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的西面是西夏王国，再往西是畏兀儿，最西面则是处于天山山脉的哈剌契丹。畏兀儿已经对成吉思汗负有承诺，而他最近征战西夏，看来只是场战争预演。对西夏的征战发生在1207年至1209年之间，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袭击来进行的。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地针对更强大的女真人的战争预演，这其中包括跨越戈壁。西夏是由一位藏人在现代中国甘肃省境内的黄河上游区域所建立的一个农牧帝国，它占据了沙漠腹地内绿洲沿线的各脆弱环节，而这一沙漠地区却控制了从西部穆斯林世界到东部中原汉地的商品流通。这一通道就像是一条细薄、脆弱的带子一样，穿越沙漠腹地，虽脆弱不堪，但却在东西方伟大文明之间提供了唯一的联系纽带。对西夏的袭击促使成吉思汗掌握了一种针对围墙城市、城壕和堡垒的新战争方式。西夏不仅城池坚固，而且还有大约十五万人的军队，这几乎是成吉思汗所带领的出征军队人数的两倍。与在城市中长大和使用悠久围城战术的将领们不同，成吉思汗创造了自己的攻城战法。他很快地就掌握了简单的战术，例如切断敌人周边的后勤补给；并且不久他又试行了非常不合常理的战争方式，例如在进攻城池坚固的西夏国都时，引黄河之水灌城。由于在工程技术上缺乏经验，蒙古人虽引水成功，但水却冲垮了自己的营盘，而不是西夏的国都。不过，蒙古人经受住了危险的失误。成吉思汗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攻城略池。往后，蒙古人还将再度使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每次都更加熟练于此道，并且也使用得一次比一次成功。
1211年，带着跨越戈壁以及侵袭女真的决定，成吉思汗从事的不止是另一场中国边界的战争：他点燃的将是最终焚毁整个世界的熊熊烈火。没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不知道。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企图征服全球的野心，因为他每次都只进行一场战争，而对他来说，这次只是将要与女真人作战。然而，从这次女真战役一开始，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将要冲出高原故乡，侵占从印度河到多瑙河、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所有一切。转瞬间，仅仅三十年时间，蒙古勇士就将击败他们所碰到的每支军队、夺取所有的要塞以及攻陷所有的城池。基督徒、穆斯林信徒、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很快就将拜服在野蛮蒙古骑兵那沾满灰尘的靴子之下。
跨越广阔的戈壁，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军队出发前，小分队士兵要先行出去查探水源，以及报告草场和天气情况。有位中国目击者叙述了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先头部队是如何去侦察每个山头和所有地点的。他们想知道那一地区的所有民众和资源的情况，而且他们还往往要去寻找以备撤退的退路。
蒙古人非常适合长距离远行；每个人都精确地携带着他们所需的东西，其他的一点不带。他们除穿着直到脚踝的传统羊毛长袍——“迪尔”之外，还穿着裤子、戴着有耳扇的毛皮帽，并且蹬着厚鞋底的长靴。除带着在恶劣天气中起保护作用的衣服外，每位勇士还随身携带着生火用的打火石、一个装水和牛奶的革囊、磨利箭头的锉刀、一根用于围捕动物或捆缚战俘的套索、缝补衣服的缝衣针、一把用于砍削的小刀和短柄斧，以及一个可装所有东西的大皮袋。每个十人小班还带有一顶小帐篷。
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和阵形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他们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传统文明的军队。第一个因素是，蒙古军队完全由骑兵所组成，都是武装骑兵，没有一个步兵。与此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其他军队的主力都是步兵。在这次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大约六万五千名蒙古骑兵，要面对一支人数相当的骑兵部队，加上另外的八万五千名步兵，女真人具有两倍的绝对优势，但他们却没有蒙古军队的那种机动性。
蒙古军队的第二个独特特征就是，不同于那常伴士兵左右的巨大的马匹储备量，他们远距离行军，却没有一个军粮库或笨重的后勤补给线。前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它们作为食物，或通过打猎及抢劫以自给。据马可·波罗称，蒙古勇士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他们渴饮马血，每人都随身带着十磅重的干奶团，每天将一磅奶团放入一个保温皮革袋子的水中，作为一天的食物。勇士们随身带着数片干肉和干凝乳，可一边行军一边慢嚼以食；有鲜肉可又没时间煮的时候，他们就将生肉置于马鞍之下，这样很快就能使肉变软可食。
令中原汉人极为诧异和憎恶的是，蒙古勇士可在长时间中行进，而且仅需少许食物和水就可生存下来；据某人的记载，因为他们无需生火做饭，整个军队扎营住宿，毫无烟火。相较于女真士兵，蒙古人显得更加健康和强壮。蒙古人有规律地食用肉、奶、酸奶酪及其他的奶制品，而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则以各种谷物制成的稀粥为主食。农民战士食用的谷物，阻碍他们的骨头发育，腐蚀他们的牙齿，并且使他们变得虚弱而又易于生病。相反，最为穷困的蒙古士兵所食用的大部分是蛋白质，因此使得他们牙坚齿利，筋骨强健。不同于大量依赖含糖类食品为主食的女真士兵，蒙古人不需任何食物就能轻易地行军一两天。
传统的军队是以长纵队方式向前行进的，带着大量食物的人，则以相同的路线行军，紧随军队之后。相比较而言，蒙古军队则是遍布在一个辽阔的区域上，这给牲畜提供了充足的牧场，也给士兵增加了打猎的机会。成吉思汗居中前行，右翼军掩护西侧，而左翼军则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则护卫后方，因为后方有蒙古人的后备牲畜。成吉思汗军队的十进制组织，使其军队变化多端，极为机动。每支万人部队就像是成吉思汗主营的缩小样板一样，发挥着作用。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行，并且他还按其所需，配置有其他九支部队环绕四周。成吉思汗不是在建立一种军队等级制度，而是在将他的士兵组织进一组同心圆之中。
尽管蒙古人频繁地迁移军事营帐，但每支部队的中央主营却以一种精确的固定模式来加以布置，以便使新来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楚，该到哪里去报告，以及如何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每支蒙古千人部队都有自己的医护部队，这些医护部队通常是由汉人医生所构成，他们负责看护病号和伤员。帐篷以特殊的形式被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名称及用意，甚至帐篷内部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精确地加以布置。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或打猎之后，部队扎营露宿时，将领处在中央营地，四周由卫队和其他士兵守卫。夜间，马匹保持战备状态，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在营地的边缘，还设有环形的防御带。
与结构完整而又布置巧妙的中央营地比较起来，夜里，大多数普通的勇士被分成一个个小群体，遍布在乡间，安营露宿。他们会选择黄昏的时候燃起小火，那时天色不昏不暗，近处看不清燃起的火光，而远处又无法看清冒出的烟幕。就着火，他们快速地准备一天唯一的一顿热食。饭后，他们并不闲逛或在火边睡觉；而是分散成更小的群体，三五人一群，睡在遍布整个地区的隐蔽凹穴中。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开始仔细侦察前后左右。
成吉思汗的士兵遍布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区域之中，通信变得非常重要，又十分困难。传统的军队以大型纵队的方式来行军和扎营，指挥官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可彼此轻易地进行沟通。对蒙古人来说，部队太分散，而且连军官也都是文盲。各级所有的通信都不得不通过口头而非书面来加以传达。命令是通过士兵口头传达的。口头传达系统的问题在于消息的准确性；消息不得不被人一次次地加以准确地复述，然后又要准确地记住和表达。为确保准确的记忆，军官们用韵律来发布自己的命令，这种韵律利用的是一种每个士兵都熟悉的标准系统。蒙古勇士利用一套固定的悦耳音调和诗歌式样，按照消息的含义，可临时编造出不同的词语。对士兵来说，听消息就如同是在学习一首已知歌曲的新诗篇。
士兵们常常在他们的小群体中边走边唱，就如草原上一群群牧民那样，直到今天仍在边走边唱。蒙古勇士除歌唱他们经常所歌颂的有关家乡、女人和战斗内容的歌曲外，他们还歌唱已被编成乐曲的法律和行为规则，以便人人都能熟悉它们。通过记住法律和经常练习“消息—歌曲”形式的方式，所有人都可通过一种便于复述的新诗歌形式，来随时掌握新的消息，并且可把它带到所指定的地方。
尽管在异地作战，与敌军相比，在部队兵员上又处于劣势，但成吉思汗却有从一生征战中吸取教训的优势，而且他又非常熟悉自己的部队和将领。他与这些将领中的很多人一起征战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有少数将领，如博尔术和者勒篾，与他一起征战将近四十年。在远离成吉思汗视线的漫长征程中，他确信自己可以信任他们。成吉思汗同时也熟悉每个将领的强项和弱点。哲别，他的将领之一，作战迅猛，能在战争中抓住时机，并激发起部下毅然决然的勇气；而另一位将领木华黎，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则能承担长久而又艰巨的任务。
不管蒙古人的训练如何有素，纪律如何严明，或意志如何坚决，他们也不能通过传统的战争来征服设防的城市。面对女真人，成吉思汗使用早年在草原战争中所用过的基本策略，在第一批箭射向战场对面之前就设法赢得战争，先通过引起混乱，并随即灌注恐惧摧垮敌人意志的方式，来击败敌人。由于蒙古人最初是缺乏摧垮厚重城墙的武器或知识的，因此他们就在城市周边的乡村中引发灾难，并迅即消失，在城市看来是安全的当口，他们又出其不意地再度出现。
成吉思汗利用敌人内部社会的混乱，或他所能确认的社会裂痕，试图进一步削弱敌人。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他最初的努力是将契丹人从他们的女真统治者那里分化出来，同时，浇灭南宋民众认为女真人能击败蒙古人的信念。在巧妙的宣传战中，蒙古人进入女真人的领地，他们宣称自己是作为致力于恢复古老的契丹皇室的一支解放力量。在女真人推翻他们的一个世纪之前，契丹皇室曾统治着契丹。在战争开始之前，许多契丹人就逃奔蒙古人，他们被看作是操相同语言的亲戚。在最初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哲别随同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一起，统率一支蒙古军队，沿辽河直扑契丹旧都。蒙古军队得到契丹人的热情支持，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前契丹皇室耶律家族的后裔。次年，即1212年，作为蒙古帝国内的一个附属国，成吉思汗正式恢复契丹君主国。诚然，蒙古人并没有征服全部的女真领土，但通过建立附属国的方式，他进一步分化了女真人，并且吸引了更多的逃亡者到蒙古一方。
在整个战役中，成吉思汗发现很多旧契丹贵族成员渴望帮助他，了解其所侵占的土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来自契丹皇室，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引起蒙古人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占星术方面的修养，以及对深厚肩胛骨的辩识技能，这种技能是通过认读祭祀用的羊肩胛骨烘烧出来的裂纹，来占卜未来的。由于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契丹人，又会讲契丹语，因此他能轻松地与蒙古人交流，而且他还通晓汉文化。因为他们懂蒙古语和汉语，而且又熟悉书写和律法以及定居民的传统，契丹士人在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显得非常有用，因此成吉思汗更加注意吸引和俘获各种各样的士人，尽力采用他们对帝国有益的知识。从那以后，每到一处，他都要询问带到他那里去的此类人员，以了解他们有何技能，以及他们的技能可应用到帝国的什么地方。
蒙古人的战法是传统草原体制的结晶，这种体制已在蒙古发展了数千年之久。优良的武器，最终并不能解释蒙古人成功的原因。武器技术并不能长时间保密，而且仅经几场战役之后，一方所有的武器产品都很容易被敌方所用。蒙古人的成功源自于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凝聚力和纪律是游牧民数千年来在较小的群体中所形成的，此外，成功还源自于他们对首领坚定的忠诚。
几乎所有地方的士兵都被教导要为他们的首领而死，然而，成吉思汗却从不要求他的士兵为他而死。最为重要的是，他是怀着保存蒙古人生命的战略目的，来发动战争的。与历史上其他将军或皇帝轻易地要求无数战士慷慨赴死不同，成吉思汗从来不愿牺牲一个士兵。他为军队制定的最重要规则就是要关注士兵的伤亡。在战场上下，蒙古士兵禁谈死亡、受伤或失败。他们只是会考虑到，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即便提及已死战友或其他已死战士的名字，也会构成一种严重的禁忌。每个蒙古士兵都不得不像个勇士一样生活着，带着自己可以不朽的信念生活着：没人能击败他或伤害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毁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一切已归于失败而又希望不再的时候，蒙古勇士定会抬头仰望，大声呼唤“长生天”的名字，作为自己最后的尘世之词，召唤自己的命运。在草原的战斗中，游牧民会在战场上留下已死士兵的尸体和他们的物品，让动物吃掉或被自然腐化。
在远离故土的农耕土地上，蒙古人担心尸体无法被自然腐化，而且还担心当地民众可能会亵渎尸体。在对女真人的战役中，草原战斗的正常模式在发生另一种转变，蒙古人开始将死亡士兵的遗体送回草原故乡安葬。战俘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运送死尸，大概要将尸体缝装在皮革袋子里，然后放到骆驼上或用牛拉的小车中。如果上述做法无法实行，蒙古人就将尸体带到草地附近，与他的所有物品一起秘密安葬。随后，他们又将牲畜驱赶到坟墓上方来加以遮掩，以防农民找到它，并且掘走墓中的物品。
蒙古人并不是在战争中获得荣誉；而是在胜利中赢得荣誉。他们在每次战役中都只有一个目标——完全的胜利。为达此目的，使用什么手段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或如何避免挨打，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通过狡猾的诡计或残忍的手段而获得的胜利，也是一种胜利，并不会给战士的英勇带来污点，因为战场上有许多其他展现勇敢的机会。对蒙古士兵来说，要是战斗失败，就没有个人荣誉之类的东西。据说，成吉思汗这样讲到，除非完成任务，否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蒙古人处处显示出其聪明才智，而在将女真人的最大资产（即大量的人口）转变成他们最大债务的能力方面，蒙古人明显地更富有创造性。在进攻一个城市之前，蒙古人就会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他们会通过扩大十进制军事组织的方式，强有力地征募当地的劳力。每个蒙古士兵都必须驱集到当地十个劳力，供其驱使；要是他们中有人死了，就必须找到代替的劳力，以便总有十个人供他差遣。作为军队的扩大部分，这些俘虏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找到供给牲畜和士兵的食物和水，还要搜集用于填满即将围攻城市的护城河所需的物资，如石头和泥土。这些被征募的人还要操作各种围城武器，用木制的或石制的投掷武器来捣毁城墙，另外，还要去推移用于突破城墙的移动塔楼。
对蒙古人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女真人的领土上满是民众，然而牲畜却如此之少；这与蒙古迥异，在蒙古，通常每个人都有五到十头左右的牲畜。于蒙古人而言，农田就是草地，就是花园，农民就像是放牧着的动物，而不是食肉的真正人类。蒙古人用指称牛羊的相同词汇，来指称这些吃草的民众。众多的农民就如同是许多的牧群，而当士兵去把他们围捕起来或赶走他们的时候，士兵们也会使用围捕牦牛一样的词汇与情感，来围捕农民。
