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
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作者：[美]杰克·威泽弗德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
目 录
从另一种角度看蒙古史：汉译本代序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
一块凝血
三河传说
可汗之战
唾弃黄金可汗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他们的“金光”
从另一种角度看蒙古史：汉译本代序
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详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而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通贯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十三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收采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藉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穿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涵意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被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本书作者对此解释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十分贴切的说明。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过者勒篾为什么要那样做。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经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
“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作者被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当时叫做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了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帖克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却不能算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别克帖儿并不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
我们不知道别克帖儿的准确年龄。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别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后；
即使后者是死于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该留下的遗腹子，那时他也已经八十岁开外了。这就是说，既然别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至太晚于1171年，则比他略年长的哥哥别克帖儿本人的生年，也不大会早过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极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让本书作者宣称说：“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
更加重要还不是两人年龄孰大孰小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别克帖儿的母亲属于也速该的长房之妻。《蒙古秘史》没有提起过别帖克儿母亲的名字。清代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称她为“特克什哈屯”，意谓特克什夫人。但所谓“特克什”其实也不是一个专门的人名，它是tagha这个蒙古语词的派生词。蒙语tagha译言“依从、随、从”；所以所谓特克什夫人，就是“从夫人”，或者汉语中“如夫人”的意思。本书没有采纳《蒙古源流》关于别克帖儿之母名为特克什哈屯的说法，而是根据另一部蒙古史诗，即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把她叫做“索济格勒”。但《黄金史》的记载同样不能证明那位“索济格勒”具有长妻的身份。我们甚至可以说，别克帖儿的母亲也可能名叫“特克什哈屯索济格勒”，也就是“如夫人索济格勒”的意思。
当然，即使别克帖儿不是长房长子，本书作者所构想的那种导致家庭冲突的深刻原因似乎也未必就不存在；但它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猜想而已。问题并不出在作者所采取的人类学视角，而在于他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到位。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的。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即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利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成吉思汗活着时是否称过“合汗”(又译为“可汗”)的问题。我们知道，“汗”与“合汗”的称号最早见于说原蒙古语的鲜卑人和柔然人的历史资料中，后来传入突厥语。但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合汗”的称号，他们只把部落的首领叫做“汗”。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早就发现，现存的证据表明，成吉思汗生时仅拥有“汗”的称号。“合汗”一语重新进入蒙古语，大概经过了以下的过程。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时代，它被用作窝阔台个人称号的一部份；不过在这时的蒙古语中，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普通名词，用指游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至少到了蒙哥汗的时候，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蒙古帝国西半部，人们已经普遍地移用突厥语对国家最高首领的称呼“可汗”来指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了。当时冲制的格鲁吉亚钱币上，就把蒙哥汗写作“蒙哥合汗”；但帝国东半部的蒙古人则仍把他称作“汗”。这个词最终进入中古蒙古语，大约是在1260年代前后。在这之后，人们才用“合汗”来追称成吉思汗。因此，本书所说“铁木真决心争夺可汗，即蒙古人首领的称号”，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其二，书里说到：“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它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穆斯林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字；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中填有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穆斯林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在本书再版的时候，能不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展开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兴趣及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惟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程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格，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份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雅俗共赏”一类的表达可能不太准确，但本书确实是一部值得由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群共享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仍有不寒而栗之感。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愚蠢和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更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别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它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最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19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事件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一个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毫无缺点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研究”的精神，我就知道，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2005年12月写于东京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
消逝的征服者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华盛顿邮报》，1989年
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theblackShankhMountains）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了它好几个世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军队掠夺一座又一座庙宇，枪杀僧侣，侵犯尼姑，毁坏宗教物品，洗劫藏书室，焚毁经卷，并捣毁庙宇。据称，有人曾秘密地从尚赫寺抢救出成吉思汗的灵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带到首都乌兰巴托保护，但它最终就消失在那里。
数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在绿草繁茂的中亚大草原上，勇士式的牧人多会带一面精神之旗，蒙古语称之为“苏勒德”（sulde），它是用几绺最好的种马鬃，将其扎在一柄长矛刀刃之下的轴上制成的。无论何时，当他要安营扎寨时，这位勇士都要将那面精神之旗安置在帐篷入口之外，以显示其身份，并将其当作永恒的护卫者。精神之旗总是飘扬在蒙古人所尊崇的开阔的“长生天”之下。当绺绺马鬃在被草原上徐徐的微风吹拂和摇曳时，它们就接获了风、上苍和太阳的力量，旗帜可以把来自大自然的这些力量转移到勇士身上。吹拂马鬃的风激发起勇士的梦想，鼓舞着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风中飘扬的马鬃召唤着主人不断前行，吸引着他离开此地去寻找彼地，发现新牧场，探求新的机遇与事业，创造这个世界上属于他自己的命运。当勇士死后，他与他的精神之旗结合得如此紧密，据说勇士的精神永远留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勇士活着的时候，马鬃旗带给他幸运之神；在他死后，马鬃旗变成他的灵魂。肉体很快被遗弃入大自然，但灵魂却永远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鼓舞着后代。
成吉思汗有一面在和平时使用的由白马鬃制成的旗帜，还有一面在战时做指引用的由黑马鬃制成的旗帜。白色旗在早期历史中就已消失，但黑色旗则作为他灵魂信物被保存下来。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蒙古人民仍尊崇那留驻有成吉思汗灵魂的黑色旗。十六世纪，他的一位后裔，扎纳巴扎尔（Zanabazar）喇嘛，带着为继续飘扬并保护这面旗帜的特殊使命，建造了一座寺院。经过风霜雪雨，入侵与内战，超过千计的藏传佛教黄帽派僧侣护卫着这面伟大的旗帜，但最终证明，他们是无法抗衡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僧侣被屠杀，精神之旗消失。
