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导：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导，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矾）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②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四十五卷六期。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淬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事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写信慰问赵丹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赫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卡塞琳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湖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一九三八年四月，社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酋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出乎意料之外，一九四○年五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引者注：江青给赵丹的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致于死命，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缢于奉贤干校，赵丹曾名列抄家对象第二号。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袁鹰说，一九四六年春，他初次当记者（引者注：二十二岁的袁鹰当时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有一天，总编辑安排他访问赵丹，他俩在DDS咖啡馆畅谈了一下午。
赵丹从三十年代初上银幕，讲到抗日的号角声中走向大后方，从新疆的五年铁窗生活讲到回重庆，又回上海。
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
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
他俩重逢（一九七七）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代，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
江青写给赵丹的信，究竟什么内容？《世界晨报》不易查找，笔者倒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查到了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全文。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编者加了一段按语：
“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
以下是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原文：
阿丹：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引者注：指去新疆迪化），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紧握你的手！
江青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夜
其实，就江青写给赵丹的这封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发表这封信，并无“政治阴谋”可言。二十年后追究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其实大可不必。
关于江青两次去重庆，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曾回忆道：
“江青两次去重庆，不知买了些什么，竟花了几百万法币来报销，我坚持不批。江青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说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只要她讲清买了什么。当时，毛主席就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大。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下子掀翻桌子，拂袖而去，边币撒了一地。……”
另外，笔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东南日报》上，见到一署名江青的诗《收获的季节》。此江青是不是彼江青，不得而知。照录于下，供读者鉴别：
收获的季节
江青
我坐在田野的樟树下，
成熟的稻禾呵
款待我以最后的芳香……
我眷恋地环顾四周，
我的友人们都忧郁地低垂着头，
在蒸热的傍晚的微风里，
悲哀地摇拽着而沉闷地叹息：
“啊，不久我们就要离开
这阳光与土地，
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呵
我们的诚恳的友人
温情的眼睛与手臂，
不久我们就要填进粮户的仓库呵
那深邃的黑暗的囚牢……”
农夫跨着迟重的脚步来到田里了
他也是忧郁地低垂着头，
被太阳，风和雨，
改变了颜色的笠帽下，
棕色的，瓦罐一样的脸
半边涂着夕阳，
额上，深刻着长久忧愁的褶皱……
他悲凉地疼惜地叹息着，
棕黑的宽大的手掌满握着禾穗……
啊，收获的季节稻禾是忧郁的，
收获的季节农人也仍然忧郁……
江青从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飞回延安之后，没有再去重庆。那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发生的突然事件，吓坏了她！那天，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以及获释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从国外开会归来的邓发，同乘一架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十二点半，途经兴县时，撞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黑茶山上，全部遇难……江青庆幸她早已回到延安，没有搭乘这一班飞机。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国共谈判终于破裂，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被炮火撕毁。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内战全面爆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延安上空出现成群的飞机，机翼上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炸弹倾泻而下，浓烟冲天而起。延安结束了平静。
屈指算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已经近九年。这九年的生活虽说是艰苦的，但毕竟是安定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平静地度过。说实在的，江青进入延安以来，还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就在国民党的飞机涌向延安的那一天，胡宗南部队的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人，分两路朝延安发起了攻击。
炸弹在毛泽东窑洞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朝窑洞袭来，震碎了门窗玻璃，把家具震得吱咯吱咯响。毛泽东毕竟久经战火的考验，对于隆隆飞机、轰轰爆炸声，置若罔闻，依然在窑洞里工作着。江青带着李讷躲进防空洞，大声地唱着歌，借歌声壮胆。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强大攻势，毛泽东避其锋芒，于三月十九日放弃延安。从此，江青跨上马背，随着毛泽东开始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这时，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分为两路。刘少奇、朱德率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则留在陕北作战，组成中共中央前委。
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如前所述，意即“离得胜”。
