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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书话》 钱谷融 主编 印永清 辑

_4 顾颉刚(现代)
  《随园诗话》与女足①
  《随园诗话》云:
  赵筠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美而脚大,赵曰:“如此芳姿,可惜土重!”土重,杭州谚语,盖嘲之也。媒曰:“此女能诗。”赵即以“弓鞋”命题。女伸纸书一绝句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悚然而退。
  此女殊有卓识,不第敢骂玩弄女性之贱丈夫而已,乃其敢于在举世缠足之时不随俗为此,尤为突出。然何甘于为人妾也?此当是其父母受经济压迫,舍此更无他道求生存耳。
  予好游,常登火车,车中无事,常与客谈。客知予之研究历史也,恒以历史问题见询,其在丈夫,为科举,为职秩;在妇女,则为缠足,为守节。
  足征此等问题,国人普遍注意,实为封建社会最占势力之事,而惜无专书之记载。惟零星记录,时有所见,自当随时迻写,俾他日有系统之贯串。
  当予五六岁左右,各地志士仁人咸有天足会、放足会、不缠足会之设立,奔走呼号,为妇女解除桎梏。妇女之有识者亦群起应之(康同壁长于予近十岁,未缠足,则其父所影响也)。加以城市中设立女学,更可为具体之号召。
  及予十岁,到姻戚沈家,其同居有杨姓者,不复为九岁之女儿缠足矣,顾此女乃哭泣请缠,足见习惯之深入人心为何如也!王颂蔚妻谢长达倡导此运动最力,群哄然曰:“王三太太自己的脚裹不小,乃要别人放足以掩其丑!”
  又可见吴人之顽固与轻薄为何如也!其后长达出私财办振华女学,其成绩为诸女校冠,足见此人魄力之伟。其女季玉留美学教育,归即专力于此校,造就人才益众。此校后改为苏州第一女子中学。惜颂蔚遗书散出,则负责彼校图书馆者不了解线装书之为用也。
  予于一九二六年至厦门,翌年至广州,目睹彼地劳动妇女之勤奋操作,更在苏南农村女子之上,盖长江以南妇女皆下田耕植,无一裹足者也。及一九三七年,以视察西北教育至兰州,省会固已开通,而一到外县,便见妇女操作家事,俱以膝行,则以裹足过小,力不能支其身,有不得不然者。行愈西则俗愈僻,足亦愈小,有提抱中之婴儿已为裹足者,因叹在二十世纪中,我国此风已不能绝迹。
  缠足本限于舞女,乃至推而至士大夫阶级,并推及于北方农村妇女,所以然者,为防止女子之与人有私,故加以刖刑,使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可能有自由之行动耳。妇女不悟,乃视为美观,甘心接受,此直奴隶之安于做奴隶耳。在此一提倡之下,不知斫伤多少劳动力,为害国家,遂成弱国,惨矣。
  ① 注:该篇原题为《袁枚记苏州李姓女咏诗斥弓鞋及各地风俗之异》。
  《史记》中之戏剧性故事
  《史记》中多传说,如屠岸贾灭赵氏即其一例。至于荆轲谋刺秦王,而出发时高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秦纵间谍之多,宁不畏其谋泄?项羽困于垓下,旦夕将死,其部下且散亡殆尽,而“力拔山兮气盖世”之歌竟传,实不知谁为传之?此皆司马迁以文学笔调写史,爱惜失败英雄,故凡有利于起人同情之故事无不曲为描写,原未为史实作一番考核工夫也。顷读《容斋随笔》卷十三《孙膑减灶》条,知其亦发史迁之覆。文云:孙膑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又明日为二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兴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者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当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
