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中国古代第一位哲学家
周公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哲学家，有人尊奉他为奴隶社会的大圣人。儒家学说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学说的主干，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周公被称为是儒家道统的始祖。
周公姓姬，名旦，又称叔旦，因以周地（今陕西岐山北）为其采邑，故又称周公。生年不可考，卒年约公元前1095年。他是周朝的创立者武王姬发的弟弟。武王灭殷建国两年后逝世，他的儿子成王姬诵继位，因其年纪很小，由叔叔周公辅助摄政。武王伐纣灭商后封纣的儿子武庚于殷，令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监理他的国家。武王死后，管叔、蔡叔、霍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于是勾结武庚叛周。周公随之东征，“降辟三叔”，杀死了武庚。此后，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都。先后分封宋、卫、鲁、齐、燕等，封建71个小国，有效地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因此，可以说，周公是周朝的实际创立者。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到了晚年，他回到受封的地方。后来得了病，临终前嘱咐说：“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
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周公葬在毕原（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那里有文王陵和武王陵。把周公和文王、武王葬在一起，是表示周公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事业。
周公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提出一套统治思想。在哲学上，据传他为《周易》64卦之384爻作爻辞。传说尧、舜、禹和三代夏、商、西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时期，周公对其进行了总结和提高，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孔子非常推崇周公，认为他是古代最伟大的圣人。孔子反复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孔子到了晚年，还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后来的儒者也和孔子一样，把周公奉为古代最伟大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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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阴阳五行说
我国阴阳五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大禹时代。据说治水英雄大禹率先打破了“禅让制”，把王位交给儿子启。同姓诸侯有扈氏不服，起兵造反。启于是率大军亲征有扈氏的大本营甘(今陕西户县西)，临战前召集六军将领说：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这段话，见载于《尚书·甘誓》，历史学家们推测在公元前2196年。这里的“五行”，大致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金、木、水、火、土五物；“三正”，大致是与五行有关的正德、利用、厚生三政事。到了战国时代，“五行”又增加了“相生相胜”的哲学成份。
五行说是讲宇宙构成的元素的，即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据《国语》记载，“和”与“同”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参合，能产生新的东西并能得到发展；后者是同一种元素相加，不能产生新物,也不会有所发展。所以，要把土与金、木、水、火杂和起来，才能生成百物。这里的五行，突出了土的作用，既反映了重视农业的思想，也是对五行并列观念的修正。
至于阴阳，则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描述，对世界的一种看法。是古人在观察天文气象、时节变化的基础上萌发的。周人用两种不同性质的阳气和阴气来解释四季的变化和万物的繁茂与凋衰。他们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便不能茁壮成长。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性质是蒸发上升的，这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周幽王时的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的失调来解释当时发生的地震现象。他认为，阴阳二气的流转是有一定的秩序的，如果发生秩序紊乱的现象，阴阳二气就各失其位，就要产生地震。
《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说，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易传》的作者则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把阴阳交替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后来，古人对各种现象进行抽象概括，以阳代表天、日、昼、暑、刚、强、前、男等，以阴代表地、月、夜、寒、柔、弱、后、女等，认为两种势力相互对立和依赖，是事物固有的属性，是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
阴阳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对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古人取名也要照顾到五行协调齐全。
把阴阳与五行撮合在一起并加以神秘化的，是战国末期的阴阳家，其代表人物为齐国人邹衍。他提出“五德终始”说，把五行的属性称为“五德”，用来附会王朝兴替和社会政治的擅替。汉儒们出于政治需要，在将古代的神权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又大规模地兴起造神运动，使原来的天地鬼神信仰增补进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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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八卦的“魅力”
八卦是从《周易》中来的。《周易》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周人卜筮的部分卦辞和爻辞；另一部分是所谓《传》，记载后人对卦爻辞的各种解释和理论上的发挥。
《周易》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对其作者，儒家学者编造出一套说法：伏羲画卦，即画出八卦的符号；文王重卦，即两卦相叠，演出八八64卦；周公作爻辞，即每一卦有六爻，对64卦之384爻之每一爻作了解释辞；孔子作《十翼》，即作10篇说明文。《易经》就是从原始的八卦长期演化而来的。
原始的卦由三爻组成，象征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八卦是八种自然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象征物。八卦每两卦上下重叠，排成64卦，叫做重卦。每卦有三个要素：象、数、辞。古人占卜就是根据卦的象、数、辞做出综合分析来推测吉凶祸福的。
《易经》中的有关八卦的思想反映了古人高超的抽象思维能力。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讲到我国《易经》思想时曾说：“中国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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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古代人崇拜什么？
原始宗教主要表现为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两种形式。
自然崇拜包括对天上、地下各种自然对象的神话和崇拜。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由此发展而来。
在古代，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感和神秘感，认为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在支配，就把它们奉为神灵，并且加以崇拜和祈祷。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对象极为广泛，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海山川、水火以及动植物类、男女生殖器等等，主要都是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力。不久，出现了将自然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复杂现象，人们由自然崇拜的人格化发展到相信天帝和天命，初步建立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体系。
鬼神崇拜首先来自对祖先的崇拜，古时的人死后，他的子孙非常想念他，夜里做梦就会梦见他，因而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存在，并且认为祖先的灵魂能够行使神的职能和后代交流，所以子孙便以陪葬、祭祀等方式安慰先灵，祈求祖先保护自己。除了对自己的祖先崇拜之外，古人还对原始部落、部落联盟和氏族共同体内的领袖、英雄、圣贤等，进行祭祀和崇拜。人们相信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及结果，都是鬼神意志的体现，并且相信通过虔诚的方式祭拜和取悦神灵，就能影响神鬼的意志，从而对自己产生神秘的保佑作用。这样，原始的宗教文化和形式就产生了，并且形成中国上古社会的普遍信仰。
殷商时代的统治阶段最崇尚鬼神，社会上下广泛兴起祭祀神灵之风。为了和神灵沟通，这时有了专营此业的巫祝。殷商卜文，“巫”字像两手捧玉状，为事神之状。卜者替人占卜吉凶，周代出现了占书《周易》。巫、祝、医、卜是古代社会宗教活动不可缺少的职业。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并不像后来名声那么惨。后世道教庙宇之中管理香火者称为“庙祝”，还是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称谓。
周继殷商而统治天下，把祭祀天地和崇敬祖先统一起来，成为敬天尊祖，规定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是指西方的那个耶和华）。此时祭祀神鬼成为国家祀典，设置官员专门管理，并且形成了天神、地祗、人鬼的神鬼系统。《周礼》上说：“大仲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祗之礼。”
属于天神的有上帝、青黄赤白黑五帝及日、月、星、斗、风、云、雨、雷、电诸神；属于地祗的有社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本民族崇拜的圣贤、忠烈之士。春秋以降，巫风依旧，尤其以荆楚地区为甚。汉初刘邦注意保存传统祭礼，增祀五帝，并下诏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汉武帝即位之后，“尤敬鬼神之祀”，祠太一神于东南郊，遍祀五岳四渎之神。而道教的多神崇拜正是直接承袭这些神道巫风而逐渐兴起的，上述诸神也正是道教多神信仰的来源。许多神灵为道教所吸收，变成道教信奉的神祗。如上帝演化成为玉皇大帝、雷神演化成为雷声普化天尊、社神演化成为土地神等等。其他如五岳大帝、四海龙王、门神、灶神等，最初都是民间信奉的神灵，后又转化成为道教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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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盘古开天辟地
整个宇宙从何处而来呢？西方《圣经》中有上帝造就万物的说法，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万物由来传说。
三国时吴国人徐整在《三五历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神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大意是说，天地没有分开的时候，就像一个鸡蛋，盘古就生在中间。经过一万八千年，这个像鸡蛋的东西破开了，清的阳气比较轻，就浮上去成了天，浊的阴气比较重，就沉下去凝结成地。盘古就在天地之间。盘古一天能变九次，比天地更加神通广大。天一日长高一丈，地一日加厚一丈，盘古一日也长高一丈。这样又经过一万八千年，天长到最高处，地落到最深处，盘古也长到了头。以后才有三皇时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盘古开天地”说。
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学者还曾就当时关于盘古的种种传说进行了概述，大意如下：从前，盘古死的时候，头颅化为山岳，双眼化为日月，血脂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秦汉间流传的说法是：盘古的头化为东岳，腹化为中岳，右臂化为北岳，脚则化为西岳。先儒的说法是：盘古的眼泪化为江河，气息化为风，声音化为雷，瞳孔化为了闪电……。这个时期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更为神秘了。
其实，就是今天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类似的神话传说仍然颇有影响。比如，在瑶族人的创世神话《盘古王开天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昔时上古天地不分，世界混沌，乾坤不正，无日月阴阳，不分黑白昼夜，是时无生。五彩云生下盘古圣皇，凿开天地，造阴阳，置人民。死后，左眼化作太阳日，右眼化作月太阴，岭山茅草是头发，深潭鱼鳖是心肝，牙齿化成金银宝，红血化成江水津，身肉化成瓦共土，身骨化成大石身，手足化成山树木，手儿脚化星辰。”
类似这样的神话传说还流行在白族、壮族、苗族、侗族、彝族中间，足见盘古开天地传说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这个传说表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万物宇宙由来的深思，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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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美女生太阳，太阳生万物
《山海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书中保存了许多远古神话，其中包括天文方面的故事传说。关于太阳的神话传说，就有这样的记载：
在遥远的东南海外，有一个羲和国，国中有一个异常美丽的女子叫羲和，她每天都在甘渊中洗太阳。太阳在经过夜晚之后就会被污染，经过羲和的洗涤，那被污染了的太阳，在第二天升起的时候仍会皎洁如初。这个羲和，实际上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帝俊的妻子，她生了十个太阳，并且让这十个太阳轮流在空中执勤，把光明与温暖送到人间。这十个太阳的出发地十分荒凉偏僻，那地方有座山，山上有棵扶桑树，树高三百里，但它的叶子却像芥子一般大小。树下有个深谷叫汤谷，这是太阳洗浴的地方。它们洗浴完了，就藏在树枝上擦摩身子。每天由最上边的那一个骑着鸟儿巡游天空，其他的便依次上登，准备出发……
《山海经》中类似的神话故事相当之多，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所问之事，多与上述神话传说有关。例如：
说圆圆的天叠了九层，是谁做过量度？
这么浩大的工程，谁能完成营造的任务？
天的转轴安在哪里？边缘又放在何处？
地上的八根擎天柱支在哪儿？为何东南低落？
说天分成九块，它的边界怎样划分又怎样连属？
天的角落弯曲处那么多，谁能数得清楚？
天地在何处会合？为什么岁时日月多以十二划分？
太阳和月亮依托在哪儿？星宿怎样列陈？
太阳从汤谷升起，到蒙汜去就寝，从天亮到夜晚，一共要走几多路程？
月亮有何德何能，每月都死而复生？
为了什么需要，它把一只白兔怀在腹中？
这些神话和诗歌，都以美妙的文学形式，描述了先民们关于天体的种种光怪陆离、富于想像的传说。但透过这些夸张的言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事实上都反映了先人对天体构成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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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女娲永远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人物。女娲造人、补天的传说一直传诵至今。关于补天，《淮南子·览冥篇》中记载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曾经历了一场大灾难。那时，有四根柱子撑着巨大的天空，后来四根大柱子坏了，大地也出现了多处塌陷。天不再能够覆盖大地，大地也不再能够承载万物了。当时的人间到处大火熊熊，洪水滔天，烈禽猛兽攫食百姓。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她还勇敢地斩断鳌足，作擎天的大柱子，终于使人们又过上了太平安宁的日子。
