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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史郎日记

_5 东史郎 (日)
  右侧下方有一条路,路边有间小屋子,敌人的机关枪就从这小屋子向第九联队猛烈射击。我们原打算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开火的。但是因不清楚第九联队的进展情况,所以只能就地待命。我打算用手榴弹消灭这个机枪火力点,于是从列队在高地上的第二小队士兵那几拿了手榴弹,在松阴下向敌人匍匐过去。估计与敌人相距四十五米左右。我曾想:“算了吧!
  现在面前就是南京,没有必要的事还是不干为好,否则死了也白搭。“但是又一想:”有什么好怕的!“同时,我也一边反躬自问:”我的勇敢行为中难道没掺杂着出风头的意思?一边爬着,我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遗憾的是它在十米左右的地硬功夫方开花了,没有奏效。当我正要沿着松阴爬回分队的时候,发现有个可疑的敌影在走动。我卧倒在地,借着月光瞄准射击,可是敌人毫无反抗地消失在黑暗中了。我心想,这里还有敌人。
  我们警戒时,从下面上来了三个人,又是谁呢?来做什么?
  “友军!”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光回答说“友军”不行。必须报联队番号和姓名。自我们突击以来,内部规定了“山、川……”等联络口令。
  来的三人是第九联队的士兵,他们送来了伤员。伤员肚子中了子弹。我一听肚子中了弹,心想这小子已经没救了。
  几乎没有人肚子中弹后被救活过,胸部中弹,只要不是心脏的话,哪怕打穿了,一般也都能救活。
  伤员疼痛难忍,他的喉咙发出笛子似的嘶叫,暴风般的叫喊,在哭嚎、诅咒般地呻吟。
  他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痛苦地挣扎着:“给我一枪!啊!
  难受!给我一枪!“声声刺透了我们的心。
  他在悲痛地叫喊:“小子们!小子订!平常都说咱们是战友,为什么现在不听我的,喂!喂!求求你们!给我一枪!
  给我一枪!“战友们都同情他,守护在一旁,爱莫能助。他们的战友在痛苦地挣扎,请求杀死他。一声声”为什么不给我一枪,为什么不杀死我,你们整我吗:你们还算战友吗“
  的呼喊,揪心的痛苦哭喊,犹如地狱中的咆哮,寒夜中,像冰一样刺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虽然在生死关头是非常单纯的,但他那痛苦的悲鸣打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他发疯般痛苦呻吟,叫喊:“给我一枪”,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他这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子弹穿过了他的腹部,年轻的热血折磨着他,流到冰冷的地面。
  突然间,“眶!哐”几声,传来了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他的悲鸣消失了。
  “喂!又一个被打中啦。腿被炮弹炸飞了。”
  他妈的,又一个负伤了。中队长飞奔过去。我们已是火冒三丈。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我们都很钦佩并赞赏那个双腿被炮弹炸掉的中队士兵。
  他还显得很精神的样子。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都不痛,把血止住就没事了。不是还没死吗!以后我还要上战常据说在被送往有军医的后方的途中,他也没显露出一丝惧色。尽管军医尽力抢救,最终还是因出血过多死了。
  但是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临终时刻,他都还神情安详,面带笑容。军医都衷心感叹,说从没有见过如此坚强的士兵。
  迫击炮又开始攻击了。
  我们第三小队把防守的任务交给另一个小队后,回到突击前的地方去取背包。
  我们取了背包再回来时,在路旁垂死挣扎的最后一个团也逃走了。从十日开始持续了三天的这场激烈到极点的地狱大演奏,也突然停止了,这是一场不分昼夜,混杂着炮声、枪声、爆炸声、叫喊声的大演奏,如此激烈的声音,不用说在过去,可能将来我再也听不到了吧。
  不知怎么了,突然远近都听不到一声枪响了,就好像突然停电似的,敌人全都逃跑了吧?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
  这是一个月光如水的静谧夜晚。我们进了城(指四方城)。皎洁的月光从被炮击坏的窗户的缺口射了进来,照在楼梯上,楼梯一片狼藉。钢筋混凝上的柱子倒了,屋顶也被掀掉了,到处都是碎片,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清寒的月光照在这片废墟上,落下斑驳的黑影。
  我沐浴在这寂静废墟中的月光下,俯视着这片大地,凛冽的寒风从军服的破洞钻了进来,此时,狂怒后的大地已筋疲力尽,安静地躺着。如同猛兽一般疯狂的敌我双方,这时都沉寂下来了。
  在这屠宰人类的工厂突然停止运转的寂静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再也不知道明天;有的战友因重伤,还在痛苦地呻吟。
  死对我们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还在呼吸,我还。
  活着。
  快到南京了,我还能活着回去吧!
  地下室里燃着红红的箐火。我本想躲在二楼角上一个围栏里睡觉,但难耐逼人的寒气,只好下楼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起做饭,畅谈战争情况和有关南京的事。地下室深处有一根自来水管,当然从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不可能来自水源地,是积存在管子里的水。我把水装进水壶,烧水,做饭。烧水的柴火是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中队长向我问了有关突击的情况。据士兵们说,第一、第二小分队已整装待发,准备夜袭,但中队长不知是害怕,还是怀疑不能成功,竟然下了撤退的命令。指挥班的士兵也不知中队长在哪儿,怎么找也找不到,当然中队长并没躲起来,但士兵们很是怀疑。我在冰冷坚硬的混凝土地上躺着。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振奋人心啊!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十点左右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正意味着敌人逃跑了。如果那时中队长有勇气乘胜追击的话,我们将会立头功,获得更大的荣誉啊!真遗憾!之所以能彻底攻占南京,是因为我们的夜袭瓦解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都很后悔,如果中队长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们的手将最早把日本国旗高挂在城楼上,我们勇敢的夜袭也将更加辉煌。但是我们有了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也很自豪,无论谁先到达城里,都是为夜袭立功,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无愧于那些溢美之词。
  第一分队奉命保护和收容伤员。我临时代理分队长,带领七名队员留在城里,为了防备残敌袭击,我们将三名伤员转入地下室,命令队员们轮流上屋顶监视,我四处巡查。手脚受伤的伤员从昨夜起流血不止,护理工作非常棘手,军医和卫生员都不在,我们除了说些安慰的话以外别无他法。在这空旷的大楼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边为南京的陷落而高兴,一边却为战友们痛苦的呻吟而心痛。室内什么家具也没有,全然像个怪物,冷飕飕,空荡荡,柱子东倒西歪,屋顶毁坏,这破败的景象在诉说着炮击的残酷。地下室深处放着一台切纸机。
  我走出屋外去看战迹。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金光灿烂,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很难想象昨晚激烈的屠杀场面。但是当我散步来到斜坡上时,看到从那沙包叠成的“丫‘形掩体枪座边散落着无数的弹药,敌人逃跑时未能带走的弹药箱,被染黑的泥土以及昨晚刚死的敌人的尸体,我仿佛看到了灭绝人衰的大屠杀,听到野兽的咆哮。我从那儿爬上去,在那儿杀死了敌人,在那儿呐喊过。我觉得在哪儿都杀死过敌人,不禁感慨万千。昨晚我去投了手榴弹,在有火药扫帚、子弹扫帚及机枪的地方投了手榴弹,那是在距这里一百米远或者更远的地方。战壕里支那兵的尸体像脱下随便乱扔的军服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看来敌人是狼狈而逃,数千发没开封的弹药丢弃下来,建筑用的十字铁镐也乱扔在地上。正对着中山门的铁丝网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给人很坚固的假象。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敌人。正准备把他刺死,他无力地睁开双眼,举起黑黑的手,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嘟囔着什么,一边从怀中拿出小笔记本,写了什么递给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写了什么?是遗书吧。我拿过来一看,只是五个莫名其妙的汉字。