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取“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则化名“郑位”，取“政委”之谐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每逢行军休息，周恩来总是活跃人物，他会用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腔调讲“吃花生仁不吃花生皮”，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江青已是主席夫人，不再当众唱一段，倒是出谜语给大家猜。七岁的李讷在江青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讷会唱京戏，来一段《打渔杀家》，一派江青风度，会博得一片掌声，连毛泽东也夸奖她：“讷讷成了我们陕北小名旦罗！”江青呢，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这“口琴”代替京胡，为李讷伴奏。听见毛泽东夸李讷，她得意地笑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带着孩子行军诸多不便。毛泽东和江青商量，让李讷随着中央机关一些家属、子女一起，东渡黄河，到山西去。组织上安排李文芳照料李讷。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致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这么写道：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引者注：即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当时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这里提及的李讷“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便是指李讷托寄在山西。李讷画的画，使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得到欣慰。
毛岸英是一九四六年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他随中共中央宣传部撤离延安，来到陕北瓦窑堡一带。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江青的职责仍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有一次，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十几户人家，贫农薄老汉腾出两间半窑洞，其中一间给毛泽东和江青住。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陆定一要开会，只能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毛泽东要江青避开，因为这个会议是军事会议。江青不得不搬到别处去睡，被臭虫叮得浑身又红又痒。江青憋了一肚子气。在她看来，要她搬出去，要她回避军事会议，无非是那“约法三章”在起作用。
对这类事，江青非常敏感。有一回，毛泽东起草好一份电文，她想看一下，毛泽东当即收了起来，使她颇为难堪。
在不断的宿营、行军、再宿营的流动生活中，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总算得到暂时的安定，一直住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
杨家沟也是一个小村庄，但是比王家湾要大，二百来户人家。看中这个小村，是因为小村不靠大道，来往的人不多，不易暴露目标。另一桩原因，是小村里有个“扶风寨”——地主庄院。这“扶风寨”在陕北那穷山沟里，是难得的“豪华型”窑洞。屋外，一排玻璃走廊，颇有气派。屋里，那窑洞四壁，竟漆着浅绿色油漆！那炕的四周，居然还雕龙刻凤……毛泽东和江青，就被安排住在“扶风寨”里，住了四个月。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村，一时间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九四七年底，就在这个“扶风寨”，中共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反反复复，改了好多回。最后交给江青誊清。毛泽东关照她在誊抄时，要做到“五不”，即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宇，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宇。这清楚表明，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份报告，以求付印时不错一个字。这篇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确实，这篇报告极为重要。毛泽东指出，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匪帮”了，毛泽东笑谓，蒋介石咒骂共产党为“共匪”，骂了那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剿匪”，如今轮到“原物奉还”，称“蒋总统”为“匪”了！
毛泽东断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
确实，毛泽东已稳操胜券。此后，才一年多时间，中共便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十五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四月一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对干部们讲话，这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二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即席作了讲话。据当年《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告诉笔者，他当时正好坐在毛泽东左边，作了详细的记录。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根据纪希晨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
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恐。后来，在“文革”中，江青无端嫁祸于聂荣臻……
由于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所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在《毛泽东生活散记》①一文中，李银桥在《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谈及此事。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彼此的回忆有些出入。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夜里，毛泽东起草通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清晨，毛泽东工作毕，卫士李银桥给他服了安眠药，照料他就寝。这时，江青正起床，她住在毛泽东隔壁房间。聂荣臻也起床了，散步回来，遇上江青。聂荣臻住在后面的一排房子里。毛泽东刚刚入睡，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声。这里离北平不大远，跟延安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敌机一入境，马上用电话通知延安，那里老早就拉空袭警报。而这里只能在看见敌机时才拉警报，听见警报声时敌机已光临了。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OJ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他俩犹豫不决，便向江青请示。正好，聂荣臻也派范秘书来。商量的结果是不叫醒毛泽东，而是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找了一副担架放在毛泽东门前。一旦情况紧急，马上把他从床上放在担架上，抬往防空洞。
空中出现三架敌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八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卫士们也摸透敌机的脾气，知道这一回来者不善，也就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坦然，一边穿衣服，一边还要抽烟。
“快快快，走走走！”听见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响，江青尖着嗓子喊叫。
毛泽东仍要吸烟。这时，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四卫士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毛泽东往外跑。
聂荣臻也赶来了，指挥大家去防空洞。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这时，又是一批炸弹扔下来。这一回炸弹猛烈爆炸，把毛泽东住的院子炸得黑烟冲天。
如果毛泽东晚一步离开那里，那就有性命危险……
