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不台带领军队北上，直指不里阿耳人的故地，而蒙哥——已故的拖雷的长子，率领另一支军队南下逼近钦察突厥人。一些钦察人逃跑了，但另外的都同意加入蒙古军去攻击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快速撤退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领地作为大本营，存留的百万牲畜在这里放养，向东绵延达数百英里。不少已经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游牧部落与蒙古人合作，还有一些部落不断逃离，把恐怖和惊慌散布到面临入侵的前沿地区。
从伏尔加河出发，蒙古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横扫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经过多次探查，蒙古人发现这些城邦和公国仍然处于分裂和互相敌对的状态之中，正如大约二十年他们入侵时一样。蒙古人每次都采取相同的外交程序。每到一地，他们就开始活动：派出正式的使节要求首府城市投降，加入蒙古大家庭，成为大汗的附庸仆从。如果他们愿意投降，使节就向新附庸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侵犯，允许他们的家族保持统治地位，准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受保护的回报，这些人必须拿出所有财富和物资的十分之一，当作贡物献给蒙古，但几乎没有城市能付得起这笔费用。
蒙古人将梁赞城作为第一个目标，《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38年条目说“鞑靼人来时，数也数不尽，就像蝗虫一样多”。首先，小股蒙古部队分散开来去蹂躏周围的农村。每个士兵都抓来一定数量的平民、驱使他们去干杂活，如挖工事、砍树、运送补给。然后士兵们焚烧村子，让剩下的农夫向城市的木制城墙爬去，寻找安全之处。当蒙古军最后到达城市外围时，里面已聚集了众多惊慌和恐惧的平民。蒙古人派了一个女使者去递送书信并命令投降，守城的官员担心她是一个女巫，所以拒绝与她进行任何谈判，于是蒙古人准备攻城。
蒙古人不断进攻，他们令俄罗斯人感到十分可怕。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长着强壮有力的胸膛，消瘦苍白的脸，坚硬高耸的肩膀，短小歪扭的鼻子；下颚尖而突出，上颌深陷，牙齿长而稀少，眉毛从头发延伸到鼻子，眼睛乌黑、不停转动，整张脸长而严酷，四肢瘦而强健，膝盖下的大腿粗厚而短小。”进攻时，蒙古武士穿着一件轻巧的皮甲，它前厚后薄，所以“他们不可能试图转身逃跑”；搏斗中，“他们用长矛、棍棒、战斧和刀剑等英勇作战、绝不屈服，但最突出的是使用弓弩”；如果被俘，“他们从不乞求怜悯，绝不把自己活着交给战胜者”，这些精神，表现出他们“迫使全世界都归其统治的目的和坚定信念”。
蒙古人没有攻打梁赞的城墙，他们驱使大量强征而来的壮丁建造一项工程，这样做更能让城中居民感到迷惑和恐慌。壮丁们把树砍倒，将它们拖到城墙前方蒙古军的阵前，然后开始沿着梁赞城快速地建起一堵墙。这堵墙形成了一排坚固的栅栏，完全包围了城市，封锁了各处城门，防止城中的守军派兵突袭蒙古人或破坏蒙古军的攻城器械。这墙是木制的，以传统的“捏儿格”（nerge）形式构成，它是过去蒙古人在群体狩猎活动中围猎动物时形成的猎圈。蒙古人的墙切断了城外援军的行进路线，他们无法前来支援或是运来粮饷供给。这堵墙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最大恐惧可能是，居民们被封锁在城中，没有任何逃走的希望。蒙古兵藏在墙后面，就处于城中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而他们却可以在城中守军根本看不到的情况下，架起攻城的器械，或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
蒙古兵藏在新建木墙后面的甬道内很安全，如今他们紧紧盯住梁赞城，就像世世代代的蒙古猎人把挂着毛毯的绳索系在树上拉直、从后面俯视着被他们牢牢围住的猎物。城市居民已经熟悉蒙古人经常使用抛石机和破城锤的情形，但他们没有体验过变化后新的炮击方式，蒙古人发展出一种崭新的作战形式。他们的抛石机大量地抛出巨石、大块的木头、整罐燃烧的石脑油、火药和其他不知名的东西。蒙古兵就像使用燃烧弹和烟幕弹一样四处播撒火种，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这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邪恶魔法的施展和疾病的来源。除了射出火苗之外，这些装置还能将小型燃烧火箭或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掷向敌方的城墙。这些神秘武器造成了极大的恐怖，以致于受害者们后来传说，蒙古人不仅骑着战马而且还驾着被驯服的暴龙行进。
在城市遭受轰击的过程中，隐蔽的入侵者投射出大量不知名的东西，其所产生的炮火、烟尘造成了城内的混乱，也使城内士气严重受挫，这就等于摧毁了城市的防御。经过五天恐怖而极具破坏力的炮击后，蒙古军从木墙后面出现了，他们随即带上云梯和破城锤攻打已被损坏的城墙，仅一天的功夫就拿下此城。居民纷纷避难于教堂，在那里，很多人死于蒙古人点燃的熊熊烈火之中，胜利者将城中贵族抓捕在一起全部处死，一位当时的俄罗斯编年史家记载这场大屠杀说，在蒙古军经过的地方，“没有人能睁开眼睛为死者哭喊”。蒙古人挑选一些俘虏作为随军苦力，并迫使大量的人逃往下一个城市。难民不仅给下一个城市的居民带去了血腥的战斗情节，而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蒙古军到来进攻之前，他们再度使那个城市的生活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当新战俘拆除栅栏、开始将木料运往下一个目标城市时，一位随军的蒙古户口调查官记录下了掠夺而来的人口、牲畜和货物的数量。他们根据所有蒙古人——从孤儿寡妇到黄金家族的成员——应得份额的规定，把货物和俘虏分成多份，然后派上千战俘将货物运回哈剌和林。
难民传播着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从马修·帕里斯——英格兰赫特福德郡圣艾版斯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写的编年史中看到。1240年，他记录了已知最早的关于蒙古人在西欧的活动，他说蒙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游牧部落，属于可恶的撒旦后裔”，“就像从塔尔塔罗斯释放出来的魔鬼一样”，他还错误地写道，“他们叫鞑靼人，来自于一条叫鞑靼的河，它穿过他们居住的山脉”。“塔尔塔罗斯”是地狱的希腊语名称，是冥府最底下的深渊，提坦就是因为在众神之间挑起战争而遭审判并被囚禁于此。
帕里斯记述蒙古人“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接着他又通过具体的细节来描述这些残忍的入侵者，他们“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了一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撕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通知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并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的”。
从激烈的警告上升到歇斯底里的怨恨，马修·帕里斯继续咒骂蒙古入侵者：“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在使用很多侮辱性的刻薄话来添油加醋之后，他说出了一些重要而准确的信息：“他们披着牛皮，用铁制长矛武装自己；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劳而不倦；他们没有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有强壮的战马，这些马以树叶甚至是树杆本身为食；由于他们腿脚短，所以上马时要靠三层的台阶而不是马蹬。”帕里斯书中其他部分的要点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掺杂了少数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怜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有用牛皮制成的小船，十或十二人拥有一条；他们擅长航行或游泳，因此可以及时地、毫不困难地横渡水面最宽阔、水流最湍急的大河；当牛羊的鲜血喝完时，他们就喝混浊不清的水，甚至喝泥浆水。”
就在1240年马修·帕里斯记录下这些所见所闻的同时，蒙古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俄罗斯大多数的地区性城市，他们正准备攻占斯拉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1240年（鼠儿年）11月，蒙古特使利用早到的冰季，跨过许多河流，来到基辅城下，不出意料之外，基辅当局把他们全部杀死，并傲慢地将尸体挂在城头示众。
在蒙哥率领下，蒙古军在初冬时节屯兵基辅城周围，俄罗斯牧师形容它为“鞑靼之云”。据说蒙古军行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连城内的人们彼此都无法听见彼此之间的说话。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去寻找避难所，由于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致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面的人。
1240年12月6日，蒙古军打下了基辅城，洗劫并焚毁了该城。基辅守将德米特尔，在被贵族统治者抛弃之后，仍然顽强奋战，拔都非常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和坚韧毅力，赦免其不死。蒙古对俄罗斯战争的阶段胜利结束。在一年多后的1242年条目中，《诺伏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提到这一地区新的统治者，书中不仅称之为“蒙古的拔都汗”，而且还冠以“沙皇拔都”的称号，其意义就是“恺撒拔都”，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统一的权威政治的建立，这种权威凌驾于众多互相敌对的俄罗斯王公家族之上。正如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所说：“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因为上帝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随着基辅的陷落，蒙古完成了对欧洲东部的征服。蒙古人把大量难民赶往西方，难民散布着有关蒙古人的传说，这样，在蒙古人到达之前，中欧地区已人心惶惶。难民几乎没有机会逃脱，1241年2月，速不台派出了新的侦察小分队，当时河流仍旧结冰，蒙古骑兵更能轻而易举地挺进到匈牙利平原。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还涉及到对未来蒙古帝国和世界的支配权的争夺，当然这不取决于战争本身——打胜仗对蒙古人来说相对容易，它取决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在幕后的政治角逐。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被选为大汗，这其实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没有解决汗位继承问题；而只是推迟到了下一代，现在，这下一代人正指挥蒙古军横扫欧洲，并已经开始了对最高领导权的竞争。
速不台与那些人相伴而行，他们分别代表着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各自的家族。在窝阔台的爱子去世后，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将成为下一位大汗，但究竟是哪一个呢？根据蒙古法律，这个人将在忽里台大会上选举产生，欧洲战争是他们的试验场，是他们竞选汗位的战争。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各自谋求在将来等级层次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先地位，这就与他们的军事才能紧密相关。在蒙古的许多政治事件中，人们往往以角斗这种最高表现形式来决定谁拥有优先权。在一次庆功宴上，拔都站了起来，公开为大家祝酒，他首先把酒喝下，以此表明自己在所有孙子中处于最长者和最崇高者的地位，这就等于公开宣布他期望成为下一任大汗。贵由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自己应该排在拔都前面，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大汗。还有一个人，叫不里，“性情固执而鲁莽”，而且“喝醉时言语狂烈”，他气愤地抨击拔都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拔都之父是篾儿乞惕人的私生子，这就把一段曾让整个家族充满痛楚的陈年往事再次摊上了桌面。
根据后来的一篇文献——其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三位王子互相之间长时间地大声叫骂。不里向拔都吼道：“你只不过是个长胡子的老女人！”贵由重复说：“拔都就是一个拿着箭囊的老女人！”他俩的态度引起了家族中其他人的不满，于是贵由和不里气冲冲地离开宴会，骑上马诅咒谩骂而去。这件事传到了窝阔台汗的耳朵里，他顿时脸色发青，立即传唤几个年轻人到汗庭。窝阔台起初拒绝接见他们并威胁说要将儿子贵由处死，提起桀骜不驯的儿子时，窝阔台说：“他可能会像鸡蛋一样腐烂掉！”
窝阔台逐渐平静下来，最后终于准许贵由入帐，他严厉地申斥贵由挑起家族内部争斗、虐待士兵的行径。他指责道：“你挫伤了自己部队中每个人的士气。”窝阔台富有洞察力地向贵由提出治军方略，随后他问儿子：“你以为俄罗斯人是因为你如此对待自己部下而投降的吗？你以为他们是因为惧怕你而投降的吗？”他又嘲笑道：“就因为俘虏了一两个士兵，你就觉得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你连一只小山羊都不能捕获。”
窝阔台继续措词激烈地教训儿子：“这是你第一次从大汗的的帐里走出来，所以你应该尽力炫耀你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你应该摆出一副得到了一切东西的样子，你应该把人们当成动物一样、对他们大声呼叫。”最后，窝阔台对他兄弟的儿子们平心静气地抚慰了几句，并援引了成吉思汗的讲话——关于在草原上处理军务的必要性，然后他让孩子们回去，继续从事征服欧洲的事业。
