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授时：敬授人时。
谷，幽都”、“南讹，朔易”，《禹贡》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皆整齐谐雅，与《易》、《乾》、《坤》卦辞“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略同，皆纯乎孔子之文也。
孔子之文究竟如何，今不可知。要之，《书》、《尧典》、《禹贡》等篇与《易》、《彖辞》、《文言》等篇，虽未必出于一手，而其出于同时代则可断也。此时代，或在孔子弟子十传后矣。
祁承■《藏书约》开清学之先
明祁承■《藏书约》云：
郑渔仲论求书之道有八：“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谓典籍中之经济矣。……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说：如书有……亡于汉者，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亡于唐者，唐人之著述尚存之；……
亡于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另从其书各为录出，……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未尝不立于前”也。是亦一道也。
又如一书之中，自宜分析。……如《水经》一书，注乃侈于其经，……后人但知郦道元之有注，而桑钦著经之名反隐矣。又如《世说》，词旨本自简令；……刘孝标之《注》援引精核，微言妙义更自灿然，可与《世说》各为一种以称快书。如此之类，析而为两，使并存于宇宙之间。是亦一道也。
若夫……世家所秘，省郡所藏，即同都共里尚难兼收，况粤有刻而吴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更多也。……海内通行之书大都此数十百种耳，倘一概求之，或以千里邮至，或以重值市归，乃开箧而已有，……有不意兴索然者乎！……余谓（梓行之书），其序之文往往载于各集，……今以某集有序某书若干首，某书之序刻于何年，存于何地，采集诸公序刻之文录为一目，自知某书可从某地求也，某书可向某氏索也，……导本日集，重复无烦，斯真夜行之烛而探宝之珠也。是又一道也。
刚按：此所云第一道即辑佚；第二道即段玉裁、龚自珍之写定群书，加以分析；第三道即《经义考》、《史籍考》之作法。清学承明，即此可见。
范钦藏书与刻书
《天一阁见存书目》为薛福成嘱钱念劬所编。自兵燹以后，散亡甚多，幸得薛福成等为之赎归若干，碑帖则只有二十余种矣。观其所记，知阮刻目尚未尽，则天一阁书从来未有一全目矣。《碑目》一编于全祖望，二编于钱大昕。今全氏本似已不可见。去年年底，晤马幼渔先生，询范氏书如何，先生曰：“今视钱念劬所编目又散去不少矣。渐渐偷卖，至卖完而后止。”此可悲也。
范钦收藏书籍甚多，而所刻《二十种奇书》（《三坟》、《元包》、《京氏易》等）几全为伪书，何其不善别择如是？可见所谓藏书亦徒有其名耳。
明代宁波先后藏书者有二人：一丰氏，一范氏。范氏书大半得之丰氏。丰坊有书，不知为学，而多作伪以欺人；范氏有书，不知鉴别，而多刻伪以欺己，何明代人之陋也？
辛亥革命后，上海古书流通处曾觅一略知书之惯窃，逾墙上阁，夜负以出，如是者数阅月，范氏族人不知也。流通处主陈某遂成大富翁矣。
陈第藏书
《世善堂藏书目》为陈第所藏，鲍廷博序中谓赵昱计其孤本书有三百余种，曾标圈识，欲往购之，已不及。按：鲍本不并刻赵氏之圈，实大可惜。
陈氏书至清乾隆间始散，已藏二百余年，不知散归何处，何所藏孤本（如刘炫《连山易》等），不见人称道也。一九四九年后，西北农学院整理古农学书，辛树帜院长、石声汉教授主其事。一九六○年前后，声汉来京，告予曰：“《世善堂藏书目》，非陈第实有之藏书，其一大部分乃录以备采访者。”
闻此，乃知其中之孤本书，实多久已失传者，为之慨然，盖欺人者已三百余年矣。
陆心源藏书
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云：“凡得书十五万卷，而坊刻不与焉。其宋、元刊及名人手抄手校者，储之皕宋楼中。若守先阁则皆明以后刊及寻常抄帙，按《四库书目》编序，而以近人著述之善者附益之。”读此可见近来各图书馆之分善本及普通本二种，实发源于陆氏，前此未有也。又可见“四库”成立以后，凡藏书家皆根据四库目录以为庋储编目，如丁氏持静斋、方氏碧琳琅馆、陆氏守先阁均是。
李《序》又云：“念自来藏书，未能垂远，今春（光绪壬午）奏记大府，以守先阁所储归之于公。”按皕宋楼书售去时，守先阁书得保否，待考。浙中光绪间，有徐氏古越藏书楼及陆氏守先阁，皆以私有归公，开图书馆之先声，大可景慕。
李《序》又述浙中藏书源流云：
自古称藏书者嫏嬛、石室、蓬莱、道山，皆荒渺无足征信。若吾乡富于典籍者，梁沈约聚书二万卷，见于本传。宋、元之际，月河莫氏、齐斋倪氏，寓公若资中三李、陵阳牟氏，皆不下数万卷。周草窗三世积累，有书四万卷。《齐东野语》称石林叶氏有十万卷，然考少蕴《避暑录话》亦只谓家旧藏书三万余卷而已。惟直斋陈氏《书录解题》之作，可考见者五万一千余卷。明代白华楼茅氏，其卷数不可考，然九学十部之编以制艺为一部，则其取盈于缃帙者亦仅矣！近乾、嘉间石冢严氏芳茮堂、南浔刘氏暝琴山馆，皆以藏书名，与杭州振绮堂汪氏、苏州滂熹园黄氏埒，为阮文达、钱竹汀两公所称。余尝见二家书目著录寥寥，岂足与先生比长絜短哉！
天下藏书家为人人推服无导辞者，莫如四明天一阁。然视先生所藏，其不如也有五：天一书目卷只五万，皕宋则两倍之，一也。天一宋刊不过十数种，元刊仅百余种，皕宋后三四百年，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二也。天一所藏丹经、道箓、阴阳、卜筮不经之书著录甚多，皕宋则非圣之书不敢滥储，三也。范氏封扃甚严，非子孙齐至不开锁，皕宋则守先别储，读者不禁，私诸子孙，何如公诸士林，四也。范氏所藏，本之丰学士万卷楼，承平时举而有之，犹易，若皕宋则掇拾于兵火幸存，搜罗于蟫断炱朽①，精粗既别，难易悬殊，五也。
① 蟫，蠹虫，蛀蚀书籍的虫。炱朽，腐朽如灰尘。
丁雄飞与黄虞稷藏书
前在《楝亭书目》见有《古今书目》一名，未知谁著，今读缪荃孙刻《藕香零拾》中《古欢社约》，知为清初江浦人丁雄飞（号菡生）藏书目，凡七卷。雄飞居南京乌龙潭上山水最佳处，取陆放翁语，名之曰“心太平庵”，积书数万卷。与黄俞邰友善，立读书之约，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其引云：“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阙，或彼阙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此天下最快心事！”
苏州藏书家
黄丕烈《晁氏读书志叙》云：“吾吴多藏书家，康、雍之间如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皆坐拥厚资，而又与文人学士游，如何义门昆仲辈为之师友，故鉴别皆真，无时刻恶抄以厕其间，[眉批：何以痛恶时刻？不观晁、陈所收，半皆时刻耶？]一时藏书之盛几与绛云、传是埒；特深自韬晦，[眉批：何以“韬晦”？]故世鲜知为藏书家耳。余生也晚，不及见其盛，而数十年来，与同好诸人如香严周君、抱冲顾君、寿阶袁君承其流风余韵，亦颇讲论及此，卒不能逮之者，非绌于力耶！迩年阆原观察英年力学，读其尊甫都转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此段说清代苏州藏书家历史甚清晰，而藏书家之态度——不收“时刻恶抄”，守秘密，“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亦可见。[眉批：顾千里《衢本考辨跋》云：“衢本……二十卷，……世所罕见。乾隆末年，我友瞿君木夫收得旧钞本，予从之写其副，藏诸箧中，未尝示人。”]我谓他们专收旧本秘册，为与读书家分业起见，自是应当。只是守秘密的一个习惯，是以学术之公物而私为己产，太不应该了！
傅增湘藏书校书
适之先生日记谓傅增湘告彼，藏书目不收明以后，著者不收洪武以后，这大概是清代藏书的一个规则。傅氏又说生平校书不下三千卷了。
考据三途
郭嵩焘《读书志序》云：“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颛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
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此把考据一项分成三途，甚确切。
《清内阁旧藏书目》
京师图书馆有《清内阁旧藏书目》六册，序云：清内阁书，即明代文渊阁藏书，杨士奇等所编置也。阁中大库，有“内阁典籍”掌管。清初，曹贞吉为典籍时，宋椠已散失殆尽。曹氏检阅宋本，见欧阳公《居士集》八部，无一完者。嗣后，典籍一官多以满员充之，更不珍惜，甚至失火，几付一炬。今馆中所藏内阁之书，均前清季年由学部发来；除残缺外，有水湿者，有熏焦者，有霉烂者，大约失火时之受损耳。至《清内阁书目》，馆中人均未尝见也。兹由赵次原先生由部中携来，悉照原订六册，计分四种：《库存书目》三册，《库存残书目》一册，《残复书目》一册，《碑图总目》一册。缮录一通，庋藏书库，虽与馆中所藏间有不同，存此一编，尚得略见秘阁藏书之名，亦考古者所不废也。民国七年五月八日，京师图书馆目录课识。
刚按：用此本目录及《文渊》、《京馆》两目合观，可知明、清秘阁藏书嬗递之迹。《四库提要》所著之“内府藏本”，不知大内藏书欤，抑内阁藏书欤？
《四库全书》
清代翰林院存贮《四库全书》底本，许士人到院检读。见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廿五日上谕。
鲍刻《四库简明目录》首册：（1）上谕三道（一、编简目；二、再缮三分，付文汇等阁；[眉批：可见文汇等阁颇似图书馆。]三、许领出传写），（2）进书表文，（3）恭纪，（4）职名，（5）总目。其“恭纪”云：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皇上俯念江、浙为人文渊薮，特命一如内廷所藏，缮写全册，于扬州、镇江、杭州三郡，各建阁以贮之。……四十九年三月，复诏愿读中秘书者，许陆续领出，广为传写。……臣等生长是邦，幸从铅椠，获际斯盛，感抃难名。
惟是金题锦贉，浩若烟瀛，溯委穷源，莫知所自。伏思《简明书目》一编，……篇帙不繁，搜罗至备。……臣怀玉幸预分校之役，尝就全书处恭录副墨以归，东南士林借抄接踵，时恐不给。臣德舆、臣士恭并以书籍经进，上邀宠赉，感叨异数，矢报无由，爱共悉心雠勘，敬畀剞劂。……内阁中书臣赵怀玉、刑部奉天司行走主事臣金德舆、监生臣鲍士恭恭纪。
《四库全书总目韵编》
《敬孚类稿》卷五，页十一，《跋四库全书总目韵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初学检阅恒不得其端绪。自《简明目录》出，观者称便，而《附存》诸目阙如。吾乡胡征士雒君尝取《附存目录》，案经、史、子、集次第抄录，同江都凌仲子详加校勘，厘为十卷，刻于金陵，以配《简明目录》。[眉批：胡氏事迹但见此数语。]穷乡晚进，虽不难于家有一编，而初学所见不广，欲考验一书及著书人名氏，又非遍检两书全帙不能立睹。甲戌夏，客游吴门，适与范月槎观察同寓，观察为武昌名宿，富有藏书，朝夕相质，慕其言谈丰采，久不能别。一日，出其所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韵编》见示：每以一书目首一字为主，不拘经史子集，案韵编排，书目之下，仍著撰人名氏，及在某卷某类；凡卒睹一书，先以此编按韵求之，览其所注，而全书《总目提要》所在，了如指掌，足与萧山汪龙庄之《史姓韵编》、武进李申耆之《历代地理志韵编》相为鼎足。……兹书拟付手民①，因敬书数语，以志忻幸。光绪元年秋九月。
此本惜未能见，或疑付刻未成乎？范月槎之名亦当考。旧时凡作索引，皆按韵编排，而在今日不作试帖诗之后，则不得不改由笔画编排矣。
① 手民：以手艺为业者，此指雕版排字工人。
上海白云观《道藏》
上海南市白云观亦有《道藏》一部。闻当时北京白云观《道藏》得徐世昌之资助交商务印书馆印行时，[眉批：《道藏》之印，李盛铎、傅增湘倡之，徐世昌赞助之，而森玉先生为之奔走南北以成其事。]住持道士陈明霦热心赞助，以北京本有残缺而上海本完全，因拟借以补足，[眉批：北京白云观本，闻刘师培入观借览，以其有利于古籍校勘，凡其所需，皆被撕下，是已成一残本矣。其无行若此。]而上海白云观之住持不肯，谓如要取印，必须将该观完全修缮一过，并将屋顶改为琉璃瓦。当时既无力承应，陈道士竟一气而死。
此君，本系中学教员，中途出家，故开通如是。今上海白云观之《道藏》已肯交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惜文管会无屋可放，仍存该观。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闻诸徐森玉先生。
