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经史诸子之学者数十家，诗文千余家，……要而言之，足为休文继起者，曾不数见，大率浅陋空疏，守兔园新册，拾宋人残唾，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以为文，调弄秋雨、秋风、微云、淡月、凉露、晚烟、寒鸦、疏柳数十字以为诗。于是乎家家有集，人人著书，书易成而必不传，而亦往往幸而传。”
《侍养录》第一册《许洞反滥调》条，可参看。
杨沂孙评《说文》与段王两注
《杨沂孙与瑶生书》（《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十八）云：
蒙……赠王贯山先生《说文》二部……许氏之学，严、桂两家之书未之寓目，段氏则颇揽其全。世有议其武断者，盖未深究段氏之诣，故同下士之笑。至贯山，更能探造字之原，纠许氏之失。段为许氏之功臣，王乃许氏之诤友也。贯山云：“许君之精神与仓颉、籀、斯相贯通，故能作《说文》。今人之精神必出许君之前，乃能与许君相贯通，而后可以读《说文》。”此语精辟博大，自魏、晋以后无人能道之者。盖小学届此时，如日中天矣。
窃谓欲识仓、沮①制作之原，当观商、周鼎彝文字。叔重所著录者皆沿李斯小篆，此乃当时之俗体。据小篆之形以论象形，亦犹据隶楷之形以言象形也。故许氏所论亦多从俗，未尽稽古。古文在汉已不能尽辨其字，况能尽通其义乎！贯山实能据古文以纠许氏，此其所以独绝也。沂年来于小学颇有心得，间有以知许氏之从俗，不足尽信之处，惜乎不能亲炙贯山相与证辨也。舍弟携王氏书归，见之惊叹欲绝，肆笔评骘，且附鄙意于上。自知荒诞而不能已，因来书论及，故以质之，昔日狂态如在目前矣。
按：杨氏直指《说文》小篆为俗体，许叔重从俗，而未尽稽古，不足识文字制作之原，可谓大胆。此可证文字学研究愈深，即可知《说文》之不足信，王贯山已较段懋堂为进步，学力固随时间而俱进也。前阅玄同先生言，罗振玉对于王国维之辨《说文》之非，以为太过，是罗氏墨守许书，虽生王、杨之后而尚不能吸取时代精神也。
① 仓、沮：亦作沮、苍。沮诵、苍颉的合称，相传为黄帝时史官，始作文字者。
李滋然事迹与著述
长寿李滋然，清末撰有《周礼古学考》，证明《周官》为古文学，与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同其功绩。意其人生于四川，当是廖平或王闿运之门人，故能申廖氏《今古学考》与《古学考》之绪。兹偶翻宣统三年七月《华制存考》，七月二十日谕旨：“都察院代奏县丞用兼袭云骑尉李滋然呈进旧撰书籍四种，呈一件，知道了，书交南书房阅看，钦此。”同月二十七日谕旨：“南书房片奏‘阅看学部七品小京官李滋然呈进书籍四种，综观所著各书于经学研究颇深，堪备乙览，应否加以褒奖’等语。李滋然着赏给主事衔，钦此。”按：同时同人，而前称“县丞用”，后称“学部七品小京官”，何也？李氏呈进所著四种，当是《周礼古学考》、《群经纲纪考》、《明夷待访录纠谬》、《四书朱注古义考》。前三种印于日本，后一种印于国内。《周礼古学考》自是经学名著。《四书朱注古义考》旨在沟通汉、宋之邮，与潘衍桐《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同其作用，而研究较深刻，若《清经解》而有三编，亦当辑入。至于他二种，则适足表现李氏之保守思想耳。予尚有其文集二册，为辛亥后刻于蜀中者。中有一呈文，为查禁《新学伪经考》时保全康有为者，盖以学派相同，遂生怜才之念也。由此文，知其曾任官广东。不审渠归里后，尚有他种经学著作否？
王段俞三家著作之高下
孙人和先生告我：“有一日本学者于古庙香炉底得一残旧写本《淮南子·兵略训》，按其文与今本不同。以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校语核之，则十得六七。以俞樾《诸子平议》所说按之，则无一合者。因之，知俞不如王。”予按王氏《读书杂志》，竭一生之力所成，年八十余始刊出，盖不知其几经修改；其中有援据古本而改者，亦有将各种旁证集合拢来，凭其悬解而改者。
一字之下，不知其费若干脑力劳动，故能冥契古人。犹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亦积数十年之力，改正汉以来之误字，而古本不存，多凭猜测。然自敦煌石室发现唐写《经典释文》、《尧典》、《舜典》残卷，以校段改，亦符什七。可见客观研究，功力既深，自能与事实合契也。若俞氏者，早岁治王氏父子之学，方向固准，而四十之年即已成书，及届耄耋，迄未再改。
文学固有天才，弱冠之日即已斐然成章，若夏完淳者，而朴学则固无是也。
然王念孙父为宰相，子为尚书，生活绝无问题，又享高寿，其按部就班，筑基构堂，以立于不败之地，宜也。段氏欲读书而无适当环境，仕为富顺、巫山县令，贪污致富，遂辞官而居于苏州之枫桥，无人事之扰，有借览古本之便，居四十年而数大书成，虽搜括可恨，而其志则可悯也。俞氏罢官之后，赖曾、李、彭诸大僚之助，得有安定生活以著书，然既有所求于人则必有施于人者，于是日作酬酢文，既求荣宠，复获稻粱矣，岂不痛哉！
顾禄事迹及其著述
顾铁卿禄以详记苏州岁时风俗，并加考订，著《清嘉录》成名，其别墅在虎丘山塘，因详记其物产、手工业，由予于一九五四年得之来青阁书肆，携以入京，得朋辈之揄扬，名遂大著，此书将在上海出版。〔眉批：钱国祥《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顾禄以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入泮，其试题除《四书》文外为《扑满赋》，以“入而不出，满则扑之”为韵。〕予忆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卷八中曾有《颐素堂丛书》一目，因抄录下方，见其兴趣之多
方面与其著作之勤劬如此：
《雕虫集》一卷
《紫荆花院排律》一卷
《烟草录》一卷[眉批：烟草为淡巴蓏乎，抑鸦片乎？]与长洲褚
逢春同撰
《骈香俪艳》一卷
《省闱日记》一卷
《买田二十约》一卷[眉批：此为地主自道其买田方式，书若存，必有价值。]
《看枫约》一卷
《酒春秋》一卷
《壶中揽胜》一卷
《虎阜登涉图仪注》一卷
《鸟棋谱》一卷
《羽族棋谱》一卷〔眉批：鸟棋与羽族棋，未识其如何分？〕
《晚香吟》一卷
《题画绝句》二卷
以上所列凡十四种。其中惟《题画绝句》为我弱岁在玄妙观书摊上拾得，余则不但未见，亦且未闻，而孙氏独见之，是铁卿所著书皆随刻随印，本无一定本，偶然携入京师赠人，幸逃庚申之劫，而流入厂肆，今已不可知其下落。其中未有《桐桥倚棹录》，可知此书之成较后，未及赠人而已遭焚毁，故为书商所未见也。
十余年前尝以铁卿事与伯祥谈，渠云：“铁卿自署‘楞伽山人’，楞伽山在石湖旁，疑其人为彼地地主。苏俗，城中人多看不起乡下土财主，故彼家居城中而建别墅于虎丘，以追攀城市文人。君家秀野公嗣立被称为‘先高祖’，杏楼公元凯则互称为兄弟，至非君一系之顾南雅莼则称以叔侄，皆其攀附之迹也。[眉批：《诸生谱》：顾元恺，嘉庆十三年戊辰，以第一名入长洲县学。癸酉举人，壬午进士。同书，顾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以吴县籍入学，庚申举人，壬戌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曾督学云南。]顾其人好读书、著书，著成即刻，逢事便记，固是风雅中人，非俗子耳。”予曰：“使彼生于今日，其此锲而不舍之精神，如不从事古典研究，当是绝好之一新闻记者！”
相与拊掌一笑。今伯祥逝世已三年，爱记于此以谂来者。
“十目一行”与严杰其人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四《十目一行》条云：
阮文达公题严厚民杰《书福楼图》（厚民湛深经术，精校勘，因昔人云“书不饱蠹鱼，不经俗子误改，书之福也”，因以名楼）诗云：“严子精校雠，馆我日最长。校经校《文选》，十目始一行。”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公此语可为粗心读书者针砭。夫“一目十行”由于天资过人；诚使质之钝者“十目一行”，则用心密而获效宏，岂逊于“一目十行”者乎！所谓“学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
此语极是，可为初学者针砭！
按：严杰为人诚忠实于校勘，但性不敏慧，无才无识。观阮元官两广总督时，编刻《皇清经解》，委其事于严杰，而杰乃尽删各书之序跋，顿使读者不识原书之旨趣，又抄未刻诸书为《经义丛钞》，又丛杂无序，其人盖全无学、识、才者，去顾千里不可以道里计也。缪荃孙编《著述诸家姓名录》，不以之列于校勘家，宜矣。
姚大荣书稿
贵州姚大荣居北京，研究中西交通史，以“昆仑”即巴比仑，为胡适等当作笑谈。渠一生工作，未有成书，其稿为其子所保存。一九七四年曾由吴玉年介绍送至予家，读之知姚君虽多附会，然其读基督教《旧约》颇熟，取以比勘中国古史，亦能有所发明。惜予多病，不久为彼索还，遂未摘录。
《刘申叔遗书》卷帙之富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谒章行严先生于史家胡同新寓。先生谓章太炎先生不强不知以为知，而刘申叔反是，虽不娴欧洲文字而好论欧洲事，其证也。又谓《刘申叔遗书》甚多非出彼手，彼盖窃取其父、祖父、曾祖父之眉批以为其一人之发现，故古籍补释独多也。即非其所剽窃，而后人编集亦有误入者，如论王船山一文即行严先生所为也。以彼一九○三年至上海，参加革命，至一九○八年而叛变，为端方侦探，至一九一一年而辛亥革命起，其间安得暇晷读书？在成都、太原三年，是为其读书时间。至一九一四年至北京，翌年即从事筹安会，又作反动政治活动矣。袁世凯失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三年，亦可读书。一九一九年即病卒，年三十六。其治学时间不多，而著作乃如此丰富，于事实为不可能。又云：申叔固有家学，然太炎先生实在把他捧得太高。其言良是，记之于此，以见名之不可幸得，学之不可骤成。
《六译先生年谱》
蒙文通先生以廖宗泽君所著《六译先生年谱》卷一稿本见示，收集咸丰至光绪初时事及学术资料颇备。其总目云：卷一初变以前，起清咸丰二年壬子，迄光绪八年壬午，凡三十年。后半为治宋学及训诂时期。
卷二初变时期，起光绪九年癸未，迄十二年丙戌，凡四年，为平分今、古时期。
卷三二变时期，起光绪十三年丁亥，迄二十三年丁酉，凡十一年，为尊今抑古时期。
卷四三变时期，起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迄二十七年辛丑，凡四年，分为小、大时期。
卷五四变时期，起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迄……
卷六五变时期，起……
卷七六变时期，起民国……年，迄民国二十一年，凡……年，为以内经说《诗》、《易》时期。
大抵廖氏之学惟初、二变为可观，以初变重分析，二变定从违，在经学史上自有继往开来之途辙。至三变以至六变，率情创造，貌似玄微，实同幻想，前无所承，后不能继，斯自得其乐而无群众基础者也。
近代广西史学者
《广西通志馆馆刊》第三期有刘介《现阶段的广西瑶族》一文，附《广西各县瑶民分布概况表》，甚翔实。第四期有《自明以来的广西僻姓》，附《僻姓氏族表》。此人极有调查研究之兴趣与能力，谅为通志馆编纂。一九四九年后馆事中辍，此人不知何往。去年到桂省，亦无人为我言之者。人才埋没，至为可惜。著《岭表纪蛮》之刘锡蕃，闻在广西民族学院任教，亦未见及。今从事调查整理者，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现璠君，予至邕时渠已赴大新县调查。渠系僮人，所得必富。广西文史馆中有蒙起鹏、马驹誉、梁岵庐诸君，不知其近有撰述否？又韦燕章女士亦在文史馆，著有《广西大事记》，匆匆不及往访为憾。
蒙起鹏名云程，邕宁人，编《广西近代经籍志》，盖上续嘉庆志《艺文略》者，百余年来增至四百五十余种，见周鼐《广西艺文之鸟瞰》，《通志馆刊》二期。
高天梅赝作石达开遗诗
柳亚子《题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后》云：“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共二十五首，自《答曾国藩》五首见于梁任公《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笔。时在民国纪元前六年，同讲授沪上健行公学，天梅为余言，将撰翼王诗赝鼎，供激发民气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并及叙跋诸文，信奇事也。封面题字亦天梅所书。当时醵金印千册流布四方，读者咸为感动，于是《无生诗话》、《龙潭室诗话》、《说元室述闻》、《太平天国野史》竞相转载，而卢前辑《石达开诗钞》，罗邕、沈祖基辑《太平天国诗文钞》亦依据之，异哉！”（隋树森《读中国民族文学史》引）此激发民族主义之有力作品，而亦现代作伪之佳证也。
魏秀仁著作
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五有《魏子安墓志铭》。子安名秀仁，即著小说《花月痕》者。铭中记其著作，有《陔南石经考》四卷，《熹平石经遗文考》一卷，《正始石经遗文考》一卷，《开成石经校文》十二卷，《石经订顾录》二卷，《西蜀石经残本》一卷，《北宋石经残本》一卷，《南宋石经残本》一卷，《洛阳汉魏石经考》一卷，《西安开成石经考》一卷，《益都石经考》一卷，《开封石经考》一卷，《临安石经考》一卷，知其人为石经专家。题《陔南石经考》者，魏氏名其所居为陔南山馆，盖总论也。自《熹平石经遗文考》至《南宋石经残本》为辑集现存文字，自《洛阳汉魏石经考》至《临安石经考》为历史记载，《开成石经校文》为校勘记，《石经订顾录》为订正顾炎武《九经误字》之书。此十三种书，除《魏子安墓志铭》外未尝有人提及，恐佚失尽矣。予在重庆日，闻何叙甫（遂）言，在福州购得魏秀仁圈点《十三经注疏》全部。遭逢离乱，不知今日尚存否？晤面时当询之。
尹炎武著作
尹炎武，字石公，号尹山，镇江人，今年六十五。毕业于安徽存古学堂，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后任《江苏通志》纂修。著有《清史稿刊误》六册、《清史稿列传备证》及《索隐》，皆未刊。闻其在北京时，曾于屠寄没后，为之筹刊《蒙兀儿史记》蒇工。又孙诒让《周礼正义》，梁鼎芬刊木于武昌，未及毕工而逢辛亥革命，遂中辍，版片寄存一肆中。石公闻之，为之集资刊完。是亦学术界之功臣也。
吕思勉评章炳麟
