重视她东拉西扯的街谈巷议。他后来供认：
“她回日本后，我一年去看她两次。如果说我从她那里获得过什么情报，那只不过是偶然的事，都是她碰巧见到的一些琐事，诸如老兵重新服役；谣传军队在苏联边界挖战壕；防空演习；水稻收成如何；某应征入伍者家庭境遇；农民抵制增加水稻种植，而清愿栽种盈利较大的柑桔、生梨之类的东西等等。”
宫木颇念旧，老想着她是十四年前在洛杉矶的房东太太，因此这位极平常的情报员注定成为这根链条的薄弱环节，断送了整个佐尔格小组。
警察局为了一网打尽共产党嫌疑分子，于十月十一日在家中拿获了宫木，可能他们希望破获日本各破坏小组与美共日木科之间的联系。警察在抄家时，意外地发现许多译成英
文的文件，还有一份南满铁路局的机密文件摘要。正如负责该案的检察官说，“我们认为一位艺长家有这类文件颇不寻常。”
宫木被捕后一连几小时，甚至在被严刑拷打的情况下都拒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但是他休质羸弱，患肺结核，而且极度紧张。第一天，他就从东东筑地警察分局二楼越窗往街上
跳，倒栽在树上，摔断了一条腿。警察赶出去把他拖回来。审讯继续进行。次日，即十月十二日清晨，他主动招供了。检察官追记，“他安静下来，能够有条不紊地交待自己的罪
行细节，我敢肯定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情。”
宫木承认自己是间谍小组的一员，在东京活动，该小组包括佐尔格、伏开利克、克劳森、大崎和川井。
宫木被捕后，有一名警察监视若他的住宅，因此十月十三日又拘留了他的译员秋山以及宫木的一名女情报员久津见房子。
负责宫木案件的检察官同特高课外事科汇报调查的结果，取得他们早先为佐尔格及其他有关外国人所建立的机密案卷，以便进行调杏。外事科提出，佐尔格是德国大使奥特的情报事务助理，颇有影响，不可能是苏联间谍。他们不相信他会作案，特别因为他与奥特的关系密切，怕影响德日关系，因此反对逮捕他，因此决定只拘留大崎，以及宫木供出的几个日本人，“根据事态的发展再确定是否要逮捕外国人”。
大崎在监狱中写道：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早晨，一群检查人员向我们冲来。几天来我一直预感不祥，那天早晨我料到是算总帐的日子了。确知蓉子己经上学，因为我极希望女儿不在场，我没瞧一眼妻子，便离开住宅。我感到随着我被捕，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搞结束。
那天下午我受审时，如我所料，问关于我与佐尔格的关系。我认识到整个谍报网已经暴露，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完了。”
大崎被捕的当天，便象宫木一样作了交待。很明显，小组是苏联间谍小组，到十月十五日晚，佐尔格一案便已确立。于是检察官审理大崎和宫木，“主要是为了追查佐尔格小组的指挥系统”，并提出要逮捕佐尔格、克劳森、伏开利克。
内务省起初因为外交方面的理由反对采取这一行动，但第二天，即十月十六日，近卫公爵辞去首相职务。东条将军的新内阁首先留石村道夫为法相，他在前届政府中也任此职。检察署向他提交大崎和宫木的供状摘要和要求逮捕佐尔格的呈文。文件的重要部分都用红铅笔划了横线，因为据了解，石村看文件只挑划红线的部分看。法相留任原积，颇为得意，案件虽有其特殊性，但他不假思索便批准逮捕佐尔格等外国人。
十月十四日晚，佐尔格照例约大崎在南满铁路局大楼亚洲餐厅见而。对方失约了。两大以后宫木应该来佐尔格家，但他也没路露面。十月十七日星期五，克劳森和伏开利克按事先的安排来到佐尔格家，空气十分紧张。伏开利克给南满铁铁路局大崎的办公室打电话，也设人接。
克劳森就小组欧洲成员最后的一次集会，作了以下的描绘：
“十月十七日晚七时，我去看望佐尔格，跟他谈秘密工作。当我到达时，他正和伏开利克一起喝酒，我把带去的一瓶米洒打开，跟他们对饮，气氛十分沉闷。佐尔格严肃地说（似乎我们的劫数已到）‘乔和奥托都没露面，他们必定被警察逮捕了。’
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十分钟后便离去。我们没有商量被捕以后怎么办。”
佐尔格第一次告诉克劳森，“奥托”就是大崎，克劳森还了解到电报中‘乔’的真实姓名。