至于这个神话的具体内涵，有些学者给予了解读。认为它事实上反映的是女娲治理洪水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大意是这样的：电闪雷鸣，引起原始森林熊熊的大火，山洪也暴发了，恶禽猛兽没有栖息之处，就纷纷从森林中逃奔出来，乱飞乱窜，洪波中还有大鼋巨蟒随流而下。大雨连月不息，洪水汪洋，阴暗的天空看来好像是坍塌，吼哮的大地听来好像要崩裂。在这种自然的大灾变中，宇宙好像马上要毁灭。由此产生了女娲补天的神话。 对于这则女娲补天的古老的传说，神话学家曾做过各种各样的解读，就字面意义来说，它所描述的是：在洪荒时代，当宇宙发生大变动、天崩地裂的时候，天神女娲为了拯救人类于水火，毅然运用神力，与自然灾害做斗争，不辞辛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终于将灾祸平息，使沉溺在痛苦深渊中的人类得以新生。
神话学家的解读力图揭示神话背后的宗教根源，为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女娲补天的神话解释为一场我们的祖先与洪水的斗争，是有它的根据的。不过，从哲学和思想的角度看，如此的“补天”又意味着什么，或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就是：它意味着先哲们对理想的追求，对完美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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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紫气东来
相传周大夫尹喜研习天文历法，知前古而占未来。周昭王二十三年，出任函谷关令。他登楼远望，但见东方雾气缭绕，缓缓西来，状若飞龙，惊奇道：“此乃紫气而生，将有运而至，必有圣人西行度关。”乃斋戒。果然，数月之后，一代圣哲老子骑青牛前来。尹喜恳请他指点。老子见尹喜气质非凡，是可度之才，便为其留下五千余言《老子》上下篇：上篇言宇宙根本，含天地变化之机，蕴神鬼应验之秘；下篇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故唐代杜甫《秋兴》(其五)诗曰：“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古时常观天上云气，以预知吉凶征兆。后人便以“紫气东来”表示祥瑞。
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东）人。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周简王六年），约卒于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据记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老子曾做过周王朝的守藏史（管理藏书的史官），晚年过着隐居的生活。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老子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影响深远，是古代哲学家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历代注释《道德经》的著作不下千种。比较有影响的有汉代河上公注、魏王弼注、唐成玄英注、宋陈景元注、王安石注、苏辙注、清魏源《老子本义》等。引人注目的是历史上还有五位皇帝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他们分别是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
在先秦时期，先后有杨朱、列子、庄子等继承和发展老子思想，从而形成了道家学派。战国末期的道家将老子与黄帝联系起来，形成了黄老之学。两汉之际，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思想与方仙道的神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黄老道，老子被视为道的化身。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巴蜀鹤鸣山创立天师道，尊老子为教主，以“道”为最高信仰。因而，从道教创立伊始，老子就被奉为至尊天神。
唐朝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诏以二月十五日老子诞辰为玄元节。唐武宗继位后，又诏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休假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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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老子与孔子的对话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国国君。鲁君批准他前行，并给了他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非常擅长乐理，教授孔丘乐律、乐理；并且引领孔丘观祭神的典礼，考察宣教的地方，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孔子在这个地方逗留了几天。孔丘向老子辞行。老聃送他到馆舍之外，给了他一些赠言，说：“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大意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好送你的，就送你几句话吧，不要诽谤别人，也不要过分夸奖别人，不要自傲。孔丘说：“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孔子走到黄河边的时候，见到河水滔滔，浊浪翻滚，气势如万马奔腾，声音如虎啸雷鸣。孔丘站在岸边很长时间，不觉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大意就说，河水不分昼夜地流，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不知道人生将会走到哪里啊。听到孔丘说这些话，老子就说：“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
过了一会，老子指着浩浩黄河，对孔丘说：“你怎么不学习水的德行呢？”孔丘说：“水有什么德行啊？”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孔丘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说：“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圆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孔丘说：“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以后，孔子的弟子都纷纷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说道：“见之！”弟子问道：“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妙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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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道如何生万物
《老子》把“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认为“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支配宇宙万物的法则，又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从的准则。
“道”的本来意义是道路的道，故从首、从走，引申而为规律、法则的意思。春秋时期，“天道”是指天象运行规律；“人道”是指人的行为准则。老子总结吸取了“道”的种种涵义，把它上升概括为具有事物存在的实体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两个特性。
老子认为，“道”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本原，万物都是“道”的派生者。“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万物之宗。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就是说，万物是可以言说的，而产生万物的道，却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常不变的道；万物是可以命名的，给万物命名的道，却是不可以命名的。因此，无名之道，才是产生天地的始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见，老子所说的“道”就是“无”，它是不具有任何具体物质属性和形象的玄者。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也就是说，“道”这个东西是空虚无形的，可是它永远也用不尽，十分渊深，好像是万物的祖宗。不知道它是由谁产生的，只知道它在上帝之前就存在了。
关于“道”的产生，宇宙万物的过程和模式，老子也作了具体说明。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是说，“道”实质上是“无”，“一”是代表由精神性的“道”产生具体万物之前的一种混沌未分的物质整体，即阴阳未分的宇宙混沌本体；“二”是指宇宙元气分为阴阳；“三”是阴气、阳气和冲气。三气变化而为天、地、人三才，三才具备，就可以生芸芸万物了。
因此，总体上来讲，老子的“道“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物质实体，而是虚构的恍惚不定的精神本体，它不能被经验感知，无形无象，是万物的祖宗，是天地产生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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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不出门就能认识天下
“不出门就能够认识天下”，这是“涤除玄览”的通俗解释。
涤除玄览是老子认识论哲学的集中体现。老子认为，认识最高本体的道，必须从复杂、多样的耳闻目见的感觉经验中挣脱出来，要站在更高处去认识。此即他所说的“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览，指在心灵深处，以道镜自鉴自察，除去污垢。所谓玄览无疵，就是把内心直观比喻成一面最深妙的镜子，如果能够把这面镜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即人的内心不染外物，保持最大空虚和安静，这样万物就会自然呈现在面前，为人们所认识。
“道”既然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当然也是人的认识对象。人只要认识了“道”，就是认识了一切，不必要去认识外界事物了。因此，老子反对认识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更反对用人的感官接触客观事物，以至取消感性认识。他说：“无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也就是说，人追求物质欲望，享受各种颜色、声音、味道等，会使人眼瞎、耳聋、口味败坏。这就把人的感官接触、认识外界事物，看成是一种极大的危害。他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谨。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就是说，人们要堵塞住耳目口鼻这些感官的窍穴，关闭感官的门户，才能终身没有毛病；如果打开感官的门户，积极认识事物，将是终身不可救药。
老子认为，认识事物，不要到客观世界中去认识，特别是认识“道”，更没有必要到实践中去体认。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就是说，人在认识事物时，不出门就可以认识天下万物，不看窗外就可以知道天下万物产生的规律，你越广泛深入地接触世界，你得到的知识就越少。因此，“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老子的这种认识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天文学有密切联系。观察天文，只能用从旁静观的办法；求得天道运行的规律，光靠“观”是不行的，要靠“玄览”，即是用深远的思维去考察。“玄览”是用思想不是用感官去览，是一种神秘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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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柔弱胜刚强
老子在其哲学体系中赋予“道”以至高的地位，“道”的地位之所以无穷无尽，是因为它的本性是柔弱。这个观点运用到人生方面，就是“柔弱胜刚强”。
首先，老子主张柔弱，反对刚强。他以人的身体为例，说人活着的时候，质体柔弱；死了的时候，就变成僵硬。又以草木的质体为例，说草木欣欣向荣的时候，质体是柔软的，衰败之后，就变成僵硬的了。进而推出一般结论：“刚强”的东西已失去生机，“柔弱”的东西则充满活力。另外，他认为，只有“柔弱”的东西才能承受外力，刚强的东西则容易摧折。比如说，高大强壮的树木容易引人砍伐，也很容易被大风摧折，而柔弱的小草却能随风飘摇，永远不会折断。老子还以水为例说明柔弱的作用。
因此，老子叹息说，这种柔胜强、弱胜刚的现象，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没有人能从中得到启迪，从而真正认识到柔弱对人生的意义。相反，人们却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强梁者不得其死”，这是老子教人处世的警语。
其次，老子主张“处下”、“不争”，反对“为天下先”。他以江海作比喻，认为江海处于低洼的地方，所以能容纳百川之流，百川都汇归江海。圣人具有“处下”、“不争”的品格，所以能够处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累受害，乐于拥护他而不厌烦他。因为“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他争，也不会招来怨恨和罪过。“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也就是说，因为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前，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在老子看来，“处下”、“不争”的人生态度，也叫做“守雌”。
老子在书中反复强调这些主张，例如说，委屈反而能保全，屈枉反而能伸张，低洼反而能充盈，破旧反而能新生，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又说，善于作将帅的人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激怒，善于战胜的人不对抗，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下。
在“柔弱”与“刚强”这对矛盾当中，能够看到“柔弱”的作用，是老子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些都是他观察自然和社会，从许多事物的转化例子中得出的结论。对我们今天的为人处世、方法战略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而我们需要批判地认识老子的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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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骨肉之情与自然之理
老聃任周守藏室史，曾经多次回家省亲，经常劝母亲随他一起去周；他的母亲在陈国相邑住得很久了，人熟地熟，不愿意远迁到其它地方了。日月如梭，光阴荏苒，转眼间已过三十余年。
有一天，老聃忽然得到家讯，说他母亲病危，老聃于是报请天子，赶快回家看望。等他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辞世。面对茫茫大地上一堆黄土，思想九泉之下母亲之灵，回忆母亲慈祥容貌、养育之恩，老聃悲痛欲绝，寝食俱废，席地而坐，沉思冥想，忽然觉得自己愚钝；顺理追索，恍然大悟，如释重负，愁苦消解，顿觉腹饥体倦。于是饱餐一顿，倒头大睡。
老聃的家将和侍女们都感到很奇怪，等他醒来时，问其缘故。老聃说：“人生于世，有情有智。有情，故人伦谐和而相温相暖；有智，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情者，智之附也；智者，情之主也。以情统智，则人昏庸而事颠倒；以智统情，则人聪慧而事合度。母亲生聃，恩重如山。今母辞聃而去，聃之情难断。情难断，人之常情也。难断而不以智统，则乱矣，故悲而不欲生。今聃端坐而沉思，忽然智来，以智统情，故情可节制而事可调理也。情得以制，事得以理，于是腹中饥而欲食，体滋倦而欲睡。”大意就是说，人是有情也有智的，如果能够以智统情，那么就不会产生很多混乱了，许多事情也能想得很开了。
