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开始经营商业是早年开办的祥记公司，为美孚石油公司在山西的推销人，批发石油、棉纱、匹头等。另外，他还开办了药材铺，广茂兴就是其中之一。孔祥熙在日本向宋蔼龄求爱时，曾说他有恋爱资本，资本就是他有药材铺子可以赚钱。在上海时，孔夫人、宋子良、陈行、徐堪有七星公司，专事证券、标金、棉纱、面粉投机。后来出事，由杜月笙调停。
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主要交给太太、少爷、小姐、门生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孔家在重庆成立的商号，就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一大批。
其中祥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做棉纱生意，强华搞运输与贸易，大元搞五金电料，恒义、升和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巧取豪夺。1945年，在孔祥熙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公开举报祥记公司。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认为宋子文搞外汇开放、外汇压低，实是千载难逢的买办事业黄金时代，大规模扩充其商业资本。其中孔令侃主持的有长江公司、扬子公司，孔令伟主持的有嘉陵公司。这些公司又不同于过去的祥记等公司，而日渐成为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公司。
其中，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战后成立的。董事长为孔令侃，总经理余梅生，副总经理王巽之。孔祥熙用人从不避贪污，王巽之原任财政部国库副署长，苏浙区烟类专卖局长，因贪污被杭州法院侦查，孔祥熙却任之为副总经理，并兼厚生公司经理。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做粮食生意。1946年4月，孔祥熙通过王巽之，利用徐堪决定办粮货10亿元的机会，给长江公司获得6000万元贷款。同时王巽之又以厚生公司名义从浙江贷了15亿元。结果领得贷款后，两个公司即至枫泾、芜湖采运，不到1月，就存粮2000万担。以后根据行情或囤或售，从中牟取暴利。
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比长江公司经营更为广泛，侧重国际贸易，为美商的买办。该公司于1945年冬筹备，1946年1月成立，资本1亿元，实际上是孔家与杜月笙、范绍增等人合办。1947年7月，公司资本增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家占25万股，杜月笙7000股，范绍增3000股，其他参与者股份很少，只有孔家占绝对优势。
该公司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挥了无限的神通，攫取了惊人的利润。
文化事业方面，孔祥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
"四社"原是研究系的报纸，由张竹平经办。后来因为张竹平得罪了蒋介石，为蒋所取缔，且负债累累，无法维持，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由中国银行出面承担全部债务，孔祥熙另给了张竹平等8个人5万元，就将"四社"全部买进了。
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及《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停办。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讯社"，由王正廷担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尽管在文化事业上不景气，但是，孔祥熙经营工商企业却聚敛了不少钱财。
第三部分 16.马寅初怒斥孔祥熙
马寅初先生是海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一生刚直不阿。
马寅初先生先后担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秘书长，对于当时财经法案的审议，无论在大会上和审查会上，都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力陈利害得失，据理力争，不管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他都不为这些炙手可热的权贵力量所屈服。
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和修订关税等有损于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法案时，马先生总是大声疾呼，坚决主张不予通过。即使孔祥熙、宋子文亲自出席立法院会议，强做种种说明和辩解，他仍是坚持做面对面的斗争。因此，孔祥熙、宋子文对马老先生是畏之如虎，恨之入骨。
1939年春到1940年12月，马寅初在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致力于办好商学院，并着重研究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
1939年秋，马寅初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场址，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事前马老特亲邀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
大会开始后，马老致开幕词，说明学社汇集了财经专家，人才济济，应负起责任，和财政当局共商对策，以解救当前财政经济的危机。从经社员鼓掌赞同后，马老接着说："今开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给我们作一指导。"
孔祥熙根本没有想到马老先生将他一军，被弄得面红耳赤。但在大家热烈鼓掌并都把眼睛盯着他的情况下，他只得走上台去，敷衍一阵。
马老先生在孔祥熙发言将毕时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对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
马寅初先生接着说："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释？"
当时到会的社员，虽然感觉到马老先生的发言会触怒孔祥熙，但又对他的不畏权势，敢于说出大家的心里话而由衷地敬佩，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致使孔祥熙在台上呆若木鸡，无言以对，下不了台。
这时，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这才解了孔祥熙的难堪之围。接着这位孔部长就乘此机会，托言有事，溜之大吉，但他心中对马寅初先生无情的揭露，恨之入骨。
1940年，马寅初先生又召开了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年会在重庆大礼堂举行，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的社员均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仍就当时政府的财政措施，加以批判和责难。当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虽然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但鉴于1939年年会所受的窘迫，而不敢参加了。但是，出席大会的社员依附孔宋的人也大有人在，因此，马先生对当时财政当局的指责和批判，也传到孔祥熙的耳中。为此，宋蔼龄、宋美龄不得不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蒋介石由此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见他。一见面，蒋介石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
蒋介石表示要与马寅初谈谈，孔祥熙甚至也想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长，以资拉拢，但是都遭到了马寅初拒绝。
四大家族为了铲除异己，压制舆论，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于1941年以最卑鄙的手段指派特务到重庆大学商学院劫持马寅初先生，并将他送到贵州息烽软禁起来，一时群情哗然!
