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间，佐尔格决定让“伯恩哈特”离去，一九三五年初便安排他和他的妻子于年内返回莫斯科。
佐尔格对他的初步任务性质进行探索后，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究竟收集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送给四局呢？回答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但这也足以使四局相信，当然也足以使他本人更加坚信，日本的间谍工作大有可为。
一九三四年春，佐尔格奉命研究的课题，即日本对俄国的意图，被认为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那年冬天日俄关系明显紧张，两国就俄国所控制的中东铁路前途问题的谈判毫无进展。很明显，日本或者收买这条铁路，或者攫为己有。如果购买的谈判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那么满洲约真正统治者，日本关东军可能就会干脆接管这条铁路线，不管东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
多数驻东京的武官都相信，日苏冲突很可能在一九三五年发生。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与他的俄国同行乌兰涅夫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他提到各国武官普遍的看法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可能袭击苏联远东部分。但是，格鲁在日记中写了：“苏联大使回答说，谁也说不准日期，他认为很可能今年春季发动袭击……”
一九三四年初春可能是佐尔格最感到心神不定的时期，奥特夫妇迁到东京也许还使他感到点宽慰。大崎到五月份才正式插上手。但无论如何，他住在大坂，没在首部；而且这
时，他与日本政府核心集团，特别是最高统帅部并没有联系。
宫木被催逼着尽力搜集有关军事计划的情报，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日期不清楚，他向佐尔格提出一份有关陆军对苏方针策略的报告。宫木的报告说，根据陆军的看法及陆军的人事安排判断，进攻俄国迫在眉睫。他还指出，关东军已经加强，新闻界所熟悉的某些军官跃跃欲试，鼓动袭击，樱会（由百来名政治上活跃的上尉、少校、中校组成的团体）影响越来越大，“进攻苏联的日期可能提前”。这正是他所需要秘密送给德国使馆的那种情报。因为尽管在此之前，樱会虽然不是个完全秘密的组织，但它是个半秘密的团体，日木军官甚至对本国国民都保密，别说外国人了。很可能，西方使馆连听都没听说过。
然而，到五月中旬战争恐怖消散了。夏天，可能在七月间，佐尔格告诉宫木，“共产国际”需要军事报刊论述日本陆军的情报。于是宫木在神田①【① 东京的一条街道，街旁书店林立。——译者注】订阅了《军事及技术》。从一九三四年八月那一期开始，他转抄摘录“苏联、新式武器”、“红军的分析”、“法、德、英新武器”这类文章。
这可算不得高级情报资料，难怪几个月后，佐尔格告诉宫木不必再根据这种来源写报告了。同样不奇怪，佐尔格于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时，让他再继续送《军事及技术》的摘
录。因此，宫木再次完成这项特殊任务，虽然，可能后来根据佐尔格约指示，他于一九三六年春不干了。
宫木由于扩大了情报来源，利用一些可算为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员，他的情报质量大大提高了。宫木可不象他在一九三四年告诉佐尔格那样，他一心想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情报网，在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有他们的可靠情报关系。这事永远办不到，“因为挑选合适的人选实在太难”了。然而，他们能够依靠象大崎这样自觉的合作者提供情报。宫木已经有了一名助手替他工作。这是他在三十年代的朋友，秋山功二，此人比官木早几个月回到日本。
早在一九三一年，宫木在洛杉矶的那位热情房东，北林太太在家中给他介绍了秋山。那时秋止在洛杉矶的一家日文报《日本新闻》当职员。他曾帮助宫木办过画展。他生于一八八九年，初次见到宫木时，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秋山在东京时境况不佳。宫木到达东京后不久，因感念旧恩，而开始帮助秋山，标准是每周二、三十日元，虽然为数不多，但在那年头还算过得去。秋山或许问过宫木，他是否也可以为他效点劳。也有可能，宫木主动提出要求。不管怎样，秋山很快便为宫木从事日译英的翻译工作，按时间计算报酬。
有关事实的谍报，宫木总是用日文写成报告，交给佐尔格。宫木在写报告时，总留心用黑墨水，然后再由伏开利克照像，以便日后送往“共产国际”。为了照像，黑墨水当然要比蓝墨水清楚得多。但时常有些报告，佐尔格亟待了解，那就须要赶快译成确切的英文。在多数情况下，秋山便是译者。他老是用蓝墨水，宫木又不便向他透露材料需要照象的真情。秋山毕业于英国加州商业专科学校，无疑他的英文要比宫木强。每当需要翻译时，秋山便坐下来，一口气干上四小时，所费时间视报告的篇幅长短和难易程度而定。他把宫木的手稿和许多有关日本军事、经济、政治等广泛的情报资料译成英文。
这种关系持续了八年之久，给秋山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费。秋山多半时间与宫木同住。他似乎对宫木的共产主义、地下活动丝毫不感兴趣。当然，他提心吊胆，生怕他们被逮捕，会因通敌间谍罪而判重刑。但这个怪人（魏洛比公平合理地称他为“唯一的雇佣兵”)，对保密问题却漫不经心。宫木承认，“他不是那种能够在间谍工作中认真合作的人”。实际上，秋山是因私人情谊和迫切的经济需要而与宫木连在一起。思想上的同情在这种结合中起的作用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显然是个缺陷。宫木试图另找一名精干的译员，但未成功，“因此我们只好让秋山继续干。”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可以肯定，佐尔格从来没见过秋山，每当他为秋山的关系表示忧虑时，宫木便一再肯定此人靠得住，为他打包票。实际上，佐尔格于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所搜集的情报，都是由交通员送往俄国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伯恩哈特”负责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形同虚设。佐尔格供称，“我只能送非常简单的信，而且为数极少。”
交通员送材料必须去上海。佐尔格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亲自前往，把一包东西交给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陌生人（“我不知道他如何处理，或往哪里送，我也没过问。”）。另一次日期不清楚，可能是盛夏，七月中以后（日本更换内阁时，海军上将冈田接替海军上将斋藤任首相），这次从东京派出的密使是“伯恩哈特”的妻子，她在上海汇中饭店的一间房里与接头人（女人）见面。那年秋天，还有一次交通任务，由胆小怕事的“伯恩哈特”带着材料从日本动身前往上海。这么频繁地安排旅行是由于他疏忽无线电联系工作。接着“伯恩哈特”的妻子于一九三五年初再次去上海。她似乎具有她丈夫所缺乏的秉性。
佐尔格除了一九三四年春去上海外，还在当年秋天陪同奥特前往满洲。没有迹象表明，佐尔格利用这次旅行又与莫斯科的某交通员见面，我们的确没有掌握这方面的事实。这里风险太大，不容大意。佐尔格陪同奥特去满洲旅行却更能说明他俩的友谊。
大概就在这时，但可能在赴满洲之前，佐尔格被正式批准加入纳粹党，这更提高了他的身价。
与此同时，某些情况的变化也关系到佐尔格这个精干间谍的前途。一九三四年九月，大崎被调到东京《朝日新闻》社。他在东京主要关心的是东亚问题研究会这个研究单位。
该会不久以前由东京《朝日新闻》创办，大部分是《朝日新闻》的人员。该会主要研究中国事务，大崎加入该组织再合适不过了。众所公认，大崎是位有发展前途的中国事务专家，他翻译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业已出版。军、政、商各界均派代表参予该研究会的活动，大崎搬到东京后，便借助该研究会的关系，大大扩展了他私人来往关系。
大崎在东京安置下来，便每月按时与佐尔格会晤。他们在餐馆，偶尔也在舞妓馆（高级艺妓餐馆）见面。大崎向审讯员交待了几家的招牌，如东京三十年代的雅叙园、上野的明月庄、筑地（东京）的佳月、赤阪的吉美志乐等等。他头几次与佐尔格聚会时，用“小竹”这个假名与餐馆或艺妓打交道。后夹，他意识到这可能引起麻烦，使人产生怀疑。“所以后来我干脆说我是《朝日新闻》的大崎。”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间的冬天，佐尔格和大崎之间的谈话主题是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急剧增长。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日苏关系这个主要问题。广泛地说，在此之前民族主义运动包括传统的和激进的两股潮流。陆军力图掌握日本的命运，疯狂地推行民族主义，因此，无论是研究民族主义的两种现实表现，还是研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牵制，佐尔格都十分感兴趣。
大崎搬到东京后，七月间他俩在奈良公园聚会，大崎给佐尔格详细地介绍了前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首相犬养毅遇刺后发生各式各样右翼的、激进的、法西斯的“阴
谋事件”。他们在京都的平安神宫会晤。盛暑蝉鸣，他们漫步在荷花池畔，长时间地谈心，而不必顾虑隔墙有耳。
所有这些情报，包括历史性的（这些资料没有送往莫斯科），打开了佐尔格的眼界，充实了他孜孜以求的专业知识。这不仅给一名新闻记者和间谍提供了作结论的根据，而且作为一种工具，帮助了德国使馆观察日本的事态。
为了进一步探讨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大崎这次是在日本国内，再次利用他的上海老搭档川井定吉。川井五体投地崇拜大崎，把他当作保护人。一九三二年，川井在上海被日本警察局扣押了三星期。那年七月，他回到日本，迫不及行地找大崎，征求他的意见，无疑是让他相信，上海警察局并没有发现“约翰逊”小组的线索，大崎劝他潜伏一个时间，但在一九三二年底，又劝他返回中国大陆，去华北为中共工作。
大崎本人也随着川井为一点小事去北京，呆了两三天，他们在那里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重逢，讨论了川井将在该地区进行的工作。川井定期与一个中国人（未透露姓名）接