这个时代的传统军队，将村庄视作为掠夺的资源，而将农民视作是被抢夺、被杀戮或可用任意手段来加以摆布的讨厌鬼。相比之下，在人数上少于他们所侵入地区的蒙古人，却对大量民众大加利用。蒙古士兵修改传统的草原策略，即利用围捕敌人牧群，并将它们驱赶到敌人战线或家园的策略，在士兵们迅速进攻之前，制造大混乱。在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蒙古人采用了这种针对成群小农的策略。蒙古军队分成小部队，去攻击未设防的村庄，纵火焚烧，驱赶居民。受惊的农民四处奔命。他们阻塞要道，给女真人的军需物资运送造成困难。在这场战役中，超过百万的难民绝望地逃离乡村，涌入城镇；他们消耗了大量的食物储备，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造成大混乱。
对此时代的军队来说，难民潮紧随军队之后并不具有典型性。难民是被置于蒙古人之前的，而且蒙古人还通过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将农民当成防护盾牌，并将他们当成活生生的冲击撞锤来撞击城门。只要能保住蒙古人的性命，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敌军伤亡的。战斗中死去的俘虏，其尸体被用来填充护城河，形成跨越敌军防御工事的通道。女真人和他们的民众被困城内，粮草断绝；在很多城市，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满情绪渐渐滋长，而且反对女真官员的城市兵变和农民起义也在爆发，他们无力保护、供养和控制大批的难民。在最严重的一次起义中，女真军队杀戮了大约三万自己的农民。
与行动缓慢而又沿着特定前线前进，或在特定战场作战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不同，蒙古人是跨越整个领土作战的，相继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使得蒙古人可以施加各种阴谋诡计。有一段小插曲，蒙古人俘获了一支前去大定城解围的护送队和一名高级官员。一位蒙古人穿上这名女真高级使臣的衣服，带着官方文书，乔装进入敌军城市。当他到达的时候，按照预先安排，蒙古军队就解除包围并且撤走。一到城内，这个蒙古冒充者就哄骗当地官员们相信，他们刚刚打败蒙古人。蒙古冒充者随后检查辛苦拆除的城市防御设施，并且监督城内军队的撤离。在解除武装几周之后，他就通知了蒙古人，他们如闪电般杀回，轻易地就夺取该城。
蒙古人不仅利用这样的诡计，而且还无情地使用宣传手段，在敌军中散布谣言，引发焦虑和恐惧。蒙古人散布虚假的信息，在敌军中造成忧虑，要是女真守军愿提供给他们大量的猫和鸟作为战利品的话，他们就会答应从被围城市撤军。据载，饥饿的居民急切地搜集了这些动物，并把它们交给蒙古人。在得到所有这些动物之后，蒙古人就在它们尾巴上系上点着的火把和旗帜，随后便放了它们，于是，受惊的动物又迅速窜回到城里，焚烧城市。这则轶事提供了一份戏剧性的战争宣传。
所有的侦察、组织和宣传活动结束之后，在进攻最终来临的时候，蒙古军队会设法给敌人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和大破坏。最普遍的一种进攻形式是“乌鸦群集”或“流星”式攻击，类似于“灌木阵形”。用鼓作信号，或在夜间燃火，骑兵们就会立即从四面八方飞驰而至。用那个时代中国目击者的话来说，“他们从天而降，而又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敌军被突袭和迅即消逝的行动所扰，身心俱疲，伴随一波呼啸而来的嘈杂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片死寂。在敌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蒙古人早已远去，留给敌军的是流血和困惑。
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已经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从远处使用大量的石头来捣毁城市。汉人已经研制出许多那样的装置：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燃烧液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弹射器，以及抛石机，它们是通过沉重平衡物的下落而产生能量的一种石弩，它们抛出物体的速度，要比转矩的弹射器还快。弩炮（即古代投石器）是一种发射大量箭的机械装置，所发出的箭能破坏处于其射程范围之内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消灭所有的人畜。尽管围城战史非常古老，但这些武器对蒙古人来说是全新的，而且它们很快就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的永久组成部分，他很重视武器性能以及武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成吉思汗不仅仅要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还获得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工程学知识。蒙古人奖励那些投诚的工匠，每次战斗之后，他们就仔细地从俘虏中挑选工匠，强征他们到蒙古军队中服役。成吉思汗使工程部队成为蒙古军队永久的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每一次新的战役和征服，作战器械在复杂性和效能方面，均会得到发展。
于蒙古人而言，围城器械发挥出了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们可使攻击者安逸地呆在城外，远离他们所厌恶的直接短兵接触的危险。在某个时候，蒙古人遇到使用火枪的女真人，火枪是一种塞满黑色火药的竹管，当它点着的时候，就会缓慢地燃烧，从枪管尾部喷出火花、火焰以及烟幕，就像是喷火器一样。这种武器是从爆竹发展出来的，过去常用于点火或作为迷惑敌人和敌军战马的一种装置；后来经过改进，蒙古人将其加以改装，更多地用在军事用途上。
当成吉思汗无法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时，他就试图施以计谋，例如佯装撤退，诱使敌人从他们的要塞里出来，就如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哲别围攻辽阳那样。在称为“狗斗”策略的运动中，他佯装撤退，命令部队留下大批的装备和军需品，好像他们是在非常匆忙地溃逃一样。守城官员见状，就派兵出去搜集战利品，但由于他们的疏忽，使用大车和牲畜运送全部物资，结果阻塞住了大开的城门。就在士兵们处于旷野，而城门又大开的时候，蒙古人发起了进攻，迅速穿过洞开的城门，占领整座城市。
作为终生的游牧民，蒙古人早就学会在运动中作战。对于半兵半农的人而言，逃跑意味着失败，追赶则意味着胜利。定居民的士兵要把攻击者从他们的领地中赶走。游牧民要消灭敌人，无论在进攻或撤退的时候，都该消灭他们。对蒙古人来说，两种趋向都象征着战斗，逃亡后撤的征服与驻军占领的征服是一样的。一旦蒙古人将对手诱出围墙城市，他们就会使用自己已掌握的、操控大群牲畜运动的手段。最为平常的是，他们或拉长追击者的战线，因为战线越长防备就越弱，只要蒙古人一将敌人诱进圈套，就易于攻击；或者逃亡的蒙古人会分成小分队，这样就把追击者也分成了更加容易对付的小群体了。
即便是在被死敌所击溃或追击时，蒙古人仍会使用更多的保存自我的计谋。要是他们在巡逻中被突袭或被追赶上，他们通常会随身携带一些贵重物品撒在地面，以便逃亡。敌人总是会解散队伍，取回物品，而且他们自己之间还经常争斗，抢夺物品，这就使蒙古人得以逃脱。在其他时候，为遮掩他们的行动或使追击者认为蒙古人比实际的人数还要多，他们会将泥沙抛向风中，或在他们的马尾系上树枝，扬起灰尘。
在对女真战役的第一年之后，很明显，对蒙古人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战斗，而是来自气候的不适。纬度较低以及靠近大河和海洋，使得空气湿润，夏季的炎热和潮湿对蒙古人和他们毛发浓密的马匹来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在农耕区和城区，他们屡次汇报了各种可怕疾病的滋生。在夏季，战事几乎完全停止，大批蒙古人以及大量的马群，就近撤回到纬度较高以及较为凉爽的内蒙古草原。
1214年，成吉思汗最终包围了位于中都（今北京）的黄金汗宫廷。宫廷已发生过政变，新黄金可汗经受了如此多的内部斗争，再也不愿面对长期的围攻，他同意与蒙古人和解，以换取他们的撤军。他献给蒙古人大量的绸缎、金银以及三千匹马和五百童男、童女。为确定这一协议，黄金汗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附庸，并将一位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做妻子。
作为回应，成吉思汗解除中都之围，并开始长途跋涉，朝戈壁北端的外蒙古方向返回。契丹人收回了大部分领土，皇室也得到了恢复；女真人允许他们保持一个自己的小王国。成吉思汗表明了自己并无统治这些地区或设立一个蒙古政府的意图——只要他能得到自己所想的货物。正如他让畏兀儿人和西夏人掌管他们自己的领土一样，只要女真人和契丹人继续臣服于蒙古人并且纳贡，他就乐意让他们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王国。
由于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承认成吉思汗是他们所有人的最高君主，他没有其他理由继续呆在他们的领土上。夏季刚刚开始，但炎热和干燥就已使他的军队无法跨越戈壁，返回家乡。于是，他们就在位于戈壁南端一个叫多伦泊（七湖）的地方驻夏。等到秋日凉爽的时节，部队就可纵情狂欢、宴饮，欣赏他们已俘获而又正要带回家乡的乐师和歌伎们的精彩演技。
然而，蒙古人刚从新近征服的领土上撤走，女真朝廷就开始违反协议。由于怀疑自己的民众秘密支持蒙古入侵者，保留了王位的黄金可汗撤出首都中都，整个朝廷南逃开封，他们认为那里会很安全，蒙古军队无力突破。对成吉思汗来说，黄金可汗的出逃是一种背叛新盟约的行为，成吉思汗认为这是叛乱。尽管成吉思汗已经离开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间的家乡三年多，但他还是准备返回女真领土，再度征战。他组编了用于第四个年头作战的军队，从内蒙古挥师而下，返回到仅数个月之前他和他的军队曾经突袭过的首都。
黄金可汗留下部分士兵守卫旧都，但士兵和百姓们知道他们被抛弃了。成吉思汗前一年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各阶层，尤其是在那些被黄金可汗所抛弃的人之中，激起了一阵支持的浪潮。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战争的胜利属于那些上天所青睐的人——他的成就在日益增加，对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而言，成吉思汗明显拥有天命，如果反对他，那就是在冒犯上天本身。黄金可汗的很多女真和其他部落战士，也认识到成吉思汗是一位真正的草原勇士，就像占领以及定居在城市之前的他们自己的祖先那样。比起这些腐化堕落而又不顾他们死活的统治者，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与成吉思汗有更多的共同点。女真将领们带领整个军团，一起投奔蒙古军队。
成吉思汗与新近并入的盟友一起，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中都。然而这一次，他不会再给败北的女真人以纳贡的机会；这座城市将遭毁灭和劫掠。蒙古人将获得所有的一切。一旦该城即将攻陷的形势变得明朗，成吉思汗就将最后的攻击任务交给部下去完成。由于忍受不了夏季炎热，并且又讨厌定居生活的污秽，成吉思汗离开中都，返回纬度更高、天气更干燥而土地又更加空旷的内蒙古。他委派契丹将领哈台（Khada）和他的军队劫掠该城，因为他们习惯于管理城市，而且还非常熟悉如何榨取财富。蒙古官员们呆在一定距离的城外，等待着带给他们的并又登记在册的掠夺物。成吉思汗期望使用蒙古人常用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洗劫，因为他曾用这一方式击败过塔塔儿人。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士兵们将搜集起来的掠夺物，视作为他们在群猎中的猎物收获一样，在全体蒙古人中间，按照他们的等级进行分配。直至最后一粒黄铜扣或最后一粒银，所有的一切都得按照精确的方案进行分配——从可汗得百分之十的份额，到孤儿寡妇的特定份额。
然而，蒙古的新盟友或是不了解这一分配制度，或是简单地拒绝遵守这一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契丹人和汉人，曾受到压制，并且又对女真人深感不满，他们渴望复仇和摧毁敌人。他们认为每位士兵都有权保有他所夺取的东西。他们从宫墙上拆走黄金制品，撬开镶嵌的宝石，抢夺装满金银的箱柜。他们把贵金属装载到牛车上，将一捆一捆的绸缎绑到他们的骆驼背上。
成吉思汗将抢劫视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务，因此，他派遣蒙古人的首席法官失吉忽秃忽前往中都，指导有条不紊的掠夺和编造详细的财产清册。然而，失吉忽秃忽看到的却是混乱状况，而非有序的过程。蒙古官员，包括掌管皇室膳食的高级官员都处于城外，他们收受了作为贿赂品的用金丝镶边的绸缎，使盟军士兵得以持续地进行无序掠夺；而当失吉忽秃忽抵达该城时，也有人给他提供一份私人礼物。他严词拒绝，并返回成吉思汗那里，向他报告了这一不当的行为。成吉思汗非常气愤，严厉谴责契丹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物品，但是处罚的具体记录并没有保存下来。
当蒙古士兵撤离这座女真人的城市时，他们还要给这片土地施以最后一项惩罚：他们驱离了那里的居民，并且焚毁村庄。万一他的军队需要返回，成吉思汗想留下一片广阔空旷的地带作为大牧场。农田、石墙以及深壑，延缓了蒙古铁蹄的进军速度，阻碍了他们在这一地带纵横驰骋的能力。同样，这也阻碍了蒙古人喜欢猎杀的羚羊群、驴群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当蒙古人结束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时，他们用马蹄来踩踏农田，翻起身后的土地，打算将该地退还成空旷的牧场。他们想确保农民不再回到他们的村庄和田地。这样，内蒙古保留了放牧地带，蒙古人在游牧部落地带和定居农民的田地之间，建立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和森林缓冲区。草场茂盛的大草原作为马匹的牧草储备地，使他们在未来的袭击和战役中更便于使用，而退耕的草原也提供了以野生牧群为主的肉类储备，这些野生牧群一旦在农民与村民们被赶走后，就会返回到这些退耕的草原上。
整个1215年（猪儿年）的前半年，蒙古人带着成队的民众、牲畜及货物，慢慢地开始从焚毁的中都前往干旱的内蒙古高原。他们再次聚集在多伦泊，成吉思汗一年之前就曾在那里停驻，徒劳地等待返回家乡。他们得等到夏季过后，才能冒险跨越戈壁。成吉思汗已多次显示出他在战争中取胜的能力，而今在草原可汗的历史上，他又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他将大批物资带回给家乡人民的空前能力。
一条辉煌的丝绸巨流逸出了中国。这仿佛是成吉思汗变更了“丝绸之路”所有不同的翘曲路线，将它们汇成一条巨流，并且还改变其流向，使其向北散出，横跨蒙古草原。一队队骆驼和牛车商队运载了大量的贵重织物，蒙古人用丝绸来捆扎他们的货物，或将丝绸用作包装的材料。他们丢弃生牛皮绳索，改用丝绸的双绞软线。他们包起一捆捆的长袍，这些长袍是用金银丝线来镶边的，上面饰有盛开的牡丹花、展翅高飞的鹤、汹涌的波涛以及神兽等各种图案，并且装满缝制有小珍珠的丝绸拖鞋。蒙古人的马车上装满了绸制的地毯、墙帷、枕头、软垫及毛毯，还有绸制的肩带、编织物、饰穗及丝带。他们搬运成卷的生丝、丝线以及衣料，这些衣料可制成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各式衣服或装饰品；而在衣料的用色方面，蒙古人无却法用他们的语言来加以区分。
除丝绸、缎子、织锦及薄纱之外，包裹里还装有蒙古人所喜欢的以及所能搬动的所有物品，包括漆具、纸扇、瓷碗、金属盔甲、青铜刀、木偶、铁罐、铜壶、棋盘游戏以及雕刻的马鞍。蒙古人带走一壶壶的香水和由赭土、黄铅、靛青、花精、香蜡、香液及麝香所制成的化妆品。他们得到了由贵重金属、象牙或龟甲等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头发饰物和珠宝饰品，它们上面点缀着绿宝石、珍珠、红玉髓、珊瑚、天青石、翡翠以及钻石。货车上装载着一皮囊一皮囊的酒、一桶桶的蜂蜜和一块块的红茶，其间夹杂着熏香味、药味、壮阳药味以及许多特制桶装着的朱砂味、樟脑味和檀香味。
一长列一长列的办事人员不辞辛劳地编目，并且反复核对每个骆驼和牛车商队的货物。商队前进的时候，乐师们就在边弹边唱，以取悦于捕获他们的人。商队每次停顿下来的时候，走钢丝的演员、柔软杂技演员及魔术师就要表演，而年轻的女仆们则要收集干粪生火、挤奶、做饭，以及提供其他可能的任何要求。男仆要照看牲畜和抬起重物。牲畜之后跟着的是连绵不绝的行进中的俘虏——成千上万，他们之中有王子和牧师、裁缝和药剂师、译员和书记员、占星术者和宝石商、画家和占卜者以及魔术师和金匠。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连同那些仅仅是吸引了某位蒙古人（无论这个蒙古人出于什么动机或爱好）注意力的人，都被集拢到了一起。