  其所举摘,具见《史记》所录多富于戏剧性之故事。所谓戏剧性者,非经常所有之事实,而突然出现,曲成其悲欢与成败者也。夫齐师实未能亦不必要在三日间造十七万灶而竟能造之,庞涓实不可能排日数十七万灶而竟数之,孙膑斫树白书实不能于夜中为庞涓所见而竟见之,孙膑所书仅八字耳,庞涓以火照之,一刹那间可尽览,齐弩何能突发于其未读毕时,而竟俱发焉,使庞涓读尚未毕而已死于弩下?此皆戏剧上刺激观众之要求,期其悲喜无端,惊诧不已,而不必有符于事实者也。尝论最古之史,充满神话,如《楚辞》之《天问》是;及人类理智发达,神话不能适合其需要,则转为戏剧性之故事,如《史记》是。至于北宋以下,则知故事与史实尚有区分,而要求有科学性之历史,于是考据之学兴焉。
  《批本随园诗话》之作者
  买得《批本随园诗话》,此为伍纳拉之子所作。于乾、嘉两代满宦状况,记载颇多;又肯据事直书,即庇护其父之和珅,亦不少假借,此甚可宝贵之史料也。
  此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五岁时伍纳拉任江宁盐道,随任到宁,所以金陵名胜很熟。(页三十八)十二岁,又随宦到河南。(页三十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伍纳拉伏法,他遣戍到伊犁。(页一)嘉庆四年(一七九九),赦归,那时他二十八岁。(页六十六)评中有“嘉庆己卯,三过随园”语,则此评当作于一八一九年以后,此时他已经五十岁左右了,曾充銮仪卫职。(页四十九)他自己是满人,而对于满人的糊涂贪鄙之处很不满意。他也不好名,一七九一年时,他以三等侍卫乞假省父于闽督任,与袁子才相见,那时袁氏正以诗话钓钱;便是不会作诗的,也会同他代作,或改作。他是一个贵公子,袁氏逢迎如不及,向他索诗,他答云“不会作诗”,袁深为惋惜,(页十八)从这上看来,这人似颇可佩服。他从戍所赦归之后,想来没有做过官,只从他的批上,知道曾在厂肆开设字画店。(页六十六)
  他自己记他的性质道:“生平最怕受虚名而有实害,名曰做官,而毫无名利(如侍卫等官皆是);名曰赴席,而万难下咽;名曰看花,而怪状欲呕;名曰听戏,而二簧、高腔,喧聒不入耳,欲留不可,欲去不能,每每归来,病倒数日或半月,胸次犹作恶也。”(页五十三)可见他并非随俗混沌的人物。
  他的诗留在批本上的有三首,二咏高腔,一赴妓席,(页五十三)又戏蒋三诗二句。(页五十二)册后有人(或是冒广生)作一后按云:“此批本贵其能存当时事实,其笔墨则不工。且谈今则可取,谈古则每疏:如‘考亭’乃不知为朱子,而云‘名栻’,殆误记张南轩为考亭矣。以此而推,可定其人之学力。”但我们看书,不能这样讲,……我们只要看这人做的书有无可取,不必强这人拿好文章给我们看。他肯讲实话,便是当时事实的好史料了。况且以满洲人的环境而有这部书,是更可惊异了。可惜他不能自己著书,像《啸亭杂录》一般。
  关羽偶像之扩大
  姜宸英《湛园未定稿》卷五《汉寿亭侯关公遗像赞》,其叙云:公之忠义著于当时,公之神灵显于后世。其祠在当阳者始于陈光大中,唐贞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遗庙,董健记之,相传为其寺伽蓝,则因缘《智者大师传》,而元虞集《广铸禅师塔铭》所为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为宋大中祥符时建。然此二庙特其生没之地,犹未及他处也。自宋南渡及元,而赐号称王,庙祀盆盛。明嘉靖间,贼徐海就擒,著有灵异,督师命立庙常州。唐顺之《记》谓侯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立庙自此始,然则当嘉靖前大江以南尚未有祀公者矣。今闽东南日本、琉球诸国,西北口外,无不转相崇奉,极土木之丽,而其像设之雕塑图绘,如世俗所传修髯而美视者,弥满两戒,如出一手。含识之伦,上自王公大人至间巷士女、强犷之将、哮狠之贼,无不绌其尊严,戢其凶暴,而瞻礼之恐后,是其震悚乎人心者,岂其灵爽有以独异乎人哉!亦其生时忠义,讨曹则功不终,吞吴则志未遂,愤懑逼塞之气旁触横牴,发泄无所,故久而后大溢于时,而人不知其所以然也。……