成吉思汗并未俯首于命运的控制，他成就了自己。原来，从他拥有的马匹身上，连制造一面精神之旗的马鬃都凑不满，至于说他后来还要追随着这面旗帜横扫世界，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这位日后将成为成吉思汗的男孩，是在一个包括谋杀、绑架和奴役的充满部族暴力的世界中成长的。作为被同部落人遗弃在草原上、任其自生自灭的被驱逐家族的子孙，大概在他整个孩童时期，他遇到的人不过几百，而且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从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所深刻感受过的全部人类情感，就是欲望、野心和残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敌对部族俘虏而遭奴役，后来又成功地从捕获者手中逃走。
在如此恐怖的条件下，这个男孩显示出一种求生与自我保存的本能，但很少表露出他有一天将取得成功的苗头。作为一个孩子，他害怕狗并且易哭。他的弟弟比他更强壮，并且是个比他更好的射手和摔跤手；他的异母哥哥将他呼来唤去，找他麻烦。然而从这种饥饿、羞辱、绑架和奴役的可鄙环境中，他开始了漫长的夺权之路。在青春期前，他已经建立好了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亲缘关系。他与一位稍稍年长的兄弟盟誓，缔结永恒的友谊，并且互相忠诚；这位稍长的兄弟是他青年时期最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却变成了他成年时期最需要专注对付的敌人。他找到了他将永远爱恋的女孩，后来立她为皇后。在成吉思汗青年时期炼就的对友谊和仇恨的双重能力，持续他整个一生，并且确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在共享的毛毡下或在家庭炉边摇曳的火光中，引发出了有关爱情以及父亲血缘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苦恼，后来又折射到了世界历史更为广阔的大舞台上。他的个人目标、期望与忧虑吞没了整个世界。
年复一年，他逐渐击败每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直到他征服蒙古草原上的每个部落为止。大多数伟大的征服者在年界五十的时候，就已经将征战的日子抛诸身后，而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却召唤他远离故土，去对抗文明民族的军队。数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曾屡次侵扰并奴役游牧部落。在晚年，他追随着那面精神之旗不断胜利：穿越戈壁、黄河而进入中华帝国，纵横突厥与波斯所属的中亚陆地，并跨越阿富汗山脉深入到印度河。
在不断的征服中，蒙古军队将战争转变为一种内陆战事，在跨越数千英里的多个前线作战。成吉思汗的革新战术使中世纪欧洲的重甲骑士变得陈旧，取而代之的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他们是以协调一致的军事单元运动的。他不太依靠防御工事，也不太熟于围城战；在战场上，他总是出色地利用速度奇袭敌人。就上述意义而言，他终结了围墙城市的时代。成吉思汗教导他的民众不仅要远距离作战，而且教导他们要维持数年、数十年的作战，而最终，持续的战争超过了三代。
二十五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多。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十三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击败的人口总数、被纳入依附体系的国家总数，还是从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度来衡量，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成果都要多出两倍以上。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勇士的铁蹄溅起每条江河和每个湖泊的水花。在其全盛时期，蒙古帝国所覆盖的连绵不绝的地域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两百万平方英里之间，这个面积大约是非洲大陆的面积，同时比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岛等北美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今天大多数人民所生活的这些国家都曾被蒙古人征服；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的征服包括了三十个国家和超过三十亿的人口。这一成就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有一百万人，比某些现代大公司的员工数目还少。他从这一百万人口中征兵，其军队仅由不足十万的勇士组成——这支军队刚刚够舒适坐满一座较大的现代体育馆而已。
以美国人的观点，成吉思汗的成就可以这样来理解：犹如美利坚合众国，不是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或富有的种植园主所缔造，而是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奴隶所建立，他全凭自己的性格特征、个人魅力以及果敢坚定的绝对力量，把美国从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团结民众，创立文字，起草宪章，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体系，从加拿大远征巴西，并开放自由贸易区内的商路，而这些商路是跨越诸大陆的。从每个层面上来看，或从任何视角来衡量，成吉思汗成就的规模和范围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同时也加重了对学术资源解释的重负。
成吉思汗骑兵的纵横突进与整个十三世纪相始终，他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疆域。他的业迹不是铭刻于石碑之上，而是体现于他所建立的诸多国家之中。他不满众多的小国，于是将很多小国合并成几个大国。在东欧，蒙古人将十二个斯拉夫公国和城邦合并成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国家。在东亚，在超过连续三代的经营之后，南部的残宋王朝与满洲境内的女真金国、西部的吐蕃（西藏）、毗邻戈壁的西夏王朝和东突厥斯坦的回鹘王国组合起来，建立了中国。由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他们建立了诸如韩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存留至今，它们的国界与现代的国界线十分接近。
成吉思汗帝国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在他出生的1162年，旧世界由一系列的区域文明所组成，几乎每一文明都声称，除最为近邻的文明之外，对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到他去世的1227年，他已经以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将各区域文明连接了起来，这种联系延续至今。
在打破强调出身和贵族特权的封建体系的同时，他建立了以个人价值、忠诚与功绩为基础的新型独特的体制。他取得丝绸之路沿线散乱且衰败的商贸城镇，并将其组织进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中。他降低遍及所有人的税收，完全免除医生、教师、僧侣的税收，并废除教育制度。他建立定期的人口普查制度，创建最早的国际邮政体系。他的国家不是一个储藏珍宝财富的帝国；相反，他广泛地分散战时所获取的财产，使财产返回到商业流通中。他制定了一部世界性的法律，并确认来自“长生天”的最高法则对所有人都有效。当时大多数统治者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成吉思汗则坚持认为，统治者与最底层的牧民一样，对法律负有同等的责任。在他的帝国内，尽管他要求被征服的所有宗教臣民都要完全忠诚于他，但他仍承认信仰的自由。他坚持法律的规定，废止严刑拷打，但他发动的主要战役都要搜捕并处决抢匪和刺客。他反对扣押人质，与此正相反，他创立了给予所有使臣以外交豁免权的全新惯例，这一惯例对那些来自正跟他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的使臣也完全有效。
成吉思汗留下一个有着如此坚实基业的帝国，这一基业还持续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继之而来的是帝国的崩溃。他的后代继续统治了各式的大小帝国，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到中国和波斯。他们保留有一种折衷的头衔，包括汗、皇帝、算端（即苏丹）、国王、沙赫（伊朗国王称号）、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或王公）以及达赖喇嘛。残存的成吉思汗帝国在他的后代手中统治了七个世纪。如莫卧儿王朝，他们在印度的统治直到1857年，那时，英国人驱逐了巴哈都儿二世，并砍掉了他两个子孙的头颅。成吉思汗最后一位统治者后裔是阿里可汗，即布哈拉埃米尔，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权，直到1920年他才被高涨的苏维埃革命浪潮所罢黜。
历史已经宣告了大多数征服者最终的可悲结局。亚历山大大帝三十三岁死于巴比伦神秘的环境之下，当时他的部下将其家族灭门，并瓜分他的领土。朱利叶斯·恺撒的同伴贵族和以前的盟友在罗马元老院背叛他，并在会议厅里将其杀害。在经受所有的征服成果被摧毁与被颠覆之后，孤独而又痛苦的拿破仑，作为一个寡居独处的囚犯，被关押在地球上遥远而又闭绝的无人孤岛上，独自面对死亡。然而，年近七十的成吉思汗却是在他营帐内的床上去世的，亲属、忠实的朋友以及随时为他赴汤蹈火的忠诚士兵都围绕在他身边。1227年夏，在一次进攻黄河上游沿岸西夏王朝的战役中，成吉思汗死了——或者，由于蒙古人憎恶言及死亡或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升入了天上”。在他死后多年，有关成吉思汗死因的秘密引起了猜测，而后来那些在时间装饰之下的种种传说，却被视为历史事实。第一个出使蒙古的欧洲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写道，成吉思汗死于雷击。曾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广泛游历蒙古帝国的马可·波罗介绍说，成吉思汗死于膝盖箭伤。有人声称他是被不明身份的敌人毒死的。另一种解释则断言，他死于正与其作战的西夏国王的魔咒。他的诋毁者们散布的一个故事则声称，被俘的西夏皇后在她的阴道内放置一种装置，因此，当成吉思汗与其交媾时，它撕破了他的性器官，成吉思汗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
与很多有关他的死亡故事相反，他在游牧帐篷中去世，实质上与他出生在游牧帐篷中的情形类似，说明他在保存其本民族传统生活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保持他们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人类社会。成吉思汗的士兵护卫死去可汗的遗体返回他的蒙古故乡，并将他秘密安葬。他在故土被匿名安葬，没有一座陵墓，没有一座寺庙，没有一座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小墓碑。按照蒙古人的信仰，遗体应该在静穆中离去，并不需要一块纪念碑，因为灵魂已不在那里；灵魂继续活在精神之旗中。在埋葬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悄悄地消失了，回到了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最终的埋葬地点至今已不得而知，但在缺乏可靠的信息时，人们随意地虚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加入了许多戏剧性的成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记载坚称，送葬行列的士兵在四十天的行程中，杀死了他们遇到的所有人畜。在秘密安葬之后，八百名骑兵在那块空地反复地驰马奔踏，以遮掩墓穴的方位。根据这些充满想象的叙述，为了使他们无法泄露出那一地点的方位，这八百骑兵随后就被另一批士兵杀死；再接下来，后者又被另一批勇士杀戮殆尽。
在故土秘密安葬之后，士兵们封闭了好几百平方英里的区域。除了成吉思汗的家族成员，以及驻扎在那里准备随时消灭任何闯入者的、经专门训练过的一个部落之外，没人能进入该地。在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霍洛——“大塔布”（禁忌之意），处于亚洲腹地深处——始终封闭。成吉思汗帝国的所有秘密似乎都被纠结进他神秘的故土内。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很长时间以来，其他异族军队侵入蒙古各部，但蒙古人仍能阻止想进入他们祖先圣地的任何人。尽管蒙古人最终皈依佛教，然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却不允许僧人建立可标示成吉思汗墓地的神龛、寺庙或纪念碑。
二十世纪，为确保成吉思汗出生与安葬的那一区域不至变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号召点，苏联统治者牢牢地防备着该地。通过官方的指定，苏联称那一区域为“高度限制区”，而不称之为“大塔布”，或使用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可能起暗示作用的历史地名。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他们把它与周边省份分开，并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而中央政府反过来又被莫斯科牢牢控制。在一万平方公里“高度限制区”之外，苏联人又以一个大小相当的限制区来包围它，将该地进一步封锁起来。为限制在这一区域内旅行，在共产主义时代，苏联政府没有在其内修路建桥。在限制区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间，苏联保持有一个高度加强的米格空军基地，而且很可能还维持有一个核武库。一个大型的坦克基地阻挡着进入禁区的入口，苏联军方将这一区域用于炮兵训练和坦克演习。