于是，家将问道：“智怎样才能统领情感呢？”老子说：“人之生，皆由无而至有也；由无至有，必由有而返无也。无聃之母及聃之时，无母子之情也；有聃之母及聃，始有母子之情也；母去聃留，母已无情而子独有情也；母聃皆无之时，则于情亦无也。人情未有之时与人情返无之后不亦无别乎？无别而沉溺于情，悲不欲生，不亦愚乎？故骨肉之情难断矣，人皆如此，合于情也；难断而不制，则背自然之理也。背自然之理则愚矣！聃思至此，故食欲损而睡可眠矣。”也就是说，人有骨肉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不能看透骨肉之情的根源和本质，一味地痛苦，就会违背自然的道理。众人听后，都感到豁然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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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无为而治
老子提出的“无为”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碌碌无为”的意思。
“无为”是老子提出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针对政治上的“有为”而言的。在他看来，“有为”政治带来的祸害非常严重。“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就是说，防禁越多，人民越陷入贫困；法令越森严，盗贼越增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统治者征收大量赋税，造成人民饥饿；统治者越是强作妄为，人民越是难以管理。
老子对“有为”政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道，大路很平坦，君主却喜欢走斜径。朝政腐败了，弄得农田也全都荒芜，仓库十分空虚；统治者还穿着锦绣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吃厌了精美的饮食，搜刮更多的财货。老子指责这样的统治者为强盗头子。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是对春秋时期社会场景的确切描述，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老子提出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指的是，统治者在表面上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顺其自然，这样做，统治才能得到巩固。
老子“无为”政治思想的提出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在老子看来，虚无的东西才是最有用的东西。道本身就是空虚而看不见的，它的作用却是巨大的。例如车轮，如果没有中间的圆洞，就不能转动了。我们用的茶杯、瓷碗等器皿，如果没有空的地方，就不能装东西。门户如果没有空处，就不能出入。房屋如果没有空处，也不能住人。因此，老子说，无和空才是有用的。我们对待事情，无为正是有所作为。如果人人按照无为的准则去过日子，去做人，国家按照无为的准则去治理，这样一切事情都会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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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是老子理想的社会和国家形态。
《老子》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充分体现了老子的这个思想，为后来人们所熟悉。这段话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说，国家要尽量小，人民百姓也要尽量少，即使有了器具、车船、武器，人们也不去使用它们。甚至连文字也不要。必须使人民看重生命，不到处搬迁，使人民有吃有穿，能够安居乐俗，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相邻的国家，鸡狗的叫声都能相互听得到，但人民到老死也不相互往来。
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互相争夺，原因就在于人们欲望的过分，法令的繁多，知识的追求和讲究虚伪的仁义道德等。老子对仁义道德也进行了某些批评和揭露，他指出，所以要讲仁义忠孝那一套，都是因为大道废弃，六亲不和，国家混乱。因此，他认为，要使天下太平，没有争夺，就要取消知识，取消道德，取消新颖的器具和财货。
在此基础之上，老子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观。他认为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道”、“德”、“仁”、“义”、“礼”。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是“道”统治的，一切纯任“自然”，是完全“无为”的。以后的社会分别由德、仁、义、礼统治。老子认为每后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离“无为”越远，美的善的东西越少，丑的恶的东西越多，因而离他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就越远。
老子所追慕向往的社会，正是远古的原始社会。老子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生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人民迫切要求安静修养和减轻剥削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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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祸兮福之所倚
老子观察了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情况，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成与败、存与亡、新与旧、福与祸等对立物的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老子的这个思想是辩证法的一个体现，也为现代人提供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在众多的烦恼中找到心灵慰藉的方式。
老子说过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就是说，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它们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汉朝有一部叫《淮南子》的书，这部书的内容很多是根据老子的思想写成的。其中有一个“塞翁失马”的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
“塞翁失马”的故事是这样的：古代一位住在边塞的老人丢了一匹马，同村的人知道了，都来安慰他，劝他别发愁，保重自己的身体。这位老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他说：“我没有发愁，丢马也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好事呢！”过了几个月，这匹马又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骏马。同村的人知道后，都来向老人表示祝贺，老人说：“我的马是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骏马，可这不一定是好事啊！”不久，他的儿子骑着这匹马，把腿摔坏了。乡亲们又来安慰他，他说：“没什么，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呢！”不久，边塞发生战争，村子里的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到前线去打仗，很多人都死在战场上。老人的儿子因为摔坏了腿不能当兵打仗，因而保全了性命。
《老子》一书中，许多地方都深刻论证了相反相成和物极必反的道理。老子说，有和无是彼此相生的，难和易是彼此相成的，长和短只有彼此比较才出现，不同的声音产生谐和，前后相互对立而有了顺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事物两方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状态，事物才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而，在吸取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的生存智慧的同时，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纯粹以“无为”而等待良好结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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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秦佚悼老子
据传老聃长寿，活了160余岁。他去世的时候，邻里朋友都来吊唁。老人哭他，就像是哭自己的儿子一样；少年人哭他，就好像哭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们都非常怀念老子顺民之性、随民之情、与世无争、柔慈待人的大德大恩。因此大家都悲不自胜。
这个时候，老聃的好友秦佚前来吊唁，他走到老子的灵前，不跪也不拜，只是拱手致意，然后哭了三声就停止了。等到他要转身回去的时候，邻人拦住他问道：“你不是老子的好朋友吗？”秦佚答到：“当然是啊。”邻人就说：“既然是老子的好友，竟然如此薄情少礼，这样做可以吗？”秦佚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邻人听后，都很气愤，随之大声责问他道：“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薄情呢？”秦佚笑道：“吾友老聃有言，生亦不喜，死亦不悲。汝可闻乎？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聚气而成，顺时而来，合自然之理，有何喜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散气而灭，顺时而去，合自然之理也。有何悲哉？生而喜者，是以为不当喜而喜也；死而悲者，是以为不当悲而悲也，放生时贵生，死时怕死，皆是以己之意愿而强求生来、强求死去也，皆背自然之理而任己之情也。如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而背自然、违天理，合于道乎？不合于道，可为老聃好友乎？老聃好友者，遵其言而动、顺于道而行者也。吾既为老聃之友，故能以理化情，故不悲。”大意就是说，老子曾经说过，不要为生高兴，也不要为死悲哀，今天老子去世了，是合乎自然的道理的，有什么可悲哀的呢？如果我们都能够顺应时世，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悲哀和高兴的事情了。我作为老子的朋友，能够化悲为理，所以不那么悲哀。
邻人听完他的话后，好像都有点领悟了，于是又问道：“既然你不悲哀，为什么又要哭三声呢？”秦佚笑道：“吾哭号三声，并不是因为悲哀，是在与老聃辞别呢。一号，是说他的出生合乎自然之理；二号是说他的死也是合乎自然之理；三号是说他所传授的自然无为的道理也是合乎自然之理。老聃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合乎自然的道理，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邻居和朋友听完以后，都说秦佚是老子真正的朋友，故推举他为主葬之人。葬老子的时候，秦佚写了悼文：“老聃大圣，替天行道，游神大同，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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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后来很多人仍然用这个词语表征思想的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这个时候中国学术高度发展，各种学说纷纷出现。
所谓“家”，是指一种学说或是一个学术派别；所谓“百家争鸣”，是说诸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辩驳。
据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10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在这10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
儒家，是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派学说。此派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大行为规范，并要求人们将其融会贯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治理社会讲究体恤百姓，两国相争讲究先礼后兵，人际关系讲究敬老爱幼，为人处世讲究修身养性。主要代表人物有孟子、荀子等。
道家，是在老子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因为它推崇老子提出的道，主张一切行为都遵循于道，所以人们称其为道家。道家讲究顺从自然，主张为人处世顺从时势、遵循物理，要像解牛高手一样，游刃于牛体的空隙之间，让牛体自然解开。主要代表人物有庄子、列子等。
易家，是借助于老子宇宙学说、孔子人伦学说从《周易》中引申出来的一派学说。这一派别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以阴阳变化解说世界万物的变化和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易传》的诸位不知名作者。
名家，是注重辩论技巧，探讨名称与概念之间、名称与实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派别，又称为“名辩学派”。这一学派讨论的问题很多，如“白马非马”等。有些观点看上去极为荒唐，但却揭示着某种真理，反映着一种思维逻辑，对人类的思维训练很有益处。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等。
法家，是注重以法治国的一个学说派别。它的主导思想涉及宇宙问题、人性问题、社会流变问题、规律方法问题等等，为以法治国提供了理论根据。比如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因而道德说教难以引人向善，只有以刑法管束，社会才能有序，人们才能安分。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
墨家，是以墨子学说为代表的一个派别。墨子讲究人们之间的泛爱，反对诸侯之间的征伐，推崇恪守道德的贤才，提倡勤劳、节俭和名副其实。
阴阳家，是以阴阳解说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一个学说派别。它与《周易》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对于易家，它除了用阴阳解说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外，还引进了“五行说”，即用金、木、水、火、土解释天地万物的构成和变化。主要代表人物有邹衍。
纵横家，严格来说并非一个学说派别，而是一个以政治游说为特点的谋士集团。他们或是劝说诸多弱国联合起来抗击强国，或劝说强国拉拢一些弱国以打击另一些弱国，破坏弱国间的联合。纵横家的种种设想，虽然属于政治谋略，但却深含哲学道理。主要代表人物有张仪、苏秦等。
兵家，是研究用兵韬略的一个学说派别。他们的学说，核心内容是兵法，指导思想是哲学，是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主要代表人物除了春秋末期的孙子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吴起、孙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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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南华真人——庄子
庄子是一个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家乡做过管漆园的小官吏，有时还以打草鞋为生，生活贫困。可是他知识渊博，交游甚广，名声很大。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他接受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创立了一套讲究同一、主张自然的理论。
有一次，楚威王专门派大员到他家里，想用千金俸禄请他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对使者说：“千金俸禄，价值高昂；一国之相，地位尊贵。不过先生是否见过祭祀用的牺牲之牛啊？当祭祀的人要把它拉去做牺牲时，给它披上锦绣，系上彩带，一时间是何等荣耀。可是当它要进入庙堂，知道自己将被宰杀的时候，想不享受这荣耀，而去做一个委身猪圈的小猪，都是不可能的了。拿千金让我去当相国，与披锦绣系彩带让我去做牺牲牛有什么区别呢？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国君还把它当做神物，用锦巾包裹起来，小心放在木匣里，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先生，这只龟是愿意作为一把死骨受人尊重呢，还是愿意活着自由自在地在泥塘里爬行呢？你们快走吧！不要再玷污我了。我宁愿做一条泥鳅自由自在地在污泥中摇曳，也不愿意去做一个牺牲牛去披锦挂彩。”
