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是能量中心，是围绕着一个强调感情的价值核心形成的。每一次类似的事件发生之后，都能在情结的意义上得到解释，并进一步强化这种情结，也就是说，表现这种情结的情绪会得到加强，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生活事件，摆脱不了情结的影响。
情结标明了个体中容易产生危机的地方，作为能量中心，它构成了精神生活的活力。情结一方面对生活起了阻碍作用，带有情结的人总是以一种固定的方式产生过度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与当前的情境并不相称，而是带着以往经历中的滞留物，通过对这种情绪的抵制，产生了固定不变的行为和体验方式。但另一方面在情结中也潜伏着新的生活机会的萌芽，与荣格的时代相比，现在更多地把情结解释为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根据荣格的形成假说，情结”产生于适应要求与个体所特有的与这种要求不相符的特性之间的冲突“.据此看来，适应要求只能是来自于一个或多个相关人物，这样，情结就描摹了童年及以后生活中困难关系的模式连同相关的感情和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以及防御策略。所以，情结中总是存在亲近对象和相关的自我，其间的关系往往曾经很困难。
内化的失败以及由此引起的目标恒定性的缺乏或不完善，会在心理上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既涉及对他人的信任，包括生来的轻信和生来的多疑，也涉及对自己的信心，涉及是否相信来自内部的帮助。如果潜意识中确实存在或能够感觉到某些创造性的东西的话，我们能否接受，还是必须怀疑？这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自我轴心，是否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自我同一感，是否能够进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及是否能够获得独立性，而同时又能和一个善恶并存的自我保持联系。在一个更为实际的层面上，这一切又反作用于对自己和别人的缺点的接受态度，因为如果没有目标恒定性，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评价就是要么十全十美，要么一无是处。如果我们很差劲，那么我们就一文不值，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强大的威胁，谁都能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这是最为绝望和无助的状态。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和目标恒定性的缺乏或不足有现在心理学所关注的是完整的自我恒定性和目标恒定性的理想模式，而这是不正确的3我们自己非常清楚，有时必须具体感受现实的人,这样就不至于产生损失感，不至于轻易贬低那个我们事实上或自以为已经失去了的人，把这人说成是”恶人“或干脆把他忘了。分离会使我们失去自信，分离会引发焦虑，而那个离我们而去的人正是威胁了我们良好的存在意识，因此我们就把”恶“投射到了他的身上。比如有人无情地离弃了我们，那么这个我们也许已经爱了15年的人突然就只剩下”恶毒“了。如果有人指出我们也曾爱过此人，我们就会把这解释成是爱情导致的痴迷，在久久的悲哀之后，我们才能再次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人是善恶并存的，而我们自己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也是善恶并存的。练习阶段的分裂以及对分裂的两个部分的支配的意义，在于可以使孩子更为轻松地追求独立性，孩子能够离开亲近对象，在某个时候又回到亲近对象身边，他可以享受依赖性和安全感，而不必担心因此失去独立性。因此，这个再次接近的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时一个坏母亲会突然又变成了好母亲，这个阶段对于焦虑的形成精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亲近对象来说，这种情形不是那么蜃轻松的，孩子终于稍稍有了一点独立性，亲近对象对此往往很i高兴，但孩子突然又哭着不肯离开母亲的裙角了，亲近对象得一刻不停地为他忙碌，而他则表现出比先前更强烈的焦虑。针对这个阶段的孩子，亲近对象最为合适的行为方式是，接受孩子，一呼即应，即便在孩子要求维持童年早期的关系形式时也给予满足。但在孩子再一次表现出独立意向时，绝不加以阻拦，独立和关系必须同时并存，生活才能成功。
一方面是依附的愿望，甚至可能还想成为另一个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分离、独立的紧迫性，想自己承担责任，在这两者的冲突中产生了焦虑。或者换句话说，焦虑产生于共生和形成自我意识的两难境地之中。两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也都认识到了焦虑形成的这两个方面，弗洛伊德后来认为焦虑的根源主要是各种分离。
他认为，人其实总是想有所依附，有所束缚，一切焦虑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又不得不总是不断地分离，但这并不一定仅仅是从关系方面考虑，也涉及自己与自我形象的分离。因为别人的嫉妒而失去了好感，失去了归属感，失去了信任，这一切都可以归入分离焦虑的范围。
荣格对于焦虑有一‘句精辟之§:”存在受到妨碍和束缚的新的人格成分产生焦虑并且转化为焦虑“.
他更看重自我意识形成、自我形成和独立性发展的方面，如果一直潜伏于我们身上的新的人格成分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发展，而是受到了遏止，就会产生焦虑。荣格认为处于中心地位的更多的是对失去自我的焦虑，而弗洛伊德认为是对失去爱的焦虑，两者其实是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失去爱的焦虑和对失去自我的焦虑，是同一枚纪念章的正反两面，对分离的焦虑和对不能独立的焦虑彼此休戚相关。即便孩子顺利地经受住了生活中的第一次分离，也永远不能说明他从此就只有独立性了，两者在生活中必须都占有自己的地位：依赖性和独立性，留下和离去，服从命令和自作主张。如果一个孩子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良好的条件，那么他就可能发生分裂，或者逃避独立，或者逃入独立，要么是不自然的依赖性，要么是不自然的独立性。
二、焦虑面面观 尝试世界：亲近对象的控制作用
在什么情况下，除了亲近对象的行为之外，对其他事物也精能让善恶两方面同时并存，能够同时内化亲近对象以及自己I的善恶两种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幻想一个起iJ保护作用的好的亲近对象。孩子是否能有一个过渡空间尝试I这种幻想。脱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的控制人物的创造性影系
?,]响了孩子的发屣，根据两者共同作用的状况，很容易判断孩子是否能够不带焦虑地尝试世界。
柯尼希关于脱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与焦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的理论对临床实践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控制的方式以及相关的情结或广泛性的相互作用表现，对惊恐障碍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脱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孩子表现出了扩张性，所内化的广泛性的体验是对亲近对象对待孩子的扩张需求的方式的体验，是对此加以鼓励，还是小心翼翼地护着孩子，对一切都加以禁止，抑或是听之任之。柯尼希在此非常贴切地使用了”控制客体“的表达方式，因为事实上亲近对象在孩子遭受到的危险和征服世界的快乐之间控制着孩子。我们内化的同伴深受这个阶段中亲近对象的控制方式的影响——我们往往有各种不同的亲近对象——这种内化的同伴在这种情形中也能起控制作用，往往在无意识中帮助我们对付焦虑性情境，并且能够大致上正确估计扩张和保护的关系。
恐怖性心理结构的背后最根本的发展题目是：怎样才能形成自我而同时又能保持母亲或亲近对象的爱？在恐怖性心理结构的背后或惊恐障碍的背后，可以发现一个起着重大作用的亲近对象，这个亲近对象自己有着莫大的焦虑，因此严格拘管孩子，而不能给孩子以更多的结构性。这类人向孩子传递的信息是，跟他们呆在一起最安全，而世界是危险的。或者他们对孩子漠不关心，让孩子过早地、过多地独处。通过观察%
可以发现，那些因为自己的焦虑而对孩子进行严加拘管的亲近对象常从孩子手中剥夺一切，因为他们担心孩子不能把事情办好，担心孩子可能会受伤。这样，孩子就毫无独立性，而且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亲近对象反正能做得更好。
很久以后我们还能在生活中识别出这样的烙印情境，因为在以后的生活中这样的情境还会反复出现。如果一个亲近对象从18岁的”孩子“手中还要剥夺一切，那么他肯定对两岁的孩子也是这么干的。但这不一定仅仅是出于焦虑，也可能另有原因。
作为孩子或青少年，与焦虑的亲近对象是很难相处的。
他们自己缺乏结构性，因而紧紧抓住自己仅有的那点结构精性。这种亲近对象把攻击性投射给了世界，他们自己内化的|亲近对象和关系理论太少，因此要么是他们自己亲自控制别曼J人的所作所想，要么由世界控制这一切。孩子所得到的教诲I往往是，世界是危险的，生活是危险的，因此最好闭门不出，不系
要改变自己，不要做任何冒险。这样做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孩子既没有学会靠自身的冲动完成独立性的发展，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攻击性，即便足不出户，在家里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来帮助自己解决愿望和攻击性的问题，并在以后帮助自己独立。
孩子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这种阻碍可能还被理想化了。更糟的是，牺牲了自己的独立需求未必一定就能换得亲近对象的爱。
很少拘管孩子的亲近对象可能让孩子过早地自己独处，这也会引发焦虑3他们让孩子感觉到只要不偷懒，什么都能独自对付，这种亲近对象觉得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忧虑已经够他们受的了。在脱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的再次接近危机中，首先就会暴露问题，孩子在18个月左右体验到分离的感觉，害怕自己的胆量，渴望回到围裙边，这种情形在以后的生活中当然还会不止一次地重复出现。而那些很少实施控制的人同时却又是苛刻的，可能会提醒孩子以前也不曾需要他们的帮助，现在孩子同样也应该可以独自应付一切。这种亲近对象对孩子要求的独立性是孩子根本还没有学会的，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在这儿亲近对象把潜伏的或暴露的攻击性——也包括对孩子的攻击性——直接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该走，孩子该行动，虽然孩子还不具备足够的把握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很少实施控制的亲近对象的行为在生活中所引起的后果体现在以下两种类型的心脏病恐怖症患者身上。A类人是紧抓不放，对于他们说来，紧紧地依附于某一个人是不会出现惊恐发作的保障。因为他们非常需要他们所依附的那个人，因此对其即便敢怒也不敢言，否则就有失去那个人的危险。失去了那个人就会引发惊恐，这样就导致更紧密的依附。这是一种反相形成，他们不体验和容忍自己的愤怒，却总是强调他们是如何感激那个人的。