蒙古人没有取得科技突破，没有建立新的宗教，很少有著作或剧作问世，也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农作物或农业方法。他们自己的工匠不能织布、冶炼、制陶，甚至不会烘烤面包。他们不会制瓷做陶，不会绘画，也不会盖房子。然而，当他们的军队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他们收集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将它们传递于各文明间。
成吉思汗建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筑仅仅是桥梁。尽管他摒弃城堡建筑、堡垒、城市以及围墙，但当他横山跨水前进的时候，他可能修建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者都要多的桥梁。为使军队与货物的运动更加快速，他建筑的桥梁，跨越了数百条江河。不仅在货物方面，而且也在思想与知识方面，蒙古人有意地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贸开放之门。蒙古人给中国带去了德国矿工，并将中国医生带到波斯。交流范围所及，大小不一。他们将地毯的使用推广到其所至之处，并将柠檬与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国，同样，中国的面条、纸牌和茶叶也传播到西方。他们从巴黎带回去一位工匠，在干旱的蒙古大草原上打井，征募英国贵族在他们的军队里做翻译，并将中国的指画经验带到了波斯。他们资助在中国建基督教堂，在波斯建佛教寺庙和佛塔，在俄罗斯建穆斯林学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成吉思汗帝国的继承者们，实行坚定的步骤，使产品货物畅通，蒙古人将它们综合汇聚起来，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当来自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将中国火药、穆斯林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于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大炮。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革新，它催生出从手枪到导弹的巨大的现代武器库。每个发明都有一定的意义，当蒙古人将各种技术揉杂一起，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混合体时，更大的影响也就随之出现。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努力中，蒙古人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建立单一的世界性法律，并创立一种可用于书写所有语言的通用字母。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发行了能通用于各地都的纸币，并且他还试图为所有孩子建立普及基础教育的小学，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蒙古人改进并融合多种历法，制定优于以前的更精确的万年历，并主持汇编最大范围的地图。蒙古人鼓励商人通过陆路来其帝国，同时，他们还派遣探险家跨越陆地与海洋，远及非洲各地，扩大其商业和外交范围。
几乎所有被蒙古人蹂躏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的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在欧洲，蒙古人彻底摧毁了大陆的贵族骑士精神，不过，他们对该地区感到失望，因为相较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来说，该地区普遍贫穷。他们转身离开该地区，没有去侵扰它，更没有攻城略地、洗劫国家或将它们并入到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之内。最终，通过诸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那样的商人，和在蒙古可汗同教皇以及欧洲国王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使节，欧洲受到最小的损失，却获得了交往上的所有好处。新技术、知识与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和算盘的技术。正如十三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蒙古人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其军事上的优越；更确切地讲，“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尽管蒙古人“热衷于战争”，但他们如此快的进步，是因为他们“将闲暇时间致力于哲学原理”。
看起来，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除新的战争方式、新机器和新食物发生改变外，甚至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得到改变，例如，欧洲人转而改穿蒙古织物，穿短裤和短上衣，而不是束腰外衣和长袍，用草原式的琴弓去演奏他们的乐器，而不用手指去弹拨，并使用新风格进行绘画。欧洲人甚至捡拾起蒙古人的惊叹词“呼累”（hurray），当成一种虚张声势和互相鼓励的热情喊叫。
正因为蒙古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毫不惊讶最初的英语写作家杰弗里·乔叟，会把《坎特伯雷传说》中最长的故事献给亚洲征服者——蒙古的成吉思汗。乔叟用一种毫无掩饰的崇敬之情，描绘成吉思汗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事实上，令我们惊讶的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居然对蒙古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而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们至今仍视他们为纯粹嗜血的野蛮人。乔叟或培根留下的对蒙古人的描绘，与我们从后来书本或电影中所认识到的形象完全不同，后来的书本或电影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描绘成追逐黄金、女人和嗜血的野蛮游牧民。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制作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图像或图片，然而我们没有制作于他有生之年的肖像。不像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征服者，成吉思汗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画像，雕刻他的形象，或将他的名字和外表之类的东西铭刻在硬币上。而来自同时代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提供了信息，倒不如说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用一首有关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语歌曲的话来说，“我们想象尊容，却又满脑空白”。
因为没有成吉思汗的肖像或任何蒙古人的记录，所以也只能让世人随其所愿去想象他。直到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仍没人敢画他，而后，每一文化都在突出自己关于他的独特形象。中国人将他描绘成一位叔伯似的长者，有一小撮胡子和空洞无神的眼睛，像一位充满忧思的中国哲人，而不像是个凶猛的蒙古勇士。波斯的微型画作者将他描绘成一位坐于王位上的土耳其苏丹。欧洲人则将他画成纯粹的野蛮人，凶神恶煞，非常丑陋。
蒙古人的秘密，给那些想写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任务。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基于事实的记述所知甚少。他们知道城市征服或军队溃败的年代；然而却很少知道有关他的身世、性格、动机或私生活方面的可靠信息，因为它们所剩无几。几个世纪以来，无确实根据的谣传坚称，在他去世后不久，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所有各方面的信息，都由他的某位近臣记录在一份机密文件中。中国和波斯的学者曾提及过那份秘密文件的存在，甚至有学者声称在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曾见到过它。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的近一个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将该文件形容为是用“蒙古人的惯用语和字母”书写的“真实的编年史”。但他同时提醒道，该文件被保存在宝库中，那里是“对外人保密的”。他强调，“理解或洞悉”该蒙古原文的人，“没有可能获得接近的机会”。蒙古统治崩溃之后，有关该秘密文件的大多数线索似乎都已消失了。很多杰出学者一度相信，这样的文件并不存在，它仅仅是有关成吉思汗诸多传说的一种而已。
就象富于想象力的各国画家们把他描绘成不同的形象，学者们的作法差不多也一样。从朝鲜到亚美尼亚，人们都编著过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奇异故事。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将自己的恐惧与憎恶折射到这些描述上。几个世纪之后，学者们通过诸如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人所犯的暴行和侵略，来衡量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殊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他们的功绩却被遗忘了，而用于对他们进行指控的罪行和野蛮行径又被夸大。成吉思汗变成为野蛮人、嗜杀的野人，以及为自己利益而尽情破坏的无情征服者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为一般亚洲人，普遍地被描绘成一维的漫画人物形象，成为处在所有文明之外的人的象征。
到十八世纪末启蒙运动的时候，这种威胁的形象出现在伏尔泰的《赵氏孤儿》当中，这是一出关于成吉思汗征服中国的戏剧，里面写到：“他被称为是万王之王，凶残的成吉思汗，他把亚洲肥沃的土地变成废墟”。与乔叟对成吉思汗的赞扬相反，伏尔泰将他描写成是“这个破坏的暴君…他骄傲地…踩在诸王的脖子上”，但“他还比不上一个以武为生、在流血交易中摸爬滚打的野蛮的斯基泰战士”（第一幕，第一场）。伏尔泰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对周边文明的优点充满愤恨的人，一个由野蛮人本质所驱使的人，这种人想强夺文明社会的女子，并摧毁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的部落得到各种不同的名称——塔塔儿人、鞑靼人、蒙兀儿、莫卧儿人、摩尔人、以及蒙古人——但这些名称总带有一种可憎的咒骂意味。当十九世纪科学家想证明亚洲人群与美洲印第安人群的劣等时，他们都被划分为蒙古人种。当医生想说明为什么高等白人母亲会生出智障儿时，会认为孩子的面部特征表现得“显而易见”，那就是孩子的某位祖先曾经被蒙古武士强暴过。这种苦难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白种人，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当最富有的资本家们炫耀他们的财富，并显示出反民主或反平等的价值观时，他们便被讥讽为莫卧儿人，即波斯语对蒙古人的称呼。
在许多场合，蒙古人还变成为其他国家失败与缺陷的替罪羊。俄国不能赶上西方科技或日本帝国的军力，那是因为成吉思汗把可怕的“塔塔儿人枷锁”套在俄国身上。波斯落后于它的近邻，那是因为蒙古人摧毁了他们的灌溉系统。中国落后于日本与欧洲，那是因为蒙古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印度不能抵抗英国殖民地化，那是因为莫卧儿人统治的贪婪。二十世纪，阿拉伯政治家甚至确信，要是蒙古人没有烧毁阿拉伯宏伟的图书馆，并夷平他们的城市，穆斯林就能比美国人更早发明原子弹。当2002年美国人在阿富汗用炸弹和导弹将塔利班赶下台时，塔利班士兵把美国人的入侵等同于蒙古人的入侵，因此，作为愤怒的报复，塔利班屠杀了数千哈泽德人，他们是已生活在阿富汗达八个世纪之久的蒙古军队的后裔。第二年，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被入侵的美国人赶下台之前，在对伊拉克人民的最后演讲中，对蒙古人做了类似的指控。
在如此多的政治辞令、伪科学和学者式的想象之中，有关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续地被隐藏着，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失载。他的故乡和他崛起的地区被二十世纪的超级大国所关闭，正像此前数个世纪中的草原骑士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将其严加封锁。原始的蒙古语文件，即所谓的《蒙古秘史》，不仅“秘密”而已，并且已经消失了，消逝于历史的深处，甚至比成吉思汗的陵寝更加神秘。