  他可能以为自己都写好了,但不知是因为他的意识不清,还是昨晚出血过多,不能握紧钢笔,他的字很轻并且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很难辨认。他写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竭尽全力写了这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最后所有的力气。他的脸已完全是一张死人的脸,呈死灰色,这种颜色我在临死的战友脸上经常看到。深灰色之死浸透着他的皮肤。他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只是在安静地等死。他像在做梦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也许眼前浮现着和自己的爱妻一起满身泥土在田间耕地的情景;或者梦见自己抱着可爱的孩子;或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小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欢快地玩耍,鸭子在院旁的小溪里尽情地戏水。他那沾满泥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也没有罪,他只是执行祖国的命令。我真不忍心下手刺死他。
  这时,一等兵大森问道:“东,杀吗?”“嗯……”我敷衍道。“反正都要死的,杀吧!”大森端起了手枪。“那么就不刺,开枪吧……”大森的枪声宣告了他的死。
  我从他的怀中找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写着:“蒋委员长训示,秘密。”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把他写的纸片、钢笔以及这本小册子又放回他怀里。
  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第四节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
  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
  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了个纸包。“这是干萝卜丝,很好吃。可别跟别人讲啊,我部队也很少有,这是特等餐,特地给你的。”少尉低声说着,像把宝石递给我一样。
  我千恩万谢后离开了那里,途中有一个像是自来水水源的四方形水池,很多士兵在那儿淘米,我也把水壶装满后回到了四方城。
  我们睡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哨兵站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放哨,不管来多少敌人也能对付。我们把木板拼起来当床,铺上外套,就成了一间卧室。
  十四日,上午十点半,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精神抖擞地走在四方城路上。佐世保的辎重队还在遗族学校里。我非常感激给我干萝卜丝的那个少尉。这所遗族学校,据说是孙文革命军遗族子弟的学校。校内堆放着十几架日军飞机的残海这条路和正道相交叉向右拐,在斜坡草地上,有几个石头镶成的字,写着“新生活运动”,路旁躺着已经发黑浮肿的尸体。高高的城墙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城墙外侧是护城河,里面的水很深。桥已被破坏,只能通过一个人。中央有三扇大门,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门。为了占领这扇门,死伤了许多战友,而我们却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开在城墙中的三个城门,构成隧道形据点,没有装饰,异常坚固。两旁土包内侧的铁门关着,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半开着,铁门上有一些对历史表示感慨的白色文字:大野部队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占领。
  啊!大野部队是第一个占领的!是第一个占领南京的!
  记者“咔嚓咔嚓”地拍照。胡子拉碴的士兵们面带笑容,连车马声都仿佛表示了欢笑,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激动而兴奋。万里无云,太阳好像洒下了明媚的春光。
  “喂,记者,你们有没有向内地报道是大野部队第一个占领的?”
  “报道啦!今天一大早就发过电报了,现在内地一定是一片欢腾。”
  我们如释负重,一身轻松,心里满足,喜悦而踏实。走进被炮击坏的城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宽广的南京市街,宽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红、黄、蓝三色的美术广告牌,向前几步,右侧有一幢用青瓷大瓦和朱红圆柱建成的宫殿般的房子,左侧是一个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贷市场的广场上吃了午饭,寻找回中队的路。前天敌人还四处奔跑的大街,今天我们的士兵已经毫无危险,佩着刀在上面行走了。
  南京的街道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几乎看不到炮击或轰炸的痕迹,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看不到一个市民。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我们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听说这里是联队本部。我向联队副馆询问中队去了哪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副官不作声,没有回答。这时来了一位第一大队的副官,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第三中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正在城内守卫。我行了个军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参军成为现役军人时,联队副官中西已经是少佐了,而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好色又好酒的冷酷的军官。士兵在他眼里只是傻瓜,死一个士兵就像他军服上掉一颗纽扣那样毫不在意。饭店前通讯班的士兵正忙着架线。
  没过多久,中队回来了。“向右看齐!”我让队员整好队,向中队长举枪敬礼。
  “放下!”
  “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卫生队,一切顺利,现在到达。”
  中队长询问了伤员情况后,就去了本部,第三中队向城门行进。
  中队士兵有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在点心店住了一宿。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点心塞饱肚子了。野口不知何时带了两个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领,竟然塞满了一口袋巧克力。
  “昨天(这里的”昨天“指12月17日。)举行了入城仪式,第一大队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参加了,你们不在,但是大家都参加了。”战友对我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为了执行命令,才留下来负责收容伤员工作的。”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
  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不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我们把他们排成四纵队,白旗在前面拿着,我们开始和他们并排行进。
  有穿着浅蓝色棉军衣,外面套着浅蓝色棉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从头裹着毛毯的;有拿着豆沙面包的;有脱下军服换成便装的;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帽子的;有十二三岁的小兵,也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戴着礼帽穿着军服的;有把烟分给大家一起抽的,也有谁都不给只顾自己抽的。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边窃窃私语,边向前走去。
  在高地上,我再次抬起头来了望,几分钟之后,十几个敌人在右侧出现了,在我们一阵射击下,敌人逃跑了。然而,从右边松林里又有一个人影在向这里靠近,一等兵居仓也纳闷,人影是敌人还是战友呢?居仓一等兵是个开朗而滑稽的新兵,他向走近的人影问道:“喂!你们是谁?”听居仓的口气,我判断这个人影肯定是战友。
  “喂!谁?怎么不答话?”居仓又问对方。
  “日本!日本!”人影回答说。
  我一听,“哎呀”一声,非常怀疑回答“日本!日本”的人。
  居仓似乎信以为真他说:“日本!是友军就说友军!别怪里怪气说什么日本,蠢货!”
  居仓又说:“那么,你究竟是谁?”他们已经是面对面地站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喊:“不行!是敌人!”
  居仓就捅了一刺刀,“氨的一声,人影”呜——“倒下了。
  “唉!笨蛋!”听到居仓在喊,他把刺刀捅向已死的人影。
  我从高地跑了下来。
  他喘着粗气对我说:“东君!是敌人,是个支那兵!”接着又刺了一刀。敌人就倒在了我们的脚下。
  居仓对我说:“本来我就觉得奇怪,但是听到讲‘日本!
