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术运用方面，吕尚攻心为上，他亲自率领百名精锐冲击商军阵脚。因为打前阵的是奴隶，吕尚初战告捷之后，武王便率主力跟进围歼，加上商军中奴隶兵的倒戈，周军很快大获全胜，商朝被灭。
周朝建国之后，将吕尚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吕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像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吕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吕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
太公吕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兵圣——孙武
孙武也就是孙子，生于约公元前535年，字长卿，后人又尊称孙武子，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曾祖、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受家庭的影响，孙武从小就喜欢兵法，盼望能有用武之地。但齐国的纷争和内乱使孙武18岁时便离开齐国，到了吴国。
到吴国之初孙武先在吴都（今江苏苏州）郊外隐居著书，等待时机。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后遍求人才，想成就霸业。大臣伍子胥便将孙武推荐给了吴王，孙武将写成的兵法13篇献给吴王。吴王看后赞叹不已，他要孙武实际演练一下看看效果。为了考验孙武的才干，吴王没有给孙武士兵，而是交给他180名宫女让他操练。
孙武毫不在意，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姬做队长，带领宫女听令操练。孙武向宫女们讲完操练口令之后，便命人擂鼓操练。但宫女们根本不听他的口令，只觉得好玩儿，大笑不止，队形也变得大乱。孙武立刻下令将两名美姬队长斩首，以肃军纪。吴王吓得赶忙派人传令给孙武：“寡人巳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姬，寡人吃饭都不香了，请赦免了她们吧。”
孙武却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斩杀了吴王的两名美姬，然后又任命两人做队长，继续操练。这次很快将宫女们训练得进退有序，阵形严整。吴王虽然失去了两名爱姬，但最后还是拜孙武为将军，因为他知道孙武是帮助自己成就霸业的难得的将才。
孙武之所以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指挥的具体战役。而在于他为后世奉献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兵经《孙子兵法》。此书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是尚武崇智的齐文化孕育的奇葩，同时也是孙武个人天才和勤奋的结晶。当今，《孙子兵法》不但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军事指挥员们在战场上角逐胜负的武器，而且已登上了一些国家的最高“殿堂”，成为他们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其在非军事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其中智慧，真可谓是“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田忌赛马
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曾和魏国将军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深感自己的本领不如孙膑，怕他超过自己，就派人将他召到魏国，施以膑刑，即将他的膝盖骨剔掉，使他因此致残。想让他从此隐居，不再出外活动。
一次，齐国派使臣到达魏国，孙膑以刑徒的模样暗地里会见了使臣。齐国使臣认为他是个奇才，便偷偷地将他运回齐国。齐国将领田忌以宾客的高等礼遇待他。田忌常与齐国的诸位王公子弟赛马赌胜，且赌金甚高。孙膑对田忌说：“将军这次押上重金，我能让将军得胜。”田忌非常信任他，便押上千金，等到开赛前，孙膑说：“您用自己的下等马和齐威王的上等马赛，用自己的上等马和他的中等马赛，用自己的中等马和他的下等马赛。”结果一负两胜，赢了齐威王一大笔钱。以往比赛，田忌都输给了齐威王，这次齐威王对田忌突然赢了自己感到奇怪，就问他用的是什么办法。田忌借机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孙膑询问兵法，发现他果然是一位奇才，就拜他为军师。
公元前353年，魏国派庞涓率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今属河北），赵国向齐国求救。齐于是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去援救赵国。田忌的意见是率军直趋邯郸，孙膑却说：“欲使杂乱的结子解开的人不会去生拉硬拽；欲劝阻别人打架的人不会去参与搏击。避开其强势，直接攻击其空虚部位，利用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自然解决了。现在魏国和赵国互相攻打，精锐部队必然都在外面战斗，而留在家里的都是些老弱残兵。将军不如率领军队直接攻打魏国首都大梁，魏国必然撤军自救。这样我们便一举解了赵国的围而且也坐享魏国疲惫之师的利益。”田忌听从了他的建议，魏国果然撤军邯郸，回来救大梁。齐军在庞涓回师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伏兵截击。田忌听从了他的意见，结果将魏军打得大败。“围魏救赵”变攻坚为击虚，变被动趋战为以逸待劳，变击敌有备为出其不意，比直趋邯郸参战确实高明得多。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吴起兵法
《吴子》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著名兵书，据说是战国时著名兵家吴起所作。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邑（现在山东曹县）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法家。他最初在鲁国做将军，后又到魏国，战功卓著，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他在河西共23年，进行了系统改革，军事力量也很强盛，与诸侯共有大小76次战争，其中64次全胜，对魏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
魏文侯死后，吴起在魏国受到排挤，只好去了楚国。楚悼王重用他为令尹，即宰相。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推行法治，废除了世袭的贵族制度。他同时整顿武备，四处征伐，使楚国也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暴亡，旧奴隶贵族发动叛乱，吴起躲到宫中，伏在楚悼王的遗体上，以为这样就可以免一死，因为按照当时楚国的法律规定，有敢施兵器于王身的要诛灭家族。这些对吴起恨之入骨的奴隶主贵族为了杀吴起，命令士兵放箭射死了吴起，然后又残忍地将他的尸首五马分尸，这在信仰鬼神思想的古代，是极其残忍的刑罚之一。后来，因为有的箭射到楚悼王身上这件事，被牵连处死的家族有很多。
《吴子》是吴起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收录有四十八篇之多，但后来基本都散失了，现在的《吴子》只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应该是吴起在魏国时所写。
在书中，吴起对于战争的性质做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战争的起因有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困饥。进而将战争区分为五种不同的性质：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
在战略战术方面，吴起强调战备，选择有利的战机，同时要随机应变，积极地利用地形。对于政治对军事的作用，吴起也很重视，强调将两者结合使用，这样就能使国家和军队内外团结，争取战争的胜利。
对于作战的主体军队，吴起强调兵要精干，要严格练兵，他认为精兵三千就可以具有“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的巨大能量。同时，赏罚严明也要做到，将帅爱兵，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才能强。吴起就是率领着自己练出来的精兵，用五万人，和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最终打败了秦的五十万军队。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伍子胥过昭关
楚庄王的孙子楚平王即位之后，楚国渐渐衰落了。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要把原来的太子建废掉。这时候，太子建和他的老师伍奢正在城父（在河南襄城西）镇守。楚平王怕伍奢不同意，先把伍奢叫来，诬说太子建正在谋反。
伍奢说什么也不承认，立刻被关进监狱。
楚平王一面派人去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大儿子伍尚回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就跟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事先听到风声，带着儿子公子胜逃到宋国去了。
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出来，他赶到宋国，找到了太子建。不巧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带着太子建、公子胜逃到郑国，想请郑国帮他们报仇。可是郑国国君郑定公没有同意。
太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郑国的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被郑定公杀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投奔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
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还叫人画了伍子胥的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嘱咐各地官吏盘查。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传说伍子胥一连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也愁白了。幸亏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叫东皋公，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
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有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江上有个打鱼的老头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把伍子胥渡过了江。
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上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100两金子。现在送给你，好歹表表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不贪图这个赏金、爵位，难道会要你这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
伍子胥到了吴国，吴国的公子光正想夺取王位。在伍子胥帮助下，公子光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即位之后，封伍子胥为大夫，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亲自率领大军，向楚国进攻；他们连战连胜，把楚国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一直打到郢都。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就让孙膑那小子成名去吧”
孙武死后，大约经过百余年，他的后人孙膑继承了他的事业。孙膑与商鞅、孟轲同时代，约生于公元前380年，死于公元前320年，齐国阿（山东阳谷东北）人。
据记载，孙膑与庞涓是同学，“偶学兵学”。学成兵法以后，庞涓到了魏国，得到重用，成了魏惠王的将军。庞涓是个嫉妒心强的人，“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便假心假意地与孙膑叙旧，把孙膑请到魏国去。当孙膑到了魏国之后，庞涓“恐其贤于己”，迫不及待地把孙膑的两个膝盖骨挖掉，并在脸上刺字，即所谓“以法刑断其两足以黥之”。
司马迁说：“孙子膑足，兵法修列”。这是说他在受刑之后大志不衰，发愤著书，写出了传世的《孙膑兵法》。这部兵书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兵法》，共89篇。可惜，大部分佚亡了，现在只剩下30篇，一万一千余字，这是根据1972年在山东临沂汉墓中发现的残简而整理出来的。
为了防备庞涓继续加害于己，孙膑佯狂卖傻，后遇齐国使者而得救。使者悄悄地用车把他从魏国大梁（开封市）载到齐国，受到齐国田忌将军的善遇。
“田忌赛马”表现出了孙膑的才智，田忌便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孙膑长于用计，有一次，魏国派大军进攻赵国，赵国首都邯郸危在旦夕，求救于齐国。齐威王想以孙膑为将军，而孙膑辞谢不受，他说：“我是刑余之人，当将军不合适。”齐威王改变了一下主意，以田忌为将军，以孙膑为军师，“居辎国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想直接把齐国军队开到赵国去救援，孙膑认为这不是救赵的良策，应该把军队直接开到魏国的大梁去，因为魏国的“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齐军长驱直入魏国，如入无人之境。这时，魏国立即从赵国退兵，回头来对付齐军，在归途中大战于桂陵，魏军大败。由于用了孙膑的计谋，齐国没有一兵一卒进入赵国领土，而赵转危为安。自此以后，历代军事家都懂得了“围魏救赵”的妙计，并加以应用。
魏国在桂陵吃败仗是在公元前353年；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43年，赵国与魏国联合起来侵伐韩国，弱小的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的田忌率军直奔魏国都城大梁，吓得魏国的庞涓将军“去韩而归”。在退兵之时，孙膑向田忌献计说：魏国的军队是一支骄兵，轻视齐军，现在要利用这支骄兵的弱点，助长他们的骄傲情绪，来个行军减灶的迷魂阵。在魏国的土地上，齐军头天“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田忌言听计从，三日之内边行军边减灶。魏将庞涓尾追着齐军，见齐军天天减灶，大喜不已，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说道：“哈哈！我早就知道了齐军怯弱，跑到我魏国来不过三天，他们的士兵就逃亡了一大半。”于是庞涓便带着一支精兵日夜兼程地追赶齐军。聪明的孙膑料定庞涓会来个孤军深入，并算定他到天黑的时候追到马陵这个地方。马陵道路狭窄，路旁多险隘，是设伏兵的好地方。孙膑叫人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砍下一层树皮，在树上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果然在天黑的时候赶到大树下，当他用火光照亮看树上大字的时候，“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自刎时他含恨说道：“我就这样死了吧，让孙膑那小子成名去！”齐军乘胜追击，大败魏军，魏国太子（申）也成了俘虏。司马迁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辩论中的哲学思维
战国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之地，遂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包含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
纵横家虽然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进行活动，但是在他们言谈和事迹中，透露出明显的哲学方法论，尤其是辩论中的逻辑思维。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桔生淮北则为枳
