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 China，
Bismarkstrasse106，
Charlottenburg，Berlin．
不必特觅个人地址，并请转告章行公。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俞慎翁热心而能办事，日在会馆，且与公及行公皆素契，嗣后彼此交通之机捩似可由公及行公与慎翁直接较速也。六岁宝宝昨有遁出之讯，虽未必果确，然亦不远矣！专此即祝日安
弟孑民顿首十月二十四日
再接上便是10月26日致吴先生的信，关于建议中山先生筹购德国新炮一事。在发此信之前，蔡先生曾有一张致吴先生的邮柬，打听中山先生的地址，正为此事。蔡先生从一位“由汉阳炮厂派来调查制炮用炮之术亦两年矣”的刘庆恩君处，得知清军所用山炮野炮的种类、射程等，革命军必须速购有更为优越性能的炮位，方足破之。为此蔡先生愿立即提请中山先生考虑与筹措此项急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为醇儒哲人如蔡先生者，哪里会注意到武器？然而蔡先生居然这样密切地注意和详细的报道，自然是为了革命的成败，有关国家的兴亡。
稚晖先生：昨得复电，知中山住址，为感！此次与中山通信，为筹款购炮事也。四川刘君庆恩，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卒毕（约十五年前），历在益珠、虎门、江阴等炮台任事，与于中、日及台湾之战。十年前往日本研究军学，尤注意枪炮凡九年，乃由汉阳炮厂派来柏林，调查制炮用炮之术，亦两年矣。其为人颇粗豪，好面斥人过，忤之则饱以老拳。弟前函所告在学会中改旗及对梁诚而直认不讳者，即此人也。于其时亦尝拳殴一使馆之参赞。然其人实颇机警，在此竭力用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中国现有炮位及其实力表，用汉文译之。彼因知鄂军所有者为过山炮，而荫昌所率之虏军所有皆野战炮。信阳以南，山战我优；一落平原，则虏之军械却占优势。至直抵北京，则彼虏所谓禁卫军者，十之七八皆满人，皆经训练，又有新式之管退快炮七十八尊，其射程可达七千三百米达。若我无内应，则彼必死守。我军若不增新式攻城炮，则止能运汉阳厂之座架炮，及江阴炮台之旧式炮以攻城。此等炮本皆供守御之用，必特设炮台。若建台之始为虏军炮弹所及，则台不可成而炮皆无用。故刘君之意，不可不于克虏伯厂购新式攻城炮，其一切装置与北京所有无异，而射程远至九千米达者。此等炮可以隔墙取准，不必攻破城墙也。我军不久可全占长江流域，军械由海口运入，当无阻碍。惟购炮之费，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约合美国金圆十万。此间决无力筹出，乃商之于中山。今日已发一函，属其复电。如中山既允，则运输之事，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刘君及周君橱廉（亦在此间研究炮术者）能任之。至炮价则由中山与炮厂之银行直接交涉，此间毫不干与。此等办法，似皆甚妥。中山处筹出十万美金当亦不难，惟此事当守秘密。刘君虽亦曾屡在学会提议及此，而此时既入实行界内，不能不秘之，以免为使馆所知，或向炮厂阻止，及运送时或生他种阻力，故函中止用刘君及弟二人之名。此二名者，中山未必记忆，或未足取信，如公赞成此举，请设法助力。一切请尊酌可也！
蒋梦麟先生传略
蒋梦麟先生逝世，使我感受到很深的悲痛。治丧委员会命令我写一篇短型的传略，我又何敢推辞。若是我按平常传略的写法，依照年次，填入事略；那也只能将其较为重要的事项分列在某一年份中，稍加按语；像这样一篇记录，恐怕也难表现逝者的重要学术主张和功业成就。为此我以沉重的心情，略变时例，尽就先生生平的重要学术主张和功业成就，简单分为数项，作重点的叙述，以表现其思想的渊源、事功的推进，对近代文化演进的认识，与临危不屈、临难不苟的精神。此篇还是用语体文字写成，惟恐先生英灵暗笑这“五四”时代的北大老学生没有长进！
一、对大学和一般教育的崇高理想
梦麟先生在1919年7月23日“五四”运动后，受蔡孑民先生的付托，代表他于危难之中处理北京大学校务。他在这次北大学生欢迎会中发表的演说，也就是他开始办大学的第一篇演说，并且我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重要的一篇演说。在这简短演说里，他叙述蔡先生的学问人格，具备了中西文化里三种最好的精神：“（一）温良恭俭让，是中国最好的精神；（二）重美感，是希腊最好的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希伯莱最好的精神。”凡国家民族的地位，均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所能致。“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种博大精深的见解，是蔡先生毕生学术救国的理想，也就是梦麟先生以后在各种不同的教育岗位上所遵守的办学方针。
二、为生民立命而注重科学研究与推广
梦麟先生虽然受过西方高深的教育，为期很长，但是他也曾受过中国农村的薰陶。两种的耳濡目染，在他下意识里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化合，何况他从实验主义的名师杜威博士受教多年。他在美国时期也为侨报撰文，深知侨胞为缺乏科学知识而不能得到高等职业的痛苦。我国学人动辄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问题太大，暂且不论；但是为生民立命，则生民的衣食常常要成问题，又何从为他们“立命”。为了解决这迫切的难关，所以他再度主持北大以后，费了很大的力量，发展理学院，希望从基本自然科学为骨干，进而发展其他有关部门。
他自己到了台湾，和若干专家作环岛考察以后，发现民间的疾苦太多了！如衣不足暖，食不够饱，灌溉的水量不足，动植物病虫害的到处传染，家庭愈穷而生育愈多，生育愈多而贫穷愈甚，婴儿死亡率愈大。这种悲惨的情况，断非丰衣足食、子孙满堂的封翁太君们所能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古训。梦麟先生由农复会来提倡节育，也不过是根据这个原则行事。可是农民家庭生活，已显著的改进，许多农民因农复会而感觉到所受实惠良多。
三、为强寇威武所不能屈的精神
自从“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以后，东北与华北也被他们有计划的侵入，并且分区制造汉奸的傀儡政权，做日军帐下的走卒。爱国的民众和青年常被绑架失踪。日制项下的“自治运动”伪政权，纷纷沿长城线内外地区出现。平津一带的汉奸及残余军阀，自然也为日阀所利用，可能随时变生肘腋。此时梦麟先生与胡适之、傅孟真及平津各校诸先生，在公开场合中，对于任何敌伪企图，莫不尽情打击，毫不计自身安危。惟其敢于如此，才愈足以坚定守土将领的信心和激发军民的敌忾，继续在华北拚命挣扎一个时期。
因此北大更被日本军方认为抗日中心，梦麟先生既然是北大校长，当然也就是教育界抗日的首脑。于是日军驻防北平的高桥大佐派兵将他“请”到东交民巷。梦麟先生对于这件不平凡的事，有以下这段不平凡的记载；这是值得任何一位研究他生平事迹的朋友们浏览一过的：
我把这件事（按即高桥大佐派宪兵来“请”事）通知家里和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
“请坐。”我坐下时，用眼角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我抽着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门锁又是咔嚓一响。大佐帮着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车旁边，还替我打开汽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了。我的独自到日本兵营，也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去的，听日本人来捕好了。他们敢么？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将军派了一位少将来劝我离开北平，因为他怕自己无力保护我。我向他的代表致谢，不过告诉他，我将继续留在北平负起我的责任。
在这般威吓的情况之下，他仍能态度从容，而且指点敌人的愚蠢及其后果。唐郭子仪冕胄见回纥的情况，也不见得能超过这位文人！
我认为梦麟先生的性格是外柔和而内刚劲，但对人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还是根据道理可以说服他。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他不长于演说，谈话时也不作长篇大论，然其简短的词句，常能扼要，而且带点幽默感。他有许多外国朋友，彼此间能建立互信，所以他提出的主张，也容易得到赞助。这种情况，在台湾期间，于商讨农复会及石门水库建设有关等计划时，尤其使人感觉。
读梦麟先生的《西潮》等遗著，好比读白香山的诗，使读者有平易近人的感觉。至于他不曾写完的《新潮》和正拟着笔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两书稿，竟无法让他将若干正在结晶的智慧加入后再放射出来，更是学术界一件很大的损失！
蒋梦麟先生《西潮》序
这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这里面所包涵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读这本书，好像是泛舟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都在我们民族和个人的生命中经过。而且这段时间乃是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时代的新序幕，举凡人类中各个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荡，都集中在这风云际会。
