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他制造混乱的程度，已经达到人们不得不对他知情况加以推测了。
佐尔格之所以把返回莫斯科的日期提前，说成是一九二九年五月或六月，可能是为了避免让人怀疑他的地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与布哈林在十一月被解除共产国际职务以及共产国际机关内部的争权夺利之间有什么关系。“原来共产国际对我的政治情报根本不感兴趣”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证实他在柏林时牢骚满腹。但是在日本的整个审讯中，他却一本正经地隐瞒了组织上的真情，他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在法兰克福的共产主义沙龙悠闲的气氛中开始与该组织有联系了。
撇开那些故意回避的情节不谈，他往往言过其词，对事实加以渲染，肆意夸大自己的作用，凡此种种在监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回到莫斯科，便向情报处（据推测是国际联络处）不仅提交了我的例行报告，还就我为搜集情报旅行时的见闻以及走访各国进行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份详尽的情况报告。除此以外，我还提出了以下几点基本建议……”他的建议实质是要求把政治、经济和军事间谍组织从国际联络处划分出来，“我还建议，莫斯科派到国外的特工人员，应该比以往更加明确地脱离共产国际组织，为了保密起见，应确定脱离到什么程度。”
佐尔格在日本进一步受审时，他解释说曾经向彼阿特尼斯基提出过这种改革：“因为谍报工作是我所爱好的，而且我认为自己相当适合干这行，但如果谍报工作仅局限在党的活动范围内是发挥不了作用的……我的性格、兴趣和强烈的爱好，都使我倾向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工作，而回避党内争论。”
关于当时苏联的危机和共产国际的危机，佐尔格却简单地谈到：
实际上中央的工作重心从共产国际转移到了苏联。彼阿特尼斯基认为，我可能不适合做党的工作，所谓一触即发的世界革命只不过是个幻觉而已，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卫苏联。这就是我脱离共产国际的原因。
奥西普·彼阿特尼斯基身为组织部长，是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心人物。在他看来，佐尔格的“意见”（如果当真提了），是既幼稚，又多余的。
在二十年代，共产国际的职责既庞杂，又含混。它与苏联政府当局的关系也不淸楚。许多事情取决于某人的个性、精力和野心。在共产国际中，以组织部和国际联络处与苏眹国家安全机关和苏军情报部关系最为密切。佐尔格甚至还简要地提到这些机关的联席会议。
一九二九年的危机后，斯大林绝对控制了苏联政府机构，安全机关便加紧对共产国际机构进行渗透（这种渗透实际上早自一九二五年四月便开始了〉，彼阿特尼斯基领导的那个单位首当其冲也是合情合理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很可能是彼阿特尼斯基的主意，或者是通过他的关系，靠他使劲，把佐尔格调到了苏军倩报部。
第一阶段审讯结束后不久，日本当局勉强把佐尔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期间活动的摘要送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由奥特大使将此摘要电告柏林当局，并附了盖世太保参赞、负责共产党事务的警方特派员梅辛格上校的意见。在佐尔格和克劳森被捕时，梅辛格正在上海，奥特把他紧急召回东京，共同研究这件事。争取立即释放他们，没办到；又打算去监狱探望佐尔格，也没看成。
梅辛格分析了日本当局勉强提交给德国使馆的两份供词，觉得日方警察专家有些职业性的多疑。他认为证词可能是伪造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而且没有签名。他向日木外务省书面一连串提出了四十多个问题，这当然如石沉大海，未见日方答复。
他认为，佐尔格的供词相当不确切，而且前后矛盾。梅辛格强调指出，没有供出任何具体细节，特别是日期，姓名、地名，联络方法和报酬。这样的口供粗制滥造，漏洞百出。他对被告是否熟悉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表示怀疑。
他要求柏林的安全机关核实这些供词。一月底，就佐尔格在莫斯科的几年活动，柏林方面回电说：
此间对佐尔格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间曾化名“桑特”为共产国际服务一事毫无所知。关于他一九二七年为共产国际顼务赴斯堪的纳维亚后来又参加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无所闻。证词所指的应该是共产国际第六次（而不是所提到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在莫斯科举行。
根据“机密材料”证实，佐尔格强烈反对斯大林，他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九年充当俄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一位苏联领导人的私人秘书……据说他在苏联共产党内担住过某些工作，但由于与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小组①【① 据推测，这些情况是由旅居莫斯科为魏玛当局服务的德国侨民情报员凑成的，没有其它来源加以证实。】发生争论而离职。
德国警察当局所搜集的共产国际政治家的文集中，可能有几篇署名为“伊·卡·佐尔格”和“R·桑特”。
很可能理查德·佐尔格博士用这两个化名进行过活动，特別是他自己供称，曾用这两个姓名为情报部门工作过。如果佐尔格的供词有遗漏，而且没有用共产国际通常用的语言来表达，这可能是由于写供词的方式所致。
这就是德国警察局调査佐尔格在莫斯科时期的活动，得出的无足轻重的结果。但这里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即佐尔格可能与布哈林及“右”翼反对派有过某种联系。有一次，佐尔格自称为“布哈林的私人秘书”，谈到他本人如何“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辩论政治问题，这些人当时都与共产国际断绝了关系”。托洛斯基集团为争夺苏联政府最高权力与斯大林火并，结果败下阵来。佐尔格别有用心地删去了这一情节，以掩盖他与布哈林之间政治关系的性质，如果这种关系的确存在的话。佐尔格又突如其来地提到自己被“开除出托洛斯基派”，这样便毋需进一步澄清他本人在这场论战中的立场了。但是佐尔格脱离共产国际，却与布哈林于一九二九年七月晋升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而最终于当年十一月被开除出政治局这件事相吻合。
佐尔格给日本当局夸大其词地写了一份他的活动概要，却掩盖了他所经历的这次危机。他对为什么“自动”脱离一事，闭口不谈他个人原因，仅仅暗示斯大林取胜后莫斯科笼罩着恐怖气氛。佐尔格还在供词中谈到，莫斯科有许多原先在共产国际或“类似机构”供职的外国人，那时跟他本人一样都投靠了“苏联政府或经济机关”。许多外国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国际变得可有可无了”。
另一次，佐尔格又蓄意歪曲事实。他说：
其它国家的党（除苏共外），其重要决策人由于党内斗争，相互倾轧，而频繁更换，因此局势激烈动荡。同时往往因各国领导人能力所限，经验不足，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更多地过问共产国际的政策。
苏联共产党“成功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给予它的主要任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早自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世界革命潮流渐渐低落，特别是在中国”。国际工人运动采取守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托洛斯基主义由于种种实际原因遭到遗弃，成为知识分子空洞议论的问题。”“到季诺维也夫掌权时”，共产国际便再也不能独立自主，与苏共抗衡了。但是“在少数共产党员中”流行着一种谬论，认为共产国际已经陈旧过时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当然既非永久的，也非永恒的”。其它国家的党也将设法掌权，“因此必须把苏联共产党目前的统治地位看作是暂时的”。
对一九二八至二九年间莫斯科的政治形势作这样的分析，很可能是斯大林的警察当局向俄国反对派进行的说教。当佐尔格在莫斯科时也这么看形势吗？是否由于他身居国外，紧张地进行秘密工作，而逐渐对官方观点深信不疑呢？还是他捏造事实，佯称卷入斯大林问題，为了争取人员交换呢？
如何用历史眼光分析佐尔格在组织关系上和效忠于谁的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一问题，最近经苏联报刊上的各种文章加以阐述，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按报纸上统一口径的说法，佐尔格一九二五年三月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若干年来从事“科学活动”，即撰写有关德国问题的文章，他曾任德国俱乐部主任，忠实地检举过旅居莫斯科德国侨民中可疑的托洛斯基信徒。
苏联最近还有一篇报道说，一九二九年理查德·佐尔格向莫斯科他所在的党支部汇报过他过去的生活，“那年他写了自传，还填了表。”后一个材料在正常倩况下，理应是在―九二五年他入党时填写的。然而，奇怪的是，莫斯科的苏联记者所获得的一切材料都证明，一九二九年“是他总结过去一切的一年”。
换而言之，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佐尔格与共产国际之间有什么联系，也没有线索说明他四年前的活动，但他本人却故意对此加以渲染，以迷惑日本审讯人员。那么，有关共产国际这段插曲可以被排除出他的档案。正是在一九二九年，对佐尔格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迁出了莫斯科的监护住所，而径直搬进苏军情报部四局那位掌管一切的局长雅安·卡洛维奇·别尔津将军的办公室。