头，告诉他有关日军活动和当地①【① 指日占区。——译者注】领导人的态度。大崎又返回日本，借口度新年假日。
川井用中国联系人提供的经费，在天津开了爿书店，地点在日本陆军驻天津“特别工作局”对面。“特工局”既是政治工作局，又是情报局，施展各种伎俩，以便进一步扩大
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利益。
川井个人历史上有一段曾为日本国会保守派政友会所主持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组织积极工作过。早在一九二八年，他第一次作为记者去中国后，他成为有名的“中国浪人”，有些人认为，这种人是爱国的日本人，随时不惜一切代价在中国人当中扩大他自己国家的影响，但另一些则认为“中国浪人”是个贬义词，典型的中国浪人，就是爱嚷嚷的马路政客。川井早年的生活，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使他与各种右翼冒险分子为伍，即使他向共产主义转变后，也没有断绝这些关系。用“转变”这个词说明川井为言论和思想都未免有些过份。因为他似乎没有非常固定的思想信念，级然他打心眼里同情中共党员。很可能他第一次到中国后，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未来的潮流。然而，他先在中国，后来又在日本为大崎效劳，可能是出自私人效忠为动机，而不是坚强的信念在驱使。他不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对大崎的情义是坚贞不二的。显然，佐尔格和宫木认为，川井只不过是个没头脑的寄生虫，这种论断未免无视了川井的勇气。这种勇气经过了上海警察局关押的严峻考验，不久，还将面临更为艰险的考验。
川井在天津那爿书店安置得非常巧妙。由于他以前是个右翼积极分子，又是个“中国浪人”，因而深受马路对面“特工局”的欢迎。这使他有机会收集到许多对中共有价值的情报。然而，他与中国联系人的关系不得不日趋淡薄，最后只得断绝。因此，他又回到日木，去找大崎，正如他所说的，“看看下一步该做点什么”。这是一九三四年二月间的事。大峙让他在华北继续干，“直到能够建立某种联系”。但刚满一年，即一九三五年三月，川井又回到日本，找到了大崎的东京住址，再次请示。
这次大崎劝他留在东京。从而“为了执行大崎的指示，也为了解决迫切的生活保障问题”，川井住在东京郊区一个名叫藤田勇的朋友家中。川井在华北结识了藤田勇。藤田与天津“特工局”有联系。原来一九三三年夏，藤田勇曾参加过东京左翼恐怖计划“神兵队”，这是筹划中的武装政变，计划采取空袭方式，一举消灭整个日本内阁为计划。实际上，藤田仅仅参加了整个计划的外围活动。然而，“神兵队”却看中了川井的朋友——极端右派藤田勇。这就意味着，把川井安插在这里，便可以给佐尔格小组提供有关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情报。
然而，川井并没有直接与佐尔格联系过，他也不知道佐尔格就在东京。但是大崎把他介绍给宫木。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天，大崎对川井说：“我料想你也呆得腻烦了，所以给你介绍个朋友。他刚从法国回来，无亲无故，他告诉我，想找个伴。你来见见他。”
大崎在上野餐馆安排了一顿三个人的晚餐，宫木和川井一见如故，大崎近午夜才动身回家，剩下他俩呆在那里。川井烂醉如泥，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非常狼狈，发现是宫木用出租汽车送他到一家乐妓馆。官木和川井的合作关系就这么开始，以后持续了八个月。川井为了佐尔格小组，变成为宫木的情报员。
七年后，当检察官审问时，宫木一口咬定，川井根本没有提供什么重要情报。情况的确如此，川井作为情报来源，在中国比在日本更使得上劲些。他在自己国内反而不知所措。他老是缺钱花，一时似乎也找不到固定职业。但是，他结交象藤田这类冒险分子也不是完全无利可图的。因为一九三五年七月，他和宫木居然能制成一张细致的图解，说明日本陆军的领导人、同盟者、派系之间的倾轧等等。
这张别出心裁的图解由宫木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被逮捕后，警察在他的财物中发现。那是研究陆军错综复杂体制的指南，细致而确切。佐尔格有了这张图，在口本的外国人当中，成为唯一有资格解释为什么一九三六年二月东京市中心发生暴动的人。
宫木交给佐尔格那张图解不久，他便动身去莫斯科，向四局汇报他的任务及今后的前景。“我告诉莫斯科，我要求被召回磋商，还为了搞一个比‘伯恩哈特’更好的无线电报务员。一九三五年五月，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立即返回。”他先把“伯恩哈特打发走”。“伯恩哈特”夫妇取道上海、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接着，六月底，佐尔格乘船去美国，不用说，隐瞒了打算从美国去苏联这一事实。他带着大批情报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包括宫木的图解。所有这些材料都制成照片，推测是微缩胶卷。
有一位二十年代在柏林认识佐尔格的女人给我们描写佐尔格这次在美国的形象。
“我们原认识伊卡〔佐尔格〕，他是个安详、而有学者风度的人。但他为苏联工作这么多年，明显地变了。一九三五年我在纽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变成为一个脾气暴
躁的人，嗜酒如命。浪漫主义、理想派的学生魅力如今消失殆尽，尽管他仍然非常漂亮。但他那双略微斜睨、冷酷的蓝色眼睛，加上两道浓眉，似乎在自我嘲弄。他的头发仍保持
着棕褐色，也没有脱落，但颧骨和显得优郁的嘴角四陷了，鼻子仍尖尖的。他完全变了。”
纽约有一位“共产党联系人”给他一张假护照（“我不愿让我的真护照说明我曾去过苏联”）。那是张旧护照，改头换面，贴上佐尔格的照片，写上他的特征，以适应新持照人的需要。他的国籍写明是奥地利，还给他取了个“长长的古怪”姓名。
佐尔格从美国乘船去法国。虽然行期一再拖延直到最后一刻，他竟忘记了缴纳出境税，在船离开纽约码头之前，被船上的一名海员发现了。“他要撵我下船，但我塞给他五十美元，便立刻了事。美国人办事最灵活。”
佐尔格到达法国后，途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才回到俄国。他去巴黎的苏联领事馆，就象其他旅客一样，按常规取得入境签证（“我没享受过任何特权。”）。
他乘火车经过漫长、迂回曲折的旅途，终于到达目的
地：
“在梦乡，深夜游荡，
莫斯科亲切胜过任何地方；
他回到了故乡，在这块策源地上，
整个世界将放光芒。”
但佐尔格在“家乡”只呆了三星期，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第九章 莫斯科插曲
“啊，故乡！我显得多么异样。”——摘自谢尔盖·叶赛宁的诗《苏维埃俄罗斯》，写于一九二四年
一九三五年七月，佐尔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径直向四局新局长谢苗·别特路维奇·乌利茨基将军汇报。佐尔格说他对“纯军事谍报不大感兴趣”。
鸟利茨基将军生于一八九五年，与佐尔格同岁。他的经历酷似别尔津。他俩曾合作过若干年。一九一九年八月，乌利茨基将军任“苏军参谋部情报局局长”，后任骑兵旅旅长。一九二一年三月，他领导平息康斯塔特要塞叛乱，名震一时。后来他担任红军高级指战员，直到一九三五年接替别尔津任四局局长。这是由“党中央和国防人民委员会领导”①【① 这些细节来源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苏联红军报纸《红星报》盖勒尔为纪念乌利茨基撰写的文章。乌利茨基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夜被格别乌逮捕，“不久”便被枪决。】任命的。
佐尔格以其阅历及接触关系，能够满怀信心地向乌利茨基说明，在日本组织谍报工作是行得通的。这对他的上级必定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如果魏塔克尔·钱伯斯是可信
的话，那么，由一个美国人在日本领导的另一个（谍报）小组简直是毫无所获。这位美国人“只有一点成绩值得汇报的，就是他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赢得了日木垒球冠军”①【① 这个美国人被召到四局汇报情况，他设法把困难说透，于是又被派回美国接受另一项谍报任务。他在那里遇见了钱伯斯，向他诉说：“再也不为那帮杀人犯干哪伯一小时了。”——魏塔克尔·钱伯斯。】。
佐尔格要求承认大崎为他的小组正式成员，这获得了批准。他还要求任命魏加顿或克劳森为无线电报务员，以代替胆小怕事的“伯恩哈特”。
与此同时，他还要求“绝对自由”，发展他认为必要的德国使馆的任何关系。根据佐尔格向日本审讯员的供词，就能够明白“绝对自由”的含意。
“一九三五年访问莫斯科时，我获准向使馆提供一定数量的情报，以便加强我与使馆的联系。提供什么情报，什么时候提供，概由我个人决定。但我答应莫斯科把这种倩报限制到最小数量。”
佐尔格说，在德国使馆内部进行间谍工作最简单的办法，乃是采取“座谈、讨论和研究的方式，用些无关紧要的情报套取重要情报，换句话说，行小惠，谋大利”。
佐尔格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正在开会，他要求参加，但被严格禁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可能被大会的某些外国代表或观察员认出来，那未事情会被透露到德国和日本的。
佐尔格在莫斯科时，住在花园街广场一个朋友的房间里。他虽然在莫斯科短期逗留，但与俄国“妻子”卡捷林娜恢复了关系，过着隐居生活。佐尔格返回日本后，卡捷林娜还不时通过四局的无线电报给他捎信，据说，他也通过普通邮路从日本给她寄信或捎衣服①【① 有几封信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共青团真理报》上发丧。卡捷琳娜死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
库西宁和斯莫尔连斯基都来看生过他，但曼纽尔斯基也许忙于代表大会，只打了个电话，多半是为了嘱咐他千万别参加大会的任何会议。彼阿特尼斯基生病，没住在城里，因此，社交生活正如佐尔格所说，“非常有限”。唯一经常见面的人，乃是一度在中国替他当无线电报员，德国技术员马克斯·克劳森。克劳森已经获得四局的命令，准备参加佐尔
格的日本小组，所以他俩有许多事情要商量。
一九三三年八月，克劳森再次被召回俄国。在此之前，他曾在沈阳呆了十八个月。他在该市日本占领军的监视下居然能在他家搂上秘密操作无线电合，偶尔向苏联边境发报，其中包括由当地四局谍报小组收集来的情报，该谍报小组由一名驻哈尔滨人员统一领导。马克斯·克劳森在沈阳开了一爿摩托车自行车配件商店作为掩护。这爿店的资本二千美
元，是由四局提供的。