在抢劫和贸易的全部岁月里，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货物数量，是没有哪位首领能比得上的。然而，数量虽如此巨大，但民众的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当他离开这场战争返回家乡的时候，他的所有商队都载满了贵重货物，但每支商队的装载物又激起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每个蒙古人都可坐在自己帐篷内用丝绸盖着的漆具上；每位少女都可喷撒香水、涂脂抹粉以及穿金戴银。每匹骑乘的马都可装上金属装备，而每个勇士也都可配备青铜和铁制武器。为生产他们的手工制品，数千新工匠需要更多的原料——从木材、粘土和布料，到青铜、黄金和白银等所有的一切。为供养这些工匠，源源不断的大麦、小麦以及其他食品，不得不跨越阻隔放牧草场和南部农田的辽阔荒漠，进行拖运；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俘虏越多，他所必须获得的供应给他们的食物和必需品也就越多。新奇的物品成为必需品，而每个商队运载的货物则又激起了更多的欲望。他征服得越多，就越需去征服。
草原不再被隔绝。成吉思汗不得不建立供给线，维持生产，以及规模空前地协调货物和民众的流动。开始于对戈壁南部城市的丝绸和新奇小物品的快速抄掠，已变成为世界历史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最为广泛的战争。成吉思汗将倾注他人生的下一个十五年来横扫整个亚洲，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场战争遗留给子孙后代，为把战争扩大到新的国家并且针对新的民众，这场战争要持续两代人之久。
在女真战役之后，大汗直接返回到位于桑沽儿河（Tsenker）与客鲁涟河之间的阔答阿岛（KhodoeAral）草原上。与他以前所行一致，成吉思汗很快就开始把累积的战利品分配给他的将领和官员们，他们又转而在自己的部下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然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拥有太多的战利品和物资，以至于无法分配，因而他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管理和贮藏到要用它们时为止。为解决这个大量富余的问题，成吉思汗允许修建一些建筑物。他把建筑物修建在曲雕阿兰小溪（AvargaStream）的附近，稍微靠近草原边缘，那里有条泉水喷涌出地面。据传说，孛儿帖就是用这条泉里的水，来给她的小儿子窝阔台治病的。全部建筑物都被命名为“黄宫”，它们主要当作从战争中带回来的货物的仓库用。由于两面有河，中部又有一小群小山，因此这个地区易于保护，而要发动突然袭击，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长期外出之后，成吉思汗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不仅在他自己的民众之间有问题，而且在与北方的西伯利亚部落和南方的畏兀儿农场主之间，也存有问题。其中有些是西伯利亚部落——1207年术赤入侵期间，他们曾初次臣服于蒙古人统治。利用成吉思汗长期在外与女真人作战的机会，他们停止向蒙古人供奉毛皮、森林产品以及年轻女子。然而，当一位蒙古使臣前去查问时，他发现他们现在有一位女性首领，唤名孛脱灰塔儿浑，这一名字的大致意思就是“大”而“残忍”。她非但没有向蒙古人上交三十名少女，而且还俘虏了蒙古人。当使者迟迟不见返回时，成吉思汗最后派出了另一位交涉者，但也一样被她俘虏。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派遣一位亲信将军，带着一支精兵特遣部队前去查探虚实。蒙古人习惯于在开阔的草原和农田作战，但在浓密的森林里却缺乏作战和行进的经验。通常，蒙古人是通过在一条广阔线上加以展开和前进的方式来跨越草原的。可是在森林中，他们不得不按照狭长纵队的方式前进。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很早以前就听说他们要来，当他们到达她的领土时，就像任何有经验的森林猎人那样，她设下了圈套来对付他们。她派出一支小分队把纵队后面的人包围起来，以防他们逃走，而她则在前方进行伏击。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大获全胜——而且在战斗中，她的士兵还杀死了那位蒙古将军。
这样的损失是非常罕见的，它激怒了成吉思汗。起初，他扬言要领兵亲征，向得胜的女王报复，但他的谋士们很快就说服他不要那样做。他们计划进行一次大远征，而这一次蒙古人决意要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赢得这场战争。一小分队的蒙古士兵作为诱饵开始行动，他们佯装守卫蒙古人与女王领土之间的边境小道和关隘。与此同时，蒙古军队的主力则从另外一个方向，秘密地开辟了一条穿越森林的新路。蒙古人使用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斧子、扁斧、锯子、凿子以及其他所有的工具和武器，不辞辛劳地清理出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沿着“红牛”——或许是大红鹿或麋鹿——所走过的路来开辟的。在完成这条秘密通道之后，蒙古士兵就迅猛扑向女王的指挥中枢，其速度之快，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通过帐篷的烟孔顶部”突然而降的。
得胜的蒙古人解救了他们的使臣，并把这个部落的人囚禁起来，将他们分为蒙古人的奴仆和妻妾。成吉思汗将孛脱灰塔儿浑女王赏赐给第二位使臣为妻——她可能早就将这位使臣当作丈夫对待了，因为她一直把他囚禁起来而并没有处死他。
相较于沙漠绿洲中畏兀儿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来说，森林部落给成吉思汗造成的仅仅是一次注意力的短暂转移。沙漠绿洲中的畏兀儿人在他的臣民中间是最忠实的。他们如此强烈地支持成吉思汗，以致远居天山山麓西部——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所——的其他穆斯林畏兀儿人，也希望推翻他们的佛教统治者，转而支持成吉思汗。来自喀什噶尔（今天中国西部新疆的一个边贸城市）的、穆斯林民众的一些使节来到了蒙古国。十三世纪初，这些民众被另一个源出中国东北的契丹集团所统治；但他们被女真人逐出东部，移居到天山山脉。为了与原来居住在东部的契丹人相区分，蒙古人把他们称为“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因为“黑”表示他们的血缘关系疏远，而尤其是因为这种颜色象征西部。
然而，虽已有许多畏兀儿人自愿地加入到蒙古人之中，但仍有其他的畏兀儿人尚处于黑契丹的控制之下，黑契丹现在为屈出律所统治，他是成吉思汗往昔的敌人，即乃蛮塔阳可汗的儿子。在失去自己的民众之后，屈出律逃到南方，在那里，他娶黑契丹统治者的女儿为妻，随后篡夺了权位。尽管屈出律起初是个基督徒，而黑契丹人信仰的是佛教，但他们都不信任穆斯林畏兀儿民众。作为新近获得国王地位的统治者，屈出律通过限制穆斯林民众宗教活动的方式，开始迫害穆斯林。他禁止集众祈祷，而且还禁止公共礼拜和宗教研习。当屈出律离开国都八剌撒浑出征的时候，他的民众随即关闭了他身后的大门，试图阻止他返回。为了报复，他包围都城并占领它，随后又将其夷为平地。
没有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愿意给他们提供保护，八剌撒浑的穆斯林转而求助成吉思汗来推翻他们暴虐的国王。尽管蒙古军队驻扎在两千五百英里远的地方，但成吉思汗还是命令哲别——这位恢复契丹君主国的将军——统率两万蒙古士兵横跨亚洲，前去保护穆斯林。成吉思汗不愿御驾亲征，表明他先前所占的这些地区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不重要。他的世界是在蒙古，他想与家人一起呆在客鲁涟河沿岸的曲雕阿兰营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遥远的沙漠绿洲城市和山脉，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此次特别的入侵，顶多只是给他提供了一次最终处置旧敌屈出律的契机。
由于蒙古人是应畏兀儿穆斯林的请求而组织这场战役的，因此他们并不允许抢劫、毁坏财产，或者危及平民的生命。相反，哲别的军队击败了屈出律的军队，对他的罪行施以适当的惩处，并在现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交界的边境附近的平原上，将其枭首示众。处决屈出律之后，蒙古人派了一位使者到喀什噶尔，宣布停止宗教迫害，以及在所有群体中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用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喀什噶尔的民众颂扬蒙古人是“仁慈之主和神的恩赐。”
尽管波斯以及其他穆斯林的编年史家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秘史》却仅用一句简单的话，扼要地描述整个战役。“哲别追击乃蛮可汗屈出律，在黄崖将其抓获，处死了他，然后回到家乡。”在蒙古人看来，那大概就是事情的全部。哲别完成了任务：他消灭了敌人，胜利还乡。这场战役检验并且证明了蒙古军队跨越数千英里成功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次行动远离大本营，并且又没有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
这场战役不仅使成吉思汗获得新的臣民，而且作为受压制宗教的保护者，还博得了不少的声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胜黑契丹，使他完全控制了中原汉地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丝绸之路。如今，他在西夏、畏兀儿、黑契丹以及北部的女真土地上已有附属国；尽管他既未控制主要生产区的南宋，也未控制中东主要的采购地区，但他控制了链环的中间部分。由于控制了大量的中原货物，他意识到，与中亚以及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1219年，伴随着许多军事与商业成就的取得，成吉思汗已年近六十。正如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他带来了完全的和平、安全与宁静，他实现了极度的繁荣与安宁；道路安全，骚乱减少。”他似乎满足于在安宁中度过余生，享受家庭与骑马的乐趣，沉浸于给民众带来新繁荣的快意之中。
他现在拥有远远超过他可能使用或分配给民众的货物，他打算利用这一大量的新资源来刺激贸易。除亚洲生产区的传统货物源源不断地供给之外，来自西方中东国家的其他更遥远而又更奇异的商品也不时流入。处在世界另一部分的穆斯林民众，他们能制造出各种最好的金属制品，华丽的、闪着微光的钢制品。他们拥有棉织品和其他优良的纺织品，而且他们还熟悉玻璃制造过程，这是不可思议的。从现今阿富汗山脉到黑海的这个广大地区，处于突厥算端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之下，他的帝国被称为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需要这些异域商品，为此目的，他寻求与遥远的算端建立起贸易伙伴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克鲁瓦这样阐释当时成吉思汗的地位：“……这位君王不再担心亚洲东部和西部，也不再担心亚洲北部，他致力于与花剌子模国王发展真诚的友谊。因此，他在1217年年底，向后者派出三位带着赠品的使者……去问……他们的民众是否愿意一起进行安全贸易，通过一种彼此理想的同盟关系，获得休养生息和繁荣富裕，这对任何王国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算端派去一位特使，由特使传话给算端：“我极为渴望与你和平共处。我愿把你当自己的儿子那样看待。对于你那边，你并不知道我已征服中国的北部，并且已控制了北方所有的部落。你知道我的国家兵如蝼蚁之众，财富如银矿之丰，我无须觊觎他人领土。在彼此臣民间促进贸易，我们就有共同的利益。”
带着些许的怀疑和勉强，算端同意了协议。由于蒙古人自身不善经商，成吉思汗转而求助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商人——他们已经在他新近获得的畏兀儿领土上经商；成吉思汗从他们中间召集了四百五十名商人和扈从，派他们带着一支装满白驼布、中国丝绸、银锭及白玉等奢侈物品的商队，从蒙古出发前往花剌子模。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以一位印度教徒为特别代表，向算端传达另一种友谊的讯息，欢迎与他们进行贸易，以便“从今往后，通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协议，祛除我们之间的邪念之瘤，并且除去阴谋和反叛之毒。”
商队进入到位于现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境内，即讹答剌省西北部的花剌子模时，傲慢而又贪婪的守将抢夺了货物，并杀死商人和他们的扈从。守将完全未曾想到这将会带来如何剧烈的反应。正如波斯史家志费尼所解释的那样，这位守将的攻击所消灭的不仅是一支商队，它还将“夷平整个世界。”
听到这一事件，成吉思汗派遣使臣前去交涉，要求算端惩处发动袭击的当地官员；然而，算端却反而用他所知道的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他处死部分使臣，并毁伤其他人的面部，将他们送回到成吉思汗那里。指责之语仅在几周之后便飞越草原，传到蒙古朝廷，在那里，按照志费尼的说法，“暴怒的龙卷风将尘埃吹进了容忍而又仁慈的眼内，而怒火则突然发出驱走眼泪的火焰，只有通过流淌的鲜血才能将其扑灭。”在愤怒、蒙羞和挫折中，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顶，在那里，他“脱去帽子，脸朝大地，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道：‘我不是这一纠纷的制造者；请赐予我严正的复仇力量。’”随即，他从山上下来，筹划行动，准备战争。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于游牧民而言，战争就是一种生产。
对士兵们来说，战争则意味着成功与富有。
札奇斯钦，
《蒙古研究论文集》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开始朝花剌子模方向西征，并在次年龙儿年的春天，穿越沙漠抵达那里，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守军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在这年结束之前，蒙古人已经占领了花剌子模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而算端则被抛弃，在里海的一个小孤岛上作垂死挣扎，他试图在那里寻求庇护，以躲避成吉思汗士兵的穷追猛打。
蒙古人越来越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在四年的征战中，他们就像拍打苍蝇那样，横扫中亚各城市。在十多种语言中，这些城市的名字是用一种毫无章法的音节组合到一起的：布哈拉、撒马尔罕、讹答剌、玉龙杰赤、巴里黑、费纳喀忒、忽毡、梅尔夫、你沙不儿、铁尔梅兹、也里、八米俺、哥疾宁、白沙瓦、可疾云、哈马丹、阿儿迭比尔、马剌合、大不里士、第比利斯、打耳班、阿斯特拉罕。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高加索山脉，从印度河到伏尔加河，成吉思汗的军队压服了他们在任何地方所遭遇到的所有军队。每座被征服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故事，只是事件的经过略微不同而已，但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城市能抵抗冲击。没有城堡可幸免于不被占领。祈祷无以解救民众的生命。没有官员能买通或说服他们免于降服。没有人能减缓蒙古主宰者前进的脚步，更不要说停止了。
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花剌子模，他侵袭的是一个比蒙古帝国更早建立仅仅十二年的新王国，但他攻击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帝国，而是整个古代文明社会。十三世纪的穆斯林国家，包括有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文明，它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从天文学与数学，到农艺学与语言学，在几乎所有的知识方面，它们都是最高度发达的；在全体人口中，它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识字比例。相较于欧洲与印度，那里只有教士能阅读，在中国则仅有政府官员能阅读，而在穆斯林世界，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至少有一些人能读《古兰经》，还能解释穆斯林法律。当欧洲、中国和印度仅达到一种地区性文明水平的时候，穆斯林因为有更为高度发展的商业、技术以及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所以他们是最靠近拥有一种世界级文明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要高出很多，他们受到的损害也是最大的。蒙古入侵在此地造成的损害，比他们铁蹄所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正如在北部中国那样，在那里，原来的游牧契丹、女真和西夏部落统治着农业人口；横跨中东的地带则有以前的游牧突厥部落，例如塞尔柱人与土库曼人，征服和统治了各种各样以农业居民为主的王国。一连串突厥国家控制的政治版图，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领土，横跨波斯，进入地中海沿岸现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文明以古代波斯文化为基础，它受到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从罗马到印度之间的早期古典文明的巨大影响。在中东的文化组合图上，包括有相当少数人口的犹太人、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和语言群体。然而，大体说来，学者、法官以及宗教领袖都说阿拉伯语，引用《古兰经》的话。士兵们讲其本部落的突厥方言。农民则用很多波斯语方言来讲话和歌唱。
