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象以往接受任务一样，不止一次参加情况介绍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红军四局、外交人民委员会、格勃鸟等方面的代表。经别尔津许可，他也向私人讨教。他
与中央委员会的斯莫尔连斯基多次谈论了有关苏日关系问题。他还就此问题与雷达克进行讨论。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举行过几次小型的非正式会议。“大约在这种情况下在
中央委员会遇见了老朋友‘阿历克’。雷达克、‘阿历克’和我长时间地讨论有关日本和东亚的政治、经济问题。”
最近，俄国报纸肯定了“阿历克”就是鲍罗维奇，这里注意不要与去中国的“亚历克”混淆起来。佐尔格本人描写他“以前在莫斯科俄共书记处工作，但当下为四局工作。”
可见鲍罗维奇当时是直接负责组织左尔格赴日的。
佐尔格提到雷达克，既发人深思，又令人迷惑不解。佐尔格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阿尼初来莫斯科时就认识了雷达克。但这位在共产国际早期和一九二三年德国失败时的风云人物，如今在政治上失宠，颇不得志。
雷达克卓识多才，在党领导层中是个中国事务专家，又是东方大学校长，该大学专门训练亚洲学生，造就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未来领导人，鲍罗维奇似乎那时作为“军事顾问”下属雷达克。
苏联党内布哈林一雷达克反对派小组和苏联军事情报部两者当时都处在斯大林的火力下。雷达克和鲍罗维奇俩，象斯莫尔连斯基一样，都在大清洗中身死，他们的工作，包括打发佐尔格去日本在内，都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还有个有用的关系，就是苏联驻日本外交机构的两名成员，都会说日语，“他们介绍了日本的情况”。佐尔格遍访了“老朋友彼阿特尼斯基、曼纽尔斯基、库西宁等人”。
剩下来还需要佐尔格做的，就是为迎接新任务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还是现成的德国记者身份最合适。他在中国装扮得满象样，而且确实赢得了记者的名声。至于佐尔格的东
京小组成员，都将通过秘密关系，等他一到达日本便会合。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佐尔格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作为日本之行的第一站。他在苏联首都呆了四个来月。至少有部分时间，与一个名叫卡捷琳娜的俄国女人住在一起，她是制药厂的一位工程师。后来，一九三五年他回莫斯科时当然就跟她同住在一套公寓内，朋友们都把她当作他的俄国妻子。*【* 根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九三二年他从上海回到莫斯科时，与一名叫叶卡捷琳娜·马克西莫娃的女人结了婚。】很可能他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便认识她了；但还有可能他俩的关系可追溯到一九二九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佐尔格以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来到柏林。最近，佐尔格在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一个同事用“高列夫”同志的假名，在俄国报纸上简单地描述了佐尔格一九三三年六月在柏林的情况。①【① 一九六四年伙，共青团的报纸在莫斯科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我认识佐尔格》，作者名叫“高列夫”。经内部材料证明，作者曾在某个时期与佐尔格在四局同事。
这可能并不是巧合，“高列夫”就是亚历山大·斯科布列夫斯基，他是一名苏联高级官员，一九二三年因特殊任务被派往柏林，在十月起义前，指导德国共产党组织军事机构。看来很消楚，佐尔格在一个时期与这项任务也有关系。
斯科布列夫斯基，别名“高列夫”，被控告从事破坏活动，被德国警察逮捕，在一九二五年莱比锡一起大叛国案，即所谓的肃反委员会审讯中受到审判。苏联当局迅速对在莫斯科的两名德国学生进行报复性的审判，这两名学生本因间谋嫌疑已经被逮捕。后来通过适当的途径交换了罪犯。
“高列夫”所著有关佐尔格的小册子刚发行二十四万册以后不久，突然宣布停止发行。
一九六五年六月，巴黎尼科尔·夏泰尔和阿兰·盖兰出版了《佐尔格同志》一书，主要是根据苏联资料写成的，朽中299至300贞中难以置于品也提到“高列夫”的生平。这个谜至今未解。】那时“高列夫”本人也准备离开柏林，去远东执行任务，他接到了“柏林非法组织的头目，据我所知是奥斯卡的指示，去会见‘兰姆锡，同志。”“高列夫”被告
知，他和“兰姆锡”（佐尔格的假名宇）将是“邻居”，但两人要一起讨论“某些业务问题”。
“高列夫”描写他们在柏林郊区的一家上等咖啡馆里初次见面的情景，并回忆佐尔格片片断断地谈到一九三三年的世界形势，这些佐尔格本人后来也向日本警察交待过：反苏
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苏联和法西斯这两种敌对势力正在各自聚集，要在日本进行秘密活动，实在困难重重。佐尔格使他的同伴感到对作“一名苏联军事情报人员的目的、意义”
具有深刻的印象。
据“高列夫”称，佐尔格去柏林的使命是设法获得一张真护照和一家报纸的记者证。魏玛警察局的档案已落人盖世太保手中：佐尔格为许多前德共党员所熟悉。进行活动是极
其危险的。苏联军事情报局长别尔津简直在挺而走险，(“高列夫”认为他是负责该计划的，）不过他是位“情报辩证法”大师。盖世太保这部机器当时还不够完善；佐尔格则满怀信心跃跃欲试。他已经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纳粹文献和措辞，“在思想上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到了柏林。
佐尔格后来说，他那时申请加入纳粹党。这个主意可能事先与苏联上司讨论过，但这一着似乎不大可能。
在那时，作为一个德国记者，是否参加新成立的纳粹记者协会倒也无关紧要，然而，佐尔格确实向柏林警察局报告过，根据他们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的记载，他还申请了一张
新德国护照，使之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这么做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人，确保不致于追究他过去的历史，退一步说，即使他过去
在汉堡和鲁尔与德共的联系被揭发，那也只不过是老账，再说确实有不少脱党分子也都加入了纳粹党。
然而，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他才正式被纳粹党东京支部吸收。因此，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审查他的过去经厉。这使人们联想到，必定有个苏联特务高踞盖世太保要职，如果舒伦堡①【① 希特勒的情报安全局局反。——译者注】的话是可信的，他一九四〇年审查“佐尔格”的档案时发现
“如果不能证明他是一名德共党员，也得做出结论，他至少是个同情者。他（佐尔格）确实与我们情报局所掌握的共产国际特务频繁接触，但是他又与显贵们关系密切，因此经常受到保护，而不受风言风语中伤。”
总之，那年春天佐尔格在柏林历经险阻，但他却泰然处之。
据“高列夫”称，他的情报员伙伴佐尔格于六月九日从柏林向莫斯科中央发出这样一封信：“此间情况毫无吸引人之处，如能离开此地，我将无比欣慰。”
七月三日他又写道：“这些方面的事情日益活跃，我个人的兴趣尤浓。”
佐尔格在柏林呆了大约八星期。他忙于为自己制造记者的掩护身份；但他似乎不止一次会见了克里斯蒂阿尼。有理由可以相信，他和克里斯蒂阿尼虽分离已久，但到这时才正
式离婚。据一位证人回忆，在佐尔格的老朋友看来，他仍然是个“老派的共产主义理想家”。
“他仍然想要把世界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想要使未来没有战争。他认为苏联的一切困难、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令人遗憾的暂时现象。”
同时，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饮酒过量。
他与两家报纸，《交易所报》和《每日展望》都订了合同，他将从日本给它们寄稿件。《每日展望》这家报纸相当进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便被禁止了。在此之前，佐尔格一
直按时给他们寄文章。《每日展望》的主笔，策勒博士是位退伍军人，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俩很谈得来。策勒在日本有个朋友，即德军上校尤金·奥特，临时任助理武官，为名
古屋日本炮兵团联络指挥官。因此，策勒为佐尔格写了封介绍信给奥特，把佐尔格写得在政治上和品格上完全可靠。九年以后，佐尔格向审讯员叙述这件事时说：“那时在国外的
德国人彼此猜疑。因此，如果我要取得奥特的信任，必须有策勒这样的介绍信才行。”
更大胆的一着是取得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刊物《地理政治》的支持，该刊由卡尔·豪肖福创办，他的地理政治观念，即政治与地理的关系，在该党上层曾风靡一时。佐尔格
在柏林遇见该刊编辑沃温克尔博士。沃温克尔见到佐尔格从中国寄到德国的文章，不胜钦佩。他很痛快地给德国驻东京使馆的两名官员写了两封介绍信。
佐尔格又从伯林记者同行和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商号那里广泛地搜罗了介绍信，便去慕尼黑拜访卡尔·豪肖福。又从他那里搞到给德国驻东京大使沃瑞兹博士和日木驻华盛顿
大使出渊先生的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纳粹政权长不了。此外，佐尔格知道，在日本的某些德国人是反纳粹的。因此，正如他说的那样，“经过深思熟虑，我在德国
装备着两种介绍信，既有亲纳粹派《地理政治》的，又有反纳粹派《交易所报》的。”
佐尔格还与荷兰金融报纸，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评论》打交道，该报同意接受他定期从东京寄来的稿件①【① 木书作者谨向该报现任编辑表示感谢，因他写道：“理查·佐尔格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任《商业评论》驻东京记者。他不在我们报社，但定期为我们写文章。一九四〇年一月我们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