十月十八日早晨五点钟，特高课侦察员大桥到东京鸟坂警察分局值勤，该分局离佐尔格家只有二百码。这么一大清早，门前便停着一辆德国使馆的汽车，有位德国官员①【① 这是魏尔海姆·舒尔兹，他是佐尔各熟识的记者同行，又是东京德国官方通讯社社长。负责逮捕佐尔格的警探大桥后来说，他监视着那座房子，认为那位客人的来到可能与两天前近卫倒阁的事有关，他来是为了“向佐尔格收集关于这件事的报道的。”】在场，以吉川满贞为首等着动手的检察员一时感到为难。等汽车一离开，这伙人便冲进屋里。大桥故意大声嚷嚷，“我们是来调查你最近发生的摩托车事故的，”佐尔格穿着睡衣、拖鞋，没等他开腔，便被簇拥进警车，他大声抗议说，逮捕他是非法的。
这伙人驱车直奔鸟坂警察分局，但为了避免好事的记者盘问，便俏悄地把佐尔格转移到巢鸭拘留所。
克劳森在离开佐尔格寓所的头一晚，碰到了他家附近警察分局的侦探，几个月来他经常与他们打交道。他感到不安，很明显，他被跟踪盯梢了。
次日清晨，就是这一伙警察进入他的卧室，告诉他，“我们希望你到警察分局走一趟，谈淡你那天的车祸问题。”
“我回想头天晚上听到的事，预感有比车涡更严重的事即将发生，我匆忙吃了早饭，心不在焉地做好走的准备，也顾不得问究竞为什么，便由警察着押离开了寓所。门外街上有辆汽车等着，车里还坐着两名便衣。
“当汽车开动时，不是朝鸟坂警察分局方向开，而是往另一方向驶去。我只好听天由命。我被拘留在美田警察分局。”
十月十八日清晨，同时逮捕了伏开利克，佐尔格小组的欧洲成员被一网打尽，安娜·克劳森除外，她到十一月十九日才被拘留。
日本警察局查抄佐尔格住宅，所有物件－一列入清单。一望而知的间谍工具冷酷无情地在物质方面提出了证据。这些物质包括三架照相机、一架复印照片机附带配件、三个照
相机镜头、显影没备、一个黑色皮夹内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美元、十六本笔记本详细记载着与各特务联系情况以及与他们的经济关系、佐尔格的纳粹党证、在日本的纳粹党负名单、
两本《德国统计年刊》（供编密码用）、英文报告和七页图表，最后，也是致命的，准备发往莫斯科的最后一份电报英文打字稿，日期为十月十五日。在克劳森寓所里也发现了同样的电文，一半已译成密码，这些构成成长时期审讯的开场。
与在佐尔格家中搜出的进行非法活动的物质成鲜明的对比，警察还注意到一名无辜的专业作家进行学术研究，为撰写日本历史而收藏的书籍，包罗万象，足布千佘卷。他的床头柜上摊开行一位日本十六世纪诗人的诗集。警察还发现三百页手稿，是一部有关现今日术著件的初稿，这是佐尔格孜孜不倦，一心要实现的目标。
对该谍报小组的侦察工作，长期以来历尽艰脸，十月份警察局又组织了紧张而繁忙的秘密活动。现在谈谈小组本身的情况吧。
克芳森除了拍发和接收无线电报外，还负责编译密码、译电文、管理帐目，还不时充当交通员，与苏联使馆扎依采夫保持联系①【① 克劳森预定十一月二十日会见扎依采夫。】。他经营的公司生意兴隆，资产阶级的自满情绪开始影响他的锐气。莫斯科中央于一九四〇年底劈头给他发来一份电报“你们将用克劳森公司的部分盈利作为小组经费”，对此他十分恼火。
除了这些叫人灰心丧气的事情外，由于他的妻子嫌他为苏联进行秘密工作，而对他施加精神压力，不断使他精神上受到折磨，而且她个人的忠贞是有限度的。他变得越来越消
沉疲沓。小组一九四一年的帐目没记，“由于我对胜利完全丧失信心，因而玩忽职守”。在向莫斯科中央拍发无线电报方面，他也拖拖拉拉，电文底稿也开始积压案头，不加处理。在逮捕他时，发现桌上有十份电报稿，全是用英文写的。
伏开利克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与佐尔格的关系一向不融洽。“就小组而言，佐尔格把我当作外人。直到最后我也没能消除这种印象……他见我第一面时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可能他认为我对工作不够认真。”
伏开利克和克劳森一样，女人的因素对他的“非法”活动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与艾迪丝的结合终于破裂，以离婚告终。她是小组活动迫不得已但又不可靠的见证人。因此，她是小组安全的隐患。佐尔格设法取得莫斯科同意，资助她离开日本。根据克劳森在狱中的记载，伏开利克曾力图说服艾迪丝带着儿子去莫斯科。“但由于我的妻子（安娜）把那边的一切告诉了艾迪丝，她害怕去那里了。”伏开利克为此很恼火，而且把这件事告诉了佐尔格。后来艾迪丝决定去澳大利亚，伏开利克感到很满意。