有一次，楚灵王接见了晏婴。楚灵王一见到晏婴，马上问：“齐国是不是很缺乏人才？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出使楚国？”“大王，齐国人多着呢。国都临淄人口百万，每人呼一口气，可以呼气为云，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挥汗如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又怎么能没有人才？只是我国有一个规矩，贤明之人出使贤国，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而今我无才无德又最不肖，只好来楚国为使，希望大王原谅。”
楚王一时无言以对，正好一对武士押一名犯人从殿前经过。
楚王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所犯何罪？”
“齐国人，犯的是盗窃罪。”
“晏相国，齐国人有偷东西的毛病吗？”晏婴知道楚王是以此来取笑自己，报刚才之辱，于是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小臣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淮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王默然，良久，叹道：“寡人本来打算让您在今日受辱，哪里想到竟被您嘲笑了，这是寡人的过错，见谅寡人吧！”于是楚王善待晏婴，晏婴也圆满完成了使命，回到齐国。晏婴面对着因国强而盛气凌人的楚王，毅然予以反击，他昂然不屈，除了维护个人的名声，最终目标还是在保持齐国的声威。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出使狗国，故进狗门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诸侯均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前往朝拜，大国不敢不与之结盟，楚国简直成了诸侯国中的霸主。齐相国晏婴，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齐使为相国晏婴后，对左右说：“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却以贤名闻于诸侯，寡人以为楚强齐弱，应该好好羞辱齐国一番，以扬楚国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婴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婴听罢，笑了一笑，言道：“这可是狗进出的门，又不是人进出的门，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出入，出使人国的人从人门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人国呢，还是狗国呢？我想楚国不会是一个狗国吧！”守门之人将晏婴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婴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楚都。
晏婴，宇平仲，山东高密人，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司马迁将其比为管仲，推崇备至，用“不辱使命，雄辩四方”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外交活动。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阴阳家邹衍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是阴阳家的主要代表。据说做过燕昭王师，死于长平之战以后。他的著作有十余万言，可惜都已亡失。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说，从小处出发，推知更为宽广的事情。他的兴趣似乎集中在地理和历史方面。
邹衍的学说，现在所留传的有“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
邹衍以前的学者想像全世界是一块大陆，四围是海，海尽处与天相接；当时的中国（包括七雄和若干小国）几乎就是这大陆的全部；相传这大陆曾经被夏禹划分为九州。邹衍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各）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不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环其（大九州）外，天地之际也”。这便是“大九州之说”。
邹衍以前又有一种流行的思想，叫做五行说。五行说的出发点是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原素构成，叫做五行。世间事物大抵可以凑成五项一组，和五行相配，如五色、五音、五味、五方等等。遇着不够五项的事物便割裂足数，例如在四季里分出季夏凑够五时。各组中的任何一项和五行中与它相当的某项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系。例如五时中的春季和五色中的青同是和五行中的木相配的，所以帝王在春季要穿青色的衣服才吉利，这是五行的迷信的基本方式。
当时的儒者又以为一年之中五行的势力轮流当盛。在某行当盛时，帝王除了需穿颜色与它相配的衣服外还有许多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例如仲春应当行庆施惠，禁止伐木覆巢，不应当出兵。凡帝王在一年各时中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曾被列成时间表，叫做“月令”。邹衍更把“月令”的思想推广，以为自从“天地剖判”以来的历史也是给五行的势力，即所谓“五德”轮流地支配着。在某德轮值的时代须有某种特殊的服色，某种特殊的制度（关于正朔、数度和礼乐的制度）和某种特殊的政治精神，和它相配。例如周属火德，故色尚赤。某德既衰，继兴的一德，必定是与前相克的；例如水克火，故水德继火德。两德交替的时间，照例有些和新德相应的符瑞出现，符瑞所在，便是新时代的主人的所在。例如周文王时，有赤乌衔着丹书，落在周社。
到邹衍时代，社会的分割动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百姓都盼望统一。邹衍的五德说正好给即将兴起的新朝制造符命。这就是邹衍的历史哲学。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一代名相管仲
管仲，生活在春秋中叶，齐国颖上（今安徽省颖上县）人。名夷吾，字仲，谥号敬，也称敬仲。他是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名相，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
管仲青年时曾与好友鲍叔牙一同经商。后来鲍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到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而归齐。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任为相，执行四十年，使齐桓公完成霸业。“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所处的时代，人们认为“天”主宰着一切。他却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天”只是日夜的更替，没有什么“神”在支配。他认为“水旱”、“饥馑”、“祸乱”等，并不是什么“天”对人们的一种惩罚，而是由于自然气候不好，由于“人道不顺”的结果。
管仲主张选举贤能，赏罚分明。他在齐国的举贤制度中规定每年实行“三选”（即乡长所选，官长所选，公所訾相）。乡长所属中如果有贤德之人不报告，就是犯了“蔽贤”之罪。管仲自己带头执行尚贤政策，亲自推荐放牛出身的宁戚为大司田，成为齐桓公富国强兵的得力助手。
管仲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农战”。他认为，管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只有仓库里装满了粮食，才能谈得上道德。他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同时他还主张发展官营煮盐冶铁，制造农具，铸造钱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通过商人的经商活动，扩大交流，通货积财。
管仲为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还对军制进行了改革，在国都的十五个士乡中，实行军政合一的编制，寓兵于民；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国有三军。齐桓公亲率一军，高子、国子二上卿各率一军，编制好之后，不准自由迁徙。这样，居民们平时一起劳动，彼此熟悉，打仗时可以互相帮助，紧密配合，同时，还对国都以外无权当兵的奴隶居住区的居民进行了类似的编制，从而改革了西周以来的旧军制，使齐国有了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强大军队。
齐国经过管仲五年的内部整理，于公元前618年时，已兵精粮足，成为中原各诸侯中的一个强国。于是他们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之命以令诸侯”，开始了兼并诸侯、统一中国的霸业。他们尊周室，救邢部，南伐楚，北斩孤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赐胙，为春秋五霸之首。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歧路失羊可寻思
杨朱是战国时期的一位隐士、无神论者。其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天下之言，不归杨（朱），则归墨（翟）”。但没有什么著作流传下来。
杨朱的邻居走失了一只羊，已经率领他的全家老小四处追寻，又请杨朱派他的家僮门人去帮助。杨朱奇怪地问：“嘻，这年头失一只羊，何须动用这么多人去追呢？”邻居答道：“岔路太多了。”
过了半天，去追羊的人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杨朱问：“羊找到了吗？”邻居答道：“丢了。”杨朱又问：“为什么会丢了呢？”邻居回答：“这条大路有岔路，只好回来。”杨朱听了这番话，一下子变得忧戚起来，多时不说话，整天见不到笑容。他的学生感到奇怪，问：“羊是一种不值钱的东西，又不是老师的，你为了它而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杨朱却默然不答。他的学生得不到答复，也摸不着头绪。
学生中有一个叫孟孙阳的，从老师那里出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隔了几天，心都子和孟孙阳一同去见杨朱，问道：“从前有弟兄三人，在山东游学，一同跟一位老师学习，学会了儒家仁义的道理，便回家了。父亲问他们：‘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使我懂得了爱护自己的身体，不必去追求名誉。’老二说：‘仁义使我懂得了为自己的名誉不惜舍弃生命。’老三说：‘仁义使我懂得了生命和名誉可以同时保全。’他们三人一同跟老师学习，对仁义的理解却不同。究竟是哪个说得对，哪个说得不对呢？”杨朱说：“有一个住在河边的人，熟悉水性，勇于游水，他摆渡撑船，赚来的钱能够养活一百口人。因此，人们便成群结队带着干粮来向他学习，可是结果被淹死的差不多有一半。他们是想来学习游泳技术的，而不是来学淹死的呀，可是结果利害相反竟是这样。你以为谁对，谁不对呢？”心都子明白了，没有作声便出来了，孟孙阳责备他说：“你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拐弯抹角呢？老师的回答又为什么这样稀奇古怪呢？我简直愈发糊涂了。”心都子解释说：“大路上岔道太多而丢了羊，学习的人因学说太不一致可丧失了生命。学问的本源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它的末流却有这样大的差异。只有把分歧的末流回归到本源上来，才不会有得失利害的差别，你成长在老师门下，学习老师的学问，但老师的比喻你都不能理解，真是可叹啊！”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二部分：御风而行的列子
列子是战国时代的道家。与老子一样，他主张虚无，一切听其自然。古往今来，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
列子到齐国，中途就回来。伯昏瞀人为此感到奇怪，便问：“因什么事情回来？”列子说：“我感到惊骇。”又问：“为什么？”列子说：“我曾在十家卖浆店饮食，而有五家先送给我。”伯昏瞀人问：“这样，那你为何惊骇？”列子答道：“心中情欲不疏解，形貌举动便有光仪，以这种外貌镇服人心，使人对我比老者还要尊重，而招来祸患。卖浆人只是做些饮食买卖，没有多余的赢利，所得的也很少，权势也轻微，他们尚且这样对待我，何况是万乘的君主呢！身体劳瘁于国事而智能耗尽于政事，他要我担任职事而求我达到成功之效，所以我感到惊骇。”伯昏瞀人说：“你真会观察，你等着罢，人们会归向你了！”
不多时伯昏瞀人去看，见列子门前鞋子都摆满了。伯昏瞀人面北站着，竖着杖抵着下巴，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就走了。接待宾客的人告诉列子，列子提起鞋，赤脚走出来，到了门口，说：“先生既然来了，还不启导我吗？”伯昏瞀人说：“算了，我已经告诉你说，人们会归向你，果然没错。不是你能使人们归向你，而是你不能使人不归向你，你为何这样招人欢心而与众不同？必定有什么动摇了你的本性，这是无谓的事，和你在一起的又不告诉你，他们那小巧的言语，尽毒害人，不能觉悟，怎能相爱呢？智巧的人忧劳，不用智巧的人无所求，饱食而遨游，飘然像无所系的船人，虚心而遨游。”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典籍中的鬼故事
杜伯之鬼
据《墨子》所引周朝史书《春秋》记载：西周末年，当周宣王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杜伯的时候，杜伯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君王却要杀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君主知道（我的厉害）。”杜伯死后三年，周宣王带领众多诸侯在圃田打猎，随行车辆数乘，人员数千，满野都是。时当正午，突然，杜伯之鬼出现了，他乘着白马拉的车，穿红衣、戴红帽、执红弓、挟红箭就奔周宣王追了过来。周宣王逃跑不及，被杜伯之鬼一箭射中心脏，打断了脊骨，倒在弓箭袋上就死了。这一情形，在场的周宣王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周朝史书《春秋》上。在那个时候，国君用此例来教育臣子，父亲用此例来激励儿子，强调做事要戒惧谨慎，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还非常快的。
庄子仪之鬼
据《墨子》所引燕国史书《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当燕国国君燕简公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庄子仪的时候，庄子仪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国君却要杀死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国君知道（我的厉害）。”庄子仪死后一年，燕国准备举行祭祀，燕君带领随从前往燕之祭祀之地“祖”，时值正午，庄子仪之鬼突然出现，举着一根朱红色的棍棒就打了过来，简公当即毙命于车下。这一情形，在场的燕简公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燕国史书《春秋》中。当时各国国君都转相告诫，说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将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将是非常快的。
伍子胥之鬼
王充《论衡·书虚篇》转记前人“传书”之言曰：春秋后期，吴王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忠言劝谏而杀伍子胥，并将伍子胥尸首投入油锅里烹煮后，塞进马皮口袋扔到江中。子胥鬼魂冤恨不消，驱水为涛，溺杀过江人。吴人哀怜子胥之冤，在江边立祠纪念并供养其神位。这既为舒解宽慰子胥之鬼的恨心，又希冀他能消其汹涛以保人平安。
以上三例春秋时的“名鬼”的共同特点，都是大臣因君王的无道而被冤杀，并且这些冤鬼都以某种形式进行了复仇。墨子说：以古书上所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还可以怀疑吗？这些可以说都是否定方面的例证，从肯定方面说，同样也是如此。后一方面的情形，最明显的就是：古代圣王为政必祭鬼神。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老子是如何被“神化”的？
黄老学派或黄老之术原来是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治术。西汉文帝、景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两代都以此治天下，并具体化为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但黄老之术一旦同神仙家或方仙道合流，便成为一种带有神秘气息的半宗教或准宗教的形态了。黄老之术的核心是老庄之道；老庄哲学或称道家学说，黄帝只是托名。黄老之术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老庄哲学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