佐尔格在柏林进行主要的秘密联系，乃是会见他未来的报务员“伯恩哈特”。他俩约定十月份在东京帝国饭店见面。
现在佐尔格准备启程了，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又有万无一失的记者身份作为掩护。他持具有真实姓名的真正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七月三十日他从柏林发出最后一封信：
“我不能要求做到百分之百，但简直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在这里再呆下去与其它报纸签订合同是毫无意义的，……闲着没事干，我感到厌烦。当前，我只能说，重新工作的必要条件或多或少业已具备。”
如果他取道远东，无论经过西伯利亚，或者苏伊士，或者中国，都存在着实际困难和被识破的危险，为了避免德国北方口岸的盘查，他决定首途法国，转而赴美国。
因此，七月他从瑟堡①【① 法国港口。——译者注】乘船前往纽约。有关他以后几个月的活动，无从查证，除了带着豪肖福的介绍信，他拜会了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并获得他给东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的介
绍信。在纽约和芝加哥他与驻美国的共产国际机关两名成员接过头，其中一名是《华盛顿邮报》的雇员，与他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约会。佐尔格从他那里了解到，日本伙伴将从加
利福尼亚赶来会见他，在日本接头的办法已经安排妥当。
他从温哥华乘船，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到达横滨。
第六章 日本的形势
花数樱花，人数武士。——日本谚语
当佐尔格到达东京时，那里的政治气氛沉闷得象台风即将来临的九月天气。暴力威胁临头，人人自危。一年多以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枪击，一九三三年七月，就在佐尔格到达之前两个月，警察局在十二小时内破获了一起刺杀全休内阁成员的阴谋案件。
这次行刺的预定目标是斋藤信首相和他的十二位同僚。梅军上将斋藤信是个性格温和而开朗的人。他不受歇斯底里症的影响，因此成为民族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他总的观点
可以用他自己以首相的身份向《日本广告》社编辑说的话概括为：“只要有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还在这里踩刹车，就万事大吉。”
但是这位卓有见识的水兵作为国家要人，与他的军部大臣荒木贞夫比较，则相形见拙。荒木中将因主张“皇统”而驰名全国。在大民族主义时期，“皇统”往往被信徒们实用
主义地利用，把它捧上了天。他们的信条实质乃是坚信“天皇的直接统治”，即天差神遣他来统治日本。
“天皇的直接统治”从来没有确切的定义；无疑这个概念太崇高，不容许人们妄加分析。但在年轻的大民族主义军官看来，它意味着日本社会应根据国家社会主义路线加以改
组：一切财富，即财权、大机器、土地等，凡超过一定价值者，一律交公，或者（象“皇统”迷所说的那样）要“归还”天皇。这丝毫不奇怪，“皇统”的吹鼓手有许多原来就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因为这一概念能够把革命和效忠皇室的传统融为一体。这对陆军和海军中某些有政治头脑、心怀不满的下级军官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他们鄙视大资本主义联合企业，即所谓的财阀，以及代表联合企业的国会政客。同时，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最害怕以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苏联被认为是日本的头号敌人。
占领满洲是“天遣使命”，始十一九三一年九月，但这仅仅是全过程的第一步，势必继续进行。荒木将军和“皇统”派的论点是，下一步应该向北方和西北进军。根据荒木一九三三年的演说判断，他认为与俄国开仗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他把开火的日期提前了两年，在许多场合他曾谈到“一九三五——三六年”危机，届时日本将被迫拿起武器，在远
东抵抗苏联军队。
由于荒木任军部大臣，他的至友正树中将则居陆军总监要职，掌管军事训练，因此“皇统”派在日本的军事思想中占了统治地位。这种看法似乎被各国驻东京的武官普遍接受。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佐尔格到达横滨的第二天）的日记记载，他的助理武官和他的外国同事们一致认为，日俄战争“完全不可避免”，预计将在一九三五年春季发生。
然而，实际上荒木和正树这两位“皇统”干将，年轻军官心目中的英雄，到一九三三年夏季就已经开始失势了。
日本陆军并不是象外表看来那样纪律严明，组织上坚如磐石。它已成为尖锐激烈的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荒木和正树自己在陆军内部就面临劲敌。与之对抗的是一批高级军官，他们认为向俄国挑衅是不明智的，他们还认为爱说话的荒术既冒失，又过份感情用事，给下级带了坏样子。“皇统派”的对手是“统制派”或“节制派”，顾名思义，他们的观点
较为谨慎，较有节制。
“节制派”比“皇统派”简明易懂。但“节制”这个词并不适用于那些打算把日本拖进无止境的支那战争的军官们。他们虽不象对手那么激进，那么神经过敏，但是他们却一心要进一步扩大陆军的政治权力，这本来因满洲的胜刊已经大大提高了。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节制派”开始压制“皇统派’的霸权，它在军界之外还纠集了若干重要同盟者，共同反对荒木式的极端民族主义。
上自最高层，天皇本人反对一切形式的军国主义。天皇是位骠骑手，每年在佐佐木阅兵场，神采奕奕地检阅驻扎京城的卫戍部队，他跨上白色骏马，俨然是日本最高统帅的化
身。然而，即使这种情景也决不会使人联想到他在波茨坦那个最高统帅的形象。人们不禁怀疑，日本天皇是否把统帅三军视为无可推诿的职责，但内心感到厌烦。
天皇沉默寡言，颇有学者风度，醉心于海洋生物学研究。自从一九二八年日本军官谋杀满洲军阀张作霖后，他便忧心忡忡，总想设法制止军队的过火行为。理论上，天皇不仅是神圣不可浸犯的，而且是全权的，只有宪法规定立法必须经国会同意这点除外。实际上，他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有关军事、海军作战这类超越内阁权限的事宜，他听取参谋总部的意见；有关陆军和海军官理问题，他听取军部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意见，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现役将军。在与外国缔结条件方面，枢密院给他当顾问。其它一切玫策，均由内阁作出决定，事先经天皇批准，内阁成员各自向天皇负责。
此外，其它重要势力也给天皇施加影响。如掌玺大臣，他的地位与白金汉宫的私人秘书不相上下。他是天皇的日常政务顾问，天皇召见内阁文职大臣时他多数在场。这一职务
一九三三年由槙野伯爵担任。槙野思想解放，长期以来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嫉恨。他是一九三三年七月预定刺杀对象之一。这位老者与斋藤首相一样，是个“脚踩刹车的人”。与
此类似的还有皇室大臣和宫廷大巨，都侍奉于天皇左右。这些私人顾问当中最突出的无疑是年迈的西园寺公爵。他是短小精悍但实力雄厚的元老院的最后一员。①【① 这是个特殊的立宪组织，由明治时代的原领导人组成。
】
西园寺公爵多半由于在共和国的巴黎度过若干年，因此，象七十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不相信军人对政治施加的影响。他重理性，遇事持怀疑态度，以亲英、法著闻。他对皇室忠诚，但理智；人们可以判断，他的信念是，日本的君主应该以英国国王为榜样。换而言之，天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超脱一切争端。天皇除非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而且必须经过镇
重的磋商，决不对任何有关重大决策公开表态。天皇既是神权国王，又是立宪君主。
日本陆军一九三一年以及后来在满洲的所作所为，使西园寺公爵极为不满。但这位小心谨慎的老者直至一九四〇年去世为止，始终孜孜不倦地劝告天皇，切勿过分露骨地反对
陆军的行径。无疑西园寺相信，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浪潮终究是要平息的。这样，天皇可以临时刹车，但决不要掌握方向盘。
在珍沫港事件之前的十年中，日本遵循着一条轻举妄动的路线，当时究竟是谁坐在驾驶台上，并不完全清楚。对这个问题，驻东京的各国使馆和外国记者都一直在寻求解答。权力机构要求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进行绝对控制，踞高临下，指挥全局，并协调内阁和最高指挥部中各个分散的而名义上一律平等的单位。早些时候，这个决定权实际上为元老院所
掌握。二十年代后期，内阁除各军事大臣外，均由党派政客组成，其权力和地位在军队之上。然而，这一倾向到一九三二年便严格受到限制。一九三二年五月，犬养毅遇刺后，党
派内阁告终，斋藤信政府几乎全由军人组成。
一九三三年，陆军和海军比文职任何一个集团的势力都大，两军中又以陆军的实力更为雄厚。但陆军内部不够团结，它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兵变后才着手解决派系分歧。然而，如果从整体来看，三十年代陆军的立场是掌握现实，使其权力不受影响。
海军也闹不团结，但是派系斗争不那么尖锐，尽管海军也不乏激进的少壮派军官。然而一九三〇年，海军内部却因伦敦裁军条约问题而四分五裂。一九三三年以前，鉴于陆军势力日益扩大，海军开始加强团结。海军高级军官的思想想集中在对一九三六年将召开的裁军会议的看法上。普遍一致的意见是，日本在会议上应对英、美寸步不让。我们可以确
信，这种看法不仅从海洋战略方面考虑，还出自一种信念，即海军越强大，舰艇、大炮越多，便更有资本在东京与陆军抗衡。
陆、海两军本来有隙嫌。日本的海军军官认为他们的陆军弟兄们有勇而无谋，心胸狭隘，除了东亚之外，对世界不甚了了。海军为对苏战争势在必行之说深感不安，更不欢迎
那种认为日俄可能在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开战的想法。海军担心的是，与俄国交战可能使日本与美国对抗，这在四十年代之前是必须避免的。海军必须有充裕的时间，拟定其建