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为解释有关成吉思汗的神秘生涯并修正部分记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第一项进展是对历史原稿的破译。该原稿包涵了已遗佚的、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尽管对蒙古人存有偏见和无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曾不断提及偶尔见到过的那本传说中的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原稿。就如一些稀有动物或珍稀鸟类被认为已经灭绝，传言中的见阅更多激起的是怀疑，而不是学术研究。最后，在十九世纪，用汉字书写的蒙古原稿副本在北京被发现。学者们很容易认读这些字，但那些语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用某种编码来记录的，以汉字来代表十三世纪的蒙古语发音。学者们只能读懂附在各章节之后的一小段汉语概要；这些汉语概要提供了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暗示，但除此之外，该原稿仍然难以理解。由于该原稿神秘色彩浓重，因此学者们称其为《蒙古秘史》（下文均称为《秘史》），此名沿用至今。
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蒙古，对《秘史》的解密仍然被认为非常危险。当局不让普通民众和学者接触到该书，因为担心他们受到书中陈旧的、非科学的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不当影响。但是一个地下性质的围绕《秘史》的学术运动形成了。在整个草原的游牧帐篷内，新发现的历史故事被秘密地谈论着，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并在帐篷间传播开来。最终，他们有了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从蒙古人的视角来述说的。蒙古人远不止是屡次侵扰周边较高文明的野蛮人。对于蒙古游牧民来说，《秘史》的新发现似乎来自成吉思汗本人，他回到了他的人民中，带给他们以希望和激情。超过七个世纪的沉默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听到他的言语了。
尽管受到官方的压制，但蒙古人民似乎决定他们再不愿失去这些言语。在短时期内，即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政治生活自由化，以及1961年蒙古被接纳进联合国之后，蒙古人民得到鼓舞，他们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探索他们的历史。1962年，蒙古准备了一小套邮票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政府二号人物铁木耳·奥其尔（Tomor-ochir），批准在斡难河边树立一个具体的纪念碑来纪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还资助一场学术会议来评价历史上蒙古帝国是非功过的各个方面。邮票和纪念碑上简朴的线条描画，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苏勒德”——那面他用于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灵魂的马鬃神旗。
近八个世纪之后，“苏勒德”给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带来了这样一种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苏联对此的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党的官员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党内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党诬陷为反党分子、中国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过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旷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书写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Woodman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于理解，因为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要是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难以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及其对蒙古占领的终结。苏军撤离，战机飞离，并且坦克也撤走。终于，内陆亚洲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这路线与他们向外扩散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在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
广泛的游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但并未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有助于理解。尽管有不足，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当1998年抵达蒙古时，通过对成吉思汗幼年时期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背景资料进行了解，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可以最终完成该研究项目。但那“旅程”却变成了另一个五年的研究，远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泛深入得多。我发现，蒙古人对从挣脱数个世纪外国统治而得来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并且，这种兴奋又集中到对他们的国父——成吉思汗——无上荣耀的回忆中。尽管象出于对他表达敬意的歌曲的出现一样，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块和香烟上被迅速商业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是消失了。不仅他的精神之旗从寺庙里消失了，就连他的真实面目也从他们的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一样。他是谁呢？
在突然间似乎有可能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由于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够的判断力，于是我来到了蒙古。近八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以及最后埋葬的禁区，首次向外开放；与此同时，又正值《秘史》的行文被最终被破译。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单独地完成考察任务，但如果与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小组共同合作的话，我们就能开始寻找到答案。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我跟考古学家鲁赫瓦苏伦（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触过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他的导师、蒙古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渐地，通过鲁赫瓦苏伦，我认识了其他的研究者，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秘密工作，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研究，他们既不能写下也不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奥·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党史的官方研究人员，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来研究蒙古萨满巫师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线索来指导解读《秘史》中的隐含含义。蒙古军方的萨格达（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驻扎的身份，将《秘史》中所描绘的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和军事胜利，跟俄罗斯军事档案文件中的记载进行比较。蒙古政治学者勃得·额尔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获取权力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技巧。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细致的，要数地理学家苏赫巴托尔（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为寻找成吉思汗的历史，穿越整个蒙古地区，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我们的小组开始合作。我们将来自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展开地图，讨论不同文献和早期分析的准确含义。毫不令人惊讶，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无数的矛盾，使得它们难以一致。很快，我发现苏赫巴托是一位拘泥字义的人，一位极端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秘史》中的每个说法都是真实的，并且他还一直力图通过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普列夫认为《秘史》中的历史都不能从字面含义去认识。按照他的观点，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萨满教士，该文献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记载他所达到那种地位的若干神话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译，那将再次提供一幅萨满教士征服并控制世界的蓝图。
从我们的合作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没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我们就无法理清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和解释。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有关主要地点的快速而又详尽的观点，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英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
卫星照片显示出一张没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图，然而却有数千条小道纵横交错，穿越戈壁，横跨山脉，似乎通向草原的每个方向；然而，它们都终止在限制区——霍洛——的边缘地带。进入成吉思汗的家乡需要穿越一块缓冲区，那一地区曾被苏联占领并设防，不让任何人靠近。当他们撤离蒙古的时候，苏联人在那里留下一幅四处散布着军用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景图：坦克的金属残骸、损毁的卡车、被拆卸的飞机、失效的炮弹和未爆炸的哑弹。怪异的水气和奇特的雾，缥缈其间。扭曲的金属雕塑品耸立在那里，有几层楼高，陌生的建筑遗迹不知曾是做什么用的。坍塌的建筑，曾安装着秘密的电子设备；现在蹲在渗透着油渍的沙丘中间，已空无一物。陈旧武器序列的装备遗弃在满目疮痍的整个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学药品，在阳光下可怕地晃动着。不知来源的发黑残骸，漂浮在污浊的液体里，而动物遗骸、干尸、各种皮毛的样本以及成块的羽毛皮则弃置在池塘四周。跨过二十世纪展现的这一恐怖墓地——在最强烈的对比中——就出现了未受惊扰而又封闭的成吉思汗家乡：几百平方英里的原始森林、山脉、河谷及草原。