上海权威出版社所出《月刊》一卷三期（卅五年一月五日出版），载有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对清末思想界有极透辟的议论，当抄出。末云：如近人所说，以禹为古代的一个动物，并无其人，这固然近于怪诞。然其发明《禹贡》不但非禹时书，所述的并非禹时事，乃后人据其时的疆域附会，则不可谓非一大发明。
所以狭义的材料（按：史官大夫所记），也是要用种种的新方法去剥落其中不可信的部分的。而广义的材料（按：神话传说），其中也有许多很宝贵的，有待于搜求洗炼。章太炎于此不甚了解，他认为根据神话传说而否认古代史官所记或士大夫之所传，就是把中国古代的历史抹杀了，把中国古代的历史抹杀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抹杀了，所以竭力反对这一派议论。
这几句话把章先生和吕先生对我的态度写得很明显。章先生早年有《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载《时务报》十九期，主以革政挽革命，与康氏见解差同。此文中亦以汉今文说立论。
吕思勉论整理笔记及史学论文
吕诚之先生思勉，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抗日战争前曾刊《燕石札记》，予读而善之。一九四九年后予屡请其整理，以供史学界之参考。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得复书云：承询弟所作笔记，材料积至数箧，事诚有之，惟皆有待于整理，而在抗战时故居炸毁，学校全焚，所失甚巨，一九四九年时又略有所失，且全部弄乱，每一问题，前后或有阙佚，均非校理不可，以是其事颇费时日。拙作前经刊布者，多以学校中之讲稿为本，于无特异见解及考证处亦加叙述，以著述体例论实所不须。现拟普加整理，于此等处皆删之。
所存者略依昔人“类稿”、“存稿”之例，凡有贯串及单辞孤证者（此拟从缓出）各别为篇，以免《日知录》间出么小考证之诮（此语自不甚公）。拟先未经写定之稿，而但待删补改正者次之。如有机缘，颇思如《燕石札记》之例，字数积至若干即编成一册印行（此书系昔年光华大学欲刊丛书，就手头所有与之，恰如于全部札记中抽出若干篇者然），俟全书完毕后，再按文字内容、我所依据书籍（如分《经札》、《史札》等）分类。明知此必不免前后歧异，但（一）累更丧乱，旧稿毁损既多，又皆凌乱，不易先拟定目次，然后依之撰述；（二）又随时印布，即使功不克竟，终可印行若干故也。又有本依述作体例写成，校订不甚费力者（中包曾在报章杂志刊过之作），则一时半载即可集成一两册也。……
抑弟更有请者：治史虽贵通识，究当以事实为本。离学言识、自矜其才者，已恐易蹈危机；若徒为趋附风气，更恐难知所届①。欲知史事之真必不能舍弃考证。近数十年，此风虽不可云盛，亦不可云绝无，以其规模颇较从前为大（如徒侣之多，资财之广），其所成就亦有超越前人者。此等述作，最多在杂志中，亦有在日报之尾，或刊成专书或印入专册者（如纪念刊之类），今多散落，不易寻觅（凡书印行数千册，一经散布即几不可见，而报章、杂志等加意保存者又较书籍为少）。贝纳尔有言：“今日研究一事一物，往往从头做起，转较搜集昔人已成就者为易。”在彼如此，在我可知，奚翅②狐埋狐搰③！窃意此等皆可加以搜集，重行刊布，使散无有纪者皆分类成丛书，其于斯学之昌明所裨实大。惟搜集实为不易，且如杂志，上海之鸿英图书馆号称甚多，然多而不旧，该馆创立以前之物即多无之矣，此其一端也。然此亦可留待补搜，但将所已搜得之书目别刊为册，则所未搜得者必有热心之士相助搜集者已。此事看似无所作为，实则功被于人者甚大。惟先生规模弘远，足进此策，故献其一得之虑焉。
先生作此函时，正以心脏病作，气促甚，在常州静养。《燕石续札》之出版，度即以予请衰集校订不甚费力之文字而成。越两载，至一九五七年秋，先生遂谢世，而札记全书不克手定矣。今闻其稿皆送至华东师范大学，倩人整理，然有学且有闲者谁耶？先生出版著作孔多，然多就学校讲义为之，非其精品。其精华皆在札记，而竟不能自定，则年限之也。往予在沪，尝参加其七十寿宴，今予亦垂七十矣，衰态日甚，其将如先生之衔憾以终耶？抑幸得各方之助力，使我得自定其稿耶？函中所计划之搜集报章、杂志中之考证文字，分类印出，必有裨于史学之昌明，此事科学出版社已出《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二册，足奠其基，惟抗战时后方刊物为北京所不见，尚待补充。将来纸张供应充沛，即可编辑付印矣。
① 届：意为“到”，引申为“极”。
② 奚翅：即“何啻”，何止，何以异于。翅，通“啻”。
③ 狐埋狐搰，语本《国语·吴语》：“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功。”埋，藏；搰，掘出。
黄永年论《国语》版本及目录学
黄永年君，吕先生暮年弟子也，英才好学。今年在宝鸡养病，来书索取《国语》，予寄一部与之。其复函云：承赐《国语》明嘉靖时张一鲲刻本，已收到。今《国语》旧本传世有三：（一）士礼居复刻天圣明道本，未经宋庠补音者；（二）明嘉靖时吴门金李翻宋刻，经宋庠校定者；（三）即此张一鲲本，乃本诸宋庠本之宋刻（书中“桓”字仍缺笔作“桓”可证），复加删补者，虽非旧式，视作张氏之补注本观可耳。三本中前二者有复刻及影印，得之不难，惟张本仅清代有一复刻（尝在西安见到，字体已改易为方板宋字），亦流传无多，则此原刻宁不可珍！吾师此赐有逾百朋，拜受之余，铭感何如！清儒治此学者有龚丽正、董增龄，惟均未见。近人徐元诰有《国语集解》，中华版，惟似未尽完善，不采《左氏》及《史记》作互证，即一大遗憾。窃谓《国语》所记古代典章制度最富，往往借端发挥铺叙，非《左氏》可及。苟（一）用诸刻校雠文字，（二）集韦昭以来诸家注释，旁及贾、服、杜诸家之释《左氏》、三家之释《史记》之文，（三）采《左氏》、《史记》及先秦诸子、三《礼》之有关者为集证，亦盛业也。……来谕谓尊著札记，无力整理，窃谓此事似不宜过于求其美备，盖人之认识事物本无止境，吾辈所获只能是绝对真理之一部分，试观昔贤之笔记论著，欲求一无懈可击、尽善尽美者，岂能有之？近以治病多暇，将俞理初《癸巳类稿》翻了一遍，其中精当者亦止十之三四，错误及无用者实多，然俞氏之价值自在也。又受业①于版本目录之学为之已二十年，所见前辈题跋目录，虽享大名如黄荛圃、顾千里、叶鞠裳、缪艺凤以及傅沅叔辈，其著述之脱略谬误处亦不可胜数，近印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增补本，可正误者亦不止数十百条，然此等书总不可废也。以此，敢为吾师进一策，可将旧日积累之笔记翻检一过，择其有用者圈出，嘱人分条抄录（每条抄一纸），然后分类整理，再由吾师复看一遍，从事删改，可并者并合之，记得尚有史料可稍增补者增补之，但切忌大事增补，再于文字上稍事修饰，即成初稿。然后以此初稿请历史研究一所同志看一下，请他们提出意见，何条前人论之已详，可删；何条尚有若干史料可补；何条解释有问题，宜改。根据此等意见，再增删一次，即成定本，于是赶快付印，不必再迟回不决（若吾师之《浪口村随笔》，受业以为尽可付印，实不必再事修改矣）。如此，则一年之功必可竣事。刍荛鄙言是否有当，尚乞垂加采纳也。
受业昔年尝有志写一《旧书识小录》，取寒舍所藏旧本书及所见旧本，略记出版本或内容，稍事考释，已成数十篇，劳动后暂中止。近又思写一《前尘梦影录》式之笔记，记所藏、所见、所闻之旧本书，日来在医院中已写了数千字。此等事自知无当大雅，然存之脑中，数十年后终于澌灭，则不若笔之于书，为后人留此参考资料耳。
近年能从事此道者已不多，甚盼其欲撰之书早成，为读古籍之工具也。
① 受业：旧时学生给老师的书信常自称“受业”。此为黄永年自称。
张维著作
张维先生字鸿汀，甘肃临洮人，居兰州市。一八八九年生，一九五○年卒，年六十一。前清甘肃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宣统己酉科拔贡，仕学部司员。
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回甘参加革命活动，响应共和。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议会议长。任甘肃大学教授、甘肃通志馆馆长、图书馆馆长、文献馆馆长、国史馆顾问等职，历四十余年。当其任甘肃通志馆馆长也，到北京图书馆搜集资料、规定义例，故能以新体裁作志，惜其未刊行耳。顷承其子令琦写其书目见示，因录于此：一、已刊行者：1.《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一卷2.《甘肃省县总分图》一卷3.《陇右方志录》一卷，《补录》一卷4.《陇右金石录》十一卷，《补录》二卷5.《甘肃人物志》八卷6.《元魏诸镇考》一卷7.《仇池国志》一卷8.《兰州古今注》一卷9.《陇学略述》（《经学》篇）一卷10.《甘肃通志凡例目录》一卷二、未刊者：1.《甘肃宁夏青海地图》一卷（总图、分类图、分县〔区〕图一百三十余幅）2.《陇右舆地录》十六卷3.《陇右水利录》五卷4.《陇右财赋录》十卷5.《陇右政事录》三十卷6.《陇右民族录》十卷7.《陇右边事录》八卷8.《陇右霸国录》二十二卷（已刊《仇池国志》一卷）9.《陇右大事录》十卷10.《陇右学艺录》三卷11.《陇右著作录》六卷12.《陇右著作目》二卷13.《陇右考古录》二卷14.《陇右轶闻录》二卷15.《平凉府志校补》十三卷16.《洮阳耆英纪略》一卷17.《打拉池县丞志》一卷18.《甘肃丛书目录》一卷19.《史学通论》一卷20.《方志衡义》一卷21.《还读我书楼文集》四卷22.《诗集》一卷23.《论学集》四卷24.《政论集》十四卷25.《目耕识小录》二十二卷26.《前秦事钞》二卷27.《十六国史钞》三卷28.《大都存稿》一卷29.《阿阳杂俎》一卷30.《砥庐丛话》一卷31.《砥庐行程记》四卷32.《大河报政闻报甘肃民报金城周报社论集》四卷33.《九州错传奇》一卷三、编辑各书：1.《甘肃通志》一百三十卷2.《陇右史丛》五十卷3.《文丛》①十卷4.《诗钞》四卷5.《临洮诗人集》四卷6.《甘肃建设专刊》一卷（已印行）
四、拟著各书：1.《西北通史》（陕、甘、宁、青、新五省通史）。2.《中国宗教史》3.《河西通志》4.《新疆通志》5.《宁夏通志》6.《青海通志》7.《临洮县志》8.《张掖县志》9.《兰州皋兰志》10.《西域金石志》11.《临洮古今志》12.《甘肃丛书》一百二十一种（除前人辑定者外，拟新辑李陵《李都尉集》、《秦嘉集》等六十三种）13.《敦煌丛书》（拟辑中外人士有关敦煌石室各书为一总汇，尚未拟订出目录）
以一人之身，六十之年，当扰攘之世，而有如此之卷帙，许大之志愿，可谓豪杰之士。观其所出版者，皆切实不苟，精力贯注，则其非作大言可知也。使其不从事政治，搜辑材料固无若斯之便，而其成就之精炼则无疑也。
予游西北，所接读书人不多，乃有此博雅之才，洵出人意外矣。
① 指《陇右文丛》，下文《诗钞》同。
金毓黻著作
张维，西北史专家也。金毓黻，东北史专家也。金氏号静安，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居沈阳，编印《辽海丛书》十集，著有《东北通史》、《渤海国志长编》、《中国史学史》，辑有《大元一统志》、《近代碑传集》。
以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卒，年七十五。《东北通史》尚未完，《近代碑传集》则未刊。平生所记日记，高可隐人，不知其子长佑能为整理出版否？卒之日，予正居大连，与周之风君结邻，得耗同悲。之风久随静安，故予赠之诗曰：“逃暑盘桓秀月桥，安排 好听潮。惊传翔起辽东鹤，落日楼头赋《大招》。
肃慎夫余史阙文，冥搜犹待烛膏焚。金公遗绪赖谁补？公谊私情两属君。”
之风，辽宁黑山人，任旅大市图书馆研究员，著有《旅大史话》、《旅大纪事诗》等，对东北掌故甚娴熟，惜其少逊文采耳。今年六十一岁，病偏痹，不知其能竟静安之绪否？企予望之！
季汝梅遗著
季汝梅，字调卿，号独斋，太仓南郊浏河旁南码头人，生年不详，计当在道光后期，卒年在民国初。其诗文集，唐文治序之，谓“吾娄旧有娄东、安道两书院，先师王文贞公紫翔先生尝主讲是二席。〔眉批：此文贞似是门人私谥。〕惟时有南码头季君调卿，文贞公之外甥也，苕发颖竖，官师课榜发，辄裒然首列。……光绪三十年，嘉定秦佩鹤学士讳绶章督学闽省，文贞公介季君入幕，司总校，所拔多知名士”。所述事实，仅此而已。
今年农业出版社季位中同志携其遗著两册来，一为《论语集注诸儒名字考》及《读论识疑》，成于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九月；一为《读书偶识》，成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三月。其《读书偶识序》云：“壬戌（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癸亥（一八六三）之交，余馆吴门吴伯渊孝廉家，学生传典、经兴适受《尚书》，余将《集传》中可疑处别纸撮出，质以《朱子文集》、《语类》等书，凡余之撮出者大半与朱子之说违异。”则其人甚肯用心读书，于宋学甚有根底。然其于清代学者著述所读太少，故不信梅颐《书》为伪古文，而曰：“安国以显易之词易之，……如《史记》引《书》‘肆觐东后’，易之曰‘遂见东方君长’；‘有能奋庸熙帝之载’，易之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本其义而易其词，汉之人时或有之，无足异者。”
则其距离时代学术水平已远，盖有志治学而未能博咨者也。其《读论识疑序》云：“余向读《论语集注》，偶于字句间有可疑处，必多方迁就，求合于经，以为朱子是书，自谓‘如秤称出，不高些，不低些’，断无不合圣人之旨者。
及读《朱子文集》，见其与诸旧门人论及《集注》，往往有自云‘一时失检’者，其《答张元德书》又有‘《论》、《孟》书甚悔早出’之语，乃知是书未尝无小疵，因将所疑处取《朱子文集》、《语类》（《或问》一书，朱子《答吴伯丰书》自言‘不能修改，已废之久’，故不引以为据）及二程子书，汉、唐、宋诸儒之说参互考订。有他书胜而《集注》似不若，与论说甚精，《集注》未及者，别纸写出，管见所及，时亦附之。积之既久，复恐其散而失也，汇录成帙。有起而责之者曰：“朱子《集注》萃四十余年之精力，始克成书，后生小子何得訾议古人！’余应之曰：“余之识疑，非疵议古人也，识其所疑以待异日之不疑也。虽然，吾尝闻之矣：吾人读书，当熟玩义理；义理既熟，然后以古人之言衷之义理。义理而不谬也，虽腐儒之言不敢废；义理而有疑也，虽圣人之言未可尽以为信。二程之贤，朱子所私淑者，然其论议往往有显相违异处。二程酷信《诗序》，朱子訾为伪作。伊川《易传》专以义理言，朱子谓《易》乃卜筮之书，不当专言义理，因作《周易本义》。