  日本,后,以为他是战友,便让他向这里靠近。仔细一看,这小子用的是捷克式枪,所以,肯定是敌人,我就把他刺死了。好险啊!差一点上他的当。“”亏你对捷克式的枪认得很准埃“
  “捷克式比三八式短。长度一样的话,就难分清了。说不定今天我就被他干掉啦!”居仓气呼呼地踢了尸体一脚。
  曹长怒吼道:“分队长把队员集合起来,右边的分队警戒右边,左边的分队警戒左边!”
  我喊道:“第一分队集合!”把队伍集合在中间的松树下。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青色的月光洒在地上,我们喊:“分队长!西本!西本!”可是,不见分队长的人影。
  虽然曹长只是命令警戒左右两边,但是我认为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战斗,中间很危险,所以决定把第一分队移到中间。
  高地上早看不见一个敌人了,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激战。右下方不远处,敌人的捷克式枪正在吐着火舌。
  “难道西本被打死了吗,没人答话,又不在小队。也许已经死了。”
  “不知跑到哪里啦!这个胆小鬼!”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他回来了。
  小队长训斥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
  “报告!因为后面打过来许多子弹,所以,我们正在把向这里突击的事与第九联队进行联络。”“谁的命令?突击最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行动!大家拼死突击的时候,你小子竟然为了联络而往后撤退!混蛋!”据说熊野一等兵一边冲锋一边还得承担救护伤员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没有命令是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的。
  第一、第二小队和中队长赶来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突击?又为什么没有联络就向后方撤退了呢?
  右侧下方有一条路,路边有间小屋子,敌人的机关枪就从这小屋子向第九联队猛烈射击。我们原打算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开火的。但是因不清楚第九联队的进展情况,所以只能就地待命。我打算用手榴弹消灭这个机枪火力点,于是从列队在高地上的第二小队士兵那几拿了手榴弹,在松阴下向敌人匍匐过去。估计与敌人相距四十五米左右。我曾想:“算了吧!
  现在面前就是南京,没有必要的事还是不干为好,否则死了也白搭。“但是又一想:”有什么好怕的!“同时,我也一边反躬自问:”我的勇敢行为中难道没掺杂着出风头的意思?一边爬着,我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遗憾的是它在十米左右的地硬功夫方开花了,没有奏效。当我正要沿着松阴爬回分队的时候,发现有个可疑的敌影在走动。我卧倒在地,借着月光瞄准射击,可是敌人毫无反抗地消失在黑暗中了。我心想,这里还有敌人。
  我们警戒时,从下面上来了三个人,又是谁呢?来做什么?
  “友军!”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光回答说“友军”不行。必须报联队番号和姓名。自我们突击以来,内部规定了“山、川……”等联络口令。
  来的三人是第九联队的士兵,他们送来了伤员。伤员肚子中了子弹。我一听肚子中了弹,心想这小子已经没救了。
  几乎没有人肚子中弹后被救活过,胸部中弹,只要不是心脏的话,哪怕打穿了,一般也都能救活。
  伤员疼痛难忍,他的喉咙发出笛子似的嘶叫,暴风般的叫喊,在哭嚎、诅咒般地呻吟。
  他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痛苦地挣扎着:“给我一枪!啊!
  难受!给我一枪!“声声刺透了我们的心。
  他在悲痛地叫喊:“小子们!小子订!平常都说咱们是战友,为什么现在不听我的,喂!喂!求求你们!给我一枪!
  给我一枪!“战友们都同情他,守护在一旁,爱莫能助。他们的战友在痛苦地挣扎,请求杀死他。一声声”为什么不给我一枪,为什么不杀死我,你们整我吗:你们还算战友吗“
  的呼喊,揪心的痛苦哭喊,犹如地狱中的咆哮,寒夜中,像冰一样刺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虽然在生死关头是非常单纯的,但他那痛苦的悲鸣打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他发疯般痛苦呻吟,叫喊:“给我一枪”,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他这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子弹穿过了他的腹部,年轻的热血折磨着他,流到冰冷的地面。
  突然间,“眶!哐”几声,传来了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他的悲鸣消失了。
  “喂!又一个被打中啦。腿被炮弹炸飞了。”
  他妈的,又一个负伤了。中队长飞奔过去。我们已是火冒三丈。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我们都很钦佩并赞赏那个双腿被炮弹炸掉的中队士兵。
  他还显得很精神的样子。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都不痛,把血止住就没事了。不是还没死吗!以后我还要上战常据说在被送往有军医的后方的途中,他也没显露出一丝惧色。尽管军医尽力抢救,最终还是因出血过多死了。
  但是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临终时刻,他都还神情安详,面带笑容。军医都衷心感叹,说从没有见过如此坚强的士兵。
  迫击炮又开始攻击了。
  我们第三小队把防守的任务交给另一个小队后,回到突击前的地方去取背包。
  我们取了背包再回来时,在路旁垂死挣扎的最后一个团也逃走了。从十日开始持续了三天的这场激烈到极点的地狱大演奏,也突然停止了,这是一场不分昼夜,混杂着炮声、枪声、爆炸声、叫喊声的大演奏,如此激烈的声音,不用说在过去,可能将来我再也听不到了吧。
  不知怎么了,突然远近都听不到一声枪响了,就好像突然停电似的,敌人全都逃跑了吧?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
  这是一个月光如水的静谧夜晚。我们进了城(指四方城)。皎洁的月光从被炮击坏的窗户的缺口射了进来,照在楼梯上,楼梯一片狼藉。钢筋混凝上的柱子倒了,屋顶也被掀掉了,到处都是碎片,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清寒的月光照在这片废墟上,落下斑驳的黑影。
  我沐浴在这寂静废墟中的月光下,俯视着这片大地,凛冽的寒风从军服的破洞钻了进来,此时,狂怒后的大地已筋疲力尽,安静地躺着。如同猛兽一般疯狂的敌我双方,这时都沉寂下来了。
  在这屠宰人类的工厂突然停止运转的寂静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再也不知道明天;有的战友因重伤,还在痛苦地呻吟。
  死对我们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还在呼吸,我还。
  活着。
  快到南京了,我还能活着回去吧!
