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之，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倒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一个举发谭嗣同与彼商谈包围颐和园密谋的重要人物。袁在日记中自称不赞成此种密谋，但他为谭之安全计，打算得却十分周到。他对谭说到这般话：“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可谓’为人谋则忠矣”！但是戊戌八月初一日（1898年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把他从直隶臬司直升到以侍郎候补，真是平地春雷般的发迹。初二日（9月17日）再召见。初五日第三次召见请训回到天津，这些都是不容掩蔽、不须解释的事。难道机警的袁世凯不知“善自为谋”吗？他如事前不与荣禄通声气，他能以煊赫的声势，回到天津吗？果然他在请训前一天西太后即已回宫，到天津后一日西太后即重行当政了。王小航在方家园杂咏记事里说：“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真是一针见血的话。
第四、张先生信里说：“弟且曰个中人物只有南海，盍为证明是非，而南海亦始终未有只字相答。”南海是指康有为，在1925年张先生的此件交况夔笙时，大概以此言告况，希望他交给当时还生存着的重要主角康有为过目，并希望康能有所评述，证明是非，不意康始终未有只字相答。张先生的希望是对的，但是他的要求未免太天真一点。须知勾结袁世凯以图兵围颐和园这件大错，实系康有为与谭合谋铸成。康在《自编年谱》里说：“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谷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白，皆藉谭、林通之。”康之友好又系戊戌新党人物——王小航曾有下面一段文字：“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后来于八月初三日（9月17日）袁世凯从谭嗣同（复生）口中得到这全部密谋计划以后，第二天西太后就还宫，第三天就改变，这教康有为何颜重温这度失败的惨痛故事呢？况且这日记中还牵涉到一件与康有为极有关系的所谓衣带诏问题，从袁的日记里，谭以很不自然和颇难自圆其说的态度和手法，“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其大意微同其年七月二十八日（7月13日）光绪令杨锐带出的一诏。其实所谓“衣带诏”本身就是一个谜，而康有为以后在海外政治经济的活动，如“保皇会”的组织，“富有票”的发行，都是以衣带诏为号召，而衣带诏的本身又从不曾正式公布或以照片给人传观。据现在记载所传，衣带诏共有三个：第一个如据罗惇曧《宾退随笔》所载，则为赐杨锐的密语。其中提名字的有“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第”，为了说明本来要“将旧法变尽”，“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但为西太后关系，暂时只能缓进，全文并无衣带诏的意义，时间当在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以后，其日期颇难确定。而且字数多到二百九十六字，是从容写就的。第二个也见之于《宾退随笔》，谓“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这个诏书凡九十六字，其中有“朕位几不保……设法相救”字句，却含衣带诏的性质。《宾退随笔》注称：“诏盖戊戌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所赐也。”而康有为则作八月初一日（9月16日）。罗惇曧说明此系杨锐之子于宣统元年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德宗朱谕》的原本，即由摄政王交付当时“国史馆敬护”，并曾经耆旧赵熙、王式通“先后录以见示”。则亦流传有绪。但据《清史稿》列传三五一《杨锐传》所录，则其文字又有出入，兹录清史稿原文如下：“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耆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注意！