七十子之服孔子，可云信矣，七十子中，子路尤从子久，然于夫子之一言一动往往动多疑问：子见南子，子路则不悦焉；欲往公山，子路又不悦焉。信自信，疑自疑，固自有不相妨者。吾人读古人书而不加玩索，绝不置疑，则书自书，我自我，夫何益哉！’”其《读书偶识序》云：“仲默之学出自西山家传，西山殁而受业朱子，未二年而朱子卒，凡朱子平日之讲论及与诸旧门人问答之语，仲默未必尽知，故其集为《书传》，虽云出自师命，而与朱子之说时有违异。……余将《集传》中可疑处别纸撮出，质以《朱子文集》、《语类》等书，凡余之撮出者大半与朱子之说违异，其十之三四，则朱子所未及；间有本出朱子而鄙意妄疑者，然十不及一焉。积久成帙，参订各家《书》说，别其正讹，去其无甚出入者十二三。诸说中有议论精确，可补朱、蔡之不及者，间亦采录。去冬无事，仿昌黎《论语笔解》例，汇录为册，名曰《读书偶识》，以见余之所识特偶然耳。诸经之中，《书》最难读。《诗》则事可求也，《易》则理可通也，《礼》则制度可考也，《春秋》则褒贬有定也，惟《书》自唐、虞至衰周，世代之远几二千年，政治有变革，文字有古今，实有未易考求者。孔颖达之渊博，犹多误会；王安石之穿凿，不敢强解，末学小子何敢自谓为有得哉！余之识是，点窜者屡矣，往往有今日见为是，明日又见为未是者；考之此书以为当如是解，考之他书又见为不当如是解者。
则今之以为当识而识之者，安知异日不又见为识不当识也？故曰‘偶’也。”
在此二序中，可见其无偶像之成见，既敢批评蔡传，又敢批评朱注，又敢自出见解，并随时改正其见解，此种治学态度甚为端正。而季氏获得此种批判精神，一由沉潜朱熹之书，一由从其舅王祖畲受学，王氏周作《读左质疑》，指《左传》为刘歆窜乱者也。惜乎舅甥二人居于海滨，不与当时名儒相接触，没没无闻，亦不克专治其学，譬之野花孤芳，自生自灭，不可悲乎！予前于曹元弼藏书中得《读左质疑》，始知王氏；今又因农业出版社之介，得知季氏。然今日经学衰息，此等书予虽给以佳评，恐仍无出版机会也。则惟有劝原藏者捐入大图书馆，庶将来风气转变时再与世人相见耳。稿本将缴还，因摘其文与事于此。
王謇著作
王謇，字佩诤，号瓠庐，一九二五年出版其名作《宋平江城坊考》。其余关于考古学及目录版本学论文，分载于《苏州图书馆馆刊》及《东吴学报》者甚多。其未出版之著作有《书目答问版本疏证》及《先秦汉魏南北朝群书校释》。后一种实为大著作，将各古籍集注集校，其搜罗近人整理古籍之著作及论文丰富之甚。有如此人才，而政府不能知，学校不能知，不禁为一叹也。渠今六十五矣，甚望其能多工作若干年，俾综合三百年之工作于一书中也。
钱基博评康梁书
《青鹤杂志》中载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其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四书评曰（一卷四期）：
近翻南海康有为长素《不忍杂志》，因取旧所著《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春秋董氏学》、《新学伪经考》诸书参稽，而窥其问学之大凡。康氏之学言经世，出南海朱次琦九江，惟九江之言经世，以朴学躬行，近于颜（元）、李（塨）；而康氏之言经世，以今学诞曼，仿佛龚（自珍）、魏（源）。康氏之言《公羊》，得之井研廖平季平。惟季平以《公羊》言礼制，由《白虎通》以通《王制》，为湘学（王闿运）之别子；而康氏以《公羊》称改制，由董子《繁露》以明《春秋》，则常州（庄存舆、刘逢禄）之派衍。至其以《春秋》言《礼运》，则袭宋儒胡安国之余论（吕祖谦《与朱子书》曰：“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运》‘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子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斥古文为新学，又扬近人方望溪之烬焰（方苞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王莽传》事迹），厥为《大同书》、《新学伪经考》之蓝本，而若讳所自焉。
此其柢也。……
又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卷五期）云：
阅新会梁启超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一册，其中自诩早年讲学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
然言孔学而绌荀申孟，不始于梁，宋儒已然。宋儒之绌荀申孟，以荀子砭性恶，而孟子道性善也。梁氏绌荀申孟，以荀子法后王而孟子称民贵也。一则因缘禅乘以阐孟子性善之旨，一则皮傅①民贵以发民权革命之论，外铄之我，各有因缘。梁氏此书初出，兴化李详审言有《举正》之作。〔眉批：此书未见，当觅览。〕惟李氏谀闻足以动众，而昧于问学之大，徒为毛举细故，引绳及于字句，而未窥梁氏症结所在。梁氏之作此书，其初不过欲以清儒之考证学皮傅欧儒科学方法之重物证，而以迎合新青年之沾沾自喜，此其意义本至浅薄，
而于清学之前因后果实未睹其大体：
其一，清儒之考证学，在以汉学训诂名物之考证发挥宋儒疑古之精神，其渊源出于朱子之“道问学”一派。《古文尚书》之伪，朱子已有此论。江永《礼书纲目》，以《礼记》诸书释《仪礼》，其体例即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吴棫音《诗》、音《楚辞》，皆据其本文，推求古读，互相比较，粗发大凡，传有《韵补》五卷，朱子注《诗》多用其说，即开清儒言古韵之途辙。黄震《日钞》、王应麟《困学纪闻》，言考据者每喜称引其说，而皆朱子门人。王柏为朱子再传弟子，而为《书疑》、《诗疑》，何必不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述《考信录》之俶落权舆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一篇亦谓戴震之于朱子一脉相承，阐发其说甚详。梁氏只知以清代考证学菲薄宋儒，而不知清学疑古之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胥出宋儒，不过宋儒发其端而未竟其绪耳。
其二，梁氏叙考证学极盛之反响为《公羊》今文学，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论。不知前《公羊》今文学而非议考证学者，则有邵晋涵、章学诚之浙东史学一派，盖远绍宋学永嘉之经制，而欲以史之疏通致远救考证之碎者也。并《公羊》今文学而批评考证学者，则有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一派，盖义理考据兼修交发，姚鼐、曾国藩之论本如是，而陈、朱两氏则以汉学考证之法而发挥宋儒之义理者也。梁氏于浙东史学既语焉不详，而陈澧、朱一新之兼采汉、宋则不涉一辞。
① 皮傅：意为“附着”，“依附”。
① 俶落权舆：同义复指，均为“发端”、“开始”的意思。
其三，戴震理、欲之说，梁氏极意张大以迎合青年之脆薄心理，得遂其纵欲长傲之私。不知朱一新之《无邪堂答问》已力辟其非，章炳麟亦于戴说有微辞，语见《检论》。
其四，梁氏于桐城家备极轻薄，不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即推衍方苞之《周官辨》一书。其他康氏疑古之大胆的假设，由方苞引其绪者不少，《望溪文集》俱在。又方植之《汉学商兑》，于戴、段诸公之论逐条引驳，即以汉学家考证之法发汉学家之覆，几令无从置喙。
其五，《公羊》今文学，梁氏自以学所自出，着意叙述。不知《公羊》今文学之张设门户，当以江都凌曙晓楼筦其枢。曙治郑氏《礼》，嗣闻刘逢禄论何休《公羊》而好之，遂以《礼》言《公羊》，著有《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开湘学王闿运、蜀学廖平之途径；又以《春秋繁露》明何休，为《繁露注》十七卷，以开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之先河。而梁氏叙今文学不涉曙一字，可谓失之目睫者也。
其六，梁氏叙孙诒让得统于高邮王氏父子，以为清代考证家之后劲。不知孙诒让之父衣言初衍永嘉经制之学，而以诒让志在穷经，乃授以《周官经》。诒让正义《周官》、间诂《墨子》，虽用汉学疏证之法，而意趣所宰乃在经世，读《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两序可证。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派，与章学诚、邵晋涵为同门异户。
而梁氏遽以考证家目之，亦不免皮相之见也。
略就睹记所及而为梁书举正如此。其他琐琐，不能尽也。
按：此所评皆甚是。康氏之学实出方苞、廖平，而讳所自来，未免心地不光明。梁氏之书本出急就，虽开清学通论之先声，而实未能全面看问题也。
可另编《史苑丛钞》一书，容纳他人文字，与《杂识》之出自己心得者并存。
孙詒让之著作环境
瑞安孙氏姻戚居鄂者曰：“仲容得美妇，能文，善治事，侍仲容居楼上，七年未出门。楼惟夫妇能登，外无一人敢阑入。楼上置长桌十余，每桌面书卷纵横，稿书错杂，丹黄墨渍，袍袖卷帙皆满。写何条注，翻何书籍，即移坐某桌。日移座位，十余桌殆遍。篝灯入睡前，桌上书稿，夫人为清理之。
外人只知仲容闭户著书，但不知所著何书。七年后，始知与夫人孜孜不倦者即今日鄂刻之《周礼正义》也。”
《周礼正义》最精到处，先列各家之说，而以仲容总断为自成一家之定义。读其书，初观浩如烟海，细按则提要钩玄，洵近代治经独创体例之佳书也。张之洞督鄂，所不能致者二人，一为长沙王葵园先谦，一为瑞安孙仲容诒让，知先生学望之尊矣。
章太炎创革命排满之说，其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大不为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永绝师生关系。《太炎集》中有《谢本师》文。
当时太炎声望尚低，既弃于师，乃走海至瑞安，谒孙仲容先生。一谈即合，居仲容家半载。仲容曰：“他日为两浙经师之望，发中国音韵、训诂之微，让子出一头地。有敢因汝本师而摧子者，我必尽力卫子！”是太炎又增一本师矣。故《太炎集》中署名“荀漾”者即孙诒让也。以荀子亦名“孙子”，诒让二字反切为“漾”，仲容与太炎来往书札皆用此姓名。仲容非笺注章句之儒，实通经致用之儒。鄂老辈与仲容父子最善，太炎亦与鄂近世学人最善，鄂人刻《周礼正义》而传太炎学派，其有息息相感召之意欤？
按孙衣言两任藩司，一江宁，一湖北，腰缠累累，诒让在其荫育之下，读书、生活均无问题，性本聪敏好学，得斯无忧无虑之环境，而又配以佳妇，代为安排著作生涯，故能有此伟大成就，为近百年稀有人物。在其前者，惟王念孙与之媲美，有大学士安国为之父，有尚书引之为之子，不必更为稻粱之谋，而又克享高年，故能为乾嘉时代最卓绝之学者。若段玉裁，必以四川县令之贪污，供其枫桥四十年杜门治学之资，以是益知封建时代成学之难也。
杨树达《论语疏证》
杨树达于一九四三年避地辰谿，尝以《论语》授湖南大学诸生，因取群经、四史、诸子之文疏释《论语》，成《论语疏证》二十卷，世乱未能刊出，因摘“吾十有五”、“夷狄之有君”、“子谓韶”、“齐一变”四章，写《论语四章疏义》，刊于《岭南学报》九卷二期。其说颇用《公羊》义。故云：有君，谓有贤君也。邲之战，楚庄王动合乎礼。柏莒之战，阖闾攘无礼之楚。
黄池之会，夫差尊天王。当是时，诸夏乃无一人焉。
石声汉述整理古农书之难
石声汉先生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工作，凡所整理，必稽原书，已出版者有《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诸书，将出版者有《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顷以觅取古本作校勘，到北京大学参考图籍，因来予家。谓予曰：“古书引文，几无一经得起核对，而杨升庵、陈眉公为尤甚，明人治学态度之不严肃可知。其第一经得起核对者，为顾炎武《日知录》，自乾嘉后则大抵可信据矣。”又云：“明人书目，亦不可信，陈第《世善堂书目》其一也。其中实无其书，而为希望得到者，亦著于录，可谓之为‘计划性书目’。”
又云：“李时珍《本草纲目》，为药学经典，而其中引书或为误文，或当时已无其书，盖皆出于杂抄，援用他书之引文而未一检原书也。”此为整理古籍甘苦之言。前人但凭记忆，不检原书，或以意为之，本不求必信，或历经抄写，以不校而有误脱，此等有意或无意之错误，胃塞①道途，任何一书皆有此类问题，整理工作，夫岂易言也！
① 罥塞：缠绕堵塞。
林纾译《茶花女》
有名曼殊者，非苏玄瑛投函《每周评论》，论林琴南译书事，其言甚可存，记此。
昔在美洲时，闻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lth）先生有一尊崇中国画派之讲演，其言曰：中国古画，大抵皆才士文人于窗明椅净之间，藉此以陶寓其性情，故望之但觉有一种清逸之气，令人意远。若西洋画，则纯然为应世的，当其下笔布局之初，心中即自语曰：“吾下月之房钱在此画矣！”及画成之后，悬而视之，谓如此一改，可多一镑，再改可多二镑。故望之但觉得有一种金钱气。……
此言真有独到处。林氏所译之《茶花女遗事》约在甲午、乙未间，当时林氏悼亡在沪上，寓陈季同家。陈见其郁郁寡欢，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我国，不胜于愁眉对坐耶！”
此即《茶花女》译本之所由来也。译写情小说于悼亡时，正如画家作画于窗明椅净间矣，宜乎有此神来之笔也。迨此书一出，风行大江南北，林氏恍然大悟，知译小说之可以致富。故后此之林译，虽汗牛充栋，亦皆如夏德先生之所评西洋画矣（八年三月廿三日《每周评论》）。
林纾稿费
圣陶尝告我，谓商务印书馆购小说稿，以林琴南氏稿出价为最多（每千字五元）。林氏亦慎计字数取酬，每馆中误数时，林氏辄去函补值云。
徐绍棨《广雅丛书序》
余于一九三○年顷购入广雅书局丛书一部，凡经类二十六种，小学类十一种，杂著类十七种，史学类九十二种，集部七种，为当时广雅局版最完全之一部，编次者徐绍棨，号信符，余中山大学之同事也。今余以减轻负担，出售此书，因录出徐氏序文，以存版刻历史。文云：南皮张文襄公督粤，首建广雅书院以课士，岭海文风蒸蒸日上；复于城南南园之侧建设广雅书局，校刊群籍。尔时充总校者南海廖泽群太史廷相，以经术名儒提挈一切；赞襄于其间者皆博学鸿才，海内知名之士。局中前后东西校书堂，屦迹常满，日事铅椠，互相考订。文襄公于政务余暇，时莅临其间。十峰轩者，即文襄观书之所而特赐嘉名者也。
公既振兴文教，凡四方珍异孤本莫不麕聚纷来，复经诸通人辨别，故所刊者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