B类就是所谓的反恐怖行为者。这类人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心脏病恐怖症。他们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能使一切尽善尽美，他们一直努力在生活中独自应付一切，他们是成功者，这种人是不可摧毁的3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软弱了，那精可能是像所有的反恐怖行为者一样,出现了补偿失调并且很|多未解决而受到压抑的问题都突然爆发了。如果别人暗示他眞们其实有能力解决问题，他们就能把问题解决得更为出色。
B类是反恐怖行为者，他们被迫独处，对自己要求严格，他们必须独立和坚强。这些人在脱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必须仓促地建立起一个理想自我，来不及形成足够稳定的目标恒定性。他们往往很久以后才在回忆中确定自己这段发展的时间，他们回忆起某些生活情境，正是在那些情境中，他们开始明白现在一切都得靠自己了，虽然他们迫切需要帮助。在回忆这些情节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识到孤立无援对生活产生的影响，早期理想自我的形成及其固执和孤立无援的处境是有关系的，因为孤立无援，他们必须证实自己拥有很好的能力对付生活，结果他们就不再需要任何人了。因此他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对他们的能力产生怀疑，他们就会出现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会以最佳的方式充分利用生活机会。这种类型的人不需要同伴，甚至宁可选择一个不如自己的人，这样他们自己就能充当强大的同伴c他们确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必须也能够靠自己一个人完成，这使他们长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种生活状况以及相应的关系模式如果不加以改变，他们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可能会走向崩溃：在这个世界上人是不能什么都靠自己一个人干的，这就是一种崩溃。
亲近对象的行为方式不论是过于严格的管束还是过于放任自流，都会导致孩子对这个世界也对自己产生不安全感。在第一种情况中，世界太危险了，自己应付世界的能力得不到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孩子觉得自己很无能，而不知道他可以相信自己什么，而什么又不能相信。而过于放任自流的亲近对象对自己的独立要求过高，于是就苛求孩子。如果这个孩子有很高的天赋，这种苛求还不会造成什么恶果，否则孩子会深受其害。
三、焦虑性障碍 强迫症
施特恩和科布认为最常见的强迫行为是强迫性重复、控制癖、洁癖、强迫性回避以及强迫性缓慢和过分的精确。强迫行为我们都很熟悉,谁不曾偶尔跑回厨房看看煤气灶是否真的已经关上了？病态强迫现象的特征主要是其顽固性、强烈程度、频繁性和由此引起的主体受损以及乖僻性格。
一般最著名的是洁癖、洗涤癖、控制癖或强迫性穷思竭虑。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变成强迫行为，强迫行为的定义是我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做某些事情或想某些事——极其迫切。之所以极其迫切，是因为不这样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担忧是具体的，往往还是生动形象的：担心危害自己或别人，造成事故并且因此而被判有罪，也可能是担心自己会失去控制而杀人等等。事实上这种强迫性冲动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如果强迫行为受到阻止，就会产生惊恐性的焦虑。强迫症是一种焦虑性障碍，其中最突出的是控制病，但有强迫症的人并不觉得他们的控制是有效的。
事例：
一个22岁的男人南r来就诊，他说自己很抑郁，伸给我的不是手而是胳膊肘，并说道：”对不起，我这儿有问题。“他自己也不开门，而是等着我来开门，说道：”我这儿就是有问题。“他极至地发挥其丰富的幻想，添枝加叶地告诉我，人的手上有多少细菌，尤其是我的手,因为我一天到晚要跟那么多人握手。他还说有多少细菌”驻扎“在门把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因为人随时可能因此而得病。从他说话的声音里可以感觉到极其强烈的焦虑，甚至是惊恐性焦虑。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觉得在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中有生命危险，如果跟人握手或者去摸门把手，他就可能得病甚至丧命。这样的念头萦回于他的脑中不去，别的念头都无立足之地了。
这是一种强迫观念，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威胁，以至于我都觉得很惊奇，我这辈子摸了多少门把手，跟多少人握过手，还摸了多少别的东西，我怎么就没想这么多。
强迫观念决定了强迫行为。强迫行为是一种必须举行的仪式，为的不让强迫观念中如此担心的事情发生。这个年轻人回避了引起焦虑的情境，他养成了只是跟人碰碰胳膊肘的习惯，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替代行为，因为那个地方可能也有不计其数的细菌，他无论如何总还是得跟别人接触。他不得不总是等着别人来给他开门，为此他想尽了招数，电子自动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别的门，他就装着像在地上丢了钥匙，等有人来开了门，他就飞快地穿行而过，这是一种很辛苦的生活方式，他总得花时间考虑怎样对付在別人看来很平常的情境。
他最刻骨铭心的强迫行为是洗手，因为如果最后再去摸水龙头，那还是跟没洗一样，所以他洗手时有一整套复杂的仪式，也就是强迫行为。这些洗手的仪式能够暂时驱除焦虑，但那也只是暂时而已，强迫性仪式一般会导致更严重的焦虑循环。如果这个年轻人一天要洗几十次手，自然就会损害皮肤。
可以想像，因为考虑到皮肤破损了细菌更容易钻进去，所以他洗手就更勤快了。
强迫观念是很折磨人的，能够引发焦虑，强迫行为这种仪式试图驱除焦虑，这里可以动用神秘力量。
在童年有一段时期，我们采用非常神秘的方式解决焦虑。比如与亲爱的上帝定一个协议：如果在数到20之前就到达人行道了，那么从家里偷了巧克力的事就不会败露。这种神秘行动大都约在5岁时开始出现，到上学后一段时间还会持续，这是强迫性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很显然，传染危险并不真的取决于细菌，而是来自于最普通的污秽，来自于人对污秽的理解和人投射给污秽的一切以及人自己感觉污秽的东西，这往往是污秽幻想。在强迫观念背后可能隐藏着非常具体的愿望：想肮脏一次，想再做一次脏孩子。从防御机制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反相形成：开始是向对立面转化，这种转化习惯成自然后就成了反相形成。也就是说，因为有了污秽幻想，所以必须特别保持干净。然后发生的精事是非常有趣的，有着污秽幻想的人本想压抑的东西一直还|是存在着的，污秽一直还存在于幻想之中，而且是作为抵制的i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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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对象。污秽幻想是不能享受的，而是必须用水洗去——这被转I移到了手上。这种幻想如果存在的话，也不能提供能量，因为系
?'J必须立即加以克服。反相形成是分裂的衍生物，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体现在认识上。而分裂则更多地体现在认识上，比如不肯承认自己有污秽、性、攻击和财富方面的愿望，却对自己说：”我所追求的是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清贫。“在对强迫症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很容易感觉到分裂的存在，在移情和反移情中分裂的两极暴露无遗，被分析者一般会将他的防御理想化和意识形态化，这样他自己成了完人，有着严格的生活准则，追求纯洁禁欲的生活，而分析者则很容易成为对立面，成为在美德方面不求上进的那类人的代表。因此患者会说：”在您的思想（精神疗法）中，人必须得接受阴暗面，所以您永远不会理解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他指的是他自己。反相形成用于防御焦虑，此外还出现第二种防御机制，那就是对攻击者的认同。从精神动力方面可以这样理解，在这类人的心里，一个要求纯洁的强有力的形象与一个有着幼稚愿望的孩子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个孩子想要的也许是污秽、攻击、顽皮、身体乐趣，他们投射到这个孩子身上的主要是缺点，而把超我置于那个要求纯洁的形象之中。带有强迫被分析者就体现了超我，而分析者则陷入了反叛孩子的角色。
一般认为，这种强迫性的烙印情境来自于要求严格服从的父母，他们显然极其重视对孩子的管束，压制了孩子的童性。对攻击者认同，指的是自我承担了这个要求严格的亲近对象的角色，在这里是一个要求纯洁和绝对的内心形象，这往往最初是对亲近对象的体验，以后移置到了偶像身上。因此这种防御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说，这是一条绝对规律。
虽然严格要求的最初往往是父母，但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父母自己缺乏结构性，不对孩子提出任何要求，孩子也可能形成非常严厉的超我形象作为补偿，无论起源如何，他们的心里总是有一个毫不留情地要求纯洁和绝对的形象，还有一个有着污秽、好奇、征服世界愿望的普通孩子，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一切也意味着这个孩子想要独立，要自己去体验生活，不想受管束，不愿意再像父母那样生活，将来这会与自我理想发生冲突。
一般认为，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孩子在烙印情境中，在脱I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后期被剥夺了爱，受到了严格的控制I?和纪律约束，这是一种过早的过于严格的驯化。这种要求严I格的亲近对象被内化为起控制作用的同伴，他们不能以一种%
%有益的使人满意的方式把生活的乐趣和压力结合起来。这里也存在着分裂：一边是严格控制的亲近对象，另一边是如此难以驾驭的孩子，扩张与克制无法平衡，最后扩张被舍弃，至多只能表现在强迫性的扩张上。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倾向于过早地驯化孩子，而权威人物与孩子之间的冲突是心理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会说，这种冲突我也有，但我并没有强迫的感觉。不错，我们都很熟悉自己心里的权威人物与孩子之间的冲突，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现象。但这与强迫症患者的情形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我们一般不会自始至终地对攻击者认同。我们的认同是不固定的，偶尔让自己的童性肆意横行，然后在某个时候又使攻击者活跃在我们身上，而当时我们发现不能让自己为所欲为时，我们身上的童性又开始悲叹了，于是我们就再给童性一些空间。这种现象也能在心理学著作中看到。1996年是一个权烕人物占上风的年代，注重结构性，注重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自己的童性什么都能迁就，什么都能达成谅解，甚至能在取消一次重要报告时解克服焦虑
……
释说因为自己的童性现在想玩了。人们曾经普遍给自己的童性以很多的空间，而现在又可以感觉到一种普遍的逆向运动。