尽管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地区很富裕，但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是使许多王国处于分裂状态：政治对抗、宗教紧张以及文化敌对。作为一位骤然显赫的突厥人，花剌子模算端几乎无法在他的穆斯林部众间找到任何同盟者，大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他视为与野蛮的征服者无异。花剌子模算端和巴格达阿拉伯哈里发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据好几位编年史家说，哈里发大概给成吉思汗送去过秘信，请求成吉思汗进攻算端，秘信是纹在一个人的头上的，此人顺利穿越花剌子模领土，来到蒙古人那里。尽管不足凭信，但纹身密信的故事在穆斯林世界广泛流传，并且赋予成吉思汗攻打算端的战争以一定的合法性，因为那些穆斯林民众是在寻找一种支持不信教者、反对穆斯林算端的宗教理由。根据一个可能真实的叙述，哈里发送给成吉思汗一份礼物，即送去大量在“圣地”（今巴勒斯坦）俘获的十字军战士，进一步援助蒙古人的进攻。由于成吉思汗并不需要步兵，就释放了他们，而他们中的部分人则带着有关蒙古征服者——他们以前并不知道——的最初谣言，最终回到了欧洲。
除与穆斯林邻邦关系紧张之外，花剌子模算端还在自己的国家和家族内面临无数的分歧。算端经常与他的母亲争吵，她事实上与他拥有一样的权力，而蒙古入侵的威胁，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不和，这些不和包括从如何管理国家，到怎样准备战争的所有方方面面。正是她的兄弟，抢夺了第一个蒙古商队而促使战争突然爆发，但她不许儿子惩罚她的兄弟以避免战争，算端母亲加剧了与蒙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是统治家族的压迫不足以威胁到大量的波斯和塔吉克民众的话，他们与统治者之间就会毫无情感认同，更不用说与那些驻扎在城内的突厥士兵了，突厥士兵不是在保护民众，而是在利用民众。反过来，突厥士兵在保护他们所驻扎的领土方面，没有多少既得利益，而且士兵们也毫无热情冒险去解救他们所轻视的民众。
成吉思汗突然降临花剌子模城市的时候，他指挥着一支人数约在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之间的蒙古骑兵部队，并由总数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的畏兀儿和其他突厥盟友、一群汉人医生以及工兵作为补充。相比而言，花剌子模统治者在他的整个帝国内，有大约四十万武装起来的士兵，而且他们又具有本土作战的优势。
蒙古人答应公平对待那些投降的人，但对那些抵抗的人，蒙古人则誓言要摧毁他们。如果民众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表达愿意作为血族亲戚的话，蒙古人就会将他们当作家族成员一样对待，并给他们提供保护和某种基本的家族权利；但要是拒绝的话，他们就将会被视作敌人。成吉思汗对围城所提出的条件，既简单又使人觉得恐怖，正如他向你沙不儿的市民送去这一信息时所言：“指挥官、德高望重者以及平民都知道，上帝已赐予我从东到西的世界帝国，无论谁降服都将得到宽恕，但对敢于反抗的那些人，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依附者都将会遭殃。”同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文献中都能表现出来，有一种亚美尼亚编年史，它最为清楚地引证过成吉思汗的话：“那是上帝的意志要我们占领世界以及维持秩序”，来强制实行蒙古人的法律，征收赋税，而对于那些拒绝其要求的人，蒙古人则有责任去“杀死他们并且摧毁他们的处所，以使其他的听闻者感到恐惧，而不再覆辙重蹈。”
有些城市不战而降，有些城市则仅需几天或几周就被攻破，而只有少数最为顽强的抵抗城市，才能拖延好几个月。成吉思汗从攻打女真城市的战役中学到很多：他不仅知道该如何完全夺取设防城市，还知道其后该如何对付他们，他尤其明白的是该如何最有效地去抢劫他们。成吉思汗不想再重蹈抢劫中都时混乱无序的覆辙。在花剌子模，他采用了一种新的而又更加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在开始抢劫之前，先清空城里的所有民众和牲畜，这样，当他们抢劫的时候，其部下的危险就可减至最低。
在抢劫开始之前，蒙古士兵会对每个敌方城里的居民采用一种相似的步骤。首先，他们要杀掉士兵。依赖骑兵的蒙古人，他们完全不使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来防守要塞城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在他们和蒙古家乡之间，留下大批阻碍通道的昔日敌军。他们总是希望有一条畅通无阻的、开阔的回家之路。处决士兵之后，蒙古官员会派书记员去按职业划分平民。专门职业的人包括任何能用各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书记员、医生、天文学家、法官、占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阿訇、犹太传教士和牧师。蒙古人尤其需要商人、骆驼夫以及会说多种语言的人，还有工匠。这些为蒙古人所用的工匠，他们只要从事自己的行业，而不要参战、放牧或狩猎。日渐发展壮大的帝国几乎在一切可能的服务领域，都需要熟练的工匠，包括铁匠、陶工、木匠、家具制造者、织工、皮革工匠、染工、矿工、造纸工、吹玻璃工人、裁缝、宝石匠、乐师、理发师、歌唱者、娱乐表演者、药师以及厨师。
无业人员则被聚集起来，在下一次攻城战中帮助搬运辎重、挖掘防御工事、作为人体盾牌、当作填塞物被推入城壕，或在蒙古人的征战中献出生命。对那些并不适合这些任务的人，蒙古士兵就加以屠杀，或把他们留下。
在成吉思汗的中亚征服战中，有一群被俘者遭受了最为悲惨的命运。蒙古占领者屠杀富人和有权力的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与中东实行的是武士风度的战争规则，敌对的贵族非常肤浅而又自负，他们之间彼此尊敬，然而却又随意屠杀普通士兵。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处死其贵族敌人，而是更倾向于将俘获的贵族敌人，当作赎回家族成员或国土的人质。蒙古人并没有采行这个惯例。相反，他们试图尽可能快速地处死所有的贵族，以防止贵族们在以后的战争中反对他们，而且成吉思汗从未接受敌方贵族进入他的军队，并且他也很少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接纳贵族们为蒙古人服务。
成吉思汗并不是一直都贯彻这一政策的。在最初针对女真人、西夏人以及黑契丹人城市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常常保护富人，甚至在击败一些统治者之后，还允许他们当权。但女真人和西夏人在他的军队刚一撤退的时候，就立即背叛他。成吉思汗抵达中亚穆斯林国家的时候，他已经吸取了有关忠诚、信任以及利用富人和有权势者方面的教训。在极为关注公众态度和观点的过程中，他还认识到，普通民众很少关心庸懒富人们的事情。
通过处决贵族，蒙古人基本上斩断了敌人社会体制上的“头颅”，并将未来的反抗减到最少。有些城市在战场上损失了贵族之后，或由于它们的统治家族被灭绝，那些城市就无法充分恢复，得到重建。成吉思汗想让那些忠诚于蒙古人、并且对蒙古人感恩戴德的官员们，独占权力和威望；出于这个理由，他只认可自己所授予的头衔。即便是一位想要保留旧头衔的诸侯或国王，也必须经由蒙古当局重新授予。在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于1245年至1247年游历蒙古的报告中，他常常抱怨蒙古人对上层贵族民众缺乏尊重。最低等的蒙古人也可走在来访国王和女王的前头，并且可以粗言对待他们。
算端的母亲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妇女，她的命运就显示出蒙古人对贵族妇女的态度。他们俘获了她，并且处死了她宫廷里的大部分成员和大约二十位家族成员。随后，他们把她押解到蒙古，让她在屈辱的奴役中度过十年的余生，她就是在那里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样一位妇女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而获得尊重和敬佩；就像是一位被俘者，她的价值只取决于她的技术、工作和服务。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好不容易从蒙古人手中逃出的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一封写于刚经入侵之后的信中，他热情地描写了美丽而又奢华的宫殿，蒙古人“清除掉这些宫殿，就像是从纸上抹去一行行的笔迹那样，那些住所成为猫头鹰和大乌鸦的住处；叫枭在那些地方应答彼此的呜咽，而在那些大堂里，则是厉风呼啸。”
在穆斯林的眼中，成吉思汗成为冷酷无情的代表。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采用了成吉思汗一种极不可信的陈述：“一个人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骑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揉在怀里。”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描写是种贬损，而且他似乎还鼓励这些编年史家。由于成吉思汗喜欢利用他所遇到的一切，因此他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利用这些高识字比率的穆斯林民众，并使这些敌人成为一种左右公众舆论的有效武器。他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在报纸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他们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他们常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宣传之语传到哪里，哪里就传播着恐惧。
到1221年8月，进入战争仅仅一年，蒙古官员就向高丽民众索要十万张优质纸。纸张数量显示出蒙古人保存的记录越来越多，就如同帝国规模日渐发展的速度那样快；但索要纸张的命令，也象征着蒙古人重视书写他们的历史。渐渐地，纸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他在记录其成就和歌颂其能力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允许民众自由地传播有关他或蒙古人的最坏的和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传闻。
蒙古人从每个被征服的城市中派出代表团到其他城市，向未征服城市的民众讲述，成吉思汗勇士们近乎超自然的能力所造成的空前恐怖。在目击者的记述中，那些传言的力量仍能感觉得到，这些记述由编年史家所记录，例如历史学家伊本·阿昔儿，他在位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度过了这个征服时代，那时蒙古人的战争差一点就要打到那里。他在其著作《全史》（英文名称为《完美史》或《完全史》）里，记载了难民的叙述。起初，伊本·阿昔儿似乎不太相信这些叙述：“关于塔塔儿人的恐怖，这些传闻对于听者的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他很快又对那个复述热心起来：“据说只要一个蒙古人进入一个村庄，或进入一个有很多人居住的地区，他就能持续不断一个接一个地屠杀他们，而且没人敢反抗这位蒙古骑兵。”从另一则报导中，他听到，“一位蒙古人抓到一个俘虏，但他随身没有携带处死这个俘虏的任何武器；于是他对俘虏说，‘把你的头置于地上，不许乱动，’俘虏按照命令那样做了，塔塔儿人走开，取剑回来，立刻就把那俘虏杀了。”
每一次的胜利都会纷纷释放出新的宣传，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言论开始传播。虽然传闻很不可信，但那个时候他们对整个中亚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本·阿昔儿悲叹蒙古人的征服，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致命打击的宣告。”他略带戏剧性地补充说，“哎呀，我宁愿我的母亲没生我，或者我已经死去，我宁愿这件事情被遗忘。”他同意写出这些血腥的细节，仅仅是因为“许多朋友劝我把它记录下来。”他将蒙古人的入侵称为是“自全能的上帝创造亚当以来，全人类最大和最可怕的灾难，尤其是对穆斯林来说……”相比较而言，他指出，在蒙古人对穆斯林屠杀之前的历史中，最大的屠杀是针对犹太人的，然而蒙古人对穆斯林的屠杀更为骇人，因为“仅在一个城市中被屠杀的穆斯林总数，就超过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伊本·阿昔儿唯恐读者怀疑，他誓言对蒙古人行为的细节描写是准确的，“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使所有听说过的人都感到恐怖，你们该请上帝来阐明全部详情，让你们懂得它们之间的真正联系。”然而，慷慨激昂的华丽文辞，似乎是在努力唤醒穆斯林同胞，而非准确地记载蒙古人的征服。
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种思考方式，但他们却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惯例。蒙古人并不实施严刑拷打、毁伤肢体或使人残废。在那个时代，战争通常是以一种恐怖的形态来进行的，而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通过公开拷打或骇人听闻的断肢毁体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蛮的策略，向民众灌输恐怖和惊悸。在1228年与算端之子札兰丁的一次战争中，四百蒙古战俘落入敌手，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将必死无疑。得胜者将蒙古士兵带到伊斯法罕附近，把他们捆在马后，拖着他们在城里游街示众，以取悦城市居民。所有的蒙古战俘在公开的娱乐消遣中被处死，随后又被喂狗。因为这一公开的严刑折磨，蒙古人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城市的文明居民，而且，城市终将付出代价。另一个事例，蒙古军队在战争中失利，波斯胜利者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将他们处死，按照蒙古人的信仰，头颅是灵魂的中心。这一事件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305年又再度重演，当时，德里算端把处死蒙古战俘当成是公众娱乐，用象来踩踏他们。随后，他又用战争中被杀或被俘蒙古人的头颅，堆成一个塔。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当拜占庭教皇巴塞尔在1014年击败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他弄瞎了一万五千名保加利亚战俘的眼睛。他在每一百人中，只给一个人留下一只眼睛，以便这个人能引导其他九十九个人回家，由此而散布恐怖。当东侵的十字军在1098年占领安提俄克、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问男女老幼，大肆屠杀犹太人和穆斯林，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作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他是西方使用恐怖手段的最好代表。当他在1160年试图征服位于今意大利北部克里莫那的伦巴底城时，他拉开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恐怖暴力行为的序幕。他的部下砍掉战俘的头颅，在城外玩弄这些头颅，将其当球来踢。克里莫那的守军随后将德国战俘带到城墙上，当着他们战友的面，把德国战俘肢解。德国人则聚集起更多的战俘，将他们全部绞死。而克里莫那城的官员，则又通过把其他德国战俘绞死在城头的方式，加以回应。两支军队不是直接交战，而是在使恐怖升级。德国人随后又聚集起被俘的小孩，把他们栓到通常用于猛击城墙和突破城门的弩炮中。伴着这些巨大围城武器的威力，德国人将活生生的小孩猛掷出去。