《庄子·列御寇》载有两则故事，非常巧妙地表现了庄子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去时，宋王送车数乘；归时，秦王又送车百乘。回到宋国时，路遇庄子，他嘲笑庄子道：“至于身处穷阎陋巷，贫困得靠织麻鞋为生，瘦得脖子枯槁、面带菜色，是先生之所长，我曹商之所短也；而一见万乘之主便得车百乘，却是我曹商之所长也。”庄子镇定自若，从容说道：“我听说秦王有病召医，凡破痤疮挤脓者便得车一乘，而舔痔疮者则得车五乘，所治的病愈下作，得车愈多。您莫非是专门舔他的痔疮的吧？怎得车这么多？您快滚开吧！”
另一故事讲的也是某个因拜见宋襄王，而被赏车十乘的人，驾着车在庄子面前炫耀。庄子对他说：“河边有户穷得靠编织苇席谋生的人家，其子潜入深渊，捞得千金之珠。其父见了。慌忙说：‘快用石头砸了它吧！想那千金之珠，肯定在九重深渊的黑龙颔下。你能拿到它，一定是碰巧黑龙正在睡觉。假使黑龙醒了，你恐怕性命难保’。而今宋国之深，非只九重之深渊也；宋王之猛，非只凶狠之黑龙也。你能得车，必是碰上他睡觉了；假使宋王醒来，你将粉身碎骨矣。”
基于这种志向，庄子一生也没有做大官，始终维持着平民的贫苦生活。庄子的学问与老子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如果说老子是道家的开山鼻祖，那庄子则是道家的第二代宗师。东汉时期出现的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在后来的延续中给了老子很多封号，民间流传最广的有“太上老君”，由此庄子也受到了优厚待遇。到唐代，玄宗封他为南华真人，他的书《庄子》也被列为经典，人称《南华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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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奇物论
这是庄子的认识论。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表面上千差万别，殊形异势，本质上是同一无别、等齐均一的。庄子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庄子观察事物的角度与常人不同。常人站在人间观人间，所以将事物放大了，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别放大了；庄子站在宇宙源头观人间，所以将事物缩小了，将事物之间的差别泯灭了。
以奇物论为出发点，庄子否认认识的客观标准，认为客观事物是相对的，而且人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因此，所谓的是非观念是由人们的“偏见”造成的。他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风湿腰疼，难道泥鳅也这样吗？人爬到树梢上，就会胆怯害怕，难道猴子也这样吗？那么，人、泥鳅、猴子三者，究竟谁知道天下的“正处”呢？庄子认为不好说。又如，人吃饭菜，麋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这四者究竟谁知道天下的“正味”呢？庄子认为也不好说。再如，毛蔷、丽姬（传说中的美女），人都认为是美人，可是鱼见了她们逃到深水，鸟见了她们吓得高飞，麋鹿见了她们赶快跑开，这四者究竟谁是天下的“正色”呢？还不好说。
甚至，庄子直接否定了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秋水》篇中，记载着庄子和他的好友惠施濠梁上观鱼的一段著名对话。庄子说：“白鱼出游自由自在，是鱼的高兴快乐吧！”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高兴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高兴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了；你也不是鱼，固然也不知道鱼的高兴快乐了。”这段话的结论是，人是不可能知鱼之乐的，事物是不可认识的，最终得出了不可知论的结论。既然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么人们没有必要去自找苦吃，耗费精力去追求知识了。所以，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就是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是危险的。如果你一定要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必然使自己陷入无穷的烦恼之中去。
我们不难看出，庄子看到了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却又把这种局限性片面地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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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逍遥游
“逍遥游”指自由自在地遨游，不受任何约束和任何条件的限制。《逍遥游》是《庄子》中的一篇，此文运用许多著名的寓言故事，来说明庄子所提倡的人生境界。
第一个寓言是《鲲鹏变化》。说是北冥有条大鱼，名叫鲲，个子大得不知道有几千里。它一变而成为鸟，叫做鹏，鹏的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大。鹏奋起飞翔，翅膀像从天上垂下来的云彩。它趁着海水震荡飞往南海，先用翅膀拍打海水，激起三千里宽的海浪，掀起旋风，然后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一直飞了六个月，才到达南海落下来。可是小雀儿听说后嘲笑大鹏说：“它何必飞那么远呢？我向上飞腾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草香蒿中间翱翔，非常愉快，这已经达到飞翔的顶点，可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在庄子看来，小雀嘲笑大鹏固然可笑可怜，但它们的飞行也只是大小远近的差别，其实都要受空间的限制。因而，它们的自由也是有所限制的，这就是“有所待”。
后面庄子又讲到一个叫宋荣子的人，说他对自己的内心和外界的事物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对于光荣和耻辱有自己的标准。庄子认为这样的人世上很少，但他仍然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还有一个列子，他能驾着风飞行，轻快美妙，一直飞行十五天才返回来。庄子认为，能像他这样幸福自由的人很少。但是他虽然不必用脚走路，却仍要凭借风力，还是“有所待”。
庄子认为只有那种顺着自然的本性，能够驾御天地间的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的变化，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任意遨游的人，才是“无所待”的。“无待”是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绝对自由的境界——逍遥游。
由此，庄子构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他说，在藐姑射山上住着一个神人，她的皮肤像冰雪一般洁白，她的丰姿像处女一般秀美。她不吃五谷，只吸风饮露。她乘着云气，驾着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她的精神凝聚专一，能使万物不受病害，年年五谷丰收。她同万物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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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无用与有用
要理解庄子关于有用和无用的哲学意思，我们须先看一则故事：
庄子与弟子，走到一座山脚下，见一株大树，枝繁叶茂，耸立在大溪旁，特别显眼。但见这树：其粗百尺，其高数千丈，直指云霄；其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庄子忍不住问伐木者：“请问师傅，如此好大木材，怎一直无人砍伐？以至独独长了几千年？”伐木者似对此树不屑一顾，道：“这何足为奇？此树是一种不中用的木材。用来作舟船，则沉于水；用来作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作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作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作柱子，则易受虫蚀。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
听了此话，庄子对弟子说：“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无为而于己有为？”也就是说，这棵树因为它没有用能够持续生长这么多年，这难道不是无用之大用吗？弟子恍然大悟，点头不已。庄子又说：“树无用，不求有为而免遭斤斧；白额之牛，亢曼之猪，痔疮之人，巫师认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会把它们投进河里；残废之人，征兵不会征到他，故能终其天年。形体残废，尚且可以养身保命，何况德才残废者呢？树不成材，方可免祸；人不成才，亦可保身也。”庄子愈说愈兴奋，总结性地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师徒二人出了山，留宿于庄子故友之家。主人很高兴，命儿子杀雁款待。儿子问：“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问杀哪只？”主人道：“当然杀不能鸣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没走多远，弟子便忍不住问道：“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被杀。弟子糊涂，请问：先生将何处？”庄子笑道：“我庄子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仍难免于累……”庄子欲言又止，弟子急待下文：“那又怎样处世呢？有材不行，无材也不行，材与不材间，究竟如何是好？”
庄子沉思片刻，仰头道：“如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毁，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不肯专为。一下一上，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初，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还有什么可累的呢？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至于物之性、人伦之情则不然：成则毁，锐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厚，不肖则欺。怎能免累呢？弟子记住，唯道德之乡才逍遥啊！”
弟子道：“道德之乡，人只能神游其中；当今乱世，人究竟怎样安息？”庄子道：“你知道鹌鹑、鸟是怎样饮食起居的吗？”
弟子道：“先生的意思是说：人应像鹌鹑一样起居、以四海为家，居无常居，随遇而安；像鸟一样饮食：不择精粗，不挑肥瘦，随吃而饱；像飞鸟一样行走：自在逍遥，不留痕迹？”庄子微笑着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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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这个成语出自《庄子》，是庄子关于人生短暂的比喻。意思是说，人生就像一匹白马越过地面的一个小缝一样，只是瞬间，极为短暂。
庄子在《知北游》中阐明了对生死的态度。他说：人活在天地之间，像是骏马飞奔、越过缝隙，一眨眼的时间就过去了。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没有一个不是蓬蓬勃勃地出生，没有一个不是萧萧条条地死去。有生命的东西为此而哀伤，有情感的人类为此而悲痛。与其如此，还不如解开那自然造成的束缚，随物旋转，魂魄游到哪里，自己就随之到哪里。不要太过执着。这就是人和万物的最终归宿。尽管如此，这些却不是追求至理的人所追求的。以上这些是众人都在讨论的问题，不过达到至理的人却不讨论，凡是参与讨论的都没有达到至理。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是不可见的。与其以闻见的方式求道，不如以闭塞的方式求道。懂得这样的道理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人生才算是完满有意义的。
事实上，庄子的这段论说包含有好几层意思。人生非常短暂，只是大道变化的一个瞬间。大道流变就像骏马飞奔，人生在世就像飞马过隙；生生死死，是大道流变的自然过程、生物变化的自然程序，人皆如此，没有一个能够避免的，人皆有生死；有鉴于此，人们就应该从对死亡的哀伤和悲痛中解脱出来，顺随生物的自然变化，生而不喜，死而不悲，生死不动于心，永远保持内心的平静。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达到了至理，回归了大道，人生也达到了完美；达于至理、回归大道的人不区别有生与无生，不分辨有形与无形，将生死来去视为一体，将有形无形划为同一。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无须言语和论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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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养生与解牛
“庖丁解牛”是庄子讲的一个寓言故事。故事说：
庖丁为文惠君宰牛，技术很是精湛，那动作也像是在跳《桑林》之舞，那声音像是在奏《经首》之乐，抑扬顿挫，优美动听。文惠君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不由得赞扬道：“难道宰牛的技艺也能够如此高超吗？”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所追求的是宰牛的道理啊，道理要比技艺更高一筹。一个好的庖丁，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去割肉，时间长了刀就钝了。一个普通的庖丁，一个月要换一把刀，因为要用刀砍骨头，用不了多久就钝了。而我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所解的牛已有数千头，可刀刃却像是新磨的一样。要知道，牛的骨节中间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却是没有厚度的。拿没有厚度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间，游走那刀刃，一定是大有余地可行的。正因为这样，所以19年了，我的刀刃还像新磨的一样。”文惠君听后感叹道：“太好了！听了你的话，我懂得了养生的道理。”
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庖丁在讲解牛的道理，但文惠君却说懂得了怎样养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养生与解牛具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不要做危害己身的事。刀刃要保持长久的锋利，就不要去碰牛体的硬骨；人的身体要想长存，就不能触及那些有伤于己的硬东西。这些硬东西，在庄子看来，就是名和刑。许多人为了名誉要么真做好事，要么假做好事。真做好事，往往会忘我操劳，把身体搞垮；假做好事，就会败露于世，身败名裂。触刑，就是做坏事，肯定会有恶报。
因此，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不仅仅要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而且好事要自然而然地去做，千万不能有意去做，不能为了沽名钓誉而做。做坏事和为了获名而做好事，就像是刀刃触及牛体的硬骨一样，会伤及己身。这就是庄子提出的“无近刑名，可以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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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螳螂在前，大鸟在后
下面这个典故集中体现了庄子在利益面前的生存智慧。
庄子讲了一个“螳螂在前，大鸟在后”的故事。故事说：有一次，庄子在栗子园外面游玩，突然飞来了一只奇特的大鸟。只见这只鸟，翅膀有七尺长，眼睛有一寸大，翅膀擦过庄子的额头飞过却没有感到庄子的存在，最后落在了栗林之中。庄子心里想：“这是什么鸟啊，长这么大的翅膀却不远飞，长这么大的眼睛却看不见人？”于是加快脚步，进入栗子林中，拿出弹弓，准备把它打下来。到了跟前，庄子明白了。大鸟之所以到此，之所以没有看见他，原来是为了捕捉一只螳螂。栗林中有一只蝉，正借着树阴在那里休息，可是正因为它找到了很好的休息地点，只顾享受，却忘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没有想到在它的附近有一只螳螂突然伸出双臂捉住了它。这只螳螂捉住了蝉，非常高兴，得意之时却忘记了隐藏自己的身体，被这只大鸟在空中飞过时发现了，所以大鸟俯冲下来要啄食它；同时，也正因为这只大鸟一心一意要啄食这只螳螂，所以连庄子这么大的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以至于当庄子要用弹弓打它的时候，它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危险的关头。