当时，特务到了商学院，声称请马先生开会，同学们见了，觉得情况有异，纷纷出来阻止马先生上车，并和特务力争，但是，马先生深恐同学们激于义愤而酿成事端，力劝同学们冷静，并说："同学们放心，看他们岂奈我何！"
这样，马寅初先生失去了自由。直到1942年8月，国民党政府迫于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和重庆大学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老释放回重庆大学商学院上课。他仍然利用讲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
第三部分 17.日落西山
1944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日本侵略军的失败命运已成定局。全中国人民都在坚持抗战，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可是孔祥熙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孔祥熙是从1944年开始走下坡路的。当时重庆的《大公报》，对国民党是一贯采用大捧小骂的手法，大捧的是蒋介石，而挨小骂的就是孔祥熙。
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日起《大公报》攻击的矛头就明确地指向孔祥熙。在日寇攻占香港前夕，孔家从中国航空公司包乘了1架飞机，从香港逃到重庆，除了大箱小箱的金银财宝外，还有梳头娘姨和二小姐的爱犬，统统乘飞机而来，而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和爱国人士，都陷在香港，备受日本人的屠杀和蹂躏。《大公报》乘机写了一篇社论，把孔祥熙及其家庭骂了一通，揭开了正面反对孔祥熙的序幕。
后来，《大公报》又把中央信托局运输科主任林世良云南走私案、税务署长高秉坊贪污案和私分美金公债案被披露以后，全国舆论哗然。
1943年，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已到，美国的总统竞选即将开始。根据孔令侃长期在美国观察研究的结论，断定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杜威，最有希望被选为美国下一届总统。孔祥熙以为这是个时来运转的机会。于是父子二人对杜威大送秋波。
1943年美国4年一度的总统竞选开始时，孔祥熙代表蒋介石从腰包里和政府费用中，前后供给杜威竞选费用达数十万美元之多。孔祥熙还以"中国赴美特使"的身份，公开出面替杜威抬轿子，并在杜威周游美国各地、发表竞选演说时，有时竟随侍在侧，形影不离。
一个中国的外交代表，公开出面帮助美国在野党领袖竞选总统，干涉别国的内政，这在当时传为奇闻。
在美国，孔祥熙信心十足地把宝押在了杜威身上，每天将选举情况，摘要地报告给蒋介石，认为只要杜威当选，自己也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事与愿违，民主党的罗斯福破例连任第4届总统。孔祥熙的如意算盘彻底失算了。
1944年，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居里曾当着有关人员的面，大肆攻击中国政府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出了孔祥熙的子女和孔祥熙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不久，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司徒雷登曾提起燕京大学校长的问题，他认为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最好由一个中国人来担任校长，并有意让孔祥熙担任。孔祥熙知道此消息后，很感兴趣，说："做大学校长将来可以桃李满天下，何况燕京与美国人关系密切，战后中国的建设必然要仰仗美国人。"
司徒雷登就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过了好些天，司徒雷登再也不提此事了。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国来电明确拒绝孔祥熙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治声誉十分不好。
1944年，孔祥熙因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又得罪了美方。其后，罗斯福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
1945年，罗斯福病逝，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杜鲁门对孔祥熙的印象也欠佳，认为中国经济事务搞得不好，应该归咎于他。
美国朝野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祥熙重作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愈深。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再也不愿庇护孔祥熙了。于是，只好发表以俞鸿钧接替孔祥熙的命令。
1945年5月，孔祥熙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至此，仅剩下中国银行董事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街。
抗日战争胜利后，孔祥熙回到上海西爱咸斯路老宅。虽然他在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后，接替宋子文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长，但手中没有实权，很不得志，住在老宅，门庭冷落，满腹牢骚。
到了1947年，孔祥熙更感觉到日暮途穷，蒋介石也越来越表示他对孔祥熙的不满和厌恶。孔祥熙最后终于不得不离开上海，借口宋蔼龄从美国来电说要进医院开刀为由，飞往美国，从此就结束了他十几年的政治生涯。
第三部分 18.客死他乡
从1948年开始，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直在美国的里弗代尔过寓居生活。孔祥熙以中国银行纽约市分行的主要董事的身份，出现在美国的金融界，他一星期有两三天要驱车到华尔街，在其余时间里，在家做事。
一位美国作家说：孔祥熙老了以后并没有忽视自己的慈善家的形象，他在1959年77岁的时候，回到欧伯林纪念欧伯林山西纪念协会50周年，并且在大学里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一位记者向他问到，说他在美国有"5亿以上美元"财产的"谣传"时。这位老典当商噙着眼泪，摇了摇头，显出一副摸不着头脑的神态。他说，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他失去了他的全部投资，现在靠微少的储蓄生活。
但是，谁又相信孔祥熙的这番话呢?