汉武帝即位后，宠信李少君、少翁等燕齐方士，大搞炼丹求仙运动。神仙家们受到鼓舞而得寸进尺，希望也像儒学谶纬化一样，建立起一套拥有高深玄妙的神学理论体系。他们从西汉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方式中受到启发。神仙家认为，黄帝、老子的地位与声望大大高于尧舜、孔子，向黄帝、老子及其学说攀亲，可借其威而张己之信，借其文而扬己之教。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ll3年)，河东地方偶然出土一口铜鼎，于是方士们便围住汉武帝说开了，称这口鼎出土的时间跟当年黄帝获鼎的时间是同日同时；如果武帝也能像黄帝一样到泰山封禅，便能像黄帝一样学仙升天。又说黄帝当年曾筑五城十二楼来迎接神仙；又说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后得道成仙，最后骑龙上天。这是神仙家攀附黄帝。也就是从汉武帝时代起，神仙家宣扬神仙之说，便都树起了黄帝的旗号。
进入东汉，神仙家又开始神化起老子来。东汉初，具有神仙方术思想的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将老子与圣母并列，把老子列为创世神的尊位上；同时，老子的“道”也被直接人格化而等同于老子本人，即所谓“老子者，道也”。老子于是就成为与“道”异名同体的原初神。因为在老子《道德经》里，道既是一种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原初浑然体，亦是一种真实可信的万物始原。到了东汉桓帝时代(147—167年)，老子又被进一步神化，桓帝也像神仙方士道教徒们那样将老子请上神座加以祭祀。“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后汉书·王涣传》），“黄老道”的名称也便正式出现了。黄老之术至此正式发展成为黄老道。
那么，神仙家们为何要向老庄哲学攀亲呢？这是因为老庄哲学中有“仙意”。比如老庄论道，把道说成是天地万物的原创者，是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则；又比如，老庄宣传以尘世为粃糠，以富贵为物累，追求清净无为、静观、玄览、含、抱一、坐忘、虚心和内心的安宁；特别是像《道德经》中的“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论。《庄子》书中关于真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彻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描绘,简直就是神仙家言。所以，在那一时期，神仙家们、黄老道和早期道教徒便竭力编织和张扬忠于“修道养性”从而“致寿”的神话。并为汉代社会普遍信奉。《史记》中关于老子活了160余岁或200余岁最后“不知所终”的说法，正是当时对传闻的一种真实记录。
正是在上述基础之上，东汉张道陵、张角分别创立了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那以后的岁月中，道教放手地利用、改造老庄哲学，并最大限度地汲取中国母体文化的各种养料，成为具有独特的也是气势不凡的神学系统，且集中国士大夫雅文化及民间俗文化于一体，融上层正统思想与下层异端意识为一炉的，足以同外来佛教相抗衡的大型民族宗教。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司马谈论黄老道家统治术
道家思想使人的精神专一无散，循之而行，动静不露形迹，而又能使事物各得其宜。这种思想，因顺阴阳节次，采取儒墨要旨，吸取名家、法家的精华,与时迁移，随物变化，无论在淳化风俗和治理事物上，都能各当其所。要旨简约，容易操守。事为少而见效大。
儒家则相反，认为人主乃天下的表率，因此人主应在前倡导，臣民在后随从附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人主劳累而臣下逸豫。在大道上，道家主张去除个人的特长或智巧，一切因任自然之道，如此则可保养精神。因为人过分劳乏，精神便会枯竭,形体也会朽坏。形体和精神都不能各得其所，想健康长寿，千秋万岁，从来没有为人所闻知。
道家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所不为。这种处事准则实行起来比较容易，但要用言辞表述清楚却比较困难，这种准则以虚静无为作为根本，顺应事物本身，因势利导。由于它随外物而变，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准则，故能穷究事物的真实面目。不先物而动，不后物而行，物来则应之，故能主宰万物。不论有无法则，总能因时而变；不论有无限度，总能顺应事物，与物一致。
因此说,“圣人永垂不朽，因为他随时应变，无所固执。虚无乃大道的常经；因循是君临万物的大纲”。群臣皆至，君主则让其各自负自己的职责，决不越俎代庖，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相符合，则称为端正之士；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不相符合，则称为徒有虚名。虚假不实的语言不入于耳，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这样贤才与不肖之人自然如黑白一样分别开来，这一切都在于君主对人才的任用。于是便能合于大道，混一万物，光泽恩及天下，重新返于纯朴的风俗之中。过分应用精神就会精力枯竭；过分劳扰形体就会使形体弊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了，人就要死亡。死去者不能复生，离去的不能够返回，因此圣人十分注意保养形神。由此来看，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形体和精神，硬要说“我能够治理天下”，又怎么可能呢？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曹参任相
曹参是汉高祖的同乡。在秦朝时候，他同汉高祖和萧何都是秦朝的小吏。后来跟着汉高祖起兵，立了功，当了齐国的丞相。他到任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个盖公“善治黄老言”。他派人把盖公请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用“黄老术”治理齐国。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据说“齐国大治”。
当时中央政府的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召到中央政府当丞相。他走的时候告诉他的继任人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说：“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盖治国不在苛察，而在宽容并包。倘若对民众吹毛求疵，务必找出奸邪之人，则人将恐惧混乱于下，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且说曹参代替萧何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变动，一切都照萧何的办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里喝酒。汉惠帝看见他不办事，觉得很奇怪。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做了三年丞相，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这就是曹参的黄老政治，这种政治其实就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要先定出一套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以后，统治者要守着它，不可轻易改变。在汉朝建立以后，萧何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曹参认为，只要守着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们的臣下按着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都照着规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无为而治。曹参对惠帝说的那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据说，老百姓所赞颂的也是这个意思。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汲黯治理东海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静”。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语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中国的“上帝”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是古人尊奉的至上神，又称天。据可靠资料记载，秦代祭祀的上帝有四位，即黄帝、炎帝、青帝、白帝。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又加上黑帝，使上帝的数目符合儒经中说的五帝。这五位上帝，原来都是上古时代的著名君主。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认为太一神是至上神，五帝仅仅是太一神的辅佐。西汉末年，王莽根据儒经《尚书》，把上帝定名为“皇天上帝太一”，并且认为五帝不是人间的君主，而是五种灵。东汉继承王莽的祭祀礼仪，称上帝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的名称。三国时代，由于国家分裂，三个国家的上帝名称也不一样，但根据都在儒经。晋代，国家根据儒经《周官》，将上帝定名为“昊天上帝”。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于上帝共有几位，儒者们展开了争论。著名儒者郑玄认为，皇天上帝太一加上五帝。郑玄的意见称为“六天说”。后来的著名儒者王肃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只是各自主管一个方面的帝，不能称为上帝。经过长期争论，王肃的说法获得了胜利。
随着上帝观念的变化，五帝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不再承认天上的五帝是人间的五位君主，而把人间的五位君主称为“五人帝”，不再作为上帝加以祭祀；后来则进一步把天上的五帝说成是主管某一方面的上帝，不得称为“天”，只有昊天上帝才可以称为天。
唐代儒者们修订礼仪，依据毛氏对《诗经》的解释：“元气广大则称昊天”，认为那浩天的元气就是上帝的形体，而祭天的神坛建为圆形，也被认为是和天的形象有关。称为上帝，则是因为它是世界的主宰，能够赏善罚恶。畏惧天命，是儒者遵守的基本思想原则。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天子的由来
天子就是上帝之子。由于上帝也称天，所以称为天子。
一般认为，天子的称号开始于周代。儒经《尚书》中说，上帝改变了他对自己的长子、大国商国君主的任命。因此，天子的含义，乃是天的长子或嗣子，即后世所说的太子、今日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因此，原则上说，许多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有做天子的资格，只要有德行。儒学把《尚书》作为自己的经，也就对《尚书》的说法坚信不移。中国历史上想做皇帝（天子）的人人数众多，儒经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说从尧舜开始，夏代、商代、周代、秦代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后裔。因此，这些君主都是名副其实的、血统意义上的上帝之子，因而他们经过世代的积累德行，做了天子，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出身平民，他的父亲都没有名字，就更加找不到他以前的世系。所以司马迁对于他能够做天子非常不理解，猜想他大概是天派遣的大圣人，不然的话，不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取得政权，做了天子。汉代儒者为了找到刘邦的上帝血统，经历了近200年的努力。最后，儒者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刘累的，曾经做过夏代的臣子。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代。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被认为是具有上帝血统的人。刘邦之后，王莽、曹丕做皇帝，也都要把自己的血统上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然而要证明自己有上帝的血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而且越到后来，就越困难。由于上帝观念的变化，黄帝等也不再被承认是上帝，而只承认他们是人帝，即使能够找到黄帝的血统也失去了意义，这时候，出来了感生帝说。
感生帝说是汉代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后世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感生帝说的要点是，皇帝的祖先，都是感受了天上五帝之一的精气而降生的。精气就是灵魂，也就是说，皇帝的祖先，都是得到了某位上帝赋予的灵魂而降生的，所以他是天之子。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国家正式把感生帝列为祭祀对象，至于五帝中哪一位是当朝皇帝的感生帝，则由儒者根据五行理论加以推算。
宋代张载又改进了关于天子的学说。他认为，天地降生了人，因而它是我们大家的父母。但是，皇帝是我们父母的宗子，即嗣子，大臣等都是宗子的管家。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不需要感生帝说，天子也有了合法的地位。几百年后，明朝在改革祭祀制度的时候，取消了五帝祭祀，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因为关于天子又有了新的说法。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焚书坑儒
这是中国历史上迫害儒者和儒学的重大事件。
孔子的时候，他的主张就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孔子以后，孟子、荀子的主张也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孟子描写他当时的情形是，天下人的言论，不是赞成扬朱，就是赞成墨子。虽然有不少儒者在以各种形式为当时的政权服务，但是儒学的主张得不到诸侯的支持。秦朝统一中国后，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统治的问题，或者说用什么思想进行统治的问题。这样的争论在一个突然的时机爆发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皇宫中大摆宴席，担任博士（皇帝顾问）的儒生们向皇帝祝酒。这时，一个军事长官周青臣颂扬道，过去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由于皇帝的英明，现在只要是日月能够照到的地方，就都是我们的领土。原来的诸侯国成了郡县，百姓人人安乐，千秋万代，再不受战争之苦。从古以来，都没有哪位皇帝有这样伟大的功德。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一位博士名淳于越的上前反驳道，我听说商朝和周朝的统治都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他们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叶和辅佐。现在我们却实行郡县，子弟们都和平民差不多。假如有人要篡夺中央政权，如何互相救援。统治一个国家而不效法古人，这样的统治就不会长久。可是周青臣却当面阿谀奉承，这是要加重皇帝您的过错，不是忠臣的行为。
秦始皇把他们的意见交给臣子们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从古以来，历代的政策都不相同，但都能把国家治好。不是他们要故意相反，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皇帝创立了这么大的功业，愚蠢的儒生们是不能理解的。淳于越讲的是古代的情况，怎可作为今天的榜样！过去诸侯们互相战争，都用丰厚的礼物招聘到处奔走、谋求做官的学者。现在天下统一了，百姓们应当人人把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事业，士人们应当好好学习国家的法令。但这些儒生们却要学习古代的东西，诽谤今天的政策，迷惑百姓。我认为，战争期间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样会使人根据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国家的统一号令，他们互相吹捧，到处发表诽谤言论，如果不加禁止，就会削弱皇帝的权威。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严厉禁止。因此建议，第一，焚毁民间的《诗经》、《尚书》及学者们的专著，国家收藏的保留；第二，保留医药、占卜和种树之类的书籍；第三，有愿意学习法令的，向官吏学习。