设规划，付诸实现，并储备油料物质。总之，海军断然拒绝与俄国必须发生冲突的思想，他们主张向西南扩张到中国境内。因此，“皇统派”与“统制派”论战，后者理所当然地
直得海军的支持。
斋藤信内阁确实象其继任冈田海军上将政府一样，被形容为“海军内阁”。因为，有谣言说，西园寺公爵的主意是继大养毅之后推荐斋藤信海军上将为首相，从而使海军与陆
军的荒木派抗衡。
国会实际上无法控制两军。诚然，国会虽有权修正或否决政府提出的年度预算；但如果拒绝了，头一年的预算仍然有效。总之，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国会为两院失去它们在二
十年代所拥有的许多权力。
此外，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友会就有强硬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欢迎陆军在政洽事务中起更积极的作用。甚至政友会的劲敌，民政党在两党中素以“白由化”著称，日本在满洲冒险期间以及随后与国联决裂时，也免不了受压倒一切的爱国思潮的影响。
至于日本的左翼，属极少数派运动，一九三一年后陷入混乱状态。许多社会党人见风使舵，迎合好战的民族主义浪潮。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日本也发生了作用；来自右翼狂热分子的威胁，无疑压制着某些社会党人。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信念，认为进军满洲会减轻世界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困难，因此荒宋和皇统派被认为是一股抵制资本主义的势力。许多社会党人和一些共产党人发现，他们可以为“皇统”大唱赞歌。
然而，那些拒绝随波逐流的社会党人却处境困难。他们不断遭受警察监视，无论公开发表言论或进行写作都受到限制。各种报刊虽然委曲求存，服从出版条例，但还是经常受到警察的任意制裁。警察当局不遗余力地揭发、消灭所谓的危险思想，而且不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公开不予妥协的基督教徒、和平主义者、男女平等主义者、节制生育提倡人，热心于世界语人士等等，还有左翼社会党人，往往事先不予警告，便遭逮捕。当然逮捕并不一定意味着起诉，它可能只不过是受当地警察局盘问和规劝几小时。他们被监禁在警察局内一周，一个月、三个月不等，然后不进行审讯，而予以释放。日本警察跟多数国家的警察一样，反复无常。
共产党人被宣布为非法。凡积极支持共产主主义或公开同情共产国际的宗旨，不仅会被逮捕并受严厉的审讯，而且还会起诉，接着往住判处长期徒刑，除非被告能够使检察官和法官都相信，他确实已经回心转意，改邪归正。信奉左翼革命是最大的思想罪行，警察和司法当局始终不渝地要求共产党人写悔过书，还要求提供变节证据。在这方面，官方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十七世纪前半叶幕府时代的政府对基徒教徒的迫害。
对日本的外国侨民说来，在“危险思想”上这么纠缠未免可笑。乍一看来，日本老百姓都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团结一致，效忠皇室和天皇。多数外国人殊不知晓，日本由于
经济萧条而潜在着革命的忿懑情绪。一九三〇年，日本在美国经营的生丝市场倒闭，相当大部分的农民濒于彻底破产的边缘。两年以后，日本北方粮食又严重歉收，成千上万的农户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那个冬季，为了避免饿死，只好把亲生女儿卖给替茶馆、咖啡馆、妓院下乡来的城市人口贩子。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们，以及对他们深表同情的人们，最明显的是出身农家的年轻军官们，把满腔怒火都集中在当时的政府、大商号、国会政客、权贵、天皇的“宠臣，们，如西园寺或槙野之辈的身上。妄评天皇本人是一种亵渎，这是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所不容许的。但革命的怒潮终究要求有个出路。这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国内外所进发的极端民族主义。
那时尽管日本的重工业已经兴起，但大多数劳动人民仍旧务农。庞大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给工业提供廉价的男女劳动力。他们在少数庞大的企业，如铸铁厂、炼钢厂、造船
厂、矿山劳动，还有些人在中等工厂和小作坊里干活，许多小作坊才雇佣五、六个男工。这类作坊接受大金融工业康采因，即财阀的加工定货，生产种类繁多的产品。而财阀操纵
整个经济命脉，他们与政府保持着传统的密切关系。
尽管工人的工资菲薄，劳动时间长，但在那个年月，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生活还是比农村强得多。家长式的统治是日本的传统做法，有利，也有弊。某人一旦受某工厂或
矿山雇佣，那末他的雇主便有义务照应他到退休。大厂的工人还可以得到些好处，诸如一年可以拿两次奖金，免减房租、公疗费，但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所规定的标准却被抛在九霄云外。在美、美看来，日本劳动人民集体要求权利的行动还处在摇篮时期，工会运动形同虚设，可有可无。整个日本城市无产阶级，这块马克思主义种子的天然土壤似乎是驯服的，在人们心目中，义务重于人权。
政府的行政机构往往由专横跋扈，但讲究效率的文职官员操纵。贵族仍有一定的影响，贵族院的权力相当大，它在许多方面可以与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平起平坐。就实权和威信而言，陆、海军及高级文职官员，包括贵族在内，都超过京都贵族和德川的藩镇后裔。地方政府由内务省领导，县知事由东京派出的内务省官员担任。全国教育系统和各级司法机
关也同样权力集中。
人们对政府官员，包括警察、校长、现役军官在内都毕恭毕敬，这使佐尔格联想到一九一八年前德国的情景，但日本对他说来，些竟是块陌生的土地，在中国的两年经厉只为它做了微不足道的准备。东京的气氛与上海截然不同。上海这个城市，由于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带着浓厚的西方色彩。而东京外国人乍一看来，却一点国际气味也没有。
市中心现代建筑物林立，与幕府时代的城堡、环绕皇宫的护城河、城墙媲美。在这貌似洋派的地区，有一座迤长而低矮的黄砖建筑物，使人联想到尤卡坦马雅族的祭坛。这就是帝国饭店，欧洲人誉之为从苏伊士以东最后一家豪华的旅馆，这一路以埃及的牧羊人饭店为起点，
饭店大厅天花板很低，地面高低不一，地下室酒吧间和回廊上的小卖部聚集着形形色色的旅客、国宾要人、新闻记者、外国使馆人员和商人。日本人却寥寥无几，他们的规矩礼节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些曾侨居国外的人也喜欢到这里来，因为他们有外国爱好，而且结交了外国朋友。饭店的书摊上出售两种东京的英文日报。周围的人们笑
容可掬，彬彬有礼，这使欧美客人感到安详自在，宾至如归。
但是，帝国饭店跟东京俱乐部或横滨、神户的国际俱乐部一样，是块小小的外国领土，与周围的日本风俗习惯、日本语言、日本人民显得格格不入。
在这块外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外国人几乎普遍遇到的是礼貌加好奇。他决不会象在中国那样感到若无其事。日本人的好奇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敌对的，但很少是无意识的。
外国人必定认为日本语言是深人了解日本人民的巨大障碍。因此，多数外国侨民在与日本人接触时感到受限制。各外国使馆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只好依赖两三名懂日文的外交人员和领事馆人员。外国报纸的记老也由于同样原因，倚重于那些会说日语的日籍雇员。这种情形在多数外国运输公司、银行和进出口公司尤甚。
由于英语是日本全国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必修课，因此可以认为无论哪种身份的人都应该懂得点英语。其实不然。受过教育的人，或某大学毕业生，或许能够阅读或写点英文，但许多张不了口，外国人跟他说英文，他会感到很尴尬。也许只有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学习语言方面比日本人还要差劲。
除了语言外，如果还有什么别的困难，那便是日本人的怪癖心理。日本人尽管在闲聊时坦率和蔼，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与外国人谈话时触及比较严肃的问题，譬如谈到政治，便有所戒备，多方保留。日本人时时留神做到彬彬有礼，但总是躲躲闪闪。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善于辞令的日本人秉性，喜欢拐弯抹角，避免直截了当。可能由于条件限制，他们说话使外国人感到含糊其词，不知所云。而日本人跟自己的同胞谈话时，在多数情况下能明白对方半截话的下面还有未尽的余言。
这种带普遍性的躲闪态度还有其更重要的原因。三十年代对多数日木人而言，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危险的言论”跟“危险的思想”一样，可能招来横祸。这两者又都没有确切的定义。因此日本人普遍谨小慎微，与外国人谈话时更加吞吞吐吐，沉默寡言。
此外，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入侵满洲，袭击上海，这在感情上挫伤了美国，同样也挫伤了欧洲，接着日木猝然脱离了国联。所有这些使日本人在国内感到与世隔绝，与外国人来
往时故意冷淡。
这就是一九三三年夏末佐尔格到达时的日本。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确实是个荒诞的国家。这个国家在理论上由一位神化为皇帝统治着，但他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
国家实际上由一个官僚机构集巾掌管着，在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遵循某一个军队所实行的路线。这个民族出名地驯服、尊孔、勇于自我牺牲。但它也心怀叵测，常常假借天皇之名，行凶作恶。少数外国人逐渐对这块土地有所了解，不是喜爱它，就是厌恶它，而这种感情在日本人方面也是相互转换的。
佐尔格很聪明，他意识到在东京的头两年必定是个试探摸索时期。因为与中国相比，日木确实还是一本尚未展开的书。
第七章 小组成立了
“干吧，同志们！”——列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佐尔格一到达东京，便在山野饭店开了个房间。第一件事是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赫伯特·冯·德克逊博士在欧洲，还没有启程前来上任。佐尔格受到高级办事人员的热