此处无康有为名字）详悉筹议，如何而后能进英达，使新政能及时行之，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据《清史稿》这是杨锐的儿子庆昶于宣统元年向都察院呈请代奏的。但是根据署名苏继祖所著的《戊戌朝变记》，其中《杨参政公事略》一文所载密诏全文，也称这是以杨庆昶所藏原本为根据的，却与清史稿列传中所载显然又有不同。就在”亦不欲将法尽变“一句的下面，还有”虽由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圣母已谓太过“数语。其余字句间出入的地方亦所不免。所以出自同一根据而有三种版本的不同，是值得详加考订的。至于所谓第三个衣带诏那只是给康有为个人的一道上谕，其原文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这是光绪对他个人的维护，恐怕他在京畿遭遇危险，其间虽充满了人情味，可是无论如何却加不上衣带诏的名称。在当年此件却又曾为他随身最大的法宝。（此诏与《宾退随笔》所录戊戌七月二十八日诏亦即康认为系八月初一日诏，于康介绍门人陈介甫，梁元理求救于李提摩太书中曾经提及。）像以上所列的几件公案，又教康有为如何旧事重提，向国内明眼人士交代呢？所以康有为的“未有只字相答”是不为无因的。
张先生在信上说：“弟因不足解纷，终未宣布。”这是他看穿了袁世凯《戊戌日记》后所持的态度。也是他的评语。前一辈子人往往在简单的一句话里，含蓄了多少未尽之意。
因为这封信及其有关文件，使我更感觉到考证史料的困难和评定史料价值的不易。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当然重视“第一手材料”（First－hand material）。像这种袁世凯亲自写交出来的《戊戌日记》，当然应该分在第一手史料之内，可是其中引起的疑问却如此之多。可见得我们对于所谓第一手史料的处理和认定，还得经过许多手续。不但奸雄会欺人，就是英雄也会欺人；不但坏人会欺人，就是好人有时也会欺人；有人是蓄意的欺人，有人是无意的欺人（也可能是由于记忆的错误）。所以无论是手写的或是口说的史料，必须加以辨别：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愿意记录或发表的用意，他本人的人格，性格，乃至他心里的疙瘩（Complex），都要考虑和计算进去。再用同时有关人物的记录，加以旁征博引，直剖横通，庶几可明真象。当然一个人在无意中留下的记录，比有意留下来的记录，要真确得多，可是这种机会并不易得。我不是来挫我们研究历史的朋友们的气，不过愿意提供一些应该注意的方面，以备参考。我们只要能勤快地搜集史料，注意其来源，分析其内容，用缜密的科学方法加以考验，敏锐的眼光和思想加以判断，则大多数的史实，仍然可以逐渐把真象显露出来，虽然若干的错误，仍然是免不了的，则留待他人或后人去解决，去批评，也是历代以来，在史学界并不算稀奇的事。世上也有人以为不可能产生真正准确的历史而灰心，我以为这大可不必。拿法庭审判来做比方罢：经过法庭审判的案件如此之多，有廉得其情，判断准确而结案的。可是也有罪人漏网，冤抑难申的。也有经若干年后而冤狱复经平反的。世界各国法庭都有如此现象，可是世界各国仍然维持和尊重司法审判制度，可见得这制度获得的好成果还是远超过于它不幸而产生的缺陷。从事这工作的人自然应当大公无私，兢兢业业地去做，却不可因受到繁难困扰而短气灰心。
壮烈的开国序幕 灿烂的碧血黄花
同刚开始的20世纪一道来到中国的是最屈辱的辛丑条约（1901年），是八国联军占据当年北京的城下之盟。国势愈颠危，清廷的弱点愈暴露；民众愈失望，革命的潮流愈澎湃。1905年，国父在东京将兴中会扩大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各地的志士，望风而从。在潮州、在惠州、在钦州、在安庆、在镇南关，在云南边境的河口等处，不断地看革命军的义旗，同时也洒遍了革命党人的鲜血。
当这前仆后继的英勇挫败以后，党内的元气，当然受到损失，海内外支持革命的人士更不免有部分感觉失望。这是不利的现象。革命的总部自不能不领受失败的教训，变更起义的方略。所以在1908年这一年中，军事行动暂时沉寂，于是愤慨的同志，多谋以个人的热血与头颅，和清廷的大官一拚，以寒民贼的鼠胆，而振全国的人心。所以此后继续发生了这类感动人的事件。但总部考虑大计的结果，是放弃在边地或险僻地界争取据点的战略，而拟集中全力攻下重要的都会，因其既可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可号召全国，得其响应。于是广州自然成为革命的第一目标。