与同时代文明军队的恐怖行为相比较，蒙古人并不是通过凶猛而又残忍的行为来引起恐怖的，而是由于他们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轻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生命而引起恐怖。蒙古人向东进军的时候，释放出恐怖，但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比起其本身的血腥或残忍来说，更该重视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对强大敌军和表面上固若金汤的城市所取得的空前的军事胜利。
与传播的恐怖传闻相比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宽大而又仁慈的对待，于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怀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后，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顺地服从，而一旦蒙古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马上反叛。由于蒙古人仅留下少数几位官员进行管理，而且又没有驻扎小部队留守城市，居民们误以为蒙古人的撤退是虚弱的表现，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蒙古主力部队将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对于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并彻底地摧毁它们。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最大的屠杀之一是对奥马·海亚姆的故乡——你沙不儿市民的发泄。当地居民反抗蒙古人，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居民从城墙上射杀了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作为对反叛的报复和对其他城市的训诫，成吉思汗任由他那正怀孕的守寡女儿，来对这座已占领的城市实施报复。据说她判决所有的人死刑，1221年4月，士兵们执行了她的命令。根据广泛流传而又未经证实的传闻，她命令士兵们将已死市民的头颅堆进三个不同的金字塔内——分别为男人、妇女和孩童。随后，据说她又下令处死城内的猫、狗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动物，这样，就没有有生命的动物可存活下来害她的丈夫了。
对成吉思汗个人而言，最痛苦的事情是发生在阿富汗境内美丽的八米俺山谷的一场战斗中，八米俺是佛教胜地和世界最大雕像的所在地。古代信众在山腰上雕刻了巨大的佛像，人们禁不住会想，这些巨大的佛像在蒙古人眼中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在那场战斗中，成吉思汗的爱孙，年轻的木秃坚被箭射死。成吉思汗要早于孩子的父亲——察合台——收到死亡的消息。成吉思汗把儿子召来，在告诉察合台实情之前，命令他不要哭泣和哀痛。
成吉思汗一生中或至少在被激怒的时候，曾当众哭过许多次。他曾因为恐惧、愤怒或悲伤而哭过，然而，面对他最喜爱之人的死去，成吉思汗并不允许自己和儿子们，以眼泪或哀悼来露出悲痛或哀伤。无论何时，面对巨大的困难或个人痛苦，成吉思汗都会把它集中到战斗中去。去杀戮，而非哀悼。他将痛苦的悲伤转化为一种狂怒，把所有的愤怒倾泄到山谷民众们的头上。没有人——富贵或贫穷、美丽或丑陋、好或坏——能幸免于难。这个山谷最终由哈扎拉人所重建，哈扎拉人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意为“一万”，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一个军团的后裔。
然而，很多城市是被完全摧毁的，过去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不仅是夸大的或想象的——而且它们还十分荒谬。波斯编年史叙述，在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屠杀的准确数字是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这一数字超过了也里城被杀的一百六十万。术兹札尼，一位可敬却又激烈地反对蒙古人的历史学家，则更为不合情理地声称，也里城的死亡总数达到两百四十万。后来，更多谨慎的学者们估计，成吉思汗入侵中亚的五年中，死亡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然而，即便是这个比较适中的总数，也要求每个蒙古人要杀死一百多人；其他城市夸大的记录，则要求每位蒙古士兵要屠杀三百五十人。要是那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人生活在中亚城市，他们就能够轻易地击败蒙古人的入侵。
尽管一代代人都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不断地加以复述，但这个数字还是缺乏现实依据。从体力上来说，即便屠杀那么多会顺从地等待、挨个被杀的牲畜，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据推测，大致说来那些被屠杀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蒙古人，他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五十比一。这些人能够潜逃，而蒙古人根本无力阻止他们。对蒙古人所征服城市的毁灭情况进行校验之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在这些地区干燥的荒漠土中，保存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尸骨，然而，并没有发现据说被蒙古人所屠杀的数百万人的任何痕迹。
成吉思汗更准确地是被描述成一位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因为除基于报复或引起恐怖外，他还常常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在巨大而又极为成功的努力中，成吉思汗重新打开了横跨欧亚的、川流不息的贸易新局面，他摧毁了不太重要的或难以接近的路线上的城市，而更多地将商业贸易集中到其军队更易于监管和控制的路线上来。为阻止一个地区的贸易，他会将城市彻底毁坏，直至拔除其地基。
除有组织地摧毁一些城市之外，他还费力地通过摧毁灌溉系统的方式，来缩减富裕地区的人口。要没是有了灌溉，村民和农民就会离去，田地就回复为牧场。这就使得大片地区留给了伴随军队的牧民，并为将来的战争保留储备。就如他在翻起农田并从华北返回到蒙古时那样，成吉思汗总希望有一块便于撤退或前进的空旷地带，在那里，他的军队就可获得马匹和其他牲畜所需的充足牧草，这些马匹和牲畜可是他们获胜的保障。
在中亚地区的四年征战之后，成吉思汗已六十多岁了。他正处于权力顶峰，既没有来自部落内部的挑战，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任何威胁。然而，相较于前线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胜利来说，他的家族内部却正弄得一团糟，即便在他临死之前也是那样。成吉思汗离开蒙古故地时，叫他最幼的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留守蒙古，他带着四个儿子一起征战中亚，他希望儿子们在那里不仅要学会做优秀的勇士，还希望他们学会怎样生存以及如何并肩作战。不像其他征服者那样逐渐认为自己是上帝，成吉思汗清楚地知道他只是个凡人，他试图为帝国作过渡的准备。在草原传统中，游牧家族中的每个儿子，都可得到家族所拥有的部分各类牲畜，也可使用部分牧场。同样地，成吉思汗打算给每个儿子以一个小型的帝国，以反映其实际的地位，分掌整个帝国。每个儿子都将是草原上众多民众和牧民们的可汗，也将是大部分领土的拥有者，包括定居地区中的城市、工场以及农田。然而，位于其他三位儿子之上，有一位儿子将成为大汗，他要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终极的上诉法院，并向其他的兄弟提供建议，负责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发动战争方面。这一体制取决于在大汗的领导下，兄弟们并肩作战和齐心协力的能力与自愿。
甚至在他出征花剌子模之前，这一继位计划就遇到了阻力，尽管当时忌讳讨论死亡或准备后事，但他还是召集家族忽里台，以明确地处理那个问题。这次会议化解了过去所有的敌对矛盾，同时也给其帝国终将分崩离析投下了阴影，成为蒙古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之一。
除他的儿子之外，成吉思汗还有几位极受信任的人物，也成为参与讨论的成员，因为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对于保证他死后继承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会议刚开始，两个大儿子术赤和察合台就似乎僵持不下，如捕兽铗一样准备猛咬住对方。要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露出本性的话，他可能已经喝了点酒，并已微有些醉意了，但要在其父亲面前喝得烂醉似乎是不可能的。最小的儿子拖雷则保持缄默，好像消失进了帐篷的褶皱中一样，当时他的哥哥们在舞台中央是占据支配地位的。
成吉思汗召开家族忽里台，对挑选继承者的事情进行了解释。他引谚语为证，“要是我所有的儿子都想成为可汗或统治者，拒绝服从彼此，这不就正如独头蛇和多头蛇的寓言么？”在传统寓言中，冬天来临的时候，多头蛇的头儿们之间互相争吵，在寻找哪个洞更适宜它们躲避寒冷风雪的问题上，互相争执不下。一个头喜欢一个洞，就往那个方向拖，而其他头也在往不同的方向拖。另一条蛇——有很多尾巴，但仅有一个头——立即就进入到一个洞内，并且呆在温暖的洞内，度过了整个寒冬。而多头蛇却被冻死了。
在说明了这个严肃而又重要的问题之后，成吉思汗首先要他的长子术赤谈谈继承的问题。就坐、步行、讲话、喝酒以及就餐的次序，在蒙古人中间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甚至直至今天仍是如此。通过规定这一讲话次序，可汗是在当众强调术赤处于长子地位，而且这是在把术赤树立为可能的继承者。要是小儿子们接受这种讲话的次序，这将无异于是在承认术赤具有高于他们的合法性和优先性。
二儿子察合台拒绝接受这一未经阐明而又未加检验的假设性安排。察合台抢在术赤回答父亲之前，大声疾呼。他粗暴地对父亲说：“你叫术赤先讲，是不是要让他继承？”随后，他脱口反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术赤生父可疑的问题，无论成吉思汗如何反对这个问题，术赤四十年前已出生，但那是在孛儿帖从篾儿乞惕绑架者手中被营救出来后的很短时间内出生的。察合台向父亲和兄弟们问到：“我们怎能让自己被这个篾儿乞惕人的杂种统治呢？”
术赤对自己被弟弟称为杂种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他愤怒地厉声叫喊，并揪住察合台的衣领。两人开始互殴起来。或许是成吉思汗本人痛苦地用充满情感的话，提醒察合台说，他的父亲是多么地爱他并且尊重他。但为尽力保存可汗的尊严，《秘史》认为这是一位谏言者所说的话。父亲用明显痛苦的语调，恳求儿子们理解过去岁月的艰难，在孩子们出生前，那时草原上恐怖盛行，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她被掳走时发生的什么事情，不是她的过错：“她无法从家里逃走……她并没有爱上别的男人。她是被前来杀我们的人所掠走的。”
成吉思汗近乎温顺地恳求儿子们铭记，尽管他们的出生环境不同，但他们全都来自“一个温暖的母腹，”“要是你侮辱了给予你生命的母亲，要是你使得她对你的爱变得冷漠起来，即便过后向她道歉，但伤害已经造成。”那位谏言者提醒孩子们记住，父母辛苦地创立了他们的崭新国家，并列举了父母为给儿子们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出的种种牺牲。
在经过漫长而又充满情感的争吵之后，成吉思汗明白，他无力将一种选择强加到他们头上，等到他一死，强加的选择就会被抛诸脑后。他必须商议一项让所有儿子都愿意接受的折中协议。他行使有限的父权，再次强调他本人认可术赤的长子地位，命令其他儿子接受这一事实，并且下令不得再次怀疑术赤的生父问题。
察合台服从父亲的这一命令，但他清楚地表示，即便他遵守命令，但事实却无法否认。察合台咧嘴而笑地说“咬死的猎物不能用马驮，被言语说死的猎物不能剥皮。”表面上，只要父亲在世，儿子们都承认术赤的正统地位；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绝不承认的。不过，承认术赤作为长子的正统地位，并非承诺术赤是可汗职位的继承人，因为如此重要的职位，必须要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他人的支持，而非基于年龄。
察合台惹得父亲如此动怒，他知道父亲是不会同意由他继承汗位的，但他仍想阻止术赤获得汗位。于是，察合台向家族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这一种方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设想出来的，也或许是已得到两位弟弟的同意。他说自己与术赤都不该做可汗；因此，继承权应该赋予第三个儿子，即老成持重、性情温，却又嗜酒如命的窝阔台。
由于除了战争已没有其他选择，术赤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并且认可窝阔台作为继承人。成吉思汗随即把个人的土地和牧群分配给诸子，按照父母通常对失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他把术赤和察合台分开。“天下地面尽阔，江湖河流众多，把你们的营地分开，每人各守封国。我会留意你们的分离的。”接着，他警告儿子们不要举止失当，致使人们嘲笑或辱骂他们。
服务于蒙古宫廷的穆斯林学者证实了这个令人痛苦的窘境，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男人的尊严依赖于他对周围妇女性事方面的掌控。像成吉思汗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都可能有一个儿子非其亲生，以至这样的事情遭到自己儿子的非难，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同于蒙古人所写的《秘史》，也不同于第一位波斯编年史家对家族争斗的全面记述，志费尼对于这个冲突完全失载，将家族忽里台描绘成一次毫无风波而又全体一致的会议。在他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版本里，成吉思汗发表了完美的演说，盛赞窝阔台的才能，而且所有的儿子都一致同意。儿子们忠顺地“下跪表示忠诚和服从，并以服从的口吻回答说，‘谁敢丢弃权力来反对成吉思汗的话呢？而谁又有能力拒绝呢？’……窝阔台的所有兄弟都听从他的命令，并以书面形式作了申明。”
与该事件稍微有点时间间隔，拉施特·哀丁提供了一份些微真实的记述，但他的原稿在关键的地方留有空白，那些关键之处有损于成吉思汗和他妻子的尊严。他写到“由于＿＿，他们俩人之间的统一道路受到了损害，”而忠心的家族成员“是决不会说出辱骂的话，而将他的＿＿信以为真。”无论由拉施特·哀丁往空白处加入真实的事迹，还是由后来的抄录人员复写上去，它们都显示出，数代以来，有关术赤生父问题的象征性和政治性的重要意义。
在成吉思汗与儿子们之间遭遇到家族情感紧张的末尾，值得怀疑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将会明白这次会议所具的深远影响。在这次家族忽里台中，胜利者通过某种方式瓜分了世界，这种瓜分世界的方式，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以及二战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会议的预兆。
尽管在家族会议上被多次提及，而且她大概当时仍然在世，但孛儿帖并没有露面。不清楚她是否听到儿子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关于她的可靠信息。在这段时间中，口头传说认为，她仍然生活在客鲁涟河边曲雕阿兰的美丽草原上，距离她与丈夫初婚时最早生活过的地方仅几天的骑马行程。她很可能是在那里去世的，或者就在附近，时间大约在1219年至1224年之间。
令人不快的事件给成吉思汗的余生投下了阴影，尤其是在中亚征战的那些日子。儿子们之间的争斗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他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在他去世之后仍可保存他的帝国。他的儿子们无法跟上帝国发展的要求。当他不断努力寻求统一草原部落以及消除周遭威胁的时候，他从未留心过该怎样对待孩子们，而今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却又尚未经历考验。自青少年时期以来，他就不信任自己的家人，他终身信赖的是他的同伴与朋友，他没有在儿子们中间建立起一种并肩作战的关系，也没有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
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成吉思汗试图指派术赤和察合台联合进攻玉龙杰赤城（咸海南部算端原来的都城），以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成功。在围城期间，两兄弟间剑弩拔张的紧张关系，几乎要爆发成一场自相残杀。两兄弟都知道这座城市将作为术赤封地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攻城策略上无法达成一致。由于玉龙杰赤城将归术赤，他怀疑弟弟会设法完全摧毁这座城市。反过来，察合台怀疑术赤的贪婪，使得他想保护城市建筑物，而甘愿冒着牺牲更多蒙古士兵的危险。