  按:此文论崇奉关羽之意义及历史,发前人所未发。予意,关羽之所以成为大偶像,南宋时局与蜀汉颇类似,人心思汉,其沦陷于金者遂借关羽为其民族神,作为忠义图兴复之象征,一也。传世相貌,因诸葛亮“髯之超群轶伦”一语,伟其形容,状其愤懑逼塞之气,以艺术之力发泄其高超之精神,遂成为男性中至美之型,与女性中至美之型观音菩萨相对,人民以貌取神,不得不拜倒于其下,二也。此相貌设计者未知何人,必一艺术家无疑。至元以下之崇祀,只因仍南宋而益张之。自《三国演义》成,而后译为亚洲各族文字,崇拜之者乃浸淫及于海外、口外焉。
  《白蛇传》出于《西湖三塔记》话本
  宋人评话,分烟粉、灵怪、公案等门。《水浒传》,公案之总集也。《西游记》,灵怪之总集也。其存于《清平山堂话本》者。若《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皆灵怪一类。《西游记》之所以繁复多方,即由此等短篇话本所积累。是时讲话者但欲宣扬妖怪之可怖,山川之艰险,初未尝加以人情化,如《聊斋志异》所云,畜而转为人者多有柔肠侠骨,使读之者觉其可亲可爱也。《白蛇传》,人情化之小说也,其写白娘子,始则钟情于许仙而缔为夫妇,继则欲救其命,不避危难而盗仙草,及许匿金山寺,遂与法海大战,归途撞见此无义之夫,小青欲手刃之,复为劝解,以情思之缠绵,终遭钵盂之覆。以今日术语言之,其人实为不分敌我之温情主义者。然就封建道德言,究为秉至诚挚之情而不渝者,使人鉴其忠而悲其遇。是以每一剧种均采撷登场,以愧薄幸之男子。追此故事之原始,则在《西湖三塔记》。《记》谓宋孝宗时,岳飞麾下奚统制,有弟在龙虎山学道。统制死后,其子宣赞于清明日游湖上,见一迷路女孩浑身缩素,询知姓白,名卯奴,携之归家见母。十余日后,有一老妇寻至,谓是卯奴祖母,邀奚同回,饮酒致谢。卯奴母出,亦穿白,与叙寒温。一人向前,云:“娘娘,今日新人到此,可换旧人。”妇允之,两力士遂捉一后生缚柱上,剖其心肝下酒。奚大惊,而为妇美貌所迷,竟与为婚。半月后,面黄肌瘦,正思归家,适有禀报:“娘娘,今有新人到了,可换旧人。”妇便令取宣赞心肝,奚求救卯奴。罩入铁笼,妇改与新人为俪,卯奴夜揭笼盖,放奚回家。将息一年,又值清明,有鸦鸣树,发箭射之,落地变为老妇;空中坠一车,捉之往,复与妇同居半月。请归省,妇怒,又欲杀之,复为卯奴所释。其叔奚真人到杭州,知其事,书符召神将,令三怪现形,卯奴为乌鸡,老妇为獭,白衣妇为白蛇,以铁罐盛之,以三石塔镇于湖内。按此三塔当是三潭印月前之塔,不知何时易为雷峰塔。白衣妇嗜人心肝,镇之固宜,卯奴两度救奚而不赦,何其狠也?后来小说,删去老妇,将白娘子性格改善,又以卯奴易为小青,度必清代事矣。
  《清平山堂话本》,明嘉靖间洪楩刊本,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间》、《醒梦》六集,每集十卷,著录于顾修《汇刻书目》,知嘉庆间其书尚存,今惟日本内阁文库存十五种,一九二九年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有影印本。又马隅卿在宁波得天一阁藏本《雨窗集》五篇,《欹枕集》七篇,一九三四年影印。两种共有二十七篇,不及其半。《西湖三塔记》为日本所存之一篇。
  《西湖三塔记》发展为《白蛇传》,变质矣,然妇人白衣、白姓,现形为白蛇,未变也。镇压于西湖之塔,亦未变也。
  《尚书》各篇
  《尚书》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为周史补作;《洪范》以后,周代已得天下,方从容为治,故颇和平肃雍。至夏、商之间,则《甘誓》、《汤誓》、《牧誓》,杀伐之声也;《盘庚》,众戚之时也;《西伯勘黎》、《微子》,皆祝亡之辞也;揖让为治,概乎未之有闻。虽史简缺乏,而此时之民无甚乐,亦可知矣。《禹贡》一篇,可见战国时人欲广其土地于九州,亦为战争之由。《高宗肜日》,祖乙格王非心,借宗教以儆王,或高宗亦非令德之君也。
  《盘庚》篇曰:“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则盘庚迁都时,已行人为淘汰之法,以蕲社会之改良矣。殷法必甚峻严,如弃灰于道者刑,为后世所无。
  从“西伯勘黎,祖伊恐”上,可见文王有心在得殷国。
  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之年代
  四月三十日宾四来书云:
  《老子》在宋钘后,弟素有此推测。惟《荀子》书已论及“老子”,究竟对其人发,系对其书发?弟平日颇疑《老子》书在宋、荀间,恨未得见先生文,不知对此层如何说法。
  弟意若分老子与《老子》说,其事似难圆,因孔子前尚有老子传说,须分三段疏说,更见支离也。弟近草仍是未定之论,甚盼读尊稿后得一解决。
  适之先生谈次仍坚守旧说,大不以辨《老子》晚出为然。
  五月九日答之曰:
  弟对于周、秦间学术系统,以为墨子反孔,杨朱反墨;孟子在杨后,兼反杨、墨;宋钘与孟子同时,则兼承杨、墨(禁攻、寝兵,墨也。见侮不辱,杨也)。老子主柔,即从“见侮不辱”上来。关尹贵清,则从处世之道折入于知识问题。其后慎到、庄周之弃知去己,即为知识问题研究之结果。至《老子》一书,有承杨者(贵生),有承宋钘、老聃者(执雌守下),有承关尹者(致虚、守静),有承慎、庄者(首二章简直是一篇《齐物论》),此必不能早于战国之末。观《吕氏春秋》称引人言,必著其由来,然而引《老子》之文皆作直叙口气,不加以“老子曰”,彼非不知老聃者,何以引其言与他人异?试以《淮南子》比之,则《吕氏春秋》时《老子》书未形成,《淮南子》时《老子》书已形成,其迹甚显。故弟意,《老子》书必出《吕氏春秋》之后,彼盖集杨氏以下之精义成语而成书,上结战国时儒、墨以外之学,而下开汉代道家者也。至尊函谓孔子前尚有老子传说,未知何所依据?倘据《曾子问》,窃谓未可信也。
  又与玄同先生书云:
  我认为老子之人生于战国中期,《老子》之书出于战国后期,“道”为战国后期通用之术语,道家为西汉初年成立之学派。
  关于此问题,盘旋胸膈,已历十载。此次在兵火中借侍养之闲,得成《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得如上之结论。然研究时间尚嫌不足,而此问题牵涉全部周、秦学术史,解决之日尚在将来也。
  “道家”名之由来适之先生打破了九流,却没有打破儒、道、墨三家。予意儒、墨二家均可成立,如《韩非子·显学》篇云:“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孟子亦言“墨者”,《吕氏春秋》亦言“墨者”可证。惟道家一名实不能成立,战国时言及老、列、庄三人均分别立之,未尝总为一家。汉初亦但言“黄、老”,直至《七略》始有“道家”名称,或《史记·太史公自序》。道者,百家所公有,何得专属之老、庄乎!惟原其故,盖缘战国末有兼为老子、庄子之学者,每合而言之,作《庄子·外篇》,极力使二家联合,后之人遂为所眩耳。
  文用晦字
  沈绥成、刘申叔作文,其初皆平易之文,后乃觅晦字代之,至于不能解而后已。刘之《休思赋》,已为胡适之先生所讥。沈之《经治》,欲废币而反之贝,其思想与文亦可知矣。所以凡是做这等文字的,与世界可以说没有关系,因为他自己不愿发生关系。
  予读书得一经验,凡古今有名之文,均为直抒胸臆,无刻画艰深者。以语介泉,介泉谓外国名著,几于无生字。然外国亦有一派人专喜用生字者,如火不曰fire,而曰conflagration,好使人惊骇也。
  《四库》本《鸡肋编》之改易文字
  宋庄仲裕《鸡肋编》,向鲜传本,咸丰初,仁和胡珽得影元钞本,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校之,以活字摆入《琳琅秘室丛书》。元钞本一条云: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借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
  四库馆中以其詈金不啻斥清也,为改作一条云: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即所云矍相圃之东北也。
  杏坛在鲁城内。灵光殿为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所文,王延寿《赋》序因鲁僖基兆而营也。
  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南(西)京未央、建章之琅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遣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可叹也夫!(涵芬楼本,卷中,页二十七)