进入到“高度限制区”不只是返回到那个时代；这是近乎准确地发现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个机会。这个地区保存下来，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屿，被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围着，然而也被其保护着。倒下的树木、浓密的草丛、巨大的石头阻塞道路，许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只能目睹着偶尔穿过的巡逻士兵。这个限制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纪念碑；当我们穿行在这一区域时，似乎感觉到随时他都可能到来，疾驰过那条河，并翻越那山脊，去他那喜爱的地方再次扎营，射杀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砸个钓鱼的小洞，或者向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圣山仍旧继续在护佑着他。
我们的研究小组走近霍洛，就像侦探们在调查一个新的犯罪现场。用《秘史》作为主要向导，我们横跨平原，并从许多小山和丘陵地带去勘察原始地形。在远离有明显界碑的山脉、河流和湖泊的开阔草原上，我们非常依赖牧民，他们惯于跨涉草原，就像水手惯于横渡大海一样。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总是在陪伴着我们，他们之间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问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从未想到过的。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或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地鉴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扎营，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合冬季宿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声的回声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骑马越过冻结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时可步行穿过，何时可破冰涉水而过。
有些描述性质的蒙古地名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恢复成蒙古语，或运用到我们周边的地形上。文件中叙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为部落首领是在克鲁伦（KharaJirugen）山下的克霍克（Khokhhu）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状”山下的“蓝色湖泊”。那个地方的特征保存了好几个世纪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与成吉思汗的出生有关，比如乌得尔山（Udder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Lake）。这些名称是适用于描述那个地方的外形特征，还是适用于描述事件曾在那里发生过呢？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这些名称显得更具争论性。而且，因为这一地区经历八个多世纪的风蚀和干旱，山或湖的外形也会发生改变。
渐渐地，根据已有的证据，我们尽力将故事接续起来。寻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并追寻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有关他生平的一些误解就能够立即得到修正。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有争议，例如，非常明显，那条有着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流流，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所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信息大大地影响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在变化异常的条件和处境下，五年间，我们的小组不断外出。2001年1月，在合剌主鲁格（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一百五十度——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一百多度高温，到零下五十一度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厄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所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里，我们也经历了动物饥荒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从没有一刻的怀疑或危险。与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牧民和猎户日常生活中的艰难相比较，我们的困难是不值一提的。总有意外的插曲，开始只是一种麻烦，最后却总能教我很多有关所在地区及其人民的新知识。从一天在马上行进近五十英里这点上，我明白了用十五英尺的丝带紧紧地束住下腹部，实际上可以固定住内脏并防止呕吐。我还明白，在如此漫长的艰苦跋涉中，当没有时间停下来生火做饭时，口袋里常备的干奶酪有多么重要；骑在木马鞍上时，我认识到身穿称为“迪尔”的厚蒙古长袍的实用性。有一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圣山附近遭遇到一匹狼，在我的同伴看来，那次遭遇是福而非祸。无数次迷路或失控的事情，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教训，比如在确认方位或行进路线，以及等待有人出现的耐心等方面的经验。许多次，我体会到蒙古人是多么密切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我始终并完全地相信他们机敏的判断、健壮的体魄和慷慨的帮助。
本书所呈现的，是我们发现的一些要点，没有更多地叙述我们所遭遇到的有关天气、食物、寄生物及疾病等方面的细节，也没有过多地叙述研究者个人的特殊倾向和沿途遇到的人们。本书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去理解成吉思汗和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有关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兴起的故事，并讲述了从他的生年1162年，到他统一所有部落并建立蒙古部落联盟的1206年之间，影响他人生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外力因素。第二部分追溯了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持续五十年（从1211年至1261年）的蒙古世界战争完成的，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之间相互开战时为止。第三部分考察了接下来的和平世纪与全球的觉醒，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的基础。
一块凝血
国民！国民是什么？鞑靼人！匈奴人！汉人！
正如昆虫云集，历史学家致力于记住他们，但这是徒劳的。
正是由于缺乏那样一位代表众人的人物为标志，
他们差异殊甚，难以辨识。
——亨利?戴维?梭罗
1851年5月1日之旅
他双眼闪烁，容光焕发。
--《蒙古秘史》
蒙古人征服过数以千计的城市，然而成吉思汗屈尊进入的城市，历史上仅仅提到一座。通常，当胜利得以确保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朝臣侍从撤回到远方更舒适的营地，而由他的勇士去完成剩余的任务。1220年（即龙儿年）3月的某一天，这位蒙古征服者打破他独特的传统，带领骑兵进入到新征服的布哈拉城中心。该城是花剌子模算端（今译“苏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布哈拉城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由于成吉思汗非常清楚，通过征服并进入该城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因此他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城门，经过一片遍布着木房与小贩货摊的拥挤区域，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巨大砖石建筑群之中。
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到布哈拉。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两千英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英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突厥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所犯的一个严重的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自己的人受到攻击时，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便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正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中出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没有援军能离开正被他的部队所进攻的边境城市，因此，他可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用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这种策略使布哈拉的突厥守军感到恐慌。仅有五百名士兵留下来支持布哈拉城堡的长官，其余的两万名士兵则赶在蒙古主力军队到达前，四处逃散。他们丢城弃甲，如鸟兽散，这正好掉进了成吉思汗的陷阱，蒙古勇士早已停驻在外等候逃兵，从容地将他们处死。
布哈拉的平民投降了，并且打开城门，但仍有小股负隅顽抗的士兵留在内城的城堡之内，他们寄希望于厚实的城墙可以帮助他们阻止任何围攻。在仔细评估了整个形势后，成吉思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进入该城！他的第一项举动就是来到布哈拉城中心，接受所有人的投降，并号召降民给他们的战马提供草料。供养蒙古军队和马匹，被认为是对征服者表示降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粮草，成吉思汗将降服者视作自己的部属，授予他们蒙古人的保护，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开始，我们就有了关于六十岁左右的成吉思汗的少数几种书面描写。波斯编年史家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他对蒙古人的描写远不及志费尼那么温和，他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头发稀疏发白，有一双猫儿眼，有着专注的活力、洞察力和天赋及理解力、令人生畏的攻击力，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仇敌的颠覆者，无畏、血腥并且残忍。”由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离奇能力，术兹扎尼还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
据目击者称，成吉思汗抵达布哈拉城中心时，骑马来到大清真寺，并问及这座城内的最大建筑是不是算端的官邸。当被告之那是上帝的居所而非算端的官邸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成吉思汗不能像个囚犯或供人观赏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也不能如城市居民所声称的那样，他的言语会被记录和限定在书内。在自身的体验中，成吉思汗常常在家乡广阔天空之下的山岳间，感知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听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声音。追随着这些上帝的言语，他成了无数名城旺邦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下马，步行进入大清真寺，只有这样一些为他所知的建筑，他才曾进去过。一进入，他便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把他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并由他保护，他要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员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他把城内两百八十名最富有的人召集到清真寺来。尽管在城内的经历有限，但成吉思汗还是能深切地理解人类情感的活动。在清真寺聚集的人群前，他拾级而上，来到讲道坛，然后转身面对布哈拉的精英。通过翻译人员，他严厉地训斥了算端和精英们的过失和罪行。他不是把失败归咎于平民大众，而是相反，“这是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随即，他逐个把富人分赐给他的蒙古勇士，供他们任意差遣，这些蒙古勇士跟着富人去搜集财宝。他劝告富人囚犯们要将财富悉数交出，不要玩猫腻；即便没有协助，蒙古人也能找出所有的财宝。他只要求富人们把蒙古人带到他们的藏宝地。