在蒋介石的多次邀请之下，孔祥熙和宋蔼龄于1963年回到台湾休养，并担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
1966年，孔祥熙"宿疾复发"，又赴美国医治，宋蔼龄也同往。他们搬进了长岛洛卡期特谷菲克斯巷的一幢新房子里，孔祥熙也同时辞去了中国银行董事的职务。
这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心脏有了严重的毛病，1967年7月22日，他的心脏病发作，再次进入纽约医院治疗。8月15日逝世，终年87岁。
据说，听到孔祥熙死讯之后，蒋介石非常伤感。除了颁发"总统褒扬令"予以表扬、赠匾、发表祭文外，并且用"蒋中正"的名字，亲自为孔祥熙撰写了"事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元老们的逝世，一般是"赐匾赐祭，颁褒扬令"，而用"蒋中正"之名，亲自撰写"事略"的还是为数甚少的。这也许是给这位聚敛之臣的一点补偿吧!
随着孔祥熙的去世，孔氏豪门的"辉煌"，悉成过去，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第四部分 1.吴兴望族
吴兴(现浙江湖洲)地处浙江北部，离人间天堂杭州不过100公里，是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之地。远古时，这里相传为反抗大禹的防风氏之国。战国时，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在此修建菰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迁徙越人于此，建乌程县。三国时，吴国置吴兴郡。在以后漫长的年代里，名称又几经改动，民国时正式改称吴兴县。
吴兴是块风水宝地。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两岸田畴交错。吴兴南有莫干山和天目山，北有太湖水，烟波浩荡。
吴兴地灵人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显赫一时的陈氏家族就是从这里发源。
据记载，吴兴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上古时的大圣人虞舜。后来有个叫陈邦德的，迁居归安县东林山，距湖州府城东南50里，这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始祖。传到第17世陈应恪，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诒堂。湖州盛产蚕丝，陈家世代经营丝绸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第23世陈丰，陈家才逐渐发达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孝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第24世陈绚，因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湖州府曾赠以"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闾"的匾额。但是，好景不长，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中落了。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第25世陈延佑感于家道中衰，于是努力经商以自振。陈延佑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没过多长时间，家道复兴如初，又成为吴兴望族。陈延佑生有3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次子陈其美，字英士；季子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就是后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父亲。
陈其业揭秘
陈其业，字勤士，生于1870年。
他的母亲吴氏，为射村吴文■之女，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在母亲的启蒙下，少年陈其业即显示出其才华，在学校很有声名。
陈其业很早就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一直上到府学，每月领取府衙所给的4两银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堂堂的中华帝国竟输给了东瀛小国。陈其业在上了府学之后，耳闻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再也不愿读书做官了。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日俄战争中体会到，要想富国强兵，抵抗西方列强，应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发展工业。在这种思潮下，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富国强兵之术。陈其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成为了留日学生的一员。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其业考察了日本的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是，当他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是陈家的长子，自小所受的是旧式教育，在一腔热血报国无门的情况之下，又心灰意冷地回到了故乡，继承家业，经营丝绸。在故乡，陈其业虽对政治日渐淡漠，但对地方公益颇为热心，做了不少好事。为了抵制洋布的倾销，他用所学到的知识，改良蚕丝。为了使民间资金流动畅通，他又降低典库的利息，以使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为了减少当地的洪涝灾害，化害为利，他又倡导河流的疏通。
但是，如果没有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名声显赫的儿子，陈其业最多只能算是吴兴小县的一个开明士绅。若干年之后，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这位原本不愿步入仕途，淡漠政治的前清秀才又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
他先是领导浙江一省的蚕丝、典库、水利等事业。1931年，蒋介石在打倒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别之后，召开国民会议，陈其业被选任为国民会议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一带为日军占领。陈其业被迫率领家人跟随两个儿子入川。结果，在陪都，他又被选任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又不顾政协决议，非法召集"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陈其业又被选任为"国民大会"代表，随后又担任了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其业随蒋介石仓皇逃窜孤岛。这时陈其业已是80高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故乡虽近在咫尺，却难以归乡。在浓浓的思乡愁中，陈其业病了。1961年他病死于台湾，时年已91岁。
陈其业死后也甚风光，蒋介石明令褒扬。国民党官方机构也为他立传颂德：
"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第四部分 2.蒋介石恩师：二叔陈其美传奇