人们都以为安娜是马克斯的妻子，当地的欧洲人都认识他俩。马克斯到达沈阳后大约六个月，便担任了德国俱乐部的秘书。他是德国北方水手出身，矮胖胖的，善于交际；他与知识分子相反，粗犷，但相当大方，以他特有的方式忠于他的伴侣安娜。使他感到得意的是，几乎与他同时，沈阳小组的另一同事，也是个德国人，担任该俱乐部的出纳。
但马克斯·克劳森在沈阳的活动，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不顺利。一年中他发出的电报还不到十五份，而且情报的质量也不高。至于摩托车行，本钱亏蚀得分文不剩。事后，马克斯三下五除二地总结了一番：“我们在满洲的冒险事业总的说来是个失败。”最后毫不奇怪，他被相当不客气地告知，把工作移交给别人，他本人调回莫斯科。
马克斯和安娜乘火车横跨西伯利亚，他们的车票却是前往柏林的，部分是因为马克斯相信这便于他们离开满洲，部分无疑是为了安抚安娜，因为她害怕进入苏联境内。安娜坚决反共，她是否真了解（甚至到这步田地），马克斯在为苏联某机关服务都值得怀疑。
要说马克斯灰溜溜地回到莫斯科四局未免有点过份。但他确实闷闷不乐，而且他的威望一时也无法提高，因为他不得不报告，在他与安娜到达莫斯科饭店的当晚被盗得精光。事后，安娜亲口说过，她被麻醉过去，护照被盗。
然而，四局只提出让他与安娜立即动身前住敖德萨度假疗养。由于马克斯拒绝在找到行李之前动身，因此实际上，他们去休假前有十天的时间。他由于某种原因不可能把行李直接从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领出带到莫斯科饭店。最后行李由四局领出交给克劳森夫妇。这说明别尔津和他的官员们可以有时间，从从容容地验查这对夫妇的私人物品。
在耽搁的几天中，马克斯被领到莫斯科南郊四局所属的无线电分校，让他就中国和满洲的工作提出一份书面报告。这份报告总共不到四页，难怪他的上级感到很不象样。
马克斯和安娜被安置在敖德萨郊区四局的一幢别墅里。那别墅而临黑海，从市中心乘电车只消一小时便可到达，别墅有十来间房，按苏联标准，可客纳五、六十人。马克斯不要安娜陪伴，单独出外钓鱼。可以想象，她只好独自在海滨悠闲地散步。但他也领她到敖德萨着过一两次歌剧。马克斯发现魏加顿也住在别墅里。因此，他俩经常一道进城喝洒，因为根据别尔津的命令，别墅是严格“禁酒”的。
假期共六周，然后他们返回莫斯科。马克斯被安插到无线电学校，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设计一套新型手提式收发报机。马克斯·克劳森是个老技术人员，可想而知，他来工作无论在哪方面对学校都是有好处的。实际上，他与另外几个人一起真的制成了一台新型收发报机，虽然在日本并没有用上，“因为太复杂，而且维修起来很费事。”这个项目完成后，他又进一步接受无线电收发报的训练。这是在该校的四楼上进行的。他在这生与魏加顿及一名海军人员一起工作，他们与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及沿巴尔干边境的苏联哨所的无线电秘密报务员交换情报消息。马克斯还给分配到该校的青年士兵讲授无线电发报技术。
一九三四年初，他突然奉命离开莫斯科，而调往伏尔加一日尔曼共和国。给他发的通行证具名为罗特曼（他自己的护照一直被四局扣留着），并通知他到某拖拉机站当维修工。
马克斯事后说，这一贬黜是对他在满洲工作不力的处分；但把这解释为惩罚他与安娜的关系似乎更恰当些。他确实仁离开满洲之前，拒绝了上级让他撇开伴侣去俄国的建议，因而受到这样的冷遇。
他对四局憋了一肚子气，动身前往伏尔加一日尔曼共和国；起初他和安娜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个拖拉机维修工的工资远远不够他俩的开销。但不久情况便有所改善。由于拖拉机站站长很快发现了马克斯的才能，便让他在农场和拖拉机站安装无线电，建立农场与拖拉机间的双路相互联系体系。马克斯受到鼓励，为农场工人开设无线电操作学习班，他甚至成了“为苏维埃政权争光”为政治宣传家而名噪一时。这意味着增加工资，而且伏尔加一日尔曼共和国首府恩格斯的一名大员提出让他到他们那里同样的农场工作，月薪一千卢布，这样前景将更加美好。这样出价迫使马克斯自己的站长也提出一个数目，与之竞争，尽管不如恩格斯的大员出价那么高，一月还不到六百卢布。
一九三五年春，马克斯收到四局的电报，指示他返回莫斯科，他没理会。四局接着又发来第二份电报和加急电报，他同样置之不理。
但是，情况不允许他继续悠闲地住在伏尔加河岸边了。四月份，恩格斯市党组织的领导人亲自来到马克斯和安娜居住的小镇。他命令马克斯来见他，手中摇晃着伏罗希洛夫元
帅拍来的电报，声色俱厉地告诉他，必须立即回莫斯科。
马克斯只得服从。他动身去莫斯科，安娜没有同行。他揣着一封恩格斯市党组织给红军一局的介绍信。马克斯明知道这封信的上款写错了，他也明白，他到莫斯科后，这会引
起混乱，而且会耽误时间。这他可管不着。相反地，他还暗自高兴。他因自己的遭遇，对四局一直耿耿于怀。无论如何，这事与他不相干，他径直往一局报到。果然不出所料，那个单位的官员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搞清楚他的姓名，让他到该去的单位去。
他总算到了地方，被引进别尔津将军的办公空。别尔津问他为什么不理睬那两份召他回莫斯利的电报。马克斯回答说，因为他“在伏尔加有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并乘此机会对他先前受到的贬黜提出抗议。别尔津答应过问这件事。经马克斯再三要求，总算同意他把安娜接出伏尔加一日尔曼共和国。
四局为此给马克斯发了车票和现款。但他在莫斯科呆了约一个月才动身前往东南地区。由于闲得发慌，他大部分时间到处参观游览。虽然他被分配到四局的西欧处，而且上级告诉他，将通过一定的途径派他去德国。他的住房安排在无线电学校。
马克斯和安娜回到莫斯科，经四局努忙，搞到了吉姆基郊区的一座房子。他把安娜安顿在那里，自己却决定住在无线电学校，大约一星期去一次吉姆基住宅。安娜整天独自呆在家里。她经过长期的折磨，现在却不甘示弱。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可能由于安娜施加压力，马克斯在莫斯科市中心租到了一间房，这间房是一家工厂的工人腾出来的，据马克斯
说，“他离开莫斯科是为了逃避夏季的炎热。”
一九三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队伍中有克劳森和魏加顿，他们走在一小批中国男女青年的头前，阔步通过红场。这些是无线电学校分校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设的特别训练班学员。马克斯本人并不过问他们的学习，而由魏加顿负责。为中国报务员举办学习班，据魏加顿说，是秘密的，一九三四年一月马克斯和安娜动身去伏尔加一日尔曼共和日之前还没有开始。那年十一月，中国红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据说把主要的红色基地从江西一福建边区迁往西北地区的决定是根据莫斯科的抬示作出的。一九三五年五月，长征还在进行中，八月才到达映北。很明显，由魏加顿指导的那批青年志士，注定要前往中国红军驻扎的某个地区，他们通过荒凉但是友好的领土，艰难地直接从苏联到达那里。魏加顿本人也被派派红色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派马克斯·克劳森，而不是魏加顿参加佐尔格的日本小组的原因。
那年夏末的一天，魏加顿告诉克劳森，佐尔格在莫斯科，他打算晚上约他俩在无线电学校附近的一家酒馆里见面。三人团聚，佐尔格呷着酒，慢吞吞地宣布，他想要他们当中的一位跟他一道去东京。马克斯立即声明，他已属四局西欧处了，迟早要去德国的。
“你不必为这担心”佐尔格向他保证，“次会安排你去东京的。”
不久，马克斯果然被召到柯林的办公室，柯林当时负责四局的远东事务。马克斯被通知，自即日起调到该处，并将与佐尔格一道去东京。当马克斯接受这项新任务时，佐尔格
也在场。
当时，马克斯正在斯摩棱斯克广场附近四局的一个宿舍里给一对瑞典夫妇讲授无线电台的安装和操作技术课。于是他中断了这项任务，而着手为以后的任务作准备。
事隔六年，马克斯在东京被捕，他给警察局特高课写了一份有关他对日本看法的报告，其经过细节有原话为证，恰好反映了马克斯·克劳森的思想特点。然而，必须记住，他
可能是在被迫情况下，无疑是在严密监禁情况下写的。
〔克劳众写道〕我以前总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但后来我逐渐感到日本刚跻身先进世界，比英国还要坏，因为日本剽窃别国的发明创造，用这种廉价而又省事的办法一跃而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使我极为愤慨。
甚至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感到忿忿然，因此很自然，莫斯科派我到日本进行间谍工作，我住到十分得意……
实际上，我来到之前，对日本一无所知，但我认为她是个侵略国，因为她三十多年前征服了高丽，又在十来年前占领了满洲。因此，我满腔怒火，渴望消灭日木资木主义制度。那时我并不了解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
当莫斯科让我负贡日本间谍小组的无线电工作时，我感到很自豪。我是作为日本政府的敌人来到日木的，同时我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民的朋友。
我一直在想，日本人民必定在政府的残酷压迫下呻吟，因此，我到达日本后，我相信，我虽然反对日本的政治制度，而我却在为日本人民的幸福而工作。但是，我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有这样团结一致的政府。日本是个第一流的国家。我在这里呆了几年，我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生平的大错。
佐尔格和克劳森分别动身赴日，前者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后者为九月，显然他俩同时听取了乌利茨基的临行指示。乌利茨基再三强调，谍报工作压倒一切的目的是确切地分析日本对苏意图，日本是否正在计划进攻？如果是，那么在什么时候。佐尔格在他的“供词”和向日本预审官口头提供证词时说，乌利茨基告诉克劳森和他本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防止日苏战争，这是莫斯科最关切的事情。”
佐尔格暗示，乌利茨基曾告诫他密切注视日德关系的发展形式。尽管在一九三五年夏季，要预计这种关系缓慢地得到改善，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似嫌过早，但莫斯科相信，某种友好关系正在建立，而且矛头针对着苏联。
毫无疑问，莫斯科己经了解到，德国方面已经伸出了触角，迸行试探。五月或六月，里宾特洛甫让一位有远东关系的德国商人茀德利奇·韦克海姆·哈克博士接近日本驻柏林
武官小岛少将，并向他秘密传达了里宾特洛甫的私人建议，即德日应考虑某种防卫同盟，共同对付苏联。
佐尔格是怎样返回日本的，这仍是个谜。他说，他乘飞机离开莫斯科。魏洛比报道说，佐尔格乘第一班“容克号”飞机，从德国飞往日本。但并没有记载说明那次飞行的机组
人员或乘客中包括了佐尔格。