在对该城完成了有计划的劫掠之后，成吉思汗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围困在布哈拉的内城堡之中而仍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勇士身上。尽管对蒙古人特别不熟悉，但对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中亚绿洲城市内的定居民来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目睹过许多野蛮军队的来来往往。以前的部落军队无论怎样勇敢或纪律严明，也从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只要城市守军能找到食物和水，他们就能躲在内堡厚实的围墙之后，进行长期地抵抗。蒙古人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对付在布哈拉所遭遇到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尽管蒙古人通常都有一流的弓矢，但每个人都得自备武器给养，因此制造技艺的质量也就千差万别。同样，蒙古军队是由部落的全体男性成员所构成的，他们靠粗野的放牧方式进行训练；虽然他们耐劳、纪律严明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他们还是缺乏像布哈拉守军那样的专业挑选和训练。堡垒厚实的石墙，有利于守军躲藏其后，最重要的是，没有部落军队曾掌握过围城作战的复杂技术。但是成吉思汗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活着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变成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则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战争时期，这意味着对恐怖和突袭的肆意使用；和平时期，它则意味着对一些基本要素以及不可动摇原则的坚定遵守，这种原则可以在平民大众中间建立忠诚。抵抗将面临死亡，而忠诚者则得以安全。
成吉思汗对布哈拉的进攻，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民众投降了，而且还因为当蒙古人攻击的消息传到首都撒马尔罕时，军队也投降了。算端弃国而逃，蒙古人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带领主力部队，翻越阿富汗山脉到达印度西北部的河流区域，而另一支分遣部队则绕过里海，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到俄罗斯平原。从1220年开始的那天起，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维埃主义兴起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布哈拉城的可汗和埃米尔，统治了该城正好七百年的时间，这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家族王朝。
成吉思汗操控民众的才能和他的作战技术，是超过四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果。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哪一次重要关头是因为突然拥有天才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有能力激起部众的忠诚，或者说他有全球规模的空前组织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得自顿悟的启发，或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受到独特的自我控制精神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他的戎马生涯始于很早以前，要早于大多数在布哈拉出生的蒙古勇士，而且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在每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他都能获得更多的部众，学到其他更多的作战方法。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能将全新的思维与一整套随时变换的军事战术、策略和武器结合起来。他从不打重复的战役。
这位注定要成为世界最伟大征服者的男孩的历史，始于蒙古人征服布哈拉之前的六十年。故事发生在广阔的内陆欧亚最遥远的地方之一，靠近现代蒙古与西伯利亚的接壤处。根据传说，蒙古人起源于山林之间，那时，苍狼与白鹿在一个大湖泊的岸边交配。因为蒙古人对外人永久地封闭这一故地，所以当成吉思汗去世时，我们没有关于该地区的历史描述。那里的河流和山川名称，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是未知的，甚至现代地图对该地区的特征，提供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名称，使用多种多样的拼写形式。
这个蒙古部落的活动范围，只占现在蒙古国家东北部的一小部分。现在该国的大部分区域横跨中亚北部高原，不在太平洋湿润季风范围内，这种季风产生的水灌溉了繁华的亚洲农业文明所分布的滨海平原。相比较而言，到达蒙古高原的湿润季风，大部分来自西北部的北极地区。这种季风释放了带到北部山脉的少量水分，而给蒙古南部留下的则是干燥，这一干燥地带称为govi，或被外地人称为戈壁。荒芜的戈壁与中度湿润山脉之间的北部地区，横亘着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若夏季雨量充沛，草原就会变绿。夏季，牧民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带迁移，寻找草场。
尽管海拔高度仅约一万英尺，但蒙古的肯特山脉包括了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高山。与仅通过使用登山工具就能攀登的、连绵起伏而又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同；古老的肯特山脉曾被百万年的侵蚀所削平，因之，在夏季，仅以中等难度，一人一骑就可登上几乎所有的山峰。沼泽地遍布其侧；在漫长的冬季，这些沼泽冻成一块。冬季，山脊上深深的沟壑汇集了凝结的雪水，看上去就如冰河一样；但在短暂的夏季，它们又变成了美丽的钴蓝之湖。春季消融的冰雪充溢湖间，而从山上奔流而下的雪水则汇成条条江河，泛溢草原。夏季气候好的时候，翠绿的草场熠熠生辉；但在夏季气候糟糕的时候，则会连续好几年呈现干燥赭褐。
源出肯特山脉的江河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通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并，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非常困苦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地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这片斡难河沿岸的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该地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远眺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那位现在声称要娶其为妻的男人，不是那位先已跟她结过婚的男人。
在很短时间之前，她的命运就已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小推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小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小推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小推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去找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普遍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推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他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夺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秘史》叙述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推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新婚的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游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吸气。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消失在她眼前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根据《秘史》记载，她仰天撕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妻妾，名叫莎歇娇（Sochigel），并已育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地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大的、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事不深、没有文化的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回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在十二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儿人、契丹人和更东的满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共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儿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儿。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儿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上。蒙古人自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儿群体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三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四至五世纪时，匈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儿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儿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争论。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实际，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随后相继出生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个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正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穆斯林社会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雏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地平常，如此地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皮革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当作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鸟。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如铁和纺织品一样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狩猎为生与他们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他们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谨，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人类。