情接待。他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据佐尔格自己说，那位干事特别重视他手里的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
“我到达日木后，德国使馆问我是否认识外务省的人，还告诉我，可以为我给外务省官员写封介绍信。我颇为得意地说，我兜里揣着给天羽的介绍信，因此不再需要给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了。”
佐尔格访问了使馆后，次日便去外务省拜见天羽，他被介绍和日本记者及外国记者见面。天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外务省数一数二的发言人，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驻东
立的首席记者必参加。
这些首席记者中，《富士新闻》的光廉有富与德国使馆的关系密切，因此对佐尔格特别亲热。髻如，他给佐尔格在目黑饭店找了间房，价钱比山野饭店公道得多。后来佐尔格自己在麻布盯找到了房子，光廉又帮助他迁入新居。佐尔格初来乍到，处处小心谨慎，对这些友好姿态留了个心眼。他逐渐得出结论，光廉可能是替市警察局办事的。因为光廉给他介绍过一名日本社会党脱党分子，此人见面便跟他说俄文。佑尔格在日本拿定主意，恪守不移，佯装不懂俄文。
佐尔格对这件事的怀疑是否得到证实且不去管它，但他相信，他的行动与所有其他外国侨民一样，无疑是受警察局及其特务监视的。因此，他感到必须倍加小心，谨慎行事。在小组尚未成立，他本人对东京情况还不摸底时，决不能轻举妄动，正经地进行什么间谍活动。为此，他开始搜集有关日本的书籍，日积月累，居然收藏达千余卷之多。
十月初，他准备与报务员“伯恩哈特”联系，此人他曾在柏林见过。“伯恩哈特，先期到达日本，他和妻子（温特先生和太太）以商人身份作为掩护，住在横滨郊区：当他们在帝国饭店大厅中见面时，佐尔格告诉“伯思哈特”必须立即着手在寓所内架设无线电台，还说他要与小组的第三位成员，南斯拉夫籍的勃兰科·伏开利克接上关系。
当日本警察初次讯问佐尔格时，他说在他从巴黎赴瑟堡途中，住在巴黎诺阿耶饭店时，一名联系人来看望他，告诉他有个名叫“伏开利克”的人已经安置在文化公寓了①【① 但后来佐尔格又改了口。他告诉预审法官，有关与伏开利克接头的细节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已经安排妥当了。当他还在莫斯科时，就有人通知他，伏开利克可能先于他（佐尔格）到达东京。（预审法官讯第十号，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寓在办公楼区，从帝国饭店乘出租汽车只消一刻钟光景。“伯恩哈特”按佐尔格的指示，打电话到那家公寓，证实了伏开利克在那里，便代替佐尔格前往文化公寓与伏开利克接头。在伏开利克寓所里，双方象念咒似地对话：
伯恩哈特：“你认识约翰逊吗？”
伏开利克：“认识。”
伯恩哈特：“我并不是施密特，是他打发我来的。”
“伯恩哈特”说完便悄然离去。
佐尔格因认准了这个人而感到很满意，第二天便亲自去看望他。他们初次见面，佐尔格发现伏开利克身体欠佳，又短缺经费，而深感不安。他们的合作开始不算顺利。
勃兰科·伏开利克那时才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历经奇遇，偕妻子及幼儿从欧洲远涉重洋，落脚到东京的文化公寓。伏开利克一九〇四年八月生于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父
亲是奥匈帝国的军官①【① 有关伏开利克的审讯记录无法找到，仅存伏开利克向该案检察官提交的部分供词，虽不完整，但属主要的部分。以下的情况主要是报据这一来源写成的。最近一九六四年十月南斯拉夫月刊《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些有关伏开利克生平的新资料。】。他的童年是在帝国的驻防要塞度过的。一九一八年，全家住在萨格勒布，伏开利克就在那里上了高中。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片知识分子为骚动和争论声中兴起的。伏开利克跟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深受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②【② 实际上，他是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他在学校时参加了进步的达尔文俱乐部，作为一个少年革命者，历经沧桑。
一九二二年，南斯拉夫内务部长遭一名青年共产党人枪杀，这人青年后来被处决了。根据伏开利克母亲的回忆，这一血腥事件使她的儿子在感情上受了很深的创伤。勃兰科听到那个青年恐怖分子被处死刑的消息后，便发高烧，卧床不起，几天后他在萨格勒布公墓的新坟头上放了一个红石竹花圈。他还作了一系列的绘画，描绘南斯拉夫警察对政治犯施加酷刑的野蛮行径，以抒发他的感情。
伏开利克离开高中，便上了萨格勒布艺术学院。他在那里参加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生俱乐部的共产主义学生组织，从而经常与警察发生冲突，几次险些被逮捕，这使他母亲惶
恐不安。
勃兰科认为自己有必要离开本国，稍事休整。因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呆了几个月，据他母亲说，“他仍继续进行地下党活动。”他在布尔诺大学的建筑系注册，但两
个学期后又回到了萨格勒布。
伏开利克太太叫政治活动吓破了胆。一九二六年，她毅然离别了丈夫，带领勃兰科和他的两个妹妹迁居巴黎。勃兰科在巴黎神学院注册，攻读法律。南斯拉夫警察局必定是把档案转给了法国同行，因此他在巴黎曾两次被捕。后来伏开利克向日本当局供称，他经母亲再三规劝，才与南共小组断绝了关系。一九二二年，内务部长遭暗杀后，党被禁止，然后四分五裂。南斯拉夫年轻一代的政治态度反映了这个新兴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即把寒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撮合在一起，新组成的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反对派，既包括共产党人，又有激进的分裂主义分子。这些派系形成各种地下组织，诸如萨格勒布马克思主义学生俱乐部，及轴心国所控制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伏开利克同时代的若干人拥护该共和国，而且在一九四一年为之献身。
一九六四年十月南斯拉夫报纸刊登有关伏开利克的文章说，伏开利克的生命转折点是他在法国遇见了罗克上校，此人是个极端法西斯主义和恐怖组织——蒙面党头子的兄弟。这毫不足为怪，因为勃兰科以往在南斯拉夫也曾与类似的人和组织有过来住。然而，在日本警察局审问过程中，他却问避了这一情节。可以推定，伏开利克当了罗克的私人秘书，他又通过罗克进入巴黎商界。他可能是倚仗罗克的势力，成为通川电气公司的雇员，这一事实他倒向日本当局交待了。
最近的南斯拉夫资料说明，伏开利克是根据共产党的指示，渗透入罗克的圈子里的，但这种看法，既没有证据加以证实，也没有证据加以驳斥。
一九三〇年一月，伏开利克在法国大西洋海滨胜地遇到一位丹麦姑娘艾迪丝·奥尔逊，便一见倾心。不久，他们结婚，生了个男孩，名叫保尔。
一九三一年八月，伏开利克辞去巴黎的工作，回到南斯拉夫，在军队里服务。但他的军事生涯是暂短的，十一月间便因病退伍。他和母亲一起到法国南部疗养了一个时期。一
月底他又回到了巴黎，与妻儿团聚。他又开始找工作，日为老商号无意找他回去了。
他自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底返回巴黎后，生活孤独。他除了替男爵〔罗克上校〕做生意外，平时闭门不出。他每月与“伊凡”见而一次，与他长时间地密淡。他独自研究照像术，并在家里组装了一套无线电发报机。此外，他还从事新闻工作，开始为一些报纸写稿。
伏开利克向日木警察当局供述时，没有提到“伊凡”这个神秘人物，但讲到某一天他出外寻找工作时，在拉丁区一家南斯拉夫学生时常光顾的咖啡馆中，无意碰到了萨格勒布
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名叫克雷恩，是萨格勒布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的负责人；另一个名叫布戴克，也从事俱乐部工作，但伏开利克记得他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分裂主义分子。他们三人
在萨格勒布高中时是同班同学①【① 伏开利克的朋友可能就是后来萨格勒布著名的心理学家雨果·克雷恩；米罗·布戴克后来在克罗地亚政界以极右翼立场著闻，一九四一年后，任帕维利克“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教育部长。】。
克雷恩和布戴克告诉伏开利克，一九二九年南斯拉夫政府加紧反共时，他俩翻山越岭，潜逃往奥地利。
后来，伏开利克与这两个朋友经常见面。一个朋友怀疑他的家庭生活是否融洽。克雷恩和布戴克不止一次来登门拜访。他也不时来到他们的住处。他告诉朋友们，他曾经一度
在南斯拉夫军队服役，当下没有找到职业等等。朋友们深表同情，答应帮助他找工作。他们还劝他就自己的经历写些文章，着重描写他在军队服役那一段。
因此，伏开利克所写的六十页文稿，实际上既是篇自传，又是份玫治报告，着重分析了南军情况，其内容摘要如下：
“我描述了我生军队时斗胆组织的几次示威和我目睹或听到的一些事件。最后我谈到民族矛盾和军官中等级森严。因为一些军官是塞尔继亚人，而另一些则是克罗地亚人。那些曾在一九一四至一八年大战中服役的军官们国籍各不相同，多数年轻军官出身于资产阶级。我论述并分析了他们的心理状态，”
两、三星期后，正当克雷恩和布戴克读到这份材抖时，南斯拉夫报纸登载了有关萨格勒布卫戍部队骚动的报道，有些军官因被控告阴谋反对政府而被逮捕。克雷恩夸奖伏开利
克的透彻分析，认为这份材料富有洞察力，并有消息为证。他告诉伏开利克，能写这样文章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他打算把伏开利克的原稿投给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当伏开利克开玩笑反驳时，克雷恩使他相信，该报告对“运动”大有用处。
无疑克雷慰的夸奖带有几分恭维。但那个报告可能真的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伏开利克不仅会写文章，还善于辞令；他之所以对南军了如指掌，一方而固然由于他本人在军队短