此前欧洲所听说过的成吉思汗征战亚洲的少许情况，只有事关他摧毁花剌子模帝国的非常模糊的一点点信息，但随着基辅的沦陷，大批难民和许多传说突然之间从东欧涌现和传布开来。在欧洲的右后方出现了可怕的蒙古骑兵，他们好像来自于四面八方。马修·帕里斯写道，蒙古人对西欧的入侵，“伴随着极端的暴力行为，他们闪电式地进入基督徒的领地，所到之处废墟一片，不断进行大屠杀，难以形容的恐怖和惊慌沁入每个人的心中”。关于“闪电式”的战争模式可能是第一次被提及，后来它获得了德文名称“闪电战”（Blitzkrieg）。
速不台将五万人马兵分三路，兵锋直指南部的匈牙利，另外派两万人穿过波兰指向北部的德国，以作为牵制。从蒙古本部、经东欧平原、进入波兰和匈牙利，蒙古军横扫四千英里，直至维也纳城下，与条顿骑士团控制的德国城市以及结成汉萨同盟的德国城市相对。在北部，蒙古军犹如石子蹦过冰池一般横跃波兰，他们闯入这个国家，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地陷落。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结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包括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骑士；他仓促地征召了所有能战斗的士兵，甚至选拔组建了一支由金矿工人组成的小分队去袭击敌人。1241年4月9日，双方在位于现代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里格尼志城遭遇，蒙古人在离此城约六英里处选定一块开阔的空地准备战斗，战场就是后来德文中的“瓦勒斯塔忒”（Wahlstatt）——上帝选择的地方。
大公亨利命令骑兵向蒙古军的阵列冲锋。蒙古人击退了敌人第一轮的进攻，但他们似乎顶不住第二轮的攻击、突然掉头逃跑。欧洲骑士为胜利而欢呼，他们打破了原有的阵形，开始追逐蒙古人，蒙古兵在前面慢慢撤退，与欧洲弓箭的射程只保持很短的距离。正当欧洲战马在骑士盔甲的重压下开始变得疲劳时，雷鸣般的爆炸声在它们周围响起，滚滚浓烟将它们笼罩，欧洲人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编年史家简·德鲁考兹说，蒙古人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装置，它像一个“巨大的头颅，里面忽然喷射出一股气味难闻的浓烟，将波兰人团团围住，使他们几乎都要晕倒过去，因此他们已经无力再战了”。浓烟和爆炸声把骑士与远在他们后面的弓箭手、步兵隔断了，蒙古人又一次先使敌人过于自信，后把他们诱入致命的陷阱。欧洲军队四处散开，混乱不堪，士兵们摸不着头脑，顿感疲劳，骑士及其马匹很容易就成了蒙古人的目标，他们纷纷掉头将敌人射杀于马下。
蒙古军也击垮了德国人。欧洲的记录证实，大公亨利的三万军队中有二万五千人阵亡，蒙古人还抓了很多俘虏，特别是其中的矿工，他们对这一职业知之甚少但却十分赏识，他们挑选出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和有才能的人。胜利者把成千的矿工押送往东方，到蒙古帝国西部的准噶尔去开采丰富的矿藏资源，那里属于窝阔台的私人财产。
从基辅到德国的全部战斗，只是蒙古的战略牵制，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出兵支援蒙古人真正要攻取的目标：匈牙利草原。在成功地消灭北方诸国大部分的军队、重创其他各国并迫使其中立之后，蒙古从波兰和德国的城市撤军；与此同时，当地的人们坚信他们实际上已经获胜，赶走了侵略者。战死的大公亨利二世成了殉教者，被称为“虔诚的亨利”，同时，一座附有祭坛的本笃会修道院也建立起来，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亨利的母亲圣徒海德薇格，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亨利的无头裸尸，她是从尸体左脚的六个脚趾头上认出自己儿子的。到了更晚的十九世纪，普鲁士政府将修道院改建成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特别强调曾在该地发生过的那些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此来培养未来的德国军官。
几天后，在匈牙利的广阔战场上，蒙古人重新多次施展了上次击败屠戮德国骑士的战术，造成对方更多的伤亡。速不台的五万军队对匈牙利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随后开始撤退，此时匈牙利国王别剌率军尾追而来。速不台一连撤退了好几天，直至他到达莫希平原时为止，那里的地形对蒙古军非常有利。匈牙利军队集中在一起，安扎下密密麻麻的营寨，并用马车和沉重的铁链构成一个外围圈以加强防御，国王将他的士兵关在圈内数天。对于拔都来说，他习惯于让士兵们分散开、组成小队睡觉，而匈牙利人决定用铁链将自己围起来，以便集中成一支紧密的战斗编队，这就等于用一根绳索和一张毛毯将自己捆住，而蒙古人正是用这两样东西来大规模地捕获猎物的，他们放下抛石器，开始投射各种石脑油、火药、滚烫的热油和其他东西。
匈牙利人无法忍受浓烟和烈火，纷纷走出营寨，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蒙古兵包围，但蒙古人似乎忘了在另一地区内驻守骑兵，这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来说近乎奇迹，那块不设防的空隙地刚好位于他们的都城——佩斯的方向，而逃回佩斯需要三天的路程。于是匈牙利人向家里跑去，惊慌之情油然而生，有的人徒步急行，有的人伏在马背上奔驰，军队阵形大乱，士兵向各处逃散，为了更快地逃走，他们扔下了武器装备。当然，蒙古人并不是偶然让这块空地不设防的；他们已布下骑兵等待着正在逃亡的、心惊胆战的匈牙利人。蒙古兵把许多人赶入沼泽和湿地，将他们溺死。编年史家、斯巴拉多城（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执事长托马斯，形容蒙古人为“鞑靼瘟疫”，他最逼真地描述了他们对匈牙利人的大屠杀：“死者纷纷倒在路的左右；这些可怜人的尸体就像冬日落叶一样撒满一地；鲜血如同骤雨一般奔流着。”
骑士未能在战场上打败蒙古人，现在神职人员企图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压服蒙古人。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了解到有很多蒙古人是基督徒，但有一点他们不是很清楚，蒙古人对于暴露在外的死人遗体是怎样地厌恶和憎恨。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牧师将逝者的遗骸和其他遗物陈列展示出来，试图以此拒敌于佩斯城外。一具具暴露的尸体极大地激怒了蒙古人，因为如此行为是在仪式上亵渎他们，憎恶他们，愤怒的蒙古人令人可怕，他们不仅杀死了牧师，而且还焚烧了那些遗物和教堂，以去除污染、净化自身。这场遭遇战对欧洲而言，不但是军事上的失利，而且也是宗教上的重挫，除了士兵和国王被杀之外，匈牙利人还失去了一名主教、两名大主教，以及许多虔诚的圣殿骑士。
蒙古人动摇了骑士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也把国王别剌四世向南驱赶到亚得里亚海岸边。不少文章描述了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心理、情感创伤，包括洛哲儿写的《鞑靼入侵时匈牙利国破灭记》，或《鞑靼奏响匈牙利毁灭的哀歌》。自从在匈牙利和波兰遭受了损失近十万军队的沉重打击后，欧洲骑士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人们进行哀悼，称这些军队是骑士和贵族中的“精英”。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身披笨重盔甲的骑士消失了，1241年的复活节浸没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1241年下半年，在蒙古人取胜后仅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星期天——10月6日，当日蚀遮盖太阳时，警报变成了恐慌。往来于欧洲各地的人们认为，日蚀发生在神圣的日子里，无疑是表明，在蒙古人统治下，欧洲还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对入侵者身份的无知，使恐慌不断增长。在广为流传的信函中，充满了错误的信息，一名牧师向波尔多的大主教报告说，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食人族，在一场战斗过后他们就开始吃死尸，最后只剩下了骨头，这些东西甚至连秃鹰也不屑啄食”。根据这些细节性的、故意带煽动性描写，蒙古人喜欢吃老妇人，他们群奸信奉基督教的处女直至她们精疲力竭而死，以此来庆祝战场上的胜利，然后，“她们的乳房被割下作为食物献给长官，尸体则在欢庆的宴会上供给野蛮人吃”。
蒙古人先后连续取得了对不里阿耳、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胜利，导致了附近地区警报频传和恐慌弥漫。这些人是谁？他们想做什么？正如马修·帕里斯悲叹道，没有一个欧洲人懂他们的语言：“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另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
缺乏有用信息的其他来源，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翻阅《圣经》寻找解答。“鞑靼”(Tartar)的名称听起来像“塔希施”（Tarshish），他们的君主“将拥有从海洋此岸到彼岸、从河流到大陆尽头的统治权”，圣诗也陈述道：“居住在荒野的人民将在他面前鞠躬；敌人要为他掸去身上的灰尘。塔希施和岛上的众王将给人们带来礼物。”
对牧师而言，“带来礼物”的说法把塔希施君王和带给幼年基督礼物的“东方三王”联系了起来，他们忽然间看见的一段说明，又把这些情节与蒙古人联系起来。1164年，在外作战的德国十字军士兵带着一些尸骨返回家乡，他们声称这些骨头是三王的；1181年，德国人制作了一个涂有金釉的精美圣骨匣，装上这些遗骨并存放在科隆城里宏伟崭新的大教堂内。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偷窃神圣遗物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害怕，鞑靼人入侵欧洲是为了索回他们祖先的遗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到达目的地科隆，蒙古人就很有可能直插欧洲的心脏地带。
蒙古人从匈牙利转向南面至巴尔干，这样他们就无法骑马到科隆了，此时，牧师们推断，假如蒙古人不是在搜寻三王的遗骨，那么入侵者可能就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法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他们被监禁着，一条穿越波斯的河流将他们与世隔绝。基督教的编年史家们说，西元1241年相当于犹太历法的五千年，在这一年，许多犹太人正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或是大卫国王的再次现身。
马修·帕里斯起初好像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蒙古人不说希伯来语，也没有法律，这与《圣经》中关于上帝将法律赐予摩西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然而不久，帕里斯找到的线索，证实了蒙古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也证实了摩西时代和帕里斯自己时代的关联。这些陌生人可能是失踪的希伯来部落，因为“在摩西统治时期，他们叛逆的心灵堕落了，走上了邪恶思想的道路，所以他们追随陌生的神，遵循不为人知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身处更高文明的环境中，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了解，他们心灵迷惑、语言混乱，就像凶残的、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样生活着”。
由于“犹太人十分地邪恶”，基督徒控诉他们引来愤怒的蒙古人加罪于无辜的基督徒。根据帕里斯很不可靠的记述说，欧洲的犹太族领导人“在秘密的地点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们中最英明、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话了，说“从前被囚禁的以色列部落的同胞们，已经起来斗争，要使整个世界服从我们；我们先辈的遭遇越是悲惨、越是长久，我们身上的荣誉就越是伟大”。大概讲话人想让其他犹太人“带着珍贵的礼物去问候蒙古人，以最崇高的敬意去接待蒙古人：他们需要稻谷、美酒和武器”，因而，犹太人搜集了“他们在各处所能找到的所有待售的宝剑、匕首和盔甲，将它们安全地装进桶中，以掩盖其反叛行为”。没有现成的更好解释了，基督徒们就相信了这个故事，把它作为“犹太人隐藏反叛行为和特大阴谋”的证据，因此，犹太人要么马上被移交给刽子手，要么被判为终身监禁，或被迫用自己的剑自尽。
不论这些细节是如何地荒谬，也不论其证据是如何地不足，这个故事在全欧洲导致了可怕的事件和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境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想象中的内部敌人。从约克到罗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愤怒的基督教群众不断袭击犹太人区。基督徒们听说过蒙古人在战斗中所用的手段，他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犹太人，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家，集体屠杀犹太居民。设法离开城市的犹太人四处逃亡，寻求避难，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区域，他们都遭到了更多的迫害。为了清楚地查明那些犹太人的避难所，并阻止他们进入新的基督教区域，教会命令犹太人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佩戴徽章，这就等于给他们做上记号，以便他人识别。