看到这里，庄子很为感叹，深为这几只小动物悲哀，觉得它们太不懂得轻重了，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物欲对生命的危害。想到这里，庄子忽然感到自己也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境地，为了捉住这只大鸟，他忘记了自己的周围环境，忽视了自己所处的境地，因为很可能自己也正被当做猎物呢。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忙仍掉了弹弓，扭头就走。果然不出所料，那守庄园的人见到他进入了栗林，以为他在偷栗子，正要抓他，见到他跑了出来，正在后面追着骂他呢。
庄子认为，无私是立身之本。一个人有了私欲，就会利欲熏心；利欲熏心就会迷惑自己的心志；自己的心志一旦被迷惑住了，那就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住了，至于事业就更谈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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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
“庄生梦蝶”是个美妙的意境。现代科学的发展还没有给梦境一个完美的解释，哲学上的概括也就很难令人满意。两千多年前，庄周就用这个故事提出了人类的一种困境。如果仔细想来，精神病人或者有着奇特思想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是处在梦中，因而使得他们无法被常人理解？
“庄生梦蝶”的故事是这样的：庄周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悠闲自在地飞来飞去，很是得意。突然之间醒来，发现自己原来是庄周。不过，人生本来都是梦，梦与梦之间流变无终，所以弄不清楚到底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
庄子由此认为，不管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蝴蝶与庄周毕竟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转化也就是物与物之间的转化，是一种“物化”。庄子进一步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对人生人死的理解上。他认为，人生人死只是一种物的转化。宇宙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大混沌。就宇宙整体而言，从一无所有的朦胧状态变为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又由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回归到无形无象的朦胧状态；在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中，由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又由另一种东西变成了第三种东西。如此而已，永无止境。人生人死不过是这一大流变中的一个瞬间。
另外，从这个故事出发，庄子还试图告诉人们，究竟是梦还是醒，是庄周还是蝴蝶，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追究。因为人们的认识标准是相对的，根本无法正确认识事物。他说当时社会上的儒、墨等各派的相互辩论，都是以自己所非而非对方所是，这样做是无法搞清是非的。他说：“假如我与你两个人进行辩论，你胜了我，难道真的是你对，我错吗？我胜了你，难道真的是我对，你错吗？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错吗？还是两个人全对或者全错呢？我们两个人无法决定谁对谁错，那么请谁来断定呢？如果请第三个人来断定，同样无法断定。假如请跟你意见相同的人来决定，他既然与你意见相同，这怎么断定呢？假如请跟我意见相同的人决定，他既然与我意见相同，又怎么断定呢？假如请与我们两个人意见都相同或者都不相同的人来断定，又怎么断定呢？因此，我和你和第三者，都同样无法断定谁是谁非，是非问题是永远搞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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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庄子妻死，鼓盆而歌
庄子从自己的哲学理念出发解释一切，反映在生死上，则是轻松自如的。甚至在他的妻子去世时，他也能用这种超脱的哲学宽慰自己。真正的哲学家往往都是知行合一的。
《庄子》书中记述了一个“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了，庄子的朋友惠施前去吊唁。惠施来到庄子家，看见庄子正盘腿坐在蒲草编的垫子上敲着瓦盆唱歌呢。惠施很不理解，因而责备他说：“你的妻子与你日夜相伴，为你生儿育女，身体都累坏了。现在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却在这里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回答：“你这句话可就不对了。你知道吗？当我的妻子刚死的时候我怎么不悲哀呢？可是后来想了想，也就不悲哀了。因为想当初我的妻子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不但没有生命，而且连形体也没有，不但没有形体，而且连气息也没有。后来恍惚间出现了气息，由气息渐渐地产生了形体，由形体渐渐地产生了生命。现在她死了，又由有生命的东西变成了无生命的东西，之后形体也会消散，气息也会泯灭，她将完全恢复到原先的样子。这样看来，人生人死就像是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一样，循环往复，无有穷尽。我的妻子死了，也正是沿着这一循环的道路，从一无所有的大房子中走出，又回归到她原来一无所有的大房子里面休息，而我却在这里为此号啕大哭，这不是不懂得大自然循环往复的道理吗？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停止了悲伤，不哭了。”
因此，庄子认为人是由宇宙大道演化而来的，是道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形式。人的生命与其他一切生命一样，都只是宇宙演变过程中的一刹之间，人生与人死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生死没有差别，人活着也算不上什么乐事，死亡了也就没有必要悲哀。因而，最为明智的人生态度是顺其自然。也就是说，人一旦出生，你就自然而然地活着，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也用不着为活在世上而庆幸；如果死去了，你就自然而然地回归，用不着为离开人生而苦恼，也不要有太多的留恋。庄子认为，如果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人生的大智大慧；如果在行动上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的一生就会有永远的快乐；如果对自己、对他人都这样认识，都这样对待，那你就会坦然一生，无忧无虑，并具有了达到圣人境界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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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三为令尹不荣华
庄子对待爵位的心态很是平稳，他认为有了爵位不应觉得荣华，免了爵位也不应觉得忧伤。爵位、王位原本都是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产物，谁做官谁为王，都是“需要”和“机遇”自然造就的，况且爵位、王位也没有所谓的贵贱之分。因此，最为关键的一点是顺其自然，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就可以了。
庄子为此讲了“三为令尹不荣华”的故事。故事说：孙叔敖被解职了，可是他的心情很平静。肩吾问他：“先生三次被任命为令尹，没有见您为此而显示荣耀；三次被解职还乡，也没有见到您为此而懊恼。开始我对您的这种心态还很怀疑，可现在看您的表情，的确是坦然的。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孙叔敖说：“我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呢？我不过是把那任命的事当成一件不可推卸的事来办罢了，我不过是把那解职的事当成了一件不可阻止的事来对待罢了，我把它们都看成是不由我的事情，所以就任它去了，所以才能无有忧愁。我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呢？不过是弄不清楚所谓的荣耀和所谓的懊恼到底是归于谁而已，是归于我呢还是归于令尹呢？如果归于令尹，那就与我没有关系。既然与我没有关系，那么我有什么荣耀和懊恼呢？如果归于我，那就与令尹没有关系。既然与令尹没有关系，那么我为什么还为担任不担任令尹而感到荣耀和懊恼呢？我正要去散心呢，我正要去游览呢，哪里有时间去考虑什么贵贱，哪里有什么时间为所谓的贵贱而乐悲呢？”
因此，在庄子看来，爵位俸禄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刻意去追求，也不应该刻意去回避；因为这种事情既不是人能够求得的，也不是能够回避的。人应该做的，也是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顺应大道，顺应自然。因此，来去都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可以动心和烦心的。来之也不表明尊贵，去之也不表明卑贱；来之不必推却，去之也不必忧伤。如果每个人都能具有这样的心态，这个世界就会太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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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杞人应该忧天吗？
《庄子·天下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天地为什么会不坠不陷。书中没有具体的回答。但在《列子·天瑞篇》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正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杞人忧天”。故事说：
在古代中原地区有一个小国，名为“杞”。杞国有一个人生活很富裕，不愁吃，不愁穿，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天塌下来地陷下去之后失去了居住的地方。为此他大伤脑筋，整天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又有一个人，为他的忧愁而忧愁，所以前去劝慰他。
劝慰者说：“你不要再发愁了，天是不会塌下来的。你不想想，天是一团气，怎么会塌下来呢？我们生活在气中，吸进去的是气，呼出来的也是气，到处都是气，没有没气的地方，这就是天。我们每日都生活在天中，天怎么会塌下来呢？”
忧天者说：“纵使天是气，不会塌下来，那日月不是也会掉下来吗？”
劝慰者说：“日月也是气，所不同的是它们是发光的气。即使掉下来，对人也是无伤害的。”
忧天者说：“地陷下去怎么办呢？”
劝慰者说：“地怎么会陷下去呢？地是用土块积累起来的，把地下的空虚塞得满满的，没有没有土块的地方了。既然地下已经没有虚空之处了，地会往何处塌陷呢？自古以来人们每天在这些土块上行走，都没有陷下去，你为什么要为此担心呢？”
忧天者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高兴了起来。劝慰者看到解除了忧天者的忧虑，也高兴了起来。
对待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楚国哲人长庐子对此事发表过议论。
长庐子听到杞人忧天之事后觉得很可笑，说：“天是由大气聚集而成的，这没有错。彩虹呀，云雾呀，风雨呀，行星呀，这些都属天，都是由气聚集成的。地是由土块累积而成的，这也没有错。山岳呀，河海呀，金石呀，水火呀，这些都属地，都是由土累积而成的。不过，凡是形成的东西都是会毁坏的，既然知道天是由气集成的，知道地是由土块累积成的，怎么又说它们不会塌陷呢？天地是太空中很小很小的两样东西，不过在有形的东西之中它们算是最巨大的了。因为它们巨大，所以存在长久，不会在短时期内就毁坏；要探测它们何时毁坏也不容易。有鉴于此，杞人现在就担心天地崩坏，不免太早了些。然而由此就说天地不会崩坏，这种见解可就荒谬了。天地虽然长久，但总有崩坏的那一天。对于可能遭遇的天地崩坏的人们来说，怎么能不为此而忧愁呢？”
杞人忧天，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贬义的成语。但杞人的忧虑、劝慰者的解说、长庐子的见解无疑都是在思考天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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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井底之蛙与东海之鳌
庄子特别重视个人心灵的修炼，他主张人们在认识宇宙、人生时，要保持一种虚旷、开放的心灵，千万不要使自己陷在固有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里，不要固步自封。庄子曾经借用孔子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从小好学，到现在已经69岁了，但感觉还没有认识到最高的真理，我敢不虚心吗！”
《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河伯见北海若的故事来阐明虚心的道理：秋天来临时候，水流汇集到一处，河流变得更加宽阔，河中的神灵河伯开始自大起来，觉得自己非常伟大，天下无人能比。可是，当他顺流而下到达北海的时候，面对无边无际、烟波浩淼的大海，河伯惘然若失。在这个时候，北海中的神灵北海若教导河伯说：“我和你比较起来，的确是大得无可比拟，但如果和无限的宇宙比较起来，我就像大山中的一块小石子、一棵小树苗。”庄子借这个典故告诫人们：我们的心灵往往受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已有见识和固有成见等的限定，局限性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需要在无限的宇宙面前保持虚心，不要骄傲自大。
《庄子·秋水》中又讲了一个井底之蛙见东海之鳖的故事来阐明不虚心的弊病：井底之蛙对远道而来的东海之鳖说：“我非常快乐！我出来时在井栏杆上跳跃，回去的时候就在破砖块旁边休息。在水里面，游动的水托着我的两腋和两腮，跳到泥里，泥巴就盖住我的脚背。你可以看看井里的虫子、螃蟹和蝌蚪啊，他们都没有我快乐。我独占一坑水，盘踞着一口井，这是最大的快乐啊。”东海之鳖听了以后，就对井底之蛙描述了大海的情形：“一千里不足以形容海的辽阔，八千尺不足以形容海的深远。大禹在世的年代，十年有九年水灾，但海水并不因此增加；商汤在世的时候，八年有七年旱灾，但海水并不因此减少。海水不会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改变，也不会因为雨水的多少而有所增加和减少，这就是无限广阔的大海的快乐。”井底之蛙听了东海之鳖对大海的描述，感到非常茫然。庄子这个时候就评价说：“心胸狭小、琐碎的人去看事物，就像是从竹管子里面看天，天只有巴掌那么大，又像是用锥子去量地，地只有鞋底那么大。这样的人实在太渺小了！”
因此，在庄子看来，虚心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人立身处事的基本规范。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自大，偏执一方。我们要努力开阔自己的眼界，放眼无穷的宇宙和无尽的大道，真正使自己达到自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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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鱼是否快乐？
庄子记叙了一个濠梁观鱼的故事，认为人即使有一定的理性，但仍不能判定游动的鱼是否快乐，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鱼。
庄子和惠施在河堰上游玩，看到水中的游鱼上上下下，自由自在。庄子指着水中的游鱼对惠施说：“水里的鱼优哉游哉地游着，这些鱼一定很快乐呀！”
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庄子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的快乐；但你不是鱼，也不会知道鱼的快乐。怎么样？你无话可说了吧！”
庄子说：“让我们从头说起吧！当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时，你已经默认了我是知道鱼的快乐的。（只是想要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就是在这濠梁之上感悟到的。”
在庄子和惠施的这段对话中，从对话的逻辑上来看，惠施否认庄子能够观察到鱼的快乐；庄子也否认了惠施的观点，原因是庄子认为惠施不是自己，所以也不能体验到自己的情感。而惠施又认为，庄子不是鱼，因而也认为庄子不能够观鱼之乐。表面上看起来，惠施是逻辑推理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涉及庄子对我们人类为什么能够认识事物的情感、意志这个问题的回答。当庄子用“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来回答惠施“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这就掉进惠施预设的人与鱼、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认识的圈子里了。其实庄子的真实观点是人与鱼、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认识彼此的情感、意志的。所以，庄子最后总结性地指出：“我怎么会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我是在濠梁之上感悟到的。”