  地下室里燃着红红的箐火。我本想躲在二楼角上一个围栏里睡觉,但难耐逼人的寒气,只好下楼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起做饭,畅谈战争情况和有关南京的事。地下室深处有一根自来水管,当然从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不可能来自水源地,是积存在管子里的水。我把水装进水壶,烧水,做饭。烧水的柴火是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中队长向我问了有关突击的情况。据士兵们说,第一、第二小分队已整装待发,准备夜袭,但中队长不知是害怕,还是怀疑不能成功,竟然下了撤退的命令。指挥班的士兵也不知中队长在哪儿,怎么找也找不到,当然中队长并没躲起来,但士兵们很是怀疑。我在冰冷坚硬的混凝土地上躺着。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振奋人心啊!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十点左右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正意味着敌人逃跑了。如果那时中队长有勇气乘胜追击的话,我们将会立头功,获得更大的荣誉啊!真遗憾!之所以能彻底攻占南京,是因为我们的夜袭瓦解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都很后悔,如果中队长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们的手将最早把日本国旗高挂在城楼上,我们勇敢的夜袭也将更加辉煌。但是我们有了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也很自豪,无论谁先到达城里,都是为夜袭立功,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无愧于那些溢美之词。
  第一分队奉命保护和收容伤员。我临时代理分队长,带领七名队员留在城里,为了防备残敌袭击,我们将三名伤员转入地下室,命令队员们轮流上屋顶监视,我四处巡查。手脚受伤的伤员从昨夜起流血不止,护理工作非常棘手,军医和卫生员都不在,我们除了说些安慰的话以外别无他法。在这空旷的大楼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边为南京的陷落而高兴,一边却为战友们痛苦的呻吟而心痛。室内什么家具也没有,全然像个怪物,冷飕飕,空荡荡,柱子东倒西歪,屋顶毁坏,这破败的景象在诉说着炮击的残酷。地下室深处放着一台切纸机。
  我走出屋外去看战迹。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金光灿烂,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很难想象昨晚激烈的屠杀场面。但是当我散步来到斜坡上时,看到从那沙包叠成的“丫‘形掩体枪座边散落着无数的弹药,敌人逃跑时未能带走的弹药箱,被染黑的泥土以及昨晚刚死的敌人的尸体,我仿佛看到了灭绝人衰的大屠杀,听到野兽的咆哮。我从那儿爬上去,在那儿杀死了敌人,在那儿呐喊过。我觉得在哪儿都杀死过敌人,不禁感慨万千。昨晚我去投了手榴弹,在有火药扫帚、子弹扫帚及机枪的地方投了手榴弹,那是在距这里一百米远或者更远的地方。战壕里支那兵的尸体像脱下随便乱扔的军服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看来敌人是狼狈而逃,数千发没开封的弹药丢弃下来,建筑用的十字铁镐也乱扔在地上。正对着中山门的铁丝网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给人很坚固的假象。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敌人。正准备把他刺死,他无力地睁开双眼,举起黑黑的手,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嘟囔着什么,一边从怀中拿出小笔记本,写了什么递给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写了什么?是遗书吧。我拿过来一看,只是五个莫名其妙的汉字。
  他可能以为自己都写好了,但不知是因为他的意识不清,还是昨晚出血过多,不能握紧钢笔,他的字很轻并且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很难辨认。他写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竭尽全力写了这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最后所有的力气。他的脸已完全是一张死人的脸,呈死灰色,这种颜色我在临死的战友脸上经常看到。深灰色之死浸透着他的皮肤。他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只是在安静地等死。他像在做梦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也许眼前浮现着和自己的爱妻一起满身泥土在田间耕地的情景;或者梦见自己抱着可爱的孩子;或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小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欢快地玩耍,鸭子在院旁的小溪里尽情地戏水。他那沾满泥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也没有罪,他只是执行祖国的命令。我真不忍心下手刺死他。
  这时,一等兵大森问道:“东,杀吗?”“嗯……”我敷衍道。“反正都要死的,杀吧!”大森端起了手枪。“那么就不刺,开枪吧……”大森的枪声宣告了他的死。
  我从他的怀中找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写着:“蒋委员长训示,秘密。”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把他写的纸片、钢笔以及这本小册子又放回他怀里。
  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
  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
  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了个纸包。“这是干萝卜丝,很好吃。可别跟别人讲啊,我部队也很少有,这是特等餐,特地给你的。”少尉低声说着,像把宝石递给我一样。
  我千恩万谢后离开了那里,途中有一个像是自来水水源的四方形水池,很多士兵在那儿淘米,我也把水壶装满后回到了四方城。
  我们睡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哨兵站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放哨,不管来多少敌人也能对付。我们把木板拼起来当床,铺上外套,就成了一间卧室。
  十四日,上午十点半,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精神抖擞地走在四方城路上。佐世保的辎重队还在遗族学校里。我非常感激给我干萝卜丝的那个少尉。这所遗族学校,据说是孙文革命军遗族子弟的学校。校内堆放着十几架日军飞机的残海这条路和正道相交叉向右拐,在斜坡草地上,有几个石头镶成的字,写着“新生活运动”,路旁躺着已经发黑浮肿的尸体。高高的城墙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城墙外侧是护城河,里面的水很深。桥已被破坏,只能通过一个人。中央有三扇大门,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门。为了占领这扇门,死伤了许多战友,而我们却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开在城墙中的三个城门,构成隧道形据点,没有装饰,异常坚固。两旁土包内侧的铁门关着,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半开着,铁门上有一些对历史表示感慨的白色文字:大野部队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占领。
  啊!大野部队是第一个占领的!是第一个占领南京的!
  记者“咔嚓咔嚓”地拍照。胡子拉碴的士兵们面带笑容,连车马声都仿佛表示了欢笑,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激动而兴奋。万里无云,太阳好像洒下了明媚的春光。
  “喂,记者,你们有没有向内地报道是大野部队第一个占领的?”
  “报道啦!今天一大早就发过电报了,现在内地一定是一片欢腾。”
  我们如释负重,一身轻松,心里满足,喜悦而踏实。走进被炮击坏的城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宽广的南京市街,宽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红、黄、蓝三色的美术广告牌,向前几步,右侧有一幢用青瓷大瓦和朱红圆柱建成的宫殿般的房子,左侧是一个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贷市场的广场上吃了午饭,寻找回中队的路。前天敌人还四处奔跑的大街,今天我们的士兵已经毫无危险,佩着刀在上面行走了。
  南京的街道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几乎看不到炮击或轰炸的痕迹,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看不到一个市民。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我们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听说这里是联队本部。我向联队副馆询问中队去了哪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副官不作声,没有回答。这时来了一位第一大队的副官,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第三中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正在城内守卫。我行了个军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参军成为现役军人时,联队副官中西已经是少佐了,而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好色又好酒的冷酷的军官。士兵在他眼里只是傻瓜,死一个士兵就像他军服上掉一颗纽扣那样毫不在意。饭店前通讯班的士兵正忙着架线。
  没过多久,中队回来了。“向右看齐!”我让队员整好队,向中队长举枪敬礼。
  “放下!”
  “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卫生队,一切顺利,现在到达。”
  中队长询问了伤员情况后,就去了本部,第三中队向城门行进。
  中队士兵有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在点心店住了一宿。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点心塞饱肚子了。野口不知何时带了两个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领,竟然塞满了一口袋巧克力。
  “昨天(这里的”昨天“指12月17日。)举行了入城仪式,第一大队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参加了,你们不在,但是大家都参加了。”战友对我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为了执行命令,才留下来负责收容伤员工作的。”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
  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不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我们把他们排成四纵队,白旗在前面拿着,我们开始和他们并排行进。
  有穿着浅蓝色棉军衣,外面套着浅蓝色棉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从头裹着毛毯的;有拿着豆沙面包的;有脱下军服换成便装的;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帽子的;有十二三岁的小兵,也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戴着礼帽穿着军服的;有把烟分给大家一起抽的,也有谁都不给只顾自己抽的。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边窃窃私语,边向前走去。
  (第二卷完)
  第三卷
  第一节
  中鸟部队(第十六师团)
  大野部队(第二十联队)
  西崎部队(第一大队)
  森山队(第三中队)
  村下小队(第三小队)
  自昭和十三年一月从大连出发第二次讨伐北支军队至四月二十一日出发赴徐州战场一月三十一日。
  从大连回国的梦想被无情地打碎了。下午四点,我们从宿舍出发,坐上闷罐车再一次奔赴战场。今天是旧历年。到处是满人燃放爆竹欢庆新年的身影。
  我的故乡有没有下雪?大家一定在白雪纷飞中欢度新年吧!