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若当时的人不予以记载，则后起的人更无从知道，无从了解。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间，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
了解这种意义，才能认识孟邻先生这本书所蕴藏的价值。他生长在这极不平凡的时代已经过了七十年了。他从中国学究的私塾到西洋自由的学府，从古老的农村社会到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到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多年生活在广大的外国人群里面，更不断生活在广大中国人群、尤其是知识青年群众里面，他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涡，同时也看遍了覆雨翻云沧海桑田的世局。经过了七十华年，正是他智慧结晶的时候，到此时而写出他富有哲学内涵和人生风趣的回忆，其所反映的决不是他一生，而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时代。
《西潮》这本书里每一片段都含有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透视。古人所谓“小中见大”正可于此中求之。其将东西文化相提并论之处，尤其可以发人深省。著者好举平凡的故事，间杂以微妙而不伤人的讽刺，真使我们感觉到一股敦厚醇朴的风味。这种风味在当今是不容易尝到的了。至于其中的妙语妙喻，不断地流露，正像珍珠泉的泉水，有如粒粒的明珠，连串的喷了上来。
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这正像孟邻先生做人处世的态度。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我何敢序孟邻先生的大著，只能引王荆公两句诗以形容他的写作和生平。诗云：“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从墨迹中体认到的黄克强先生
当1956年来到的时候，不由得我们不回想到整整四十五年前的辛亥那一年之内，先有黄花冈烈士们牺牲的壮烈，继续就是武汉首义的光荣。因此我们更不能不怀念到当年领导黄花冈烈士发难和在武汉首任革命军（当时被称为民军）总司令的黄克强先生。
四十五年不算很短的时间，可是至今还不曾看见有一部有历史价值的黄克强先生传记，大家常觉到这是何等的遗憾，也是何等的惭愧。当辛亥革命前后，黄先生的大名，倾倒了多少青年，在他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传奇性的人物。的确，他赴义恐后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志节，豪迈恢宏的气度，斐然成章的文采，自足令人倾倒。如果早有人能充分收集关于他的材料，实在可以写成极生动而有吸引力的传记。可是经过几十年的乱离和劫火，这些材料已经不容易收集了。若是不把现在保存着的材料整理发表出来，则将来的作者更要感觉困难。因此我们趁此时间，把这些最可靠的史料，黄先生的墨迹，选印出来。这不仅是“发潜德之幽光”，也是张辉煌的史迹。有许多黄先生的革命史实，为一般人所不曾知道，或是记忆模糊的，现在让黄先生自己的墨迹来作说明，我想这是一种很好的历史方法。虽然这些墨迹并不多，所经过的时期大约十年，但其内容却也涉及到黄先生生平的几件大事。其余的，将来只有用他种方法来设法补充了。
黄克强先生名兴，最初名轸，字厪午，后改克强，于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湘南善化县。二十岁考取秀才，以后进过两湖书院。在两湖总督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这个半新半旧的学术机关，在长江一带颇有号召的力量，聚集过一批有志的青年。克强先生曾赴日本留学，交接了许多在日留学的志士。1903年俄国背约不肯把侵入东三省军队撤退，并提出新要求，于是留学界起了抗俄运动，他和同志们组织义勇队于东京。在那年六月间回国，遇胡元倓（子靖）先生于上海，应他的约回湖南，在明德学校教书，并主持速成师范班。那时候吴禄贞（缓卿）先烈、张溥泉（继）先生等均聚集长沙，纵谈革命。先生复与宋教仁、陈天华、马福益诸先烈组织华兴会于长沙，从事革命行动。次年（1904年10月23日）先生和马福益谋起义未成，于是又赴东京，在该地由日人宫崎寅藏（即白浪滔天）的介绍，和国父孙中山先生相结识。倾谈之际，意气相投，主张相合，于是相约结集当时革命团体，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推国父为总理（1905年8月20日）。自此海内外革命运动，能够团结配合受统一的发纵指使。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是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重要关键。这固然是由于国父的主义、气魄和精诚，能够感召大家，同时也要有实力有人才的革命团体的领袖如黄克强先生者，能有这种气度，首先推崇国父，这个负历史使命的组织，才能成功。克强先生所担负的名称，从现在的人看来，并不好听，乃是“执行部庶务”，但是却负得有统筹全局的责任。叶楚伦先生说：“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先生即往南洋群岛谋普及进行，先生即代理总理之责，本部一切计划全由其一人主持，机关杂志之《民报》，先生为主干焉。
十余年龙拿虎掷之史，遵纪元于此时，时盖乙巳年也。“
自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过短期低潮的革命运动，又澎湃了。1906年同盟会会员在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邻境醴陵与浏阳一带起义，刘道一先烈因此在长沙遇害，这都与克强先生不无关系。读他挽刘道一诗，便可看得出来。
次年（1907年）克强先生到广东和新军将领赵声先烈有所接洽。十二月间镇南关之役，先生亲随国父并偕胡汉民先生亲往前敌指挥。又次年（1908年）3月27日先生自安南进攻钦州；5月7日抵达河口任云南民军总司令。
本书所印克强先生书翰墨迹，虽开始于1906年致钮永建、秦毓鎏二先生函，然实际上有历史性的信，则自1910年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开始。克强先生事前对于此役的希望很大，自己赶去参预。此役失败与倪映典先烈死难，实在给先生很大的打击，但是他绝不灰心。失败后他给日友宫崎滔天函，即表示“一得机会，即再举动，可望成功。弟拟于北京及南京两处图之，较之广东之偏于一隅，则更有进也”。不特其再接再厉的精神可佩，而且可以看出他转移目光的开始。他已经注意到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北了，这也可以说是后来武汉起义的伏笔。至于他对于整个革命的大计划，也就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高瞻远瞩地勾勒下来，见其上国父讨论革命大计一书。这封书上从两广规划到东北、华北、湖北和长江流域一带，浙江、云南诸省。那时候要匆匆放弃经营多年的广东，仍然是舍不得的，所以接着还要在广州有一次大举，却不和以前一样，选择钦、廉和镇南关等边区了。他说：“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区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这正表现他不甘心新军一役的失败，而要为革命党人表示再接再厉的决心，这也就是黄花冈烈士起义广州的先声。若再不成，则只有向长江流域转移了。他说：“若能得一次大会议，分担责任，各尽其才，事无不成。”又可见筹备广州一役的庇能（槟榔屿）会议，也是由于这封信产生的。信中批评革命阵营内的人物，无论当否，多具同情。他又主张“组织总机关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打破省区观念，乃为国家统筹全局着想。其分析各事，粗中有细，小中见大。吴稚晖先生称为“开国大谋”，张静江（人杰）先生谓“此函于革命具大关键，非寻常函牍”，胡汉民先生谓克强先生作此书时“盖在新军失败后，庇能会议统筹广州三月之役以前，其后进行计划，大约如书中所言，则此书当为革命文献中不朽之作，非徒文字可爱也”。又谓“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事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不逮”。“以牺牲之精神，为开国之先导，此先生之不可及也。”这都是切实而得当的评语。
所以本书把此皇皇大文，放在篇首，自有正当的理由。
继续新军起义一役之后，便是由克强先生主持筹备和亲自率领的黄花冈烈士广州起义之役，这是中华民国开国史上轰轰烈烈的序幕。在起义之前的函件，几乎都是为了筹款，可见当时革命经济来源的困难。他在南洋华侨之中，颇有号召力，于若干文句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因为以前失败的次数太多，华侨自不免失望，又因反对党派的挑拨，甚至有怀疑款项用途的心理。为了辟除此项误解，克强先生于劝说和鼓励而外，常想一死以明心迹，让后死的革命党人容易筹措。这种情绪、考虑和决心，在这次起义前的函札中，处处流露出来；而且是对于“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起义，宁冒失败的危险而不愿改期的决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起义前五天致邓泽如书郑重说：“此心公明（此明作光明释，非明察也）。”同日致李源水等书，声明“本日驰赴阵地，誓死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是日先生由香港赴广州）这种慷慨激昂令人感泣的字句，不但表现克强先生视死如归的决心，并且含有许多人家所不曾了解的克强先生心中的委屈和痛苦，他宁一死为个人明心迹，为革命党人树信用。这种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革命事业以后推行的顺利，是出自何等的悲壮与伟大的心情！