这次焚书执行得相当严厉，沉重打击了儒学在民间的传播。
经过这次焚毁，儒学的书籍虽然在民间几乎绝迹，但国家还保留着。然而秦朝末年，项羽带兵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并且焚毁了秦朝的宫殿，这一次，国家的藏书也遭到了重大损失，终使许多儒学书籍失传。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九方皋相马
有一次，秦穆公请伯乐推荐相马的人才，伯乐极力推荐九方皋，说他的相马水平不在自己之下。九方皋拜见秦穆公后，就开始奉命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向秦穆公报告说：“千里马已经找到了，在遥远的沙丘地方。”秦穆公问道：“你找到的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派使者去取千里马，使者报告说，九方皋相中的是一匹墨色的公马。秦穆公听了很不高兴，马上把伯乐召来，责备他说：“你推荐的九方皋根本不是相马的高手，他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怎么会找到千里马呢？”伯乐听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九方皋相马达到了这样专精的程度。他相马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番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观察过程，他注意的是千里马应该具备的那些条件，而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注意马的毛色、公母这样无关紧要的细节。九方皋真正是相马的天才，远远超过了我。”
秦穆公听了伯乐的话，将信将疑，把九方皋相中的马取回来一试，果然是天下无双的千里马。
世界上的事物丰富多样，而每一个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又依据不同条件，表现出多种形态。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应该做的是分清主次，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就像相马，所谓千里马指的是在奔跑的速度、耐力上表现突出的马，这才是相马者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在相马行为中，最先引起相马者注意的往往是马的毛色、公母这些表面现象，但马的毛色、公母与它是否是千里马并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九方皋在相马过程中，忽视次要的因素，使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去抓住千里马的根本特征。应该说，九方皋的确是相马的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高手。而秦穆公及其使者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注重外在形式，一听到马的毛色、公母不对，就责怪九方皋不懂相马。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周公和王莽的忠与奸
周公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病危时，周公曾向天祈祷，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事后，史官将周公所写的祈祷书装进了金属匣子里。周武王去世，即委托周公辅助年幼的周成王总理朝政。周公在辅助周成王执政期间，制礼作乐，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但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却对周公的行为产生怀疑，认为周公有篡夺王位的嫌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盲目附和，一时间流言四起，年幼的周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后来，有一次天降大雨，把王室装档案的金属匣子吹开，露出了以前周公所写的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的祈祷书，周成王这才相信周公是忠臣。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在当时，他的家世显赫，叔伯、兄弟、子侄中被封为公、侯的有几十个，大多依仗权势，骄奢淫逸。王莽和他的那些亲属大不相同，能够刻苦自励，自己及家人生活十分朴素，却广泛交接贤良，扶危济贫。并且，王莽的官做得越大，行事越谨慎，对待自己的家人管教得也更严，对待有才有德的贤良之士也越谦恭。王莽这些道德行为为他博取了极大的名声。由于得到皇帝及士大夫们的赞赏，王莽的官阶越来越高，从大司马、安汉公一直做到“摄皇帝”，即代理皇帝，这应该说是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空前绝后的礼遇了。但王莽还不满足，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新朝”来取代了汉王朝，做了真皇帝。这对于汉家的帝位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可是，当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谁会想到他后来的背逆行为呢？
由周公、王莽的忠诚与奸诈可以看出，人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特别是认识人类社会复杂的事物现象时，应该全面、长期地加以考察，而不能被一时一地的假象迷惑。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于认识的复杂性、长期性早有深刻体会，《吕氏春秋·季春纪·论人》中就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等观察各类人物的方法。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纸上谈兵
赵括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曾经率兵大败秦军，立下赫赫战功，与当时的赵国名臣廉颇、蔺相如齐名。赵括是将门之后，从小熟读兵书战策，十分自负，认为天下无人能及。他曾经与自己的父亲赵奢谈论兵事，口若悬河，把赵奢都难倒了。但赵奢认为，赵括并不真正懂得战争。赵括的母亲问丈夫为什么这样说，赵奢回答说：“战争，是把人放到死亡之地的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而赵括却把它看得很轻易，这种离开实际行为的空话危害太大了。赵国可千万不要因为赵括有些死学问就用他为将，如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那真是大不幸的事情。”
公元前262年，秦国趁着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刚即位的机会，出兵攻打赵国。赵国派遣大将廉颇带兵抗击秦军，秦、赵两国的军队在长平对阵了好几年，秦军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秦国知道廉颇不好对付，就使出了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流言说：“秦军最怕的人是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赵孝成王听说后，就委任赵括为大将，取代廉颇率领赵军抗击秦军。蔺相如不同意这个委任，他对赵孝成王说：“大王实在不应该听信虚名而任用赵括。赵括只会死读他父亲传下来的兵书，虽然有些书本知识，但他没经历过带兵打仗的实践，不知道应时变化，让他当大将抗击秦军，这可不行。”赵括的母亲也不同意任命赵括为大将，她劝谏赵孝成王说：“赵括只知道纸上谈兵，没法跟他的父亲比，也远不如大将廉颇，让他带兵打仗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但赵孝成王迷惑于赵括的学识，听不进蔺相如与赵括母亲的忠告。
赵括上任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部署军队，改变了廉颇原来制定的那些符合实际的做法。秦军大将白起听说赵括为将，就派出骑兵骚扰赵军，秦军假装失败逃跑引诱赵军追赶，赵括不知是计，中了秦军的埋伏，赵军被秦军分割成两部分，后勤补给也被掐断，军心大乱。被困40多天后，赵军已无粮草，赵括亲自带兵冒险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死，赵军也全军溃败，几十万投降的赵军俘虏被秦军全部活埋。整个战役，赵国丧失了约45万精锐军队，也因此差点亡国。
赵括纸上谈兵，惨败于长平，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反省。在知行关系上，应该说，行比知更根本、更重要，行动的成功比起知识的掌握对人的要求也更高，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赵括为反面教员，杜绝纸上谈兵，在自己的实际工作、生活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发展自己的知识。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烛火中的哲学
在中国的两汉之际，也即公元纪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跨越前后汉的著名学者桓谭，有一天去拜访他曾经做过县令的朋友杜房。
杜房此时正在研读《老子》，名气不小的同乡桓谭的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正有问题需要讨教：“老子用恬淡无为的方法养生，活了几百岁，现在照他的办法调养，是否也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新论》）桓谭见室中有一颗大麻烛，垂下的烛泪差不多有一尺长，遂就此取喻说：“人的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就像这火与麻烛的关系一样，如果能适时予以照应，该麻烛是同时俱尽。人之衰老也是这样，齿落发白，肌肉枯干，人的精神是不可能使它重新润泽起来的，最终必然是气绝而死。”
桓谭返家后，对他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继续进行了思考。夜里，他酌酒自饮，燃烧的麻烛，忽见其只燃烧了一半便快要熄灭了。原来，是一侧烛皮剥落，火接续不上。于是，他转动了一下烛体，使火顺燃了过去。由此他想到，人的生命有了亏损，如果善于调理扶持，也可以平安度过。这实际上也正是人的精神的作用。然而，不同意桓谭观点的人，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反驳。
一位叫刘伯师的学者，夜间与他点着灯对坐而谈。其时，眼见得灯盏内油干芯枯，火马上就要熄灭，桓谭以此告知刘伯师说，人之衰老就如同这油将尽之灯一样，刘伯师虽然认可其比喻，但却说：“灯烛燃尽可以添油换烛，人之衰老，是否也可以通过补充替换的办法而获得新生呢？”（《新论》）桓谭当然给予了否定。他强调：给灯添油或换烛不是靠灯烛自身、而是由人去完成的。而人依靠自己的形体而生，他的衰老出于自然，他怎么可能给自己换形体呢？人的形神是相互依赖的，善于安神养生，能够使人长寿，但到了最终干枯的时候，也只能走向死亡。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张骞西域寻宝
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时，张骞应朝廷招募率人出使西域，中途为匈奴人扣留，一扣十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出。到公元前119年，张骞带了大量的牛羊、金帛等财物再度出使西域。作为汉帝国使臣的他不辱使命，与西域诸国结盟交好，在历史上成为开放外交的典范。
张骞青史留名与汉武帝和当时的国家政策不无关系。出使西域结盟交好，本来是为了联合大月氏等西域国以夹击匈奴的需要，张骞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但这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域自然环境不同于中原。西域的宝石、玉器之类质地上乘，和田美玉名闻遐迩、苜蓿、核桃、葡萄、胡萝卜等则更是中原内地所没有的。西域自古多以畜牧为业，那里的马匹膘肥体壮，亦为中原所罕有。
张骞是有心计之人，一路上精选了许多宝石珠玉、奇木，外加精选的坐骑，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回长安。武帝见物甚是喜欢。张骞所带回来的奇木及粮食的种子，在中原及全国许多地方得到栽种，良马也得到繁殖。特别是这些良种逐渐与中原原有农作物、牲畜相杂交，很好地适应了中原等地的气候、水土条件，培育出了许多新良种。张骞带回的珠宝玉器，传来了西域的工艺思想，影响了中原地方的美术、音乐，西域的乐器也传到中原。另一方面，中原的丝绸、冶铁技术也传到西域，丝绸之路逐步开通。两千多年来，这些西域文化交融于中原文化，浇灌出欣欣向荣的中华文化。
王夫之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时，特将张骞出使西域一事作为例证。他说，张骞为了迎合武帝的嗜好，从西域搞了许多珍奇宝马之类。西域的文化由此传入中原，促进了文化交流，推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对张骞来说，这些文化的意义和影响，是他当初寻宝所始料未及的。
王夫之的历史理论是深刻的，他讲到人们的社会生产和欲望要求，讲到社会组织结构演变，也讲到农民起义对社会历史变革的推动作用。可贵的是他还能从文化开放、融合会通的问题归纳历史发展的趋势。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谁来做皇帝？
谶纬之学是汉代儒学的内容之一。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言，是对经书的注释。由于这些注释后来也变成了一种预言，所以谶和纬也就难以分开，统称谶纬。
汉代儒学，核心理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说把异常的自然现象说成是上帝对人行为的反应，于是判定是对谁的行为的反应，判定这种反应是批评还是表扬，这成为汉代儒者最重要的事业之一。由于各人的见解不同，甚至受现实政治和利益的干扰，对上帝意志的解释也就往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盼望有一种明确的或比较明确的解释，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一位圣人出来，挽救时局，带领人民实现天下太平。人们也迫切希望，上帝能指派这样一个人来。于是儒者们或直接预言，或者借注释儒经假托神灵说出预言。这些预言经过整理，形成书，就是谶纬书。
谶纬的核心，是指出该由谁来做皇帝。当时一个叫王莽的，掌握着权力，又用自己的行为取得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拥护，于是就有人造了谶言说，上帝让王莽做皇帝。借助谶言，王莽果然做了皇帝。但是王莽由于政治失误，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加重了混乱。在战争中，一个叫刘秀的取得了最后胜利，于是就有人根据谶纬书，说上面的许多预言，都是说该由刘秀做皇帝。东汉以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们一般都要根据谶纬，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同时，也有人利用谶纬，说自己该做皇帝，给执政者造成麻烦。于是执政者开始禁止谶纬书，隋代、唐代，对谶纬的禁止更加严厉。唐代以后，谶纬书基本上被禁绝了，今天只能从各种古代书籍中看到只言片语。
汉代最重要的谶书是《河图》九部、《洛书》六部，内容据说是从上古黄帝开始，历代英明的君主所接受的上帝任命的预言。它们的纬书有30部，内容据说是历代圣人对上帝预言的解说。其他儒经，每部经都有自己的纬书，经过整理，由国家认定的有36部，合计有81部。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期一次重要的儒学会议。
依据儒学的基本原则，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持制订礼仪制度，主持校订经书的文字，裁决儒学中各种争论的是非。因为天子是天所任命的君主，他的话代表着天意。
独尊儒术之后，对儒经的解释发生了不同意见。早在西汉时代，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就曾经召集当时的著名儒者，在石渠阁开会，讨论儒学中的种种问题，并由汉宣帝裁决争论中的是非。由于汉宣帝喜欢《春秋谷梁传》，所以在论争中，《春秋谷梁传》取得了胜利，并且由国家设立专门研究、传授《春秋谷梁传》的学官。
又过了100多年，儒学又产生了许多分歧。于是东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有关官员和著名儒者，讨论有关儒学的名词、概念的阐释和定义，讨论儒学的各种规定和制度，以及历史和现实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儒者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但最后裁定的权力是皇帝。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被记录下来，称为《白虎通义》，意思是，在白虎观决定的、对儒学普遍适用的解释。