大多数城市只用几天或几周时间就可攻陷，然而蒙古人征服玉龙杰赤却需要前所未有的六个月时间。城市守军猛烈地还击。甚至在蒙古人攻破城墙之后，守军仍继续进行巷战。蒙古人无法适应在几乎毁坏的、封闭的城市范围内作战，他们就放火焚毁城市。然而，守军仍在烧焦的废墟上继续作战。最后，蒙古人筑起大坝，引河水灌城，由是消灭了残军，并且近乎完全地摧毁了城里的一切。玉龙杰赤没有再度崛起，尽管分配给了术赤，但没有给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对两个儿子间的争吵极为愤怒，他把他们召来却又拒之于宫廷之外，暂时不理睬他们，但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们，他一边对他们严厉申斥、责骂，一边又向他们极力恳求。成吉思汗在这个阶段的谈话和引用语，保存下来的是最多的，它们不仅显示出一种对管理家族的渐渐关切之情，而且还显示出他逐渐减轻了对家族的控制权。在长期忽视对他们的教育之后，他立即设法从各方面来教导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尽力清楚地说明白自己曾吸取的教训，以及他所具有的却又无法用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想法。他习惯于下达命令，而非进行解说。
他教导儿子们，首要的领导能力是自我控制力，尤其是对骄傲自满的控制，他解释说，这要比驯服一头野狮子还更不容易；还有就是对发怒的控制，这要比击败最伟大的摔跤手还更困难。成吉思汗提醒他们，“要是你们不能抑制骄傲自满，你们就不能领导他人。”他告诫儿子们不要自视本人最为强大和最为聪明。他提醒说，即便是最高的山也有动物踩踏。动物攀上山颠的时候，它们就比山还高。
与简洁明了的蒙古传统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不要话多，当言则言。一位领导人应该通过他的行动来展示他的思想和观点，而非通过他的言语：“只有民众安居乐业，他才会快乐。”成吉思汗向儿子们强调远见、目标以及计划的重要性。他提醒儿子们说：“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
有些想法似乎同他人的想法是相矛盾的。成吉思汗同样强调了夺取领导权力衣钵的重要性，表面上，他试图传授谨慎的保守主义，因为“远见不该远离长辈的教导。”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旧的束腰外衣或迪尔，更合身而且总是觉着更舒服；衬套中留存了生活的艰辛，而新的或未磨损的迪尔则会很快被撕破。”与他本人朴素的生活习惯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他们不要追逐物质享受和奢侈愉悦的“多彩”生活。他解释说，“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并且你必将失去所有。”
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他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同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可使用优势的战术策略和兵力来战胜一支军队，但你仅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一个国家。听起来像理想主义一样，他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即使蒙古帝国应该成为一体，但民众却不该被整齐划一：“不同湖边所征服的民众，应该在不同的湖边来加以统治。”与他的很多教诲一样，成吉思汗的这条教训也被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所忽视。
1222年夏，马儿年，蒙古人征服的脚步停留在木尔坦城（今巴基斯坦中东部城市）。一年前从阿富汗山脉顺势而下来到印度河平原之后，成吉思汗曾考虑占领整个印度北部，包围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再向北进发，跨越中国境内的南宋领地。这样一项计划正好符合蒙古人的情感，即一个人不该准确地按照与来时一样的路线，返回故乡。然而，地理环境与气候阻止了他。蒙古人一离开干燥而又寒冷的山脉地区，就会出现人马俱疲、不适水土的状况。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常适应于草原家乡酷寒和燥热的蒙古弓箭，在潮湿的气候中变弱，并且似乎失去了强大的命中精度，使得蒙古士兵就如一位死气沉沉的射手一样。面对这些障碍，成吉思汗在二月份返回山区，而且，尽管清理积雪通道的战俘的损失巨大，他还是带领部队回到了更加舒适而又更为寒冷的地带。成吉思汗留下两个万户，大约二万人，继续在印度征战，但由于夏季疾疫和酷热耗尽了如此多的兵员，残余的部队蹒跚地撤回到阿富汗气候温和而又舒适的环境中。
尽管入侵印度中途夭折，但此次征战还是实现了征服花剌子模帝国的主要目标，并将中亚与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在离开新近的征服地之前，成吉思汗进行了以狩猎为重要特征的庆祝活动，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狩猎活动。在1222年至1223年冬季之交的几个月的准备期间，他的士兵们封锁住一片巨大的区域，在地面上竖起标杆，并在标杆之间扎上一段段长长的马鬃线。他们在马鬃线上悬挂一条条毛毡，毛毡随风飘摇，野兽受到惊吓，就会离开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跑去。在约定的时间，不同的狩猎部队就开始从不同的方向朝那个区域汇聚。有好几万士兵参与这种接踵进行的狩猎活动，它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猎获了从野兔、鸟类到大群的瞪羚、羚羊以及野驴等各种各样的动物。
狩猎是庆祝的一部分，但成吉思汗也似乎是利用狩猎和娱乐的愉悦，来努力融洽儿子们之间的关系，缓和战场上鲁莽冲动的怒气，并且消除征战中合作的芥蒂。由于弟弟们给他造成的伤害深深地刺痛了他，而且明显也是受到父亲的疏远，成吉思汗最深爱的儿子术赤，就在得到成吉思汗直接命令召唤的时候，称病拒绝参加。当成吉思汗听到假装生病的术赤，已在自己的部众中，组织了不相上下的狩猎庆祝活动的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几乎就要酿成一场军事冲突。
成吉思汗与术赤再也没有见面。术赤没有返回蒙古，而是呆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他的去世与他的出生一样，留下了许多的迷团。他去世了，然而他的父亲却仍然活着，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引起了谣言，认为成吉思汗为了确保儿子们之间的政治和平，以及为了整个蒙古帝国，他可能害死了术赤；但作为蒙古历史的众多组成部分，反正也只有传闻存留，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尽管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关系紧张，但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军队的胜利返回就标志着一种高水平生活的到来。群猎的狂欢情绪持续贯穿于返回蒙古的漫长跋涉中，蒙古人一路凯旋高歌，自豪与胜利的情绪转化到庆祝或“那达慕”中来。被俘获的长长商队行进在成吉思汗主力部队的前面。近五年的时间里，稳定而又川流不息的骆驼商队，运送着一包包掠夺而来的货物，缓慢地走出穆斯林地带，去往蒙古，那里的民众在急切地等待着每一车外国的奢侈品。曾在挤羊奶或挤牛奶中度日的蒙古姑娘们，在部队出征不久，她们就可穿金戴银，而新近获得的奴仆则代替她们来挤牲畜奶。孩童时期很少见过金属制品的老人们，则用大马士革钢铁铸成的餐刀来切肉，餐刀上的把手是由雕刻的象牙制成的，他们还用银制的碗来喝马奶，而乐师们则为他们表演。
尽管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他所深爱的土地上，但在出发准备另一场征战之前，他几乎不可能停顿下来休息。或许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并没有时间停顿下来休息；也或许是他意识到，他的帝国得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征服。要是他暂时停歇下来的话，自己家族内的派系倾轧就会威胁到帝国的分崩。或许更迫切的是，他的部众已逐渐地仰赖于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商品货物。他们不愿再使用孩童时期就已熟知的那些简单的商品货物。为满足这一贪婪的欲望，他必须继续新的征服。
在漫长的人生中，成吉思汗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是针对西夏，西夏是他在创建蒙古帝国的次年，即1207年所侵略的第一批外部敌人。尽管他们首先投降，但成吉思汗一直怨恨西夏国王，因为他拒绝派兵协助征伐花剌子模。西夏国王傲慢地说，要是成吉思汗不能独自击败花剌子模，他就不该发动战争。尽管成吉思汗被激怒，但他在那个时候正集中精力征战花剌子模；而一旦完成这一征战，他就回过头来对付西夏。当他再度挥兵南下的时候，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他已在计划另一场更主要的战役，西夏战役仅仅是前进中的一个开端而已。他大概打算在西夏王国境内取得一个可靠的基地，然后向南挺进，兵锋直指最后一个目标——南宋王朝。当成吉思汗征伐花剌子模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支军队在华北地区作战。
1226年至1227年之交的冬季，在跨越戈壁向西夏进兵的途中，成吉思汗中止猎杀野马。因为在狩猎野马的时候，他所骑着的一匹棕灰色马受到野马冲击的惊吓，受惊的马将大汗翻坠于地。尽管受到内伤，又突发高烧，并且也考虑到妻子也遂的建议，但他还是拒绝返家，相反，决心继续征战西夏。尽管坠马后他的健康尚未恢复，但他仍然继续讨伐西夏国王。出奇巧合的是，西夏国王的名字叫“不儿罕”，其意为“上帝”，与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名字一样。对成吉思汗而言，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一旦攻下西夏，他就下令西夏国王在被处死前改名。
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对西夏取得最后胜利的仅仅几天时间之前，成吉思汗去世了。《秘史》明确地叙述他死于那年夏末，虽然原文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他所骑过的每一匹马，但有关他去世的详情却猝然沉默。其他史料认为，在临终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妻子也遂，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所习惯的简单方式来准备安葬他。侍者们给他弄干净身体，并且用普通的白色长袍、毡制的靴子和帽子为他殓衣。接着用塞满檀香（檀香是一种贵重而又芳香的木材，它可驱除昆虫）的白色毡毯把他包裹起来；并用一种适宜的香水来浸渍他的遗体。他们用三条金带来绑缚毡制的棺材。
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一支队伍用一辆简朴的大车，装载着大汗的遗体向蒙古进发。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引领着送葬者，其后跟着一位萨蛮女巫，而女巫身后则跟着一匹缰绳松弛而又没有加装成吉思汗鞍座的骏马。
很难想象成吉思汗会认为自己将给世界留下何种形象。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仅有一条微不足道的线索，可在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的编年史中找到，他称成吉思汗是被诅咒的，并称成吉思汗死后将入地狱。然而，术兹扎尼记录了一位伊斯兰阿訇所声称的，曾与这位著名征服者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位阿訇曾服务于成吉思汗宫廷，而根据他的自我吹嘘看来，他至少还是一位蒙古可汗特别宠信的人物。在某日的一次谈话中，成吉思汗大致说道：“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
犹豫片刻之后，这位阿訇对成吉思汗说到，他屠杀了如此多的民众，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他的名字。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并且提醒他，“很明显，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而且你理解的只是很小的部分。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国王，”他对这位博学的阿訇解释道。关于他将来的声名，成吉思汗补充说，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更多的民众、更多的君主以及更多的国家。成吉思汗自信地宣称，“他们将会讲述我的故事。”
我们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而又更具信息价值的模糊感觉，可触及到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心境以及他对自我的想象，这一信息保存在成吉思汗写给一位中原道士的信件中，这位老道士的部分弟子抄录了该信件。与主要记录事件和口头言论的《秘史》不同，这封信记录了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剖析。尽管我们所利用的信件是由一位书记官用古汉语的形式写就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书记官是一位服务于蒙古朝廷的契丹人，在此信件中，成吉思汗自己的情感与观念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表达简单明了，并且广泛深入人心。他将敌人的失败归结于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非他高人一筹的巨大威力：“我自身并没有卓越的才能。”他说，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极度奢侈”，“长生天”已经谴责过他周遭的文明。尽管他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但他仍旧倡导一种简单的生活：“我的衣着饮食与牧民们一般无异。我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对有关财产的看法：“我痛恨奢侈，”而且“我使用适度。”他尽力视民如子，而对待有才能的人，则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视如兄弟。他将自己与官员们的关系形容为是亲密无间的，并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总是在原则上一致，而且我们总是团结一致，互相影响。”
虽然他是在入侵穆斯林的前夜寄出此信的，而且还是用汉文写就的，但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当作为众多王国的继承者，或任何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他只承认一个以前的、他个人曾从中得到过启示的帝国──他的祖先，匈奴人。显然，他并不希望用穆斯林的或中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他想找到一种适合于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承自匈奴人）的自我统治方式。
他声称自己的胜利只有籍由“长生天”的帮助才有可能，“但由于我的要求很高，因此我身上负有的职责也就很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和平中与在战争中一样，已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我担心我的统治不合格。”他说，好的官员之于国家，就如同好的方向舵之于船一样重要。虽然他成功地找到良材为将，但很不幸的是，他承认自己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国家。