关于佐尔格被发展为苏联情报人员的背景，或者由于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或者由于没有解释清楚，而引起了一番争论。或许梅辛格的猜测倒是对的，佐尔格从来就没有属于共产国际机构；或许佐尔格本人也透露了点真情，他曾说起，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就在德国与四局的特工人员接触过。可能那时他就被发展为苏联情报人员，后来在莫斯科工作，前往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很可能还去了德国等地，这些都是打着共产国际机关的幌子进行的。他一九二五年到达莫斯科时，理所当然在加人苏共党支部之前就填写了例行的表格,写好了自传，这些文件的副本也应该转到了四局。因此，可能佐尔格的情况于一九二九年已经别尔津单位审查，或者由于彼阿特尼斯基的干预，或者在苏联政治危机和政局动荡时期，军事情报当局利用公开手续，伸出手来，挽救了一些被斯大林控制的警察当局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別乌）开除出共产国际“及其它机关”①【① 前丹麦共产党员理查徳·詹逊的看法相当有道理。“发现佐尔格是间谍，我并不感到吃惊。俄国人一旦发现政治机关里有个精明能干的人，便死话把他拉进格别乌或苏军情报部，才肯罢休。”】训练有素的外国共产党员。
无论如何，佐尔格经过全面的技术训练之后，接受了派往中国这项崭新的、艰巨的、严峻的任务。这是在四局的直接控制下，向远东发动的主要间谍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二三年德国武装暴动计划失败后，四局从德共党员中发展了一批人员，把他们召到莫斯科，加以训练。中央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后，苏联的许多派遣小组和间谍小组，都由在徳国发展并在西欧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组成，并担任组长。他们“从在德国时起”就相识，其中若干人通过佐尔格的门路在中国进行活动。
苏联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远东之举，说明他们在进行一场超级赌博，企图从自身利益出发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中国革命的成功波及亚洲，冲击了欧洲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霸权，摧毁了他们的殖民统治，从而威胁了美国的经济。
佐尔格的新任务是这场战斗的一个插曲，从政治和情报观点来看，它是在敗局下着手进行的。
他似乎以坦然兴奋的心情迎接着“中国之行”，认为这“对他个人是极重要的”。只有“少数政治观察家”认识到在远东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但确实很少有人能够作自我牺胜，以适应环境”。
“与别尔津将军初次见面时，我们主要谈论了四局作为军事机关究竟与政治情报工作有多少关系；因为别尔津从彼阿特尼斯基那里了解到我对这种工作颇感兴趣。与别尔津谈过几次后，我就被派往中国了。”经过这样简单的谈话后，佐尔格便“决定离开共产国际。我接到正式通知，解除我在共严国际的职务”。然而，他要求保留苏共党籍，继续交纳党费，“但是停止党员与支部之间的联系”。
“我以私人关系与彼阿特尼斯基及库西宁商谈计划”。他还拜访了曼纽尔斯基。“这些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是我的老上级，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佐尔格“要在远东广泛地幵展侦察活动，这项新任务特别引起老朋友们的兴趣”。
佐尔格经常谈到这三位共产国际高级领导人和苏共官员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以此炫耀有己，而且还可能借此掩盖莫斯科各派政治势力发生的变化，以隐瞒他完全投靠四局的真象。关于这点他起初坚持说自己不是四局的固定成员，只不过与“个别人”来往而已。
审讯初期，每当佐尔格谈到他那些莫斯科上级时，总以“我个人的原因”闪烁其词，搪塞过去，空洞地提到“莫斯科当局”或“莫斯科中心”①【① “莫斯科中心”实际上是个术语，在特权阶层中通用，即指四局。】，间或还提到苏共中央委员会。
日本预审后期，佐尔格承认了他工作的实质：
确切地说，并不是“莫斯科中心”，而是红军四局拾我发号施令。我原先不愿意在供词中说明我的组织关系，因此，我把事情说得含含糊糊，加以伪装。
接着，他便解释撒谎的原因。
我担心，如果我承认为四局工作，就可能把我转押到日本军警局宪兵队。我曾听说有个名叫雷德曼的英国人就被引渡绐他们了。①【① 维尔·諾徳曼是英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官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间谍罪在东京被逮捕。】此外，我感到警察局搞不清楚我所谈到的共产国际、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当检察长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开始审查时，他也不相信我为军事机关服务过。
红军四局，通过情报部（一九三〇至三四年称保密部，—九三四年以后称特别局），直属苏共中央委员会。它是苏军情报部所属六个局当中的一个，其主要任务是在国外建立特务网、间谍小组和通讯联络。四局有自已的学校，专门训练使用密码、密写、破坏等工作。它不属苏联政府机关，更不属共产国际，也不属格勃乌。然而，在人员配备和训练方面实际上统筹安排的。
四局局长雅安·卡洛维奇·别尔津将军是个革命的传奇式人物，在红军高级军官当中，他的社会背景和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原名彼得·吉乌齐斯，出身于拉税维亚的一个贫农家庭。他生于一八九〇年，起初当过农业工人。他历尽艰辛，上完师范学院，早期活跃于社会民主党，被沙皇的警察逮捕，判处死刑。由于他年轻，经复审，改判两年监禁。释放后，别尔津想方设法自学，在里加攻读政治经济。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在政治、军事方面开展活动。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党组织；一九一九年春，任拉脱维亚内务部副部长。这时，白军在军事上占上风，使他进而任拉脱维亚某步兵师师长。后来别尔津又担任红军政治委员，从而开始从事苏联安全工作。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别尔津被任命为红军四局局长①【 ① 有关别尔津生平的这些细节，来源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別尔津被描绘为“苏军情报部的局长和创始人”他党内的名字叫“帕维尔·伊凡诺维奇”，还有个外号叫“老头”。雅安·卡洛维奇·别尔津不应与雅安·安托诺维奇·别尔津混淆。雅安·安托诺维奇·别尔津，别名叫“冬天”，他是列宁在季莫伐尔徳的同伴，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他死于一九二五年，当时任苏联驻维也纳大使。】。别尔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佐尔格见到他之前，他已经是位谍报大师了，对国外秘密工作有亲身经验。
关于佐尔格把前往德国的日期往后算这一倩况，别尔津早已掌握了，而且是在佐尔格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仅佐尔格的记者身份在国外可以当作上好的掩护身份，而且他又是个训练有素的政治观察员，因此受到四局的青睐。再说他那扎实而又丰富的军事经验或许有朝一日还能派得上用场。
在一系列的情况介绍会上，佐尔格的任务逐步具休化了。以前的一切瓜葛关系都要割断。四局给他起了个新名字叫“兰姆锡”。“我开始在旅馆房间里和各住宅中进行情报工作。”那时他住在新欧饭店，别尔津和他的下属都到那里与他会晤。他供认，他最初接受的任务就举足轻重。重要的共产国际官员、苏共以及“其它共产主义团体”和党中央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讨论他的任务。“有一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前来，从政治方面讨论了我的情报活动。”
在东京的一次审讯中，审讯员问佐尔格：“你是否参加了在新欧饭店的客厅里或莫斯科普通住宅中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佐尔格回答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筹备委员会。别尔津和另外几个人参加了谈话。主要由该局的远东科官员给他交待任务。“别尔津将军就我的政治、经济活动细节，亲自出马与有关单位磋商。通过党内活动他认识所有的领导人，据我所知道，他直接打电话给军队领导人及中央委员会要人”。
佐尔格最后几次接受任务时，与四局所属政治处、密码处进行讨论，分别确定他的工作基本方针以及通讯联络的技术细节。后来的情况说明，佐尔格虽然不是无线电专家，却受过使用密码、译电的基本训练。
佐尔格小心翼翼，除别尔津以外从不透露任何其他联系人的姓名。然而，最近苏联报刊披露，四局直接负责佐尔格远东活动的人是“阿历克”，他属四局远东科，真名叫鲍罗维奇。他显然是一名“忠诚的列宁式的共产党员，内战时期任人民委员”。他是佐尔格中国之行的顶头上司。①【① 克劳森在其狱中书面供词中提到鲍罗维奇的真实姓名，“他是个苏联犹太人，我认为他在加拿大领导过一个针对日本的间谍网（原文如此）”。一九三五年，克劳森去日本时，他取道美国，漫游法国，持加拿大政府发给鲍罗维奇的护照。】
佐尔格采取下列方式提供情报。他着重研究南京政府的社会、政治结构，特别是它的军事力量；反对南京的各宗教组织及帮派；英、美对华政策、中国工农业概况。换而言之，佐尔格的任务，实际上应该由一个训练有素的政治经济观察员来执行，主要是详细研究制订对蒋介石政府政策的根据。苏联政府便根据这些情况估计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力量之间的平衡。很明显，四局没有掌握有关南京政府的情报来源。确实有证据说明，他们的通讯及特务网已经被彻底破坏，佐尔格的使命便是在中国重建联系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与中国红军，与共产党所控制的内地也失去了联系。一九二七年革命惨败后，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广州，中国共产党和工会领导被削弱，可能使这种联系中断，这种联系以往都是由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机构负责的。一九二九年四月，满洲主要地区普遍设立的负责间谍工作的苏联领事馆都被封闭，南京与莫斯科因此事件而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除了搜集政治情报的要求外，更为迫切需要的是重建无线电通讯联系，这是间谍网开展活动必不可少的。佐尔格以前在这方面是个外行，当他在欧洲活动时，依靠共产国际联络处驻柏林的联络站。