强迫症患者不可能对孩子和成人轮流认同，他们必须带着反相形成对攻击者认同，这当然就意味着要控制住自己的童性，其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权威人物赋予了他们太多的结构性，操纵他们，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并准备好了处罚，一旦他们不能满足要求就要给予处罚，被逼迫和被管束的童性则受到了威胁，强迫症患者的活力、自我改变的能力、创造性、献身世界的能力、甚至情感和情绪都处于危险之中。这个过程中还潜伏着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基础。这样的人对自己、对别人往往都极其严厉，不少人是禁欲主义者和偏执狂,对一切不完美的东西都恨之人骨，或至少是表示蔑槻。
三、焦虑性障碍 强迫结构性
此处的”结构性“指的是自我感受生活和缔造生活最突出繁的方式，我们常提起强迫结构性、歇斯底里结构性、抑郁结构i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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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精神分裂结构性。没有人仅仅只有强迫结构性，每个人都还有别的成分，只是其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结构性更为显著而已。强迫结构性非常显著的人在生活中相应的紧要关头就会表现出强迫症。一强迫结构性的人会被一种控制、法则、压抑和拘束的气氛所包围，这是烙印情境以及相关的习惯性内心冲突的后果，他们可能会显得很呆滞、严肃、缺乏幽默感、迂腐、刚愎自用和专横，过分追求至善至美，要求绝对性和终极的完美，因此他们也极其严肃认真。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生活中没有达到绝对性，他们就会表现出强迫性，努力试图通过秩序、组织或客观的压力发掘和感受这种绝对性。带有显著强迫结构性的人作决定非常困难，而把一件工作坚持到底也非常困难。他们往往根本不着手去做，因为如果一件工作应该是完美的，那么着手去做这件工作是根本不值得的，因为我们人本身是不完美的，因此带有显著强迫结构性的人常常郁郁寡欢，充满负疚感和焦虑。跟这种人相处，我们会觉得他们忍受着巨大的责任重压，从而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无忧无虑。
在说起强迫结构性和强迫症时，我们常常提及肛门秽物焦虑，因为脱离及自我意i只形成阶段后期与所谓的肛欲期正好重合，从这个角度可以再次很好地解释强迫行为。肛门秽物焦虑指的是对人体中产生的一切都感到焦虑，因此不得不遏制一切，这使人的自发本能受到了约束，最好把一切都杀菌消毒。也可以说，吝啬和节约与此有关，人们曾认为肛门性格就是吝啬性格，这种认识曾持续数十年，这是一种源于焦虑的吝啬。也可以从肛门秽物焦虑的角度来认识整个克制的问题，比如在克制着留神不要说出”粪便“字眼的时候。但是对某一件事物缺乏兴趣或缺乏能力也体现了吝窗和节检，对人体中产生的一切感到焦虑，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兴趣感到焦虑，害怕自己卷入世俗不能自拔.兴趣也是一种情绪，在我们孩提时代可以到处多管闲事的时候就形成了兴趣，如果很早就让一个孩子明白他不能多管闲事，而只能关注极少的事情，那么兴趣得到的就不是刺激而是禁止。这往往还会导致工作上的问题。强迫结构性的人常常只有在得到成功的保证之后才能很好地工作，要他们在没有成功把握的情况下就付出努力是很困难的，当然他们能有多少献身精神也是个问题。受到逼迫和控制的不仅仅是焦虑，还有攻击性，带有显著强迫结构性的人很少有正常的愤怒，很少通过发脾气来进行发泄，他们的暴怒受到了抑制。
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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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化和文饰作用也属于强迫机制，因此强迫结构性的人可能不会发怒，而喜欢玩世不恭地恶意嘲讽，有时干脆就是没完没了地无故找茬儿，而他们制造事端的技巧是如此之娴熟，别人甚至无法抓住他们的把柄。他们往往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机智的讽刺而显得与众不同，这可能逐渐演变为狭隘的执拗的自以为是，完全可能爆发攻击性和破坏性。如果我们总是压制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总是谋求臆想中的安全，总是进行全面的危险控制，那么就会过分注重某些现实性的东西，如时间、法律、秩序等等，这些东西确实能把生活变得有条有理。强迫结构性的人试图借此把结构性融人生活，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是最遵守时间、法律、秩序的人，就会以为自己是安全的。
但是非理性的东西不会长此受到驱逐，强迫行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强迫行为与天真的全能幻想有相通之处，带有显著强迫结构性的人常常对幽灵鬼怪的故事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弗洛姆说他们有特别的恋尸癖。恋尸是指他们对死气沉沉的东西比对生机勃勃的东西更感兴趣，对死气沉沉的东西产生的乐趣也体现在对法律、理论，以及一切不会产生不可预见后果的东西的爱好上，这是对无生命事物的爱好，因为一切生机盎然的东西都会产生意外。当然我们所有的人对于死气沉沉的东西都有所爱好，但与带有显著强迫结构性的人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我们同时也爱好生机勃勃的东西，两者是平衡的D而他们则害怕活生生的生命冲动，害怕身体的结合，他们的爱情生活是不带感情色彩的、按部就班的过程，夫妇关系维系于一张忠诚保单，心理文学中都是这么刻薄地描写的。我自己发现，在工作中与他们打交道时，他们很少谈及性生活和爱情生活的乐趣，更多谈及的是夫妇关系的安全性。
在他们力图把握生活、保证生活安全的同时，他们的爱情生活也死亡了，也变得僵化无生气。用压制来克服焦虑的代价是僵化，是死亡。他们力图避免生活中不可预见的后果，或者根本避免任何后果，这样夫妇关系就永远只能保持原样，没有任何发展机会了。
我们的社会熟悉多种强迫结构性，我们往往喜欢一切照旧，不愿意冒险，因为那可能让我们受到批评，引起灾难。制度使我们害怕惩罚，我们对自己说，不要做不必要的冒险，我们赞成因循旧制，不赞成变化，但最好的因循方式可能也就是精ft
容忍合理的变化了，这是保障、谨慎、先见之明与冒险和变化I之间，短暂性与保险之间的问题。谨慎和先见之明在我们的I社会中肯定是比冒险更受推崇。我们也常常谈起自己所遭受的强迫，对此我们非常矛盾，比如我们会说，我们被迫干这个或干那个，简直毫无办法，说不清我们现在是为此高兴还是悲伤。或者想想那著名的客观强迫，它妨碍我们深入思考和冒险，这种客观强迫意味着我们根本不需要再思考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流动的新事物、带来风险的东西，都会造成不安，因此应该避免。
三、焦虑性障碍 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
如果一个人爱激动，烦躁不安、紧张、无法放松，我们就说这是广泛性焦虑。这可能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确定的焦虑感，也可能是一种确定的期待焦虑。这样的人因焦虑而紧张，还表现出多种身体症状。他们总是觉得最糟糕的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而杞人优天。这种焦虑在广泛性的悲观想像中是比较常见的。广泛性焦虑也能体现在谨慎紧张的过度警觉之中：有人可能会时时刻刻警惕地检查周围的环境，想保持自己对形势的控制,以杜绝发生不良意外的可能性。这种障碍以过度的忧虑为特征，不会导致惊恐发作。
广泛性焦虑不一定是焦虑性障碍，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广泛性焦虑的萌芽，在危机和转折阶段这种倾向更加强烈，特别是在下决心改变目前的处境之前。只有出现了持久的广泛性焦虑，并且主观上感觉憋闷，像受到了损害或得了病，这时我们才称其为障碍。很显然，在广泛性焦虑中，攻击性也受到了投射，被移置到了外部世界中，甚至可能移置到了不确定的客体或情境中，于是这些承载着我们自身的攻击性的客体或情境就成了对生活的威胁。这一点在焦虑性的过度警觉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总是感觉到人需要时刻准备着伤害的发生。
三、焦虑性障碍 惊恐发作与惊恐障碍
惊恐发作与惊恐障碍是很常见的，以前称之为焦虑性神精经机能症。这种疾病大都是从刚进入成人年龄时开始的，有I人声称得这种病的主要是妇女。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可以I想像，性别不同对待焦虑的方式也不同，男性更倾向于通过威胁自己或威胁别人防御焦虑。”惊恐发作往往是’焦虑之海‘的浪峰“,斯特里安这样写道。
惊恐发作是猛然压倒一切的完全不可预见的焦虑发作，主体感受到一种无法对抗的致命的威胁，只能无助地听任摆布。
焦虑发作和惊恐发作是怎么样的呢？各种焦虑发作的基本症状是很相似的，其余的症状根据不同的情况添加进来。发作主体不说自己感到焦虑，首先出现的是一种生理感觉，心脏开始疯了似的跳个不停，往往在喉咙口和胸口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心跳，突然大汗淋漓，浑身颤抖,抽搐，眩晕，感觉像要晕厥了，在急速的呼吸中出现所谓的换气过度。病人会觉得自己是心脏病发作了，因为心脏病发作具有与此相类似的症状特征，因此他们常常呼叫急救医生。这种焦虑发作会引起极大的恐慌，因此患有焦虑发作的人就努力避免焦虑发作，于是对焦虑的焦虑，使他们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
这种惊恐发作往往与第一次发作的情境密切关联，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恐怖症。如果焦虑发作第一次是在有轨电车上出现的，那就很容易形成有轨电车恐怖症。恐怖症的一个很大的不利之处是从此会产生回避行为。患者会回避特定的情境，恐怖症范围越广,越多发，出现的恐怖症种类越多，回避的情境也就越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恐怖症称为病理现象，比如蜘蛛恐怖症就不属于病理现象。很多人都患有蜘蛛恐怖症或老鼠恐怖症，这些恐怖症除了带来痛苦之外，也能带来乐趣，至少对那些不患有这类恐怖症的人是如此。对恐怖症可以这样理解，自由漂浮的焦虑一旦维系于这样一种恐怖症——对某一客体的焦虑或恐惧，它就比”自由漂浮“的不确定的焦虑更容易克服3可以说，恐怖症已经是原本散射的焦虑的一种解决形式了。从对惊恐发作的焦虑中产生了对焦虑的焦虑，人可能因此而再也不敢上街，因为第一次焦虑就是在大街上发作的。广场恐怖症、对封闭的焦虑、对脸红的焦虑、对动物的焦虑，以及社会焦虑等等都是著名的恐怖症，恐怖症的种类很多。对疾病也可能产生恐怖性的焦虑，可能是对任何一种疾病，也可能是对某些恃定的疾病，比如以前有癌症恐怖症，而现在更多的是艾滋病恐怖症，患有这种恐怖症的人并精不直接属于受危人群。艾滋病恐怖症体现了对死亡的惊恐性I焦虑，其根源是生命苦短,而我们又缺乏生机，对生活中的困i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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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有着太多的焦虑，这一切都可能在艾滋病恐怖症中得到体1现。对死亡的焦虑其实也就表现了对生命的焦虑。许多恐怖系
%症都有这样非常严肃的背景：整天留神着不要发生危险，于是就再也无法体验生活了。
惊恐性障碍不仅与恐怖症有关，而且往往也与抑郁症、疑病或强迫症有关。焦虑性障碍大都形成于20岁到40岁之间，但是患有焦虑疾病的人大都很迟才寻求治疗，就是这时他们也未必肯谈论自己的焦虑，他们往往已作过自行治疗的努力，并且为时已久。其中最著名的手段是酒精，比如患有轻度社会恐怖症的人在人前不敢说话，他们说自己两杯酒下肚就不那么”拘谨“了，以后很可能就不是两杯了，而会越来越多。