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显示出成吉思汗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在承认不足之后，成吉思汗还在这封信中表露出一种日渐上升的自我感觉，以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使命。他首先针对女真的战役──第一次超出草原的主要战役──是作为一系列劫掠性袭击的开始，但在此役之末，他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相较仅限于袭击以及控制贸易网络来说，他的言辞显露出一个更加深远而又更加广泛的计划。他承认自己要南下，去完成历史上尚未有其他人完成过的事业。他正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因为他试图“将整个世界统一到一个帝国中”。他不再是一位部落的首领，而今他试图成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众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或许，对成吉思汗去世最恰当的描述，是由爱德华·吉本在十八世纪作出的，他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英国史学家，还是一位研究帝国史以及征服史的伟大学者。他简单地述及成吉思汗“死于盛年之期和荣耀之中，临终时，他劝勉并且指示儿子们要去完成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为实现成吉思汗的愿望和执行他的命令，他的儿子们仍有许多任务尚待完成。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陌生部落才会来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
在庆祝自己即位为大汗时，窝阔台喝得酩酊大醉，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品质，他将父亲的金库公布于众，把那里贮藏的所有财富全部分发。他取出成箱的珍珠赐予众人，这可是蒙古人最羡慕的宝物；一匹匹丝布在人群中散发；马匹和骆驼披戴上华丽的饰品；所有的蒙古人都得到了刺着金色花纹的丝质新长袍“迪尔”。五彩十色的服装非常之多，因此，在一天中，所有侍者都穿上同样颜色的服饰，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换上已经指定的另一种颜色的衣服。1229年的夏天，人们在曲雕阿兰尽情地宴饮，举行各种活动。那里建有许多仓库，它们其实都是国库，里面储藏着为数惊人的战利品，这些东西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争中获得的。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庆祝自己，因此，蓝、绿、白、黄等各种色调的丝绸都滚在一起、卷成一体。为了使这一盛事变得更加荣耀光彩，于是酒不停地在人们杯中流淌；男人和女人们开怀畅饮直至不省人事，如果从熟睡片刻后朦醒过来，他们便继续豪饮。
大概就在此时，这个家族被赋予“黄金家族”或“黄金世系”的称号。对草原人民来说，黄金象征着王权，也可能代表着巨额财富，它们为这个家族所拥有并开始迅速耗尽。没有了成吉思汗对庆典活动的节制，如今统治帝国的继承者们，用并非由他们赚取的财富换来了他们衷爱的美酒。窝阔台即位大典上的醉酒狂欢，为他的统治树立了标准和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主导着帝国的精神面貌，正如阿塔篾力克·志费尼在不久以后写道，窝阔台“曾铺开地毯寻欢作乐，脚踩着长长的御道经常去品尝好酒和欣赏成群的美女”。
在成吉思汗逝世后的一段间歇期内，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窝阔台的即位庆典上，因此，一些新近被征服的臣服者重新反叛并停止向蒙古人进贡。为了重申蒙古的统治地位，窝阔台不得不把大批军队调回北中国和中亚。1230年，他刚坐稳大汗之位就派出一支由三个万户组成的军队（近三万人），以增强蒙古人对中亚的控制，可是那里的大部分财富已被他人攫夺。他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士兵们携家带口同行，可见它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这样一来，贡物又开始从北中国和中亚送往蒙古，然而，与在各地发生的劫掠活动中被抢夺的财富相比，这些贡物的价值不是很大。
窝阔台没有与他的军队相伴而行，征战不是他所优先考虑的问题。部分是出于治理国家的乐趣，窝阔台觉得他应该像所有伟大的君主那样，拥有一个永久性的都城，它不是由一个个“毡帐”组成，而是一大片真正的建筑群，拥有墙壁、屋顶和门窗。与他父亲的想法相反，窝阔台坚信，在马背上征战得来的土地不能在马背上进行治理，虽然在当时，马背上征战形成的统治方式和流动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是蒙古人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最初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窝阔台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旧政策，转而努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蒙古故地此时已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因此窝阔台决定将都城建在更西面的自己的份地中。他选定了位于斡耳寒河流域蒙古领土中心的一片区域，那里曾属于汪罕的客列亦惕部，更是早期突厥人诸王国的统治中心。他是按照游牧部落对上等驻营地的规格要求来选择这个地点的。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原，和风将蚊子赶跑，充足而未被城市居民污染的水用之不竭，附近的山脉在寒冬季节就是畜群的避难所。众所周知，正因为有这些良好的条件，哈剌和林的位置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有永久性居民的城市比一个临时性的好营地会产生更多不同的需求。人们需要在一年四季中都有持续不断的食物供应，如果没有办法保证生产，城市就要经常依靠那些从数百英里外的戈壁以南地区运来的、代价高昂的货品。在宽阔的大草原上，城市无法为人们提供自然庇护物以躲避冬天的刺骨寒风；不像那些可以退入群山并倚之为御寒屏障的畜群，城市不可能轻易地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迁移。这些问题最终注定会困扰蒙古国的首都。
窝阔台可能是以典型的蒙古风格开始建造宫殿的，他向草原射出一支箭，然后根据箭的方向建筑了宫殿的第一翼，为了使其空间大小符合蒙古的规格，边翼的长度延展至一支箭的标准射距。窝阔台用同样的方式建起了另一翼，并在中间安置一座巍峨的殿堂把两翼连接起来。他筑了一堵坚固的墙壁围住所有的宫殿，正是由于这些墙的缘故，这个地方获得了“哈剌和林”的名称，其意为“黑色砾石”或“黑色城墙”。拉施特·哀丁形容窝阔台的新宫殿“建有高大的柱子，结构非常雄伟，与一位君主的宏图十分相称。在工匠们描以彩绘和图画后，宫殿的建造才告完成”。
蒙古人继续生活在毡帐中，它们围绕着哈剌和林分布在宽广的草原上。汗庭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它们距离都城往往有几天或一周的路程。中国的建筑师和工匠们设计营造了哈剌和林城中的各种建筑，但是窝阔台为自己家庭建造的私人宫殿却是穆斯林式的，它在迦坚茶寒，距离哈剌和林一天的行程。其他国家的都城是用来显示统治家族的权力、伟大和威望的，但哈剌和林不是这样，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一个大仓库和大工场而存在，其作用长期被包括窝阔台在内的多数蒙古人所忽视。他们把它当作存放货物和工具的基地，蒙古人的货物和工具包括了为他们劳动的工匠。都城本身几乎不生产什么，但它却聚集了从帝国各个地方呈献上来的贡物。都城划出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新近征召而来的官吏们的住处，他们必须负责管理这个国家，这些人包括众多的抄写员和翻译人员，他们来自帝国中的各个民族，所以他们能处理各相应地区的事务。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记述来自于志费尼，他描述出一个封闭式花园的情景，它的布局复杂，在每个主要的方向上都有一扇大门直面而立。在花园内，中国工匠建造了“一座城堡，城门就像花园的门那样；在它里面有一座分三层的御殿，一层单供［窝阔台］之用，一层供他的后妃之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之用”。在宫殿的前面，窝阔台开凿了一系列的水池，“那里经常聚有很多水禽”。他在那里观看或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这个男人对酒格外喜爱，宽敞宫殿的中心摆放着一只只金银制的酒缸，它们都又大又重，因此，据说窝阔台总是准备着骆驼和大象，“在举行公众节筵时，它们可以搬运各种饮料”。
除了为自己和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修建宫殿外，窝阔台还为佛教徒、穆斯林、道士和基督教信徒分别盖起了朝拜之所。当然，基督徒似乎在蒙古国的朝廷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因为窝阔台，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在征服客列亦惕部和乃蛮部时都迎娶了信仰基督教的妻子，而且窝阔台的子孙中也有基督徒，尤其是他宠爱的孙子失烈门（《圣经》中“所罗门”的蒙古译名）。蒙古人信奉基督教，部分地是由于“耶酥”（Jesus）的名字，其发音类似于他们心中的神圣数字“九”的蒙古语读音，也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整个王朝的奠基人——的名字发音相近。尽管基督徒地位尊显，但就宗教信仰来说，哈剌和林这座不大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宽容的城市，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们互相尊敬，平等和睦地相处，这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鼓励从事贸易的商队来到新都，窝阔台以极高的价格将所有种类的货物全部买下，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它们，也不管它们的质量是好是坏。拉施特·哀丁写道，窝阔台“每天一吃完饭就坐在汗庭门口的椅子上，那里成堆地放置着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每一样商品货物。他常常把陶器分发给各个阶层的蒙古人和穆斯林，他还经常命令体格健壮的人任意将它们取走，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除了动物和各种日用货物之外，商人们还带着成箱成批的纺织品、象牙、珍珠、猎鹰、金制的酒杯、饰有宝石的飘带、柳木制的鞭柄、印度豹、弓弩和箭头、衣服、帽子、奇异的动物头角等，来到蒙古的都城。各地的人们也来到这里竞显艺技，他们有来自中国的表演者和音乐家，有来自波斯的摔跤手，还有来自拜占庭的演滑稽戏的小丑。
窝阔台汗经常付出两倍于定价的钱购买输入的货物，以此显示他对设法来此的商人所作努力的奖赏，并以之促使其他商人效仿他们。窝阔台还下令，无论商人们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的方式付款，即给他们外加百分之十的利润。蒙古人还在这些商队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在为促进贸易做了一番努力之后，窝阔台开始采用一套标准化的度量衡体系，以取代各地和各城市使用的各种标准不一的制度。由于金银和铸币运送时数量巨大，蒙古人就创造出纸币的流通制度，这使得交易更方便、更安全。
窝阔台的军队已设法使蒙古在中亚的统治重新稳定，而且，在老将速不台的正确指挥下，蒙古军联合南宋王朝共同分割了金朝残存的财富和土地。窝阔台的父亲在战时将军队驻扎于农地，他把战利品运送回国，以此保证货物供应的稳定；然而，窝阔台却越来越注重利用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商人们的行商安全，使他们带来更多的货物。他派卫戍军长期驻扎下来以保护道路和商人，他废除各地混乱复杂的税收制度，禁止各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因为它们增加了贸易的困难和代价。蒙古人沿路种植树木，它们在炎炎夏日为行人遮荫，在冬季雪天标志道路。在那些树木无法生长的地区，人们立起石柱标明路向。志费尼认为，蒙古国的道路旨在提供这样一种方便，即“只要可以赚取利润或利益，哪怕是远在西方之极和东方之鄙，商人们也定会专心赶路而去”。
窝阔台不再上马征战而是住进了哈剌和林城，并兴建了他父亲所厌恶的石墙建筑物，他朝着偏离成吉思汗政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一个嬗变的过程开始了：伴随着各种较高文化和文明——它们与成吉思汗的遗产背道而驰——的诱惑，蒙古人将从一个尚武好战的马背民族转变为一个定居民族。
到了1235年，窝阔台挥霍了他父亲大部分的财富。建造和管理都城的花费甚巨，而且窝阔台习惯于用钱无度。贡物仍然从帝国各地不断输入，但其数量已经无法与他父亲在位时相比。无论窝阔台是兴建都城还是改革行政体制，蒙古帝国最终还得依赖于征服。窝阔台拼命地需要增加财富，以继续维持他和蒙古人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蒙古人不种庄稼、不制造加工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卖掉豢养的大量马匹。如果蒙古帝国要生存下去，那么窝阔台就不得不将蒙古人投入战争，去攻击还未曾掠夺过的新目标，但新目标究竟是哪一个？在哪儿？
为了决定接下来征服的目标，在新都城哈剌和林附近的草原上，窝阔台召集举行忽里台大会，与会者们似乎支持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一些人想让军队向南挺进到辽阔的南亚次大陆，由于那里酷热难耐，因此当时成吉思汗放弃了入侵那里的念头，他只能在北方群山上向次大陆投去一瞥。另一些人倡议长途奔袭进入波斯，然后攻占寓言中提到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还有一些人则主张全面进攻南宋——不久前蒙古与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盟。
可是，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他就是刚刚战胜金朝而赶回来的速不台将军。他是成吉思汗手下最杰出的将领，精通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会使用大型的攻击型器械，在蒙古军的每一场重大战役中他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今速不台年逾六旬，一只眼可能已失明，据说他因身体过于肥胖而不再骑马，只能坐一辆由士兵牵引的铁车以为代步之用。尽管有身体上的缺陷，但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并渴望重返战场。速不台不想回头与被他打败过多次的穆斯林或中国军队作战，他决心组织一次针对西方、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役，以使成吉思汗的策略有重大突破，而西方或欧洲是速不台最近偶然发现的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世界。他坚持认为，像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一样，欧洲也掌握着巨大的财富。速不台已经与欧洲军队交过锋，他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知道如何轻易地将他们击败。
对于大多数参加忽里台大会的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谜。速不台是到过那里的唯一一位还在世的统兵将领，当初他只是率领小股部队对欧洲国家进行试探。他发现欧洲，是在此十多年前的1221年，正值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期间，当时速不台和哲别正沿着里海追赶花剌子模算端。在算端死后，他们要求并允许继续向北，以探明那里的形势，他们发现了基督教小王国格鲁吉亚，当时是吉奥尔吉三世（也称布里安特）在位。
哲别对格鲁吉亚的防御力量进行了试探。经过几个世纪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之后，格鲁吉亚人以拥有一支作战技能娴熟的职业军队而自豪，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出兵迎击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就像从前许多次与突厥和穆斯林军队作战时一样。哲别的蒙古军先是猛扑向格鲁吉亚人，万箭齐发，随后突然掉头逃跑，让对方认为自己是仓皇溃散；当然，这只不过是佯装败退的“狗斗”策略。格鲁吉亚士兵过于自信了，他们冲破原有的阵列，竞相追逐蒙古人，而蒙古人只是设法使自己始终位于追击者的前面。格鲁吉亚人的战马逐渐不堪重负，长途追击也使它们过于疲劳；马力较弱的战骑远远落在后面，因此格鲁吉亚人的队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