  我们的铁罐货车已被临时改成上下两层。为的是最大限度地运送士兵。在狭小昏暗的车厢里,我们就像关在铁笼里的猴子一般无法动弹。我睡在上层。木下和我隔着一张床,正在闹腾。只要不打仗,他就格外来劲。
  军用列车不停地向北方驶去。每节车厢里都塞了七十多名士兵。我们裹在从南京征用来的被褥里抵御着刺骨的寒气。河上结了冰,变成了冰河。
  荒漠的大地,无垠的大地,到了大陆后,我们对土地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体会。从火车的缝隙间,只见大地不断地向后退去。已经过了奉大。本以为会再往北开,罗盘却指向了西面。
  难道是再次奔赴北支那?
  正如我所料,列车到达了山海关。广漠的大地上散落着一些石头房子,巍峨的大山层峦叠嶂。它们呈锐角形,在内地是见不到这种形状的山的。在同一条铁路上,我们曾经士气高昂地奔赴中支那,如今却满怀惆怅坐火车北上。
  列车靠站时,木下想抓紧这几分钟上厕所,不料,慌忙中从货车上滚到结了冻的铁轨上,他像是折了腰,躺在地上直哼哼,最后在两三位士兵的帮助下,总算哼哼卿卿站了起来。
  木下平时就爱使性子,跌痛了就借题发挥,大吵大闹起来。甚至破口大骂那些扶他起来的士兵。
  终于,那些士兵也火冒三丈了,纷纷撒手而去。这样,他就得冒着再次跌倒的危险,独自爬回火车。但木下却像个爱撒娇的孩子坐在原地大喊大叫。“哪有那么疼?”战友们都投以不信任的眼光,没人同情他,最后,他索性赖在地上哭叫起来。战友们这下束手无策了,只好把他抬到他的上层铺位上。
  在被抬往床铺的途中,他仍然骂骂咧咧的,好像是战友们把他推下火车的。
  躺上床后,木下一直没有停止呻吟。其间,若是谁的手或脚不小心碰了他,他就会扯着嗓子大骂。战友们忍不住与他争吵起来。木下原来就爱无理取闹,这下越骂越来劲,丝毫不示弱。后来大伙儿都觉得与他理论是白费口舌,便住了嘴。
  他就像个被冷落的孩子,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时而踢踢这个,时而骂骂那个,他的一言一行招来的是更多的责骂。在狭小的闷罐车里,时不时会有人碰到他,哪怕是碰了他的指头,他也会像个任性的孩子尖叫起来。最后木下拿出了缝衣针,谁碰到他,他就戳谁。大伙对此瞠目结舌。在这期间,他又开始在车上随地小便,真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家伙。
  但他这种荒唐的举动也为郁闷的长途旅行带来了一丝乐趣。
  穿过天津,绕过长辛店,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北支那辽阔的大地。火车向南疾驰,车厢里也越来越暖和起来。铁路沿线可以看到像火柴盒般的土房子。铁道两边的土地,就像内地的田地一般被仔仔细细耕作过了。我们的列车通过时,农夫们停下了手中的锄头远眺,孩子们高举双手呼喊。列车一靠站,脏兮兮的孩子们就围上来讨剩食,喊着:“给一点吧!给一点吧!”这种枯燥的日子持续了四天,第五天下午六点左右,列车到达了一个车站。据说这是邯郸站,奇怪的是这个车站居然开着灯。我们下车后才发现站内有士兵用两台马达发电。
  部队先向驻地营盘出发,留下我们几个搬运兵。搬运完行李后,我们就沿着昏暗的道路急奔营盘。忽然,从前方暗处传来了放肆的娇笑声与醉汉口齿不清的嘟囔声,而且他们说的都是日语,我们做梦都设想到居然能在北支那的边远地区碰到会说日语的女人。
  一到达目的地我们就被派遣去搬运行李,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才肩背沉重的背包,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往营盘,本来心里就有点窝火,一听到这淫荡的谈笑声,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我们打开手电筒,想看看究竟是些什么人。手电筒的光照中,只见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军官和一个身穿刺眼的红和服、浓妆艳抹的女人踉踉跄跄地走着,不断有污言秽语从他们嘴中吐出。他们喝的酒或许是后方(这里的后方指日本国内。)的人们满怀热情送来的军需品。
  真是不堪入目的一幕,不知廉耻的女人居然跟随来战地卖淫,我非常蔑视这个军官。
  卖淫女的娇笑声与醉汉的嘟囔声,从黑暗中传来又消失在黑暗中。
  我“呸”地吐了一口口水,大踏步向营盘走去。
  说是营盘,依旧是战地肮脏的宿舍,走进破旧不堪的大门,房间呈“凹”字形排开,我们分队的房间在左侧,门口挂着一张草席。
  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屋顶和墙壁。简陋得像是山崎街道上定九郎的住所(日本的民间文艺和歌舞伎里有一段叫《山崎街道》,定九郎是该剧中的角色,头发蓬乱,住在非常简陋的房子里。)。邯郸——这可是当年鲁生梦见王侯将相们,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酒池肉林,大肆挥霍的地方呀(这里是用的“黄粱一梦”的典故,鲁生,应为卢生。)。
  今晚我是不是也会做一个饱食一顿、身裹锦缎的美梦呢?