在陈其业3兄弟中，名声最为显赫的要数陈其美。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射出烁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陈氏下一代人，走向声名显赫的道路。
陈其美，字英士，生于1877年，早年在乡间也曾读过几年书。但在他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使自己所经营的商业后继有人，叫他弃学从商，年幼的陈其美惟父命是从，到崇德县北的石门镇的善长典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航学习典当业。
但是，习商之余，陈其美经常阅读报纸，十分关注世界大事和国内形势，对清政府的腐败，极为愤慨。在致亲友的信中，他"痛言清廷失败，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并力劝弟弟陈其采东渡日本求学。
1902年，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了故乡。陈其美经常听他讲述日本崇拜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种种见闻，阅读有关岳飞、文天祥等人事迹的书籍，联系现实中清政府的腐朽卖国，陈其美的思想激起了阵阵波澜。特别是当他听到陈其采讲述日本富强，振兴实业的道理后，更感到中国必须作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跟上世界潮流，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他又觉得自己身居石门天地狭窄，习商10余年见闻孤陋，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决定辞去典当铺职业，易地另谋发展。1903年春，他离开了石门镇，来到了上海，在同泰康丝栈任助理会计。
上海是当时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激烈的革命潮流，使陈其美大开眼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四处交结仁人志士。在上海，他先后结交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
这时，他感到了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于是，放弃商业救国的理想，在任湖南长沙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支助下，于1906年东渡扶桑，先入警监学校，后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1906年冬，陈其美加入了同盟会，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7年，革命党人多次发动了反清的武装起义，都遭到了失败。但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意志更坚，又派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回国参加起义。1908年春，陈其美在未读完东斌学校课程的情况下，肩负起反清革命的重任，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这年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4岁的小孩溥仪继位，朝政日非。陈其美十分兴奋，认为是进行革命的极为有利的时机，于是着手准备在浙江发动起义。
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马霍路德福里1号设立了革命总机关天保客栈。为掩人耳目，明为纵情声色，实则暗地联络江浙一带革命党人。革命党人戏称此机关为"梁山泊"。
革命总机关设置好后，浙江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密谋起事。不幸同盟会中出了一个名叫刘师培的叛徒，向两江总督端方告了密，天保客栈被抄，陈其美恰好因事外出，才免遭逮捕。经过这次事变，陈其美在浙江的革命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但是，陈其美这时已是一个坚定的孙中山信徒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行动，而是更为积极地为推翻满清王朝而奔波奋斗。
为了控制和利用帮会组织，扩大反清革命的力量，陈其美加入了上海的青帮，并成为帮会头目。然后，他先后在武汉、上海创办《大陆日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向外国人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并且，他还开始训练革命军事人才。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推翻清皇朝的枪声。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相继独立。陈其美在知道这些消息之后，兴奋异常，立即策划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武装起义。
11月，陈其美在上海领导武装起义，攻占江南制造总局，光复上海，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上海起义之后，陈其美被推选为沪军都督。随后他又组织联军，攻占南京，并通电独立各省，筹建临时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成立，陈其美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开创者之一。
但是，人们还没来得及为中华民国的诞生而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又被独夫民贼袁世凯窃取了。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陈其美参加二次革命，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但因孤军作战而失败。上海大街小巷，甚至电车上，到处贴着悬赏5万元捉拿陈其美的启事。陈其美被迫藏匿上海租界。讨袁的失败，并没有使陈其美丧失信心。1913年11月，陈其美再次东渡日本，协助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
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1914年11月，陈其美派王晓峰、王明山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袁世凯闻讯，大为震怖，"至终日不食"。12月，陈其美又夺取肇和舰，并炮击江南制造总局。但由于准备仓促，寡不敌众，终于失败。
陈其美虽是屡遭挫折，但屡伏屡起，志不少衰，先后派宋振、杨虎、夏尔屿分赴上海、江阴、浙江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是，处于逆境中的革命党财政异常困难。为解决经费，陈其美殚精竭虑，但仍不能筹得举事所需的巨款。袁世凯爪牙探知这一消息后，密设毒计，准备暗杀陈其美。
1916年5月，袁党分子许国霖、程子安假设鸿丰煤矿公司，伪称如陈其美能将该公司的一块矿地典押给日本人，就将从押矿借款中抽出4/10作为革命经费，陈其美没有多想，欣然同意。
18日下午，陈其美乘坐一辆黄包车前往萨坡塞路14号。陈其美刚刚坐定，忽地从门外闯进两人，手持勃郎宁手枪向陈其美射击，陈其美头部连中数枪，倒在血泊之中……