《白虎通义》记下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天子”。《白虎通义》道：皇帝把天作为父亲，把地作为母亲，所以称为天子。又问：历代的帝王，德行有好有坏，为什么都称为天子？回答是：因为他们都是天所任命的。问爵位有五等，为什么？回答是：效法五行。问也有爵位只有三等的，又是为什么？回答是：效法三光，即日月星。这显然是董仲舒的官制效法天意的思想。问：妇女为什么没有爵位？回答是：因为妇女是阴类，不和外人打交道，所以她们有“三从”的义务，即出嫁前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
讨论完人间的官制，开始讨论神灵和祭祀。比如问：什么是五祀？回答是祭祀门、户（窗）、井、灶和中霤（屋檐或堂屋）。问：什么人可以祭祀？答：只有大夫以上级别的人才可以祭祀。又如神稷，问：王者为什么有社稷？答：为天下求福报功。如此等等。
祭祀是礼制的主要部分，讨论祭祀，也就是讨论礼制问题。比如问：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庙里派遣大将？答：表示听祖宗的话。
董仲舒提出的灾异问题、阴阳五行问题、人的本性问题、自然物的性质以及婚丧的礼仪，白虎观会议都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的记录，是汉代儒学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以后儒学的纲领性文件。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早熟的思想家——贾谊
贾谊出生于西汉初年，即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死于汉文帝刘恒前元12年（公元前168年）。他是河南洛阳人，曾经两次做过太傅。他从小好学不倦，并得到名师张苍的指点。张苍是荀况的学生，又是秦朝的博士，最精通《左氏春秋》。贾谊以张苍为师自然获益匪浅，他年纪轻轻，就能熟悉历史、评论历史，写出了《过秦论》，留传千古。
刚刚18岁的时候，贾谊在河南郡中就颇有名气，因为他能背诵诗书，又能写文章，被视为天才。河南郡守吴公发现了他，爱其才，“召置门下”，十分器重。吴公非等闲之辈，多有政绩，善于安抚百姓，“治平为天下第一”，汉文帝即位以后便把他从河南调到朝廷，升任延尉（司法长官）。接着，吴公向汉文帝推荐了青年才子贾谊，文帝召贾谊为博士。这可不寻常，“贾生矫矫，弱冠登朝”。同朝的博士比较多，而贾谊最为年少（时年22岁）。可是，“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别人表达不出来的意思他能表达，别人讲不出来的话他可以讲出来。面对这位早熟的思想家，“诸生于是以为能”。不到一年时间，汉文帝提升他为太中大夫（高级的顾问官）。
贾谊任新职后，积极向文帝上书，建议发展农业生产，储备粮食，定制度，兴礼乐，使国家长治久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打算要他“任公卿之位”。可是，周勃、灌婴这一帮老臣看不起年轻的贾谊，在文帝耳边进谗言，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听信谗言，疏远了贾谊，把贾谊调出朝廷，去做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贾谊受了委屈，怏怏离开朝廷。在赴任途经湘水的时候，他想起了正道直行而遭到谗言的伟大诗人和政治家屈原，并引为同调，写了情词忧伤的《吊屈原赋》。到长沙后，他不以个人遭遇为怀，仍以天下为忧，继续上书文帝，要求多方面的经济改革。
四年过去了，汉文帝思念远在长沙年仅28岁的贾谊，于是把这位被逐出朝廷的“逐臣”又请了回来，并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召见了贾谊。文帝对有关鬼神的许多事情弄不明白，一一向贾谊请教，贾谊都能回答。谈话到半夜，十分投机，文帝高兴得把座位移向贾谊。文帝叹服贾谊的学识，自愧不如，事后对人说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可惜，文帝对贾谊知而不用，这次贾谊回朝廷并未封官，只是改迁为梁怀王刘揖（文帝宠爱的小儿子）的太傅。贾谊满腹经纶，才为世出而不为世用，这是他一生的悲剧。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龙蛇之叹
扬雄是西汉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他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其哲学著作有《太玄》、《法言》。
扬雄年轻时有抱负，而且非常好学，博览群书。他读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他为人俭朴舒缓。由于他有点口吃，不大善于言谈，他喜欢深思。清闲之时，常爱作些辞赋。
当时，四川的司马相如善长辞赋，写来博大又华丽，温和而典雅。扬雄非常仰慕他，每次作赋，总爱有意识地摹仿他的作品。后来，扬雄又读了屈原的作品，觉得屈原的文章比司马相如的还要精美。可是他却想不通，为什么像屈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却不为世道所容，被迫写下《离骚》而投江自尽。每当读到屈原的作品，他心里都感到悲怆，常常为之黯然泪下。他开始感到：君子适时，就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不得时，即使是龙，也只能像蛇一样。在政治腐败的时代怀才不遇，这是命运不好呀，何必要委身于江湖呢？于是他开始著述，常常选取《离骚》的文句，反其意而用之。
到晚年，扬雄认为辞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便转而研究哲学。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使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没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规范、法律章程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哲学体系。
汉武帝时，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于是汉武帝便招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东西。
在第一次命令举“贤良”的时候，丞相卫绾奏：“所推选的贤良，其中有以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为业的，他们只能扰乱国政，请将这些人罢免。”汉武帝表示同意。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春秋》讲大一统，这是千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做老师的各执不同的学说，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见解和言论。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参差抵牾。因此使统治者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而且如果老是变更法令制度，臣下、人民将不知所守。因此，我认为，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
董仲舒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所谓一统，就是一切统一于天子朝廷的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而统一思想的具体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建议受到武帝的采纳，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君权神授
董仲舒非常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他说自己根据《春秋》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观察“天人相与之际”，感到非常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天人相互交涉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成败兴衰。在他看来，天人之间并非相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交涉、相互影响的，阴阳五行、自然现象及人类社会都是根据天意构成的一个相互制约、动态协调的大系统。
为了论证一统专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把君主说成“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认为，一个人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的，这就表明那个人是由于禀受了天命才成为君主；君主执掌生杀大权，发号施令，统治天下，他的权力是“天意之所予”；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思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君权神授的观点，它的意思无非是说君主是执行天意的，而天意又是不可抗拒的，因此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天人感应
这是董仲舒创立的天人关系学说。
中国古代传统，把自然界中，特别是日月星辰的异常变化看作天意的表现。认为这是天向人们预告吉凶。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发现，许多被认为是天意表达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天向人们预告吉凶。于是得出结论说：“天道自然。”天道自然的意思不仅是说那些异常的自然现象不是天意的表现，而且说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是出于自己的本性，与其他事物无关。然而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状态往往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的。比如，拨动这个琴的宫音弦，其他琴的宫音弦就会作响；磁石在不接触的情况下，会吸引铁制品。类似的现象积累起来，到秦、汉之际，终于使人们得出结论说，一个存在物可以和其他存在物发生感应，气是它们感应的中介，传递着相互的作用。
由于传统的宗教观念，汉朝初年就有不少思想家把物与物之间的感应推广到天与人之间，认为天与人也可以发生相互的感应，特别是可以和君主发生相互感应。君主的行为，会感应天显示某种现象，以表示自己的意见：赞扬还是批评。
在前人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必定和天发生感应。君主行善，即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去做，天就会降下祥瑞，即于人有益的异常现象；反之，君主不按仁义礼智信的要求去做，天就会降下灾异，即对人有害的异常自然现象。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基本内容。
董仲舒还指出，天人感应的原则，是同类相感。即善事会感应出好的现象，恶事会感应出坏的现象。人的阴气会和天的阴气发生感应，人的阳气也会和天的阳气发生感应。这样，如果发生旱灾，就可以造一条土龙，在地上发出阴气，从而感应天的阴气加重，降下雨来；如果发生涝灾，可以击鼓，使地上发出阳气，感应天的阳气加重，使天放晴。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人的命运
董仲舒在论证了天人同类之后，又进一步解释了“天人感应”的具体内容。
首先，他肯定同类的事物之间有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如声音的共鸣、天气对疾病的影响等等，都属于“物之以类动者”，他把这类现象称为“同类相动”。
其次，他运用“同类相动”的原理来说明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在他看来，人既然与天同类，那么人的命运自然就与天连在了一起，“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那么天与人是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呢？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里所谓“道”就是指仁义道德和礼乐教化。他认为天是一个冥冥之中有意志的监督者和主宰者，它任德而不任刑，好生而恶杀。人，特别是人间的统治者如果不行仁义，施行“虐政”，那就违反了天意，于是招致自然灾害，而灾害的出现就意味着天对人发出了“谴告”；如果人受到谴告仍不悔改，那么天就用怪异现象对人进行威吓；如果人受到威吓之后还是不能改正，那么人就会遭受“伤败”、“殃咎”，作为统治者来说，也就是要遭到国家灭亡、政权垮台的下场。反之，如果统治者施行德政，那就是顺从天意；顺从天意就可以得到天的奖励，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学说里既有丰富的系统思维，也有荒唐的类比。他把天加以神化，一方面是要通过天来提高人间统治者的权威，另一方面是要借助天来威慑和约束人间的统治者。但是在封建社会中，他前一方面的意图被封建统治者有效地利用而成为现实，后一方面的愿望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目的论对《春秋》里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天象变化进行歪曲神秘的解释，又把儒家学说同阴阳家的学说结合起来，为两汉时期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性三品
据王充说，周代有个叫世硕的，曾写过一部《养书》，论述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并且孔子的弟子漆雕开、宓子贱等，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孔子曾经说过，上层人是智慧的，下层人是愚昧的，这种状况是无法改变的。王充认为，这说明孔子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
董仲舒继承荀子的主张，认为只有本来的状况、不经过教育就具有的东西，才是人的本性。因此，孟子的性善说是不对的。这就好比米是从谷子中出来的，但不能把谷子说成就是米。并且人是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的，阴的本性是恶，阳的本性是善，所以人的本性也有善有恶。
孟子、荀子都是从社会现象上推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而董仲舒却首先从构成人的身体质料分析人的本性，为中国哲学中的人性学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的人性理论，都要首先分析构成人的身体的质料，然后推论本性的善恶。
不过，董仲舒说的仅仅是普遍人的本性。他认为，圣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有一种坏人，他们的本性是恶的。这样，他就把人分为三类，而人的本性也就有了三类。这就是性三品说的基础。那么，圣人和坏人的身体不也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吗？董仲舒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
董仲舒以后，王充明确指出：本性有善有恶，是指一般人的本性；孟子说的性善，是上等人的本性；荀子说的性恶是下等人的本性，从而更加明确了人性分为三等。到唐朝，韩愈作《原性》，正式提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即上中下三等，从而完善了性三品说。韩愈的性三品说也认为，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他认为这与生俱来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条，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上品的人，有一条做得很好，其他四条也能做到；中品的人，有一条做得较差，其他四条则勉强可以；下品的人，对其中的一条会完全做不到，其他四条也常常违背。教育可以使中品的人变好，但无法改变下品人的行为。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都是“天人感应”惹的祸
董仲舒在江都王刘非那里度过了6年。刘非没有多少文化，又非常迷信，而董仲舒所学的《春秋》又是专门讲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因此，刘非对董仲舒刮目相看，时常向他请教。
江都一带时常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刘非极为头痛，毫无办法。董仲舒到那以后，一面嘱咐各郡、县用儒家仁义道德去教化农民，一面又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用武力镇压。这样双管齐下，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从而博得了刘非欢心，使刘非对他更为敬重。
