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
第一章　秘密抄家
　夜半鬼敲门
子夜，万籁俱寂。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谁呀？”保姆披衣起床，问道。
“开门！”命令式的男声。
“你是谁？”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约摸十几个人。一律便衣，男青年居多。进屋之后，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午夜。
地点：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寓中。
郑君里和夫人黄晨①都被惊醒。一人看管一个，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①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本书作者采访了黄晨。
　
没有任何证明，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他们拉上窗帘之后，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端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年轻人们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斗。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语言不多，动作熟练；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
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
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括一空。
直到清晨六点，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增跷，去得突兀，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
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歼七”追抄一封信
一位军人领着我。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儿是空军招待所——巨鹿路八六九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写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另一幢小楼说道，当年“十·八”抄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通宵坐镇指挥的，便是江腾蛟。
江腾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一九八一年进行公审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九二○年，江腾蛟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这个县出生了二百二十三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改名红安县。江腾蚊本是这二百二十三名之一，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谕，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江腾蛟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得意地斟满一杯酒，对“三国四方”——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沪的林立果狂笑道：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
江腾蛟成为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江腾蛟的形象，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而戴上那副黑框眼镜则像文人。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家住离巨鹿路不远的高
很快地，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显然有来头。
然而，李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刊载《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
李文静急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也愕然，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李文静后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晚赵丹、郑君里等人家被抄，我们认为事关重大，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未回信，仅叫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引自李文静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交代材料。）
李文静答复电影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
“夜半鬼敲门”，这“鬼”来自何方？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同蒙在鼓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受尽凌辱的郑君里，死于危难之世。
一年之后，一九七○年六月十八日，顾而已也饮恨而逝。
他俩至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那个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法网。
“十·八”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这才终于大白于天下……邮路。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他已是个“老上海”了。
一九六四年，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此后不久，林彪之妻叶群来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四清”蹲点，亲手树起那个闻名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江腾蛟侍奉叶群左右，忠心耿耿，被叶群看中了。以至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林彪唯恐子女在北京不安全，秘密地派人把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蚊，如此推心置腹，江腾蛟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的江腾蚊，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十六号楼。车上坐着吴法宪和江腾蛟。他们刚刚进楼，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使江蛟故不由得挺直胸膛，大声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叶群马上压低了声音，悄然在江腾蛟耳边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
原来，就这么一桩小事，江腾蛟不由得感到轻松起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光是抄郑君里一家，目标太暴露了。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
叶群不由得抚掌而笑，她也早已虑及这一点，只是故意不说出来。果真，精明的江腾蛟，也想到了这一步棋，跟叶群不谋而合。
于是，增加了四家，以便遮人耳目——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江青曾说起，这些人也知道她在三十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斩”。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发明了“陪抄”。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抄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其余“陪抄”的四家，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蚊不敢怠慢，唯唯领命。
翌日，江腾蚊就神秘地飞回上海……
后来，一九八○年十二月九日上午，江腾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如下供认：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吴法宪打电话叫我来北京，还说叫我保密。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吴法宪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叶群，……叶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这封信在哪个人手上不清楚，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叶群说要绝对保密。……”
　教导队冒充红卫兵
朝沙发下看看，拉开茶几瞧瞧，江腾蚊在仔细检查着巨鹿路那幢小洋房，生怕暗藏着窃听器。
江腾蚊的干将——上海空军部队文化处长张彪，奉命来到。紧接着，组织处长袭著显、秘书处长刘世英、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赶来报到。
六个脑袋，几乎凑在一起。江腾蚊轻声细语，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但是，江腾蛟只说“首长指示”，并未讲明“首长”是谁，也不点明真正要追抄的是什么。江腾蛟又增添了于伶、周信芳两家，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按照江腾蛟的部署，张彪负责侦察七家地形。虽然张彪的脚有点瘸，行动却疾如电，迅如风。只花了半天时间，他就把这七家周围地形、出入路线查个水落石出。然而，神不知，鬼不觉，他的侦察不露形迹。
袭著显奉命组织抄家队伍。江腾蚊决定，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袭著显从警卫排里挑了二十多名战士，假装红卫兵。不过，清一色的男青年，未免太“整齐”了。于是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选了二十多人。
就在这时，张彪侦察回来了。他附在江腾蛟耳边，建议减去于伶、周信芳两家，原因是于伶家就在空军招待所对门，挨得太近容易暴露自己，而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上疏》，被当作“南方的吴晗”，不知抄了多少次家，已经没有“油水”了……
江腾蚊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假红卫兵，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其实，那儿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来上海，常住那里。后来，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敢死队——“教导队”，就住在新华一村，在那里进行格斗、捕俘和各种特殊训练……
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夜里，那儿无人问津。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下达“战斗任务”：“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查，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上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江腾蛟作了如下五条规定（据张彪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急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津两人带队。
“一号”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袭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江腾蚊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月九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世英、袭著显飞去。“上面”交待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
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四十四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抄家“战利品”
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见不得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九时许，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黧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九楼六号门前，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
据当事人张彪回忆：
“晚上九点多，江腾蛟把我的房门推开，叫我出来。我出来一看，是叶群、吴法宪、林豆豆，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未看清，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我估计是林立果。送走叶群、吴法宪等以后，江腾蛟回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我进去一看，那麻袋东西没有了。”
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及：那几辆轿车的车牌，全用纸糊上了！
那几个麻袋，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事，当事人、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在一九八○年八月八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谈得十分详细：
回到了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在分类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郑君里等……
“（大约过了三天）叶群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过了将近两个月，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去。过了一会，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我一看原封未动，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也到后院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炉，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记得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三十年代丑史材料。