民国毁弃史料
清代掌故在乾隆以前虽不必皆有成书，然所裒集盖已不少，虽纪述未必得法，然总可备参考。至乾隆以后，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政府既无从容编述之时间，更无其费用，所结撰者极少，当太平天国与清军拉锯战中，损失尤多。如曾国藩、黄彭年、李庆云等设立书局，纂集案牍，以保存故实相提倡者盖已甚鲜。以此，我等欲于今日知乾隆以后之典志，颇有无从寻觅之苦。
然使史料尚在（公文档案等物），则即使现在不便省览，将来当可设法使其复现于世。不幸辛亥革命后，军阀当权，弃者弃，焚者焚，人民既视为废物，官吏亦以其不便于己，方且乐其无稽，盖一入民国而清故之不可考者已过半矣。虽民国二、三年后各省设立志局，北京亦有清史、国史二馆，而当事既一意敷衍（如清史、国史两馆皆无成绩可言，各省修志者原定三年，后乃延至七、八年而未竣），即欲勉力为之，亦苦于材料不备，无从下手。（孙伯南先生修《吴县志》之《兵志》，予询其进行如何，彼云：“无案牍可稽，纂集极难。”沈子良先生修《江苏通志》，予询其根据，彼云：“俟各县志成后，乃集编之耳。”）不意清代朴学之后而今人乃无历史观念如此。
元代刻书
（蔡澄《鸡窗丛话》）又云：
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来，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①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
刚按：所说元时刻书状况，实未必然。所谓绅士呈学使，学使咨部议者，大约如《文献通考》等大著作耳。如杂剧，正不必俟审定。且看虞集《郑氏诗传序》，谓闽人刻书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极乎四海。虞集为元代中叶后人，而闽俗至以刻书成市，则必不待部议可知矣。设此言而信，则元代于文化上干涉太甚，实非好事。明人刻书固滥，然只要大家有眼光选择，正不惧其滥也。
① 祖龙：谓秦始皇。秦始皇曾采取焚书手段。
明代兵书
近为大学检理贵重书籍，兵家类所收除江南制造局所出书外，几全为明本，又多为明万历后所作，于此可见世运消息之理。明代一困于也先，再困于满洲，三困于倭，四困于流寇，士大夫皆有用兵之心，故就古籍论兵及纪兵事者加以讨究，遂成巨帙。至清代则以明时兵书语多侵及满洲，遂一律禁止，而清代人惧罹罪戾，亦不敢著兵书，又虽有平藏、平回之举，而八旗任攻战者多，汉人为少，故于兵事不甚接触，自不觉其需要矣。至与英、日开战而败，于是言兵之风又一盛焉。明代兵书目当录纪。〔眉批：予不熟史事，此则未知误否，待考。〕北京大学所藏兵家书，兹录目于下：明刊本：姜师闵《讲武全书》五十九卷。
李鼎《武经总要》四十三卷。
王鸣鹤《登坛必究》四十卷。（清禁书）
李村《将将记》二十四卷。
茅元仪《武备志》二百四十卷。
穆文熙《百将提衡》四卷。
吴维顺、吴鸣球《兵镜》二十卷。
唐顺之《武前后编》十二卷。
戚继光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十八卷。
于皇甫、尹商《韬略世法》五卷。
瞿汝说《兵略纂闻》十二卷。
李清《武经七书集注》八卷。
钞本：何汝宾《兵录》十四卷。
清刊本：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
由此可见明代兵书能公布于清代的极少，而清代兵书在鸦片、甲午二战之后固是极多，其前则仅有年羹尧《治平胜算》十二卷（钞本），邓廷罗《兵镜或问》、《洴澼百金方》等数种。
最早谈到矿物与矿业的书
苏联矿物学博士托卡列夫著有《最早谈到矿物与矿业的书》，略云：希腊学者爱拉斯基穆（纪元前三七一——前二八六）所写的《石论》，一向认为是最古论矿物的书，在他这篇文章里叙述了十六种矿物，主要叙述珍贵矿产，分为三类：金属、石、土，记叙至为简陋。后来关于矿物的文学报道，在罗马学者斯塔尔舍高（二三——七九）作品中有过——这也就是说迟后了三百年，在其最后著作里，许多关于矿物的报道颇为荒诞无稽。其次经过了一千年，我们发现有乌兹别克学者阿维森纳（九八○——一○三七）及阿尔比鲁尼（九七二——一○四八）的作品，记载已达三十六种矿物（包括有珍珠、玻璃、珐琅、瓷等），使用了放大镜，决定了矿物的硬度与比重。后来在文艺复兴时代，在盖奥尔吉亚巴乌爱拉（一四九四——一五五五）的著作之后，关于矿物及矿业品种的知识才开始发展起来。因此，目前使人能得到矿物学发展的科学概念的文献十分贫乏。
又云：
《山海经》原文提到的矿物有八种，包括五种金属：金、银、锡、铜、铁，仅有玉石、碧玉和垩粉，在原来的矿物中是知道的，没有描写矿物特性。以古老性说，它是仅次于初次提到矿物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
地理沿革之资料
中国古代地理沿革无专书可据，凡一切古书古器铭文所载之地理方物，均当视为材料而整理之。古籍中亦有专记地理者，有道他事而涉及地理者。
前者所记虽多荒诞不经，甚且不及后者之实有可征，然吾人终当视为上乘之材料。盖古人囿于见闻，其记述自难翔实，吾人得此扑朔迷离各相违异之说法，转足考见当时地理传说变迁之迹也。
中国古代地理沿革之材料，其最古且最完整者，当推《禹贡》。此篇内容分为三项：首记九州，中述导山、导水，末记五服之制。按古之地理观念，亦可分为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两项。前者可以《山海经》为代表，后者又可分为九州说与畿服说两种，散见于各书。《山海经》之具雏形，当较《禹贡》为早，故其荒诞不经亦过之（今本多后人增添，已非初形）。九州本一虚数名词，战国时人为之实际化，而传说各异，今日犹得见《禹贡》、《职方》、《吕览》、《尔雅》、《说苑》五种。畿服说始见于《国语》，本春秋时人对政治制度上之一种理想，无关地理；战国人亦作成政治地理之一制，遂有《禹贡》之五服及《职方》之九服，说凡十余种。此三种观念俱成熟于战国末年，而《禹贡》适俱有之，故其成书时代不难推断。
《职方》体裁一仿《禹贡》，而较为规律划一，其所记载，实多子虚。
至其变五服为九服，又加王畿千里，则意主夸大。《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语气虚诞，以受《山海经》之影响较深也。《尔雅·释地》以下四篇，亦较《禹贡》、《职方》所接受之《山海经》之观念为深。
继《禹贡》、《职方》而为古代地理材料之总汇者，厥为《汉书·地理志》。其书详记郡国人口、物产、山川等，更能免去自来承袭《山海经》的不经之谈之观念。其书虽后出，实为考订古代地理之一要籍。《水经注》则为最真实之自然地理记载之始祖，与《汉书·地理志》同其重要焉。
吾人欲整理上述诸种材料，必须依时代排列其次序，察其异同，观其演变之迹，然后信实之点可得，虚诞之事亦可以明其原，而后诸种材料俱得以尽其用。
以上摘抄王树民君试卷。君以力学患病，须长期休息，甚望身体健壮之后得竟研究古代地理之功也。
匈牙利古文字类中国篆书
在抗日战事中，曾看到邹鲁《旧游新感》，述匈牙利人与中国之关系。
当时未写出，耿耿于心。今以理书检得，即抄于下。
应匈都大学校长之约，……与大学东方文化科文学教授饭于旅馆，询其匈牙利与中国之关系，……则云：“夏、商、周，匈人与汉人共中国也。秦筑长城，始判为二。此后仍有通婚。”询其至欧后有何事实尚与中国有关，则云：“匈牙利虽在西历八百九十六年至此，然至十六世纪，乡中文字尚直行，与中国篆书大同小异。”询其是否如麻姑庙前墙上石中之字，则曰：“然。”
此外称父为“阿爸”，称母为“阿娘”，亦中国之旧音。并云：“土耳其亦有与中国音同者，如云听为‘听’，云冻为‘冻’之类。中世纪以前，其字亦直行者。至名、姓之前后，匈牙利先姓后名，与欧洲各国先名后姓者不同，完全中国之旧也。”……匈牙利人，一千余年以前，原与吾人同在东亚。当时彼等舍弃东方故居，远适欧洲，想见其沿途跋涉之辛劳，而创业于白种人群中，不为白人所消灭与同化，尤佩其刻苦奋斗之精神。欧人称为“魔鬼子孙”，可以概见。邹氏尚有《环游二十九国记》，并有叙述，惟予未见。按：芬兰亦匈奴族，其国或尚有遗迹如匈牙利之麻姑庙石刻者。又按：据此记叙，匈奴族在东方时亦曾创制文字，则将来亦当有发现之可能也。
书目以人为次
钱泰吉《海昌备志·发凡》（《甘泉乡人稿》卷十七）云：
艺文当分四部。然未见全书，但存名目，恐蹈《崇文总目》“树萱录”之讥。且以郑夹漈之淹博，而《艺文略》分隶失当，往往有之。前志以人为次，虽于著录通例稍殊，而一人撰著汇萃简中，亦知人论世之一助也。《剡录》于戴、阮、王、谢所著书，亦以人次。〔眉批：《剡录》是高似孙做的。〕今用其例。侨寓、闺秀、方外，亦各分卷，续所采摭，则为补遗。
予前为《清代著述考》，以人为次，自以为创例。后见《同治苏州府志》亦如此，始知前人已有为之者。今读此篇，又知钱氏之《海昌备志》及其前之《海昌志》、《剡录》亦然。恐此外尚有他书耳，惜此例只见于方志。
目录书之七分法与四分法
中国目录学上有七分、四分之别，兹表于下：（一）分“七”者：刘向——刘歆——班固（以上去“辑略”实止六）
——王俭（实有九）——阮孝绪（真的七）（以后遂绝）。
（二）分“四”者：荀勖（甲经、乙子、丙史、丁集）——李充（换其乙、丙之书）——《义熙目录》——谢灵运《元嘉目》——殷淳《四部书目》——王俭《元徽目》（一作永徽）——王亮、谢朏《永明目》——任昉《天监文德殿目》——殷钧《天监秘阁目》——刘遵《梁东宫目》——刘孝标《梁文德殿目》——《陈天嘉目》——《陈德教目》——牛弘《开皇四年目》——《开皇八年目》——《香厨目》——《大业目》（至今用之）。
由此表以观，可见四部之定为法规，乃由晋、宋以来秘阁藏书所致。秘阁制度如是，编目者亦不能不依，故王俭自撰《七志》，与为《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分类之法迥然殊异。至于唐，有《隋书·经籍志》，有《群书四录》皆以四为分，又有《四库搜访图书目》，有《开元四库书目》，不言“四部”而曰“四库”，于是四之为四乃愈专定矣。然《隋书·经籍志》，道、佛书尚不入四部，至后来而亦并入矣。道、佛书之入四部自何时始，当考。
丛书目录与序跋
如守山阁《粤雅堂丛书》之跋，《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序，均于读书上极有关系，当抄出备览。因此，必须添书记一人或二人。
续为《汇刻书目》之仁和朱氏，当即结一庐藏书主人朱学勤。朱氏有《结一庐书目》四卷，又刊有丛书五种。傅云龙亦曾作《续汇刻书目》。罗氏《续汇刻书目》，称为唐栖朱氏。其所录《晨风阁丛书·结一庐书目》下，亦注唐栖朱氏。
《汉书·艺文志》裁篇别出法
予前为国立编译馆主编《古代文类编》，私谓引其绪于龚定盦，今翻览章学诚《校雠通义》，乃知予实承实斋之说，盖童年受其书之影响颇深，融为自身血肉，而转忘其所自出耳。实斋之言曰：“焦竑以《汉志》、《弟子职》入《孝经》为非，因归还于《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别出之法。”又云：“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于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原委而使会通于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书，当取《周官》保章、《尔雅·释天》、邹衍言天、《淮南》天象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后专门天文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求天文者无遗憾矣。叙时令之书，当取《大戴礼·夏小正》篇、《小戴记·月令》篇、《周书·时训解》诸篇，裁列时令部首，而后专门时令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圆》、《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者皆可无遗憾矣。《汉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赖有此微意焉。”
《别录》与《七略》
别录者，分别而纪录之，犹言分类也。刘向校秘府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故谓之《别录》。刘歆《七略》者，《别录》之略，非群书之略也。《隋书·经籍志》称刘向书为《七略别录》，则似为别录于歆书矣。吾意，向书但当称“别录”，歆书则可称“别录七略”。（《艺文志》删《七略》之要以备篇籍。今所列但有篇目而无旨意，不知歆书原本已即如此否，抑歆书尚略有之，而《志》乃全去之乎？）
分类