在这次起义的战役中，克强先生受伤断了右手两指而未死，乃是偶然的事。他在养伤的时候，悲痛万状，几次要带伤冲出来在同志流血的地点，伺机和李准一拚，经同志们阻止住了。后仍作暗杀在粤清廷大吏的企图，此是后话。紧接着失败的时间，他自己不能用手，乃由他口述经过，由胡汉民先生执笔，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经二人会同签名，分寄海外各地华侨同志及其有关革命组织。（这篇报告收件者的人地及关系不同，字句间颇有出入，今据比较最完整的一份照片校正。）这报告成于新败之余，情绪和痛苦都在高度的时候，容有可待补充考订之处，但他却是最宝贵的原始史料。这次起义在事前经克强先生、赵声、胡汉民二先生共同筹备，一切计划，均相当周密，但终归失败了。报告中检讨失败的原因，大致是：一、筹款购械的困难；二、运械的困难和失着；三、临时付托之不得人；四、温生才采取单独的暗杀行动，提高清吏的警觉，虽其个人死事英勇，却乱了革命团体的大谋；五、交通不便，改期之说纷歧，不免误事。他们痛悼同志死事的壮烈，于叙述时都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们提出朱执信先生和李文甫、陈与桑两烈士时，有下一句话：“虽以朱执信、李文甫、陈与桑之温文，均敢先当敌，无丝毫怯懦之态，盖义理之勇为之也。”“义理之勇”四字，是何等尊贵的道德！这就是我常常论到的“道德的勇气”。报告中说：“此次死者多英才，其价值愈高，亦愈足动国民之观感。”这真是为此役死难烈士对国家民族所发生的伟大影响之定评。其中又说：“虏以党人敢死勇战，至今犹草木皆兵。然费如许力量，得此结果，岂初念所及耶？又况死我仁勇俱备之同志之多耶？谋之不臧，负党负友，弟等之罪，实不可辞。惟此心益伤益愤，一息尚存，此仇必报。”这真血泪迸裂的字句！
黄花冈烈士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辉煌的辛亥革命，就在这一年的阴历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于武汉，完成了推翻四千年君主专制政体的大业，而创建了中华民国的宏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若是没有黄花冈那次的惨痛失败，很难说武汉起义会这般顺利地成功。可是武汉首义并不是偶然的事实。只看克强、展堂两先生的联名报告中，知道他们在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省，已有布置，预备响应广州发难的。同年阴历六月初六日（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革命的潮头，已经转向长江流域了。细看所印函札，便知这项措施以克强先生的主张为多。适逢四川民众反对清廷铁路收归国有的风潮起来，在香港养伤而同时组织暗杀团体的克强先生有一封重要的信致同盟会中部总会，鼓励该会同志们“力争武汉”，并谓“光复之基，即肇于此。”。这是何等的先见！信中还有一段重要的话：
“自蜀事起，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复燃，是以有电公等求商响应之举。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于川蜀亦有犄角之势。及天民（吕）、芷芬（刘）两兄弟来，始悉鄂中情形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以谋进取耶！惟念鄂中款虽有着，恐亦不敷；宁、皖、湘各处，需用亦巨，非先向海外筹集多款，势难联络办去。“
这又是何等的负责！
克强先生于阴历八月十四日（10月5日）致冯自由先生函中有论武汉大势一段，极为透辟：
“即以武汉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视其治兵之人何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收合余烬犹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处之。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之不忧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便利；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两粤，而不注重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愿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且于经济问题，尤易解决。”
可见他已改变方略了。于是抱必死的决心，前往赴义。他说：
“弟本愿以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先生，想我兄接阅，必为竭力援助。”
此函的附注中并有“前函书好未发，适鄂派人来，故特补及”云云，可见他此时已与武汉地区带革命性的组织，如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中的革命分子，互通声气，加紧的联系起来。
他们不但有联络，而且克强先生于事前也有若干布置。关于此事，冯自由先生在《武昌起义与黄克强》文中还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虽然我在前面也曾将此事因果，大致提到，但是一看过此段记载以后的人，其认识当更为真切：
“先是，克强于辛亥正月已拨款五千元，使谭人凤至长江沿岸各省进行军事运动，准备于广州发难时，由苏、浙、赣、皖、湘、鄂诸省纷起响应。谭到上海，先与宋教仁、陈其美、吕志伊、郑赞丞、章梓等发起中部同盟会。以三千元交郑赞丞办苏、浙、皖、赣事。是月二十五日郑至汉口，召集居正、孙武、杨舒武、查光佛、刘公诸人在旅社开会，筹商起义计划，谓奉克强命督率长江各省革命进行；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广州于最短期间即可发动，届时湘、鄂应急起响应云云。并出八百元交居正，作运动费。旋赴长沙，约会曾伯兴、刘文锦、焦达峰、谢介僧、邹永成诸人于路边井某日本旅店，以七百元交曾伯兴使任筹备诸事。讵长江各省正在积极进行之中，而广州黄花冈之败耗已至，各地同志初闻克强、人凤同时殉义，咸感懊丧。及悉二人仍生存，则欢欣鼓舞，各谋卷土重来，以雪前耻。”
最后一语，尤足见克强先生的号召力。
克强先生于阴历九月七日（10月28日）抵武汉，旋被举为战时总司令官，成立战时总司令部，就职时，由鄂军都督黎元洪为他举行登坛拜将的仪式，以振奋士气。旋即前往汉阳督师。当时武汉反正部队，实力薄弱；新募之兵。又来不及训练。开始清军因慑于革命声势，致气馁连败。以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命段祺瑞、冯国璋统率北洋精锐两军，直薄汉口、汉阳；初到因不知革命军虚实，也曾受挫，不敢乱进。后来袁世凯一方面为了要胁持孤儿寡妇，夺取政权，而向清廷示威；一方面为了要取得较优的议和条件，而压迫革命力量，使其易于就范，于是严令段、冯所率北洋部队，猛攻汉阳。果然阴历十月七日（11月27日）汉阳沦陷。当克强先生撤退时，即宣布辞战时总司令官职，于渡江返武昌途中，愤不欲生，曾图跳江自杀。双方的兵力既然强羽悬殊，而克强先生也向无统率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挫败乃意中之事。但是他在汉阳苦撑的三十天中，看见了太原、云南、南昌、上海、杭州、贵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的党人，次第实现了光复的事业，这也是他最大的安慰。
因为汉阳的失败，克强先生觉得在当地的声威上受到打击，于是辞职回到上海。汉阳陷落后的第四天，江浙联军终能克复南京，弥补了武汉地区的损失。狡猾的袁世凯觉得他姿态做到了，再打下去并无消灭革命军的把握，而且对于他政治的前途不利，于是就在南京大势已去、尚未陷落的前夕（12月1日），宣布武汉停战，逼迫清廷议和退位。那时江浙联军，正感需要统一指挥，准备北伐，乃联合各省代表，公举克强先生为大元帅，组织元帅府并指挥北伐援鄂各军。他愿意从事北伐，而不肯就大元帅。到年底国父从欧洲归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这场谦让也就自然解决了。
1912年元旦，国父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国父辞总统职后，他任南京留守，以示巩固南都，而防北方局势有何变化，但是这项职务的寿命很短。克强先生却做了许多整编和遣散部队的工作。
1913年3月袁世凯因恨宋教仁先烈运用国会以实行内阁制来制服他，于是派人将宋教仁刺死。逆谋渐著，舆论沸腾。宋案初起时，国父主张趁革命党军力还属完整的时候，从速兴兵讨袁。黄与宋虽系生死之交，但他偏重于法律解决。等到六月间袁世凯解除革命武力的办法实行了，同天将江西、广东、安徽三省有功革命的都督无故免职。这显然是和革命党人挑战。对方也看穿了袁氏别有企图，于是接受了他的挑战。7月12日前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炮台首先举兵讨袁，克强先生也立刻赴南京举兵响应。他这个举动，是很仓卒决定的。据吴稚晖先生所撰克强先生致徐夫人家书墨迹后面的跋文，克强先生一听到他曾约定在南京起事的陈之骥师长，态度也不可靠时，即将：