一九四一年八、九月间，佐尔格向莫斯科中央发出电报：
“吉格罗（伏开利克）离异的妻子和孩子接受她姐姐的邀请去澳大利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阻止她前往。虽然弗利兹（克劳森）一直利用她家作为我们操作电台的一个据点，但他认为没有她也能工作。无论如何，她离开可以减少我们的每月开支。通过你的部下（即苏联大使馆的扎依采夫）为她成行要求特别费用四百关元，请把准许她去的批尔寄给我们①【① 警察在克劳森家里发现莫斯科的复电全文。】。”
九月份，他接到指示，给她钱，打发她去澳大利亚，月底她搭船走了，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九四〇年一月，伏开利克再次结婚。他的第二个妻子是日本人，对丈夫的秘密工作一无所知。伏开利克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谋得记者合法职业后心满意足。新家庭幸福美满，生了一个男孩。他老是害怕妻子发现他的工作性质，越来越不情愿继续为小组承担风险。他怠惰疏懒。关于他，克劳森写道：“我初来东京时，他为谍报小组做大量的工作，但到最后，每当他应该替佐尔格出力时，他总干些不相干的事……我相信最后他要变节。有几次，左尔格想要见他，他躲着个把星期不露面。佐尔格非常生气，但我没告诉他，伏开利克为什么缘故不露面。我之所以如此了解伏开利克，是因为我也在背离共产主义。”
佐尔格不可能对他局围的这种情况毫无察觉。但小组领导的性质限制了他与同伙们的私人关系，而且他那好热闹、嗜酒成性的假面具更加疏远了他与同伙之间的关系。克劳森在知识分子当中颇感自卑，伏开利克思想散漫，佐尔格与他们没有私人来住。然而，大崎与他才学相当，艺术家宫木温文尔雅，佐尔格跟他俩倒很谈得来，谐调共事。
佐尔格与宫木接触最频繁。宫木把大崎的材料和口头汇报以及他本人收集的情报统统译成英文，并加以整理分析。佐尔格除了从他自己的德国使馆来源外，还从他最亲密的合
作者大崎那里获得情报，从而小组能自鸣得意地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我了解大崎是个可靠的人。我明白可以问他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不应再往下追问。因此，如果大崎说他
的情报来自近卫的左右，我便深信不疑。而且事实就是那么回事。”
后来伏开利克生动地刻画佐尔格的领导作风如下：
“我们的工作气氛说明，我们的组织基本上属共产主义性质的。我们同志式地举行会议，而不受任何正式纪律约束。佐尔格立了个规矩，不在政治问题上进行理沦性的争论。我看这是为了避免出现托洛茨基式的异端。佐尔格从来不向我门发号施令，他仅仅就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什么，我门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进行解释。他只向我们当中的个别人暗示最好怎样完成任务，如此而已。有时他说：‘采用这种办法如何?’实际上，克芳森和伐是别扭伙计，我们纪律性不强，然而，整个九年中，佐尔格除了发过一两次火外，从来没有摆过架子。当他生气时，他也只提醒我们注意政治自觉性，强调我们的友好关系，而不提出别的要求。他从不威胁我们；他也从不做变相威胁的事，或根据据纪律而提出什么要求。
这最有力地证明我们小组不属军事性质，整个气氛很象我子啊南斯拉夫参加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当然，这部分是由于佐尔格的个性。气氛是同志式的，缺乏军事纪律，不具备军事组织的优、缺点。”
佐尔格被捕后，他向日本警察局作过多次交待，但从来没有暗示过他在东京活动最后几个星期与莫斯科上级有什么嫌隙，也没有表示出任何怀疑，他一九三五年访问莫斯科时
必定产生过这种怀疑的。
而对日本审讯人员，他一直到死都对国际共产主义保持着金石般的信心。
唯独最近，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报纸摘引佐尔格的档案，暗示了他的厌倦和沮丧情绪。“他不知道一九二九年（如果不是更早）发展他为苏联情报员的，他在四局的顶头上司别