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事后才查清，城南庄潜入了国民党特务，名叫孟宪德，当时担任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大丰烟厂副经理。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前，孟宪德已在那里。他最初想谋害聂荣臻，就收买了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只是未得机会，刘从文没有把毒药撒在小伙房军区首长们的莱里。”
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
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江青明知是国民党特务作案，事隔二十年，在“文革”中却诬指聂荣臻“谋害”毛泽东，欲置聂荣臻于死地……
不过，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采访陈伯达时，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他被突然押送秦城监狱时，他在监狱门口大呼“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狱警不知他做过什么“好事儿”，向上汇报，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记起阜平城南庄的一幕，陈伯达当年为了救他确实做过“好事儿”。毛泽东关照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宽待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在那里生活上得到特别优待，吃得比家里还好……
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几百个人围在打谷场四周看热闹。
这时，已是国共大决战的前夜。从七月开始，辽沈战役打响。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铺天盖地。毛泽东坐镇西柏坡指挥这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西柏坡这原本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从此载入史册——因为它是继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一九四八年岁末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开头，毛泽东便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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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初露峥嵘
飞往苏联疗养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虽然江青通宵未眠，却异常的兴奋。向来很讲究作息规律的她，这一回“规律”完全被打乱了。
江青随着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河北涿县火车站时，已是二十五日凌晨两点。
喷着水汽的火车头，带着七、八节车厢，正在车站待命。虽说江青当年往返于京沪之间，火车没少坐，这一回却头一次乘软卧车厢。上车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各占一间软卧房间。
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毛泽东任命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黄克诚。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
毛泽东的专列，从豚县驶往北平。
一路上，毛泽东也显得兴奋。他说：
“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别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别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①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涿县离北平不远。清晨，专列便驶抵北平清华园车站，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已在车站迎候。
毛泽东坐进美国三十年代生产的一辆道奇牌小轿车，直奔北平西郊。从此，毛泽东和江青便下榻于那里香山的双清别墅。
就在毛泽东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五时，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上万人拥集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在那里检阅了部队。一些外国记者听说毛泽东出现在北平西苑机场，纷纷报道毛泽东“飞抵”北平。其实，毛泽东是坐火车前来北平的。
《人民日报》出版号外《毛主席飞抵北平》。北平震动了。中国震动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鲜明的标志。
江青也为此而兴奋。这意味着，她已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进入北平之后，毛泽东加倍的繁忙。他要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他要会见各界人士，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要着手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就在这时，就在进入北平一个来月，江青走了，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北平。……
江青上哪儿去了呢？
她带着女儿李讷以及警卫员、护士和一位俄国大夫，坐火车到沈阳，再从沈阳转往大连。在大连机场，一架苏联派来的专机正在等候她。
她要去苏联。她说她身体不好，要去苏联检查。另外，要带李讷到苏联做切除扁桃腺手术。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北平有那么多的大医院，那么多的大夫，她看不上眼。她要去苏联看病，借此去国外开开眼界，休养一番。她从未出过国，而那时出国，诱惑力最大的是“老大哥”苏联那里。
她终于得以成行。她第一次坐上专机，尝到了“第一夫人”的尊荣滋味。
到达莫斯科，她被安排住在斯大林在市郊的别墅。离开穷山沟，一筋斗翻进青云里，江青得意极了。
据朱仲丽回忆，江青无大病。苏联医生的检查结果是除了官能性神经过敏之外，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用不着住院治疗。于是，她就在苏联疗养院疗养。
李讷做了切除扁桃腺手术，很快就出院，随江青一起疗养。苏联很尊重她，因为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安排她到南方海滨，住进疗养院高级房间。对于她来说，从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到一九四九年春进入北平，在山沟沟里生活了十二个年头。如今，三十五岁的她，可以尽情享受一番，苦尽甘来了。
在苏联疗养期间，江青最为高兴的事，是见到了斯大林。
那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访问苏联。
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
在宴会上，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她那么年轻，以为她会怯场。她，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辞，脸上浮现笑容，说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饮而尽。
贺子珍顾全大局
江青在苏联的待遇，跟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可谓天渊之别。
一九四六年，王稼祥来到苏联治病。他的夫人朱仲丽是医生，陪同他一起去莫斯科。
王稼祥的腹部被国民党飞机炸伤，他是躺在担架上进行艰难的长征。
王稼祥到苏联后，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竟被关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疯人院里！娇娇，也在苏联。
王稼祥跟贺子珍是老战友，听到这消息异常震惊。他随即向苏方交涉，要求会见贺子珍。最初，他得到苏方的答复是：“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于是，王稼祥设法让妻子朱仲丽以医生身份去探望贺子珍，也被苏方拒绝。
经王稼祥再三交涉，苏方才不得不同意把贺子珍和女儿娇娇送来莫斯科。