凡是分类，都是看着两端，两端从普通眼光看来，的确是两样的。然而要找一个两类的分界线，就没处找去，因为物是本没有类的，本没有界线的，本只有一个的。所以概念便是常识，分类的基本在于概念，也便是常识里的事情。若从学问上看来，便不当有概念，不当有分类。
惠施曰：“万物毕同毕异。”（《庄子·天下》）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
可见同异只在主观看来。
这是很难说的，若是学问没有了概念和分类，竟无处下手。所以从方便起见，也必得有概念分类。可见分类只是人为的，没有自然的。从人为去分类，只是随着人类的智力、爱情去做分别，不能有一“惬心贵当”的出来。
举一最显明之例：如太阳七色，宜可以色分为七类矣。顾红与橙无界，橙与黄无界也。且橙者，红黄相接之色，惟其无界，故两色相接，异其两端而和其中间焉。红至绿，则黄复为其过渡。红至于青，则黄绿复为其过渡。
自黄至于绿、青、蓝、紫，莫不皆然。至于紫，而复接于红矣，紫且为蓝与红之过渡也。
故分类者，事之所不得已也。他日之学问虽不可知，以臆见推之，则宜为无类之学矣。至于无类之学，则宇宙运行、人物进化之大原理，可以见矣。
虽然，以现在之分类治学，犹苦于对象之繁赜，分之又分，一人专攻一类之一小部分，而犹恐其不能尽。若无类，则人类之智力，有应接之才乎？非独不能“为学”，亦复不能“吐言”。
图书总目
拟为《中国图书总目》，凡分八类：（一）目原时之目录，若经籍、人事之类。
（二）时用世纪分，再用朝代分，再用月分，或专用年表。见时代与文化之迁化。
（三）地用自然区域，再用各时代之政治区域分。见地域与文化之关系。
（四）派以各学派分，即时代不同，亦放在一起。
（五）人以个人分，如吾前所作之《清代著述考》。附人名索引（音与形）。
（六）籍用旧分类分书籍。
（七）事用事端分书籍，如《图书集成目录》。
（八）学用今代分目法分之，务使科学上材料，易以搜集。
总附书名音形索引二种。
每类下各分帙：如目类之第一帙，为藏书目；第二帙，为著书目。时类之第一帙，为周以前；第二帙，为周。派类之第一帙，为老子；第二帙，为孔子；第三帙，为墨子。……
清代目录学
商务印书馆《中国人名大辞典》出版，予购一部，在翻检上自是便利得多，然犹有失者：（1）不注所出，使人不能为更进一步之参考，且亦不知辞典之所从由录；（2）不注生卒，使人对于所欲知之人之时代，不能有确切之观念；（3）页边不注名字笔画，甚难检查。
《辞典》徐锡祉条（页七九八）云：
清仁和人，字小斋。进士。官台湾知县。工诗，尤精目录之学，尝续阮元《四库未收书总目》，又有《榕阴读书志》，皆论古书卷帙及文字异同者。
此条即可证明予上则所言之二失。徐氏所著二书绝无闻见，记此以待访求。
《辞源》艺文志条谓文廷式有《补晋书艺文志》。刚按：清代补《晋书》艺文志者有宿松周君，常熟丁君，仁和吴君（士鉴），并此四家，而皆在晚清，可见晚清目录学之发达。
历代著作目
目录书自清代以来，历世相系如贯珠矣。爰录其目于下：
（1）《汉书·艺文志》（周、秦、前汉）
（2）《补续汉书艺文志》钱大昭（后汉）
（3）《补三国艺文志》侯康（三国）
（4）《补晋书艺文志》丁国钧、吴士鉴（两晋）
（5）《隋书·经籍志》（自古至隋）
（6）《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自古至唐）
（7）《补五代史艺文志》顾櫰三（五代）
（8）《宋史·艺文志》（自古至宋）
（9）《宋史艺文志补》倪灿（宋）
（10）《补辽金元艺文志》倪灿（辽、金、元）
（11）《补三史艺文志》金门诏（辽、金、元）
（12）《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
（13）《明史·艺文志》（明）
清代校勘学分二级
阮元《与秋吟书》（《尺牍续集》卷三）云：“《文选》的是佳本。试查其枚乘《七发》中，当比毛本多一段，每多至三百余字，小注倍之。毛本荒漏极矣。”毛晋刻书已算细心，而竟有此巨谬，此校勘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按清代治校勘者可分二级：下一级罗列版本，选取其善者（即古者，愈古自愈少错误）而从之，卢文弨、顾广圻等是也；此当可以解决唐以后之问题。上一级则不但根据古刻以正误文，且能抉出向来以为无误之文字而平定之，高邮王氏父子及孙诒让等是也；此可以解决汉以后之问题矣。他日甲金文字之学日昌，春秋战国以来之误文亦将可正，吴大澂《字说》一书其椎轮也。遗物大出，研究愈深，其期自不远。
汉代造作伪书之原因及其价值
《伪经考》卷三上云：“汉逮中叶，经业至盛，人用其私，多思伪撰，故《易》则有焦（循）、京（房）、赵宾以阴阳灾变为《易》，《书》则有《泰誓》、张霸《百两篇》，《礼》则有方士明堂诸说，盖作伪者已多。”
此数语极透彻。刘歆即承此时代思潮，变本加厉耳。又按：《穀梁传》及《大学》等亦即在此空气下出现。
刘歆所编伪书，实较今文为胜。如《左传》实胜《公羊》，《毛诗》实胜三家，而《尔雅》更为有系统之文字学书，前所未有，《周官》则规模阔大，非有大魄力不办。今文家中无大思想家，故其成就琐屑饾饤。惟其古文家胜于今文家，乃能移转风气，使学术界变其目光与方法，而取得领袖群伦之资格。〔眉批：东汉时第一流之学者皆为古文家，此必非无因而致。〕故东汉以下，今文日衰，古文日盛，实循此优胜劣败之公例也。惟其作伪，则为不可掩之事实。我辈今日，平亭两家，则真伪是一事，好坏另是一事，尽可有真而坏，伪而好者，我辈只是披露其真相而已，不必有出主入奴之见也。
此一态度，为康（有为）、崔（述）诸氏所不能有。
刘歆目标，要将经典重整理一次，使之合理化，而其历史观念及其史学方法均不能作。当时一般人之历史观念及方法则更不如刘歆，刘歆所作亦不能不迁就一般人。故《左氏书》为最好之春秋史，但当时不能单提倡《左氏》，如不将《左氏》改作《春秋》之附庸，则其书不久即灭，故刘歆奋笔改之，使为《春秋》传，夫然后乃能行之广而久。此种苦痛，我辈不当不原谅。故彼欲求合理化而卒不能合理化者，时代为之也。然无论如何，总比今文家为合理化。
朱熹与董铢对伪书态度之异
《晦庵文集》五一，董叔重问：《孟子集注序说》言：“《史记》言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注云：“赵氏《注》及《孔丛子》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铢谓赵岐所注必有所考，《孔丛子》恐是伪书，似不必引此书。如何？
董铢学于朱熹，习闻《孔丛子》为伪书之说，而见朱氏《孟子集注序说》竟以《孔丛子》与赵《注》并列，故疑之，此以伪书为不足存也。朱答之曰：“《孔丛子》虽伪书，然与赵岐亦未知孰先孰后。姑存亦无害。”此态度甚好，伪书亦有其存在之价值。以今日所得之结论言之，则《孔丛子》出于三国魏，赵岐当后汉末，相去固无几时也。以其时代之接近，故其说法亦相合。
《颜氏家训》论伪书
《颜氏家训》列举《本草》①、《尔雅》等破绽，似可疑《本草》非神农作，《尔雅》非周公作矣，乃结语曰：“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如此，伪书虽露破绽，地位仍不摇动。在这种的观念里，不知伸长了多少伪书势力，这是保存伪书信仰的一个原因。其二则“古人历历言之如此，必非无故而妄为者”。
① 指《神农本草》。
清初辨伪者及其著作
清初，辨《易》者，有胡渭《易图明辨》、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姚际恒《易传通论》。辨《书》者，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姚际恒《古文尚书通论》。辨《周礼》者，有姚际恒《周礼通论》。（《四库提要》中的《庸言录》条，谓际恒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然斯同所著实无《周礼》专书。其兄斯大则有《周官辨非》，不知即此传误否？）杂辨者，有姚际恒《庸言录》、万斯同《群书疑辨》。
清初辨伪趣剧
《李恕谷年谱》（《阎谱》卷四）云：
癸未，毛河右有书来曰：“今朏明（到底富人行径）又在吴门刻《禹贡》，仍与阎百诗合伙，大畅发《古文尚书》之谬。以禾中朱锡鬯家多书，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赵孟 、吴草庐辈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与我《冤词》①相抵。（不必置可否，而是非定矣。其意虽拙而实精，以世人肉眼，明知金谿论太极胜于新安，然孰有能袒金谿者？此书出，则《冤词》自高阁矣。）其后朏明不与事，而百诗约锡鬯携明万历丁丑会试第三场焦竑《废古文策》来。幸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观。（天网恢恢）焦竑袭吴澄误说而又误者，余因于众中大揶揄之。（百诗狼仓散去，锡鬯亦大窘而退。百诗、锡鬯胸腹甚陋，惟朏明稍有记忆，与吾乡吴庆百同，而识见未辟，究难汇进，譬之佛家一知半解，不成大究竟也。）”〔眉批：依《阎谱》注中改，张穆看过毛信原稿。《李恕谷年谱》所载，为冯辰恽鹤生删节者也。〕这是“辨伪”的一出趣剧，特毛氏语不足信耳。其云欲搜“朱文公、赵孟 、吴草庐辈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用意甚善，不可非也。
① 冤词：指毛奇龄所撰《古文尚书冤词》一书，八卷，以反驳阎若璩。
王世贞辨伪
《艺苑卮言》卷二云：“《木兰》……本色，自是梁、陈及唐人手段。
《胡笳十八拍》软语似出闺檐，而中杂唐调，非文姬笔也，与《木兰》颇类。”
此说甚是。
又云：
余读《琴操》，所称记舜、禹、孔子诗，咸浅易不足道。《拘幽》，文王在系也，而曰：“殷道圂圂侵浊烦，朱紫相合不别分，迷乱声色信谗言。”即无论其词已非内文明外柔顺，蒙难者固如是乎！“瞻天案图殷将亡”，岂三分服事至德人语！“望来羊固”因“眼如望羊”傅也。他如《献玉退怨歌》谓楚怀王子平王，夫平王，灵王弟也，历数百年而始至怀王；至乃谓玉人为乐正子，何其俚也！《穷劫曲》言楚王乖劣，任用无忌，诛夷白氏，三战破郢，王出奔。用无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胜，后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辞曰：“留兵纵骑虏京阙”，时未有骑战也！《河梁歌》：“举兵所伐攻秦王”，勾践时秦未称王也，勾践又无攻秦。
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不通古而传，是岂伪者之罪哉！
王世贞这人，一面辨伪，一面造伪。他说“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这是他自己的得意话。而孰知这种的危险远在“不通古”而造伪之上。不通古而造伪，观者虽不去辨驳他，犹将目笑存之，以其造伪迹象太显，不能欺人也。至于通古而伪古，文永传而史亦永乱矣。当时的人，只见到文，不见到史，不知是何缘故！
王世贞记明初文学
《艺苑卮言》卷六云：
当是时（明初），诗名家者，无过刘诚意伯温，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师。刘虽以筹策佐命，然为谗邪所间，后主恩几不终，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辞迁，命归教授诸生，以草魏守观上梁文，腰斩。袁可师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失旨，伪为疯癫，备极艰苦，数年而后得老死。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王待制子充。〔眉批：王子充名袆。〕景濂致仕后，以孙慎诖误，一子一孙大辟，流窜蜀道而死。子充出使云南，为元孽所杀，归骨无地。呜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读此，可见明初皇帝的暴虐。
又云：
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后承平久，张洪修撰每为人作一文，仅得五百钱。
古书多误文之由
孙诒让《札迻序》云：
竹、帛、梨枣、钞、琹娄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辊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改，逵径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
如其言，古书多误文之由，三代通假，一也；篆、隶变迁，二也；正、草辊淆，三也；俗书流失，四也；校椠羼改，五也。有此五事而必欲求其正字，其工作艰苦可知矣。
《四库提要》之底稿
姚鼐《惜抱轩书录》、邵晋涵《南江书录》，即在四库馆中所作之底稿，可与纪定《提要》①一校。此实《提要》底稿之仅存者也。