  我把外套裹裹紧,就躺在地上。房间里到处是寒气,地面刺骨的冷气冻得人直打哆嗦,我根本无法入睡,三番五次起身去烤火。
  从大连刚刚出发时,我们呼出的热气在闷罐车的铁门上结起了一层白冰。列车南下后,虽说越来越暖和,但这仅限于白天,夜晚依旧很冷。白天的温度没有超过摄氏零度,只是没有风,倒也不觉得冷。
  次日早晨,我往水壶里倒了些河水,不到三分钟就冻住了,连塞子都拔不出来了,饭盒里的水也结起了冰,打开盖子时冰块悉卒作响。
  今天又是万里无云。越往南,天晴的日子越多。
  我觉得身上奇痒无比,脱掉衣服一看,刚穿上身没几天的白汗衫上,有几只虱子爬来爬去到处产卵,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虱子,吓得我赶紧扔掉这件崭新的白汗衫。
  今天是二月五日,全队休息一天,我就走着到城里参观。
  邯郸城里有很多古庙,给人一种历史悠久、古色古香的感觉。城门的建筑很有特色:干涸的外护城河上架着一座一丈多长的石头桥,过桥往左拐进入第一道城门,再往右拐才能进入第二道城门,这个让你左拐右拐的城门,建得古朴凝重。
  城墙内侧长满的青苔像在诉说着几百年的历史。
  我和田中走在这静谧而又古趣盎然的街道上,时不时能看到制作精细的青瓦和瓦上的动物雕像。田中平常就爱摆弄古董,这会儿更是看得目不转睛。他很想要这些古董,但看看墙上到处张贴着“不准随意破坏寺庙宪兵队”的告示,只得作罢。
  这街道和支那其他街道一样,没有一块石子儿,但厚厚的尘上几乎快埋住人的双脚了。
  忽然看到前面一个街角上挂着“朝鲜菜青鸟馆”的牌子。
  我走进去想吃点东西,不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只传来妓女的尖叫声。
  这家店铺,原来卖的是“性欲菜”,我被好奇心驱使往里屋一探头,只见里面摆着床,士兵抱着朝鲜女人躺在上面。床边没有门,用白门帘简单地隔开,离他们不到两米处,也挂着白帘子,一对男女躺在里面的床上。只要轻挑一下帘子,他们的身体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一个一个房间顺着看下去,映入眼帘的是女人们放荡的裸体和男女淫乱的场面。这些男女毫不在乎我们的窥视。外面,还有不少士兵吐着烟圈排队等候,这是多么不堪入目的一幕啊!
  我们走出来绕到城外,这儿有一个叫大乘寺的古刹。庙顶覆盖着古式青瓦,在屋顶最高处和四边飞檐上都装饰着很多狐狸和兵卒的雕像。这个古寺已摇摇欲坠,只有屋顶还保存着寺庙古朴静穆之风。墙壁是黑砖,更映衬出青瓦的庄严气派来。这青瓦可能是古寺最值钱的东西了。
  寺庙里面根本看不到佛像的影子,空荡荡的,就像个马棚,大乘寺——听起来就像是内地的寺庙名。
  这附近(北支那一带)没有树木,搜集烤火用的木头也就成了个大难题。最后,我们用铁锹和锄头砸倒房屋,拣出木头烤火,我们做这一切时,支那人站在一旁惶恐万分地看着。
  七日,我们向磁县出发。
  昨晚我几乎一夜没睡,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了两三个小时。醒来直打呵欠,但部队不会因我一人犯困而推迟出发的,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在足有五六寸厚浮上的路上。
  走过之处,掀起一阵尘土。这时,有五六个肩挂国防妇女会字样的女人站在路边。
  “多保重!”
  “注意身体啊!”
  “我们马上也会跟过来的!嘻嘻……”
  她们边叫边笑。
  这种地方居然有国防妇女会的日本女人?真让人不可思议。但一想到她们是日本人,就不由得高兴起来。我朝她们望了几眼,有一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不就是我们刚刚到达邯郸的夜里碰上的那个喝得醉醺醺的,与军官走在一起的女人吗?她们原来是卖淫女!
  白天是国防妇女会的会员,晚上就成了卖淫会的成员。
  她们配当国防妇女会的会员吗?真是些不知廉耻的女人。
  她们中有两三个人扭过头,垂下了双眼。是因为自己卑贱的身份呢,还是舍不得与情人分手?
  她们里面还夹杂着两个年轻的朝鲜妓女,她们穿着黑白交叉的朝鲜服,胸前的白色领结随风飘动。有一个日本女人已近四十了,一直喋喋不休。
  与其说她们在欢送我们全体队员,不如说她们是在送别那些军官,那些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大前天晚上都与她们共度良宵,慷慨付钱的军官。
  我很蔑视这些女人,但一想到有女人为我们送行,倒也不反感。
  你们这些应遭唾弃的女人!爱怎么赚钱就怎么赚吧!
  这条路还没有通火车,好像火车只通到邯郸,所以我们只好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前进。越走肩上的背包就越沉,脚上也疼痛难忍。我们一个个弯起了身子,拖着沉重的双腿气喘吁吁地往前赶。不断有落伍者滚倒在铁路上。我们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意志在行军,完全是钢铁般的意志在支撑着我们前行。脚底不断地磨出水泡,水泡踩破之后疼痛难忍。我就尝试用脚跟走,或是右脚用劲歇歇左脚,或是左脚用劲歇歇右脚。
  好多次,我都想一屁股坐到地上,或是躺在铁轨上,但一想到这是对意志的锻炼,就打消了这些念头。
  夜幕降临,冬天的夜空中,半圆形的月亮静静地闪着寒光。
  滴水成冰的严寒中,壶里的水早就冻了起来。休息的时候,汗津津的背上一阵寒气,真让人担心背上也会结起冰来。
  从磁县车站,沿着两边栽着柳树的坑坑洼洼的道路,走了快一公里,才到达磁县县城。
  二月八日。
  我们进入一个空无一物的大屋子,据说原来是所学校。
  说是学校,远没有日本的学校那样设备齐全,只是有三四间空房子而已。
  泥土房间内铺上了崭新的地板,可能是建筑班的人铺的。
  说是我们将在这儿驻扎一个月,曹长甚至通知我们,要订阅《朝日新闻》或是《每日新闻》的人,一律到他那儿登记。想到能驻扎一个月,我们个个兴奋无比。
  我上了战场后,嗓子老是出问题,不是疼痛难忍,就是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不知是因为空气太干燥,还是因为空气中的尘土过多。
  因为没有风,气温再低也不觉得冷。这种温度下,再刮阵风,就会觉得寒气逼人了。白天,阳光普照如温暖的四月。也很少下雨。说到雨,我来支那后只遇到过两场:一场是十月份进攻北支那时,另一场是十一月份刚刚到中支那时。
  部队发给每人菠萝罐头和苹果。打开罐头一看,果汁早就结了冻,我们只好嚼果汁而不是吸果汁。苹果也冻住了,一点甜味都没有。
  磁县的支那人对我们没有丝毫的敬畏,害怕之意,相反倒抱着一种轻视的态度。我们都觉得这里的安抚工作是不是做得过于周全了。