尔津将军，还有‘阿历克’（鲍罗维奇）已经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但他不可能没察觉到事态的变化。”他给莫斯科中央‘局长’的信，经内部证明，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十月：
遗忙的是马克斯（克劳森）病得很厉害，不能指望他可以恢复原来的工作能力。他已经在这里工作整整五年了。这里的工作条件，哪怕是最强壮的小伙子也谁以忍受。我正在熟悉他的工作，以便日后接替他。
至于我，我重申，只要欧战在继续，我一定坚守岗位。但这里的德国人说，故争很快即将结束，因此我想知道我的前途如何。我能否指望，战争结束后可以回去？我已经四十五岁了，担任这项工作已经十一年。我也该结束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安定下来整理一下平日积累的经验。请别忘记，我长期羁旅在此，从来没有离开过，而一般体面的外国人都是每隔三、四年休假一次。这种情况本身就招人怀疑。
我们的健康状况尽管不好，但我们始终是你们的忠实同志和战友。
这封信显然是在他情绪低落时写的，它揭示了“非法”工作人员内心的孤寂，他们安全没有保障，远在他乡敌国①【① 佐尔格的前妻克里斯蒂阿尼定居在纽约，佐尔格有时还跟她联系。一九四一年，德国驻东京大使夫人茀罗·奥特带着钱和问候访问过她。在美国与远东的交通没被切断之前不久，她已经获得去日本的签证。他给佐尔格打电话，但没有回音。不久之后，他便被捕了。】，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大约一年以后，小组取得不可否认（虽然一时还没被认识）的胜利，佐尔格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这次充满着希望。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他不知道，大崎就在这天被
捕了，——佑尔格给莫斯科起草了一份电报。
“你们英勇抵抗德国，使我们深受感动。遗憾的是，我们必须呆在这里，既无所作为，又对你们没有什么用处。
“弗利兹（克劳森）和费克斯（佐尔格）很想知道，回家或回德国从事新的活动是否明智。他们明白，这两个方案都极其困难，但我们然悉这项工作，并相信，越过边界，在你门的领导下工作，或者去德国开展新的活动，能做点有用的事。我们等待着你的答夏。”
后来，负责该案的日本预审官问佐尔格，他这时要求莫斯科召回，是否因为他感到“大难临头”，他回答说：“并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来日本的使命，我想
要在莫斯科或欧洲继续我的工作。我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时，我指的是，我肯定日本一时不会与苏联开战。”
然而，这个电报表现疲惫不堪的情绪和脱离现实的态度。佐尔格与克劳森商量后，决定等几天再发这份电报。于是电报稿就放在桌上，永远发不出去了。
天罗地网从四面八方向佐尔格小组撤来。将他们逮捕归案实际上是警察局特高课的任务。特高课隶属内务省，专门负责对付左翼嫌疑分子。由于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从伊东追
踪到北林智子，又通过她追到了宫木。就这么顺藤摸瓜，才发现了欧洲间谍小组，这倒使内务省犹豫不决。
间谍案件一向由宪兵审理。政府部门和军事机关为争夺管辖范围明争暗斗，佐尔格事作更加剧了这种倾轧。自逮捕佐尔格小组成员后，负责该案的一位文职监察员奉命到军部
的军事局（主管宪兵），当局告诉他，“我们一直跟踪佐尔格。实际上，军队一直在暗中侦察他的活动。但结果我们的生意被外人抢走了。”
军事情报局旱已风闻，有个间谍小组在日本活动。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传递省在朝鲜和日本本土的监听站都截获过无线电报。第一次是那年的七月份，但特高课在没逮捕佐尔格及其同谋之前，宪兵既没有确定发报台的方位，也没搞清小组的名称。当特高课控制该案时，日木军事当局则对特高课封锁消息，守口如瓶。凡他们所掌握的情况，点水不漏。