四局还打算为此目的重建自己的军事情报网，以上海为基地，从技术着手，设立新的间谍网，指定一名老特工人员担任上海组组长，领导佐尔格。这个人别名叫“亚历克”，佐尔格只说他是“四局的老手”。他是鲍罗维奇在柏林发展的，跟他本人一样原是波兰人。
还有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参加“兰姆锡”小组，进行通讯联系。四局办了一所无线电学校，但是佐尔格并没有去参观过，因为派给他的那个人约好在柏林与他见面。佐尔格叫他塞柏·魏加顿或“魏加特”。
当下佐尔格还有待乔装打扮一番。他按计划持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护照去旅行，作为远东之行的第一程。他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一个合同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订的；另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订的。佐尔格计划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并打算为《农业报》撰写文章，作为日后著书立说的素材。通过这家报纸的编辑佳斯塔司·许洛斯博士的关系（此人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资助人费利克斯·韦尔的朋友，一九二四年佐尔格曾在这个研究院混过事），他搞到了德国外交部宣传处给上海德国总领事的介绍信，日期为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曰。
佐尔格离开柏林，途经巴黎去马赛。“亚历克”就在这里与他一道登上一艘日本船。无线电报员魏加顿恰好这时在德国为四局执行任务，已先期在汉堡上了这艘轮船。这一行人途经苏伊士、哥伦坡①【① 佐尔格从荷伦坡寄了一张明信片绐他童年时代的一个徳国期友。】、香港而到上海，一九三〇年一月登岸。
第三章 中国之行
“日本是中国的皮肤病；共产党倒是心头之患。”
——蒋介石
上海是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中国的工业中心。一九三〇年，上海分为三个部分：即上海城区；由美、英、法、日等国推举的工部局共同管辖的特殊地区，即公共租界；和单独划分的法租界。这个城市与众不同，各种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重叠。
大批洋货通过这个港口源源而来，中、外投资都集中在这里。公共祖界里不仅充斥着外国侨民、中国商人、银行资本家、码头搬运伕、工厂工人，而且还聚集着难民和阴谋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大约有二万五千名白俄栖身在这里，卖小手艺、开饭馆舞厅，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当中有些人已被大国情报机关征募了。
上海也被共产党称为中国城市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与内地红色“解放区”勉强保持联系。二十年代后期，由于西方即将爆发革命的希望破灭，上海便成为红极一时的磁铁，吸引着向往亚洲革命胜利的欧美进步人士。
新闻记者、自由作家、进出口商、军火商、军事冒险家中混杂着经莫斯科训练的职业特务，其中许多人曾经历过共产国际及苏联派驻徳国、西欧机构遭到的失败，他们当时的任务是组织中国革命干部，使之与苏联控制中心取得联系。
这就是理查德·佐尔格及其同伙打算执行秘密任务的背景。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两个德国人搭了一艘日本船到达上海。他们旅行护照用的是真实姓名：理査德·佐尔格博士和魏加顿先生。上海巡捕房①【① 即租界的警察局。——译者注。】立即注意到他们的到来。然而，它并没有马上察觉到还有第三者，即党的领导人，他的真实姓名至今仍然不清楚。
“亚历克”是小组负责人，来接收红军先前驻上海小组，由无线电技术员魏加顿恢复与俄国的无线电联系，这种联系曾一度中断。虽然佐尔格和魏加顿很快就被上海巡捕房视为苏联特务嫌疑分子，但是四局派驻中国小组的真正任务却始终没有被发觉。
佐尔格在中国的头六个月，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站住脚跟，着手建立组织网，以上海为基地，包括华中在内。他的第一着便是登门拜访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一月十七日，恰好是他到达上海一星期的日子，他便去报到。他递上柏林德国外交部宣传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根据德国农业报编辑佳斯塔司·许洛斯博士《有德国粮食部做他的后盾）的推荐写的。
佐尔格向德国领事馆官员解释说，他打算研究中国农业状况，给许洛斯博士的报纸撰写一系列文章。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还给他介绍了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驻华领事馆的领导人。
根据当时接待佐尔格的德国领事馆官员后来回忆，他还特意把佐尔格介绍给德国染料氮肥公司，因为它掌握了有关中国农业状况的材料。佐尔格当时在一家简陋的公寓中租了―间房，深居简出。远东德国人的通讯录上登记的是：“理査德·佐尔格博士，上海1062号信箱”。关于这一点，上海巡捕房也很清楚。
德国领事馆对佐尔格的了解，除了他几次长途跋涉深入中国内地旅行外，其它有关他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有个模糊印象，他似乎与“左翼”团体有来往。
很自然，由于佐尔格在柏林以公开的记者身份结识过一些人，因此在德国侨民中无法隐瞒他的左倾观点。他如果采取相反的态度，倒可能露马脚。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佐尔格不露声色。显然，通商口岸的欧洲记者同行、德国商人，特别是军火商，是任何职业记者寻求的初级情报来源。
根据上海巡捕房的档案记载，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佐尔格动身去广州，在那里呆了六个月。他住在公共租界内一个荷兰妇女开设的公寓里，增长见识，广泛结交朋友。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在华南进行“考察旅行”，同时在广州市内建立了类似上海那样的关系。他通过德国领事馆接触德国侨民，总领事曾助他一臂之力。
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和工业中心，其重要程度仅次于上海。由于它毗邻英国殖民地香港，因而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监听哨。它显然还是研究华南各省军阀以及它们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关系的中心。
佐尔格在最初几个月中，以精通中国事务的记者身份作掩护，算是站住了脚跟。然而，十一月中，“朋友”给他带信，让他火速赶回上海，第一个实习期就此宣告结束。
上海特派小组的其它成员更直接关心的是技术问题。“亚历克”奉命前来协助或接管四局的派遣小组，这个小组比他先到一步。为此目的派遣到上海的第一个小组，由四局一个名叫“吉姆”或“雷曼”的人领导。他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建立上海与苏联之间的无线电联络，一旦能够获得有用的情报，便详细地向上级传送。
“吉姆”的真名至今无人知晓①【① 此人还叫“韦理”，也叫“格莱维奇”，克劳森说他是个美籍犹太人。】。他是个高级无线电专家，可能是莫斯科郊区红军无线电学校负责人。他的特派小组还配备有该校出身的另一名专家，马克斯·克劳森，他独自先来到上海。
克劳森事先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渠道，专为军事政治情报工作物色技术人员，并加以征募。整个苏联间谍系统开展活动，依靠的就是这帮人所建立的通讯联络网。
克劳森是希莱斯维格·霍尔斯坦海港②【② 德国一海港，——译者注】外一个岛上一名穷苦店员的儿子。一九一七年，他应征入伍，参加德军信号营，接受无线电报训练。一九一九年，他退伍后当了水手。德国海员工会及其国际海员工会以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为准地，组成共产主义通讯系统的一部分，派遣交通员，并为此目的利用世界各国船舶的海员。克劳森便很快对这项任务发生了兴趣。一九二八年八月，他加入了德共汉堡海员支部。支部书记卡尔·里斯便是国际海员工会和共产国际的头面人物。克劳森旋即受一艘开往摩尔曼斯克的机帆船雇用，后来他又改乘东亚航线的货轮“伊娃·利克默斯”号去旅行。
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一名特工人员“乔格”经过细致的观察，于一九二八年九月通过莱斯向克劳森提出，鉴于他早先在德军中干过无线电报务工作，问他是否愿意去莫斯科“为某情报机关工作”。克劳森接受了“乔格”的邀请，便持一张头等舱船票和一本汤姆士·曼的小说离开了柏林。有人告诉他，“地址就写在书里”。一封简短的密码信就在书里，经译出，有莫斯科的地址。
克劳森到达莫斯科后，被安插在总参谋部四局。他就这样被苏军情报部直接招募了。
经过红军无线电学校一个月的紧张学习后，克劳森被派往上海与“吉姆”接头,三月间便离开了莫斯科①【① 这里日期出入很大。克劳森自称一九二九年三月离开莫斯科，但德国警察局记栽说明，他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从汉堡搭船前往上海，据云也在中国及满洲直到年底。从克劳森行动年表看來，后一种情况大体属实。但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把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往后错六个月。】，途经哈尔滨到上海。当他还在莫斯科时，有人给他看了那位每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钟在上海汇中饭店等候他的人的相片。克旁森必须左手拿一份《字林西报》，右手持烟斗，并简单交换事先约定好的暗语。这次接头后又让克劳森去找一个名叫康斯坦丁·米辛的白俄，他是“吉姆”的助手，是他从上海白俄侨民中直接发展的。看来他一度当过街头艺人。经过一段慎重的考察之后，米辛引克劳森去见了“吉姆”。
克劳森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把米辛训练成无线电报务员，并设法与苏联距离最近的，即海参崴的无线电中转站建立联系。