  此视原文多出三字,而偷天换日,意义全易。本是民族斗争之文字,经此一改,竟变成了贬斥人民起义。此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意义最为明显。
  近年有人反对考据学,谓考据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引《四库全书》为例。
  按《四库全书》之编辑者固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当时之统治阶级亦确有利用考据学者之意图,如弘历之用戴震,并赐以翰林,即其显例。但《四库全书》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即已失却考据学之目标与立场、方法,以考据学与偷改文字恰成对立之两极端也。
  《四库》本《鸡肋编》之删削
  《四库全书》所著录者不独改作,且有删削。《鸡肋编》中又有一条云:上皇始爱灵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远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后又撅于衢州之常山县南私村,其石皆峰岩青润,可置几案,号为巧石。乃以大者叠为山岭,上设殿亭。
  所用既广,取之不绝,舳舻相衔。渊圣即位,罢花石纲,沿流皆委弃道傍。金人围都城,城中[之]乏机石,多碎以为炮。虏既去,晁说之以道舍人东下过符离,有高况者以二石遗之,晁以诗谢曰:“泗滨浮石岂不好,怊怅上方承眷时。今日道傍谁着眼,女墙犹得掷胡儿。”(卷中)
  校语(胡珽作)云:“两阁本无‘虏既去’下五十七字,从元钞本补。”
  则以文中有“虏”及“胡儿”字,诗又有敌忾之思,易激起人民对于清代统治者之反感,故径删之也。
  《天方夜谭》与中国故事
  得奚若译本《天方夜谭》,展数页,即见中国若干故事殆导源于波斯。
  如苏丹与其弟史加瑞南至海滨,见一魔鬼开箱,一丽人出,魔枕其股而卧,及鼾声起,女即趋苏丹兄弟处求欢,此即六朝人小说所记白鹤秀才之所自明也。《鸡谈》一则,记一贾者能通兽语,先闻牛与驴语,继又闻犬与鸡语,此即公冶长通禽言之说所由来也。《鹿妻》一则,谓叟妻妒妾及妾子,乘叟外出之际,往习魔术成,咒子为犊,咒妾为牝牛。后值婆兰斋期,杀牝而留犊,卒得烰人之解脱,犊复形为人,而以杯水洒妻为鹿,此即唐人板桥三娘子故事所从来也。《记渔父》一则,云渔父下网,得一巨铜瓶,覆以铅,上印玺文,启之,烟缕自瓶出,矗然上射,旋弥漫四布,若五里雾团捖天空,此即《水浒传》洪太尉开殿放走宋江等百八魔之说所履迹也,亦《西游记演义》所说孙悟空受禁锢之一套也。《头颅语》中,乍门王以无罪杀医师窦本,窦本临死以禁方进,王以指蘸舌上津开之,遂中毒而绝,此得非王世贞为报父仇,撰《金瓶梅》进严嵩,而濡纸角以毒药,嵩蘸指翻书,中毒死亡之传说之前身乎?千余年来,波斯、大食人东来,挟彼方故事以俱至,在不知不觉之间,东亚故事中便多西亚成分乎?此所谓“暗潮”,人目所不易察,而实则日在继长增高中者也。
  《左传》与《战国策》之文
  《左传》文字,字句整齐,读之声调铿锵,自是佳作。然只是直言其事,于诗为“赋”。至于《战国策》中佳文,则有“比”有“兴”,[眉批:《国策》中,庄辛说幸臣为比,触詟说赵太后为兴。] 此固非春秋时人所有之文学技巧。此种活泼美丽之文字,以后除《史记》外竟无嗣响,可知其难为。
  《古文观止》
  予幼年未读《古文观止》,但知其选古文甚精而已。自为大中国图书局诸同人讲此书,乃知其偏重说理而轻叙事,若《左传》中诸战役,《史记》中诸列传,皆有极生动之文字,而彼未收。盖当时编辑此书系供科举之用,而科举程文但重议论,故选家就其需要,摒弃说理以外之文耳。此后自当另选一书,使后生知中国文学之造诣焉。
  古代散文二派