期服役过，另一方而他出身于军官家庭，自幼耳濡目染。伏开利克身材魁梧，他在日本时常被认为是军官出身，他身上总散发几分军队的气味。
于是克雷恩开始敦促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工作，并告诉他，他脱离共产主义而消极了若干年可以算为“缺席”,而不作“开小差”论。起初伏开利克拒绝了克雷思的建议。他说，他已经不信仰共产主义了，再也不相信革命即将到来。他无心参加南共或法共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承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实现的可能性，但他怀疑是否能成功；俄
国很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木主义统治的社会，由官僚、将军组成的阶级掌权。
但是克雷恩听不进这些反面意见。他强迫伏开利克接受这种见解，即如果和平能维持若干年，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世界革命就可能实现。他指出，共产国际的主
要任务是协助苏联维护世界和平，从而使俄国人能在本国发展社会主义。说到这里，伏开利克若有所悟。
伏开利克避开争论的锋芒，而攻击共产国际浅薄无知，他援引《人道报》上的一个例子，它说纳粹主义的兴起应该归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克雷恩则顺水推舟说，伏开利克的
意见恰好说明，他（克雷恩）和布戴克所热衷的“新组织”确实需要新鲜血液。它正需要象伏开利克这样能够完成专门任务的人材，共产国际缺乏情报。地方共产党①【① 指各国共产党。——译者注】热衷于选举，党员们出头露面，名声在外，而尤法获得内部倩报。此外，克雷恩说，由于托洛斯基等人进行派系斗争，共产国际被削弱了。因此，各国共产党所提供的情报不尽可靠。由于缺乏确凿的情报，便出现象《人道报》妄评世界大事那样的荒诞谬论，这是问题的症结。
这一席话使伏开利克颇受启发，他过去总想象共产国际作为世界性的情报中心，仅次于梵蒂冈。他铭记克雷恩的话，“组织”的目的是齐心协力保卫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苏
联。
十年后，伏开利克的供词写着：
“我相信，如果苏联能够十年免遭战火洗劫，那么这个国家将具备社会主义的文化、经济和国防体系，足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袭。克雷恩赞同我的见解。
“即使我们这一代不能完成世界革命，我们至少可以寄希望于一人具有宝贵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把杜会主义理想留给子孙后代。我感到浑身是劲，而参加了运动。”
从事间谍工作这件事是他压根儿没想到的，也不愿干。在那年月，象伏开利克这种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是否为党员，都认为间谍工作是共产党人所不能接受的。当时在法国更为如此。譬如，亭利·巴贝（法共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应召去莫斯科，忿怒地拒绝了别尔津要他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约建议。巴贝告诉别尔津，法国工人运动的传统反对干这种事，他要求别尔津停止从法共战士中征募特务。
伏开利克准备会见的陌生人原来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她用“奥尔加”这个名字，从外表和爱好看来，她是个运动员（她对自己的滑冰技术颇感自豪）。伏开利克从她的口音判断，她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可能是芬兰人。通过事先约定的结头暗号，他单独跟她见了面。这是一九三二年三月间的事。
巴黎有证据说明，“奥尔加”是波兰人。她是共产国际最重要、最机密的部门，国际联络处的一员。
“奥尔加”与伏开利克接触时，她的论调与克雷恩如出一辙。她指出，一切优秀共产党员的任务乃是保卫苏联。她还说，“组织”的专门任务是搜集情报。这似乎使伏开利克
有所顾忌。因为他回答说：他没有秘密工作经验，除了一度在军队服役外，对军事他也一无所知。
“奥尔加”说，“但他们所执行的并不是菲利浦·奥本海姆式的军事侦察任务。我并不主张让年轻军官偷窃密电码，虽然我可能不会拒绝为一位年轻漂亮的法国军官去死，如果这对我们有好处的话。我不指望你去撬保险柜。我要你利用自己的经验当一名记者（伏开利克告诉她，在学生时代，他曾为南斯拉夫报纸写过两三篇文章）。”
她强调说，他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观察和分析情况，不管到哪里都会有经验丰富的同志给他指示，还会有同情者跟他一起工作。
伏开利克问道，“共产国际为什么不利用苏联驻各国的使馆搜集情报呢？”
“除苏联外，各国都可以利用使馆搜集情报，进行宣传，它们可以利用商行、传教士、学生等。而我们得依靠象你这样的年轻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同情者。苏联驻外使馆老是受监视。如果苏联使馆参预了，那么苏联便成为共产国际的同谋；而且，苏联的外交机构与共产国际的看法并不老是一致的。”①【① 对奥尔加的话没有添技加叶。而且用的是直接引语，在伏开利克供词中是以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最后他才勉强同意为“组织”工作。她给他安排了一些翻译工作，并付给他三千法郎作为报酬。
一个来月后，即那年春夭，他们再次见面。“奥尔加”告诉伏开利克，将派他去罗马尼亚或日本，很可能挑选他去罗马尼亚。她接着介绍他会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同志”，从他的态度举止看来象个商人，可能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此人沉默寡言，但当他随便问起伏开利克过去的职业及今后的打算时，却仔细地端详他。伏开利克意识到对方在打量他，但他相信，这个陌生人对他颇有好感。
夏季还没来到，伏开利克又会见了“奥尔加”好几次，但在此之后只见过两次：一次在仲夏，另一次在初秋②【② 梅斯纳在《三重身份》一书中提到他俩的关系暧昧；但在这点上并没用有可靠证据。梅斯纳还提到奥尔加是个有名的巴黎旅馆女老板，漂亮而有钱。这同样缺乏可靠的证据。很可能，她是苏联驻巴黎机构领导人A·提尔顿的妹妹。】。伏开利克见过那位上岁数的陌生人后不久，“奥尔加”通知他，让他去日本，而不去罗马尼亚。但他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奥尔加”同意他偕带妻子艾迪丝及孩子去远东。他提出艾迪丝是个称职的丹麦体育教师（当年体育在日本风行一时），这可以构成他们去远东的理由。于是“奥尔加”安排了一次会议，用伏开利克的话说，“某负责同志——一位妇女，将作出决定，我的妻子是否‘合适’。艾迪丝考上了（那位同志丝毫不注意我妻子的思想，因为她单纯陪同我去日本，并不指望她给我们做什么工作）。”于是，她开始在
体育馆内重操旧业。她当真前往丹麦找了一所有名的又与日本体育界关系不错的丹麦学校，写了封介绍信。
十月，他与“奥尔加”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虽然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但还是从病床上挣扎起来，赶去赴约。她告诉伏开利克，去日本的事已经确定。“奥尔加”说，她羡慕
他，因为日本素以美丽闻名于世。
“我得在那里呆多久？”伏开利克问。
“两年。如果你不愿去，那就拒绝好了，这也没什么。但你一旦下决心去，就必须忠实地工作，决不允许三心二意。”
伏开利克接受了。但他承认，他的真实愿望是去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他确言，有朝一日会如愿以偿。
根据“奥尔加”的指示，他后来又会见了“另一位同志”，三十来岁的南欧犹太人，可能是匈牙利人。显然此人负责处理伏开利克出发的一切事宜。他告诉伏开利克，他将
住在东京文化公寓，有个接头人将前来看望他，并给他进一步指示。
又等了几个月，伏开利克突然了解到他在六个星期内就要启程，甚至来不及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后来他发现法国《通俗》画刊筹划出个有关远东的专刊①【① 这期专刊实际上没出。】于是他与该杂志社交涉，极力说服对方聘请他当通讯员，因为他是个满合格的摄影家。同时，他又通过快信往来，争取到一家南斯拉夫报纸《政治家》聘请他当特约记者。该报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他早先曾给它投过若干篇稿子。
有关伏开利克要动身去日木的事，至少他的母亲知道。他们母子最后一次在巴黎淡话时，他向母亲说：“没什么，并不危险。你知道我一直对那个国家有好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伏开利克全家搭一艘意大利轮船，从马赛出发。他们远渡重洋，途经苏伊士和新加坡（这时佐尔格正从中国返回莫斯科），二月十一日到达横滨。这一天赶巧是纪元节，纪念公元前六百年神武天皇建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日本民众的假日。
伏开利克几乎立即意识到他们的生计将十分困难。“奥尔加”的朋友们在他离开法国前给了他一千八百日元，他得靠这笔钱维持六个月。据他了解，一对夫妇住在东京帝国饭
店一天得花十日元，文化公寓当然要便宜些。那末一个月三百日元似乎够了。但他很快就发现，又算错了账，因为这个行情已经过时。
“境况拮据，日子难过。十日元一天，包括两口人的伙食、房费，这是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三年当我们到达时，一对欧洲夫妇住在文化公寓一天也得花十多元。而目一天十元决不允许任何额外花销，髻如，游览。一天十元决不允许花费一分钱于这类事情。”
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文化公寓和帝国饭店都象征着时髦的欧式享受，更确切地说，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省标准和爱好。楼房临热闹的街道，走过去便是一条深郁幽暗的河流（御茶之水）并排有一条繁忙异常的电气化铁路，从早到深夜，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轰鸣而过。
深居简出，精打细算对丈夫和妻子都是个考验；不管怎么说，艾迪丝也算不得会过日子的人。
显然，伏开利克心里明白，他最早也得等到八月份，才能见到“施密特”，此人将进一步给他指示，并领导他在日本活动。从伏开利克的供词推断，他离开马赛时，身边带着