一九二九年七月，克劳森把上海和海参崴之间的通讯联络设置妥当后，便由领导安排去哈尔滨另架设通讯装置，供驻满洲的红军派遣小组使用。他的无线电设备由一个法国外交官偷运过去的。由于中国警察局的监视，哈尔滨的工作条件复杂化了。边境上的中苏关系紧张，那年四月中国警察局抄査苏联领事馆便是个警告。
派遣小组掌握着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情报来源，那就是美国副领事李雷斯托姆，克劳森把无线电台就架设在他家中。
一九二九年十月，克劳森回到上海，在一家汽车修配厂找了个工作，以掩护自己“雷曼”小组无线电技术员的活动。
—九三〇年元旦，莫斯科又给“雷曼”派来一个新的小组，克劳森奉命与这个小组的一个成员联系，此人便是他在四局无线电学校的同事魏加顿。他俩曾经在汉堡的同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他们又是按同样的方式训练出来的。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无线电报务员彼此间情同手足，他们是国外特工人员同上级联系的枢纽。这两个组集中技术资料，制定全中国无线电通讯联络和通过海参崴与莫斯科联系的总规划。
克劳森由魏加顿领着见了“亚历克”，又见了佐尔格，他根据指示在上海定居，找个地方住下。于是他在虹口区的―幢楼的第一层租了一间房。搞无线电工作没有室外天线显然是困难的。几经调查，克劳森发现，在他上面的阁楼里住着一个芬兰女人。他提出要跟她调换房子，但遭到了拒绝，彼此因而产生了嫌隙。最后，佐尔格提出补贴两间房租的差额，便达成协议。克劳森和他的邻居的关系又好转了。
这个芬兰女人名叫安娜·华伦尼斯，是为逃避俄国革命来到上海的难民。她是一个芬兰商人的遗孀，她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塞米帕拉津斯克嫁给他时才十六岁。他们在革命时双双出逃，定居在上海。一九二七年，他便离开了人世。当她遇见克劳森时,她做裁缝谋生，还兼做非整日制的护士。
她只身孤单，很快便到这位乐天而好心的邻居小屋里走动。当然她那时并不了解克劳森的秘密活动。随着两人之间爱情的发展，克劳森为安全起见，不得不提出与佐尔格的关系问题。一个晚上，克劳森领着安娜在一家舞厅与佐尔格见面。在日本警察局审讯时，克劳森说佐尔格警告过他：“你娶那个女人倒不错，但要留神我们的秘密工作，如果你的婚姻影响我们的活动，你会被莫斯科召回的。”①【① 东徳报纸《徳意志新闻》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的一篇文章提到佐尔格与克劳森的一次谈话，克劳森引佐尔格的原话是：“这个女人不错，你可以娶她。”】不管怎样，马克斯和安娜同住在她原先那间阁楼里，建立了家庭。
一九三〇年四月，雷曼动身前往欧洲，他那个小组由他的继任接管②【② ③ “雷曼”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妇女，据克劳森说，是莱·班耐特女士，雇她编密码、译电。她暂短地羁留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便前往莫斯科了，克劳森认为，她是个美共党员。】。克劳森和米辛改由“亚历克”领导，与魏加顿合并成为一个技术小队，乔装为一家德国自动炊具专利公司的推销员。
重建上海情报网的工作初期进展缓慢。“亚历克”以捷克军火洋行推销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与中国国民党及其当地的特务，据克劳森说，还“暗中勾结土匪及共产党”合伙经营。但是上海巡捕房跟踪盯梢，咬住不放。“亚历克”和妻子仓皇出逃，搭船去欧洲了。从此四局驻上海的特派小组便由佐尔格负责。
这时在中国采访的欧洲记者当中有《法兰克福日报》驻上海记者，著名的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一八九四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她的父亲是个没有技术的粗工，母亲看管公寓房子。她本人没有上过高等学校，但断断续续自学；她在纽约大学上夜校，又上加利福尼亚州暑假学校，当中还穿插了暂短而不幸的婚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参加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印度民族主义组织，进行宣传活动。一九一八年，她为此活动被捕。翌年，她在一艘货轮上当侍役而赴欧洲。她在但泽下船，前往柏林，继续进行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并开始与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一起干，竟持续达八年之久。一九三一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去莫斯科参加一个印度革命者的会议，此后俨然以记者的身份遍游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一九二八年，她断绝了与那位印度领导人的联系，而与《法兰克福日报》签订合同，作为该报驻远东记者，途经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她马不停蹄地跑遍了世界。她是个热衷于事业的叛逆者，满腔热情，百折不挠，为斗争而献身。
―九二九年五月，史沫特莱持伪造的美国护照到达上海，顿时引起警察局的怀疑。她很快就在当地的欧洲进步人士中享有盛名，这些人包括少数政治流亡者，还有自由职业者，如作家、新闻记者，他们期待着伟大的中国革命，以弥补西方革命的失败，从而发泄他们的积怨。这些过客大多来自徳国和中欧国家，这些国家经过共产国际的失败；一九三三年以前，还有过许多犹太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可能为数最多。这些人因一九一七年威尔逊主义迷梦的幻灭，和美国左翼少数派的软弱无能而感到十分沮丧。
旅居上海的这些欧洲人士很自然地倾向于二十年代共产国际所建立的前沿组织，即苏联领导的地方支部，以便启发进步思想，作为贯彻革命方针政策的宣传武器。这类“独立团体包括国际红色援救会，它是共产国际的内部自由组织，譬如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案件，例如萨科和凡塞梯案件，激发人们对罪犯的同情；外国文化关系学会，利用自己的印刷厂向世界各地方支部散发苏联文化宣传品；还有革命作家国际联合会，及其由韦利·孟森堡苦心经营的印刷辛迪加。
史沫特莱女士在这个天地里，更有甚者，在中国左翼活动分子组织中，以及加利福尼亚和柏林的印度革命者当中，如鱼之得水。对这些人说来，上海是中国的主要的革命基地，而公共租界又为逃避南京国民党警察耳目提供了庇护所，尽管还存在着国民党在公共租界里的欧洲伙伴进行突然搜捕的危险。
这种组织很自然便成为佐尔格猎取的目标，因为他刚着手开拓情报渠道。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亚历克”赴欧洲后不久，佐尔格便会见了史沫特莱女士，是怎么接上头的，至今还不清楚。在一次审讯中，佐尔格暗示，《法兰克福日报》有一封给她的介绍信。很可能，他们早在二十年代就在法兰克福或柏林见过面。一九二八年，他们又同时在莫斯科。
佐尔格处处留神，不洩露这一插曲。他告诉过日本检察长，“我在欧洲曾听说过她”。他在供词中则说：
“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我建立上海小组时，特别在物色中国合作者时，曾请她帮过忙。我尽量会见她的一些中国年轻朋友，特别设法结交那些自愿合作者，自愿为左翼亊业与外国人共亊的人。”
史沫特莱女士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中国的“协助者和支持者”小组便一本正经地发展起来。他们的假姓名在佐尔格的供词中屡见不鲜。他告诉日本检察长，“中国人的姓名难记，而且年头多了更想不起来。”但还有个更切合实际的解释，即日本警察局的手伸得长，能够伸到沦陷了的中国。佐尔格在保护他旧日的伙伴哩。
—九三〇年秋，佐尔格的情报来源范围扩大，从而暴露了共产国际情报局在中国进行秘密活动的一个侧面。佐尔格急于想要经常获取有关日本对华政策的可靠情报，以及日本对远东形势发展所持态度的资料。
每当佐尔格要物色当地中国关系时，总去找史沫特莱女士。几个月前，她见到个日本记者，名叫大崎保积，他是日本有影响的报纸，大坂《朝日新闻》驻华记者。介绍双方见面是苏州河边“时代精神”书店经理伊莲·魏德迈夫人一手安排的。这家西式书店专卖左翼书藉和政治期刊，但实际上是韦利·孟森堡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共产国际出版辛迪加地方前哨，同时也是柏林宣传机构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书店不仅是欧、亚左翼事业同情者的集会场所，而且是通讯网的技术联络点。女经理魏德迈夫人是德国人，在柏林与一名中国青年学生结婚，大约在一九二六年随他前往莫斯科。随后她奉命在上海开书店，公开是打着“介绍外国文化”的旗号，但暗地却为个人接头和传递文件提供安全掩护地点。它是共产国际组织驻上海的主要、但不显眼的组成部分。
甚至象史沫特莱这样的《法兰克福日报》记者也认为见到日本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大崎，其意义非同一般。再说，他们对世界大事又所见略同。
大崎保积是东京一名记者的儿子。一九〇一年五月，大崎出生时，他父亲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岛屿台湾的台北市一家报社聘请。大崎在青少年时代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风云变幻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后，他作为东京的大学生，对战后年代的社会动乱感受很深。
一九二三年，日共早期领导人被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便开始积极参加东京帝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一九二五年他在该校获得学位。他当了一年研究生后，便进入《朝日新闻，社，正如他日后说的那样，是为了“坐待良机，进行观察”。年轻的大崎曾受大学学习小组热烈辩论的熏陶，感到这家报社办公室的气氛拘泥保守，与那种热烈的辩论气氛相比，显得死气沉沉。
一九二七年中国的革命风起云涌。那年十一月，他被安排在该报的中国处。次年十一月，他作为特派记者进驻上海。这份差事使他个性得到解放，既可以回避大学里的秘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又离开了《朝日新闻》报社那沉闷的办公室，同时也摆脱了日本当局为阻挠左翼反对党的成立而不断施加的压力。