① 纪定《提要》：指纪昀改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提要》纂修稿本
清《四库提要》纂修稿本，今可见者有邵晋涵之《南江书录》（《聚学轩丛书》本）及姚鼐之《惜抱轩书录》（《姚集》本）。顷览一九三二年出版之《青鹤杂志》第一卷二期有刘承斡所著《翁苏斋学士手纂四库全书提要稿本征题述略》一篇：
承斡于今岁夏购得其全稿，共计簿目都一千余种，每条皆有提要，于一书之中复罗列卷数及卷中子目，与夫何时刻本、收藏印记、前人题跋，并甄录无遗，可谓详矣。其间有标题“初次分书三十四种”、“二次分书二十四种”者，似与全目不符。观《复初斋文集·自跋提要旧稿》云：“此二十年前所写草稿。尔时凡遇金石著录诸书，予辄拟作提要。
亦有旧日所为跋语，借提要以发之者。”则宜其考证各条多溢出《提要》之外，然不可谓其非手稿定本也。是稿旧藏粤中伍氏粤雅堂，将逮百年，历经劫火，完好如故，较之文澜诸阁之书至今仅存什一者何可同语。……展阅此编，可想见乾隆时文物之盛，不第书法精妙为艺苑大观也。
按刘氏嘉业堂藏书今已尽散，此稿不知又流转至何处矣。读此跋，知翁氏此稿非尽为《四库》拟提要，实欲为朱氏《经义考》例，成一部《金石书录》也。
《古今图书集成》之版本
《古今图书集成》有武英殿木活字本、清室石印本、集成图书公司铅印
本、中华书局石印本四种。徐森玉先生曾加比勘，知殿本以陆续排版，亦陆续修改，故无一部相同者，或且有缺卷。光绪中，西太后欲赠友邦，诏付石印，其时廷臣集合诸本，取其最完善者，故于诸本为最长。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根据殿本，虽不如石印本之完善，可居其次。集成图书公司延广西龙君（忘其名）校勘，有胜于殿本者。惟当时需纸太多，公司未能满足印刷需要，故每部均缺数十册。至中华书局本则只据一种殿本，残缺颇多，斯为最下。光绪石印本之底本，由外务部移存清华大学，七七事变时装箱运川，不幸为敌弹所中，片纸无存矣。
《古今图书集成》以集成局本为善
《古今图书集成》凡有四本，一雍正铜活字本，二慈禧后石印本，三集成图书局排印本（一千六百册），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种多讹文，第二、四种仍之，独第三种为善，闻系出广西龙君（忘其名，龙启瑞子）校勘，多取原书复核也。告之永年，渠谓闻吕诚之先生言，《二十四史》亦以集成局本为善，故平生用之。当时集成局中有此好校对，而世罕知其名，知人才之埋没者多矣。顷览《青鹤杂志》，于一卷五期中载有文廷式遗著《闻尘偶记》，其一条云：“孝哲毅皇后性好书，尝节省宫中用费，以万六千金购《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余时应试在京，此书乃宝石斋所售，故知之。前年奉慈禧太后懿旨，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其端盖基于此。”是亦一轶闻也。一九四九年，予游北京，闻济南某家有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五千册求售，索价人民币四万元①，可谓廉矣。
① 五千册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索价人民币四万元（指旧人民币，折合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为四元），疑有误。
王灏刻《畿辅丛书》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与李时同志散步，渠为定县人，因言其县人王灏，清举人，为县中第一大地主，从事高利贷成大富，遍设当肆。每乘一轿车，自北京南行到汉口，一路宿处皆己所设也。以富而不足于名，商之于保定莲池书院山长黄子寿（黄彭年），黄告以刻书最易传名，遂搜本省人著述刊为《畿辅丛书》，卷帙浩繁，其名果显。按此事与谭莹为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及《岭南遗书》同，伍为鸦片商，粤中巨富，谭劝其刻书，遂成一文化事业，名不湮矣。其后杭州胡雪岩操纵金融，富几敌国，左宗棠筹军饷，恒借于彼。其时诂经精舍山长俞樾曾劝其刻《续清经解》，为之拟目，竟吝不能用，及英商为压低丝价，停收华丝，药肆胡庆馀堂亦盘于人，至其后世，拆屋卖料，其家遂一败涂地，则其智出伍、王下矣。
李同志又云：“灏字文泉，本身虽举人，只会做八股文而不知学，惟有一长处，则甚敬有学之人，故《畿辅丛书》之编辑，不但黄子寿相助，即吴挚甫亦有力也。民国初任京兆尹及江苏省长之王瑚，亦定县人，曾为其家塾师，其子后登进士第。”又云：“其家在定县西关，屋宇邃深，连接衢巷，规矩甚大，使人怕去（李同志为其姻亲）。灏卒于光绪中。”又云：“定县出了几个人物，如谷钟秀、王瑚、段承泽皆是也。”
黄奭辑逸书
惠栋弟子有余萧客，萧客弟子有江藩，藩弟子有黄奭.奭家世业鹾，为邗上富商，延藩于家，奭遂广搜图籍，辑佚书近二百六十种，刊为《逸书考》。
甫印样本，而太平天国军兴，扬郡遭兵燹，板存樊■镇僧舍。事定，奭亦死矣。光绪十九年，坊肆曾借印一部，种数不全，仍《书目答问》所载之名，名之曰《汉学堂丛书》，实则汉学堂者《经解》之总名也。至一九二五年，王鉴、秦曼青等搜集遗版，其散失者为之补刻，乃有全书可见。全书中《尔雅古义》最先出，盖以惠栋辑《九经古义》，未及《尔雅》，补师门之缺典也。书首有朱珔序及奭自序，皆甚翔实。凡所辑《尔雅》各种，奭俱为之序，可见所辑之书，奭均准备作序，其竟无序者，遭逢离乱而未克为也《尔雅》外，惟《周易郑注》有序）。
宋陈大猷《书集传》之发现
宋陈大猷著《尚书集传》十二卷，《或问》①二卷。〔眉批：大猷登绍定二年（一二二九）进士，是南宋后期人。〕其《或问》刻于《通志堂经解》。
纳兰成德序云：
宋东阳陈大猷作《尚书集传》，用朱子释经法、吕氏《读书记》例，采辑群言，附以己意成编。宋季其书盛行，学者多宗之。《集传》而外，复成《或问》二卷，明《集传》去取之意，亦犹紫阳《论、孟集注》别为《或问》②之旨也。《集传》未及见，而《或问》偶有传本。尝取而读之，其中变难往说，著其从违，使治经者有所依归，无歧途之惑，其便于学者甚巨。惜全编不可得见。……《四库提要》著录《或问》云：“今《集传》已佚，存者惟此两卷。”
邵懿辰《四库目录标注》云：
朱修伯曰：“《乐意轩书目》有宋本《书传》十二卷，《或问》二卷，共装十二册。……”〔眉批：朱修伯，名学勤，即结一庐主人，编《汇刻书目》，称“唐栖朱氏”者。乐意轩藏书，未稔为谁所有。〕平湖钱天树云：“小重山馆胡氏得郡城陈氏所藏陈大猷《书集传》十二卷，是元椠本，惜缺页甚多，校雠颇难，欲重刻而未果……”
书末附录载邵氏咸丰庚申（一八六○）致蒋寅昉书，其一云：“弟屡阅通志堂所刻《或问》，识见甚高，笔力又好，渴想见其全书。今吾兄幸得遇之，岂可轻轻放过。”其二云：“陈大猷《书传》……如并非《或问》，……
则是世间绝无仅有之惊人秘笈，……万不可当面错过。”其三云：“陈大猷《书传》遂为他人所得，可惜之至。但仍恳查访何人所得，或可辗转觅借否耶？……”想见其如饥如渴之忱。顷览新出《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则“《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宋陈大猷撰，元刻本，十二册”赫然在焉，为之狂喜；惜一时事冗，犹不能往观耳。〔眉批：已去看过，知不但缺页多，烂版亦多，确难重刻。〕别有一都昌陈大猷，号东斋，师饶双峰，著《书传会通》，为元陈澔之父，其时代后于东阳陈大猷。
元董鼎《尚书辑录纂注》（通志堂本）录陈大猷说，盖非著《书传会通》之东斋陈大猷。盖东斋受业饶鲁，鲁受业黄斡，幹受业朱熹。而东阳陈大猷之《或问》，称熹但曰“朱氏”、“晦庵氏”，持论颇示异同。其论《尧典》“敬”字一条，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此为杨简取《孔丛子》语为宗旨者，杨与朱若敌国，故两陈大猷为两学派（以上摘录《提要》）。又《乐意轩目》所云宋本，或即此元本之误，以同为十二册。如缺页多，则即胡氏藏本。将来如可抄出，可用董鼎引文作校。
① 即《尚书集传或问》。
② 即《四书或问》。
臧琳《尚书集解》亡佚之因
臧琳《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四卷，以清代经学之盛，其玄孙镛堂又从卢文弨、阮元游，顾何以不刻而听其亡佚，昔尝以为疑。顷在《经义杂记》后读杨方达（康熙五十六年作）《家传》云：“先生……一以研经考古为务，尝撰述《尚书集解》，……凡自汉伏胜、孔安国、许慎、郑康成、马融、王肃及明邱濬、王樵之说莫不搜辑荟萃，弃瑕取瑜，又时出己论，补充先儒之所阙，垂二十年而成。”乃知此书自汉迄明、无所不采，而汉人之说所存终寡，宋明人之书则清初大抵俱在，搜辑之量必数倍于汉，在乾、嘉间崇汉抑宋之学风中，此书遂与方苞选取《通志堂经解》为一书者同其命运，其理固可推而得之也。凡一种运动之兴，如暴发之山洪，如随月之怒潮，力足以排摈一切妨碍物，而使之澌灭于无何有之乡，斯其一端也。
剑桥格芮非司来询《孙子》
书之年代
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非司（Samuel B.Griffith）译《孙子兵法》，
来函询问下列问题：
一、几世纪来的中国学者，除掉极少数的例外，都承认《史记》里面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也是可靠的，这个意见现在怎样了？
二、在过去七百年间，中国史学或其他学术刊物，有没有孙子或他的《兵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我怎样能得到这些材料？
三、在《孙子兵法》的一节中用到“ 弩”和“发机”的字。弩的使用大概在公元前四○○年前，不过我还没有充分证实。假如我们设想孙子生在公元前五○○年左右，我们可以推测：甲、在他的时代弩就广泛使用了。
乙、“弩”、“机”等字是后来的人参加进去的。〔眉批：《史记·苏秦列传》：“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正义》：“超足，齐足也。夫欲放弩，皆坐，举足踏弩，两手引揍机，然始发之。”此与拿机关枪用法同。又《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索隐》：“《汉令》有蹶张士百人。”]丙、孙子生在《史记》所说的他的年代之后。
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Dr.JosephNeedham）曾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都采取甲这个观点。
四、铁做兵器的使用开始在公元前五○○年前，或还要早点。这是很可能，至少在《左传》里面有铸刑书的铁鼎。文献中还有很多记载提到吴国剑和有名剑工，可见当时剑已是铁制的，不然不会引起那样多的注意和发生那样多的故事。关于铁兵使用年代，近来意见怎样？
五、我们从经典和《竹书纪年》知道四匹马的车子在周以前即使用了，但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法。从文献上好些地方暗示，这种宏大的马车是用了作为冲击的武器（就像现代坦克那样的构造）。在《孙子兵法》序言中说孙子本人曾发明某种马车的制造，近代学者是否有有关这些的详细报告？如果有，如何得到这些报告？
六、我听人说，毛泽东主席，还有其他著名的将军们，曾引用过《孙子兵法》，加以评论，这话是正确么？假使是正确的，在什么书上可以找到？
我向什么人可以求到这些材料？
郭院长于函上批云：
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孙膑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足见流传甚广。
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
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
四、驷马之乘可作各种使用，作为战车，也可以作为普通的乘舆。根据古铜器的花纹，可以用来打猎。殷王打猎却是两马拉的车子。
五、主席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兵法》的引用，但无专门研究性质的评论。
郭院长令我作答，在整风运动中苦不得闲，越两旬乃答之曰：一般中国学者是承认《史记》里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尤其是经过孙星衍、毕以珣做了一番整理。但是，凡有独立思考力的人，对于《史记》的记载大都不信，从北宋起开始怀疑，直到现在。