三、焦虑性障碍 惊恐障碍的发生、表现和发展
一个女人在33岁时第一次惊恐发作，她说自己以前是不引人注目的，曾是个没有问题的女人。她丈夫说她是个”知足“的女人，有实际才干，有很好的组织才能，是最好的母亲。这个评价有些过于理想化，需要问问是否其中还有些没有被认识到的东西。
在最小的儿子9岁那年——这对夫妇有3个孩子，这位母亲被召到学校去，获悉自己的儿子逃了学，大为震惊。别的孩子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这个家里这是骇人听闻的，因此她突然两眼发黑，感到眩晕，她说觉得好像要晕厥了，心悸，透不过气来，她感到焦虑和t京恐,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被送到医生那儿时她的惊恐发作已经消退了，（惊恐发作在几分钟后达到焦虑高潮，一般在10分钟到20分钟后就有所缓解。）家庭医生把这当作心脏病对她进行了检查。以后她再三出现惊恐发作，却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因为她的主要症状番
是心悸、胸闷、眩晕、胸痛，于是她寻求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甚至把牙也消了毒。医生们各显其能，却效果平平。两年后她觉得无论如何得釆取行动了，因为她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产生了对焦虑的焦虑，对惊恐发作的焦虑，惊恐发作总是出现在非常特别的情境中，她已经无法将其与任何东西联系起来了，比如坐在公共汽车上，晚上坐在电视机前都会出现惊恐发作，那还不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周围有人可以帮助她.但是她对在大街上或在剧院中的焦虑发作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出于对焦精虑的焦虑，她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窄，她开始经常采取回避行g为.她好像得了广场恐怖症，最终在自己的生活中再也没有i立足之地，什么也干不了了。
对于患有焦虑疾病的人来说，伴侣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得时刻提供保护、陪伴和帮助，往往勉为其难。这位妇女没有丈夫或其他人的陪伴就什么也干不了，她产生了强烈的自责：自己那个曾经非常独立的女人到哪儿去了？她的对焦虑的焦虑发生了蔓延，但她没有广泛性焦虑,所以她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对待孩子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谨小慎微，而只是患上了恐怖症，于是她向医生求助。在一次精神分析式的治疗中,她对自己的情形很快就清楚了。为了避免生气，她在生活中总是力求适应，压抑了所有的攻击性：分离攻击和自我保全攻击，她力图去迎合所有其他人的心意。
我们正在跟一个抑郁质的女人打交道，这儿必须提及另一种防御机制，那是近年来才提出的，而我觉得非常重要：这就是投射性屈服。据我所知，投射性屈服是由埃尔曼首先提出的。我们把自我理想投射到他人身上，然后试图听命于这种自我理想。实际情形是这样的，我们想像着我们的伴侣希望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为他们而这么做，一旦发现我们的伴侣并没想要我们”这么做“,至少对此并不稀罕，我们就会非常失望。这种投射性屈服意在防御焦虑，投射自我理想，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投射到了伴侣身上，然后在彼此的关系中，在伴侣身上满足自己的这些需求和愿望，但这是无意识的。我们的意识认为，自己是在适应和满足伴侣的需求。如果发现我们的需求与伴侣的需求并不一致，我们就会感到非常不快。
这个女人的自我理想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想避开一切的气恼，从而也避开一切使她觉得孤立和无归属的情境，这样她就避开了最初的分离步骤。而我们知道，分离步骤对我们找到自我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分离攻击绝不一定意味着关系的破裂，而只是使我们更多地关注自己。
投射性屈服致力于否认孕育着冲突的独立，对独立焦虑以及对失去秩序的焦虑进行防御，从而转让了幻想中的自我存在。为了避免生气,这位妇女对很多东西都轻描淡写，这也是一种防御机制，比如她这样轻描淡写她丈夫的重病：”疾病本来就属于生活，多一点工作量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其实这时的问题不是额外的工作，而是害怕丈夫可能会死去。这种焦虑是合情合理的，但她不能忍受与此有关以及与病情有关的所有焦虑，就像她不能容忍对未来的焦虑一样。
在她被召到学校去时，她无法再对这样的气恼轻描淡写，i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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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也挥不去，避不开，被迫面对面地正视它，于是就出现了惊恐I发作，由此又形成了心脏病恐怖症。像所有的惊恐障碍一样，系
列在这儿丈夫也分到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如果出现了对焦虑的焦虑，惊恐障碍患者的生活面就会越来越窄，而他们又必须依靠别人帮助他们应付焦虑发作，所以他们就紧紧地依附着伴侣，伴侣必须陪伴他们。于是伴侣就取代了童年时代未曾内化为内心同伴的控制客体，但这种作为”控制客体“的重要作用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从精神动力学方面看，焦虑性障碍本来就与压抑冲突密切相关，特别是压抑分离冲突。如果现在焦虑病人离开了关系非常矛盾的伴侣就孱弱无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与之分离。没有伴侣，他们就无法生存，这种依赖性往往使他们自己也为之生气。
三、焦虑性障碍 心脏病恐怖症：安全意愿与分离意愿
心脏病恐怖症是一种与器官有关的恐怖症，心搏可能停止，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心脏疾病。再回想一下惊恐发作的症状，就能明白惊恐障碍是固定在心脏上的，因为惊恐发作的症状与心脏病非常相似，心脏病恐怖症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对晕厥的恐惧，而是害怕心脏会发生什么意外，可能是心搏停止，也可能是心肌梗塞，这里处于中心位置的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是对死亡的焦虑，而是害怕因为这种发作会陷入无助境地，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帮助自己，这已经使产生这类焦虑性障碍的烙印情境有些明朗起来了，其根源在于害怕无助，害怕对自己和情境失去控制，孤立无援，害怕没有人告诉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干什么，怎么干，也就是害怕被迷乱所淹没，归根到底当然也是对死亡的焦虑。
在强迫症的情况中是形成了一个掌握着绝对控制权的亲近对象，他明白无误地指示着该向什么方向去，而在焦虑性障碍中，在心脏病恐怖症或任何恐怖症中控制客体或我们认为起着控制作用的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内化，因此有关当事人就只能听凭自己的焦虑摆布了C惊恐障碍患者的亲近对象一般自己都有焦虑，有很强的依赖性，不能赋予孩子坚定性。作为父母，他们提供的结构性和支持太少，更倾向于把孩子纳人共生之中加以过分的保护，或让孩子过早独处，对孩子说：”这你肯定能做到。“由于惊恐障碍患者得到的支持和控制太少,因此他们往往寻求”控制客体“,寻求同伴和建议，而不是谋求独立。
心脏病恐怖症病例：
一个37岁的男人被他的家庭医生转诊到这儿，说他得心脏病巳经3年了:”我就是有心血管毛病。“他一直在就医治疗，但近来病况发生了急剧恶化，到这儿来时，他每周发作3次，而以前是大约14天发作一次。恶化的原因是他的第五个医生（！）诉他，其实他根本不能吸收吞下去的药物，这位医生认为他的疾病背后隐藏着焦虑，建议他找心理大夫，家庭医生的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危机。长久以来滋长的问题现在可以得到解决了。他对我说，他能来这儿真是太高兴了，打招呼的时候抓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放，同时还踩到了我的脚，我惊叫着缩回脚，他都没有注意。我觉得他是手脚并用非常起劲，他说他为终于能跟理解他的人在一起共处而感到轻松。但他的起劲与他的轻松是对立的，他的关系方式很矛盾，依附而同时又”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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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开始时他说他没有理由得病，职位优越，个人生活很幸福，有一个3岁的儿子，还有许多别的乐趣。当我问起烦恼时，他说他有很多烦恼，最让他生气的是，体育俱乐部的同事们认为他是疑病患者。然后他描述了他的心脏病，常常是剧烈的心跳，胸口有压迫感和憋闷感，即便在不发病的时候，他也总是感到疲惫，像散了架似的，发病的时候呼吸困难，大汗淋漓，生怕心脏会停止跳动，然后越来越激动，再也无法呼吸。于是惊恐和焦虑就向他袭来，他害怕可能会心肌梗塞。我提出问题后他回答说，这时他也会想到死亡，但主要是因害怕发病之后没人能帮助他而感到惊恐性的焦虑，其实急救医生总是来得很快。他觉得近来药效已不那么好了，尤其是现在，频频发病，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别人又给他做了一次体检，但什么也没发现，以下是他的原话：”我的生活简直过不下去了，什么都不能使我高兴起来，我没有指望了，成了妻子的累赘3“一个没有指望的累赘，因为他身体虚弱，再也不能对自己有什么过高的要求，而他的妻子必须时刻照顾他，越来越频繁地陪伴他。他情况恶化的原因是，医生下结论说，他已经不能吸收大量的药物了。我询问他3年前第一次惊恐发作的原因，他回答说,主要是工作紧张，另外有个人也发作过心肌梗塞，然后他以轻松的口吻补充说：”您知道，在这么大的企业中总有人会得心肌梗塞的。“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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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更多更详细地了解那时工作紧张的情况，他说他当时正在跟一个非常活跃的有很大攻击性的同事竞争，然后他津津有味地说道，这个同事现在自己开了公司，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但他肯定还是要”面世“的。危机背后可能是竞争问题，然后我又说：”在如此野心勃勃的人身边要保全自己可能很困难，是这让您烦恼了吗？“他说：”不，不，还没这么糟，这对我也是一种挑战。“我想起来，当时应该还有另一种应激情境，因为当时他妻子怀上了孩子。然后我询问了他对于孩子出生的想法，问他妻子生了孩子后他感觉如何，他说感到很自豪,特别因为那还是个儿子。然后他开始不安地在椅子上蹭来蹭去，我说：”突然添了个孩子，那可是个大变化，即便您为此感到很高兴。“他回答说我妻子无论如何要个孩子。”我又说：“是您妻子想要孩子。”他说：“是的，非这样不可，我本来是不想……不想要孩子的，我并不……自私，但我觉得已经有了足够的……，但现在我很爱我的儿子……”我说道有时我们做什么事只是为了讨别人喜欢，这也很不容易.“这时他脱口而出：”我别无选择，否则她一定会离开我。“我说广她是这么说的？”他说：“没有，但我注意到了，否则她肯定会离开我的。”我说广那么您真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没有信心跟野心勃勃的同事竞争职位，另一方面害怕您的妻子可能会离开您。“他说是的，我是过不了那一关的。”我说您的妻子对您非常重要。“他说：”我正为这个生气，我有这么大的依赖性，我害怕失去我的妻子比害怕死亡更甚。“在谈话中，我试图稳定他的自我价值感，同时渐渐地接近部分被压抑的情绪，我们触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焦虑内容：他非常害怕失去他的妻子，也就是分离焦虑。危机背后的主要问题清楚了：对于自己对妻子的依赖性的焦虑，害怕被她遗弃；但还不清楚，这是一种现实性的担忧，还是一种投射性屈服。投射性屈服在焦虑病人身上是常见的，患者把一种他所害怕的或他所希望的行为投射给别人，他还没弄清自己是否希望这样就屈服于这种行为。因此这位病人不仅没有弄明白他的妻子是否真的想离开他，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他只是简单地想，如果他不做他认为她想要他做的事，她就会离开他。焦虑看来还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的问题。这个男人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摆脱母亲情结而形成自我情结，因此他有很强烈的共生倾向。他的攻击性很少公开表现，大都是被淹盖的，或是被动的攻击性，里希特和贝克曼就是这么描述心脏病恐怖症患者的。心脏病恐焦虑性障碍