大崎与史沬特莱女士的接触，逐渐发展到频频来往，相互交换看法，并为了彼此的利益交换职业性的情报。他们老是在汇中饭店大厅或她的寓所中见面，大崎经常向她提供有关南京政府和日本形势的新闻。这种关系究竟超出职业记者活动范围多远则不甚了了。大崎似乎对他终于加入了虔诚的传教士行列感到心满意足，史沫特莱女士兴趣范围之广，及其目的所在都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大崎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位旅居上海名叫纪藤银一的日本人，他告诉大崎，他刚从美国来，途径印度支那。大崎被捕后，向日本警察局供称，“我断定纪藤与美共或美共的日本科有关系。”但是他对这位不速之客有所警惕，实际上大崎后来了解到此人是共产国际的老特工，与美共的日本科确有联系。不久以后，纪藤提出让大崎会见“一位干练的美国新闻记者”，名叫“约翰逊”，是个“好人”。
大崎意识到这里面可能设置了某种圈套，他甚至害怕纪藤是警察局的暗探。于是他决定与史沬特莱女士商量一下，她似乎也大吃一惊，并问他是否跟旁人提起过那个建议。大崎回答说没有。“于是她说，她曾听说过此人，但郑重告诫我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佐尔格也似乎因某种特殊原因回避了纪藤，此人肯定与共产党有关系。“我郑重声明，他不是我那个小组的成员，我从来没跟他共过亊。我听史沫特莱和大崎几次谈到他，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一点儿也想不起他了。”佐尔格特别否认引见他见大崎的正是纪藤。“我猜想，史沬特莱与纪藤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还转告过他，我希望找一个可靠的日本人。”后来，莫名其妙，“莫斯科禁止我与象纪藤这样的知名人士来往。”
几天之后，史沫特莱女士告诉大崎，“约翰逊”是个“好人”，并亲自在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饭馆里介绍大崎跟他见面，彼此一见如故。谈话结束前，“约翰逊”请大崎帮他研究中国的内部情况，日本对中国各政治集团采取的政策。大崎竟好几年不知道“约翰逊”就是理查德·佐尔格，尽管他们后来每月至少在史沫特莱女士家中或某中国饭馆中见面一次。
佐尔格找到了最合适的合作者，“我的主要搭档”。
大崎从一九二八年底到达上海后，便参加一些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中国团体，他作为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曾不遗余力地进行政治活动，为反帝团一类的组织募捐。他参加了由五、六名中共党员组成的政治顾问小组会议，并以此感到自豪①【① 这可能不是“官方”机构，而是一个吸引外国左翼人士的小组。】。他给小组作国际形势报告，但“小组成员并不熟悉政治，对国际事务更不甚了了。所以我的讲话想必还有点用”。
大崎不仅在知识上自负，而且在秘密活动方面也颇为自得。他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作为观察者参加过两次“游击会议”，这是中共党员在上海公园中召开的，也是当地的一种创举，“象风一般地速集速散”。
大崎形式上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他却花了许多时间为中共组织或其外围组织奔走。
中共负责日本事务的领导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东亚共同编剧学校，这是日本自由主义思想政治家近卫公爵为促进日、中相互了解而创立的高等学校。一九二七年广州和上海相继爆发革命，该校师生深受周围革命热潮的震动，他们摆脱国内令人窒息的禁锢，而成为日本知识界的进步前哨。大崎也确实通过这些学生见到了一些中国領导人，并与他们交往。
东亚共同编剧学校支部原来由中共建立，后来又与一批日本左翼记者和日本“来客”合并，这些人在上海汇集，准备参加一九二八年二月的太平洋国际工会会议，这是按莫斯科意图组织的国际红色辛迪加的远东分会。这个学习团体经常集会，其成员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大崎时常参加这种会议。有一次开会，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川井定吉的日本记者，此人当时在《上海周刊》工作，一九二八年曾去过北京。
一九三一年日本袭击满洲，远东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变”是否会成为日本进军华北各省的序曲？日本的侵略将给中国国内对峙的政治势力施加什么影响？更有甚者，日俄是否有开战的危险？正如佐尔格一天在上海向克劳森宣布的那样，“日本军队已经攻下了沈阳，这将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复杂化。”
虽然佐尔格矢口否认他的任务还包括在沈阳搜集情报，那里本来就有苏军情报网，它的基地是哈尔滨，但他原来的任务已经扩大到研究日本对华的意图，而搜集有关满洲的情报乃是这项任务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崎后来向审讯员供认，“佐尔格、史沫特莱和我反复谈论过这件事。”后来他开始接近川井。他们还是在那个经常出入的老地方，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饭馆碰头。大崎打算让川井跟大家见面，他担任翻译。其后佐尔格支使川井去华北和满洲执行任务，要求他回来按以下四个方面汇报：日本控制下新“独立”的满洲发展如何；满洲事变后，日本在该境内的驻军，即关东军的态度如何；白俄、回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政治反应如何；北方边境地区对苏联的舆论如何。
川井回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徉细研究了他的书面汇报，其中一次会议便是在史沫特莱女士家中召开的。佐尔格从来不盘问细节，但努力从川井那里了解情况，从而得出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他说，“我还有其它来源。”不久以后，川井被上海的日本警察逮捕归案，在审讯过程中，这些活动并没有被掲发。三星期后，他被释放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与中国的十九路军开火，尖锐集中地揭露了南京政权的软弱本性，同时英、美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以及日本扩张主义政策对华的意图也暴露无遗。这些正好是莫斯科给佐尔格布置的主要任务。
佐尔格供称：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爆发的那场战争表明了日本对外政策的新动向，虽然我们那时拿不准，这仅仅是个无意的小冲突呢，还是说明了日本在夺取满洲之后打算征服中国的意图，当时也说不清，日木是否要向北进军西伯利亚，或南下席卷全中国。在上海亊变期间，我的工作变得更重要了，我得设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还得详细研究日本在上海的作战方式。”
佐尔格本人有战争的直接经验，这使他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的情景。这次他却是革命斗志昂扬。中国作战部队既不受南京指挥，也不受中共指挥，在佐尔格看来，他们才是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见到了中国的防守阵地，也见到了日本的作战飞机、军舰。中国士兵都很年轻，虽然大多数只装备着手榴弹，但是纪律严明。佐尔格濂慨激昂，带着几分武士眷恋战壕的心情，亲自给部队分发手榴弹。他采访了上海各地区的战斗，并进一步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获得有关日本的战术倩报。
有关日本的方针政策，佐尔格从大崎方面获得了“非常有用的情报”。事变发生后，大崎主要根据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事务随员的谈话，专门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华商反日，群情激愤，同时也证实了日本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根据大崎提供的情况，正如他在战争结束后告诉佐尔格那样，日本深感中国的反抗精神，希望事态局部化而不再扩大。事变以后，南京联合政府成立，蒋介石政权基础得到扩大和巩固，关于这点，大崎也提供了一些内部情报。
佐尔格便根据这种情报写成了详细报告，于一九三二年春季带往哈尔滨，转送莫斯科，俄国人对此特别感兴趣。苏联的对华政策，是根据对蒋、共力量对比的估计制订的，如果认为上海事变中蒋介石领导了抗曰这种见解是正确的话，那么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会受影响。
日本警察当局后来认为，佐尔格在中国的主要成就，便是他向莫斯科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情报，有助于共产国际制订对中共的政策。
―九三二年二月，大崎的报社指示他返回日本大坂办事处。“我徘徊于歧路，面临着继续与‘约餘逊’合作还是接受《朝日新闻》聘请的抉择。那时我感到继续在上海协助‘约翰逊’有些力不胜任。”大崎也想研究日本的国内情况，而且与《朝日新闻》的关系是一笔无法估价的长期投资，佐尔格便接受了这个既成的事实。“在那种情况下是无可奈何的。”
事实证明，他俩只不过是暂时的分手。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情报员外，还有欧洲关系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徳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成员。佐尔格是位记者，周旋于总领事馆社交圈子中。他供称，他选中军事使团的某些成员和接近南京的观察员作为联络关系，如冯·克莱贝尔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后来任驻上海总领事。“军事顾问们经常邀请我去南京，他们也来上海看望我。”
佐尔格还和这些人结伴同行去汉口等内地城市旅行。那时德国人正在中国试验各种新型民用飞机，而且早已秘密开辟了一条欧亚航线，驾驶员与佐尔格有交情，佐尔格在间或与他们一同飞行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边远地区的情况。但这些关系都没有发展成为特工人员，只不过是职业记者的正常工作关系，
有一个可能是例外，有个叫伏依格特或沃依徳特博士的人，是徳国西门子电气公司驻上海代表之一。佐尔格跟他混得很熟，甚至佐尔格离开中国后，还从他那里获取经济情报，送给莫斯科。有一次，佐尔格告诉克劳森，如果他被捕或被迫突然改变住址，克劳森可以査找沃依徳特的电话号码，通过他重新取得联系。