随着匈牙利军队的溃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敞开了，数周之后，惊恐不安的当地人看见蒙古侦察部队在城市的边缘区巡游。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英吉利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此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这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
与无名英格兰人被俘的同时，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战争也结束了。他们沿着大草原横扫中亚、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哪里没有了牧场，蒙古人就在哪里止步。每个战士配有五匹马，他们需要牧场来休养战马。他们最突出的地方是速度优势、令人吃惊的灵活机动性，但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森林、河流，通过有庄稼和沟渠、有篱笆和木栅栏的耕地时，这些优势就丧失了。农田中松软的犁沟使蒙古战马难以平稳地踏足前行；那些有耕地的地方，也开始从干燥的草地变为沿海地带的湿土，湿气使蒙古人的弓弩丧失了弹力和准确度。
尽管蒙古人的探路队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他们在全面入侵西欧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1241年11月11日，窝阔台去世，据说他是在酒醉昏迷中亡故的，在四到六个星期之后，消息从四千英里外的哈剌和林传到了欧洲的蒙古军中；大约在同时，察合台也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仅仅十四年，他的四个儿子已全都逝世。现在，这些诸王——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为了角逐下一任大汗，要返回蒙古，在相互之间继续展开斗争。几个家族接下去的斗争将延续十年之久——至少在这十年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不会有蒙古侵略的危险。
1242年（虎儿年）最初的几个月，从西欧撤兵的蒙古人回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据点。欧洲的城市几乎没剩下多少可以掠夺的东西了，所以蒙古人在行军路上很少得到补给。他们所带之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原来匈牙利国王营地的帐篷及其中的用品，拔都将它们据为己有，摆放在伏尔加河旁自己的营地中。尽管缺乏货物，但蒙古人得到了各类工匠（如萨克森的矿工）、抄写员和翻译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巴尔干被捕获）、一队法国战俘（至少包括一名巴黎金匠）。
蒙古人在入侵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加工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全球的觉醒（1262－1962年）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
鞑靼人已君临天下四方。
——托马斯·曼恩：《魔山》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成立自愿参与的公务会和雇佣带薪的公务员等制度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它们在蒙元王朝实行的时间不长。明朝统治一建立就马上回复到了传统的官僚体制，放弃了上述有助于统治的公务会。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至二十世纪，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为进一步促进帝国境内商业的快速安全发展，忽必烈竭力推广纸币的使用。至马可·波罗来到时，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纸币是用桑蚕丝、以我们熟知的纸的形式制成的，而这种东西对欧洲来说仍是个巨大的谜。纸币被裁成各种尺寸的长方形，在它的上面标明价值，并盖上朱红色的印花图章。与笨重的铸币相比，纸币主要的优点在于使用时更便于携带和运输。马可·波罗写道，纸币在整个帝国被广泛接受：“拒绝使用将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非常乐意接受纸币形式的付款，因为他们能用它买到任何东西，包括珍珠、宝石、金子和银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试图建立纸币制度，但却失败了，因为纸币观念不为当地商人所容，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对此的不满情绪已使他们接近起而造反，而当时蒙古人还不能确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镇压，当局不愿意继续冒失败蒙羞的危险，最终取消了纸币。
哪儿有纸币流通，哪儿就更有可能发生信贷和金融危机。在一项试图适应市场、包括扩大信贷范围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规定可以宣布破产，但为防止利用它来逃避债务，不允许商人或消费者超过两次宣布破产，在第三次宣布破产时，他们就可能面临死刑。
当蒙古人坚决抵制部分中国文化如儒家学说和缠足时，精简的货币制度显示出他们十分欣赏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为发扬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忽必烈建造学校，恢复中国的翰林院，它由这个国家中最富智慧的学者组成。1269年，他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他增设新机构、任命学者去记录当代事件，编写和再版老课本，整理档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言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言的，还有的抄写员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当然他们在使用各种语言时，还是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蒙古人发现，仅仅使用蒙古－畏兀儿字母表，难以记录他们所需的、来自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们都不得不拼写各种各样的名词，如中国的城镇、俄罗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脉、印度的圣人、越南的将军、穆斯林的传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称。因为蒙古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进行革新实践，这在知识史和行政史上是个创举。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但并不强迫每个人都使用，他允许汉人和其他臣民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方法，当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号能凭本身的优点来最终取代以前的旧文字。汉族学者极为喜爱自己古老的语言文字，绝对不允许它们被剥夺，而去使用一种明显是属于野蛮人的新书法；一到蒙古统治衰落时，大多数的被统治人民也都最终放弃了蒙古的这一书写方式。
农民们照例还是拜倒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脚下，后者支配着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蒙古人颠覆了旧的基层行政划分，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五十家为一个单位，叫做“社”。这些基层单位对农民的生活负有广泛职责，具有足够权威。他们督劝农事，负责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资源，提供粮食储备应对饥荒。总之，他们以基层政府的形式发挥作用，将成吉思汗时的十进制组织因素和中国农民传统结合了起来。
社也有责任为农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作为改善个人生活的途径。忽必烈汗设立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农民的孩子。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才有时间和金钱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对文盲的农民阶级的统治。蒙古人知道，农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时间学习，教师不是教他们古典汉语，而是用通俗语言为他们讲授更实用的课程。档案记录显示，在忽必烈汗在位时期，蒙元王朝共建了两万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学校，尽管官方为提高记录而有可能夸大了这个数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瞩目，因为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个世纪以后，作家才用通俗语言写作，将近五百多年以后，政府才担负起为普通大众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责任。
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文学艺术只关注于具体的某一类作品，因为它要在国家考试制度中用到，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往往落于官僚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许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鼓励作家要用大众通俗的语言，而不要用仅为学者型官僚衷爱的古典语言写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于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他们融合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创造出新的、更振奋人心的娱乐形式。
从1206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戏剧演员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塑造一个备受欢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热情地支持戏剧——这种被传统中国文化极为忽视的艺术。他时常叫人在皇家场院中演戏，蒙古臣僚们酷爱戏剧，里面充满了杂耍的动作、动人的音乐、鲜艳的化妆和华丽的服装。很像欧洲的威廉·莎士比亚，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但可能无法证实——在忽必烈统治时，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查。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在传统中国，演员和歌唱家等表演艺术家，与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不被尊重、受人歧视。蒙古统治者提升了他们作为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并划出了专门的剧场区，使戏剧表演不再局限于市场、妓院和客栈。中国戏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乐曲互相结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1276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年，他在那里出家为僧。
对于汉族的学者和文人来说，战败的宋朝成了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诗人谢翱在一首名为《过杭州故宫》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思愁：
禾黍何人为守阍，
落花台殿暗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
不见前头鹦鹉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满洲、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忽必烈的统治几乎已延伸到陆地上的所有地区，于是他不得不面向大海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征服。通商使团驾着帆船，从远方带来了详细信息，是关于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的，如爪哇、锡兰（斯里兰卡）和更北面的日本诸岛。忽必烈想把它们并入不断扩大的蒙古帝国。1268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绝了。那时忽必烈正忙于对南宋的最后一战，无法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因此他只能继续派更多的代表去说服日本归降。
忽必烈把战败的南宋水师编入自己的队伍，他获得了所需的人员和技术，以便攻打这个目中无人的岛国。他复兴和扩充了原南宋水师，设法使它从仅用于守卫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军转变为一支真正的海洋舰队，能在公海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他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工场和海军基地，企图从那里出发去征服日本。虽然这些舰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却影响船只的质量。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造船的捷径，不是切割成单块石头，而是将两块巨石绑在一起做成一个锚，这样的锚比原来的更加稳固。蒙古人在船上装载了食物、盔甲和弹药，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和用来轰击日本守军的榴霰弹。