“二次革命宣言书纳于袖，未及入室商量，即借十许人共赴北火车站，即付宣言于在座记者，即刻传于沪宁，而二次革命成。赴义之勇，所谓剑及履及。当时流行语，克强先生每次赴义，尤使人猝不及防。今见莫先生所藏黄公遗书，知到宁后方告徐夫人知……。又嘱其子女勤学，大有殉义之意。克强先生之革命，无役不似三月二十九之奋勇。“
这是很生动而真实的描写。可是因为并非谋定而动，所以不能持久。江西军事失利，克强先生即行退出南京，弄到一个新闻记者何海鸣倒去继续支持若干时日。为了这一件事，克强先生颇不为人所谅。在他是恐怕因此而“重苦吾民”，但这回来去终不免过于冲动。就事论事，我们也不必过于“为贤者讳”。
这次所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的气焰益张，手段愈毒。革命党几不能在国内容身，于是大家多赴海外谋匡复。国父于1914年6月23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以严密革命组织。旧党员必须重行宣誓入党，且须在誓词上加印指模。为了此事，有多少位党员反对，尤其是老党员，克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以致弄到彼此发现裂痕。当时在克强先生外，还有李烈钧先生等也就因此分离。本书影印的克强先生致何成濬（雪竹）先生信里，就说到“汉民在中华革命中非其所主张也”，可见胡展堂先生也有过这种主张，只是他最后不曾脱离组织。但这种分裂，为时很短。到了最后一个讨袁阶段，彼此又合起来了！
1914年秋间克强先生绕道赴美。到美后“研究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状况”（见致萱野长知书）。美国对他颇为优礼，但袁世凯政府迭电美国政府令其留难。克强先生是不会放弃讨袁救国主张的，他对萱野说：“弟此行务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谋东亚和平，非去袁不可。”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藉玩弄袁氏而实行对华侵略。他对荒野批评大隈内阁“与袁交亲，只顾目前小利”。同一年他在致宫崎寅藏（即滔天）信里，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政治：“方针倒执，于敝国之改革，颇生障碍，即影响于将来东亚之前途。”这话真是一语破的，也是富有远见的话。袁氏的胆敢帝制自为，最初是由日本和英国怂恿的，日本等逼迫袁氏承认“二十一条”以后，遂开始拆袁的台。当年日本迭任内阁一贯的作风，是不愿中国因改革而致富强，岂独大隈重信的政策如此。以后东亚许多重大的祸患，都是由此而生。
在美期间克强先生不但从事研究和致力国际宣传，并且与国内的讨袁运动，还有联系。看他在1915年12月22日，云南起义以前，就有劝广西陆荣廷起兵倒袁的信，便可略知梗概。他于1916年1月4日，云南起义后十天，致彭不昕函内，就提到蔡松坡和他有电报往来。这信里有段说：
“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昨接电云：”云南各省亦相约保滇。除彼独夫，为期当不在远。‘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能不暂留此，以与美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蔡君军事优良，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
除了倒袁而外，他还看到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机和国家将来财政的困难。1916年5月19日袁尚未死，他正要回国的时候，陈英士先生遭袁遣人暗杀。他在致居正（觉生）先生的信上说：
“英士兄在沪突遭暗杀，旧同志之健者又弱一个，悲痛何堪！我兄闻之，其凄惨又何如！尚望暂抑哀情，仗义杀贼，悬逆者于国门，以慰诸先烈之灵。兴虽衰废，当竭力所能及，以图补助！”
他们两人在中华革命党时期，颇因见解不同而有点芥蒂，但是一到反袁后期，即已日趋融洽。等到一闻老友噩耗，其悲痛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克强先生到东京时，袁世凯已死（袁死于1916年6月6日）。国父特电东京，询问他对于时局的意见。他旋即回国，但他对于黎元洪复任总统，段祺瑞组阁后的政局，并不乐观。虽然孙洪伊（伯兰）从中奔走，他却情愿站远一点。他在8月间致何成濬（雪竹）先生信上提到：
“前总统以高等顾问相界，情谊可感，惜以此眼光施之吾人。……在前清、洪宪时代想九叩首求之而不得，我今则九叩首再为谢之，亦所不惜。便中晤雨岩诸兄，请无以此荣我，不胜切祷之至！”
聊聊数句，可以看见他的风度。他认清国会不久是会解散的，内阁职务，无足轻重，至多不过是粉墨登场而已。他给何雷竹先生另一函中说：
“总之此刻既上台，则打脸挂须，皆是脚色本色。能唱完一出收台，能令人喝好，则可不计及矣。好在正脚多，打旗挝鼓之流，亦不可少，不如此不能凑成一场也。”这段幽默的文章，可以看见他的风趣。
因为他对北京政局不寄存希望，所以王芝祥奉命来游说他，请他北上，他毫不在意。他在致何成濬先生第三封信上说：
“惟兴北上，久无此念，虽以此老（按指王芝祥）粲花之舌，不足以动我也。覆黎及他处函，以宪法颁布后为期，想无不可。”
这显系推托之词，但亦俨然以颁布《宪法》（即《天坛宪章》）为条件了。他在上海这段期间，常谈市政规划，经营实业，想来都是在美国所受的影响。他尤其注重教育，叶楚伧先生曾听他说过：
“真有志气者不必作官，即居一乡为小学校长，年年替国家培植出十数高尚纯正之人才，微特顾而可乐，功亦不鲜。”（见叶楚伧所作《悼克强先生杂语》）
这真是至理名言。但是抚髀兴叹的英雄，又身为开国元勋，对于国事是始终不能忘情的。他在致何氏第二函中强调道：
“日来有阴谋发现否？宗社党，沪上确有此集会，亦不可不注意及之！”
果然不到一年（1917年7月1日），督军团作乱，国会解散，张勋被召入京，演出复辟的一幕丑剧来了！克强先生的话，是很机智而又极准确的预报！
就在1916年10月10日，克强先生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过去好些时候。医治无效，于10月31日，此一代伟人，在上海徐家汇福开森路住宅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来，许多平素仰慕先生的人，尤其是青年，失声痛哭。住宅门口很宽的马路上，如潮水般涌满了哀悼的人，大都是以沉痛的心情，步行来的。那时候我正在徐家汇李公祠复旦公学读书，在克强先生生前，仅有机会见过两面。但是他病危不救的消息，我却知道最早。因为宋教仁先生的遗孤也在复旦读书，他住的宿舍房间，和我是隔壁。克强先生逝世前一晚的深夜，有人敲门来找他，说是黄先生病危，已到弥留的时候了；他曾晕去，苏醒过来以后，要人唤宋振吕去说话。宋振吕走到病榻旁边，克强先生拿着他的手轻轻地说：“你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是为国家死的，只有你这一个儿子！我现在不能照应你了！你务必好好的为你父亲争气，我就死也放心了！”以后克强先生这种殷勤的希望，是不曾实现的。可是一个人到临死的时候，还记得故人之子，叮咛教诲，即此一端，其风义已足千秋！他逝世后我到得最早，所以能站在床边敬礼。中心酸痛，热泪如麻！这里附会不上私情，乃真是为国家民族而伤心哀恸！
追忆至此，却不能忘记了提到克强先生遗墨中还有给长子一欧的手谕，和给夫人徐宗汉与雄、强两儿的信各一封。克强先生的原配是廖淡如女士，大约是在早年结婚。以后他为革命奔走，也可以说是流亡在四方，便不曾常在一道。廖女士凡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徐宗汉女士初寓广州，后游槟榔屿，在该地加入了同盟会。民元前三年（1909年）“己酉秋冬间，同盟会将有事于广州，派宗汉及陈淑子、李自平三女士密携炸弹子弹入粤”。（见冯自由先生《徐宗汉女士事略》）
次年，“庚戌正月初旬广州新军反正之役，宗汉于一月前偕其侄李应生等奉南方支部命，设机关于羊城高第街宜安里，拟于举兵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吏耳目。”（同前）这两件已经是不平凡的事，何况时间还在四十八年以前。为了新军反正之役，克强先生是到过广州的，也可能这回曾与徐宗汉女士相遇；但是可以证明他们相遇的记载，只是在民元前一年克强先生领导黄花冈烈士起义之役。这次他们不但相遇，而且相爱，更因患难而结成夫妇。这篇血花中的罗曼史，有下面冯自由先生一段朴实却是感人的记载：
“辛亥三月黄花冈一役之前，宗汉率其亲属为党军秘密运枪械弹药，由香港至广州，异常尽力，并在香港摆花街设置机关制造炸弹。及发难期近，则移至省河南溪峡，担任分发弹械于选锋同志。其门外贴上红对联，伪饰喜事，故人不之疑。是月二十九日晚，黄克强率众焚督署后脱险至河南，寻至溪峡机关，宗汉为裹指伤。至四月初一始为克强改装，亲途至哈德安夜轮，相偕赴港。
抵港后，以指伤过剧，乃入雅丽氏医院割治。照例割症须有亲属签名负责，宗汉遂从权以妻室名义行之。未几伤愈出院，而夫妇虚名竟成事实，洵可谓患难奇缘也。”（同前）
徐宗汉女士掩护克强先生还不只上述的一次。当辛亥起义以后，武汉方面的革命党人，屡电敦促克强先生前往主持。他们由港到沪以来，转赴武汉，“以沿江各口岸清吏搜查严密，稍事犹豫。时张竹君方在沪开设医院，宗汉乃向之求助。竹君即托词组织红十字救伤队赴武汉战地服务，使克强变服溷迹其间，宗汉亦身充看护妇偕行。是役克强之得以赴汉督师拒敌者，竹君、宗汉二人之力也。”（同前）