—，1I_?-?-V-llh”,illlhlr響二dllllD.WI.?|:i|,|:Im||i|怖症患者害怕离开母亲或那个他们向之投射重要亲近对象的人所提供的安全空间。我们的这位病人害怕遭到遗弃，也害怕丢脸（在公司里）,同时还害怕竞争，他不能真正使用他的攻击性。
然后他提到，他在心脏病史开始之前的焦虑远远多于现在，而且还是一种散射性焦虑，害怕应付不了生活，不能胜任职务，得不到晋升.每次都是他的妻子给他以安慰，跟她在一起他感觉好多了。但她也常常取笑他，然后他逐字说道：“我最反感的是我的妻子总对我发号施令，她这种发号施令的作风现在巳经停止了，因为现在我得保重身体。”
这些清楚地表明了攻击是如何避免的。他没有与妻子面对面地理论“发号施令的作风”的问题，而是让他的妻子通过他的心脏病面对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了可能会导致的分离，但是却支持了自我存在的攻击。在他的幻想中，如果动用攻击性的话，他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而现在出现的症状就具有强制的力量，这种症状现在正从他这方面向他的妻子发号施令了。
现在我们来看烙印情境，这是形成这样一种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父母管束非常严格，孩子永远不需要问他们到底要他怎么样，那么这个孩子只能是或者对攻击者认同，或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叛逆。但如果亲近对象过少管束，并且坦率地说出他们对孩子的期望，或者他们很早就对孩子说：
“你自己得知道你该干什么”,那么孩子就会非常缺乏自信。经历过这种烙印情境的人，总是要考虑别人期望他做什么，因为他们想满足别人的期望，这样就能讨人喜欢，就不至于遭到遗弃。在这种情况中，既有投射性认同，也有对攻击性的抑制。
“主动迎击引发焦虑的刺激”也是治疗焦虑性障碍病人的方式之一。对此里希特有一句话以前让母亲生气的事情现在也会让自己的心生气。“我简单地提起了这句话，并问这是否符合他的情况。他说是的，母亲总希望我是最好的。”然后他告诉我，如果他从学校带回家的成绩不是最好的，母亲是多么伤心。她注重的不是成绩，而是他必须是最好的——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但同时母亲又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一切都可以做。“他说但我不是最好的，我不够努力，而且我也不明白，必须怎么做才能成为最好的。”然后他又继续精诉说他在公司里的处境，他的同事们都比他卖力，而且也不害蜃怕坐飞机，而他因为怕坐飞机，有些任务就执行不了。然后他i说，他的特长在于安安静静地制订计划，出谋划策。“这还不够吗？”我问他。他觉得这不够，也许别人对他的期望也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们考虑着怎样才能弄清楚他在公司里的业绩是否巳经足够好了，他在想像中为这次谈话做了准备，但是命运比他抢先了一步。他们要在领导小组中添加一位新成员，为此所有I
的人，也包括他在内，都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开会。一位上司明确说道，他（这位病人）负责计划和策划，这方面他干得非常出色。除了要求他继续把这项工作干得出色以外，对他没有别的期望了。
为了让他继续正视别的焦虑诱因，我请他跟他的妻子谈谈，因害怕妻子离开他而产生的焦虑。这次谈话困难得多，因为他的妻子告诉他,她完全可能离开他。他的一个梦也使他意识到了自己对妻子的怨恨，又想依附她，又想离开她，于是俩人决定进行夫妇共同治疗。
在治疗中，我们可以明确指出，让他感觉如此不快的分离攻击，是为他的独立性和自我存在的发展服务的。这样做，对于建立一种关系是绝对必要和重要的。我在8次频繁的治疗中对这个男人进行了危机干预，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又分散进行了15次治疗。第一次谈话起到了镇静作用，发病次数有所减少，他对自己的心律不整也不再那么担忧了。他学会了正视引发焦虑的问题，但是需要先在自己的幻想中做长久的准备工作。处于中心位置的焦虑问题是依赖性和独立性的发展问题，以及自我保存能力的发展问题，这些关系问题可以在同时进行的夫妇共同治疗中得到处理，那是由我的一位同事承担的。
不论在惊恐障碍中，还是在器官恐怖症中，焦虑都因为无助，害怕生命犹如脱了缰一般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这是对自我迷失的焦虑，人在真的冲破了本来就想冲破的依赖性以后特别容易迷失自我，那是对热中于控制的人的依赖。因为在脱离和自我意识形成阶段很少存在控制机制，所以在心理内部也不能将之内化。这些控制人物被转让，被投射，因此虽然与某人分离了，也不可能不迷失自我。他们虽然可能暂时出现自我同一性散射，但以后还会重新赢回自我。
惊恐性障碍的情形与强迫症正相反。强迫症患者对实施控制的攻击者认同，而恐怖症患者却对胆怯的孩子认同，攻击精者总是在外部。这个胆怯的孩子所需要的防御机制主要是投|射性屈服，一切与分离远远相关的东西都会受到压抑，一切对屍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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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独立的焦虑都会受到抵制。从中产生的后果主要是两个，一*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安全愿望，非常向往一个实施控制的人，由系
列他来指示该向何处去，该干什么；同时又会产生非常沉重的攻击性的死亡愿望，一直受到压抑的分离意愿最终会转变为死亡意愿。所以恐怖症患者对这些控制人物的感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紧紧地依附于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安全保障，能保证恐怖症患者不至于陷入太糟糕的境地，或者保证不产生惊恐发作，或者保证发作后不至于完全无助；另一方面恐怖症患者对这种依赖性又大为恼怒，因为他们是如此需要这些人，这关乎生死存亡，他们只能听凭这些人摆布，而又敢怒不敢言，否则就可能失去这些他们迫切需要的人。结果是抵制了恼怒，而他们依附得更紧了，依附中存在着反相形成。
这里也可以看出，心理内部的、生理的，以及心理社会的防御机制是彼此交叉作用的，从心理社会的角度可以这么说，伴侣就是控制客体，他提供安全性，阻止惊恐性焦虑的出现，或至少能够有所帮助，使预期中的惊恐发作不至于成为世界末日，这巳经是一种心理的社会准备，伴侣作为帮助者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他会越来越频繁地受到调用，尤其因为这种心理社会准备并不能解决问题。
三、焦虑性障碍 恐怖性心理结构
如果我们说某人有恐怖性心理结构，那么我们是在说一种一般正常的人类特征，只是在遭受到重大损失时，他们比别人更容易表现出惊恐障碍3这类人非常谨小慎微，少有首创精神，工作中严格遵照命令或指示行事，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可能感觉非常良好，职业角色也就是类似”控制客体“的东西，可以承担内心同伴的角色。恐怖性心理结构的人喜欢职权明确，喜欢拥有权柄。他们往往很恋家，因为家也能提供结构性。他们很受集体价值观的约束，因为集体价值观也能起控制作用，能告诉他们该如何行动。在今天这样价值观多样化的时代，恐怖性心理结构的人就很难知道该如何去适应它。对他们说来，具体的陪伴很重要，因为这些同伴起着控制作用：可能是伴侣、朋友、同事，也可能是机构——最好等级森严，他们在其中会有良好的感觉，他们往往压制自己攻击性的一面，因此不会有什么威信问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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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也可能突然爆发攻击性。对于这类人来说，起控制作用i的是外部世界，因为他们很少能够内化起控制作用的亲近豸对象。
带有显著恐怖性心理结构的人也会产生典型的工作障碍。他们没有学会独立行动，如果必须独立就会引发焦虑。工作障碍表现在他们完全有行动的冲动，但接着就产生焦虑，害怕行动不会成功，然后用某种文饰作用来防御焦虑，所以他们往往计划多多，却很少实现。在宣布计划时，他们完全是严肃的，但焦虑使他们丧失了活动能力。他们必须退却，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也是很痛苦的。
这种工作障碍与抑郁性的工作障碍有相似之处。但具有抑郁性工作障碍的人是动力受到了抑制，也就是缺乏行动的冲动，倾向于过分追求尽善尽美。而恐怖性心理结构的人虽然有冲动，但不能实现，他们很注重有所作为、解决问题并且帮助他人。恐怖症患者也可能带有抑郁气质，抑郁的人往往也有很多焦虑。焦虑与抑郁属于一个共同的情绪场，但它们彼此还是有区别的。在治疗方法上也必须是有区别的。对焦虑神经机能性的工作障碍施加影响，要比对抑郁性的工作障碍施加影响来得容易。带有焦虑性神经机能症特征的人在有兴趣，让他们明白这样工作是可以行得通的，而这种情形对于一个抑郁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地狱。
三、焦虑性障碍 创伤性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性焦虑是特殊的焦虑，远远超出日常的焦虑，甚至也超出惊恐障碍的焦虑。创伤性焦虑涉及造成过度精神压力的情境，如遭受暴力、战争、强奸、性虐待、危及生命的疾病（如在脑出血、3度烧伤中幸免一死），被诊断得了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如癌症或艾滋病，自己所爱的人突然死亡，以及对所爱的人的死亡或重伤负有罪责，这些情境可能引发危机，成为生活中造成巨大精神压力的危急事件，也可能造成创伤性影响。
心理学上的创伤可以理解为极其痛苦的经历对一个人造成的影响，这样的痛苦经历由于其剧烈性和M突发性而让人无法接受。一般的心理自我调节机制不适用于这样的情境，精不再发挥功能。也就是说，自我根本无法对付这样的情境，很|难对其作出正确判断，无法处理像焦虑这样的情绪，被焦虑、i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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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屈辱、愤怒、绝望击垮，完全陷人了无助的境地，束手无策，而I这时的情境正迫切需要有所行动3这些人受到或曾经受到严系
