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黄敬，都投入了学生运动。
江青曾这样自述：
“青岛学生请愿，我被大势所激发，对赵太侔老师说：‘我要参加请愿。’他立即反问：‘你也要去捣乱？’我一时答不上来，转身离去，知道他一定因此非常不高兴。……我终于明白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便决定参加青岛的左翼演员同盟。”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在此之前，据云江青有过一次婚姻。徐铸成曾这样写及：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那时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有一个山东实验京剧团到北平（那时北京刚改称北平）演出，记得我曾去看过《打金砖》，演的是汉光武的故事。这出戏唱词很多，特别在最后凌烟阁自责一场。主角就是该团的团工王泊生，其他的演员姓名，都没有刊登海报，是否有女角李云鹤登台，我就无从查考了。”
“但李云鹤当时确是该团刚培养出来的小旦，而且当他们回到济南后，不久就由媒的之言，和一个后生结婚了。……大概是因为嫌弃新结婚的小丈夫太‘土头土脑’吧，也许那时自认为是‘江上有青峰’，怕长期隐没在白云之中？总之，这个小女人是逃出了家庭，偷偷到了青岛，投奔赵老师求助。自然，她的学历是不够上大学的，无可奈何，赵太侔给她在该校图书馆安排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位置。没多久，她竟和正在山大（引者注：山大，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改名山东大学）读书的赵教授的内侄黄敬，由卿卿我我而正式宣布同居。”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一九八八年六期。
江青的那位“小丈夫”究竟是谁？徐铸成没有说及。美国罗斯·特里尔所著《江青正传》一书，根据江青当年的老同学、后来在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写及了这一段往事：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有个姓费②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也很像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修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②此处误译为费，应为裴，即裴明伦。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桔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一九三○年底，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十时）才起，‘像个指使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①
①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就这样，江青的第一次婚姻告吹，从济南前往青岛。她后来的历史表明，她的每一次婚姻的破裂，总要离开原先居住的城市，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番新的生活。
江青跟黄敬的相爱，倒是真心实意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这么回忆：
“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侔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同时我和她的爱人俞启威则共一宿舍，所以对他们两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江青和黄敬志同道合。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江青也参加了。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黄敬、江青外，还有王弢、崔鬼、王东升、张福华，王弢为社长。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文艺新闻》，称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预报暴风雨的海鸥”。海鸥剧社和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人赵铭彝取得了联系。
江青和黄敬结合，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新潮人物，不拘泥于这些礼仪；另一方面也由于俞家是名门望族，择媳择婿总希望门当户对，江青出身低微，这样的婚事难以得到俞家父母的认可。
江青曾这样谈及自己当时生活的困境：“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很高，除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
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弢成了密探追捕的对象。
“到上海去躲一躲，我的家在上海。”黄敬对王弢这般说道。
于是，黄敬秘密地陪伴王弢前往上海。安顿好王弢的生活之后，悄然返回青岛。
黄敬接替了王弢的空缺，担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他是赵太侔的内侄，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党员。
不久，黄敬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年七月，一桩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是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密探逮捕……
上一页 ||下一页
首页>> 江青传
第三章 初闯上海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所幸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前来接她。
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十七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十九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
一九二五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灌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田汉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罢了。
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一天，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径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径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
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
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径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日沉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拈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
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径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
“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径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俞启威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径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一九二三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
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几个月后——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
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
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
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于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径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罩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
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采访。据合，他本名宋秉全，当时用名家分农。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同志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伪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
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
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于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脚下。如今，那儿成了牛头山水库。
从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费，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这个山青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子里的亲友都友好地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然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这里简直是个“保险箱”。四面环山，只有村前一条路。有谁来了，远远的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朝山后的小路上一逃，躲进大山之中，纵有几千人马也难以寻觅。
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徐明清便回到家乡，躲过灾难。
江青初来时，天天发低烧，双颊红润。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亲，他是北平军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徐明清请他为江青看病。他断定江青得了肺痨（即肺结核）。经他诊治，江青低烧渐退，肺痨渐愈。
徐明清的父亲也为江青诊治，徐明清的父亲是老郎中，用中草药为江青治病。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
小俞不时写信来。从信中得知，黄敬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那个远离十里洋场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简直过着疗养生活。空余时，打打毛线衣，如此而已。她的脸色由黄转红，人也变胖
在南坳村住了两个多月，江青想离开临海，上北平找黄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徐明清因母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况且春节即将来临（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日），希望在家里再住些日子。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小俞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给了她路费，并一直送她到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走后一个多月——一九三五年三月，徐明清见母亲恢复健康，离开了临海，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东，在那里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这时，“剧联”的成员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里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了他。
上一页 ||下一页
首页>> 江青传
第四章 明星生涯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
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
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时的心态：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当时，她曾说：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
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当然，当然。”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说：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我笑答：“当然，当然。”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诸城。”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
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
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
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干人，难以出“大名”。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宇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
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
“‘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自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湄。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二十一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
现照录原文如下：
蓝苹访问
《民报》记者李成
八月四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一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
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大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
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留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