公元前135年4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6月，辽东高庙又发生了火灾。正在家里养病的董仲舒听到这两件事，心里惴惴不安，连忙抱病给汉武帝写了一份奏章，大谈“天人感应”，说汉高祖庙园失火，是天对当时政治不满，有意降祸人间。他的草稿刚写好，恰巧中大夫主父偃来看他。主父偃也是个精通孔孟学说的人，他当了官后，便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平时与董仲舒也不合，于是便把董仲舒的草稿送给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发雷霆，召集使臣商讨对付的办法。当时，董仲舒有个弟子叫吕步舒，也参加了讨论。他不知道这份奏章是自己老师写的，因此慷慨陈词，要求杀掉写奏章的人。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吕步舒知道了真相，百般营救，董仲舒才出了狱。此后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起用。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从小就读过《诗》、《书》、《易》、《孝经》、《论语》等书，曾经专心致志地研究过孔子所编的《春秋》，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非常崇敬。为了领会孔子儒家思想，他特地拜公羊派儒生子寿为师，花了好几年功夫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决心把儒家思想系统化。
到了汉景帝执政的时候，董仲舒经过苦心钻研，终于达到了“专精于述古”的程度，当上了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可是，那时他还没有得到汉景帝的重视。于是，他写了一篇《士不遇赋》，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呜呼嗟乎！……时来何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从此，他不再出家门，整天坐在家里，专心致志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说。他屋后有个园子，虽不算很大，但景色却颇有别致。园内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冬秋不衰，春夏尤艳。还有那曲径小道，幽雅清逸。为了领会《春秋》中的微言大意，他狠下心来，刻苦攻读，三年不进园子一步，甚至眼睛也不朝园子望一望。成年累月地读书，连阳光也不见，他变得面黄肌瘦，呼吸短促，还得了肺病。经过整整三年的闭门苦读，他终于精通了《春秋》，成了闻名一时的鸿儒。每当有客人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三皇五帝、尧舜汤武。士大夫们都称赞他“专精于述古”。
那时候，当了博士就可以自己招收学生。为了扩大名声，传播儒学，他不辞劳苦地筹办起一间学堂来。学堂就设在他家里。他在家里挂起帷幔，便在那讲起课来。当时，许多人听说董仲舒要招收徒弟，都纷纷赶来就学。于是，小小的学堂，门庭若市，热闹非常。他的学生前后有几百人，其中吕步舒、殷仲、赢公、褚大等人是他的得意门生。由这些学生又转相传授，因此，董仲舒的声誉也逐渐提高起来。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无神论斗士王充
王充，字仲任，东汉上虞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写成巨著《论衡》。全书八十五篇，共二十余万字，内容涉猎天文、物理、史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天人合一”的欺骗性。他还抨击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邪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小时候不但聪明而且用功。6岁开始识字读书，8岁被送入本乡私塾。20岁时，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他还感到不满足，就用课余时间读各种书。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读遍了，又去街市的店铺里找书来读。王充读书十分认真，记忆力又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就这样，他的知识越来越多。
因为王充对朝廷的腐败看不惯，所以不做官，一生大都在家里写书。
为了写《论衡》，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都放着写作的工具。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用了几年的功夫才写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对迷信进行了批驳。比如，当时有些人讲这么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如果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怜悯厨师，就不声不响连水蛭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子疼的病也痊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这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而王充批驳了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会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龙种与杂种
王充还根据元气自然论批判谶纬迷信的种种荒谬说法，提出了否定鬼神迷信的无神论观点。为了把帝王加以神化，谶纬迷信往往把帝王说成是人与异物交感的产物，例如尧被说成是尧母与赤龙交感而生，刘邦被说成是刘母梦中与龙交感而生，等等。王充指出，只有同类的东西之间才能交感施气，可是龙与人不同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龙其实不过是兽类，把帝王说成是龙种，那就等于把帝王说成是禽兽生成的杂种。
他认为，天道自然，风雨变化自有其时，企图通过祭祀来改变天气是徒劳无益的；对祖先的祭祀只是怀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并不是说通过祭祀就真的可以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因此，用祭祀求助于鬼神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解除篇》）
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之后变成鬼，鬼有知、能害人。王充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人和物是一样的，既然物死之后不能变成鬼，那么人死之后也不能变为鬼。他又用精神依赖于形体（身体）的关系说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又为鬼？”（同上）就是说人死之后精气消失，形体腐朽，精神不复存在，那又何来有知之鬼？既然鬼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自然也没有所谓鬼能害人之事。最后，他指出，鬼的观念完全是由于人的疾病所导致的幻想，说人有病的时候就容易恐惧，“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所谓活见鬼不过是这样一种“虚见”而已。
王充用细微无形的元气说明万物的构成，和以往人们把某种有形的物质形态作为万物本源的世界观相比，在理论上更为圆通。他的元气自然论为后来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式。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天怎么能惩罚人呢！
王充向君权神授说进行公开挑战，把封建帝王从天神的怀抱里拖出来，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貌，而且疾虚妄不避当今皇帝的祖宗，充分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对于“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的说法，王充指出，这是“圣贤欲劝人为善”而不为地编造出来的，一般人由于无知，对某些偶然巧合的事情无法解释，也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天怎能赏善罚恶呢！他以雷击杀人为例，深刻地指出雷不过是一种火，所以被雷劈死的人，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烂，到尸体旁边就能闻到火熏味。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阴阳二气相激而形成的。人在树下屋里被雷劈死，完全是一种偶然事件，如果说成是天神发怒，有意惩罚有过失的人，那真是胡说八道。
他针对社会现实发出质问：如果天能赏善罚恶，为什么谋财害命、鱼肉百姓、发荒年财的人，不但未受天罚，反而飞黄腾达，富贵安乐？为什么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他幽默地说，只要天能用雷电惩罚人，那么也能用雷电诛杀那些无道昏君，可是，自古以来，无道昏君那么多，而最为无道的夏桀、商纣、王莽等，他们都不是被雷电劈死的。吕后砍断戚夫人的手，挖去她的眼，把她关在厕所里，当作“人猪”，这是故意犯的大罪，可是上天并没有用雷电杀她；无意中把不清洁的东西给人吃了，这是小过，却用雷电去加以惩罚，上天办事多么荒谬啊！
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如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邹衍受冤，呼天而霜降；杞梁战死，杞梁妻哭而城崩；汤自责祷雨而雨降；晋景公穿着丧服哭天山崩而被堵塞了三天的黄河，河水因此流通；仓颉创造文字，上天就降下谷子等等说法，真是不一而足。
王充坚持用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观点逐一加以批驳。他指出，寒温是天地节气，春温夏暑，秋凉冬寒，四季自然如此。水旱灾害的出现，自有一定的周期。无论城、雨、霜、水，它们都是无知的，其变化都有自身的规律，决不会因人的主观感情而改变。他比方说，瓜果在前，离口一尺，单凭心意，不用手取，是吃不到的。水火在前，光凭哭泣，是不能通水灭火的。他质问说，君主喜怒时，连自己的体内的温度和屋内的温度都不受丝毫影响，怎么能影响整个国境之内的温度呢？他还用科学知识解释说，河水被阻，是由于山刚刚崩塌土石堆积造成的。三天之后，河水流通，是因为被堵的河水越聚越多，而土石却逐渐松散崩溃的缘故，与晋景公的哭泣毫不相干。天上落下谷子来，是因为成熟的谷子掉在地上，被暴风卷到天上，风小后又落下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仓颉造字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王充十分肯定地指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至诚感天的说法，即使真有那么回事，也不过是人们的行动与自然界的变化偶尔巧合而已，和人的至诚与否毫不相干，更不是什么天神的有意安排。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圣人也是凡人
王充指出，让一个人隔墙说话，圣人能知道他的皮肤颜色、身材高矮、籍贯、姓名和家族渊源吗？水沟里的死尸，沼泽中的枯骨，圣人能知道他生前的职业和死亡的原因吗？圣人不知道，并非圣人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不目见口问”，离开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古书上说，孔子问公明贾才知道公叔文子为什么不言、不笑、不取；孔子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全靠别人告诉他；孔子把颜渊捡吃被尘土弄脏的饭说成是窃食；孔子不能及早避开匡人的包围；孔子误认颜渊被匡人害死；孔子有意不见阳虎，却反而在路上碰到了他；孔子让子路向长沮、桀溺打听渡口；孔子不知父墓在防山，而将母棺殡于路旁；孔子从弟子嘴里才知道父母的坟头被大雨冲垮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白费力气到处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意见的君主；孔子不知龙和老子；虞舜去淘井，使父亲和弟弟背上了谋害他的罪名；周公通过卜三龟去了解天意；孔子问晏子才知道他在鲁国所行礼节的内涵，周公不知道哥哥管叔会背叛，让他去监视武庚。
这十六个事例充分说明，圣人的“耳闻目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圣人不能先知”，因此不能说他们“神而卓绝”！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人性有善有恶
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性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充分地肯定了教育、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人性的问题上，王充不同于孟子的“人性善”，也不同于荀子的“人性恶”，更不认同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而是提出人性有善恶之分。
王充认为，由于先天禀气之不同，人的生理素质是有差异的。他说：“实则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也就是说，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
由于时代的局限，尤其是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王充所说的气还谈不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传素质，但却包含着这种意思。不管怎样，王充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是比较科学的。
在承认人性有善恶、人才有高下的基础上，王充首先阐发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意思是说，人性虽然有善恶之分，但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性可教而为善”的观点明显具有唯物辩证法的影子。
其次，王充肯定了环境对人性发展的影响。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也就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王充把人性与环境的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说明，充分强调环境在人成长发展中的渍染影响作用。
王充在充分肯定了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影响作用的同时，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运用政权的力量保障学校教育的实施。他说：“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里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要勉。”
在这里，王充还提醒统治者，对百姓，既要通过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和文化修养，又要加强法律的约束，只有“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才能收到治国化民的社会效应，教育虽然能够“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但却不是万能的，社会的稳定光靠教育是实现不了的，它必须配合法律的手段，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它使王充没有陷入教育万能论中。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一步一鬼？
王充首先假定，自有人类以来，不论是寿终正寝，还是中途夭亡，死去的人数以亿万计；而现在活着的人，则远不如死去的人多。这一假定作为他论证的前提，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因为活着的只有有限的几代人，而死去的却有无数代，前者有限而后者几乎是无穷，当然死去的也就比活着的多。接着，王充进一步往下推：如果人死为鬼，死去的亿万数人，就当变成亿万数的鬼，那必然的结果，就是这鬼“满堂盈庭，填塞巷路”；“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这就是说，人无处不撞着鬼。