这位黄夫人徐宗汉女士原名佩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初嫁李姓，生一子一女。子名应强，女名若鸿，李死以后，她寡居抚养子女，甚得一般人称赞。后认识张竹君女医师，那时张在广州开业，常藉教会谈新学，讲革命。她与张过从甚密，颇受其影响，而且她以后的革命行动，也常常得其帮助。不能不说是奇女子。徐女士嫁了克强先生以后，又生子女各一，名一美、一球；其前夫子女亦皆随母，而克强先生并把他们当自己子女看待，爱护备至。致“雄、强两儿如吻”一函，雄即女儿若鸿，强即儿子应强，均仍李姓。详情均见于冯自由与莫纪彭两先生记载。试想四十五年以前传统习尚的社会里，这是何等为世俗所非笑而不能谅解的事，但克强先生夫妇有此勇气，处之泰然，真是达到了西洋近代式的作风。黄先生在这信里表现慈父所有给予子女的温暖，因为他们很幼；至于他写给长子一欧“努力杀贼”的手谕，乃正当辛亥革命，一欧加入江浙联军作战之时。以总司令的青年爱子参加部队作战，可以说是开中华民国名门子弟青年从军的先河。克强先生以“努力杀贼”四字勉励二十岁左右的儿子，这对于一般青年军人是何等的兴奋。英雄气概，儿女柔情，共同表现在一门的书翰里面，真是稀有！
在《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一编的后半，选印了一部分他有关文艺的书翰，因为克强先生能文、能诗、能书。他的文章气宇开张，雄浑流丽；他的诗慷慨悲歌，感情流露；他的字于秀润之中，现刚劲之气。右手断了两指以后曾经用过左手作书；后来复用右手，但执笔的只是两个指头，而还能保持和表现当年一切的风味，几乎使人不能相信。他动人的文采，半是功夫，半是天赋。从他所撰的、所写的诗句或联语中，很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如“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一联可以看出他的坦率：“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一联可以看见他的志趣：“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一联可以看见他的修养。最有趣的是《蝶恋花》一词，（条幅是民元后为居正先生而写，但此词系民元前赠实行暗杀清吏的同志而作。）用这样艳丽的词牌名，里面含蓄着英雄侠客的期望，以赠送要做在博浪沙中做张子房工作的朋友！据莫纪彭先生所知，这首词克强先生写好以后，亲交尚在童年而参加革命工作，为黄花冈烈士输运械弹的同志卓国兴女士，托其由香港带到广州。卓女士以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改用学名，称为卓文，曾经与我同学，现为何墨林夫人。这也是黄花冈时期一段有风趣的逸史。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我赞扬黄克强先生生平赴义恐后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志节，豪迈恢宏的气度，斐然成章的文采，所以能鼓舞一世，完成他伟大的生命。临到写完的时候，我对于克强先生这些美德，更觉值得欣赏。他有魄力，有感情，不断地求学问，不断地做修养工夫。他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最后我要提出，当克强先生逝世的时候，是国父为他发丧的。这项由国父单独签名发丧的通告，曾分寄海内外，达到当年许多革命同志。印在书末的一张，就是不久以前从日本收回的，上面写着同盟会老党员杨寿彭先生的名字，为其家属所捐赠。这件忽略而遗忘的事，实在是特殊而且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足以表现国父友情的深挚和他的同志爱的伟大，使后代愈加感觉到开国时期崇高的哲人杰士，盛德丰功，相得益彰，同垂不朽。
三原于右任先生墓表
三原于先生右任以旷代奇才，遭屯艰时会，备尝艰苦，益励忠贞。童年即履险如夷，及冠更恫鳏在抱。时值清季，已启泥涂轩冕之心，及抵海疆，遂张民族大义之帜。最初在沪创办《神州日报》，鸡鸣不已，实开风雨如晦之天。继之以《民呼》、《民吁》两报，尤征先生百折不挠之志节。最后《民立报》崛起，及其与同盟会中部总会互相配合之史实，允为武汉首义，全国风从，肇建民国之一大关键。不幸权奸叛国，海宇骚然，军阀操戈，生民涂炭，先生则时而兴学于东南，忽而统兵于西北。心存启迪，志切同仇。白髯黄沙，相映如画；长歌短拍，众口蜚声。冶文学军事于一炉，此亦先生事功中之特色。况复以横溢之天才，振素张之椽笔，标准草书之选定，实存驭繁以简之深心。至于先生翼赞中枢之嘉谟嘉猷，与决疑定难之重大事功，及其主持风宪时之硕德名言，均非墓表所能悉备。敬系之以铭曰：
太华高耸，
大河混茫，
郁为神州之浩气，
民族之灵光。
凝想兮企望！
瞻灵旗之奕奕，
仰笔阵之堂堂。
扫尽天狼！
公必将掀美髯兮含笑，
“山之上”，
不再“有国殇”！
书诒天下才 我为苍生哭
正是1948年的12月26日，我在印度新德里突然接到谷正纲先生一个急电，报告老友段书诒先生逝世的消息，使我和触了电一样，眼睛一阵发黑，呆了一会，不知不觉地失声大哭。事后我曾经按着我不尽的悲痛，写了一首绝句道：
“亦儒亦墨亦真诚，
远识高标两绝伦；
忧患不容余涕泪，
我今痛哭为苍生。”
虽然是简单的二十八字，却不只是写我的悲哀，而是写我对于书诒的认识。
我认识书诒在1917年同在北京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大学文科，他先在商科，后来蔡先生把商科改为法科（当时不称学院，院长则称学长），他就隶属了法科。可是我们友谊的开始于1918年，当时我和傅孟真先生等为文学革命，进而为新文化运动而呼号，开始创办《新潮》；而书诒被几位政治兴趣较浓而略带国家主义色彩的同学们所拉，列名在一个刊物，名叫《国民杂志》。最初《国民杂志》里的朋友们对于文化观念是带一点保守性的，认为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不免过于激烈，可是大家对于反军阀、反侵略、要澄清政治、复兴民族的主张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并不站在反对的立场。1918年，为了反对媚日外交，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的事件，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并欢迎回国学生报告日本侵略我国企图。我是最后演说的一个人，因情绪过于激昂，竟提议发起第二天北大全体学生赴新华门请愿和抗议的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当时弄到蔡先生一度辞职，我颇受一部分爱护学校的同学的责难。（这件事在台北的狄君武、毛子水诸先生知道很详。）可是书诒颇支持我，安慰我。他五体投地的崇拜蔡先生，他也极力爱护北大，不让它受北洋军阀的摧残，可是他对我说：“像汉、宋太学生陈蕃、李膺、陈京这班人的风骨，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这句话深足以表现书诒心中所保存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
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我们两人的交谊更密切起来。其实在五三的晚上和五四的那天，书诒虽然参加，却不是主动的分子。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有一次，北大全体罢课了，他认为不当，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集大会，单人演讲了一点多钟，使大家立刻复课。北洋军阀很注意他，他的安全自然发生问题，他仍然是穿那一件蓝布旧衫，照常活动，有时加戴一副黑眼镜。事后谈起来，颇觉可笑。同学们对他由信任而爱护，为了要对抗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起见，大家叫他做“我们的段总理”，以后为简单化起见，干脆叫他“段总理”。他后来被推到上海，遂由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扩大了“五四”的号召，实现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巨魁的罢免，最后并阻止了《巴黎和约》的签字，才保留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席上得到有利的解决，把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领土主权次第收回。尤其重要的是藉“五四”运动而震醒了当时及以后青年们国家民族意识，兼使新文化运动得以推广。
在“五四”这一段，我和书诒几乎天天在一起。有几次工作到夜深了，还挤在一张窄小的硬木床上睡觉，一谈谈到天亮。当年他在谈话的时候，常常要提到他“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我有几回听腻了，忍不住抢白他道：“你的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又来了。”话虽这样说，可是我知道他真相信这一套，所以我说他的道德观点是儒家的，现在他的友好们试回想一下他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经过看，我的话错不错？