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袭击草原上或绝谷中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与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找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能如此，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捕捉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或由长期的部落世仇所致。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使获胜的勇士引以为傲的是，杀死敌人而又记住他们，但不是炫耀收集了多少首级，也不是刻上痕迹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的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有关铁木真幼童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即肥（Fat）可汗，将他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但最终，该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Fat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Fat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也速该和铁木真父子俩到位于东部的诃额仑家族去找寻，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掉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稍长的儿子，由他的第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在这么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想试图阻止竞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竞争将会使他的小家族陷于困境。
仅仅带有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也速该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并以此作为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得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事情所揭示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沿着那条路前行，他们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孛儿帖，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他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儿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说到，他想加入其中去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儿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据说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儿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的营地。随即，他立刻派人去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个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没有了也速该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和她们的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边残酷的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九个多余的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合适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现在被抛弃在泰亦赤兀惕家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帮助她。她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打算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群人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位妇女和七个孩子，这群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家庭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小事件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如此地镇定自若，面对这次新的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民众。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逐个地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她巨大的努力，诃额仑拯救了整个家族。就如《秘史》里所叙述的那样，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衣裙的下摆，没日没夜地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作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离此段时期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在他的这部书里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遭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事，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力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岸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文化的观念中，血族关系临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地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成了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的非凡能力和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青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关节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到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唯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关节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当作口哨用的箭头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这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愤恼，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剧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完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从《秘史》里仅有的叙述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出来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要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在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怒与失望交织，铁木真和哈撒儿跑回到母亲诃额仑身边，向她申诉。然而，诃额仑不是站在自己的儿子一边，而是站在别克帖儿一边，她告诫他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曾经抛弃他们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而不是与兄弟失和。
诃额仑一直支持别克帖儿，这使铁木真难以忍受。作为最年长的儿子，别克帖儿不仅对弟弟们颐指气使，而且还扩大特权，包括除生身母亲之外，对父亲其他遗孀在性方面的使用权。作为寡妇，诃额仑没有被已逝丈夫的兄弟所收纳，她的最可能的伴侣将是别克帖儿，因为他出自诃额仑丈夫其他的妻子之身。
在这个家庭关系极度紧张并暗藏分裂危机的时刻，诃额仑愤怒地向自己的儿子讲起阿兰豁阿的美丽传说。阿兰豁阿是蒙古人的女祖先，她在丈夫去世后还生了几个儿子，而且和一个养子生活在一起。故事的含义似乎很清楚；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因别克帖儿问题而与母亲出现感情冲突之后，铁木真用一种在蒙古文化中深具强烈冒犯性的手势，甩开帐幕门户的毡子，愤怒地夺门而出，弟弟哈撒儿也接踵离去。
两兄弟发现别克帖儿静静地坐在一座小山上，眺望草原，他们就穿过草地小心地接近他。铁木真授意家中最好的射手哈撒儿从小山前面直接挺进，而他本人则爬到小山的背后一边。他们蹑手蹑脚地悄悄接近别克帖儿，就像是打猎时潜近正在休憩中的小鹿或正在吃草的瞪羚。当他们接近到易于攻击的范围内时，就悄悄地搭箭上弓，随即，带着抽出的箭，猛然从草地中冒出。别克帖儿并没有逃跑或试图自卫，在弟弟们面前，他不愿屈尊就范，露出怯意。他用铁木真母亲一样的话劝告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泰亦赤兀惕氏族，据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不是你们的眼中钉、哽中刺，没有我，你们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他盘腿而坐，等待着他们的慢慢靠近。别克帖儿清楚地意识到前头的命运会如何，但他仍未反抗。相反，他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请求他们饶恕他的亲弟弟——别勒古台。
他们与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铁木真从背后攻击，哈撒儿从正面进攻，他们将箭直接射向别克帖儿。他们没有动手处理他，担心沾染到遍地流淌的血，就转身弃别克帖儿而去，让他一人孤独地死去。《秘史》的作者并未叙述他是立刻死去，还是鲜血流尽而慢慢死去。按照蒙古传统，提及鲜血和死亡是触犯禁忌（taboo）的，但是这次谋杀被认为对铁木真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记载甚详。
铁木真和哈撒儿一回到家里，据说诃额仑马上就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冲着铁木真厉声大叫：“破坏者！破坏者！你一出生，手中就握着一块凝血。”并转身责备哈撒儿：“你就像是一条咬着自己胞衣的野狗。”她冲着铁木真喷发的歇斯底里般的愤怒，在《秘史》里是用全篇最长的几段独白之一表达出来的，诃额仑不断地辱骂，并将她的儿子比作野兽——“像攻击的豹子，像失控的狮子，像吞噬被捕食动物的怪兽。”最后，她筋疲力尽，不断地反复述说着别克帖儿早前的警告，好像是咒语一般：“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如此年纪轻轻，铁木真就已经以命相搏，这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或威望，而是为了赢得胜利。他潜身靠近自己的兄长，就像在捕猎一只动物，正如后来他所显示的天才一样，他将狩猎的技能转变为战争的策略。将更好的射手哈撒儿置于前面，而将自己置于断后的位置，这同样也显示出他的战略才智。就像一匹必须在任何竞赛中都处于领头位置的马，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虽然谋杀别克帖儿使铁木真从他异母兄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但他触犯禁忌的行为，将家族推到了巨大的危险处境。他们不得不立即逃离该地。按照蒙古传统，他们将别克帖儿的尸体抛于旷野，任其腐烂消亡，只要那里仍可能留有任何别克帖儿的痕迹，就会避免再回到那个地方。正如别克帖儿和诃额仑曾经训诫过的那样，铁木真现在才发现，除了自己，已没有了保护者或盟友，而且自己不久也会被捕捉。他是一家之长，但也是作为一名陷于险境的背叛者。