惟自光绪晚年，书局停办，光阴荏苒，已十余年矣。况经桑海之变，斯文遭厄，文澜阁为驻军之所（阁在粤秀山，为学海堂藏板地），冠冕楼已片瓦无存（楼在广雅书院，本藏书之地），斯局虽岿然存在，然板片坌积，颠倒错乱，瞻望前尘，盖有不堪回首者。
棨于民国六年董理图书馆事，勉竭驽钝，从事清理，殚二年之力，略有条绪。今择其板式一律者，凡一百五十余种，汇为《广雅丛书》。其板有残缺，如赵一清之《三国志补注》，钱大昕之《诸史拾遗》、《三史拾遗》，张熷之《读史举正》，凡四种，因修补尚须时日，不为列入。若诸史纪事本末及《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则因卷帙浩繁，别为印行，亦不列入。今编为简目，弁诸卷首，特总述其大概于前云。
民国九年三月，番禺徐绍棨序于十峰轩。
广东为中外通商之地，十三行商人甚富有，多取之而不为虐，故大批书籍刻于是，若《学海堂经解》、《古经解汇函》、〔眉批：此为陈澧主编。〕
《小学汇函》、翻刻本《通志堂经解》、翻刻殿本《十三经注疏》及兹广雅
书局书籍咸刻于是。而商人附庸风雅，亦喜刻书，延士流为之搜集、校勘，若伍崇曜之《粤雅堂丛书》，伍元薇之《岭南遗书》，〔眉批：崇曜、元薇殆是一人，元薇其初名也。〕潘德畲之《海山仙馆丛书》皆是也。上海商埠兴起较迟，刻书之风已衰落，故商人不复为是，仅扫叶山房有若干旧版耳。
苏州亦有若干旧版，则振新书社为之借印。此外仅有各省官书局延其残喘，一日或不得一主顾。直至民国初年，张元济先生凭借商务印书馆之力量，始有《四部丛刊》之影印出版，为清代藏书家搜罗旧本之工作作一总结焉。
◇理书发微——【近人书话】
今人与前人读书之不同
从前人观一书，恒喜掩饰一书中之矛盾，而使其表面统一化。从前人读群经，恒喜谓群经大义相通，其实不能通者，亦必设法使之相通。因此问题本甚简单者乃日趋于纠纷而不可理。今日吾人之态度与从前人根本不同的一点，即在明白承认各书中俱有其矛盾，其矛盾或出于时代，或出于地方，或出于阶级，或出于党派。在明白提出其矛盾之后，加以批判接受，然后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我深信这条路是最确实的，最平坦的，也是最进步的。
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
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箕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
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
伪书不能废
我们所以不能丢去伪书的理由：（一）用之已久，影响甚大；（二）用史的眼光看，作伪状况也是史；（三）可以考一个人或一种学说迁变的样子，可以知大家对于他的观念怎样。
传世晋人书多出唐人手
暑假到杭，见常熟人殷李君某在茶肆中谈论，谓今所传晋人书法胥出唐人伪造，当在晋时，书法只有如魏碑耳。吾闻此语，至今未忘。吾亦尝怪晋人书法变古太骤，何以汉人之古拙一转而遽成晋人之妍媚？何以后起之唐代书家欧、虞等反较晋人为厚重？对于第二问题，尚可解为唐人书法集南、北二宗所致，对于第一问题竟难作答。闻殷李君语，感触甚深。近观黄长睿《东观余论》辨《阁帖》之伪几半，凡晋人法度传于今者大抵自《阁帖》得来，安知非悉伪乎？如孙过庭《书谱》直太像羲之草书了。至《兰亭》一本，经唐人临摹付刻，具见昔人题跋中，则固非羲之书矣。晋人既不书碑，其真态度自无可见。若北宗则源流甚清楚，自汉碑而魏碑，自魏碑而隋碑，自隋碑而唐碑，其间变化迁流固在一个统系中，其由拙而妍，甚明白，可寻想。
殷李君，杭州候补知事，与吾父相稔，名鈗.
家谱
余姚戚焕壎君为我搜集彼处劳氏、戚氏、谢氏之家谱，来信云：“家谱本数多得很，带时很不便；而且许多本关于某人生……死……的记载，于先生研究家族上也没有甚么用处。我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只带头几本，内载章程、族规、族箴等等的。关于传、行状、节孝录的第三四本，不知也有甚么用处否？”答之曰：“家谱里族箴、族规自为最有用，但传与行状等也约略可见家族缔造状况，并其发展痕迹，所以我想请你一同寄来。”
标点古书
读《论语》，想及将来标点古书，可以三号字写本文，不加标点；以四号字写各种解释之下的本文，分项加以标点，以五号字作翻译及解释。
史料选钞
在理发肆中偶然想起，应编《史料选钞》一部以供大学生诵读，凡能表现时代及支配时代之大文字，必非史书所能尽录，然治史者则不得不读，故当加以整理，使大学生取之与史共读，或借以兴起其读史之热忱。全书以时代分，每一时代中以性质分，如（1）政治及军事史类，（2）社会及经济史类，（3）学术及思想史类。如此，则后世之作史者亦有正确材料可用，不至太费暗中摸索工夫矣。予得暇，当将先秦一部分先行编出。
整理古籍计划
思为《殷周秦汉词汇》一书，遍摘甲、金、经、子、史中之词语，更集合历代学者之解释与考订作为说明，打通其隔阂，务使经学家、子学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籍考订学家有所索可即得。此工作綦巨，必集数人至十数人乃克为之，而为总纂者尤非一代鸿博之士不可。此书而成，即是将吾国古学结一总账，《经籍纂诂》之后必有之书也。
此书可与《周秦汉文类编》合作，一为本文之整理，一为解释之整理。
如嫌事太繁重，短期内不易杀青，则先编《中国名著丛编》，一书一书为之，待丛编成，则此二书亦成矣。
类编
名著
词汇
ìí.每一名著后附索引，附词汇，附版本考，附序录。
此一大事也，必有财力，以集人才（如刘盼遂、蒋礼鸿等）。少则十年，多则廿载，乃可望成。此书一成，历代之版本与注释皆可束阁矣。实在此事应由国家做。
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
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它虽不能“去粗取精”，却能“去伪存真”，看呵，《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不是全被搜出了伪证而推翻了吗？《左传》、《周官》、《仪礼》、《孝经》、《穀梁》这几部经典，不是已提出了许多可疑之点吗？它虽不能“由表及里”，却能“由此及彼”；看呵，他们不是利用了先秦诸子、金石文字、释典道藏，把许多古籍都校勘明白，又解释得合理了吗？这样的文化，在秦、汉以来二千年中是少有的，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现在懂得了些阶级斗争，再来分析这班考据家的出身，就知道他们同工农大众有相当距离的。
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他是昆山县的一个不小的地主，因为把“恶仆”
淹死，不得不逃亡在外。为了民族斗争，他到山西，和傅山合伙，开设票号，证明他们有大批金银在手。他到处买田、纳妾，证明他成了北方的地主。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是客观的，但这正是在满族政治压迫之下，无力发挥他的政治才能，不得已而作消磨时间的精神安慰。
阎若璩的家世是山西商人，他随着父亲到苏北经商，因此而接受江南的学风，向考据学方面致力，成为辟《古文尚书》的主将。
胡渭是德清的地主，他一生可以不做事，专心研究经学，著有《禹贡锥指》、《洪范正论》、《易图明辨》诸书。徐乾学为清皇朝修《一统志》，他到了洞庭山志馆，后来康熙帝南巡，他将著作送上，得了钦赐的匾额。
毛奇龄是萧山的地主，他可以不做事而专著书，成为一大部《西河合集》。
后来应了博学鸿词科，预修《明史》。
姚际恒，本籍新安，是到杭州做生意的徽商，和刻《汉魏丛书》的程荣的境况相同。他一生不做事，专是读书著作，又与阎若璩相似。他们都因为是商人家庭出身，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较浅，所以敢于辨伪、反理学、反封建。
清帝为要减低汉族的反抗，所以竭力提倡读古书，消释其在政治上的斗争精神。至于书本上的革命，对于几个古人的革命，那是不会牵涉到现实政治的，可以听之任之，甚且会得到国家的承认，例如《四库提要》就用阎若璩等的话揭露《古文尚书》及孔《传》之后出。《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七部，而两部在江苏（扬州、镇江），一部在浙江（杭州）。这就引得江苏一带的读书人眉飞色舞，竞抄稀见书，有钱的人把它刻出来，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皆是也。至于怀着民族意识的读书人，那就在必诛之列，如吴炎、潘柽章、吕留良、戴名世等皆是也。方苞虽受戴名世的牵连而被捕，然因他多读古书，少问时事，得在武英殿校勘书籍，并任为侍郎了。综计康、乾之世，两举博学鸿词，一举经学，并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帙，皆有其政治目的在。我们昔日但见其振兴文化的表面，不见其麻痹斗志的实质，是错误的。
在乾、嘉、道三朝，经学号为极盛，而大官僚为之护法者有二人，其一为毕沅，罗致钱坫、孙星衍、洪亮吉、江声等名士，为之编校古籍，刊为《经训堂丛书》；其一为阮元，罗致江藩、洪颐煊兄弟、汪中、徐养原等名士，为他校刊《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经籍籑诂》等巨帙。此二人实皆阿附权相和珅，故得久于其位。其后和珅败，毕先卒，嘉庆帝亦籍其家。
阮元则见风转舵，得更大之爵位。前乎毕、阮而上附权贵，下拉名流者，为徐乾学，为权相明珠之子纳兰成德编刊《通志堂经解》，并为少年公子每书作序。其后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则又拉顾祖禹、黄仪、胡渭等学者为自己壮声势。
乾嘉学者中，最有成绩者为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段玉裁三人。王念孙之父为王安国，是宰相，王念孙自己是永定河道，王引之是工部尚书，一门鼎盛，是大官僚、大地主。段玉裁以举人截取知县，在北京时拜戴震为师，出为贵州修文县，四川巫山、富顺县知县，搜括民财，至今四川人还记得。
他在大掠夺之后，四十岁左右即退出宦途，住在苏州枫桥，读书著作四十年，成《说文注》、《尚书撰异》等书。这些书中有川、黔人的血在。
清代最后的经学家是孙诒让，他的父亲孙衣言是湖北、江宁藩司，他袭父之产，以举人家居，杜门四十年，成《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精密著作。听说他住在一所五楼五底的楼上，有四个姨太太替他抄写，他堆书满案，左右取携，故得成为清学后劲。
从这许多例子看，清代考据学的经济基础是建筑于封建剥削上是无疑义的，一方面又得帝皇与大官的提倡，使穷读书人得一进身之阶，例如汪中出身于书店学徒，凌曙出身于卖饼人家。但既在这风气中，只要锲而不舍，也终有人给他饭吃，作为官僚地主的附庸，这个阶级性非常明显。
俞樾，也是清末的一个有力的经学家。他靠的是，曾国藩是他的座师，彭玉麟是他的亲家。他做了杭州诂经精舍的山长三十多年，杭州和苏州都有房子，大官僚李鸿章还替他题了“俞荫甫太史著书之庐”。他靠了官僚的送钱维持他的阔场面。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不能不换一条路走，就是说不能专读古书而要改造社会了。这就出了龚自珍、魏源一班人，提倡今文学，要学以致用。于是而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要推翻东汉的许、郑之学；他又作《孔子改制考》，说六经是由于孔子要托古改制而杜撰出来的。他的目的是反对钻古书堆，要正眼对着现实社会，定出适应于现实社会的制度，这就是“学以致用”。然而张之洞反对他，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章太炎也反对他，说：“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中学为不变的体，当然不对。
求是是应该的，然而像清代考据家的零星求是，要考到何年何月才能求出一个有用的是来？所以，清代的学问，在一字一句的小地方是有用的，要用在针对时局，使文化发生积极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则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的局限性实在太大了！
清代的学问是只要求材料，不要理论的。仅有的一部理论书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然而他为了做这本书受到了很多人的责备。他们不知道单是材料是没有灵魂的，正如满屋散钱没有绳子是穿不起来的。我们小时接受了西洋的自然科学，懂得一种科学必须有系统，有理论，才可以纲举目张。然而只是形式主义的。后来才知道有了理论，才可以分清主要与次要，剖别表面与实质，才可以有批判与接受的标准。所以将来的史料学必然会换一个新面目，不像清代的专做琐细功夫。
集解工作
抗战中，某君贻书云：沈延国、杨宽正等三人合编《吕氏春秋集注》，弟在沪见其稿之一册，大抵搜罗似较许维遹为广，而谨严不如。此等集解工作，本贵搜罗，不贵断制。若条条要自发见解，自为断制，转有“强不知以为知”之病，不如只陈别人说法，待读者之自择。因各家亦只就自己所知者言之，故较可靠。今编者欲就各家说法一一判断是非，岂非甚难！今沈延国等此书，不学王先谦而学孙诒让，不悟学诣与工夫均不逮也。若能将此书再加删削，庶可少病。惟此层殊难，若命编者自下此层工夫，则编者本不自知疵累何在。若另托一人为之，此非学力较深，又肯费去数月光阴，细心为之不可。
颉刚按：此论甚是。集解之体有二种：一为王先谦式，即以剪刀浆糊将各书汇集为一书，其最大成就即为丁福保之《说文解字诂林》，编者只有搜集排比之劳，不必自下己意，而对于读者却甚有参考之作用；其一为孙诒让式的，即遍览各书，自下己意，由博返约，便于读者。此事为之甚难，作者非博通群学，有长时间之研究功夫不可。孙氏袭其父衣言之荫，能不事生产，一心治学，积四十年之力，对于《周礼》、《墨子》二书作一总结。《周礼正义》一书，过于浩博，闻遍读之者只黄侃一人；至《墨子间诂》则卷帙不多，读之者固甚便也。惟定论亦不能急就，《经》上下、《经说》上下，今当改写者已甚多矣。他日必有将《周礼正义》简缩，《墨子间诂》放长者，我虽不可见，固可作预言于此也。