有证据说明，他实际上绕道欧洲和美国回到日木。根据他自己的编造，他经过荷兰，可能是去访问他为之工作的阿姆斯特丹报纸。他说，他在那里销毁了假护照（上面填有奥
地利姓名）。他还盘算着如何在回程中去纽约找一位裁缝，他曾在夏天佐尔格临离该市时替他缝制了一套衣服。佐尔格到达美国后，再次见到那位裁缝时，他用的是假护照上的奥
地利姓名。裁缝还记得佐尔格，回忆起两三个月前，他的姓名有所不同。然而，佐尔格后来却说，“在美国一个人用两个不同的姓名并没有什么稀奇。”
至少可以肯定，一九三五年九月底以前，佐尔格又回到了东京。奇怪的是，所获得的记载说明，日本司法当局似乎对佐尔格一九三五年从莫斯科到东京的旅行并不感兴趣。
关于马克斯·克劳森的行径，反而了解得多些。他乘船从列宁格勒到勒阿弗尔，在那里又改搭另一艘船到达纽约。安娜留在莫斯科，但很明显，马克斯打算以后在上海与她会合，然后接她一起去日本。四局向马克斯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并在他自己的护照外还发给了两本假护照，一本是意大利的，另一本是加拿大的。他乘美国船“波士顿号”横渡大西洋，他这一程可能当了船员，因为他在斯德哥尔摩买了一张海员身份证。但是他在德国驻纽约领事馆续了他的德国护照。根据事先的指示，他在纽约期间住在林肯饭店。有个名叫“琼斯先生”的业务人员来看望他，问起他手头情况。说也奇怪，马克斯居然拒绝了这位先生向他提供的经费。当他离开莫斯科时，四局给了他一千八百美元，如果他一路作为取得报酬的海员来到纽约，那么他的花销可能并不很大。
十一月十四日，马克斯·克劳森作为乘客登上了“立田丸”，到达旧金山。十四天后，即二十八日，这艘船停泊在横滨。他上了岸，一时却无法装置无线电台。但他曾偷偷地带来了两个管子，其它配件将在日本配齐。
他们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佐尔格曾说过，他每星期四晚上在规定的时刻在东京数寄屋桥附近的蓝色缎带酒吧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克劳森到达那天恰好是星期四。但第二天晚上，马克斯来到东京德国俱乐部，便在那里遇见了佐尔格。但在这种场合，他们只能交谈几句，因为还有几个旁人在场。但他们后来还是抓紧在图书馆里私下谈了几分
钟，约定第二天晚上六点钟在“蓝色缎带见面”。
与此同时，安娜独自呆在莫斯科，马克斯离开后一两天，一个自称是四局派来的女人来访问安娜，嘱咐她保守秘密，不许与任何人来往。为了保证这些指示落实，这个女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安娜，四月还有一个男人也不时地来走动，给安娜送生活费。安娜在严密的监视下，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捱过了秋季和冬季。
马克斯·克劳森的朋友，无线电技术同行魏加顿的命运如何不甚清楚。无疑他去中国了。但据说，后来他又被派往德国，在那里入了伍。一九四三年，他在东线的一个军事情报总部被逮捕。经发现，他主要负责接纳苏联向德国派遣来的秘密特务。后来他被引诱为德国人工作，继续操作他那电台，因此，把新来到的苏联特务交给了盖世太保。盖世太保
当然搞到了他的译码本，但他们仍需要他效劳。大凡发报员都各自有不同的指触，一有变化，莫斯科会立即察觉。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他不可能活到大战结束。
第十章 真正的使命开始了
“关系最重大的既不是技巧，也不是我在莫斯科情报学校通过的考试，而是我对日本问题的基础研究。”——佐尔格
左尔格从莫斯科回来以后，首先关心的是让克劳森安顿下来，发报机能够发报。这可费了些功夫。十二月份，佐尔格引马克斯见了伏开利克，而且建议把无线电台设在伏开利
克家中，在那里操作。当时伏开利克正独自住着，艾迪丝临时回丹麦小住。他和马克斯在楼上挑选了两间合适的房子，
然而，最初几次并不是从伏开利克家中发报的，而是从《新闻纪要报》和《伦敦金融消息报》记者根特·斯泰因寓所发出的。十二月，马克斯·克劳森经佐尔格介绍认识了斯
泰因。根特·斯泰因于年初来到日木。他出生在德国，后来加入了英国籍，而成了英国人。他曾一度任《柏林日报》驻莫斯科记者，所著《日本制造》一书使他享有日本经济问题
专家的盛名。
在特高课警察审讯时，马克斯·克劳森声称，根特·斯泰因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佐尔格本人则把斯泰因说成为“同情者”，不不是他小组的正式成员。这也许是对斯泰因
身份的正确解释①【① 在预审时，佐尔格对供词进行了修正。他宣称根特·斯泰因是个“同情者，但决不是我小组的正式成员。然而，他的确与我们进行了积极的合作”,（见《佐尔格自述》，第二部分，第一章以及佐尔格案，第十一号，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预审记录。）早些时候，佐尔格告诉过警察局，他曾设法使“斯泰因逐步参加我们的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警察局审问佐尔格记录，第十号。】。他在一九三八年初离开日本之前，一直为佐尔格及其同伙效劳。
马克斯·克劳森和根特·斯泰因在佐尔格寓所初次见面，讨论了有关无线电发报问题，显然斯泰因提出，要把他的寓所交给马克斯使用。因为他画了一张草图，标明他的住处，几天后，马克斯果然前往观察房屋，就从楼上的一间房内与“海参威”第一次取得联系，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
与此同时，该谍报小组险临绝境。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川井定吉被特高课警察逮捕。
川井住在市郊一名右翼冒险分子家中，他一直给宫木和大崎提供有关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情报。
一月二十一日清晨，他突然醒来，感到极冷，看看表，才五点钟。他想起一月二十日是列宁的忌辰，还记得晚上将在市中心的一家饭馆与大崎和宫木秘密约会。
就在这时，房间隔板被拉开，七八个侦探冲进屋来。川井告诉我们，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切都完了！”上海、天津、满洲国、东京同志们的脸庞一张又一张掠过他的
眼前。警察局发现了东京的什么事吗？或者是（中国）大陆？如果属前者，那就严重啦，说明当局掌握了主要事态。但如果警察局根据大陆提供的情报处动，那么情况还不致于太糟糕。
有一名侦探，即城市警察总署特高课人员摔给他一份公文。那是满洲国新京日本领事法庭颁发的川井逮捕证。“你要去的地方很冷，”那位侦探说，”＋分钟内把衣服穿好。”
川井说，当他感觉到手腕戴上冰凉的手铐时，他已被簇拥出屋，他的心情突然平静下来，暗自说道：“好，我叫你们这帮狗崽子跑断腿吧！”
接踵而来的是慢吞吞地走遍日本列岛，到达九州北部的门司港。一个个警察局往下交，一个个县往下传，川井的押送人员足足换了十次。从东京到川崎、热海、岐阜、京都，然后到神户、福山、岩国、下关，最后到达门司港，一路上乘公共汽车、电车、火车、小卧车，走了一个多星期；在门司港等待开往大连的轮船，一呆就两三天。上了船，川井的手铐总算被滴下来，半个月来第一次让他洗个澡，甚至还允许他喝点米洒佐餐。旅途虽然漫长而枯燥，但还不算太准受。川井甚至没被提审。似乎没人清楚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东京的一名检察员甚至提出这根本是个假案。
然而，当他被押送到大连港警察局时，情形可不同了。值勤官员向他呵喝：“流氓！我们逮着了沈阳、开源、北京、天律、青岛、上海你们那帮同伙，这又在东京抓到了你。狗杂种，瞧见了吧，法网难逃。”但大连水上警察局挺暖和，川井在那里呆了两夜，然后乘火车解押到新京，被关在该市拘留所的单间号子里。
不久，他便被传到日本领事法庭的司法领事面前。他是为了上海的宣传活动而被控告的，说他曾根据“国际共产党”的命令，唆使沈阳的添岛隆规于一九三一年十月钻进宪兵队，刺探秘密军事情报。据云，川井从添岛那里搜集到了这种情报，便传递给中国共产党。
在向川井宣读这些罪状时，他感到松了一口气。当局似乎没有查清所发生的事情，看来只集中审问他与中共的关系。让他对指控进行答复时，他说有关宣传活动的罪行均属实，至于其它罪行，他一概予以否认。他根本没有收到什么三十七项秘密军事情报，起诉书中提到的数字自然只有添岛本人明白。
“好吧，”领事收起了文件宣称，“下次再给你提问题。”
川井又被带进号子里。他几乎立即又被传到两名侦察人员面前，他们开始认真审问他。这两名侦察员，一个文质彬彬，有时甚至和颜悦色，另一个则粗暴、放肆。他们的问题集中在添岛向川井提供情报的性质，以及他向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上。川井矢口否认。
最后又把他从拘留所通过茫茫的雪野转移到新京警察局，投入楼房下面冰冷的地窖里。从邻近的地窖由传来一阵阵日文、朝鲜文、中文的咒骂声、尖叫声。“在这个地方，”一名侦深说，“你就死了，也得把案子查得水落石出。干嘛不痛伙配合好，省得找麻烦？”川井默不作声。于是把他的衣服剥光，用钢棍把他打得晕死过去。
当他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躺一间温暖屋里的炕上。有人给他端来了一杯热咖啡，然后又把他送回拘留所的牢房中。约摸二十四小时后，又把他带到新京中心警察局，再次
遭受毒打。这种酷刑持续了大约五天，然后作罢。警察局对川井不了次心；而川井心里明白，他获胜了。大崎保积这个名宇始终没有从他的嘴里露出来。
领事法庭因川井违犯维护和平法而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个月，一九三六年六月予以释放。他事后才发现被逮捕的原因。原来添岛隆规把他的姓名告诉了警察局。
添岛与川井于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北京结识。添岛是日本政府机关的职员。他和川井以及另外三四名日本人颇同情中共运动，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及其在中国的运用。日久天长，理论探讨转变为实际运用，学习小组变成了中日奋斗同盟会，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鼓动组织。
早在一九三二年，添岛在满洲国宪兵队当翻译。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奉命参加扫荡热河省中国部队的战役。添岛希望战死疆场，为了最后一次对中共尽忠，他偷了宪兵队的几
份秘密文件，打算送给川井，他以为川井那时在上海，会负责把文件转给中共的。为此添岛把文件托付给一个交通员。但恰好在此之前，川井离开了上海，于是文件通过另一条渠
道终于送给了中共。有关这番周折，川井毫无所知；所以他虽然在新京受了刑讯，也只好保持缄默。而另一方面，添岛显然深信不疑，秘密文件确实经过了川井的手。
热河之战非但没有让添岛送命，反而使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死灰复燃。添岛开始为他的过去所作所为感到忐忑不安。这种紧张情绪持续了好几个月，到一九三五年他感到自己被