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使节去劝说这个岛国接受蒙古的统治，但是日本幕府当局每次都拒绝了。到了1274年，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九百只战船组成的舰队，用来运送由二万三千人的高丽、中国步兵和数量不明的蒙古骑兵组成的军队。11月，他们启航出发进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它有一百一十英里宽，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分隔开。蒙古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横卧于海峡中间的对马岛，然后进占靠近九州的壹岐岛，舰队驶入博多湾，部队陆续登陆。
日本武士想单打独斗，他们不断冲击蒙古军，但蒙古人保持了队形；与以往一样，蒙古人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蒙古人没有出去决斗，而是用炸弹轰击日本武士，他们用箭将炸弹倾泻在敌人军中。蒙古人屠杀有名的日本武士，剩余的日本人从内陆沿海退入要塞。蒙古军没有深入腹地追击败逃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缺乏关于那些地区的可靠情报。于是他们离开了得胜后一片狼藉的战场，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船。蒙古人的计划仍然是个谜：他们打算过几天再来追击日本人吗？在赢了这场战斗后，他们是想沿海岸远行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吗？他们只是被派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和策略的吗？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元气大伤而撤退吗？
到了夜晚，当入侵者全部在船上时，一场恐怖的秋季风暴突然刮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卷起汹涌的波涛，把许多仓促建成的船只砸向岩石和海岸。在努力逃生的过程中，有一万三千入侵者死亡——大部分是溺死的，致命的海峡使他们无法到达朝鲜半岛的安全海港。历史上最大的舰队遭遇最惨烈——但很大程度上没有流血——的海上集体大毁灭。
统治者有时会编造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都会相信的借口，在这些虚构的辩解中，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们仍然坚持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蒙古人在短暂的登陆战中就击败了日本军队；至于后来的大量伤亡和近乎整个舰队的全军覆没，似乎并不重要。因此，到了第二年，忽必烈再次遣使去日本，要求天皇立刻亲自来蒙古首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投降之意，然后忽必烈将重新授权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尽管在陆战中失利，但日本人同样也认为自己已最终获胜，所以他们拒绝了蒙古的要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认为众神保佑着他们，所以日本人还是决定与蒙古人对抗到底。他们处决了蒙古使者，将其头颅砍下，使其鲜血流尽，然后再把面目全非的头颅示众，供人们嘲讽。
忽必烈准备再次远征。日本人开始建立一支小型舰队，用来与入侵者进行水战，他们还沿着海岸修筑了一堵石墙，以阻止蒙古士兵和战马登陆。1279年，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到日本，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双方都着手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回蒙古人将带着一支高丽舰队——其规模与上次相差无几，从两个方向出发进攻日本。主力舰队将紧随其后从中国赶来，它由三千五百艘船组成，配备了六万名水手，要运送十万名士兵；这次他们将在夏天出发，而不是在秋天航行。
1281年5月底，高丽舰队启航，尽管遭遇日本人的强烈抵抗，但在几天以后，他们再次占领了海峡中的岛屿。然而，蒙古人在海上的计划不如在陆上那样精确和容易执行，中国舰船遇到了许多困难，被迫耽搁。高丽舰队驶入博多湾，期待南方的中国伙伴前来支援，但是他们未曾到来。日本人修筑的石墙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登陆，入侵者只能簇拥在船上，而六月的酷暑又不断袭来，于是不知名的疫病爆发，很多人变得虚弱不堪。晚上，日本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驾着小艇去偷袭敌人的大船，对方现在已经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没有意识到即将遭受致命的军事失败。高丽舰队既不能登陆，又不断受到夜袭的骚扰，他们于6月30日退至鹰岛，等待南方舰队，而后者在两周后终于到达。这时候整个舰队一片混乱，疾病流行，而且在海上呆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时日，食物供应不足，元军在8月中再次驶向日本。但一股风暴又一次席卷海面，将元军船只倾覆、砸碎，可能有十万多人丧命。根据有关此次灾难的故事，几乎没有船只幸免。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失败了，但它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军人政府的建立。与此同时，蒙古人放弃了日本，假装失败从未发生过，转而从别处去寻找他们希望中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蒙古人陆上的征服战争还在继续。尽管遇到了热带高温和地形不熟的极端困难，蒙古军还是在缅甸、越南北部的安南、老挝取得了胜利。一些东南亚王国，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城和印度沿海的马八儿，都主动地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投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蒙古缺乏人力去管理它们。然而，这些新臣民却开始向蒙古朝廷上贡物品，包括大象、犀牛和据说是佛祖本人的牙齿。双方互相交换贡物和礼品，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仪式，而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其数量和价值也逐步增长。
蒙古人不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国家；同时他们对周边的小国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早些时候，蒙古人努力使有着共同文化、但却经常争斗的朝鲜半岛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样，在蒙古直接管理之外的东南亚，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新的民族，他们为越南和泰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之前，在今天的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地区，其文化完全是印度化的，遵循的是印度式的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流传的是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蒙古人带着中国移民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他们就是后来有名的“印度支那人”。
蒙古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没有取得多少胜利。1289年，忽必烈遣使去爪哇，还是要求附近的王国归附蒙古，但是爪哇国王担心，蒙古人可能是要夺取爪哇在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权，因为其获利颇为丰厚。爪哇国王挑衅性地在使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把他送还给忽必烈，于是，正如在日本发生类似事件后所发生的那样，忽必烈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去占领爪哇，并向其国王报复。1292年，由一千艘船艇组成的新舰队，载着两万名士兵和一年的食物储备开航了。舰队于1293年到达目的地，蒙古人势如破竹，不久便杀死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爪哇国王，并轻松地占领了该岛。但是随后他们却落入圈套。蒙古将领以为爪哇人在新国王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投降仪式，于是他们被诱入了伏击圈，许多将领被杀死，剩余的部队狼狈地撤出岛屿。
忽必烈未能把成功的蒙古战略很好地运用于海上。马上猎手的古老技术被他祖父用来作为陆战的基础，但这些技术却没能转化为海战的基础。从前，罗马和雅典的海上霸权仅局限于地中海的狭小范围，相比之下，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点上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掌握了这种权力。
然而，忽必烈在日本和爪哇的一时失利却划出了蒙古帝国的东面界线，此后帝国再未跨过这片水域，甚至也没有到达附近的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1260年，蒙古人败于埃及玛木鲁克人，由此确定了帝国的西南边界，同样地，再往前二十年，蒙古主动放弃了波兰和匈牙利，从而确立了帝国的西北边界。这样，在1242年至1293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处于这四个极点之内的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征服战争，经历了剧烈的调整之后，适应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统治方式，但是，随着商业、技术和知识的大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他们将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世纪。
每年春天，群群仙鹤掠过北中国，不断向北飞行，它们是要到蒙古的河湖浅滩上繁殖，此时，忽必烈汗正在乡间等着它们，在四头大象——它们是从缅甸带来的战利品——的背上，安装着一间美丽的镶金亭子，忽必烈就仰躺在亭内一只覆盖着虎皮的丝椅上。他因身体太过肥胖而无法骑马，并为痛风病所困扰，象背上的亭子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他就坐在这个舒适的地方打猎的。当准备打猎时，忽必烈就将亭顶后翻，只见灰白的仙鹤在头顶密集地飞翔，它们像片片白云紧贴在清新的蓝天之上。忽必烈一发信号，数百养鹰人就在大象两旁列队，并掀去他们猎鹰头上的皮头罩，于是矛隼、游隼和老鹰都飞窜出去。它们在仙鹤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将仙鹤叼走，把它们送到主人手中。
虽然忽必烈的祖父把蒙古人只在冬季打猎而从不在春季打猎的偏好编入了法典，但是忽必烈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打猎，所以就改变了法令。即使穿上白鼬皮外套，盖上黑貂皮毛毯，并在周围的地面和墙头铺上虎皮地毯，忽必烈还是觉得温度不适、寒风刺骨；因此，他把打猎季节推迟到天气更宜人的早春时节。
在打猎的队伍中，士兵们骑在马上。骆驼驮着各种货物，还有大象装载着小型的私人帐亭备用，万一大汗在追逐猎物时需要经过一些狭窄的地方，而四头大象上的行宫不能适应时，他就到这些备用帐亭中去。车队紧随着忽必烈的御旗而行，它们挂饰着用鲜艳的彩绸扎成的花彩。整个车队包括捕猎用的老虎——蹲在由壮牛牵引的笼子里，还包括伏在马后背上的豹子和山猫——它们或是独自趴在马背上，或是坐在驯兽师的后面。当猎物出现时，忽必烈就放出这些自己驯养的食肉兽，将猎物杀死。狗是用来捕食熊和较小动物的，豹子是用来捕食鹿的，老虎是用来捕食大型野驴或野牛的。如果猎物逃脱了食肉兽的捕食，那么列成密集方阵的射手们就会射杀他们的主人忽必烈所需要的任何猎物。
穿行乡间的忽必烈的打猎队伍中，包括许多占星家、占卜者、蒙古萨满巫师、西藏喇嘛僧，我们从成吉思汗在战斗前使用萨满巫师的隐约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人的职责是消除乌云、雨水和其他妨碍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恶劣天气。动物们感觉到了这支庞大车队发出的声音和气味，有了足够的警惕，并乘机逃跑。由于动物很难被出其不意地抓获，因此忽必烈的车队就必须像传统的蒙古军队那样继续前行，以围捕它们。皇帝及御前人员和兽群在车队的中央，他让一支万户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这里可能要少些）在左前方行进，另一支在右前方行进。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两翼的角色，一边穿成鲜红色，另一边穿成深蓝色。根据马可·波罗所说，两翼的士兵分别朝两个方向围猎，直到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为止。忽必烈的家臣带着猛犬和猎鹰，在后面将猎物赶往两翼的中间，当大象驮着行宫中的忽必烈到来时，这些猎物已经完全被困在里面了。
打猎的随行人员在象背上劳累奔波了一天，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先遣的仆人事先为他们建立了营地，就像一个临时的城市。那里最大的亭子可容纳一千宾客，他们是来参加喧闹的蒙古庆典的。毗邻的帐篷是供就寝的地方。一个剧团跟随打猎队伍前来演出，有歌手、杂技演员、变戏法者和柔体表演者登台亮相，他们让整个行宫享受着各种乐趣。