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
《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是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虽然将来批判接受总可去毒存粹，但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使得可以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表现出极清楚的时代性，然后可以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一方面，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书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
《古史辨》与史料学
诗铭云：“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史辨》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又云：“顾先生的思想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胡适、傅斯年的思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所以以前的分道扬镳，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两段话似颇公平。
但说我代表资产阶级，我仍不愿接受。我觉得我的思想是承继刘知幾、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的，他们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则我便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的革命细流或洪流，则我便是有志把革命细流和洪流宣泄到大海的。不过我的时代已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则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受有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我懂得一点粗浅的考古学和社会学，也是从西洋的资产阶级的学者方面传来的而已。
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
诗铭又云：“凡是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发展出来的，新史学自当由旧史学中发展出来。而旧史学之方法为考据，故考据亦当批判接受。然近日新史学家尚无给以适当之批判者，不可解也。”按：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如无考据，则史料之真伪是非便不能定，更何从确定其价值。而考据之术，便是把一件东西划成无数小部分，逐步把每个小部分提出问题，把所有关于这个小部分的材料尽量搜集拢来，加以分析、比较，而后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以今日术语言之，是即“围剿”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确。而一般不读书的人对此不了解，以为是支离破碎。其实，不破碎，哪有整个。一个人，一件东西，分之则为支体，为节腠，分之至最小则为原子，为电子。若单看支体、节腠、原子、电子，诚然是支离破碎；若合为一人、一物，则并不破碎而是整个矣。显微镜、望远镜各有其用，凡研究科学者，即把一件东西分之至小，而于显微镜下决定其性质及现状，是即考据也；至于做一旅行家或军事家，他们要囊括全体，鸟瞰全貌，便无所用于显微镜而必须用望远镜矣。若谓人生惟当用望远镜，不当用显微镜，其人必不是能从全面看问题者。今日一切偏差，即是此类人太多也。
零碎资料与系统知识
凡是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笔记者，个人至琐碎之纪录也，然以其皆真实不虚，故其用至广。以小说史言之，有俞樾之《小浮梅闲话》等，于是有鲁迅之《小说旧闻钞》，于是撰小说史者得有基础之材料。以经学言之，有臧琳之《经义杂记》等，于是有蔡启盛之《皇清经解检目》，于是欲综合历代经说求出一结论者得有基础之材料。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若大家说我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也，乌呼可！至于全体大用之文，至八股极矣，气魄之恢宏至矣，然以其为不真实的东西，一旦科举废，便烟消云散矣。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
与沈维钧往返书札
沈勤庐维钧任职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年初寄赠祝枝山《兴宁志》手稿影印本，六月中来书云：我会今年有两种太平天国史料，四种农学遗著，争取出版机会，目前均在进行中。
《双鲤编》稿本五册（亦太平史料），近代史研究所曾向我会抄录副本。……我会所藏清代名家日记手稿本，如洪钧、潘世恩、祖荫、钟瑞等四种日记，其中以钟瑞《香禅日记》内容最丰富，全集未收入。……我公能有机会来苏审查我会所藏地方文献资料，尤为感幸。
答之曰：
故乡文献，赖公等搜访，使物得其所，遗著得公于世，吴中先贤之幸，亦中国文化之幸也。所恨刚为职务所羁，不便自由行动，致贵会所藏名迹不得一翻，惟有存想耳。刚少壮时精力充盛，好论古史，亦尝冒险译出几篇《尚书》，至今衰老，偶展旧稿，辄汗流浃背，而党领导不以为丑，便以译全部《尚书》之任见付。然此书中甚多读不懂者，亦有错简、讹字无从正定者，且必以甲文、金文及诸种古籍相印证，尤必以音韵、文字、训诂、文法诸学为基本功，方得大致读通，付诸迻译。刚年逾七十，学习为难，以是三年来仅成《大诰》一篇，而注释、考证且卅万言，然则全部之成将有八百万言，而刚以失眠、气管炎、肠炎、糖尿诸病之交互进攻，实不知能完成若干篇矣。
勤庐为昔年燕京学友，故假书札一发牢愁。此事之不易完成，问题之多是其一，予年之长亦其一。倘早二十年，则予五十之年，精力犹健，各种基本功尚不难从头学起；今则前读后忘，夐乎其不可攀矣。幸起釬助我治《尧典》，李民助我治《盘庚》，剑华助我治《禹贡》，予亦自以沈延国《逸周书集释》稿本为《周书》之助，倘我有生之年得完十篇者，其余十八篇，他人为之，亦必有事半功倍之便矣。
与徐仁甫书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与徐仁甫书云：顷接八月八日赐书，欣慰无既。大作已有成稿，且允寄我先读，曷胜感刻。此事为二千年来悬而未决之学术问题，而在今日百家争鸣之时代，却未有起而讨论之者，实为他年学术史上留一空白点。如无先生集中精神作一解决，异时必有嗤笑之者，是亦我辈同蒙之羞也。日前偶翻吴挚父集，知其亦疑《左传》，且举数例；然其人思想稳健，不敢过于破坏，因此未作彻底之结论。其门人贺涛，号松坡，作《左传论》数篇寄之，言论激切，使之惊怖却走，犹叶公之见真龙。惜贺氏文集未能觅得，不知究作何语。成都为西部文化中心，不知图书馆中有其书否，幸一觅之。北京各图书馆中收藏固富，但地方逼仄，大部分皆装箱堆积庙宇中，非他日改建大屋，未能检览也。
《左氏》一书，自刘歆表章以来，即已为人所疑，《朱子语录》中抨击尤甚。只因未了其历史背景，不足以彻底打破。至于今日，分析方法加密，始得打通后壁，直揭阴谋，而后历代所疑者皆可若网在纲。试举一例。“金天氏”一名始见此书《尸子》亦有，但此书来历不明，可能出于《左传》之后），此一名词，非出于五德相生说之后不可。盖如无此一名厕于黄帝、颛顼之间，则汉代不得为火德而王莽亦遂不得为土德。歆附莽篡，必以此杜造之名羼入古帝队伍，而后得完成其政治任务。当时以“沙鹿崩”一事作为元后兴起之瑞，亦此意也（“金天”见刘歆所作之《世经》，“沙鹿”见王莽所作之《自本》，出于同一之政治目的，而皆纳入《左传》）。今本《左传》所以删“沙鹿”而存“金天”者，则以光武以赤伏符①受命，非沿袭“金天”一名则汉不得为火德，无以巩固其皇权，而“沙鹿”则以王氏之兴为东汉皇室所不能承认，故径删之耳（《水经注》引《左传》尚留存“沙鹿崩”之遗文，则魏、晋间尚有删汰未尽之本）。
刘歆表章《左氏》，保存春秋一代史事，固一大功绩，而其附莽以造伪史，淆乱当时史官之记载，则为千古罪人，功罪自当分别论之。鄙见如此，不知有当否？
又《左传》之原本为《国语》，观史迁两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知，又观《左传》修改《晋语》文以入书亦可知。但今本《国语》必非原本《国语》，观《齐语》之全袭《管子·小匡》文，及《吴语》、《越语》上、下之互相牴牾可见。仅周、鲁、晋、楚四语略存原来面目，《郑语》则仅保存春秋前一段事实，宋、卫两国，《国语》无文而《左传》中其事颇多，均露出其剿袭之马脚。故研究《左传》必须同时研究《国语》，批判《左传》必须同时批判《国语》。此一工作之最终目标，则为恢复原本《国语》。此事康有为本欲为之，故其《万木草堂丛书目》中有《国语原本》一种。但此事甚难，必非三十五岁后不求学术上之进步而专搞政治活动之康氏所可为，故实无一纸存留。我辈为此，以参考资料之阙少，亦必不能做好，故须题为“假定本《原本国语》”，以待后人之讨论与删补。先生倘有意乎？行长路者不跑快马，愿以此为鹄的，尽一生之力以为之。
刚在五四运动后，九一八事变前，实欲独力完此任务，于《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一文发其端。不料倭寇肆虐，从此放手。然偶有所得，仍入笔记，惟尚未暇贯穿就正耳。近来每以语人，对方辄不能解，以为终生不遇解人矣。何意天与之缘，得郭有守先生之介绍，乃于万里外约兹良友，有相互砥砺之乐耶！
刚前与罗倬汉君书，战乱中未经存稿。接赐书乃知尊处有之，有暇幸抄以示我。
① 赤伏符：汉代流行的一种谶语。
拟编之书
余性好抄录，二十馀岁时发愿为《学术文钞》，日写一篇。其后大学毕业，迫余作文者多，无暇转写，兹事遂废。然在中山大学年馀，所印发讲义皆昔人之作，履安等抄之，而由余标点分段，并加批判，竟成四十册。本年思想改造后，余不任课，小得闲暇，每于晨起后及就寝前抄一二千字，计一年亦可得五十万。既已“手到”，便易精熟，一利也。余性太急，勉就工整，可以养心，二利也。将来成书，便于学者参考，三利也。抄录目标，有下二事：
甲、《中国历史文献选读》：
一、重要历史文献。如《大诰》、《共同纲领》。
二、重要政治议论。如《徙戎论》、孙文《上李鸿章书》。
三、先进的思想。如黄宗羲《原君》、《原臣》。
四、社会状态。如《诗·东山》、《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史记·货殖列传》。
乙、《中国学术文钞》：
一、第一期的整理——自战国迄唐。如《庄子·天下》、《汉书·艺文志》。
二、第二期的整理——自唐迄明。如《史通·疑古》、吴澂《四经序录》。
三、第三期的整理——清代。如龚自珍《六经正名》、汪中《释三九》。
四、第四期的整理——近四十年。如郭沫若《殷盘周鼎的扬榷》。
此二书，前者为创造性的，后者为整理性的，均须略加注释，以便后学诵读。如共为一千万字，余尚可手写其半也。
《尚书》学工作计划
诚使予体力胜任，予对于《尚书》学之工作欲定如下之计划：1.《尚书今译》——分三册：第一册自《尧典》至《微子》，凡十一篇，即《虞、夏书》与《商书》；第二册自《牧誓》至《雒诰》，为《周书》前半部，凡九篇；第三册自《多士》至《秦誓》，为《周书》后半部，凡十篇。
此皆取二千余年来《尚书》各本及各家说，经批判而接受者，为予独断之学。
每篇分校勘、解释、标点、翻译、评论五节。
2.《伪古文尚书集辨》——取前代辨论伪《古文尚书》者集为一编，俾读者晓然于此一问题已成定案，且可移用此方法于其他伪书，为考订古籍开一大道。
3.《尚书余录》——凡《尚书》佚文、《泰誓》、《书序》，《逸周书》中较可信据者若《商誓》、《世俘》、《祭公》、《度邑》、《尝麦》等篇，金文中关涉周代史事若毛公鼎、散氏盘、盂鼎、曶鼎等篇，汇为一册，俾与《尚书》作比较。
4.《尚书学书录》——凡二千余年《尚书》学著作，不论存佚，悉加著录，并予批判，使后人便于研究。
5.《尚书集解》——综合前人之说，加以分析，并批判其是非，为二千余年来《尚书》学之总结。
6.《尚书文字合编》——集合汉石经、魏三体石经、唐石经、敦煌唐写本、日本古写本、书古文训本，综为一编，保存古本真相。
7.校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8.校点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此二种为昔人《尚书》学中最精之书，为之校点，不第不没其苦心精诣，亦示后学者以校勘、考据之门径。
上列八种如皆能成书，则《尚书》一学蹊径大辟，化最难读之书为最易读。其他诸书，循是法以整理，皆不难矣。然予今日神经衰弱已甚，精神恹恹不振，不得不有望于历史一所及中华书局之派人相助。倘得乐学青年，惠然肯来，则予发其端，而由彼等成其功，亦所至愿也。
《尚书》整理
友人询予：“《尚书》何时译完？”予曰：“此事甚难，《尚书》中之问题当以万计，处处是盘根错节也。”此数或过当，但《尚书》中句句有问题，字字有问题，实非作一总清理不可。昔日之清理法为作注疏，今日似可作《尚书中之问题》一书，将每篇问题摘出而胪陈其解法，去其重出与抄袭者，取其确有主张者，在每问题下列出若干种主张，加以分析批判，又于每问题之末作一总结，说明其已解决、待解决、不能解决之性属，则他日之研究本书与古史者得大方便矣。予不能普遍地为古书作此工作，以《尚书》做一榜样，则他人之整理古籍者亦可以如此做去，他年之研究古书与古史者均得大方便矣。记于此以俟时会。
颉刚拟作书
偶撄小极①，得数日闲。念予自幼好学，而垂老无成，固由所好太广，收拾不尽，更因时局不安，不能度正常生活所致。今年已六十，工作时间已有限，不得不划定范围，规订计划，庶一生所为得一归宿。拟一办法如下：（1）予自十一岁起，便好购书，治目录版本之学，又于清代学术略有认识，因是廿余岁纂《清代著述考》。今应加以续辑，减少人数，充实内容，庶有成书。