警察监视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最后他向新京中心警察局自首，交代了一切。
于是中国和满洲国各城市的中日奋斗同盟会成员一个接着一个被日本警察逮捕。川井在东京就擒，可能是最后被拘留者之一。
新京的审讯既野蛮又愚蠢。警察局把审讯局限在川井和添岛与中共的关系这个范围内，而没有发现他与大崎和左尔格上海小组的关系。但是，即使没有向川井询问过大崎一次，也丝毫无损他在新京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的情神。他在自己的书中谈到：
“在新京受审讯时，假若我稍稍提一下大崎、佐尔格或日本的活动，那末佐尔格小组在一九三六年必定被发现。但在那个案件中佐尔格和大崎还很可能免于极刑——死刑。”
川井获释后，仍呆在大陆，与佐尔格的关系中断了若干年。直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他才回到日本定居。
我们没有掌握材料，说明大崎和宫木当川井在东京突然失踪后如何反应，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怎样向佐尔格汇报事情的经过，但不管怎样，他们忙于为佐尔格搜集有关那个震惊日本和全世界的大事的情报。这就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东京部分卫戍部队的暴动。
当佐尔格还在莫斯科时，东京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激进的“皇统派”领袖正树将军被迫辞去军训陆军总监的要职。他的辞职是当时的当权者策划的。这说明传统的“统治派”占了上峰。正树的下台轰动一时，东京很快便谣言四起，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据云，“皇统派”的青年狂热分子拒不接受现实发生的一切情况，因为陆军人员的升迁历来都在每年八月一日宣布，很明显是陆军省蓄意用安插海外惹事生非的人这种办法来压制“皇统派”。
为这事而耿耿于怀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一位驻内海某镇的中校名叫爱泽。这位军官专诚赶到东京，抗议正树的辞职。他打听到，陆军省军事局局长，长田少将负责陆军的人事安排，他是正树和“皇统派”有名的政敌。爱泽下决心，如果长田听不进他的话，就把他干掉。两人舌战一场，爱泽只不过要求长田辞职而已。当然，在多数军队中，这种犯上的行为不会不受到惩罚的。因此，毫不奇怪，两星期后通知爱泽立即调驻台湾某部队。
爱泽再次来到东京。他迈进陆军省，径直奔向长田的办公室，打开房门，拔出利剑。第一击没有刺中将军。另一名军官碰巧在屋里，试图保护长田，身受重伤。长田最后被戳
死。“我真惭愧，”爱泽向军事法庭宣称，“没能一剑结果了长田。”
行刺在日本虽屡见不鲜。但一名野战军军官刺杀将军的事，五十多年来倒是闻所末闻。尽人皆知，这次事件预兆着“下犯上”的行径。这个名词曾首次用来形容十五世纪的封
建无政府主义，似乎也适用于日本陆军的现状，因为政治活跃的年轻军官们以其激进甚至叛乱行为，迫使文官武将纷纷效法。
因此，佐尔格回到日本时，比他两年前第一次来到时政局更加动荡，危机四伏。大崎和宫木两人都给他讲过长田遇刺的意义，他不由得想到还存在进一步流血的可能性。
二·二六事件起源于爱泽刺杀长田少将事件。为审讯爱泽设置了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就在东京第一师的营房房中开庭，审讯旷日持久，每天在报纸上公布。爱泽和他的律师把这个案件变成为宣传“皇统派”思想的传声器，而长期进行辩论。庭长让被告在道义上取得了主动权，爱泽以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获胜。他所关注的是祖国的命运，深恶痛绝懦弱、腐败、背叛行为，而这些正好是内阁、皇家高级顾问、垄断资产阶级财阀以及以长田作为替罪羊的某些陆军将领所共有的。
这件大事激动了第一师中与爱泽具有同样观点的年轻军官们，一月份瞥察发现一起某些军官们策划的暗杀阴谋①【① 策划谋杀的主要对象是军训陆军总监，正树的继任渡边将军，几星期后，即二月二十六日，他果然与其他几个人遭刺杀。】。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祥的预兆。军事当局采取约唯一措施乃是颁发命令，调第一师往满洲国，准备在二月底执行。
审理爱泽案件的军事法庭拖过了二月。流血事件本来经谣言煽动，迫在眉睫。而军事法庭每天的审讯又在给它烘托气氛。大崎和宫木两人给佐尔格提供了充分的情报，使他了解爱泽案件的始末及其意义，因此佐尔格对二月二十六日所发生的武装叛乱全然不感到意外。据佐尔格说，“使馆人员却摸不清是怎么回事。”
不知情的读者对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以及随后三天所发生的事，当然感到莫名其妙。那日黎明前，风雪交加，一千四百来名士兵冲出营房。指挥他们的是下级军官，他们的军衔没有一个超过上尉的。叛军占领了东京政府所在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省、城市警察局和国会。与此同时，叛乱者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两名前首相丧生，而首相本人却死里逃生②【② 冈川首相的妻弟．相貌酷似首相，故意迎着刺客上。他们误以为他是首相，把他击毙。两名前首相是高桥和斋藤海军上将。】。政变的领袖是些年轻的军官，他们夸夸其谈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说是一切为了效忠于天皇。
从那以后，叛军被动了。他们似乎在等待着“皇统派”有权势的将领们出来接管政权，指挥国家大事，政府起初也出奇地优柔寡断。一直到二月二十六号晚上，陆军省才出告示既没有提“叛乱者”，也没提“起义者”，只说是“年轻的正规军官们”。次日，陆军省便与叛军进行谈判，某些将军与造反的年经军官举行会议。然而，正当这一切在进行时,亲信部队正在聚集，第一舰队也在城外焦中，坦克隆隆地驶过白雪覆盖的街道，叛军的据点被武装警戒圈重重包围，部分据点已被海军占领。两天后，即二月二十九日，未发一枪一弹，叛军官兵即告投阵。
佐尔格叫这场惊心动魄、但终于夭折的军事政变吸引住了。整个政变的四天里，他尽量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切。他还嘱咐小组成员门研究事情的确切性质及其结果。佐尔格说，“我们谍报小组把这次事件当作它的一项特殊任务。”
在“供词”中，佐尔格写道：
“这次事件具有典型的日本特色，因此必须特别研究它的动机。对事件要进行透彻的研究，特别要分析社会上的紧张关系和内部危机，所以洞察日本的内部关系比掌握军队的实力或据有某些文件更有意义。”
为分析二·二六事件，佐尔格至少写了三个报告，一个给德国外交部，一个给莫斯科，还有一个写成论文，以便在豪肖福的《地理政治》杂志上发表。
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是经使馆的朋友们纵恿写的。
事倩的经过最好用佐尔格自己的话加以阐述：
“我向德克逊·奥特和文奈克尔反复强调二·二六事件的社会因素，告诉他们我所了解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因此，使馆人员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事件的这方面来，并试图尽量搜集有关资料。奥特还通过一条专门渠道，收集到有关的小册子和宣传品。
我的谍报小组当然积累了大最有关整个事件的材料。实际上，我从各方面逐渐掌握了许多情况。因此，我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使馆的见解，德克逊和奥特两人跟我越来越亲密。这就是柏林让我写一份有关事件报告的背景。”
佐尔格说，从一九三六年以后，他的意见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使馆。无疑，他因洞察二月兵变而名声大震，如果没有大崎和宫木的帮助，他的见解很可能也就肤浅、一般化了。
二月事件爆发后，东京宣布戒严，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这使外交官和记者难以探听出事件的意义。可想而知，他们没有一个能依靠的日本伙伴，指望他们合作，象给佐尔
格提供情报的那些伙计一样。譬如，宫木在事件结束后两个月还在搜集有关叛乱的全部资料。
当然，佐尔格最关心的还是给莫斯科写报告。苏联对二月叛乱的兴趣可以由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表现出来。事件的爆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国内的不满情绪？年轻军官的经济、政治目的何在？结局是否会削弱日本陆军的权力和降低威信？事情会给日本外交政策路线带来什么影响？会加强还是会和缓日本的反苏立场？
对这些问题佐尔格一一作了答夏。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还把从《地理改治》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删节掉的一些情节补充进去。警察局提出有关佐尔格的报告说明，他向莫斯科传递了有关“海军部队的叛乱者包围外务省的情况”。在《地理政冶》中，佐尔格很谨慎没有逾越海军“强烈谴责暴动，这对防止叛乱的扩大十分有利”这个框框。因为日本当局煞费苦心地向外国人隐瞒陆、海军之间积怨的真象。防守最严的机密之一，是海军在支持天皇坚决反对叛乱中真正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佐尔格在他给刊物撰写的文章中也象给莫斯科的报告那么直截了当，毫无保留，那末他就会遭到被驱逐出日本的危险。
很自然，佐尔格与大崎及宫木讨论过兵变的社会意义及思想影响，又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掌握了年轻军官的宝书，《日本复兴纲要》这本禁书的主要内容。川井定吉在被捕前
不久曾为宫木搞到了一木。该书作者喜田一木积极参了二月乓变（后被处决），与其他首领一起煽动版乱。以天皇神秘性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构成了喜田信念的主要内容。他的思想尽管效忠于天皇，但很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这就是该书被禁止多年的原因。
毫不奇怪，当时佐尔格（暂且不管他真的相信与否）居然告诉过他的朋友鸟拉奇，日本共产党人可能与乓变有某种联系，但他不排斥共产主义的日本仍旧由天皇统治的可能性。若干年后，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西园寺公爵在皇宫中私下告诉天皇，他得出结论，三十年代的激进的年轻军官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