她渐渐舒心，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当她一想及那封落到郑君里手中的信，并没有抄来，不由得又双眉紧锁……
郑君里手中，究竟有什么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钉。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
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
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
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拨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槁、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从头讲起……
下一页
首页>> 江青传
第二章　真实身世
　拨开云雾探真容
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注）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
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
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
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江青曾记得：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
江青曾叹道：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学戏生涯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
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
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课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李云鹤小学毕业了。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一九二九年念过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破破烂烂……”
她所说的“艺术学校”，其实就是山东省实验剧院。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她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并非长久之计。
“一九二九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来说，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
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作颇有声望。他是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赵太侔此人颇有来历。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
“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
“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①
　
①梁实秋，《雅舍怀旧——忆故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二五年五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
不久，赵太侔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工泊山为教务主任。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
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王泊生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陈崇娥，男同学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
顺便提一笔，一九二九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也遭到江青的迫害。
关于江青考入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王庭树还写下关于江青的印象：
“山东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年，西北军阀韩复渠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那年我只有十六岁，在北京吃尽苦头。我的行装简陋得很，甚至连内衣也没有。
虽然我拿了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依然冷得发抖，因为被内的棉絮早因年深日久而磨薄了。那个时候的北京，漫天风沙，晚上阴阴沉沉。那时我还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义。我只晓得我要养活自己，我爱话剧。”
李云鹤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
“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
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湊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
“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渠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
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也许就在这次回去后，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侔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的人生的转折点……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
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江青曾向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面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接近，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
“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导《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闻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青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据江青自述，十七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就在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十九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大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南国社在上海公演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剧《沙乐美》，演女主角的便是俞珊。此后，她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她，轰动了上海，成了名演员。
江青朝俞珊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她常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珊那里，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最初的爱侣黄敬
俞启威成了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一九四九年初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为了详细了解俞家身世，笔者几经周折，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访问了俞珊的胞妹俞瑾。当时年近古稀的俞瑾，眉目清秀，个子瘦弱，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身老式的蓝卡其衣服，独居于一幢很普通的宿舍楼。步入她的住屋，墙上竟挂着从一九八五年起的一本本挂历——过时了她也不取下。她说从未有人前来采访。看罢我的介绍信，她陷入了回忆。她谈吐缓慢而清晰，思维很有条理。面对我的录音机，她谈起了她的三哥俞启威……
俞家是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鲁迅的同乡。祖父俞明云（一八六○——一九一八），字恪士，号弧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中日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云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亦即校长。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云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就是俞明云。俞明云著有《弧庵诗存》四卷。俞明云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
俞明云之妻也是名门闺秀，乃曾国藩的孙女，曾记泽之女。
俞明云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那房子人称“俞庄”。俞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也都置有房产。
俞明云三兄弟，他是长兄。他的小弟弟的长子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
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年一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明云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算起来，俞大维是俞启威的堂叔，一个成了国民党政府大官，一个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
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任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据俞瑾回忆，俞大纯在日本学化学，回国后在南京家中制造炸药，不慎爆炸，幸未受伤。在当时，私制炸药要判杀身之罪，俞大纯赶紧躲往德国，直至几年之后才悄然回来。
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长兄俞启孝出生于北京，后来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
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
老三便是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在兄弟姐妹之中，唯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
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大姐俞珊其实是“老大”，出生于日本，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导，受到社会的尊重，很多朋友在她父亲面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
小妹便是俞瑾，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如今退休，独自在家看看电视。她说，她看过印着姐姐剧照的画报，也看过姐姐演的戏，觉得姐姐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
俞瑾记得，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
在俞明云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一九三○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据俞瑾回忆，三哥黄敬（由于他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相称）从小就与众不同。他没有“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那时，有一个名叫小亭的佣人专门伺候他，“三少爷”待小亭如同手足。“三少爷”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一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
俞谨记得，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一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五十九号鄂家大院。那是一幢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一二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校长便是徐特立。一九一七年随舅父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结为挚友。一九二二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一九二五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戏剧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一九二七年，扩大为“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他本名谢伟棨，中共地下党员。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一九三○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
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弢（后来改名王林）同住一屋。这位王弢，便是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
虽说王弢已经注意到黄敬思想左倾，不过，并没有马上发展他加入中共，其原因是黄敬的家庭背景颇为复杂，需要对他进行考察。当时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当时化名李春亭），向王强说过了这样的意见。这样，当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尚不是中共党员。
　十九岁的江青加入了中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