（2）予廿余岁便思全盘整理国故，所规划者为《学览》、《学案》、《学术年表》、《学术文钞》等书。今应放弃前数种，专事《学术文钞》，而以己意附各篇之末，庶后人能由是而进为《学案》等书。
（3）予廿余岁对戏剧极有兴趣，曾为《戏表》及《元曲叙录》等书。《元曲叙录》得石兆原君之助，已有成稿，但须补入新发现之部分。
（4）予卅岁左右对歌谣曾有搜集研究之功，应将《吴歌集》重加整理，为人民文学示一规范。
（5）予卅后研究孟姜女故事曾历五年，集材至夥，兹应以马列主义观点从事整理，写成《孟姜女故事考》一书，为人民历史做一榜样。
（6）予三十后编著《古史辨》，在旧史学界起一革命，得名得谤，扰攘至今。现在已有新方法可用，但愿于熟练之后将予所著修改一过，俾知予在古史学上确有何等功绩，并负何等罪过。书成，可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今拟定名《古史质疑》。
（7）予于编印《古史辨》时并出版《辨伪丛刊》，以为己说佐证，此事仍可续为，俾封建社会中之反抗思想得由我而汇合，今定名为《古籍考辨丛刊》。
（8）予四十后创办禹贡学会，编刊半月刊，原望由直接材料中绘制沿革图，日寇进攻，斯事遂辍，耿耿于心。此后即使不能作成全部地图，终必作成《中国上古史地图》，俾与《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相印证。
（9）中国古史材料之整理，予夙有志于对勘。两年来已嘱人抄若干篇，应加理董，成《古史勘》一书。
（10）一九四八年，予在兰大，拟编《古史钥》一书，为青年治国故者示一门径，荏苒未成。今应赓续为之，将古书古史已讨论出结果者提纲挈要，使读之者乐于接受。一九五一年，予在上海学院授“古籍整理”一课，当时亦有意写成一书，为初学入门书。
（11）予十余岁即有志治经学，迄今已略识途径，拟将皮锡瑞《经学通论》加以注释，其不合处则加以纠正，成《经学通论补正》一书。倘能自作一《经学史》，当然更好。
（12）予治《尚书》，迄今已四十余年，《尚书今译》期以必成。他若《尚书文字合编》、《尚书校勘记》、《尚书集解》、《尚书学论文集》等，视力之所及为之。
（13）予一生所怀问题甚多，所写笔记亦甚多，向日甚望作为若干有系统之论文。今则时不我与，惟有以笔记方式，节约其辞，成一总集，名曰《拾贝编》，今定名《史林杂识》。
① 撄：触犯；遭受。小极：小玻（14）予所作零碎文字，当加以淘汰，编《颉刚杂文》一集。
（15）予所作日记、游记，应加写定。如能作一自传，更好，年谱可先作，庶几一生行事质于人间，可以无愧。
（16）苏州为予故乡，自幼注意。今参加苏州市政建设会议，更当负责。
应作《苏州小史》，示邦人以趋向所在。
（17）《史记》予所旧点，但已发现不少错误，应加改正，并附图、表，其必应注者加以注释，成《史记读本》。
（18）十三经及诸子之标点，予已进行过半，应完成之，为《古籍汇编》一书，使学者易于寻省。
以上书二十余种，即平均以一年成一种，计亦将二十余年。予能工作至八十余岁乎？是难言矣！兹将上列各书列表如下：
甲、古文：
《辨伪丛刊》（辑）《顾颉刚古史论文集》（著）《中国上古史地图》（著）《古史勘》（辑）《古史钥》（著）
乙、古籍：
《尚书今译》（著）《尚书文字合编》《辑》《尚书校勘记》（著）《尚书集解》（辑）《尚书学论文集》（辑）《史记读本》（辑）《古籍汇编》（辑）
丙、古学：
《学术文钞》（辑）《清代著述考》（辑、著）《经学通论补正》（著）《中国经学史》（著）《古籍读校法》（著）
丁、民俗学：
《孟姜女故事考》（著）《吴歌集》（辑）《元曲叙录》（著）《戏表》（著）
戊、地方史：
《苏州小史》（著）《苏州古今地图》（辑）
己、杂著：
《拾贝编》（著）《颉刚杂文》（著）
庚、自序：
《年谱》（著）《日记》（著）《游记》（著）《自传》（著）
若欲达此志愿，无憾人间，第一必须有强健之身体与大量之空间，第二必须有人助我，第三必有能任出版之机构。
颉刚已出版书
予已出各书，亦录此以资参校：《古史辨》（连他人编者凡七册，版在开明书店）《史记白文》（北平研究院）《辨伪丛刊》（连他人编者凡十二册，开明书店）《三皇考》（燕京大学）《崔东壁遗书》（二十册，亚东图书馆）《尚书通检》（燕京大学）《汉代学术史略》（东方书社）《吴歌甲集》（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妙峰山》（中山大学）《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中山大学，三册）《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七十期）《辛未访古日记》（《开明书店廿周年纪念集》）《西北考察日记》（合众图书馆）《浪口村随笔》（合众图书馆）《上游集》（合众图书馆）《顾颉刚通俗论文集》（亚东图书馆）《通俗读物讨论集》（生活书店）《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
论整理《左传》法
廿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孙次舟书云：
《左氏春秋》整理如何？刚意，此事后数公较易，因《左传》作者大段抄录，无甚更改也；前数公颇难，因原书记载太缺略，而《左传》为编年书，不可同其缺略，故增入材料必不少也。增入材料之属于释《经》者，可一望而知其增窜；增入材料之属于记事者，则扑朔迷离，便无从辨别。例如隐公之世，宋、郑本未尝平也，而《左传》于隐七、八年云已平，故于十年郑之伐宋无可措辞，只得于九年书“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以起其事。我辈如认“宋公不王”为真事实，即为《左传》作者所欺矣。郑伯请释泰山之祀一条，亦是《左传》作者因《经》立事。《史记》之记载，当是由《春秋》来而非由《左氏》书来也。《春秋》隐八“郑伯使宛来归祊”，桓元“郑伯以璧假许田”，两文合读，自易引起以祊易许田之联想。《史记》与《左传》之记载皆由此联想来。而自我辈观之，说不定竟是两事，否则《春秋》于隐八何以不书“郑伯以祊易许田”，乃于桓元书“以璧假许田”乎？”假”者假之也，非易之也。以璧易城，战国时尚有之，而谓春秋时无以璧假田者乎？何必以地易地也？《左传》作者似亦见到此一罅漏，故于桓元《传》曰“卒易祊田”，以表示前数年之尚未“卒易”。而自我辈观之，则弥缝之语耳。试观《公羊传》，此两事实未合为一事，合之者自《穀梁》始，而《史记》与《左传》承之，则说为《穀梁》作者之神经过敏，亦无不可。质之尊见，以为如何？
宋学与清学
清学不及宋学处，在于尊信汉儒，不敢本良心说话。宋学不如清学处，清代学问分门做去，为朴学者，不以不能义理、词章为耻，而宋代则喜兼而有之。
清代把哲学停了好久，使理学中混沌思想歇绝，使我们现在可以正当做哲学，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现在能不把这机会错过吗？
学者之惑
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找得纸条数张，为余五六年前所写。记之于下：中国为学有二惑：一援儒入墨，引为大戒，结果囿于一曲而不通；一以布帛菽粟足尽学问，结果止于简单而不进。〔眉批：无比较。〕中国学者又有二惑：一必以伦理为标准，如李贽、嵇康之类，以其不合于此标准而斥之；一不能创辟识见，异于群众，如王安石、康有为之类，以其不合于此标准而斥之。
当其离众人以学，固已高矣，乃谓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务委蛇屈从于流俗，虽有创论，不敢惊座而使人指为背逆。夫所贵乎学者，欲其进于不学也。今必以学与不学齐，是不如不学之为诚也，学者自欺而已。
以前学者无发展观点，遂不能有推陈出新之思想，必遵于唯圣是从之地步，是以两千年来无进步。
作文与作史
宋祁《笔记》曰：“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能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惟拾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非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云。”（《通考·经籍考》卷十九，《新唐书》条）刚按：此说大可笑！作史非作文也。作史者，表现一时代一社会之情状，期载其实，非借此表现一二人文辞之工也。作史而以作文之道行之，必有削于记实而文不美，与载于文美而实不存者矣。
李焘论唐柳芳《唐历》一条，谓宋祁指芳书不立褒贬义例，被诸儒讪讥，是则祁于史上又主张褒贬。既主文词，又主褒贬，是其为史，持《东莱博议》之见识耳。
李焘评《通鉴》云：“左丘明传《春秋》，自隐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为十七卷。年近则事详，远则略，理势固然，无足怪者。……今以《唐纪》视《汉纪》，其纸叶盖多八九，视《周纪》滋益多，于斯文奚累焉！而或者弗察，强以繁省论文，晋张辅遽谓孟坚不及子长。孟坚不及子长固也，岂在文之繁省乎？此儿童之见耳！”（《经籍考》二十）刚按：李氏此论极通达。当时必有讥温公《通鉴》于唐事特详，文繁非良史者，故李氏辨之如此。现在修清史，闻《慈禧太后传》为张孟劬笔，敛成七百字，自以为简练，其亦中张辅之毒也！（《慈禧太后传》如只七百字，中国史只是一部教科书罢了！）
洪迈《容斋随笔》曰：“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国朝景德、祥符之间，王文穆（钦若）、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贻讥后世，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而《实录》之成，乃文穆监修，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惟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经籍考》二十一，《真宗实录》条引）刚按：此文又为中国史书弊病。作者每欲掩恶而扬善，窃比于大舜之德；或为主上祖父包庇，以尽孝子顺孙之道。为国家社会之史，而容私心于其间，犹得谓之“信史”乎？容私则谓之“信”，不容私则谓之“谤”，是诚“史其所史”矣！
《江南录》十卷，晁氏曰：“皇朝徐铉等撰。铉等自江南归朝，奉诏集李氏时事。王介甫尝谓铉书至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于《春秋》箕子之义为得也。”（《经籍考》卷廿七《江南录》条）
综前数条以观中国之史，凡具数例：（1）前代文字，必词气高古，然后可著于史，否则即为前代之要事，亦必以其不雅而不载。（宋祁《笔记》）
（2）作史必立褒贬义例。（李焘引宋祁论柳芳《唐历》语）
（3）以文之繁省，定史书的美恶。（张辅辈主义）
（4）作史当隐恶扬善，不得直书恶事，贻讥后世，否则为信史之累，且成谤书。（《容斋随笔》）
总之，于文字上求高古、求简省，于宗旨上求褒贬、求庇护，处处舍客观而就主观，其去真实之史也远矣！论其病根，皆在《春秋》。将来有学，当作“《春秋》与中国历史界之关系”一文。
李焘于众浊之中，独能自抒伟议，其人史学甚可佩。但只敢为长编而不敢为史，又未免太胆小耳。有缜密之思者，未必有大胆，亦天地间缺憾事。
淫杀牵涉道学
胡适之先生谓《金瓶梅》的好，好在老老实实的描写，不像《野叟曝言》之又要讲淫，又要讲道学。盖既是讲淫，即不应该讲道学，既讲道学，即不应讲淫。如《金瓶梅》，甚可见当时家庭间渎乱状况。但文明书局出的一本，把原本《金瓶梅》淫的地方删去了，结果又使西门庆与潘金莲皆悔改成道学。
删去淫辞固可，而使潘与西门成道学则不可。以后有空，当只将淫处删去，存其原样起讫出版，云云。予按“又淫又道学”之心理，亦可于兵家征之。
兵家明明要打胜仗，却要伪托仁义。兹录宋濂《诸子辨》中的话于下：夫干戈相寻，至于战国，惨矣！往往以智术诈谲，驰骋于利害之场，无所不用其至，若无士矣。起于斯时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
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
论天下战国，则曰：“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
何起之异夫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吴子》条）〔眉批：既曰“五胜者祸”，“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而此曰“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不嫌矛盾乎？〕
尉缭子……论兵曰：
“兵者，凶器也；争者，道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王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由是观之，其威烈可谓莫之婴矣。及究其所以为用，则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
呜呼，又何其仁哉！战国谈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与也。（《尉缭子》条）
〔眉批：上说“天下皆惊”，而此说“天下亲”，不嫌矛盾乎！〕可见中国人欢喜遮遮掩掩，连“淫”、“杀”两件事，也都会牵涉到道学上去。但《吴子》里为什么又有“屠城”的话呢？《尉缭子》里为什么又有“杀人”的话呢？《尉缭子》杀人的话如下：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毁古与考古
曹植《毁鄄城故殿令》（《续古文苑》转录《文馆词林》）曰：“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按：读此可见中国古来都无保存古迹之心。以子建之好文，而鄄城故殿，必欲撤坏，余可知矣。此等心思，或缘两故：其一不欲留故国之观，使人民兴《黍离》、《麦秀》之思；其二则受命改制，必徙居处，易服色，制礼作乐，使天下一切以新王为规范。
此皆王者愚民之道也。而是时刻书未行，文化不广，人民亦止能趋时为制举之业，无余力足以考古，思古之情遂趋淡泊（只能因诵读经书，为政事上之思古，不能因器物服用为文物上之思古）。故钟鼎考据之风，自宋而始著。