在每晚的庆祝会上，每个人穿着同一式样的迪尔，而且天天都要换一种颜色；但是为了避免人人平等，就用一定数量和价值的宝石、珍珠镶嵌在服饰上，以象征等级和权力的层次。他们披着金腰带，靴子上镶着银器。在所有庆祝会上，驯养的老虎步入亭内，从宾客中慢慢地走到大汗面前，向他鞠躬，然后整晚坐在这位君王的身旁。膳食盛在金碟和银碟中。每个仆人戴着一块镶金的餐布，作为口罩覆盖鼻子和嘴巴，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呼吸时污染食物。忽必烈汗进膳的菜谱至今还保存着，上面包括各类食物，但仍保留着蒙古人一贯的主食即肉类和乳制品。蒙古宫廷人员吃着许多美味佳肴，例如，将一条条肥壮的羊尾巴涂上面粉、撒上韭葱烘烤后再吃；公牛的睾丸在沸油中煎炸，再涂上干藏红花粉，撒上香菜；羊肉与豆蔻、桂皮放在水里一起煮，拌着稻米和鹰嘴豆一起吃；幼嫩的茄子中塞满羊肉块、肥肉、酸乳酪、桔皮和小矮糠。
就像真正的蒙古人那样，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发酵马奶饮料，他们往往禁不住滥饮，不过这种马奶却来自于专门豢养在皇宫中的纯种白母马，它们在与纯种白牡马交配后怀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奶，仅限于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享用。到了夜晚回室就寝的时候，大汗就与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美女共眠，她们都被检查过，确定不打呼噜，呼吸时没有难闻的气味，不会释放出任何恶心的体臭。第二天早晨，为了让大汗从过度的喝酒、饮食和纵欲中恢复体力，他的贴身医生和药剂师向他奉上一种茶，由桔皮、野葛花、人参、檀香和豆蔻制成，空腹饮用这种茶，可以保证消除醉酒后的不适之感，使大汗有力气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打猎、饮食和喝酒。
就在几代人之前，忽必烈的祖先们将打猎作为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他的曾祖父也速该带着他的矛隼外出打猎，就在那时他看见了新娘诃额仑，他把她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父亲死后通过打猎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在猎获云雀和鱼的问题上发生口角，随后，在一次公开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别克帖儿。后来，成吉思汗在速不台和其他优秀猎手的协助下，将打猎时的大量策略、技术和武器移用于战争，把敌人看作被跟踪和被诱捕的猎物，由此他得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打猎，把忽必烈喜欢的娱乐消遣活动和帝国所需的盛大典礼、挥霍场面结合在一起。忽必烈仍然参加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蒙古打猎活动，享受其生活方式：注重箭术，驯养猛禽，品尝马奶，寝息帐幕，组织左右翼军队。但是他把这些活动转变为一种颓废奢侈的消遣，它为蒙古精英和忽必烈自己提供了代价昂贵却索然无味的娱乐形式。忽必烈那声势浩大的打猎队伍，更多的是表面的炫耀，而不是实力的体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形成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场面，以及它在臣民和外国来访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如同蒙古草原上的营地在经常性的迁移时那样，忽必烈的车队紧跟着一个在前面引路的骑手，他手中举着忽必烈的“精神之旗”。但这面“精神之旗”却将忽必烈引入了娱乐活动的怪圈之中，这些娱乐活动毫无意义，又永无休止。蒙古帝国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建立后刚经过三代人，帝国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任何人都清楚，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已不再引领他的子孙和人民，尽管他们声称是他的追随者。
他们的“金光”
中国和巴黎的艺术家争着为大汗献艺。
——爱德华·吉本
在1287－1288年之际的一个冬日，正值弥撒期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从他的王座上站起来，向刚到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扫马致意。一旦列班扫马到达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为历史上走得最远的官方使者，从蒙古首都开始，他在陆路上绕行七千英里，穿过中东的主要城市，经过欧洲诸国的都城。英王爱德华站在使者面前，没有向使者递交归附蒙古大汗的投降书，却从使者手中接过了作为基督徒共享的圣餐——面包。因为以前到蒙古的欧洲使者都是牧师，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个基督教牧师使者，于是他选中列班扫马，虽然他是亚述派基督徒，但他还是一个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扫马开始的使命是，从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但是到巴格达后，他的上司让他改道去欧洲，时为1287年。除了拜见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扫马一路到达爱德华的朝廷，这是他行程的终点。他把信件和礼物沿途分发给各位君主，在启程赴下一个目的地前，他总是在每个国家的朝廷中停留数周或数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观光，会见学者、政客和教会官员，向这些人介绍蒙古大汗和从属于大汗的伊利汗，传递他们想与世界各国和平交往的强烈愿望。在回来经过罗马时，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请列班扫马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弥撒；然后，在1288年的圣枝主日，教皇举行弥撒，并亲自将圣餐发到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的朝廷上公开地接见列班扫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许多使者都被教会和这些国家所冷落。据马修·帕里斯所说，早在1247年，贵由汗统治时期，就有蒙古大使来到法国宫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两位来自鞑靼的使者，被他们的君王派来拜见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来访中，欧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关于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里斯写的：“他们到来的消息被教廷封锁得十分严密，连教士、公证员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在1269年，当波罗兄弟——马菲奥和尼哥罗——从他们首次的亚洲之行返回时，他们带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发出的邀请，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师，他们可以与蒙古朝臣切磋学问。
由于整个蒙古帝国非常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列班扫马到达欧洲、发现只允许存在一种宗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特别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领袖不但拥有比政府还要多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这么多影响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权力。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扫马很高兴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独占鳌头，但是这一切却与蒙古帝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在蒙古，许多宗教百花齐放，而且，它们在为自己打算之前必须先为帝国的需要服务。
尽管他的来访备受瞩目，在欧洲还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与以前那些不被承认的使者相比，列班扫马却没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没有与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或教会官员达成某种协议。他的成功仅仅在于，他设法使教皇承诺，派有学问的人去蒙古朝廷，因为这已经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扫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讲述了他旅行的情况，它们被人用叙利亚文抄写下来，名为《蒙古诸汗派往欧洲之特使和全权代表——列班扫马行状》。列班扫马之行，特别是他送给英王圣餐和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说明蒙古人自入侵欧洲五十年以来，是多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曾几何时，众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现在它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十四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统治下的和平世纪”。蒙古诸汗正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手段，努力发展与他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切已不能用武装暴力来取得了。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赴后继地去追求他们心中的神圣目标——将所有人统一在长生天之下。
蒙古商业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军队更深远的，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转变为“蒙古公司”。在整个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横跨帝国各境的商贸路线，每隔二十到三十英里就修筑备有各种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口，还有一些向导，他们可以引领商人通过险要地带。与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同时、生活于蒙古朝廷中的马可·波罗，以前在旅途中就经常使用蒙古的中继驿站，可能是热情过头而忽略了事实，他说，这些驿站不仅“华丽”和“宏伟”，而且陈设着“适合国王使用的丝制床单和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沿途的贸易，蒙古当局颁发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蒙古的“牌子”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凭着这块金属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样的记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确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从而提供适当的服务。“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旅行，并保证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并使他免除当地的赋税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维护商路，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真正重视商业交流，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组织内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财产共有制度，每个宗亲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个孤儿寡妇、每个士兵都有权得到在战争中抢来的适量物品一样，每个黄金家族成员也有权占有帝国各地的一份财富。非蒙古官员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级蒙古官员则不然，他们拿到的是多份货物，然后在市场上把它们大部分出售赚钱，或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作为波斯伊利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仍然拥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统治之下的2.5万户中国丝织工匠，他也对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权，他还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猎鹰，当然，他还有牧场、马匹和分配给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战士。蒙古统治家族的每一系，都可以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天文学家、医生、织布工、矿工和杂技演员。