注《孙子》的梅尧臣就说：这是战国的战术，和三代的战术不同（见欧阳修《梅圣俞注孙子序》）。
其次，南宋初年的叶适，他在《习学记言》里举出几条理由：1.《左传》记春秋时事最详细，吴国方面的人如伍员、专诸、宰嚭都有，可是孙武有这样大的功劳，而在《左传》里不但没有他的事情，连他的姓名都不见。2.春秋时各国将兵的官员都是管理政治的卿，没有专做将军的；孙武不为卿而专任大将，这和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不合。3.说孙武在吴王面前用了妇女来试验战事，这是不足信的故事。他所举的证据非常明白。
稍后，高似孙在《子略》里说：把《孙子》和《吴子》、《司马法》比较起来就显出不同。《孙子》是战国时驰骋战争、逞谋夺诈的技术，和春秋时讲礼义和教训的完全是两种形式。稍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里也支持着叶适的说法，说《孙子》虽是古书，但孙子这人的时代是不明不白的。
明代，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里说：孙武的功业表现在吴、楚两国间这般显明，《左传》不应不载。大概是战国时的策士因为孙子讲兵法讲得很好，所以造出这段故事，表示他不是徒托空言。
清代初年，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里也用了梅尧臣、叶适的话来怀疑这书，结论说：孙武究竟有没有这人呢？还是有这个人而不像司马迁所说的呢？他的书是自己作的，还是后学者代作的呢？这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清代中叶，全祖望在他的《鲒埼亭集·孙武子论》里说：吴和楚战，吴军虽胜，可是他们用兵并没有什么好的计谋。《左传》、《国语》记吴事很详，可是都没有说到孙武。就是出于东汉初年的《越绝书》，记孙武也没有几句话。所以，这十三篇书确出于知兵者之手，可是孙武的故事是战国时纵横家所伪造的。
稍后，姚鼐《惜抱轩集·读孙子》说：春秋时大国用兵都不过数百乘，何况吴国，哪有兴师十万人的道理。又“主”本是大夫的臣子对于大夫的尊称，到三晋和田齐从大夫升为国君，臣子对他们的称呼没有改，人们才用了“主”来称国君；《孙子》中称国君曰“主”，那就见出了它的著作时代。
在日本，斋藤拙堂《孙子辨》说：[眉批：拙堂名谦，见《史记会注考证》。]《史记》称孙武见阖闾在吴伐楚之前，其时吴王已见了他的十三篇，可是那时越国尚小，他们的兵不应多于吴，而《孙子·虚实》篇中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这是《孙子》这书作于越强于吴之后的证据。又《左传》昭公卅二年，吴伐越，这是吴、越相争的开端，而《九地》篇说：“吴人与越人相恶。”则是作于吴、越相仇后的证据。他以为这书是战国时作，《战国策》里称孙膑为“孙子”，《史记》列传和《自序》里都记着孙膑的兵法，所以这部《孙子》可以推想为孙膑所著，孙武和孙膑是一人，“武”是他的名，“膑”是他的绰号。
武内义雄（孙子十三篇之作者）引了斋藤之说，更把《战国策》中孙膑的话来比较孙子，觉得两者有很多相像之处。又《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而《孙子》有《势篇》，也是孙子即孙膑的一个证据（以上斋藤、武内两家说，均见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
从以上诸证看来，《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在大规模战争的战国时代，已有不管国政的专职的将军，用兵十万也成了平常的事，然后出现这部《孙子兵法》。既经说明了这书的著作时代，则和弩机的使用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之说恰恰相应，因为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在著作《孙子》的时候弩已广泛地使用了。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此结论实出于《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之《田忌邹忌孙膑考》。
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
古编年史三种
日来读两《秦纪》及《六国年表》，知史公将《秦记》一书完全编入两《纪》与一《表》中。去两《纪》中之带有故事性之记载及议论文字，此简短之综括记事即为承《春秋》笔法而来之《秦记》。因思最古编年史之存在于今日者凡三：《春秋》，一也；《纪年》，二也；《秦记》，三也。《春秋》一经，大致为完帙，而《左传》、《国语》所录足以发明之。《纪年》存者虽不多，然其格局犹在，且春秋以后、战国中叶以前事独存于此，加以考核，固可考正《史记》之错乱。《秦记》除《史记》外无引用之者，然秦国之始终及其与六国之关系赖此而存，虽因比较材料之缺乏，不易作说明，而战国后期历史惟此为最正确之记载，以之为纲，连贯《史记》中战国各篇，庶乎得其要领。他日得暇，将作为《古编年史三种简注》一书，以便利治春秋、战国史者。天乎佑我，俾成其志！又《史记·孝景本纪》亦是一篇用《春秋》方式记载之史书。
车王府剧曲
忆一九二五年，北京孔德学校买得蒙古车王府散出剧曲写本，马隅卿先生廉嘱我整理，曾为编出一目，载《孔德旬刊》。其后予至中山大学任教，兼管图书馆中文书，曾向孔德学校借抄一份。前年中大中文系来函，谓拟将此抄件选编一书出版，以供治民间文学者之参考，因询予车王府历史，予答以当时未作调查，无法作具体之答复。推想清道、咸或咸、同间，蒙古有一车王爱听剧曲，因大量搜集脚本，储藏府中，此一车王亦未稔为谁，或是外蒙车臣图汗之某一王。外蒙革命后，废黜王公，其北京府中人员无法维持其生活，遂将什物、图书尽行变卖。此剧曲抄本已以废纸称斤出售，为书店所见，知隅卿爱好剧曲，故送至孔德学校也。今年又得首都图书馆丁宜中来书，谓：“馆中藏有大量车王府说唱本，正在清编中。闻先生曾为某机关编过车王府图书目录，对于车王府情形自然熟悉，首都当事者亟愿得知彼府历史及有关收藏戏剧图书原委，嘱向先生请教。”然彼府历史，我实不知，即孔德当时亦不能知，以其已经历数手也。孔德书前闻归北大，而车王府说唱本今藏首都图书馆，不审其为一耶，二耶？
古籍与地下实物相证
《梁书》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云：
刘杳……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项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家，又得此二樽，形亦为牛象。[眉批：当时出土之物均归贵族所有，则杳得见，良非偶然。]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
此可见刘杳治学，不专读书，而注意出土实物与经典相质证，迥非郑玄辈之主观猜测以定古器者所可比，可见六朝人治学实有超出汉人之处。许慎亦言“郡国于山川出鼎彝”，而《说文》中迄未著录一金文，何也？
书人书事【近人书话】
欧阳修宋祁修史态度
《郡斋志》①卷五《新唐书》条云：“议者颇谓永叔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实之叹焉。”
晁《志》卷七《唐书音训》条云：“《新书》（《新唐书》）多奇字，观者必资训释。苹（窦苹，宋代人）学问精博，发挥良多。”按：宋祁最好读《大诰》，宜其多奇字，但编辑史书亦何苦至此耶？
赵希弁《附志》上《唐鲙》条云：“（张九成）尝谓纪、志（《新唐书》）
出于欧阳公，列传出于宋公，天文、律历、五行志则刘羲叟为之，方镇、百官表则梅尧臣为之，礼仪、兵制初出于王景彝，未竟而卒。”九成此书即将《新唐书》总核一过。
① 《郡斋志》：指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下文“晁《志》”， 亦指此书。
欧阳修疑古
陈澧《东塾集》中有《跋欧阳文忠公集》一篇，云：欧阳子掊击经传何其勇也！其于《易》，则以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又以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其于《周礼》，则以为实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于《中庸》，则以为其说有异于圣人，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其于《春秋》三传，则以为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至其通论诸经，则以为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又以诸经所载凤凰、玄鸟、河图、洛书、龟、龙、六鹢、鹦鹆、麟暨驺虞，皆为语怪，启秦、汉以来诸儒所述之荒虚怪诞。然则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按：宋人疑经实始欧阳修，而郑樵、朱熹承之，实批评精神之最高表现。
前在北平，嘱牟润孙君辑欧阳修辨伪书语，而彼因循未就。将来予有暇晷，当自为之。又按：欧阳氏辨《帝王世次图谱》，辨《石鼓文》，辨毛郑《诗》说，陈澧尚未叙及也。
冯梦龙著述
予生吴中，乡邦文献亦多注目，然不知有冯梦龙也。五四运动后，搜罗俗文学者渐多，始以其编宋、元、明三朝话本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书，其姓名乃白于世。民国《吴县志》以材料丰富闻，卷六十六上载有冯氏传，仅有“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二十八字，尚系抄录《江南通志》者，其人之隐晦可知也。卷五十六上《艺文考一》载其著作有《春秋衡库》二十卷，《春秋指月》，《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智囊》二十七卷，《补》二十八卷，《古今谈概》三十四卷《四库总目》三十六卷），《寿宁县志》二卷，《情史》二十四卷，《七乐斋集》，所著曲四种：《双雄记》、《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以上传奇四种见《传奇汇考》及《曲海目》），计十二种，亦不录《三言》。按《春秋指月》一书实名《麟经指月》，凡十二卷，卷厚者又各分上、中、下不等，万历庚申（一六二○）刻于湖北麻城者。此书予于无意中得之，一加翻检，乃知非释经义，实示人以《春秋》八股文之做法也。其所示范，仅限破题。如“元年家父聘”云：“《春秋》纪元、责相，而人君之职明矣”：“盟蔑战郎”云：“《春秋》讥兵好，以其皆非出于不得已也。”知明代经义盖都用搭截题，而冯君专治《春秋》，故有斯作。
书为刘氏寒碧山庄旧藏，当为海内孤本矣。
钮琇《觚賸续编》卷二《人觚》中有记冯梦龙求援于熊廷弼事一则，云“梦龙文多游戏，《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鬭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讦之，事不可解”，因至西江求解于熊，以冯为熊之门生也。
冯梦龙曹雪芹多记货殖资料
于小说中他日可辑出
按元初海运漕米，罢泉府运粮二万户，而以朱清、张瑄独擅其利，遂致富甲吴中。此实我国经济史中一大事。每叹史迁能以平生见闻作《货殖列传》，而后代史家无一能踵武者，虽如郑樵之扬马抑班，且生于宋代经济中心之莆田，而其所作《通志》，《货殖》一传亦但录《史记》文字，不能增加一事，则货殖为士大夫所不道，集材綦难可知也。然亦非竟无资料可求，惟零缣碎璧，散在群书，搜集编排，事殊不易耳。即如冯梦龙《三言》，曹霑《石头记》，其中载国内贸迁及瀛涯贸易即不少，而读者但知所赏文辞，更不了解时代实质，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可惜孰甚！倘天假我年，便当随时迻录，加以贯串。
凌濛初刻《西厢记》凡例
明凌濛初刻本《西厢记》校勘甚精，书首有凡例十则，亦校勘学上一重要文献也，录之：一、《北西厢》相沿以为王实甫撰，《太和正音谱》于王实甫名下首载之。王元美《卮言》则云：“《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