陈其美一生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威信，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陈其美"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称赞他"生为人桀，死为鬼雄"。
陈其美虽然死了，但是他如此高的声誉，为后辈的陈果夫、陈立夫踏入政界，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陈其美与蒋介石的过命交情，更是为二陈在蒋家王朝中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第四部分 3.少年陈立夫
当陈果夫在外奔走求学的时候，弟弟陈立夫十分羡慕，也想外出去读书。但是，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祖母又特别宠爱他，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完了小学学业。
他14岁那年，二叔陈其美又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到上海来读书。这时陈果夫正患肺病在上海休养，三叔陈其采也在上海，陈其业便放心地让他到上海去读书。
1914年秋天，陈立夫来到上海，考入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知识，学习英文。这和沈家塾馆相比，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在这里，他学习很认真，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二陈兄弟在上海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马上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结果，陈果夫只好回浙江，陈立夫也想辍学。这时他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丢下将前功尽弃。因此，三叔陈其采坚决不允许他回家，并答应今后的生活费用一概由他负责。这样，陈立夫便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在毕业考试时，陈立夫仍然取得了第1名的最好成绩。
1917年，陈立夫考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
北洋大学由盛宣怀倡议，创立于1896年，为我国第一所大学。该校按美国耶鲁、哈佛等著名大学标准编排课程，并聘请美国籍教师授课，国内教师均为学界巨子。北洋大学以法科、工科两部为主，工科又分土木、采矿冶金、机械三类。采矿冶金是该校的有名的科系，所以陈立夫进入北洋大学采矿系后，如鱼得水，遨游于广阔的知识海洋。
在天津，陈立夫举目无亲，经济上主要靠哥哥陈果夫在上海钱庄工作收入负担。陈立夫读书期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天津是最早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城市，各校学生纷纷采取一致的爱国行动，举行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举动。一时间，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学生1万多人参加了行动。爱国的浪潮汹涌澎湃，科学、民主的口号响遏行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却无动于衷，远离于爱国运动的大潮之外，纯粹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眼前书"的书呆子。
第四部分 4.结识蒋介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这时，陈果夫正在南京陆军第4中学学习。陈果夫为武昌起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但是，又不知如何响应。这时，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到南京，准备起事以响应武汉。陈果夫也深受鼓舞，表示愿随陈其美一起行动。
但是，由于同情革命新军的第9镇被调往城外，陈其美南京起事已经不可能了，他又回到了上海。不久，陈果夫和另外两位同学来到了上海找二叔。这时，陈其美因病卧床，正与蒋介石商议杭州起事的计划。陈其美见陈果夫，立即把他介绍给蒋介石。
"这是我的大侄儿果夫，现在在南京陆军第4中学读书，很想参加革命。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
介绍完后，陈其美又转过头来对陈果夫说道：
"这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我的义弟蒋介石，他是浙江奉化人，对于军事颇为熟悉，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你可要多多向他请教。"
陈果夫答应道：
"是，我一定向蒋先生多多请教。"
这一次见面，因为正赶上陈其美与蒋介石商议杭州起事计划，陈果夫不敢多说话，只是在一旁听他们两人商讨训练军队、起义的时间、地点等。他们谈得十分投机，陈果夫也听得入了迷。对于这位年轻的蒋先生也有了好感。陈果夫以后回忆道："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一次见面虽然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多谈。但陈果夫既然对蒋介石"印象非常深刻"，自然为他以后投靠蒋介石作了铺垫。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也常去蒋介石处拜访，交往较前密切。他觉得与蒋介石相处受益很多。据他回忆：
"二叔殉国之后，我常常到他生前许多同志好友处拜访，屡屡见他们生活不整饬的情形，甚至有吸鸦片赌钱等腐化行为，会客的时间也无限制。其时革命环境至为恶劣，而党内一部分同志生活毫不振作，为之太息。但每次去晋谒蒋先生时，情绪就不同了。先生生活严肃……他不在家时，我就在他的书架上抽阅很多有益身心的书籍。蒋先生生活有规律。来客到了黄昏10时，他就请你回去，明日再谈。因此，我对他的敬佩之心便与日俱进。"
在这里，陈果夫所说杂有阿谀之嫌。实际上，陈果夫在蒋面前是一个后辈的身份，蒋介石在他面前，仍然是装模作样，故作严肃，"所谈不外乎对革命的指示和大局的分析"。
这时，陈蒋二人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
陈果夫与蒋介石的深交是在上海从事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的时候开始的。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蒋介石心灰意冷地来到上海。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正处于低潮，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已临近终结，蒋介石对革命正在失去信心。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自己一无所有，蒋介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无限感叹。
当蒋介石潦倒失落的时候，陈果夫正在商业场上逐渐走红，晋安钱庄经理已视他为庄上股肱。但是，这时他并没有对蒋介石冷眼相看。蒋介石向他谈了办交易所的计划后，他立即响应。他很快便与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搞到了一起。
这时蒋身无分文，交易所股本资金主要由陈果夫与张静江拿出，因此，交易所成立时，张静江做了监事，陈果夫做了交易所的经纪人，蒋介石、戴季陶只附名在陈果夫户名下做投机买卖。