向佐尔格讲解兵变与农村经济困难之间关系的是大崎。同时，德使馆新任武官助理肖尔少校向佐尔格提供了一本有关日本陆军隐患的秘密小册子德文译本，该书由两名被开除
的军官写成，他们后来都成了叛乱的头月①【①《关于陆军改革的几点意见》这木小册子，由村中上尉和石部中尉写于一九三五年七月。由于这木小册子揭露了早期派系倾轧和阴谋的秘密，这两名军官被开除。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俩又穿上了军装，参与兵变，他们被判处死刑，一九三七年九月被处决。】。肖尔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到达东京后，晋升为中校，便与佐尔格成为莫逆之交。因为，佐尔格发现肖尔曾在西线服役，与他是同一个部队。
肖尔提供的这本小册子更加充实了佐尔格（通过大崎和宫木）了解到有关“皇统派”和“统制派”之间的斗争背景，这种斗争在二月兵变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很明显，奥特认为兵变会削弱日本陆军的权力，因为他相信，陆军预算将减削。但宫木的结论却有力地驳斥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各政党就算恢复了一定的势力，但“民众普
遍憎恶政党，二·二六事件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导致日本急剧地改变方针政策，陆军将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好印证了这点。日本陆军领导利用了人们害
怕再发生动乱的心理，而迫使政府听从他们的意旨。当时获胜的“统制派”代言人，新政府的陆军省大臣寺内将军实际上不仅点名组成弘田内阁，而且还决定教育、财政的基本方
针，更不消说国防和外交了。
大崎认为，日本今后的对外政策将越来越反俄。宫木的预见却有所不同。他认为，对国外采取和解政策，就是说，可能进攻中国，而不是俄国。
佐尔格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倾向于宫木的意见。这个报告的要点由佐尔格归纳如下：
“日本政府可能采取两种办法处理二·二六事件的后果。他们或者可能进行社会改良，同时严肃整顿军队纪律，或者可能采取不断扩张的政策。
不断扩张一词是我个人的创造。我是从托洛斯基‘不断革命’一词想到它的。
日本采取了第二条路线，这个不断扩张究竟针对中国还是针对俄国，是关系苏联的重大问题。
我记得，我向莫斯科汇报时，说是针对中国的。因为，我想起日本扩张的传统要追溯到神宫天皇年代。”
这是个精辟的分析。必须记住，佐尔格决不是个“信箱”。他的“供词”有一节确实发人深省。
“学习一些有关我所在国，实际上就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事物，素来是我的愿望和爱好。我从来不认为这种学习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我生活在和平的社会条件下，政治发展的和平环境中，我或许会成为一个学者，而不是个间谍。”
佐尔格写道，一个通晓日本古代历史的观察者能够懂得日本现时的对外政策；日本当今的政治形势能够告诉他的事情，比警察局怀疑的事情要多许多。
“我可以说，我们的情报是经过极其认真审查的，只有我认为重要的和绝对可靠的才发出……选材、提出总的看法或阐述事情的发展，是判断情报是否真有价值的先决条件。这只有经过十分严肃认真的研究才能取得。
此外，决不要以为我们的报告一经无线电发出，工作就告结束，万事大吉。这些电报、信件只构成我们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且决不是主要方面。我不定期地向莫斯科邮寄大最的信件，不仅包括文件以及其它资料，还包括我亲自写的报告……我根据大量情报，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确切地、客观地描绘出事情的新发展和过去几个月总的倩况。这种精雕细琢的报告，不进行综合研究，不据有丰富的知识是写不出来的。莫斯科可不象柏
林或华感顿那样，它对中国和日本了如指掌，可不是轻易能哄骗得过去的。苏联对远东事物的了解，远远胜过美国和德国，而目莫斯科要求我每隔几个月就送去一份系统的、有根有据、深思熟虑的报告。”
有关二月兵变，佐尔格没有用无线电发过一份近期或中期报告。因为，马克斯·克劳森的无线电台虽然已经与西伯利亚接上了关系，但是它的效率还没有经过充分试验。因此，有关暴动的报告佐尔格都采用微缩胶片方式，于四月送往上海，由克劳森担任交通员。
佐尔洛透露，为了这份给莫斯科的报告，他复制了给德使馆的全部材料，他在准备给柏林写报告时曾用过这些材料。从这时起，他开始在使馆内拍摄文件，用的是“罗勃特”照相机。
也可能就从这时开始，德克逊让他看了某些准备送回德国政府的文件。因为，佐尔格告诉审讯员：“莫斯科中心对（德）使馆认为有关二·二六事件的文件是否正确，不如对
德国要人所持态度那么感兴趣。”
“因此，我向莫斯科中心不仅汇报德克逊对事件的看法，还报告了他对日本政府如何度过危急所作的估计。我还给莫斯科送了奥特就日本陆军对事件所作反应写给德克逊的报告。”
据佐尔格称，德克逊的估计很肤浅。“他认为，事件只不过反映了陆军的无知……奥特的报告略深刻些。”佐尔格从海军武官文奈克尔那里了解到，“由于事件的发生，海军和陆军的紧张关系己变得十分尖锐了”。“这一情报对莫斯科中心非常重要，我传递给苏联了”。
那年五月份的《地理政治》刊登了一九三六年三月由“R.S.”①【① 即理查德·佐尔格的缩写。——译者注】署名《东京的陆军暴动》的文章，今天读来还觉得津津有味。即使根据后来的见解，无论是叙述部分，还是结论，都毋需修改。不难理解，这篇文章当时为什么引起注意。关于二月兵变问题，这可能是欧洲发表的最出色的论述了。
人们尽管后来对情况有所了解，今天来重新审查这篇文章，能够看得出作者的思想信仰吗？其中有几处，掐头去尾，可能有所寓意，甚至泄露天机。
“挑动叛乱者激情的决不是个别人。这时比以往更加清楚，那是些制度，政洽经济政策的代表。因此，这些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必须粉碎，用新的取而代之。”
叛乱者主要集中打击藏相（财政）高桥，这决非偶然。对冈田首相行刺（未遂）尚属次要……对叛乱者来说，他（高桥）是日本金融资木的象征，在金融资本统治下，陆家的一切要求和农民的社会需求永远也得不到满足。”
（在下一段中，有关高桥和冈田的见解，可以看出大崎保积所作的努力，这岂非咄咄怪事？)
“陆军中这股激进的政治潮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穷困……农民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两个主要政党对此仅表示了敷衍了事的兴趣，陆军才不得不充当这两个城乡价级的代言人和代理机构．这便是东京暴动的最大特点。”
佐尔格显然感到很得意，因为没有露出马脚。一位当时在东京的奥地利商人回亿，佐尔格让大伙都知道文章是他写的，而且有奥特的帮助和合作。“他自吹自擂，无疑说明他
为文章的发表欣喜若狂。虚荣是唯一恰当的解释。而在佐尔格案中，这种不顾后果的虚荣简直等于愚蠢。”①【在这一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地理政治》的老板卡尔·豪肖福，跟奥特一样，炮兵军官出身；还象奥特一样，与日本陆军一起执行过勤务（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一九三六年秋，奥特短期回返德国时，曾在地理政治学院研究了豪肖福有关日本问题的计划及看法。
】
然而，当雷达克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在《真理报》上转载，并在社论中加以赞扬时，佐尔格感到很窘，无疑他却暗中沾沾自喜。佐尔格说，雷达克“丝毫没有估计到我就是作者……我在使馆见到《真理报》上这篇文章时，大吃一惊，文章在使馆中引起一些兴趣。我立即通过克劳森，要求莫斯科今后再别转载《地理政治》和《法兰克福日报）由“R.S.”署名的文章。
二·二六事件是佐尔格间谍兼作记者的界线。它标志着他在日本真正任务的开始，他给莫斯科的第一个主要报告就是他对兵变的研究。从这时开始，他感到与德国使馆的密切
关系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他在《地理政治》上发表了文章，赶巧有又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定期撰稿人初次见报。因此，他的掩护身份和秘密工作的基础都得到了巩固，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直持续了五年半。
还有件事的附笔提一下。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气候条件赋予二·二六暴动以特殊的历史意义。二月二十六日一清早便下大雪，衬托着腾腾杀气，不能不使日本人联想到深深印在人们心中，而且不时出现在舞台、银幕上的情景，即十七世纪的一个冬天，江户四十七名浪人的仇杀事件。
这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报仇雪恨的武士们忍辱达数月之久，为的是消灭曾杀害他们主子的仇人。一天清晨，大雪纷飞，他们冲进宅府，刺杀了仇人，取下首级，捧到先主的庙中。他们把仇人的首级供在墓前祭奠，然后向当局自首。当局几经审议，才颁发命令说，武士既已危害江户（东京）的治安，理应剖腹自杀。
我们可以肯定，佐尔格既熟悉日本历史，必定会注意到那起伙杀事件和一九三六年暴动的共同点①【① 无疑他还注意到类似这两次暴力事件的第三件事，即一八六〇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在江户的樱门外，将军的主要大臣伊井直助被水户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刺杀。】。但这些武士在报仇之前的虚假动作特别值得玩味。譬如，他们的头头可以一连好几星期沉溺于酒色中。他和他的信徒们以此作为掩护，刺探出仇人的活动和计划，而最终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些人，”用佐尔格的原活说，“把仇人血淋淋的头颅放在主子的墓前，然后剖腹自杀。他们懂得如何用酒色来掩盖自己的目的。”
第十一章 小组的加强
“千万不要向任何外人，甚至你最可靠的朋友泄漏秘密。”——佐尔格告诉特高课
佐尔格自称，一九三六年他获得“武官奥特上校非官方秘书这个公认的位置，”德使馆内设有他的办公室。很明显，这是个非正式的，可能是出于偏爱的安排。当然，大使让佐尔格看机密文件时，他不便拿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照相或抄录。他能做的只是死记硬背突出的要点，然后追记摘要。但当使馆其他人向他讨教时，他往往要求对方让他把有关文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他老是说，“我希望能够慢慢地仔细读一遍。”他一回到自己的屋里，便把材料中较重要的部分拍摄下来。
“如果我一时没有机会借阅文件，我便等待文件归档后，抽空借出来。我不仅在我自己的屋里拍照，如果碰巧时间紧迫，我还可以在使馆其它地方拍摄。”