徐士范重刻《西厢》则云：“人皆以为关汉卿，而不知有实甫，盖自《草桥梦》以前作于实甫，而其后则汉卿续成之者也。”俱不知何据。元人咏《西厢》词，煞尾云：“董解元古词章，关汉卿新腔韵，参订《西厢》的本，晚进王生多议论，把《围棋》增。”则似谓汉卿翻董弹词而为此记，实甫止《围棋》一折耳，于五本无涉也。又《满庭芳》云：“王家好忙，沽名钓誉，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又似乎王续关者，盖当时关之名盛于王也，亦无从考定矣。但细味实甫别本，如《丽春堂》、《芙蓉亭》，颇与前四本气韵相似，大约都冶纤丽。至汉卿诸本，则老笔纷披，时见本色，此第五本亦然，与前自是二手。俗眸见其稍质，便谓续本不及前，此不知观曲者也。
兹从周本，以前四本属王，后一本属关。
一、评语及解证，无非以疏疑滞，正讹谬为主，而间及其文字之入神者。
至如兜率宫、武陵源、九里山、天台、蓝桥之类，虽俱有原始，恐非博雅所须，故不备。近又有注“孤孀”二字云：“孤谓子，孀谓母。”此三尺童子所不屑训诂也。诸如此类，急汰之。
一、近有改窜本二：一称徐文长，一称方诸生。徐，赝笔也。方诸生，王伯良之别称，观其本所引徐语，与徐本时时异同，王即徐乡人，益征徐之为讹矣。徐解牵强迂僻，令人勃勃。王伯良尽留心于此道者，其辨析有确当处，十亦时得二三；但其胸中有痼（如认红娘定为帮丁，崔氏一贫如洗之类），故阿其所好，悍然笔削，而又大似村学究训诂《四书》（如“首某句贯下”、“后某句承上”、“某句连上看”、“某句属下看”之类），为可惜耳。然堪采者一一录上方。伯良云：“其复有操戈者，原不为此辈设也。”第此刻为表章《西厢》，未尝操戈伯良，具眼自能阳秋者，此辈也欤哉！
一、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者则又另分为一本。如吴昌龄《西游记》则有六本，王实甫《破窑记》、《丽春图》、《贩茶船》、《进梅谏》、《于公高门》各有二本，关汉卿《破窑记》、《浇花旦》亦各有二本，可证。故周、王本分为五本，本各四折，（折）各有题目、正名四句，始为得体。时本从一折直递至二十折，又复不敢去题目、正名，遂使南北之体淆杂不辨矣。
一、北体脚色，有正末、副末、狚、狐、靓、鸨、猱、捷讥、引戏，共九色；然实末、旦、外、净四人换妆。其更须多人者，则增副末（亦称“冲末”）、旦（亦称“冲旦”）、副净（女妆者曰“花旦”），总之不出四名色。故周、王本，外扮老夫人，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俫扮红娘，自是古体，确然可爱。自时本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急拈出以俟知者，耳食辈勿反生疑也。
一、北曲衬字每多于正文，与南曲衬字少者不同。而元之老作家益喜多用衬字，且偏于衬字中著神作俊语，极为难辨。时本多混刻之，使观者不知本调实字。徐、王本亦分别出，然间有误处。兹以《太和正音谱》细核之，而衬字、实字了然矣。
一、北体每本止有题目、正名四句，而以末句作本剧之总名，别无每折之名。不知始自何人，妄以南戏律之，概加名目（如“佛殿奇逢”、“僧房假寓”之类）。王伯良复易以二字名目（如“遇艳”、“投禅”之类），皆系紫之乱朱。不思北曲非止一《西厢》，可能一一为之立名乎！
一、此刻止欲为是曲洗冤，非欲穷崔、张真面目也，故止存《会真记》，若《年谱辨证》及诗词题咏之类皆不录。其《对奕》一折（时本所无）不详何人所增，然大有元人老手，亦非近笔所能，且即莺、红事，弃之可惜，故特附录之以公好事。
一、是刻实供博雅之助，当作文章观，不当作戏曲相也，自可不必图画。
但世人重脂粉，恐反有嫌无像之为缺事者，故以每本题目、正名四句，句绘一幅，亦“猎较”之意云尔。
一、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有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
自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恨不起九原而问之。及得此本，始为洒然。
久欲公之同好，乃扬扢未备。兹幸而竣事，精力虽殚，管窥有限，间犹有一二未决之疑（如“病”、“染”非韵，“心忙”宜仄，“打参”宜仄之类），或是本元有挂误。海内藏书家倘有善本在此本前者，不惜指迷，亦艺林之一快，余必不敢强然自信也。
即空观主人识
[眉批：凌氏即作《拍案惊奇》者，与冯梦龙同时同工。]凌濛初之名，予先见之于《古今伪书考》，谓其作《传诗嫡冢》，以丰坊伪作之《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为据，意其为明人不学者耳。今观此凡例，乃知其态度极为谨严。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一也。周本之凿然当改者，但以朱文注于书眉，不改其本字，二也。据《太和正音谱》细核之，分出其实字、衬字，三也。据徐文长、王伯良两本，去其牵强迂僻而存其确当者，注于书眉，四也。每本后附解证，归纳元人曲中成语而释之，五也。分析前四本为王实甫作，后一本为关汉卿作，为深入之研究，六也。
论南北曲之异，使脚色与剧本、题目弗复相混，七也。《西厢记》本子当以此为最善，最能恢复元本面目者矣。此刻颇似闵刻诸书，当与闵刻同时。
吕坤等集儿歌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四日，《北京晚报》载胡从经《三百年前的儿歌集——〈演小儿语〉》一文，略谓中国传统儿歌极多，惟只口耳相传，极少见于记载。直至明之后期，吕坤（新吾）始采集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之童谣，加以一定之编改，为《演小儿语》一书，凡四十六首。如：“盘脚盘，盘三年。降龙、虎，系马、猿。”“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
“灯前一寸尖如罩，可恨灯台不自照。”“老王卖瓜，腊腊巴巴。”“不怕担子重，只要脊梁硬。”又如“风来了，雨来了，儿女喜，翁婆恼。鸣条破块已难禁，飞沙带雹愁煞人。”反映风雨袭来，寒家凄苦之状。又如“八十老人种白果，但有人吃何必我。”亦甚有意义。继此续集童谣者有清郑旭旦之《天籁集》，清痴悟生之《广天籁集》等。按：明有集儿歌之吕坤，又有集山歌之冯梦龙，清初有集广西少数民族歌之吴淇，足证风气之开。
顾炎武论通经之路不当狭
顾炎武《与友人论〈易〉书》云：
仆尝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谓“辅弱扶微，兼包小大之义”，而讥时人之“保残守缺，雷同相从”，以为师说，未尝不三复于其言也。昔者汉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以下，乃有博学之士会粹贯通。至唐时，立九经于学官，孔颖达、贾公彦为之《正义》，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举条格，《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诗》主朱子集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至永乐中纂辑《大全》，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于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注疏刻于万历中年，但颁行天下，藏之学官，未尝立法以劝人之诵习也，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亭林文集》卷三）
此文痛陈专制帝王涂塞人民耳目之弊，以至人人读经，而经义初不能明。
清儒打破此局限，以所有古书证经书，而经义与古史遂明不少。至于今日，应作一结论矣，然兹事体大，必由党发动，乃可为也。敬伫待之！
顾炎武论古籍不可轻改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云：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令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昔者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经文字，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自是以来，古文之经不绝于代，传写之不同于古者，犹有所疑而考焉。天宝初，诏集贤学士卫包改为今文，而古文之传遂泯，此经之一变也。汉人之于经，如先、后郑之释《三礼》，或改其音而未尝变其字，《子贡问乐》一章错简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于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专，古人之师传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学》、《系辞》，径以其所自定者为本文，而以错简之说注于其下，已大破拘挛之习。后人效之，《周礼》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纷纭；《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经之又一变也。闻之先人，自嘉靖以前，书之锓本虽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处，注之曰“疑”；今之锓本加精，而疑者不复注，且径改之矣。
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径改之文，无怪乎旧本之日微而新说之愈凿也。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卷四）
此文言古籍不可轻改，甚是。予作《尚书今译》，以唐石经为底本，而校勘各古本，于其异者注于下，其误者则于写定时易其文，私谓既有勘文在前，人必不致误解。而平心论之，以为不当改。今读是文，知无确据之改易（如“诞邻”改“诞以”，据于省吾说，而于古本无据）足以导致后学卤莽灭裂之弊，即写定本中亦只得加误字以方括弧，而旁注其应改之字矣。
全祖望父子纠毛奇龄之谬
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鲒崎亭集外编》十二）述其祖所谓“先赠公”者讥弹毛奇龄语甚多，又云：顾先赠公在时，西河之集未尽出，及其出也，先君始举遗言以教予，于是发其集细为审正，各举一条以为例，则其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 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冏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尽之，葺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
读此骇异，毛奇龄之大言欺人，不顾事实，乃至如此。惜全氏所作《萧山毛氏纠谬》十卷不传，不然，亦可使人提高读书与著作之警惕性，俾减少后人纠谬工夫也。昔陈援庵先生谓予：“梁启超之文经不起复查，如一复查，可保三行中必出一错。”梁氏主写报刊文章，振笔疾书，随写随排，其多误固也。毛氏则为学术性文字，如之何可以不检点也！
蒲松龄著作
路大荒，淄川人，居距蒲松龄家甚迩，因知其家事及其著作情况。谓蒲氏遗稿，其子孙世守颇慎，故至清代中叶尚无损失。及《聊斋志异》出书，名骤震，求其稿者日多，遂不能无外传，故《志异》原稿为人携至东北，而日本人亦取去若干。清末国学扶轮社出版之《聊斋文集》，根据一钞本；其后上海所出之《聊斋全集》，则伪书也。亚东图书馆所出之《醒世姻缘传》，胡适作序，谓为蒲氏作，以其衍《志异》中《江城》一篇为章回小说也，然近发现万历刻本，知此《传》为明人作，蒲氏闻江城故事，乃笔之于书耳，亦非压缩《传》文所为。又若干鼓词，朴社曾为刊《聊斋白话韵文》一书，实则全为他人所作，误归之蒲氏。一九四九年后，于淄川建蒲松龄纪念馆，于济南组织蒲松龄著作整理委员会，已有定稿，而近年批判鬼戏，波及蒲氏，此会遂归停顿。又谓蒲氏先世为蒙古人，曾在山东做总管，今尚有碑可证。
予颇疑阿拉伯人蒲寿庚任泉州市舶司，降元，为元之色目人，其后人或仕于山东，因讹传作蒙古人耳。闻松江浦氏亦即蒲氏之分支，其门户自盛也。
毛嶽生作《元史》未成