交易所开张后，居然大获其利，除少数应付其他外，其余全为陈果夫、张静江等人所有。虽然蒋介石并没投资分文，陈果夫与张静江依然主张按原来所算股份分给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受感动。
但是，交易所风云变幻，正是在饱尝了交易所经营的甜酸苦辣后，陈果夫与蒋介石结成了知己，二人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的母亲逝世，陈果夫如同自己母亲死了一样伤心。他专程赶赴奉化，代表孙中山致祭并恭读祭文。当他读到"文与郎君介石游10余年，共历艰险，出入生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时，似乎说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情谊，不禁真情显露，潸然泪下。他在帮助蒋介石料理丧事后，还在溪口陪蒋介石守灵数日，才返回上海。
第四部分 5.兄弟殊途
陈果夫在上海商业场中盈亏增损，历尽种种喜悦辛酸时，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孜孜苦读，完成了大学的学业。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6年的大学生活，似乎把陈立夫塑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似乎变得比以前成熟了，脸上完全脱去了往日的稚气，与他哥哥陈果夫一样，老成世故，沉默寡言，让人有猜不透的神秘。其实，这时的陈立夫，正做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幻梦，希望将自己的所学贡献给国家，使自己的祖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尽快富强起来，因此他拼命读书。1922年，他即将毕业，便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道路。他以全优的成绩考入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
对于弟弟的选择，哥哥陈果夫全力赞成。
陈立夫虽然考上美国的大学，取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但到美国留学还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这倒让陈立夫为难了。因为父亲陈其业生意一直不好，他上大学的经费主要是由哥哥陈果夫支持，这时正好陈果夫交易所刚刚破产了，自己都难于生活，怎能再拿出这一大笔费用呢。
陈果夫知道情况后，利用自己原来在商界中的各种关系，广泛联系，多方奔走，一处借一点，一处贷一点，"陈果夫为筹措费用，准备一切，甚费苦心"。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凑齐了所需费用。
1923年，陈立夫先从上海坐船到日本，陈果夫亲自送陈立夫到船上，濛濛的雨雾，更增添凄凉之意。兄弟二人，相顾无言，双方内心都涌起一种依依惜别的特殊情感。
本来，兄弟俩由于年龄的悬殊，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陈果夫远走湖南、南京读书时，陈立夫在家乡湖州。陈立夫到天津读书时，陈果夫又在上海，两人天南地北，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挂念，也没有太多的分别苦痛。现在，陈立夫一旦离开中国，要到西半球另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去单独生活的时候，兄弟俩才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离别了，都感到了一种"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的孤独。
轮船启动了，兄弟俩挥手告别，各自在自己选择的不同道路上继续前行。
陈立夫走了，陈果夫留在上海，继续做些小生意以维持生计。但他时刻注视着南方的广州，希望广东新局面启开，革命尽快成功。
第四部分 6.异途同归
当陈果夫在国内准备施展自己的政治野心的时候，在大洋的彼岸，静谧的美国匹兹堡大学里，陈立夫正全身心地攻读矿冶工程学位，经过1年艰苦的努力，1924年夏天，陈立夫提前获得矿冶工程硕士学位。
一年的苦读是艰辛的。这时，异国的风情及远离都市喧闹的校园生活使陈立夫有点乐不思蜀了，原来科学救国的豪言壮语已经不能激起他心中半点热情了。他认为国外生活、学习、研究等各方面条件都优于国内，因此，他决定留在美国实习矿冶工程。
但是，陈果夫对弟弟的决定很不赞同。因此，他多次写信，催促陈立夫回国。
由于陈果夫的催促与劝说，陈立夫留在美国的决心开始动摇。再加开始实习后，有很多机会接触美国的社会，发现自由国度美国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且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完全被金钱的冰水所淹没的社会中，他开始感到不习惯，故国山河开始唤起他的亲切感，于是他又萌发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的念头。
1925年秋天，陈立夫离开美国，启程回国。
陈立夫回来了。他西装革履、气度不凡地出现在上海滩上时，前来迎接他的哥哥陈果夫突然之间感到自己的土气与衰老。但是兄弟见面后，仍然十分亲热。
亲热过后，谈话的主题便涉及到归国后的工作问题。陈果夫希望弟弟参加国民革命，从事政治活动。但陈立夫却不屑一顾。他说他当年考上大学，后来出国，就已经走上了与哥哥不同的道路，即要以科学救国，以振兴实业救国。现在回来了，初衷仍然没有改变。他要做一名矿冶工程师，投身到振兴实业中去。
弟弟已经长大了，陈果夫不能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也就没再劝他了。这样，很快，陈立夫被中兴煤矿公司聘为工程师。
陈立夫开始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公司的技术工作中，准备一心将自己所学贡献给中国的煤矿事业中。但时间不长，他便开始厌倦起来。中兴公司的条件与匹兹堡大学天壤之别，不但环境艰苦，而且自己根本得不到重视，他只是公司里的一名雇员。这样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连一个公司也不能救，况且救国乎?于是，他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正在此时，蒋介石打电报给陈果夫，说南方政府急需各方面人才，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兵招生的同时，注意物色、罗致人才，以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陈果夫得到蒋介石的指令后，首先便想到了弟弟陈立夫。于是，他再次劝说陈立夫到广州去，参加国民革命。陈立夫依然犹豫不决。
陈果夫没有办法，便写信给蒋介石，告诉他陈立夫回国的消息，希望蒋能劝说陈立夫到南方去。
蒋介石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急需一批忠于他的人才。陈立夫是陈其美之侄，陈果夫之弟，在上海读中学时也常见面，对他聪明与机灵有很深的印象，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人才。于是蒋介石直接向陈立夫去电，要他立即到广州来参加革命，陈立夫接电后，进行了反复思考。虽然广州已对他产生极强的诱惑力，但他对自己所学的工程技术还一时难得割爱，便复电蒋介石，说自己是学矿的，要找矿开，实难从命。
但是，蒋介石仍然不肯放手，再次电召，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以开革命之矿。在此情况下，陈果夫也不断劝说弟弟，到南方去从事政治。青年陈立夫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蒋介石两次电召与哥哥反复劝说下，他彻底动摇了，思想天平的重心从工程技术一边移向了政治一边。他决定放弃矿冶工程技术，去广州投身国民革命。