忽必烈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还有成群的骆驼、马匹、绵羊和山羊。一队传教士穿梭于帝国，到一地去检查货物，到另一地去核实帐目。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要为其中国亲属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呆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里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奥托”（ortoo）或“牙木”(yam)，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利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黑河”）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忽必烈汗引进很多阿拉伯地理学者，如著名的札马剌丁，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工匠们于1267年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仪，上面绘有欧洲和非洲，还有亚洲及相邻的太平洋岛屿。
尽管最初的商业路线是通过军事征服战争开辟的，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依靠战马可以在陆地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蒙古人拓宽延伸大运河，使它连接黄河与长江，以便更远、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北方地区。他们将中国的工程技术应用于新环境，在全国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几个与沟渠相连的堤坝和水库，它们一直保留到现代。
对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关注造船业，在他们的军事努力失败时，他们就把这些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运送三千吨物资，但至1329年，运力已达二十一万吨。马可·波罗回国时从中国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说，蒙古船队有四艘桅杆大船，乘着三百船员，还有六个船舱中带着各类陶器的商人，其人数也差不多。根据伊本·拔图塔记载，为给船员们提供新鲜食物，有些船甚至还在木盆中种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员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目的货物。这些地区不受蒙古体制的影响，其统治者和商人没有采用共有制度来分配蒙古的货物；而蒙古当局却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联系。正如蒙古在征服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国，成为蒙古在商业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取得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支配权。
为把贸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势力之外的新地区，蒙古人鼓励一些臣属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向外移民并在外国的港口建立贸易点。纵观整个蒙元王朝统治时期，上千中国人离乡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他们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像商人一样往来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们也逐渐地扩大到其他行业。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穆斯林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穆斯林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蒙古精英阶层与贸易的紧密联系，表明他们与传统的明显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它们是有损尊严的、肮脏的，而且通常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工商业的重要性被列在入仕和信教之下。而且，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其经济观念就是，每个国家应该自给自足，还有，每个领主的领地应该尽可能实现自力更生。留在领地内的任何货物，不是为耕地农民换取其他物品，而只是为贵族家庭或教会购买珠宝、宗教圣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对输入物品的依赖，标志着一个家庭的破产。
传统的中华王国在数个世纪的抑商环境下运作。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对这些统治者来说，放弃商贸物资就等于向邻国进贡，他们企图尽可能避免出现如此情况。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业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十三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成为狂热地寻找新商品的时期，这些新商品能在不断扩大的蒙古商业网内出售，或者用来交换旧商品，再以新的途径将旧货销售。从染料、纸张和麻药到开心果、爆竹和毒药的每一样东西，都有潜在的买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员似乎必须找到那些可能成为买主的人及其居处。为适应市场的整体需求，中国的蒙古工场最终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工艺品，而且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给欧洲。
蒙古人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征收地方上的产品，并为它们找到国际市场，蒙古人引进许多新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来源仍可以从它们名称的语源上看出来。有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在西方称之为“satin”（绸缎），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波罗就是从那里启航回国的。还有一种高档的装饰布料，叫做“damasksilk”（锦缎），其名称来源于大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来的商队都要途经大马士革去欧洲。马可·波罗提到另一种产于摩苏尔（Mosul，今伊拉克北部城市）的精细布料，它在古法语中叫“mouslin”，然后在英语中称为“muslin”。
甚至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可能产生高额利润。新商业促使纸牌游戏迅速流行，因为商人和士兵发现，纸牌很轻、容易携带，是一种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动。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需要带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骑骆驼者可以随身携带一大包纸牌。新行情刺激着更快、更便宜地生产纸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方法通常是用来印刷宗教经文的。纸牌印刷的市场要比经文印刷广阔得多。
历史上大多数征服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罗马人把拉丁语、他们的神，和他们对酒、橄榄油的偏爱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把小麦种在它无法生长的地方。从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国的科隆，每一座罗马城市的市内布局和建筑风格，从市场、道路到圆形支柱或门道的细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其他时代中，英国人在孟买盖起都铎式的建筑；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风车；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风格，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区修建大教堂和广场；美国人在从巴拿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建立别具特色的居民区。只有对某处的实物遗迹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才能追溯印度、阿兹特克、马里、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国的发展情况。
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他们没有给那些地方带去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因为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禁止非蒙古人学习蒙古语；蒙古人没有强迫人们种植外来作物，也没有强行改变臣民整体的生活方式。
蒙古人擅长动员大量人员和利用新技术为战争服务，在蒙古和平年代，他们继续遵循同样的原则，将游牧社会的流动性应用于定居区的生活和文化。蒙古军队把搜拢的翻译人员、抄写员、医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分配给各个家族，他们还以相同份额分配了音乐家、厨师、金匠、杂技演员和画家。当局把知识工人分别立户，连同其他工匠、牲口，和经长途跋涉或海上旅行运来的货物分给各类匠户。
传统帝国将财富积累在单个的都城中。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首都，所有东西的精品都聚集在那里。都城支配着帝国，像罗马或巴比伦这些都城的名字成为整个帝国的名称。蒙古帝国从未有过一个唯一的主要城市，在帝国内，货物和人民经常从一地流向另一地。
1261年，忽必烈汗设立劝农司，以一个最高长官统领，下面还有八名使员，他们要想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其生产效率。除了促进农作物的种植以外，劝农司通常还有责任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这个倾向于农民的政策，表明政府在其职能上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此前的保守态度来源于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对农民阶级和农业问题历来不够重视。在蒙古占领汉地社会之前，多数农民在所有小地区耕种一样的作物；作物是随大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在大区域内部都是一样的。蒙古人鼓励农民种植那些与气候、土壤类型和排水方式最相适的作物。这种转变使小地区的作物品种增加，生产率也得以提高。蒙古当局鼓励把中国传统作物如茶叶、水稻，推广到新的地方，尤其是推广到波斯和中东。蒙古人找到更好的生产工具，他们把一种改进后的三角犁从东南亚引入中国。
蒙古人一控制波斯，就马上设立一个机构，去鼓励和改进那里的农业。经过数千年的耕种之后，这个地区的土壤退化，严重影响生产率。蒙古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大量进口种子，并在需要时引进他们最近培植的嫩芽、新枝和整棵树苗，建立农业试验站，以适应中东的气候和土壤。他们带来各种新稻、粟，还有果树和根用植物。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印度、中国和波斯种植许多柑橘类水果，但是蒙古人不停地移植和混种这些品种，使得每个地区的种类更多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附近，蒙古当局建立一个种着八百棵柠檬树的果园，它们是从中东地域进口的。在波斯大不里士，蒙古人培植大片柠檬林和柑橘林，它们是从相反方向进口的，即从中国输入中东。蒙古人移植越来越多的品种，有豌豆、豆子、葡萄、小扁豆、坚果、胡萝卜、萝卜、甜瓜和各种叶类蔬菜，接着他们培育出新的种类和杂交品种。除供给人和牲口的粮食作物之外，蒙古当局一直对用于纺织的棉花和其他作物非常感兴趣，还关注着制成绳、染料、油类、墨水、纸张和药材的各种原材料。
由于纺织贸易有利可图，和它在对外贸易中突出地位，所以蒙古统治者对各种从牲口身上产出的毛织品一直特别感兴趣，还有农牧者制造的丝绸、棉花和其他纤维品。1289年，为扩大棉花的种植，蒙古人设立木棉提举司，并派官员前往新征服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省份。这个机构想方设法在北方小麦区种木棉，改进纺织加工技术。虽然丝绸在中国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木棉马上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新纤维作物。一个地区每一次的革新都有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许多变化。新作物需要用新方法去犁耕、种植、灌溉、修枝、系桩、收割、插条、脱粒、磨碾、运输、储藏、酿造、蒸馏和烹饪；全新或略微改变了的技术，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设备，接着又需要新的制造技术。