宝山毛嶽生《休复居诗集》六卷，《文集》六卷，附《元后妃传》、《元公主传》一卷，刻于道光二十四年，向极少见，民国二十五年宝山滕氏（疑是滕固）据黄氏子仁原刊本影印，乃得流通。据陈廷璜《序》，其人少孤，既长，流离闽中十余年，刻苦不废所学，文取之于孟坚、子固，诗取之介甫、鲁直。少从姚姬传游。才力所到实足光抚行辈，厌服老宿，徒以数奇不遇，中寿而卒。于诸史尤长蒙古一代事，以宋濂等《元史》多疏漏，欲撰《元书》百卷，事实具而属文未成。又嘉定黄汝成《序》，汝成伯父与嶽生父同受业于钱竹汀，以弟畜汝成，则汝成之作《日知录集释》必与有力焉。黄《序》云：“先生既数远游，所作渐遗佚。又慨《元史》庞杂，别为论撰纪、传、志、表，既悉正其疏讹繁舛，而于一代文献，尤考辨精博，书成当不后范蔚宗、欧阳永叔二家。然以殚心力于此，不轻作杂文，旧所作者亦未写定。”
《文集》卷三《答李申耆先生书》云：“《元史》益得统纪，已写出《后妃》、《公主》二传。其所由舛错删增，又成《考辨》数卷。诸表皆定，惟须自书。
病后颇畏繁赜中止。亟欲就正先生，当率携至也。”知其积稿已多，不幸没后散失，仅存两传，是真不幸矣。清代后期，研究《元史》者颇多，不闻提及毛氏，则声闻黯淡之所致也。
俞正燮治学法
张穆《癸巳存稿序》云：
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读其书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货俱陈，无不满之量也。此与我为《国学览》之法相似，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七章论清儒札记一则可参看。
喻长霖记清末学制及时人心理
《惺諟斋初稿》十卷（《文钞》四卷，《赋钞》一卷，《经义骈枝》二卷，《诗钞》一卷，《慎思日录》二卷），黄岩喻长霖著。予所得缺其《日录》。《文钞》卷四，有《与刘幼云京卿书》、《京师大学堂沿革略》、《大学堂师范预科毕业告诸生文》数篇，将来编中国教育史或北京大学史者所宜取材也。《沿革略》末括为四略：（一）官制，（二）学科，（三）办事人，（四）舆论。官制一则末云：“前此凡学务俱隶大学堂，后此凡大学堂学务俱隶学部。”此语甚紧要。舆论一则云：甲午以后，议论日新，是丹非素，瞬息万变。自戊戌诏废科举，而誉学堂者居大半；后有诏复科举，而毁学堂者什之九。至己亥、庚子间，而全国谤学堂；至辛丑以后，而全国又誉学堂。庚子以前，人多尊中国，轻外人，是中学，非西学；庚子以后，人多轻中国，尊外人，贱中学，重西学。前后未十年，而议论水火，适成反比例。此是非毁誉沿革之大略也。夫官制可改，学科可更，办事人可易，惟是非生于人人，毁誉本诸公论，应无沿革之理，兹乃一律沿革，甚且有革无沿。有心人观于世道人心，而未谂舆论之何日定也。
此文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当时社会心理剧变如此，觇世风者所不可忽也！
阎若璩记淮安风俗
戴唐器《寤砚斋集》（《阎谱》卷四引）云：
淮俗之不可解者有二：一拜寿，有十龄即开筵演剧，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罄折其庭者；一守七，四十九日内，每日治酒张乐，待客守七，呼卢谩笑，彼此争尚，往往破家。
按：此二事似为别处所无。淮安非都会大邑，不知何以至此。
阎若璩甚留意当世风俗。戴唐器自楚州归，问以与三吴、两浙不同者凡几《阎谱》卷四引，即上则）。有从宁古塔来者，询其风土（《阎谱》卷二引，来者即吴兆骞）。顾栋高《万卷楼杂记》云：“阎百诗……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曰：“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此等为学，颇有实践意味，宜乎其善为考据也。
范当世论文
范当世《聚学轩丛书序》云：
泛览聚学轩之丛书，……陈本礼氏之《太玄阐秘》且读之一字不遗，……作而叹曰：孰使我国开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犹不过百一，而全国之民至今犹沦于暗昧之域，则岂非文深之过耶！顾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而圣贤魁雄之人常深构其道与精，载而之乎万世，于一世二世之毁誉爱憎曾不稍措意者，以能明此道者鲜，或旷世而不逢其人也。嗟乎，嗟乎！又孰使中人以上之资壹自腐于声读故训之间，头白而不悔，不但忘其身之别有事，乃至并不敢以作者自居，则岂不因六艺文深，举所谓千一、百一之人才尽湮阏于此耶！
夫百一乃至于千一，既无论矣，间数世而有万一之人出焉，则此人之所谓又必欣合于前哲人之所云云，不求近知也，而转相待，所谓“后世必有子云”之一语，不知其为悲为愉者也。
此序前说全国人民被文化之少，由于文字之深，其意甚好。乃忽转曰“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这什么理由呢？举无数中人以上之资，悉腐于声读故训之间，不以为可惜，而独于间数世万一之人欣合于前哲人之所云云，则以为愉快，一二人固愉快矣，彼千万人头白自腐何为乎？求一二人之愉快，不惜掷千万人之光阴以为之伴，其不经济甚矣，其旷时失业亦甚矣！且子云作《太玄》，当世未有解者，以其不切近于当时社会也，后世人解之者将何为乎？以言哲理，是固《周易》之云礽①也；以言文辞，亦《易林》之同辈也。
作之者毕力求深，使人不能解，读之者毕力求解，浪费时间而不惜，既解之后，与人生曾无关系。其作其读，岂非天地间一赘旒乎！六艺之深，非求深也，古代之言文不同于今也。若扬雄所著之书，以当代言文达之，宜可以使我等见之而解矣，乃犹艰深其文辞，以难读者，此所谓文妖者也。后人读之而不解，不痛恨其无聊，乃曰“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虽忧世之范当世，一面叹国民被文化者少，一面犹不能洗去此等谬见，视“后世子云”之愉快，若可掩千万人之头白自腐者，可见此等思想入人之深矣。
费声读训诂的精力于六艺上，是值得的，因为从此可以晓得古代社会的情状。费声读训诂的精力于扬子云的书上，是不值得的，因为他原是弄笔头，与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没关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没关系，只是一件自生自灭的东西！
① 云礽：礽，通作“仍”。云仍，远孙。《尔雅·释亲》：“昆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仍，重也；云，言轻远如浮云。
顾栋高论春秋地图
顾栋高《春秋列国疆域表序》云：
昔武王大封诸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时犹存百二十四国，税支礼为作《春秋指掌图》以明之。余谓是不可图也。若从其始封，则与春秋时之疆境不合。若从春秋当日，则二百四十年中，强兼弱削，月异而岁不同，当以何年为准而图之？……夫弱小之日就微灭，与大国之渐肆吞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是不可图也。夫不原其始封，则不明先王星罗棋置，犬牙相错之至意；而不极吞并所至，则又无以识春秋当日之大势。故自王畿以下，凡晋、楚诸大国，先区明其本境，以渐及其拓地之疆域，终春秋之世而止，而小国亦还其始封，末云“后入某国为某邑”，庶前后之疆索了如，而废兴之故亦从可概睹矣。
按：顾氏当日制图之术未精，故以为春秋之国不可图，今则有套版之法，纪年之法，发展变动虽多，仍可一目了然。是则生于今世之幸也。
郑逢原君有“读史编年地图”之制，予曾于重庆见之，惜绘未成而身已瘁，图稿随以散佚，不禁为之失声叹惜。他日有人继起，以编年法绘地图，就疆域之变化为一幅，而以年代标于上端，不但对读史者有极大便利，而曩昔顾栋高所叹息无所措手者，亦有办法以处理之矣。
李慈铭记陈逢衡书
李慈铭记《桃花圣解盦日记·甲集》，同治九年正月初九日，云：阅陈穆堂《竹书纪年集证》，共五十卷，其书授证颇博，用力甚勤，而好为议论，不脱学究习气。盖《纪年》一书显由晋人伪撰，而今所传者又为南宋以后人补缀增窜，乃伪中之伪。惟其间出晋人，尔时古书多在，故存疑存信，十疵一醇，往学者胡应麟、杨慎、孙之騄、徐文靖、郑环、张宗泰、陈诗、赵绍祖、韩怡、洪颐煊十家，又博采众籍，而于金氏《纲目前编》、罗氏《路史》、马氏《绎史》、梁氏《史记志疑》四书所取独多，其拘牵书法、臆测古事，亦与梁氏之失同。又并时通州雷氏淇最精此学，陈氏盖犹未见其书，故无采者。要而论之，徐《笺》最简洁，雷《校》颇综核，皆陈氏所未逮，而详赡则胜于二家，足以鼎足立矣。陈氏名逢衡，字履长，江都人，所著尚有《隋书经籍志考证》。
又《戊集》，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二日云：“购《江都陈氏丛书》。”《注》：陈穆堂逢衡所注《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楚辞·天问》、《博物志》、《协律钩元》、《汉人古诗》诸种。
按：《协律钩元》与《乐府·三歌》为逢衡父陈本礼作，李氏误入。然《博物志》，则薛寿《学诂斋文集》有序，谓其老而贫，初意其未必刻出，今观李氏记，则此书亦有刻本矣。《楚辞·天问》，逢衡有注亦旧所未闻，然既注《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则其更注此篇亦大有可能也。穆堂一意研求古史，并及古书，其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亦宜。闻胡厚宣言，穆堂尚有《山海经注》，未见其他记载，而固亦可有。其人能用苦功，惜如李氏所讥，“好为议论，不脱学究习气”，则性分所限也。又按：孙之騄《考定竹书》，为《四库提要》所斥，诸藏书簿未见著录，殆已失传；陈氏辑入书中，可以窥见一斑。郑环之书，目见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卷八《武进郑氏所著书》，凡十三种，《孔子世家考》等五种刻出，《竹书纪年考证》四卷则未刻，陈氏当系得其稿本，选抄入书，他日亦可辑出也。
方苞为伪《古文尚书》辩护
方苞不信《古文尚书》为伪，然又无以解于伪《古文》之明白易晓，故其《读〈古文尚书〉》论之曰：“疑《古文》易晓，必秦汉间儒者得其书，苦其奥涩，而稍以显易之辞更之，其大体则固经之本文也。《无逸》之篇，今文也，试易其一二奥涩之语，则与《古文》二十五篇之辞气其有异乎！”
按：方此说可分二层讲：其一，秦、汉间儒者得真古文，苦其奥涩而更以显易，固有此可能，然《大诰》、《康诰》等篇，奥涩甚矣，何以秦、汉儒者不以显易更之乎？其二，《无逸》之篇，易其一二奥涩之语，诚与二十五篇无异，然其出于周公一人之口，而与《洛诰》诸篇迥不类，此正其可疑处也。
吾人不信今文必真，则方氏之疑正符合事实矣。
唐景崇《新唐书注》
唐景崇，字春卿，广西灌阳人，官至学部尚书。注《新唐书》，自光绪十一年始，是时年四十二，至民国三年卒，年七十一，前后凡三十年。其书《本纪》十卷，注全，民国廿四年，余棨昌印为四册。其未印者，《礼乐志》十二卷，注全；《仪卫志》注仅一卷，《车服志》同，皆不全。《历志》九卷，注全。《天文志》三卷，注全。《五行志》三卷，注全。《地理志》七卷，注全。《百官志》五卷，注全。《食货志》注仅三卷，不全。他《选举》、《兵》、《艺文》、《刑法》诸志均缺。《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稿虽全，尚未整理。《列传》稿最缺。其注例有三，曰纠谬、曰补阙、曰疏解。凡《新唐书》之误谬者纠而正之，盖《唐书》修自欧、宋，闻见有限，不能无误，故当时已有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唐书纠谬》诸书直抉其疵，先生采之，更为深入之批判。欧、宋崇尚古文，朝廷制诰，臣民奏疏，凡属骈俪均削而不载，如李密讨隋之文，徐敬业讨武氏之檄，陆贽奉天之诏，皆一代雄文，翕动天下，而皆削之，是也。
又如《和思赵皇后传》削其祔葬之礼，《李嗣业传》削其与回纥夹击救郭子仪等功，《李吉甫传》削其论天子不宜观《时政记》之言，此皆《新唐书》之阙也，先生则注以补之。欧、宋好古，文字多有简而不明者，非注莫能解也。如顾亭林所举《太宗长孙后传》“遇妾不以慈，户知之”，《德宗王后传》“祭物无用寓”，乃《旧唐书》“天下知之”、“祭物勿用假花果”二语所改之文，苟非参阅他书，鲜能通晓，先生采之，注以疏解。又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盖通知本末则事实贯穿而不牴牾。唐之为国几三百年，纪事众矣，而《纪》、《志》、《表》则欧阳修主之，《传》则宋祁主之，《天文》、《历》、《五行志》则刘羲叟为之，《方镇》、《百官志》则梅尧臣为之，《礼仪》、《兵志》则王景彝为之。所主既异而不能通知其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传》叙天平节度止有四人而《纪》乃七人之类），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去取未明，书法无准（如《纪》书薨而《传》书卒者有之，如宗室或书姓或不书姓者有之，如《中宗纪》与前诸帝不同，诸帝亦有详略不同之类），岂非责任不专欤？唐修《晋书》，而令狐德棻之徒先为之定例，则一史之内秉笔者皆遵用之；今《新唐书》不然，一史之内体异名殊，岂非初无义例欤！上皆吴缜所纠者，《新唐书》之应纠谬、注、补，由是更可知矣（以上摘录余维炯《灌阳唐氏〈唐书注〉述略》，《广西文献通讯》第五期，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按：沈炳震著《新旧唐书合钞》后，王先谦为之撰《补注》二百六十卷，稿具未刊而王氏逝世。今科学出版社委托瞿蜕园君为之校订，行将付刊。独唐氏未成之书，遗稿零落，整理无人，是可伤也。