  古代散文有二派:一派出于瞽史,喜雕琢,喜为四字句,《左传》、《国语》、《老子》是也;一派出于行人之官,直抒口语,句长短不齐,如其言,《战国策》、《檀弓》、《公羊传》、《史记》是也。前一派为阴柔之美,后一派为阳刚之美。取校小说,则《红楼梦》其前一派也,《水浒传》其后一派也(前派字句避重复,后派则不避)。《诗》——《左传》。《国策》——《史记》。前一派为贵族,后一派为平民。
  《尚书》本子源流表
  尹受君助予整理《尚书》,来询今、古文本之异同,因书一表以示之:
  一、战国时儒、墨诸家传习之《尚书》——西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诸家之《尚书》——《史记》、《汉书》所引《尚书》——汉石经。
  二、孔壁《尚书》——杜林漆书《古文尚书》——《说文》所引《古文尚书》——马融、郑玄、王肃所注《古文尚书》(以累经传抄,故有异文)——魏三体石经中之《古文尚书》。
  三、伪《古文尚书》(起于西晋大乱,今文、古文《经》尽失之后)—
  —分为二支:
  1.隶古定本(敦煌本、日本古写本、汉简本、《书》古文训本);2.楷写本(卫包改定本,唐石经)。
  于周诰见周安殷之难
  苏拭《书传》于《多方》篇下云:
  自《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告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读《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纷纷焉不心服者,非独殷人也。予乃今知汤已下七王之德矣。方纣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汉道德比之殷,犹珷玦之与美玉也,然王莽、公孙述、隗嚣之流终不能使人忘汉,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无周公,则殷之复兴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按殷立国近一千年,而周以西方一部落,崛起而征服之,且封建亲戚,遍布其故土,当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必有若干大矛盾处,故武庚、商奄、淮夷、熊、盈之族并起而与之抗;不特殷人然也,即周之懿亲若管、蔡二叔,亦附和之,此其中必有极大原因,惟史料亡佚,不可知耳。《周诰》八篇犹留此痕迹,而苏氏发之,人心之思殷而不服周断可知矣。至《泰誓》、《武成》,魏、晋间之伪作也。《牧誓》,亦战国时因袭《大武》之舞而作者也,其时赖周人积世之宣传,文、武、周公为上圣,纣为至恶,渐渍人心,成为定型,故有取殷之易之幻象耳。如并《周诰》八篇而亡之,后世人如何能知周之以力服殷耶?
  清高宗之奢侈
  顷观章实斋《知非日札》,有一则云:梁文定在军机,尝言侍直太上皇帝,偶言御制诗课亦费经营。大臣有言“圣寿已过古稀,正宜爱惜精神,诗课较似可缓”。太上谕言:“卿等以朕为书生刻稿留名计耶?朕不务为名,亦不与书生计工拙也。但一日之间,自寅兴以至亥息,中间召见军机九卿轮对,省览章奏,恭阅祖训、实录,几余①挹揽经史,披览馆阁进书,各有其时,此中必有藏息游休以为不竭之地,作诗所以为消遣也。苟于消遣之时不寻消遣之具,则骄奢淫纵之念得乘间而入,故以诗课为防逸之具耳。”文定因言:“三代以后安闻此言!”……
  按:清高宗而说这种话,觉得十分可笑。观于文华殿所藏字画,他必在原幅上题诗,又乱打许多图章,越好的书画经他的涂抹越多,此岂非好名之确据耶?游历所至,随处题诗刻石,观于杭州西湖、西山、静宜、静明诸园可见,此又非好名之据耶?武英殿所藏金银器、刻玉、刻牙、景泰蓝及古月轩瓷器,凡比较豪侈者几尽为乾隆时制品,一个马鞍,镶了无数的珠子,面盆、茶壶、奶碗都是纯金嵌宝石,此非骄奢淫纵耶?况两殿所储列只热河、奉天两处行宫之物耳,只是熊希龄偷盗、袁世凯抢劫之余耳,而尚如是;若将清宫、西苑、圆明、静明、静宜、汤山、团河诸园,当时所有物件,开一个总账,真不知骄奢淫纵到怎样?况且那时屡次南巡,所耗的国力不知凡几,行宫的陈设、官吏的呈献,又不知怎样。要之,只是没有一个实录;若是有了,他的享用耗费真不知胜过桀、纣多少倍?乃当时近值的军机还闭了眼睛说:“三代以后安闻此言。”唉!这是胡涂呢,还是恭维呢?这真可叹了!