然而，驻东京的盖世太保代表梅辛格后来声称，在预先侦察佐尔格期间，日本军事情报局虽然截获过克劳森的一些无线电报，但从来没有打草惊蛇，因为他们指望追踪情报的
来源，这种情报大部分只可能来自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日本官方又向梅辛格夸口说，他们曾截获过一份莫斯科通令嘉奖佐尔格及时传递德国进攻俄国情报的电文。
这样看来，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逮捕小组之前几个月，佐尔格便已经是警察局的重要侦察对象了，超过了在正常情况下对某知名欧洲侨民的监视，他与德国使馆的密切关系尤为
可疑。逮捕他的警官描述如下：
“佐尔格之所以作为嫌疑分子被当局严密监视，原因在于尽管他只是《法兰克福日报》的特约记者，但他享有德国大使奥特的绝对信任，在使馆内畅行无阻。再者，他享有‘万事通’的声誉。特高课外事科执意认为，他只不过是个记者。”
八月份，花子奉命到警察局，警方让她断绝与佐尔格的关系。佐尔格反而将警方一军，邀请当地警官吃了一顿饭。
此外，还有迹象说明，日本警察当局对佐尔格的怀疑是由梅辛格的不检点引起的。梅辛格负方汇报有关日本的德国侨民情况，并就嫌疑分子与日本当局保持联系。他动身来东京之前，柏林的上司曾指示他调查佐尔洛的活动，虽然他报告是有利的，说他已经与日本警察局就此事交换过意见，这便使警察局同时也对佐尔格进行调查。
大崎和宫木被捕后，不仅立即揭发确实有这么一个佐尔格小组存在，而且还说明近卫公爵有关美日会谈的班子泄密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可能大崎和宫木的交代揭发迫使检察
署立即逮捕佐尔格及其欧洲同谋。
日本警察局还说，他们发现佐尔格打算搭船离开日本去上海，但没有证据加以肯定。不过，很清楚，佐尔格在被捕前夕，曾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使命，情况本来也是如此。
第三部分
第十五章 东京拘留所
“我愿与麻雀为伍，在西伯利亚上空飞翔。”——佐尔格于巢鸭监狱
在日本历史上，明治年代（一八六七——一九一二年）刑事诉讼法深受法国的法制影响。随后，从二十世纪前半叶到占领期间进行改革之前，德国法律影响占上风。一九〇七
年的刑事法典和刑事诉讼法（一九二三——一九四八年实行）是根据德国响应的法典制订的，体现了所谓的“半起诉原则”。
换句话说，嫌疑分子一经警察局拘留，可能受到长期审讯，时间长知视被控告的罪行严重程度和案情的复杂程度而定。涉及重大案件的被告，其审讯时间可能长达一年之久，
审判往往是走过场，首席法官提出一些已经证实的问匙，洽审议、辩护程序留下跳余地极有限。
罪行重大的嫌疑犯，在审判之前其审讯分三个阶段，即警察局审讯、检察官调查和预审法官调查。按规定，第一阶段在警察局进行，第二阶段在拘留所（或待押监狱）进行，第三阶段在地区该院进行：第一、二阶段可以交叉进行；但第三阶段，即预审法官调查，须待检察官调查完毕才能开开始。
从逮捕到最后判决整个过程中，检察官是关键人物。警察局根据他的指示行事。，某个案件是否需要提交预审法官审理也由审他裁决。预审法官的调查大部分是重复前面的审讯。预审法官和检察官一样，不仅调查案情，还象某些权威所写的那样，得讯问犯罪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这些当然只能由被告本人加以说明。预审法官根据检察官提供的情况，对被告进行调查，而在审判时检察官却高踞于被告和辩护律师之上，实际上，他与首席法官平起平坐。
从实际出发，检察官的地位并不低于法官。他们属同一个薪俸等级，检察官的提升机会反而更多些。这两种高薪人员数目大致相等，但法官的人数实际上比检察官多些。
至于私人律师，他们的地位要比检察官和法官低。就刑事案件而言，冗长的调查过程，辩护律师无权过问，他的职能十分有限。他除了讯问被告一些事实外，并不能彻底调查案情。他可以走访被告的亲属、朋友，了解情况，从而在审判时提出，争取减轻罪行。不管什么案件，辩护律师的目的总是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宽大处理，或者最好缓期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