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
刘承斡序
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刘承斡刻入《求恕斋丛书》，为之序曰：国朝治《山海经》者，太仓毕氏校本为最善，栖霞郝氏继之，阮文达称其“精而不凿，博而不滥”。盖此经读家至稀，杨慎氏注蹈虚而不征实，吴任臣氏广注泛引群籍，尤踳驳不纯；毕、郝二家出而篇第厘正，事物昭晰，读者不敢目为闳诞迂夸奇怪俶傥之言矣。
后百余年而钱唐祁甫吴先生乃颛精以治此经，寻山脉川，用今地准古，起自域中，远暨海表，遂使圣作明述之巨编阅数千年而豁然大通，上循神禹之迹，下切于当世之务，其有功此经伟矣哉！吴丈补松与先生订道义、文字交者四十年，先生卒，丈亟求其遗书，丐当阳朱眉山、平阳陈筿垞即其家获手稿盈尺，捆载至杭州。丈则大喜，首取《山海经注》理董之。顾原稿阙《南山经》，《中山经》亦未完具，驰书平阳，百计求之，不可得。先生为此注在丙申、丁酉间，晚岁目眚，其卒也，嗣子幼懵不知书，遗稿散亡，滋可痛也。吴丈校写竟，厘为六卷，揭橥定名曰《山海经地理今释》，以授承幹读之。自《西山经》以下，至于《荒经》，粲然大备，蔚成巨观。虽有阙佚，其懃懃纂述之心不可负。承幹不敏，窃窥先生著书苦心，其考释山川地理，凡后人不得其解者，每原于本经文字之误，冥心孤往，以推究致误之繇①，于编次之淆乱，传写之讹夺，字形之缺坏，一一爬梳而抉摘之，解释疑滞，若有神悟，寻源于许书，取证于郦注，旁及于金石文字，多出毕氏校正、郝氏订伪之外。先生覃精舆地之学，采摭既富，考核尤审，间及于名物训诂，而以释地理为主。观其《上徐澄园尚书书》，固自言之，题曰《地理今释》，犹先生本旨也。乌乎，今之世距先生成书时二十余年矣，衡流方羊，坤轴②崩坼，茫茫禹迹，无复夷庚③，古籍充栋，视若刍狗，有甚于郦善长所叹“编韦稀绝”者，其庶几有达观博物之客，耽读而寻绎之，如郭景纯所期望者乎！辛酉之夏，天贶节④，吴兴刘承幹。
此书二十余年前予固有之，抗日战争中失去；胜利后欲再觅一本，竟不可得，盖刘氏刻成印数本少，抗战中物资缺乏，遂未再印也。今夏在青岛编集古地理名著（指《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一书），丐侯仁之君代向北京大学借得一部，付姚智千君抄之。《山海经》一书尚未有集注，毕、郝诸本市中亦已难得，前年在沪，闻东德某女士夙治《山海经》，到沪后觅得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中所印郝氏《笺疏》，为之狂喜。到京时，苏联某矿学同志欲治此书，到北京图书馆搜集资料，并浼馆中开一座谈会，予亦与焉。因念此书为全世界第一部世界地理书，为中、外治地理者所必需，欲成《集注》之心更亟，因将此序录此以自督焉。
① 繇通“由”。
② 坤轴：古人所想象的地轴。
③ 夷庚：大路通途。
④ 六月六日为天贶节。
曹寅与洪昇
前录刘廷玑《在园杂志》曹寅作曲事，今又于金填《巾箱说》（载郑实《古学汇刊》中）中见其欣赏洪昇《长生殿》剧事，爱录于下：昉思之游云间白门也，提帅张侯云翼开宴于九峰三泖间，选吴优数十人，搬演《长生殿》，军士执役者亦许列观堂下，而所部诸将并得纳交昉思。时曹公子清寅亦即迎致于白门。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坐，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雠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帛兼金赆行，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
迨归至乌镇，昉思酒后登舟，而竟为汨罗之投矣，伤哉！予为文以诔，有云：“陆海潘江，落文星于水府；风魂月魄，赴曲宴于晶宫。”西河毛先生颇称之。
先是康熙戊辰[眉批：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朝彦名流闻《长生殿》出，各醵金过昉思邸搬演，觞而观之。会国服未除才一日，其不与者嫉而构难，有翰部名流坐是罢官者。后其本遂经御览，被宸褒焉。
往予杭州寄亭，去昉思居咫尺，每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未尝不彼此相过，偕步于东园，游鱼水曲，欲去还留；啼鸟花间，将行且伫。昉思辄向予诵“明朝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立少时”之句，且曰：“吾侪可弗及时行乐耶！”迨甲申春杪[眉批：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昉思别予游云间白门，甫二月而讣至，所诵二句竟成其谶。至今追思，为之叹惋。
读此，知金埴与洪昇不但同时，且同居杭州为密友。《长生殿》剧本成于一六八八年，至一七○四年以醉落水，死于乌镇。是时曹寅任江宁织造，邀至南京，大升筵宴，每演一折，即商声调，是为最后定本，而惜其未刊行也。楝亭不但能自制新词，且亦精研音律，为昉思诤友。以彼豪富，独吝于剞劂之资，何哉？盖终以戏剧为娱乐之资，非正统文学也。至其孙雪芹作《石头记》，能以怨乱之音写《红楼梦》曲，又屡引《西厢记》、《牡丹亭》语入书，知其受乃祖之熏染者深矣。
一九六○年左右国庆节，俞振飞暨其夫人言慧珠合演《长生殿》于人民大会堂，予闻其《小宴》一折，沉着妍丽，极欣赏之。既而休息，予偕家人别看杂技，不知其更演《迎像》、《哭像》也。伯祥未离座，归告予曰：“不能再好了！”孰意不数年间香消玉陨，竟成谶语乎！
王颂蔚遗稿
五月莅苏，在琴川书店见王颂蔚遗稿一大叠，辑佚书占其三之二，予为《明史考证捃逸》原稿及所抄史料，索价仅四十万元。彼时苏南文管会拟购取，庆其得所，未与论价。顷接勤庐书，云：“王芾卿遗稿曾送来文管会，不明何故，原物退还。今晨往琴川书店，则知已为沪客购去，至为失望。”
从此人海茫茫，殆不可求矣。[眉批：勤庐后来函，谓由上海常熟路萃古斋以十五万元购去。其后上海文管会以七十万购得之，书送上海图书馆储存。]王氏早年曾专力辑佚，晚乃专精明史。身后其妻王谢长达办振华女学，书籍文稿均寄存图书馆中。长达殁，其女王季玉任校长者三十余年。今该校改市立女中，季玉虽仍为校长而事权已不属，当事者又不了解，以为学校中无须乎此，亦不捐赠文管会，悉数售入市中。予亦购得其所评《唐六典》及《通德遗书所见录》。蹂躏如此，颂蔚死不瞑目矣。其他学校图书馆度亦有类似情形。例如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生毕生集书，今春主校者厌其塞屋充栋，欲尽弃之，幸赖陈子彝君通知起潜叔，奔走文化局，请其移赠，乃得保存。
险哉，险哉！
段玉裁评乾嘉学者
段玉裁《答黄绍武书》（《经韵楼集》卷十二）云：
以一生师友言之：迵彻天人性命，愚不如先师东原氏；《考工记》、《丧服经》制度条例考核精当，上驾康成，愚不如易田征君；熟精史事，识小无遗，愚不如辛楣少詹；潜心三《礼》，愚不如端临学博；耄而虚怀，好学不倦，愚不如绍弓学士、涵斋侍讲；深晓音均十七部，绎成书，愚不如怀祖观察；文辞古雅，愚不如姬传刑部。惟于古音、古训、经文古本略有微劳，抑末也。
此所举皆乾、嘉时代大名家，质言其名为戴震、程瑶田、钱大昕、刘台拱、卢文弨、王念孙、姚鼐。惟“涵斋侍讲”猝不晓为何人耳。当对朴学号为极盛，而段氏心许者不过七人，其一则为文学家，可见真有成就者綦难其选也。段氏自说其一生工作目标，在于寻求古音、古训及经传占本：古音方面，著有《六书音均表》；古训方面，著有《说文解字注》；古本方面，著有《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其写定古本者，为《春秋左氏古经》、《毛诗故训传》。《礼经汉读考》则仅成《士冠礼》一卷，为年寿所限矣。
萧穆著作及叶燮文集
读《敬孚类稿》，知萧穆所著书有四五百卷，惜无从得其名目。不知《续碑传集》中有《萧穆传》否①？
《敬孚类稿》卷九《记汪文摘谬》一则云：
云间蔡澄练江所著《鸡窗丛话》，……中有记吴江叶横山、长洲汪钝翁一事，颇资笑柄。其言曰：“吴江叶横山先生名与钝翁相埒，且相好。康熙己未，诏开博学鸿儒科，横山谓钝翁曰：“我二人在所必举，将应举乎？抑不应举乎？’钝翁曰：“宜不应，则名更高也！’横山信以为然。后钝翁竟应举入翰林，而名益显。横山艳之，知为钝翁所卖，遂大恚，因将钝翁所刊《类稿》，大加指摘，作《汪文刺谬》二卷，将刊行之。钝翁闻而惧，介横山密友，复修旧好。”云云。……
钞本《汪文摘谬》一册，……余以事至吴门，楚生出以相示，乃横山取《钝翁类稿》中最劣者，如《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送魏光禄归蔚州序》、《陈文庄公祠堂碑记》、《送屈介子序》、《金孝章墓志铭》（照金氏墓版汪君亲笔录文）、《吴公绅芙蓉江唱和诗序》、《赠王贻上序》、《泛雪诗序》、《送徐原一归昆山序》、《唐诗正序》，皆就原文逐段逐句标出而详驳之。充其所见，则《钝翁类稿》八十卷几于无一篇字句无可议者。
盖以此书势在必刊，又不欲多费纸墨，摘此十篇以概其余也。
叶、汪二公之名，久著于世。余未见叶氏之书，不能定其高下。今观此书，则叶氏学问精博，深于古文，才识实高出钝翁之上。此书前有一序云：“尝评其文有四语：谓行文无才，持论无胆，见理不明，读书无识。”叶公自负亦隐在言外矣。……
叶、汪二人因争名排诋，甚为可哂。据叶氏所以诟汪者观之，叶氏自当明理有识矣，但其《已畦集》中充满陈言套语，实无一读之价值，今以予抄
出之《楝亭记》验之：
（上略）夫亭以木名，而木维楝不同于楩、楠、杷、梓之为材。然有华有实，可藉以为用，又大异乎樗栎之为散材。其为物盖处乎才与不才之间，不与物竞，殆全其天而保其真者也！人之才不才，相去固不可同日语矣。不才者无论，其以才见者，古今来成事功者固不乏，然或不克成；即成矣，而多鲜克终者。如汉韩、彭，如关、张，如唐李光弼，如李德裕，如宋南渡一二将相，是皆以才见而为后人所叹息者也。若能处乎才不才之间，然后为善用其才而才始大古之人，帝王则汉高，人臣则诸葛孔明、郭子仪之类是也。功成而天下晏如，身同于磐石之安，为不可及。
今公为天子左右疏附①之臣，职在服采②乘御之事，其所以迪恭俭，谨节文，昭轨物，正经费，凡启祐孚格于无形无声之地者，公岂欲有所见其才哉！而含生托芘，犹广厦万间，垂荫无穷，有如此木矣。……
可笑曹玺做了织造，偶然种了一株楝树，竟累了叶燮做了这一篇大文章：说什么楝处乎才不才之间，说什么功臣不克令终，说什么汉高、诸葛处乎才不才之间而天下晏如！亏他想得出“楝”与“曹玺”的搭接话！这样的“学问精博”、“深于古文”，不知下于叶氏之汪琬又做得怎样！适之先生说他是用八股法做的，可见他们所谓古文，即是八股。以此而云行文之才，持论之胆，见理之明，读书之识，真不知其相去几万里矣！如此无聊，也要争举博学鸿儒科，不由不使人代惭！这种的人，便是《儒林外史》、《红楼梦》① 《清碑传合集》第四册《碑传集补》卷五十二（文学九）有陈衍所撰《萧穆传》。
① 疏附：率臣下亲附国君。
② 服采：古代帝王的近臣，亦作服休。语本《尚书·酒诰》：“矧惟尔事， 服休服采。”
里所骂的。曹雪芹、吴敬梓所以不应试、不做官，便是受这辈人的刺激。然而这辈人还要假充做才子呢！
在《已畦集》后，见到沈宜修、叶小鸾等的诗，实在比叶燮有性情、有文才得多。因念女子之文诚有值得表彰者，而男子则多以势位交游传，真有不值得一览者，只可安着架上做史料，尚且有迁就文律，做史料且靠不住的。
宝玉称他们为“浊物”，信然。
适之先生谓近看朱彝尊等文集，有无谓的，有不通的。他们是个大家，尚且如此，真不解他们为什么如此！
刚按：这便是利禄熏心之故。利禄熏心，不能不去做举业，做了举业，不能不去说假话，做无情的文字。利禄熏心，不能不去讲交游，讲了交游，不能不去敷衍人家，趋附势利，树立党援。作出文字来，也无非应酬之作：什么颂圣、祝寿、谀墓、酬倡、送行、赠诗，做许多谄媚联结功夫。这等说假话、拍马屁，哪里能有好文字！偏偏势位高的，交游广的，文集最容易流传，所以触目都是恶浊的东西了。朱彝尊尚是有实质的，能自立的；像叶燮一类人和文，真是废物了。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六，《杨秋室诗录序》云：“国初以来，（吴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