而且，传说人病危时常常看见鬼，那看见的也应该是成千上万的鬼，不仅仅是一两个也。可是，回过头来看，典籍上记载的鬼，从先秦以来，也不过就那么几个，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只能说明：人死为鬼的结论不能成立，反之应当相信人死无鬼的结论。在这里，王充并没有直接反驳人死为鬼的论题为假，而是正相反，先假定其为真，并由之导出荒谬的“一步一鬼”的推断，从而间接证明人死不为鬼才是正确的结论，才是真的命题。
王充反驳人死为鬼固然有多种方法，他也大量利用经验事实和当时科学的成就，但正是这个“一步一鬼”的反诘最为充分地发挥了王充理论的威力，其反驳的尖锐性，在当时差不多使有鬼论陷入了绝境。道理实际上也很简单，即持有鬼论者无法说明，这千百年来无数的死人为什么就只有那么几个变做了鬼？为什么前人人死变成鬼，后人人死不接着变成鬼？如果说只是被冤屈、枉杀者为鬼，那自古以来被冤屈、枉杀者不在少数，为什么别人不能变成鬼，只有杜伯、庄子仪等有限的几个人变成鬼？如此等等，持有鬼论者都是说明不了的。既然说明不了，那也就没有办法，只能给无鬼论让开道路，尽管不情愿也罢。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鬼神迷信为什么会存在？
王充极其深刻地指出，“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腐朽落后和愚昧无知，是鬼神迷信得以存在的温床，也正是鬼神迷信肆虐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正确的见解，无疑还包含着对社会的鞭笞和对统治者的斥责。
人死犹火灭而不能为鬼，那么人活着能否成为不死的神仙呢？王充指出，活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妄想。他列举当时广为流传的近十种得道成仙的典型事例，逐一进行批驳。
首先，他用无情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所谓“得道仙去”的谎言。针对淮南王学道举家连同鸡犬一块升天的说法，王充指出，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时候的人，因父亲刘长被流放死于途中，他怀恨在心，便召集一帮道士策划谋反，结果因事情败露而自杀。这是“天下并闻，当时并见”的事，却有人说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其次，他用科学知识批判了“服食药物”、“辟谷不食”、“恬淡无欲”等可以使人“度世不死”的谬论，指出，“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不能寿之为仙”，如果服药过度，反而会中毒。人不饮食，违背生理本能，肯定要挨饿，就像不穿衣服要受冻一样，“冻饿之人，安能长寿”？“恬淡少欲”，人不如鸟兽草木，鸟兽少欲，“亦老而死”，“草木无欲，寿不逾岁”。最后，他继承并发展了扬雄、桓谭等人的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彻底否定了活人可以成仙的迷信。他指出：“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如何培养出“鸿儒”？
王充不满意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他认为两汉学校教育中所培养的儒生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五经章句，或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这种人不可重用。
王充主张首先培养博览古今的通才。“通人”是比儒生高一等的人才，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他们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但却不能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们既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实际的任事之才，他们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
“文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学勤勉，博学强记”，知识渊博，掌古论今，能把各种社会知识融汇贯通，能把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称职的行政管理人才。
“鸿儒”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他们是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级的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兴论立说”，既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于实践，他们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敢于创新。
因此，王充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文人”和“鸿儒”。
至于如何培养出“文人”乃至“鸿儒”，王充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主张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即要构建“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的教育内容的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的《五经》成为官学必读的，甚至是惟一的教材，对经书的注疏解说日趋繁杂，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学术空气令人窒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到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对儒经典籍的注疏更杂入阴阳谶纬之说，使儒学“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甚至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也如法炮制，随波逐流。
王充对这种“守信经文”的教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碌无能之辈。甚至有的人连儒家经典中的起码常识也不知晓，但却自恃才高，装腔作势。王充把那些儒生喻为“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
只有改变上述教育状况，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才能培养出才高智大的“文人”、“鸿儒”。为此，王充提出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包括道、法、墨等百家之言。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治术之学，而应包括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不应仅仅局限在“先王之教”，即对古代知识的传授上，而应包括对当代知识的探究和掌握上。
总之，王充提倡扩充教育内容，力主学者治学应该“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德优”、“才大”，能够“治百族之乱”的人才。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知识就是力量
王充对学习问题的论述，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首先，王充提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王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即“知识就是力量”的光辉命题。
由于王充已经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学问渊博者其力无穷，因此，他非常重视为学求知，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意义的学习方法论。
其次，王充主张“考之以心，效之以事”。也就是在上述前提下，进一步阐述了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他指出知识来源于见闻，来源于经验。但是，感性的经验只是学习的基础，只是进一步学习的起点，而不是学习的终结，因此，他在重视从见闻中获得知识的同时，更重视思考加工，更重视理性思维，主张通过比较、判断和推理，去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另外，王充提倡治学过程中要进行独立思考，要存疑，要经过比较、分析、综合达到去伪存真。关于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充提出了“效之以事”的主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第三，王充主张奋发进取，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靠学习，学习必须有奋发进取、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王充曾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必须勤奋，必须靠日积月累之功。在学习过程中，王充强调意志努力，反对一暴十寒。为了进一步强调意志努力对学习的重要意义，王充又以树木为例来阐发道理。他说，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学习也是一样，“其进锐者退速”。要想有所造就，必须长期下踏实的、艰苦的功夫。
第四，王充主张立异创新，不因旧说。这是王充针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提出的见解。他反对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反对把它们奉为金科玉律，提倡创新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批判态度，求真求实，立异创新。例如，针对抱残守缺，是古非今的不良学风，王充指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普通人，就其品德才学而言，只不过是“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因此，不应该“好褒古而毁今”，更不能说“古人贤于今人”。王充还以大量历史事实为例，把汉王朝与西周王朝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汉朝优于西周，今胜昔，今人贤于古人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第五，王充提出要博达疏通，学为世用。他曾经以大海为例说明人的学习要像大海汇合百川一样，兼收并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才高、智大，博达疏通，才能担负起治国治学所重任的有用人才。王充在强调“博达疏通”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学为世用”的治学目的论。他指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利民，著书立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著书立说，兴学设教不能惩恶劝善，有益于国家、社会，即使“文如锦绣，深如河汉”也毫无价值。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道教是如何产生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又将《老子》、《庄子》加以附会引申，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
道教的产生大体上与佛教的传入同时，它一开始就吸收儒、阴阳、谶讳和佛教各家的成分，具有庞杂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约成书于安、顺之际，它把汉代道家关于气的学说神秘化，将养生论引申为长生说，主张通过养性积德的方法，包括行孝、守一、含气、服药等，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它崇拜的至上神是“委气神人”，其下有神人、真人、仙人、道人，组成神仙世界。它受儒家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启发，提出“承负”说，谓先人之功过，积之既久，则延及子孙，而有福祸之异。它主张阴阳调和，五行当位，向往君臣民同心协力的封建太平理想。东汉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综合以往炼丹方术，并与《周易》、黄老思想互相掺合，形成内外丹结合的学说，以人身为炉体，按照阴阳的变化，六十四卦的运行，修养精气，结而成丹，是谓内丹。以药石炼制成丹，是谓外丹。丹成可以养性延命，乃至不死成仙。该书被称为丹经王，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灵帝之世，政治腐败，危机四起，出现了民间道教的三股有组织的势力，与朝廷对抗。三辅有骆曜，教民缅匿法。东方有张角，为太平道，道师持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汉中有张脩，其道略与张角同，又设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为病人作三官手书，使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号为五斗米师。后来太平道发展到数十万人，连结八州，以三十六方为组织系统，声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后虽遭镇压，但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动摇。张脩为五斗米道首领时也举行过起义。后来张鲁袭杀张脩，夺其众，据汉中，自号师君，成为后期五斗米道的首领，此后五斗米道变成张鲁割据巴汉的工具。张鲁降曹操后，被拜为镇南将军，五斗米道得到宽容被保存下来。张鲁的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以祭酒为官，有严密的组织，并重视教义的建设。据考证，《老子想尔注》当系五斗米道的《老子》讲疏，宣扬长生成仙说和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首次提出“太上老君”的神名和“道教”的教名。它在《太平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戒具体化，但反对内胎练形术与胎息之法。五斗米道由于教义与地主阶级利益相一致而被允许继续合法流传，至南北朝时以天师道的名义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性的宗教。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道教的“造神”历史
造构神仙与编制谱系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和由纷杂无序到较有系统的演变过程：
汉魏两晋是道教神仙谱系的初创时期。其早期经典《太平经》既确定神仙、真人为崇拜对象，将它们分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时的神仙谱系比较粗疏。这时期活动的主要道派五斗米道，除称老子为太上老君，又造构了天、地、水三官，此外，则不见造构他神。
南北朝是道教大量造构神仙和进行初步整理的时期。寇谦之在改造北天师道时，一方面借太上老君之名，自立“天师之位”，表示仍尊太上老君为该教教主，另一方面，又另造新神，为其神权张目。
造神最多者，是东晋中后期新出现的上清派和灵宝派，它们在南北朝时所撰著的经书中，另辟蹊径，造构新的至上神，主要有元始天王、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上灵宝天尊等。次于尊神的新神，更是不胜枚举。据记载，南北朝时所创神仙中,列鬼官七十八，地仙一百三十九，地真二十二，九宫真仙四十一，太清自然神九十九，太清真仙八十五，太极真仙九十三，共五百五十七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样样俱全。
以上表明，南北朝所造神仙既多且杂，又漫无统序，使信众无所适从，于道教传播不利。南朝梁道士陶弘景有鉴于此，遂作《真灵位业图》。他根据世俗“朝班之品序”和“高卑”原则，将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用七个阶次组织排列起来。第一中位（即第一神阶，下同）以玉清元始天尊为主神，第二中位以玉晨玄皇大道君为主神，第三中位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第四中位以太清太上老君为主神……最后第七中位以酆都北阴大帝为主神。每一中位之下，分列左位、右位、女真位、散位、地仙散位，分别容纳若干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编制出道教史上第一个神谱。此神谱并未完全系统化，但它将十分庞杂的神仙群纳入七个系列，比原来的漫无统序前进了一大步。