一干八百日元，“得维持六个月”。但“施密特”（佐尔格）要到十月份才能跟他接头。
这里发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伏开利克全家要在佐尔格到达日木之前那么久就整装出发呢？不论无线电报务员“伯巴哈特”还是小组第四位成员，即从美国来的那个日本人，都是秋天才来到东京的。为什么唯独伏开利克比他们早得多呢？
可能是他的去向一经确定，他就一心想出发。但他后来没有向日本检察官这么说过。似乎可能是那些为他的活动操心的人们，有意识地让他及妻子刻不容缓地登上旅途。
出发点是担心一九三二年六月以苏联特务伊扎耶·比尔为首的情报机构被巴黎保安局破获一事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尔和他的六个同伙被捕，紧接着法共领导人之一，雅克·杜洛克潜逃出法国，警察搜查侦缉达数月之久。谁也说不清，搜寻到什么地步才算完。
莫斯科把建立日本新情报网提到头等重要地位。一九三二年，日军沿苏联远东满洲前线，铁蹄踏遍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两岸。象伏开利克巳经在情报网挂上了号的人，哪容得出发前冒被逮捕的风险。
佐尔格见到伏开利克，可真搭救他了，立即给了他一笔钱。后来又预支给他更大的一笔款项，足以使伏开利克及妻儿搬出文化公寓，而在牛込区佐内町租了一幢房子。
事情是佐尔格在日本从交通员那里领到经费后办理的。这是他第一次在日本会见四局的交通员，早自佐尔格在莫斯科还没有动身去德国和远东之前，就已经安排妥当的。交通员在一九三三年底或一九三四年初从上海前来。他一到达，便打电话给德国使馆，并写信给佐尔格，说他已经与帝国饭店的仆役约好，某日上午把佐尔格直接领到他的房间。
他们按计划在帝国饭店见了面。次日，佐尔格和那个陌生人去日工游览，在家康祠的石灯下，柳荫中漫步。陌生人递给佐尔格一个包裹，里面“主要是钱”，还告诉了他上海的信箱号，“以备不时之需”。
佐尔格起初必定相当优厚地资助了伏开利克。佐尔格还引伏开利克广泛结识了许多人，最后结交许多外国新闻团体和英、法使馆高级官员。总之，佐尔格给伏开利克打开了局面，他不得不这么干，如果他的伙伴对他有用的话。
与此同时，小组的第四名成员，是个日木人，名叫宫木佑德，年纪与伏开利克不相上下，也在市里等待着“施密特”的召唤。他十月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他坚持天天读英文日报《日本广告》。二月中的一个早晨，他见到了自己长期寻找的东西。那是“征求”栏中的一个告示：
“老东家征求浮士绘，并急需有关该问题的英文书籍。东京《日本广告》423号信箱。”
这是伏开利克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办的。宫木给该报寄去一封回信。于是他和伏开利克主《日本广告》社见了面。宫木和伏开利克各自在皮夹中带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这两张
钞票号码连续，两人便接上了头。
几天后，就在除夕之前，佐尔格使用事先安排的接头暗号，（髻如，佐尔格系黑领带），在上野画廊会见了宫木。宫木可不是久经风霜、富有经验的职业特工人员，他跟伏开
利克一样是个业余爱好者，迫于形势，而成了职业情报人员。他见过佐尔格四、五次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让他当间谍的。因为佐尔格要求他提供日本的政治、军事情报①【① 检察官审问记录：宫木，第二干八号，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在这次审讯中，宫木说：“左尔格从来没有正面告诉我进行间谋工作。”】。
宫木佑德的童年是在冲绳岛度过的。一九〇三年他在那里出生，是一个农民的次子。一九〇六年，他父亲迁居非律宾的达沃。老宫木在那里务农一年，由于经营不利，便漂洋过海去美国，在洛杉矶附近的一家农场劳动。因此，孩子便留在冲绳由祖父母抚养。他有几分聪明，一九一七年考上了县师范学校。不到两年工夫，他因患早期结核病而被迫退学。这是一九一九年三月间的事。那年六月，他便前往加州寻找父亲去了。
他到达美国可不是个时候，因为加州正值反日高潮。十六岁的少年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第一件事便是学英文。他父亲住在加州勃劳雷，他便在那里上学。
宫木发现自己是三重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人们使他不仅意识到白种美国人对所有亚洲人，特别对日本人抱有种族偏见（尤其日本在政治上积怨至深），他还得忍受美国的日本侨民，特别是第二代（侨民）对新移民趾高气扬的神气。
“美国的日木移民不仅受日本使领馆①【① 宫木写道：“我僧恨冲绳日本机关的专横跋扈。”】，还受第二代头目的歧视。有时移民还受日本武官的监视。”
这还不算。宫木发现加州的日本侨民中，冲绳人显得很特殊。他是在该岛土生土长的，早年在日本本州人或其它大岛人的面前便感到自卑。琉球群岛中冲绳最大，群岛居民世世代代直接或间接受日本统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同化了。然而，风俗习惯、文化程度的差别虽然不大，但仍然存在。这使“纯”日本人与“纯”冲绳人有所不同。冲绳人素
来敏感，僧恶上等日本人对他们的歧视。
冲绳人很自然地滋长一种反抗情绪。譬如，宫木生长在冲绳，深受日共最著名的领导人德田球一思想的影响。
宫木掌握英语后便上了三藩市的一所艺术学校，但由于结核病复发，几个月后不得不退学。他恢复健康后，又迸了圣地亚哥艺术学校。他有绘画才能，一九二五年毕业时，名列前茅。他在农场劳动一年后，于一九二六年秋搬到洛杉矶，家在火车站对面。
宫木跟另外三个人就在这屋里开了个饭馆，招牌叫“鹰”；又在店堂后面的一间屋里，与另外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社团，每周聚会，高谈阔论哲学、艺术、社会等问题。这个社团很快便成为“黎明会”，会员人数日增，但这一时期从来没有超过三十人。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加人了他们的行列，他与古德秋水关系密切，古德是日木有名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一九一一年据说因企图谙杀明治天皇而被处决。另一名新会员是共产党人，曾与定居莫斯科的老马克思主义者片山哲共过事。据宫木说，“黎明社”开始时是自由主义左派，不死扣教条。宫木本人开始阅读俄国作家名著，主要有托尔斯泰、高尔基、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等，从而信仰无政府主义。
一九二七年夏，他开始与一个名叫山木千代的口本姑娘同居。关于她的情况不很清楚，她与本书无关①【① 有证据说明，山木千代后来嫁给个冲绳人名叫中隆信吉。】，此处从略。但是，宫木和这个姑娘作为房客一起搬到北林先生家中，北林这个名字读者倒应该记住。北林太太是位贤良的妇女，那时四十开外，以后若干年颇引人注意。宫木搬到北林家中，便开始作画，并有所成就。无论如何，他靠卖画居然凑足了盘缠钱。
与此同时，“鹰”的后屋里的和谐气氛开始消散。“黎明会”，用宫木的话说，“向左转”了，由于会员（那时共约三十来人）听两个欧洲人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更加速了左转的进度。这两个参加“黎明社”的欧洲人，一个是“费斯特”（瑞士人），另一个是“赫伯特·哈利斯”（俄国大学教授）。这种倾向是宫木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分子所不欣赏的。几经争论吵嚷，终于以分裂告终，正象宫木所说的那样，“导致该会的灭亡”。实际上，该会由共产党人接管了，那时他们在该会中占多数。“鹰”会分裂后，共产党人会员便夺门而出，在洛杉矶另行择居，组织他们自己短小精悍的小组。
宫木本人直到两年以后，即一九二九年，才成为共产党人。他的转变，据他自己说，并非由于他所读的书籍或朋友的影响，也不是由于他憎恶美国“对亚洲人的非人歧视”,即使在那个时期他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是他与山木千代及北林太太在一起时，参加了一个叫无产阶级艺术会的直属组织，该会是一九二九年夏季成立的。他为该会主办了一个小型刊物，并给会员同志讲过几次艺术史。宫木在此期间，跟往常一样，身体欠佳。
那是由于共产国际特工人员谷野励的诱导，宫木最后才参加共产党。谷野来加州前曾一度在纽约地区工作，一九三〇年去过莫斯科。他回到美国后不久，便与宫木接触。这是一九三〇年末的事。随后几个月中，他们经常来往，一九三一年秋季，谷野终于说服了宫木参加共产党。
宫木说，他起初反对，理由是他早年的经历有足够的原因加以拒绝。这样说的含意究竞是什么不清楚。他指的是他的身体欠佳，还是指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仍有所仅留？不管怎样，谷野制胜了宫木，并告诉他党员身份可以对他的活动“行方便”。
“于是我同意参加了，并确定化名为‘乔’。由于我那时身体不好，而藉口不参加党的会议以及其它一些活动。我主要的任务是研究日木农业工人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中国问题。”
他还撤消了写加人美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但是，他的化名“乔”已由谷野向莫斯科总部登记了，因为谷野作为美共组织者，与“共产国际保持着直接联系”。
又过了一年多，谷野把宫木介绍给一个白种美国人（或欧洲人），他显然是共产国际所信用的人。陌生人让宫木去日木。“大约一个月”后，他告诉宫木，“因为你是这边的人，”意思说，宫木属美共，而不属日共。洛杉矶有个人，据宫木所知，名叫“罗伊”，将进一步给他指示。
看来宫木接受了这个命令，去见了罗伊，但他没有进一步活动。尽管罗伊一再敦促他启程，他仍继续帮助罢工者，并寻找适合绘画的题材。
于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一天，罗伊和谷野一道来看望宫木，告诉他必须立即动身，刻不容缓。他得前往东京，有项任务正等待他，但他在日本耽搁不了一个月。
十月份，宫木终于准备上船了，罗伊指示他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就回来。因此宫木轻装出发，而把大部分私人财物留在洛杉矶。罗伊给他二百美元费用和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他
让官木留神阅读《日本广告》报征聘栏的广告。他还给官木讲解，如何用对钞票的连续号码的办法，辨认东京的接头人。
故事情节有几处脱漏，颇为费解。一九三二年秋，跟谷野一道去访问宫木的美国（或欧洲）的专职人员究竟是谁？罗伊是什么人？谷野又是什么人？为什么挑选宫木这个日裔作佐尔格在日本的伙伴。