  我前天和颖年到古物陈列所,看见乾隆时代的奢侈,我说:“可惜那时没有报纸,若是有了,真不知乾隆帝有多少恶德由此反映出来。”我又说:“大抵中国的皇帝最享福的莫过于清高宗,别的这般骄奢淫纵了便要亡国,他却不亡国;别的不亡国了,总是尚有操守,他却骄奢淫纵。”我又说:“有了清高宗,于是洪、杨发难。有了慈禧太后,于是孙中山成功革命。清的失国完全由于这一男一女。但慈禧究竟是个妇人,不能淫纵到那个样子,她又生在中西交通的时候,报纸也有了,民气也发皇①了,她只造得一个颐和园,而且结构远不及圆明等园的考究,已经民怨沸腾,虽不及身亡国,总是及身受气,她的福气没有乾隆这么大了。乾隆自号‘十全老人’,可见得这般骄奢淫纵的人也有知足之意,实则他的放肆真不知到怎样程度了!”
  实斋亦会颂圣起来,可见那时情形隔膜,大家不知道;便是知道的也不敢说。
  ① 几余:犹言日理万机之余。
  ① 发皇:开扩;开朗。
  《诗序》深文周纳
  汉人因为要拿三百五篇当谏书,所以只好把《诗经》说成刺诗。如《东门之池》、《鸤鸠》、《椒聊》等全无刺意,都转弯抹角说成刺诗。正如《楚辞》本不甚怨君,却被后来人都说成怨君了。他们的心理,总以为既有此语,必不徒然,一定有个大道理在,于是深文周纳到事实上,说他如何的讽刺。
  其实真的讽刺,他们倒看不清,譬如《葛屦》本是刺上流社会的阔绰,女士的苦恼,而作《诗序》的偏说是“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
  李公佐《古岳渎经》
  唐李公佐《古岳渎经》固为拟作,亦因淮水下游水患过甚,故民间想象有无支祈①作怪,久有此传说,而李公佐乃敷衍之为传奇也。唐之楚州为今江苏淮安县。龟山在安徽盱眙县,有上下二山,上龟山在县东南,下龟山在县东北。淮安县在洪泽湖东,盱眙县在洪泽湖南。
  ① 无支祈:水怪名。今江苏盱眙县东北下龟山寺后,有支祈井,相传是夏禹锁水怪无支祈处。
  古人称数
  俞曲园释孔子弟子三千人,极好。我看《史记》说孔子删《诗》,原来《诗》亦三千首(《纬书》说孔子删《书》亦三千余首,同),何其数目之相类耶?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何其与《水浒》地煞之数相类耶?凡称数而为一个成数,皆可疑。谚云:“无零不成账。”此语可用以疑古。
  元代衣冠与宋不同
  丁国钧《荷香馆琐言》下《元代妆》条云:“明周文襄忱《渔阳老妇歌》有云:“角尖高帽窄衣裳,半臂珠络红缨长。儿童乍见皆掩笑,元季都人同此妆。’按:今卑吏中有所谓‘红黑帽’者,相传是元代宰相服饰,其帽极高耸,殆即文襄诗所云‘角尖高帽’乎?”又《琐言》上《元时帽样》条云:“沈文恪初《西清笔记》言:“天禄琳琅所藏宋板《汉书》,即历经赵文敏、王弇州所藏者,前有文敏小像一页,首戴圆帽,四周有边,如今伶人所呼大帽。’按今人剪辫后多有戴此帽者,不知实元时遗制也。”是即今所谓“铜盆帽”矣。此类记载,他书亦有道者。辽、金、元、清起于北方,奄有中土,其强汉人被其衣冠,固是意中事。特清法严峻,有“留发不留头”之语。衣冠突改,故人皆知之,辽、金、元则行之以渐,故人不之觉耳,要未有不变之理也。而今人作画、演剧,于关汉卿、郭守敬之俦,咸以宋、明衣冠加之,虽历史博物馆亦然,此不能谓非一憾事矣。
  唐以绿衣为倡家服
  《新唐书》肃宗女《和政公主传》云:“阿布思之妻隶掖庭,帝宴,使衣绿衣为倡。”此可见绿衣在唐为倡家之服。既以绿为衣,亦必以绿为头巾,故称倡夫为“绿头巾”也。