相见之时，贺子珍热泪纵横，哭诉她的痛苦经历：原来，失去爱子，加上又得知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双重的打击，使她陷入极度苦闷之中。她又身处异国他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于是形成了忧郁症状。苏方却把她当成“精神分裂症”，把她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受此酷虐的另一原因则是由于女儿娇娇。她当时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工作。娇娇来苏联后，生了一场大病，她不能不全力照料娇娇。娇娇还未康复，国际儿童院院长就要她上班。她和院长发生争吵。苏方院长斥骂道，“我把你关到疯人院去！”
疯人院里的生活如同监狱。贺子珍在伊万诺夫市疯人院苦度岁月。她想念女儿娇娇，可是，她却见不着娇娇。无尽的思念和内心的痛苦，日夜折磨着这位当年叱咤井冈山的女红军。
王稼祥的再三交涉，才使贺子珍跳出了苦海，结束了疯人院两年多的囚禁。临去莫斯科之前，娇娇回到了她的身边。
见到被剃成光头（疯人院里的病人一概如此）、憔悴、目光忧郁的贺子珍，王稼祥的心震颤着。她连讲话都结结巴巴，因为在疯人院里多日没有讲话，何况已多年没有人跟她讲中国话。
王稼祥问：“你今后怎么办？”
贺子珍这一句话倒讲得很干脆：“回国！”
王稼祥深深知道，如果她再滞留在苏联，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然而，她又有着她特殊的身份，回国该怎么办？
王稼祥发电报给毛泽东，讲述了贺子珍的情况和要求。
毛泽东迅即回电：“同意回国。”
就这样，一九四七年秋，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来到了哈尔滨。
她回国后不久，苏方把毛岸青也送回来，跟她生活在一起。
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娇娇也给毛泽东用俄文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给娇娇写了回信。怕信太慢，他又加发了一份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毛泽东派人前往东北，把娇娇接到了西柏坡。
娇娇的到来，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娇娇给贺子珍去信时，总是谈及毛泽东的近况，转达毛泽东的问候。
一九四九年，当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石家庄时，在那里见到贺子珍胞妹贺信。毛泽东曾对贺。冶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①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毛泽东没有说清楚“按中国的老传统办”是怎么个“办”法。不过，他表示“让贺子珍到这里来”。
贺怕去东北接贺子珍，打算让贺子珍和毛泽东重逢。她们坐火车来到山海关车站时，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所阻挠，告戒贺子珍不能去见毛泽东。贺子珍明白，有人从中作梗。
贺子珍在天津暂住。
一九四九年盛暑，江青正在苏联疗养，毛泽东曾指派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往天津，看望贺子珍。
阎长林是这样回忆的：
八月初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进办公室一看，娇娇正在沙发上坐着，毛主席先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
我们到天津，来到了市委招待所里。在这里，娇娇看到了她的妈妈。贺子珍同志一见了娇娇，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忙拉娇娇的手，把娇娇搂在怀里。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
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谈。贺子珍同志问了毛主席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我也讲了毛主席在战争中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看来，贺子珍同志也非常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贺子珍同志还对我说：“我带着娇娇到苏联去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事后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说到这里，她再也讲不下去了。①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阎长林带着娇娇回到北平，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阎长林也谈及了贺子珍对往事的一段回忆之言。
毛泽东听罢，说道：“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这样，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通过娇娇的来往，互通信息，并致问候。但是，“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她已不可能再和毛泽东恢复过去的夫妻关系。
这样，贺子珍后来由天津前往杭州。
一九五○年，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曾联名给毛泽东去信，提及工作安排问题。
毛泽东意识到这封信的用意，在复函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这“顾全大局”四字，表明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期求。
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从此，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在杭州，在南昌，在上海。她出于对毛泽东的挚爱和真诚，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由于贺子珍顾全大局，江青的夫人地位完全巩固了。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一九四九年秋，当江青从苏联回到北平时，毛泽东已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
中南海位于北平的故宫西侧。那里有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中南海指中海和南海。
所谓“海”，亦即湖。中海、南海都是人工开凿的。中海开凿于金元，南海开凿于明初。
有了“海”，沿“海”建殿阁楼台，湖光激影，风景秀丽，成了皇家禁苑。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曾仔细巡视了中南海，建议选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未来的政务院的所在地。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选择。于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丰泽园。丰泽园在南海之畔，建于康熙年间，原是康熙及其后的皇帝讲礼的地方。
江青带着李讷到了北平，小轿车接她直奔中南海。她平生头一回进入风光秀丽、曲径通幽、古色古香、绿树掩映的当年皇家禁苑，如入画中。进入丰泽园，跨过三座汉白玉石栏杆桥，一座坐北朝南的朱红小院便出现在眼前。那里叫“颐年堂”，如今成了毛泽东召开核心会议的地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常在那里跟毛泽东碰头。
从会议室往东，穿过一条小走廊，那便是当年皇家的“菊香书屋”。
北平刚解放时，第一个住进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林伯渠住的是北屋。不久，东屋和南屋分别安排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临时休息之处——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住在北平香山，每天进城办公，在此休息。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迁入中南海，整个菊香书屋都安排作毛泽东住所。从此，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定居，直至一九六六年八月。
毛泽东住在北房东头的两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卧室。
江青被安排住在北房西头的两间屋里住。她和毛泽东的住房之间隔着一间门厅。
东房五间，中间的一间也是门厅，成为毛泽东一家的餐厅。东房靠北两间是办公室，靠南两间是会客室。
西房五间，中间一间是过道。南头两间是值班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北头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
南房五间，中间一间是穿堂。其余四间是毛泽东子女住房。
菊香书屋四面二十间屋子，构成四方形的封闭小院。中间的院于里铺着草坪，种着树，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从院中央穿过，交叉成“十”字。把院子变成“十”字。