不幸得很。经倪映典烈士等历尽艰辛，在广州新军中播下的革命种子，一部分业已成熟，而且实力相当雄厚，若能按预定计划起义，本不难收获伟大的成果；可是因为少数部队的“小不忍”竟“乱大谋”。在1909初，新军起义整个企图竟失败了！这一次失败打击很大，使失望者灰心，反对者乘机造谣诬蔑，尽情讽刺。这不但使热血的革命党人在情绪上受不了，而且是革命运动致命伤，所以大家决定重鼓勇气，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事前策划
于是国父约集革命中坚分子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在庇能（即槟榔屿）开会，一面筹商新军之役的善后事宜，一面讨论卷土重来的计划。更召集当地同志黄金庆等，联合开会，共商大计，就在这年（1909年的7月4日）日俄成立协约，划分他们侵略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对抗美国要求参加英、法、德合组的银行团，联合借款中国建筑铁路的计划，这个国际的形势发展引起了新的瓜分恐惧，又给我国志士们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槟榔屿会议结果是：由国父往美国，各侨胞纷赴南洋各地筹款；把军事交给黄兴、赵声、胡汉民主持，准备集中力量，攻下广州；然后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取湖北，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取南京。这次计划宏大，所以筹备也不厌其周详。国父当时致侨胞信上说：“主动各人，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真是最确切的形容。
1909年旧历十二月赵声即返香港，保存新军起义时的机关；黄兴、胡汉民随即赶到；其时长江各省及福建、广西和留日的同志，一听到这兴奋却是对自己很危险的消息，都踊跃地前来效命。于是大众举黄兴为统筹部长，赵声为副，分设调度、储备、交通、编制、调查、出纳、秘书、总务八课，展开了攻下广州的军事准备。至于内地的布置，则宋教仁等担任长江一带，居正、孙武策划湖北，焦达峰等暗图湖南，陈其美则运动上海。同时地方军队中，如吴禄贞等，也是有力的同志，若是广州得手，自可连成一个大有可为的格局。
原定起义计划，是组织先锋队（即敢死队）十队，每队一百人或五十人，由队长一人或二人率领。攻占督署及重要军事机关，并占领高地，其中并指派一部分人担任各种破坏工作。总计人数约为八百到一千人。为容纳和隐蔽这大量的人数，乃租赁了三十八处房屋，分置机关；有些假借某某公馆的名义，并请女同志居住，以资掩护。又开设两家米店，藉米堆来藏军械。运输工作，以女同志徐宗汉、庄汉翘，宋铭璜、卓国兴担任最多。名义上是用嫁娶的方式，实际上所运的是军火。一切的部署，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妥善和严密。
箭在弦上
经过了两三个月积极筹备，时间已到辛亥（即1911年）旧历的三月；起义这件事已经像箭在弦上。原定发难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因为美洲的汇款，尚未到齐；荷属一宗汇款二十日后才到：最重要的还是从日本和安南购买的军械，多数还未运到，事实上不能不延期。不料在三月初十日同志温生才为对于时局不可遏止的悲愤，竟采了个人单独行动，刺杀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虽然是一件豪侠快意的事，却唤起广州当局的警觉性，使他们调兵戒备，以致遗害了大局。又因运来的一百多枝枪和若干子弹，被清方的间谍破获，更增加他们的防范。到二十六日风声很紧，延到二十八日起义，已经使人感觉到迫不及待，何况已经决定再延一天，到二十九日呢！
按照当时人和械两者都未到齐的实况，和当时清吏已加戒备的情形，再度延期，等将来予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出击，也是很合理的。延吗？不延吗？这项重要的决定，不是专凭利害的考虑，乃是在利害之外，甚至于在生死之外，以另外一种超越世俗的伟大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才能达到的。黄兴本不赞同延期，但为征求同志的意见，乃于二十八日召集会议，对延期问题加以讨论。在这会议中，喻培伦、林文诸烈士热烈主张义无反顾，决不改期。像这样自己明知必死而视死如归的精神，真是这次起义中最足以感动人心，照耀千古的一幕史实。