南北朝神谱整理中还有一个各派所奉最高神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的问题。五斗米道（天师道）、楼观道一直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而上清派、灵宝派则奉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或称灵宝天尊）为最高神。这种情况也是不利于道教传播的。一些道士乃仿照佛教的“三身”说，将各派所奉的最高神糅合在一起，组成能共同接受的最高神，此即后来的三位一体的最高神“三清”。
两宋是道教神仙谱系最后编定时期。北宋真宗、徽宗是著名的崇道皇帝，他们搞了很多降神和天赐的事。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编制了黄箓大斋醮神名单，列出了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单，按其性质、品第，可分为以下十一个等次：（1）三清、四御；（2）南极长生大帝、东极救苦天尊、木公道君、金母元君及三十二天帝；（3）十太一、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星君；（4）五帝、三官、四圣；（5）历代传经著名法师；（6）魔王、神王、仙官；（7）五岳及酆都地府诸神；（8）扶桑大帝及水府诸神；（9）天枢院、驱邪院雷府等部主宰及诸神；（10）各种功曹、使者、金童、玉女、香官、吏役等；（11）城隍、土地及所属神众。经过如此整理后，十分庞杂的神仙“队伍”算是较有系统了。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三清、四御、五老君
“三清”既指天神所居之三处圣境，即玉清圣境（在清微天）、上清真境（在禹余天）、太清仙境（在大赤天），合称三清境；又指分别居住在上述三清境的三位至高神，即元始天尊（也称玉清大帝）、灵宝天尊（也称太上大道君、上清大帝等）、道德天尊（也称太上老君、混元老君、降生大帝、太清大帝等）。
“三清”之称始于六朝，开始仅指“三清境”。“三清”之作为道教尊神，是伴随着道教三洞经书说逐步形成的。
四御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地祇。四御中最受崇拜的是玉皇大帝，又称玄穹高上玉皇大帝，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全称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为道教所奉的总执天道的大神，位居三清之后的四御之首。
“玉皇”之名，首见于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它在所列神谱第一中位“玉清元始天尊”之下，列“玉皇道君”，位居右位第十一；又列“高上玉帝”，位居右位第十九。
在诗人们笔下，玉皇大帝是神仙世界的最高神，得道成仙者都须向它朝拜，群仙犹如世上皇帝之公卿，皆列班随侍其左右。两宋崇道，对玉帝的尊崇尤甚。
次为中天紫微北极大帝，传为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之神。
三为勾陈上宫天皇大帝，传为协助玉皇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统御诸星，并主持人间兵革之神。
四御又有另一不同解释，称之为“四极大帝”，北方曰北极紫微大帝总御万星，南方曰南极长生大帝总御万灵，西方曰太极天皇大帝总御万神，东方曰东极青华大帝总御万类。
五老君是早期道教尊奉的五位天神：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君（简称青灵始老苍帝君），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君（简称丹灵真老赤帝君），中央玉宝元灵元老君（简称元灵元老黄帝君），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君（简称皓灵皇老白帝君），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君（简称五灵玄老黑帝君）。此五位天神，大概是源于古之“五帝”传说。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太上老君
关于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道经中有说为“太上老君”，有说为“元始天尊”，其实都是“道”的化身。“大道”生成宇宙、万事万物，“太上老君”是创世主，这是道教徒不可动摇的信念。“太上老君”创造了世界，而且他无世不在。道书《太上混无圣记》上说：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经历天地，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其随方设教，历劫为师，隐显有无，罔得而测，然垂世立教应现之迹，昭昭然若日月……
根据道经记载，太上老君，屡世为王者之师。在商以前，老君即分身下降，随世立教，事竟则隐，故在世未有诞生之迹。
至商十八世王阳甲践祚之十七年，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托孕于玄妙玉女，经八十一年，于武丁九年二月十五日降生。这是最早关于老君诞生之迹的纪传。纪传说：周武王时老君仍为柱下史。号经成子，授道周公，乃游西极太秦，竺乾等国，号古先生。周昭王二十三年老君西过函谷关，度关令尹喜，授以道德五千言。
前汉文帝时，老君降于陕河之滨，号河上公，亦曰河上丈人。汉成帝河平二年，老君降于琅琊曲阳，授于吉《太平经》。后汉明帝元和二年，老君下降，授于吉真人一百八十戒。
汉顺帝汉安元年，老君降于蜀山鹤鸣山，授天师张道陵，《正一盟盛》秘录；再降赐《太清中经》九百三十卷，符文七十卷。建康元年又授天师三洞众经及超度九祖斋直之法。北魏明皇帝神瑞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谦之《云中音诵新科之戒》；泰常二年又降赐符录七十卷。太武帝太平元年，老君降于嵩山，命寇谦之授帝以太平真君之号。唐高祖武德二年，老君降于羊角山，语吉善行，令奏闻云：“我帝祖也。”唐高宗龙朔二年，帝祠老君。乾封元年上尊号玄元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故截止于宋。道教徒相信太上老君为至奠天神，常分身降世，无世不存，这是不可动摇的信仰，否则你就不是道教弟子，老子之徒。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西王母
西王母简称王母，又称金母、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女仙领袖。西王母之名，始见于战国至汉初写成的《山海经》。有记载认为，西王母是介于人兽、人神之间的怪神，其职掌“司天之厉及五残”，又属凶神。与此相反，战国初成书的《归藏》和汉初成书的《淮南子》中，西王母则是掌不死之药的吉祥神。《文选》卷六十《祭颜光禄文》注引《归藏》说：“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淮南子·览冥篇》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庄子·大宗师》又将西王母写成得道之人，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死，莫知其终”。总上可见，从春秋战国至汉初，西王母或为凶神，或为吉神，或为人王，或为有道者，形象不一。
两汉之际，西王母已统一为人格神。两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进而又被奉为女仙的领袖。隋唐时期，人们对西王母形象的描绘更进了一步。《太平广记》卷五十引《纂异录》记“嵩岳嫁女”，内容并非嵩岳嫁女，实为记述西王母宴会周穆王、汉武帝。唐元和癸巳中秋夜，田璆、邓韶二人外出赏月，被仙人卫符卿、李八百引入仙境，亲见西王母宴会周穆王、汉武帝的场面。见西王母与周穆王、汉武帝共坐一席，本来还请了轩辕黄帝，因他正在主领月宫宴会，才未能赴会。会上刘纲、茅盈作侍者，麻姑弹筝，谢自然击筑，丁令威唱歌，王子晋吹笙以和。其场面比与周穆王觞于瑶池或与汉武帝宴于承华殿更为热闹。在这里，已无人间的时空观念，上下千余年的人物都出现在一个宴会上。所谓：“天上只一日，世上几千年”，正是神仙家向往的神仙境界。
旧时西王母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首先，在民间很早就有西王母庙。小说中涉笔西王母事的也很多，《西游记》所写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的故事，也是据此演化而来。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八仙过海
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有关八仙的名字，明代以前存在很多说法。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不相同。到了明代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的时候，才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流传到今天，再没有变动了。
在道教形成之前，汉代有“淮南八公”，此即汉代八仙。据载，淮南八公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后来刘安与八公一道成仙，当时人们传说，八公和刘安临去的时候，把盛药物的器皿留在了屋子里，有鸡过来添了添，也得道升天了，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典故的出处。
到唐代，淮南八仙的故事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文人墨客的诗文中也都用这个典故来说神仙长生不老的故事。此后，八仙传说起了变化：一是人称李白、贺知章、崔宗之等八位骚人墨客为饮中八仙。二为蜀中八仙。
宋元之际，八仙之说再次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今日民间流传的八仙。这种变化，与金元时全真道之兴起有关。全真道所奉的北五祖中有钟离权和吕洞宾，而钟、吕二仙在八仙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的八仙名目也不尽相同。直到明代才大体上定型，但也还有个别不同的说法。据道书记载及民间传说，“八仙”情况如下：
铁拐李，又称李铁拐。相传名叫李凝阳，或名洪水，小字拐儿，自号“李孔目”。
汉钟离，名钟离权，全真道尊称“正阳祖师”，奉为“北五祖”之一。钟离权自称“天下都散汉”，艺术形象为手拿扇子，袒露大肚，乐呵呵的胖子，以突出其散仙的风度。
张果老，道教称为果老仙师，由唐代道士张果衍化而来。
何仙姑，记录何仙姑的事情，有很多歧异。后来传说中，她有时变成挎着花蓝的姑娘，直到清代的戏文中还是女妆打扮。也有仍将其定为男性的，为一少年。
吕洞宾，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吕岩，号纯阳子。全真道兴起后，奉为北五祖之一。元明以来文艺作品及民间传说的八仙故事中，多以他为中心，并将其塑造为手持宝剑，能解救人间苦难的游侠形象。
韩湘子，字清夫，据说是唐吏部侍郎韩愈之侄，或外甥、侄孙。又传说他系吕洞宾弟子，被吕度为仙人，由此名列八仙。
曹国舅，据说是吕洞宾的弟子。为宋曹太后之弟，杀人犯罪之后，隐藏在山林之中，精思慕道，遇到了钟离、洞宾，被引入仙班。遂为八仙之一。
传说八仙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八仙所持的檀板、扇、拐、笛、剑、葫芦、拂尘、花蓝等八物为“八宝”，代表八仙之品。文艺作品中以八仙过海、八仙献寿最为有名。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道教的“创世纪”
道教把宇宙的形成过程分作几个阶段，《太上老君开天经》讲得非常清楚，它说在未有天地时，那时天天无地，无阴无阳，无日无月，无日无光，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无前无后，无园无方，百亿变化，浩浩荡荡，无形无象，自然空玄。穷之难极，无量无边……唯吾老君，犹处空玄寂寥之处、玄虚之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若言有，不见其形，若言无，万物从而生。
尔后，“八表之外，渐渐始分，下成微妙以为世界，而有“洪元”，“洪元”是道教创世纪的第一大世纪。“洪元”之时，亦未有天地，空虚未分，清浊未判，玄虚寂寥之里，“洪元”一治至于万劫。“洪元”既判，而有“混元”。
“混元”一治万劫，至于“百成”。百万亦八十一万年，而有“太初”，“太初”是道教创世纪的第二大世纪。这是太上老君从空虚而下，为太初之师，口吐《开天经》以教太初。这时才分别天地。清浊剖判，溟鸿蒙，置立形象。安坚南北，制正东西。开暗显明，光格四维。……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三纲既分，从此始有天地，犹未有日月。天欲化物，无方可变，便乃置生日月在其中，下照暗冥。这时虽创造了日和月，但还未有人。太上老君又创造了“人”。上取天精，下取地精，中间和合以成一神，名曰人也，天地既空，三分始有。生生之类，无形无象，各受一气而生。或有朴气而生者山石是也；动气而生者，飞走是也；精气而生者，人是也。万物之中，人为最贵。“太初”一治至于万劫，“唯有天地日月人民，都未有识名”。
“太初既没”便进入了道教创世纪的第三大世纪——太始。这是太上老君下为师，“口吐《太始经》，教其太始置立天地”。“太始者万物之始”。
“太始”既没，以后便是“太素”世纪。老君下降为师，“太素以来，天生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长生。死不知葬埋，弃尸于远野，名曰上古”。
“太素”既没，尔后便是“混沌”世纪。“混沌”之时，始有山川，老君下为师，教示“混沌”以治天下七十二劫。“混沌”流行，成其山川，五岳四渎，高下尊神，乃其始起也。混沌以来，始有识名。
“混沌”既没，而有“九宫”世纪。老君下降为师，“口吐《乾坤经》，结其九宫，识名天地”。天是阳，地是阴，阳者刚强，远视难睹。在天成象，日月星辰是也；在地成形，五岳四渎是也；在人成生心肝五脏是也。分别名之有异，总而名之是一也，取三纲名也。
“九宫”没后，进入“元皇”世纪。老君下降为师，“吐《元皇经》，教元皇治于天下”。“始有皇化道流后代，以渐成之”。“元皇”之后，次有“太上皇”；“太上皇”之后有“地皇”；“地皇”之后有“人皇”；“人皇”之后有“尊卢”……在“太连”之后，进入下古，首有“伏羲”，老君下为师，曰无化子，一名郁华子，教示“伏羲”推归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此时民有名无姓，世上亦无五谷，“皆衣毛茹血，腥臊臭秽，男女无别，不相嫉妒，冬则穴处，夏则巢居”。“伏羲”没后，而有“女娲”，“女娲”没后，而有神农。“神农”之时，老君下为师，曰大成子。“作《太微经》教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与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兽之命也。”“神农”没后而有“燧人”。“燧人”时，老君下为师，“教示燧人钻木取火，续日之光，变生为熟，以除腥臊。”“燧人”没后而有“祝融”，老君下为师，号广寿子。教修三纲，齐七政。三皇修道，人皆不病，作按摩《通精经》。次有高原、高阳、高辛、仑颉、轩辕皇帝。黄帝之时，老君下为师，号力牧子。黄帝以来，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别，贵贱有殊。黄帝之后，次有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夏禹……。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道家的修炼方式
道家功以道教典籍《道藏》所记述的功法为主，是道家学者和道教门徒习练的主要功法。在我国气功各个流派当中，道家功是最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是我国气功的优秀代表，也是惟一能和佛家功法相媲美的流派。
道家功把长生不老作为追求的主要目的，一般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派别。两大派别又分成许多小的宗派。两大派之外还有很多的小派别，各派在功理、功法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管怎样，各派在修练功法时都是以炼养阴阳、性命双修作为第一要义，以返朴归真，天人合一作为最高境界，以延年益寿和长生不老作为追求的最终目的。
道家功以老子、庄子为祖师，《道德经》中明确提出：“虚其心，实其腹”，“专气致柔，能归婴儿乎”。于是后来道教创立后，便遵照这些理论创造了胎息法。到了唐朝，司马承帧提出了“存想”，就是上存我之神、想我之身，以达到入静的境界。同时还要用意念导气运行进行修炼，这是以后“金液还丹”、“大小周天”等功法的创始阶段。
道家功的理论体系，没有佛教那么严谨，也不像佛教那样对气功名词、概念进行全面解释。还有，道家功理方面用隐语较多，致使许多名词的概念、含义混淆不清。从晋代之后，一些道教学家在进行理论改革时大量借鉴了佛教的功法理论，从而使道家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道家功初期的功法比较简单，除始祖老子创立并提倡的守一法之外，就是庄子创立的心斋、坐忘、踵息、吹嘘呼吸和熊经鸟伸之类的仿生导引功。
东汉末年道教成立后，出于宗教目的吸收了许多古老的养生术和“仙术”，在总结各派气功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些具有道教特色的功法后，道家功成熟起来，成为我国古代气功史上的一条主要流派。
在功法方面，道家功有守一、吐纳、导引、行气、存神、坐忘、心斋、还精、辟谷、踵息、胎息、内丹、太极拳、八卦掌等等，其中的守一、导引、胎息、存神、内丹最有代表性。
知道点中国哲学
第三部分：抱朴子的养生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