蒙古人使文化传播更加方便。只进行货物交易是不够的，为使用许多新产品，整个知识系统也必须交流。比如说，麻药并不是有利可图的生意，除非有大量关于它们用法的知识，为达到这个目的，蒙古朝廷将波斯和阿拉伯医生引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医生送往中东。每一种知识都包含着推销商品的可能性。很明显，中国人有着丰富的药理学知识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如针刺——将针插入身体的关键部位，灸术——用火和热作用于类似部位。然而，穆斯林的医生在外科上更富有经验，但基于解剖死刑犯的尸体，中国医生又获得关于人体内部组织器官和循环系统的详细知识。为鼓励医学知识的全面交流，蒙古人任用来自印度和中东的医生，还有中国的治病术士，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培训中心。为学习西医，忽必烈汗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并聘用一位基督教学者执教。
蒙古人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所疗养院，它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也是东西医学的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1313年，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国境外刊印的中医学名著，里面包含许多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的针刺疗法在中东并不流行，因为以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此种疗法在将针固定在人体上时，会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推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的穆斯林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诊断病因和开药治疗前，它只需医师触摸病人的手腕，使用这种新式方法，医生就能在治疗女病人时不会损害她家庭的名誉。
在将全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后仅数年，忽必烈就设立了掌管历法的司天监和大量印刷各种日历和年历的印刷机构。如果一个统治者因“天命授权”而统治人民，那么他就必须显示出划定时间、预测月相盈亏和季节变化的能力，而且，对于提升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能推测日蚀和月蚀的时间。然而，蒙古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历法。在只有一个朝廷和首都的传统帝国中，拥有一部官方的历法就足够了，而其他民族则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历法，两者无甚关联。蒙古帝国是“多头”的，每座都城相距遥远，为有效地调动军队和大量物资，就非常有必要使这些都城互相协调。东亚地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而穆斯林国家采用累年递进的月历，这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阳运行时的昼夜平分点（春分或秋分）作为一年的开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恒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运行来记录的；欧洲一般使用阳历，但宗教纪年日如大斋节、复活节、主现节等仍以阴历计算，甚至连基督教各派在这些节日的时间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尽管他们的历法经常调整，但仍无法一致。
当蒙古由征服性帝国发展为一个更大的商业性帝国时，拥有一部功能稳定的历法就日益重要了，它应该根据同一标准制定，并在全国通行。为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划时方法，协调好各类活动、管理好社会生活，蒙古人几乎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建立天文台，以便精确测量行星和恒星的运行情况，这既是出于实用原因，也是出于宗教原因。他们很快就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个天文台，但是中国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天文台，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太大了。蒙古地方当局得到中央政府的具体指令：在每个新征服地区搜寻天文学家和天文仪器、图表。许多在波斯和阿拉伯城市被俘的天文学家，被旭烈兀派送到蒙古故地，其中包括札马剌丁，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他随身带着主要天文装置的设计图和新的科学测量方法，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还很陌生。
在统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领土范围时，蒙古人需要处理和记录关于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统计数据信息。每年他们都必须为来回运输的所有货物登记帐目，还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动情况记录下来。农耕的新方式，天文学的要求，户口统计的制度，以及其他无数的行政管理问题，都难以靠那个时代的数学知识和运算能力来解决，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数据。为了快速、高效地进行必要计算，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们就开始依靠算盘，通过许多珠子的移动，他们可以机械地计算出大额的数值，这比心算或笔算轻松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过分讲究数字信息，上亿人在这个庞大帝国中流动，所以他们想找到更简便的方法、捷径和手段，以便计算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无数次的计算过程，需要通过编辑综合图表、协调不同国家的数量体系等新方法来保存这些结果。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过去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学知识中心；“algorithm”（运算法则）这个单词就源自于“alKhwarizm”（阿拉伯语原意为“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个帝国境内运用这些创新的知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
不仅是在数字和历法上，而且在许多层面上，帝国不同地区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协调起来。书写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种文明不能只以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语言习惯来写作。为保证自己在全体臣民面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采用当地的标准来书写与蒙古有关的历史。书面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种使王朝统治合法化和大力宣传其伟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对蒙古人而言，书面历史也成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统治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国史院，为符合中原王朝的编史惯例，他下令编纂金朝、辽朝，还有宋朝的通史，这可能是最庞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费将近八十年时间，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赞任命拉施特·哀丁——志费尼的继任者——编写这个地区的第一部史书。拉施特·哀丁统筹安排大量的工作，为编修中国、突厥和法兰克（蒙古人以此称呼欧洲人）的历史，他雇佣来自各地的许多学者和翻译人员。
在蒙古帝国内汇总的大堆信息需要通过新的形式传播。如果单凭双手去费力地抄写那些必需的资料，抄写员就无法完成整个工作任务。他们汇编档案，书写信函，把信息送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抄写农业手册、医学论文、地图集和天文学表格。要大规模传播信息，就必须先大量汇总信息，为完成这个任务，蒙古人再次求助于技术——印刷术。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采用印刷术。除脱列哥那在她丈夫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印刷业之外，1236年开始，窝阔台还命令，在蒙古控制下的北中国建立一系列地区性印刷机构。活字印刷可能开始于十二世纪中叶的中国，但却是蒙古人在大范围地使用它，并将它的潜在功能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像汉人那样用上千个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个字母表，里面相同的字母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断地雕刻复制每一个字母，然后排在任何需要它们的单词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页时，他们不需要刻下该页的整篇文章，只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确的次序固定排放，进行印刷，然后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页时，他们将重新排放这些字母，然后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时期，总体的识字能力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资料成比例地增长。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个印刷机构，使政府的决议更广泛地在民众中传播，他还鼓励依靠非官方组织、从总体上来普及印刷业。除官方出版物以外，还包括宗教书籍和小说的印刷。已出版销售的书籍数量明显增加，其价格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国内所有的印刷机构就开始用各种语言印刷农业手册、历书、文件、史书、医学论文、新数学理论、歌曲和诗集。
无论是宗教宽容政策、创造通用字母表、维护驿站、玩纸牌游戏，还是印刷历书、纸币或天文学图表，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问题。他们寻找最有效的东西，一旦发现它时，他们就把它传播到其他国家。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的训言，不在乎写作标准是否遵循中国官方规定的古典原则，也不在乎印刷和绘画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赞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暂时地—－强制实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国际新规范，它们取代了对某个文明的偏爱或成见；如此一来，他们打破当地精英阶层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在征服过程中，蒙古人不仅使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还创造许多全球文化和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在蒙古帝国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新的全球文化继续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它变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包含早先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长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
虽然没有真正地被蒙古人统治，但在许多方面，欧洲得到了蒙古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东西。欧洲人在商业贸易、技术转型和全球觉醒中受益匪浅，而他们却不承受蒙古征服引起的损失。蒙古人在匈牙利和德国消灭许多骑士，但是他们没有破坏或占领那里的城市。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人的主流文化被打断，现在他们急切地吸收新知识，穿上新衣服，聆听新音乐，品尝新食物，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享受着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
马修·帕里斯和斯巴拉多的托马斯描写蒙古人在1240年后期的入侵，但欧洲人很快就将这些史家们歇斯底里的评论忘却。在间隔一个世纪后，蒙古人给欧洲人带来华丽的货物和奢侈的珍品。“鞑靼”（Tartar）这个词不再表示放肆凶悍之人的意思；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和英国作家乔叟用“鞑靼绸”、“鞑靼布”和“鞑靼缎”等词汇，作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术语。当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命令制造同其嘉德勋位最相配的150根吊袜带时，他指明要把它们染成“鞑靼蓝”。很明显，这些术语不是指蒙古人制造的纺织品或染料，而是指经蒙古人买卖或来自蒙古统治区的纺织品或染料。