二十九日起义的日期决定了，可是以前因风声紧急，曾去电嘱其暂行留港的同志，仓促如何能来呢？分散在近郊各处隐蔽着的同志，如何都能得到通知，这些都成了问题。但是大计已定，任何困难危险都不在革命党人眼睛里。因为人数的骤减，不能不把十路进攻的部署减为四路。一路由黄兴率领进攻两广督署；一路由姚雨平率领进攻小北门占领枪炮局，并引导巡防营和新军进城；一路由陈炯明率领进攻巡警教练所，以期与该所二百多学生相结合；一路由胡毅生率领较少数的人把守大南门。发难时间定为下午5时半。原推定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因赵声不及赶到，改推黄兴担总指挥。我们看黄兴遗墨，便可注意到他的绝笔书早于二十五日写好了！
进攻督署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911年4月27日的下午5时半，两广总督张鸣岐正召集他部下的文武，商议如何对付革命党人，哪知道革命党人已经到了！强烈的炸弹声音和交织的手枪火花，正由辕门、大门，逼进署内。张鸣岐仓皇向后门逃命。这正是黄兴一路进攻督署开始。黄兴这队共约一百七十位志士，因为他个人的吸引力，青年俊英随来的独多。当时他以从小东营出发的一百三十余人为进攻督署主力；以从莲塘街吴公馆出发三十余人为侧面的掩护和支援，这正面的主力又分两队，一队由林文率领进攻督署卫队，一队由何克夫率领进攻督署正门。那侧面一小队的任务是进攻督练公所并把守莲塘街口，以防堵由观音山、龙王庙来救督署的巡防营。党人均臂缠白布，脚穿黑面树胶鞋，手持短枪和炸弹。这股青年的革命锐气，哪个能敌！林文、何克夫等号角一鸣，枪弹齐放，当即攻入大南门，击毙卫队督署管带（即营长），卫兵四散。有退伏在大堂和两厢的卫兵，凭栏倚柱，实行狙击，于是杜凤书、黄鹤鸣殉难了。黄兴在大柱后面还枪，击伤一个卫兵，并截住其余的退路，他们乃弃枪投降，并引导黄兴、林文、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等深入署内，四处搜索。搜索者发现张鸣岐等早已逃避，自然感觉到在空署中久留无益，乃放火烧署，以壮声势而乱敌方的军心。大队随即退出督署，在督署战死的还有徐广滔、徐进炤、徐礼明、徐临端，在署外战死的有朱日全；出署时黄兴的两指也带枪伤。本来黄留喻培伦等一小队人在督署大门口防护的，退出时这一小队已经不在。可是不但英勇而且沉着的黄兴，就在督署门前，重行部署；把当场集合的同志，再分三路：一路由徐维扬率领数十人出小北门，要想得到新军的接应。一路由刘梅卿、马侣等，川闽及南洋各同志会攻督练公所。黄兴自己则率领方声洞、罗仲霍、朱执信、何克夫、李子奎、郑坤等十人，出南大门，拟得防营接应。
英勇失败
现在请分别一叙这重行部署后三路的战况。（1）徐维扬一路前往小北门，走不多时即见敌军分头而来；徐乃分兵两股应战，其中一股转战到小北门高阳里口，突遇防营的大部队，乃退入源盛米店，藉米包来作工事抵抗，激战一昼夜，敌军对他们无可奈何。嗣因弹尽，张鸣岐未下令放火烧街，乃越后墙退却。另由徐维扬自己率领一股，曾在路上与敌激战，迫敌退守水师行台，进攻不克；乃谋攻飞来庙夺弹药，以寡众悬殊，又不能攻下。这两部分沿途死伤甚大。被捕后成仁的很多。花县十八烈士的牺牲，尤表现农工同志为革命苦战的英勇。（2）派往攻督练公所的一路，走到莲塘街口，即见一队党人与防军正在酣战，遂加入共同作战，这队党人，就是上面说过由吴公馆出发，堵防观音山敌军应援督署的，还有那在督署大门防护的喻培伦部，于撤离后即来此加入莲塘街的战斗行列了。支持到夜间九时力竭弹穷，乃随战随走，沿途牺牲亦复惨重。（3）最后说到黄兴亲自率领出大南门得防护营接应的一路，黄兴和方声洞走在最前，走到双门底，遇防营数百，由哨官（连长）温带雄领队，另一哨官陈辅臣殿后，温、陈都是革命同志，适奉提督李准命，进城攻打革命党人，彼等正庆幸得此千载一时之机，准备到达督署时立即反正，故不佩与党约定的白布臂章，以防沿途发生阻碍。而党人筹备此次起义，为秘密计，均采取纵的联系办法，以致同志间多不相识。两军相遇时温正大呼兄弟们勿走；方声洞见对方无臂章，又误以为彼举枪相向，乃发枪将温打死，防营士兵还击，方亦死难。防营死伤十余人，旋即退走。这严重的误击，实使党丧失了转败为胜的良机。何克夫、李子奎，郑坤随黄兴出大南门，又遇防营约百人，再度引起激战，李子奎阵亡。黄兴于攻督署时，右手本断两指，至此足部也受伤，不得已乃退内一小店，仍开枪抵抗，中敌七八人。后也易衣改避河南，遇女同志徐宗汉为他裹伤。不意在死亡线上遇着的同志，以后竟结为终身的伴侣。第二天得见赵声，他与胡汉民等二百余同志都是二十九日夜间由香港动身，前来赴难，可惜仅仅的迟了一天，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黄、赵一见相抱痛哭，英雄的热泪不是轻流的，其为国家，为革命，为死难同志所抱的悲痛为何如！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他坚持自己去和清吏一拼，经赵、徐劝阻，国家还需要黄兴。不到半年，武汉革命军的义旗，又要他高举着！