其实这是哲学上一个很大的认识论问题，即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人类作为认识主体是否能够认识外在事物的情感、意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人的认识极限的问题。庄子在这里无疑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者。他从最高本体“道”出发，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人类的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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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与一个老木匠有一个故事，谈的是言和意的关系。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天道》中。具体内容是：
有一次，齐桓公在堂上看古代经典，一个名叫轮扁的老木匠在公堂下做活，他看见齐桓公专心致志地读书，就放下手中的木匠工具，好奇地走上前来问齐桓公说：“请问，大王您读的是什么书啊？”
齐桓公回答说：“我读的是圣人写的书。”
轮扁问：“写这些书的圣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吗？”
齐桓公回答说：“他们早就死了。”
轮扁笑道：“既然写这些书的圣人早就死了，那么您现在所读的只是些古人的糟粕罢了，哪里值得这样专心致志地下功夫呢？”
齐桓公生气地说：“我在这里读古代圣人所写的书，哪里有你这样一个做车轮子的木匠说话的份？今天你要是能够说出些道理来，那还罢了，要是你说不出道理来，我就要治你的死罪。”
轮遍赶忙解释说：“大王请息怒，我并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也不是故意要诋毁古代的圣人。我之所以这样讲，是用我自己做车轮子的经验来类比的。做车轮子是一件细致、微妙的活计，砍木头的时候慢了，做出来的车轮就会松软而不坚固，快了，又会滞涩而难以嵌入。要做到恰到好处，即不慢不快，得心应手，这其中自有奥妙。但这种奥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没办法把这样的绝技传授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学到这样的绝技，所以，我现在都70岁了，由于找不到接班人，只好还在这里为大王做车轮子。由此类推，古代的圣人死了，他们高妙的思想因为不可言传而随圣人一道消失了，因此，您现在所读的经书，只不过是圣人的糟粕罢了！”
这个故事体现了庄子主张的言和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僵死的，人类的思想意识却是极为丰富、微妙的，因而，语言和思想是两码事，很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从现在观点来看，应该说，庄子的言意关系论局限性很大，他把语言与思想意识加以分割，完全忽视了语言作为达意工具的价值；但从另一方面看，庄子发现了语言作为中介工具的有限性，揭示了人类意识极其丰富、微妙的特征，这又是其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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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人生本来就这样迷茫吗？
有一天，庄子靠椅而坐，仰天而叹，沮丧得如失魂落魄一样。
他的弟子侍立在旁，说：“先生为何嘘叹？人之形体真可以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吗？今之靠椅而坐者，不是昔之靠椅而坐者吗？”
庄子回答说：“问得好。而今我丧失了自我，你可明白？”
弟子道：“自我是什么？弟子愚钝，实不明白。”
庄子道：“天下万物，都是彼此相对。故没有彼就没有此，没有你就没有我，这就是相反相成；可不知是谁使成这样的？是冥冥之中的道吗？道又是什么样子？骨骼、五脏六腑，遍存于一身，自我究竟是什么？我与谁亲近些呢？是都喜欢它们，还是有所偏爱？如此，则百骨九窍、五脏六腑彼此有臣妾关系吗？如果皆是臣妾，这些臣妾之间到底是相互制约呢？或是轮流为君臣呢？难道其中真有主宰者吗？唉，人生一旦接受精气，成就形体，不知不觉中精力就耗尽了。天天与外物争斗摩擦，精神耗尽像马飞奔一样，而自己却不能制止，不亦太可悲了？终身忙碌而不见成功，颓然疲役而不知归宿，可不哀邪！虽说身体不死，有何益处？心神也随身体消亡，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时，本来就这样茫然吗？亦或只我独觉迷茫而别人都不迷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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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有用的树与无用的鹰
极度的悲观厌世，看不见未来的光明，这使庄周的人生态度十分消极。他想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把贵贱得失抛到九霄，去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图个精神上的愉快。为此，他轻视利禄，不图仕进。
楚国国王听说庄周是个贤才，特意派使者带着钱财聘请他当宰相，结果被他讥笑了一顿，把使者轰走了。庄周的朋友惠施在梁国当着宰相，有一次庄周到梁国，惠施因庄周才高于己，躲起来不见。后来，终于相见了，庄周讽刺惠施说：“你知道凤凰吗？它起于南海，止于北海，飞过长空。它一路上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籽）不食，高贵得很。当它从一棵大树的上空掠过的时候，把树上那只正抱着一只死耗子的老鹰吓坏了，失声地惊叫了一声，以为凤凰会来夺走它的死耗子。”
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庄周以凤凰自比，而把惠施比作老鹰，把相位比作死耗子，讽刺意味甚浓，表现出庄周不为利禄动心的高贵品质。不入仕途，追求逍遥，庄周想忘记人世的一切，达到“忘物忘己”的最高境界，不悦生、不厌死，任性发展。不过，这是难办到的，尽管他有随遇而安的旷达态度，但他总还有不安的时候，不可逍遥的时候，躲不开人世间矛盾的时候。自己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抱有什么样的处世态度？放聪明一些好，还是装得糊涂一些好？他总是在考虑。
一次，他和自己的学生到树林里去，看见有的树被伐，有的树没有被伐。学生问：“为什么有的树没有砍掉？”庄周回答：“因为不成材，没有用。”他们从树林出来，晚上借宿友人家。友人家有两只雁，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不能鸣的被杀来宴客。学生问：“为什么要杀不能鸣的那只呢？它不是没有用吗？”。学生感到大惑不解：有用的树被砍掉，而有用的雁却不被杀，那么一个人是有才有用好，还是无才无用好？庄周回答说：“都不好，最好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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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庄子》中的成语
《庄子》的奇妙寓言和生动词语在长期传诵中形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如：白驹过隙、每况愈下、卤莽灭裂、得鱼忘筌、得意亡言、捉襟见肘、无病自灸、分庭抗礼、大而无当、不近人情、求之不得、孟浪之言、莫逆之交、一曲之士、傥来之物、大方之家、相濡以沫、藏舟于壑、善始善终、虚与委蛇、用心若镜、水静烛眉、不可言传、得心应手、满坑满谷、吐故纳新、望洋兴叹、推舟于陆、东施效颦、井蛙之见、管窥锥指、劳而无功、终其天年、夏虫不可语冰、化腐朽为神奇、鹏程万里、越俎代庖、大相径庭、杭木死灰、朝三暮四、栩栩如生、游刃有余、踌躇满志、不见全牛、刃发若新、薪尽火传、安时外顺、螳臂当车、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肝胆楚越、褚小怀大、绠短汲深、呆若木鸡、送往迎来、目击道存、亦步亦趋、失之交臂、天高地厚、哀莫大于心死、索我于枯鱼之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等等，这些成语至今尚为人们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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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髑髅的快乐
《庄子·至乐》中记载了一段庄子和骷髅的对话，反映了庄子的生死观。
有一天庄子去楚国时，看到一个死头骨（骷髅），他边敲打着这个头骨边发其感慨说：“你是贪欲过多、伤天害理导致了这个结果呢？还是遇亡国之乱被刀兵所杀呢？或者行为不善，愧对父母妻子，活不下去而自尽呢？还是受冻挨饿而亡，或者因年寿已尽而死呢？”庄子尽管属于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主张出世，但是，这一连串的对死者死因的追问，似乎表露出庄子评价人生的标准也有世俗的道义成分。也就是说，他的观点与儒家的入世态度和价值标准有相似的一面。但事实上，庄子在这里只是自我设问，目的是突出他对骷髅的询问，并表露出对骷髅的谴责，都是从“生人之累”出发的；所以，髑髅要给这位知生不知死的“辩士”补上“死之说”这一课。
庄子是倡导自然无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时不时地也表现出某种常人的情感和是非判断。
骷髅认为，天地间最快乐之事莫过于死，因为只有死者才不再承担上忠君、下恤臣的义务，也不再有穷于应付各种社会事务和礼节仪式的烦恼，无忧无虑，安危顺从于天地自然的变化，即使是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君王，他的快乐也不过如此啊！庄子以为这不过是空谈，以言激之说：“假使我能让主管生命之神重新给你一次生命，重生形质肌肤，并一同回赠给你父母、妻子、邻居和熟悉之人，那你愿意还阳吗？”谁知骷髅却深深地皱着眉头说：“我怎么能放弃这君王一般的快乐而重新去承受人世间的劳苦呢？”
事实上，君主也活在人世间，但庄子主张的君主之乐，是超脱了的高境界的快乐，也就是说，这种快乐不受任何人和事的束缚。权位给他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条件，使得君主能够享受最为充分的精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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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真人”的境界
有一天，庄子在和弟子讨论问题。
弟子问：“怎样才算了解大道的人呢？”
庄子说：“了解道的人必定通达于理，通达于理的人必定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才不会因外物而害累自己。有至德的人，入火不觉热，沉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兽不能伤。这是因为他能明察安危，安于祸福，谨于去就，故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害他。”
弟子问：“世上真有至德之人吗？”
庄子说：“孔子即是。”
弟子问：“何以见得？”
庄子说道：“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义，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其忧国忧民之心，可敬可佩、可歌可泣也。一次，孔子游说到匡地，被卫国人层层包围时，仍弹琴高歌，满不在乎。路人见孔子，问道：‘老师您有什么可乐的呢？’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吧：我早就忌讳贫穷，仍难免潦倒，命运所制也；我也早就向往腾达，仍未得富贵，时运所限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达者，亦非智失也，时势使然也。行于水中不避蛟龙，此是渔夫之勇；行于陆上不避狮虎，此乃猎人之勇；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此乃烈士之勇；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仲由，你且坐下。我的命运自有老天安排！’不一会儿，有身披铠甲的人走过来，向孔子道歉：‘很对不起先生！我们以为是阳虎，故包围起来。现在才明白误认先生了，我们马上撤退！’孔子可谓通达权变的至德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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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有一次，弟子问庄子：“先生一向乐观大度，今日为何悲歌哀叹？”
庄子道：“天下有至乐的国土吗？有可以养生健身的诀窍没有？身处当今乱世，干什么正当，不干什么无凶？住在哪儿为安，逃向哪儿无险？依就什么可靠，舍弃什么无忧？喜欢什么合理，厌恶什么无祸？”
弟子回答说：“天下人所尊崇的，是富贵、长寿、美丽；所喜好的，是身安、厚味、美色、美服、音乐；所鄙弃的，是贫贱、病夭、丑陋；所苦恼的，是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身不得美服、眼不得好色，耳不得好音乐。以上不就是常人的好恶避就、养生全身的道理吗？先生还有何高见？”
庄子说：“倘若不能如愿，则大忧而惧，其对待生命的态度，岂不是很愚蠢？想那贪富者，辛苦劳作，积财很多而不能用尽，其养身之法是知外而不知内；想那求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好坏，其养身之法是知疏而不知密。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昏昏，久忧不死，何苦呢？其养生之法是知远而不知近。”
弟子说道：“先生之意，是说富贵、长寿等都是外在的东西，都不足以真正地养生。对吧？”
庄子点点头，又道：“烈士是为天下所称赞的人，未足以保全己身。你说烈士是该称善还是不该称善？若以为善，不能保全自己；若不以为善，却能保全他人。古人道：忠谏不听，则闭口莫争。伍子胥忠谏强争，结果被吴王害了性命；如不争，伍子胥又难成忠臣之名。你说怎样做才算善行？”
弟子似有所悟：“先生是说：名可害生，追求美名并非养生之道？”
庄子未置可否，继续说：“今世俗之所作与所乐者，我也不知其乐果真是乐，果真不乐？我看世俗之所乐，不过是举世群起追赶时髦，蜂拥向前如被鞭之羊，洋洋自得而不知何求，都自以为乐，我也不知是否真乐。不过，我视无为恬淡方是真乐，而世俗却不以为然，以为是大苦。”
弟子道：“我明白了。先生认为：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庄子道：“对，对！无乐方为至乐，无为方可保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不过，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有无为可以保命。为何这么说呢？你想：天无为而自清，地无为而自运。此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恍恍炮炮，不知所由；恍恍惚惚，不知所出；万物纷纭，皆从无为而生。因此，天地无为而无不为，谁能体会到无为的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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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知子莫若父
陶朱公范蠡还住在陶时，曾生了一个小儿子。等到长大成人后，陶朱公的二子因杀人，被楚国拘囚起来。陶朱公说：“杀人偿命是应该的，但我听说有千金之家财，其子可以不被处死于市中。”于是备齐千金，准备让小儿子前去探视。但大儿子也坚持要去，并说：“父亲不让大儿子去，而让小弟去，一定是父亲认为我是不肖之子。”说着竟要自杀。夫人见此，再三强劝陶朱公，陶朱公不得已，只得让大儿子去，并附信一封，叫他交给自己过去的好友庄生。并对大儿子说：“到了以后，把礼金送上，然后一切客随主便，不要与他争辩。”
大儿子到后，便按照父亲的嘱咐去做了。庄生对他说：“你快走，不要继续留在这里了。即使你弟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是什么原因。”大儿子走后，并没有按庄生吩咐回去，而是偷偷地住在楚贵人那里。庄生虽穷，却以廉洁耿直为标榜，楚王以下的大臣们都把他以师视之，非常尊重他。陶朱公的儿子所送千金之礼，庄生并无意收下。原本想把事情办成后，再退还给朱公，现只以为信守之据，然而陶朱公的长子并不理解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一天，庄生找了个理由觐见楚王，说天上有星相显示，有事不利于楚国，只能用做好事的方法才能消除。楚王一贯信任庄生，于是就命人封住三钱之府，准备大赦天下。楚贵人欣喜地将此喜讯告诉了朱公长子。不料朱公子想，大赦时弟弟一定会出来，千金岂不白送庄生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庄生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离开这里？”朱公长子说：“弟弟今将大赦，故而特来告辞。”庄生明白他的意思，就把钱还给了他。
庄生被陶公子耍弄，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于是就又觐见楚王说：“楚王大赦是为了修德去凶，可楚国的百姓都说，陶地的富翁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在楚，他们家里就用金钱来贿赂楚王左右的人，所以说楚王大赦并非为楚国百姓，只是为陶朱公的儿子一人着想罢了。”楚王听后大怒，下令将陶朱公的儿子立即处斩，然后才下大赦令。