M酷的现实的威胁，是广义上的暴力和破坏的牺牲品，创伤能彻底改变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
自我调节机制的崩溃使这些人担心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好的东西了，对生活的信心彻底坍塌，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不再可靠了，他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学习理解别人和生活，学会在可怕的境地中生活下去。
三、焦虑性障碍 创伤处理
创伤可以进行处理，首先是否认创伤，然后是逐渐容忍创伤，并且再三重复创伤体验，把经验世界基本上固定在创伤体验上。一些自我成分在创伤性情境出现之前属于人的一部分，以后由于对创伤的否认而被割裂出去，当创伤经验在情绪中1再重复之后，这些自我成分又重新返回意识之中，在最佳情况下可能将创伤后的自我同一性与创伤前的自我同一性联系起来。
可以把悲伤过程看成是创伤处理的一个榜样，但并不是每一种损失体验都会造成创伤性后果。
悲伤过程与悲伤阶段
悲伤过程有一个特定的发展进程，当然也还要考虑，每个男人，每个女人视其天性的不同都有自己的悲伤方式。有分离困难的人，在遭受重大损失时从中解脱也更困难，跳过了分离阶段的人——同样也是出于分离焦虑——在遭受损失时，也可能跳过悲伤过程。另外，悲伤过程还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方式失去了什么人。
悲伤的第一阶段，我称之为不接受现实阶段
如果我们得到一个非常亲近的人的死讯，我首先会想到的是，这不可能是真的。甚至，即便我们曾在临终床前坐过，事后还是要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真的不是梦？我们人类对于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抵制方式——这不是真的，因为这不允许发生，我们目瞪口呆，四肢僵直,因为这个变故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东西就代之以幻想，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把自己从损失体验中分裂出来，对其加以否认。因此亲眼目睹尸体是很重要的，这能提醒我们，死亡真的已经降临了。然后我们开始悲伤，从而进人悲伤的第二个阶段，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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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乱情绪的爆发阶段
人在这个阶段显然受到了感情风暴的袭击，他们痛哭流涕，发怒，爆发出焦虑，随时随处都感到焦虑，宣称忠于对死者的爱，想要死者立即回到自己身边，控诉生活、上帝和周围的人。负罪感折磨着他们，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在与死者的关系中他们都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们本来还想而且也还应该给予死者什么样的关心。在”为时已晚“的判决下，所有的罪责都归于悲伤者自己。人在这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中是很难忍受负罪感的，于是寻找替罪羊，把负罪感转嫁给别人。我之所以称这种情绪为凌乱情绪，是因为这时各式各样彼此矛盾的情绪都杂乱无章地一起出现，既有对死者一走了之的怨恨，又有对死者强烈的爱，这些情绪同时出现，彼此混杂，矛盾毕现：通常在爱情中密不可分的爱与恨在这儿分崩离析了，自我变得支离破碎。
这个阶段是很难熬的。我们一般总是自夸能够控制感情，但在这种情境中我们几乎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而且也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这种尝试。对悲伤的心理治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容忍和表达悲伤中各种不同色彩的情绪，重要的是要表达真正体验到的感情，感情上要诚实，不仅应该表达我们认为周围的环境能够接受的感情，而且不应再表达我们已经感觉不到的悲伤。很多人动不动就悲伤痛哭，却认为他们不能表达怨恨的感情。当然死者对自己的死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可以对自我价值感受到的伤害表现出愤怒和怨恨，并且寻找一个发泄对象。敌意情绪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能使我们的内心——甚至外表——活跃起来，从而免于在忧伤中消沉。这个悲伤阶段的机会在于，人可以与感情的自我建立联系，尽管痛苦，但还是能够感觉自己的真诚和活力c在这个凌乱情绪爆发的阶段中，我们的体质也不稳定，大多数人食欲不振，失眠，比平时易于感染疾病。更何况，正是在这样的悲伤状态中，特别需要某一个人在身边给自己以抚慰，对温柔和性也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但这些需求可能再也得不到满足了。我们不仅是精神上感到悲伤，而且作为灵与肉的整体感到悲伤。这个阶段也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感和离散感，自我变得支离破碎，但再也不能否认损失，损失以多种形式重复不断地得到表达和体验。
对各种情绪的容忍和表达弓I入了悲伤的第三阶段，这是狭义上的悲伤医治，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寻觅、发现和分离阶段。
这个阶段往往是这样开场的，悲伤者诉说除了死者他们?:.i!::::::':*!?::illli焦虑性障碍._isiiii****!:_:_!::
什么也想不了了，他们以为这是错误的，但事实上不是。现在共同度过的岁月在记忆中复活了，这是通过追述共同生活的往事实现的。在回忆中他们认识到——尤其是借助于梦境——他们曾把哪些自己的问题归罪于伴侣，与伴侣的共同生活又带来了哪些生活机会，别人在我们身上唤醒的东西属于我们自己，即便那个用爱在我们身上发掘了这些方面——善与恶——的人已经逝去，我们也不必失望。通过与伴侣的共同生活我们得到了一些生活机会，死去的人通过我们并且跟我们一起活着。这个阶段投射和转让被撤销了，这时比在其他情境中更能有意识地体验到关系对自我的影响。
如果说最初只是回忆好的品质并着意呵护这种美好的回忆，这样做能够与死去的人重新接近，虽然我们”知道“死者现在处于与以前”不同“的关系背景中，那么渐渐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回忆也开始苏醒。这时出现了一种所谓的重新接近危机，这更有利于摆脱死者。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在没有这个人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下去，这往往会引发焦虑和恐惧，还有大量的担忧。
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我们会感到自己又获得了参与生活、甚至参与关系的勇气。
重新与自我和世界联系的阶段
悲伤者重新找到了足够稳定的自我同一性，找到了自我，摆脱了死者，从而也就具备了继续发展和重新参与到现实世界中来的可能性。
这时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舍弃痛苦。很多人觉得就这9
么轻轻松松地继续生活是一种不忠的表现，应该保持痛苦作为死者的替代品，牺牲重新觉醒的生活兴趣。这种旷日持久、”保存完好“的痛苦很折磨人，但不会再有所发展了。许许多多与对死者保持忠诚的有关的梦最终告诉我们：我们不必忠实于死者，而应该忠实于生活，这才是对死者真正的忠实。
如果悲伤者经受住了悲伤过程，那就是与自己建立了新的联系，把创伤后的自我同一性与创伤前的自我同一性联系了起来，即便多年后损失感重新袭击时，悲伤过程还会再次重复一当然持续时间会越来越短。悲伤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否认创伤。第二阶段，如果损失造成了创伤,在我们体验到的各种糖情绪中会包括大量的焦虑、惊恐和噩梦，但各种情绪又会得到|容忍。第三阶段既有对损失的体验，也有对创伤前生活的回i忆，从而再次形成内聚的自我同一性，并且摆脱关系自我回到个体自我，这是悲伤过程的特殊功能。回归个体自我，意味着悲伤者重新找到了自我，他懂得了悲伤过程是个对感情要求很高的艰难过程，但并不会要人的命，而是有其特有的生机和活力。
有了这个认识就可以更为心安理得地重新参与生活。我们知道，如果关系的代价是遭受损失时的悲伤，那么我们能够经受住这样的悲伤,即便那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们学会了割舍放弃，为新一次的损失做好了准备，一开始就将作出坚强的反应，好像生活中所有的损失体验又再现了。
如果能够成功地处理这样的创伤或生活中的危急事件，重新形成对自己和对世界充满信心的理解，那么就是心理上的伟大胜利了。这样的人以后对危急情况的处理会与以前有所不同，他们学会了识别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事情对这个人来说是严重创伤，而对那个人来说，可能只是所谓的危急事件，即便非常严重，但还不至于构成创伤。在损失体验的范围中，意外的突如人在创伤性的悲伤情境中能够医治创伤，而有些人则不能。
在悲伤的状态中，有着更为显著的自我同一性并且没有接受伴侣的转让的人，更容易消化损失。
损失不一定受创伤，但可能会造成创伤。比如经诊断得了危及生命的疾病时就是这样，对一个人会造成创伤，对另一个人只是一场危机.也并不是所有的创伤都造成相同的影响。童年时代的性虐待和逼供折磨无疑都会造成创伤，但后果是不同的。各种可能的创伤都应该得到研究，而且区别创伤和危机也很重要。眼下的趋势是把生活中所有的艰难都归入”创伤学“名下。这种片面性的好处在于，表明了生活中存在着不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并且即便我们的行为”更完美“也无法避免的极其艰难的情境。有些给人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境来自于外界，承受这种压力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在治疗中，我们能正确判断一个人遭遇到了什么，而不会立刻就问这位”受害者“对整个情境起了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太多的危急情境都用创伤学的理论去加以认识，那么这个精理论就显得过于简单了。人感觉自己成了外部事态的牺牲I品——不论什么样的事态——从而认识不到事物也是可以改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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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
在创伤性经验中，需要观察和描述的是受害者具体的遭遇，应将其与受害者的直接反应加以区别，如焦虑分裂、人格解体、沉迷于幻想世界，可能还会产生长期后果，表现在一种人格变化之中，比如回避行为，这又能让人想起恐怖结构性的人，又比如与情感隔绝等等。
三、焦虑性障碍 如果创伤得不到解决：创伤后应激障碍
如果创伤得不到处理，或者不得不一再重复，比如持续多年遭受性虐待，自我就会试图用分裂的防御机制隔离这种可怕的体验，这样的人可能摆脱自己正遭受屈辱的身体而遁入幻想世界，于是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彼此矛盾的自我状态同时存在，却不发生冲突，比如在遭到性虐待的姑娘那儿就能听到这种经验。其实这是创伤体验中常见的人格解体的一个过程，作为自我同一感基础的身体的自我被分裂出去，幻想世界成为最重要的东西，生命有赖之维持，幻想世界是不与任何人分享的，这就是说，自我同一感发生了动摇，自己到底是谁？遭受性侵犯的姑娘是那个幻想着远离尘嚣在山中受到动物和小Mil