  孟姜女故事有掺入阿拉伯故事之可能
  《月宫宝盒故事》:阿拉伯国王亚美,为其权相桀法所逐,避至法国回王城,得见其公主甚丽,因隐入宫中,攀树窥之。适公主游园,见水中有男子影。亚美下而求爱,公主允之。此与万喜良入孟氏园,孟姜女扑蝶,落扇于池,捋臂取之,为喜良所见,孟姜遂求嫁者同。或孟姜故事中已掺入阿拉伯故事之成分乎?观板桥三娘子故事又见《天方夜谭》,知此事大有可能。
  何也?以唐代与波斯、大食贸易往来者之频繁也。
  《月令》非周公作
  谓《夏小正》为夏代书固不可信,但还有理由,因为夏是建寅的。谓《月令》为周公所作,既不可信,且也没有理由,因为周用子正而《月令》用寅正,如果周公作《月令》,他当然是要用子正的。《月令》用寅正,可证为太初改历后作。
  文学与治国
  杜甫自道其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此固是矣。但下即接云:“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如何联得起来!会做了诗就希望治国家,然则画师、歌伎凡挺出者,亦无不可希望治国家矣。美术与政治尚没有分科的观念,何况其他学问!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云:“杜陵有布衣,……窃比稷与契。”可见此老专想治天下!
  才子与举子
  从前读书人的大部分,只有两种:(1)举子,(2)才子。〔眉批:举子——战国时的说客,汉代的孝弟力田,唐以后的举子。才子——名士。〕举子拿自己的心思才力专向功令上掀合去,专做科第仕宦的牺牲。才子看了举子,觉得俗臭不可向迩,于是把他的心思才力专向自己的开心适意上去,饮食,男女,美术,他们愿终身浸在里头,一切世事不管,谓之曰“做自己的事情”(见吴敬梓《儒林外史》)。这颇近于所谓“人格的自然化”,固是比举子天真的多;但是,这种人由性情而至放荡,实在无补于世,有害于人。其无真才而又好名者,遂一切施以虚伪,自命风雅,反不如举子好利之真矣!〔眉批:才子专任性情,举子只鹜世俗,却总丢了“研究事物”的一项。〕看《儒林外史》、《红楼梦》两书,都是拿才子的身分去骂举子,同时也看见举子回骂的话。才子骂举子为“禄蠹”,为“俗物”;举子骂才子为“迂想痴情”,为“怪僻”,为“不知经济、道德”。从现在看来,举子何尝配说经济、道德,才子何尝尽了自己的本分?才子只做了自己的自然一方面,没有做到社会方面,难道一个人因为自己是“鹤立鸡群”,便真当“遗世独立”了么?又真可“遗世独立”了么?至于举子,只是奴才的性格罢了。
  于此,可见自来做理学、做考据的人实在少,《儒林外史》、《红楼梦》里都没有说到这两种人,我们现在所以看见他们多,原因举子只随草木朽腐了,没有可以留得的;才子因有可传,但有真天才、真艺术的也不多,所以传下的很少;理学、考据中人总有一半可传,便是见得多了。君武尝询崔怀瑾先生以当时学风,崔先生谓大都是做八股的,研究经学的人与现在一般少。
  崔先生当俞曲园掌杭州诂经书院时,曾肄业其中,吾人试想咸、同间正承了乾、嘉考据之风,杭州又为人文所聚,诂经书院又是提倡古学的,俞曲园又为一代大师,而当时亦如此,可见有学问嗜好者之少矣。
  以后有暇,当做“文人相非考”,把历来各派冲突的话记出,也是社会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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