这年年底，陈立夫拿着哥哥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在霏霏的雨雪中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去见蒋介石。
果然，陈立夫的到来使蒋介石喜出望外。这时，蒋介石正加紧篡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而悉心培植私人势力。他见陈立夫仍然如当年机灵、敏捷，而且又添了一些稳重，更是喜爱。他关切地询问了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及到广州来的想法。陈立夫表示自己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愿做点文职工作。蒋介石当即安排陈立夫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在他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陈立夫虽是小小的机要秘书，但由于常在蒋的身边，再加上处事灵活，善于理解人的心思，极讨蒋介石的喜欢，很快就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
中山舰事件是陈立夫跟随蒋介石当秘书后所经历的第一个政治事件。在事件中，陈立夫表现出了对蒋介石的耿耿忠心，对共产党顽固的反对态度，以及在复杂事变中的诡计多端，他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恶劣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1～2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3月20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中山舰事件使陈立夫获得了蒋介石的深深赞赏，蒋介石将他比之为危难处境中的孤臣孽子。当北伐开始后，陈立夫很快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
1926年5月初，陈果夫因上海事务已告一段落，与三叔陈其采及曾养甫3人一行也奉蒋介石之命到达广州。陈立夫与哥哥见面了。
这次见面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兄弟俩多年来为自己的事业各奔东西。一个远走海外求学，一个从事职业政治，可谓兄弟殊途。现在陈立夫绕了一圈后，依旧与其兄走到了一起，同在一个地方，同一个国民党内，同时都从事政治，终于异路同归了。
从此，兄弟俩携手从政，一起办党，成为国民党内红得发紫的人物。于是，国民党便从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年代跨入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期。
第四部分 7.蒋家天下陈家党(1)
"果夫有办法"
1926年，当陈立夫投靠蒋介石，参与"中山舰事件"之时，陈果夫仍在上海，并没有马上卷入到国共两党的争斗之中，而是忙于为蒋介石招兵买马。
从1924年底到1926年底，陈果夫在上海主持招兵工作两年，共招募新兵4000多人。这些人后来成了黄埔军校的基本力量，也成了蒋介石党军的基础。陈果夫也因此颇得蒋介石的青睐。
由于招兵的功劳和陈家祖先的庇荫，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上，在蒋介石的推荐下，陈果夫当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跻入国民党的上层。
2月，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方面仍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成为军界领袖和国民党内重要领袖人物。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根据这一提案，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这时，北伐也正在准备之中，军务繁忙，使蒋介石无暇"整理党务"。而这时国民党党务系统中，他却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信。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党内的势力，蒋介石必须找出一个这样的人来"整理党务"。结果，谭延闿推荐了陈果夫。他对蒋介石说："果夫有办法。"
蒋介石对陈果夫也颇为中意。
这样，5月初，陈果夫来到了广州，很快就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陈果夫接收组织部很是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即是陈果夫以前从未办过党务，共产党对他不甚注意。而陈果夫从前对于党务的意见也仅限于人云亦云式的"党外不能有党"的主张，国共双方对他都没有恶感。因此，陈果夫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本来是不能出任组织部的职务，但由于国共双方对此都无异议，陈果夫也就毫无阻拦地接收了中组部。
陈果夫初进组织部的时候，组织部共有29人。对这29人，陈果经过缜密的观察调查，认为真正称得上"同志"的只有3位，其余都是共产党人，或受共产党影响的人。明确了部中的情形后，陈果夫就开始清除组织部里的共产党人。
首先，在请示蒋介石之后，陈果夫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即在部机关会议上宣布将杨某、骆某强行调出。同时又将国民党人段锡朋、王乐平两人拉入组织部，顶替杨某、骆某。杨某是共产党人，骆某则是国民党人，但是，陈果夫牺牲另一位"同志"却换来了两位"同志"。
在调入段、王两人之后，陈果夫就开始办理党员重新登记调查工作，对部内人员厉行考核。凡是自己的"同志"给以迁升，而对嫌疑分子、共产党员拉拢不成，就进行打击。有时，陈果夫对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员采取不分配工作、不让开会的办法，让他们无所事事，逼迫他们自动辞职。
在清除共产党人的同时，陈果夫又将大批国民党右派安插到部里，这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
陈果夫在组织部内"清党"的成果使得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这时，蒋介石虽已发动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但他羽毛未丰，不愿过早地破坏国共合作，引起统一战线破裂。北伐在即，他需要共产党人来帮助他北伐，以扩大个人的威望。陈果夫"清党""成绩卓著"，没有用什么过激的手段来清除共产党，却一点一点地达到了目标，也没有引起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在蒋介石看来，陈果夫反共确有办法，更加准备重用了。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民国革命军总司令，7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体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央党部军人部长，原任组织部长一职由陈果夫代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个肥缺，陈果夫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得此肥缺，一方面固然是他反共有方，另一方面也确是蒋介石大力扶持的结果。因此，陈果夫对蒋介石感激涕零，更加忠心地执行他的旨意了。
陈果夫在出任组织部长之后，对部里的事务尽力避免与共产党正面接触，但暗地里，与代理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相勾结，进一步实施"整理党务案"。