直到这个时候，诃额仑的家族还是一群被驱逐的群体，只不过不是作为犯罪者。谋杀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使任何人都有借口对他们穷追猛打。泰亦赤兀惕人自认为是斡难河上的贵族世系，因为铁木真在他们的领地杀了人，他们就派一部分勇士去严惩铁木真，并阻止他下一步的所作所为。由于在空旷的草原上无处藏身，铁木真逃向安全的山区，但追捕者还是逮住了他。泰亦赤兀惕人将他带回大本营，想在那里设法摧垮他的意志。他们用一种像牛套一样的枷将他锁起来，那样就使他只可步行，但双手不能动弹，使得他无法靠自己进食甚至喝水。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来承担看护他的职责。
泰亦赤兀惕群体中有几户从属的家系，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作为奴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铁木真作为囚犯就是被移交给这些奴仆家族看守的。与篾视他的泰亦赤兀惕人不同，他在这些家族中得到同情和安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他带到帐篷内。这些人在泰亦赤兀惕首领看不见的情形下，保护着铁木真，他们不仅分与他食物，而且《秘史》里还强调了一段情节，一位老妇人细心地护理他的伤口——那是被枷嵌入颈脖所致。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也劝说他们的父亲抗令行事，夜间移开枷锁，让铁木真休息得更舒适。
有关铁木真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里逃脱出来的故事，进一步展现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将深刻地影响着他今后的崛起。有一天，趁着泰亦赤兀惕人都烂醉如泥，而铁木真又恰巧被一位呆头呆脑、而又身体孱弱的年轻人看守，他突然急转身，猛烈地摇动枷锁，朝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其击倒。戴着枷锁徒步穿越草原是必死无疑的，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躲到了河边附近的草丛中。不久搜索马上就开始了，很快他便被曾善意相待过他的那家主人所发现。老人并没有鸣响警报，相反却提醒他趁夜幕降临的时候逃走。天黑之后，铁木真离开那条河，但并没有急于逃走。他慢慢地朝老人的帐篷前行，并走了进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是极为惊骇和危险的。冒着全家人生命的危险，不太情愿的主人还是给他卸下了枷铐并烧毁了它。第二天，他们将铁木真藏在一堆羊毛里，泰亦赤兀惕人那时正在继续追捕他。那天夜里，他们将铁木真送走，尽管贫穷，他们还是给他煮了羊肉来款待他，并送给他一匹马。骑着那匹马，铁木真设法躲过追捕者，长途跋涉逃回到他母亲那遥远而又孤立的营地。
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能冒险相助一个陌生人并送给他如此贵重的东西，说明铁木真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能力。同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家庭必定也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与他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曾经抛弃过铁木真的家族，听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又急切地想除掉他。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却甘愿冒死以相助。这一事件灌输给铁木真的不仅是对位居更高阶层者的不信任，而且还有对某些人——即便是那些自己氏族之外的人——的信任，他们的确值得信赖，甚似家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判断别人主要是通过他们怎样以实际行动来对待自己，而不再根据自己与他们的血缘关系。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认为，铁木真一生仅有这样一段短暂的被俘和被奴役的时期，但当代中国编年史家的著述却认为，铁木真在被奴役中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多次被奴役，或者说这一事件持续的时间，也许比《秘史》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更长。有学者认为，如此长的奴役时间，正好解释了有关他童年时期明显缺乏详细资料的原因。多年以后，这段被奴役的时期，对成吉思汗来说是耻辱的；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曾经奴役过他的那些家族的后代来说，提及此事将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与奴役事件有关的人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对这一事件要保持缄默；而且，尽量缩短铁木真的这段被奴役的时间，将会更符合蒙古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求只可稍涉负面的东西，与此相反，要强调铁木真英勇的逃逸。
1178年，铁木真已十六岁。自他父亲七年前去世以来，他已很久没见到未婚妻孛儿帖了，但他在这件事情上自信十足，认为完全可以再次找到她。他带着异母弟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而下，去寻找她的家族。当他们找到属于孛儿帖父亲德薛禅的营帐时，铁木真高兴地发现孛儿帖仍在等着他，甚至尽管她已十七或十八岁，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德薛禅知道铁木真与泰亦赤兀惕氏族交恶，但仍然履行前约，将女儿许配给他。
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带着孛儿帖返回。按照风俗，当新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她就要带上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她丈夫的父母。对于游牧民而言，赠送大的礼物是不实用的，但质地优良的衣服则意味着很高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发挥有价值的实用功能。孛儿帖带了一件草原上最珍贵的毛皮外套——黑貂皮外套。在正常情况下，铁木真要送一件同样的礼物给父亲，但父亲早亡，他想到了一个处理外套的更好方法。他决定用这件黑貂皮外套来重新恢复他父亲的一份以前的友谊，以便缔结同盟，给他和他逐渐兴盛的家族提供某些安全保障。
这个人就是脱斡邻勒，后来更常被称为汪罕（OngKhan），属客列亦惕部落。该部落生活在蒙古中部最肥沃的草原上，位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沿岸丛林密布的“黑森林”之间。与蒙古人世系和氏族的分散不同，客列亦惕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含一大群部落，并处于一个可汗的统一之下。此时，戈壁荒原北部的广阔草原分别为三个主要部落所控制。中部地区由汪罕和他的客列亦惕部落控制，支配西部地区的是处于太阳可汗统治下的乃蛮部落，而由阿勒坛汗统治的塔塔儿人，则作为北部中国金朝的附庸，占据了东部地区。三个大部落的统治者，沿着他们的边界纵横捭阖，对弱小的部落或盟或战，并不断设法从这些弱小部落中征募军队，以便发动对更重要敌人的征战。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尽管与客列亦惕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曾一度与汪罕结成“安答”，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作为保护人或仆从间的那种关系，要牢固得多，因为当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也速该就助汪罕夺得客列亦惕人的汗位，推翻了汪罕的叔叔——菊儿可汗，即最高的统治者。此外，他们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并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结成联盟，而那时，也速该也正在与塔塔儿人作战。
按照草原文化，男性血族关系操控所有事务。如果人们要结盟，就必定要同属一个家族，因此，如果没有亲缘血统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亦即虚拟血缘关系，来建立联盟。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与立志成为客列亦惕领导人的汪罕两人，是作为“安答”的结拜兄弟，铁木真现今就是要试图成为这位年长者的儿子。通过赠送结婚礼物给汪罕的方式，铁木真认他为父；要是汪罕接受的话，他就可作为铁木真的父亲，并向他提供保护。对大多数草原上的人来说，这种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可作为真正血缘关系的附属，但对铁木真而言，他的选择表明，这种虚构血缘关系比真正的亲缘关系要有用得多。
客列亦惕部，以及乃蛮以西地区，不只意味着几个很大的政治联合体，而且还代表更发达的文化。早在几个世纪前，通过东部亚述教派传教士，该地区因为皈基督教，曾经一度整合到中亚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中。游牧民中没有教堂或修道院，部族的基督教分支声称他们是托马斯使徒的后代，而且要靠游方僧来传教。他们在位于帐篷内的圣堂里做弥撒，他们不重视宗教信仰的制度和信仰的严格性，喜欢各种各样的、与一般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基督教经文读物。耶稣对游牧民发挥着强大的魅力，因为他能救死扶伤。因为只有此人可战胜死神，耶稣被当作一位有强大威慑力的萨满教士，而十字架则被圣化为天地四方的象征。作为游牧人，草原部落觉得放牧习俗和《圣经》里提及的古代希伯来部落的信仰，非常适合他们。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吃素的佛教徒不同，基督徒可以吃肉；与节制的穆斯林不同，基督徒不仅可以纵情狂饮，他们甚至将此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铁木真将新娘孛儿帖和母亲留在营帐内，他与弟弟哈撒儿、异母弟别勒古台，带着那件外套去见基督徒汪罕，他热心地接受了礼物，因此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过继儿子。汪罕在传统体制内，安排铁木真做一个处于其他年轻勇士之上的地方领导者，但很明显，后者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拒绝了。他似乎只是想为家族争取到汪罕的保护，在得到保证之后，他和弟弟们就返回客鲁涟河边的营地。在那里，年轻的新郎可以与新娘和家族在一起，度过辛苦而充实的时光。
铁木真早年的诸多危机似乎都已被抛诸身后，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已长大，在某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除他的弟弟外，铁木真家族吸收了两个年轻人。铁木真在追寻一些失踪马匹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博尔术，之后他加入到那个家族；者勒篾显然是被他父亲交给铁木真的，尽管《秘史》对此并未加以解释。加上这两个外来者，该营地由七个十来岁的孩子所组成，他们一起狩猎，并守护着这个群体的安全。除了他的新娘孛儿帖，铁木真家族还包括他的妹妹和三个年长的妇女：他的母亲诃额仑，是位女家长；莎歇娇也是女家长，她是铁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另一位被收容的来历不详的老妇人，也和他们呆在一起。
按照《秘史》的记述，铁木真更倾向于只作为这个亲密无间部落的领导者，但是，在周遭部落互相攻伐、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允许存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时间的车轮拉回到数百年前，人们很容易发现连续好几代，草原部落一直在进行着相互间无情的劫掠。往昔的犯罪记忆仍然存留着。部落内部任何家族所受的伤害，都可当作是一种报应，而且，即便是很多年以后，也可当成是对报复袭击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混乱频仍的世界中，不管人们生活的地方多么偏僻，也没办法摆脱大家的注意，铁木真这一群人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家族已经遭受磨难，但十八年之后，当年曾被人从自己手里夺走了诃额仑的篾儿乞惕部落，对于这件耻辱之事仍耿耿于怀，他们现在决定设法复仇。篾儿乞惕人并不要求归还寡妇诃额仑，她已经为拉扯五个孩子而变得苍老不堪。他们觊觎的是铁木真的年轻新娘孛儿帖，掳掠孛儿帖可以当作对铁木真父辈劫夺诃额仑的一种报复。铁木真如此狡谲地与汪罕建立的联盟，在他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显示出了决定性的意义；而篾儿乞惕人的挑战也将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争夺。这一争夺将铁木真推上了成就伟大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