在“五四”运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因略负浮名，遇着过一些政治社会的引诱。可是书诒和我们一班友好，绝不为动，相约继续求学，以充实自己，再图报国。承蔡先生的特达之知，使我们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们是同时出国的，先赴美国，再到欧洲。书诒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两年多，非常刻苦用功。他不从事考学位，然而在读书研究的工作上，却自成系统。他读书得闲，对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问题，常有特殊的看法。他自己不写文章，可是我们把写作给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评，为我们所佩服。当我们到美国的第二年，正遇着华盛顿会议，以谋觅取太平洋和平方案，当然山东问题为其主要难题之一，这也正是我们这班从事五四运动的人的未竟之志。这时候北洋军阀还是和南方革命力量相对峙，而北洋政府的交通系更想争取代表，达到他们的私图，遂先以三万美金，收买少许留学界的败类，为他们作工具。这件事在湖村（Lakeville）地方东美留学生年会中被我发现，经少数朋友商量后，次日在会场由我发难，当场揭布了那班败类的罪行，推翻了他们把持的局面，另外组织了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从事国民外交，同时监督官方代表团的行动，尤其注意北方交通系与亲日派的阴谋。当时和我们一道奋斗的同学们很多，如周炳琳、蒋廷黻、张彭春、童冠贤和现在台北的李济、刘崇鋐各位先生，都是很起劲的。在官方代表中同我们一致的是王亮畴先生和代表团顾问罗文干先生。国内派来各公团代表，暗中奉国父命令前来在国外监视官方代表团的是蒋梦麟先生。我们打成一片天天在会外商讨。有几次北京训令指示代表团让步或是代表中有人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后援会予以种种刺激，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十分摇动。有一次，我们知道一个准备让步的消息，要取紧急防止步骤，书诒急了，临时组织了在华盛顿的一百多学生和华侨，揭了大旗到代表团去示威。书诒在头，忽然圆睁豹眼（其实他平时的眼睛并不大），大叱一声，吓得典型官僚、胆小如鼠的施肇基，连打几个寒噤。（我想亮畴先生一定可以证明此事，因为第二天见面时，他曾表示愉快之感。）这次在国外的外交后援运动，固然是由群策群力来进行的一件工作，可是始终其事、坚毅不拔的原动力，还系在段书诒身上。当时书诒常和我们参加“五四”的朋友们谈到：“这是”五四“运动未完的工作，我们做事要彻底。”
后来他先我一年到欧洲。最初到英国，在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去大英博物馆读书。他颇赞美英国议会政治运用的灵活，人民对于政治问题反应的灵敏，以及政治道德水准的优越，不幸伦敦浓雾包烟，有时不辨咫尺的气候与环境，竟使他得了气管炎，成为终身的痼疾，以后不仅危害了他的健康，而阻碍了他的事业，这是何等可惜的事！
由英转德，用功学德文，到了能看政治、经济一类的书籍。他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人凌辱与经济破产的情形，常常谈到以德意志这样一个文化水准非常之高的民族，何以一般人民偏偏不懂政治。每逢谈到，辄为叹息。我们同在柏林一年多，他先我回国。他在国外的期间，非常用功读书和观察外国政治社会的现象，常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可是他读书常好自为系统，我曾经笑过他脑筋里有自备的抽斗，他要的立刻装进去，不要的纵然摊在眼前，也熟视无睹。这种办法，不无流弊，然而他所形成的特殊见解，也常由此而生。
他读书能得间而扼要，是毫无问题的。
他回国以前，和我谈天，总是主张他自己要多教几年书才从事政治社会工作。他在北京和广州也曾这样试过。可是他为国家民族的热忱，配合上国民革命的主潮，如何能使他安静呢？他在广州积极地投身国民革命工作了。他加入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从广州到南昌，经过了一段有生命危险的苦斗，尤其最后在南昌的一个阶段，屡次几遭不测。北伐成功以后，他认为教育和训练，还是整饬革命部队的基本，所以便加入中央党校（后来演变为中央政校），任教约有两年，以后加入教育部和主持中央训练委员会，许多事实，朋友们知道的一定很多，我在这篇文章，暂行省去。他在教育部任政务次长时的认真和耐烦，几乎使我忘记了他是才气纵横的段书诒，可是他并没有丝毫抛弃了他的远见和深思。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正当抗战时期，这机关的节省和效率，可以做各机关的模范，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他以公忠刻苦为同仁先，所以相率从事而无怨。按编制该会员额为一百二十人，可是他老不补满，只用到六十多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紧，他的回答是：“老百姓太苦了。”我知道有两次约他担任政府的某某部长，他坚决地辞谢了。我有一次问他坚持的原因，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他的风骨就是如此。
他是一个苦行主义者，他是充分的墨家。他兼爱爱到全体的老百姓，老是说到“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呀”！他刻苦，刻苦到自己工作加倍而又营养不足。他自己固然穷，可是他看见公家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能浪费丝毫，和他自己的生活更不能发生任何关系。老实说，他的病的加深，是为了穷，而且是为了穷而不苟的原因，不然像他还在春秋鼎盛之年，虽然饱经忧患，又何至枯槁而死！大家不必替他太息罢！从书诒的道德标准看来，这是应当的。我知道他死而不怨，因为他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
书诒在取与之间的严格，就是至好的朋友之间，也是想象不到的。在1947年春夏之交，他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因积劳病重，进中央医院，只肯住三等病房。我于4月底拟动身赴印度，领了治装费和旅费后不让他知道，私自送了一百万法币（通货膨胀时，数字很难记清，大约是此数）到他府上，请他夫人无论如何不要告诉他，无非是要为他备一点营养品。他贤德的夫人坚辞不收，经我以我和书诒三十年的友谊来压迫她，她留下来了。不想，她告诉了书诒，书诒又固执地要她退回。这时候我已出国了，她将这款子送回到我家里，推来推去推了若干遍，终久她坚决的意志胜利了。对我们生死之交的朋友，取与之间，尚且如此，其余可想！可是他自己对于穷朋友在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以内，却是很体贴的。我曾见他常是以二十、三十元接济穷朋友、穷同志，大家不要以为寒尘，在穷的段书诒可是一件大事呀！
就当他这场病的时候，有一天，谷正纲兄很兴奋地对我说：“段书诒伟大！”我问他为何作此言？他说：“我到中央医院去看书诒，书诒正昏迷过去了。医生为他用氧气，把他救醒转来。他醒转后，知道用了氧气，用轻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我听了不禁泪如雨下。”一个人到了病重将要临死的时候，还有这坚强的国家民族意识，“段书诒伟大！”是的，正纲的话一点不错，“段书诒伟大！”
书诒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才，许多友朋不但佩服他，而且服他。他不好多说话，可是对朋友们开起玩笑来，他最顽皮，有时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样，他有时来上一两句讽刺话，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可是话中却有真理，使人无法反攻，所以在谈话场合中最好恃强拒捕的傅孟真，遇着他也毫无办法。从这些玩笑里，常可以看见书诒的风趣，书诒决非枯燥无味的人，而且是平易近人的人，朋友们服他，不只因为他的远见卓识，而且因为他的真挚热忱，何况他有高超绝俗的人格，有这种伟大人格的人，是不会对不起事，对不住人的！
在朋友之中，我与傅孟真最亲切，可是傅孟真最佩服的是书诒，孟真是对的！
“书诒是天下才”这句话本来是孟真说的。三年前，孟真在南京时来看我，慨然叹息道：“书诒是天下才，而始终不能一展他的抱负，使我有‘才大难为用’之感。”其实抱这种太息的岂只孟真一人，是造化忌才吗？还是人与人间的了解不够吗？当年确有些人对于书诒害怕，书诒自己的锋芒，也有以致之，最后书诒磨折到“炉火纯青”了！可是书诒的生命也在这磨折过程中，消耗净尽了！
本来这次书诒二周年纪念日，朋友们相约孟真和我各写一篇纪念书诒的文章。我和孟真讲过，孟真说：“纪念书诒文章，我哪有不写之理。”到12月18日我再遇孟真，还催他一次，答应22日交卷。哪知道20日晚间，孟真忽然丢了我们这班朋友们去世了！现在轮到我哭了书诒，又哭孟真！在感情上我受得了吗？
我现在对人生惟一的安慰是：“伟大的人，到死后才能被人家认识的！”
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回想三十五年前过苏伊士运河时，在入口处望见主张和主持开这条运河的法国工程师雷塞布的铜像伟然独立，当时立即联想到往年在京张铁路艰伟的山洞工程前，那座詹天佑先生的铜像，也曾经使我发生过同样的企慕。虽然一水一山，环境各殊，而心中的赞美，却无二致。
现在看到凌竹铭先生所写的《詹天佑先生年谱》，不但使我更认识明白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家的生平，而且使我感觉到这好像是一百年来中国工程事业从启蒙到发育时期的简史，虽然这发育至今尚未完成。
在前清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接受了容闳的建议，选取了一百二十名十岁到十六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后来分四批遣送。同治十一年所取送的第一批三十名中，有一位十二岁寄籍广州的安徽婺源幼童，填报的志愿是“技艺”，就是以后中国铁路工程的开山老祖，他是第一个为自己的中国造成艰巨铁路的中国人！詹天佑！
我们应当回想那时候中国的朝廷社会是如何的保守愚蒙，对于新器新知是如何的深闭固拒。光绪二年（1876年）詹氏虚年十六岁，正进到美国纽海芬的海滨中学读书的时候，国内由吴淑通到上海的小铁道，方才行车，当地读圣贤书的士绅，领导着愚昧的民众，认为这件怪东西破坏了风水，危险到身命，居然把它全行拆毁，并且主张要把铁轨投入海中！