矮人们保护和抚慰的姑娘？或是那个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照常上学的姑娘？还是夜间心惊肉跳地倾听着脚步声的姑娘？这位姑娘通过遁人幻想隔离和否认了她所害怕的东西，这种”克服“创伤的方式虽然能使她暂时挺住，可能还得与那个给她带来这么大伤害的人继续一起生活下去.但这也意味着她对生活中的”好“与”坏“的认识发生了分裂，自我不再是真正的自我，她对自己也失去了清醒的认识，从而无法享受很多的生活机会。她必须为此付出的髙昂代价是产生了焦虑，失去了攻击性和失去了活力，也许还有更多。
但是即便创伤性情境结束了，创伤也不会轻易结束，越战士兵、性虐待受害者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如果创伤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它主要表现是，创伤经历过后不久出现焦虑性兴奋、焦虑、愤怒、呆滞，一回想起创伤经历就会出现惊恐发作，噩梦也是一个重要表现，以后就会形成心如死灰的基本生活态度，这种回避态度又可能造成恐怖症。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人大都显得抑郁麻木,他们总是说自己很累，高兴不起来，有着不确定的焦虑感和负罪感，疏远感情，不与人交往，好像被创伤体验埋葬了，攻击者在他们身上扎了根Q他们好像受到了攻击者的诅咒，永远只能是受害者，也许能挺住，但不会再有真正的生活了。这儿我们看见的是不同寻常的压力造成的人格改变，其中最主要的是焦虑、惊恐及其防御，并且看来还改变了脑组织，对此斯特里安说道：”由于异常的体验（威胁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有着与大脑中底部颞叶反常活跃类似甚至一致的症状，这条临床经验使我们不再怀疑创伤后应激障碍确实改变、’规定‘了对于焦虑和记忆非常重要的脑组织。“创伤性焦虑远远超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其他一切焦虑，目前很多地方都在为创伤受害者探索有效的治疗方式。
三、焦虑性障碍 惊恐障碍的治疗
治疗大夫和焦虑病人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之处？如何看待移情和反移情？
按照前面所说的看来，治疗大夫显然很容易成为同伴，扮演起一个小心冀翼保护过度的亲近对象的角色，纵容病人，满足病人的要求，往往对母亲认同，有时也对最初的母Mil
亲情结中的父亲认同。患有惊恐障碍的人可能会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表现得举止笨拙，这样别人就能为他们做得更多。比如在一份病历中写道,一位女性被分析者抓门把手时总是那么笨拙，于是分析者每次都为她开门，虽然他平时从不这么干；或者一位女性分析者突然帮助别人脱下大衣，虽然她平时从不如此。这样她当然就要问自己，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她会这么干，难道认为被帮助者连日常生活能力都没有了吗？还是觉得他们行动起来太费劲了？也许自己是受到了激发才变得这么乐于助人？与惊恐障碍患者打交道的治疗大夫都谈起了某种刺激，某种阈下的激动和气恼。如果沉溺于小心翼翼保护过度的母爱关系之中，治疗是不会见效的，治疗大夫只能成为一个作用平常的同伴，因为惊恐障碍患者整天整夜、时时刻刻都需要治疗大夫的陪伴。如果保持这种小心翼翼保护过度的母爱关系，在治疗拖延数年之后，被分析者可能会彬彬有礼而又闷闷不乐地说，可惜他们毫无好转，但紧接着又会说，问题当然不在治疗大夫，而在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病情。此外在治疗之初，惊恐障碍患者往往隐瞒他们的恐怖症或广泛性焦虑，他们也许会告诉大夫他们有蜘蛛恐怖症，但对别的危害更大的恐怖症则只字不提。如果他们压抑焦虑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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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焦虑，往往就对父母产生理想化的错误认识，从而对其作出理想化的描述。这种描述可能是符合事实的，但他们认识不到父母行为的束缚性。
比如有一次，一个带有显著焦虑症状的男人诉说他曾拥有怎样一个好母亲：在他8—15岁之间，她每天至少花两小时跟他讨论所学的东西，他们共同”消化“.他的言下之意是：您瞧，我有一个多棒的母亲，但我现在还是有这些焦虑。他没有注意到，他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消化系统“,一直到进人青春期，他都是跟母亲共同消化的，我问他是否宁可踢足球，他大为吃惊地看着我，根本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这种受到美化的父母形象往往被移置到治疗大夫身上，强烈的攻击成分——可以感觉到阈下压抑巳久的分离攻击，那其实是一种发展攻击——表现在下意识的唠叨中，没完没了拐弯抹角的解释和带有焦虑色彩的详细打听，还表现在拖泥带水的作风中。分析者在反移情中往往可以感觉到阈下的恼怒。焦虑病人希望治疗大夫既是好父亲又是好母亲。在他们的想像中，好母亲、好父亲就是要告诉他们该向何方去，跟他们一起熬过眼下特别焦虑的日子，告诉他们该作什么样的决定。有一次，一位焦虑病人对我说：”如果您是个好母亲，您就会每晚打电话给我，问我过得怎么样，您会无微不至地为我操心，替我出谋划策，从外部管理我的生活，这样我就会过得很滋润^“这些愿望正符合惊恐障碍的心理根源，他们幻想拥有一个提供过度倮护的、谨小慎微的、溺爱他们而同时又能决定一切的母亲，而治疗大夫有时也不由自主地想成为这样一位母亲，因为焦虑病人往往是如此的笨拙和费劲，有时也并不完全是动了助人为乐的念头，而是因为不耐烦才急着帮助他们的，他们诱使别人玩”孩子和母亲“的游戏。治疗大夫自己越来越受束缚，这对他们显然非常不利。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治疗大夫实施合理控制以影响被分析者的生活，也就是说，既不过度保护，也不驱逐他们，虽然提供支持，但也让他们形成自己的支柱：这是人在脱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所希望的一种良好的控制。
像在别的治疗情形中一样，也要求帮助病人形成自我帮助，而且这种要求在这里更为彻底。病人渐渐地应该能够在对治疗大夫信任的基础上迎战焦虑，面对威胁，放弃回避行为。如果治疗大夫虽然提供了帮助，但并没有把自己拔高为完全不可或缺的帮助者，那么这种信任就能得到发展。如果帮助者觉得少了自己不行，甚至害怕病人离开自己，或自己离幵病人，那么显然很容易让人把自己仅仅看做是一个好母亲。惊恐障碍患者很容易把别人理想化，他们压抑了分离攻击，所以理想化往往掩盖了攻击性，让人产生虚假的感觉。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相信的，那是个不自然的世界。
患有惊恐障碍的人说话往往有某些怪癖，他们往往说得很多，但少有条理性，虽然并不具有攻击性，但一说起来就没个完，有时还都是废话，琐碎含糊，甚至前言不搭后语，总是拐弯抹角，显得很复杂。他们往往需要说上三四分钟才能让人明白他们说话的主题是什么。我想在这种特殊的交流行为中也重复了童年早期的情形，这样就能紧紧抓住亲近对象，亲近对象必须非常注意才能对他们的话有所理解，但同时他们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亲近对象保持了距离，可以说他们既疏远了管教他们的母亲，同时又让母亲不得轻松，依附和分离同时进行，虽然他们稍稍练习了分离，因为亲近对象不能进行一次正常的谈话，正常的关系停止了发展，但并不会因此失去亲近对象，这是一种努力，他们试图在尽可能多的独立生活与完全安全的环境之间达成妥协。对于治疗大夫来说，这意味着走到了门边谈话还在继续，跟带有很大焦虑问题的人很难准时结束一次治疗，即便准时结束了，到门口又会谈论起什么复在谈话中我们还能发现别的特点。惊恐障碍患者常常不把话说完，然后由治疗大夫把句子续完，或者他们长时间絮絮叨叨地进行暗示，直到分析者把话挑明：”您指的是这个或是那个？“他们叙述自己的梦往往不结合任何联想，把梦摆在桌面上，完全指望分析者加以解释，意即收尾工作应该由分析者来完成。他们所移交的责任——他们把很多责任都移交给了别人——会成为那些爱承担责任的人的绊脚石，那些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澄清、整理、指点迷津。
但治疗大夫的真正任务是给予指导，帮助病人理清头绪、找到出路，解决这些特别的说话方式对此很重要。语言的使用就已经是一个分离过程，孩子学会说话后就与亲近对象稍有距离了，而且能够通过语言与亲近对象重新建立关系。不说话就不能相互沟通，我们总是要说些什么，解释些什么。但语言也会产生冲突，惊恐障碍患者如果不把句子说完整，就可以避免产生实际的作用，他们关心的是不要引起冲突。只要治疗大夫积极参与，乖乖地把句子续完，就不会发生什么糟糕精神
的事，当然也不会发生什么好事。I
在惊恐障碍患者的说话怪癖中也体现了一种依附形式，豸****IMl
………….
j这常会引起治疗大夫不愉快的反移情；治疗大夫会觉得被分1析者累赘、黏糊、棘手，与这种反移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系
M种愿望，那就是治疗大夫希望最终成为被分析者”足够好的母亲“,满足他们，溺爱他们，鼓励他们走进世界，找到自我存在。在清醒地意识到要把他们引入生活的同时，治疗大夫下意识地感到恼怒和不耐烦，因此这种情形要求分析者自己也应拥有良好的目标恒定性。他们必须把自己也作为善恶并存的人加以接受，必须认识到，反移情中的这种分离攻击，同样也属于热烈的感情。
这正是反移情中很重要的一点：帮助病人对付无法忍受的焦虑时，兴趣、愿望和摆脱的愿望、恼怒的情绪都存在，这是合情合理的，并且都应该得到接受。在反移情中能够体会到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是多么困难，而这也是惊恐障碍患者面临的任务。此外我们还受到了来自焦虑病人的评判压力。有一次，一位女性被分析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问我：”您也有坏的方面吗？“我也同样惊讶地看着她问道。？”是的，这您还不知道？“反移情中典型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想比平时和正常的治疗关系中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人需要我们这样做；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下意识地感到恼怒、不耐烦，因为我们为这些人的治疗付出了这么多的精力，他们也该自己采取主动了。这里需要热切的分离攻击，把热烈的感情，如摆脱的愿望和碰撞的愿望结合起来。
过早独立的被分析者在发展中又是另一种态度：他们不接受帮助，不想有任何依赖性，要自己解决一切问题，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找治疗大夫。这样的人自己主宰一切，但还是会陷人困境。在这种情况的反移情中，治疗大夫会失去兴趣，因为无事可干，可能觉得昏昏欲睡，或者心生不快。
如果治疗大夫仅仅屈从于好母亲的投射，那么治疗很难见效，其实可以说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病人总是要求更好的治疗，于是被分析者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治疗将永远结束不了。分析者的作用就像一个转化客体，病人与他们的关系却没有任何变化，而且病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需要这种关系。相反，这里需要的是在信任基础上渐渐开始做出友好的拒绝，但这很不容易做到，这就是布鲁诺？鲁蒂斯豪塞所说的建设性挫折。建设性挫折对于成长过程和成熟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挫折是否建设性，非人力可以决定，而是最终取决于参与者的关系性质，其基础还是上述的彼此信任。在建设性的挫折中，这种关系简洁明了，摈弃暗示，没有'.TilI'iljl.i.:.i.?.!ili!!w.|:ii…m-::,.i|.