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使馆人员不断增加，照相，用佐尔格的原话说，“越来越危险了。”随时会有人突然闯进他房间的危险。所以碰到使馆某官员借给佐尔格文件时，他总要求在某特定的房间内呆个把小时，不受打扰。“我常常告诉借给我文件的人，如果使馆旁人见到我接触机密文件，会使他感到很尴尬的。”
佐尔格还被邀请当纳粹党地方支部的领导，当然这种邀请并非来自使馆，而是来自东京地区某些热心的党员。佐尔格无意接受这一位置。但他仍然就此事征求奥特的意见。奥
特和德克逊听到佐尔格要担任这一工作，都感到可笑，奥特开玩笑地告诉佐尔格，应该接受这份差事，因为这样纳粹至少可以有个明白点的领导人。
一天，二月事件后不久，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日、德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没有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柏林武官小岛及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利斯海军上将。如果佐尔格说的是实话，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郎，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
“他让我发誓，决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同意了，并在他私邸内帮他似了一份密码电报，他之所以让我干，而不让使馆人员帮他干，是因为事情要求绝对保密。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告诉了德克逊，德克逊让他再提出有关提供情报的要求，并让他使用军用密码。他还嘱咐奥特，只能让佐尔格一人拟密码电报。于是奥特在次要球我给他帮忙。
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指示奥特向日本总参谋部要求提供情报。奥拓照办了，我也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所听到的情况，然而，我现在记不得那些细节了。但总的情况是，据了解，谈判仍在进行中，仍属绝密，为的是不让政客们听到一点风声①【① 据云，一九三六年的有关晚上，佐尔格在帝国饭店告诉有关朋友，说他曾给奥特拟过一份密码电报。】。”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这是佐尔格赢得信任的有力证明，但平心而论，这应该看作是佐尔格的诓骗手段高明，而不应看作奥特和德克逊的轻信不疑。
关于柏林的秘密谈判，佐尔格还（至少是间接地）从哈克博士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哈克是个德国商人，在谈判初期充当了里宾特洛甫的非正式代理人角色。据佐尔格说，一九三六年春，哈克博士代表里宾特洛甫和卡纳利斯海军上将秘密来到东京。据佐尔格说，哈克博士来东京，“在使馆以外的地方工作”，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结盟。
当哈克到达日木时，德克逊已经先期回德国度假去了。可能是由于大使不在，哈克起初不愿与奥特上校多谈他来日木的真实意图。但据佐尔格说，他了解到奥特已经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获得一些有关柏林谈判的情报以后，他便不那么守口如瓶了。哈克博士承认，他的主要使命是摸清底细，日本作为军事盟国，其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哈克提醒奥特，整个事情属绝密，并指出，如果俄国人有所风闻，那么必将前功尽弃，他强调一个实际情况，即里宾特洛甫那时还不是外交部长，德国外事局内有很多人反对拟议中的同盟协定。
哈克坚持要求保守秘密是有根据的。他向佐尔格透露，已经了解到苏联特务正在监视里宾特洛甫、卡纳利斯和小岛将军的住宅。他告诉佐尔格，恰好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
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这样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才不致于被苏联间谍探听出来。
佐尔格感到这种情报委实可笑。他给特高课写的供词说，里宾特洛甫、卡纳利斯和小岛被盯梢，正是他向苏联当局汇报的结果。哈克告诉他这些情况后，他立即转告了四局。“我相信，”佐尔格写道，“哈克从那以后也被监视了。”后来，佐尔格为了讨好特高课警察（如果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话），竟厚颜无耻地补充道：“切忌多言，千万别向任何外人，甚至你最可靠的朋友泄漏秘密。”
同时，德克逊在柏林发现，外事局显然没人知道德日秘密谈判的事。夏末，他回到日本，告诉奥特，只有日本驻柏林使馆可以听到些有关会谈的传闻。然而，德克逊在柏林时，拜见了里宾特洛甫，后者告诉了他一些细节，而且允许他把主要内容向外事局透露。
对这项可望达成的反共产国际条约，德克逊倒比他的武官热心得多，该条约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缔结。佐尔格暗示，他对奥特施加了影响，致使奥特对条约持冷淡态度。“当然，”佐尔格说，“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同盟的思想；我想方设法使冯·德克逊大使和奥特上校反对它。”于是，他冥思苦想，找出理论根据，企图影响他们的看法。他提醒他们记住“德国的传统政策，俾斯麦的政策是联俄抗英、法”。同时，他指出日本陷入二·二六事件的余波中尚且难以自拔，与这么一个国家在军事上同盟岂不危险。日本陆军内部情况“一团糟”。再者，那种认为苏联政府面临崩溃、红军软弱无能的看法是错误的等等。最后，他还宣称，德日同盟的会谈“发展成为小岛和里宾特洛甫个人野心膨胀的投机冒险”。
“我的观点确实使奥特有某种印象，他或多或少持怀疑态度。但玛·德克逊当然殷切地盼望缔结同盟，因此，我对他的观点无法施加影响。”
这一切乍听起来象是真的。但必须记住，一九三六年佐尔格对德日同盟反对苏联的公开见解，与奥特上校倾向性的意见是吻合的，奥特跟一些同情豪肖福的地理政治信念的人
们一样，赞成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佐尔格可能做的只不过是使他更加肯定这种信念而已。
在德俄战争暴发之前，佐尔格的亲苏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引起德使馆高级官员的怀疑。因为他能够让他们想起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事实，用佐尔格自己的话说，即“在希特
勒上台之前，德军从德苏同盟中捞到不少好处，德国的飞机、大炮可以说是苏联工厂生产的”等等。
柏林旷日持久的谈判迟迟才上升到官方外交级，终于达成了协议，但只不过是共同合作反对共产国际的誓约，即对一年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外交抗议。然而，还有个秘密附件。当时不仅苏联，而且各国都怀疑有这么一份秘密附件，苏联政府及其同情者大力发动国际宣传机器，追究这些秘密条款的罪恶实质。
的确，这些未予公开的条款序言指出，苏联政府（在公开发表的正文中没有提到），正在为实现共产国际的目标不借诉诸武力。但条款本身并不在超出这个范围，即如果德日两国中任何一国遭到苏联袭击或受袭击威胁，则两国共同协商行事。这种协定远非军事同盟①【① 然而，某权威指出，这种协定“为军事同盟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它的制定者，即日木总参谋部为一方，里宾特洛甫为另一方的目的所在。F.C.琼斯著《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五年），第二十六页。】。俄国人理应清楚，反共产国际条约并没有给苏联安全造成多大威胁。这一情报来自佐尔格，如果不是出自其它来源。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因素，就是斯大林的偏执，一九三六年，佐尔格的老上级别尔津被黜。如果对别尔津在东京的部下不产生任何怀疑，倒是违背了斯大林的习惯。
因此，佐尔格大约在反共产国际条约签订时，在东京德国使馆中起草，并拍摄成的两份报告，并没有消除克里姆林宫的忧虑。
这两份报告当中的一份报告是奥特给佐尔格看的有关一旦日苏战争爆发日本所能动用的军事力量的详细报告。它列举满洲国的部队力量以及奥特亲自视察过的满苏边界上的防
御部署。奥特报告说，工事尚未完成，他认为日本在满州的军事力最还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而且日本的军事装备己经过时。从军事观点看来，日木算不得一个可靠的盟国。日本还需要若干年的准备。因此，日德打算与苏为敌尚嫌过旱。
另一个报告是德克逊写的，也给佐尔格看过，阐述日本主要人物对日德协定的反应。它说明日本政府本身在对苏联开战的决心上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在日本方面，这便是日德谈判最后只落得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原因所在。德克逊承认，东京政府各集团并不很欣赏这个条约，但他最后断言，这种局面终究会得到改善。
在反共产国际条约这件事上，不管斯大林是怎么考虑的，四局有充分的理由给予佐尔格的工作以高度的评价。
要了解德日谈判的性质以及它实际产生什么后果这项任务，还得由佐尔格亲自来完成，他的小组成员都使不上劲。虽然一九三六年秋，大崎通过他在《朝日新闻》社的关系提
供了一些有用的、确凿的情报。大崎从办报发迹，步步高升，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他“可以随便出入大作家、大编辑的办公室”。
一九三六年，大崎跟佐尔格一样，地位大大如强了。因为那年夏天，他以日本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塞迈特市举行的太平洋关系学院会议。代表团团长由前外相芳泽千吉担任，挑选大崎为代表团成员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承认他为中国事务方面的权威，而且是个信得过的非官方译员，此外，他还是个日本对华改策的拥护者。
在赴美航程中，大崎与一位比他年轻的人同舱，并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位青年就是代表团的秘书，最后一名元老，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公爵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大崎结交了西园寺，随团还有位老同学牛场友彦，当然大有所获。