当陶公子拿着弟弟的死亡通知回到家时，母亲及乡亲都很悲伤，陶朱公说：“当我听说你的行动，就知道你一定会害死你的弟弟。这并非是你不爱他，只因为你从小与我一同创业，备尝生活的艰辛，所以很看重钱财。至于你小弟，本来就生长在富裕的环境里，出门乘车、骑马，不知钱财来得不易。我派他去只因为他能抛舍钱财，而你却不能，最终是你杀了弟弟，不是见怪，我早就料想你会带丧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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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盗与小盗
在《庄子·外物》篇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叫《儒以、发冢》，也就是儒家以《诗》、《礼》等经典为依据来偷挖人家的坟墓。
故事说，在偷挖坟的时候，大儒在地面上催促说：“太阳快出来了，事情怎么样了？”小儒在坟里回答：“还没解下尸体的衣裙，它嘴里含有珍珠。《诗经》本来就说过：‘青青的麦子，生长在山坡，活着不肯把财物施舍，死了含着珠子却为何？’”说完就拽着尸体的鬓发，压下它的下巴，用铁锤敲它的面颊，慢慢地震开了它的嘴巴，珍珠一点没损坏就从嘴里取出来了。
这个故事虽是虚构的，用来讽刺挖苦儒家的伪善，但庄子确实认为仁义和智慧是给窃国大盗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庄子曾说：“人们为了防备贼撬箱开柜偷东西，就把箱子柜子绑得紧紧的，锁得严严的，这是一般人所谓的聪明的办法。可是大盗来了，连箱带柜一起都扛走了，他还怕你捆得不结实呢！那么原来所谓聪明的办法，不正是替大盗积累保存财富吗？而且不止是所谓聪明人替大盗积累财富，就是所谓圣人，有不替大盗当保管的吗？就像从前的齐国，大小城镇一个接一个，人民上山打猎，下海捕鱼，下地耕种，所到之处，方圆有两千多里。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宗庙社稷，设置州邑乡里，这何尝不是效法圣人那一套治国办法呢？可是后来田成子杀了齐国国君，篡夺了政权，他所盗取的难道只是齐国这个国家吗？他是连同圣人的仁义礼法也一起盗窃去了。所以田成子虽然有盗贼之名，可他安乐得如同尧舜一般。小国对他不敢非难，大国对他不敢征讨，他一直占有齐国，传了十二代。这不正是他盗窃的不止是齐国，还连同圣人之法，并且用这圣人之法来保护做盗贼的自己吗？”
因此，庄子愤慨地大声疾呼：“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有双料的圣人来治理天下，也是给大盗造成加倍的利益。圣人发明斗、斛来量东西，大盗就连斗斛一起偷走；圣人发明秤来称东西，大盗就连秤一起偷走；圣人发明契约、印章来保证信用，大盗就连契约、印章一起偷走；圣人发明仁义来矫正世风，大盗就连仁义一起偷走。怎么能证明这些呢？请看那偷衣带钩的人要被杀头，可偷了整个国家的人却当了诸侯；诸侯的大门里正有着仁义啊！这不是他盗窃了仁义和称圣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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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君子儒与小人儒
自夏代开始，中国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这些礼仪制度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规范之内，从而保持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并且也从这些行为规范中，培养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的习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祭祀神祗和战争，因而，这套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祭祀神祗。这些礼仪到了周代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也非常烦琐，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掌握它们，并且在行礼时充当司仪。这些通晓礼仪规范并且在贵族人家祭祀行礼时充当司仪的人们，被称为“儒”。他们必须通“三才”（天地人）、阴阳之道。也就是说，儒不仅要懂得行礼时的那些仪式，还要通晓那些仪式的意义和作用，即礼中之道。
墨子时常讥讽儒，称其“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此是墨家对儒者的贬辞，仅仅反映儒者的部分情况。其实，他们大都是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知识和道德的学者。
到了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办学授徒，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关心国家大事。道家和墨家都称孔子一派为儒者。孔子早就意识到这点，为了避免人们的误会，要与上述儒者区别开来，特别告诫自己的学生：“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显然，他们自认为是君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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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儒学可以称为“儒教”吗？
由孔子所创立的学说，简称“儒学”。儒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它是一门解释经典的学问。这些被解释的经典内容，是孔子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居指导思想地位的成分，即如何按照上帝或者天的意志，把国家治理好。孔子最完整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和这些文化设施中所体现的思想，并且通过自己的重新解释，使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都得到了根本的进步，同时也就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这些被解释的经典一般说来有六部，即“六经”（《诗经》、《尚书》、《礼仪》、《乐经》、《易经》、《春秋》）。孔子去世后，被尊为圣人，于是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的，或者被认为是孔子传授的著作的，或者记载孔子言论的书，都被当做经典，这样的经典有《论语》、《礼记》、《孝经》；再后来孟子等人也被尊为圣人，于是他们的作品《孟子》也被当做经典；还有两部书，被认为是孔子以前的书，如《周礼》，后来也被儒者们当做经典。而解释这些经典就成为儒学的基本内容。直接的解释开始时叫做“传”，后来也叫做“注”、“疏”、“解”、“释”等等；间接的解释，形成后来被称为“子书”的主流部分。因此，可以说，儒家学说继承了在它产生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后来又被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延续下来。
至于“儒学”是否可以称之为“儒教”，至今仍有争论。赞同“儒教”的一派认为，儒教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这个宗教的神灵系统是中国传统宗教的延续，它的理论部分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他们认为，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儒教的诞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取消了对上帝鬼神的祭祀，标志着儒教的崩溃。儒教把天（上帝）作为至上神，但是对天作出了重新解释。儒教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就是国家设立的专门负责祭祀的机构，起初叫做“太常”或“奉常”，后来叫做“礼部”。儒教认为天子就是上帝之子。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子只有一个，而儒教的上帝之子，则要由上帝根据他们的德行而加以任免。上帝任免天子，天子任免官吏，官吏的主体由儒者担任。
也有人反对把儒学称之为儒教，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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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儒家八派
儒家八派的区分，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其中不免有韩非的主观影响。事实上，韩非对儒学八派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定，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只是孔子去世之后，战国初年以至战国末年的儒学大概情况。
主要有以下几派：
1.子张学派。子张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之一，以积极参与政治为特色。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犯过罪的人，只是跟从孔子学习之后，才改邪归正，终于成为儒林中的名士。从史料看来，孔子对他并不是十分满意。而且孔子的一些弟子也经常批评他，说他精神境界不是很高。荀子在文章中还骂他是“贱儒”。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否则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多而强烈的批评。
2.子思派。子思是孔子之孙，其导师是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之一曾参。据说《大学》和《孝经》两部著作都是由曾参从孔子那里传下来的。而子思又根据传授创作了《中庸》。《大学》、《中庸》被宋代儒者作为《四书》的基本内容，在儒经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一派从宋代以后影响也很大。他们的代表人物曾参、子思，都作为圣人，陪同孔子享受祭祀，称“配享”。这是孔子以后儒者的最高荣誉，得到这个荣誉的共有五人。
3.颜回派。颜回是孔子亲自认定的最好的学生，但家里贫穷，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吃着很简单的食物，不幸早逝。孔子非常悲痛，认为这是上天要让他的道失传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就是孔子对颜回的称赞。
4.孟子派。宋代开始，认为孟子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是子思，所以把孟子和子思看做一派。《孟子》一书和《中庸》，在思想上确实有许多接近的地方。
5.漆雕氏派。由于孔门弟子中有三漆雕，即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因此，此派的人物所指就含糊了，学者们也往往因理解不同而有差别。如果将此三漆雕进行比较，似乎只有漆雕开最具有传学的资格。其他二人的情况似乎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模糊不清了。这个派别的特点是不畏惧权势，不欺侮弱小，行为正直，处事勇敢。
6.仲良派。仲良派的情况至少到目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已知文献中孔门弟子无此人，而且非孔门人物中似乎也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
7.孙派。与仲良派情况类似，在孔门弟子中并无孙氏，故此派学者指哪些人也一直是人们争相猜测的问题。梁启超、郭沫若等人以为是指荀卿，因为荀卿又称孙卿。
8.乐正派。有人认为乐正指曾参的弟子乐正子春；有人认为指孟子的弟子乐正克。具体情况不明。实际上，孔子以后儒家的分化情况还很复杂，据荀子所说，还有子夏派、子游派、子弓派等，其代表人物都是孔子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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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儒学一二三
儒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王充、王弼、孔冲远、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戴震、康有为等。
儒家的著作和典籍主要有：《诗经》、《尚书》、《周易》、《礼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春秋繁露》、《四书集注》等。
儒家学说主要有：德政说、仁政说、大同说、公羊三世说、性善说、性恶说、性三品说、气质之性说、与天地参说、天人感应说、天道自然说、天人交相胜说、天人合一说、以无为本说、天理人欲说、主静说、主敬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本末论、体用论、理气论、常变论、动静论、生死论、经学、谶纬之学、玄学、理说、心学、经世之学、现代儒学研究等。
关于儒家派别的划分有多种。除了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八派之外，宋代以后又出现了几派，主要有：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洛学（以二程为代表）、闽学（以朱熹为代表）、泰州学派（以王艮为代表）、东林学派（以东林党为主）、乾嘉学派（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儒学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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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儒家的修炼方式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63岁的时候，有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时，司马桓砍倒大树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后来到了卫国，又被错抓入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包围，围困达七日之多，结果饿得弟子们有气无力；但孔子却毫不计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孔子的意志力比一般人要强好多。
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修炼方式的成果。
儒家功就是儒家的学者以及信徒修炼的一种功法。关于儒家功的内容与方法，主要见于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和荀况的《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
儒家功将正常的生活、道德修养和练功融合为一体，练功的目的是更积极地入世和更好地治国，不像佛家和道家那样为了出世，这是儒家功最突出的特点。《大学》中有明确记载：“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则格物，格物而后知至。”
儒家功如果按照佛家的看法，还没有脱离“我执”的束缚，但儒家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入世，所以这种功法本身就是对于绝对自由的一种约束。
儒家功和道家功、佛家功相比，非常简单，主要是以守静的心斋、坐忘为代表。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问他什么是心斋，孔子答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神），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可以看出，孔子所主张的心斋是通过意念专一、呼吸细长、耳之不闻、唯心能觉，进而达到神气合一，进入清静纯一的境界。孔子认为心斋这种功法是修身的关键，不但可以使人不出户而知天下，还能使人延年益寿。有了这种认识，孔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使自己保持一种宁静豁达的心态。
孟子在继承孔子守静的理论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内观养心养气的功法。孟子的功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放心或养夜气。求放心就是把为外物迷惑的心收敛起来，养夜气是把人在子夜到清晨未与外界事物接交时的清明之气存养起来。孟子认为这是保养真气的好方法。第二阶段是思诚和养浩然之气。思诚就是悟道，至于养浩然之气，就是一种“至大至刚”的宇宙元气。
孔子和孟子之后，儒家的学者们基本上都继承了孔孟先圣的静坐功法。到了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静坐看做同读书、做学问同等重要的事。但是，儒家的静坐一直没有详细的理论和具体的功法。到了明朝时期，儒士高攀龙参考了程朱的理学思想，又吸取佛、道两家的功法精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的静坐理论。