有证据说明，沃依德特在华期间曾为徳国军事情报局工作。他必定是佐尔格在上海的至交，这至今仍然是个迷。
另一个与佐尔格交换情报的德国记者是华福根·佐尔格，他是柏林地方报驻中国的记者，与理查德·佐尔格同姓，有时发生混淆。华福根·佐尔格是个中国通，与中国权贵们关系密切，他又是个满洲问題专家（理査德在哈尔滨第—次见到他），此人熟悉白俄组织和中国的秘密帮会，说得—口流利的俄语，以记者身份经常去苏联旅行。理査德·佐尔格告诉克劳森，他老是对这位记者同行怀有戎心，因为后者是反共的，上海警察当局之所以注意他，可能是因为他替德国情报局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天某个时候，魏加顿递给佐尔格一封莫斯科的来信，通知他上海有两名新特工人员参加，一个名叫“保尔”，住在汇中饭店；另一个是“约翰”住在法兰西饭店。佐尔格通过电话安排与他们见面，他俩都用护照上的姓名进行登记，“但是他们所用的姓名我想不起来了。”
“保尔”看样子是个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象那个时期的许多苏联特工入员一样。他是红军上校，一个军事专家。很可能他的主要任务是来接管与中共的军事联络工作的，并考虑加以发展，以往雷曼和“亚历克”小组在这方面似有困难。他也被指定以后接替佐尔格。这两人密切配合，但是各自独立行动。当时克劳森和魏加顿一起跟他见面，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上海时级别比佐尔格高些。”
另一个新来的人叫“约翰”，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据佐尔格说，他原来是波共党员。他当时的任务是进行密码和照相工作。他在法租界霞飞路租了一幢房子，晚上等中国仆人一走，那里便成为小组开会主要地点之一。凡是要转交莫斯科的照片和文件，都由“约翰”在浴室中冲洗出来，交给佐尔格。他在四川北路开了一另小照像馆，作为掩护。
关于“约翰”家中的会议，克劳森曾进行过一番描绘：有饮料可喝，佐尔格经常炫耀他外出旅行的经历。有一次，他谈到如何引诱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说服她交出一张中国兵工厂的蓝图，他拍了照，寄给了莫斯科。
克劳森不时在这类集会上见到史沫特莱女士和沃依德特。他在一次回忆中肯定了小组包括佐尔格、魏加顿、沃依德特、“保尔”、史沫特莱和他本人。他对史沫特莱的印象欠佳。“就聪明才智而言，我们相距甚远；我对她的唯一印象是，她是个神经质的、自命不凡的女人。”
佐尔格自称，他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根据他原订的计划，本应该呆够两年就回去，但是他的“任务太多，一时完不成，只好延长一年”。
他的继任“保尔”的真名至今仍未见外传。他那个小组后来的活动也只能从字里行间看出点蛛丝马迹。克劳森原属雷曼-“亚历克”小组，佐尔格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于一九三一年十月派他前往哈尔滨接管四局小组的无线电通讯工作。
―九三四年初，与上海的联系中断了。很可能在一九三二年事变后，上海活动日益困难，四局于一九三三年（至少是暂时的）停止了上海的一切活动。那年某一天，克劳森在莫斯科总部遇见了“保尔”，他身穿红军少将制服。
理查德·佐尔格为红军四局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项中国使命。他不仅贏得了精通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还熟悉了中国的农业情况，这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未来必不可少的课题，也是他的秘密任务之一。正象他告诉日本审讯员的那样，“由于我从中国寄去的那些文章，我在德国新闻界也出了名”。同时，他还取得了在远东进行隐蔽活动的经验。
有关他工作的这个侧面，其证据几乎完全来源于一九四―年十月后在押期间的“供词”和审讯，还出自他的小组其他成员在日本监狱中的类似供词。因此，有关中国任务的首尾，是在严密禁锢、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连续几个月突击审讯时，片片断断加以缀成的。佐尔格心里明白，一旦纳粹当局和日本当局为本案沟通情况，受牵连的德国人会遭到什么样的危险；因此他煞费苦心地隐瞒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真象。还存在这种可能，他打算想方设法最终返回苏联。
然而，佐尔格在中国的工作性质和范围确实构成一幅画面，虽然是模糊不清的，有时还自相矛盾，支离破碎，真假难分。
他原来的供状空洞，这间接说明苏联军事情报部搜集的有关中国情报既不确切，又不连贯，而且任务本身也属试验性的。原先交给他的情报任务，主要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政冶、社会和军事力量进行估计。佐尔格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基本上属政治分析专家的，但是他获取情报资料的手段和传递报告的方式却使他成了间谍。他通过在广州的中国“助手”，把情报网向南撒到香港。佐尔格便根据这些来源，对蒋介石政权及其统治集团的状况拼凑成一幅天衣无缝的情报图画。
佐尔格能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组那里了解情况，报道了南京军队的驻地、装备、“突击”师的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等。他还依靠德国教官，加上中国“助手”的一臂之力，搜集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特别还获得了南京军火仓库的蓝图。
对蒋介石一旦与日本发生冲突而进行军事冒险的可能性所作的估计攸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蒋是否有能力利用方兴未艾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反对西方列强及其在通商口岸，特别是在上海的治外法权。蒋介石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特别是美国，主张让步。
美国有一份秘密备忘录，即费森登报告，美国还没公布，佐尔格居然捷足先登，弄到了手。确切的来源至今还不清楚。
佐尔格小组并没有在上海和莫斯科之间建成可靠的无线电通讯联系，他们收集的材料大部分由交通员通过哈尔滨递送。佐尔格提到，在上海事变后，向莫斯科送了两份长长的专门报告，一份在一九三〇年末，另一份在一九三二年六月。
克劳森的无线电台并没有从上海或广州发过电报，根据内部掌握的证据，似乎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很少电讯来往，也没有通过交通员向海参崴递送报告。
就佐尔格本人而言，这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在上海这样的特殊情况和中国内地以公开的记者身份进行活动，终日提心吊胆，担着苏联海外情报人员的风险，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然而，中国这段插曲中最有趣的是他日后在日本的两个搭档，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人的命运从此与佐尔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最终。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帮助佐尔格组成中国小组，使他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在战后的几年中，美国驻日本的情报局局长魏洛比将军坪击过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政治历史，反击过她进行的诽谤，这迫使佐尔格案件及其枝节公诸于世。
第四章 诺伦斯事件
“诺伦斯冒充瑞士人。他其正的国籍我不清楚，我认为他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佐尔格
苏联各机关在远东设置重重的情报网，展开活动，佐尔格的中国小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佐尔格的历次供述，大致可以说明这些情报小组差不多都在同一个时期来到中国，
又几乎同时撤离。它们尽管任务各不相同，但大目标是一致的。
上海涂了雷曼小组（后来由“亚历克”一佐尔格小组取代）外，红军四局还在那里布置了另一个情报网，据佐尔格说，是福洛里奇·费尔德曼小组。“它的任务是与中国红军
联系，搜集有关情报。”这些人有自己的无线电台，与莫斯科进行联系，电台是党内无线电技术员费尔德曼①【① 一九三五年，克劳森在莫斯科无线电学校见过他。】架没的。福洛里奇（他用“特奥”或“席奥”这个化名）是一名红军少将。据佐尔格说，这个小组由于无法完成任务，于一九三一年离开了上海。
后来克劳森在哈尔滨见到了福洛里奇，后者可能是奉命来加强驻满洲的红军小组的，因为日本入侵后，满洲地区日趋重要，除了紧急提供有关日军在西伯利亚边境活动的情报
外，据克劳森说，福洛里奇还组织破坏小组，以便一旦战争爆发，即切断中东铁路。
佐尔格强调说，他在上海期间与这个小组没有工作关系，也没有指示让他们联系，但是“上海的天地是那么狭小，彼此难免见面。”佐尔格偶尔也与这个小组成员谈论一般性向题，“但我们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很可能这个小组的成员，早就彼此认识，特别是无线电报员，他们都是在莫斯科同一个学校训练出来的。
有一次，佐尔格称福洛里奇·费尔德曼小组为“邻居”,这是个情报术语，意思是由另一机关控制的情报网。
克劳森所属的哈尔滨小组，其主要任务曾一度是搜集满洲的军事情报，还有个附带的但是重要的任务，即与驻上海的佐尔格小组联系。哈尔滨是联络中心，苏联交通员通过水
陆交通要道，来往于上海一莫斯科之间。“对我说来，哈尔滨起了邮政信箱作用，它替我往莫斯科转送信和文件。”莫斯科又通过同一渠道给佐尔格转发经费。①【① 还通过纽约国民银行的帐户汇款给上海的佐尔格。】两个小组的成员轮流担任哈尔滨一上海之间水陆两路的交通员。哈尔滨小组似乎是在一九三二年解散的。
除了红军向中国派遣这些执行短期任务的小组外，直属共产国际的远东局殊为重要，因而它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的主要目标。