在国内这种昏黑的气氛之中，这个聪明却是不善言词的孩子，居然去学这套万人咒骂的东西，不为动摇。回国以后，也决不改业，专心致志要为中国建筑重要的铁路路线而努力。在伶俐的人看来，以为“其愚不可及也”，在这位笨人则以为“愚公移山”是可能的。经过几十年到处遇到阻力的逆境，最后能够打破外国工程师藉不平等条约以把持和包办中国铁路工程的状况，由他以中国工程师的身分，主持中国当年自己建筑的第一条工程上很不容易完成的铁路。这不专是工程技术的问题，而且是詹先生意志坚决，至诚足以感人的成果。这就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当然他曾经为中国筑过好几段其他的铁路，并且为粤汉铁路规划定最早的路线，其见解自有过人之处，不可磨灭。他自认为他生平遇着最大的困难，不是开凿南口山区艰险冗长的隧道，而是要他到某项开会的场合中去做报告！以“刚毅木讷”的人能达到这境地，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
凌竹铭先生为詹先生写成这部年谱，引证广博，考订精详，为一部难能可贵之作。他也曾打通粤汉铁路湘粤省界一带的山区顽洞，可谓继承了詹先生的未竟之功。而其努力提早了粤汉铁路通车时间，对于抗战时期南京弃守后，由于此路能继续输运国外进口的军械与物资，使武汉能继续支持一年以上，遂使西南固守之势，因此而能确定，则其对于国家贡献的重要，自更有不可磨灭者在。以后他筑宝鸡到天水的铁路，也是“逢山开洞，遇水架桥”，我在考察西北途中，亲见其跋涉的艰苦。我想他写完了《詹天佑先生年谱》以后，一定不知不觉的口中念念有辞道：“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狄君武先生遗稿》前言
狄君武先生与我相识远在1917年北京大学西斋四号房间。这号房间里共住四人，为傅孟真、顾颉刚、周烈亚、狄君武。我因为同孟真、颉刚都对文学革命运动有很大的兴趣，故常到四号商讨编撰和出版《新潮》问题。君武此时虽在哲学系，却爱好“选学”，常常填词作曲以就正于黄季刚、吴瞿安两先生。烈亚则治佛学，后来做西湖某大丛林的住持。“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当时的气氛。
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波涛汹涌，君武见外患日迫，军阀专横，于是一变其文人积习，而投身于此一运动。如营救五四到六三间陆续被捕之同学一幕，他和我在晚间带了些食品和内衣等到警察厅内的看守所去“探监”。一进厅门，卫兵均以刺刀相向。我要和他一道进去，他力阻我同去。他说：“他们认得你，不认得我。”又说：“你会同他们争执，让我单独去罢！”我不肯，终于同进去。他以和善口吻，说太仓人学讲的北京话，对方看他是一个十足的文弱书生，态度也就和缓下来了。这是他在“秀才遇到兵”的场合中，能应变的一幕。以后几次类似的交涉，同学们都推他去办。
以后他应吴稚晖先生勤工俭学的号召，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我则先赴美国再到欧洲，大家都忙，只通过两封信。一直等到国民革命军打下了南京，他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与叶楚伦先生共朝夕，为楚伦先生左右手；我在总司令部服务，兼理文化教育事项，大家才旦夕相见。当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战争之时，中枢迁到洛阳；直到七七芦沟桥事变掀起了中日全面战争，中枢建立战时首都于重庆，君武均先后紧守中枢政治会议与国防会议秘书处等岗位，不稍疏忽，而且能认清大局与维护大局，不计个人恩怨，常与楚伧先生商酌，消除若干人事磨擦于无形。君武亦行若无事，认为不足与外人道。此种功成不居的襟怀，非受之者所能尽知，却是君武潇洒出尘之处。至于间有吟风弄月之篇，故作多情之什，不过传统的名士结习，若以此责君武，君武九泉有知，必不以为忤，而将报之以微笑。
看完《白石老人自述》后的感想
这是一篇很好的自传。很好的理由是朴实无华，而且充满了作者的乡土气味。我常觉得最动人的文学是最真诚的文学。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哪能使人不感动？
齐白石自传最大部分是他口述，而由他的晚辈亲戚张次溪笔记的，最后一小部分据张君说是白石亲自写的。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农家；一亩水田，几间破屋，供应五口之家，其穷苦的情形，可以想象。他的父亲教他扶犁，“后因年小力弱转习木工；朝为工，暮归。”但是在十二岁转习木工后，仍然好学不倦，总是在每日停工的夜晚，用松节点火读书习画，到二十七岁才正式得师指点。那是光绪十五年的时候，他在家乡赖家垅做雕花木匠，……乡人都称他“芝木匠”（因为他名叫纯芝）。以后受到同乡胡沁园的赏识，令他读书；而胡氏所藏名人书画颇多，使他增长见识，书艺大进。他对于胡氏的提拔，终身不忘。以后若干年更受到王闿运（壬秋）的赏识，并拜王为师。我当年翻阅王壬秋的《湘绮楼日记》，屡见“齐木匠来”的记载，可见王壬秋对他不及胡沁园的厚道。他在三十岁以后，作画渐有声名，“乡里的人都知道芝木匠改行做了画匠，比雕的花还好。”他七十岁时，想起了这件事，做过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说：“村书无角宿缘迟，甘七年华始有师；灯火无油何害事，自燃松火读唐诗。”这段记录毫无掩饰；至今看去，弥觉天真。
以后他继续学画，并学会了“揭裱旧画的手艺”。更进而学做诗、学篆刻印章。我以前见过他刻的图章，颇像赵之谦（挥叔）的刀法，现在看他自己的记载，果然他从丁龙泓、黄小松二家入手以后，更受了赵氏“二金蝶堂印谱”的影响，以后见“天发神谶碑”，又变了刀法，及见三公山碑以后又变了篆法，最后才好仿秦权。
他的画艺，据他自己的记载，最初是学过工笔画，后改以自然界的现象为师，并且设法体会若干种生物的动态，分别用水墨丹青来表现。但是他一方面不肯“舍真作怪”，一方面“并不一味的刻意求似”。他接上说：“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有句话：“写生我懒求神似，不厌声名到老低。……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以上诸诗虽不甚工，却也能于粗率词句中表现他的天真和志趣。当时的画家如陈师曾，对他是很有影响的。（按师曾是陈三立先生的儿子，为名画家，和我很熟；他天资极高，可惜早死。）至于他说他的画”学八大山人，冷逸一路“也不能说是到家。八大的画笔奇简而意弥深；白石殊有未逮。白石画常以粗线条见长，龙蛇飞舞，笔力遒劲，至于画的韵味，则断难与八大相提并论。
但在当今，已不容易了！
白石具有中国农村中所曾保持的厚道。如他对于恩师胡沁园的感激，是何等的诚挚！他说：“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出于他老人家的一手栽培。一别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满腔的悲思呢？我参酌旧稿，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赏识过的，我亲自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他灵前焚化，同时又做了七言绝诗十四首，又做了一篇祭文，……”读者不要笑这是“土老儿”的土气，这和吴季子挂剑在亡友坟上，同样的感人！
我在长清华大学的时候，曾偕陈师曾、邓叔存几位朋友去拜访过白石老人。一进大门就看见屏门上贴着卖画的润格，进客厅后又看到润格贴在墙上，心中颇有反感，以为风雅的画家，何至于此。到现在看到他这篇自述，了解他从童年一直到老年为生活而艰苦奋斗的情形，使我以前的这种反感，也消释于无形了！
《白石老人自述》最后简略还提到他八十八岁的一年的事。（按系1948年，在实际上说乃是他八十六岁的一年；只因为他迷信算命的警告，须逃避七十五岁一关的厄运，才能继续活下去，从丁丑即1937年起，自己加高两岁，说这是“瞒天过海法！”）
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
一位学人对于他所学的科学像丁在君（文江）先生这样的尽忠，真是很少；而且对于朋友能实践其在学术上帮忙的诺言，像他所采取的这般作风，更是少见。
我和在君以前并不相识。1922年—1923年间国内发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我在美国才看到好几篇他的文章。虽然他的论点大体是根据德国的马赫（Ernest Mach）和英国的皮尔生（Karl Pearson）的学说，可是他思想的清晰，笔锋的犀利，字句的谨严，颇有所向无敌之概。后来我在英国的时候，正遇着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由于华工在日本内外纱厂被杀酿成风潮，而英国派大军在上海登陆，演变为更大规模的惨剧。当时我激于义愤，和英国国会里工党议员联络要他们纠正上海英国军警的暴行。他们在国会会场不断地提出严厉的质询。可是国内来的文电，都是充满了感情发泄的词句，而缺少对于事件真象平静的叙述和法理的判断，所以极少可用的材料。此时恰巧有一个三千多字的英文长电转到我手里。这电报是由胡适、罗文干、丁文江和颜任光四位先生署名的，以很爽朗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于是我集款把它先印了五千份，加一题目为《中国的理由》（“China‘s Case”）分送英国朝野。我由友人代约亲访工党后台最有实力的英国职工联合总会（Trade Union Congre ss）秘书长席屈林（Citrine）和他详谈，并将此电原件给他看，结果争取到他的同情。他并且要我添印若干份，由他分发给他工联中的小单位。因此工党议员加入为中国说话的更多，在英国国会里发生了更大的影响。事后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君起草的，他真是懂得英国人心理的人。