按照陈果夫的设想，"整理党务"的第二步是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整顿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负责人进行更换，逐步清除所有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不久，他就使国民党右派从中央到地方都控制了实权，为以后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四部分 8.染血的乌纱
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蒋介石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陈立夫对工作十分认真，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如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舍其家庭小事，还许愿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以后，姜辅成再不敢提辞职的事了。每到一地，陈立夫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人员要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到损失。
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就让他代替前任秘书长邵力子，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整日不离蒋的左右。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和汕头等蒋介石统治地区也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7月，在武汉，汪精卫也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高喊："宁可枉杀千个，不使一人漏网"，"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也开始了"清党"。一时之间，"反共"、"清党"成了国民党内最时髦的口号。
7月，蒋介石指令成立"清党委员会"。表面上，陈果夫、陈立夫没有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但"清党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曾养甫、段锡明、吴倚沧、郑异、肖佛成等5人却是二陈的亲信，他们对二陈是言从计听，实际上二陈控制了"清党委员会"。
本来"清党"是由蒋介石首起，但汪精卫撕下"革命"的伪面具之后，不甘心"清党之功"为蒋介石一人所得，也极力想争夺"清党"之权。但是，"清党委员会"已为二陈控制，汪精卫怎么也难插进手。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被推暂时维持中央组织部部务。蒋介石再次强调"清党是当务之急"。陈果夫与他心意相通，在这年2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他极力鼓吹"清党"。
在会议上，陈果夫出尽风头。他参加拟定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系统地阐述了"清党"的理论、方法、程序。
这些"清党"方案后，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先后通过。
随后一场大规模的"清党"自中央到地方开展起来。
结果，国民党中央开除、撤销共产党员和所谓"附逆"共产党的谭平山等人的国民党籍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务；取消了农民、工人等5个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3个部。
在各地党部，二陈亲自挑选了一批人充当党务指导员，挑选的条件，二陈认为"必须具有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本党主义，认识共党阴谋，忠于领袖的真诚才行"；这些党务指导员在地方又秉承二陈的旨意，对各地的党部进行解散、改组、重建，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党部，换上二陈所指定的人。到1933年，各地主掌党权的基本上是二陈的亲信了。
控制全国各省市党部之后，陈果夫下令对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一次登记，陈果夫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
在二陈及其各省市亲信的监督、领导下，所有国民党员一律填充审查表。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即要求登记者回答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及区别，认识或区别不清者不得再行登记。即使允许登记入册的，由地方行政机关和军警进行审讯、缉拿或清除。这是对共产党和其他非蒋势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陈果夫、陈立夫的乌纱。在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又被任命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在1929年3月的国民党三大上，陈果夫再跃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也一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秘书长。同时，陈果夫还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
二陈红得发紫了。
第四部分 9.组建"中统"
二陈的CC系自成立开始，便常与复兴社发生矛盾，两大特务系统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按蒋介石的统治术，对这两个特务组织本来就是分而治之，以便羁勒。所以最初划给CC系的活动范围是党务和文化教育，划给复兴社的活动范围是陆海空军部队及各级军事机关。但复兴社却认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他们自己又是黄埔系的代表，所以便视CC为"螟蛉子"，也想在文化教育方面扩充阵地，于是与CC不断发生摩擦。
1934年，复兴社由邓文仪出面，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陈立夫即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加以抵制。后来，复兴社又在上海筹设"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上海分会"，陈立夫急匆匆赶赴上海，召开"中国文化协会"发起人会议。双方争地争人，短兵相接，十分激烈。后来，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约集双方谈判，才止息干戈。但陈立夫对"中国文化学会"仍耿耿于怀，总想拔除而后快。不久，邓文仪因处理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被蒋介石撤除一切职务。陈立夫落井下石，乘机告状，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许多不良影响，蒋介石即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