焦虑性障碍
J招人误解的表达，需要克服的条件将得到明确的说明，因此I关系状况是明朗的。失意者即使作出拒绝，也不会提出附加桌
?'J条件，比如他不能说：”我再也不打电话给您了，但您可别为此伤心“,也就是不能命令别人该以何种方式对待明确的拒绝。
挫折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与年龄相符的独立性，对于这个最高目的来说，挫折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说来，建设性挫折中主动的一方是有功的，他的放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在破坏性挫折中主动的一方，一般能够从中获利。建设性挫折中良好的意图与貌似恶劣的行为同时并存，被分析者会明白，分析者是好意，他很愿意像母亲般慈爱，但有些行为方式不利于眼前必不可少的发展，因此必须受到禁止.治疗大夫对此形成表达时不能造成伤害，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成功了，当事人就可能学会向这个方向形成某种目标恒定性。在对惊恐障碍患者进行治疗时，治疗大夫需要容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必须体会到患者需要母性的安全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另一方面必须施加压力，使患者获得适当程度的独立性。
在分析过程中应该把这种矛盾心情表现出来，也就是让患者明白，我们是喜欢他们的。但我们也有生气的时候，有时也会不耐烦。我们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发展。这说明，我们可以把自己与患者隔幵，动用分离能量，而不会因此危害关系。当然这很难做到，特别是因为惊恐障碍患者很容易产生反感，而且治疗大夫因为觉得有义务成为一个好母亲而过久地压抑恼怒，然后又突然而毅然决然地与患者隔离了，他们突然感觉到了焦虑的力量和患者的焦虑对治疗过程的控制作用。
如果出现了某些对双方都有影响的症状，往往会造成过分猛烈的隔离，治疗大夫对症状不再感兴趣了，而被分析者只想带着症状去找普通医生。
严格把握焦虑的限度很重要，应该使患者还能拥有面对焦虑的勇气。在这方面行为疗法颇有影响，它一方面帮助患者放松，营造一个安全情境；另一方面同时对引发焦虑的时刻进行排练准备。
我觉得在治疗中形成一个内心同伴特别重要，这也是通过治疗关系在移情和反移情的动态过程中做到的——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惊恐障碍患者不容易对内心形象产生兴趣，因为他们没有内心同伴，总是等待着非常具体实际的指示和答糖复。只有在建立了目标恒定性以后，在彼此的信任之中，在能I够容忍建设性的挫折和攻击性之后，才会渐渐地产生内心同iJ伴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常出现在梦中，但最初只有在移情中I才能得到认识，也就是说，这个形象又被移置到了治疗大夫身系
%上，治疗大夫现在成了合适的同伴，在治疗中立即回绝这样的投射是不明智的。比如一位被分析者梦见一位美丽的天使，为他引路或者在焦虑情境中牵着他的手保护他，使他感到非常舒服，然后在谈及这个梦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说：”那就是您“,他指的就是分析者。在这里理想化又一次起了作用，很难把这个天使作为一个内心形象归还给这些焦虑的人，向他们指出那也是他们自己心中的一个形象和作用力量，在困境中他们可以求助于这个形象。这些内心同伴可能以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出现在梦中，但常常也会以人类历史和文化中一再描述的经典的帮助者形象出现，比如一个天使。？
内心同伴往往早就在梦中有所显现，他们可能在内心中成为具备父亲或母亲的闪光面的形象，这正是被分析者所处的情境中所需要的，他们对处理焦虑情境也会大有帮助，能够帮助决定出击和退却的正确分寸。
以下这位女性焦虑病人的梦是富有启发性的，这是她在快要结束治疗时讲述的。我觉得这个梦很有典型意义，再一次显示了在焦虑处理中重要的是什么。”我正在接受分析，但是跟在您这里不一样，您板着脸表现出拒绝的姿态“,梦到这里结束了，然后是一个新的场景：”我坐在您家附近的一棵树下，那儿有张桌子，在大树下面桌子上面有一些苹果，好的烂的混杂着，我吃了一个，可惜有虫，我就绕开虫子继续吃，一位老人告诉我，这儿比屋子里美多了，我看着他，吃不准他的话是否有道理。“这位梦者说她在梦中吃不准那位老人说得是否有理，是因为她觉得在屋子里面能够受到更多的保护。树虽然也是一种保护，但不是像屋子那么好的保护，这位梦者所喜欢的是苹果，她觉得虫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她可以绕开虫子吃，我觉得这是在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体验中把善与恶统一起来的一个征兆。一个苹果有了虫并不一定就得扔掉，这是获得了一定的目标恒定性。这里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把好的客体和坏的客体统一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位老人常常出现在她的梦中，是一个老师的形象。很显然，他成了内心同伴，比较明白事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无论对于焦虑还是对于脱离情境，这位内心同伴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我，治疗大夫，板精着脸作出拒绝的姿态。被分析者想离去，而我很生气，这是把I分离攻击投射到了我身上，如果母亲”已经很坏了“,那么她有翼I权离开我，而且内心同伴那位老师也说治疗室外面其实I美多了。那儿还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树，还是在治疗大夫的房系
^子附近，被分析者一步步地离我远去，大树提供了保护和苹果。如果进行更象征性的解释，那么可以说，作为治疗母亲我已经逊位了，而且我也已经板起了脸，但外面的生活中有自然母亲，也就是原型母亲：这就是那棵苹果树，它提供保护，还用苹果提供营养。也许苹果还略带性爱意味，想想伊甸园中那棵盘着一条蛇的苹果树，蛇也许也跟虫差不多——我们可以理解是治疗唤醒了原型的母性。很显然，在善恶并存的母性体验的背后，还必须唤醒原型体验，如果生活中曾经产生过这样的体验，那么它将一直存在。作为内心同伴的老人试图重新树立价值观，这始终是一种对待焦虑的可能性，其实这涉及安全与自由的关系，这是一种诱惑，使人争取更大的空间和活动余地，争取更多的机会敞开自己。
这位被分析者是一步步渐渐脱离而去的，但事情并不总这样。惊恐障碍患者在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之后常常会背信弃义，有些经过长久的努力治疗的人会突然不假思索地说：”您一直在高谈阔论独立性，我现在觉得我不需要您了，下次我不来了。“于是就没有时间共同为结束治疗进行思考总结m
了。他的独立性或许也是非常勉强的、不自然的。有人付出了很多精力却没有获得独立性，事后就会怨道：”现在我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得到什么好处了？我要离幵这儿。“这种抱怨和一些父母的抱怨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在与孩子的关系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正是如此，使孩子必要的分离步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四、关系焦虑 损失焦虑及其背后的价值观
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焦虑，分担焦虑，使焦虑减俩人结伴或成群结队时，我们往往比独处时有更大的勇气，而且也能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摆脱无助境地。但是关系也会产生大量的焦虑，其中的一些我将深入探讨。如果在关系中产生了焦虑，那说明这种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具有重要的价值，无论如何不应该失去。关系焦虑指的是各类损失焦虑，其中有分离焦虑、独立焦虑、亲近焦虑和关于关系中的自我存在的焦虑等等，还有关系中的自我价值焦虑和对失去爱的焦虑。
分离焦虑是对被遗弃、孤独或自己离去的焦虑，其中总是有一个主动的成分和一个被动的成分，焦虑者面临着孤独和令人痛心的损失。
在这些焦虑中受到威胁的关系价值观是持久的价值观，关系不应该中断，应该始终不渝，长久地提供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样，人才能真正参与并依赖这种关系。通过这种持久关系，人们可以共同创作，满足彼此的需求。此外，关系中还会产生第三方，他们想共同成长，融为一体。如果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就会产生损失感，很可能还是必须加以医治的创伤性的损失感。
对亲近的焦虑、对自己独立性发展的焦虑、或者对固定关系的焦虑，初看与分离焦虑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属于一个整体，那都是因对自己不忠而产生的焦虑。这种焦虑不是害怕离开别人，而是害怕离开自己。类似的我们还知道，对”被吞没“的焦虑，但也害怕自己吞没了伴侣，既害怕自己受到突然精袭击，也害怕自己突然袭击别人。对”被吞没“的焦虑可能会I发展成为对”六神无主“的焦虑，特别表现在与性有关的僧况S中，比如我们与一个人相恋，彼此如胶似漆，完成了性的结合，接着就会产生焦虑：也许今后我们再也不能成为以前的那个人了，可能完全失去自我，想放弃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另一个人。因此我们往往从性迷恋和性依赖的角度讨论失去自我的问题。这是强烈的关乎生存的焦虑，害怕恋爰会毁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害怕失去所有的依靠。这种焦虑所暗示的面临着威胁的关系价值观，是关系双方彼此可以相爱，可以建立一种亲密知心的关系，在其中彼此可以没有界限，但也应该保持自己的本色，不一定要放弃自己0最佳距离的问题也与这种焦虑有关。
在关系中，除了以上这些焦虑之外，自我价值焦虑也很重要。这种焦虑在于害怕得不到关注或害怕自己不关注别人；没有认识爱人的本来面目，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而爱他，觉得他不够好，或者反过来，别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爱自己，自己还不够好，还应该更好些才能配得上伴侣，这些担忧都能产生焦虑。在这里我们被迫面对自己的缺点，扪心自问是否自己的所有方面都值得别人去爱，在看到对自己的不利评价被所爱的人确认以后，往往就会产生焦虑，这时我们当然希望，即便所爱的人认识到所有这些缺点，但还是能够爱我们。这种焦虑背后的价值观又是一种关系价值观：希望在一个”你“的身上总能看见一个”我“,能够通过关系，把握住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自我同一性，希望通过对这个”你“的爰能使自己的存在更透明、更有价值。因此圣经中所说的彼此的”了解“,也适用于这种情况。了解并不仅仅指性意义上的了解，而是根据这个词的本义，也指真正认识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和本来面目，不仅看到他美好的方面，而且也看到他不足的方面。我们渴望别人在全面认识了我们的闪光面和阴暗面之后还是不嫌弃我们，虽然这种渴望离幵现实有一段距离，因为这不可能完全实现，但还是不失为一种价值观。自我价值焦虑明确指向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彼此的关注和尊重，从而也涉及通过关系，意识和尊重我们自己的自我同一性。
对失爱的焦虑，是因为害怕彼此的漠不关心而产生的，与一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共同生活，而现在几乎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取代这个人的位置，这会引起焦虑；感情和性的迷恋和激情可能会一去不复回，这也会引起焦虑。这种迷恋和激情像其他所有的感情一样来回反复，我们当然希望它们能够重新精神
返回，而不总是有去无回。这种希望背后的关系价值观是长I期保持彼此之间强烈的兴趣，满足浪漫的爱情渴望，希望爱情轰中性爱和情爱两方面炽热的迷恋和激情经久不衰。这种浪漫的爱情渴望在夫妇共同治疗中总是引起激烈的争论：是否应该放弃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转而更好地解决日常生活中更为实际的问题。诚然这种浪漫的爱情理想对彼此的关系是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但放弃一切理想化的事物，纯粹追求实际也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爱情中总得”天地“结合，太多的”地“或只有”地“会使整个的爱情失去魅力。
四、关系焦虑 分离焦虑：隐蔽的攻击性
分离焦虑是因害怕被遗弃而产生的焦虑，或是彻底地被遗弃，也就是不得不独处，比如因为丧偶，或是在关系的某种特定情境中被遗弃,在关系中感到孤独，或者本来与我们同行的人突然不再与我们同行了，他们走得或快或慢，兴趣转向了别的人和事，这时我们也会感到遭到了遗弃。
分离焦虑有现实的原因：毕竟我们有的不只是爱，还有死亡。即便我们没有真的失去某一个人，分离问题也总是在关系中等待着我们。
在论述脱离及自我意识形成阶段中焦虑形成的烙印情境时，我曾经指出，人总是彼此反复接近，旨在形成固定关系或共生关系，但如果彼此太接近了，就会呼唤形成自我意识，于是我们就彼此疏远，发生分离，这时我们往往彼此减少了兴趣，更富有戏剧性的情况是，这时我们开始对别人产生兴趣。在分离焦虑中共生现象与自我意识交替出现，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加工一个共同的自我，共同呵护彼此的关系,但同时又很关心个体的自我。比较一下对具体损失的反应以及与此有关的悲伤过程，我们就能明白这种心理的运动和协调是多么重要。在悲伤过程的进行中可以看出某人在生活中是否已经经历过这样的运动，一心只维护共同自我的人摆脱死者回归自己的自我是极其困难的——而这正是悲伤过程的一个功能。生活中常常在维护关系自我与维护个体自我之间往返运动的人，他们在悲伤过程中就会轻松一些——但这也意味着一种”比较困难的关系“,一种引发更多焦虑的动荡的关系。
对分离产生的过多的焦虑往往使人忽视自我意识对自我存在发展的呼唤，这当然不会直接表现出来。外在的表现往往是不能独立解决某些问题，感到自己无助地听凭摆布，迫切需要别人的帮助，然后产生的依附同时又带有攻击性。于是伴侣就像是小孩子的母亲一样不可或缺.如果继续与这位小孩子的母亲共处，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没有信心，本应该形成自我意识的分离攻击就会指向伴侣。但这不是公开的，而是在潜意识中发生的，常表现在讽刺挖苦或类似的行为中，有时这种分离攻击也会指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