从约塞迈特回来后不久，大崎应邀参加在帝国饭店为日本代表团举行的茶会，佐尔格也出席了。他与大崎经第三者正式介绍，双方认识。直到现在大崎才恍然大悟，他所熟识的外国人“约翰逊”原来就是佐尔格博士。
这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佐尔格跟大崎一样，刚从国外回来。八月底，他曾去了一趟北京，公开是参加一个外国记者的会议；他还访问了蒙古①【① 佐尔格说，一九三七年他替奥特写了一份访问内蒙的报告。“这份报告有些机密材料。譬如，有关内蒙境内执行军事或其他任务的日本人的l活动。”——检察官审问佐尔格记录，第三十五号。】。然而，他的主要目的是把他所积累的微缩材料交给苏联交通员。他们在天坛碰头，事先由克劳森通过无线电安排的。这次的交通员是佐尔格的老相识。
“这次可不是我往常见到的普通交通员，而是我的老朋友“阿列克”（不是一九三〇年上海那位“亚列克”)，他以前在莫斯科的俄共书记处，当时他为四局工作。这次见面，他打算跟我商量有关工作的各种问题，即有关组织问题和政冶问题。”
佐尔格必定是从“阿列克”即鲍罗维奇那里了解到莫斯科日益增长的恐怖情绪。至于组织问题和政治问题，倒谈得不多。可能讨论了财政问题。从一九三六年秋天开始，即佐尔格访问北京后，克劳森供称，他“全盘负责”小组的经费，包括提取莫斯科通过美国银行汇来的款项。
四月份，马克斯·克劳森又作为佐尔格的交通员前往上海，随身携带有关二月兵变的微缩材料以及其它一些东西。马克斯原以为能见到安娜，接她回日本。但她却没在那里，他只好独自回来。
在那时刻，倒霉的安娜正在西伯利亚。早在三月份，四局那位时常来给她送生活费的男人告诉她着手准备长途旅行，目的地以后再告诉她。这个男人和那个经常监视她的女人来给她送行，他们给了她一些美钞，并告诉她先到海参崴，即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他们解释说，火车上的检票员会给她一木“爱玛·柯尼格”的护照，她到站时会有人来接她。
一路都不顺利。火车上的检票员根本没有给她护照；到达海参崴时她遇到的只是些俄国安全警察。他们审问了她三天，才被那位应该在车站站台上接她的人解救出来。他给了她一些钱、那本“爱玛·柯尼格”的护照和一张到上海的轮船票。他告诉地，到上海务必销毁那本护照。邮政总局或汤姆士·库克家中有马克斯的信等着她。
安娜还得再等一个月才能搭沿海的轮船。当她到达上海时，发现邮政总局并没有她的信。他们告诉她，的确有过她的一封信，但遗失了。当然，安娜对上海并不陌生；她很快
便在一个朋友家里租到一间房。她把地址告诉了库克，专等马克斯来到。
还没到七月中，马克斯便找到了她。马克斯又到上海来执行另一次交通任务，他与其说和安娜团圆感到喜悦，还不如说他正完成秘密任务后觉得宽慰。因为他横跨日本到长崎
搭上海轮船这一路上，无时不在胆战心惊。一名探警在门司上火车，坐在马克斯身旁，便开始盘问他。在那个年月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马克斯却不由得捏一把汗。他左边裤兜里紧紧塞着一卷微缩胶卷。他害怕东京警察局沿线下达命令逮捕他。但约摸一个半小时后，警察下车去了。
马克斯终于在上海履行了法律手续，在德国领事馆与安娜成了婚。安挪成了一位有出息的人的妻子。在这之前，马克斯开办了“M·克劳森公司”，专门出售制工业蓝图的印刷机，在新桥车站附近开设了一个小工厂，雇了十四个工人，生意兴隆①【① 马克斯·克劳森的第一个掩护是做进出口生意，但并不成功，收摊不干了。日本档案并没有说明“M·克劳森公司”开张的确切日期。但如果一家东德报纸的报道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马克斯从上海接安娜回家之前便开设了这家公司。见《德国新闻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
第二年，即一九三七年，对日本说来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也是致命的一年。七月七日，日、中军队在北京郊外芦沟桥附近交了火，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为止，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没有一天安宁。
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华北的冲突象其它许多冲突一样，会就地举行停火谈判，无疑要牺牲中国利益，而告平息。但是，一九三七年夏天，中国政府却一反常态。因为自从头一年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绑架蒋介石以后，中国便准备停止内讧，共同抗日。
因此，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拒绝了日本的局部调停要求，而且当形势急转直下时，开始增援部队。日本一面向华北增乓，一面声明没有扩大战争。但有种种迹象说明，日本
军队准备大打一仗。
据佐尔格说，德国驻东京使馆暗吃一惊，但还没有到惊慌失措的地步。德克逊和奥特（此时已擢升为少将）曾预言战争将很快结束。
“德克逊和奥特都很乐观，说国民党极度软弱。但是我认为战事将旷日持久，国民党的力量不应低估。
德克逊和奥特都不以为然。但事情上象我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因此，德克逊和奥特不得不承认我是正确的，我在使馆中的地位因此而提高。”
显然，佐尔格对中日持久战的预见是受了大崎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佐尔格就没有独到的见解。他得出结论，日本的民族主义扩张并不限于华北，而要伸展到华南，并且要超越华南。这里大崎对事态发展的估计占了很大份量，因为大崎这时已经能够接近六月初新任日本首相近卫公爵的左右了。
大崎能够让佐尔格了解到近卫内阁在华北战争是否应该大力追击问题上意见存在分歧。大崎本来就对战争的性质不抱任何幻想。他告诉佐尔格，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将发展成
为大规模战争，最终将不限于日本和中国两方。
八月份，华北的战争蔓延到了上海，各地的战局也在发展，日本称之为“支那事件”，于是大崎和佐尔格的接触更加频繁。以往他们每月见面一次，现在他们设法每半个月碰
一次头，大多数在饭馆里。但佐尔格说，“日子一长了，每次见面都要换个地方实在不容易。我很少下外国馆子，但要去总是跟大崎一起。”
日本传说，几乎哪一天都能见到佐尔格和大崎在帝国饭店大厅里一起谈话。实际上，帝国饭店正是佐尔格避免与大崎见面的地方，因为大厅和酒吧间老是有警察便衣监视着。
大崎与近卫公爵亲信的关系应溯源于他赴美参加约塞迈特举行的太平洋关系学院会议的旅行。西园寺公一与近卫相识，而且经常去拜望他；因为这时西园寺虽然没有正式的职务，但已经趋于政界的边缘。他热衷于政治，而且自称，他试图“协助近卫鼓励各式各样的人物与他合作”。
大崎的老同学牛场（他也去了约塞迈特），是近卫的私人秘书。大崎和牛场的交情始于美国之行，代表团回日本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并有所发展。
但这一时期，更重要的关系是大崎与近卫内阁的秘书长风见章的结识。大崎通过一个叫昭和研究会的组织认识了风见，该会主要靠捐赠维持，有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
它由近卫公爵的好友创建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其宗旨是研究、介绍有关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问题．因此，近卫在出任首相（他的朋友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利用个非官方
的机构，进行咨询。
二月兵变后，近卫曾拒绝出任首相。这却使他更孚众望，因为人们迫切希望他上台。他之所以普遍受到欢迎，原因有几个。陆军希望利用他作个摆设（挂名首脑），而且他
们相信，他肯定会站在他们一边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个反法西斯的堡垒。广大公众认为，他既是古老的藤原府最受尊敬的支系，淡泊明志，与把持内阁十年之久的将军们、
海军上将们、政客们、官僚们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他年富力强，一九三七年他才四十六岁。他兼收并蓄，能左右逢源，搞好各方面的关系，从保守分子、右翼冒险分子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不露声色，富有魅力，深得人心。
昭和研究会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日本的智士）可以说都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这在日本在政治上有点象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保守党。爱国的日本人尊君，本能地尊敬陆军和海军。他们许多人，如果不是多数人，相当蔑视党派政客。但是人们害怕又厌恶两军，特别是陆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焰。他们实际上是吓破了胆。现在要反对陆军以及陆军提出的要求，既徒劳无益，又会惹是生非。谨慎从事实际上等于向国内极权主义和国外军事侵略屈服。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日本陆军领导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带回到温和、通情达理的道路上来。这很明显也是近卫本人所抱的幻想①【① 昭和研究会的某些成员是民族主义分子，其余则是社会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查尔默·约翰逊的《叛国案》一书中对该会及其成员进行了调查，包括对“自由主义者”也进行了毫不留情但精练的评价。见查尔默·约翰逊所著的《叛国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四年），114一121页。】。
风见章任昭和研究会中国研究组组长，大琦在一九三七年春加入了该会。风见章比大崎年长（他生于一八八六年）,当大崎还是个小学生时，他已经对中国事务兴趣盎然了。大崎十分钦佩老人，老人待他也满怀深情厚意。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大崎的话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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