上海的远东局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具雏形，当时西贡的法国保安当局逮捕了一些印度支那共产党员，他们泄露了与该组织的联系，但整个组织是在相当微妙的情况下彻底暴露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新加坡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伙同马来亚共产党从事秘密活动的法国共产国际特务。发现他的文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邮政信箱
208号，海伦诺尔”。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便根据这一发现，查获一名法、德文教师，海莱尔·诺伦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诺伦斯被捕。搜查他的寓所，一无所获。但是他有一把弹簧锁的钥匙，是南京路四十九号公寓的。巡捕房发现屋里有三只大铁箱，箱子里面藏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一九三〇——三一年度的帐目，还有全太平洋下会书记处地方组织的帐目。
虽然英法警察已经觉察到远东局的存在，但在研究分析了这些怅目之后，他们才第一次清楚地了解了该组织的详细情况，获得了有关该组织活动性质及内容的宝贵资料。
共产国际的总部设在莫斯科，长期以来在若干地区设立书记处或常驻机构，作为它机关的一部分。每个地区书记处由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支持、监督世界各国共产
党并为苏联执厅于任务。
东方部是一个地区书记处，于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成立。它有自己的组织处和宣传处，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下面分近东、中东、远东三个局。远东局设
在海参威，可能在一九三〇年秘密迁入上海。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苏联特务接踵来到中国。
全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乃是共产国际所控制的国际红色工会组织——国际工会——的远东分会。它是个永久性机构，于一九二七年汉口会议后成立，总部设在海参威，与远东局
并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际工会的领导人罗佐夫斯基，中、美、英、法、印度支那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①【① 李立三（中国），代表中华劳工联合会；厄尔·白劳德《美国），全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第一任书记；胡志明（印度支那）；汤姆·曼代表英共；贾奎斯·多利奥特代表法共；M·N·罗伊代表印共。】。这是一次共产国际高级特工会议，新书记处的目的是资助、组织并维持中华劳工联合会，动员中国城市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起先锋作用。
全大平洋工会书记处必定是与远东局同时从海参威迁出的。尽管它的存在和宣传活动是公开的，但它的秘密活动范围在诺伦斯事件中才有所披露。看来它是个新建单位，因为
它的正式帐目从一九三一年二月才开始。它的工作人员比远东局少，只有两男一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资助中华劳动联合会，该组织虽然由中共控制，但是受莫斯科严密监
督。
海莱尔·诺伦斯的真实姓名是国际审讯长期以来所要追究的问题。诺伦斯被捕后，警察局的调查结果证明，他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组织的负责人，手下有工作人员九名，都是欧
洲人。
远东局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中国，它转发经费给中共及青年团等组织，征募学生，并安排他们前往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大学，从而完成培训共产党未来干部的主要任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乃是建立并保持与中国红军及华中、华北苏区的联系。
除了这些有关中国的任务外，该组织还在苏联同样执行转经费和征募学生的任务，并保持与日本、印度支那、非律宾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
远东局和全太平洋书记处密切纪合，有时甚至联合行动。它们虽然各自建立帐目，但这些帐本是在同一个屋里发现的。两个机构共用一班效率相当高的联络员，以便与欧、亚共产党进行密码和电报通讯联系，甚至上海的邮政信箱，其中八个已经查明也是两家共用的。此外，两个机构的特工费也是通用的，其成员有时交又完成任务。
经费由同一来源，即柏林的共产国际西欧局提供，分别在七家中国银行立帐户。帐目揭示了一九三一年它在上海工作的规模：远东局一年花销十二至十五万英镑，其中九万五
千英镑用于中国；全太平洋工会书记处每月用一千英镑。
看来诺伦斯除主要保持通讯联络外，还总管两家办事处。他似乎还负责上海的安全和行政供应工作。归这个联合小组使用的寓所、办公室和集会场所共计十四、五处。
在诺伦斯被捕时，他持有两本比利时护照和一本加拿大护照，使用了十二个不同的假名。他的辩护律师企图证明他是比利时公民，然而警察当局调查，被冒名项替的人还在比
利时，据推测，诺伦斯的真实姓名叫保尔·鲁埃格，是一名杰出的瑞士共产党员，一九二四年失踪，便来到莫斯科。瑞士当局拒绝为他提供保护，因此诺伦斯和他妻子于一九三一
年八月一起被捕，由上海巡捕房交给南京政府进行审判。
诺伦斯的被捕和共产国际驻远东机构的被揭露，使上海左翼团休惊慌失措。消息传开两星期后，佐尔格便悄悄离开了上海，但又由于英租界巡捕房有卡片记载，过一个月他回
来了。
佐尔格与诺伦斯组织有联系吗？他初到上海时，曾租用过一〇六二号邮政信箱。诺伦斯使用的一个信箱是一〇七七号。巡捕房监视着诺伦斯的几个信箱，同时也提防着佐尔格。然而，这可能是个无意的巧合。
巡捕房也曾怀疑过佐尔格是书记处的成员，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海成立了一个营救诺伦斯的地方委员会，诺伦斯的辩护律师坚持说，他只不过是该组织
的书记，而组织是公开的。营救诺伦斯委员会，由国际红色援救会资助，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此异常活跃，参加该委员会的还有象埃德加·斯诺和哈罗德·艾萨克斯这样一些杰
出的进步记者，佐尔格把它当作世界进步团体发动营救诺伦斯运动的一部分，而公开与之联系。说真的，当大崎初次见到他时，还以为这就是佐尔格记者工作之外的兼职活动哩。
佐尔格的“供词”说，“当诺伦斯被捕时，我方才明白此人在上海是搞秘密活动的，”但这种表白反而使他在谈“共产国际上海小组”问题时自相矛盾，但却印证了这个因
诺伦斯被捕而暴露的组织。
佐尔格“碰巧”在一九三一年遇见共产国际上海小组。该小组包括两部分：组织科和政治部，“有交通人员沟通莫斯科和中共之间的联系”。组织科“特别保密”，由诺伦斯
木人和“一两名助手”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共转发经费，并与中央委员会联系；为共产国际和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组织交通员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
传递“莫斯科与中国之间的秘密材料”。组织科还负责安全工作以及政治部成员的安全，后者可能是奉命约束他们的行动的。
政治部由格哈特·艾斯勒及“一两名劝手”领导。其主要任务是给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媾通中共与莫斯科交换情报的渠道，并“提出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等社会问匙的报
告”。这些报告由组织科转交。
根据上海巡捕房的档案记载，艾斯勒住在公共祖界王家沙公园。佐尔格一九三一年七月住在同一条街的二十三号①【① 是一套公寓房子，由亚历山大·冯·杜宁先生转租，巡捕房怀疑他是个苏联特务。】。可能是他接收了艾所勒的房子。
尽管有这些巧合，上海巡捕房并不能证实艾斯勒是远东局的成员②【② 艾斯勒的任务，经抄获诺伦斯的材料证明，与一个叫“列昂”的人有关系。此人与艾斯勒己知的话动性质相似。】，也没有证实佐尔格与共产国际上海小组有什么关系。
诺伦斯夫妇被捕后，艾斯勒的处境岌岌可危，据佐尔格说，他匆忙返回莫斯科。他俩以前曾在德国见过面，“一九二一年我们一起参加德国共产党”，又一同在共产国际驻莫
斯科机关工作，经常见面。佐尔格承认，他俩又在上海重逢，“我总共见过格哈特·艾斯勒三次”。据佐尔格说，艾斯勒在上海的使命，与他本人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任务相似，即充当派驻当地共产党的特别代表。
自一九三〇年以来，俄国人特别关心的是，“中共上海的领导可能不听莫斯科招呼，还有可能，艾斯勒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号施令。后来到一九三六年，艾斯勒
又当了共产国际派驻美国的代表。他回莫斯科后又去欧洲执行了另一项任务，一九四一年逃往美国。在战争快结束时，他在纽约因被控告间谍罪而被逮捕。接着他又出其不意得逃
往英国，英国当局准许他前往波兰。
艾斯勒现在定居东德，最近小心翼冀地与东柏林记者淡话，叙述他与佐尔格的关系。
他跟佐尔格一样，承认他俩早年在德国见过面，而且谈到：
“当时的环境异常复杂，人们很容易晕头转向。但是佐尔格却十分冷静。我们在上海见而时说话必须简短扼要，约会时间不能过长。但他能够在短短几分钟内介绍一个复杂情况，说明敌人的意图和计划，这既能帮助朋友，又可以向他提出警告。”
莫斯科又派了另一名有经验的共产国际人士前来代替诺伦斯，佐尔格也认识他。此人名叫卡尔·里斯，曾经是共产国际控制的国际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也是他所在德共支部的
领导人。
一九二七年，正是里斯在汉堡发展克劳森人党的。里斯到达上海后不久，克劳森和魏加顿曾到旅馆去看望他。里斯告诉克劳森，他负责组织中共党员，为“共产国际上海支部”工作。
诺伦斯被捕后，上海警方不仅监视第一〇六二号邮政信箱，而且还监视着佐尔格本人，并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月监视着他在上家沙花园的寓所。“他与朋友下棋，消磨时光，只偶尔离开寓所。接了不少电话……十分谨慎，所以他的谈话连家里的人也听不到。”
据报道，佐尔格与“第三国际的一名特工人员”奥斯沃德·多尼芝有联系。经上海警方证实，此人听到诺伦斯案件的风声，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从柏林来到上海，乔装为汉