如果回答不出第一个问题，那末第二个问题也不可捉摸。但是宫木在洛杉矶有个堂兄名叫宫木洋三郎，是个党员，执行任务时便用“罗伊”这个名字。洋三郎没有被直接审问过。但宫木经检察官开导写了一篇有关“共产党”情况的材料，列举在加州长滩参加共产党的一次会议时被“美国当局逮捕的一些人，洋三郎便是其中的一个”。
这些人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被逮捕的。被告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日本国民。外国人鼓吹推翻美国制度是不合法的。而且其它资料也不能肯定，宫木洋三郎在被捕并被控告之列。
宫木在作证时说罗伊是“美共党员”。如果洋三郎是个第二代，那第二代美籍日裔，那么他和罗伊便是同一个人，宫木说罗伊是“美共”，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洋三郎属美籍，那么他不大可能与其他人一起在长滩被控告，因为美国公民加入美共不是非法的。另一方面，洋三郎可能在被捕后，未经起诉就被释放了。这样便可以解释宫木把他
的名字列人名单。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断罗伊其人。但另外还有个小小的线索。宫木告诉审讯员，在他离开美国后，他从北林太太那里了解到，罗伊时常去洛杉矶北林家中，并打听宫木佑德在日本是否有消息。这种行为说明罗伊是日本人；人们还可以反驳，这种个人关怀反映出亲戚或朋友的感情，而不是工作或政治关系。那么，罗伊可能是宫木的堂兄，即洋三郎，而
宫木告诉检察官，罗伊是他所认识的一名洛杉矶党员，却是撒了个弥天大谎。
至于谷野，我们只知道他是纽约人，早自二十年代就为美共工作，很可能在一个时期与那位神秘特务搞在一起，正是这个特务把大崎介绍给佐尔格的上海小组。谷野至少有一
个化名（竹田）；他似乎是国家一级的党内要人。据宫木说，“谷野属纽约（美共）党总部，作为组织者来到三藩市。”宫木说，“这是在一九二九年末，而且是在三藩市和格杉矶的四名日共领导人相继被捕后。”显然，谷野曾经几次来到加州，因为他碰巧也跟“鹰”讨论组的人们在一起，倾听“费斯特”和“哈利斯”给小组做报告。
此外，有理由相信，一九三〇年谷野在莫斯科时，有人鼓励他在美国招募合适的日本人做秘密工作。当然，他与加州党组织的关系决不会因为他呆在苏联而受影响。我们有几分把握地猜测，正是谷野挑中了宫木作为将来在日本工作的可靠积极分子。一九三一年，宫木参加了美共，可以确切地说，是在谷野的压力下参加莫斯科所领导的组织的。因为，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没有让宫木写人党申请书。谷野参与了整个事情的始末，称宫木为“乔”，并在共产国际总部加以登记。
到一九三一年秋季为止，谷野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宫木的性格和习惯。总之，他必定早在“鹰”的年月就认识了宫木。因此，至少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以前，宫木第一次接到命令，让他去日本。谷野本人或支使谷野的人们，一直把宫木当作“沉睡的人”或者把他当作消极特工看待，留着为日后某项任务作准备。宫木找借口不参加会议或其它一些活动，可以说明他们不仅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而且用这个办法可以保护他不受日本领事馆注意。大家都知道，日本领事馆迫害太平洋波岸的日本激进分子是不择手段的①【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对日本领事馆官员进行控诉屡见不鲜。由于领事馆的这些活动，片山哲在美国处境十分困难。见海里·库勃林著《亚洲的革命家》，（一九六四年普林斯顿），第十二章。】。如
果宫木被列入了洛杉矶领事馆的黑名单，那么压根无从利用他在日本当特务了。因为，只要他一动身前往日本，这一情报必然接踵而至，转给东京当局。
无论如何，宫木是个理想的人选。从他的供述可以看出，他在日本忠实积极，坚定不移，富有创造性地执行任务。他对第一次催促他启程前往远东这件事迟迟不表态，说明他留恋加州，喜欢与日本侨民相处。但是，别尔津开始远距离操纵了。伏开利克于一九三三年初就已经去东京上任。九月份，佐尔格到达东京，接着无线电报员“伯恩哈特”便按时赶到。那么可以理解，恰好在这时，谷野和罗伊催促宫木尽快动身去日本。在这件事上，他们固然单纯地传达莫斯科的指示，但究竟通过什么渠道接受这些指示则不得而
知。
宫木到日本后，可不象伏开利克，他既不缺钱，又不少伴。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卖画似乎并不费劲。确实，随后五、六年中，直到一九三九年夏，他卖画的收人就相当可观
了。
我们已经知道，一九三三年末，宫木在上野画廊见到了佐尔格。来年，他们又见过几次面，佐尔格（宫木只知道他叫“斯密司”或“施密特”）让他别再回美国了。他必须留在日木，因为在这里他俩共同向往的防止日苏战争这一事业大有可为。宫木勉强同意了。
佐尔格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他并不要求宫木提供大量的情报；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只要求宫木口头复述日本报刊所发表的评论。这种材料对新闻记者佐尔格确实是十分宝贵的，但对间谍佐尔格而言，却一时还用不上。
根据在莫斯科所谈妥的条件，行动小组人员现在就算齐全了。佐尔格（按别尔津所答应的）有了无线电技术员和两名合作者，其中一名是日木人。但从佐尔格来看，宫木还有缺陷：他从十六岁起就到美国，因此对东京这个世界不很了解，当然他也不可能与政府内部或军队的高级官员有什么来往。宫木见到佐尔格时已经三十开外了，但仍然缺乏经验，不够成熟。宫木富有民族感情，他聪明，可蔼可亲。他能阅读，能说日文。眼下这是他给佐尔格充当助手的唯一条件。
说不清佐尔格决定什么时侯与大崎恢复联系。可能是在别尔津给他明确任务时就有所考虑了。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他的上海合作者就在大坂《朝日新闻》报社。佐尔格很懂得日本的风俗习惯，最好通过第三者，而且以日本人为宜，去接近大崎。这事得由宫木来干。确实也别无其他人选了。
一九三四年春，他们合伙以后的五个月，佐尔格打发宫木作为密使去大坂《朝日新闻》报社拜访了大崎。此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佐尔格今后在日本的活动方针。
第八章 在东京初期
“我想我正在设法把他们都带动起来。”——佐尔格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给莫斯科的信
宫木往大坂《朝日新闻》社的接待台上递了一张“美波龙”的名片，要求见大崎。他告诉大崎，他代表一位曾在上海与他相好的外国人前来拜访，这个人现在日本，殷切盼望与他重逢。
大崎立即生疑。美波这个陌生人可能是警察局的密探，掌握了他在上海的越轨行为。大崎十分警惕。然而经过一阵拘谨的攀谈后，他逐渐意识到那位要会见他的外国人乃是
“约翰逊”，他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结交的那个欧洲特务。
很明显，在报社不便深谈这种问题；于是他们约定当晚在一家中国餐馆再次见面。大崎起初的疑惧早已打消，因为他猜想的那个外国人的姓名已经核实。他后来回亿，“据我
了解，那个‘宫木’就是美共党员宫木佑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被派遣到日本，他的任务之一是让‘约翰逊’和我本人重新凑在一起。”
几天后，大崎在奈良鹿苑事先约定的地点会见了佐尔格(“约翰逊”）。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谈到一定的火候，佐尔格要求大崎与他再合作。“你再帮助我行吗？”佐尔格问，“这次是日本，不是中国。”他很希望了解大崎对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看法。若干年后，有一份司法文行就此事叙述如下：
“他（大崎）见到了佐尔格，佐尔格迫切要求他恢复情报活动。被告立即同意加入小组，虽然他非常清楚，佐尔格和宫木佑德等人已经组成了日本谋报小组，总部设在东京，企图搜集我军事、外交、财政、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军事秘密以及有关我国军事资源的秘密。这种情报将转送给莫斯科。”
“被告立即同意”这句话，说明大崎对佐尔格的建议毫不迟疑地做出反应。在司法档案中，日文的“立即同意或接受”与“迅速同意”，甚至“欣然同意”还有点微小的差别。多数调查佐尔格案件的日本人，特别是那些认识大崎的人都认为，大崎不可能“立即同意”。
可以认为，大崎决定帮助佐尔格是合逻辑的。但不能相信，他此番决定不是捏着一把汗的。他那天冒险来到了奈良。凡了解日本三十年代情况的人都很清楚，这没有惊人的胆量是办不到的。多数日木左翼知识分子如果处在大崎的地位，此时此地都不会做出任何决定。在那困难的日子里，甚至两个记者答应相互交换情况，都会成为“立即同意”这类
的案件。
实际上，他确实答应了佐尔格的要求。特高课警察逮捕大崎后大约五个月，审讯近尾声时，他们提出报告说，他（大崎）相信，“泄露有关日本内部情况这一任务十分重要，应该认为这是一项光荣任务”。这一点我们能够理解。很清楚，大崎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还证实了佐尔格个性的魅力。他俩一向相互尊敬。他俩在上海的合作培养了真挚的友谊。大崎是否在主观上对“约翰逊”负有义务（因为大崎到一九三六年才了解佐尔格是什么人）？是否可能，就是由于这种义务，他不知怎样拒绝才好？
故事接着再往下叙述七年，就可以看出大崎所提供的情报范围和性质了。但是佐尔格还从另一个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来源，即德国使馆获取情报。
佐尔格与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对他俩来说都是命运攸关的。这种关系使佐尔格能够密切联系德国外交人员；而且由于他们私人关系的发展，他受到奥特和使馆官员的接待，这便成为他情报来源的重要部分。
奥特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炮乓军官，魏玛共和国时，在国防部的政治部任要职。他是克尔特·施勒克尔将军的幕僚。施勒克尔于一九三二年由军人拥戴上台，任德国最后一任首相，直到希特勒上台，奥特一直侍奉在施勒克尔左右。一九三四年六月，在罗姆大清洗中，纳粹领导人为了进行个人报复，枪决了施勒克尔。施勒克尔的追随者，奥特头一年就由新政权调离，被派往日本当军事观察员。
他被安排在名古屋，任第三炮兵团的特别联络官。一九三四年五月，当佐尔格在奈良与大崎见面时，奥特早在二月间就任命为武官了，但仍留在名古屋。这里应该回顾一下柏林《每日展望》的策勒博士，他曾为佐尔格给奥特写过一封介绍信。前章里提到，这封信把佐尔格描绘为“政治上和人品上完全信得过的人”。