技术创新一个接一个地传到欧洲。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采矿、碾磨和金属制造，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但是利用水流和风力，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机械化。鼓风炉改进技术也从亚洲经蒙古商业路线传到欧洲，它使金属制造工人获得更高温度，由此提高金属制品的质量，成为这个新的高技术时代中一种日益重要的原材料。由于蒙古时期全球的觉醒，在欧洲，木匠很少使用普通的扁斧，他们使用有特定功能的专门工具，并更快、更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建筑工人使用新型提升机和起重机。那里有许多新作物快速传播，人们不费多少工夫就能让它们结果，产出以后也很少需要加工；胡萝卜、萝卜、水芹、荞麦和欧防风根成了日常饮食的普通食物。通过机械化的烤肉叉，翻烤变得更加容易，于是属劳动密集型的烹饪业也得到改进。新的工具、机器和机械装置，有助于人们更快更好地建造各种东西，从船只、码头到仓库、沟渠，就像以前蒙古人改进战争技术一样，改良后的大炮和火力能更迅速地将目标撕裂毁坏。
有些看上去简单的事情，如在牛皮纸或羊皮纸上着手做单页文件，也需要投入大批技术工人的劳力。除了饲养绵羊的牧人以外，还需要手艺熟练的剥皮工人，因为屠宰和剥皮对于制造高质量的书写材料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把兽皮清洗干净，并将外面的毛发和里面的肉刮除，按顺序浸泡在化学溶液中，铺展在一个不断调整的架子上，曝晒，按正确顺序交替地弄湿和晾干，剃削，最后按适当比例切成多页，这些工序要花去好几周时间。为把这些书页制成一本书，必须要利用一整套新工序：调制墨水，抄写文章，加入插图，上色，用皮革装订——皮革已经通过一系列皮革工场做好。
在蒙古时代之前，欧洲已经知道中国的一项创新——用纸张来代替羊皮，但极少使用，它需要单个工人掌握更多的技术，却可以省去很多步骤，这样，在全部的制做过程中，精力和劳力的消耗很少。造纸工将撕碎的破布和其他纤维材料煮烂，把一个木框浸入缸中，使其表面涂上一层纤维，用化学方法处理纤维，然后再晾干。
对纸张需求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中世纪社会中最费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抄写书稿和文件，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修道院用双手完成，修道院起着书籍制造厂的功能，那里有抄写员整天在一个大文书房中仔细地抄写。除了供应他们少量食物和基本营养的费用外，整个劳动是无偿的，书籍销售后赚得的钱教会另有用途。1455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完成对两百个《圣经》版本的研究改编，并开启西方印刷业和信息业的革命。新技术使规模相对较小的制书业成为对公众生活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之一，它刺激着古希腊名著的复苏，本国语言书写形式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新教改革的爆发，科学的产生，它实际上影响到从农艺学到动物学每个方面的生活和知识。
蒙古帝国的观念促使欧洲觉醒，产生出有价值的新思想。从马可·波罗的旅行笔记，到乌鲁伯格详细的恒星表，这些新知识表明，欧洲人原先接受的许多古典知识都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它们又开辟出智力开发的新途径。蒙古帝国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新观念和新方法，以此来组织安排公共生活，这些观念在欧洲激发出新思维和新实践。蒙古帝国的一般原则——纸币，国家高于教会，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权和国际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念。
早在1620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识到，欧洲发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重大影响。他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定为三大技术发明，而现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虽然它们“不为古人所知……但这三大发明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最后在航海方面”，比这些发明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此，无数的变革都源自于它们”。培根很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重大意义，他写道，“任何一个帝国、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无法比这些发明更能支配和影响人类生活”。所有这些发明都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传播到西方。
在纸张和印刷术、火药和火器的普遍影响下，在航海指南针和其他海上装置的广泛使用下，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确切地说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复兴：它是蒙古帝国的复兴，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变革蒙古帝国的遗产，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过程。
1288年5月，在会见列班扫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书信、礼物后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发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亚西西为他的方济各会建造一座主教堂。作为第一个方济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济各会时代的来临。他们要在这个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仅想显示他们的优势身份地位，而且还要突出整个教派的丰功伟绩。方济各会与到过蒙古朝廷的欧洲团体关系密切。在这些人中间，修道士的代表有普兰诺·卡尔平尼——在贵由当选为大汗时他是第一个到达蒙古的使者，还有威廉·鲁布鲁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礼期间访问蒙古，他们都是方济各会成员。欧洲艺术家从由蒙古人引进的中国、波斯艺术中借鉴题材和手法，他们也很可能是从列班扫马本人带来的礼物中借鉴的。
绘画共同来源于乔托·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们似乎是亚西西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虽然教堂壁画的内容有基督的一生——离蒙古帝国一千多年，或圣方济各的一生——时间上与蒙古时代短暂相接，但艺术家还是以蒙古人为作画的主题，或以蒙古的服饰和装束来描绘：“在壁画群中，圣方济各的生活完全被丝绸所包围——无论是布置房间，或是铺饰假想的小路，几乎每个场景都有彩色华丽的纺织物。”除了粗糙的丝绸之外，他们还描写到精美的锦缎，它们深为蒙古人所喜爱，并作为礼物赠送给教皇和国王们。艺术家们把蒙古人置于各种基督教绘画中，突出他们与众不同的服装、头饰和大弓。中国的素描画经过蒙古的商业活动而流行，以这种风格描绘的马，开始出现在欧洲艺术品中。这些画面表明，欧洲人在描绘多石峭壁和树木时受到亚洲风格的巨大影响。欧洲艺术，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平面化和线性化的，如今它成为一种混合物，既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风格，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风格；这种以深刻、明亮、纺织和骏马为主要特色的艺术，最终成为闻名远扬的文艺复兴艺术。
艺术家描绘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现出艺术家们的一种新意识，但是在帕多瓦一幅1306年的“基督圣袍”画中，不仅礼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的，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用蒙古文字来描绘的，它们就是忽必烈汗钦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还有一幅“不贞的罪恶”，画中有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妇女，而这种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爱的款式。在画中，《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捧着多卷展开的古书，上面的正文难以辨认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迹和衣服却是来自于忽必烈汗朝廷的，这就暗示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开始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中时，同样地，蒙古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哲学著作中。蒙古观念和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德国传教士尼古拉·库萨的作品中，他那篇写于1440年的散文《博学的无知》可能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在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还在那里花时间处理教会事务，他后来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观念。1453年，他撰写长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虚构出十七个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对话，讨论关于促进全球和平谅解的最佳途径。作者对蒙古宗教思想体系的认识绝不是表面上的，他引用鞑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话，那位代表说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数量众多而性格纯朴的人民，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其他人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感到吃惊，尽管那些人与他们崇拜同一个上帝。他们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犹太教徒去除邪念时所采用的习俗：有些人在额头标上印记，有些人则接受洗礼”。作者也记录下蒙古人对基督教祭祀仪式和神学的疑惑，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面包和酒，基督徒说这是基督的肉体和鲜血。在供奉之后他们饮食了这些祭品，这种行径似乎令人憎恶，因为他们吞吃了他们所崇拜的圣物”。
在辩论中，虚构的鞑靼人准确重复了蒙哥汗对法国使者所说的话——这是他在谴责世界各宗教之间有害的敌对行为时所说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确的。但是犹太人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说他们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说有耶稣的戒律，这里也许还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们也声称手中捧着上帝的训令，如此一来，我们怎样才能达成和谐一致呢？”蒙古人回答说，真正的宗教和谐，只有在国家权力之下，通过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实现。
蒙古的来访使者如列班扫马，给欧洲人提供远方异地蒙古人的极不相同的观点。欧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开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国看成是另外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并存。尽管作家们用“穆斯林”来表示欧洲人所轻视的一切事物，但他们却用美好世界——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浪漫形象去充实蒙古人的传说。杰弗里·乔叟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奔走，处理外交事务，他比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蒙古人的伟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写了一篇最长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业。
这位高贵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任何地方的任何区域
都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万物之主。
他得到了一位君王所应该得到的一切。
他出生于哪个教派
就发誓要维护哪个教派的戒律。
他也是一个勇敢、贤明和富有的人，
总是同情别人，匡扶正义，热爱一切；
他的话给人安慰，充满仁慈，令人尊敬，
他的精神成为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