我初回国时，旧同学卢晋侯在上海请我吃饭，我于席上才初次和在君见面。那时候他是淞沪商埠的总办，督办是孙传芳。我是反孙传芳的人，所以不便多谈。1928年我到北平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那时候在君一手经营的地质调查所，有半年以上不曾领到经费，所里为地质学工作的人员，几乎无以为生，所长翁文灏也不在例外。其中最困难的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地质学权威葛利普（Grabau）教授。他本来是哥伦比亚地质系主任，负国际间重望，抱了移植地质学到中国来的热忱，来到北平教学和研究。他本职是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负指导研究的责任，而不兼薪。那时候北大也和地质调查所一样，薪水欠得一塌糊涂。他早把美国的生活水准，降得和中国教授一样，但是半年以上的欠薪，使他真活不下去了。我平素对于科学的地理学，颇为热心；初长清华时，即添办一个地理学系，聘翁文灏任该系主任。为了我素来尊重葛利普教授的学问和人格，于是致送月薪六百元的聘书请他在清华地理系担任教授。果然葛利普真值得我尊重，他答应到清华来教课，但是他拒绝接受六百元一月的专任教授全薪。他的理由是北京大学虽然若干个月不送薪水给他，他都不能因北大穷了，就丢了北大，而来清华做专任教授。经再三解说，他仅接受二百八十元一月的车马费。这种外国学者的高风亮节，及其所持道义的标准，不但值得我们佩服，而且应该为中国学术界所效法。以上这些措施，都出乎我的自动，因此在旁边看冷眼的在君，颇为欣赏。他继续看见我对于清华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对于学术事业的见解，在背后也常有好评。大概他最初以为我是一个具有暴徒性的革命人物、缺少英国式绅士的修养，估计很低，后来偶然发现我有比他所估计的较为不同一点的成分，所以又特别高估一点罢。果然我有一次使他几乎又回复对我的旧观念上去。我长清华半年之内，不曾和他会过面。有一天晚上我到北海静心斋历史语言研究所去看老友傅孟真，我一讲他的卧室，看见他顿觉高兴，乃以手杖向他弥陀佛典型的肚子上扣了一杖，这是我们老同学相见常闹的玩意儿。想不到在君正在房里和孟真谈天，我不曾看见，于是在君大惊失色，瞠目而起。后经孟真解释，知道是我们少年时期的故态复萌，于是彼此大笑。这一件趣事，是孟真以后常对人讲的。略记于此，以纪念两位亡友。
当我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他正做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有一天他特地来看我，他很郑重地和我说，他认为中国大学里至少应有三个很好的地质学系：一个在北方，一个在长江流域，一个在珠江流域，分别造就各地的地质人才，并且就地发展地质考察工作。他说：“北方已经有了北京大学的地质学系，而且成绩很好，不必担心了。广东的中山大学当时的主持者恐怕无此兴趣。现在你主持中央大学，我希望你能够把中央大学的地质系办成第一流的地质学系。我想你一定有这魄力能够做到的。”我当时明白地告诉他，我非常愿意，并且立刻对他说：“若是你能到中央大学来做地质学系主任，我正是求之不得，现在可否请你答应下来。”他告诉我他接受蔡先生的聘书担任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不但不能辞，也不能兼；他情愿从旁帮忙。我于是说道：“中国人开口就说从旁帮忙，实际上这四个字就是推托的话。试问你自己不参加，如何可以从旁帮忙？”他说：“我答应你从旁帮忙，一定可以做到实际帮忙的地步，决不推诿。”我说：“那也总得有个方式，才能使你与闻系务。”经讨论后，我聘他为中大地质学系名誉教授，出席系务会议，关于该系应兴应革的事宜，随时和我直接商量，因为当时中大地质系主任李学清是他的学生，所以我们考虑的结果，认为这样安排，也可以行得通。这个办法，他接受了。
我最初以为他在中央研究院是个统赞全局的忙人，恐怕不见得能分多少心力到中大地质学系上面来。想不到该系每次系务会议，他一定参加；而且凡是他有所见所闻足以改善地质学系的，无不随时告诉我。那时候国际联盟送给中央大学有三位客座教授，一位是瑞士人叫巴理加斯（Parijas）是地质学家，一位是德国人叫韦思曼（Wissmann）是地理学家，另一位是教英文学的。聘任期间均将届满，他不但劝我把前两位留下来，并且为我写信给他所认识的外国朋友，在国际联盟中任职的，请他们设法帮忙。这些通信都是他自动为我写了，事后才告诉我的。结果巴理加斯因为他本人的原因不曾留住，韦思曼则由中大自己出薪水留下来了。有一次我到中央研究院去看在君，想不到他打了赤脚正在为我写信给一位德国地质学教授斯提来（Stille），问他是否有好的中国学生，经他指导研究而学有成就，可以回国教书的。在君对我说，斯提莱是德国构造地质学的权威，以严格著名的，在他手下训练出来的学生，水准一定不会差。所以他先写信去探询一下，如果有此项人才，他再告诉我。这件事很值得称许，因为这表示在君对于在国外留学的青年人才是何等的注意。他对于国际间地质科学这一门的人事情形很熟悉，对于其研究的动态当然也很明了。在君的这种举动，有过好几次，其目的总是要吸收新的血液，来加强这个学系。
更有一件事为我所忘记不了的，就是他对于原在该系一位教授的忠告。中大地质学系有一位郑原怀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研究经济地质学，得有博士学位。自从南京改为首都以后，房地产的价格大涨，郑先生和他的太太对于房地产的经营发生兴趣，因此对于地质研究工作松懈下来了。在君为此亲自去看郑先生，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在哈佛学得很好，经济地质这学问，是中大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可是你为什么两年以来毫无研究的成绩表现出来？你知道一个学科学的人，若是不务本行，分心在其他工作上，便很快的就会落伍。我为你，并且为中央大学的地质学系，很诚恳的劝你不能再是如此。若是你不赶快改弦更张，我便要请罗校长下学年不再聘你。“他这番爽朗而诚恳的话，把郑先生感动了，欣然接受了他的忠告，教学从此认真，在下学年内便有二篇论文发表，而且是相当实在的。可惜一年多以后，他因为犯伤寒症过世了。郑先生能受善言，勇于自反，使我佩服。他不幸早逝，也是学术界一个损失。至于像在君这种的作风，则绝对不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乡愿习惯里可以产生的。这决不是霸道，因为王道也不该养成乡愿；这是西洋科学家接照原理原则来处事的方式。这种爽朗忠诚的格调，实在足以挽救中国政治社会乃至学术界的颓风，最应该为大家效法的。在君在这个角度上的表现，特别值得佩服，应当尽力提倡。
在君作古了！“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一个几乎被失落的历史证件
——关于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
最近因便从国外带回我当年在驻印度大使馆时期保留着，而后复经移存他处的个人文件一箱亲自检点，想不到在这里面竟重新发现了张一麐（仲仁）先生给先师蔡孑民先生的一封复信，关于袁世凯《戊戌日记》的，为之喜出望外。这封信的来源是如此：在1926年我看见左舜生先生所辑的《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里有一篇袁世凯《戊戌日记》，当时即认为不可轻信，至少应当详加考订以后再说，但第一步该做的便是追询此件来源。因此我便写信向中华书局的陆伯鸿先生去询问，复函是此稿系从《申报》转载，于是我又函询《申报》陈冷血先生。他的答复是从张一麐先生处得来。张先生是当时东南耆宿，虽与袁世凯交谊颇深，且曾一度在袁的幕府里担任过类似秘书长职务，但其人以谨饬而负清望。我想到蔡先生和他认识，于是请求蔡先生代询；承允所请，并亲函张先生询问端的。蔡先生嗣将原函裁去不关此事的一段，而将有关全部，连信封一并寄给我，其原文如下：
“《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一书，弟尚未之见。顾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即伪称足疾之后），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以此相授。弟因不足解纷，终未宣布，去年况夔笙来苏，弟以此与之，已编入申报丛话中。弟且曰：个中人物，只有南海，盍为证明是非？而南海始终未有只字相答。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其缘起如是。先生何时游苏台，当迎候耳。弟明日往宁一行。专复，敬颂道祺。一麐顿首。一五、九、二。“
最近我在整理吴稚晖先生文稿时，发现他的剪报中也有当时剪下袁世凯《戊戌日记》的一部分，刊载在1926年2月上旬《申报》“餐樱庑漫笔”一栏里，漫笔下面署名“蕙风”，大概就是况夔笙的笔名，上面也说明是张先生“见贻”。
我于细读这封信以后，再重看一遍袁世凯《戊戌日记》的全文，我们更可以从以下各点里，格外明了戊戌政变的情况和袁氏所以要发表这篇日记的动机。
第一、袁世凯要将这篇戊戌日记发表的时候，正是西太后已死，溥仪嗣位，而光绪的亲弟载沣为摄政王，继起当国的时候，也正是袁世凯罢官回籍，生命几乎不保的时候，于是急急忙忙发表这个文件，以求洗刷当时为后党爪牙的罪行。
第二、虽然张一麐先生说是他曾经“直以此事问之”，袁“翌日以此相授”，但此决非一偶发事件，乃经袁事前一切准备就绪，甚至藉谈天方式，故意引张发问。（一）此件并非按天写成的日记，而系一篇纪事本末方式的长文，是有行文结构的。（二）此种长篇精细的文体，断不是今天说后，明天就可交卷的，何况当时袁正在生命亟亟，心绪惶惶的时候。袁当时按天曾写日记与否，无从知道。按照当时一般当权大官明哲保身的惯例，似此秘密大计，断不会见诸记录。何况戊戌时期正是西太后党得意之秋，而袁复为后党荣禄亲信之人，岂敢在日记中作同情而有意维持光绪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