堡一家医药公司的推销员。此人行动诡密，开了个商号，但又匆匆关闭。他经常更换住址，以致从来没收到过共产国际欧洲组织电汇来的经费。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多尼芝完成了
任务，动身前往苏联，更有可能，他象在他之先的“亚历克”一样，感到气候不适宜。
由于卡尔·里斯是从汉堡来的，据克劳森说，他以“卖药”为掩护，因比“多尼芝”和“里斯”可能就是一个人。警方怀疑他与佐尔格的关系，这进一步说明此人的危险性，
又说明在海莱尔·诺伦斯被捕后，佐尔格小组有被揭露的危险。
尽管佐尔格在“供词”中申辩，他与共产国际上海小组没有技术上的关系，但无疑红军官兵在受训期间和在国外执行任务期间，与共产国际官员就秘密结下了友谊，并建立了
私人关系。佐尔格甚至说过，“这些组织（派驻中国的红军小组和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诺伦斯事件后业已瓦解，因为它们的成员彼此了解得太深了，……我们的小组却避免那种性质的接触。”诺伦斯事件曾一再在亚洲共产党二引起反响。
诺伦斯的档案有证据揭露了香港不久前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南方局”，与印度支那和马来亚共产党保持直接和独立的联系。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英国警察局在那甲逮
捕了一名安南人，名叫阮爱国。
此人是共产国际远东特工领导人之一。他在一艘法国船上当侍役，从西贡来到欧洲，曾一度在伦敦洗盘子，然后迁移到巴黎，开设一家小照相馆。
这个年轻的安南工人很快便一头扎进极左团体中，一九二〇年十月，当法共在土尔举行成立代表大会时，他初露头角。当时驻巴黎的共产国际组织正在物色未来的远东领导人，一眼便看中了阮爱国。一九二四年，他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佐尔格恰也打在那一年抵达莫斯科。
翌年，阮爱国作为亚洲事务专家陪同鲍罗廷去中国，开始在广州和华南设立印度支那共产党干部机关。一九二七年，他以代表身份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全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代表大会。一九三〇年前，他与上海的远东局密切合作，并负责香港分站。
阮爱国被捕后，象诺伦斯案件发生后一样，以国际红色援救会为首的苏联前沿组织，发动了一场世界规模的运动，防止香港的英国当局把他引渡给西贡的法国保安机关。阮爱
国销声匿迹了八年，随后便以印度支那（后来称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身份公开露面。他的名字叫胡志明。
诺伦斯案件也在日本引起了反响。在共产国际看来，远东除中国外，日本共产党举足轻重。这些年来，它首途上海，通过海参崴保持莫斯科和东京之间的联络，而且远东局和全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这两个机关都把对日本的情况报道作为工作的重要部分。搜捕诺伦斯时，所发现的连篇累牍的报告，使日术租界警方认出了这两个机关有好几名“日木合作
者”。
东亚共同编剧学校的几个学生因涉嫌而被捕。捉拿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人，即该校教员泽野房治，他是大崎学习小组的成员，他的寓所后来成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魏德迈夫
人的集会地点。在诺伦斯出事后几星期，一九三一年七月泽野房治被日本警察逮捕，但是只关押了一个月。实际上，泽野是远东局与东京之间的联络员，但这点并没有被发觉。泽
野仍继续他的秘密活动，日后在日本还为大崎出过力。
佐尔格小组处境殆危，朝不保夕。
佐尔格本人因诺沦斯事件及其枝节，震动极大。这是个正面警告。
佐尔格在“供词”中写道，南京政府“逮捕了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供述，了解到诺伦斯以及他的活动。”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诺伦斯的被捕，起因于共产国际法国特工
人员杜克洛克斯在新加坡被捕。中共中央一个负责特工的头子于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南京当局逮捕，暴露了党内几个领导人的住址和该党与共产国际中国机关之间的联系。
这个节外生枝的事件导致中共总书记的被捕和被处决，从而使党和远东局之间的联系完全断绝。这一打击不能不引起佐尔格的警惕。然而，他对这件事却谨慎而含蓄地一笔带
过：“我多少也听到点风声，譬如有关中国红军的活动、党领导的崩溃等等，但是我本人与党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诺伦斯及其妻子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引渡给南京政府，经军事法庭审讯，判处死刑。在从未加以澄清的情况下，这对夫妇于第二年六月被交给苏联，从此销声匿迹。据推测，
拿他们交换了被俄国人抓获的南京特务。
诺伦斯的命运给禁锢在东京的佐尔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苏联大特务得以开脱的先例。佐尔格颇以自己为苏联出色地完成任务感到无比欣慰，苏联当局会对他的绝境采取同样的方式吗？这个幻想一直蕴藏在他心中直到最终。
上海的英国警察当局并没搞清楚诺伦斯的真实姓名，他们满足于他属瑞士籍这个定论。关于这个问题，佐尔格了解得更清楚。“瑞士当局能够从他的发音辨别出，他并不是个
真正的瑞士人。我不知道他的真正国籍，我认为他是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①【① 诺伦断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一名老手，他途径维也纳，罗马，到达远东。他是个波兰犹太人，有人证明，一九四〇年有人见到他还健在，有些人则认为他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杀害了。】
如果诺伦斯果真是苏联人，那末俄国当局对他的特殊恩遇是可以理解的。但佐尔格后来也入了苏联籍呀。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前往东京
“在东京我也许能干点事。”——佐尔格
一九三三年一月，佐尔格到达莫斯科。他在莫斯科饭店开了个房间，便到四局总部向别尔津报到。他受到“热情欢迎”，并被告之，他在中国的工作十分令人满意。有人问他
对未来的设想，他到不急于表态。他每夜伏案疾书，忙着赶写一本有关中国农业的书，打算先写成这本书再说。四局不时叫他去讨论问题；别尔津却常到饭店来看望佐尔格，或邀
请他到自己家去。
佐尔格作为一名从海外归来的俄共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报到，“我在那里又见到了斯莫尔连斯基，他早自一九二九年起便掌管我的事。”佐尔格受到一个小型委员会的召见，
回答了党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斯莫尔连斯基告诉我，我在党内名气很大。”
格里高里·斯莫尔连斯基是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又是中央欧洲书记处副书记。最近俄国报纸透露，佐尔格是斯莫尔连斯基的朋友，常去他家。斯莫尔连斯基被描绘成“一位
职业革命家，是全苏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他的儿子还记得佐尔格。他说佐尔洛“身材魁梧，头发浅黄，眉毛浓郁，目光炯炯，双唇紧闭。他的神态丝毫不使人感到他阴郁或内向。”
佐尔格为了他在中国的工作，与外交人民委员会和格别乌成员一起开过几次会，又见到了以前在上海结识的四局无线电科长‘吉姆”（雷曼）。他们有许多问题要问他。正如
佐尔格告诉日本警察局：“每次他们某人提出一个新问题，我就得交一份报告；所以我日以继夜地忙着打字。”
那是四月份，大约是他到达莫斯科后八星期，佐尔格又奉命去四局，别尔津告诉他，他那本书可能写不完了，另有任务要派他出国，问他有什么选择。佐尔格说他挑选亚洲，
特别是华北或满洲。然后，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他在日本也许能干点事①【① “我忘记提起，当我在中国工作时，我曾利用假日去过东京，在帝国饭店住了三天。我对日本颇怀好感，因此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后，当他们让我去别的地方进行间谍活动时，我开玩笑地提出东京是个可去的地方。（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预审记录第十号）”】。
几天之后，他又奉命来到别尔津的办公室。俄共中央似乎对他提出日本一事特别感兴趣。
佐尔格接连见过别尔津几次后，确定了他在日本的任务开始应该是试探性的。
〔正如佐尔格所说〕，要了解一下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否能合法地进人日本，我们是否能在日本接触日木人和外国人，无线电或其它通讯工具的技术条件如何，最后是否容易搜集有关日本对苏政策的情报。
他的任务实质，正象他在“供词”中写的那样，总的说来是
密切注视满洲事变后日本对苏政策，同时认真研究日本是否计划进攻苏联这个问题。……这是多年来给我木人和我的小组提出最主要的任务，如果说这就是我去日木的唯一目的也不算过份。
最初决定，佐尔格在日本最多呆两年。这样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了解他是否有可能在日木进行间谍工作。日本素以戒备间谍著名。日本与国联决裂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切外国人都成了嫌疑对象。佐尔格初去日本的使命属试探性这一事实说明，苏联情报机关在日本曾遇到过意想不到的困难。
别尔津告诉佐尔格，指派给他两个伙伴，其中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无线电报员。佐尔格被告诫，不得与日木地下共产党，确切地说，不得与日本左翼接触；还告诉他不要
接近苏驻日使馆。
一九二七年，苏联驻汉口和驻哈尔滨的领事馆被查抄。同年，英国警察又搜查了苏联驻伦敦的商务代办处，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从而使苏联驻外的使、领馆进行的间谍活动
倍受限制。因此，苏联在海外发展单线而不受派驻当地官方代表领导的情报机构变得十分重要了。这印证了佐尔格以前认为情报机关应该脱离共产国际而单独行事的见解。佐尔格
后来说：
“我是驻日本间谍小组独立的组长，而且我是直接由四局派遣到日本担任该小组组长的。我在四局的地位特殊，在组内我是唯一的俄共党员。”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