血染原野
回头说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的三队。当黄兴一队发难的时候，未能同时动作确实是一件遗憾。但当时因改期问题，不免引起了少数人观望的心理，又因方言的隔阂，传递转运的困难，以及军火数量的不足，都是构成这遗憾的成分，并不能说凡是参预这三队的人都甘心落后。不过当时的同志，对于陈炯明多不原谅，因为他为自己打算太周密，但当时却并无其他情事。就时论事，虽为遗憾，但不因此而有损黄花冈整个的光荣。
可是这次的损失太大了！国父于事隔十年后论到此役犹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则可见悲痛和惋惜久存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次死难的烈士不惜肝脑涂地，血染原野，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自应有青山以埋忠骨，正在这时候有党人潘达微因姓名不为清吏所知，乃挺身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收得各处阵亡和处死刑的烈士遗骸七十有二葬在红花冈。此地因烈士葬后，改名黄花冈。自此黄花冈之名，在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潘达微义士的风范，也留为千秋的佳话。
烈士忠骨葬在黄花冈的虽然是七十有二，但这只是指当时当地就义者而言，至于以后被难或因伤而死者不在此数。民国成立以后中央在广州经过多方的调查和审核，在黄花冈建立烈士纪念碑，详列七十二烈士姓名。以后继续调查又发现十四位确在这次革命战役死难，而名字不曾列在七十二烈士碑中的烈士，所以曾经确定者，共八十六人。
烈士身分
我从烈士名单中，就知道的他们的身分作一统计。计留学生九位，工人十二位，农人十四位，侨胞二十八位（这个侨胞数字中，应包括上面所列工人中的十位，下面所列教员中的一位，还有一位是华侨学生，其余十六位大约都是商人。），新闻记者三位，教员二位，还有军人十四位。我认为这个统计的启示，非常重要。它明白指出国父领导的伟大革命，是工人、农人、商人、新闻记者、教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和武装同志的大结合。他们都为民族、民权、民生的共同目标，不受任何阶级性的划分，而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这是全民族的大结合！这是革命成功的要义。
但是笼罩各位烈士心灵和躯壳的，不只是民族意识，还有一种最强烈的青年精神。他们除了是学生、工人、农人、军人而外，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是青年。我研究他们的年龄，当时黄兴不过三十七岁，赵声三十一岁，林觉民二十四岁，喻培伦二十五岁；若把所知道的烈士年岁平均起来，只得二十九岁！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蓄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武昌起义
这些先烈燃起的火炬是不会熄灭的，当时后死的人，在国父领导下接着继续前进。国父从不知道什么是灰心。当这次起义的时候，他正按照槟榔屿会议所定计划，在美国筹款，兼作外交活动，起义的经费，有一半就是他由美国汇来。这次失败，自然给他重大的打击，无限的悲痛！可是这样壮烈的牺牲精神，却唤醒了全国，感动了侨胞，震动了世界。大家对于革命力量，陡然刮目相看。因一时不容易在广州再举，国父乃一面在海外奔走运动，一面指挥同志将革命的主力，转移到长江流域，于是这年的夏间，中部同盟会成立在上海，发展到武汉。辛亥八月十九日，就是1911年10月10日，一声霹雳，石破天惊，黄鹤楼上的义旗，展开了中华民国的新命。全国军民的望风景从，清廷文武的胆寒失措，以及国际间的能迅速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正是由于辉煌的黄花冈一役，树之风声！
罗家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