晋、唐之间，掇拾较便，其事反不行，是可知矣。宋至今日，凡可以备博物、资史料者，存之惟恐不急。〔眉批：宋以前，必毁旧而为新；宋以后则制新而存旧。〕闻从前每一易代，则尽平旧墓，惟清代未行，故明墓颇易见，而宋、元之墓便不易知也。孟真谓聊城城外有大阜七，传说是齐国王陵，然史志无可考。我前至甪直见陆龟蒙墓，几与地平，非有碑碣，不能知此下埋诗人之骨也。
功过格
在北大书库见《了凡四训》。袁了凡之为人，予熟闻之，而从未见其书，今乃睹之。世谓功过格创于了凡，而彼自叙实自某僧处传来。又明代盛行功过格，刘宗周《人谱》有之，《云栖法汇》中《自知录》有之，可见日计功过，三教所同。
计功过法当自宋代开始，《人谱》载赵康靖公中岁尝置黄、黑豆于几案，以分别善、恶；薛文清公每夜就寝，必思一日所行之事，当为功过格之先路。
至于读书方面，则有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等，亦是一意。
《大学辨》
明清之际，陈确著《大学辨》一书，除本文外尚有答友人书札二十余篇。
他揭露《大学》一书非孔子本旨，批判程颐、朱熹把它列为圣经贤传的错误，而以《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作为全篇的纲领。认为古无大小学之分，《大学》三纲领系从《尧典》“克明俊德”等句仿造出来。他痛斥程、朱阐禅而表章《大学》，是驱天下后世而至于禅也。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言论。
按：《大学》之世当在西汉。其注重“致知、格物”则出于《荀子·解蔽》之旨，其“平天下”、注重理财，亦见其出于封建社会。其著作时代与《尧典》相近，自同为彼时儒家之思想。
《论语》研究之主要问题
一九五一年秋，予授古籍整理课于上海学院。一学期终，学生请选一书为模范，因于第二学期授《论语》。初意《论语》一书在古籍中较少问题，可于一学期内授毕，孰意开始之后，问题就连续不断而来，加了钟点教，一学期中才讲了九篇，至《子罕》而止。六月廿三日，为最后一堂，因为总结告诸生曰：《论语》中问题大别之有四：一曰孔子之真实史迹问题。《论语》所记固远较《孔子世家》及《孔子家语》为可信，但出于再传、三传弟子之手者便多不可信，公山弗扰以费畔，凤鸟不至等是也；二曰鲁、齐、古三种本子之异同问题。鲁出最早，比较最可信，而齐与古乱之，故“高子， ①齐君”，古改“高”为“崔”，改“， ”为“弑”，于文似顺，而于事则舛；同一管仲，鲁斥为“器小”，为“不知礼”，而齐拥戴为圣哲，曰“微管仲则被发左衽”；三曰汉宋解释之异同问题。汉人粗实，宋人精微；汉人多强解，宋人顺文理；汉人持单文，宋人能比较，自以宋人为善。其有误解，清人已批判之，特汉人之误，清人尚不敢论，今日乃可廓清之耳；四曰清人之考证问题。清代学术，剖析豪芒，大足补汉、宋之缺，惟其见闻犹不如今人之广，眼光犹不如今人之锐，亦尚有我辈工作之余地① ， ：放也，放逐的意思。
道教宗旨
有人送来普陀山符箓一道，嘱贴于壁，其状如下：■我常想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只是道教一教。道教乃是中国立国来数千年间不绝之教，张道陵辈不过使其范围固定，至于倡义立意，乃中国人固有之精神所凝结者也。佛教虽传自他国，而到中国，以后亦成为道教化之佛教，如前记西园及今符箓均可证。儒者虽诵习孔经，而其所操守之道德及道德观念乃无非《阴骘文》、《感应篇》等含有道教色彩者。故形式上虽有三教之殊，精神上极相一贯。道教的主要条件，依我猜想，大约如下：（一）劝人为善。所谓善者，便是与人有利益之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以善待人，人亦善报我，德泽可以被子孙。所谓与人利益者，便是修桥、补路、救贫、放生等等。
（二）崇德报功。凡有是物而为人生所享有者皆祀之，如天、地、日、月、风、雨、雷、电、井、灶、家宅、水、火、家畜之类，莫不设为神而祭之。其人世名流、豪杰亦各处建庙奉祀。凡城隍、土地等皆以各地方之名人充之。
（三）设法避祸。炼丹所以求免死，符箓咒语所以驱鬼祟。其能为祸者，如蝗虫、火灾、疾病等，皆祭祀之。此条最坏事，以其有护身符也。
（四）禁人为非。设为严刑峻罚。使人心有所警惕，如十殿阎王之种种非刑。
总括之：
（一）报应不爽。
（二）奉教虔则可侥幸而免。
（三）崇德报功。
大凡设教者一方面要人去恶存善，一方面又以推行宗教之故，诱人进教似趋吉避凶。实则二者自相矛盾，如恶人入教，善人不入教，则如之何？
大概道教至理不过这几点，而这几点实是中国民族精神，未兴道教之时已然。战国百家蜂起，似异于此，而此不过少数之辩士、学者；至于一般社会仍未变更，否则决不会到秦而方士大盛，到汉而谶纬大起。观于《周易》以卜筮而传，可见民心之所趋矣。汉武罢百家，实际上百家亦不得不罢灭矣。
《曲海总目提要》论《宝剑记》《虎囊弹》
予频年多病，病则携小说、戏曲数种就床览之，小说中尤以《水浒》、《红楼》两书为熟。每念《水流传》开端，写林冲、鲁智深等人何等生龙活虎，乃至宋江上山，排定坐次，遂致奄奄无生气，并《三国演义》之不如，久不晓其故。今年入院，携有董康等重编之《曲海总目提要》一书，盖即就黄文旸《曲海》各残本所合编者，一九二八年上海大东书局印行。其第五卷论《宝剑记》云：
明嘉靖时人李开先撰。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事，仅见小说《水浒传》，本不足信，开先特借以诋严嵩父子耳。按开先，字华伯，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己丑（嘉靖八年，一五二九）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吏部，历文选郎中，擢太常寺少卿，罢归。家居近三十年，卒。开先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士。在铨部，谢绝请托，不善事新贵人。已迁太常，竟罢归。归而治田产，蓄声伎，徵歌度曲，为新声小令， 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
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辑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常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耳”。同邑袁崇冕善金元词曲，有《西野老人乐府》，开先亟称之。[眉批：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嘉靖己丑科（八年）李开先《中麓闲居集》十二卷，又《四时行乐诗》一卷，又《咏雪诗》一卷（字伯华，章丘人，提督四夷馆少卿）。”《明史·艺文志》四：“李开先《中麓集》十二卷。”《明史·文苑传》三：“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束（陈束）同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同上：“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清《四库目》竟削李开先之名与书。〕按：梁山诸盗，惟林冲情有可矜，身为禁军教头，素无过犯，其妻张氏又良家女，而太尉高俅之子以威逼之，通国大都中，白日恣侮，此妇持节不从，为俅者稍识官箴，痛责其子之不暇，乃假托看刀为名，诱入白虎节堂，加以犯上之罪，刺配沧州，亦已极矣。又使董超、薛霸中途害之，为鲁智深所救，幸得苟免；又使虞候陆谦百计害之，至焚草舍以绝其命而后慊，是安得不挺戈以揕①仇人之胸乎？不能杀太尉而杀虞候，其心尚饮恨未平也，“风雪山神庙”之惨，“雪夜上梁山”之愤，又曷怪焉！
剧中所记，皆与《水浒传》相合。惟其妻本殉节以死，而作者欲以团圆结束，故作迎聚梁山，然据《水浒传》观之，则张氏有志行，易死为生未免做贼妇，恐非其本愿也。火并王伦，拥戴宋江，亦皆据《水浒传》。其后陈与郊、沈初成、高漫卿等，则又各变关目矣。
此一篇绝好文学史资料也。李开先作《宝剑记》，其记林冲为高俅诬陷几死，皆与《水浒传》合，而他处无所见，一也。至林妻张氏结局，在《水浒传》为殉节以死，而在传奇中以团圆终老，此是传奇老套，文体不同，结局不能不殊，二也。《水浒传》本杭州说书人脚本，故虽演山东故事，而其所说街道、房屋、饮食、起居，一切皆以杭州为其背景（例如武大郎所住屋，以杭州竹木之饶，皆以竹木分间，此家与彼家皆以从楼上往来，此为北方未有）。而《水浒传》前数回皆北方景物，三也。《水浒传》前半部多“侉子① 揕：刺。话”（即山东话），然后半部则多南方官话，四也。《水浒传》前半部集中攻击豪强，后半部则牵累无数良善平民（如顾大嫂设肆卖麻花药酒及人肉馒头），五也。李开先为山东人，熟悉山东地理，其写梁山泊亦切合当时情况，而后半部则肆意牵合，如九江对岸即为无为州，宋江出兵可至华山，毫无地理常识，六也。〔眉批：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吴子臧君来谈，谓《金瓶梅》一书，据吴晓铃君言，亦出李开先手著，则异于《水浒传》之选改前部者，当去函询之。]又《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有《虎囊弹》一种，为明人作，未著撰人名氏，其略云：所演鲁智深事，本《水浒演义》。智深见金氏女为郑屠所逼，先纵金氏而手毙郑于市，潜亦遁去。金氏女归赵员外，而智深适避难至其地，与之相遇，因留居于家。后事将露，乃令智深往五台山寺披剃为僧。后转为盗，于二龙山作寨主，有救林冲及服桃花山周通、李忠等事，遂归梁山泊。宋江降后，于杭州僧寺闻潮而化。
今剧中关目大略据此，后半情节与《水浒传》大不相同。其略云：赵员外为仇人花子期诬作通梁山贼，已定案矣。其妻金氏，鸣冤得释。又赵员外有犬啮死花子期，盖借义犬故事，皆属作者增添附会。按龚圣与花和尚鲁智深赞云：“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此是实有其人而未载其事迹也。此剧增饰甚多，而“虎囊弹”之名尤觉新奇，言金氏诉冤于种经略师道，其中军牛健出令，凡诉冤者悬于竿上，弹以虎囊弹一百，能不惧者乃是真冤。金氏愿受弹不惧，健知其冤，为投状于师道，乃谳出真情，出赵员外之罪，故标三字为题也。作者未详，大抵是近代人手笔。
按鲁智深出身提辖，本是种经略部将，以金氏之故，三拳打杀镇关西，亡命于外，投入空门，不改故态；后复于汴京大相国寺炒闹禅和子，其醉打山门，倒拔垂杨，及卷金银器皿滚下桃花山，只身提禅杖打二龙山，皆足耸人观听。此剧敷演赵员外及金氏事，以金女本智深所救，故首尾用为线索，智深入山本末亦已略约具焉。然命题之意以“虎囊弹”为主，则非专为智深也。传奇演僧家事迹粗豪斗狠者，《西厢记》则慧明递书，《昊天塔》则五郎御敌，皆仅一点出，且此两人亦无害于人。惟此剧花和尚事形容最详，其鸷悍之态亦摹写殆尽矣。明嘉靖间，都督万表以倭贼内扰，特暮嵩山少林僧以击之，盖自北齐稠禅师、唐时窥基皆以勇侠著闻，后世不绝此派，而少林之僧则无不善拳棒者。此辈若不失本性，入于正果，则如金刚怒目，降伏众流，其堕落恶道者即是药叉罗刹也。智深本师授记曰：“遇潮而寂。”后擒方腊，闻浙江潮声，即刻回首，似有结果；然擒方腊乃韩世忠事，则闻潮坐化之说亦未的也。
按：此论《虎囊弹》一剧，为金氏女为赵员外诉冤于种经略师道之中军牛健，牛令其高悬竿上，弹以虎囊弹一百，能不惧者方为真冤，金愿受弹，乃云赵无罪，似系《宝剑记》之续集。然今本《水浒传》中并无其事，似系后人凭空撰出，故《曲海总目提要》谓之为“大抵是近代人手笔”也。
《三国演义》之政治背景
取前代历史而歪曲之，作后代之政治宣传，尚有一极显明之例。人皆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帝魏而入吴、蜀于偏霸；朱熹作《通鉴纲目》帝蜀而入魏、吴于偏霸。由于南、北宋时代背景之差异，两书各为其统治阶级服务矣。然犹未想及《三国演义》之为政治宣传工具也。宋南渡后，其势类蜀，而杭州市井间讲史之风甚盛，不知是当时统治阶级训练民间艺人欤？抑当时人民敌忾心强而以中兴望南宋欤？其时必有熟读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者，抽其实事，加以民间传说，尽量渲染，使蜀相诸葛亮成为极端聪明人，蜀将关羽、张飞、赵云等成为极端勇猛人，又皆为极端忠义之臣，而于魏之君臣则极其诽笑揶揄之致，遂使读者、听者对于蜀方寄以最大之同情与希望，觉其统一全国绝非难事。此计划竟成功，八百年来借说书与演剧之力量，遂造成全国人民脑中十分确定之观念。当时联蒙古以灭金，犹之吴、蜀团结而有赤壁之捷也。特是蜀有如此之谋臣武将，何以竟不能北上东向，成其中兴汉室之局，而使关羽授首荆州，刘备愤死白帝，诸葛亦郁郁终于五丈原？可见蜀人才力绝未胜过魏、吴，魏、吴才智忠勇之士亦绝不逊蜀。此中公道，实我辈治史者所当主张。予曾将三国史事列表比较，他日有暇，当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不同处作一详校，俾读者成了然南宋人之政治宣传伎俩焉。
《水浒传》之政治背景
《水浒传》闻经王利器君研究，乃南宋初太行山义军故事所扩展，所以冠以“忠义”者，盖祈求民族之复兴也。是则可确定《水浒传》为南宋民间之政治宣传工具。
《景善日记》为荣禄党伪作
金梁《四朝佚闻·景善日记》条云：
景善，礼部侍郎，殉庚子之难，有《日记》传世，且译以英、德文，为西人所重视。
闻德军得自景宅，中多为庆王、荣相解释语，荣禄之得免祸首，以此记也。西人以亲于景宅检出，故毫不置疑，而不意竟由伪作也。余校刻《清史》时，《景善日记》久流传海内外，视同信史，余以震其名，拟于《忠义传》内补撰专传，乃取《日记》详核之，月日时事皆不尽符，且景为休致侍郎，观其所记抑若与闻朝政，尤为不类。初不能解其故，后乃恍然，此记盖专为荣洗刷作也。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日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而西人不得不坠其术中矣。其用心亦良苦，荣竟得借以免祸，真天幸也。余既得其真相，初改专传为附传，拟略正其误，继思伪记何可入史，乃仅以景善名字缀于汇传，但著其同被难而已，于伪记不着一字。此亦史例，而见者或举以为责，故兹复详释之。
此近代之伪书也。为政治需要造作伪文，当不仅此一事。闻袁世凯称帝时，上海报纸反对者多，筹备大典者虑袁氏见之而气馁，则在京别印沪报，形式为一而内容悉非，袁氏遂以为薄海同心拥戴矣。此种伪报今惜不可见。
王柏《家语考》