菊香书屋是老房子，红漆斑驳。毛泽东叮嘱行政部门，不必重新油漆，只是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只是院内原本没有厕所，没有暖气设备，行政部门在那里建造了卫生间，安装了取暖锅炉。
虽说菊香书屋无法跟斯大林的别墅相比，但是比延安的窑洞毕竟好多了。江青住进菊香书屋，在北房跟毛泽东相对而居，这意味着她完全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不必担心由于贺子珍的回国而造成对她的夫人地位的威胁。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北平恢复原名北京。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此后不久，江青受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公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具有崇高的声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当她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一起去欢迎她。十月一日，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十一月，宋庆龄因事要从北京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显然，江青是很恰当的人选，因为对方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前去送行。江青兴高采烈，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执行此次公务她“代表毛泽东”，亦即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社会场合露面。，
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副职，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挂一个虚衔，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党内的正式职务。按她的级别，是够不上配备专车的。仗着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她有了轿车，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她也跃跃欲试，企图染指政治。她的最初的尝试，那便是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完成的影片，编剧姚克，导演朱石麟，由舒适饰光绪皇帝，周璇饰珍妃，唐若青饰西太后，洪波饰李莲英。影片完成之后，便在香港上映。一九五○年三月至五月，《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映。江青虽然息影多年，仍关注着电影界的动向，曾调看了许多影片，内中包括这部《清宫秘史》。
江青看了《清宫秘史》，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
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于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发话了：“《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对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之言，不以为然。
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还发表了与江青相左的意见。胡乔木此人，自一九四一年起便担任毛择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跟毛泽东接触颇多。江青可以用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去吓唬红墙外面的人，却无法镇住陆定一、周扬、胡乔木这样资深的人物：当年转战陕北时陆定一“郑位”（政委），与毛泽东朝夕共事，而周扬则早在三十年代便已是上海文化界的中共领导人。
这时，江青深有“人微言轻”的感触。
不过，她对电影依然关注。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文化部在颁布《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四个暂行办法，加强电影管理，同时又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加强电影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等，江青也被列为委员。另外，这天还成立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
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奖，封为“义学正”。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精神。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在重庆遇见电影编导孙瑜，送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给他，建议他拍《武训传》。
事隔数年。一九四七年，当孙瑜从美国回国，正值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着手筹拍反共“勘乱”片。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知道孙瑜对武训有兴趣，建议他把剧本《武训传》写出来，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以抵制拍摄“勘乱片”。这样，孙瑜写出了《武训传》，于一九四八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赵丹饰武训。
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战火酣烈，南京岌岌可危。中国电影制片厂经费困难，停拍《武训传》。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购置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经过一番曲折，直至一九五○年十二月才终于完成，于一九五一年初上映。
这样一部历时三年，从国民党时代开拍、到共产党时代完成的影片，作者为了使影片切合新形势，一头一尾，加上一位女教师的旁白：
“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义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编导尽量把这样一部构思、创作于旧时代的作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之后，最初的三个月，《武训传》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一九五一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仿佛众人皆醉她独醒，她看出了《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
她又一次向毛泽东吹风。
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的意见，使江青万分欣喜。她有了“尚方宝剑”，便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跟上一回一样，江青只是说出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说明这是谁的话。
周扬仍不以为然，以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顶了她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一九五一年的形势，已经与一九五○年不同。一九五一年，文艺界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忙乱中走过来，开始抓批判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不拿枪的敌人》。
二月十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四月，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开展批判。
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文艺报》发表贾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
五月十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报》在五月十五日、十六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
四天之后——五月二十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事隔二十六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