关于静坐方法，高攀龙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默默静坐。”所以，高攀龙的这种儒家静坐法，虽然很平淡朴实，但也是一种大众化的静坐法。
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和弟子们在儒家功法方面都没有超过先圣孔子，其实，儒家的功法是一种为入世做准备，或者对强身健体起促进作用的功法。儒家功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多高多深的功法和境界，而是静心养性，培养意志力和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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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孔子是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末年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名丘，字仲尼。其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来定居鲁国（今山东曲阜）。宋国是商朝（又称殷朝）的后裔，所以孔子常自称“殷人”。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由于周公对周朝的特殊功勋，周天子特别允许鲁国用天子的礼乐祭祀神祗。因此，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周代文化，在鲁国保存得比较丰富和完备。这样的文化背景为孔子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孔子幼年家境贫困，但聪明博学，十几岁时就以通晓礼乐制度闻名。为了养家，他做过不少当时被认为是低贱的管理粮库和放牧的工作，后来做了鲁国某地主官，只一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于是先被提拔为大司寇，即主管司法的官吏，并且代理宰相。在代理宰相期间，曾随同鲁国国君和齐景公会盟，以自己的学问和才智，折服了齐国君臣，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迫使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土地。然而由于鲁国的政局动乱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使他不能平稳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不得不一再离开鲁国，到其他国家谋求发展。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到过当时的很多国家，这样的旅程被称为“周游列国”。
孔子到过当时周天子所在的洛阳，向当时主管国家图书的老子请教过有关礼仪的问题。他到过齐国，齐景公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此后又到过卫国、陈国、蔡国等国家。
晚年，孔子看到亲自使天下归于秩序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于是放弃做官，专心于教授学生和整理古代典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劳作，把古代英明帝王的统治经验流传下来，使后世有所遵循。他整理的典籍有《尚书》、《诗经》，根据鲁国史料写成的《春秋》等。
孔子一生教授了很多学生，史书上记载，他的弟子有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位。72位之中，又有十几位是最优秀的。这些学生，多数都成为国家的官吏，其中不少人还是国家的大将、宰相或者顾问，在当时和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热心教授学生，只要拿很少一点礼物，他就收作弟子。有很多人，是父子两代都跟他学习。
孔子去世后，依照礼制，弟子们都为他服丧三年。其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子贡，在孔子墓旁修建了一个草棚，为孔子守墓六年，然后才离开。后来，他的弟子和鲁国群众有许多就在孔子的墓旁安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居民区。儒者们也经常在孔子墓旁演习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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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国古代第一位教师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虽然一直名声很大，但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照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的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基，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到比王还高。据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不是惟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孔子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也这样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主，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文化。虽然从历史上来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或许也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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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那时，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地发生。例如，公元前607年，晋赵穿杀了晋灵公。公元前548年，齐崔抒杀了齐庄公。虽然晋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极端暴虐的统治者，但臣杀君，在孔子看来就是犯上作乱的表现。孔子曾经说：天下太平，周王朝就能按照周礼的权威掌握全国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大夫都可以不顾周礼的规定，不服从周天子的权威，擅自执掌大权，老百姓也议论纷纷，简直不成体统了。
孔子认为要制止上述各种“邪说暴行”的流行，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重要的就是要“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照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复周礼所制定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当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例如，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本来违反周礼，孔子也明知这一点。但当别人问他时，他说鲁昭公“知礼”，故意替鲁昭公掩饰。季氏有些僭越行为，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流行的现象了，孔子却特别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要求复兴周礼，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他还对周礼进行了一定的发挥和补充，主要表现在强调道德教化方面。他认为，如果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的事情，引导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人心自然就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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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而立、不惑、知天命
孔子在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
孔子还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个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知者。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了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个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有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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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应该如何学习？
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是教育。他从事教育近半个世纪，先后有弟子三千。不少弟子学习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业，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以“学而知之者”为教育对象，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而且认为“上智”和“下愚”是不能够改变的，但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并不是以“生而知之者”为出发点的，而是把它作为不必讨论的问题悬置起来。他从来没有具体指出过哪个人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相反，他明确地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他把注意力放在后天孜孜不倦的学习上。
在教学内容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他说，学诗能使人振奋，学礼能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学乐能使人的学问得以完成。《论语》中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新”，即以四项科目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经验、对待别人的“忠”、与人交往的“信”。可以看出，孔子教学内容主要限于政治和伦理，也就是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孔子提倡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他自称“好古敏学”，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的学生冉求以“力不足”为理由，不愿学习，他批评说，所谓“力不足”，是走路到半路走不动了，你现在还没有起步就喊“力不足”，这是画地自限，不愿努力。相反，他反复称赞箪食瓢饮，坚持学习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孔子不仅提倡向书本学习，也提倡向周围的人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提倡不耻下问。一些浅薄的人看到他这样，以为素称知礼的孔子原来什么也不懂，孔子却认为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知礼。
孔子还根据长期教学的经验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都成为学习的格言。而最有意义的是他提倡学与思的结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是他的名言。另外，还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孔子还用譬喻法来阐述学与思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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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同与小康
孔子在末年鲁国祭祀祖宗和百神时做助祭者，祭祀完毕，登上庙门前的望楼，突然发出长叹。弟子们问他为什么叹息，孔子说，他没有能够赶上上古那非常美好的时代，但心里对那个时代向往极了。
孔子描述那个时代说，那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原则通行的时代。依照那个原则，人人都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讲究信誉，和他人友好。所以人们不仅爱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也爱别人的父母和孩子。老年人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年幼者能够很好地成长，失去父母的孤儿，死了配偶的寡妇，丧失儿女的老人和残疾者，都能得到大家的关怀。男子都有自己的职责，女子都有自己的归宿。财物虽然不可以随便浪费，却不一定要属于自己；不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会感到遗憾，但不必是为了自己。这样的时代，用不着智慧和谋略，也没人偷盗和抢劫，家家都不用关锁门窗。这就是大同时代。
孔子继续说，但是现在，这伟大而美好的原则不见了。人人都为着自己的家，都仅仅爱自己的孩子，把财富据为己有，努力为了自己。君主们都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和壕沟来保护自己。以礼仪作为法则，来规定君臣的职责，来巩固父子的关系，来使兄弟友好，来使夫妻和睦。建立了各种制度，以区分贫贱，以奖励勇敢者和智慧者，以求他们为自己建立功勋。这样，谋略产生了，战争兴起了。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领袖。他们六人，没有不重视礼仪的。他们以礼仪为标准，考察人们的行为，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实行仁义，给人民以行为的规则；不这样做，就被认为是有罪，遭到大家的抛弃。这样的时代，叫做“小康”。
后来的儒者以此为标准，把上古的大同时代作为他们理想的时代，但认为那样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只能努力实行仁政，达到小康。实际上，他们又往往认为，孔子以后的时代，连小康也很难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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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和同之辨
和同之辨，这是儒学关于和谐问题的主张。
追求和谐，其中包括追求国家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谐，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共同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在孔子以前，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讨论过和谐问题。他们认为，和，是保持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比如各种调味品调和起来做成美味佳肴；同，就像不断添加同样的调味品，这样做不出好吃的食物。
用于君臣关系，所谓“和”，也就是在君主说是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非；当君主说非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是，以补充君主的不足。儒学继承了这样的主张，孔子认为君子采取的态度是和，小人采取的态度是同。
孔子否定“同”，后来的儒者就把如何才能做到“和”作为自己讨论的主题，其中周敦颐认为，和的前提是秩序，有了秩序才有和谐。秩序的前提是人人安于本分，即君主要安于君主的地位；臣子要安于臣子的地位，不可想做君主；百姓要安于百姓的地位，按时如数地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担负劳役，而不该有非分之想。只有这样，才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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