  看来不让他们先尝尝拳头的滋味,是达不到安抚的真正目的的,这块土地上居民的态度,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他们张嘴就是钱。洗一件汗衫要五钱,十根一尺左右的木条要十钱。自己跑来说帮我们忙,干完活就伸手要钱。挑一下行李也要报酬,总之,只要劳他们动了手,你就得付钱。他们张口闭口都是钱,不由得令人生厌。从他们身上丝毫找不到战败国国民所特有的羞辱感,只要给他们好脸色,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街市热闹依旧,根本不受我们部队进驻的影响。道路上满是尘土,让人怀疑要是下一场雨的话,会不会比水田还泥泞。支那人就在这样的道路上卖着不知从何处弄来的奶糖等,他们似乎认定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赚钱机会,趁机漫天要价。
  独轮车“吱吱咯咯”地通过尘土飞扬的道路。
  街市人来人往,充满生机。新开张的小吃部、五金店,像内地的夜市一样,在道路的两边排开。
  我们宿舍旁边有座孔庙。占地面积大得惊人,但并无庄严感。外形和小学课本插图上的孔庙毫无差异,庙门口挂着一块金色的匾,上面写着“孔庙”两个大字。有着三重屋顶的大门上挂着“道贯今古”、“德配天下”两块匾。孔庙的屋顶覆盖着青色和黄色的瓦,上面装饰着狐狸与兵卒的石像,非常精美。田中半夜爬上屋顶,偷下狐狸与兵卒的石像。这之后,田中常常会出神地盯着那些古董,满脸陶醉的神情。
  我们中队在后面的空地上设了一个相扑常二月十一日。
  我必须到北门去站岗。
  北门建得巍峨而雄壮,过北门得像走迷宫似的,绕过三道关,可以想见要攻打这个城门是多么的不易。城墙有日本的三层楼房那么高。走出城门就能看到贮满水的护城河。
  苍天下,茫茫的大地上只见城墙透迤。手拿警棍的保安队巡警和我们部队的哨兵,两人一起检查进出城门的支那人。
  这些巡警一查到支那银行的纸币就全部没收,根本不补发给他们朝鲜银行的纸币。但在邯郸的时候,那儿的居民就不愿意要朝鲜银行的纸币,而要我们手中的支那银行发行的纸钞。
  磁县的居民毫不吝惜地扔掉支那银行的纸钞,用起了朝鲜银行或是日本银行的纸币,似乎觉得这才是自己一直在使用的货币。
  城门上面宽的地方有九米,窄的地方也有五米多,足够人骑着马驰骋。城墙也有五米多宽。
  保安队的巡警们就住在第一、第二道门之间,那儿就是他们的家。
  磁县可能是这一带的中心地,白天人如潮涌,不比京都的京极(京极,地名,日本京都的繁华地带。)少。但人人都穿着藏青色或是黑色的肮脏的支那服。
  有的人赶着驴子拉独轮车,有的人吆喝两头毛驴拉着满载棉花的两轮车。在满是灰尘的街上,有人在卖馒头、糖果、肉包、杂货等物,还有人在买这些东西,真是人山人海。夹杂在里面的还有一间挂着“甜点俱乐部”的日本人经营的年糕赤豆汤馆和一间军用小卖部。
  二月十六日。
  有一天,我被派往旅团司令部当警卫。司令部设在城墙附近一个大民房内。我们住在旁边的民房里待命。这户人家有主妇、孩子和一个年轻姑娘。姑娘有十七八到二十岁的样子,长得并不算十分出色,但在我们这些好久没见过年轻姑娘的人看来,已是相当俊俏了。主妇白天主要是为孩子们做做肉包子什么的。
  晚上轮到我站岗。清冷的月光照在透迤的城墙上。城墙边有一潭湖水,能从笼罩着湖面的水汽中隐约望见对面矮小的城门。我站岗的地方有一棵光秃秃的树,我靠在树上眺望着月光、湖水和城墙。步枪顶端的刺刀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马棚里传来马的嘶鸣声。多么明亮的月亮,多么幽美的景色啊!浮云像丝绵一般从月亮旁飘过。
  我的思绪也随着浮云飘往了我的故乡。
  一想到这月亮也照着我的故乡,我故乡的人们也在眺望着这月亮时,就觉得这是多么神秘而不可思议啊!同时也感觉到了宇宙的空渺无垠。相对于宇宙,我们做的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月亮总会引人伤感,看着月亮,我不由得想起了很多事情,淡淡的哀伤渐渐浮上心头。
  湖面的水蒸气袅袅升起,又消失在空中。月亮穿过水汽倒映在湖面。远处野狗的吠叫声,更加深了寂寞的感觉。
  黑色的小猪像老鼠一样悉悉卒卒空过湖边。
  我站在那儿望着这寂静的景色,不由得触景生情,怀念起了故乡。
  二月十七日。
  站完岗回宿舍后,又去参观了寺庙。
  今天不比往日,刮起了大风,风卷着沙土迎面扑来,让人无法睁眼。
  寺庙建得很古朴,上面有“清朝道光”的字样。庙门的屋顶又宽又重,穿过庙门,走过圆形石桥,就来到了正殿。正殿里面安放着支那特有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像。
  不知为何,今天一整天都觉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把席子铺在向阳处,躺在上面继续我的故乡梦,昨晚的月亮至今还留在我的心坎上。
  一想到不知何时才能重归故国,我就陷入深深的乡愁之中,啊!无法排遣的乡愁。
  特别想家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这种冲动:想一刀挑死支那人,听他们的惨叫声,或是一枪打进支那人的身体。那样心里或许会舒服些。
  原定要在磁县驻扎一个月的,但随着战线的扩大,我们也不得不向前进军。
  应该是下午两点出发的,临时改成下午七点乘火车出发。
  不用步行,真是太妙了。
  今晚月亮没出来,四处一片漆黑。车站上,压缩饼干、大米、酱油堆成了小山,宇都宫联队的哨兵站在一旁看守,抓到前来偷窃的支那人,就绑在树上拳打脚踢。支那人满脸鲜血,痛苦地哀叫、求饶。
  在昏暗的空地上,一些戴着白色臂章的苦力,一一、二、三、四、五……按顺序用日文编上了号,好像共有四十八人。
  从守卫营那边又传来了“哼!混蛋”的责骂声和殴打声,紧接着的是支那人的哭喊声。
  看来这些宇都宫的士兵相当憎恶偷东西的支那人。
  我们看到黑乎乎的火车开始喷蒸汽了,靠蒸汽居然能推动这么沉重的车身,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啊!
  两个半小时后,火车停靠在彰德车站。这个地方看来不小,车站也很大,车站前有一个日彰宾馆,很显然是临时改造的。一个穿着日本和服的女人下了火车就走进宾馆,看来勇敢的日本市民也跟随到彰德了。
  我们从车站出发走了五六百米,来到城内找宿舍,在一条巷子的两旁排列着很多砖瓦房。我们中队就要宿在这儿。
  我们挨家挨户地敲门,用中文喊着:“开门!开门!”却无一人给我们开门。最后我们就用十字镐砸门,结实的门却纹丝不动。费了好大劲冲进去一看,只见一个老头吓得哆嗦成一团,其他人早不见了踪影。
  可能我们在门外大喊“开门”的时候,女人和孩子趁机溜了,但这家的房子没有后门,他们是怎么逃走的呢?难道从屋顶上逃走不成?