日本省城的生活对外国人说来是相当单调乏味的。一个欧洲人，不管他对周围环境多么感兴趣，不管他的日语说得多么流利，他总有这样的时刻，盼望有个谈得来的本国同伴。他越勤奋地研究日本生活和日本语言，他就越感到迫切需要有机会回到他自己的天地里去，因为只有本国朋友才能使他得到精神调剂。在这方面，奥特上校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家眷。然而，东京、横滨地处东部，神户居西部，相距几小时火车的路程。
佐尔格的光临必然受到欢迎。他是个有教养的人，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象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个德国兵，第一次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奥特和佐尔格属同一代人，那年奥特四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三十九岁。他们之所以关系密切还有另一个原因，原来他们曾在同一个师内服役。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佐尔格总是特别能跟德国军官搞好关系。总之，他可以凭老经验，海阔天空地谈论战争，既不危及他个人，又无损于他的秘密使命。
凡认识佐尔格的人，都普遍认为他是个风趣的人，开朗、活跃、大方、粗中有细。他可以尖酸刻薄地数落一通虔诚的纳粹党人，但奥特并没有感到是在挖苦他。
正如佐尔格告诉审讯员，“奥特认为我是个具有迸步思想的人，既不是纳粹党人，又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个相当偏执的人，但并不属于某一党派。
这说明，当奥特在名古屋时，佐尔格能够给他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有用的情报，或者至少有关日本形势的一些新见解。这充实了奥特给东京武官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从佐尔格到达日本，到一九三四年初春，奥特提升后调往东京，这段时间里他俩不可能经常见面。而且，佐尔格来日本的头六
个月中，是否真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也值得怀疑。
奥特全家搬到东京涩谷，佐尔格成了他家的密友。茀萝·奥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爱好艺术，通情达理。她和她的丈夫给予佐尔格家庭温暖，他也报答了这种友谊。应该提到，佐尔格只有对茀萝才讲点“礼节”。他象波希米亚人一样不拘小节，不耐烦资产阶级的规矩礼节，厌恶外国人公认的社交习惯。东京的女主人们很快就不愿邀请他参加午餐、晚宴了。他厌恶讲究的衣服，也不愿遵守社交礼节。譬如，一个德国侨民的妻子记得，一次邀请他吃晚饭，他连面都没露，事后也没提出可信的理由。主人们见怪了，于是再也不
邀请他了。但每当佐尔格与奥特夫妇在一起时，佐尔格可不那么粗鲁，即使有所表现，茀萝·奥特温柔地说他两句，他也就接受了。值得提出的是，只有为了茀萝·奥特，他才同
意穿晚礼服。
佐尔格之所以在奥特夫妇身上下工夫，纯粹出自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解释也许有道理。但当检察官吉川审问他时，他毋须撒谎，便照直说：“奥特是个好人。”就算佐尔格的职业要求他耍两面派，这句话也说明他还有几分人情味，而且严格地说，对朋友还存在着“非职业性”的友情，虽然他滥用了朋友对他的信任。
一九三三年底，德国新任大使赫伯特·冯·德克逊博士到达东京，他以前曾出使过苏联。佐尔格认为，德克逊的崇高使命是“使德日关系沿着以苏为敌的路线发展”。一九三
三年，日本和德国都脱离了国联，这使两国团结一致，共同对苏联采取敌对态度，从而更加巩固了这种团结。
佐尔格本来就与使馆人员关系搞得不错。他在一九三三年后期为《每日展望》撰写了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从而提高了佐尔格在使馆人员中的地位。
一九三四年，新任海军武官保罗·文奈克尔上校到任后，佐尔格在使馆的脚跟站得更稳了。佐尔格认为：
“文奈克尔是个品质高尚、有军人气慨的人，但他到达东京后便湮没在政务中，我多少能为他出点力。文奈克尔限我一样是个单身汉，我们一起游览热海等名胜，成为好朋友。”
佐尔格与“保罗”真挚而快活的关系一直持续了文奈克尔在日本的第一任期，从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年，一九四〇年文奈克尔再次来到东京时这种关系还继续下去。文奈克尔在指挥小型“德国战役”之后被授予海军少将衔。这种友谊对佐尔格的秘密工作关系重大，同时这说明佐尔格的个性赢得许多德国军官的好感。
阿尔勃莱契特·冯”乌拉奇公爵，也是佐尔格到日本头一年中所结交的朋友。乌拉奇作为《人民观察家报》记者于一九三四年来到东京。在他离开德国前，曾读过佐尔格的一些文章，有心与他相见。他发现佐尔格是个典型的柏林人，精明强干，锋芒毕露，嗜酒好色。乍一看来，这两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乌拉奇是个符腾堡的贵族，比佐尔格文雅、含蓄。他遇事随和，性格温和，比佐尔格年轻，作为记者，似嫌经验不足。佐尔格的个性使他发生了变化。他是个思想偏执的人，但是为人忠厚正派，颇受奥特赏识。乌拉奇的父亲
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争中一位出色的将军，奥特便在他所指挥的那个师里服役。佐尔格在前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步兵团（柏林“蜉蝣团”）中服役，乌拉奇的父亲便是从这个团里发迹的。总之，乌拉奇和佐尔格彼此怀有好感。尽管鸟拉奇代表纳粹党报，佐尔格在他面前也不试图隐瞒自己的一些非正统观点，譬如，他公开表示佩服红军。那时佐尔格对他的德国朋友往往直言不讳，但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包括乌拉奇在内，透露过一次他掌握了苏联的第一手材料，哪怕一点点暗示，或说漏了嘴的情况都没有。
一九三四年暮春，当佐尔格在日本第一次见到大崎时，他的名声已遍及德国外交界。他被公认为是位精力过人的记者，通晓远东事务，他作为一名专家，深受大使和武官的尊
敬。个别人对他的一些荒唐行为的传闻颇反感，但多数人起码还能担待。无论如何，佐尔格没有妻室家眷；至于嗜酒，他没离外国记者的谱。一位法国记者在此期间曾见过佐尔格，他形容佐尔格的举止是“魅力与粗犷的绝妙结合”。①【① 保罗·莫寒先生来函称，当年的路透社驻日本记者在佐尔格到达东京后的第一周便认识了他．说佐尔格给人们的印象是“沉静、谦逊、聪明”。】佐尔格以其独特的方式，既遭到非议，又受到尊敬。
佐尔格跟其他记者一样，参加外务省每周举行的三次记者招待会。他与联合社（后来的同盟社）、军部、海军部定期联系。他参加京滨（东京——横滨）德国俱乐部，充分利用它的图书馆、酒吧间，又通过一定的途径，加入了东京俱乐部，那里面收藏着有关日本的世界上最精致的外文书籍。他经常离开首都外出旅行，又特别对农村感兴趣，那时日本的农村经济落后，因粮食歉收，加上美国生丝市场倒闭，许多地区一蹶不振。他在洛迈尔饭店用餐，这是家上等的德国饭馆，由一位青岛老板开设在地下室内，离银座只隔一个街区。他时常出入帝国饭店，在客厅中说长道短，在楼下酒吧间掷般子。当然，他是大使馆的常客，在档案室和事务参赞办公室里互通消息，交换意见。如果说他与德克逊的关系起初是忽冷忽热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那时的东京与现在相比，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拉丁美洲各式各样的“西式”咖啡馆、餐馆、酒吧间比比皆是，衬托
着纯日本式的点心铺和游乐场。其中不止一家完全按英国古色古香的客店陈设，摆着橡木柜橱、大锡蜡酒杯、长柄炭炉等等。在这种酒馆里，女招待们献上了酒，便往客人身边一坐，充当艺妓角色，承欢陪笑，留神老是把客人的酒杯斟得满满的（“黑鸟”酒家的姑娘们把头发染成红揭色，基于爱国的理由，当她们近四十岁时便被警察禁止营业了）。
德国式的咖啡店和啤酒馆毫不逊色。其中两家，弗莱德毛茨和金色莱茵，佐尔格最欣赏。两家的老板都是德国人，但雇佣的却是日本侍女。作家弗里德利奇·西博格访日时，经常见到佐尔格，他直言不讳地描写弗莱德毛茨：
“那是个阴暗的洞穴，座位又脏又旧，墙上挂着赝制的壁毯。这里除了一两个下级日本侍女外，没有一点日本气味。侍女们老是挨着客人身边坐，搂着他们的脖子格格地笑个不停。日木人从来不光顾此地。象佐尔格那么风雅的人，怎么会时常光临这么个邋遢窝，实在令人迷惑不解。”
乌拉奇公爵也回忆弗莱德毛茨是个“烟雾迷漫、不招人喜欢的酒馆”，佐尔格却经常在那里买醉。他有各种醉态，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泪流满面，或者雄心勃勃，目空一切，极度兴奋，或者处于半昏迷状态，醉后不适，而感到极度的空虚，于是接着再醉，以求解脱。
金色莱茵酒家则迥然不同，店堂宽敞，令人愉快。它既是餐馆，又是酒吧，老板是著名的饮食商赫尔克特尔。女招待是经过挑选的，自称是有知识文化的姑娘，工作条件及报酬都满不错。顾客包括商界、政界有相当地位的日本人，还有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外交人员。我们随后将明白，佐尔格去金色莱菌是为了寻找一名忠贞的情妇。
佐尔格和他那伙光棍汉朋友轮番寻欢作乐于“帝国饭店酒吧间、金色莱菌、弗莱德毛茨、横滨本牧的滨海饭店，一些多事之辈誉之为“巴尔干俱乐部”，小组中伏开利克和无线电报务员“伯恩哈特”却不属此列。这时，伏开利克主要为佐尔格充当照像技术员，他的任务是把佐尔格交给他的报告制成照片，通常是微缩胶卷，由间或从上海来的交通员送往莫斯科。伏开利克的这种照像任务，早期比后期可能多些。与四局的无线电联系算是个失败，佐尔格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伯恩哈特”的胆小懦怯。
“伯恩哈特”取得横滨出口商的身份后，终于设置了两台发报机，一台在横滨家中，另一台在东京伏开利克夫妇家中。“伯恩哈特”在操作这两台发报机时，强调种种技术困难。技术困难无疑存在，但显然，他是怕突然暴露而被逮捕。援引他于一九三五年平安回到苏联后汇报的原活再贴切不过了：
“我在横滨以外国商人身份开展工作，向外国商行提供日木货物样品，从而掩护我的活动。佐尔格为了谋求莫斯科的承认，多次命令我发报，但其中许多份我根本没有发出，因为我作为无线电技术员，感到收发报频繁，就等于招引警察注意。”
与此同时，佐尔格谈到“伯恩哈特”时说：“伯恩哈特的无线电技术堪称满意，但他老是喝酒，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发报。一个从事间谍工作的人必须有点胆量，他极胆怯，我给他的报告，他发出的不足半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