就在格鲁吉亚军队全面分散并初显疲劳时，撤退中的哲别军士兵却将格鲁吉亚人直接引入了速不台军的埋伏圈内。速不台军截击格鲁吉亚人，哲别的士兵换乘新马后冲锋陷阵，重新加入战斗。数小时后，蒙古军彻底打败了格鲁吉亚军，并推翻了这个小国的贵族统治。速不台使这个国家成为蒙古人在欧洲的第一个附庸，成为此前产生的众多支持和忠于蒙古的附庸之一。
随着这次试探性战斗的成功，速不台和哲别沿着群山进军，去探知东欧平原，看看在战场上还能遇见其他什么样的陌生民族。蒙古人系统而持久地探查了这个地方。由于平时注重侦察并汇总各类信息，因此蒙古人已确定那里的人口数量和城市位置，了解到政治上的分裂和各国的敌对状况。蒙古人找到了一些叫做“钦察人”的突厥部落，他们分布于里海和黑海北岸的平原上，过着与蒙古人相近的游牧生活。双方的人民同样居住在毡布搭起的帐篷内，各自说着相互有某种联系的语言，蒙古人从钦察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诱使一些钦察人与之结盟。速不台真正关注的目标在于更北和更西的农耕地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城市，虽然人们都信仰东正教、说俄罗斯语，但是他们却被互相敌视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们分割而治。速不台率领军队朝这些城市行进，以观察领主们如何应对，1223年4月底，他到达了黑海以北的第聂伯河。
为了能有足够的力量将野蛮的异教徒侵略军驱逐出去，平原上的基督教城市联合了起来了。各处的部队迅速被召集，它们来自于这个地区所有各公国和城邦——斯摩棱斯克、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基辅、沃里尼亚、库尔斯克、苏兹达尔，还有部分钦察人。从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和基辅来的三支军队是在各自国王的指挥下，他们的名字都叫“密赤思老”。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基辅王密赤思老——最大、最富有城市的国王，他率领的军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女婿。正当俄罗斯各军缓慢行进时，蒙古军派出了由十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去商议有关劝对方投降或联合的事宜。俄罗斯人傲慢地处死了所有的蒙古使者，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蒙古人的外交礼节，很快地，所有俄罗斯王公就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一开始遭遇到一场小冲突后，蒙古人随即向东撤退，好像他们害怕与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一样。俄罗斯军队及部分钦察盟军得意地尾随其后，但是一天天过去了，蒙古军仍然跑在追逐他们的俄罗斯人前面。当时有些俄罗斯部队还未到达前线，因此来不及加入追击蒙古人的行列，追击中行动缓慢的部队逐渐落在后面，只有行动快速的部队还紧紧地跟着撤退的蒙古军不放。俄罗斯人担心蒙古人可能逃脱，这样他们就掳获不到蒙古人此前横扫波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时所获的大量马匹和其他战利品。为了争相获得荣誉，也为了抢先进行掠夺，俄罗斯的王公诸侯们都命令自己的士兵快速向前冲锋，以便取得战败蒙古的首功；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如何组织部队有序后退、重整队形或安全撤离的计划。在将近两周的追击后，俄罗斯军的先锋终于在迦勒迦河（流入亚速海）赶上了蒙古军，在那里，他们要最终将迫使入侵者一战，而哲别和速不台已经选好了对蒙古军最有利的地形。为了不让敌人在长途急行军后有片刻的喘息，同时也是担心蒙古军可能再一次逃跑，信心百倍的俄罗斯王公们整顿了战斗队列，准备攻击敌人。
后来的许多编年史在记载俄罗斯参战士兵的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俄罗斯方面基本上在四万到八万人之间；其参战人数至少是蒙古军士兵的两倍。然而俄罗斯士兵大部分从谷场和乡下小村招募而来，他们都是农夫，在身体健康、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他们在偶尔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表现顽强、富有经验，但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看成是职业军队，特别是在冬季之末缺乏足够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时。与其说善于使用武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更擅长挥舞镰刀割草，或是扬起鞭子驱策公牛。贵族军官们仍确信很容易就会取得胜利，农夫们忠实地在盾牌后面列好队形，除了手中的农具——权且当作一把剑、一支矛、一个重锤或一根棍棒——以外，每个人还拿着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站在附近，高级军官骄傲地坐在战马上，矗立在步兵的后面。
俄罗斯士兵肩并着肩，稳固地站在一起，互相依靠着，他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攻击，他们只有下定决心保持战斗队形不被打乱。可是攻击似乎并未来临，蒙古人没有进攻，他们开始击鼓歌唱，突然，蒙古人的队伍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完全没有了声响。因为那是一个清新的春日，空气中没有太多的尘土，所以蒙古人采取了“静攻”，通过摇动旗帜来控制协调各支部队的行动，他们挥旗示意骑在马上的弓弩手，悄悄地向俄罗斯步兵阵列疾进。马蹄踏地的重击声发出阵阵回响，穿梭于俄罗斯军队的阵列中，传递到了正在待命冲锋而神情紧张的俄罗斯士兵的腿上。但对方却没有发起冲击，蒙古骑兵在斯拉夫人武器的射程之外停了下来，在那里向俄罗斯步兵阵列万箭并发。俄罗斯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他们没有人能够有效反击蒙古兵。俄罗斯士兵没有人能用剑当面与蒙古兵搏斗，没有人能将长矛投向他们，或拿着棍棒追逐他们。所有的蒙古兵都拥有大捆的箭，蒙古人在设计箭时是处心积虑的，他们的箭根本无法搭在敌人的弓弦上射出。出于受挫后的愤怒，俄罗斯士兵把散落在地上的箭折断，他们确信这样一来，蒙古人就不能得到它们再次使用了。
随着步兵被冲垮，俄罗斯的弓箭手瞄准蒙古人开始射箭反击，但是弹力不足的欧洲弓射程很短，几乎无法射中目标。蒙古人嘲笑着捡起了俄罗斯人射过来的箭；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方的箭折断，而是将这些箭搭在自己的弓上射向了它们原来的主人，因为这些箭的槽口与蒙古的弓弦非常相配。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惊慌失措中迅速败退，俄罗斯士兵像是一群逃跑的羚羊或惊恐的小鹿，而蒙古军则追在后面，将他们一一捕杀。溃退中的俄罗斯军队与即将抵达战场的一队队士兵撞在一起、乱作一团，他们开始互相践踏，这样就堵塞了后退的道路，增加了混乱和伤亡。
俄罗斯的王公们手持耀眼的标枪，腰挂发亮的宝剑，举着各色的旗帜，身穿引以为豪的战袍，跨坐在高大结实的军马上。这些欧洲军马被豢养得体形魁伟、富有力量，成为一种展示品——在阅兵场上它们可以承载起贵族骑士盔甲的重量，但人们饲养它们却不是为了使它们在战场上快速敏捷地行动。因为有厚重的金属盔甲保护着，所以俄罗斯王公在与其他欧洲贵族鏖战沙场时常常毫无畏惧，但随着周围的步兵全线撤退，王公们也不得不逃跑。他们的军马虽然漂亮，却无法负重长途奔驰，蒙古人追上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将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俄罗斯城邦的王公诸侯们一个个杀死。一路上，蒙古人继续追逐和屠戮退往黑海的俄罗斯人，在那里，战斗开始了，引用《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条目中的话来说，派出去与蒙古军作战的大量士兵，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家”。自从约一千年前匈奴人攻击欧洲以来，这是亚洲武力第一次入侵欧洲，并彻底歼灭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在这场战斗之后，速不台和哲别带领士兵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天，他们连续好几天举行大规模的酒宴来庆祝胜利。战败的国王密赤思老和他的两个女婿成为宴会“荣幸的客人”，但是他们的遭遇却显示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蒙古人用毡制的毛毯将三人裹住，以符合三人的高级贵族身份，把他们塞进帐中的地板之下，然后蒙古人整夜在地板上喝酒唱歌，慢慢地、残酷地将他们压死。让俄罗斯人知道这是对他们杀死蒙古使节的严厉惩罚，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地，向自己的士兵重申，应该自觉地对杀害蒙古人的不公道行为进行相应的报复，这对蒙古将领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古俄罗斯贸易城市的编年史家记录了蒙古人的出现，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离开后又去至何处，他们把自己国家败于陌生民族的原因归结为来自于上帝的惩罚。由于蒙古人不是留下来占领土地，而是长途跋涉返回蒙古国，所以欧洲人很快忘却了蒙古人的胜利，又重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争斗之中。基督徒解释说，因为蒙古人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严惩罪人，所以上帝又送他们回家了。《诺伏哥罗德编年史》阐述道，“鞑靼人从第伯聂河往回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清楚他们在何处把自己隐藏；我们犯下了罪行，上帝知道从哪里将他们招来惩罚我们。”
在速不台首次战胜俄罗斯人十二年后，忽里台大会的与会者回顾了蒙古人这段早期的胜利经历。窝阔台首先关心的是从对欧洲的战争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战争策略问题。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对中国和穆斯林的战争比较起来，远征欧洲几乎没有得到战利品。因为速不台的军队没有时间或多余的兵力去组织攻打那些墙壁高筑的城市，所以蒙古军只带回很少的战利品，但速不台的初步探索向人们揭示出，那里存在着许多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克里米亚休战养马期间，蒙古人发现这里乃是被热那亚商人所操纵的贸易中心地带，它们中有些地方已被蒙古人掠袭过。
窝阔台看上去不喜欢、更可能是不信任速不台，而速不台在很大程度上对窝阔台也如此。速不台的地位有术赤家族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居于较远的西部草原，并且继承了速不台在伏尔加河一带征服的土地。术赤死后，速不台依靠术赤之子拔都，成功进入术赤系后王的汗庭任职。拔都汗在成吉思汗诸孙中排行第二，而且是他们之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他的地位使他最有可能在窝阔台死后被选为大汗，而征战欧州将会极大地增加他的财富、威望，从根本上加强他的候选资格。
拔都提出了众多相类似的出征理由，而窝阔台却拒绝了他，窝阔台更加坚定地想从对南宋的战争中使自己获利。窝阔台的位置在蒙古帝国的中心，两个兄长家族的份地将他和欧洲隔开，只有幼弟拖雷的封地位于他和南宋之间。就在三年前——那是一个秋天，正当大多数发酵的马奶可以为人们所用之时——有天早上，四十岁的拖雷在醉酒狂欢后踉跄地走出窝阔台的帐篷，突然倒地而毙。这对窝阔台是十分有利的，他立即行动，企图通过促成他儿子贵由和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已故的客列亦惕部汪罕的侄女——的婚姻，来吞并亡弟的财产，包括祖宗故地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然而，唆鲁禾帖尼拒绝了，理由是四个年幼的儿子需要她一心一意地抚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但此时此刻，她那未经考验的儿子们尚无力与他们的伯父——大汗——抗衡。
通过南征宋朝，窝阔台在唆鲁禾帖尼面前会更具威望和影响力，同时可以将她所持的财产纳入自己的腰包，他以侵宋为借口对那些曾经效忠于她丈夫的战士发号施令。这样的话，一场侵宋战争能给窝阔台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方面，他可以从中国夺取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也有机会从亡弟的遗孀那里吞并亡弟的土地和军队。
在黄金家族内部，分成了主张入侵欧洲和主张进攻南宋的两派，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前所未有的决议：蒙古军队全线出击；同时进军攻打南宋和欧洲。蒙古军将进行一系列的战斗，这会使蒙古军长途奔袭五千英里以上，超过一百个纬度单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创造过得以与之相匹配的如是壮举，直到二战中美国及其盟国同时在欧亚发动攻势为止。窝阔台汗派出三支军队——主要都是在他宠爱的几个儿子的统率下——从不同方向进攻南宋。欧洲之战会在拔都汗的指挥下进行，他以速不台为向导；但是有个措施可能是用来限制拔都汗权力的，即来自四个世系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们，都被派去负责指挥不同方向的战斗。窝阔台则派出了他最不喜欢、最令他头痛的儿子——贵由。
虽然作出这个决议是很有勇气的，但它可能是蒙古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议。尽管对宋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蒙古人还是未能占领南宋的主要地区，而在此次战争中，窝阔台痛失一个爱子，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儿子在战争中存在分歧和缺少速不台指导的缘故。由于侵宋半途而止，因此宋帝国在最终投降蒙古之前又在风雨飘摇中存在了四十年。相比之下，欧洲之战尽管因不同支系诸王之间的争吵而被拖延，但在军事上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与以前成吉思汗征服城市时获得的财富比起来，这次征战所得到的财富价值仍然不值一提。
对欧洲用兵的准备工作需要两年，信使四处传达决议和布置任务。1235年的忽里台大会决定恢复和扩展成吉思汗时建立的驿站体系；战争的前线是如此遥远，因而迅速且可靠的通讯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在采取正式的入侵行动之前，蒙古人派出一些小分队去刺探敌人的守备情况，并为蒙古人的牲畜探寻合适的牧场和水源。他们找到那些最适合喂养绵羊、山羊，以及放牧牛马的河流、草原。有些地方看上去草地不够，蒙古人就分遣小股部队去焚烧他们日后要经过的村庄和田地，以便把农田开发为牧场，这些土地未经农夫的耕耘和种植，它们在蒙古军到来之前就被还原为草地。长达五年的欧洲战争标志着蒙古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差不多一切事情都依战场计划而进行。远征欧洲的军队由五万蒙古人和其他十万同盟军组成。作为一个老练的草原猎人，作为一个紧随成吉思汗四出征战的英勇武士，速不台表现出他经过长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如何思考，知道怎样打仗，此外，蒙哥和拔都，这两个最富智慧和最具才能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努力地协助他指挥作战。直至战争开始时，蒙古军队已经吸收了中国和穆斯林最好的技术与军事知识，这使它成为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武装力量，可能远胜于由成吉思汗亲自统率的军队。
速不台把不里阿耳人占据的伏尔加河作为征服的首要目标。1236年（猴儿年），蒙古军主力出发了，在主力部队之前以两百人的侦察兵为开路先锋，之后又以两百人的战士为断后卫队，他们一旦到达伏尔加河，真正的入侵就开始了。此战，蒙古军实施了不同寻常、但对他们来说又是屡试不爽的策略——分兵合击、至少两线作战，如此一来，敌人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个城市或王公将是蒙古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任何一个王公，如果将军队调离自己的城市而去增援其他人，那么别处的蒙古军就会进攻这个不设防的城市。由于自己的大本营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因此每个王公都把军队用来固守自己的领土，没有人去支援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