四十年前，予常至京师图书馆阅《四库全书》，偶于王柏《鲁斋集》中见其《家语考》，对考订古籍甚有足取者，曾抄数行一册。有任职教授，教学苦忙，无复自由翻阅之余闲，而单行《鲁斋集》绝非易得，惆怅于心者久矣。今日偶检《丛书集成》，忽得此书，盖据《金华丛书》本排印者也。爱将《家语考》录此，以便循省。其序云：予每读《中庸集注》，以《家语》证《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窃疑之，因书与赵星渚言。答曰：“文公谓《家语》为先秦古书，无可疑者。”因求《家语》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请从而论之。
文云：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谨，岂后学之所当妄议！必学博而理明，心平而识远，殆庶几乎得之。盖学不博，不足以该贯群书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会群书之旨；心不平，则不能定轻重之权；识不远，则不能断古今之惑。予不敏，何足以知之。
窃尝谓学者莫不读《论语》也，自汉以来诸儒名家亦莫不笺释《论语》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阳诸老先生出，而《论语》之义始大明，曰“脱简”，曰“错简”，曰“衍文”，曰“缺文”，曰“某，当作某”，始敢明注于下。然未有定《论语》为何人所集也。
固尝曰“此《鲁论》也”，“此《齐论》也”，“此为子贡之门人记矣”，“此为闵子之门人记矣”，“此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矣”。然子贡、闵子、有子之门人，后世不闻其有显者，惟曾子传得其宗，当时执删纂之柄者，岂非子思乎！吾闻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进，辙环天下几四十年，登其门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训宜不胜其多也，岂《论语》五百章所能尽哉！于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载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尽知也，况其言乎！呜呼，《论语》之书精则精矣，而于夫子之言未可谓之大备也，宜乎诸子百家各持其所闻，而发越推阐，莫知所以裁之，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固有不能免者。
予读《家语》而得《论语》之原。其《序》谓当时公卿大夫、士及诸弟子悉集录夫子之言，总名之曰“家语”，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语录》也。盖颜子之所闻，曾子未必知也；子贡之所闻，子游未必知也；齐、鲁之君问答，二国不能互闻也。以今准古，揆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荟萃为一书，则散漫而无统，浩博而难求，门人何以别其精微，故曰《家语》之原乎？然记者非一人，录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词有工拙，意有疏密，理有粹粗，纷然而来，兼收并蓄，亦不得而却也。于斯时也，七十子既丧而大义已乖，骎骎乎入于战国矣。各剽略其所闻，假托其所知，纵横开阖，矫伪饰非，将之以雄辞诡辩，以欺诸侯，以欺百姓，其祸根盘结于海内，紫乱朱，郑乱雅，大道晦蚀，异端抢攘，诬圣言，误后世，此有识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于《家语》之中，采其精要简明者集为《论语》，以正人心，以明圣统，以承往绪，以启来哲，为悠远深长之计，其滔滔横溃于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绝也。俟其祸极而势定，则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与日月并行于天下，万世之下，莫不于此而宗之，其功又岂在禹下哉？当是时也，任是责者，非子思子，吾将畴归？故曰：集《论语》者必子思子也，始著书以幸后学者亦必子思子也。《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过记录之书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学》，则子思著作之书也。以《论语》之体段，推《家语》之规模，大概止记而已，然简要精明既萃于《论语》，则其余者存于《家语》，虽不得为纯全之书，其曰“先秦故书”，岂不宜哉！
虽然，予尝求《家语》之沿革矣。其《序》故曰：“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王问儒术，卿以孔子语及弟子言参以己论献之。”卿于儒术固未醇也，而昭王岂能用儒术者哉！
可谓两失之。此《家语》为之一变矣。于是以其书列于诸子，得逃焚灭之祸。秦亡，书悉归汉。高堂生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及后学所记”，此岂非《家语》之遗乎？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宣帝，时后仓明其业，乃为《曲台记》，授戴德、戴圣、庆育三家。大戴删其繁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六篇，育无传焉。马融传《小戴礼》，又足《月令》、《明堂》、《乐记》三篇。郑康成受业于融，为之注解，究其原，多出于荀卿之所传，故《戴记》中多有荀卿之书。班固曰“《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卷与篇不同），颜师古已注云“非今所有之《家语》”。成帝时，孔子十三世孙衍上书，言“戴圣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遂除《家语》本篇”，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观之，《礼记》成而《家语》又几于亡矣。予于是有曰：《论语》者，古《家语》之精语也；《礼记》者，后《家语》之精语也。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舍珠玉而存瓦砾，宝康瓠而弃商鼎，安国不应如是之疏也。且安国，武帝时人，孔壁之藏，安国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丝竹之遗音正曲台之繁芜，其功反出于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语》为王肃编古录杂语。其书虽多疵，却非肃自作。”谓今《家语》为先秦古书，窃意是初年之论，未暇深考，故注于《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语》为王肃书。”此必晚年之论无疑也。吁，《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论久之未必不改也。
学者胶柱而调瑟，却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论，惟明者择焉。
按：《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经典释文》云：“‘小人之中庸也’，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按上文既云“小人反中庸”，则下文“小人之中庸也”，于文义为不顺，故王肃本增一“反”字以成其义。朱熹《章句》亦云：“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王肃《礼记注》早亡，朱熹所言即从《经典释文》来，《家语》无《中庸》此文。王柏信《家语后序》之言，以最早本《家语》为《论语》之所自出，非也。其谓《家语》之遗为大、小戴《礼记》之所自出，亦非也。然其曰“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则绝对正确，孙志祖《家语疏证》，范家相《家语证伪》，已逐篇逐章说明其剿窃与臆改矣。
《汉书·艺文志》中之《孔子家语》，其书藏于秘府，非儒者所能见，历王莽、董卓之乱，已化灰烬。朱熹云：“《家语》为王肃编古录杂语。”此“古录”如指《艺文志》中之《家语》，自非；若指一切古籍，则合。又云：“其书虽多疵，却非肃自作。”此说亦不全是。其中有王肃所自作而窜入其中者，《五帝》篇是也，其旨在打破郑玄“六天”之说，故虽与《五帝德》联排，而二者实格格不入。有旧籍为王肃所打破，以意改定成文者，《刑政》篇是也，其文本于《王制》而设为孔子、仲弓问答之辞，则虽有所据而已加以改造，不可谓之“非肃自作”也。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创作。
中山狼故事由西方传入
董任坚译《俄国图书故事集》（中华儿童教育社丛书，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末一篇为《老朋友是很容易忘记的吗》，即中山狼故事也。疑中山狼故事是由俄国传至中国的，至中国则先至西北各省，故第一个写出此故事的是武功康对山。然而传之于赵简子，则俄国故事竟成春秋故事矣。在俄国故事中，东郭先生为乡下人，所问之三物为马、狗、狐狸，而非果树、老牛、老人。其后乡下人以大棍打狼，非刀杀。
《山海经》中想象成分多于现实成分
陕西省白河县人民代表谢循通君寄其所作《山海经管见》之《南山经》
一篇来，谓《南山经》三篇包括中国南部和中印半岛诸山脉，此经以青丘之山（雷州半岛）将广东、广西海面划分为东、西两部分，钦州湾在半岛之西，故称西海，广州湾在半岛之东，称为东海。但东、西两海却别有专名，钦州湾名宪翼之泽，广州湾名即翼之泽。又谓招摇之山今名十万大山，望庭之山今名六万大山，猿翼之山今名大容山，■阳之山今名勾漏山，柢山今名云开大山，箕尾之山今名云浮山或云雾山，怪水今名廉江，英水今名窦江，汸水今名汉阳江。又谓凡半岛均名为“丘”，印度半岛为苍梧之丘或昆仑之丘，小亚细亚半岛为昆吾之丘，巴尔干半岛为陶唐之丘，亚平宁半岛为武夫之丘，伊比利亚半岛为黑白之丘，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叔得之丘，英伦三岛为参卫之丘，阿拉伯半岛为神民之丘，阿非利加洲为盂盈之丘，冰岛为赤望之丘。
又谓祝余今名泽蒜，留牛为印度瘤牛，鯥为雷猪，类兽与猼訑俱为猫科动物，■■为五更鸡。科学院嘱予审查，因评之曰：“《山海经》一书不作于一人，不成于一时。固然作者对于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知识有系统化的要求，但在当时，国族分立，交通困难的限制之下，不可能有十分确实的地理知识。
就清代学者的研究来说，大约《西山经》和《中山经》比较可信的成分多，其他则模糊一片。例如东胡、貊国置于《海内西经》，大夏、月氏置于《海内东经》，而《海内经》中朝鲜与天毒（印度）同列于北海之隅，足证作者对于各地的方向尚未明晰，只是就听来的几个地名加上若干想象拼凑成书。
至于动植诸名，奇形怪状，亦只是将旧有知识另为联系，想象之成分远过于现实之成分。谢循通同志《山海经管见》一文，一一以现实之山、川、动、植释之，用力甚勤，而结果只是镂冰斫雪，以今人之主观猜测古人之主观，终不能解决问题。此稿似不可用，或更请动、植物研究所中同志一看，亦好。”
实在说来，只是“痴人前说不得梦”耳。若姚大荣之考西王母，顾实之释《穆天子传》西征，皆是也。
前后《出师表》情绪不同
《前表》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何等勇敢，何等锐利！[眉批：此据后来事以作表。]《后表》则云：“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况臣驽下，何能必胜？……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又何等悲观，何等无办法！《前表》云：“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其全国人心何等一致！《后表》云：“议者谓为非计。”而亮有六不解，至云“凡事如是，难可逆料”，似实无以塞议者之口，则全国人心又何等涣散！诸葛亮一人心理之变，蜀汉举国心理之变，一至于此乎？故知《后表》出于后人拟作，若《李陵答苏武书》然，非特不见于《三国志·亮传》，又不见于《亮集》，为可疑也。
诸葛亮空城计非实事
空城计自为军事行动可能之一型。《左》庄廿八年《传》云：“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楚军突至，郑不及防，遂不发悬门，楚言而出，以镇静与滑稽之态度施之，子元竟因疑而遁，是即空城计之成功也。诸葛亮之空城计，不见于陈寿之书而见于裴松之所引郭冲告晋扶风王语。其文云：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
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难之曰：
按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按《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溺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此驳凡列五证：（1）亮前四出皆与曹真敌，其时司马懿尚在宛，不能与亮在阳平相遇。（2）司马懿亦有伐蜀事，因雨而退，未至阳平。（3）懿有二十万众，何必因空城而退走。（4）史书明记亮不许魏延别统，不得此时令延并兵东下，而惟自留万人。（5）扶风王为懿子骏，郭冲不得对子毁父。此数事理由均极充足，不但亮无空城计之事，即冲亦未尝对扶风王作是言也。
然即此可知，当魏末晋初，三国故事已在发展之中矣。又按，此说谓空城计在阳平关，而后来小说戏剧则说在西城，西城为今陕西安康县西北，在阳平之东南，街亭则在阳平正北，既在阳平北作战，何以亮竟离阳平而东行乎！
是亦不可能之事也。然则小说作者即取裴氏驳文增其装点，盖亦明知其乌有而始取为快意之谈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