  我们大骂了老头子一通:“你这死老头子!我们没想害你们,你倒让我们费这么多功夫!”随后就走进房间躺了下来。
  最近供给的食品、日用品,用都用不完。在警卫队的话,可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各自吃得饱饱后外出。
  二月十八日。
  彰德很大,特别是白天,人多得像在赶集。我们乘的人力车从后城门出了城。广漠悠久的大地上绵延着高高的城墙,这是在大陆才能看到的风景,像电影上的画面一般雄伟。
  壮观。
  城外的火车站前妓院林立,可能有三四十家。大都是朝鲜妓女。不知为何今天特别想找个妓女。我们五人看中了一个妓院,觉得那儿可能有美貌的妓女。谁知进去一问,一下子找不出五个妓女,我们只好返程。坐在人力车上,想想幸好没找到妓女。
  二月十九日。
  但这一天外出的时候,我还是走进了妓院。
  最近可能是太轻松了,晚上常常难以入眠,我想是不是该找个地方发泄一下了。
  我找的朝鲜妓女长得很漂亮,但显得很无知。
  一小时三日元。
  她有一个手提收音机,随着音乐给我跳起舞来。欣赏着熟悉的音乐和舞蹈,我觉得很愉快。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嫖妓行为,我就后悔不已,那感觉如同身体被淤泥玷污了一般。我的体内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真想往自己肮脏的身体上狠狠唾一口唾沫。
  现在士兵的心境和当时他们在南京军政部时的相差甚远。在南京的时候,人人都认为取得了胜利,个个兴高采烈,充满活力,现在的士兵们已失去了往日的朝气,每天唉声叹气,士兵内部弥漫开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早就失去了原来那种紧张感。
  要想让士兵们恢复原来的干劲是不可能的了,失去那种热切的期待后,他们现在陷入了沮丧的情绪中。
  但这只是心理历程的一个过渡期而已。过了这个过渡期,我们会静下心来,全力以赴,为下一个军事目标做好准备。
  今天有酒供应,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喝酒了。还没到满月的时候,但天空中的月亮像幻灯一般清亮,无数的星星银河般瑶璨,即便在这寒冷的冬夜,我们也嗅出了春天的气息。过不了多久,迎面拂过的春风就该带来一股刚挤出的牛奶般的浓香了。
  院子里,熊熊燃烧的火堆上,架着石油罐热酒。我们围着火堆坐成一圈,边喝酒边引吭高歌,唱了很多曲子,有沙诺沙曲(沙诺沙曲,为l897年前后日本流行起来的歌谣,因每句结尾加上沙诺沙的音调得名。)、袈裟曲(日本新与一带流行的民谣。)、矾曲、小原曲等。
  我们意气风发的歌声,打破了冬夜的寂静,回荡在夜空中;我们打的拍子,也与歌声应和,在夜空中回响。
  这所房子的主人,也就是先前的老头子,笼着两手,脸上交织着不安和好奇,诧异地瞧着我们不同寻常的举动,竖耳听我们奇怪的曲调。
  我们尽情地喝酒、高歌。直到拍得手发疼,喝得酪酊大醉为止,但我们高亢的歌声里隐含着一丝不知何时才能返回故乡的忧愁。
  今天也允许外出,但因为昨天外出时做了该遭唾弃的事,我准备一人在房间里度过。
  战友们都出去了,不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想一人安安静静地呆着。我早已习惯了纪律森严的部队生活,像昨天那样放松一下,当时感觉很兴奋,但过后只会觉得无聊。
  门外传来了如位如诉的二胡声。我大踏步走到门口,把卖唱的盲人叫了进来。他吃力地登上石阶,拉起了二胡。细弱而颤抖的弦声沁人我寂寞的心灵。春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
  我的心颤抖起来,像是因为自己找回了哀怨,又像是因为找到了真实的自我。盲人眨巴着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静静地拉着二胡,昨晚,我们在这儿意气风发地唱歌、喝酒,现在,瞎眼的乞丐在同样的地方拉着凄凉的曲调,嘶哑的二胡声直接传到我的心灵深处,我恨不得让这音乐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拉了几段曲子后,二胡停了下来。我给了他十钱和一些米。
  卖淫女失去姿色就当鸨母,赌徒变成了骗子,浪荡子沦落为乞丐,这就是贯穿人一生的不可逆转的法则,即将步入老年的盲人垂下了头,好像已屈服于这个人生的法则,慢慢吞吞走下台阶。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衣衫褴楼的老太太,她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幼儿,拄一根细细的拐杖,拎着个圆筒状的空罐子,那孩子一个劲儿地往她怀里钻,瞪大双眼看着我,她或许就是抗日战争的受害者吧?我拿一些食品把她打发走了。
  我们中队跟在第三大队后面出发了,我们中队的第一小队充当磁县与彰德间的警备力量,第二大队负责彰德的警备。
  我们走到城外,踩着厚厚的尘土向广阔的大地前进,在去汤阴的路上,我看到五六个朝鲜妓女搭坐在部队的卡车里。
  看来她们也和部队同步调前行。
  日本军人老是说支那兵把妇女和孩子带到战壕,可如今为什么自己也带着这种不洁之身行军呢?
  第一个晚上是在肮脏的汤阴城宿营的,我们的目的地是新乡,村下少尉在我们分队领取给养,和我们一起吃住,少尉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酒,我们杀了鸡,饱餐了一顿。
  放眼四望,到处是大地,绵延的平地上甚至找不到一个石子儿,我们的部队在这土地上像成群的蚂蚁缓慢前行。
  半路上无法补给水,所以早上出发前把水壶装满后,得一直靠它撑到晚上到达宿营地为止。走过平地,越过丘陵,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后石桥一个非常贫苦的农家宿营。我看他们实在穷得可怜,就拿了一些点心给他们家脏兮兮的孩子。
  北支那的人家再穷也有大门,这个人家也不例外。他们家没有一扇朝外的窗户,要想从外部攻打进来是不可能的。
  里面的房间呈“凹”字形排开。
  这个人家养鸡,对他们来说鸡也算是笔不小的财产了。
  我们四处追着逮鸡,没想到北支那的鸡居然像鸟似的,能飞到半空中,根本抓不着。鸡飞上高高的白桦树顶,在白桦树之间跳来跳去。但到了晚上,鸡还是乖乖地回窝睡觉。我们等它们进窝时,抓住两只宰了吃。
  我们又踩着天空般无垠。浮云般柔软的土地行军。天空和大地在远方相接,大地向我们展现它的伟大和宽阔,我们机器一般走在这土地上。
  在这片土地的海洋里,时不时能看到树林,有树林的地方就一定有村庄。除了偶尔能看到这些树林外,映在我们眼里的只有土地和天空。连麻雀也见不到。
  在北支那这片见不到小鸟的土地上,对那些偏僻落后的村庄来说,惟一能与外界交往的就是这尘土飞扬的道路了。
  道路成了惟一的交通手段。这里的农民世世代代受苛捐杂税之苦,麦子收成不好时,就只有哀叹的份了,这块土地上出生的人们,不知道外面的的世界,也接触不到文明,就这么忍受着重重剥削,默默地劳动,最后又被埋在这片土地上。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又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日出时分就出发了,被这急行军弄得筋疲力尽,我曾几次想让农民帮我背背包,但转念想到这是对意志的锻炼,一直没开口,我浑身汗水和泥水,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跟在队伍两百多米后。辎重兵们骑着马轻轻松松过来了,他们大声说笑来到我身边时,我已累得说不出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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